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共和党上个月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的胜利和在新泽西州州长选举中的强劲表现，让人们预期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将获得更多胜利，甚至认为共和党会重夺对参众两院的控制。但是，这种乐观态度忽视了共和党的一个困境，即对“Z世代”的疏离。美国《政客》杂志(Politico)网站近日登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和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等的文章，分析了“Z世代”大学生年龄的选民如何看待共和党，以及共和党如何在未来赢得该群体的支持。

文章称，共和党在文化问题上的基层动员、拜登总统的低支持率以及民主党的分歧，都表明选民将继续转向共和党，尤其是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这些预测可能会在下一个竞选周期中得到证实，但从长期来看，两党的情况看起来有很大不同。

共和党近年来严重疏远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

任何对未来十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共和党人，都没有认真审视这一点：在年轻、受过教育的选民中间，共和党已经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尽管30岁以下的美国人参加投票的可能性低于较年长的美国人，但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Z世代”美国人(包括现在的大学生)现在占美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他们将成为美国受正规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较他们的上一代高中毕业率更高、辍学率更低。

但近年来，共和党严重疏远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美国大学调查平台“大学脉搏”(College Pulse)今年9月底对美国280多所大学和院校的1500多名学生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三大学生年龄的选民认为，共和党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代表他们。今天有66%的学生无法想象在未来10年注册成为共和党人，届时他们将更有发言权。43%的受访者认为，共和党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政党;只有31%的人不同意该说法。

几十年来，受过教育的年轻选民一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现在这种差距比以前更大。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调查显示，共和党已经与种族主义和违反宪法的 态度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共和党人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和民主都是一种威胁。

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部分原因是大学生对民主党没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可能会投票给民主党人，但只有18%的大学生认为民主党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民主党人受益于大学生群体对共和党人的普遍厌恶，但民主党本身并未激发该群体的忠诚。

共和党的困境：迎合当前老龄化的选民基础还是年轻选民?

“大学脉搏”进行的民调显示，如果共和党人能围绕种族、女性健康和环境议题采取温和的改革措施，他们还有希望。这给共和党带来了一个难题：如果共和党想要在未来获得机会，就必须慢慢放弃当前的强硬立场，而正是这些立场激励着其老龄化的选民基础。

未来几年，共和党选民中未受过大学教育的老年白人选民将迅速减少，共和党将面临更小的、老龄化的选民基础。在过去8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有7次输掉了普选。随着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的选民越来越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共和党人也面临着失去选举人团优势的风险。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目前认为，共和党是崇拜特朗普的团体。他们普遍反对这种崇拜。有证据表明，他们更看重温和的建制派人物，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

共和党候选人面临的困境是，现在赢得选举所需的策略正在危及未来的选举。要扭转当前的趋势，共和党人可以放弃那些明显疏远当今务实和温和的年轻选民的立场，特别是反对同性恋婚姻、否认气候变化、反对疫苗的言辞和反对戴口罩的极端主义。这些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最反感的共和党立场。为了给未来打好基础，共和党需要在这些社会问题上找到折衷的立场。

性别差距也对共和党很不利

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并投票支持民主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似乎也是如此。“大学脉搏”的数据显示，只有8%的女大学生强烈支持或比较支持共和党，42%的女大学生强烈支持或比较支持民主党。另一方面，16%的男大学生支持共和党，但更多的男大学生(24%)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在女大学生群体中拥有决定性优势，而女大学生是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之一，而且她们最近在政治上比男性更活跃。例如，年轻女性(36%)比年轻男性(20%)更有可能参加过抗议。研究还发现，年轻女性(包括年轻的黑人和拉丁裔女性)通常比年轻男性更积极地参与投票和社会运动。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年轻男女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或倾向某个政党。这表明两党都与选民脱节，而谁能赢得这些选民谁就有更大的机会获胜。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消息：鉴于目前共和党的极右立场，女性不会在未来支持共和党，男性也不一定会。

共和党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不能局限于郊区选民，而应触及新兴的受过教育的选民。决定美国政治未来的将是今天的学生，而不是“足球妈妈”(指北美中产阶级家庭贤妻良母型妇女，她们一般居住在郊区，花大量时间接送孩子参加足球等课外活动)或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

大学生根本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有党派色彩。他们强烈反对当前共和党的极端立场，但他们也不是坚定的民主党人。他们喜欢有创造力的、进步的和温和的政治人物。在未来十年中，想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政党必须找到赢得这些选民青睐的方法。

文章摘译自Politico网站文章The Good News for the GOP Is Only Temporary。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2

旧文章ID：26824

作者：马修·罗扬斯基（Matthew Rojansky）, 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智库是美国的一种公共研究机构，由多学科的专家构成，为决策者在处理政策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提供理论和证据支持。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智库机构就不断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向政府输送独立的专业意见。然而，发展到今天，美国智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形象危机。在《为什么所有人都讨厌智库》 (Why Everyone Hates Think Tanks) 这篇鞭辟入里的文章中，马修·罗扬斯基(Matthew Rojansky)、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深入分析了美国智库普遍面临的公信力缺失现状，以及这种公众不信任产生的深层原因：一些智库已经逐渐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性纲领，转变成幕后资金和党派斗争的政策说客。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们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智库评级机构，采取更严格的政府任命，以及对境外捐赠资金持有更为审慎的态度。本文于2021年5月发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上。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这句令人讨厌的开场白华盛顿环城公路上无处不在，也足以在家庭晚宴上将对话扼杀在摇篮里。问题是，我们是职业的政策专家，更糟糕的是，我们是在智库工作的专家。这意味着我们要穿着华丽的西装，就欧洲安全和核武器等复杂而严肃的话题对国家媒体发表讲话。和其他专家一样，我们的墙上挂着一排排学术证书，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有高层人物的人脉网络。

但是，我们的家庭晚宴上没人认为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见地。我们的亲戚们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名字后面的字母抑或是我们的智囊团席位让我们有资质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则没有这个问题。你的堂兄弟们通常不会看着一个医学博士的眼睛说，“有意思，但我对如何做心脏手术有自己的看法。”

简而言之，我们的家人爱我们，但是讨厌我们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明白为什么。毕竟，如果智库专家对政策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为什么结果总是如此糟糕?即使华盛顿没有留意，大多数家庭饭桌旁的人都本能地知道，这个智库工业综合体并没能给国家带来什么。英国公司Cast From Clay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信任智囊团，而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证明——并不在其中。

如果我们甚至失去了我们亲人的支持，那么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智库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声誉问题——我们恐怕也活该。

01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并不讨厌公共事务从业者。他们欣赏救急人员——消防员、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和警察，尽管对后者他们有时颇有怨言。人们十分尊重众志成城的军队。联邦文职人员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但当它关闭时，人们也会怀念它。美国人会欣赏给自己发社保账单的人，运营国家公园的人，或是确保牛奶里没有剃须刀片的人。即使当人们抱怨邮政服务或国税局时，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宁愿自己投递信件，或者拎着一个锡杯去找邻居讨钱。换句话说，政府执行的大多都是普通人理解的必要事项，即使人们不喜欢它们。

和那些高贵的职业相比，精英主义的亲政府的智库简直就是一个把戏，为的是让那些自视甚高的对话在华盛顿的鸡尾酒会上顺利进行，而美国的其他地方对此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同事所言，智库工作者只能从飞行常客计划和同行那里得到尊重。(多亏了COVID-19，航空公司现在也不怎么尊重我们了。)除此之外，政策专家们被视为是庞大而浪费的华盛顿建制派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或许弊大于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智库的唯一明显目的就是为政客们提供大棒，让他们在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中互相打击。

在上个世纪，智库被认为是一种将科学原则和严谨性引入政策制定的机制。就像大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积累知识，成为专业知识中心和潜在革命性想法的孵化器。在他们的多样性中，他们会互相挑战，并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甚至是颇具对抗性的，但仍然是基于事实的政策构想审议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真理——或者起码是最佳实践——最终会浮出水面。他们会像智识的风险投资人一样，在那些有可能最终在政府里身居要职的人身上下注。

所有这些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但正如我们的家人似乎感觉到的那样，上述愿景没有一条能真正描述当今智库行业的主流现实状况。事实上，智库的商业模式正在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随着行业的扩张，随着外界社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随着对资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智库已经变成了倡导组织，甚至是说客。政党想要的是忠诚的宣传者，而不是吹毛求疵、含糊其辞的学术跟屁虫。而且，潜在的捐赠者希望经验丰富的“神枪手”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目标发射他们自己的政策子弹。

《纽约时报》2014-2017年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智库的商业模式已令人不安地变成了一种渠道和影响力销售业务。对一些人来说，重点不再是产生新想法或为审议过程提供信息，而是推销那些促进资助者利益的想法。这是一笔再明了不过的交易，屡见不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的游说业务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私营部门、富人甚至外国政府都转向了华盛顿的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掮客们，以求在对自己重要的问题上获得影响力。资方对于智库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但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智库面临着迫切的压力，即必须满足资方的需求。可以说，一些资助者甚至跳过了中间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专门智囊团。

如果追逐资金是问题的起因，那么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党派政治文化及其不绝于耳的回声便是问题何以演变成今日之地步的罪魁祸首。在泛滥激增的新媒体、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的丛林中，智库从业者们为了控制信息而相互争斗。孤独的声音会被淹没，所以政策专家们会像政党一样组成团队。一些团体，比如右翼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左翼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甚至明确设立了游说机构，以开展他们的公共慈善分支被禁止从事的倡导工作。这种法律上的虚构模糊了本该出于公共利益的无党派研究的边界，使其变得和白宫前街上的那些游说宣传组织没什么不同。

事实上，在这些令人沮丧的趋势之外，行业里仍然有无数值得尊敬和赞扬的现象，在华盛顿和更多其他地方有许多出色的工作成果。但是，当一些机构一直在兜售和鼓吹影响力时，而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时这样做，这就使得普通公民不可能区分出诚实的智库和不诚实的智库。其结果是，政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在那里，那些兜售影响力的人的蠢话甚至玷污了最博学、最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这就是智库存在形象问题的原因。因为华盛顿有游说和党派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02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智库行业现状的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该报告明智地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减轻明显的利益冲突，并提高智库的透明度。该报告称，从长期来看，资金更加透明的好处将超过任何短期的声誉损害。关于境外资金，它建议智库遵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的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它还表示，智库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预测和披露与资金、项目或个人相关的明显利益冲突，以帮助消除任何不正当的迹象。

这些主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益，但智库的党派之争和兜售影响力的问题根深蒂固。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智库和相关组织的涌现是问题的另一关键。机构越多，它们争夺捐赠资金就越激烈，于是力量的天平就会从供职于智库的专家转向那些有能力为他们买单的捐赠者。随着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捐赠者要求证明自己忠于党派分歧中的一方。为了生存，更不用说竞争和繁荣，智库面临着真切的压力，要把党派和捐赠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再多的透明度也无法解决这个根本性的财政问题。

基础经济学认为，如果资助者-专家关系中的一方拥有了所有的权力，那么供需就会失衡。如果智库数量减少，资助者不能那么轻易地将其党派或特殊利益观点强加给专家们。

没有单一的、明显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时候该更认真地对待整个智库行业的声誉和信用危机了。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智库共同出资成立一个独立的评级机构，类似于金融业的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或穆迪(Moody’s)。这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等排名不同，后者更类似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对高校的排名。

重点不是对智库之间的相对比较进行排名，而是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认可印章，以评估它们遵循良好的研究实践准则并提供真正独立的政策建议的能力和意愿。至少对于美国的机构来说，获得评级的条件应该是严格的披露要求、在合法的情况下揭露外国代理人登记、审计符合免税的公共慈善机构的其他最佳做法。正如投资者不愿投资于低评级债券一样，潜在的智库捐助方也会发现，评级是避开那些不采纳最佳做法的机构的有效捷径。

即使有了这样的系统，政府也必须实施更严格的规则，以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智库倡导活动的过度影响，就像它有义务保护注册游说者一样。例如，当一届新一届政府从意识形态一致的智库中挖掘潜在的政治任命人选时，它应该像对待从白宫前街招募的注册游说者那样，对这些人进行同等程度的审查、道德要求和披露。如果智库从一家公司或外国政府获得了资金，他们在政府中就不应当被安排进行能够影响其资助者的相关政策制定工作。

最后，美国政府和智库自己都需要认真考虑，在境外资金的问题上，什么才是合适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最终也只是一个披露要求。更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及是否应该允许外国政府和公司向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支付报酬，让他们在曾经和未来的同事面前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人将来会担任政府高官。没有哪个现代民主国家会提供如此有效的机制让外国人来影响本国政策决定。

当然，从友好盟国政府提供的完全透明赠款，到可恶的、非民主的、甚至是完全敌对的政权企图通过隐秘渠道向华盛顿输送资金，境外资金都兼而有之。这些差异很重要，而在好坏境外资金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恐怕非常困难。但国会至少应该考虑禁止免税的美国机构接受任何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境外资金。如果接受者认为境外资金是“好”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那么选择接受这些资金的机构也应当愿意遵守强制性披露要求，并在外资工作和政策倡导之间设置防火墙。

这些想法有机会被智库或政策制定者采纳吗?也许。至少有些人会支持这样的改革，因为他们在评级和监管体系中看到了机会，该体系通过董事会监督和定期审计来强化他们已经存在的控制手段。一个评级系统将帮助这些正直的智库向资助者、政府和广大公众证明他们的诚意。另一些人则不愿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可能要么通过转移到盈利性游说和免税研究之间的灰色地带生存下去，要么与新规则相冲突，蒙受声誉上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身败名裂。市场力量和个人偏好将作出决定。

无论如何，我们的亲戚将会更好地理解智库是什么，当晚餐的谈话转向政策时，我们可能会开始获得更多的尊重。我们的家人或许永远不会学会热爱我们的工作，但至少它们不再会是谈话杀手，像现在这样。

文章来源

Matthew Rojansky, Jeremy Shapiro, Why Everyone Hates Think Tanks, Foreign Policy, May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28/why-everyone-hates-think-tanks/

译者介绍

缪奕楠，美国埃默里大学本科学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9

旧文章ID：26823

作者：黄进兴  来源：搜狐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1999年我重返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其间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邀我去镇上一家法国餐厅用餐。这家餐厅位于镇上，号称是普林斯顿最佳的法国餐馆，的确盛情可感。席间的谈话，迄今犹心存感念。杜老突然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发展?”由于事出突然，一时无以作答。歇时，我才支支吾吾地答道：“故乡还有两老需要奉养，必得回去。”看得出来，他有些微的失望。这顿饭吃得汗颜。

按，杜希德在西方汉学以治隋唐史闻名，在财政史和史学史均有所建树。杜希德中国学问的养成，源自英国的汉学传统;进而，他前往日本东大进修，遂受扶桑汉学之益。他的老师乃是中国法制史的名家——仁井田陞(1904—1966)教授，我个人在研究孔庙时，因取资《唐令拾遗》，也领会到仁井田先生在制度史上的功力。毋怪杜希德的成名作《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1963)，染有极明显日本治学的风格。

他本来长期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日后才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与普大的枢纽人物——牟复礼(Frederick Mote, 1922—2005)教授脱不了关系。杜希德能从剑桥过来(1980)，和之后余老师也从耶鲁前来加入(1987)，均是牟复礼苦心积虑的杰作。该时无疑是普大东亚系的黄金时代。他们三位遂成西方汉学的实学典范。

牟复礼(Frederick Mote, 1922—2005)

必须一提的，牟复礼二战后曾在金陵大学、燕京大学读过书，跟过几位饱学宿儒，中学底子扎实可靠，能吟诗作词，在洋人中极为罕见。后在美国，复师从适时在美任教的萧公权(1897—1981)教授，萧乃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牟因景仰萧先生，曾英译了其师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上半部。尔后杜希德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 1907—1991)合作编纂《剑桥中国史》，他又出了不少力气。他本身学问极为了得，乃是春风化雨型的良师。牟的中文名字盖取自 《论语》“克己复礼”，为此他始终执一不迁。有趣的是，另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 1933—2016)，原名为“孔复礼”，因“文革”而改为“飞力”，二者的文化坚持不言而喻。

有数件事，杜希德与史语所关联非浅：

其一，由于史语所有些同仁，曾经游学普林斯顿，经他们两相奔走，杜希德遂决定于1997年将知名的老牌学志——Asia Major从普大移至史语所续刊。这个举措两相得宜，使 Asia Major不致断炊，而赓续至今。另方面，史语所立即在西方汉学取得发言的舞台。

其二，他身后，家属和同事决定把他的藏书及重要档案全数捐给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无疑增添该馆的收藏不少。2007年9月，举行的捐赠仪式，其子Peter和Nicholas均来台出席，以示隆重。

末了，1996年，他欣然接受“傅斯年讲座”的邀请。在访台期间，我特别邀他共餐，以答谢他先前协助拙著在剑桥大学出版。前几天，他因门生故旧热情的安排，享用了不少丰盛的中餐，遂提议吃西方的食物。因此我特地四处打听，找了一家在本地颇有名气的法国餐馆，谐音叫“花得起”;据说是台北最好、最昂贵的西餐厅。的确，该餐厅装潢雅致，气氛极佳，菜色尚属上乘，可是，杜希德餐后所下评语只是：“吃起来像法国餐!”(It tastes like French food!)让我为之气结，血本无归。

杜希德平常举止庄重严肃，不茍言笑;论学尤其认真，学者因是敬畏有加。可是我业经高人指点，三杯红酒下肚，就打开话匣，侃侃交谈了。席间我们不时以学术轶闻助兴，他有一个论点：只要一本书出版之后十五年，还有人征引，即为好书。当时我尚年轻气盛，听了颇不服气。文章不是千古事吗?但随着年岁既长，方才觉得其所言不差。记得我也曾抛砖引玉，提出：他的门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1936— )的学术渊源，应来自19世纪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9)文史合一的传统。杜老嗤之以鼻回答：“算了，黄博士，那是天赋!”(Come on! Dr. Huang, it is a gift!)令我灰头土脸，不知所云。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2021)

2009年，当史景迁教授应邀至史语所担任 “傅斯年讲座”，我把这一段对话转述给他听，他一脸狐疑，似难置信。要之，杜希德奉行的乃是严谨的实证史学，史景迁却是以文采灿然行于世，二者学问风格截然有异。乍听杜希德的赞美，令史景迁大出乎意外，经我婉转解说之下，盖缘杜师酒后吐真言;史景迁方才释然。剎那时，我顿时体会到，他终因严师的肯定，喜形于色的一面。

初始，我读过史景迁的《中国康熙皇帝的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当时只觉公私文书剪裁甚佳，读来趣味盎然，并未充分领略到他真正卓越之处。但日后他一连串的巨作，以个人传记所拓展出去的叙事手法，烘托出该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特色。其运笔、布局的特色，连赖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教授生前均称誉他 “拥有天使(angel)般的书写能力”。而正是这项非凡的本事，终令其在众多西方中国史家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史 “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的典范。而其所致的“文史合一”的境界，丝毫无愧于其中文命名“景仰司马迁”的涵意。

不止其著作文采斐然，即使他在耶鲁所开之课，亦极受欢迎，竟成耶鲁一景，学生动辄近千。曾为其研究助理的陈弱水告诉我，助教即有二十位之多。日后，连“后现代史学”的阵营，亦亟亟欲将其纳编，屡取其《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 1987)作为同调(请参阅拙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页 204)。

可见其新旧无欺，同受欢迎。我也见证过他在台湾讲演高朋满座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

不容讳言地，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才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寻，却造就人才不少。若说杜希德的贡献，在于提升西方汉学的研究水平，史景迁则是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展至广泛的英语读者，其作品经常入列《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他遂顺势变成中国史在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代言人。2004年，他打破中国研究的藩篱，继费正清之后(1968)，膺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成为西方主流学术的领军人物。为中国史的研究挣得许多光彩，此当不在话下。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8.6.8.)，作者黄进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19/7/29

旧文章ID：26822

作者：史景迁 卢汉超  来源：文化纵横

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卢汉超：美国《中国历史评论》主编

【导读】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史景迁作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从皇帝康熙到普通农妇王氏，史景迁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历史，使得其著作在学术界之外也有广泛的受众。

“景迁”有“景仰司马迁”的意思，而他“讲故事”的写作手法也让人联系到司马迁式的“文史不分家”的写作特征。然而他本人更愿意强调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司马迁喜欢在章节结束时做一种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我并不这样做。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

史景迁也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也并不认为自己要与他相提并论，一方面他颇为谦虚地尊称费为“师祖”，肯定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贡献，“他对领域的创建有比他人更清楚的设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筹款将哈佛变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研究目的与费有根本的不同，“费正清感兴趣的是揭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源…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

在本文中，史景迁也回应了学术研究方法，他认为，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他的学术态度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在今日仍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原载王希等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转自“高校人文界”公众号，特此编发，谨为悼念，亦供诸君思考。

史景迁访谈：史学的艺术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您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但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您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汉超：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景迁：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汉超：《史记》也创造了一种文学传统。中国许多成语和典故都来自《史记》。《史记》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史景迁：是的。这许多的成语和典故给现代读者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因为我们拥有的(中国)历史知识远远不够，就像我这样的人缺少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读司马迁的时候我往往需要许多的注释来帮助理解。但一个受过中国古典传统训练的中国学者可以将读司马迁当成一种乐趣。

卢汉超：是的。许多的成语和典故都出自《史记》。

史景迁：《史记》的故事是如此地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一种效果。

卢汉超：您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景迁：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对此坚持不懈。我是说，司马迁喜欢在章节结束时做一种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我并不这样做。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

卢汉超：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您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您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的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使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您就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有许多人读你的书或许是说明你使人对此感兴趣了，而对我来说，这就很令人满意了。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

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的老师，而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师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我所做的主要是教学，总是尽力用我的智慧去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从来不期望创建一个学派，如康熙学派或雍正学派之类。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但就政策实施而言，这样做的结果难以判断，因为我的书最终可能会使读者对中国抱有同情感，也可能抱有敌意。我总是力求创造一种行文上的平衡。你当然没有必要总是在做道德评判。你做的是一种风格评判(a stylistic judgment)。

卢汉超：不管怎么说，在大众读者中，您至少现在是最知名的中国通。人们很容易在各地书店里找到您的著作。

史景迁：也许在Barnes & Nobles 或Borders可以找到——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好事。第一要紧的是保证你的书始终在重印，随时能够买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的底线是保证美国的学校里始终有人在读《王氏之死》，然后——尽管并不一定总有这样的结果——如果读书人说“我想读这位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那当然就更好了。但我更愿意他们说“现在我真的希望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如果他们能提出这样的想法，就真的会令我很激动了。有的时候，那些处在决策位置的人读了我的书，很喜欢。但我们谈的并不是美国政策的具体细节，而更多的是洪秀全如何思考此，王氏如何思考彼，曹寅等对国家持有何种态度等等。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卢汉超：他后来对此有所修正。

史景迁：但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对中国研究领域的贡献也很重要。费正清与刘广京、邓嗣禹和其他学者一起，在材料目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十分看重对如《会典》和《大清实录》等清代行政记录的研究，也做得十分到位。费正清经常说：“不要因为你需要找寻不常用的史料而忽略常见易得的史料。”我认为他是这个领域中权势和影响极大的人，对领域的创建有比他人更清楚的设想。他具有非常强烈的哈佛情结，对哈佛抱有很深的忠诚感。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筹款将哈佛变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影响。如同我说的，他是我的“师祖”，我的老师的老师。

卢汉超：所以您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史景迁：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试图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陈述，例如在《天安门》一书里。在《王氏之死》一书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让地方志的编撰者讲他们的故事。

卢汉超：说起《王氏之死》，您在书里也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您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不用《聊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景迁：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还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坐落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

卢汉超：我们没有很多史料来写这一层次的人们的生活。

史景迁：确实如此。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蒲松龄是个很好的同盟。他和黄六鸿(郯城县官)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黄六鸿来自精英阶层，王氏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黄六鸿关心这个屈死的妇女。这确实是《王氏之死》一书的目的：有这样一个县官愿意通过恰当的验尸来破案，事后又不忘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训。黄六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所以再说一遍，蒲松龄是我的一个有用的同盟。

卢汉超：你在书中也用了地方志的材料。

史景迁：地方志是好材料，但是地方志是由精英们编撰的，他们往往赞美他们自己的家族。

卢汉超：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容易研究普通百姓的生活。

史景迁：是的。

卢汉超：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写叙事性的作品，比较不关心理论的运用。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问题，等等。您怎样评价写作叙事性历史和看来是更合潮流的、将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模式相结合的做法?

史景迁：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许多很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比我懂得多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输给我的学生：我认为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不管它是解构派，后殖民学说，后现代学说，次文化研究，还是“公共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大部分已过时了。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系列用哈贝马斯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anonymous)的方法把它运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氏之死”产生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汉超：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景迁：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套理论，我是准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的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的运用。

卢汉超：由于大多数最近的理论发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经验，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将中国的实际或中国历史牵强附会于西方模式的倾向?

史景迁：不一定。一种理论也许来自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这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于真理就有了某种垄断权，也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所反映的只是西方社会。我想人类行为有许多相同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被应用到中国或法国，英国或美国时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人也可以将诸如解构派等理论应用到中国小说或西方小说上。我不会说我们不要采用某种理论，只因为它是西方某人创造的，正如我不会说我们不要去理会道家的隽语，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我们应该跨越文化，两者并视，互相参用。

卢汉超：也许应该谨慎地应用。

史景迁：谨慎地，是的。我还是想用“匿名地”一词。我对把理论生硬地插入写作中的做法没有兴趣。我或许会加个脚注，但我绝对不会在叙事时突然加上一段“现在我要讲哈贝马斯了”或“现在我要讲德·塞尔托(de Certeau)了”。我对这种做法没有兴趣。

卢汉超：您大概不把自己看作主要是一个社会史学家。但您的著作中有不少对社会史有贡献的内容，您也对您所说的“社会的力量”的理解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果说费正清和他那一代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不表示特别的同情”，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还是成了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主流。譬如说，耶鲁大学从70年代起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社会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彭慕兰(Ken Pomeranz) ……

史景迁：他们都是研究面很广的历史学家。这并不是我加之于他们的。我在教学中优先于理论的一点是，如果一篇论文的初稿有一些细节的话，我会说：“这非常有意思!”例如，这或许是高家龙第一次用广告做研究。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些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香烟牌子，他应该用作研究吗?当时我们一般还不习惯把香烟牌子当作史料。但是我说：“这非常有意思!”当韩书瑞开始发现被捕的白莲教徒的案宗时，我们曾一起讨论过，并不是讨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细节。我说：“这告诉了我们人类精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会冒着一切危险抵抗国家政权。”这些小小的细节组成了人类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细节弃之不顾，而是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并由此组成一幅关于社会是怎样运行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图景。彭慕兰在他的《腹地的构建》一书中也是如此。书中有描述人们坐在田沟上防灾的情景，读者能由此进入到一个赤贫的农民的世界：虽然庄稼几乎全死了，人们还愿意雇人守田。这是关于农业社会坚韧性的极具洞察力的报告。这就像法文中的“心智”(mentalité)一词的使用一样。对我来说这是做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我在耶鲁曾经和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讨论过。他是《奶酪和虫子》一书的作者。我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我们曾很好地讨论过什么样的细节能捕获世界这一问题。所以，就如你提到的理论问题一样，这大约是一种自觉。我不会说：“好，这个星期我要写社会史了。”

卢汉超：你不想把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分得泾渭分明。

史景迁：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人物的生活会有所侧重，我不会拒绝这种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别只反映了社会史的一个侧面，我也不会欣然接受。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来自越南的那种社会观那样，只有邪恶的地主或是只有善良的农民。如果有好的地主，我们要讲出来;如果有邪恶的农民，我们也应该谈一谈。如果有善良的工厂主，或恶狠狠的工人，也是如此。

卢汉超：所以，名称是后来放上去的——当你完成写作之后;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按不同的种类来进行分类。

史景迁：是的。这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想让他们这样做，他们当然会这样做。正如传记这样的种类，我并不认为自己写的是传记，但有些人却这样认为。

卢汉超：譬如您的著作《康熙》?

史景迁：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将之称为“自画像”(self-portrait)，所以看上去有些像是自传。

卢汉超：在我看来，我们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远非理想。您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有一些关于平民百姓的食物和住房的描述，但大部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过于侧重研究精英阶层，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则忽略不顾。在您看来，就史料而言，这种情况是因为有关日常生活的史料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史景迁：这方面有大量的材料，虽然它们往往是关于司法或税务方面，是那种更合适于作各种量化性历史分析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许多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接近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至少是那些远离精英阶层的人们。困难之处在于很难从这类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细节，以清楚地区分出不同的人们。这不是这些人的错误，这是把他们归档入案的社会的错误，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就量化的研究而言，这些是很好的材料。我们能得到人们的平均收入、平均期待寿命、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口方面的各种信息。但是像我在《王氏之死》中用的那种材料就相对比较少了。事实上关于这个案子《福惠全书》上只有十几行字。

我的感觉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材料不是太多了或太少了。有许多材料存在，但无论哪方面的又都不足。很难利用这些材料，因为它们对人物的性格不加区别。它们不像诗歌那样可能会有性格——诗歌当然不都是如此，但一个官僚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政见。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的人们往往有更多的表达方法。

卢汉超：而他们会写他们自己。

史景迁：他们会写他们自己，他们也可能不说实话。

卢汉超：一般农工大众则不写自己。

史景迁：一般农工大众不写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写作。但有时他们的谈话也会进入记录。有人会记录他们的谈话，警察会记录他们的谈话，所以司法方面的档案很重要。但是司法方面的材料的大麻烦是只有打官司或吃官司的人才入档，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尽量避免与官司有牵联，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记录在案。关于普通人民有许多研究可做，但这是难度很大的一种历史。

卢汉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史景迁：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领域。

卢汉超：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复兴?这种传统大致建立于20世纪上半期，例如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以30年代上海为代表的商业主义。

史景迁：出现在1930年代中国的新事物后来被压抑了，1990年代又重新出现。再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西方，很多人研究国民党和民国时代的历史，而对毛和毛的意识形态不像以前那样有兴趣了。但这不一定意味着30年代建立了一种传统。这意味着类似的经济雄心和经济机会在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而它们在30年代也曾经出现过。这类事物包括大众传媒以及你和其他学者研究过的题目：无线电、通俗音乐、茶馆、戏剧、服装方面的变化。我并不认为90年代对此作了复兴，而是人们有了和30年代时同样的机会去利用新的传媒和技术。所以在90年代就像在2004年一样，人们对西式的鞋子和化妆有兴趣，人们对互联网和无线电话有兴趣。这些东西并不是作为一种传统介绍到中国的，它们是在中国得到了人们真正共鸣的一些娱乐和交流的形式，而中国人民现在有机会去获得这些东西了。所以这是物质获取的一种回归。这种物质获取的思想在民国时代曾因大张旗鼓的广告而受到鼓励，现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广告又在全中国出现了。所以现在商标和名牌产品的思想又在中国复活，犹如一种大都市化运动。我不会说这是一种新传统，失而再建。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新机会，失而复得。

五四运动与此不同，也更复杂。我不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传统。我认为它是一种探索的模式，我称之为经典的探索模式，往往由精英阶层中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人士领导。现在又有了探索的机会。它们在中国还远非普及，但正在快速发展，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种貌似五四那样的反映。但它与五四不同，它是一种向继承下来的信念挑战的意愿，政府不总是希望看到这种意愿存在。这取决于你怎么表达这种意愿。中国的批判主义有极为巨大的活力。

卢汉超：现在大约有一百名毛泽东时代以后来到美国、目前任教于美国各大学的中国历史学者。他们在中国古典方面的训练显然不如教您中文的那些老一代学者和您的老师房兆楹。能否请您就此略作比较?

史景迁：他们受的是不同的训练。他们也许不那么深入地阅读早期的经典或传统的古典著作。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有的在这里，有的在中国。据我看，历史这一学科现在很兴旺。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有兴趣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更自由地探索除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以外的理论了。而有些中国历史学者或许像我一样满足于不用理论——不真正地使用理论，并以此为乐。

我认为在美国的华裔中国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本人来说这是肯定的。从我一开始学习中国史时，芮玛丽就对中国史学家的著作推崇备至。当然她最了解的是二战以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如你所知，其中有一些后来回中国去了。但当我做她的学生时——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学汉语——她就介绍我看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著作。然后她又介绍我看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的著作以及萧公权的著作。我在读书时，也读费正清和芮玛丽的书，还有费维恺、柯文、魏斐德和列文森等人的著作。

卢汉超：近几年，社会史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历史学家称，这种趋势至少部分地是受到西方史学、尤其是美国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在中国，社会史也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称为“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您对此有何评论?

史景迁：我们先前谈到社会文化史。我对“社会”和“文化”感兴趣，问题是我们如何用实际的语言结构来照亮社会?你可以像社会科学家一样研究社会，如许多人在中国所做的那样，譬如费孝通、陈翰笙等人，尤其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但我希望进入更具有思想性的一面，如社会的心智，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a literary form)呈现出来，这种形式对读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不过我并不把这种认知当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当成一种方法。我试图关注社会中的个人，也试图将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对社会的关注之前，用个人来揭示社会。

卢汉超：一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把西方的学术影响看作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新理论也大多来自西方。

史景迁：这或许是因为目前是中国思想学术生活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将近四十年中，中国曾有过几乎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现在要从中走出来，需要有一个使用来自别的国家的理论的过渡时期。我注意到不少中国学者试图发展出新的中国理论基础。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或许可以回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怎样有创造性地使用西学，同时又发展出一种无可争辩的根植于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的理论?当然这个问题的前提是Chinese(“中国的”“中国人”)一词还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在这方面有许多辩论。这个词的意义已大大延伸。例如，在当今的世界上，突然间，这么多中国人不讲中国话了，这么多中国人不住在中国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文化上。这意味着一种危险，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中国文化变得古老无用了，成为老黄历了，留存在过去了。所以，你如何理解这个目前正在中国出现的、强大的新文化，并使它在史学上变得有意义?也许你做不到，也许你的解释无效，也许理论上的漏洞太多，但这么多的中国人在这样做，我感到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冒险。耶鲁接受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人也许不那么优秀，但优秀者是大有人在，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卢汉超：从我读过的您的文章来看，您对中国的未来或许可以用“谨慎的乐观”来形容。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中国历史学家，您是否可以对21世纪的中国或中国未来几十年略言数语?

史景迁：我们知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取决于你对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有多大的信心，对中国人在他们之间保持和谐有多大的信心，对中国的领导人把更多的人带入统治阶层有多大的信心。在我看来已有迹象说明这些都正在发生。我不想用“适应”(adaptability)一词，因为这可能有点意味着放弃你已有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调节(adjusting)，或者是扩大眼界，去包罗一些其他的观点和见解。中国的思想家们历来如此。这其实是鼓励人们去创建一个新的中国人的认同观。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对中国极具信心，大概是因为我出生时我的母亲在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吧(笑)。就像蒋介石出生时，他的母亲在念佛诵经，所以佛教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笑)。从许多角度看，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前七八十年。19世纪也苦难深重。但是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以中国的传统为基点，思索着最惊人的一系列方法。从曾国藩到王韬到梁启超，还有秋瑾或邹容，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人都在苦苦思索着解决办法和怎样去“调节”。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可以说我对中国不只是谨慎的乐观，对中国的未来，我或许就是乐观。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仍有重大的问题。对此需要某种才智和善意。

卢汉超：这或许牵涉到中国的信仰系统这个大题目。

史景迁：是的，中国本身的信仰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武汉地区发现的楚国的竹简。探索这个中国早期的文化，会使我们对儒家、法家和道家产生一种新观念。现在人们又发现竹简中包含的政治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思考有文字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些最初的基石，并从里面吸取教训。我发现这是历史研究中极为精彩的一个领域，它将历史、神学、考古和哲学联在一起，这是了不起的结合。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我大概会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它把那么多精彩的学科结合在一起，从中人们能够以古知今。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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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茜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驾鹤西去，享年85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在推特上发布了史景迁辞世的消息，并称史景迁是“一位有着惊人创造力的历史学者和作家，同时还有一副热心肠。安娜·弗里曼写道：“感恩他在我初到耶鲁时让我感受到的热诚欢迎。”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以及《清代名人传》的作者房兆楹，并因其研究成果而得到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人的高度赞誉，在同辈学者当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将其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为“三杰” 。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太平天国》《胡若望的疑问》等。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观察与研究结果。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作为汉学家蜚声国际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著名历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今晨在朋友圈看到史景迁去世的消息，深感意外和遗憾。王笛向南都记者回忆，2016年左右，他刚到澳门时，还张罗着请史景迁到澳门大学去做讲座。当时安排史景迁和太太金安平同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结果因为老先生身体不好，未能成行。

王笛教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书写风格，都曾受到史景迁的影响。他多年来致力于微观历史的研究，用显微镜观察底层生活，呼吁“眼光向下”、为民众写史。史景迁早在1970年代出版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他频繁引用的学术著作。在他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观史学可以说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评价道，史景迁总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同时史景迁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叙述策略，文笔活泼而富于细节，“找到一种为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王笛说。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王笛的专访。

他的书在许多大学里被用作教材

南都：您之前跟史景迁本人接触多吗?

王笛：接触不算多。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大约2005年左右，邀请过史景迁到我所在的得克萨斯A&M大学做讲座。当时他面向全校，讲的是后来出版的《前朝梦忆》那本书的内容。我记得我在2003-2005年担任过留美历史学会的主席。那个时候，我们学会有事情也跟他联系过几次。

但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读他的书，一直到现在。每每报纸杂志要我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图书，我都会推荐史景迁的书。

南都：他的作品里对您影响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哪几本?

王笛：其实我在美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用过他的好些书作为教材。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教材就是他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那本书比一般的教科书写得活泼。一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容易写得干巴巴，史景迁的那本书有细节，有框架，而且不仅仅是讲历史，也讲文化、文学，所以在美国的课堂上使用得非常普遍。其实我在课堂上也用过其他教材，包括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但最后用起来最好的还是史景迁的这一本。

事实上，《追寻现代中国》刚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长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不仅学历史的学生喜欢看，普罗大众也喜欢看。

另外，《王氏之死》也是我在课堂上经常用的。当年我在华东师大做紫江讲座教授，每年夏天给他们上课，用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美国的课堂上也用过。还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也在课堂上用过，讲明清史的时候讲到利玛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太平天国》我也用来当过教科书。

反正他的书，不仅仅是我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用，据我所知，其他学校的其他老师也用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写作的特点，有可读性。一般的教科书学生不爱读，读起来枯燥。史景迁的书总是能在讲历史的过程中间充满历史的细节，而且讲得生动，富于文学性。

其实我做研究也受到他的研究风格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的《袍哥》学术论文送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外审的专家说，《袍哥》有史景迁的写作风格。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是立意要有人物，要塑造人物，然后要有文学性，这些都应该是说受到史景迁历史写作的影响。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迁非常看重的作品，这种对历史当中卑微的小人物关注、同情，以及通过小人物来反映社会历史图景，现在看来算不算也是一种微观史写作?

王笛：《王氏之死》英文版1970年代就出版了，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还值得认真阅读。我们很少写小人物，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西方尚且没有微观历史的概念。

卡洛·金茨堡在写《奶酪与蛆虫》的时候，他也没有宣称这就是微观史。我想，“微观史”是这种风格形成以后，后来的人们给它下的定义。我认为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是微观史，但是他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一部微观史的著作。

微观史的写作主要是要靠详细、系统的档案资料，就像卡洛·金茨堡写《奶酪与蛆虫》，他要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史景迁写《王氏之死》并没有这些资料，但他仍然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他的眼光和研究手法独特的地方。他占有资料很少，在资料稀缺的情况下，怎样还原历史?现在好多人批评他的这本书，这是因为中国人对微观史不够了解，也不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其实他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只有一个《郯城县志》，另一个《福惠全书》，王氏的故事也就是《福惠全书》里提到的一个案子。他要把它写成一本书，要加进很多背景资料，甚至使用聊斋故事。在清初的山东郯城，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遥远的乡村，这么卑微的一个农民妇女，现在我们尚且写不出来，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而且那个时候是金茨堡他们正在开始写微观史著作的时候，史景迁在同时进行。所以我认为，微观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异曲同工，哪怕他们自己不称自己的研究为微观史。我认为微观史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要写小人物，不是写帝王精英。第二是要有人，要以人为中心进行叙事。第三是要有历史的细节。《王氏之死》具备了这三方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好像比较单薄，但我们如果理解他当时写作的环境，对这本书应该是抱有非常高的敬意。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基本上我的每本学术著作，不管是《袍哥》《街头文化》还是《茶馆》，都引用了《王氏之死》。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

南都：史景迁的历史研究在东西方历史学界是否有很多追随者?比如您自己就是在微观史学的方面从他那里受益良多，那么其他学者的情况呢?

王笛：其实，中国历史学和史景迁的历史学的差距是蛮大的，我说的差距是指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放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他的那种史学写作并非大部分历史学家会使用的。有特殊的情况，我在好几次演讲中也提到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写作的范式。这种范式就是要分析资料、数据，使得历史学成了一种科学式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干巴巴的了。它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也把历史学划归为社会科学。

史景迁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以人为中心，将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他几乎每本书都是有故事的，而且都是有中心人物的。《王氏之死》写农妇王氏，《胡若望的疑问》写胡若望，《太平天国》写洪秀全，《前朝梦忆》写张岱，《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写曾静案，实际上是以曾静和雍正帝为中心人物，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人物，有故事，有细节，而且好多细节都是他自己从档案中间挖掘出来的，而非人人皆知的。这样的写作，在西方、在中国都不是主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有了语言学的转向，越来越强调回归人文，开始注重文学的描述。于是这类的著作越来越多。在中国，史景迁的著作译介进来之后，受到许多读者欢迎，但是真正按照这种风格写作历史的也还是不多。但是我想，现在的年轻一代会逐渐地接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他的这种写作不适合学位论文，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因为学位论文有一套自己的体例要求。

对于非学位论文类的历史写作，我觉得史景迁这种风格倒是应该支持、提倡和探索的。找到一种为一般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南都：史景迁的著作里有很多描写和想象的成分，这种书写方式在历史写作里是允许的吗?怎么把握史料和想象的关系?

王笛：有的学者反对历史的想象，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历史写作必须要有想象，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任何论述，是根据历史的记载，还是你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比如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里，他引用了一段《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他只是渲染一种气氛，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同时你知道这是来自小说里的描述。

因为历史本身的记载就是不完全的。今天我们要去重构历史，中间有很大的空白，要去填补空白，如果写历史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最后甚至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在没有历史记载的地方，历史学者得根据对已有资料的理解发挥想象力，但是你同时必须告诉读者，哪些是来自史料的记载，哪些是你合理的想象。

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

南都：史景迁为什么持续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是跟他的师承有关系吗?

王笛：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就是中国历史教授，他的老师芮玛丽是中国史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训练、研究兴趣，都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他的特长。因为一旦进入了一个研究领域，就需要这种语言的准备，那会花去很长的时间。同时，中国也有足够的魅力，无论是历史的悠久，还是可以发掘的课题，一个人一辈子都写不完，不断有新的课题展示给你，让你可以永远写下去。当然，他对中国的熟悉，对中国历史的迷恋，也是他一直研究中国的推动力。

南都：史景迁在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方面有没有独特的创建?

王笛：也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书，每一本的前面都没有理论阐述，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他并不试图去建立一种理论框架。但是，我认为也不能说他的史学研究没有回答理论的问题。

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在研究晚清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他特别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写利玛窦，也特别注重中国人到了西方的经历。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写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奋斗、思想和追求，这些背后都有很深的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和理解。

他是通过人，通过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认为，他的书甚至比很多用理论框架建构起来的著作更能解释中国的历史。我一直强调历史要有故事，要有细节，用理论框架来分析，理论先行，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史景迁是以历史事实来解释历史，而不是说教。你看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实际上也建立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框架，你要说它是理论框架，我觉得也行。所以，不能简单地看他使用了什么理论，而要看他能否回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疑问，他能回答，这就是他的理论贡献。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7

旧文章ID：26820

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李田田是湖南乡村的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位有着忧郁气质的诗人。知道她名字的人不多，直到这次事情出来。然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年前夕，她成了中国和海外舆论最牵动人心的人，原因只在于，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声援了一下另一位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教职的老师，被当地政府当成维稳对象一度“被精神病”。

事情还得从一堂课说起。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触及民族的伤口和情感，不可随意缄否和质疑，但在公祭日的次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一位新闻系老师在课堂上大谈了一通中国对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的不准确，遭学生举报。该教师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否恰当，可以争议，但不能容忍的是学生随意举报老师的行为以及学校根据举报而对老师开除的处理方式。

尽管学生举报老师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可在当下特定的国情下，鼓励这种举报行为会导致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后果，人们担忧的也是它会导致文革重演，因为文革就盛行举报和告密。把那位学生的举报看成告密虽有些言重，但鉴于被举报者往往得不到公正对待，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举报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校开除老师。

李田田在微博上声援了被震旦开除的老师，她不过是社交媒体上众多声援者之一，然而就使得当地政府如临大敌，启动维稳机制，教育和公安部门对她发出训诫，在她不接受后据报又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让李的母亲和姐姐出来发声，向外界解释李田田被“精神病”的过程，称是误会，她没有被强行送去精神病院，而是在其身为教育局官员的姑父和家人劝说下治疗抑郁症，据说李患有这个疾病，而且有些严重，现在已转移到当地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上级政府也表示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

政府制造枷锁，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此事的最新进展是李田田已从医院回到家，结束了“被精神病”。最关心李田田的当然是她的母亲和姐姐等至亲，从人性的角度人们不能怀疑她们的“辟谣”是假的，然而合乎常理的事情一到中国，特别在目前这样一个时期，就往往变得有那么一点不是味道。可想而知，在一起事件引发全民关注后，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平息，常给家属施压，而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家属甚至当事人会配合政府演戏，表明没有受到压迫。这种情况已成常态，彭帅事件人们也再次目睹。所以，即便李田田已经回家，也不能打消外界对她一度强行“被精神病”的怀疑，除非是在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调查下。此即一个政权在丧失基本信用后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怎么做，人们都不会相信它出于善意。

李田田的“被精神病”，完全是湖南地方政府一手制造出的“枷锁”，但它没有套住别人，反套在当局脖子上。李声援震旦老师的言论，并非过激，完全用不着要威胁开除，更用不着在她不接受威吓的情况下强行把她送往医院治疗，不管是不是精神病院。就算她的亲人认为她患有忧郁症，有必要及时治疗，政府也不该介入。地方教育和公安部门在官场的政治高压下，如果认为守土有责，不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出现什么意外，聪明的做法是让学校批评一下，要李把微博言论删除即可，鉴于李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她的声援言论本就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完全不必采取将矛盾激化的举动，用对待异议人士的办法对待她，但现在这样，反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对立面，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并将政府的丑行大白于天下。

中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常干这种“蠢事”，它的反对派很多就是这样出来的。说它“蠢”，是因为它制造对手或“敌人”的很多做法愚蠢透顶，事后复盘，根本不应到这一步，但最后的结果偏偏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最坏一种。从个体来说，这个政权囊括了中国最好的精英恐怕不过分，基层政府虽然精英少了些，但要说他们是低于常人的笨人，怕也不合事实。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可能也不想把事情搞砸，可后来偏偏搞砸，根子就在政权的机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即凡事将它的子民往最坏想，把不合官方意特别是长官意的人都看成不安分的坏分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方式去处理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当下所谓的新时代更是这样，斗争思维充斥政权内部。

然而，滥用政治安全去打压异议剥夺不同意见终会遇到人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政治高压让官员会害怕，但对民众会引来普遍的不满乃至抗拒。这即是两位女教师特别是李田田的“被精神病”曝出后遭到中国舆论强烈反弹的缘故。在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的现实威胁下，人们只能起来反抗，反抗在开始不一定走向街头或广场，不服从摆布也是反抗的一种。因此，大众关注李田田的命运实际是在表达对当局“文字狱”的强烈不满，对地方政府任性使用权力压制舆论的谴责和抗议。

倘若当局为保政权安全而在打压言论上不收手，变本加厉控制舆论，由中美争斗和疫情带来的对现政权一时的支持度，将会快速耗尽，当局会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像李田田事件这样的“枷锁”，直至情形发生质变。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8

旧文章ID：26819

作者：孙立平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的国际局势看起来好像有点波澜不兴，有些信息似乎是互相矛盾。但回过头仔细看，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其中有些变化不像过去几年有声有色，有的趋势只是若明若暗。但这些趋势极为重要。

概括地说，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如下三点：

价值观的对立日益凸显

老实说，这次美国发起的民主峰会，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想，估计就是务务虚，重复重复民主的价值观而已。但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实质性动作。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次峰会有点成了烽会。特别是在重构联盟上。

这不禁让我想起几天前，驻美国原大使崔天凯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中国)崛起"。请注意，崔大使提到的几个因素没有一个是经济。

所以我想，看待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的传统思维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里。在这个时期，我们都假定经济是最重要的，是决定着其他东西的。甚至，我们觉得这都是天经地义，历来如此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历史上有没有比经济分量更重的轴?其实，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乏炮火纷飞的年代，不乏宗教狂热的时期，甚至也有过意识形态尖锐对峙的阶段。以经济为轴，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些片段。

谁能够保障世界不会进入一个以价值观为主轴的时期?

以民间推动官方

在《卖茶者纵论世界未来走向》一文中，我曾说过，我一不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最重要的，二不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相反，我更加强调价值观和理念认同的重要性。而我们的一些专家在预判世界走势上屡屡失误，就是不懂得这两点。

当时我举例说，一说到德国，说到德国与我们的关系，很多内行的专家就强调两个东西，一是默克尔的立场和态度，对我们相对比较友好;二是经济对我们市场的依赖，特别是汽车。但他们忽视了深层结构的作用。再比如说日本。论汽车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日本不比德国小。但前一段的几项民意调查都表明，90%的日本国民对我国抱负面看法。我想问的是，在日本未来的走向中，这两个因素哪个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就深层结构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一些国家议会和议员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涉华的问题上，一些国家的议会往往比政府更激进，更一致。在一些国家涉华议案的表决上，往往都是高票甚至全票通过。

在政府的举动还多少有些慎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议会动作频繁。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在政府不方便的时候由议会或议员出面，而是要更加注意这当中深层结构的作用。

法不责众式冲击底线

最近一段时间，立陶宛与台湾走得越来越近，甚至置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和制裁措施于不顾。最新的动作是，立陶宛在一夜之间，悄悄撤出了驻华大使馆19名外交人员及家属，包括已经被降级的立陶宛驻华临时代办。据有关报道，曾经的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已经空无一人，敲门或打电话都没有人回应。

这多多少少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很多人会奇怪，立陶宛国土面积只有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300多万，大体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在世界形势面临大变局的时候，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国家怎么站到了前台?更重要的是，立陶宛的举动，会不会具有一种示范的效应?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仅在今年，美国先是6月7日参议院三位重量级参议员6月6日组团访台，并在松山空指部机场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见。然后，是由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率领的一个美国两党众议员代表团在访问了日本和韩国之后，11月25日晚间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对台湾进行一次突然的旋风般的访问。法国，则是由法国前国防部长理查德率领多位法国参议员访问台湾。接着，就是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参加在台北举办的一个论坛。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不容触犯的底线，任何对这个底线的触犯都是一个敏感而严重的问题。一些国家动作连连，甚至欧洲哪怕是一些与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对立陶宛表示了支持，这是不是在尝试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局面?

上述三个若明若暗的趋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三个趋势在目前还都是刚刚露头的迹象，但对未来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形塑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有备无患。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8

旧文章ID：26817

作者：王乾任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近几年来，美国两党似乎在对中国强硬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出奇的一致。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Ben Cardin)表示，对抗中国的法案现在会受到强烈的、几乎是共识式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也表示，中国是“对美的持久战略威胁”，并强调“用统一的声音说话很重要”。虽然表面上两党能在反华议题上握手言和，但实际上这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巨大的分歧和政治计算暗藏在水面之下。在根深蒂固的极化背景下，这一脆弱的共识非但不能成为两党合作的“粘合剂”，反而会被用做政治武器以谋取各自的党派利益。一方面，两党虽然都乐于谈论对华强硬的宏观战略，但在具体政策中却存在巨大的立场差异。另一方面，这种对华强硬的共识恰恰反映了其深层赤裸裸的政党利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塑造强硬的反华论调，意在给对手打入一个“楔子议题”，从而分化对手;与之相对的，民主党人不断地把符合自己政党利益的法案打包到一个法案包裹里，并将其贴上“对抗中国”的标签以图在国会通过。讽刺的是，两党合作本质上是赢得选票的一种政治策略，换言之，合作是为了更好地打败对手。

高度极化的华盛顿最后的共识?

在当下美国政治的“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背景下，两党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秉持着截然相反的观点，福山甚至将其称为“否决政治”，即为了反驳而反驳。而两党议员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的一致强硬则被描述为“华盛顿的最后一个共识”。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指出，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下，很难想象一个关于中国的法案不会得到两党支持并获得广泛支持。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表示，“虽然我们偶尔会对特朗普的中国战略提出批评，但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他的动机，因为他正确地看待了来自中国的挑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的调查，两党对华的负面认知都呈现了不断攀升的态势。有83%的共和党人和68%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敌对态度。不仅如此，早在2012年时，两党都仅有略高于10%的成员将中国定位为“敌人”(Enemy)，而在2020年，这一数字在民主党内上升至19%，在共和党内飙升至38%。这种全方位的转向被风险控制公司亚太业务合伙人查莫罗(Dane Chamorro)称为“代际之变”(Generational Shift)。

 

图片：美国两党对华负面印象攀升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国会的数据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现象，针对中国的法案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出：在1993年的103届国会前，每届国会平均提出约50条中国相关的法案。这一数字在随后的十多届国会中缓慢上升至100至200条。而2019年的116届国会却呈现出了指数级的飙升，仅一届国会就提出了564条有关中国的法案。而今年开始的第117届国会截至12月初已提出了437条法案，再次打破记录。不仅如此，曾经的议案内容还包含一些中立甚至友华的内容，比如第110届国会在汶川地震后通过了表达哀悼和同情的决案;第111届国会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表彰他对人类的宝贵贡献等。但如今的法案已是清一色的反华，几乎所有的主题都是在诋毁攻击中国。

更重要的是，这些强烈反华的议案并非仅由历来对华强硬的共和党人所提出，而是得到了两党议员跨党派的支持。整体而言，反华议案约四成由民主党提出，六成由共和党提出，并且大量的法案获得了来自另一党派议员的共同支持(Co-sponsorship)。具体而言，在第116届国会获得通过的80份议案中，仅有一条没有得到共识性的支持，其余79条议案要么被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通过，要么在口头表决(Voice Vote)阶段就得以通过，进入投票表决(Roll-Call Vote)的投票全部获得了来自两党高达90%以上的赞同票。

举例来说，今年6月8日参议院以超过2/3票通过了《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这一近2400页，共包含25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促进美国的尖端科技发展，以在科技方面和中国竞争。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布文章指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的出台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即国会的对华态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鹰化。由于该法案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太空探索等诸多广泛的领域，而且试图出台非常实质性的措施，因此这一法案能得到跨党派的投票说明了对抗中国已超越了党派斗争。

 

图片：《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分析

来源：CSIS

表面看来，两党在对抗中国这一问题上似乎达成了共识，这似乎也符合传统观点中的“党争不过海”(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即哪怕政党在国内政策中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也应该发出统一的声音。但这种共识到底深到什么程度呢?由于中国相关的议题包罗万象，两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就不同的细分议题达成一致呢?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审视让我们不止步于表层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入地研究其背后的政治动机。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0年的报告显示，两党在美国外交政策议题的优先级排序上存在天壤之别。共和党人视中国崛起为头号威胁，有高达67%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严峻的威胁，这一比例超过了共和党长期以来的种种担忧，比如国际恐怖主义(62%)、外来移民和难民进入美国(61%)以及伊朗核问题(54%)。与之相对的，中国议题在民主党人的重视排序中甚至没有进入前七名(见下图)。民主党人眼中的最大威胁分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87%)、气候变化(75%)、种族不平等(73%)、外国干预美国大选(69%)、经济不平等(67%)等。在此基础之上，两党采取的对华整体策略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大多数民主党人仍然倾向于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有超过60%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只有36%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进行积极遏制。相反，这一数字在共和党人中则达到了64%。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精妙地点出了这种差异，即应对中国威胁，民主党人想让美国“跑的更快一点”，而共和党人则更想让中国“跑的慢一点”。

 

图片：美国两党对外政策优先级排序

来源：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不仅在整体战略上存在分歧，两党在不同细分领域也呈现出大相径庭的立场。首先，双方关注的议题侧重点不同，民主党对华强硬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聚焦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共和党的关注点则放在军事和贸易等领域。国会提出的议案可以佐证这一点，大部分有关攻击中国不尊重人权(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的法案都是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而共和党人则热衷于在国防授权法案中通过刻画中国威胁来增加额外的预算。不仅如此，哪怕是在共同关注的领域，两党的具体应对策略也截然不同。比如在经贸领域，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被问到是否认同“对中国的遏制比维系经贸关系更重要”时，有66%的共和党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一比例是民主党人的两倍(33%)。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即希望美国自己生产关键产品，而不是在海外买卖。并且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大幅减少美中贸易(70%)，支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提高关税(76%)，即使这会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成本。相反的是，民主党人在贸易上反映了国际主义倾向。绝大多数民主党人(75%)支持在不同国家生产商品并进行交换，只有24%的人支持美国生产所有国内的产品。再比如，在人文交流领域，共和党人显然比民主党人更加警惕。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赞成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数量(65%)，并且限制两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交流(66%)。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于科研交流(57%)或中国赴美留学生的限制(64%)。

 

图片：美国两党在不同对华政策上的态度

来源：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可见，两党虽然在表面上能在反华议题上握手言和，但实际上这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共识仅仅存在于认同“中国是一个较大的威胁”层面，而对于从什么角度进行应对、具体如何应对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水面下暗藏的冰山来源于两党背后的政治计算和选举策略。

反华的底层逻辑昨日重现

回顾历史，美国两党曾多次达成反华共识。若将每次的历史演进过程抽离出来则会发现惊人的共性。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到美国社会对“中国被同化”的迷思破灭再到如今的“全政府”一致反华，都体现了类似的底层逻辑：即反对党利用执政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将其做成楔子议题打入对方党派中，以图分化执政党中的不同政见者最终收获政治利益。

19世纪中期，加州的淘金热吸引了大量华人进入美国。美国的本土主义者抱怨华人既不能和美国主流文化融合，又抢占了当地工作岗位，于是反华声音日渐高涨。民主党敏锐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大打反华牌。当时民主党的票仓中不同移民群体的天主教信徒几乎都支持限制中国移民。但反观共和党，其南部和西部选民有较浓厚的白人种族主义，对华人整体持仇视态度。但北方选民却深受林肯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影响，并不支持反华。民主党人瞄准了共和党人的内部分歧，在1876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猛烈抨击共和党为中国移民敞开大门的《伯林盖姆条约》(Burlingame Treaty)是失败的。民主党人以“排斥华人”为政治口号，主张驱逐中国人，成功地赢取了共和党南部大本营的支持。最终，美国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并且在两年后再次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补充条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和美国中心主任楚博唯兹(Peter Trubowitz)的回归分析表明，排华法案有力的凝聚了民主党内的共识并分化了共和党，为民主党争取到了更多的选票和席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对华“自由民主化”假设的破灭。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中国自由化的新思潮逐渐在美国社会中传播，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逐渐走向西方民主的模式。随着这一迷思在80年代末被打破，美国社会反华声音群起，根据盖洛普(Gallup)的调查，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的比例在80年代末从72%骤降到39%。时任总统老布什被指责“使美国失去了中国”。民主党人再次利用这一外交上的失败分化共和党人，主张根据中国人权情况而有条件的决定最惠国贸易待遇。在102届国会就该议题的投票中，民主党达成了高度的团结(76%)，但共和党方面再次面临分裂，在社会议题上保守的79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出了同意票，最终法案得以通过。可见，老布什的外交失利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楔子议题，他们通过反复渲染“美国自由化中国的努力失败了”这一话语体系以分化对手，最终获取政治加分。

历史昨日重现，如今的反华共识依然是这一逻辑的演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迅猛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感，“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风靡一时。作为反华先锋的特朗普，他批评前任政府的绥靖态度姑息了中国的崛起，极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在2017年其任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他在讲话中将中国称为对手国家(Rival Power)。不仅如此，他的内阁也充满了对华鹰派的官员和顾问，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措辞空前严厉的对华政策演说，被视为近年来美国全面转向对华强硬的转折点。在此定位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如中美贸易战的开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学生和中国记者实行签证限制;对于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围追堵截等。 

但另一方面，民主党内的对华态度远没有共和党统一。时至今日，仅有三成的民主党人主张遏制中国(Containment),比如桑德斯(Bernes Sanders)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长文《华盛顿危险的对华新共识：不要开启另一场冷战》，就呼吁拜登政府停止发起“新冷战有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更倾向于积极接触(Friendly Engagement)。鉴于此，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所谓“对华软弱”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他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应对中国不够有力，在2020年竞选中，他曾多次批评拜登对华不够强硬，称其为“中国的拉拉队长”。这种反复的语境塑造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的对华政治论调变得整体更加强硬，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和东北亚业务主管希尔森(Michael Hirson)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激进行动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论调。“国会两党都不像过去那样顾及中国商界的利益了，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这种“反华政治正确”限制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对华温和或友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的政策都被逼到只能在鹰派和极鹰派之间做选择。举例而言，在拜登上任后提名了雷蒙多(Gina Raimondo)为美国商务部长，但她曾因在今年1月拒绝承诺继续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而备受批评。雷蒙多甚至被威胁要暂缓任命其为商务部长的投票。在重压之下，雷蒙多在3月不得不妥协承诺，“我们将充分运用实体清单的作用，像华为、中兴通讯这样的公司应该被列入清单中”。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这种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对华强硬派在美国国会中已经掌握了绝对话语权。

可见，纵观历史上多次美国对华的强硬共识，其基本逻辑都是一以贯之的。即反对党利用或者刻意渲染出另一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外交失分，在该问题上保持党内的高度一致，并利用对方党内的不同声音进行分化，最终获取更大的党派利益。

借力打力，政治正确下民主党人的新对策

虽然民主党人远没有其对手那么强硬，但在对华强硬派把控国会主导权的当下，其不得不学会新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民主党人的对华立场也在逐渐鹰化，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学会了如何借力打力。表面上将自己武装成对华强硬派，把自己提出的议案贴上“遏制中国”的标签，实则为了达成自身的目标。换言之，民主党人为谋求自身利益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反华外衣。

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一针见血的指出，反华共识形成的一大动机就是其本身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吸引力，“这意味着议员可以用这一共识作为撬棍，撬动他们想要的任何政策”。《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一波三折的出台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法案在去年被提出，旨在通过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资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从而更好的和中国竞争。这一主题为科技的法案却充斥着民主党人提出的不相关的修正案。比如夏威夷州的参议员沙茨(Brian Schatz)暗示“因为中国人吃很多的鱼翅”，所以提出了一项有关打击鱼翅消费的修正案以“遏制中国”。现场的一名记者发推文讽刺，“讲真的，我没想到在无尽边疆法案的讨论过程中会有一场关于鱼翅的漫长辩论”。

 

图片：现场记者的推文

来源：Twitter

不仅如此，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提出了一项为美国航天局(NASA)增加100亿美元预算的修正案，声称为了更好的“对抗中国”。但实际上是因为NASA于4月决定选择SpaceX公司作为其人类着陆系统的唯一供应商，而拒绝了位于华盛顿州蓝色起源(Blue Origin)公司的竞标。若该修正案得以通过，则NASA会被提供额外100亿美元，这足够为第二个人类着陆系统的开发提供资金，而蓝色起源公司就会有机会赢得这一合同。对抗中国为虚，谋取政治加分为实。同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导致在修订过程最终结束时，现在被称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被纳入该法案)的内容激增至近2400页。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贫困和福利政策主任塞缪尔·哈蒙德(Samuel Hammond)表示，这些新加入的修正案远远超出了本法案原有的范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认识到这一政治操作，他形容民主党人是把一长串不相关的政策愿望塞进一个大计划，并试图给它贴上“中国政策”的标签。 

可见，民主党人并没有直接对抗这一共识，而是借助共和党人搭建的话语体系为己所用。两党是否诚心地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无从得知，但可以明确的是，议员们都想借对华强硬的共识收获最大的党派利益，拿取最大的那块蛋糕。

总而言之，美国两党就反华达成了较为基础的共识，即都认识到“中国威胁”的客观存在，并且能在某些争议性较小的议题上统一口径，比如人权问题，军控问题等。但问题在于这一共识受制于两党核心价值观差异的限制，难以进一步深入。KKR全球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塞尔丘克(Vance Serchuk)指出，当今检验美国对待大国竞争认真程度的标准不是看政客们是否愿意推广那些“在政治上受欢迎”的话题，而是看他们是否愿意解决那些“真正困难”的敏感话题。“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美国还没有做好和中国竞争的准备”。

不仅如此，两党对中国议题的政治化似乎和传统中“党争不过海”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反华大旗下是藏不住的政治野心。美国堪萨斯大学副教授张家坤(Jiakun Jack Zhang)最近的研究发现，有竞选总统意愿的议员更可能提出反华的法案。他指出，对华强硬受益于两党支持的掩护，议员们借此高调的外交政策立场以图为政治生涯加分。类似的，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迈里克(Rachel Myrick)在她今年的最新研究中发现，来自国家外部的威胁并不能缓解国内的极化。不仅如此，党派面对威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甚至恰恰暴露了现存的政治角力。只要存在一丝政治动机，那么“任何共识都将是肤浅和短暂的”。可见，在当下高度极化下，党派共识已经早已不是民主制度中值得被歌颂的高尚美德了，而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现实又残酷的选举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收获更多的选票。讽刺的来说，合作本质上是为了更好的打败对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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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Isn’t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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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pinion: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king on China goes only so fa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29/bipartisan-support-taking-china-goes-only-so-far/

[14] How anti-Beijing legislation became one of the few thing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can agree on

https://fortune.com/2020/12/26/delisting-chinese-companies-law-china-congress-trump/

[15] The China debate is here to stay, Richard C. Bush and Ryan Hass, March 4,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3/04/the-china-debate-is-here-to-stay/

[16] Congress on China: Then and Now

https://www.chinadebate.com/china-macro-reporter/congress-on-china-then-and-now

[17] 2020 Chicago Counci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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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onflicting Partisan Priorities for U.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8/11/29/conflicting-partisan-priorities-for-u-s-foreign-policy/

[19] New High in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U.S.’s Greatest Enemy

https://news.gallup.com/poll/337457/new-high-perceptions-china-greatest-enemy.aspx

[20] American Public Divided on Cooperating with, Confronting China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public-divided-cooperating-confronting-china

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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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光、刁大明：《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初探》，《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

[6]王凯，朱昀晖&张绍铎.(2021).经贸合作、府会政治与中美关系的张力——基于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数据库(2001—2019)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05),24-56+5. doi:10.13569/j.cnki.far.2021.05.024.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9

旧文章ID：26816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近日接受《人民日报》访谈，就美国“集团政治”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内容如下：

1、近年来美国大搞集团政治的表现有哪些?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王鸿刚：更久远的就不说了，仅从10多年前说起。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开始针对大国竞争重新搞起集团政治，典型的就是跨太平洋的 TPP和跨大西洋的TTIP。这属于经济集团，目标是建立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就算当时美国不承认，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是路人皆知的。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到处示强斗狠，看似对盟友也不放过，但实际上那个时期的美国也没停止搞“团团伙伙”，典型的就是含有“毒丸条款”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以及明显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和“五眼联盟”框架下的情报安全合作。到了拜登时期，除了美墨加三方合作、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以及“五眼联盟”外，美英澳三方机制成为新的重要举措，七国集团框架下的协调合作也明显升温。

美国这些集团政治的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同质性更强。特朗普和拜登对TPP和TTIP态度冷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规模太大，新的集团政治更注重强调同质性。美墨加的突出特点是地缘临近，美日印澳的共同关切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美英澳三方机制和“五眼联盟”背后是深厚的盎格鲁-萨克逊纽带，七国集团的基础则在于发展阶段和利益取向的相似性。就此，我们可以推断，美国正在策划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很难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集团，因为它太过松散，交不下什么朋友，多数国家是本着走走过场的心态而参会的，而且它得罪的国家绝对比结交的国家要多。

二是对抗性更强。从过去10多年的轨迹看，美国通过搞团团伙伙来服务大国竞争的意图越来越露骨，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实施，美国搞的这些团团伙伙，其特征已经从遮遮掩掩的排他性转变为明目张胆的对抗性。

三是融合性更强。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搞的科技集团、“民主”集团和安全集团“三合一"，三个小圈子越发重合并且相互支撑，从而让虚头八脑的意识形态攻势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支撑。

2、美国能搞得出“集团政治”的原因有哪些?

王鸿刚：美国能搞得出集团政治，说明它还是有些“本事”的。对于霸权国或国际体系中的强国而言，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是借助吸引力和强制力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吸引力通常来自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以及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共生性，强制力则通常来源于霸权国或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对称的实力对比和相互联系。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美国对自身的美化宣传及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他先发国家和一部分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选择追随美国，效仿美国的治国模式和价值理念，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美国能够从中挑选伙伴、搞起团团伙伙的客观条件。因为很多国家觉得和美国结成一伙，前景可期、有利可图。但是目前，我们很难讲美国拉起的这些小团伙是源于美国的吸引力。仔细探究不难发现，现在选择与美国贴靠的那些国家，其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部分地是由于美国残存的吸引力，部分地是由于以往的行为定式，部分地则是由于美国暗中施加的强制力。目前，像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想追随美国的国家，其国内争论是比较激烈的，因为明眼人都知道美国现在有很大问题，而且比以前更加自私自利，绝不是冷战刚刚结束时那个风光无限的美国了。其他一些国家则是随行就市、留有后手、两面下注。另外还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情愿被美国当枪使，大多是因为脑子糊涂，没有认清形势。

3、美国大搞“集团政治”的目的有哪些?

王鸿刚：美国的目的可从经济、安全和文化三个方面看。

从经济方面，美国是个资本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分析美国的集团政治学，首先离不开对其利益考量的分析。美国利用霸权地位构筑起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占据国际分工高端，赚取高额利润，对其他后发国家实施隐性盘剥，久而久之必然引起后发国家不满。为巩固经济特权，美国就拉着与自己发展阶段相似、经济利益趋同的欧日等先发国家，合起伙来排挤打压后发国家，并与其他先发国家部分地分享经济特权。这是几十年来的常态，更是美国在近年间着力强化的。

安全方面，美国是个看似强大、实则力有不逮的国家，要维持全球霸权，必须依靠团团伙伙来拉一派压一派，利用各种矛盾对各国分而治之。所以我们看到，在中东，美国长期以来利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撺掇着一伙对抗另一伙，美国居中制衡、维持地区主导地位。在欧亚，美国长期构筑欧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拉欧抗俄;在亚太，美国依照类似的逻辑笼络少数盟友防范中国。值得提及的是，这种团团伙伙、分而治之的手段，不仅对被压着的一派有制衡作用，对被拉着的一派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文化方面的因素是比较深层的动力学，但也不能忽视。我们知道，美国是个地域广袤的多种族移民国家，立国时间短，人口流动性大，种族融合程度不深，构筑国家认同的基础非常不牢固。国家认同很重要，它是国家凝聚力和行动力的深层源泉，而美国恰恰是一个在文化价值和认同感上不能自在自为的国家。这种国家认同的缺陷，成为美国的重大软肋。为了维持国家认同，美国总是需要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环境中来定位自我。长期以来，美国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文化原则强行投射于国际社会，并以这种“认同政治”来区分“同类”和“他者”，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美国文化的这种重大缺陷。

4、美国大搞集团政治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了哪些消极影响?

王鸿刚：自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开启后，现代国际秩序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共同演进的整体。当然，这种进步是在以往几百年来各国的激烈碰撞、反复磨合中循序渐进形成的。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都曾经在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发挥过一定正面作用;而当它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时，它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

回顾历史，美国也曾在推进世界历史演进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例如在以市场资本主义取代殖民资本主义方面，以及以自身经济扩张推进世界市场融合方面。但如今，它感到一些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壮大起来了，对它的特权地位构成威胁，它心有不甘，宁愿违背世界历史规律和人类普遍意志，而做起分裂世界、阻碍时代进步的坏事。特别在目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缺陷而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严重失衡，诸如涉疫、涉气等许多重大全球性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人类社会协调行动、合作应对。而美国此时却搞起集团政治，在世界的分裂和治理的僵局中满足一己之私。到了这个地步，美国已经彻底沦为世界大潮中的反动力量，是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的。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4

旧文章ID：26815

作者：贾春阳 高阳 李默  来源：中国新闻社

“强迫劳动”是国际法中的重要概念，美国却常将其政治化，作为对他国进行恶意打压的工具。近年来，美国不断抛售涉疆“强迫劳动”谎言，借机对中国搞政经制裁、外交围攻和战略遏压。美国的做法不仅是对中国的恶意打压，也暴露了其一贯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风，理应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美国操纵“强迫劳动”系打击异己、维护私利

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通过的《强迫劳动公约》是在“强迫劳动”领域得到最广泛批准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将“强迫劳动”定义为：“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劳动者一旦丧失自主选择从事劳动与否的事实权利，即属“强迫劳动”。真正的“强迫劳动”违背人类公平正义的朴素价值追求，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联合谴责和抵制。

但长期以来，美国却将“强迫劳动”用作打击异己、维护私利的工具，单方面用其国内法定义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强迫劳动”，其初衷根本不是关注“强迫劳动”受害者的福祉和权益，而是满满的政治算计。

从美国的法律看，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规定是美国打击“强迫劳动”的国内法鼻祖。其规定：“在外国制造的，全部或部分由囚犯劳工、强迫劳工、包身劳工和/或童工采掘、加工和生产的货物，不能在任何美国海关口岸报关;美国禁止此类货物的进口。”20世纪30年代，为打压苏联，美国曾以此法为工具对苏联所谓“强迫劳动”产品实施进口限制。后来，在该法基础上，美国多次更新，打造立体式打击“强迫劳动”的法律框架，“套路”愈发成熟。

美判定他国“强迫劳动”的逻辑与“套路”

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美国往往采取“多部门合作、高精度聚焦”的套路，主要有三个部门在行动：美国劳工部每两年更新一次所谓“童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清单”，对全球范围内的“强迫劳动”商品一一给予“认定”;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其重要职能是对进口货物下达“暂扣令”，主要依据是该货物是否属“强迫劳动”;特朗普2020年5月成立“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意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也是美国打击所谓“强迫劳动”的重要平台。

然而，美国判定他国是否存在“强迫劳动”，首要依据不是其法律法规，也不是上述部门的“工作认定”，而是美国的战略需求，包括对象国与美国关系好坏，及相关判定和制裁禁令是否符合美国利益。

以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禁令”为例。2005年前，美国将乌视作弱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突破口及反恐伙伴，积极发展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因2005年“安集延事件”恶化后，乌棉花及棉纺织产业沦为美国打击目标，被认定为“强迫劳动”产品，一度有300多家企业参与抵制。近年来，伴随美乌关系改善，美国2019年解除对乌棉花及相关产品制裁。

具体到技术性“认定依据”，上述机构通常根据新闻报道、智库文章、非政府组织证词或意见，以及政府部门或机构发布的所谓“官方报告”，甚至有行业竞争对手提供的材料，来认定所谓事实，其中不乏语焉不详、张冠李戴、捕风捉影等情况。通过“合则用、不合则弃”的信息筛选，美国单方面给其他国家扣上“强迫劳动”帽子，对特定领域商品进行打压，从而服务于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他国商品实施的进口限制有明显指向性。中国产品在清单中占高比例，显然与美近年对华战略、特别是对华贸易打压有撇不开的关系。“强迫劳动”概念已经被美国“玩坏了”，成了美国打击异己的幌子和工具。

双标滤镜下的美国“强迫劳动”谎言

众所周知，美国的发展史是一部印第安人、黑人、华人等少数族裔的血泪史，为发展棉花产业曾长期、大规模通过奴役和强迫黑人劳动赚取暴利。直到今天，美国仍存在广泛的“强迫劳动”问题。据统计，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有近10万，而仅有不到1000人获得解救。

反观中国新疆，过去曾深受“三股势力”之害，造成大量无辜百姓受害、财产损失无法估算。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近年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暴恐活动，并致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通过改善民生、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设立教培中心等，中国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免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危害。新疆已连续5年未发生暴恐案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新疆的稳定与发展让“东突”势力及其背后的美西方反华势力焦躁不安，他们为遏阻中国崛起，联手推进乱疆反华企图。美国一些媒体2018年底开始炒作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起初聚焦于新疆个别企业;后来转向中国的“对口援疆”“脱贫攻坚”政策，以及参与新疆建设、招收新疆籍少数民族员工的中国其他省份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其后再将矛头指向新疆的棉花、番茄、光伏等重点产业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发动涉疆制裁，先是对新疆部分企业的产品下达“暂扣令”;然后将相关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同时警告美国企业，对自身供应链或相关产品进行自我审查;其后再将制裁目标指向新疆棉花、番茄、光伏等产业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今，伴随《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出笼，美国图谋对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行全产业链打击，包括他国供应链中任何包含源自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

美炮制“强迫劳动”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依法治疆是中国治疆方略的基本要义之一，做好新疆劳动就业工作必然要依法行事。新疆严格遵循中国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全国性法律，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为新疆保障各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从法律层面消除了“强迫劳动”的存在空间。

以新疆棉花产业为例，多年以前，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力资源大省每年均有大批务工者赴疆采摘棉花，近50天采棉季，工人均能获上万元人民币收入。如今的新疆棉花产业早已迈入机械化时代，不需大规模的采棉工，更不需“强迫劳动”。新疆农业部门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近七成，北疆地区95%的棉花通过机械采摘。另据介绍，新疆的多晶硅企业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实现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意味着新疆的光伏产业同样不存在、也不需要“强迫劳动”。

事实清楚确凿，任何谎言都不堪一击。如同此前炒作他国“强迫劳动”议题一样，美国热衷炮制新疆“强迫劳动”只是实现其多重战略图谋的抓手而已。

其一，给中国贴黑标签，企图从道义上打倒中国。其次，祸乱新疆，针对重点产业施以经济制裁，对新疆发展釜底抽薪。第三，搞不正当竞争，对中国重点产业、高科技产业实施“连坐式”打击。其四，通过打压中国在国际社会“立威”，胁迫他国选边站。

由此可知，涉疆“强迫劳动”议题既不是中美的人权观差异问题，也不是法律或供应链合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美国热衷对中国打“新疆牌”，热衷抛售涉疆“强迫劳动”谎言并借机对中国施加制裁，既反映了美国为阻遏中国崛起、搞恶意打压的战略图谋，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真实写照。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天下苦美久矣。鉴此，世界各国更需要共同努力，反对霸权主义，打造一个以公平正义、互利共赢为底色的新世界。

作者简介：

贾春阳，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涉疆政策、涉藏政策、人权外交等议题，先后围绕相关议题在国内外专业报刊发表文章、评论100多篇。

李默，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跟踪美国国内政治动态，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会运作、府会关系、立法司法、社会问题等。曾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写作。

高阳，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主要研究领域：美国国会立法、中美法律斗争、美长臂管辖、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法等议题。

来源时间：2021/12/28   发布时间：2021/12/25

旧文章ID：26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