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语暄、卢骁羿｜翻译：谢鸿雁｜校对：王煜楠

2022-08-06

本专访首发于「中美印象」网站，发表时间为2020年9月10日。

作者：吴华扬，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长，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William L. Prosser 杰出教授、院长（chancellor）和主任（dean）。

【编者按】近期，《中美印象》通过Zoom平台，就一系列与美籍华人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了吴华扬（Frank Wu）教授。本次采访共分四次发表，今天发表第三部分：“‘模范少数族裔’并非赞美之词”。本采访由本站四位学生记者联合完成：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生卢骁羿同学，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谢鸿雁同学翻译，香港浸会大学学生王煜楠校对。

中美印象：您之前在谷歌发表的演讲中谈到了亚裔美国人作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ethnic minority）的刻板印象。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深思熟虑和有力的论点反对这一用语。您能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吴华扬：事实上，不少亚洲人喜欢“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我将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迷思的意涵和实际情况以及这一形象的政治意义。

“模范少数族裔”是指亚洲移民以及后裔都十分成功。他们聪明，勤奋，不参与抗争，也不小题大做。他们的后代是天才儿童火箭科学家，赢得了每一次科学竞赛、数学竞赛和拼写比赛。当父母一代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时，身无分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成为高中优秀毕业生代表，在11岁时就高分通过SAT考试。总而言之，亚裔美国人基本上都是值得赞扬的好公民。但是，我认为这个形象是十分危险的。

“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蕴含了两个主要的观点：一个是这一模范群体的成功是存在种族或文化的原因的，另一个就是这一群体的存在证明了美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当我每每谈论这一形象时，人们会问我，“你怎么了？他们是在恭维你，你对政治正确过于敏感，难道你认为这是种族歧视吗？他们是在说你的好话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这个迷思。首先，我们应当祝贺那些成功的人们，为他们不可思议的成就鼓掌。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相信是他们的种族和文化造就了他们的成就，一个“东方秘密”解释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形象。

实际上，这个形象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有能力移民的亚裔就已经是整个亚裔群体中的佼佼者。移民实质上是一国优秀人才的流失。（最近十几年，）许多（但并非所有）亚裔美国人都拥有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为孩子购买了一套价值1000万美元的旧金山顶层公寓作为投资房产，难道我们还能说父母一代抵达时身无分文吗？不，他们踏上美国土地时，就已是钟鸣鼎食之家。

但是，这样的表述也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种族差异。从统计学和人口学的角度上看，东南亚难民更像是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如果我们只观察中国人、韩国人和早期的日本后裔，“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即使只以这些移民为样本，这一概念仍然存在瑕疵。这些移民集中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等高收入、高消费地区。他们的人口分布方式不同寻常，大部分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之中。所以，当我们比较家庭收入时，所比较的是一个祖父母、父母和青少年都有收入的家庭收入和一个核心家庭或是单亲家庭的收入。因此，我们所比较的并非个体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的双峰分布。以美籍华裔为例，人口分布曲线不是单峰的钟形曲线，而是双峰的钟形曲线。其中的一个高峰主要是精英院校的学生和中国的中产阶级移民，他们并不贫穷。而另一个甚少得到关注的高峰主要是非法移民。最初的梦想家与拓荒者们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并没有获得正式的批准文件。但是，他们说：“我不是非法移民。”是的，我明白，你们有远房表亲，他们或是在自助餐厅工作，或是唐人街的男女服务员，亦或是旅馆的家政工作人员。他们挤在狭小的公寓中，其中一些人通过蛇头团伙的活动偷渡进美国。这些人组成了人口分布曲线的另一个高峰。因此，就资源和结果而言，美籍华裔人口呈现双峰分布曲线。

我已经充分地介绍了“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它。接下来，我将讲述这一迷思应该遭到抵制的三个原因。

首先，“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粉饰了偏见。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不胜枚举。此处，我将以我的朋友朱柏章（Buck Gee）的研究为例。该研究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上（Buck Gee，“Asian Americans Are the Least Likely Group in the U.S. to Be Promoted to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31, 2018），从统计学角度，深入研究与记录了硅谷的相关情况。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晋升管理层的速度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在恰当的对照基准下），甚至低于其他有色人种。但是，每每亚裔美国人有所抱怨时，人们总会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抱怨？你们过着像《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一样优越的生活，取得你们在母国时难以企及的成就。”“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使得亚裔美国人在需要帮助或面临歧视时不能说：“我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们无视你的问题，始终坚持认为你比他们更出身优越。

其次，“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激发了种族怨恨。当有人说你成绩超群时，他们是在暗示，你得到的比你应得的多。你是怎么进入那所学校的？真正的美国人在哪里？已故的亚裔美国历史学家Ronald Takaki表示，亚洲人由于他们的美德而非他们的恶习受到惩罚。回溯到排华时代，Samuel Gompers（美国著名工会领导人）曾撰写了一本家喻户晓的小册子，名为《肉与大米》（Mean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llieism） 。他是一位进步的白人劳工领袖，是一位卷雪茄的熟练工。小册子中写道，“亚洲的苦力应当禁止进入（美国）境内。因为他们靠吃大米生存，而欧洲人需要吃肉，相比之下亚洲人更有优势。”这是一个荒谬的前提，但是结论却是成立的。“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是排华运动的一部分，它包含了亚洲人过于勤奋工作的意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勤奋和聪明，而是意味着你是一个书呆子，你过于争强好胜。拥有一个庞大的家庭则意味着你太保守了。一切看似积极的事务都变得糟糕，人们因此愤怒嫉妒。为什么你如此的成功？美国的文化是倾向于颂扬弱者的，美国人向来坚定地支持失败者。美国的故事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推翻，跌落神坛，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当亚裔美国人被描述成超级成功的群体，我们可能成为人们的众矢之的。

“模范少数族裔”迷思广泛传播的另一原因是虚假的奉承。（在美国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对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说“他们成功了，为什么你们不行呢？”，这无疑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现代版的模范少数族裔来自一篇由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撰写，发表于《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的题为“美籍日人的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 Japanese-American Style)的故事。它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关于亚裔美国人的文章，但作者甚至不是该领域的学者（彼得森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社会学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于1966年，探讨了伟大的日裔美国人是如何走出二战的集中营。文章的末尾处点名了该文的真正要义。Petersen说，这些亚裔美国人可能和被称为问题少数民族的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他还把日裔美国人与“黑人”、“墨西哥人”进行比较，意在说明，亚洲人是伟大的，而黑人和棕色人种都是坏人。“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把亚裔美国人作为棋子，向世界表明：“看看亚裔美国人的成就吧，美国没有种族歧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美国境内大量的成功亚裔美国人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优秀非裔美国人缺席的借口；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仇视黑人的偏见。亚裔群体只是成为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一个代表，因为他们不惹麻烦，人们看着比较舒服。

许多人，包括我，都不愿意比较以种族为基础划分的群体。假设，我们抛开所有的疑虑和反对比较种族和民族的声音比较不同的族群，我们会发现这几乎不可能是公平的：因为我们这样是在比较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和几乎都是移民的亚裔。即使在亚裔人群中，你也可以观察到社会科学里的所说的“均值回归”（均值回归通常指的是一个事物，不论高于或低于均值，长期来看都有极大概率趋近于均值）。事实证明，代代相传的亚裔美国人看起来与其他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我努力工作，但远没有我的父母勤奋。他们做出了巨大牺牲，而相比之下，我是一个懒鬼。与此同时，非裔新移民，如同亚裔移民一般，表现良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出生于外国的非裔美国人与土生土长的非裔美国人相提并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从历史的不同时期开始的。因此，我反对种族上的一概而论。如果你非要去比较不同族群的话，我觉得至少你要考虑到不同族群的历史背景以及要选取准确、贴近事实的比较方法。

作者：陈语暄、卢骁羿｜翻译：谢鸿雁｜校对：王煜楠

2022-08-06

本专访首发于「中美印象」网站，发表时间为2020年9月9日。

作者：吴华扬，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院长，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William L. Prosser 杰出教授、院长（chancellor）和主任（dean）。

【编者按】近期，《中美印象》通过Zoom平台，就一系列与美籍华人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了吴华扬（Frank Wu）教授。本次采访共分四次发表，今天发表第二部分：“‘中国行动计划’和美籍华裔科学家”。本采访由本站四位学生记者联合完成：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生卢骁羿同学，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谢鸿雁同学翻译，香港浸会大学学生王煜楠校对。

中美印象：一直以来，您积极为陈霞芬案（Sherry Chen）和郗小星案（Xiaoxing Xi）奔走辩护，他们曾被错误地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当下，我们正处于“中国行动计划”的时代，当您回顾这两个案件之时，有何新的感想吗？

吴华扬：大约从三年前起，我不断接触到一些华裔人士、外国公民、入籍公民，甚至于土生土长的公民，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我总是从真实的案例入手。我的意思是，有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他们碰巧是华裔。还有一些坏人在做坏事，而他们是白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各种背景的坏人都在做坏事。但是，一个人违反了我们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其他长得像他的人们也同样有做坏事的倾向。在美国，当你属于多数派时，我们很容易接受个人作为个体。但是当你是少数派一分子时，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会代表着你所在的群体。如果你是一个糟糕的司机，他们就会说，“看，所有的亚洲人都是糟糕的司机。”

我们倾向于进行上述的概括归类，并且乐此不疲。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于用固定的模式识别所有事情。如果我们要对每一件事情都做判断的话，我们可能连一天都过不完。当我们走在街上时，我们要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些陌生人中哪一个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事实的冰山一角，并将其夸大和扭曲，这就是刻板印象。通过一两个真实的案例，不断进行推断和过分概括，直到它不再完全正确。事实上，它是完全不准确的。我们将这种思维路径运用到了几乎所有事情上，但是在种族问题上，这种做法尤其危险与不稳定，并极易出错。我们忽略那些看起来不像是会犯罪的的人，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看到谁将会犯罪。我们希望罪行显而易见，罪犯长相丑陋，有其罪恶的迹象。我们常常会因为某些人符合我们大脑中的某个刻板印象，即使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仍然会更注意他们，会怀疑他们。

你可以像我一样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法律的实施，但你也不应因此有刻板印象。我从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会试图帮助北京派遣间谍到美国，以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那么做！我是美国人，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与共。

陈霞芬和郗小星并非个别案例，社会上还存在其他类别的真实案例，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无辜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长相而受到怀疑，并被调查。《纽约时报》为此撰写了多篇文章，《60分钟》制作了一档关于他们的节目。显而易见，在这两起案件中他们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但是之后政府又撤销了所有指控。这是事实，而非我的观点，是可以证实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人们所犯的错误更接近像是违章停车，而非一级谋杀。非法停车，不缴纳停车费或在装载区停车，是违法的。预谋杀人、射杀或刺杀别人，也都是非法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并不相同。两者都违法了，但是后者要严重得多。我们当然会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别。有些人犯错了，但是他们不是间谍。他们或许是贪婪的，暗中从事第二职业，或者向消费者双重收费。他们可能因为同一项目获得两次报酬，可能没有透露他们有两份工作，或者偷税漏税，在账目上十分马虎。我不是在宽恕他们，但他们不是试图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并将其交给大洋彼岸的外国间谍。

标准的改变会导致整个类别案例发生变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过去，人们（对于中国和华裔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只需在谷歌上搜索，这一事实的证据俯拾皆是。十年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其他机构向华裔科学家提供了许多联邦资助。但是现在，他们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其官网上大肆吹嘘其与中国的合作，逢人说项。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项目，互派留学生、交换学者、访问教授。他们希望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建立衔接协议。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他们都狂热地追捧这种合作模式。之后，该合作模式逐渐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它不再受到那么热情的追捧，然后是中立的态度，紧接着不再受欢迎，被禁止甚至于是犯罪。

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过去人们所吹捧的接触合作，变成了如果你这样做，你将被驱逐出境，你的职业生涯将遭遇毁灭性打击，你将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并且你将被媒体诋毁攻击。

2018年末，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举行高调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项新的行动——“中国行动计划”。这不是我的解读，司法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出台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如果司法部宣称2018年启动的行动是新的，那意味着他们在2017年、2016年、2015年或是更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做。他们采用了一些法条，新旧不一。的确，这是美国的政策，并且一贯如此。检察官会说，一直以来这些都是法律，过去不是执法优先事项而已。每一位检察官和每一位警察局局长都在行使“检察自由裁量权”，决定哪些是将投入所有的资源和预算进行追查的严重案件，而哪些是普通案件，哪些是不介入的案件。没有一条刑法是百分百强制执行的，因为不能确保逮捕每一个嫌疑犯。直到2018年底前，这些关于外国影响力的法律还不是执法的优先事项。“中国行动计划”出台后，它们成为美国的执法重点。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偏废的重点是一个国家：中国。美国司法部并非宣布将开始对所有人实施这些法律，而是专门针对中国。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将其描述为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威胁”，即中国对整个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并为此多次发表演讲。特朗普总统明确地表示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但是这并未引发波澜，人们都对此不屑一顾。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规模”的影响。作为美籍华人，我只在成年之后去过中国大陆。我有一个假设，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影响，或许数学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种族偏见是对数学的误解。只有在掌握了“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规模之后，你才能理解中国。（吴教授用普通话说: “中央（central）是更好的翻译，中央王国——就像希腊人; 在古代，每个文明都以自己为中心。”)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习惯中国的规模。当你乘坐午夜抵达北京机场的航班，降落在最远的跑道上，你身心俱疲，却还需要搭乘一辆摆渡车，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途旅行。在上海也是如此。你甚至可以把美国最繁荣的机场塞进中国机场的一个航站楼里，甚至跑道都可以塞进去。因为一切都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不断扩大。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并不大惊小怪。

一个世纪前，卡尔·克劳（Carl Crow），中国的老朋友，真正推动了中美贸易的发展。他曾撰写一本名为《四万万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s Customers)的英文著作。这本书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难以想象，庞大的人口数量。此书中提到了“黄祸”的概念，它经由德国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推广，意指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人口数量之大，甚至于可以压倒欧洲。但是现在，“黄祸”这个概念倒退了。我的意思是，它强调亚洲人是一个难以区分，没有个性的群体。如果你仔细想想，亚洲人的数量意味着，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和碰巧与其长相相似的人的真实情况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这种刻板印象正确的可能性是较低的。这种负面形象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亚洲人像是一群蚂蚁，他们的行为像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许多美国人此前从未听说过武汉，但是它至少有1100万居民。这个城市被认为是疫情的源头。在中国政府的城市排名中，武汉甚至不是一线城市。然而，武汉市人口远超纽约市的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城市并非一线城市，但是如果以美国的标准则是巨大型城市。这就是规模效应。如果我们从欧洲人角度看，德国是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欧洲国家，人口约为8000万，法国的人口不足7000万，而中国广东省就有1亿多居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中国硅谷深圳，至少拥有1200万居民。作为一个国家，德国的人口甚至无法与中国广东省相提并论。大多数美国人，或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对此种巨大的规模难以理解。这就是我们计算风险时的困难来源。

让我们把规模效应适用于关于中国人是间谍的指控上，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时，他指出中国正在派出“非传统的情报数据收集者”。我们所谈论的不是007系列，也不是谍影重重系列，也不是“斗篷与匕首”。雷说：“不不不，中国派出的间谍是研究生，也许是正在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们在暗地里是‘非传统的情报数据收集者’。”当美国的“沙粒”理论运用于此，即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人都拥有一些微小、不值一提的情报数据，由于数量的庞大，如果将这些微小的情报数据拼凑在一起，或许就能窥见美国全部的情报信息。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运作流程。疫情之前，每年约有35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有时甚至多达37.5万人。美国的华裔人口数量是留学生人数的十倍之多。假设留学生之中有350名所谓的间谍，那么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将意味着每一所进行科学研究的美国高校都可能有一名研究生间谍。这可太糟糕了，美国对此必须采取行动，有所作为。

然而，如果按比例考虑一下这一问题。350名间谍是每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一，那么，这意味着99%的人是无辜的。可能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犯错者，但是由于比例和规模，几乎所有人都是无辜的。

作者：陈语暄、卢骁羿｜翻译：陈怡｜校对：王煜楠

2022-08-06

本专访首发于「中美印象」网站，发表时间为2020年9月8日。

作者：吴华扬，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长，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William L. Prosser 杰出教授、院长（chancellor）和主任（dean）。

【编者按】近期，「中美印象」通过Zoom平台，就一系列与美籍华人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了吴华扬（Frank Wu）教授。本次采访共分四次发表，今天发表第一部分：“我为什么要帮助陈霞芬”（陈霞芬是被诬陷的华裔美国科学家）。本采访由本站四位学生记者联合完成：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生卢骁羿同学，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陈怡同学翻译，香港浸会大学学生王煜楠校对。

中美印象：您在2017年写了一篇名为《我的朋友陈霞芬》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感人。您说她很像上个世纪70年代在您童年时期拜访过您家的朋友。您帮助了她许多，提供了很多法律咨询。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对她的案件这么关心吗？

吴华扬：我来自被称为“汽车城”的底特律。我是美国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总是在一开始就会说明这一点。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黄金德（Wong Kim Ark）的华裔提起了一个诉讼，他一直申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大多数人，甚至是华裔也不知道这件事。

他出生在旧金山。在“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1882年成为美国法律）出台的那段时期，黄金德当时在中国；当他想要回到他在美国的家的时候，当局却拒绝他入境。于是他提起了诉讼，他说“根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一方面的新闻，因为有一些人想要废除第14条修正案的部分内容；有些人认为，即使你出生在美国，如果你的父母是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话，你将不具备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不管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都给人一种要时刻记住“我来自哪里”的感觉。(吴用普通话说他是美国人，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因此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论证你可以成为亚裔美国人，事实上我也是亚裔美国人。亚洲人不会第一反应觉得自己是亚洲人，在欧洲和非洲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去上海、首尔或西贡，你问别人你是谁，你的种族或民族身份是什么，他们不会说他们是亚洲人。相反，他们会根据国家、省份、方言、村庄、宗族、宗教信仰来确定自己是中国人、韩国人或越南人。在美国，亚裔美国人出生在这里，并和美国融合在一起。

在美国，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你们都长得很像”。尽管大部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往往出于错认国籍或身份，但受害者依旧受到了伤害：这种对于种族的认知是不正确的，这种对于公民身份的认知也是不正确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克萨斯州有一个缅甸家庭遭到持刀袭击，而袭击他们的凶手认为病毒最先可能来自中国，尽管他们是有着缅甸背景的美国人。最著名的案例是“陈果仁被害案”（The Killing of Vincent Chin）：一名华裔底特律汽车工人在1982年被两名白人汽车工人杀害，原因仅仅是他们想要借此表达对日本汽车公司所取得的成功的不满（因为日本汽车业的成功极大第冲击了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工业）。即便陈果仁是中国人，与凶手同属工人阶层，也同样因为自己的工作受到威胁而焦虑，他们还是杀害了他。

在亚洲，“亚洲”这个概念要么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要么与无望的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日本在二战期间构思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那是对侵略和征服的委婉说法。日本当时的想法是，它将把所有东亚邻国从欧洲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日本帝国取而代之。现在，我们携手共建了良好的关系，达成了既有原则又富有实践意义的合作。如果你回望前三代人，这些人的祖先会互相发动全面战争；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各国之间既无相同之处，更无友谊之情。但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也就是亚裔美国人的终极所指。

当然，在亚洲，人们不会称自己为亚裔美国人，因为他们既不是亚裔，也不是美国人。那不是他们的身份。所以，当我说我是一个亚裔美国人时，实际上我指的是这两个身份。这非常的有抱负有理想。但我也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种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现象：有一些海外华人并不希望成为亚裔美国人。他们不想和其他亚洲人或其他美国人混在一起。他们信奉种族民族主义，欢迎中国的崛起。如果他们说他们在美国，不是说他们住在这里，他们会说他们暂时在这里。他们只是来这里学习几年，也许是来工作几年，但总之他们的心是属于中国的。(吴使用的是普通话。)

我发现，可能在美国的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不只是这么简单。

在这些人中，有被同化的亚裔美国人，其中包括被白人收养的有着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有许多非裔亚洲人，这包括移居牙买加等地的中国移民的后裔；有些是第六代加州人，与中国接触甚少。然而，也有一些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是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希望成为亚裔美国人，而这种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也给我们了解这个群体）带来了更多挑战。我尊重所有有着不同背景和认同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华裔美国人群体，它是一种混合型的群体，这也与其他种族群体类似。如果你看看犹太人，一个世纪前甚至今天的欧洲移民，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口统计，你都会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些人是暂时在美国居住；一些人是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一些是一半的美国人。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你也能看到差异。移民美国的父母和祖父母可能会哀叹，在美国出生的一代最终会无情地变得更像其他美国人，而不像他们在海外的表亲。

中国有中国人，美国有亚裔美国人，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那些处在中间位置的人会说两种语言以及汲取着两种文化。他们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得多，他们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下可以很专业地工作。我只会一点点中文，而且我不能在中国将中文作为我的工作语言，我只能说一些短语。（吴用普通话重复了这句话。）我一直热衷于研究（在中美两国间）如何构建接触、沟通、合作的桥梁；但在这个中美关系加速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的时刻，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紧张局势，这真的很悲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纽约或洛杉矶很容易融入当地环境的中国人，比同样能够做到这些的在中国的美国人要多得多——这其中也包括华裔美国人。

此外，像陈霞芬这样的人是移民。她实际上是归化了的美国公民。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姐姐，我们的表姐。她以自己的方式代表着亚裔美国人。她代表了一个与我们家不同的移民时代。她被一个同事诬告是间谍，但她不是间谍，相反，她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进行洪水预报的工作，致力于帮助美国公众——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职业。她是这个国家归化的公民，是一名获奖员工。当她去中国看望她的母亲时，这是一种对父母孝顺的表示，不管什么背景的人都应该称赞她，因为我们都应该经常地看望我们的母亲。但当她回来时，一个同事却举报说她是间谍。这是不对的，她是无辜的。之后，她不仅免除了指控，政府也撤销了对她的所有指控。最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我经常被这类人联系，他们因自己的肤色、头发的质地和眼睛的形状而被歧视甚至被起诉。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帮助别人，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离我们自身的理想也会更进一步。我把我所做的所有慈善工作视为一种责任，我很享受参与这些项目。它也保护了我。参与政治进程，并进行相关倡导是很重要的。每当我站出来为别人说话时，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在为自己说话。我在证明，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不是旅居者，也不是游客。当一个旅居者或游客并没有错，但那不是我。我是一个有着美国梦的坚定的美国人。我想让我的美国梦成真，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

有关陈霞芬的案件：

2014年10月20日，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员工陈霞芬（Sherry Chen）在办公室内被6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2015年3月，美国司法部突然撤诉，原因是检方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证据。然而在检方撤销指控后，陈霞芬的雇主美国商务部却对她提起指控，并将她解雇，原因和之前美国司法部对她提起诉讼的理由有诸多重合。2016年10月，陈霞芬向绩优系统保护委员会(United States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提交了一份不当解雇案。2018年4月24日，MSPB首席行政法官在130多页的决定中裁定，称陈霞芬是”严重不公正的受害者”，美国商务部没有理由解雇陈霞芬，因此命令商务部恢复陈霞芬的工作，支付她的工资和福利。2018年6月，商务部就MSPB的决议提起上诉。不幸的是，MSPB缺乏法定人数来处理上诉，到2018年10月底，积压的案件已经增加到1600件。2019年1月，陈霞芬的案件悬而未决，她的法律团队在美国联邦俄亥俄州南区地区法院对美国政府恶意起诉和虚假逮捕提起民事诉讼。此案目前正在审理中。(来源：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