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8月7日，美国近日向韩方提议，就韩国是否参加“芯片四方联盟”(Chip4)举行预备会晤;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这意味着经过近三年的利益博弈，这份对美国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意义重大的法案靴子落地，正式成为法律。美国强推“芯片四方联盟”意在打压中国，但鉴于目前韩国两大芯片厂大厂在中国的产能举足轻重，韩方的态度则更加谨慎。尽管韩方最终表示参与“芯片联盟”，但为避免美国打着“强化韩美同盟”的旗号令韩国芯片业成为冲突试验场，韩国在这场半导体博弈中采取十分审慎的立场。 本文来自韩国学者对中美半导体博弈的分析。美国从减缓自身半导体供应链风险的角度出发，在构建本国生产力量的同时，加强对华半导体产业施压，而中国正在以半导体国产化战略进行应对。作者指出，半导体产业不仅关乎中国的“两新一重”项目和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很有可能决定全球霸权的方向。而今，中国的半导体市场规模在过去的10年间实现了飞跃性增长，但同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金融规制等针对半导体领域尖端技术和相关企业的限制措施。面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国家半导体大基金、科创板、税收优惠等谋求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 作者研判，由于美国的制裁，中国未来将加强与韩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发达国家的合作。虽然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仍然无法发挥核心作用，但中国在需求方面正在发挥世界最大的市场作用。因此，韩国政府一方面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防止国家核心技术的流出，另一方面则不应放弃进军中国市场的绝好机会。文章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旗下“东北亚研究通讯”编译，原载KIEP World Economy Focu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美博弈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战略及前景

文|延元浩

翻译|金永皓

1 导言

半导体产业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确保稳定的供应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创新主导型增长，提出了新基建、新型城市化、重大基础设施是(交通、水资源)投资的“两新一重”政策。其中，作为未来新产业基础的5G基站、产业物联网、AI及数据中心、高速铁路、电动车充电站等新基建投资，都需要半导体的稳定供应。在中国国内大规模半导体需求有望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同时可能面临“海外高依存度”所导致的半导体收支赤字扩大和美国牵制会带来的半导体供应链风险。以2020年为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给率仅为15.9%，不仅对海外的依赖度很高，而且制造半导体的材料及设备的海外依赖度也较高。与此同时，以尖端技术为中心的美国对中国的牵制在拜登政府时期仍然继续，尤其是与半导体相关的HiSilicon和SMIC等因美国的牵制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克服目前困难，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主要集中于国家战略、国家半导体大基金、科创板、税收优惠等方面。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半导体产业定为重点科学技术领域，尤其是为了减少美国制裁造成的损失，中国将致力于设计软件(EDA)、高纯度材料、重要制造装备及制造技术、IGBT、MEMS、尖端存储器技术、SiC及GaN等第三代半导体。第二期国家半导体基金从2019年10月开始规模达到290亿美元，中国版纳斯达克——科创板从2019年开始发挥半导体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源作用。2020年8月，中国发表了旨在培育半导体产业的新税收优惠政策，2021年起正式实施。

目前，不仅在中国，最近美国、欧盟、日本也在国家层面加强半导体产业的投入。由于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竞争力仍然很低，在短期内通过自主技术开发加强力量并不容易，所以很有可能避开美国的制裁，将积极寻求与韩国、日本、欧盟的国际合作。对韩国来讲，在利用与中国合作机会的同时，为防止国家核心技术的外泄，有必要加强出口管制和外国人投资审核制度。从中长期来看，半导体产业很有可能进入无限竞争阶段，为了确保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应加强先占半导体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choke-point)研发。

2 研究背景

美国加强对华半导体产业施压的情况下，中国正在以半导体国产化战略进行应对。美国从减缓自身半导体供应链风险的角度出发，在构建本国生产力量的同时，试图阻止中国尖端半导体生产力量发展。白宫于2021年6月8日发行《供应链百日调查报告》，通过分析半导体供应链风险，强调构建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必要性。同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该法在美国国内增进半导体生产和R&D方面将花费5年时间、520亿美元的拨款方案。2021年4月8日和6月24日，美国将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于6月3日签署禁止对中国军队相关半导体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行政命令。对此，中国通过强化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正在推进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

3 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半导体的重要性

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将达到2020年GDP两倍规模增长的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在15年内实现年均4.73%的经济增长。中国为此采取了强调“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发展新发展格局战略”和“技术创新”的自立自强式增长战略，以及作为具体手段构建新增长动力的“两新一重”政策，即新基建、新型城市化、重大基础设施(交通、水资源)投资政策。其中，创新主导型增长战略的核心是新基建投资政策，大致可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的共同点都是半导体相关性。CCID(China Center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预测, 今后5年中国将对新基建投资1兆4千亿美元。具体来讲，新基建投资的7大领域是：5G网络、电动车充电站、高速铁路、UHV送电、数据中心、AI、产业IoT。

随着大规模新基建投资的进展，今后中国国内半导体需求也将会剧增。半导体产业包括智能手机、电动车、飞机、武器系统、网络及电网在内的几乎所有产业及军事系统的代表性军民兼用(dual-use)产品，在经济及国家安全领域中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因此，今后在尖端半导体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领域里引领世界的国家很有可能决定全球霸权的方向。特别是出现半导体供应难时，中国所推进的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两新一重”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也会出现问题。

▲ 新基建相关半导体需求展望。图源：SEMI

4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和美国的牵制

(1)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据世界半导体统计机构(WSTS)透露，中国的半导体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57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434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间实现了飞跃性增长。

▲ 中国半导体产业市场规模趋势(单位：10亿美元，%)，其中红色柱状图为“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蓝色柱状图为“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红色线段为“中国半导体市场增长率”;蓝色线段为“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率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

2016年以后，中国半导体市场以年均12%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期全球半导体整体年均增长率达到6%的两倍(同期除中国外的全球半导体年均增长率仅为3%)。2019年，受美中贸易摩擦和世界半导体需求减少的影响，增长率曾放缓至-13%，但2020年再次增长9.0%，目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承担全球半导体消费的60%。但与市场规模相比，中国半导体自给率相当低，以2020年为准，中国半导体自给率为15.9%，远远不及《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目标——2020年达到40%和2025年达到70%。

2020年，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430亿美元，而中国国内生产额仅为227亿美元(15.9%)，中国企业在中国国内的生产额仅为83亿美元(5.8%)。从2013年开始，中国半导体进口额超过原油进口额，居进口额首位。在中国国内半导体需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半导体收支赤字在2020年达到2337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两倍。

▲ 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 VS 中国国内半导体生产力量，其中，蓝色线段为“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黄色线段为“中国国内半导体生产力量”

(2)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牵制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正在对包括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尖端技术相关企业实施牵制，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制裁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有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金融规制。

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国利用出口管制企业名单(Entity List)，制裁包括美国技术在内的材料、零部件、设备、产品等，实际上不向中国特定半导体企业出口。2018年，美国制定《出口管制改革法法案(ECRA)》后，直接将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列入Entity List的情况共有6次，福建晋华半导体、深圳海思半导体、华为、SMIC、Pythium、HoShine Silicon Industry均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企业名单E。到目前为止，进入该名单的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是AI、5G、超级计算机、机器人、高速铁路、无人机、宇宙航空等尖端技术相关企业，对尖端半导体依赖度很高。

在投资限制方面，美国的投资限制方法是通过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制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美投资审批强化来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中国为缩小半导体技术差距在2014年制定《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5年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积极展开了海外企业兼并收购项目。但除了初期几项之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中国的收购行为。特别是随着美国强化CFIUS审查权限和2019年实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后，外国企业试图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和 CFIUS相关审查件数也急剧减少。

在金融规制方面，美国禁止与中国“军产复合体”相关的59家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股票，其中7家企业是半导体企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 Office ofForeign Assets Control)之前禁止通过SDN-List(Specially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列入名单的个人及法人在美国国内进行产冻结及与美国金融机构的交易，SDN-List包括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CEIEC)等252个禁止金融交易对象。2020年12月，OFAC引进了“Non-SDN Menu-based SanctionsList”，这不是统一的金融制裁，而是相关部门可以自行做出金融制裁判断，作为其中一个程序，增加了NS-CCMCList。2021年6月3日，拜登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将NS-CCMC名单修改为NS-CMIC6名单，将现有的44家中国企业扩大为59家。

5 中国半导体国有化战略

中国认为美国的限制措施是阻碍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危险，从而持续实施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战略。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相对比较薄弱，很多核心设备和材料因海外依存受到制约，而且美国在专利诉讼、技术转让限制及封锁、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材料及设备出口方面都进行了限制。特别是在中国无法设计和生产的零部件、EDA、核心IP、尖端设备及高纯度材料等被切断时，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国家半导体大基金、科创板、税收优惠等谋求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

(1) 国家战略

2021年3月，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半导体领域选定为战略发展领域之一，并重点扶持中国较弱的设计软件、高纯度材料、重要制造设备及制造技术、IGBT、MEMS、尖端存储器技术、SiC及GaN等第三代半导体的开发。该纲要还明确规定，为实现创新发展，研发费用每年增加7%以上，特别是2021年的基础研究费比前一年增加10.6%。同时，中国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等战略，为确保原创技术而重视基础研究，战略上需要培养的7大领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及量子计算、半导体、脑科学、基因生物技术、临床医学、 深海、极地、宇宙相关等尖端技术。

(2)国家半导体大基金

中国于2014年9月设立规模达200亿美元的第一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来投资半导体产业，2019年10月，中国设立规模达290亿美元的第二期大基金。从投资分配角度来看，第1期大基金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半导体制造领域，第2期大基金将集中在弥 补中国半导体生态界遗漏的连接环节上。

(3)科创板

中国版纳斯达克——科创板是以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为主的市场，于2019年7月开业，尤其成为半导体企业重要的融资平台。2020年，中国市场上市的半导体企业约70%将在科创板上市，虽然IPO程序的简化和注册制的引进是其背景，但半导体产业被认为是科创板的重点招商产业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是，2020年7月SMIC的迅速上市，是中国当局对半导体国产化的强烈意志的事例。SMIC于2019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果断取消上市资格后，将于2020年7月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期待在中国半导体国产化中发挥重要作用SMIC的上市申请到实际上市的时间只有29天，创下了历史最短纪录，在中国国内成为话题。

(4)税收优惠

2020年8月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加强对拥有高科技酒的企业税制优惠等。财税、投融资、R&D、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8个政策领域来强化对半导体、软件产业的支援措施，表明加速半导体、软件产业发展的方针。现有中国对软件开发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根据2019年5月《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从顺差年度开始2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此后3年内减半征收税金。或者从盈利年度开始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后5年内实施减半税金等税制优惠措施。但2020年8月的通知强化了对拥有高级技术的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等税制支援等。中国光大证券分析认为，根据所得税减免政策，今后3年内中国大部分半导体上市公司将可以免征所得税。据东报告书显示，中国国内半导体上市公司2019年的所得税总额为25.6亿元人民币(大约4,310亿韩元)。

6 发展前景及对韩国的启示

目前，美国通过多种手段阻碍包括中国尖端半导体部门在内的创新力量的开发。美国采取的是通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金融规制等妨碍中国核心源泉技术确保的技术脱钩(tech-decoupling)战略。此外，美国参议院6月8日针对中国地缘政治上的崛起，通过了旨在加强外交、安保、产业、技术等整体竞争力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ICA: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预计对中国国家的施压强度将进一步加大。如果原创技术不足的中国通过尖端半导体采购不畅通，创新主导型增长战略，特别是新基建投资将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中国作为应对方案，很有可能在努力开发原创技术的同时，绕过美国的制裁，试图与韩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发达国家进行合作。

目前，比起发挥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作用，中国在需求方面正在发挥世界最大的市场作用。因此，对于中国来讲，为了构建目前本国稳定的半导体供应链，很有可能在开发自身技术的同时，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在短期内通过自身技术开发强化半导体力量并不容易，现实中效率最高的应对方式可能就是通过与外国的合作或引进及收购外国技术企业来确保技术。中国为了技术上的国际合作，同时运用RISC-V、OCP(Open Compute Project)及ORAN Alliance等美国主导的开放源代码技术平台的战略。日本2021年初因中国企业大量购买二手半导体制造设备，二手半导体设备价格同比上涨20%，二手曝光装置等核心设备价格猛增3倍以上。

中国拥有巨大半导体需求市场，有望成为利用规模经济的游戏改变者。在内需市场中国产半导体消费有望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推进通过内需确保收益、改善半导体质量的战略。中国占全球智能手机全球销售额的30%、电脑的17%、数据中心及企业用服务器的25%。2020年TSMC在中国的销售额为83亿美元，如果SMIC蚕食相当部分TSMC的成熟节点(mature node)的销售额，中国国内半导体自给率将会大幅上升。正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所指出那样，中国今后将集中投资完善中国的半导体生态界脆弱的领域，这也将成为在相关领域活动的韩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绝好机会。同时，韩国政府也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防止国家核心技术的流出。

*文章转自“东北亚研究通讯”，原载KIEP World Economy Focus，2021年7月1日，原标题为《中美博弈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战略及前景》。

来源时间：2022/8/11   发布时间：202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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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文星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激起海内外舆论极大反响。佩洛西窜台后，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一破坏台海局势稳定的行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已有160多个国家发出了正义的声音，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并谴责佩洛西窜台的鲁莽和不负责任。佩洛西窜台同样震动美国战略界，例如，“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撰文指出，佩洛西不合时宜的行为加剧了台海冲突的危险，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称佩洛西窜台“十分鲁莽”。此外，此前多次鼓吹“保台”的尼尔·弗格森、大卫·萨克斯等人，也承认佩洛西窜台可能引发危机。 美国对台政策进退失据，可追溯到对华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新一轮对台政策的激烈辩论及其导致的政策调整。这场论辩中，战略界部分主张“武力保卫台湾”的“保台派”正迅速兴起。主流的“维持现状派”和日益边缘化的“弃台派”对“保台派”发起不同程度的反击与批判，牵制美国对台政策走向。本文作者指出，“保台派”的快速兴起影响了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各派的布局，促进了美国官方政策的调整。事实上，近年相关动向表明，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已着手调整对台政策，使之日益呈现出战略模糊、战术清晰的趋势。 作者提醒，尽管保台、弃台、维持现状三派政策主张有所区别，但三者其实持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即都致力于最大化美国在台海的利益进而巩固其霸权地位。正因如此，每当美国因应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全球战略之时，战略界人士围绕相关政策的论争就尤为激烈。只有识破这层关系，我们才能看清佩洛西窜台的本质，理清稳定中美关系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各自要处理的核心矛盾，并进一步寻求多种反制美国挟“台湾牌”打压中国的措施。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及其影响

文|周文星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白宫与国会就对华战略竞争达成共识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正掀起新一轮对台政策大辩论。根据以往研究，美国政策辩论往往先于政府政策调整，因此关注并分析政策辩论成为观察美国政府政策走向的重要渠道。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尽管已有少量英文文献分析美国对台政策辩论，但国内外学界尚未深入探讨辩论各方的政策差异与逻辑关联，也未考察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调整与政策辩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保台派”为分析对象，通过剖析这一非主流派别的兴起及其与其他派别之间的辩论，分析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走向。

1 “保台派”、“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的政策立场

此次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的焦点是：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情境下，美国政府应继续维持可能军事“协防”台湾的模糊做法，还是采用明确武力介入的清晰政策?“保台派”在这一轮政策辩论中快速兴起并试图抢占更多话语权。所谓“保台派”，即为了预防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台海爆发冲突，或者在台海已经爆发冲突的情境下，主张美方加强对台安全承诺和明确军事介入的部分战略界人士，他们致力于推动美方调整甚至放弃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试图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当前，“保台派”正以空前浩大的声势再度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小布什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与该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2020年9月初发表在《外交》杂志官网上的文章。该文直呼美国战略模糊政策已“寿终正寝”，为了降低台海爆发战争的概率，建议华府采取战略清晰政策，以提升美军威慑力，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予以明确的军事回应，否则大陆将摧毁台湾的“自由民主”、获得台湾的高科技能力，其海军也将冲破第一岛链，从而影响整个西太平洋的权力格局，日韩等盟国将不再信赖美国的承诺，它们要么接纳统一后的中国而破坏与美国的同盟，要么设法发展核武器以求自卫，地区爆发战争的风险陡增。

哈斯和萨克斯吹响了“保台”的号角，该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士的共鸣。保守派智库专家、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少数现役军方高层纷纷表示支持。以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是“保台论”的拥趸。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罗·沃尔福威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等人强调台湾的重大战略价值，夸大大陆攻台的紧迫性以及因此终结美国在西太平洋霸权的严峻后果，质疑美方的“一中”政策，主张美方军事干预台海事务。供职于美国空军预备役司令部、美国企业研究所及斯坦福大学的军事分析家梅惠琳有关大陆即将攻台及美国无力应对的观点，尤其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深层焦虑。

在支持“保台论”的前政府官员中，前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及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等曾担任军事要职的官员是主要代表。他们基于中国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现状、对中美近年来在台海竞争加剧可能陷入冲突的担忧，以及中方对美军撤离阿富汗而怀疑后者战略可信度的评判，建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发出更清晰的信号。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前副助理国防部长柯伯吉和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中央情报局前官员大卫·绍尔，两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发展出与中国军力相匹配的可靠威慑力，传递“我们会防卫台湾”等强硬信号。

比较而言，多名现役高级军官罕见的“保台”言论更值得关注。在2021年3月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和被提名接替戴维森担任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呼吁调整模糊政策认为，过去40多年以来的模糊政策虽有效地维持了台湾“目前的地位”，但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6年甚至在更快的时间内武力攻台，建议美国政府“常规性地重新审议这些[对台]政策”，并通过成立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方式提升美军对中国的威慑力。

美国国会反华与亲台传统根深蒂固，参众两院主要通过涉台立法的形式持续介入对台政策过程，成为“保台派”的重要旗手。共和党议员最近又接连发起了多项主张军事介入台海事务的法案。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提出了“2021年台湾防卫法案”，呼吁美国陆海空三军阻止中国大陆“入侵”台湾。众议员盖伊·瑞森绍尔提出了“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授权总统在台湾遭受大陆军事袭击时使用军事力量“保台”。两项法案凸显国会重视台湾在地缘政治与科技贸易方面的价值，强调美国与台湾在文化、价值与民主层面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认为阻止台湾遭受大陆军事“威胁”攸关美国的战略信誉。

“保台派”的政策主张同时遭到了“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的批判与反击。其中，致力于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现状的“维持现状派”是美国官方政策的拥护者，该派人数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主要由拜登当局国安团队核心部门及其成员、前政府官员、自由派智库专家和高校学者组成，他们从不同角度为模糊政策辩护，同时驳斥清晰政策可能引发的重大风险。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等现任行政部门官员都坚持既有政策，但评估政策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坎贝尔和海恩斯倾向于强调“保台论”的缺陷与风险，认为清晰政策可能刺激中国大陆更快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的介入将使台海冲突快速升级，进而根本性地摧毁全球经济。海恩斯还警告称，改变模糊政策会刺激台湾强化其“独立”倾向，这也将招致大陆的军事反应。坎贝尔建议深化美台关系，但强调在危机时刻更应与中方建立互信、确保沟通。布林肯和苏利文更侧重于运用美方惯用的两手策略，恢复因中国军事实力崛起而削弱的美方威慑力。他们一方面主张基于美方“一中”政策，通过常态化对台军售、深化美台实质关系，向台湾当局发出美方坚守“承诺”的再保证信号;另一方面对大陆针对美台勾连采取的军事反制行为感到“切实的担忧”，警告中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举措都将是“严重的错误”。 因此，当拜登从阿富汗慌忙撤军导致外界担忧台湾可能被“抛弃”时，苏利文立刻做出措辞强硬的表态，声称美国对盟友与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相信我们对台湾……的承诺与以往的一样牢固”。 现役军方高层更侧重于以解放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作为评判改变政策与否的主要标准。在出席参议院举办的有关调整模糊政策的听证会上，米利同意戴维森和阿奎利诺有关大陆具备攻台意图的判断，但认为大陆目前尚不具备攻台能力，台湾可以有效地阻止大陆进攻，因而否定“保台派”有关改采清晰政策的建议。

许多自由派智库专家也是“维持现状派”的重要代表。依据是否具有政府任职经历，可将自由派智库专家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旋转门”制度进入智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的前政府官员，主要代表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卜睿哲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大陆、蒙古和台湾地区事务前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他们批评戴维森等“保台派”夸大解放军“武统”台湾可能性和要求美国调整模糊政策的主张，指出大陆当前对台政策是反“独”而非“促统”，建议美国对台政策要超越军事威慑范畴，应更注重从符合美方“一中”政策的经济与外交层面支持台湾，同时加大力度与两岸推动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制。

另一类自由派智库专家虽无正式的政府任职经验，但长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主要代表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和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迈克尔·史文。前者表达了与海恩斯类似的忧虑，认为战略清晰可能将中国逼入“绝路”，导致解放军下定决心攻台，而这正是美方通过威慑手段极力避免的糟糕情况。史文则直接驳斥梅惠琳有关大陆急切攻台以便造成“既成事实”这一观点的错谬，指出她提出的“有效威慑”只关注惩罚威胁，而没有作出不损害大陆核心利益的“可靠保证”，因为美国只有同时采取威慑和保证相结合的可信举措才有助于避免台海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和华府自由派智库关系紧密的昆西研究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智库，它秉持与卡托研究所类似的军事克制理念，且推出了不少批评“保台论”的文章。

此外，也有极少数供职于保守派智库的前政府官员在改变模糊政策问题上有所保留。如上文提及的梅惠琳虽然提出诸多挑战主流政策的观点，但主张美方应“改变[对台]姿态，而非政策”，即发展兵力态势和操作计划阻止大陆对台“胁迫”行为。又如，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伯特·麦克马斯特认为模糊政策“够用”，因为它使大陆在攻台前必须谨慎考虑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回应，有助于防止冲突的发生。

高校学者也有不少属于“维持现状派”。根据有无政府任职经验，也可将学者分为两类。在代表性学者中，哈佛大学研究员戈迪温和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没有政府任职经历，而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裳、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兼职讲师葛天豪则分别担任过代理助理国务卿、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中国科主任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作为美国政策界主流台海问题专家，上述两类高校学者在反对“保台论”的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任雪丽、戈迪温、萨特和葛天豪肯定模糊政策的优势，包括其具备的自由裁量权、灵活性、避免美中战争并确保美国可同时与两岸开展“工作关系”等，同时指出“保台论”恶化台海局势的重大危害，如挑衅中国大陆且局限美方行为、未来无法有效遏制“台独”势力、台湾当局不再进行军事和安全投资从而增加美国“协防”难度等。他们反对改变美方的模糊立场，建议继续采取当前渐进的实质性步骤提升美台关系，以强化对两岸的双重威慑。董云裳则批评“保台派”将大陆军事实力与其战略意图相混淆的错误做法，认为大陆是否“武统”台湾更取决于美国和两岸的内部发展和领导力。

与上述两派相比，建议放弃对台“承诺”、从台海事务彻底抽身的“弃台派”人数最少、力量最弱。该派的立场和主张与“保台派”完全对立。“弃台派”主要代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认为，中国快速提升的军事实力增加了美国维持其对东亚安全承诺的成本，台湾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因台湾问题陷入与中国的“末日战争”代价太高，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东亚承诺的优先顺序，并采纳“收缩”政策终止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从而降低中美爆发战争的风险，这最符合美国利益。

宣称提倡自由意志主义观念和小政府主义的卡托研究所是唯一一家坚定主张“弃台论”的美国智库。该所高级研究员、里根总统特别助理道格·班多和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等专家多次撰文，警告美国国会与政策界正在推动的战略清晰势头助长了“保台论”，这将使美国更快陷入与中国的灾难性战争，这不仅是不值得的，而且也是美国财政、民意和军力所不允许的。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美国无法承受中美战争的巨大代价，建议重新审视对台军售等政策举措，逐渐“放弃”台湾。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斯科特·里特是极少数支持“弃台”的前政府官员之一，他表示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要统一台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方可以选择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三赢”结果，即大陆无需打一场昂贵的战争、台湾保留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自治，美国也可从与台湾现有的经济关系中获益。

2 对于美方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大争论

围绕美方是否继续维持可能军事介入或不介入台海冲突的政策立场，“保台派”、“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展开激烈论争。三大派别人士之所以在这个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主要源于前文提及的战略模糊政策，该政策始于1979年美国国会旨在规范与美台“断交”后的双边关系而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第二条强调“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为美国所严重关切”，第三条则模棱两可地提出美方应对“非和平方式”的举措：“总统和国会将依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 上述条款在美国国内法层面保障了美方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不仅成为“保台派”主张美方军事介入的“法理之矛”，也成为“维持现状派”和“弃台派”发起政策反击与批判的“法理之盾”。换言之，“与台湾关系法”及其战略模糊立场构成了美国战略界三大派别不同政策立场的法理基础与思想滥觞。

事实上，“保台派”的历史源头要远远早于“维持现状派”和“弃台派”。相关解密档案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台湾这艘所谓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落入中共之手，在国共内战后期不断为退守台湾的蒋介石统治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并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武装台湾。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期间30多年里，“保台派”长期主导着美国官方对台政策。随着冷战时期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的演变，以“弃台派”为主的战略界人士自六十年代开始呼吁美国“放弃”台湾，主张中美结成准同盟对抗苏联。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尤其是美国卡特行政当局与中国政府正式建交，标志着“弃台派”的阶段性胜利，“维持现状派”随着“与台湾关系法”的制订逐渐成为主流派，而“保台派”则从此前的主流派沦为日益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派。“保台派”此后多次试图发起政策辩论，但因其主张过于激进且违背官方主流思维而无法推动美方对台政策变迁。不过，“保台派”作为美国战略界的一股常在政治势力和战略思维，在过去40多年里与不时兴起的“弃台派”在左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政策方向推动对台政策清晰化，不断挑战“维持现状派”至今垄断着的官方政策话语。

上述三大派别代表了美国战略界当前三种最重要的对台政策主张，以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两大分野为界分布在政策光谱的上下端，其中，“维持现状派”位于战略模糊一端，而“弃台派”和“保台派”分别位于战略清晰一端的左右两翼。尽管三大派别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围绕对台政策激烈论争，但三者其实持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即都致力于最大化美国在台海的利益进而巩固其霸权地位。正因如此，每当美国因应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全球战略之时，战略界人士围绕相关政策的论争就尤为激烈。例如，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呼声较盛，“弃台派”在90年代中后期、2001年之后和2009至2014年期间也较为活跃，这三个时期分别发生了台海危机、“9·11”事件，以及中国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等重大事件。但“保台派”在这些时期对“弃台派”也发起了猛烈反击，“维持现状派”则始终力求平衡上述两派的左右之争，维持美方在台海事务上的微妙平衡。就当前对台政策辩论而言，“保台派”再度兴起的一个关键背景是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美国加大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利用。在此背景下，战略界人士因对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的差异性认知而持有不同的对台政策倾向：一是中国大陆是否愿意以及能否武力攻台?二是台湾能否抵御大陆进攻?三是美国是否应当以及能否“协防”台湾?各派人士仁者见仁、相互争论，实质上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位阶的不同认知，即台湾是美方的战略资产还是战略包袱，由此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三种政策主张。

具体来说，“保台派”基于现实利益，将中国大陆视为敌人而将台湾视为战略资产，主张优先发展美台关系、积极运用“以台制华”手法，甚至为此不惜放弃“一中”政策。该派绝大多数人士坚信中国大陆已具备快速攻台的能力，并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台湾问题“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和基辛格有关“中国不会永远等待下去”的相关言论，以及解放军近年针对美台勾连所采取的军事反制行为，推断大陆具备随时攻台的强烈意愿。同时，他们认为台湾无法自我防御，只有美军介入才可避免台湾“沦陷”。因此，“保台派”呼吁美国政府大幅调整甚至放弃“过时的”模糊政策，在大陆对台动武前作出清晰的军事回应，阻止台海陷入冲突。“保台派”大多将台湾视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战略资产，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之后台湾日益凸显的半导体等核心科技优势，更强化了他们“保台”的决心。

同为战略清晰一端的“弃台派”也从现实利益角度出发，但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视为朋友和战略包袱，认为台湾始终是中美战争的潜在导火索，呼吁优先发展中美关系。他们深信，面对军事实力快速崛起的解放军，美军既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介入一场国内民众并不支持的战争，而台湾问题却攸关大陆的核心利益。“弃台派”批判“保台派”有关军事回应大陆的建议，甚至反对“维持现状派”加强对台“承诺”的做法，主张从台海事务中彻底抽身。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两类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一类以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格拉泽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前者呼吁中美围绕台湾问题进行“大交易”，既实现两国和解，又有助于美方实施战略收缩政策;后者则从悲观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角度，论证台湾难逃被美国“抛弃”的历史宿命。另一类是以卡托研究所和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代表的军事克制者，他们主要为避免战争这一现实目标而主张“弃台”。

不同于上述两派提出的清晰主张，“维持现状派”将中国视为非敌非友，既不视台湾为战略资产也非战略包袱，同时重视台湾在现实利益与道德价值层面的重要性，主张美国政府与两岸同时交往、不可偏废。在他们看来，模糊政策仍然是最佳选项，它有效地保障了台海40多年以来的和平，最有利于维持美国台海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一方面承认大陆的军事现代化能力今非昔比，台湾可能无法抵御大陆的军事行动，但大陆仍未放弃和平统一选项，目前也不急于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威慑能力，还可通过以经济、外交为主的手段提升美台关系进而强化其威慑力。基于此，主流战略界人士坚决反对“保台派”有关美方做出明确军事回应的主张，认为这将使大陆相信美国放弃“一中”政策，还可能诱使“台独”分子采取冒险政策，这都将逼迫大陆更早诉诸武力途径实现国家统一，损害美国利益。他们也严厉批判“弃台论”，认为该主张将危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利益，还将对美国的战略信誉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不过，针对台海军力失衡的客观现实，不少人士开始主张美方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对模糊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既不支持“台独”、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又极力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鼓励两岸对话和加强危机管控，以提升美国对两岸的战略再保证和双重威慑力。

三大派别人士之所以在对台政策上持有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一是与各派人士的工作经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微观因素密切相关。例如，“保台派”主要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专家(如沃尔福威茨、洛曼)、与军工利益团体关系密切的退役军官(盖茨、斯塔夫里迪斯)或现役军官(戴维森、阿奎利诺)和反华亲台的共和党议员(霍利、加拉格尔)构成，而“维持现状派”则以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自由派智库专家(史文、葛莱仪)、现任行政官员(布林肯、苏利文)或前行政官员(董云裳、萨特)和高校学者(戈迪温、任雪丽)为主。此外，主张战略清晰的“保台派”和“弃台派”大多是研究军事与战略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对台政策，而“维持现状派”几乎都是台湾问题专家，兼顾台湾的现实利益与道德价值。台湾当局长期对美国国会、行政当局和各大智库展开的政治游说，无疑也有助于强化部分战略界人士主张加强美台关系的立场。

二是两岸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认知。蔡英文当局自2016年上台以来不遗余力地拉美日抗衡大陆，导致两岸关系陷入持续的政治僵局，“保台派”则见缝插针，主张大幅提升美台关系，“以台制华”。比较而言，当马英九2008年上台执政并力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黄金时期时，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士主张“弃台”，“保台派”在当时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

三是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状况，这是影响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发生重要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政府主要基于现实利益需要制定其对华政策，对华政策直接影响战略界对台政策认知。例如，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明显改变了他此前“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的立场，对华政策也由尚未付诸实践的“战略竞争”转变为携手全球反恐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当陈水扁当局在2005年顽固推行其激进“法理台独”议程时，小布什将战略模糊政策调整为具有战略清晰意味的“有条件的承诺”，美国战略界人士则撰文为小布什的政策微调背书，声称美国对台“承诺”并非空头支票。之后在2009至2014年期间，“弃台派”作为主力在美国战略界掀起了一轮范围较大的对台政策辩论，这与奥巴马上任后推动与中方在经济复苏、全球反恐、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全球重大议题上的战略合作与接触政策，从而降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具有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 随着中美关系在2015年之后日益紧张，并在特朗普主政之后逐渐陷入战略竞争甚至对抗的轨道，美国战略界保守派人士重新挖掘并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保台”随之取代“弃台”成为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的主题。这再次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变化在根本上影响美国战略界的对台政策认知，进而牵制美国对台政策辩论的动态发展。

3 政策辩论对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同步恶化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正围绕对台政策展开激烈辩论，“保台派”队伍持续壮大，正迎来该派别过去40多年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这场政策论争对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中美关系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影响了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各派的布局，促进了美国官方政策的调整。十年前甚嚣尘上的“弃台论”及其主张者，如今因“保台派”的快速兴起而处于边缘位置，其政策空间被后者迅速挤压。美国外交政策深受战略界影响，决策者制定一贯持续的政策往往需要综合考量不同的政策思维。“弃台派”被过度挤压进而造成左右政策失衡，自然不利于美方制定更平衡的对台政策。更重要的是，“保台派”也限缩了美国官方政策空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正如前文所述，不少“维持现状派”已经关注并认同“保台派”的部分观点，如美方应进一步加强介入台海事务的力度，以提升其对两岸的战略再保证和双重威慑力。事实上，近年相关动向表明，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已着手调整对台政策，使之日益呈现出战略模糊、战术清晰的趋势。例如，国会在2016年首次将过去虚实难辨的“六项保证”进行书面化表述，并将其抬升至与“与台湾关系法”同等重要地位的对台核心政策文件，同时贬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重要性。 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19年解密了尘封近40年的“六项保证”以及同样与对台军售有关的“里根秘密备忘录”，为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强化美国对台“承诺”提供“合法性”基础。拜登上台后于2021年4月颁布了新的所谓“美台交往规则”，是继特朗普在1月离任前夕指派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解除美国政府在美台交往上“自我设限”的具体实践。拜登总统在2021年8月下旬甚至声称将援引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承诺“协防”台湾，不免使人好奇美方是否已放弃模糊政策。美国持续提升与台湾实质关系的诸多举措，可视为对“保台派”相关主张的某种回应，这无疑加速了这一非主流派的抬头。

这场辩论还可能从两个方面直接影响美国对台政策。一是越来越多具有官方背景的战略界人士加入“保台派”队伍，不排除将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美方政策调整。过去40多年以来，“保台派”主要由保守派智库专家以及少数以共和党籍为主的国会议员组成。但在这次辩论中，不仅盖茨、斯塔夫里迪斯等前高级军官加入了仍在“扩容”的“保台派”，就连印太司令部最高司令阿奎利诺等现役军官也公开为“保台论”站台。不少人认为这是军方为给部门谋取更多军费开支而做出的理性决定，但鉴于他们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军事决策中的关键角色，不应低估其相关涉台言行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实际影响。二是“保台派”及其部分主张未来可能会得到共和党总统及其领导层的任用与重视，进而冲击政府既有的对台政策框架。拜登总统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深受党派纷争的困扰，对台政策也因共和党议员的牵制和施压而做出部分调整，但批评者仍抨击拜登当局在台海事务上“过于软弱”。相关民调及预测研究表明，前总统特朗普或其亲信可能在2024年再度入主白宫，这无疑会增加美国政府届时采纳相关“保台论”的概率，进而重现特朗普执政时疯狂打“台湾牌”的情景，冲击美国对台政策。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不仅在多个方面影响了美政府对台政策，而且直接冲击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甚至扰乱了其未来走向。台湾问题不仅攸关我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还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历史已多次表明，如果美方能够妥善处理对华关系中这个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中美关系大局总体上就能得以维持;反之，两国关系的发展之路难免遭遇颠簸曲折。此次辩论以再度兴起的“保台论”为主轴，各派人士为美方加大军事“保台”力度摇旗呐喊，合力推动美方“一中”政策的模糊化与“空心化”，大幅削弱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对其对台政策做出了有利于台湾当局的调整，导致蔡英文当局更坚定地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一中”，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大陆“抗争到底”。面对美方进一步干涉台海事务与美台加强勾连，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举措，但这反过来又招致美方的回击和中方新一轮反制。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几年里，中美已然陷入了这种“美方干涉—中方反制—美方回击—中方再反制”的恶性循环之中，台湾问题也已成为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和部分后果。

可见，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和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调整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关系。政策辩论既是对政府对台政策变化的反映，更可反过来促进官方政策的调整。但由于维持“一中”政策和不支持“台独”是美方维持台海稳定进而最大化其亚太利益的关键政策工具，美国政府未来全盘采纳“保台派”主张的概率仍然较低，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主张无法克服以下两个最明显的弊端。一是无法确保美国军事回应大陆的做法不会刺激两岸，即大陆不会更快地采取军事行动、台湾当局不会急于宣布“法理台独”。近期一项民调研究表明，基于“保台论”的战略清晰虽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威慑力，但同时也会提升台湾民众对“台独”的支持进而破坏台海稳定。二是无法确保美国盟友与伙伴国家会参与台海冲突，增加美方胜率。相关研究认为，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摆出某种军事姿态，其他盟友伙伴都不愿意卷入中国内政事务。上述重大缺陷将使得“保台论”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美国官方政策。

但可以预见的是，“保台派”绝不甘心退出美国战略界，在未来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面临重要历史节点时会不遗余力地推出其对台政策主张，与“维持现状派”“弃台派”进行激烈且持久的政策辩论，以便牵制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对美国政府而言，“弃台派”和“保台派”一样，目前都不大可能成为现实政策选项，更可能的趋势是在“一中”政策框架下持续提升与台湾在各个领域的实质关系。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反制美台勾连手段的多元化及其力度的强化，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在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直至最后“放弃”台湾，彻底从台海事务抽身。

*文章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2期。

来源时间：2022/8/11   发布时间：20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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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进 韩文超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陈东进：浙江传媒学院社会治理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文超：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民主党便开始不断调整政策以挽救中产阶级。现有研究强调其进步主义取向，但是无法解释美国民主党近年来相对保守的金融监管政策。本文比较了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的奥巴马、希拉里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纲领，认为民主党的中产阶级政策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不断扩大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二是加强金融监管，但拒绝打击投机。这些政策融合了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两种取向，且进步主义取向更为明显。这显示出在各类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民主党对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间关系的调整，并没有触及导致中产阶级衰落的新自由主义弊病的根源，因此虽有短期成效，但长远效果不容乐观。

关键词

美国民主党; 中产阶级; 进步主义; 新自由主义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是“美国梦”的象征符号、美国社会的“稳定器”，还是重要的“经济参数”，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各项经济政策的前景。正因如此，中产阶级始终是观察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除了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增加，美国大部分中产者的收入下降，导致中产阶层集体向下流动，即出现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对此的认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早在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就为重振中产阶级做出了努力。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围绕中产阶级复兴议题就教育、税收、移民、国际贸易等展开了激烈交锋。2020年大选期间，中产阶级复兴再次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外两党辩论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建制派不断调整中产阶级政策，涉及家庭、医疗、教育、移民、金融监管以及公共投资等议题，日益显示出强烈的进步主义取向。但从实际表现看，其政策虽有进步主义表征，但在金融监管方面却相对保守，与美国进步时代的金融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导致其进步性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未得到民主党左翼的认同。民主党既自由又保守的“混合式”中产阶级政策是否意味着其中还包含进步主义之外的其他政策取向?如果是这样，应如何看待不同政策取向之间的兼容性?如何看待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前景?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趋势

依据美国学术界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中产阶级主要由三大群体构成：一是蓝领工人，二是工薪阶层白领，三是高级白领。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下沉与阶层漂移就已形成趋势。2002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甚至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终结》(The End of Middle-Class America)一文中表示，“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无独有偶，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再次重创了美国中产阶级。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肆虐，中产阶级衰落的趋势更加显著。为探究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本文采用白宫中产阶级家庭工作组(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Middle Class)在2010年发布的指标，从家庭财产与负债、退休保障、不动产所有权等方面着手，综合评估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

第一，家庭财富保有量逐渐下降。财富保有量能够衡量家庭财务安全的状态，其最直接的衡量指标是家庭收入情况。较高的财富保有量使家庭有能力负担意外开支，应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突变，是中产阶级定位的主要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保有量不断缩水。从收入情况看，美国中产家庭财富年均增长率仅为1%，远不及美国国内总收入(Gross Domestic Income，GDI)年均2.6%的增长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占美国人口0.1%的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已达到占人口总数90%的人的188倍。自200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人周薪仅增长4.3%，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周薪涨幅却达500%。截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全美的人口比例已下降至50%，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流失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财富加速向富裕阶层集中。从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国财富排名前20的富人的资产增加约两万亿美元，而排名在后20%人的资产减少了1800多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财富集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中产群体逐渐沦为社会底层。2020年6月至11月，美国的贫困率从9.3%上升至11.7%。

第二，普通民众通过教育、就业跻身或保持中产阶级地位的通道日渐狭窄。在教育方面，普通工薪阶层的子女进入优质大学、找到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难。年轻人能否跻身中产阶级越来越取决于其继承属性，如父辈的收入、居住地甚至族裔背景。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USCB)和经济学家哈吉·柴提(Raj Chetty)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共同主持了一项名为美国“机会地图”(The Opportunity Atlas)的研究项目。其结论是，美国最有可能产生富人的100个社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海岸、北部以及旧金山湾区。身处贫困社区的青少年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而难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命运。2012年，美国家庭将子女送进本州公立大学所需的费用平均达到22261美元，几乎占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在就业方面，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在2019年下降至3.5%，为196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的就业形势急转直下。仅在2020年2月至4月，美国的失业率就从3.5%跃升至14.8%。2021年，美国的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在1月至4月，共有约2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因失业陷入破产境地。

第三，从退休保障看，当前美国中产阶级退休保障水平整体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养老金是工薪阶层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衡量中产阶级财务安全的重要指标。而在现实中，美国的许多中产家庭并没有储蓄足够的资金用于维持与退休前同等水平的“中产生活”，16%的人甚至没有储蓄计划。在市场与就业政策推动下，美国约定提存(Defined-contribut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步取代了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这一改变使美国养老金的安全性受到影响。

第四，中产阶级在不动产方面也陷入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房市对中产阶级并不友好。对有房家庭而言，自2008年以来虽然经历了几轮房价反弹，但到2018年底，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屋净值仍然未达到2005年峰值的90200美元，房屋资产缩水明显。对无房家庭而言，尽管房价尚未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由于就业形势不景气，房价上涨的速度仍远高于收入的增速。1998年，美国单户住宅的中位数售价约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到2017年已升至四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以来，美国房价进一步上涨。2021年5月的房价比2020年同期高出16.6%，创下3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极大地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购房与租房的成本。

二、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比较

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是指民主党政府出台的所有与中产阶级相关的公共政策，涵盖的内容广泛。而政治纲领是政党在大选期间吸引选民的政治主张，与其执政后的实际政策联系密切。本文拟采用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作为其中产政策的替代分析对象。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划分为社会保障、教育改革、金融监管与工会、公共投资及移民及刑事司法五大领域。此种划分既基本涵盖了影响美国中产阶级变迁的五项基本要素，也代表了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立场冲突的政策维度，有助于厘清民主党不同群体的政策差异，为探析民主党政策取向的演变提供现实依据。

(一)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内容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展开具体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特定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一般要经过选择、分类、统计三个阶段得出结论。本文选择奥巴马、希拉里、拜登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时提出的中产阶级纲领进行分析。

(二)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比较分析

在民主党中产纲领的五大领域中，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公共投资、移民与刑事司法均可以被视为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productive investment)。如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以调整中下阶层的负债心理压力和实际承受能力，扩大教育投资以增强中下层阶层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提升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扩大基建投资与农村投资以调动储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革刑事司法体系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平保障。而在金融监管与工会领域，减税、救助大银行与大企业等措施并不是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而是金融投资，有较强的涓滴(Trickle-down)效应。

基于对奥巴马、希拉里以及拜登三人主导的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民主党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不断扩大。从投资规模看，民主党在医疗改革、家庭保障、妇女权利保障、住房供给、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业保障、初高等教育(尤其是少数族裔教育与创办社区大学)以及农村振兴等传统领域，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力求打造“创业型政府”，力图使“所有地区都经历一次中产复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2016年希拉里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以来，民主党对保障女性权利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拜登甚至打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的口号。从投资领域看，民主党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正在迅速从传统领域转向新领域。这些新领域主要包括防范和打击成瘾类药物滥用、扩展职业教育(包括各级职业学院与社区学院教育)、促进产业回流与再工业化、保护移民以及推进司法公正(主要是规范执法权与监狱管理)。

第二，从奥巴马到希拉里再到拜登，民主党对大银行、大企业、大资本集团的金融投资规模不断缩小，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与奥巴马政府对金融资本态度隐晦不同，希拉里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纲领显示出了对金融资本愈发强硬的态度。这一强硬态度集中体现在完善超额累进税制、支持工会、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金融贷款、打击行业垄断、强化商业银行业务审查、加强经理职务犯罪监管以及拆分垄断企业与风险银行等方面。相较希拉里对金融业的改革构想，拜登在金融监管领域走得更远。有研究认为，拜登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已逐渐由稳定向公平倾斜。

但必须看到，在金融领域，尽管民主党主张加大监管力度，但这种监管始终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奥巴马政府不仅明确拒绝了旨在消除投机的金融政策主张，其金融监管政策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在不触及新自由主义根基的基础上恢复危机前的金融积累体制。希拉里与拜登在金融监管领域的主张虽然比奥巴马更丰富更务实，但同样未将消除投机作为目标。希拉里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拆分大企业与大银行、打击行业垄断等措施的目的并非打击市场，而是打击破坏竞争规则的市场主体。2019年以来，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成员也多次表示民主党的监管政策并不针对投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表示，民主党和大企业会发生一些冲突，但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民主党人不断接触商界，强调累进税制和金融监管不是惩罚，也并非“加减法”式的取长补短，而是长期共赢。正因为这一点，建制派与民主党左翼如桑德斯等人的主张显示出了本质区别。桑德斯批评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涓滴经济学具有欺骗性，宣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他还坚决反对投机行为，认为正是投机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桑德斯是一个标准的进步主义者。正因如此，在打击商业投机等可能被视为“倒向社会主义”的金融监管方面，建制派从未接近桑德斯的立场。

三、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与政策取向

尽管民主党不断为其中产阶级纲领赋予更多进步主义的内容，但在纲领内部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取向始终难以较好地相融，这正是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基本特征。

(一)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

自奥巴马时期以来，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在加强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一定程度上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又强调投机的“生产性”，拒绝承认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拒绝执行更“进步”的金融监管政策。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两点。

第一，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同时蕴含着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进步主义通常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的反思、拥抱更活跃的政府、扩大福利救济以及促成全面且积极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进步主义在美国诞生于18到19世纪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表现为联邦与州政府规模扩张、行政权力集中化、经济与社会管制增加、文官制度改革以及联邦预算体制更新。当前，美国正处于第二次镀金时代(The Second Gilded Age)，进步主义的话语叙事也正在回归，其在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中的表现是更完善的医疗保障与就业指导，涵盖育儿、教育等多方面的家庭支持以及更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等。但强调投机具有“生产性”以及在金融监管领域“畏缩不前”，又显示出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蕴含的新自由主义取向。以马丁·科宁斯(Martijn Konings)为代表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并不将投机理解为对经济结构的一种功能失调的偏离，而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生产性举动，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力，这使得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实践中往往表现出对金融化的更大兴趣，因为金融化赋予了投机盈利的可能。基于这一逻辑，任何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党都不会允许其金融政策越过监管边界，将目标对准投机本身。正因如此，无论是奥巴马、希拉里还是曾经声称自己为历史上最“左”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们主张对大银行、大企业进行监管，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这些机构在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导致了不以价值生产为基础的金融政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垄断破坏了生产性的投机活动。

第二，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进步主义取向日益显著。从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公共投资、移民与刑事司法四个领域扩大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同时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也日渐增大，显示出了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在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不断强调自己的“左翼”身份，将本党的中产纲领与历史上进步时代所实施的进步主义政策相类比，强调是对历史上进步主义的一种复归。借助对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大多数计划，如提高最低工资、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致力于农村振兴，与进步时代由美国政府主导并投资的大规模水利项目、农村电气化项目等并无二致。可以说，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进步时代回归的趋势。

(二)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混合

现有许多研究在探讨美国民主党的政策时，都强调其进步主义取向不断增强。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本是两种独立的政策取向，但是在现实中两者有并存的可能。同时，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审视也为理解两者并存提供了支持。马丁·科宁斯等学者重新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扩展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理论洞见，认为新自由主义在鼓励投机的同时总是伴随对风险的关注，以抑制未来可能增加的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数次采取的系统性经济救助举措推动了人们对美国政府会采取同样方式处理此类事件的预期，未来的经济风险能被理性控制的观点逐渐强化。因此，科宁斯等人的观点暗含了一种假设，即作为政策取向，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可以并存并构成平衡。换言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能够通过推行进步主义政策达成相应目标。

总的来看，进步主义理念认为，投机制造了不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基础的金融行为，是政府需要干预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则主张投机是“生产性”活动，是资本价值缺失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并非资本主义失能的表现，而是经济扩张，即资本积累的动力。但随着推行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承认这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自由市场充斥着大量不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货币，导致虚假债权结构周期性出现。一旦虚假债权结构难以自我维系，扩张就会停止。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否认投机本身是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是认为不受管制的短期交易改变了投机的性质，扰乱了自由市场。政府的应对策略理应是在不破坏资本主义机构中立运作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监管，打击垄断，甚至必要时拆分大银行，以恢复投机的生产性，使其服务于对生产力长期的投资，进而重启积累。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由于在投机性质判断上存在差异，因此在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的关系上，二者存在不同主张：进步主义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向中下阶层提供生产性投资，如扩大医保范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以提高中下阶层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创造市场需求，拉动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建立良性循环;新自由主义则倾向于实施金融救助以提高资产价格，重启积累，以涓滴的形式惠及中下层。

对投机的不同态度既是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在政策取向上的区别，也是二者兼容的基础。由于新自由主义承认投机的不可持续性，当短期交易行为破坏了投机的“生产性”时，适当的监管政策以及向中下阶层进行生产性投资就将被纳入政策工具箱。此时，中产阶级政策表现为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兼容，即通过加强对中下阶层生产性投资，重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积累进程。如图1所示，路径(1)(2)分别代表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中产阶级政策链条。当路径(1)难以实现资产价格上涨、社会负债意愿增强的目标时，就必须借助对中下层的直接救助，进而以路径①→②→③→④重启积累。此时民主党对投机的判断并未改变，依旧主张以资本金融化的方式实现经济循环，但扩大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却使其中产阶级政策披上了进步主义的外衣，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相融合的特征。

四、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演变逻辑与前景

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两种政策取向的融合是民主党中产阶级纲领的特征。民主党候选人胜选后，在具体政策中如何平衡两种取向，取决于其对重振中产阶级与重启积累两种需求轻重缓急的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中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然而，奥巴马政府否认积累体制的根本危机，强调重启积累优先于重振中产阶级，导致其政策虽有进步主义表征，但本质上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挽救”，难免归于失败。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希拉里虽然在推进进步主义政策方面比奥巴马走得更远，但其中产阶级纲领依旧建立在否认积累体制危机、强调重启积累优先性的基础上，并未突破奥巴马政府中产阶级政策的总体框架。而且，由于二者的纲领与政策逻辑同源性，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与失望动摇了希拉里的选民基础，并为奉行“小政府主义”的特朗普创造了机会。2020年大选期间，在意识到希拉里与特朗普的主张都难以克服危机后，拜登对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做出了重大调整——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对重启积累的根本意义，这使其中产阶级纲领比希拉里更进步，甚至与左翼的桑德斯达成一定的共识。然而，拜登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依旧是恢复美国经济的积累性。从长远看，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其发展前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累政策的有效性，但是经济被投机金融化的追求所捆绑，很难有所突破。

(一)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演变逻辑

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交换和社会再生产的金融化，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都被纳入生息资本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逐渐主导并捆绑了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美国经济进入产业空心化阶段。金融机构向美国最贫困的家庭发放住房贷款，并重新打包成为新的金融衍生品。这些复杂的投机交易产生了金融泡沫并加速经济结构的风险积累，最终于2008年酿成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美国中下阶层受到沉重打击，如何化解危机成为执政伊始的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

奥巴马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这使其中产阶级政策表现出一定的进步主义特征，其所推进的医改计划甚至一度成为“进步时代”的象征;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对大企业、大银行的救助以及大规模减税上。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截至2012年5月，其“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只将6%的资金用于可负担性住房修缮项目(Hous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而用于救助银行的资金占比却高达53%，其中76%的资金流向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银行。根据2011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奥巴马政府的另一项危机应对计划，即声称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却将41%的资金用于与减税有关的项目，仅有13%的资金用于失业补助。奥巴马政府中产阶级政策的底层逻辑延续了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基本主张，即重启积累优先于重振中产阶级。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吸收不良资产、拉高资产价格以及向大银行和大企业注入流动性的方式重启积累，进而以涓滴形式缓解中产阶级衰落的危机。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进步主义政策，即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仅仅是补充性质的，其目的是提高社会负债意愿，为重启积累创造条件。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所指出的，奥巴马政府所谓的进步主义政策不过是“对经济左派说的漂亮话”。

奥巴马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最终被证实无效。根本原因在于，其错误地认为危机发生前的积累体制依旧有效，危机只是“缺乏货币的危机”，即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数十年间，由于对生产力的长期投资遭到破坏，金融资本已经主导并捆绑了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导致美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产价格上扬以及社会整体负债意愿上升。在危机发生前已产生金融泡沫，资产溢价带来财富效应，经济增长得以暂时脱离积累束缚转由消费拉动。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竭力挽救大资本，美联储甚至试图通过直接购买长期资产拉高资产价格、扩大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规模以刺激信贷。但实际情况却是，实体经济的低迷无法刺激民众的负债消费意愿，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政策使流动资金大多转化为储蓄。同时，在现行期权激励制度下，融资资金并未大规模注入实体经济。相反，企业高层利用上述资金不断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然后注销股票以拉高价格，吸引更多投资，这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尾大不掉，重新回到危机前的积累体制已不可能。在危机应对中，民主党的财政扩张政策使大银行、大企业获利颇丰。截至2011年底，美国五大银行共持有8.5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56%，而危机前这一比例仅为43%。相比之下，美国中下阶层则被嵌入大资本自我止赎的过程，成为生产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随之改变，社会矛盾持续加深。在底层民众贫困化加剧的同时，中产阶级不仅大幅减少，其内部两极分化趋势也日益凸显。除少量中产阶级跃升至富裕阶层外，大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至中下阶层水准，部分群体甚至因财务破产而跌出中产阶级。在2013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高达55%的受访民众对奥巴马的中产阶级政策表达了不满。显然，被寄予厚望的中产复兴之路并未走通。

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群体主要是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其中便包括长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蓝领以及工会会员等。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抨击民主党人被道德优越感驱使，在治理大资本集团时瞻前顾后，并不真正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于是他们投入到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者。大部分人则将矛头对准财政扩张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民主党、工会、大企业三者间的利益分配结构，批评民主党对金融业的控制及其与大企业千丝万缕的联系，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基础，使之成为特权阶级和特殊利益的庇护堡垒，而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纲领恰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特朗普视美国前总统里根为偶像，其竞选纲领的原则是打破民主党对财政与企业的控制，建立一个符合紧缩原则的“小政府”。奥巴马政府的危机救助政策表现出的国家、工会与企业的“掠夺性分配”以及金融资本尾大不掉的现象，重新唤起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于紧缩政策的期盼。在美国传统经济价值观中，紧缩政策意味着要建立限制权力扩张的扁平化和分散的结构，也更符合对“小政府”的传统偏好。因此，特朗普的纲领，即构建“小政府”的尝试被普遍认为是超越经济层面的更广泛的调整举措，旨在重构美国的经济制度基础，纠正民主党人对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扭曲，打破国家与企业间隐蔽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重建符合共和党价值观、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一原则下，不该得到救助的企业不应被救助，企业的发展与经济安全应当通过自力更生以及公平的风险参与来实现。

相较于民主党人热衷支持工会以及救助大企业，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则认为，政府与工会组织的对抗以及恢复市场自由竞争是启动更广泛调整过程的首要环节。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事态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共和党籍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会与大企业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而且与工会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但由于蓝领工人的就业条件得到改善，所以近年来他在选举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的选票。与沃克相比，特朗普走得更远。他的竞选纲领不仅对工会极不友好，拒绝政府与大企业的财政捆绑，同时严厉抨击民主党的财政扩张政策与“大政府主义”，这导致其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遭到大公司一边倒的反对。尽管如此，特朗普依旧基本遵循了“小政府”的原则。紧缩是“小政府”的核心，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紧缩政策促使政府退出再分配环节，调动银行的信贷积极性，提高企业向公共生产部门投资的能力，在竞争中重建市场，激发美国经济的整体活力，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竞选纲领不仅迎合了那些对左派失望且愤怒的传统民粹主义者，也极大地点燃了中产阶级的愤怒情绪，吸引了中产阶级中下层的大量白领——他们主要是受美国主流价值观长期熏陶的白人白领以及少数族裔白领。这些人在次贷危机发生后曾积极支持茶党运动。在2016年大选期间，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传统“蓝州”之所以能够成功“翻红”，除了得益于大量蓝领工人将选票投给特朗普之外，与茶党运动在这些地区的活跃也有密切关系。

相比之下，尽管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期间，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资本积累体制出现了问题以及奥巴马路线未来可能的失败，但她并没有将原因归于投机本身，在与大企业切割的议题上止步不前，也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危机是结构性的，继续坚持重启积累相比重振中产阶级的优先性，在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试图改变美国金融市场对于短期交易的偏好，以恢复投机的“生产性”，重启积累进程。毫无疑问，尽管希拉里承诺向美国中下阶层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投资，承诺加强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并在当选后加强对大银行与大资本的监管，但其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奥巴马政府时期设定的框架。《时代周刊》称其“左翼的心中充斥的却是右翼思维”。在2016年大选期间，桑德斯批评希拉里只是“见风使舵”的建制派政客，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当希拉里在演讲中向民众表示“没有哪个银行能够‘大而不倒’”时，桑德斯立刻抨击希拉里剽窃了他的话。显然，这正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希拉里的攻击赢得美国大量中下层民众支持的原因。相较于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中的表现，2016年希拉里在工会成员家庭中的得票率下降了七个百分点。由于奥巴马中产阶级政策的平庸，工人作为民主党最主要的支持群体，在内部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工会家庭对希拉里的支持率上，在希拉里流失的工人选民中，一部分人因民主党不够“进步”转而支持桑德斯等进步力量，另一部分人则因不满民主党对大企业的支持而转向支持特朗普。这意味着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已经动摇，对许多对左派失望的中下层民众而言，重建一个符合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以“小政府”为原则的市场体系，要比民主党与工会的结合以及对大企业的救助更为可靠。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立在了错误的原则基础之上，而这种错误在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动力是可持续的，而且可以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组提供稳定的替代方案。因而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抨击大型金融垄断机构，称它们“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他同样不认为美国经济的积累危机是结构性的，而是仅仅将矛头对准少数大公司的领导者，并试图以强迫企业回归的方式扩大国内生产。毫无疑问，如果不解决美国积累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即如果不能克服金融市场根深蒂固的追求短期交易的倾向，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难以取得比民主党政府更好的结果。特朗普执政后，富人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中获益颇丰，中下阶层却并非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优质生活与自我修复的神话破灭。从2020年3月中旬到8月中旬，与遭到重创的美国中下阶层相比，富人的财富共计增加了5840亿美元。不仅如此，由于金融资本获取利润取决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与社会负债水平增加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特朗普“做大蛋糕”的目标实际上受到中下阶层与中小企业负债意愿的制约，非但未能如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那样给中下阶层带来新机遇，反而给日渐抬头的民粹主义火上浇油。在执政党更迭过程中，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心理经历了从对“大政府”失望到对自由市场经济失望的钟摆式演变，民主危机蔓延。中产阶级衰落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紧迫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与种族矛盾进一步推动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这些正是美国社会难以继续承压的信号。

对于在非常时期就任的拜登而言，民主党与特朗普的中产阶级政策与危机治理的失败是难以回避的。两者的失败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否认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实际上已经失效。奥巴马、希拉里以及特朗普的尝试表明，如果不调整重启积累与重振中产的关系，无论“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从拜登的竞选纲领及其执政一年多的表现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政策不仅与特朗普政府存在本质差异，而且与奥巴马和希拉里也存在显著区别。2021年4月，拜登在就任百天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对涓滴理论提出质疑，表示“涓滴经济学从未奏效，美国现在需要从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着手来发展经济”。这一表述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大幅调整中产阶级政策，即不仅否定特朗普的“小政府”，而且在希拉里的基础上会走得更远，否定重启积累之于重振中产阶级的优先性，强调重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复苏的根本意义。为此，拜登政府显著扩大了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先后制定了“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更具进步主义特征的中产阶级复苏政策，以及以“服务于中产阶级”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政策，同时强化资本监管，打击不良投机行为，以提升中下阶层的负债能力与意愿，扩大社会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的实际效能，提振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底线，并鼓励民众重拾对左派的信心。正如沙利文所言，民主党必须重新编织社会安全网，使之成为“社会蹦床”，不仅保护跌倒的人，而且使其重新回到“游戏”中来。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对中产阶级政策的巨大调整缩小了其与桑德斯的政策差距，使双方在2020年大选初期就达成了和解。

综合来看，自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中产阶级纲领虽然表现出日益显著的进步主义倾向，但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混合性取向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强调投机的合理性，主张恢复和重建美国经济的积累体制，也显示出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图2直观地展示了这种政策演变过程。

(二)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前景

民主党人宣称其中产阶级政策正在构建一个如罗斯福所言的“包容性社会”和“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党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加深了对美国中下阶层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理解，其政策的进步主义特征日趋明显也更加成熟，其在2020年大选中战胜共和党人，对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中下阶层未必不是一个福音。

但从长远的、结构性视角看，民主党日益“进步”的中产阶级政策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危机的倒逼下平衡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取向的结果，意图在于重启资本积累进程，缓解新自由主义危机，并非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也并非推行桑德斯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左派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希拉里对大银行、大企业的态度，从未将矛头对准投机行为本身。拜登所宣称的拆分大银行、大企业，其目的也不过是打破垄断，使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重新运转起来。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中下阶层的生产性投资虽然更为务实，但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举措，同样为重启积累服务。而一旦积累重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进步主义政策将会重新让位于市场竞争。由于资本扩张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新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弊病，美国中下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将重新面临巨大挑战。尽管民主党的中产阶级政策能够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看，此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中下阶层日积月累的愤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产阶级衰落问题。尤其是由于民主党拒绝打击投机，美国中下阶层作为“经济参数”，实质上已被嵌入重启积累与金融化的进程中，并被迫承担经济停滞的代价，他们成为了经济结构中最脆弱的部分。

目前，这一问题已初显端倪。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所言，拜登不仅明确拒绝了“全民医保”这类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而且他任命的财政部长耶伦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是“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最激进的想法无外乎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而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更像是历史上温和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并不能满足中下阶层对民主党人的诉求。正因如此，拜登胜选后，美国激进的左翼运动依旧活跃，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领导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也在持续增加，并正在积极制定2022年选举策略。而美国中下阶层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也从未停止。未来民主党如果不摒弃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拒绝向中下阶层实质赋权，其政策前景将不容乐观。

余论

美国中产阶级曾经的繁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与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却始终无法阻止中产阶级的缓慢衰落。自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民主党人虽然不断尝试改革，但在金融监管这一关键议题上的停滞不前使其中产阶级纲领徒有进步主义的表象，实则并没有触及导致中产阶级衰落的新自由主义根源。究其原因，金融资本盘根错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利益表达与利益聚合机制僵化、政治极化不断恶化美国政治生态以及畏惧选民流失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民主党在金融监管议题上裹足不前。从这一角度而言，民主党并非自身所标榜的那样是美国中下阶层的忠诚代表，更难以承担起振兴中产阶级的重任。美国中下阶层挽救自身的唯一途径是迫使政府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启动更为广泛且深刻的调整，而这些正是桑德斯等左翼力量的政治主张。因此，美国中产阶级的复兴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左翼力量与中下阶层的有效结合。希拉里与特朗普分别在2016年与2020年败选表明，美国中下阶层已经对新自由主义产生“审美疲劳”，这是左翼力量吸引中下阶层难得的机遇。尽管挽救美国中产阶级的路径已经显现，但左翼力量能否获得更多的支持，维持中产阶级稳定的前景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

美国民主党中产阶级政策的发展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中国应重视中间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未来中国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需要依赖更强大的中间阶层，建立共同富裕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次，从美国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与几位民主党人的中产阶级纲领来看，民生领域中的教育、住房、医疗等议题是提升与壮大中国中间阶层的重要发力点。最后，中国也面临如何对待资本投机的问题。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民主党人始终面临进步主义的重振中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的重振积累之间的两难选择。这说明，市场经济下强大的资本势力的存在是双刃剑，现代政府不能一刀切式地简单处理问题，需要付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文中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2/8/11   发布时间：2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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