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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伤了谁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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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深海区

想用芯片中伤中国的美国,让自家人伤了“芯”。

出口受限,美国的芯片公司们坐不住了!

8月的最后一天,在收到美国商务部要求禁止高端AI芯片对华出口的新出口授权规定后,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AMD的股价纷纷下跌。

想用芯片中伤中国的美国,让自家人伤了“芯”。

芯片设计软件也断供?

由于市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急剧下滑,英伟达这一年来正面临销量下滑的艰难局面。8月初,英伟达刚刚公布了这一季度收入远低于5月份预测的坏消息。公司一度表示将削减出货量,优先去库存。

而现在,英伟达又有了一个“芯”麻烦。

GPU计算芯片A100和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H100,是英伟达被用于加速人工智能任务的两款高端旗舰产品。

可来自美国商务部的一纸文书,提高了英伟达对华出售这两款芯片的门槛。

根据英伟达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告,美方对英伟达向中国和俄罗斯销售的这两款芯片实施了新的许可要求。英伟达称,美方新的许可证要求是为了阻止涉及到的芯片产品最终为中俄军方获得或被用于军事用途。目前,英伟达并未向俄罗斯销售这两款芯片,但中国是其大客户。受新规影响,英伟达可能会在第三季度损失高达4亿美元的销售额。

需要关注的是,美方的新规针对的不只是芯片本身,还有包含A100或H100芯片、提供AI开发能力的DGX系统。正如美国媒体所说的,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商务部实施的新规则,可能会阻止制造下一代芯片所必需的芯片设计软件的出口。

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对英伟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8月31日的股价足以说明问题。丹田收盘时,英伟达的股价下跌2.42%,盘后交易中的跌幅达6.56%。而其他的美国芯片制造商股价也不同程度下跌。例如,高端芯片MI250受新规影响的AMD公司股价盘中下跌2.38%,在盘后交易中跌幅为3.79%。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英伟达表示正在与中国客户合作、提供替代产品。而如果替代产品无法满足需求,公司将考虑申请许可。

美国真的想清楚了?

但英伟达和AMD大概率是申请不到许可的。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几年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正是以所谓的“避免民用变军用”为由,收紧对华提供某些美国技术的限制。虽然涉及到的企业可以申请向特定客户销售受限产品的许可证,“但大多数申请都遭到拒绝”。

不顾本国企业利益、强推新规,路透社表示,这说明美国对中国技术能力的打压大幅升级。

但如此打压的理由和实际效果备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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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英伟达的股价走势。网站截图

“这些技术的绝大多数将应用于民用商业用途,例如智能手机、物联网设备。”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的保罗·特里奥洛拥有国际关系和电气工程学位,曾在美国政府内任高级职务长达25年。他表示,认为所谓“军事用途”是夸大其词了。在他看来,美国商务部此举是“将有明确定义的国家安全理由狭隘化”。

习惯用“ECAD”(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这个过时的术语,而不是与时俱进使用术语“EDA”(电子设计自动化),产业研究机构TechInsights的分析师丹·哈奇森则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在措辞上的一些细节,“这足以说明他们对技术的了解程度。”哈奇森表示,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事实上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发展,相反倒是让中国加大投入。同5年前相比,中国的技术不仅更好了,而且产品更平价更具竞争力。

《外交学人》指出,虽然美国打造的芯片联盟可以加强特定领域的供应链供给,但这个行业的供应链不只是由晶圆厂、组装厂和设计中心组成,“即使是供应链中最小的一环也有可能影响行业的整体运作”。单靠美国拉拢的小团体,就想实现自给自足、自产自销是不可能的。

到头来,伤“芯”的还将是美国自己。“中国占全球笔记本电脑总需求的79%,占全球手机总需求的80%以上。去年,中国进口了价值3500亿美元的半导体芯片,美国和韩国是其主要供应商。”《外交学人》杂志清楚地写道,将电子产品主要消费国中国排除在出口市场之外,只会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的财务和利润。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旧文章ID:28245

戈尔巴乔夫对于中国算恩人还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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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牙  来源:龙牙的一座山

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当地时间30日夜间发布消息称,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天晚上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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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戈尔巴乔夫这个人个人品行怎么样,历史功过怎么样,中国人都不应该指责他,因为他手里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再是敌对关系。他甚至觉得这么做不够,干脆自我了断带来了中国北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长达30多年,还要怎样?在历史可见的未来里,“北方边患”这个困扰中国上千年的老大难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放手一搏发展经济,去经营东南沿海,去经营海洋。

也就是说他不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终止了敌对,甚至自饮毒酒三杯闹了个半身不遂看不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彻底扭转了俄罗斯民族扩张的历史进程,从700年前莫斯科公国开始扩张,到300年前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进入快速扩张期,到100年前参与瓜分中国,到50年前“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终结在他的手里。

你还想怎样?

我一直相信“进攻顶点”学说,不管是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在进攻或者扩张过程中是有一个“进攻顶点”的,你的后勤、资源、兵力、文化、经济乃至于内在禀赋都只能支持你到达这个顶点,越过顶点后就是不可避免的收缩。

而他,戈尔巴乔夫,是站在整个俄罗斯民族进攻顶点上的人。

作为他的敌人,长达700年的对手,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幕无疑是幸运的,内心是高兴的,亲眼目睹战略转折点的到来当然值得高兴。

联合国秘书长说“他曾改变历史进程”,这句话对于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对于美国和西方他是结束冷战的人,对于东欧国家他是一个恶霸的消失,对于苏联他是灾难,对于俄罗斯他是注定历史的罪人。

但是对于中国,他是终结了俄罗斯扩张的人。

后来我去部队里实习的时候,去过北方一些部队,其中就有中蒙边境直面苏联可能的进攻的部队。在这些部队里我见识到了当年为了防备苏联留下来的依存,站在今天的角度很难去理解这种夸张绝望的做法,是什么东西逼迫当年的中国人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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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北方边境为了迟滞苏联进攻修的人造山,实际上是一种防御工事,目的是为了在苏联进攻锋面扫过之后,在其后方留下啃不动的要塞,以威胁其后勤补给、后方迂回机动,起到迟滞进攻的作用,以前文章详细讲过,放在今天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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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89式自行反坦克炮,拥有120毫米口径主炮的同时,装甲薄得跟鸡蛋皮似的,纯粹是用来拼命的武器。在战前依靠工事和伪装等着敌人送上门来然后开炮,能打几发就打几发,在高速倒车脱离的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多打几个敌人,最终以身殉国。

这些,都是对付苏联那庞大的钢铁洪流的、无可奈何的“应急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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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那段历史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视角,站在当时你敢说你不怕?事实上远比人造山和89炮更夸张的手段多得是,“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极限换家,哪一个不是被逼到墙角做出来的拼命姿态?现在历史过去了你沾沾自喜的说“两头怕”了,把你放在当时你尿裤子比谁都快。

就像是50年后的人评价现在一样,美国算什么?在中国的拦路虎里面都排不进前十,不知道2022年的人在怕什么。

你在怕什么?念叨“芯片”、“发动机”的人最清楚。

当时中国对于苏联的观感就是这样,庞大、凶狠、骨子里具有不可磨灭的侵略扩张本能,不得不防。防就有代价,就得投入人力物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等一切,你老是防着他,你就过不好日子。

早在197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能做出“世界主流是和平“的论断是极其了不起的前瞻性判断,往后的现实证明了这一判断,当时戈尔巴乔夫甚至都还没上任。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发现了苏联即将到达其“进攻顶点”,一个长达700年的历史进程到了终结的时刻,这个战略眼光不是一般人能够具有的,也是我开始信服“进攻顶点”理论的开始。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大胆的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在亚欧大陆上,此消彼长之下,困扰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北方边患成为历史。

时至今日,亚欧大陆上唯一的一支“钢铁洪流”,上面印着“八一”军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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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说怎么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呢?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评价当然就不同。

是他,彻底击垮了苏联,解决了中国千年不断的北方威胁,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数十年;

是他,以莫名其妙缴械投降的方式终结了冷战,让敌人大喜过望,纷纷表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是他,为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示范,提供了反面教材,彻底警醒了群众,提醒了大众,宣示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下场。

是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虚伪,揭露了投降之前许诺的欺骗性,证明了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敌人是没有仁慈的,必要置你于死地才会罢休,是不会有宽恕的。

是他,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一个现世报,一个你完全无法忽视的生动证据,同时证明了:

1、穷兵黩武的下场;

2、脱离群众的下场;

3、官僚主义的下场;

4、投降主义的下场;

5、把希望寄托于敌人的仁慈的下场。

站在无产阶级的角度他毫无疑问是千古罪人,这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不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他就是恩人?

并不是。

无论有没有他戈尔巴乔夫,俄罗斯700年扩张都必然在这一刻终结,他戈尔巴乔夫只是让这种终结显得滑稽而无耻而已。本来可以倒下得轰轰烈烈、可歌可泣,作为对手都会肃然起敬的,结果确实莫名其妙的轰然倒塌,是厚着脸皮要自己的退休金和退休待遇,是恬不知耻的跑去拍广告、“真人出演”电影,是连我这个中国人都觉得于心不忍的无厘头。

作为中国人,站在民族和阶级的立场都丝毫不会怜悯他、惋惜他、感谢他,他是个什么人呢?

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他是恰好站在俄罗斯700年扩张史“进攻顶点”上的人;

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他是阶级的叛徒,是无耻的工贼,是恬不知耻的投降派。

说到底,一个小丑而已。

苏联解体的那一天,我老家下了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雪,四川盆地里面很少见的那种大雪,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所有的小山包现在看起来像个白色的蘑菇,沿着视线一直往前延伸,一个挨一个的错落有致,直到远处的峨眉山脚下。峨眉山今天在视野里特别的清晰,甚至山上的石头都看得清楚,披着洁白的盛装好像是在宣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31

旧文章ID:28244

改善中美关系可从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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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环球之行深度访问: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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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的环球“二轨外交”访问与调研系列活动从6月22号到7月21号跨越美、欧、亚三大洲,在30天进行了7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开启疫情后智库人文往来,被国际社会称为“旋风之旅”和“破冰之旅”。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和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近期就“二轨外交”访问情况接受了观察者网记者的采访。

智库破冰重启后疫情时代中外人文交流

观察者网:能否请您们先简要介绍一些这次CCG海外出访的情况?

王辉耀、苗绿:自疫情爆发近三年间,国际上、中外间人文交流十分匮乏。继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又受疫情冲击而交流骤减、互信缺失,达到了建交四十年中的最低点。加之俄乌冲突、印太战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氛围负面质疑一片,还进行各方面的脱钩和围追堵截。这些都让我们深刻感觉到人文、智库交流和人员往来、旅游留学之迫切,一切都需要尽快恢复和重启。尽管线上交流不断,但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我们作为中国首个出访的社会智库,在国际面对面交流几乎陷入停滞、国际上对华误解和敌意颇深的状态下开启了国际访问之行。

这次CCG的二轨外交海外出访活动为期一个月,访问了新加坡、美国纽约、华盛顿、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比利时布鲁塞尔、韩国首尔等地的国际组织、民间团体、智库、商界和使馆等,高密度高规格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访问各国期间,我们拜会了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军辉、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中国驻韩国使馆首席馆员方坤公使等驻外资深外交官员。还有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与上百位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交流,全程举办和参与了大约70场交流会谈活动。国外各方对我们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很多外国友人期待在解封后能到访中国,正是各方的期待起到了一个增信释疑的作用。

美方对华共识普遍趋于负面

观察者网:疫情以来中国智库首次同美方当面交流,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交流的情况,和美方智库都谈了哪些话题?美方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现状的?

王辉耀、苗绿:我们在美国十天左右,访问了十几个智库,还有一些机构、商会、委员会、协会、美国国务院等,见了中国驻美秦刚大使。总体感觉氛围比三年前下降了不少。中美贸易战叠加疫情和俄乌冲突,将近三年来人文交流减少了很多,我们感受到美方对华共识普遍趋于负面。美国国内对于很多社会话题的讨论意见也是分裂的,或者说持有不同观点,但唯独在反对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双方误解猜疑、信任赤字的加大,让污名化的论调有了很大的市场。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对19个发达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许多国家对中国印象日益恶化,其中美国、德国和韩国人对中国批评最多,近70%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个大环境之严峻,加上疫情阻断交流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老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知华派友华派,不来中国就没有新的素材,致使他们不太了解中国,逐渐失去发言权。人文交流处于停滞状态,公开交流就更少。美方通过结盟政策制造小圈子不断打压中国,关系如自由落体般下落,很多智库关心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底”在哪里。前段时间中美双方有五次部长以上高层对话,包括在巴厘岛的G20外长会议上,王毅外长也和美国务卿布林肯还当面进行了沟通,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还通了电话,大家都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趋缓下来、稳定在某个层面,不再发生太大的挑战与冲突。

现在人文交往处于断流状态,所以此次出访实际上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美方看到我们能面对面来交流都很高兴。他们也特别想来中国,想知道中国的防疫政策何时会进一步放松,隔离政策何时能够缩短。企业界则更担心俄乌冲突、特别是中美如果发生台海冲突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大家都在考虑备选方案。总的来讲,氛围越来越坏,这个局面需要尽快突破。

观察者网:美国智库关注了哪些问题?在您看来中美双方在智库层面存在什么信息差?

王辉耀、苗绿:美国智库想找到问题的摩擦点。比如他们觉得香港由于换届加之国安法的出台,未来摩擦会减少、局势趋于稳定;关于南海问题,局面已经形成, 中国和东盟国家则内部能够通过利益机制解决;争议和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海问题,分权制衡的美国内部对其看法不尽相同,对佩洛西计划要访问台湾表示了担忧。

美方普遍欢迎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看好人文交流,相较之下他们担心价值观和文明层面的冲突,也关心公平竞争、人权等话题。比如对国有企业补贴而引发的公平竞争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太强大,近年来上榜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超越了美国,这让跨国公司感觉无法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竞争。

美方也分析了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对拜登造成影响,民主党可能在国会会失去大多数地位,拜登有可能成为跛脚鸭,佩洛西的访华可能是孤注一掷,还有两年后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加州州长、佛罗里达州州长、彭斯副总统都是潜在的竞选人。

改善中美关系,可以从小事做起

观察者网: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中美高层大概有五次频繁的互动,从CCG和美方智库的角度出发,中美元首会面的前提是什么?

王辉耀、苗绿:据报道中美元首会面已成为共识。过去几次中美高层会面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说明大家都很重视中美关系的走向。王毅和布林肯会面的照片,双方都没戴口罩,面带笑容握手,当时反映出一个积极的信号。

隔离政策能够进一步放开的话,会有更多的美方机构愿意到中国访问。建议我方可以考虑尽快放开,或者建立一种闭环的外交、智库访问机制。尽管现在视频会议很多,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面对面的会晤,让成见和不悦在见面交流、咖啡交流和目光交流中得以缓解,这和网络视频会议的交流截然不同,很多心声和想法可以先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再在高峰会上进行表达,就能达成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现在的状况是没有私下交流的过程了,而到台面上都是互相宣读各自的立场,这就很难达成共识,这是急需突破的。

观察者网:现在有两个外界特别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关税问题,因为拜登政府要调整关税计划,但是调整幅度又很小,您觉得这个问题能否在中美会晤前得到解决?另一个是奥巴马时期有中美高层定期会晤机制,但特朗普在任期间,尤其是贸易战之后,这些机制陷入了停滞。如今拜登上台一年多了,您觉得这些机制会不会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得以恢复呢?

王辉耀、苗绿:关税问题的情况如你所言,不过因为中期选举马上到来,美国国内的政策要考虑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大概率不可能全部取消,但会取消一部分。

至于中美高层会晤机制,美国每届总统都有一套新做法,要恢复到原先机制比较困难,但完全可以创造新的机制。在科技、教育、人文、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中美都可以加强沟通,虽然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没有了,但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是可以再创新的。两国可以从小的方面做起,设置底线以防止误判引起擦枪走火。美方智库期待中美双方都应展现积极姿态,他们有时觉得这些总是美方先做,但其实双方应该一起做,甚至中国可以先做一些积极姿态,当然这是我们只作转述美方智库的想法。

他们希望中美之间能有一个明确的工作方向,大家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逐步推进互信、提升理解,而不是光谈原则。我们认为我方还可以做进一步工作,比如邀请联合国高官、欧美驻华大使去香港新疆看看,或许会对当前的关系有一些突破。

中国可扩大自己的国际朋友圈

观察者网:美方一方面强调两国的“护栏”问题,一方面又加强北约,把触角伸到亚太,还在印太经济框架搞小圈子。美方把中方当做最严峻竞争对手,搭建了很多机制和同盟,将数字、经济方面意识形态化,美国智库如何看待排他性的美方小圈子和同盟外交?

王辉耀、苗绿:他们确实在搞小圈子,美国智库认为,特朗普时期是对中国无限的打压、不停的制裁,而现在美国认为中国有权力发展和崛起,但不能重塑国际价值体系,不能对美国现有的民主有影响,所以美国要结盟巩固民主。美国对中国模式的发展产生了恐惧,就会扩大他的圈子来针对中国。所以美国现在有三个策略,第一是投资国内。对此只要美国不甩锅,我们可以没什么意见。第二是美国开始寻求结盟。这比原来要求中国需要变成和他们体制一样,算进了一步,但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第三是竞争。中国不怕跟美国公平竞争、但需要是一种公平的奥林匹克式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扩大我们参与或希望参与机制的影响力,如RCEP、CPTPP、DEPA、一带一路、亚投行、中欧投资协定、中非合作论坛等等。我们对我们经济体制有信心,我们可以正面应对,以经济结盟对冲地缘政治结盟。我们也提出,前有中美“两国集团说法(G2)”,其实中美欧间也可以建设“G3“的对话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联合一带一路和亚洲各国一起发展数字经济。不怕美方搞小圈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圈做大做强,扩大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国会在推动法案,提出不仅要警惕中方对华盛顿政治圈的渗透,还开始警惕中方对于地方层级交流的影响,那么智库能够做什么来规避美方对我们施加影响和渗透的印象?

王辉耀、苗绿:我们认为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的一部分想法,像 CIA、FBI这些军方机构是比较鹰派的,但美国也有很多民间机构、智库、大学、州政府、市政府,他们绝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友好的。我们和秦刚大使见面,他说现在中美民间社会,比如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姐妹城市,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交流工作的基础。我们深表赞同,我们应该把这方面的民间交流工作做起来。

大量做中国研究的人原先对中国还是持比较友好或是持中立态度,但现在他们用的都是几年前过时的数据和报告,基本没有什么新素材、新体会,这批人有点青黄不接,老一辈退休,中间一批不能来中国,年轻一批留学生也断层了。比如有教东亚研究、汉语的美国教授跟我们很着急地说,“我们的学生要去上学,大陆隔离和入境政策不明朗的话只好就去台湾了”,现在中国各地防疫政策不是很清晰,大量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没法做决策,他们都到中国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去对中国大陆是个损失。

这次CCG在美国10天30场活动会见数百人的出访被称为刮起一阵旋风。美方问我们,中国人可以出来交流了,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去中国?所以CCG此行更重要的是对国内机构、智库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和起到的示范推动作用。在美国致力于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团体原来的景象是门庭若市,他们会接待很多前来访问的中国团体,也会组团去访问中国,但现在却萧条冷清,我们去交流时有的办公室灯都是黑的;反观其他一些智库,比如大西洋理事会这样致力于欧美交流、俄乌冲突研究的机构,今年预算增加了30%。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把开放提上日程。

我们去了新加坡、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欧盟总部和韩国,一个月时间,美欧亚环球一圈,这在特殊的环境和国际氛围中具有特殊意义。有媒体说这是“破冰”,我们觉得确实如此,推动人文层面的交流还是很有意义的。

国际上对俄乌冲突的中国立场普遍存在误解

观察者网:美方智库如何看待中方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

王辉耀、苗绿:这是我们在国外被提问最多的问题之一。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过,中国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习主席也表示我们希望和国际社会一道劝谈促和、积极参与协调。但外界很多都把中国和俄罗斯绑定,妄议我们和俄罗斯谋划奥运会一闭幕就开战、中国支持俄罗斯、中国媒体都在传播俄罗斯的假新闻等,包括美国企业界在想备选方案也与此有关。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工作来说明中国并不同外界所说——其实我们跟俄罗斯的立场是有区别的——我们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我们不赞成制裁俄罗斯,全世界88%的人口都不赞成制裁。我们对乌克兰遭受战争表示同情,还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也说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我们在这方面还可以讲得更多,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

就俄乌冲突问题,我们表明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强调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对我们来说也大有裨益,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外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也强调领土和主权完整,所以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实际上也在支持我们自己。但美方完全不是这么理解的,这在实际上让中国背了一部分黑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中美需要给对方一个“台阶”

观察者网:美国最近CPI达到9.1了,又创四十年以来新高,美方智库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滞胀的问题?

王辉耀、苗绿:美国现在内部问题比较大。从种族对立到枪支管控,从堕胎法案到东西部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异。美国智库和企业认为,美国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之下手里的牌已经不多了,本来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屈服妥协,结果中国非但没受到太大影响,去年的对美出口和对外贸易总额仍创历史新高。但美国还是不愿服输,拿国家安全和政治正确来跟中国继续谈判,所以即使现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美方也不会一下把关税全部取消。有些贸易商会的意见可能会比较强烈,但普遍来讲企业也可能慢慢地适应了,上升成本已经由消费者分摊了。由于中期选举的到来和需要照顾选民情绪,美国政府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让步的,即使通胀率再涨两个点,也不会轻易作出动摇美国的选举决策。

西方世界内部也有很多的矛盾、问题和挑战,现在全世界的发展都不太好,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物价确实涨了。由于前段时间疫情的冲击,我们的经济也面临很大挑战。世界银行降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原来的5.1降到4.3。但实际上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还挺好,倒是对中国经济有所担忧,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火车头拉不动、降速甚至停滞不前了,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并不只担忧自己,也在担忧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脱钩论”甚嚣尘上,不少企业已经在产业转移上有所动作,从国内撤出将据点转向东南亚。那么中美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压舱石,来加深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

王辉耀、苗绿:我们和美国商界的核心人士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很多都在考虑备选方案B。由于俄乌危机和对俄制裁,很多企业被迫从俄罗斯撤出,这对他们来说是敲响了警钟。中国市场再大中产阶级再多,万一未来对中国实施封锁或者爆发战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资产全在中国陷得太深也很不安全。企业家们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们无法左右地缘政治的急剧恶化,现在是华盛顿K街影响纽约华尔街,中国威胁论已经对美国国会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加之美国政府把将一千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打压制裁清单,这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不便。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企业,其在美经商空间不断压缩,不允许上市、参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等,这都是实际的逐步影响。比如华为手机在欧美全军覆没,对方在形成芯片的包围圈隔离圈等。所以不是说中国市场大他们就会坚定不移走下去,还是在考虑备案的。那么如何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

第一,我们需要尽快开放。中国封锁这么长时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计划这几年基本上都搁置了。未来几年没有计划跟进、战略会议、高峰交流,CEO也不能来实地考察,新的项目完全定不下来。很多跨国公司现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中国曾经是一个职业生涯很好的上升跳板,但是现在由于隔离政策、常规核酸、不能携带亲属等要求,让很多外籍人士觉得在中国生活条件艰苦,以至于不愿意来华工作。当然还有过去贸易战中的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障等问题,不过这次的讨论比重没有过去那么大了,经济问题在不断让位于政治正确和国家安全。

第二,需要重视安全预期。我们跟美国企业界做了很多交流,见到了美国总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许多会员等等,在俄乌冲突之后,很多跨国公司都选择撤离了俄罗斯,他们因为担心一旦谈判发生冲突会暴发台海危机,因而也有不少在考虑备选方案。原来我们跟他们说中国市场体量大,有四、五亿执行力、购买力很强的中产阶层,有中国双循环和统一大市场、高铁、5G种种优势时,他们还会眼里放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现在再给他们说,却有些迟疑犹豫了,美国企业表示无论中国市场再强再好,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俄乌危机就是一个教训,不然投资越多陷得越深,损失会更惨重,所以他们确实在技术、投资等方面与中国“脱钩”。特别是在我们访问期间,美国CIA和英国军情六处在伦敦召开联合发布会,就强调了对“中国威胁”的警惕和预案筹备,这对国外合作伙伴的冲击和威慑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使CEO非常喜爱中国,或者很愿意投资,但也不能发表任何想法,否则就会被人指摘是与中国交好的把柄,股价就会下跌,董事会就会找麻烦,还有可能自身不保。大环境被破坏掉后,针对中国打压已经变成了美国国内一种政治正确。

第三,中国应该开放出入境旅游和发展学术交流。让外国人来中国看看,会让他们立刻就会改观,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可能就会逐步好起来。现在“麦克风外交”盛行,我们看到外媒对新疆无实据的批评,我们应该反驳回去,这可能在国际上起到拨乱反正作用。但国外各界团体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都希望能来中国,“百闻不如一见”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说服力。一些媒体来回地炒作打压、污名化,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让他们来中国看一下。据我们了解,北京冬奥期间请媒体来现场,我们曾和其中一些有所交流,他们确实认可中国的成功防疫,没有像美国那么高的死亡率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中国在隐瞒。所以我们在想,媒体看过之后都有那么大的触动,那么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如果能来中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开始向国际领导人释放十分积极的信号,比如近日邀请印尼总统佐科访华,这说明了我们对增强面对面交流更加重视,预示更多的高层互访将要实现。

第四,数据流动、CPTPP、中欧投资协定等可以先谈起来和实施起来,对中国都有好处。比如说2020年,特斯拉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停止对华加征关税,2021年又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储存本地化,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多对这些示范性项目和典型数据做正面报道来吸引美国企业,包括进一步保障外资金融和保险准入,出让更大的合作机会,放宽限制,让他们陷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不可自拔。所以现在人家越要脱钩,我们越要挂钩,加固关系和纽带,这些其实是跨国外企会考虑和心动的。

观察者网:最近中美航空货运已经恢复到差不多正常的水平了。

王辉耀、苗绿:航班的恢复很重要,我们和一些国外大使聊过,他们很多人认为恢复航班、隔离熔断都是双向的。国外放宽了政策,但中国还是比较严格,而且熔断政策还比较紧。很多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很想回国,我们碰到好多人早早买票却回不去,回国还要隔离和做核酸,这一系列过程令人望而生畏。现在的航班价格也贵得离谱,所以说航班应该大量恢复,这些情况亟待改善,否则人文交流都将无法进行。

观察者网:您对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王辉耀、苗绿:我们是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搞不好也是很危险。其一,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能与之合二为一变成单一体系了。在我们申请加入WTO时,美国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自由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现在可能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一球两制”,两种体制并不能代表孰优孰劣了,而是如何能让双方平等接受、和平相处。中国希望国际社会不要把我们当成洪水猛兽,找到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就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有人文交流。其二,我们要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那么其他关系就都是次要矛盾,就可以先行缓和,可以不把所有关系都搞得很紧张。

欧洲期待中国经济仍能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观察者网:此次欧洲之行中探讨了哪些话题?

王辉耀、苗绿:首先,我们在德国时,和包括智库界人士在内的二三十位工商业界人士座谈交流,他们特别关心中欧、中德之间的人文交流、航班恢复等话题。但现在他们无法来到中国,很多新的市场投资计划搁置,这也会影响到未来各类商业方案的落地和发展。

其次,虽然朔尔茨当选德国总理,但是右翼绿党成员分别出任了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等几个关键岗位,他们其实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激进和负面,所以亟需加强沟通和往来。特别是德国经济部长说考虑出台一个德国关于中国的政策报告,法国政府也在考虑出台中国政策报告。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增信释疑,消除巨大的信任和沟通赤字。企业都很关注这一动向,因为经济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我们是欧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在和世界银行、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布鲁盖尔这样著名的世界经济智库,还有一些经济委员会交流时,他们表示对中国经济和后续能否提振世界经济非常担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压舱石和稳定器。去年在疫情期间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增加了将近30%,是中国在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托底。欧洲因为俄乌冲突遭受了能源危机,马上要度过一个严峻的冬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拉动世界经济,加之通货膨胀、粮食危机,他们的日子将更不好过,地缘政治的竞争打压将更加恶劣。中国经济是此次交流中普遍谈及的话题,外界都知道我们的房地产进入房住不炒的大调整周期、高科技企业也不如以前活跃、跨国公司也放缓投资。全球化的有识之士普遍承认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脱贫成果有目共睹,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拉动世界经济平稳增长。但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充满顾虑。除了经济以外,他们很关心中国的政策开放,比如说留学生何时能去中国,旅游业何时才能恢复,他们各界人士何时能来中国。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外方很关注的问题,比如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由于双方制裁被迫搁置了。今年11月份,其制裁的第二年期限到期之后,第三年是否会接着维持制裁,届时会有一个评估。那么现在到评估还有4个月时间,这方面大家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来为双方都能解除制裁打下基础。当然,还有中欧此前的五年合作规划,对方都抱有很达期待能够继续洽谈。中美近期的高层交流比较频繁,—两个月之内达到了五次,所以我们也都希望中欧之间也能增加这种高层会晤,特别期待在G20上,欧盟领导人、法德领导人与中方领导人会晤见面。

同时,他们还很关心“二十大”的召开和中国未来各方面的走向。现在世界格局正经历巨大的变动重组:美国拜登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至上任以来最低水平;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德国新上任总理朔尔茨相当于一个联盟党执政;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在一起”中间派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的议席数虽然领先其他党派,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马克龙未来五年执政将面临更多阻力。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撕裂愈发明显。即将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肯定会有一个稳定、统一、完善和强有力的领导人集体,这让西方国家对自身国力有所担忧。

中欧人文交流亟需恢复

观察者网:时隔三年再次访问,这次出访有什么心理预期吗?又有哪些地方和预想存在出入?

王辉耀、苗绿:我们感到这次出访接待我们的外方机构之热情、密度、广度和深度都是超出预期的。出发前我们觉得,一晃三年,好多负责人和机构都有变动,联系起来也比较困难。比如说去布鲁塞尔时参访的布鲁盖尔智库,他们的主席换到柏林去工作去了,但他仍然交代他的轮值代理主任亲自接待我们。热情不减,这个是超出预期的。

另外是我们眼中疫情对欧美的影响与想象不同。我们原以为这里疫情防控情绪也很紧张,但病毒并没有我们想象得严重,很多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看得出来病毒对他们的影响已经降至最低了。现在欧美特别是欧洲的服务业、旅游业已经全面复工,比如说在巴黎机场,人山人海,所有指示牌都是法语英语和中文,但是没有什么中国游客,欧洲所有餐馆酒吧爆满,仿佛没有什么疫情的影响,这个是超出预料的。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以为当前中欧关系较为紧张,很多外方机构对中国有成见,不一定愿意再来中国了。但实际跟我们的预判相反,所有接触的机构都非常期待和愿意再来中国,都希望能够缩短入境隔离期限。他们对航班大量减少、往来交通不利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都期望期待能够尽快恢复航班的正常来往。而且他们特别欢迎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特别像巴黎这样的旅游大都市欢迎中国游客能够回来。所有这些都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还有一个方面,俄乌冲突以来,中欧关系遭受了巨大冲击,欧洲政界都觉得中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中国成见很深。尤其是受西方主流媒体的片面宣传,他们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边的同盟,这是对中国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也促使其出台更激烈的政策,比如北约最近的战略概念文件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其中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表明我们跟俄罗斯不是同样的立场,我们支持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乌克兰也不是例外,但这是西方不够了解的。现在很多企业在俄乌冲突中受到影响,马上就想到未来是否可能有台海冲突,于是就开始做预判和备选方案,这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观察者网: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之下,CCG此番欧洲之行访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此次讨论的意义有哪些呢?

王辉耀、苗绿: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很多美国和欧洲的机构都表示,这是近三年来首次看到中国大陆的代表团来访。我们作为第一拨访问团开展了密集的活动,对疫情以来中欧交流对话起到了重启、破冰和催化的作用,他们对此评价很高。疫情之前,到处都是中国代表团,而这两三年没有实地的交流,我们的到访正是一个信号和标志,他们在期待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代表团到来。反过来,外方机构也在想,如果中国人能够出来,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去了。其次,我们这个出访消息发出后,国内很多的智库同仁、学术界以及机构都认为说有CCG带头出访,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出去交流了。这些示范和象征的意义是巨大的,或者说我们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我们深入体会到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线上交流时客套话远多于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们也难以判断对方的真实态度。但是现在外国机构见到我们首个中国代表团,可以倾诉、抱怨,提出建议,但同时他们的疑问和困惑也能够当面得到澄清,这比他们看到的任何报道和声明都来得更直接、体会更深刻。

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商会团体都非常期待来中国交流,特别是企业界,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华投资通常都是需要提前好几年实地考察交流、做预算、开战略会议和当地团队交流,才能最终拍板决策。但现在三年都没有实地考察了,原来的投资意向可能就会下降甚至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感情沟通、语言交流、思想碰撞等人文交流千万不能中断,否则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商业交流中断更可怕。双方如果只关注媒体上的互相攻击和负面信息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和不愉快,所以我们的访问还起到了一个沟通共识、对负面信息答疑解惑的作用,这个必要性非常大。

第三,外方对中国还有很多误解,此次出访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重申立场。就像刚才所说的俄乌问题,中国其实做了很多斡旋,但直到交流后才让对方恍然大悟——中国也不完全和俄罗斯一样。我们强调尊重主权和捍卫领土完整,也为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习主席多次同各国首脑在线上会晤中表示愿意劝谈促和,一道解决矛盾冲突。但这些西方人好像都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看到充分的报道,却只对中俄合作有印象。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我们这次出访在中外间“增信释疑”是非常重要的,也对中国的立场态度进行了解释和强调。

第四,跨国公司的合作意向依然强烈,但他们普遍担忧日趋负面的政治关系和严格管控会对企业造成很大影响,比如我们刚才提及德国和法国政府要出台对中国的政策报告,他们对此很忧虑。

第五,我们听到了中国企业的反映和呼声。现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各种展览会,比如汉诺威博览会都恢复了,但是中国没有摊位,原来的摊位都被越南、印度和韩国占据了。原来中国企业都是这些博览会的重要参与者,但现在这些企业都出不来,参展大幅减少,也没办法谈生意、做买卖、扩大投资和销售。很多代理看到亚洲其他企业的发展势头都感到了中国企业的巨大损失,非常着急。

第六,我们所到之处的驻外使领馆官员和高级外交官都在积极努力邀请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各种往来。使领馆评价到,在欧盟疫情后经济旅游强烈反弹的复苏期,中国重启人文交流的时机已经成熟,认为我们的出访选对了时机,做出了正确决定。虽然冒了一定的风险,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到目前为止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经济还是压舱石,欧盟可以成为中美间的斡旋人

观察者网:常说经贸问题是中欧关系“压舱石”。近年来中国新一轮的市场开放政策力度很大,那么您此次出访的工商界企业界对此反响如何呢?

王辉耀、苗绿:他们近期一直在学美国做中国战略报告,也是认为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很切实的落地。比如这两年来奔驰和北汽在合资企业北京奔驰中提高持股比例的问题,法律上是允许外资股占大股的,但企业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像沈阳市在宝马增持华晨宝马上就很及时,现在股比已经上升到75%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政策放宽。今年4月中欧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两国的出发点不一样,中方是想谈合作促发展,但欧洲主要想关注俄乌危机,就导致在他们看来效果不甚理想。

观察者网:您提及在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和专家等的态度和国内接收到的不太一样,不过在近期的第九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还是达成了共识和成果。那么通过这次欧洲之行,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中欧关系走向?

王辉耀、苗绿:我们认为,中欧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立陶宛危机和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和美国北约靠得更紧,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安全方面更紧地绑在一起。地缘政治作为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欧洲对国家自身防务的担忧明显上升;但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也有巨大的经济联系,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所以,欧洲处在了一个矛盾的阶段,即在政治和安全上依赖美国,但经济上可能更多依赖中国,因此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在访问期间出席了几个欧洲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我们提出一个“G3”的概念。原来有人说中美是“两国集团(G2)”,其实中美欧应该形成一个“三国集团对话机制(G3)”。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超过23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是17万亿美元,如果将英国和其他欧盟外的欧洲国家计入,欧盟的GDP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了17.7亿美元,从经济角度讲,中美欧是三足鼎立的,所以我们提出中美欧“G3”这个概念。目前,这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严重的大三角,如果这个大三角能建立一个高层对话协调机制,对于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和欧洲在很多领域存在共识,比如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数字经济,实际上欧盟在这方面和美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在近期参加的法国艾克斯年度论坛上,拉法兰前总理发言称欧洲应该保持其相对的特性和战略独立。其实他们原本就是独立的,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倒向了美国,但我们仍认为欧洲应该成为独立的一角——他们可能在军事上没那么强大,但在经济、软实力、文化影响上是十分具有优势的,很多国际组织都分布在欧洲。如果能建立一个中美欧“G3”的概念和机制,欧洲就可以扮演一个中美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从而保持相对独立。当我们提出G3这个概念时,他们很高兴被看作重要的力量一方。我们认为欧洲是值得我们争取的对象,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可以被塑造的,很多误会也是通过交流可以被化解的。

习主席一直在积极同欧洲对话,包括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视频会晤,同朔尔茨通电话等等,双方都希望加大经济合作。那么最近中国四家航空公司分别宣布与空中客车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欧洲空客292架A320NEO系列飞机,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我们应该对此加大宣传力度,要在欧洲传播开来。对于俄乌危机,中国能不能更好地协调危机,比如在联合国召开七方会谈,联合国五常加上乌克兰和欧盟,起到劝谈促和的作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保持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为什么不能更多报道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另一个观点是,欧洲在俄乌问题上与俄方脱钩已经受到了很大冲击,“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能再与中国脱钩,否则会遭受更大的打击。

我们在最新出版的书《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中也谈到了中美欧大三角,这三大经济体稳定之后,会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觉得这次访问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也吸取了很多智库专家的意见建议。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如今中国在欧洲呈现出的形象较为负面,那么为了缓和这样的局面,或者说让这样的关系破冰和升温,中国应该做出哪些行动?

王辉耀、苗绿:中国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首先,中欧之间应尽快恢复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11月份他们要重新评估是否再延长一年制裁的决定,我们应该促使双方届时能够共同取消制裁。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在欧盟大使看来,这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其间很多的条件和优惠都是原来美国都未曾享有的,是对欧洲企业更加开放、更高水平的标准。中国其实也在做很多努力,比如全国人大通过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这也为启动中欧双边投资协议做了努力,对方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双方特别期待能够尽快恢复和启动双面投资协定,以此让更多的欧洲和中国企业加强双边投资,这是中欧企业最大的期盼。

第二,我们亟需增信释疑。比如说现在德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做关于中国政府政策的报告,中间有很多误解,需要加强沟通,减少信任赤字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他们的报告能够准确反映真实情况。现在对方对我们企业界的评价比较负面,包括欧盟中华商会——大多欧洲机构都参考欧盟中华商会的报告和在华欧盟企业的意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压舱石”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要加大高层对话和人文交流。智库、学者、专家、留学生等交流要加速重建,旅游来往、姊妹城市交流等也应尽快恢复。如果隔离能缩短到三五天,我们估计有大量的中国公民可以出去旅游。中国人是民间交流的使者,疫情前是每年1,55亿人次的出境游,这是我们巨大的软实力。中国游客曾是重要的消费者,但现在在巴黎街头却变得的“稀罕”起来。我们要把这个优势释放出来。

第四,更加优化我国的防疫政策。我们可以使用更加现代的手段来实施更精准的防控,以此大幅缩短来华隔离时间,让人家都愿意前来。中国现在这么好,青山绿水,高铁动车,百闻不如一见是对中国最好的解释、是最好的民间外交。所以说,加速放宽旅游限制、减少隔离时间、增加航空班次,这可能是我们要尽快做的。

最后,我们要用好中国叙事来扩大朋友圈。现在美国对中国打压力度非常大,我们需要在中国周边、欧洲地区广交朋友。欧洲和我们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上中欧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还有直达的中欧班列。我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文明,有很多共同点来防治政治误判和关系下滑,我们特别期盼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并让中欧关系逐步回升。

对话与沟通是国家间增信释疑的良方

观察者网:亚洲的智库对中国的观感和美国相比是否差别比较大?

王辉耀、苗绿:确实如此。亚洲智库普遍看好中国,不愿意选边站队,我们接触到的韩国和新加坡智库认为地缘关系紧张对他们是不利的,都想发挥一些调解人的作用,起码保持比较中立的姿态。因为他们在经济或地缘上与中国更为紧密,与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合作,对中国的依赖性较大。韩国对华经济依赖比较大,中韩贸易总量比韩国与美国、日本、欧盟贸易总和还要多;但是今年的皮尤民调显示韩国对华负面看法达到了近80%,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韩国,比如邀请参加北约峰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同时在朝鲜问题上甩开中国单独谈判。我们过去六方会谈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了贡献,那么未来可不可以举行板门店签约的四方会谈,这样可能会对半岛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韩日外长近日在东京会面,说明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韩国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保持绝对中立,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的。韩国一家最大智库负责人和我们说,疫情前每年去中国好几次,沟通很畅通,现在快三年不能去了,隔阂在加大,但最近半年就应邀去了美国两次。

美国智库认为中美是战略竞争关系,其政策就是遏制、打压和制裁,不想让中国威胁其制度。而欧洲智库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但是经贸合作上依赖中国,所以也介于两国之间,但由于俄乌冲突问题,还有一直以来的人权分歧,欧洲对于中国目前是趋于负面的,虽然没有像美国把中国想象成“假想敌”,但可能达到了美国程度的一半。欧盟提出了“系统性对手”这个概念,是从现实角度中欧体系和制度的差异出发的,中欧之间几千年来就是不同的制度和体系,一直有竞争,可能不一定没有什么敌意,我们可以和平竞争,但是对于双边分歧还是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推动友好关系。

观察者网:对于中外关系氛围出现的嫌隙,除了您前面提到的出入境疫情防控之外,还有哪些具体举措可以改善呢?

王辉耀、苗绿: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美双方在取消关税问题上都有善意表现,第二是留学生问题。临行前CCG举办了一个二十国大使圆桌座谈,多位大使反映了留学生交流失衡的问题。中国学生可以大量到国外,而外国学生却很难进来,高峰时期全国有50万留学生,现在只有几万人了,下降数量很大。比如瑞士大使说现在在华的瑞士人口只有不到100人,学生更是基本没有,但是他已经签发了很多批中国学生签证。我们了解到中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放宽学生签证了,建议中国的教育部也给各大高校下文件,让学校放开接收学生,统一规定条件。像现在情况下做的比较好的是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清华的苏世民学院等,而还有很多学校没有顾及到这方面,所以这是系统性工程。可以释放一个信号,这对于我们改善国际形象非常有利。

第三是双方媒体往来,现在驻派的人数都比以往少很多。如果实在开放不了,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以实现一种“闭环”管理的方式,邀请更多欧美记者来华访问交流。第四个建议是,如果中国暂时无法解封,也可以建立第三方对话机制,去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会谈。像现在一些国际智库,比如今年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去年彭博社在新加坡开创新经济论坛。第五是我们需要更直接的双边官员往来,启动互访,多国外长官员都可以到中国来,那么中国各层级官员也应该可以更多到国外进行访问。

观察者网:CCG和国外有影响力的人士是否有固定的交流机制?

王辉耀、苗绿:一年来CCG做了几十场对话,把美欧主要的意见领袖都邀请对话了一遍,比如约瑟夫·奈,他是近日召开了阿斯彭安全论坛的联席主席,还有格雷厄姆·艾利森,他的很多学生都在美国国防部、外交部、国务院等政府部门任职,此外我们对话的对象还有约翰·桑顿、托马斯·弗里德曼、帕斯卡.拉米、尼尔·弗格森等知名人士。

我们要主动参与和邀请国际意见领袖,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我们有个在国际上交流的经验,比如说参加国际会议,有中国人在场和没有的中国人在场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有中国人在的场合,其他国家说话就会客观一些;如果没有中国人在,那情况可能就是比谁更“政治正确”。

前段时间我们接受了知名度很高的BBC HardTalk节目采访,虽然他们的态度非常负面,但是谈肯定比不谈好。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讲事实和道理,关键还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比如他们问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我回应中国是一向尊重主权和领域完整的,这是他们很重视的概念,反过来我们又说那么中国台湾问题也关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什么你们就不尊重呢?同样的逻辑,举一反三对方就没话说了,所以我们尽量用国际上普适通用的概念来说。就像不久前,习主席给CCG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中的外国青年回信,希望他们多来中国看看,我们和他们讲要弘扬和平、民主、平等、发展等的人类价值观,那么在国际上大家都是听得懂有共鸣的。此外,我们还出版书籍、为纽约时报、彭博社和南华早报等知名媒体写专栏文章。当他们愿意同我们交流时,立场就会客观一些。解释和不解释、说明和不说明、交流和不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现在做得太少,这需要更多机构和个人参与进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去年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会谈上和中国针锋相对,声称要和中国对抗、竞争,但是我们这次出访接触下来,没有一家机构希望跟中国冷战和脱钩。习主席和拜登通话时美国也表示不想遏制和打压中国。我们的对话交流过程为他们的话语体系注入了新的说法和中国声音,这样一些有识之士也会为中国发声。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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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原国安部高官被立案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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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VOA

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2022年9月1日)发出消息说,中共中央批准对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新华社的报道说,刘彦平生活上极度腐化,道德品行败坏,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还称他政治上彻底蜕变,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投机攀附,操弄权术;依据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中央纪委决定将刘彦平开除党籍,国家监委将其开除公职,检察机关将对其提出起诉。

今年7月28日,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对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一案开庭审理。此前,中共中央纪委也指责傅政华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这显示对傅政华的指控也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2020年落马、2021年11月正式被逮捕,今年1月被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以及非法持有枪枝的罪名提起公诉。

但是,孙立军被双开时则被指控“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央视在今年1月15日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指责孙力军有政治野心、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为自己规划未来的权力蓝图。

此前,中共中央称孙力军政治团伙除包括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之外,还牵涉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前公安厅长刘新云等至少5名政法系统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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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刘彦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刘彦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刘彦平理想信念坍塌,党性原则丧失,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上彻底蜕变,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大搞政治利益交换,投机攀附、操弄权术;肆意践踏法纪,滥用公安警卫权力,将其异化为捞取政治资本、谋私敛财的工具,造成恶劣影响;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生活上极度腐化,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贪图吃喝享乐,长期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并收受球卡,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及医疗服务等活动安排,收受礼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严重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工录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道德品行败坏,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权力观极度扭曲,肆意滥用手中权力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刘彦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彦平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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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中美相互依存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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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凡  来源:VOA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关专家说,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如何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统计,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不仅如此,从论文质量来看,根据反映学术论文质量的指标之一,即论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被学术杂志上其他学术论文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这方面占据的份额是20.7%,超过美国的19.8%。
  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
  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以后的2017年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榜首。
  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美国的警觉
  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也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家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批。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尤其是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大学或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人和机构永远不会奏效。”
  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也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一些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与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
  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全面脱钩绝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并不单单是中国,美国也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费瑞安说:“仅仅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利大于弊。”
  费瑞安表示,他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认为,重要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从中受益匪浅。
尴尬的人才争夺
  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甚至把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库马可波罗(MarcoPolo)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59%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20%源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一半以上(53%)源自外国,其中37%源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日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中,至少有五个人是中国公民。
  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56%)在本科毕业以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以后,88%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10%返回中国。
  《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个报道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讨论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学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54%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也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一些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
  费瑞安说:“我们估计了会有多少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的影响,我们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来自中国国防领域七所大学和其他一些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大学,比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的学校的中国研究生。”
  马可波罗智库的报告说:“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很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来自竞争对手国家的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也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
  费瑞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
  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Matt Sheehan)说: “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也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担忧。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募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
最大推动力:美国技术和知识
  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多远?
  朱松纯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了将近25年。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钹尽管是清华大学自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开始的。
  2018年6月28日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AI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AI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飞飞等美国专家。
  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说明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一些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研发解析度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资助。研发这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David Brady)有一次甚至为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美元。布拉迪筹资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也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像机。
  费瑞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的。
  费瑞安说:“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Andrew Ng),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去了百度。”
  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脑”。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叫做“百度大脑”,就连名字都和他原来的“谷歌大脑”相似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我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中,好像的确有许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公司工作过,所以总的来说许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在美国、英国或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最后再回到中国。”
  2022年1月3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由院长王辑思策划的定期研究简报,题为《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报告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美技术脱钩将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脱钩将给两国都带来损失,但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不过,这份报告发布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删除。
未来的思辨
  美国政府制裁这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向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但是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数显示,在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自由指数倒数第14;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倒数第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权状况恶劣是常态,对人权的践踏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 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参与了新疆的镇压而制裁它们,参与中国其他地区践踏人权行动的企业就不该受到制裁吗?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有实际的商业应用。他说(ACT 7):“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共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是国家实力的来源,如果能发展一家公司,可以在销售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方面拥有竞争优势。所以……我认为商业、执法和军事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美国应该如何区分和应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呢?
  费瑞安说:“美国是世界的磁石,因此我们基本上创建和维持科技公司,并通过能够营造协作环境并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创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然后使它们塑造成总部位于美国的产品、初创公司和公司,最终遵守美国法律,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价值观。”
  双边交流和贸易可以最终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说了四十多年。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四十多年的双边交往,才造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目前的头号对手和潜在敌国,其中的利弊究竟如何平衡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的一报告(《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建议设立全球标准和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规范。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西方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吗?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不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先例来看,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了标准和道德规范,中国会遵守吗?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旧文章ID:28240

拜登就枪支和犯罪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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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达库斯瓦拉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周二(8月30日)访问了摇摆州宾夕法尼亚,以维护他在枪支安全方面的记录,并公布了他耗资370 亿美元的“让美国更安全”预防犯罪计划。白宫表示这一计划将“拯救生命,让社区更安全”。

拜登将自己和一些民主党进步派成员提出的撤消警察部门资金的口号拉开了距离,他说:“对于美国的公共安全,答案不是取消警察资金,而是为警察提供资金。”

拜登批评共和党人反对他恢复对攻击型武器的禁令。最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使用了类似于AR-15的枪支。

他说: “现在是时候向每一位民选官员施加压力了,问他们是否支持禁止攻击型武器,是还是不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投票反对他们。”

拜登正在各处访问,在11月8日选举前为民主党争取支持,而共和党人希望在这次选举中重新控制国会。拜登还大力宣扬最近的立法胜利,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和德克萨斯州的乌瓦尔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两党罕见地共同通过了范围有限的枪支安全法案。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6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看到国会通过新一轮的立法来处理枪支暴力问题。

然而,共和党人指责总统推行在政治上撕裂人群的措施,这些措施会损害美国人受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携带武器的权利,却不会使国家更安全。 调查显示,在美国,共和党人的枪支拥有率高于民主党人。

通过这项计划,拜登希望国会在五年内斥资130亿美元,帮助社区聘用和培训10万名警察,另有30亿美元将用于清理法庭积压案件以及解决涉及谋杀及枪支的案件,还有5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那些帮助防范暴力于未然的项目。

此外,拜登正在寻求150亿美元的资金,为旨在预防暴力犯罪或者对公共卫生式的方式应对非暴力事件的行动倡议拨款。

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威廉·豪厄尔 (William Howell)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规模杀戮之后,拜登和民主党人看到了把自己称作是支持秩序、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力量的机会。

豪厄尔告诉美国之音:“我不认为他们在这个议题上有机会反其道而行之,真正来获得优势。不过,这些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共和党人擅长的议题领域,拜登正在努力反击。”

拜登敦促国会在枪支安全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包括禁止大容量弹匣,对所有枪支销售实施普遍背景调查,并取消枪支制造商的诉讼豁免权。

竞选舌战升级

中期选举前的竞选言辞交锋正在显著升级,拜登抨击共和党人为去年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肇事者辩护以及他们对联邦调查局搜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住宅的回应。

拜登说:“让我告诉国会那些MAGA的共和党朋友,如果你不谴责去年1月6日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告诉我你支持执法。你不能既支持执法,又支持叛乱。你不能以支持法律与秩序的党自居,又称呼那些去年1月6日袭击警察的人是‘爱国者’。”他说的MAGA是指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拜登批评共和党对联邦调查局探员及其家人进行口头攻击,此前联调局探员搜查了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这是对特朗普如何处理包括机密文件在内的总统文件所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

拜登说:“我看到针对联调局的新攻击,威胁执法人员及其家人的生命,这只是因为他们执行法律并履行本职工作,这令人作呕。”

在共和党人指责他将这项调查政治化的背景下,这是拜登总统第一次谈论搜查海湖庄园这个政治敏感话题。

豪厄尔说,拜登正试图树立自己的地位,形容自己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的地位,挺身捍卫法治,保护治理规范并遵守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然而,这有可能被视为是针对特朗普的政治报复。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带领人群高呼“把她关起来”,以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豪厄尔说,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空间。他说:“捍卫法治,但不被视为利用政府权力,或者利用司法部的权力来起诉敌人。”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表示,拜登将于周四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在费城独立厅发表关于“为国家灵魂而战”的黄金时段演讲,他将在那里谈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及国际地位。

她周二告诉记者: “他将谈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保护我们的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如何仍然受到攻击,我们将如何明确谁在为这些权利而战,为这些自由而战,为我们的民主而战。”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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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满清王朝闭关自守的揭示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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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力之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

是时候了,必须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对晚清王朝闭关自守、人为地隔绝于世的政策进行了揭示和批评。这里只提供马克思的原话,相信每个人都有判断能力。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评论中国与英国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强盗行径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当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立场,声援了中华民族;但是,马克思还说了另一句话,那就是对中国满清王朝闭关自守政策的揭示和批评,这是基于人类文明史立场。

在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鸦片战争下了如此论断:“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1858《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正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尽管如此,马克思充分估计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对中国向世界的开放并没有持廉价的乐观态度,他在1859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状态,长期阻挡了英国商品的输入——这与东印度一样,“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与权力的集中相结合,加剧了中国的隔绝状态。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终于融入世界。马克思的预见实现了。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29

旧文章ID:28238

伍俊飞:充分运用香港的经济金融外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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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俊飞  来源:明报

《基本法》赋予香港强大的外事权力,特区政府理应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本法规定中央授权香港依法自行处理对外事务,可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以「中国香港 」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关係。特区政府据此开展了许多外事活动,但并没有把该权力用好用足,使香港在国家重大经济金融战略层面,对中央的外交活动贡献不大。

经济金融外交既致力于谋求国家经济利益,又致力于实现国家战略和外交目标。在中美关持续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香港的涉外经济金融活动不仅有助扩大国家经济利益,更在国家大战略层面佔据其他力量不可取代的位置。

当前中国外交的重心是中美关。由于中美都是核大国,各自具有「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加上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深厚,因此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精心管控双边关中出现的冲突,模糊处理各自的战略目标和手段,避免对抗升级甚至失控。

这种选择类似一战之前德国俾斯麦推行的战略模,及英国对欧陆国家採取的战略模煳政策。前者最高明之处在于把敌人也纳入德国的同盟体系中,通过复杂的利益捆绑和安全嵌套关系限制对手行动,从而有助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后者则缺乏俾斯麦编织的复杂嵌套关系,给予对手巨大的想像和活动空间,导致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产生误判,认为英国不会直接介入欧陆战争。

通过两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外交体系中的嵌套设计,对稳定国际秩序的奇妙作用。

港适合当中美之间嵌套者

借鉴欧洲历史,中美可以引入超越简单经济相互依存关係的利益捆绑和嵌套设计,悉力推迟或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独特地位和优势,能够完成内地不能或不方便承担的任务。「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的「八大中心」定位,鼓励香港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联系。无论从自身优势还是国家需要来看,香港都适合在中美之间扮演嵌套者的角色。

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及改革选举制度后,香港已成为中国牢牢掌握主动权的中美缓冲区,中方完全有条件、信心以香港为基地,展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济金融外事活动。

国家战略3阶段 港可侧翼助攻

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基础是美元和美军。对待美元霸权体系,中国宜采取稳中求进策略,分3个阶段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第一,继续支持美元体系,在既有框架内壮大中国利益;第二,推广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货币,类似英国的凯恩斯在二战后提出的「班科(Bancor)计划」;第三,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香港是业界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每一阶段都可发挥有别于内地机构的侧翼助攻作用,配合中央在国际金融市场达成国家利益。就首阶段而言,香港宜继续维持联系汇率制,但可探讨放宽汇率浮动幅度。当前市场上,港元汇率稳定于7.75至7.85港元兑1美元的区间内,未来则可参考国际经验,考虑设置正负15%左右的波幅,从而较好缓解外汇市场干预的压力。

在较远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香港不妨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在金融货币领域先谈、先行和先试,利用全球资讯中心的地位,推动各国接受世界货币或人民币,并率先在本地金融市场落地新机制,加速形成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金融环境。

宜允港府采不同内地的外事政策

有鉴于此,中央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更多参加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或区域组织、国际会议与活动,也应动员更多经济金融类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宜鼓励特区政府驻海外经贸办事处在外交部及其派驻机构指导下为国家利益发声;宜允许特区政府采取与内地不同的对美经济、金融、文化等外事政策。

「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若巧妙运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外事权力,我们就能收获邓公此言所指的利益之一。

作者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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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透露美中峰会后续工作沟通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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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白宫31日透露,美中双方仍在为两国元首后续可能的面对面会晤进行工作层面的接触和沟通,寻求会晤的时间和地点,但目前尚无具体方案。美中军方战术层级的沟通也仍在进行之中。

佩洛西访台引发中方强烈反应,中方暂停了八个方面与美方的对话与合作,包括暂停气候变化、禁毒问题的商谈,以及取消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两国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在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31日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有记者关心:美中之间目前是否仍有活跃的沟通讨论?两国元首7月29日通话时定下的“责成双方工作团队继续沟通合作”是否仍在进行,两国领导人是否可能在11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面对面会晤?

对于两国工作层面沟通两国元首峰会的问题,柯比说:“目前仍有一些积极的努力。我们仍致力于寻求日期和地点,工作团队仍在继续,但目前尚无方案。”

柯比表示,美方显然仍与中方保持着沟通渠道,包括高层的沟通。美国驻华大使能就一些问题与中方进行日常的沟通。

柯比透露,两军在适当的、较低的层面仍然在沟通,战术层面的沟通仍在进行。他说,重要的是,保持沟通渠道开放有助于减少误判机会,尤其是那些竞争激烈的领域,如南海、台海等。

柯比称,双方在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问题的沟通工具仍被中方关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无法就这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议题进行协调,这是令人遗憾的。美方敦促中方重开这两个领域的对话。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30日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呼吁中方重开气候变化对话。他希望两国能在11月在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之前“重新走到一起”。

对此,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书面声明指出,美方应消除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消极影响,这是中美就气候变化展开合作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对于克里近日称中方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是在惩罚全世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强调三点:

第一,中方有关措施是对佩洛西窜台的正当合理反制。中方有言在先,说到做到,美方不应感到意外。

第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国承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和多边合作。

第三,美方应当切实承担气变领域历史责任和义务。美方以所谓涉疆问题为借口制裁打压中国光伏企业,直接损害中美气候合作气氛,也直接损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外界质疑美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决心。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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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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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心伯  来源:《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内容提要: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关键词:美国外交、国内政治、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对华政策重塑

全文请下载: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pdf

来源时间:2022/8/31   发布时间:2022/8/30

旧文章ID:28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