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新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海湖庄园遭联邦调查局(FBI)突击搜查一事仍然在持续发酵。根据司法部的说法，FBI此举是对此前冲击国会山事件调查的一部分，然而美国两党截然不同的态度，耐人寻味。民主党人沉默不语，共和党保守派则形同炸锅。他们直指FBI的行为是拜登政府对“政治对手”的“清算”，意在阻止特朗普2024年再选总统。美国社会“内战再起”“武装反抗”，甚至用“脏弹”威胁联邦执法部门的声音时有浮现。这些都凸显近年本已走向极致的美国党争再次达到新的高度。

美国司法部深度介入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看似不可能，却早有先例。2016年6月，在司法部就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的“电邮门”调查得如火如荼之际，司法部长林奇“恰巧”就在凤凰城机场见了前总统克林顿。其后不久，司法部长的下属、联邦调查局局长作出对希拉里“不起诉”的决定。此事一经曝光，即引起舆论哗然，然而由于当时希拉里参选的势头如日中天，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并非仅是司法部如此，即便是作为美国司法分支的顶级机构——联邦最高法院，其近期所作裁决也有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当然，说起来还是拜前总统特朗普所赐，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呈现6：3、保守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的格局。也因为如此，联邦高院无论是取消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还是解除对民众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限制，都在使美国的司法制度一步步朝着对共和党保守派有利的方向发展。当联邦最高法院都撕下了政治中立的遮羞布，司法部还需要遮遮掩掩吗?

说实话，年初以来就沸沸扬扬的冲击国会山事件调查不断爆出猛料，其戏剧性丝毫不亚于美剧《纸牌屋》的狗血情节。从大声呵斥下属、“甩到白宫墙壁上的番茄酱”，到特朗普“抢夺方向盘”、试图前往国会山声援支持者，甚至于计划派出“假冒的”选举人以获取选举人团认证、直接篡改选举结果，等等，无一不让人跌破眼镜。民主党人和司法部忙活这么久，目的大概就是一个，阻止特朗普东山再起。

话说回来，民主党之所以此时作出“孤注一掷”的举动，也是中期选举选情吃紧、拜登支持率持续低迷的缘故。年初以来，就有多家智库与媒体预测，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几成定局”，智库“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甚至预言，在此情况下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将面临引发宪政危机的重大挑战。《金融时报》称，如果民主党失去国会两院多数，拜登施政将遭遇严重掣肘。年内，美国通胀加剧，百姓生活成本增加，拜登政府的施政议程遭遇共和党整体与民主党内部分人士的杯葛，不太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以上种种，使得白宫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让民主党更郁闷的是，查抄海湖庄园非但没有打压特朗普的声势，反而可能在共和党内起到凝聚人心、加速特朗普参选2024的步伐。有选举分析师认为，突袭事件给了特朗普“一根救命稻草”，共和党选民不在乎FBI查到了什么，他们强烈反对的是拜登政府对前总统的这种所谓“冒犯”。在美国政治极化已经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时候，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这番攻击有可能将引发保守派基础选民的激烈反弹。根据近期美国媒体对特朗普在各州助选演讲的分析，他2024年参选的竞选纲领眉目已经逐渐清晰。如果民主党无法在11月前给特朗普定罪并将其投入监狱，那么后者的参选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8/18   发布时间：2022/8/18

旧文章ID：28141

作者：杰西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五家国有企业近日宣布将从美国退市。有分析认为，此举将给予中国更多谈判空间，为与美国达成审计协议铺平道路，但也有分析指出，这凸显出双边谈判陷入困境，可能有更多国企和私营企业陆续退市。

上周五(8月12日)，中国人寿、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发表单独声明称，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申请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这五家国企都表示是“自愿退市”，理由均是在美国上市的证券交易量有限，并且在纽交所上市需要承担管理负担和成本。

路透社周一(8月15日)援引知情人报道称，被视为掌握敏感数据的国有企业从美国退市可以让中方在谈判中做出更多妥协，中国可能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审计中国公司的账目。

美国和中国就中概股审计权限长期交锋。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完全查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但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服从要求。

今年3月起，美国监管机构陆续公布不符合审计要求“临时名单”，已有超过100家中国公司被纳入，包括上述五家国企，以及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科技巨头。连续三年不符合美国审计要求的中概股面临被美国强制退市的风险。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告诉美国之音：“五家国有公司宣布其退市意图的协调性质，非常明显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以推进并做出这一重大举措。”

中国证监会上周五在一份声明中则表示，这五家中国公司“作出退市选择是出于自身商业考虑”。

据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上月援引知情人报道称，为了确保一些中国公司能够继续在美国上市，中国官方正考虑将中国公司分类，分为拥有非敏感数据、敏感数据，以及秘密数据的公司。

报道指出，拥有秘密数据的公司必须退市，而拥有低风险数据的公司可以将审计底稿提供给美国审计机构，拥有敏感数据的公司可能通过运营重组的方式，例如将数据外包给第三方，再接受美国的审查。

此前，在中国监管机构的压力下，中国打车巨头滴滴出行在上市仅6个月后，决定于去年12月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一些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滴滴的大量用户数据会暴露给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里特(Jay Ritter)预计，中国国有公司和拥有敏感数据的私营企业都将从美国的交易所退市。

里特告诉美国之音：“无论如何，这些公司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不得不退市，而它们自愿退市避免了任何有关强制退市的负面宣传。”

上述五家中国国企宣布将退市后，它们在美国的股票一度出现5%左右的下跌，中概股的整体市场情绪受到压制。目前在美上市的中国国企还有中国东方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

一些分析也认为，中概股匆忙离开美国市场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的审计谈判缺乏进展，中国公司在为被美国市场驱逐提前做准备。

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弗里德(Jesse Fried)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对中国是否会开这样的绿灯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主权问题，部分原因是中国担心敏感信息泄露，部分原因是中国更希望其公司在内地或香港而不是在美国上市。”

华盛顿的监管机构在与北京的谈判中展现了强硬的立场。美国证监会称，全球几乎所有的司法辖区都遵守了在美国上市的审查协议，只有中国和香港不允许。这个话题在中国瑞幸咖啡于2020年被爆出财务造假后进一步发酵，该公司最终从纳斯达克退市，并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对中概股审核的法律。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主席威廉姆斯(Erica Williams)在上月底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需要确保PCAOB能够更彻底地审查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

威廉姆斯在一个线上活动上说：“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PCAOB将遵循美国法律，而法律明确规定，我们必须能够完全查阅我们选择检查或调查的任何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没有漏洞，也没有例外。”

同时，美国和中国日益紧张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为双边审计谈判增添了难度。

罗谷说：“美中关系迅速下滑的现实，最近是由佩洛西访问台湾推动的。这无疑导致北京，但也导致华盛顿，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路线，远离任何妥协。”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全球管理研究项目助理教授辛格(Vik Singh)认为，谈判的症结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这推动两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走向脱钩。

辛格告诉美国之音：“两国之间的主要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中国是一个全球新贵，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商业尤其是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过去几十年里，大批中国公司前往美国上市，从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美国金融市场收益。据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统计，截止今年3月，有261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总市值约为1.3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公司的依赖非常有限。里特教授估计，中国股票最多只占美国股票的3%。

离开美国股市的中国公司通常将香港作为下一个交易目的地，这会释放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在香港购买股票，符合中国政府重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意图。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上月底宣布，将新增香港为主要上市地。这为阿里巴巴被纳入港股铺平了道路。如果阿里巴巴过渡顺利，更多的中国公司可能追随类似的转换路径。

罗谷说：“阿里巴巴显然在为其从纽交所退市后的未来做准备。通过转向在香港的双重一级市场上市，它将能够利用中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未来投资。”

还有一些中国公司寻求在其他外国市场上市的可能性。中国证监会在今年2月发布的新规指出，符合条件的深沪交易所上市公司可申请赴英国、瑞士、德国等境外交易所筹集资金。

据彭博社周一报道，至少四家中国公司正在探索最快今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中国能量饮料制造商东鹏特饮，该公司计划筹集5亿美元的资金。

来源时间：2022/8/18   发布时间：2022/8/18

旧文章ID：28139

作者：刘国柱  来源：澎湃新闻

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反复博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瘦身版”的对华战略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于2022年8月9日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案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兼顾当下与长远、统筹遏制与竞争：即立即着手解决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为美国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支持，确保美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的优势;法案的初衷非常明确，就是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势头，加大在科技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力度。

但是该法案所谓的“美好梦想”也面临一系列的现实挑战，美国政府的政策就面临选举换届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内也有声音担忧该法案强调政府主导反而会有损美国的创新能力。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看到该法案的短期影响，更应以长远的眼光，提升自身的耐力与韧性，完善创新体制和发展战略，以应对中美科技的长期竞争。

法案出台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芯片与科学法案》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产物。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仅反映在战略层面，更是体现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在美国战略界的认知中，与中国的竞争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竞争不必导致战争，不会出现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甚至不会出现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在中美竞争中，更有效创新的一方将占据大国竞争的优势。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正在受到来自中国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此认知的基础上，最近几年，美国行政系统和立法机构纷纷行动起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性文件。如《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概述》、《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A1]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年修订》、《国家战略计算倡议更新:开拓计算的未来》、《美国量子网络的战略远景》等。这些战略性文件涵盖了当今世界新兴技术的主要领域，体现了美国维护新兴技术领域领先地位以及争夺未来科技制高点的战略意图。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同样推出了一系列对华科技竞争法案，如《无限边疆法案》、《为美国半导体创造有益激励措施》即《芯片法案》、《2020美国晶圆代工法案》等。在上述法案基础上，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整合出系统对华竞争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美国众议院则在2022年2月推出了《美国竞争法案》。经过两院反复博弈，最终推出了获得两院一致认可的“瘦身版”《芯片与科学法案》。

从法案名称可以看出，芯片领域是这个法案关注的两大重点之一，这体现了美国政坛对当今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远虑与近忧。

美国认为，如果想要阻击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主要领域的发展，卡住芯片，基本上就卡住了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发展的“脖子”，让中国失去追赶甚至超越美国的动力。

但目前美国在芯片领域面临的状况相当窘迫。尽管美国人发明了芯片，但美国芯片制造商的数量已经严重下降。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数据，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左右。而在美国建造一座芯片生产工厂的高昂成本让大多数公司望而却步。芯片制造的高成本和复杂性，许多美国半导体公司转而采用“无晶圆厂”模式(即仅从事芯片设计、研发、应用和销售，而将制造外包给晶圆代工厂)，为新的、功能更强大的芯片保留更高价值的设计元素，同时将制造部分外包到国外，尤其是拥有全球80%芯片制造业务的东亚。

以计算机芯片为例，75%在亚洲生产，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仅有11%-12% 在美国生产。其中5纳米及更先进制程技术的芯片生产台积电占比更高。近年来，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目前的全球芯片生产布局显然不是追求供应链安全的美国所能接受的。

《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核心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芯片法案》提出了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扶持方案;第二部分《研究与创新法》侧重于对美国未来即科技研发的投资。前者主要着眼于当下，后者更多是立足于长远。

《芯片法案》围绕支持美国本土发展芯片制造和研发来展开，计划未来五年提供政府资助527亿美元，另外还有一项价值240亿美元的针对芯片制造投资提供税收减免的条款。

《芯片法案》针对中国的意图直接而明显，相当于要求半导体企业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为此，法案加入了俗称的“护栏条款”。规定自该法案生效之日起的10年期间，法案所涵盖的实体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受关注的外国从事任何涉及半导体制造的实质性扩张的重大交易，这些限制被认为将阻止拿美国补贴的晶圆厂10年内在中国发展28纳米以下芯片的产能。

法案的第二大核心内容是围绕研究与创新展开的布局。为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在内的几个政府机构设定了大目标。法案授权610亿美元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基础和早期研究，支持美国大学的活动，并在美国建立完整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培训体系。

法案授权200亿美元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一个技术、创新和合作伙伴关系理事会，专注于半导体和先进计算、先进通信技术、先进能源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它将加强研究和技术的商业化，确保在美国发明的东西将在美国制造。

该法案授权100亿美元用于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推动该部门在人工智能、通信、气候技术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研究，以维持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将其作为美国创新的引擎。

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100亿美元投资于全国各地新建20个区域创新和技术中心，将州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工会、企业和社区组织聚集在一起，建立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以发展技术、创新和制造业部门。这些中心将创造就业机会，刺激区域经济发展，并使全国各地的社区在高增长、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领先。

法案可能产生的影响

《芯片与科学法案》由两部分组成，国内更多将目光投向芯片这一领域。但对中国可能产生更大和更深远影响的可能是研究与创新部分。

美国的科技研究与创新领域长期在世界处于领跑位置。但美国自己感觉到中国无论是在研发经费投入、对世界新增研发经费的贡献、专利申请数量、高被引论文等重要指标上发展迅猛，在迅速拉近与美国的差距。无论是美国行政机构还是立法机构，近年颇有些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早早地被惊醒，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模式：一方面积极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另一方面自己要设法跑得更快。《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践行拜登“让美国跑得更快”承诺。毋庸置疑，持续加大对基础教育、STEM教育的投入，再加上美国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优势，我们将面临一个在科技领域发展得更快的美国，美国有很大可能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扩大对中国的优势。

法案关于芯片制造业的内容，从近期来看，可能会吸引一些半导体企业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如英特尔已经宣布将在俄亥俄州建立一个耗资20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厂。此外，美光科技宣布，将向存储芯片制造投资400亿美元，这对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至关重要，这将为建筑和制造业创造多达4万个新就业岗位。单是这项投资就将使未来十年美国存储芯片生产的市场份额从不到2%上升到10%。全球领先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高通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美国的半导体产量提高50%。在外国企业投资方面，韩国SK集团宣布在美国进行新一轮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这家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公司和SK创新公司。台积电等东亚地区的其他企业，不排除会去分享《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法案中的“护栏”条款，更会让一些半导体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总之，这一法案将逐渐改变目前半导体供应链格局，美国在一定时期内会在半导体供应链内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但就美国自身而言，美国政府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个被拜登称作“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体现的是美国民主党的施政原则和方针，即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某一产业发展。这与美国人更熟悉的市场路径并不匹配，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令人存疑。桑德斯为首的左派认为这可能会造成唯利是图的大财团和企业高管;保守派则担心会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达斯汀·卡马克就认为，由于该法案的部分内容将令投资者在国内外“遵循”政府计划好的融资路径，因此法案可能会有损美国的创新能力，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审查政府施加的、阻碍美国公司竞争的障碍，而不是给予特定行业补贴。”

此外，还有一个包括美国和境外半导体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美国的企业运营成本问题。倡导美国产业回流的非盈利组织“回岸倡议”(Reshoring Initiative)的创始人的莫泽说，美国企业运营成本太高，仅凭这部法案无法根本改变芯片制造业渐趋不振的局面。“该法案肯定解决不了问题。”他说，“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制造芯片，问题是美国的制造成本比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高出30%或40%。”同时，半导体企业也需要考虑，将来在美国投产的芯片卖给谁的问题。芯片最大的市场在中国，2021年中国进口的芯片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将工厂靠近市场同样是企业的优先选择。

中国如何应对?

面对拜登政府咄咄逼人的科技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冷静思考与应对。尤其是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绝不是一场短期可见分晓的竞争，很有可能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双方比拼的是耐力与韧性，比拼的是持久的创新能力。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持续完善自身的科技创新体制和发展战略，以更加优化的科技创新体系迎接这场百年马拉松。

首先，牢固树立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中国将把科技创新作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各级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尚需深刻领会与理解这一精神，并将其完全体现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施政方针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新都是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事，政府的科技政策对创新同样能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主体在企业，制度创新主体则在政府。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意味着制度创新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歇。制度创新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发挥好组织优势;精准化的科技服务和支持要成为制度创新的核心目标。

第三，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双一流高校”和高科技技术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建设类似美国加州“硅谷”、得州奥斯汀“硅丘”之类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合作的科技创新道路。国际学术界的顶级期刊《自然》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在欧美国家，将近50%的一流科学研究来自于国际合作。可见，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尽管目前美国国内对中美科技及学术交流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美国的科技创新同样依赖于国际合作，包括大量中国留学生的贡献。所以，与美国高校或研究机构依然有一定的合作和交流空间，中方应不放弃任何机会。相对美国，欧洲国家对华科技与学术交流限制相对较少，未来国际合作的重点应适当向欧洲教育发达国家倾斜。

第五，制定中国版的STEM教育与研究发展战略。STEM四大学科门类是奠定创新大国地位的重要基础，我们不仅要“摸着美国的石头过河”，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我国STEM教育发展战略。

(刘国柱，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8/18   发布时间：2022/8/18

旧文章ID：28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