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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执政元年的挑战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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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执政元年的挑战与困境

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迎来了执政后的首个圣诞节。但在奥密克戎毒株侵入华盛顿和纽约的阴影下，这个圣诞节假期未必令人舒心，新冠疫情仍在深刻影响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美国经济衰退的势头也一直无法被扭转。在2021年，拜登似乎很难兑现他上台时在抗疫、应对经济衰退、种族歧视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承诺，更多的还是在应对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

过去四年，美国两党极化斗争加剧，国家形象和国际领导力大打折扣。对内，特朗普极致言行下的政治仇恨色彩浓厚，尤其是其反移民、为富人减税、传播虚假消息和触碰宪政红线的做法，持续撕裂着美国社会。贫富与阶层对立拉大，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下的种族压迫与人权问题愈发突出。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不但将病毒政治化，拒绝科学防疫，还以莫须有的指控竭力“甩锅”。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举债增加财政支出，以及刺激经济的宽松政策，都使得美国债务规模迅速膨胀。

对外，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动了关税贸易战，并通过“长臂管辖”制裁或拉黑竞争对手，破坏自由贸易秩序。其一系列的“退群”行为，更是将美国的自私自利与孤立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为了竞选连任，特朗普单方面升级同中俄的对抗性博弈，尤其在对华关系方面，其破坏性言行更是冲击到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引发对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最后，在撕裂的美国社会与焦虑的国际社会见证下，特朗普四年执政在国会山暴动的混乱局面中终结。

拜登上台后，第一要务就是修复美国形象、重振美国领导力。近一年来，拜登部分兑现了早期的竞选承诺，撤回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争议性决策，但在策略和执行层面，拜登团队也出现了误判。比如，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誓言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但阿富汗撤军乱局、美英澳核潜艇协议(AUKUS)都招致了盟友的不满，尤其是拜登政府对华的竞争姿态，也让盟友因为选边而压力倍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拜登也无法摆脱地缘政治的困境，而艰难时局也让其左支右绌。

截止12月底，拜登的盖洛普民调支持率已由上任之初的57%下降至43%。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节目(PBS NewsHour)及马里斯特学院(Marist)12月中旬联合进行的民调，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1%，创下新低。

综合判断拜登执政元年的表现，大致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解析：

第一，经济刺激计划的困境，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拜登重塑美国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像罗斯福那样加大基建投资和预算，总规模接近7万亿美元。基建也曾是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承诺”。如果拜登能够成功落地实施，那么基建法案将极大地推动美国经济复苏，拜登也将因此赢得其历史地位。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已推出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和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但反对者认为，基建法案数字上的恢宏野心，实施需要的时间跨度和规模大，经济效益很难在短期体现，也很难根据现在标准进行量化。而且，当其他国家都在发展新科技和新能源时，美国对高速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否应对国际新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个未知数。

最重要的是，数万亿投资可能会加重美国财政负担，推高赤字并增加美国债务规模。即便拜登的基建得以实施，也需要增税计划的来解决资金缺口。但共和党人坚决反对为企业增税，反对任何增加债务负担的举措。如果基建法案得以通过而税改被搁置，则美国财政负担和国债就有可能将美国拖入更大的经济衰退。

第二，深受党派政治束缚，对国会议程过于乐观。

拜登以民主党人特有的那种礼貌和自信，多次宣称自己能够凭借40多年的从政经验和国会人脉，通过谈判达成重要协议。他就职时也曾承诺“终结红蓝之争、城乡之争、保守与自由之争”。但一年来，拜登并没有缓解同共和党的分歧，很多议案都是民主党单方面力推通过。

尤其是《重建更好法案》(BBB)，在民主党内部就讨论数月，终因党内外多方面的反对意见，由最初的3.5万亿缩减至1.75万亿。即便如此，该方案最后也因民主党参议员曼钦的突然倒戈而无法落地实施。该法案未能尽早在国会通过，对拜登政府的打击超过该法案本身，因为这关系到2022年民主党能否维持在国会的领导权。

第三，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难度大，多次调整目标。

拜登击败特朗普，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疫情中选民更倾向于寻求稳定与安全。所以，拜登上台后便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疫苗接种计划。但从上半年开始，该计划就受到阻力而不得不降低预期。12月22日，拜登接受ABC采访时承认，自己应该早在1个月或2个月前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免费、快速新冠病毒的检测。

今年6月，白宫宣布将达成拜登政府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即在7月4日前为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1剂疫苗，并确保1.6亿美国成年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截至美国独立纪念日，拜登却没能等来既定目标的实现。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称，只有1.4亿美国成年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距离达成目标尚有12.5%的差距。

拜登在抗疫方面也面临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困境。比如，疫苗分发效率低下、不同州的法规政策不同、人力配备不充分，以及不同族裔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接种差异等等。虽然这些都不是拜登政府单方面能够改变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白宫在对疫苗分发和接种方面一直缺乏或很难促成全国统一的计划和行动。

第四，外交上的“拜登主义”，新瓶装旧酒。

每当一位美国总统上台，出于表述的方便或专业研究的需要，学者或媒体习惯用“主义”(doctrine)包装他的内政外交政策。“拜登主义”延续了奥巴马政策及其未竟议题、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政策，但也呈现民族主义和些许民粹的色彩，体现为诸如推动购买美国国货、延续对华关税以及让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上。和特朗普主义的单边和孤立一样，拜登主义也有类似风格，只不过在包装上显得更礼貌、更温和一些。拜登的“内政利益”优先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本质上并无区别，尤其在科技领域，拜登仍在通过相关审查或依据相关法案推动和中国的脱钩。

在国安和外交领域，拜登主义延续了奥巴马主义：不当世界警察，避免无休止的战争，避免在外面搞国家建设，多一些与盟邦的联合以应对新兴大国和威权主义的挑战。所以，拜登力推价值观外交，聚焦意识形态博弈，提出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并且为此召开了所谓的民主峰会。但在阿富汗和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的表现却又像是在保护人权、推进民主的一个悖论。美国的价值观路线延续着冷战思维，缺乏新意，和奥巴马、希拉里主张外交逻辑也没有本质区别。

第五，来自中国的平视，超出拜登团队预期。

特朗普并不推崇价值观路线，而拜登则在主张价值观路线的同时，也融入了特朗普的对抗性策略。拜登在上任初期未在对华关系上寻求突破，而是采取了坐等和观望的态度。通过强调盟邦外交和价值观路线，拜登及其团队的早期策略是巩固针对中国的围堵态势，加大施压，迫使中国做出美国所期待的改变。

但三月阿拉斯加中美高层磋商上中国外交官的强势反驳，让美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如意算盘将很难达成。白宫也迟迟未出台对华战略。即便是重启和中国的高层对话，拜登方面也显得有些被动。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疫情防控，保持经济低位增长，和拜登在国内所期待的“经济优势地位”形成鲜明反差。

第六，对外形势和策略上出现误判，得罪盟友。

在应对中国“挑战”的过程中，拜登政府一直注重强化盟友关系，加速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印太。但在具体执行层面，拜登团队则缺少些章法。美英绕开法国，同澳大利亚达成AUKUS协议，暴露了美欧之间多年来不断扩大的裂痕。在阿富汗撤军行动中，拜登政府单方面推进的撤军，并未与北约盟友充分沟通。而最后撤军的混乱局面，对美国公信力、国际地位和人权价值观宣传来看，都是一场灾难。

拜登团队为从阿富汗撤军设置了很多宏大的战略目标，美国选民也支持美军撤离中东。但执行上的问题，使得这场行动既“不好看”也“不光彩”。而撤军过程中发生的恐怖袭击导致13名美军士兵死亡，后续美军的报复性行动则导致更多阿富汗民众无辜死伤。这对拜登政府的形象、所强调的价值观路线、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国际地位来说，都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重打击。

在乌克兰边境危机中，拜登面临是否派兵的抉择。虽然拜登强调“民主同盟”，但其受国内工薪阶层利益导向影响的外交决策模式，也让多个盟友疑虑在关键时刻美国能否兑现同盟承诺。

第七、内政外交其他棘手议题上未取得进展。

拜登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调整特朗普时期的一些争议性决策，在国内议程方面，拜登优先聚焦经济衰退、疫情、种族歧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拜登尚未在这四个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政府废除了特朗普时期的禁止性政令并提出移民改革计划，但实质上尚未倾注更多心力，重点仍然聚焦在基建和家庭保育方面。民主党议员也提出过不同版本的移民议案，但由于无法缩小同共和党人的分歧，在国会一直没有取得重要进展。

在控枪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上，拜登民主党政府也没有过多发力。外交上，美朝关系基本上没有新的进展，伊朗核问题也难有突破。这些遗留问题都有可能在今后给拜登政府带来麻烦。在党争撕裂、内政优先、保护主义势头不减的背景下，拜登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能够联合盟友出台有效的外交和国安战略，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总体来看，2021年拜登在立法层面取得了一些胜利，包括通过疫情纾困的2万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和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但是，这还不够。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重建更好法案的搁浅，又给美国疫情防控及经济刺激计划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加上明年中期选举的临近，拜登2022年面临的执政挑战更大。出于支撑和提升民主党中期选情的考虑，不排除拜登政府继续采取对外强硬的策略，可能会更多地对华展现强势，以此转移国内矛盾。所以，拜登很大可能会继续推进价值观外交路线，对华转圜的空间相对有限。

对此，中国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在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中国国务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一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战，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作出了战略误判。美方一些人内心不愿承认别的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不愿接受中国不断壮大进步的事实，不愿认同中美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道理，试图拉帮结伙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美方的错误言行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也严重冲击世界和平稳定。王毅也表明了中方处理与美国关系时的立场和态度。王毅说：要对话，可以，但是必须平等;要合作，欢迎，但是要合作共赢;要竞争，也无妨，但是要良性竞争;要对抗，不惧，双方将奉陪到底。

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当日也表示，中美关系今后将维持曲折动荡，中方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还会延续时间，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崔天凯强调，美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对华打压，中方要有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也不打赌气仗、消耗仗。

今年6月，美国政治性网站“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C-SPAN)发布的2021年度“美国历届总统领导力调查”中，美国政治历史学家们和专业观察家共同认定，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最出色的前三位总统，而倒数四位总统依次是詹姆斯·布坎南(1857年至1861年任职)、安德鲁·约翰逊、福兰克林·皮尔斯和特朗普。

该调查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个人的公众说服力、危机领导力、经济管理、道德权威、国际关系、行政技能、与国会的关系、愿景/设定议程、为所有人追求平等正义，以及与时代背景的表现。充满着挑战的时代，是拜登充分展现其施政能力的舞台，但时间可能将成为他有所突破和作为最大的敌人。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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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博：强制外交的基础理论、美国实践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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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文博  来源：IPP评论

导读

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列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以重新巩固联盟和实行价值观外交的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声称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进行竞争，指责中国“胁迫”美国的伙伴或盟友。强制外交或“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又是美国自冷战以来的常用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对华政策也呈现以武力为后盾的 “强制外交”特征。理解强制外交的基础理论和美国实践案例，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强制外交或“胁迫外交”问题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维护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稳定。

作者：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基础理论：威逼胁迫与武力使用

国家间强制外交是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强制外交作为一种以武力威胁为主要手段的政策工具，是国家和联盟等政治行为主体可能采取的外交方式，归属于安全研究的范畴。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多次进行“炮舰外交”，武力威胁落后或弱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胁迫以攫取利益或特权。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间战时期，列强也常使用强制外交作为利益实现的便捷工具。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多次国际危机的产生、演变及解决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强制外交及其变体的实践。

对于强制外交的概念框架和政策工具实质，美国和西方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美国等西方强国把强制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用于要求对手停止军事和政治行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违禁品，以及拆除核设施与停止铀浓缩，甚至是推动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

作为强制外交理论研究的先驱，托马斯·谢林根据背景、目的和手段的不同，将一般的强制(Coercion)区分为“威慑”(Deterrence)和“威逼胁迫”(Compellence)。谢林将“威逼”或“胁迫”(Compellence)一词，定义为逼迫或胁迫对方采取某种行动，以区别于阻止对手做出潜在行动的“威慑”(Deterrence)。

与此同时，托马斯·谢林对强制和强力做了区分，他认为，强制虽然包含了武力的使用，但是它不简单等同于使用武力。谢林认为：“正是伤害威胁，或将产生更多的伤害的认知，而不是诉诸伤害，能够使对手屈服。正是这种潜在的暴力可能影响他人的选择“。[1]

强制与战争不一样,它不代表摧毁。一项强制战略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不必真正行使所威胁使用的武力。所以“尽管一些类型的摧毁是强制的一部分,但是当对手在仍然持有抵抗之力时弃械投降,那么强制就成功了”。而强力将军事手段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手段,采取赤裸裸的战争政策，以消灭对象的物质存在或以物质性打击摧垮对象的精神依托为目的。

谢林相信，只有有效地区分“强制”与“强力”,才能从概念、政策手段、实施效果等方面真正理解强制概念。强制外交(CoerciveDiplomacy)脱胎于“威逼胁迫”(Compellence) 情境下对强制而非强力的更多偏好——即以武力相威胁，但又可以在不直接使用武力或者尽可能少的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促使对象行为体改变行为，促使对象行为体满足强制方的外交要求。

谢林认为，作为双方的理性选择，威逼胁迫想要成功，必须符合以下五个必要条件：

第一，让对手认知到，如果不屈从威胁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让对手认为威胁是可信的，确信强制方具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可能将威胁变为现实;第三，给对手足够的时间满足这些要求;第四，使对手确信当前的屈从不会在将来招致更多的要求;第五，使对手认识到冲突并不是零和博弃，仍存在避免全面战争、维护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强制双方都必须意识到，通过谈判而不是使用武力才能够得到更多收益。[2]

在谢林区分强制和强力的基础上，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影响因素、实现条件等方面分析强制性外交，并提出强制性外交的理论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制外交理论概念框架的奠基者——亚历山大·乔治。[3]乔治以谢林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自己的强制性外交概念。[4]

乔治提出了影响强制性外交的14个因素，其中5个为结构性因素，为全球战略环境、挑衅的类型、战争的意象、单边的或联盟的强制外交、敌手的孤立。[5] 9个为情景性因素，如：目标的明确性、动机的强度、动机的不对称性、被强制方的紧迫感、强有力的领导、国内支持、国际支持、被强制方对于难以接受的危机升级的恐惧及清晰明了的危机解决方案。[6]强制性外交成功的关键在于让对手意识到，不满足要求的成本将超过任何收益。

在谢林和乔治研究的基础上，彼得·雅各布森简化了模型，提出了分析强制外交得以成功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理想政策”模型。[7]这个模型主要包括四个要素：

第一，让对手相信自身有能力使用武力否决其政策目标;第二，向对手明确提出满足要求的期限;第三，向对手明确保证将来不会再提出新的要求;第四，为对手满足要求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8]

这种分析框架专注自身因素，但这也是此类理想分析框架的弱点，因为强制性外交能否成功，取决于对手是否做出反应以及做出怎样的反应。一旦对手低估强制方的实际能力或误判强制方的要求，强制性外交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强制性外交的效能还与双方的地理位置、威胁认知以及盟国的协同行动有关。

因此，强制性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和假设：强制性外交假定强制各方为理性的行为体;强制方必须使被强制方认为使用武力的威胁具有可信度;强制方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双方必须为自己的承诺承担责任;强制方须具有足够强烈的意志或意愿将强制性外交贯彻下去。无法完全满足条件，将降低强制外交的成功率，或者限制强制方所能成功达成的要求类型。

罗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在伊拉克战争后，修订了乔治的强制外交理论，他反对美国简单地通过军事恫吓来达到“强制说服”的目的，认为一项成功的强制外交需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准备使用武力的决心(determination of use of force)。一旦敌对国家不接受制裁、核查、查扣等强制性的行动，强制外交需要具有直接升级为军事打击行动的意志和决心。[9]

二是建设性的诱导(positive inducement)。目标国如果能够做出行为的改变，放弃危险性的行动，就能得到相应的好处和补偿。因此，强制外交不应该拒绝对话和外交接触，但需要按照美国的目标和条件来设计对话和接触的条件。

三是持续性、不间断的强制行动( persistent compellence)。这些强制行动包括贸易和金融制裁、禁止目标国飞机和船只靠岸、对目标国的嫌疑船只采取强制拦截、扣押与核查。四是在强制行为中“有限但明确地使用军事力量，或者威胁使用军事力量(demonstrative use of threat and force)”。[10]

阿特认为，成功的强制外交必须包括武力威胁和必要时小规模地使用武力，但不是出现了冲突便迅速向升级军事冲突的方向转化。因此，强制外交需要在“有限使用武力”和“全面使用武力”之间划出“红线”，强制外交重在军事解决方案之外，立足于以较小的军事代价来达到改变目标国危险行为的目的。

兰德公司的专家Daniel Byman、Erik Larson和Matthew Waxman通过比较历史上强制外交的成败经验，总结出三项能够使强制更易于成功的条件。它们是：升格控制、威胁能击败对手的军事战略以及扩大第三方威胁。[11]

升格控制指的是一种向敌人威胁增加其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又使敌人找不到机会逃避这种代价或是实施反升格行为的这样一种能力。

第二项条件也被称作阻断战略，它的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对手军事战略的成功几率，迫使其放弃采取敌对行为。阻断战略的重心在于降低敌人采取敌对行为的动机。阻断战略强调让对方相信采取军事手段不会使其在未来获取多大利益。

第三项条件是扩大第三方威胁。第三方威胁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外部敌人。在强制实施过程中，对方不仅要担心来自于强制实施者的直接压力，还不得不担心可能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第二种第三方威胁是通过强制政策引发对方国内不稳定。国内局势不稳定将对国家决策造成影响。

总体而言，强制外交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工具。武力虽然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的终极手段，但计算成本-收益，却很难在所有条件下称得上是最佳手段。

强制外交是国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以非全面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一种特殊外交形式，常常表现为武力与外交的一种临界状态，即在不放弃武力威胁但又试图不进入全面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外交强制，从而使对手改变其行为。

由于强制外交的成功要求强制方和强制对象在实力和意志强度上具有较大差距，[12]强制外交更多作为强国针对较弱国家的合用工具而存在，以较低成本维护霸权——例如美国以公开的强制外交手段打击不服从其设定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和地区政治行为体，以维护其“非正式帝国”。

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在部分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虽有所减弱，但其针对中小国家甚至地区强国的军事优势仍然客观存在。在干预主义仍在美国具有市场，精英和民众均不同程度认同美国有干预世界其他地区事务合法性的背景下，强制外交作为政策工具仍存留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箱中。

美国的强制外交实践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在自身强大实力的基础上，成功地使用强制外交迫使苏联作出决定性的让步，避免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强制外交教科书式的案例。

自此以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强制外交的影子遍及全球各个热点地区——从越南到黎巴嫩，从尼加拉瓜到利比亚，从波斯尼亚到科索沃，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伊朗到朝鲜。[13]美强制外交既运用于大国与小国之间，也运用与大国与大国之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北约的力量一度如日中天。

但迄今为止，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的强制外交行动有成有败，这要归因于被强制的对象越来越不相信美国的政治承诺。实力基础是强制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但并不是强制外交成功的充分条件。

强制外交的对象是否相信强制方的交易承诺有效，显著影响强制外交的成果。应该避免的错误是痴迷于使用强力推翻之前的协议进行政权更迭。尽管战争和政权更迭可能会在短期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战争泥潭和追求过高的目标会削弱和分散美国的力量，使强制对象更不愿意与美国达成妥协。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国强制外交的经典案例。1962年5月，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苏联邻国土耳其部署导弹对苏联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也同样部署导弹，那么美国就不能轻率打击或入侵古巴，让美国也产生不安全感，于是决定秘密运输人员和军队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危机高潮时的10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肯尼迪汇报已做好冲突准备。[14]

肯尼迪回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除部署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以后不再部署;作为回报，美国口头承诺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当时苏联整体实力不及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在地缘上，苏联与古巴相距遥远，而古巴与美国海峡相隔，苏联当时很难赢得发生在古巴附近的全面冲突。

出于对实力差距的考量，赫鲁晓夫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有关利益交换建议，中止在古巴的导弹工程建设。[15]持续 13日的重大危机终于结束。1962年10 月 29 日，美国履行了对苏联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在 1963 年 4 月 1 日之前撤销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 美国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行为进行了强制行动，并在目标有限的基础上实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即确保苏联难以从古巴出发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在赫鲁晓夫的视角，苏联通过部署核武器的行动成功使美国改变了原先的军事布局。但在美国影响下的西方世界，古巴导弹危机被理解为苏联在美国的要求下退让，彰显了美国的地位和实力优势，最终加强了美国在其盟友阵营和在两大超级强国之间摇摆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威望。[16]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出现的是强制外交行动的经典要素——武力威胁、实力差距、与强制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强制成功之后的守信和克制。 与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不同，漫长的阿富汗战争则是塔利班不相信美国政治承诺的结果。1999年后美国对塔利班实施了一系列制裁，要求塔利班引渡奥萨马·本·拉登，但塔利班拒绝将本·拉登交给美国。[17]

9·11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9月20日，美国向塔利班公开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使用武力，要求塔利班让出其对全国政权的控制权，仅口头允许部分塔利班“温和派”留在全国政府之中。塔利班没有回应，美国兑现武力威胁，随后开始大规模轰炸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军事基地，并最终发动全面进攻。

塔利班拒绝美国的提议，可能源于这些提议在其组织内部政治上不可行，且美国并未提出足够优惠的利益交换条件，而只是要求塔利班做出政治上的一系列让步，要求其让出政权，从而导致塔利班认为美国的条件缺乏吸引力且在政治上并不可信。最终美军于2021年撤出阿富汗，持续了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阶段性挫败收场。 相比成功的古巴导弹危机案例和失败的阿富汗塔利班案例，利比亚案例则展现了打破对强制对象做出的安全承诺可能导致的地缘政治后果。自1979年以来，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纷，美国多次制裁卡扎菲为领导人的利比亚，使用空中力量对利比亚本土进行轰炸。[18]

1988年洛克比空难之后，利比亚因为恐怖袭击嫌疑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美国在1992年对利比亚实施了全面制裁，之后联合国和美国一直持续以经济制裁、联合国武器禁运和国际航班禁令的方式向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施压。9·11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迅速攻占巴格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发卡扎菲对美国会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对利比亚全面使用武力的恐惧。

卡扎菲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于2003年初与美国开展有关化学项目和核项目的谈判，最终拆除建设在利比亚境内的核设施。[19]美国向卡扎菲承诺解除部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给予利比亚石油产业更多国际空间和不对利比亚进行政权更迭。2003年美国对利比亚的强制外交和谈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胁迫、胡萝卜和保证是以相辅相成的方式进行的，美国承诺为利比亚的在每个环节的让步提供优惠，向卡扎菲提供了关于政权安全的保证。 尽管美国限制利比亚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的强制外交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美国并未满足于达成有限的目标，而是将政治行动推向了政权更迭的方向，最终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地缘政治后果。

2011年初，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浪潮引发了利比亚的武装叛乱，美国和欧盟判断颠覆卡扎菲政权的良机已经出现。同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设立禁飞区。尽管北约口头上支持联合国决议，但主要联盟成员国希望做的不仅仅是保护平民和为停火创造条件。[20]

北约使用空中力量支持叛军袭击卡扎菲控制的地区，法国、英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向叛军提供武器，并部署特种部队，为叛军提供训练，帮助他们发动地面进攻。最后，卡扎菲的死亡成为卡扎菲政权崩溃的标志。

卡扎菲政权的倒台是北约使用强力的成果，美国及其盟友先通过强制外交削弱利比亚的军事抵抗能力和抵抗意志，最后又抓住时机，打破承诺使用强力以完成自身针对利比亚的最高强制外交政策目标——完成政权更迭。

虽然美国成功在利比亚推动了政权更迭，但利比亚事件也彰显出了美国政治承诺的时效性问题，而且美国在外交承诺上的变幻无常增大了美国与其政治对手达成妥协的难度。

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并未就此迎来和平与稳定，而是经历了联合国承认的的黎波里政府和哈夫塔尔将军建立的托布鲁克政府之间的“第二次内战”，引发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北约盟国之间的对立。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施加的压力促成了阿萨德与俄罗斯和伊朗的进一步合作与中国对地区问题的关注。这让美国承受了更大的地缘安全压力。

更出人意料的是，发生在利比亚的事件冲击了美国的内部政治制度。2012年9月11日晚，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约翰·史蒂文斯遭受袭击，意外身亡。右翼反对派将班加西事件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当操作导致机密泄露的“邮件门”事件联系在一起。

2016年12月，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宣布退出原先奥巴马任上美国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能力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协议，致使伊朗之后一直对美国在相关议题上的谈判诚意持怀疑态度。 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之所以成为美国强制外交的未解难题，深层原因是朝鲜、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美国的政党轮替意味着上一任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承诺不一定得到下一任政府的认可，而美国对于众多被强制对象的武力优势始终存在，这鼓励被强制方更多考虑政权安全，而不是妥协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 结合以上案例，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军事优势之所以并没有转化为针对一些实力上远不如自己对手的更大的强制性杠杆，原因在于：

1.尽管美国可以提供积极保证来为被强制方提供服从的动机，但缺乏一以贯之又均衡、互惠、可信的强制战略，使被强制方对美国的政治承诺缺乏信任;2.在历史行为上美国把政权更迭作为最高目标，涉及对手的核心利益，加大了双方在有限目标上进行妥协的难度;3.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下，美国的强制对象联合在一起，互相之间给予多边和联盟支持，限制了美国利用目标国内政治和经济条件脆弱性的能力。

中国的应对

中国大陆旁的周边海域、中国的陆地邻国和中国的近邻地区，是美国可能以武力展示和军事活动方式，进行强制外交的潜在区域。在南海日益军事化，中国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安全化的背景下，应对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可能进行的强制外交行动，关键是中国是否能为地区多边主义机制赋能，与邻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参与构建一个真正多元、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框架。

中国应在互相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共识，防止中国周边地区分裂为两个互相敌对的军事同盟，而其中一个军事同盟存在的目的就是对抗中国;推进地区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尽量避免因经济问题政治化而削弱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基础。

中国是胁迫外交的坚决反对者。为了应对美国在中国周边主导的强制外交行动，中国可以推动以下几个关键议程：

第一，为热点地区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建立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框架。频繁的“强制外交”行动更容易发生在被军事安全议题主宰地区议程的区域。美国正试图将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整合进其“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之中，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

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南海已经被部分军事化[21]。美国将更多资源投入四国机制(Quad)和澳英美联盟(AUKUS)，中国周边地区议程被进一步安全化，在安全问题领域对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

中国应以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方式，寻求周边国家的广泛支持，避免意识形态纷争，提升地区经济和发展议题的重要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以推进与邻国和地区国家在产业和科技供应链问题上的合作，推动地区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形成。

中国正在坚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更大的决心实行对外开放，重视“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推进地区发展的多边机制的作用。

除了与东盟进行经济合作之外，中国还应完善与东盟之间的地区安全合作，推进有关“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提升中国与东盟之间达成的海洋行为准则在构建地区规则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应致力于改善中印关系，密切与俄罗斯之间的协调，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作用，鼓励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与中国进行安全与经济合作，管控双方之间的分歧。

第二，扩大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争取与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合作。避免冷战和寻求合作，是避免地区和世界安全局势恶化的方向性问题。中国应成为地区共识的倡议者和推动者，和地区与全球伙伴共同合作，帮助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安全与发展环境。

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在处理与美国和欧盟等政治体的关系时，可以把激发对方对中国的需求作为方向，经济上尽可能深化合作，把经贸摩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反对“脱钩”政治。在共同面临挑战的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中国可以与发达经济体进行积极的全球治理合作，向面临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提升综合国力，做好意志上的准备。强制外交以武力作后盾向对手发出威胁，摧毁对手的意志迫使其遵从。对中美两国，试图在短期内击败、摧毁对方不切实际且有害无益。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长期和复杂的。美国的影响力虽然相对下降，但仍是超级大国。

一方面，中国应在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谨慎看待与美国之间的全面军事和战略竞争。全球范围的“新冷战”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必须构建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体系。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和区域，中国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向美国传递军事对抗成本高于收益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向美国和世界传递关于中国立场的清晰信号，提高美国对冲突成本的预估。

参考文献：

[1]]胡欣：《国际政治中的强制：定义、分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第 85~96页.

[2]Schelling, Thomas C.,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钱春泰：《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49~64页。

[4]George, Alexander L.,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5]George, Alexander L.,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second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6]裘旭东：《强制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特点和效能——从“约翰逊的战争” 到“小布什的战争”》，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第47~49页。

[7]Jakobsen, Peter Viggo,Western U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Press, 1998.

[8]任远喆：《强制外交与伊朗核问题》，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66~72页。

[9]朱锋：《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第 60~76页.

[10]魏光启：《强制性外交研究一以伊朗核问题为视角》，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82~86页。

[11]Byman, Daniel L., and MatthewC. Waxman, “Defeating U.S. Coercion,” Survival, Vol. 41, No. 2 (Summer 1999),pp. 107–20.

[12]刘华清：《外部武力胁迫与政权更迭——一种初步的理论分析》， 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第 60~89页。

[13]Brennan, Richard R.,Jr., “The Concept of ‘Type C’ Coercive Diplomacy: US Policy Towards NicaraguaDuring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1981–198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9.

[14]谢剑南：《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苏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动逻辑、历史遗产及启示》，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6期, 第68~88页。

[15]孙继东：《强制性外交与古巴导弹危机》，载《理论观察》2007年第2期, 第46~47页。

[16]Allison, Graham T.,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Company, 1971.

[17]Collins, A., ContemporarySecurity Studies. 5th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18]Davis, Brian L., Qaddafi, Terror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 Attack on Libya, New York:Praeger, 1990.

[19]周士新：《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制性外交》，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 第111~120页.

[20]Collins, A., ContemporarySecurity Studies. 5th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21]陈慈航：《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 第95~128页。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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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法律运动应从“法院”转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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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美国宪制历经百年变迁，二战后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引发了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对于宪制、法治、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斗争。巴雷特大法官的就任被视为保守派法律运动的一大胜利，但其曲折的任命过程也凸显了美国现今政治乃至社会领域的极化。2021年9月17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社会、文化和宪法研究室主任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于《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保守宪制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总结了这场保守派法律运动的获胜历程及经验，直指当前部分保守派人士偏离矛盾重点，陷入思想误区，过分关注司法系统而忽略国会的重要性，若要捍卫保守派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并最终实现保守派领导下的宪制振兴，他指出可仿效保守派法律运动的胜利路径，首先通过理论构建，思想引领，再逐步拓展到机构、制度、政治层面，不断奋斗，直至实现国家现代化复兴。

几代美国右翼人士不懈努力，致力于启动修宪的宏伟计划，如今却发现自己已然站在了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半世纪以来，这项计划的中心工作——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已掀起了高潮。这种努力旨在消除沃伦大法官、伯格大法官越权行为的负面影响，恢复民众对法官职权的正确认知，并将其付诸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是右翼为应对左翼在“伟大社会”时代结束时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所做的若干努力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守派的政治和政策一度驯服了犯罪、滞胀、福利依赖、一种半社会主义的监管经济学，这些“怪兽”都比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更快地被击退。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妥善解决，现在又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而一些年轻的保守派，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想要了解保守主义到底捍卫了什么。

与这些斗争相比，保守派法律运动不仅耗时更长，而且采取了一种不同以往且更为雄心勃勃的形式。这不仅是一场政治和政策之战，更是一场真正的机构联动之战。保守派法律运动创造了一个充满专业和教育网络、社区、规范和奖励和职业发展结构的另类精英法律文化，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连贯且多样化、动态化的知识框架之上，从而提供了一整套宪法理论。由于这些机构和机构人员的推动，现在这套理论主导着联邦司法领域。最高法院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是这项非凡计划产出文化的产物。明年，他们很有可能最终推翻最具破坏性的司法篡夺案典型:罗伊诉韦德案。

另一方面，这项计划似乎在右翼内部也引发了很多争议，面临各种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项计划太过局限和狭隘。长期以来，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人士主张，司法机构应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发挥更坚定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主义批评人士主张司法机构应采取类似的坚定立场，但要捍卫公共利益。尽管他们看似立场相悖，但他们的批评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原旨主义不能充分捍卫个人权利或公共利益，那么它能捍卫什么?

原旨主义显然是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上的，但它把保守派法律运动的活动项目广义理解为宪制的一个方面，因此肯定不是一个直指美国政府系统病症的自救方案。孤立地看，其对法官角色的定义确实不足以达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批评人士正确地将其带入政治的目标。这是因为它认为法官的作用从根本上是保护性的，而非独断的。法官守护的是一个具有适当诉求的共和国公民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这些诉求的空间。当这些公民及其代表威胁要践踏基本原则或违反体制机制时，法官有时确实需要采取限制。但法官不得代替这些公民或其代表作为政治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因此，原旨主义倡导的自治理想根植于这样一个前提:合法的公权力通常是人民主权的功能之一，因此立法部门应该是政府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行政机构主要是为了执行国会的法定框架。司法机构则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解释和适用宪法法律，根据需要或限制或允许公共、私人行为。正如已故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在原旨主义兴起早期所言，如果司法行动不是以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进行解释，那么法官就会被理解为“一小群处境幸运的人，可以对国会、州议会、以及州、联邦行政官员就什么对国家最好进行事后评判”，这肯定不是他们应该做的。

这种对法官角色的看法本质上是被动且克制的。它认为法官职权的正当性应始于立法多数决，如果法律不能充分促进公共利益，那么应由立法者来处理。相比法官，他们对公众身负更重责任。这并不是因为公共利益只是个人偏好的某种集合，而是因为作为一个社区或国家的立法自由，对于民众集体追求正义或者善的能力至关重要。

因此，这种观点倾向于推定人民主权是集体主权而非个人主权，这恰是一些自由主义批评人士诟病之处。这种观点还倾向于认为，主权最好体现在一个具有交易属性的立法机构混乱的内部博弈上，而不是固执的法官或强势的行政人员的独断专行上，而这也正是一些传统主义批评人士不喜欢的地方。但它表明，与法官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对个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理解方面更积极主动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政府设置更利于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宪法创建了一个共和国，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在共和政府中，立法权必然占主导地位。”

由于原旨主义是针对能动法学的迅猛发展产生，似乎更多关注法官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当代一些保守派人士对原旨主义的一些不安使得原旨主义过于狭隘，对构成我们政治传统的基础——自然法甚至普通法均持过分怀疑态度。

这种批评当然有其道理。但随着原旨主义的发展，它已经超越了司法克制主义，甚至司法解释主义，越来越注重将法律的本质作为其法官责任观的基础。正如现任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2017年所说的那样，“原旨主义已经从一种关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的理论，转变为一种关于什么是有效的、可执行的法律理论。宪法的原意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遵守宪法即限制了司法自由裁量权，而是它是法律。因为这是法律，法官必须忠实于它。”

不难看出，即便这种对原旨主义的广义理解，仍会给传统主义批评人士留下狭隘的印象，但巴雷特也简单明了地揭示了导致这种困境的难以言喻的根源。原旨主义作为一种宪法理论有其内在局限，不仅因为它限制了法官的角色功能，还在于其几乎全部理论都聚焦于法官职权。一个更全面的宪制必须承担体制中的其他职能，因此受到的限制也将少得多。

以这种方式拓宽视野，也有助于弥合当代右翼宪制主义者之间的一些分歧。法官必须忠于法律，行政部门必须确保忠实执行法律，但立法者最终代表公众制定法律，因此有更大空间来接受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理念，并形成相应政治秩序。立法机构是可在宪法范围内改变政府在美国生活中作用的希望之所。

这种愿景现在被误导，对法院和行政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从定义上来说，它需求的可不仅是司法行为相关理论。原教旨主义者再次引用巴雷特大法官的话，“坚持认为，最高法院需要受到约束，这样民主程序才能发挥作用。”他们的设想是，如果法院不再侵入为人民及其代表保留的空间，人民及其代表就会积极行动，填补这一空间。正因如此，宪法本身强调限制权力似乎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政府永远不会缺乏权力和野心，因此，对不当行为加以限制即是构建正当行为的一种方式。

然而，保守派法律运动的成功表明，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制度核心地带。国会现在经常拒绝使用权力，或者至少拒绝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使用权力。即使最激进的法官，无论其意图有多好，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当代对原旨主义的一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以法官为中心的宪制主义限制的不满。其指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却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它提出的手段合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它指向保守的司法至上,仿佛更换一个不负责任的精英就能恢复我们的共和国。但这种期望本身就是共和政体的一种腐败，我们已经缺乏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和抵制这种腐败，因为我们已经寄托太多希望在司法改革上太久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保守派宪法理论在为法官的正当角色辩护时又变得过于关注法官。我们认为需要将保守的政府行为理论和政府克制理论相结合，这将促使保守派将目光投向司法系统以外，尤其是国会。

法院之外

与其倾向于让法官和律师来治理美国，我们不妨将目光流转至宪法的宗旨。宪法究竟应该回应什么问题，又应该回应什么样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回应“法律应该是什么?”即可。相反，它更像是以下问题的答案：“鉴于我们的分歧和多样性，鉴于我们对一些不言自明的核心价值观的承诺，鉴于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我们将如何实现自治?”

这不是一个仅由法官来回答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要由法官来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属于人民及其代表的问题，宪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如何适当加强和限制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以及如何根据他们的回答采取行动。它所创建的分立机构，它在其中构建的动态平衡，它所列举的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以及它特有的问题解决方式，都为回应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途径。

而在国家层面做这些事情的主要机构毫无疑问是美国国会。右翼以法院为中心的宪制生来就是为了给国会最大权限，但在实践中其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事实上，保守派倾向于把立法机构排在宪法等级结构的第三位，排在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后。当不再指望法官之时，我们认为唯有合适的总统才能拯救我们。

保守派的总统制和原旨主义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诞生的，而且有一些相关的原因。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院似乎成了无法无天的进步激进主义的大本营，国会将永远属于民主党，而总统职位则经常落入共和党人之手。这促使许多共和党律师和宪法学者将自己视为总统特权的捍卫者，反对国会篡权。与国会相比，行政部门更容易被视为奉公守法。因此，右翼日益法制化的宪制主义自然更容易接受行政和行政权力的格式条款，而不是立法部门更加开放的共和主义。

然而，无论其根源和意图如何，这种右翼总统主义(就像尼克松时代的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最终证明一个错误。激进派观点认为，总统作为唯一的全国民选官员，反映了公众意愿，可以作为民粹主义或民主行动的焦点，这是一个深层的认知错误，扭曲了我们对宪法和国家的理解。在一个多元且分裂的社会中，代表们需要谈判和妥协，这意味着只有一个多元的议会才能具有真正的代表性。总统是一个单一的职位，不是其可以代表整个社会，而是高效的行政行为需要团结一致。国会之所以多元，则是因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现代共和政体中，有效的代表性需要多元化。

但是，保守派对总统和法院的重视远超国会。正如我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同事菲利普·沃拉克(Philip Wallach)指出，过去半个世纪，右翼人士对国会极度厌恶，不仅暗中把国会与民主党相提并论，还将其与腐败、浪费和无能混为一谈。尽管保守派通过法院内部改革来回应对司法系统的愤懑，对国会却只余憎恨。

即使过去25年里共和党人有一半时间执掌国会，他们的运转模式也充斥着对这个机构的厌恶。我们依旧记得“与美国的契约”，这一项目(某种程度上像一项政策议程)帮助他们于1995年在失去权力四十年后重掌国会。但实际上，这一议程始于对国会的控诉，对重整国会内部的承诺。自那时起，共和党人抓住一切机会削减国会开支，使其发展后继乏力，并且对可能使国会现代化、强化国会与其他部门衔接的改革几乎不感兴趣。

那些对右翼的被动态度与怠于行使政治权力感到失望的保守派尤其应该克服这种对立法机构的厌恶。国会(连同州议会)是民众发挥力量的有力途径。对国会的不满最终只会削弱我们在关于政府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这一议题辩论中的立场。

系统失衡

问题远不止是对国会的反感，而是这种反感使得保守派无力行使公共权力。由于国会居于政治体制的中心，一旦疲软(这绝对是两党恶习，左翼和右翼出于不同原因乐见其成)，政府系统不可能正常运作，政治文化也因此扭曲。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宪制结构问题：我们是“三权分立”国家，政府的三个职能部门通过动态竞争保持平衡。当其中一个部门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职权时，其他部门则会强势崛起。所谓的司法能动主义和行政过度扩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会履职不足，如不重振立法机构，问题就无法解决。

然而，为防止某一部门擅权专政，这种竞争又必不可少。但自治最终则是通过社会不同群体针对各项利益协商谈判才能实现。这种谈判只能在国会内部合法进行。

这便是国会的主要作用。美国国会不像欧洲议会，执政联盟可为所欲为，直至被民众所弃。相反，国会被设计成一个充满争论的竞技场，在这里，两党之间、两党内部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博弈，共同推进涉及公共事务的立法。通常来说，国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不是直接解决各种政策问题，而是协调各种分歧以求达成共识。在国会，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践踏(这一直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而是通过达成协议化解分歧。以上便是国会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时代得以形成、分裂，多数人的权力经常被分割以推动形成跨领域团体，一些适度的多数机制(如冗长议事，以及委员会制度的一些元素)附加到最初的宪法框架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缘由。他们尽力推进谈判协商，从而使国会更难从协商和解的立法政治转向强制遵守的司法和行政政治。

这也是国会可以正面影响美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文化健康发展的原因所在。通过竞争和协商这两种维持社会发展的和平手段，促使国会在宪法秩序中高效运转，不仅有助于规避分歧风险，还有助于增强国家建设凝聚力。如果国会功能缺位，我们既缺乏相互包容的机制途径，也缺乏部分与整体的大局观。而现在，美国两种情形都显而易见，令人揪心。

如今，在可协商领域，不管是学界还是传媒行业，不管是公民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秉持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人群之间的实际往来变得越来越少见和危险。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肯定的场合，只听到自己的观点不断被重复。这让我们对政治行动所涉及的内容日益感到困惑。在国会缺位的情况下，许多人的既定印象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斗争方为现实，而寻求直接接触，与这些人展开协商谈判则是一种逃避。在共和政体中，情况大致相反，如若认知不到这点，就很难指望取得多大成就。如果不能振兴国会，削弱美国政治力量的文化战争就无法偃旗息鼓。

人民自己

詹姆斯·麦迪逊说立法部门必然在共和国中占主导地位，这话没错。国会功能失调，更大系统的功能失调便会出现。因此，保守派可采取对待司法系统一样的路径妥善缓解对国会的负面情绪，即正确理解机构宗旨，然后采取相关行动，使之与其理解一致。

国会有权自我革新，可目前欠缺决心。这意味着，重塑国会必须从改变国会自身认知，以及社会对它的认知开始。

但国会是政府的人民支部，不像法院属于精英职业范畴。国会振兴更多取决于公众期望的转变，而不是一系列精英机构的改革操作。公众期望的转变本身就取决于在部分公民群体中推动民权运动和共和思想。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与新的精英法律文化相比，对国会功能的新认知可能更快形成。但其可能改变公民期望和政客行为的机制还不明朗。这又与公民自身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知有关。

“共和思想”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人们在谈论治理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时本能说出“我们”和“我们的”，而不是“他们”和“他们的”可以反映其实质。这种态度指向积极承担责任而非被动地推卸责任，指向主动提出问题而非一味逃避问题，指向起而行之而非坐而论道。这源于一个简单的常识: 自力更生，振兴国家。

基于这种责任感，不可避免地会内生一种克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道行胜于言的人往往对行动局限性的认知更为现实，对预期也更为中庸。克制和自制使自决和自治成为可能。

制度构建需要理论先行，也需要践行这些思想理论予以验证。制度建设需要理论基础，又反过来充实理论。享有广泛充分的公民权利既是宪制的先决条件，也是宪制的产物。这就是思想理论的价值功能，只有通过不断践行，才能强化能力实现理想。这一道理每个运动员都明白，每个公民也应该明白。如果抱怨能激发人们采取行动改善事务，那么也是有益的，但唯有行动本身方能真正扭转局面。

共和主义有希望复兴吗?当然有，只要不把积极的希望与消极的乐观混为一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像半个世纪前那些司法原旨主义的拥护者一样抱有希望。他们提出的前景看似天方夜谭，可他们不仅坚持了下来，还努力实现目标。工作起步于思想建构层面，逐步扩展到机构层面、专业层面和政治层面。取得的成就超出想象。

保守宪制主义的下一阶段也需要开辟一条类似的道路。其目标与司法改革一致，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实践中重申共和理想。这项工作也必须从理论构造开始——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话语阐释国会、联邦制和共和公民权利。随后延伸到政治机构运转层面，直面美国政体的渐进式畸变。同时，这种转变旨在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复兴。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投入大量时间心力，培育新一代，对国家郑重承诺，将长期为之奋斗的事业化为心中热爱。换句话说，保守主义需要达到最佳状态。美国理应如此。

文章来源

Yuval Levi， The Future of Conservative Constitutionalism， 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 17,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1/09/the-future-of-conservative-constitutionalism/

译者介绍

刘馨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1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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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讲话未被报道的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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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有思想的猪”

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1992年小平南巡一定是不能回避的关键内容。那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作者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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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重要讲话，

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过去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说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陈锡添今天讲“最遗憾”，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或话语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文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服从于大的政治环境和人们以为约定俗成的一些所谓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改革等等来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讳言说，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岂非要一直存续下去，及至于变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属于时代的产物，此时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时的禁忌。比如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谈市场经济、谈价值规律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毒草”。新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结果被下放劳动，身陷囹圄，顾准先生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说真话，说出真话，说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成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理论来源。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自发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既然谈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属于那些循环往复的顽固派，有的则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还停留在以政治禁忌来行整肃之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足以堪忧了。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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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被美国主流媒体"涮"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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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世界新闻网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20日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事后华文媒体多已转述。但中国媒体发现，都过去多天了，美国几乎未见一家媒体发出报导。（点击这里查看采访的中文；点击这里查看采访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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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采访由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举办，以“炉边谈话”形式用英文进行。中共驻美使馆在官网将主要内容发布并翻译成中文。中国驻美记者韩鹏称，在这次谈话前，双方就已商定：全部内容可供报导，也可用作背景吹风。可是，这采访20日就做了，现在几乎没见一家美媒发出报导！“也许我查得不全，大家如果发现了哪家美媒报导了这件事，麻烦在评论区告诉我”。

他说，他从记者角度看，完全无法理解美国同行这“骚操作”。“你们那麽喜欢拿中国说事，天天离开中国说不了话，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中国大使了，问了好几个小时，怎麽采完以后都不说话了？”“难道这些主编和资深记者，对新闻性的判断，跟我不一样？认为这几小时的联合采访里，一丁点有新闻性的内容都没采到？”

他说，他看了采访内容句句都有新闻性，“美媒不发，我们驻美记者发，反复发、碎片发，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图文并茂、滚动著发！”“美媒对重要新闻漏发，我来替他们义务加班，发英文补上。够意思吧？”

韩鹏还撷取秦刚回覆美媒的部分重要内容以供参考，包括在回答台湾问题上。秦刚当时说，和平不打仗是中美公约数，希望美方认识到台独才是最大威胁。美国管控危机的最佳方式是防止和减少对华消极政策和行动，特别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台湾问题是可能使中美陷入衝突的主要潜在因素。

秦刚说，中方所做的都是反应之举。什麽导致了台海局势紧张？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其否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台湾当局正通过寻求美国支持其独立来挑起对抗。而美国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这就是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根源。

在谈到中美关係时，秦刚说：其实许多人并不懂中国，不懂中文，也不瞭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不过都表现得像中国问题专家，比我还懂中国。美国对待中国就像家长训斥小孩一样，你错了、你要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虚假资讯和谣言很多，这令我感到吃惊”。

在答覆美媒有关中国“战狼外交”的问题时，秦刚称，当前，中国面临更加複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有的国家对中国动辄颐指气使、攻讦诽谤。中国外交官面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友善言行，必须站起来说不，讲清事实，辩清道理，普通中国公民都应如此，更别说中国外交官了。“我们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做出回击。更准确地说，中国外交官不是战狼，而是与狼共舞”。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7

旧文章ID：26809

Qin Gang: We Are Not Wolf Warriors, We are Dancing with Wo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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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刚  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

On December 20, Ambassador Qin Gang took a joint interview with chief editors and senior correspondents of major American media outlets. The interview was held by 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 It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took the form of “fireside chat”. The entire interview was on the record and also served as a background briefing. Below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Question: Ambassador, here you are in DC up close. What surprised you? What have you found unexpected about Washington DC in your first few months here? 

Ambassador Qin: A good starter. I’ve been in DC for nearly 5 months. Let me give you my, not enough a study, but my impression. First, this country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don’t understand. I asked some wise people from this country, and their answer is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it either, we are confused. It takes time to understand it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Secondly, China is ever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body talks about China at any instant. But many of them don’t understand China.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y don’t know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But everybody appears like a China expert. Everybody appears that they know China much more than I do.  China is being treated like a kid being scolded by his or her parents every day: You are wrong. You need do this. You shouldn’t do that. There are lies and disinformation spreading every day. China is misunderstood, mis-perceived and misrepres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gives me a surpris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find American people are friendly people. They are warm. They are easy-going, like every of you. And I found that their kitchen table matters are the same as the Chinese people, such as jobs, education, prices. Every day I receive letters from American people. They are interested in China.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China. I’ve done a lot of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They are pure. They are very kind. They have the eagerness to learn Chinese. I ask myself, which represents the United States better? It’s like a coin with two sides. I will continue m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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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I know you don’t like the comments about “wolf warrior”. Do you think “wolf warrior” diplomacy is on the rise in China because China thinks it is being scolded like a kid?

Ambassador Qin: The Chinese people love peace. They value harmony. China never provokes, never makes trouble. China is taking up a peaceful path of development. The textbook for every Chinese diplomat when they enter the foreign service is to pursue and stick to a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treat other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equality, increase friendship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hat’s the handbook for every Chinese diplomat when he or she joined the foreign service. The handbook is still in our pocket. Nowadays, we are facing a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is being blamed, attacked, lectured. Facing unfriendly words and actions which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re harmful to our interests, a Chinese national, not just a Chinese diplomat, will rise up to say no, to argue, to fight back. We are not fighting, but fighting back. If I can describe Chinese diplomats more precisely, I would use this one: They are not wolf warriors; they are dancing with wolves.

Question: As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what do you think you should do?

Ambassador Qin: I come at a very challenging time in China-US relations. I will be a bridge, a bon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ach out to people of all communities, trying to extend China’s strategy and intention and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judgment. I will do my bes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to make this vitall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ble, manageable, and constructive.

Question: China-Russia relations have been greatly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you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Western China, naval maneuve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force drills over Northeast Asia. China and Russia are also putting together an alternative global financial structure to get away from dollar hegemony. Is this a bloc? Is this 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 to fall apart?

Ambassador Qin: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long boundary,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So that’s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coexist peacefully, to be friendly. We do not want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want war with Russia, either. International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lot of things, see eye-to-eye, particularly on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world. Both countries uphold the norm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 Charter. Both countries are facing the unjust attitudes and actions against them.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should be respected. There are many commonalities, to be honest, but both countries said it very clearly that we are not forming a bloc.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this. You can see the US officials are very busy. They go around the globe every day, to gang up, to form blocs against China, against Russia. I think that we get very close relations with Russia becaus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we uphold, an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we are neighbor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just like the US and Canada. You are neighbors, you have to be friends.

Question: It seems that China and the US have agreed to restart the process of issuing journalist visas.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it is to get back to a status quo where the two sides have normal exchanges of journalists?

Ambassador Qin: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t the actions taken by each side two years ago were caused by Trump administration, because it used every tool to crack down on Chinese media. They were labeled “foreign agent”, “foreign mission”, which restricted the daily work for Chinese media, and 60 Chinese journalists were expelled. As a reaction, the Chinese side asked some American journalists to leave. But we were very restrained. This caused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countries, because we need our reporters in both countries to send out stories and truth. There were negotiations in the past year. And agreements were reached before the virtual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There were three major agreements. One, the existing resident journalists in both countries can go into and out of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a time limit. Secondly, each side gives the journalist of the other side the one-year, multiple-entry visa and it can be renewed year after year. The last one is that both sides are kicking off the procedures of approval of new assignments. 

Question: We hope to see progress in many things before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mbassador Qin: This Winter Olympics will be held at a very special time, with the pandemic still spreading in the world. So we are very pragmatic. We want to hold a streamlined, safe and splendid Winter Olympics. Streamlined because of COVID-19. We can’t invite so many people. Safe means that we have very strict, less inconvenient quarantine protocol to athletes, official and journalists. They will be put in a big quarantine bubble to protect them from infection. Splendid means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facilities, the stadiums, they are world-class. Organizing work is smooth. We have the experience of hosting the Summer Olympics in 2008.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is Olympics will be a green and low-carbon Olympics. All the venues will use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For example, how to produce ice? We us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produce ice but reduce the emission to almost zer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been on the ground. They spoke highly of the preparation.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2,500 journalis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stering for reporting and more will come. If any one o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just log onto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s, and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online. They will be handled efficiently. China welcomes journalists to cover the Olympics, and will provide safety and convenience to them.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impression that nowadays China has lost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having changed their attitude toward China?

Ambassador Qin: For a long time, we call business cooperation the anchor and propeller of China-US relations. This shows its important role in our relations. Our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trade and business and our welcoming attitudes towards US businesses never change. But there’s also a sentiment among the US businesses that they are not treated the way as 20 years ago. Because China at that time was undergoing rapid growth. We were thirsty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s homegrown enterprises were unborn or still young. But after decades of growth, China has its own companies, even some giants. The Chinese market has more entities, not only foreign investors, but also homegrown companies. The market is big and huge, but the competition is getting fierce. We gave foreign companies national treatment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companies. But now the result is foreign companies are feeling that they couldn’t get preferential or favorable policies and the treatment they got 20 years go. And they are facing competitions from Chinese companies. This is a natural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 do suggest to American companies, do not only look at the pressure, but look at the future.  China pursues all-round, high-level opening up. This will not change. Chinese market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The best way to get profits or to get your share bigger is to make the whole cake bigger. Everybody, not only American or Chinese companies, can have a share. Who is now a major powerhouse for world economy? China! China has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re will be great potential brought by China’s effort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f 800 million people get better off, they have more money to buy. It will unleash endless purchasing power. 

Since I came here, I’ve talked to many American CEOs and chairmen of companies. I can feel that there’s a change of the attitude: less complaints, more confidence; less pessimistic attitudes,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ere are over 70,000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95% of them are profitabl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urvey by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more than 80% of their members want to stay in China. They want to expand their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y do take note of China’s policies newly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to provide a market-oriented, law-based and world-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Question: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Biden went out of their way in these months to say we are not into a Cold War. And yet we have seen the Chinese intrusion on the Microsoft systems early in the year, the conflict over Taiwan, the President is arguing that this is a battle between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China’s decision not to allow tech companies to list on the US exchange, the US not allowing the mos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to be transferring to China, restrictions just last week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how will we know if this trends into a Cold War or not? It truly looks like both sides are behaving like this.

Ambassador Qin: We believe that China and US are interdependent,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s intertwined. And we both, as big countries, shoulder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for world peac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e two Presidents both agreed in their virtual meet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Cold War.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the US does not seek a Cold War. But as you mentioned, all these actions from the US give u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old War mentality is seen here. This is the undercurrent of most of the things the US is doing to China as you mentioned.

Question: Don’t you think 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what China is doing with the US? 

Ambassador Qin: No, we don’t. We want mutual respect. We want peaceful coexistence. We want win-win cooperation. We say this, and we do this. But what China faces is China-bashing every day, the ideological line dividing the world, a tendency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particularly on Taiwan. 

We are against cyber-attack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been supporting or sponsoring any cyber-attacks against foreign countries. We are living in a virtual world. It’s hard to know where these attacks come from or if they are government sponsored. China is facing cyber-attacks every day. Over five million Chinese computers have been intruded by millions of foreign servers, more from the US than other countries. But can we say that these attacks are sponsored by US government? What to do with them? Let’s talk. Now we hope that the previous mechanism of dialogue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can be resumed.

Where could a New Cold War come from?  Why do people feel that the Cold War is coming back? Because some people in the US hav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take China as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is not the US 30 years ago. Our interest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The US is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nd China is the thir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US, only next to Canada and Mexico, your two neighbors. This year’s trade volume will certainly exceed 700 billion US dollars, a 20% increase year-on-year. We have so many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fore the pandemic there were five million travel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 one year. That translates into 17,000 passengers every day, with one flight either taking off or touching down every 17 minutes.

If people really want to launch a Cold War against China, I can say that China won’t be the loser. Those people cannot win the Cold War. First, China is no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lik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The CPC is old, 100 years old, just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eating the big birthday cake. But it’s young. It keeps innovating and keeps catching up with the times, keeps delivering better lives to people. And it keeps delivering peace,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ies to the world. Second, China draws a lesson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are debates all the time, studies and thinking of why and how the Soviet Union faile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ns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1.4 billion people. Because it serves the people.

Question: I’m asking a ques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sia-Pacific countries. Australians, Indians and Japanese may see QUAD or AUKUS a way to grapple with an assertive China. How do you see this?

Ambassador Qin: China is facing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is very grim and challenging. The Asia-Pacific is a region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act closely and frequently. And the peace and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is one of our primary concerns. Of course, we do not hope to see a hosti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e are the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of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at’s why we advocate to solve the disputes politically and peacefully. But how do you think China should respond to provocations? Act as if nothing happened? AUKUS is the child of Cold-War mentality. Australia is a nuclear-weapon-fre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the two nuclear-weapon countries transfer weapon-grade nuclear materials to a country which is now nuclear weapon free according to the NPT. That will do harm to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on for so many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ran wants to get nuclear materials to generate power for civilian use, the United States’ attitude is different. This is double standards. You proliferate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materials, which are highly enriched, and you do not allow other countries to put nuclear for civilian use. How can you persuade Iran and other countries?

Question: I respect the Ambassador and the Chinese people. But I’m a reporter. It’s my job to be deeply skeptical. And why can’t Western journalists come into the Uyghur camps and talk to the people?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is to have truth and report it. I would just want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myself to go to the camps, talk to Muslims in China and hear their story. Is that possible?

Ambassador Qin: Just go! Xinjiang is open to foreign journalists. But the question is, do some journalists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uth? I talked to many foreign journalists. They all said that we don’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we are skeptical of what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If you want, like I said, please go. I talked to congressmen and women and senators: You cannot rely on secondhand or third-hand information or lies to make legislation. 

But let me stress, there are no so-called concentration camps. This is a lie. If you want to go to look at camps, you will be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re are no camps at all. You got pictures and videos about high walls, guarding towers, barbed wires. Yes, they are true, but they are prisons. They’re not the places as you sai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f you go to a US prison, of course, you will see barbed wires and high walls. I’m puzzled, because Xinjiang gave lots of press briefings, open to journalists of all countries. But attendance of foreign journalists is very, very low. We welcome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foreign officials. But they just don’t come. I wish to stress this is not about human rights, not about Uyghurs in Xinjiang, not about religious suppression, not about genocide. It’s about counter-terrorism and deradicalization. Can anyone of you recall what happened from 1990 to 2016, how Xinjiang was repeatedly attacked by terrorists, thousands of terrorist attacks, causing great casualties to civilians.

Question: Ambassador, you’re giving me a welcome. I’m gonna plan a trip now.

Ambassador Qin: Everybody can go there without any presump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population of Uyghurs has doubled from 5.55 million to 11.62 million.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past 60 years from 30 to 72. Is there any kind of genocide in the world like this? There are no concentration camps. There are only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s. Why did we set up this kind of school? It is to educate people, to save people. Because from 1990 to 2016, Xinjiang was penetrated by terrorist and extremist ideas and forces. They launched thousands of terrorist attacks within and outside Xinjiang. The Tiananmen Square, the heart of China, was attacked, killing four people. How can the White House tolerate such an action outside its fence? In the railway station in Kunming, China’s Yunnan province, some terrorists used knives killing dozens of people. And in the year 2009, Urumqi, the capital of Xinjiang, was attacked heavily by terrorists, causing 197 civilians to die. What’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Protect people’s lives.

Because of the penetration of extremist and terrorist ideas, some people in Xinjiang were brainwashed. They fell prey to extremist ideology. They logged on to the internet. They saw the propaganda of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teaching them how to make terrorist attacks. If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help these people being influenced, we can’t eradicate the root of terrorism. We need to educate people, make them get rid of extremist ideologies and give them a new life. All those people, including Uyghurs, were sent to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s to be educated about the law, language and be taught a skill, so when they walk out of the school, they can get payable employment, they can keep away from the control of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After several years of efforts, these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These schools are closed. You can go there and see, but you can’t see any students. They are now teaching, making garments, cooking, etc. Because of these efforts, there’s been no terrorist attack happening since the year 2016. Safety, stability has returned to Xinjiang. Ordinary people can walk on the streets at night, not like five years ago, people feared to go outside.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opene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Students are citizens, their rights as citizens and freedom are well protected. It’s not a concentration camp at all.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ants this relationship to be?

Ambassador Qin: President Biden said he hopes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 doesn’t want to mess up this relationship. But the US is defin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 as competition. We don’t agree, because using competition to define the relations would neglect the cooperation as the mainstream of our relations, while cooperation was the mainstream of the past 40 years. By keeping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it will raise the risk of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I will make an analogy. It’s just like a hypertension patient. If his blood pressure keeps rising, it may cause a heart attack or a stroke which will endanger his life. If a hypertension patient goes to see a doctor, the doctor’s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have this pressure lower. Don’t wait until the heart attack or stroke comes up. 

In addition, we do agree that there’s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competition is not driven by a zero-sum mentality. You lose, I win, or I win, you lose. It must be fair and healthy. “Fair” means both sides need to abide by the norm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t on one-side terms. We hav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ules,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and WTO rules. And competition should not be perceived or presumed as beating the other to the ground. It’s not a modern boxing match. It should be a racing match. Both sides can perform to their best rather than beating the other side to the ground. And both sides can find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make themselves stronger while allowing the other side to grow and develop. That’s the healthy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our opinions. 

But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is not fair. The US side is using competition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You have been given examples of how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restricted, how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s being overstretched and abused, and how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re delisted or facing the fate of being delisted. It’s like a cut-throat competition. It’s a violent attack. This is what I’m worried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mobilize allies to kick China ou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is now being kicked globally,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line, supply line and high-tech line. This is unhealthy competition and must stop.

Question: How will China and the US manage crises on Taiwan, so that things will not slide into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mbassador Qin: We think preventing cris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crises. But the crises pop up when the US comes to our side talking about controlling crises. What’s the best way to manage crises? The answer is better to prevent them from happening and make fewer negative policies, actions, particularly, no or less provocation on issues like Taiwan. Taiwan is the major issue that can bring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to a potential conflict.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US must be very careful about its contacts with Taiwan and reduce or deescalate the tension.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is reacting. What causes the current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is the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uthority that denies the fact that there’s only one China and both sides belong to the one China. Because it is provoking confrontation by seeking US support for its independence agen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using Taiwan to contain China. That’s how the tension keeps rising. China is a peace-loving country.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belong to the one China. Taiwan people are all our compatriots. In China, we have a saying,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We don’t want to have a war against our own compatriots. We’ll do our best for the prospects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cause we believ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serves the best interests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But we will never renounce non-peaceful means, simply because we are facing the threat of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s, which we need to deter. 

“Taiwan independence” poses an existing threat to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o China-US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ays that it does not want a war with China. China call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 or no war is the biggest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both of us are facing a possibilit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separatist forces of Taiwan are moving towards their goal day by day, emboldened by the US.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the biggest threat. And we hope that the US will go back to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f both countries do not want a war, but want peace, let’s work together to oppose and contain “Taiwan independence”. Let’s work together to give peace a chance. Let peace prevail. 

Question: Some say that China did threaten Taiwan and seek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even if the Taiwan people wouldn’t want independence right now. What do you say about that?

Ambassador Qin:  The status quo is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belong to one China. That’s the state quo. But the Taiwan authority goes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people and wan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Question: Should the US fear China attacking Taiwan and draws US into war with China? 

Ambassador Qin: I have given my answer. Let peace prevail.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avoid the worst-case scenario. That’s what we want to tell the United States. I hope the US also works for peace.

Question: Does China want to have the nuclear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 with the US? 

Ambassador Qin: China’s nuclear arsenal is not on the same level with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has the largest nuclear arsenal in the world. If it wants to invite China to join the negotiations, does it mean China should elevate its arsenal level to that of the US? O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reduce its own arsenal to China’s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ake the prime responsibility to axe its nuclear arsenal and take the lead.

Question: I guess the question is, do you think the critical issue right now is the numbers or capability? In other words, if you were experimenting with hyper-sonic weapons, would you see a first place to start is to avoid the arms race in a new technology that avoids missile defense and so forth? 

Ambassador Qin: China is not on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U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ts weaponry. Before we talk about the nuclear or weaponry negotiation, we need to first address the root cause to lower the tension, reduce and prevent risk from that. The so-called hyper-sonic weapon the US media reported about is actually the experimental reusable spacecraft technology as other countries has done. China is a peace-loving country. We don’t want to use that. We want, first of all, to prevent crises from happening.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too much attention on dealing with the scenario after crises. If you make research of what sort of crises can make China and the US go into conflict, our particular concern on that is Taiwan. We need to do our best to prevent crises.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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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逝世：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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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逝世：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作者：  来源：學人Scholar

据学人君多次确认，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在个人社交媒体发表的消息

史景迁教授，出生于英国萨里郡，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中西关系史，中国法制史等。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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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凭天赋和本能来写作的历史学家，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也让新世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了感觉。
    与他共事十年的余英时先生称他高雅温厚；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他有独特的沉吟方式、梦呓般的讲述，尤其是历史画面出现在他脑中的时候。每当他投入一个历史题材，那里面的人就会走动发声：三四百年前满族人会在结冰的池塘上滑冰，桃花会在春日里绽放，小贩在兜售货品；有人在搭船，有人雇了一顶轿子，有人连鞋子也没得穿……甚至，那些人心里的喜乐和哀伤都可以慢慢地、慢慢地讲出来。这时候，他便像一位建筑师，或者玩拼图游戏的孩子，把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图像连接起来、搭建成楼。

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费正清

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是无可争议的。——余英时

他是一位凭天赋和本能来写作的历史学家……史学判断能力是一流的。他培养的美国明清史一流专业学者在数量上应该仅次于费正清。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宗师级人物。——陆扬
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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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文 | 李宗陶

来源 | 《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12期序

“这些凸起作什么用？”史景迁轻声问。

他视线的正前方，是一件商代晚期的戈父丁簋，除了颈部纹饰，周身布满圆形小凸点，类似三千年后Tod’s鞋上的豆豆。

“纯装饰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博士作答。

“Hi, John, I like the steamer！孟子常常说起它……It’s beautiful！”金安平惊喜地将史景迁引到两件蒸食器（steamer）面前：商代晚期的兽面甗和西周早期的南单甗。虽然已经做了祖母，金安平的声音举止里依旧可寻女学生气，那是带有台湾成长背景的知识女性所特有的。

当胡嘉麟讲到镇馆之宝大克鼎乃是周孝王近臣、一个膳夫总管铸造的，金安平忍不住又唤一声“John”，将这一照见“权势周边”的史实译给丈夫听。

史景迁在大克鼎铭文的拓印件前伫立良久。他几乎是贴在橱窗玻璃上辨识那些古远的文字。橱窗里的灯光散射在他的轮廓上：瘦削的脸庞，灰白的胡子，清亮的眼睛，仿佛古希腊赫尔墨斯的头像。

序

“这些凸起作什么用？”史景迁轻声问。

他视线的正前方，是一件商代晚期的戈父丁簋，除了颈部纹饰，周身布满圆形小凸点，类似三千年后Tod’s鞋上的豆豆。

“纯装饰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博士作答。

“Hi, John, I like the steamer！孟子常常说起它……It’s beautiful！”金安平惊喜地将史景迁引到两件蒸食器（steamer）面前：商代晚期的兽面甗和西周早期的南单甗。虽然已经做了祖母，金安平的声音举止里依旧可寻女学生气，那是带有台湾成长背景的知识女性所特有的。

当胡嘉麟讲到镇馆之宝大克鼎乃是周孝王近臣、一个膳夫总管铸造的，金安平忍不住又唤一声“John”，将这一照见“权势周边”的史实译给丈夫听。

史景迁在大克鼎铭文的拓印件前伫立良久。他几乎是贴在橱窗玻璃上辨识那些古远的文字。橱窗里的灯光散射在他的轮廓上：瘦削的脸庞，灰白的胡子，清亮的眼睛，仿佛古希腊赫尔墨斯的头像。

在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史景迁不怎么说话，优游地看。那双眼睛明亮柔和，仿佛漫着水汽的温泉。他的脸上始终笼着一层梦幻之气。在充满声色的人群之外，他好像独自拥有一个时空。当汽车驶过外滩，他的脸向着车窗外，悄声说出所见：“教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大笑也止于六七分，如微风掠过。

与他共事十年的余英时先生称他高雅温厚；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他有独特的沉吟方式、梦呓般的讲述，尤其是历史画面出现在他脑中的时候。每当他投入一个历史题材，那里面的人就会走动发声：三四百年前满族人会在结冰的池塘上滑冰，桃花会在春日里绽放，小贩在兜售货品；有人在搭船，有人雇了一顶轿子，有人连鞋子也没得穿……甚至，那些人心里的喜乐和哀伤都可以慢慢地、慢慢地讲出来。这时候，他便像一位建筑师，或者玩拼图游戏的孩子，把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图像连接起来、搭建成楼。

“在不同的楼层看不同的风景，”史景迁说，“如果能在底楼看见一段往事，也很好。”

他熟练地使用筷子。他在鸡尾酒调制方面的技能令他对成品的诸多细节都可提供改进方案，但他仍然彬彬有礼地向调酒师传达鼓励：第二杯比第一杯好。他至少说出三四个不同的英文词汇，来表达“令人感兴趣的”这一意思。

金安平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书，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她的祖父金毓黻先生是满人，一位低调的史学家。1990年代初，史景迁在收集太平天国史料时与他的同仁和弟子打过交道，听说了不少金先生的往事，“领略到某种大家风范”。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注：大约等于18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注：12beds＝45英尺）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金安平话音刚落，一旁的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你若写报道，应该写上：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史景迁立在和平饭店11层九霄厅的落地窗前，注视着黄浦江。这里曾是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所在。因为恐高，他扶着窗棂，脊背微驼。窗外，是明丽的外滩，游人如织，小艇在江面上缀着，很像青铜器馆里春秋时期那尊子仲姜盘，上面有古人捏塑的鸭子、鱼儿和蛙。

史景迁的背影深深地印在窗前，那是他看上海、看中国的角度之一。那一刻，窗内的他与窗外的世界，浑然一体。

壹

史景迁文笔之优美，状物写景之功力，在当代汉学家中独一无二。西方出版界称他为“诗人史家”——是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看这段《康熙》中的夏日塞外：

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余……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马敏译）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温洽溢译）

对于“英语世界大众史学的文体家”的语言，译者说，实是难事。然而怎么译，气味都在。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北郊的一个读书人家庭。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战时动荡，德莫特先生也在出版社和画廊工作过，编过英国小说家拉康德（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父亲还参加过朝鲜战争。

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开玩笑说，蒋介石出生时其母在念佛，所以佛教对他一生有影响；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可能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正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

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

史氏作品中溢出的醇厚的人文气息，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专访时忍不住探究他深厚的欧洲背景，比如，他在寄宿学校11年的经历——

那是一种叫作Arizena（音）的寄宿学校制度，对英国普通家庭来说非常不错，当然不包括领导人家庭。当孩子7岁或8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分两个阶段，每阶段5年，每年只在假期回家2－3次。因此老师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父母要来得多。但同现在的教育相比，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孩子们太集中了。现在的孩子能看录像和电影，那时候只有教科书，我在寄宿学校的较高阶段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那一代年轻人，也不会对此特别挑剔或批判，因为这是制度。 当然寄宿学校鼓励人文教育。包括宗教教育，读《圣经》；学戏剧，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们也自己演；诗歌，主要是英国诗，而那时候我对美国诗挺着迷……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印象中文学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实际上我们在13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选择，他们管那叫“13个字母（One-third letters）”，类似文理分科，选择科学和数学的可以读到其他领域的东西，我选择的始终是偏向文科这边的，读了好多英国文学和历史，也学了好几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等等）。但那些年好漫长，你得跟许多专心学习的孩子待在一起，他们都很用功。当我在耶鲁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的课程……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记者对欧洲人文教育的想象与史先生不经意透露的另一面的评价——某种狭窄、单调、枯燥的成分——相遇，显示出“角度”的神奇。

13岁时，史景迁入学南部的温彻斯特学院，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有一次，史景迁向魏斐德指出：1382年，温彻斯特学院在汉普郡创立的那一年，明朝洪武帝朱元璋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废除了宰相一职。魏斐德觉得，某种程度上，史景迁在历史研究中跨越时空的能力非常像另一位温彻斯特学院的老校友阿诺德 ·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在温彻斯特，史景迁每周去小教堂8次，这是必修课。他常常溜进祈祷室，读那些法语或德语的赞美诗。暑假多在一个位于法国乡村的交换家庭的城堡中度过，他在漫长的下午打网球，或者在黄昏时观察蝙蝠们向着昆虫俯冲。

那是一种浸淫而非训练。什么叫浸淫呢？上博青铜器馆的保安员孙建新大抵可以解释——他在青铜器馆待久了，讲得出每一件宝物的特点、出处，还能辨识《师㝨簋铭文》上的金文。

史景迁至今感谢温彻斯特——知识的摇篮、牛津剑桥的超强预备队。他在那里勤奋学习，曾获得历史奖学金。他阅读广泛，也写诗，不过自认评论的才华甚于创作。

1954年，当他从温彻斯特毕业时，已经服完两年兵役，军衔是二等中尉——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上百万的英国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许多家庭都有惨痛的记忆，因为它的涉及面如此巨大。二战来的时候，我还太小不够年龄，但我父亲参加了，我比较幸运地能在英格兰中部的初等学校念书。那时候英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相当强烈，年轻人都准备着去军队服役，离开军队后通常继续上大学。所以当我在温彻斯特念书时，参军、上大学，都已一一排定。我服役两年，大部分时间驻守在德国，那是一支由德、英、法、美组成的四国联军。然后，前进。 那两年当然是有益的一课，它让我学会在传统英国社会之外观察和思考，它会让人对责任、共同体和民主政府有期待。

史景迁随后考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业是英国史，尤其是宪法史。那是一段“有魔力的、激动人心也冒冒失失的”时光：他很快跻身于学校顶级文学圈子，成为校刊《格兰塔》的编委；二年级时，他被任命为校报《大学》的主编。当年同人曾这样描写他：身材细长、面有菜色、含含糊糊。他那时非常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但稍后谦虚地承认自己“无话可说”，转而写仿作，那是他在温彻斯特就擅长的。当他1959年拿到学士学位时，志业尚未清晰。

他喜欢沃尔特 · 佩特（Walter Pater）和李顿 · 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那是一些将文学和历史出色融合的唯美主义作家；他尤其喜欢维吉妮亚 · 伍尔芙（Virginia Woolf），那是布鲁姆斯伯里派和现代意识流的集大成者。

在谈及张岱《陶庵梦忆》的写法时，他提到普鲁斯特；在谈及《康熙》的第一人称写作时，他提到尤瑟纳尔的《哈良德回忆录》。此次上海之行，他又于闲聊中增益了这份作家名单：英国作家伊夫林 · 沃（Evelyn Waugh，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尤其是他早期的讽刺小说；狄更斯对小人物的书写和简 · 奥斯汀语言中的机锋，都对他产生过影响。

他告诉记者，当年温彻斯特的同学少年，好几位后来成了小说家。

贰

汪荣祖先生是史景迁著作坚定的批评者，曾在《史景迁论》中写道：“他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个交换项目，史景迁说，是由一个叫保罗 · 梅隆的耶鲁毕业生创立的奖学金，专供剑桥学生。而校史记录上，这个奖学金写明提供给“第一流的学生”。

费正清先生曾经写过那个“第一流的”年代：

1936年当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时（注：那一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在英国萨里郡），我遇到了几乎是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本科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博士研究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芮玛丽是从塔斯卡卢萨（美国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的瓦萨学院毕业来学世界史的，但一听说有中国史便转向这个领域。她嫁给了哈佛另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生芮沃寿（Arthur F. Wright）。20年后，当他们双双赴耶鲁教书，芮玛丽遇到了她最聪明的学生：史景迁，一个刚从剑桥大学来到耶鲁的年轻人。据芮玛丽说，她安排了史景迁最初的学术训练，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

而史景迁说，芮玛丽之所以结识房兆楹，是当年胡适引荐房先生及其夫人杜联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录。

从英国史转向中国史，是史景迁所作的最复杂的决定之一。回顾往昔，他说，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如果他没有被剑桥选中参加梅隆交换生项目，他不会接触到耶鲁的课程；如果两位芮教授不曾从斯坦福大学转到位于纽黑文的汉学重镇耶鲁，中国历史不会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芮沃寿主要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芮玛丽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与他们交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探索中国史一定会很有趣。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暗含逻辑的决定。”史景迁留下几处言外之意，可以读取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的青年，对另一个遥远的古老东方帝国的好奇。

芮玛丽介绍他读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萧公权关于中国乡村的著作。

在最初的阅读里，他立刻就看到了人——贵族、知识精英或者地主士绅阶层，这是他在英国和中国的历史里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他们如何受教育，如何从中受益？在中国，考取功名可以做官，管理国家；而在英国，阶层的晋升更多地依赖于所拥有的土地。他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读书授业、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着迷于每一处发现。

不久，他去往澳大利亚，在房兆楹家里住下。房先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杨联陞曾在给周一良的信中说：“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联）喆夫妇。”房用一种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待他。

“我对房先生的感觉难以言传，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和警醒。”史景迁在房先生的葬礼上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时，也曾师从房先生。二人谈起共同的老师，金安平说，先生和风细雨、诲人不倦，史景迁说，老师在指出我的错误时可是相当严厉的。

史景迁在耶鲁求学期间，傅汉思在东亚语言文学系任教，他的妻子张充和则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史景迁上过傅汉思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由此结识充和先生。2002年，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出版，颇受欢迎。

此番上海停留两日，便有研究者拿了张先生在1940年代写的散文专从苏州赶来与金安平见面。面对这些旧作的浮现，金忆起张先生的口吻：“安平啊，那些年轻时写的东西不好，不要收进去。”

此番中国美院的演讲中，史景迁谈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太平洋战争以后，耶鲁大学是美国培养东亚语言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1949年，杨联陞、赵元任都曾在耶鲁的中文基地教过书。史景迁入学时，中文、日文、东南亚语种都有，他甚至一度想学满文；但语言学习已经开始转型：从战时一般的交流需求转向和平时期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郑培凯1972年入学时，仍能感受到那种气氛，只是语言功能渐归学术。

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觉得满人入关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他最初的兴趣也聚焦在17世纪的明清之际。房兆楹先生指导他读清代正史，其间他也回耶鲁同两位芮教授交流。就在这时，芮沃寿给他一个有益的提示，教他观察中国历史中的一些cliché，即老生常谈——在他起步的阶段，导师就提示他正史中有很多叙述是值得推敲的，而观察的角度至关重要。

郑培凯初到耶鲁，也发现了美国史学界区别于国内的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国内，他学到的是大历史，宏观，浩浩汤汤；在耶鲁，学的是如何捕捉历史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不管是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贩夫走卒。整个史实就是生活本身。”

当时，清史档案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保存在台中的故宫博物院。房兆楹与当时看管这些档案的负责人相熟，便引荐史景迁去查档。多年以后，当一茬又一茬的记者问他：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到中国？史景迁很自然地回答：1963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而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陆。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是一片葱郁的山林，山脚下的库房是防空洞建构，空间狭小，光线不足，许多档案尚待编目。当管理员抱出一堆康熙年间的奏折，客气地问：可是这些？看看有没有用。史景迁在心里称颂：不是有没有用，这是天大的恩赐了！他在那里停留了10天或者两个星期，研读曹寅奏请康熙的折子，有些是纸质的，有些是微缩胶卷——他是第一个摸到原件的西方汉学家。

“看到过影印本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对皇帝常见的口吻‘知道了’印象颇深。您看着那些硃批，是否也会有种恍惚，感觉康熙就站在您面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用我的话说，那是“一个越过我肩膀的注视”。他是非常坦率的，当然也会发怒。作为一个皇帝，他记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的直白……我喜欢他。他在位61年，平定台湾之乱、三蕃之乱，解决与俄国在边疆的冲突；他把一些秘密放在心里；他最信任的是自己或者说自己的记忆。我后来意识到，在康熙的材料中还有其他领域可写，我当时着重于内政，想知道在他眼里，统治是什么。

他早已读过《红楼梦》，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当我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注：包衣阿哈，满语，意指家奴）、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应对无限的皇权？”

透过这些充当皇帝耳目的密折，史景迁看到了曹寅生活的时代的各种制度，看到了继承帝业的康熙仍在摸索中的治理手段及其相当的弹性；他也看到深得皇帝信任、署理若干肥缺的曹寅是如何深谙见风使舵，懂得利用机会谋利但从不竭泽而渔，闲散耽美，偶尔正气凛然，又安于随波逐流……综合制度、文学、政治各种文献，一个活的曹寅跃然纸上。当中国的粉丝们一个劲儿追问史景迁对于“帝皇”（包括康熙、雍正、洪秀全乃至毛泽东）研究的兴趣，他小声说：我第一个感兴趣的人物其实是曹寅……只是他的开口幅度过小，声音也低，不知是否被听到。

“满清征服中国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想知道满清夺走了什么，而中国人又失去了什么？过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们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秩序，为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到后来，我觉得应该去研究被征服的这一方，他们到底失落了什么。”史景迁说。

1965年，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主人与奴隶》出版。魏斐德记得他的导师列文森是如何因这部书而兴奋：“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而作者一出手就显成熟的文笔也令列文森赞叹：“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

《曹寅与康熙》为史景迁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和在耶鲁任教的机会（注：美国名校通常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本校任教职）。

郑培凯补充了另一个重要背景：60年代后半期，在德里达的影响下，耶鲁最有名的比较文学系出了一个“四人帮”：保尔 · 德 · 曼、希利斯 · 米勒、哈罗德 · 布鲁姆和杰弗里 · 哈特曼，他们先是结构主义，继而解构主义，总之，相当活跃。历史系不知不觉受到这股弥漫校园的风气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观念史转向思想史、社会史，同学们也开始大量接触心理学，读弗洛伊德……耶鲁期间，所有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活动郑培凯都参与了。

“后现代史学有一个立论叫‘弥缝’，意思是说，他们相信历史叙述中肯定存在缝隙甚至整块的空缺。因为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传统的底子（人文的底子），史景迁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史料，从中发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否则就被浪费掉了——他知道在历史中，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郑培凯说。

所以，当史景迁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1978年出版后，哈罗德 · 布鲁姆（注：那位写出《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的先生）说：“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它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masterpiece）。”

叁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小花园里有一尊雕塑“知识牛”，牛身上下堆满图书和文具，与国内证交所门口同类雕塑一样，它也传达某种“牛气”。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就缘于1970年代史景迁在耶鲁图书馆里读到的大清《刑案汇览》，其中记录了一宗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尸体是在雪地里被发现的。加上《郯城县志》以及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的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校译者李孝悌说：“方志这一类资料，在中国史研究中再普通不过，大多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史家信手翻过，不费吹灰之力，却从不曾在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资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做文章的质材。”而史景迁看到了，开始了他的历史重构。

魏斐德记得某个傍晚，他和史景迁穿过卫斯里安大学的校园。

“你最近在写什么？”魏斐德问。

“我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之核，”史景迁眯起眼睛，盯视前方：“关于妇人王氏的被杀……尸身蜷缩在雪地里。”

这次费时颇长的书写中最为特别的是，史景迁引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依据是大约同一时期，蒲松龄在山东写作，并在命案发生前到过郯城。

“对我而言，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对（《聊斋》中）这些形象作某些结合，才能超越那个已逝世界中的其他资料，更趋近王氏，表达出她在临死前的睡梦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无论如何，故事的主人公王氏是在全书临近尾声的第五章（理想国译本第133页）出场的。此前，各种姓氏的妇女的故事，共同编织了史景迁想告诉读者的：当地一般民众的“面多菜色，体无完衣”、大清的律例、地方赋税、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妇女卑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那段王氏临死前的梦境展示得唯美、优雅，有诗的质感，如果不看上下文，1672年山东的一位裹了脚的妇人在梦中宛如欧洲中世纪的林中仙女，这与随后而来的谋杀构成一种奇异的张力。

史景迁对于历史想象的探索，在这部书里达到了顶峰，他将虚构的小说纳入材料的方法引来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太过分了。”

而当时第三代汉学家，如魏斐德、孔飞力，都在试图打破费正清所建立的大版块的历史场景再现，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精英人物转向地方史、社会史和普通人。这二人后来与史景迁一道，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有人总结：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取胜，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著称，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

史景迁的作品在美国学界也经历了一个被逐步接受的过程。据郑培凯回忆，耶鲁学风相对保守，早年史景迁常受同行前辈圈点：你英文好，但中文底子不够好啊；有人说他压根儿就是用的二手材料；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在写小说。然而，老一辈汉学家如费正清的中文更不好，史华慈的中文也一般，但是他们很用功，很会留意。

史景迁有一大一小两个书房，常常几个题目一起展开。当他有新发现时，会兴奋得同金安平讲，投入写作时，若有电话铃响，他会不高兴。写作过程中，常有中国来的学生或助手帮他核实材料。即便如此，基本的史实错误时常发生，批评者已经一一指出。

史景迁的读者是谁？首先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其次是略偏左派的知识分子。“耶鲁学生很聪明，史先生从来不低估他们，但也知道这些学生没有这个领域的背景，所以需要照顾，也就是说，他的学问不是在正文里展示的，学问在后头，在注脚里。”郑培凯说，“其实，学问中最大的东西，还是对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

70年代，史景迁开的中国近代史课只有四十多个学生。郑培凯毕业后第一次回耶鲁，史景迁悄悄对弟子说：我现在有两百多个学生了。9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马敏在古堡高耸、春藤绕墙的校园里发现史先生的课上每每有五百多人。而郑培凯再一次回去，发现全校最大的讲堂里，七百多学生在听史教授从晚明讲到当下的中国。为此，史景迁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31万美元的奖教金。

他于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追寻近代中国》，取代费正清、徐中约的同类通史，成为美国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教材——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西方人从他的叙述里开始了解中国。2013年，他完成了对这部教科书的第三次修订。

肆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史景迁不断产生新的疑问——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明朝士绅阶级失落的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珍贵，他们为什么宁愿家破人亡也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前朝遗民的梦里还有什么？于是，就有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丹尼尔 · 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续集》里，为什么借鲁宾逊之口，对中国字、中国学术、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样貌，都提出严厉的批评？

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卡特尼在回国后，以西方近代的胜利者眼光撰写了极其蔑视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认为中国一定要自我改善，否则会在历史中消失——这也是几十年后黑格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欧洲人将中国认识为“一头睡狮”，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近代知识人的？

从早期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到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到民国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这些人带着帮助这个国家的愿望来到中国，为什么遭遇一系列挫折？1960年苏联为什么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专家？这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困境后面，是否存在帮人者的强势和偏见——把一个社会改造成西方社会在镜前照见的自己？（史景迁提到英国第一位高阶海军军官Anson指挥船舰在广东靠岸，依照国际法要求中国提供需要的补给，被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回国后，他著书对中国极尽嘲讽，被当时的中产阶级广泛阅读。）于是，就有了《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史景迁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同样，《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也受益于这种语言才能。

如果不是荣升主教的法国神父在复杂的心绪之下保留了原始记录，如果不是巴黎当年的警局和疯人院都有档案留存，今天的人怎么会知道1722年有一个叫胡若望的广州门房曾被神父带到巴黎？（注：此前有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樊守义比胡早10年到过欧洲，但没有留下足够多的痕迹）胡若望最初是冲着年俸20两银子去的，结果在疯人院里待了3年然后被送回广州，他的哪些举动让巴黎人认定他疯了？如果那个时候康熙被送到巴黎，会发生什么？于是，就有了《胡若望的疑问》。（注：这本1987年出版的书题献给“柯林以及伊恩”，他们是史景迁与前妻Helen Alexander的两个儿子。海伦是一位艺术家。）

落第的、皈依了基督教的广东人洪秀全最初接受多有误读的《劝世良言》，得到一本《圣经》后，为什么将它据为己有？他为什么会那样理解《圣经》？他为什么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修改，以便以“更纯正”的方式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为什么他开始慢慢相信自己已经不受世道评判？为什么这场由农民起义构造而成的天国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原型？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数次重演这类由千年盛世和天启式信仰所导致的悲剧？于是，就有了《上帝的中国之子》。

受出版社指定，史景迁还于1999年出版了一本150页的普及性传记《毛泽东》。本刊记者向史先生请教：他在写作中做了哪些尽量靠近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尝试，以及，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到“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否也有一根隐而不彰的线索，来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变成现实。可惜，穿着深红色羊毛袜踩在地毯上（一边是匆匆整理行李的金安平教授）接受采访的史先生因为行程紧凑，未能谈开便往机场去了。

史景迁对每一部作品都希望有所突破，因为每一部的题材、环境、人物都在变。他用第一人称为康熙描摹自画像，用日记体写胡若望的遭遇，用图片形式讲述由晚清到1990年代的“中国世纪”……他的注脚别开生面，绝少有理论、术语出现，更像是支持文学叙述的相关史实的展示。

我并不想提出某些哲学的观点或立场，或对文章的风格提出形而上的见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史学并不是要让人费解。我总是尽可能用英文写作，这是我的母语。但在我看来，这些史料从中文翻译过来时，既可以保留分析性文字，又能将英文和中文的风格统一起来，从而使作品的文字比较优雅，这是我创作的一贯追求。这样的话，读者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作品中的信息，同时拥有一种美学的体验。

曾有学者说，史景迁书写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他掌握到读者面对历史时的微妙心境——历史不是那么冰冷遥远，而是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这或许颠倒了因果：正因为历史在史景迁那里本就不是一团冰冷的学问，而是文化、文学、个人情感与想象的综合体，所以，他那样讲故事，令读者产生同样的反应。

郑培凯说，所谓讲故事，从《荷马史诗》、《圣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人类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所谓史家，究其考据辞章，也都是在做重新整理知识、重新建构故事的工作；与史景迁中文名密切相关的史家司马迁，一生所事，不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根本上，史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眼光书写着历史。所以在西方，学生们总被告知，历史就像彩虹，是有许多种光谱组成的。

“这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史景迁说。

他谈到黄仁宇——

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发现彼此意气相投。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多点透视的方式，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而我通常是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

当史景迁出现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过量的学生不得不被引进另一个分会场观看录像直播。台下，复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与本刊记者聊起当年阅读远东版史氏作品的感受：“他可以那样结构、排布、设置悬念，吸引你读下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虽然学界对他仍有争议，但我相信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品应该是这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用将近一周时间细读了尚未译介引进的画册《中国世纪》，难以放下。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在1990年代中期通过各种渠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250多张罕见的历史照片：晚清时以辫尾为规在黑板上画圆的算学先生；三寸金莲的真容；中国第一位在好莱坞从影的明星黄柳霜；内战时车轮下的死尸与死马，有幸得到医治的伤员绝望的眼神；民国妓女们的茶歇；天灾、逃难、外交、宗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还有那些改写过历史的大人物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神情，这与史景迁一贯的眼光和美学相符；他的评述也同样精准而令人深思。

1996年兰登书屋刚刚出版此画册时，闻一多的孙子闻丹青在伦敦书店看到，激动地打电话回国告知友人。本次为《南方人物周刊》摄影的雍和先生，当年为画册贡献了6张照片。

事实上，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关切和把握，散落在正待引进的著作里，散落在不同时期的访谈里，散落在他为《纽约时报书评》所撰写的每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里。譬如，他为基辛格《论中国》所写的书评和对钱钟书的《围城》、莫言的《生死疲劳》的评论，以及为杨绛英文版《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

在论《生死疲劳》的结尾处，他写道：“书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史景迁对中国当代文学接触不多，只读译成英文的。当记者报出他曾经引用过的两位当代作家的名字，他表现出茫然——如同我们时常引用也未必读过一样。他倒是提到，中国的古典小说和戏剧，如《牡丹亭》、《金瓶梅》、《红楼梦》如今越来越能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伍

第一代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史景迁说，他只想引起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对这个东方的“他者”有一些了解，能理解就更美妙了。但事实上，史景迁的学问也影响到政客。此次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中，主持人荣新江教授半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我听说，美国总统来（华）之前要当几天他的学生。”

1999年3月，史景迁为刚刚出版的《基辛格秘录：与北京和莫斯科的绝密谈话》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就编写者威廉 · 布尔对一些密档的使用提出商榷。两周后，《书评》上出现了基辛格先生的来函照登，开首是：“没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像史景迁先生一样影响到我自己的思想。”然而字里行间火药味颇浓。稍后，史景迁亦有回应刊登在《书评》上。2011年，史景迁又为基辛格亲自己撰写的《论中国》发表了长篇书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重提旧事，想听听学者与外交官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他不久前还来过中国（注：2013年3月）。我们是好朋友，我认识他的时间更久，那是在1972年他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想必你也听说过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两年后的1974年、毛逝世的两年前，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所以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知道早期我们都碰到过一些困难，无法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来到这里。 有时我们会探讨政策的影响，我也曾告诉他对于“权力/力量的平衡”的想法，这是他在二战之前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必须决定英国、德国军队的方向以及美国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尽管他们（三方）都声称自己不想打仗。我想他必须听取一些有关平衡关系的建议。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不认为他对我的评论有微词。我并没有读过他写的所有东西。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曾经解读史景迁背后的那个西方背景：在史景迁的价值体系中，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是最重要的，构建一个“他者”以满足“自我”非常关键。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在探寻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出现的。史景迁最重视的，实是不同文化间的交叉、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

史景迁则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历史总是让我们去反省，也让我们去看到未来。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治理，看到家庭、孩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不同的生活，解答我们的好奇心。总的来说，我想说的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警醒。特别是在一些边缘的地带，永远保持好奇心。另外，不断地去反思，重新思考你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当下的全球文化传承。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荟萃、声律、期待和心境的花瓶。我们所谓的真实，是刹那间同时萦绕你我感受和记忆间的，某种和谐。”这也是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来源时间：2021/12/27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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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师李田田事件回顾梳理与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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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周舆十世

昨天（12月23日）李田田的母亲和“亲姐姐”出来说明，今天湘西官方也给出正式回应，沸沸扬扬的李田田被“强制”送院事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根据李田田本人（“楼哥”代转）、知情者“楼哥”、李田田妈妈、李田田“亲姐姐”以及今天湘西头条发布的官方通知，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事情的原委了。 
      0、前因：李田田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村小学的语文老师，2019年10月11日她在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质疑所在小学频繁迎检，耽误课程，引发了普遍关注。永顺县教体局要求删文，局长要她连夜进城接受约谈。10月15日晚上10点45分，李田田在朋友圈“求救”，“我出事了！刚刚写作时，局里来电话，要我马上赶进城，因为那篇文章，局长要见我。”之后，湘西州州委派出州委督查室主任前往相关学校调查情况，据反馈，李田田所述情况属实。督查室主任表示，要整顿永顺乡村教育现状，“少些形式检查，减少老师的任务，还批评了教体局局长”，并向李田田承诺，教体局若有任何刁难，可找他本人。 

按理说李田田反应的问题，其实不算大，属于“无伤大雅”之类，因此各路媒体也乐于报道，甚至连人民日报也发文对她表示了赞扬，央视也对她进行了采访。一时间，李田田成了一个小名人。 

但此事并非皆大欢喜。事实上，她显然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异类”，其后真能很好地工作和生活吗？特别是，她得罪了当地的教体局。正如今天湘西新闻办给出的通报所说，她“今年4月病情加重，曾到位于永顺县城的湘西州精神病医院（湘西州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根据诊断结果，李某某一直请假休养治疗。”在家“养病”也许就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1、近因：12月17日，微博账号“湘西教师李田田”发帖声援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某的不当言论，被网民举报。经核实，该微博账号注册人为永顺县某九年制学校教师李某某。 

在这里我们无话可说，只是惊叹于官方在某些工作上的高效。

2、拜访：12月18日傍晚，永顺县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上门拜访”李田田，“了解和核实情况”。在李田田母亲23日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说明里，证实了一个重要细节：当县里来人“了解”情况时，李田田非常激动。 

据官方今天给出的说法，“期间，李某某突然情绪失控，并意图采取过激行为，被在场人员及时制止。” 

而据一个网络写手“楼哥”称，李田田就在这时通过微信向他发出“求救”，说“他们”来了七八个人，要逼她“签字认罪”，还说如果不签字认罪就“开除她”，或“拘留她”，甚至辱骂李田田是“汉奸”，要“被枪毙”。 

如果此事为真，二十出头的李田田面对这么大的阵仗，“激动”乃至恐惧似乎应属难免。 

据“楼哥”说， 18日晚10点，李田田再次发信息告诉他：“他们”打电话来，明天要带她去精神病院检查和鉴定。而且说，如果她去检查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3、看病：按照李田田妈妈的说法，因担心李田田的病情（抑郁症）发作，12月19日李妈妈主动请求在永顺县教育局工作的三姑父送李田田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一大早，“他们”把李田田带去精神病院做检查。检查完毕后，医院建议住院治疗，但李田田明确表示不住院治疗，所以，“他们”就把李田田送回来了。 

据官方的说法，“19日上午，李某某在其母亲和姑父肖某某（县教体局工作人员）等人劝说陪同下到湘西州精神病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心境障碍（双相），建议住院’。” 

在此，“楼哥”指出，“如果检查结果显示，李田田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必须强制治疗，“他们”还会送李田田回家吗？楼哥的意思是，19日上午的李田田应该还不是一个需要被“强制治疗”的病人。 

4、入院：19日的上午，“他们”把李田田送回了家。但下午，按照“楼哥”的说法，“他们又迫不及待的要带李田田去精神病院”。也就是说，李田田老师是12月19日下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楼哥还称：“李田田从精神病院检查回家，直到被再次带去精神病院，这中间有7个小时，无论是发信息给我，还是打电话给我，李田田都告诉我，她不愿意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疗，而是被强迫，她在电话中一直哭泣，最后还向我发出‘救命信息’。此外，李田田被带到精神病院的当晚9点左右，（用藏在内裤里的手机）还给她的一位老师发出了‘救命信息’。” 

按照官方说法，“当天下午，经其母亲、姑父和医生反复劝说，李某某同意入院治疗，但情绪一度出现反复，经过医生治疗和亲属安抚疏导，病情趋于稳定。” 

5、舆论：按照“楼哥”的说法，主要是由于他散布了李田田入院的消息，此事才被社会广泛关注。于是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永顺县官方给个说法，甚至连退了休的老胡也发文表示关注，要求永顺县动作要快些。  

6、转院：按照官方说法，“22日中午，根据（李）本人意愿转入永顺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 

7、亲人回应：12月23日下午，李田田的妈妈通过一段1分59秒的小视频、李田田的“亲姐姐”通过微博上的一段文字，进行了回应。内容大致相同，1、李田田在大学期间即得了“抑郁症”，2、这次县里来人造成她情绪激动（引申为造成病情严重而必须去看病并住院？），3、李田田自愿去精神病院看病并住院治疗。 

8、官方回应：隔了不到一天，今天（12月24日）上午湘西自治州政府新闻办给出了正式的官方回应，叙述了事情经过，并明示了处理结果，“考虑到李某某患病、怀孕等因素，目前正按照其亲属意愿继续住院治疗，对其发表不当言论的行为，待出院后再依法依规进行教育劝导。针对网民质疑的相关问题，湘西自治州已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　　

既然官方说话了，事情也许就这么过去了。 

1、李田田的挺宋的“不当”言论看来不会再被深究了，因为她是个病人。 

2、“楼哥”也不会被定为“造谣”和“传谣”，他的帖子现在果然可以照发而没有被删。也许是因为他转发的东西确实是李田田发给他的，但李田田的“救命信息”可以被解释为“心境障碍”的病态反应，她不想住院也只是“情绪一度出现反复”。 

3、李妈妈视频中的那番“讲话”，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表达清楚、重点突出，除了偶尔有挤眼睛、口绊磕之外，十分完美，视频的画面质量、取景、灯光、背景也都很不错，具有县电视台的水平，也就是说她确实是在念稿子。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毕竟舆论观瞻，事关重大，让李田田的“亲姐姐”或教育局的“三姑父”先写好一个稿子，这也没什么错。 

另外，也正如老胡所说，她们不会因为“利益”或“恐惧”而说自己的亲人是抑郁症。不过，李田田的亲人们对于这个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异类”也大感头疼，根本不想回避她的抑郁症。 

但即使李田田确实患有抑郁症，疑问还是存在的。 

12月18日傍晚她的确发病或严重了？的确到了转天应该去看病的程度？还有，她17日在微博上发了点东西，18日就被一大堆人找上门，特别是其中还有雄赳赳气昂昂的公安人员，是不是有点吓人？对一个弱女子值得摆这么大的阵仗吗？或者，是因为她已经是当地的一个“名人”而一直非常敏感，而被特别关照？ 

好吧，我们也许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 

在那样一个小山村，要想做一个奇女子，付出抑郁的代价也许是一种必然。 

另外，假如此后不再去做那份工作，我到觉得对李田田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以后还可以写诗，或着网上带货，只要交够了税，就啥也不用怕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是要认真地生活，但同时也无需把生命浪费在一个小地方，一些小事上。世界很大，眼界要开，还有诗和远方。

来源时间：2021/12/27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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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什么是文明？

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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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什么是文明？

作者：刘亚洲  来源：网络

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
    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的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诡辩术
    我儿子今年考上某大学新闻系，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
    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像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
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28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的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对外怀柔，对内残忍
    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了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国际事物方面刚，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战略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内敛、内向的，美国文化是开放、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性的理念。
    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鄙俗
    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
    大约20年前，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
    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一个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依稀记得是匈牙利，70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70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
    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
    那一幕太动人了：80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了。“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
    9月12号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国足还没出线呢，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大学生在庆祝“双子星”大楼被炸。
    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
    我在部队，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这样的人爱中国，中国还有救吗？
媒体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消息，唯独中国报纸不登。那天北京各大报纸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
    “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想看看国嘴们如何评价“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焦点访谈》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
    “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
    那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时，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自发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90%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
    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来源时间：2021/12/26   发布时间：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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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美国的“三点一线”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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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美国的“三点一线”全球战略

作者：鲍盛钢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从来就不是世界的领导者，而是世界的平衡者。或者说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是建立在美国作为世界平衡者的基础上的。没有平衡，就没有美国的霸权。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外交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不允许在欧亚大陆两端即欧洲与亚太，还有中部即中东地区出现国家或者国家之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由此三点连成一线，形成了美国由西向东，南北对峙的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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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目前俄乌边境冲突愈演愈烈，背后显然是美俄之间的博弈与较量。美国的目的无非是一石三鸟，首先是拉拢乌克兰、波罗的海等国家，不断对俄施压和挑战俄罗斯的"红线"，由此制造紧张局势；其次进一步破坏俄乌关系与俄欧关系。这样一来，乌克兰和欧盟对美国的依赖会更强，更加坚定地站在支持美国的立场上，从而把乌克兰和欧盟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共同打压、遏制和应对俄罗斯，形成对俄"统一战线"。最后，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欧洲均势。

冷战后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讲北约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但是当北约军队进入新欧洲，美国导弹防御体系指向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还会这样认为吗？事实上，随着北约东扩，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早已走上了新冷战的轨道。从1999 到 2008 十年间，北约东扩三次，先后将东欧九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体系，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俄罗斯一直坚持北约东扩违反了西方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君子协定"。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关于北约东扩的起因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就曾经强烈批评北约的首轮东扩，称之为"美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它会对"俄罗斯舆情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和尚武情结火上浇油，不但无助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还恢复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所以，可以说在欧洲所谓冷战结束，实际上只是短短几年的休战，因为不管怎么说，美国一直甩不掉冷战的阴影，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便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威胁，全然不顾后者抗议北约东扩，反对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以至于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

在中东与欧亚大陆中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发生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成为世界上最为动荡和战乱的地区。而目前对于美国来讲，无论是发动还是退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错误。2001年“9·11”事件，曾标志着一个特殊时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达到顶峰。美国准备在全球范围内伸张正义，打击恐怖主义。但其结果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代价高昂的侵略战争，这两场战争及其造成的混乱、暴力和不稳定，粉碎了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是民主力量的观念，“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共识开始消失。美国不仅没有赢得反恐战争，相反，战争播下混乱的种子，最终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在20年间，美国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秘密监狱、士兵伤亡、平民遇难和帝国梦想时代的破灭，最终导致自由的大面积退却。美国傲慢地认为发动战争能改造世界，结果被改造的却是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花费了大约8万亿美元，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还搭上了国家的名誉。目前，美国在搞乱了中东，搞乱了阿富汗后，声称“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从应对当下的、大伤脑筋的中东难题，转变为应对亚洲长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那么，美国真的会拍拍屁股，从中东和阿富汗一走了之吗？

在亚太地区，相比较于欧洲与中东，冷战结束后的30年是和平与发展的30年，由此21世纪被预见为是亚洲的世纪。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1世纪还将会是亚洲的世纪吗？亚太或者说印太地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东呢？显然，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亚太的未来。对此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对于中美关系曾经这样分析到：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慌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加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由此等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同样如果美国坚持以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强项对抗中国的经济与和平外交强项，对中国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美国地缘政治研究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经分析到：干预还是孤立是从美国地理位置衍生出来的关于更高层次战略原则的讨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问题。正是干预与孤立的相互交替使美国外交政策似乎进入一系列长周期，其中单调地重复着孤立，联盟，战争。然后换同伴，孤立，联盟，战争，如此循环往复。放弃之前的盟友是因为它现在变强了，支持之前的敌人是因为它现在变弱了。因此在这样令美国满意的平衡状态下，它会回归辉煌的孤立状态。但是，平衡会逐渐打破，新一轮周期又将开始。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在历史上，大英帝国就是如此，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历经了三百年。而美国如同英国一样，也想以最小代价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规模不同，单位更大，距离也更远。那么，由此往复，美国还能领导世界100年吗？【作者简介：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来源时间：2021/12/26   发布时间：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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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生：一个“败国子儿”糟蹋了一个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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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鲁生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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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烂。他是人世间超大的败家子——他败坏了一个国家。他是个”败国子儿”。

他志邪才疏，德不配位，狂妄自大，为所欲为，把一个健康前行、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折腾得国内经济衰退，民生艰难，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安；国外四面树敌，八方招恨，大国强国层层围堵……

这个”败国子儿”，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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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威廉继承皇位，接手了一副好牌：经济总量接近英国，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国库充盈，人民富足。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人口受教育程度，居欧洲之首。这副好牌，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君主立宪的政体改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得益于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缓和了与列强诸国的对立关系，为稳定和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样一副难得的好牌，怎么就会打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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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伊始，威廉便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M主法治，一条是独C专Z。按理说威廉应该选择第一条道路，因为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是皇家体制内坚定的改革派。腓特烈全面推行限制皇权、依法治国的改革。他的理想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君主让渡的权力交给人民，让人民真正拥有选举权。不幸的是，改革的领袖人物似乎都不长命：仅仅在位99天，便因喉癌去世。没想到父亲尸骨未寒，威廉转身就往集Q独C的绝路上飞奔——父亲改革，儿子倒退，这样的事情从古至今并不鲜见。在腓特烈的政治遗产中，有一句话是改革的灵魂：”国王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威廉抓住要害，从”国王的性质”上彻底否定了父亲的政治路线：”君主乃至高无上的法。”改革因为改革的首脑人物逝世（或失去权力）而中止，这是专Z国家体制内改革的先天缺陷。

在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实现个人独C并不容易。为此，威廉建立一个不受国会和政府制约的”私人内阁”，成员都是他多年的朋友和部下，”一群野心勃勃，攀附高位之人。”这支不伦不类的”私家军”小分队，僭越宪法，变相取代了政府的核心部门，直接向威廉报告工作、接受指令，操控着帝国的运转。”德意志帝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权力的欲望之火，将威廉意识中的其他东西全都燃烧殆尽，只留下了斗争、斗争。他成了一个冷血人，只有排斥，没有接纳；只有仇恨，没有谅解；只有怀疑，没有信任。他把”政变论”挂在嘴边，总疑心有人要篡位夺权，先后换过五位宰相，频繁解散国会、更换官员，甚至一次性清洗了所有现任大臣。”对大臣们的生杀予夺须有我一人决断。”他强迫所有高官显贵向他表忠心，”忠于朕，就是忠于帝国。”对公务人员进行”维护君主权威”的洗脑教育，随时准备接受”忠诚度”的考验。”朕的敌人就是你们唯一的敌人。”他的”忠诚度”的标准疯狂到了极致，”朕命令你们开枪，去击毙你们的亲属、兄弟，甚至父母，上帝保佑，你们必须毫无怨言地去执行朕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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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所有的独C者，实现集Q统治，一靠斗争哲学，二靠造神运动。这个才疏学浅的皇三代，千方百计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全知全能的神。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才华。表演马术和射击，创作和演奏长笛协奏曲，把自己的辱华油画《黄祸图》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君主。他喜欢阅兵、演讲、在文件上写批语让属下学习，喜欢出版政治论文和思想专着，尤其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前缀在教育和科研机构上：威廉大学、威廉皇帝研究所、威廉生物研究所、威廉人类研究所，甚至威廉煤炭研究所。”我所处的位置使我形成正确的判断……大事小情都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他对所有事物都能发表伟大真理般的指导意见，由此而形成了多如牛毛的理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甚至航海造船。在所有领域，他哪怕随口说的玩笑话，都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好像整个德国只要有他一颗脑袋就足够了。

一个人的脑袋取代了所有人的脑袋，一个智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便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敢独立思考了。越来越多的庸才进入了权力中心。大臣们不再有自己的意见，而是倾听威廉的高谈阔论。一个个拿着笔记本恭敬地记下皇帝的讲话，作为行动指南。”为皇帝的计划当传声筒”总比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更安全。官员们对奴性做了最精彩的辩护，”如果大臣们不依靠君主又能依靠谁呢？”人人都学会了利用皇帝的偏好为自己加官进爵铺路。”我们帝国主人的领导思想那是绝对正确的，以后要做的就是扞卫他的思想，用更好的技巧去贯彻执行。”靠谄媚上位的宰相比洛说。官员们只在一件事情可以无节制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歌功颂德。

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如果放弃了思考的权力，整个民族就会陷入一场疯狂的造神运动。威廉被人民奉为”由主神所爱之木所雕塑的伟大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潮水般的人群激动地呼喊着他的名字，甘愿把一个”伟人”顶在头上。国家的每一项成就、成果，都被用来证明他的英明。媒体成了独C者的喉舌，记者、作家、诗人，甚至画家和音乐家，竞相比着看谁的颂歌唱得最动听。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人民塑造的神，具有了人民领袖的特性：他了解人民的疾苦，尊重并理解民众的心声；他将人民的情感和诉求铭记在心；他对人民的所思所感了然于心……诸如此类的颂词，出自于一战爆发前的德国各主流报纸。

造神运动把”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同时推向了巅峰。借助狂热的民心，个人崇拜被固化为法律条文：”不敬入罪”。对领袖的”不敬罪”，是近现代所有专Z国的统一标志。一方面接受人民的膜拜，一方面剥夺人民的民Z权力。威廉下令驱散集会、镇压罢工、解散社团，”极端之恶”显露无遗。为了确立暴政的”合法性”——”依法专Z”在一战后日益盛行，逐渐成为现代独C者喜爱的统治术——他提出了”刑事拘留法案”，强迫国会通过《防止颠覆法》——这是打击面最广、惩罚最重的一项法律。所有的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势力，有悖于专Z制度的言论和行为，全都能够囊括进”颠覆罪”里，受到最严酷的惩处。当法律重新定义了善恶之后，依法作恶，就会成为人们崇尚的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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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C者，当他在国内的集Q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后，野心就会向外膨胀，渴望到国际舞台上去实现更大的集Q。威廉二世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担负着引领全人类前进方向的重任，张口闭口都是世界级的大谋略、大蓝图。他把开国元老卑斯麦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扔到一边，开启了”见谁咬谁”的疯狗外交时代，全方位对抗那些大国强国。卑斯麦被称为铁血宰相、”德国建筑师”。他柔中寓刚，制定了韬光养晦的谋略，专注国内发展，不谋求对外扩张，消解了强权大国的敌意，为德国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安稳的发展。只要按照”建筑师”的牌路继续出牌，即便志大才疏、平庸无为，也能实现国家强盛的梦想。

在专Z体制内，一个路线或政策的改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权斗。原本师生关系的威廉和卑斯麦，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政敌。奇怪的是，这两位你死我活的政敌，竟然三观一致：对内坚持专Z治国的基本原则，对外坚守”不是称霸于世界就是受制于人”的信念。所谓韬光养晦与疯狗外交，不过是争霸世界的两种不同的策略。在这场权斗中，愚不可及的威廉二世，竟然轻松战胜了老谋深算的卑斯麦，逼迫他辞职回乡。看来越是治国无方的蠢材，就越擅长权力争斗。可怜的卑斯麦，这位一直在幕后操纵帝国权力的三朝元老，原以为即使自己下了台，他的政治遗产也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谁知被新皇一句话，瞬间化为泡影：”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我的王国必将紧随我的脚步。”卑斯麦离世后不久，他在军界、政界的残余势力，连同他的政治遗产，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九泉之下的卑斯麦是否想过，正是因为他在位时拒绝改变个人独C的政体，导致了他的”既定方针”轻而易举地就被新的独C者所否定。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政治遗产。

帝国的外交事务从此就由威廉亲自操控运作了。他毫不隐讳地说：”外交部？什么？我就是外交部。”他亲自制定的”世界政策”的外交路线，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领袖世界的超级强国。”德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应体现德国政策。”他要在德国的引领下实现欧洲、乃至全球一体化。”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他咄咄逼人地要与欧美大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在领袖的煽情下，整个民族的心中都升腾起”让八方来贺”的渴望：”柏林应当是’世界都市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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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威廉二世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撒钱，用德国人民的血汗钱去收买殖民。仅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现属南非）就投资5亿马克。他派遣舰队和14家银行远征中国，与日、俄争夺胶州湾，并耗费巨资修建了胶济铁路。他要打造一个从印度洋到大西洋的赤道殖民带，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五千公里长的大铁路。为此投入了天量资金，直到一战爆发，这个”殖民带”，这条”大铁路”，也没有完全建成。他崇尚武力，登基时便发布了《致我的军队》的圣喻，而他的父亲腓特烈的登基圣喻是《致我的人民》。他动用武力与法国争夺殖民地，与英国争夺海洋霸权，甚至制定了一个袭击美国的东部港口城市的计划，幸亏未能实施——近现代史上凡是以武力挑衅美国的国家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威廉像一条疯了的德国黑背犬一样乱咬乱叫，把卑斯麦结交的盟友全都逼成了对手、死敌。英法俄结成协约国铁三角，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对抗德国。俾斯麦布下的牌局，被这个愣头青打得稀烂。好端端一个德国，自己站到了众矢之的的靶台上。俾斯麦曾不屑地说：”奉行一种旨在提高国家威望的外交政策，是愚不可及的表现。”

“国家威望”心态，源于极端民族主义。可是究竟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容易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第二帝国的兴衰给出了答案：国家分裂，列强欺辱，流血牺牲换来了民族的统一，艰苦奋斗壮大了国力……这样的历史最容易产生民族自豪感，而民族自豪感就像一种极具活泼性的化学元素，稍有煽情就会膨胀成为”泱泱大国”的狂妄。一个由愤青、愤老组成的德国脑残阶层——威廉本身就是愤青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论”：民族政治就是”世界的政治。”一些知名的议员、作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泛德协会”，把威廉的意志和思想传播到海外。”世界只有依靠德意志才能得救”。威廉用这种口号式的言论，轻而易举地就煽起了民族沙文情绪。民族主义历来就是独C者的帮凶。无论威廉二世怎样糟蹋这个国家，只要举起”国家威望”的旗帜，就能得到脑残们的拥戴。就这样，一群”爱国者”协助一个”败国子儿”，将自己的祖国送上了一条覆灭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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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虚荣心的放大。独C者都有超凡的虚荣心。虚荣心是好大喜功的伴侣。所以独C者都喜欢做大事，而独C体制也方便独C者做大事。威廉拿着前辈的红利瞎折腾，做了许多异想天开的大事，利民的少，劳民伤财的多。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我的儿子做任何事情除了虚荣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他最大的虚荣，就是要超越历史，创立自己的新的时代。在他的授意下，公众场合只挂他和爷爷威廉一世的画像，而主张改革的腓特烈二世好像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他以为抹除了历史，就能彰显自己。其实他的时代毫无新意，只不过是复制了开国皇帝威廉一世的时代。他的那些个人崇拜、专Z独C，以及愚民政策等治理国政的手段，没有一件自创的，都是从爷爷那儿模仿来的。对此，他毫不隐讳：”我成了祖父的继承人，换句话说，我在某种程度上越过了一代人。”

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倒退是最大的败国。尤其政治路线，一次倒退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毁灭一个国家。最终，前辈们变革、发展积攒的红利被威廉折腾一空，国力外强内虚，失业率、通膨率激增，人民怨声载道，反独C的声浪此起彼伏……

面对危局，威廉一时拿不出对策。他历来性情怪癖，时而高傲自大，时而懦弱自卑；时而独断专行，时而优柔寡断。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健康人。他生来左臂萎缩，从小就接受矫正和电击等虐待式治疗。为了让他成为合格的皇室接班人，母亲过早地把他驱离家门，送入军营锻炼。这些经历在威廉身体的残疾之上又增添了心理的残疾。”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通常他们也迅速地垮台。”（《病夫治国》）。为转嫁危机，威廉二世表演了一场”尼禄主义在蔓延”式的最后的疯狂——打响了一战的”八月炮火”。不作不死。一战中，德国惨败。威廉把前辈改革、发展的红利折腾成了负数：近千万人死亡，领土缩水13.5%，经济几近崩溃……

或许可以说，德国人的历史运气不好，摊上了一个”败国子儿”，使整个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是为什么紧随其后还有一个希特勒？二战之后，在这个星球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Q独C的”败国子儿”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糟蹋了一个又一个的好国家，比威廉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用塔奇曼的《历史的技艺》来反思一战，我们就会发现：皇帝好换，制度难改。只要人类社会还存留着专Z制度，只要培育独C者的思想和文化的土壤没有清除干净，只要以膜拜权力为特征的奴性在人心中依然残存，只要极端民族主义仍然能够在人群中煽动疯狂，那么，像威廉二世这样的”败国子儿”，必然还会出现。

来源时间：2021/12/26   发布时间：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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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学党史 — 1944年延安的“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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