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悄然落下，支撑冷战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崩溃。2021年是冷战结束30年的重要年份。然而，国际舆论却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的“中美新冷战”和“美俄新冷战”。

从西方视角来看，证明上述新冷战说的证据似乎随手可得。在欧洲，西方媒体近期一直高调报道明年春天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武，尽管对此俄罗斯一直批评是西方在渲染紧张气氛。12月7日，美俄首脑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视频会晤，但会谈刚结束，美国就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在亚洲，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网络，笔者将其战略部署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美国，二是指南北两锚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面，刚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民主峰会、北京奥运外交抵制等负能量却接踵而至。

在亚欧两大洲，中国和俄罗斯被描述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美国将美中和美俄关系定义为民主对专制的竞争。如果说1991年底意味着冷战的结束，1992年开始就是后冷战时代。按照上述逻辑，冷战结束30年后，2022年的我们将正式进入新冷战的时代轮回吗?

定义时代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30年前冷战结束初期的原点上，首先须要搞清楚美国认为新冷战时代到来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笔者认为，美国上述定位的起点，实际上基于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新冷战说背后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上述错误认知。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吗?

突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术界，谁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崩溃。事实上，就在苏联崩溃之前，美国衰落论非常流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对美国衰落敲响的警钟，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崛起以及欧洲一体化也激起美国的危机意识。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开始在西方充斥，美国衰落论也随着被“冷战胜利论”所取代。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美国意见领袖，开始主张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模式、理念、机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只要世界都接受，就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而支持这种使命的要素，就是继续和扩展以绝对霸权为基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在“冷战胜利论”的主导下，美国对于冷战也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中通过长期的军事威慑和全球争霸，从力量上和意志上摧毁了苏联，不仅让苏联在古巴危机中被迫屈服，而且让苏联在中东等第三世界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并且最终让其崩溃。

同样，所谓的自由世界同盟体系意识形态上的团结，被认为是战胜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体系的精神层面的巨大胜利。因此，冷战后的时代推广民主，也就被作为冷战胜利的重大经验，被提上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日程中来。

然而，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威慑的结果。越南战争等第三世界的美国军事干预，实际上导致了美国衰落的事实被无视了。尼逊总统宣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度终结，直接原因就是越南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局。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动军备竞赛搞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美国经济经历着财政和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双赤字”之苦，以至于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极为畅销。

与此同时，冷战中美国定义的“自由世界”，并不是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标准，而是以是否反苏反共为标尺的。美国在冷战中对很多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中立国家进行武装颠覆活动，本质上与民主推广没有关系。

换言之，美国在冷战末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冷战胜利论者所宣传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内外危机。然而，苏联的突然崩溃被解读为美国的绝对胜利;而这种胜利论的延申，就是要推广美国模式到世界，继续冷战的胜利经验，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国家”(奥尔布赖特语)。

从90年代的北约东扩，前南斯拉夫军事干预，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胜利论不断在被实践。结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本质上对冷战胜利论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新冷战时代论”也就应运而生。

后冷战不是美国单极时代

苏联解体后，1992年至2008年可以定义为“后冷战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美国超群的实力所带来的霸权稳定论，似乎对于上述时代的定义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及的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与美国霸权稳定论相互碰撞中演进。

第一，中国、印度等冷战中自我孤立的大国，重新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并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二，日本、德国等战后成为所谓的“半主权国家”的经济大国，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问题;第三，广大中小国家试图通过地区主义，尽可能扩大战略自主空间，例如亚细安和欧盟的扩大等。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冷战胜利者的认知出发，加上超群的军事经济实力，全球政治的另一个张力似乎又是朝着美国治下和平的方向发展。

“后后冷战时代”基本特征

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全球力量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弥散(power diffusion)的迅速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2009年后的世界定义为“后后冷战时代”，主要特点是全球政治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觉醒。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国际秩序更加反映它们的利益的全球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的广大国家，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解决共同问题的意识进一步坚定;以跨国行为体国际合作为特征，所带来的超越原有主权国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识觉醒，例如此次疫情中，美国比尔·盖茨财团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大出资方，与中国积极合作，是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中进行。

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大多数国家必须要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从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弥散，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

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建立亚细安，拉美试图建设无核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空间应该说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亚细安国家选择加入。此次北京冬奥，美国的外交抵制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支持。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

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这应该是我们纪念冷战结束30年最须要总结的经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2/1/1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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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敏洁  来源：人物

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家中辞世，享年85岁。

1966年以来，史景迁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前朝梦忆》和《王氏之死》等。他的这些作品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程。在中国，他的书也风靡一时，影响深远。

郑培凯是原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也是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他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

郑培凯与史景迁相交近50年，我们请郑培凯来聊了聊他眼中的史景迁。

他讲述了史景迁的晚年生活，在他眼里，史景迁到生命的最后，是一个热爱做园子，热爱生活的老人。他生活平静，但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人的关切。他是一个成人之美，温文尔雅的老师，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切的好奇和真实理解的历史研究者。史景迁是一个「很英国的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这一辈子就投入在对中国人的历史处境的关怀里」。

郑培凯最喜欢史景迁写张岱的《前朝梦忆》。他觉得史景迁也最喜欢这本书。2019年，师徒之间本来约定了一场江南之行。在花开的时候，去杭州、苏州，去看看那个张岱曾经写过的西湖。但在起飞前三天，史景迁晕倒了。旅行取消了。

真是遗憾。他没有机会在此生下江南。但就像郑培凯所说的，「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这句话让人想起他在《前朝梦忆》里写到的张岱，有的段落像是他的自况，「他既嗜历史，也是史家……他就像我们一样，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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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我接到了师母金安平的电话，她告诉我，史景迁在下午晚些时候过世了。此前大概有半天左右，人已经迷迷糊糊了，半睡眠中就过去了。师母跟我说，她觉得他走得比较平静。我也跟她说，到最后他没有痛苦还是比较好。她虽然很难过，但她也知道他已经有两个半星期很不好了。

之前史先生从家里园子散步回来，上楼梯一脚没有踩好，人就摔了下去。他摔的这一下还蛮厉害，在那边昏迷了。好在家里有一条狗，叫来叫去。金安平就回去看，才把他扶回来。他清醒了以后说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就在家休息，还吃了饭。

第二天不行了，叫痛，赶快送到医院去，发现他肋骨摔伤了。再来就不是很好了，住院，住了加急病房。年纪大了，因为长期的病患，身体弱了，之后回到家里头休息。差不多两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这么比较平静地走了。

他晚年的生活也比较平静。我以前每年都去他家，他房子后面有一片很大的园子。史景迁很有意思，他喜欢做园子，喜欢种花，不种菜，从春天开始就戴一个草帽，好像农夫一样，到园子里剪树莳花。我也会笑他，我说你是在美国的陶渊明了，他也笑。园子很大，他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树。园子下面有一个斜坡，下去本来是一片沼泽地，在一条小河流旁边，他居然把那个沼泽的地方搞成了一个，他自己称作的，「秘密花园」。

其实他有英国人比较内向的一面。他做园子很快乐，就跟他写书一样。

在外面人家看到的就是他演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他讲课非常活泼，在公众场合讲学术、教学，好像很善于跟人来往。可是他平常都躲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内向、很内敛的人，喜欢躲在自己的天地里面，不是做研究，就是做园子。他太太喜欢做菜，俩人享受这种私人的空间，朋友来了，他也不太开大的party。他不像费正清，费正清算是我师祖辈，每个星期四下午就把客厅打开了，就有沙龙了。这两代的汉学的领头人物，个性不同。

我因为算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很好，所以我们关系也比较密切。有的时候我会去他家里头，他人很温和，很谦逊，很像中国传统儒家讲的是一个君子。跟他熟了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很平和。他穿着打扮都很平常，最舒服的那种。他用词很婉转，可是他要表达、要告诉你的意思很直接，他不会让你听不懂，像中国古代读书人讲话。

温文尔雅这四个字，是我们讲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但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培养，还是他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所以他自己有这个倾向。

他喜欢中国的人物，他也很能够体谅中国，特别是近现代的、大的变化当中的一些处境。因为他总是设身处地在想历史的环境，所以他写历史很有意思，经常把他的感情代入到当时的历史人物。他不是说一个历史客观的大趋势，在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情况和整个大的文化环境之外，他实际上要讲的是当时的人怎么活着，当时的人面临的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

有的人说他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虚构性很强。其实他没有，学历史的人是把所有的资料统统都找来，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他会推想，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想什么，可能性是什么，他没有100%地告诉你洪秀全这一天就是在想这个事情。他告诉你了一个可能性。等于说是，当他把这个人物呈现给你的时候，他把具体的人间处境也呈现给你了，把历史环境也呈现给你了。

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系列讲座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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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关心人，关心每一个个体的人面临的真实处境。他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即使是高如康熙皇帝，低如犯了淫荡罪、红杏出墙的农村妇女，他都会想，到底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他把一切状况都会想得很周到，这可能跟他这种的历史研究有关。比如他也会特别考虑我的处境。70年代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面临着很多大的变化，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情况。史景迁好像很理解我的处境，包括我面临的一些挫折，根本跟学术研究无关的挫折，只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挫折，他帮我各种各样的忙，想方法让我比较安心地读书。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穷，穷得很，他跟我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带我去学校附近吃个披萨。有的时候带我去耶鲁的神学院餐厅里吃大牛排，给我补一补。

他那么有名了，会抽出时间来看我，有一些事情是很感动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得了盲肠炎，被送到学校的疗养院，住了十天。史景迁看我住院住了那么久，来看我，说觉得你这个学生是比较不同，是好像很杰出的样子(笑)，这些往事其实还蛮好笑的。

原来在耶鲁大学教中国古代史的是芮沃寿，他是史景迁的老师，也参与指导我的博士论文。1976年，我正要进行博士论文的大纲进行口试，芮沃寿突然心脏病发了，就过去了。史景迁觉得他一个人教我不太恰当，因为我研究的东西是比他专研的时代稍微早一点。那他就找了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挖过来，余先生就进入我的博士论文的审核程序。现在就很难过，因为余先生是8月过世的，四个月当中两个老师都走了，想想都很难过。

史先生对学生是很温馨地在照顾，可是他照顾的方法又跟中国老师的那种照顾方法不一样。他有一点放任，让我自己去发展，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比如我好久没去看他，他就会来找我。

他对我真的很好，我得了耶鲁四年的奖学金，可是我读书他不太管，我到底要读什么，他说你自己去找。我最后确定了题目，但已经是在第四年了，论文还没有写呢。他就说你这个题目很有意思，题目是很大，但你反正可以做一辈子。我说论文不能写一辈子。他说我再帮你找个奖学金。他帮我找了耶鲁大学最高额的、只有一个名额的奖学金。后来我又多拿了两年全额奖学金，一切研究经费都是学校报销，包括我到国内两次做考察、收集资料，这个机会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

过了很久，我已经教书一段时间，哈佛大学的研究中日关系的一位教授跟我说，史景迁和他说，说我是个天才啊。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从来没有这样随便乱夸奖，可是我猜想他大概要帮我，所以跟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把我抬得很高。

他做所有这些事情，考虑到你的事情，照顾你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你，都是他自己做了。成人之美从来不居功，这个是我认得的史景迁。

郑培凯(右)和史景迁在「秘密花园」里散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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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先并不是研究中国史的，他并没有想到要研究中国史。我听另外一个国际关系史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说，史景迁当年美国史是他们班上最好的。

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就说是，好不好，一方面是你对于某一个题材的熟悉，另外是你对这个题材的把握是否有引发对人类历史处境关怀和更深层次的思考的能力。

许多人以为他研究中国史，那他中国史料掌握得怎么样。他中国史料掌握得是不错，可是有没有达到中国国内的史学大家的地步，像钱穆啊、陈寅恪啊，当然没有。可他关怀的这个层次，有没有跟他们达到同样的层次，我觉得是有的。

陈寅恪是我们公认最了不起的史学大家，到晚年，他写的是《柳如是别传》，这是他最大的成就，写了晚明的一个名妓，这算是哪门子史学，他写的就是人类的关怀。他写钱谦益，他写柳如是，他写整个晚明时候，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情况之下，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已经超越我们一般讲的所谓职业性的史学。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祖宗司马迁，难道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堆砌排比历史资料的人吗?当然不是了。他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家最高的一个向往。

史景迁从来没有说他能够达到这个，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可他这个名字呢，意图在那里。他的中国历史老师房兆楹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他有这个期望，而房兆楹这个期望也没有落空。史景迁这一辈子真的就是景仰司马迁，他要像司马迁那样子的，写历史的时候，对整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和处境，他有他的一个思考跟关怀。

《追寻现代中国》是他很受欢迎的一本书，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search反映他写作的时候，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那寻找，是对人类处境的一个寻找，他对于知识有很浓厚的好奇。

他说过转而研究中国史是一个复杂的决定，我觉得也是一个寻求知识的人的好奇。

他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博览，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物、器物，他觉得很特别，这是他心里很深的一个好奇。他过去大概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他到耶鲁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教中国文学的教授，叫Hans Frankel，是德国人。

Hans Frankel的太太是张充和，教昆曲跟书法的。史景迁很欣赏，很崇拜张充和。当然他没有学过书法，也没有学过昆曲，这两方面他是不行的。可是书法跟昆曲带来的审美的境界，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体会，有一些很奥妙的、很美的、他琢磨不太清楚的某些东西很吸引他。

我觉得中国文化吸引他的有一个很深沉的东西，好像是在茫茫大海里头有个灯塔，灯塔放的光一直在召唤。他为什么后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康熙，研究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研究整个中国近四百年来的一些变化。后来他都进入晚明了，对张岱发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张岱喜欢的就是传统中国审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吸引他，这不单是他学术研究的东西，不是他研究的一个方法，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审美的感召。

他其实是很英国的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这一辈子就投入在对中国人的历史处境的关怀里。

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学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就是学了一套客观的历史，经常讲到历史的潮流，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

但史景迁对欧洲的整个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他对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人多。我觉得史景迁有一个历史家应该有的、最应该有的、可是很多历史家是没有的，这种历史的同情，历史对人类的关怀。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门》。他认为天安门很重要，从清朝就重要，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书中主要讲三个人：康有为，鲁迅，丁玲。史景迁借助由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人物性格，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历史环境的大变动。他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所以从这里发现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动，又回到对每一个人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展现活生生的历史。

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响，他的影响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国大，在中国主要还是看一个西方人怎么讨论中国历史。在西方，人家通过他的著作，比较了解中国整个历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么。其实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的摸索方向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状况，中国人会怎么样。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虑它种种的面临的情况，有一些困境，怎么突破这个困境，希望达到什么，希望什么是比较美好的。

史景迁(右) 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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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专业的角度来讲，我喜欢他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可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张岱这本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因为我自己研究晚明，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基本上抓到了晚明的心态和感觉。当然了，我看张岱，我就直接看张岱了，他这是写给西方的，但我觉得他掌握得非常好。

比如他讲到张岱的诗酒生活，他能够想象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在追寻生活的美妙。比如张岱他去西湖上玩，下了雪，这么美的西湖落了雪，完全的安静的，就是一叶孤舟。到了湖心亭上，居然还有人在点着火烧茶，还请他们去喝茶，这简直是「天地间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啊」。很特别的一种追寻，一种纯净的美感。你要有很优美的文笔把它表达出来呢，就好像一幅中国画，让西方的读者看到，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种的表达蛮好，整个写作里头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当然这本书不只是讲张岱追寻这种审美的境界，他也讲到张岱国破家亡，所遭遇的变乱和沧桑感觉。

我觉得他可能最喜欢的也是张岱这本书。2019年春天，我本来给他安排了一趟来中国的旅行，跟我去杭州和苏州。其实我「引诱」他主要是说，暮春时节我们去杭州，我们要逛西湖，我们要去绍兴，张岱的故乡，还有很多保存得比较好的明清的老房子和环境。我说得高兴，还背诵了白居易写的《江南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像这个是最打动他的。

他很想要到中国来，他内心是非常想去看苏州、杭州，江南、浙江的，那是他心中的江南，那是文化的中国。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样能够下江南。他这一辈子，康熙嘛，后来当然稍微离开一点，可是康熙这个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康熙下江南的风光，或许在他心里是鲜活明媚的。

因为这是他最开始研究的中国。当时老一辈的学者像房兆楹啊，都跟胡适、跟蒋复璁很熟，他们管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所以史景迁最早能够利用台北故宫档案看康熙亲自批的东西。那个东西根本不开放的，可是他到了台湾，库房就打开给他去看。假如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他这个博士论文很重要，因为他用了故宫的没有人研究过的康熙的御批的档案，他同时利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资料，讲到曹寅的。一个皇帝，跟一个包衣，他最亲密的战友，他家的奴才，从中央到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江南，等于他有一个心腹在江南，告诉他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显示了康熙如何掌握当时的大清帝国，特别是对南方的掌握。因为清兵入关以后，北方没怎么抵抗，南方抵抗得很厉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写出这个掌握，是很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

后来他还用康熙所有的这些材料，假想康熙做了皇帝，他会怎么想这个世界，他会怎么想他的生活。康熙是皇帝，他也是个人啊，七情六欲都有啊，他有他的生活啊。他也有他的烦恼，宫廷斗争很激烈，勾心斗角的。所以他就写了《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那本书非常轰动。

我们安排2019年5月游玩江南。5月初花季还没有过。我们都很兴奋。杭州的朋友包了一艘龙舟，在西湖上面。他的护照和签证统统都办好了。但是起飞前三天，他突然晕倒，生病了。

后来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不行，不给他旅行。其实他得了早期的帕金森病，所以他身体的协调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会晕倒。旅行全部都取消了。

这是一个遗憾啊。但我也觉得，他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的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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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史景迁会被记住的原因是，他开拓了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而不是从政治上来讨论的。现在西方跟中国的一些冲突都是因为政治，冲突的背后就是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敌视你，非我族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上慢慢地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知道中国历史文化到底怎么发展的，中国近代经历了多少苦难，你得有个关怀，它是这样这样的。对历史文化深刻的理解跟沟通，长远还是很重要。他自己想要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一些，人真正经历过的东西告诉西方，这个我觉得是他最大的贡献。

他人生后来的阶段，对当前的政治没什么兴趣，他会关怀，可是他不会去研究，他觉得不是他的领域。他只有在《追寻现代中国》第三版的时候，延续了一下子，写到2000年。

他跟我说，他最后要做的一个题目是孔子在西方的影响。他在那里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预备写一个这种东西。可是没写完，他就生病了。

他太太金安平翻译了《论语》。我自己也做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翻译，我太太鄢秀也是做经典翻译的。他最后要做的东西，等于说我们四个人都有兴趣的，而他能够深刻了解的是在西方的整个文献当中，怎么阐释《论语》，怎么阐释孔子的说法。而他这个兴趣其实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对于知识的追寻啊。

他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中国给他的一个感性的认识，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希望写一个这样的东西。他至少也收集资料四五年不止了，后来因为生病了，人就迟钝嘛。我觉得身体的迟钝会影响他精神上的。有的时候我们聊天，他就会说，他又想怎么样，他还没有组织完呢，这个很可惜。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告诉别人。他很谦和的，他没有做好的事情，他不告诉别人。

2019年年底了，我们本来也打算再去看他们，结果就新冠疫情了，就再也没看着。有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络联络。可是后来就发现他越来越沉默，我觉得就是跟发病有一定的关系。他的脑筋还算比较活络，可是慢，一切都慢，体力也比较差了。他还有一些写作计划的，基本上停顿了。

他后来这两年基本上就是读读小说，读诗，他很喜欢诗。他其实内心是一个诗人，他不写诗，可你看他的文笔那么优美，他是喜欢诗的。他一个很老的朋友叫John Hollander，他跟我说这个人出了新的诗集，问我的感想。

他们写诗有很多也都跟日常生活来反映人类的处境有关的，他对诗的爱好跟他写历史能够连得起来，都是去思考普遍性的人类的处境，内涵是很深沉的。

我觉得在精神追求上，他度过了一个很美满的人生。日常生活上我觉得他也很满足了，因为他最主要的就是写作，教书，培养学生。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关怀着人类，关怀着人类的历史，关怀着遥远的中国，关怀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累积到最后这四五百年。他也关心中国人的未来，希望他们生活得比较幸福。

史景迁和北大学生在一起 图源视觉中国

(实习生徐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郑培凯谈史景迁和美国汉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

来源时间：2022/1/1   发布时间：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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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鹏鲲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摘 要】“打谈二象性”是目前对台策略中的突出特点和缺点。由于历史原因，“打谈二象性”文不足以靠诚意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良知，武不足以迫使台湾政客谈判，还对战备有不可忽视的削弱作用。我们困于“打谈二象性”时，美国还在紧张地筹备武力介入台海战局。这样的情况，是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了!

对台独，打还是谈?哪怕最关心台湾问题的中国人也说不明白，只能说：“谈不拢再打”，但什么时候能谈拢让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坚持主战的人或者主和的人也有，但都只能代表自己。

从凡夫走卒到高级官员，对这些问题都缺乏统一的认识，甚至连共识都少，这就是“打谈二象性”的危害。顾名思义，“打谈二象性”就是既表现出想长期谈判的宽容，又表现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决急迫。“打谈二象性”广泛存在于近年来对台对美的宣传中，是造成目前思想混乱的根源。笔者认为，对台湾问题不能搞“打谈二象性”。

反对“打谈二象性”并不是反对和谈。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连，共同经历过近代类似的屈辱，也必将在中华民族的未来携手相牵，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反对和平统一，但是“打谈二象性”恰恰影响了和谈统一的进程。

在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密集发声的大背景下，台湾民调机构台北智会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认为10年内不会发生战争的有58.8%，认为美国会出兵的有46.3%，愿意和台湾伪政府一起抵抗的有40.2%。“打谈二象性”释出的善意，并没有让台湾的多数民众认真思考台海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样的局面是对台政策“打谈二象性”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台宣传，讲惠台的很多，认真谈政策、谈制度安排的太少，谈到对岸的田间地头的更少。过去台海稳定良好的沟通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委屈求全的结果。如果当时谈两岸统一的制度安排，谈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很可能会吃闭门羹。因此，过去的谈多是谈经济、谈贸易、谈优惠照顾。

现在看来，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在表面的热闹之下，和祖国密切相关的就只剩下风花雪月的文化交流，对于统一还是分裂等根本问题基本是避而不谈。两岸交流就在这样表面亲热，实则生分的情况下谈了十几年，有关部门过去甚至还对此高度评价。就是在这样错误的认知下，惠台政策的力度逐渐加码，对台交流的层次日渐升高。直到近年来两岸民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样的假交流才不得不停止。

假交流虽然停止了，但它的流毒还在，至今妨碍着真交流。

台湾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的嘉宾说：“千万不能回归，(没有回归)所以大陆宁愿让海南的香蕉烂在地里也要买台湾的香蕉，回归了就轮到我们(的香蕉烂地里)了”。

如果有真交流，这样的错误认识很容易得到纠正。台独政客们买美国武器的钱，可不是几万吨香蕉的小钱，要是台湾回归了，这些钱都能省下来。正如近期国台办的表示：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这种表态是否合适可以另说，但传递的道理无疑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早就应该传递了。

反过来说，祖国大陆有人认为惠台就是“跪台”，国台办就是“跪台办”。这也是不对的。早期各地都讲究优待“外资”，台资显然不是外资，但是台资的优惠力度显然应该大于外资，因此惠台政策在过去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惠台不在于是否优惠，关键在于优惠的力度与台湾的政治表现不挂钩。像外资一样优惠台资，甚至更加优惠一些(以下简称基础力度)，广大老百姓能理解，也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但目前无论“台独”政客如何上窜下跳，惠台力度都显著高于基础力度，且没有减少的趋势。

这就是无论我们的发言人无论如何深情呼唤两岸对话，真交流真沟通的事业都很难春暖花开的原因所在。惠台与台湾的政治表现不关联，则顽固“台独”不屑谈，普通台湾人没有动力谈，真正的中国人想谈被台湾当局禁止谈，被限制出境，最终没法谈。

对于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惠台力度是重要而且主要的筹码，军事威胁很难迫使台湾当局回到谈判桌上，这是历史上我们不得不施行“打谈二象性”政策影响的延续。

9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台海危机中，我们使用了除战争外一切可行的军事手段，挫败了陈水扁的“台独”阴谋。最终迫使民进党宣布“没有必要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迫使美国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也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成功不需要低估，然而副作用却也毋庸讳言。导弹飞过头顶、美国航母赶来台海、股市雪崩、有钱人排队出逃，这些台湾民众都见过了，然而统一还是没有发生。过去多次台海危机的消弭，成了今天“台独”势力最有宣传力的口号。

这一事实，也影响了我们的相关部门。在私下交流中，多个对台交流基层部门的负责人都表达了万一现在本部门表现得太硬，将来顶层设计又放松，到时候工作难做的顾虑。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民调如此令人迷惑，一方面大多数台湾人都认为两岸一旦开战大陆会赢，另外一方面大多数台湾人又同情(目前主流台湾民意还谈不上支持)“台独”立场。

由此可以证明“打谈二象性”不仅不会促进统一事业，反而是有害的。对台湾谈，可能把经济制裁拿出来作为和谈的对冲，效果比展示拳头要好。

目前很多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打谈二象性”的巨大危害，开始呼吁要准备以武力为基础，迅速统一台湾，这也是笔者强烈支持的。所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只在目标层面反对“打谈二象性”，在宣传上是不反对的。

更有人认为，由于国台办谈了统一后的财政安排，公布了多名“台独战犯”名单，并宣布终身追究刑责，“打谈二象性”已经成为历史。

有关部门的政策，相比过去的宽大无边，现在确实更多了刚性约束力。但要说结束“打谈二象性”似乎还为时尚早，统一后的财政安排与惠台力度无关，公布“台独战犯”又不属于武统范畴。所以无论是以武逼和还是先礼后兵，在两岸多方看来都缺乏足够的确定性，不敢下清晰的决心，还是属于“打谈二象性”的范畴。

笔者必须指出，宣传上的“打谈二象性”将严重影响武统的准备工作。在军内，应当减轻这种影响;在社会上，应当尽快明确要谈的内容，开列出具备一定柔性的时间表。谈，绝不是泛泛而谈，更不是谈了就行。

从克劳塞维茨的那个时代起，正确的激励和鼓动开始成为士兵的战斗力的倍增器。人的精神和意志，当然是科学允许范围内的，比武器上的一般差距更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而人的精神和意志，是长期的牺牲精神，和长期的教育培养，和长期的战争准备共同锻造的，绝不是一时气血。如果不怕死的冲动就是官兵们的意志，那么太平洋战争输的就不会是日本，军阀中的双枪兵就会成为精兵。可事实恰恰相反，说明耐心细致的战争准备，作为革命军人精神意志的物质基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的“打谈二象性”，已经对这种战争准备造成了不能低估的影响。“打谈二象性”的要害是分割了谈判和军事斗争准备。历史上我们创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模式”，“北平模式”的成功，不仅在于和平解放的诚意，更重要的是将谈判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结合。拖得越久，军事斗争准备越充分，可以谈的条件就越少，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打谈二象性”的对台政策则不然，无论现在军事准备有多充分，随时可能因为台湾的一个表态无限期的推延，或者干脆取消。这是不利于恢宏三军之气，并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兵不可玩，玩则无威”。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老百姓都知道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如果把陌生人盗窃比作军事行动，那么即使这种行动一开始就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但并不乏成功的案例。根源就在于防盗这样缺乏明显反馈的事，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缺乏积极性，而盗窃则容易收到反馈，反而屡屡得手。

为“打谈二象性”张目的学者，喜欢强调解放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喜欢强调军人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孤立地讲，这当然是对的，解放军本来就比任何一国的军人的忧患意识更强。较为恶劣的亚洲地缘政治，又要求我军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战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然而，如果把我美台三方的军事部署通盘考虑，“打谈二象性”的危害就凸显出来了。统一没有时间表，但是“台独”很可能是有的。是的，必须严肃指出，“台独”很可能是有时间表的。

就在我们一些人还在天真地以为“台独”是不知道我们的善意，还在苦口婆心地讲述昨天的故事时，黑暗中的一些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了。或许我们很多年后，才能完整地知道他们的阴谋，但有一些迹象已经能够说明他们的性质。

早在去年3月，美国就借口抗疫，征召了几十万预备役返回美国现役两年。这些军人返回现役后，接受的是仓库启封的主战武器，进行的是针对常规战争的训练。

如果到明年3月，美国政府还提不出合理的理由留下这些受训了两年的军人，美国的国防动员就被削弱了，再度组织这样的活动，将变得非常困难。如果美国继续无理由继续留置，先期投入的大量训练经费和设备折旧就白费了。同时这群返训老兵的战斗力，随着留置时间的增长，哪怕维持现有的战斗力也十分困难了，这样的行动背后是很可能有时间节点支撑的。

此外，美国还在2021财年购买了30000枚各种用途的导弹，其中JASSM-ER、海上打击战斧和NSM等重型反舰导弹有数百枚之多。强调一点，重型反舰导弹一年增加这么多绝对是反常的，美国海军2016年制定五年预算时仅仅只要求采购88枚重型反舰导弹。

此外，美国近年来以激进疯狂的态度生产先进隐形战斗机，具体来说就是产量狂飙突进的F-35系列，19年生产了134架，20年为165架。今年洛马公司据传返聘了一大批退休技师，昼夜三班倒，生产先进战斗机。F35战斗机的产量今年已经突破730架，明年保守估计也必将突破800架大关。

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美国没有什么时间表，这就是美国版的“打谈二象性”，将损害白宫政客们在美国军队中的威信，也将使得美军的这些举动显得非常滑稽。

作为衷心拥护祖国统一的中国人，笔者当然希望，美国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或者虽然有这样时间表，最后完全不敢诉诸武力。但忧患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反过来想想，要是美国真的动武，这岂不是以有备算无备?

兵法有云：多算者胜。“打谈二象性”的对台政策，谈不能抓住惠台力度做文章，打没有时间表，这是在庙算上就失计了。或许有关部门认为这种极为灵活的表态，更有利于争取目前最好的结果，但长期来看，将导致我们的信誉和国威完全丧失。

犹记得，当年台海危机，全世界除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都反对“台独”。2015年前后，台湾问题有了较大的反对声音，但正确的声音占据统治性的主导地位。可现在，蔡英文台湾伪当局已经用“互不隶属”形容两岸关系，美国也部署了军队在台湾，欧洲议会作为有影响力的欧盟机构持续就台湾问题发出错误言行……

对台湾问题，“打谈二象性”真的不能再搞了!

来源时间：2022/1/1   发布时间：2021/12/28

旧文章ID：26833

作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近年来世界人口增长普遍处于大萧条时代，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人口增长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减速。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主席、亚洲国家研究局的高级顾问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于2021年5月24日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发表《美国并未丧失其人口优势：其竞争对手情况更糟》(America Hasn’t Lost Its Demographic Advantage：Its Rivals Are in Much Worse Shape)一文，认为尽管随着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美国可能正在失去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在人口方面的状况更不如美国，因此无需对这一问题过分恐慌，美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在发展人力资本方面保持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美国的全球优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口数量。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保持着异常高的生育率和移民水平，我在2019年的文章中称之为“美国人口例外论”(American demographic exceptionalism)，美国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年龄在20岁至64岁之间)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发达国家快，也比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快。不断增长的劳动适龄人口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福利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的放缓也减轻了当前的财政负担。

长期以来，就粗略的人口趋势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而言，这一趋势一直对美国有利。但目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和去年出生人口总数的报告提供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消息：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和国家生育率的稳步下降，美国现在似乎正走在一条不太乐观的人口发展道路，一个导致更加灰暗和人口较少的未来。

随着美国人选择少生孩子，美国可能正在失去优势，变得不那么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低出生率意味着民众对未来信心的减弱，生育率的下降值得关注和担忧。人口增长放缓也可能对华盛顿的老年人现收现付待遇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带来不利的长期影响。但是，从最新的人口数据和预测来看，目前没有理由对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感到担忧。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在人口方面相对于其竞争对手仍将处于强势地位。

减速和下降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2020年“头条”数字正式印证了人口统计学家所熟知的一件事：美国人口增长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减速，目前正处于该国历史上除大萧条时代外最慢的增速。2010年至202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7.4%。这明显比前十年的增长速度慢，当时美国人口增长率只有不到10%。

有趣的是，甚至有些人会感到惊讶的是，移民似乎与经济放缓没有太大关系：间接迹象表明，2010年代，净移民每年约为100万人，与前10年大致持平。相反，出生和死亡趋势的变化解释了这一转变。“自然增长”(Natural increase)——2000年至2009年间，出生总数减去死亡人数的十年平均每年为170万人，但2010年至2019年间仅为120万人。2019年，即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出生总数降至90万人以下，这是至少自1933年美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2010年代美国自然增长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年死亡人数的增加，这是在整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全可以预测的结果，但是出生率的下降起到了更大的作用。2019年的出生人口总数比大萧条前的2007年430万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50多万。

总生育率——一个衡量妇女一生生育率的指标——以更人性化的尺度讲述了美国的生育故事。在大萧条前的20年里，美国的总生育率是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然而，在2007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的出生率从2.1以上(略高于长期人口更替水平)下降到1.7，低于长期人口更替水平。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出生率。2020年的临时出生数据显示，出生率又下降了4%，降至约360万，这意味着2020年全国总生育率在1.64%左右，比更替水平低20%以上。

现有数据表明，自大萧条以来，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大范围的下降。人口统计学家对分析这种变化的确切原因持谨慎态度。经济方面的担忧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人将其归咎于养育子女的高昂成本，因为他们不愿意生更多的孩子或甚至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年轻一代可能也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和文化态度，与他们的前任不同;千禧一代的崛起，构成了当今育龄人口的大部分，他们显然不那么虔诚，对未来也不那么乐观。

持久的优势

但美国的人口未来仍然相对光明，尤其是在全球的大背景下，202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似乎远未预示厄运。联合国人口司的“低变量”模型(“low variant” models)很有启发性：这些模型将美国2020年下半年的总生育率定在1.4以下——换句话说，全国平均生育率较低，比2019年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要低，在2030年和2040年更是如此。即使生育率如此之低，预计下一代美国人口仍将增长，2047年达到峰值，略低于3.5亿人，到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也将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适度增长，预计2050年的水平将比2020年相应的总人数高出5%。

正如这项工作所表明的，202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不应引起“人口减少论者”(depopulationist)的恐慌。即使是极端和无情的次更替生育率水平，美国的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持续的移民和美国当前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势头”(随着不断上升的人口进入目前相对较小的人口所占据的年龄组)将推动美国总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在至少下一代人中达到更高的总数。

因此，美国很可能在人口结构上继续保持领先于其他大国的优势。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国家的次级替代生育率都比美国高得多，他们目前的生育率水平都低于美国。而且他们的人口都比今天的美国人口年龄大(中国是其他大国中年轻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平均年龄已经超过美国)。

美国最近一次实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年份是2008年。相比之下，日本和欧盟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俄罗斯在90年代初陷入次更替生育率。尽管美国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比例在过去十年中稳步下降，但自2012年以来，欧盟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出生人数，欧盟统计局预计，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开始减少。日本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011年以来人口持续减少。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近1400万。

在所有假定的大国中，只有印度的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下一代比美国增长得更大、更迅速，而且仍然是一个比美国更年轻的社会。众所周知，在短短几年内，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将在不久之后超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但印度现在也进入了次替代生育期：联合国估计，印度20岁以下人口已经在下降，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能在2050年前达到峰值。

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美国生育率的下降确实表明，美国显而易见的人口例外论可能已经结束，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很可能在2050年前的某个时候将其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的地位拱手让给尼日利亚。但尼日利亚仍将是一个相当年轻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至少对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来说是这样。

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对这一事实太过欣慰。原始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美国还必须在发展人力资本方面保持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这一优势近几十年来一直在缩小，振兴卫生、教育和国家人力资源基础的其他方面本身就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并将带来地缘政治红利。

文章来源

Nicholas Eberstadt, America Hasn’t Lost Its Demographic Advantage：Its Rivals Are in Much Worse Shape, May 24,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5-24/america-hasnt-lost-its-demographic-advantage?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www-foreignaffairs-com.cdn.ampproject.org&utm_campaign=amp_kickers

译者介绍

马鸣蓝，20级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2/30   发布时间：2021/12/30

旧文章ID：26832

作者：江振春 邰丽玉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24期

2020年8月25日，未满18岁的美国白人少年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向三名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人士开枪，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里滕豪斯被控一级故意谋杀等五项罪名。2021年11月19日，里滕豪斯谋杀案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巡回法院开庭审理，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皆不成立，里滕豪斯的行为属正当自卫，里滕豪斯被判无罪并当庭获释。

在对“里滕豪斯案”做出评析之前，有必要对该案做一个简要回顾。2020年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从和平示威逐渐演化为暴力骚乱，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家名为“基诺沙卫队”的民兵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民众“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财产”，时年17岁的里滕豪斯参加了这项招募活动。8月25日，原本住在伊利诺伊州的里滕豪斯来到基诺沙县，持枪保护当地商铺的安全。而在这一过程中里滕豪斯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并对三名抗议者开枪，导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里滕豪斯案”宣判后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一些持有异议者认为里滕豪斯脱罪完全是白人至上主义作祟。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里滕豪斯案”再次撕裂美国社会。

里滕豪斯属于持枪自卫吗

判断“里滕豪斯案”是否公正的首要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持枪自卫。200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赫勒案”中以5比4的票数判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在这份充斥着保守与自由意识形态对决的判决中，五名保守派大法官以区区一票的多数确立了富有争议的个人持枪权。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表示，该判决“将会造成不幸的结果”，因为“此判决对于如何评估(枪械)管制的标准着墨并不多，全国缺乏一个清晰的标准去应对这些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于持枪自卫如何定性。

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导致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正当防卫。但是，对于个人能否在公共场合开枪自卫在美国一直未有定论。目前，美国有超过30个州有“不退让法”(Stand-your-ground law)。根据该法，民众受到威胁或者感到威胁时有权保护自身或者他人，即使动用的手段(包括开枪)可能致命，也无需履行退让义务。目前在已经通过“不退让法”的州，取消了使用枪支自卫前必须穷尽其他自卫手段的要求。

“里滕豪斯案”事发地威斯康星州是美国为数不多未通过“不退让法”的州之一，这也导致了美国一些民众认为里滕豪斯开枪杀人是“防卫过当”，甚至是“故意谋杀”。事实上，尽管威斯康星州未通过“不退让法”，但是该州对于自卫权的规定并未悖离全美主流看法。一般来说，在持枪自卫造成伤亡的案件中，是由检方举证来反驳被告的自卫主张，而不是要求被告证明他开枪自卫前已经用尽了所有其他选择。在“里滕豪斯案”中，由于检方无法证明里滕豪斯还有其他选择来确保他的安全，因此开枪自卫成为其唯一选项。然而，一些美国民众认为，“不退让法”对于开枪自卫定义的边界过于含糊，从而导致产生很多负面影响。2018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对“不退让法”做出以下评估：“有适度的证据表明，不退让法可能会增加杀人率;有限的证据表明，这些法律增加了枪支杀人案。”

总体而言，美国对于开枪自卫定义的边界在扩张。当前，美国许多州正扩大自我防卫相关法律，放宽公共场合持枪的法规限制，全美枪支贩售及枪支暴力事件正在增长。有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又有六个州取消必须取得公共携枪许可证的要求，为历年来最多。2021年11月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一起关于“纽约州限制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枪支”的案件举行听证会，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十多年来首次受理有关持枪权的重大案件。在这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对纽约州1913年出台的枪支限制法律提出质疑，这项法律规定在公众场所携带隐藏枪支以自卫必须证明有“正当理由”才会获得许可。以罗伯茨为首的六名保守派大法官认为，要求在公众场所携带枪支自卫的人提出申请表明有特殊需要是违反人权的。罗伯茨等保守派法官认为：“根据《权利法案》，获得许可才能行使一项权利的想法是不正常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的保守倾向引起了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和美国支持控枪人士的高度担忧。纽约州政府表示，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枪支限制法律，将“对公共安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有正义感的“义警”还是右翼民兵组织成员?

在这起案件中，里滕豪斯是否属于“民兵组织”也是左派关注的一个焦点。左派人士普遍认为，未成年的里滕豪斯从伊利诺伊州莫名其妙地跨州来到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参与民兵安保队动机不纯，意图给里滕豪斯贴上右翼民兵组织成员的标签;而右派却认为基诺沙县政府对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毫无作为，任由暴力活动蔓延，才使得一名少年需要持枪保卫家园，充当“义警”。

美国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先有民兵后有常备军，体现了其公民自治的传统。美国依靠民兵打败英国殖民者才获得独立，因而民兵的历史地位也被写入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因此，在美国民兵曾一度有着光荣的含义，即每一个自由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自由、法律和秩序。而现如今，美国的民兵组织却良莠不齐，有些极右民兵组织甚至沦为暴力恐怖组织。一般来说，极右民兵组织都信奉白人至上主义，仇恨少数族裔群体，这些“民兵组织”传统上是反政府的。他们认为，美国宪法赋予了其合法权利，可视情况采取措施推翻政府。近年来他们在美国各地参与制造了多起针对政府的暴力事件。因此，为了坐实里滕豪斯具有白人至上主义倾向，左派媒体千方百计暗示里滕豪斯与极右民兵组织有瓜葛，基诺沙县检察官甚至也曾一度往这个方向进行引导，但最后陪审团还是没有做出这样的裁定。

种族问题引起的社会动荡加剧了美国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政治极化。在此背景下，美国极右民兵组织获得了运作空间，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6月16日，拜登政府发布《反对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Domestic Terrorism)，该报告确定白人至上主义者、以“民兵”自居的暴力组织和民兵暴力极端分子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民众持枪呈低龄化趋势

“里滕豪斯案”把美国未成年人持枪问题再次推向舆论风暴眼。2021年6月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沃卢西亚县发生一名14岁女孩和一名12岁男孩与警察枪战事件，14岁女孩险些丧命。近年来，美国公民持枪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与持枪派利益集团的推动不无关系。持枪派利益集团宣称，允许儿童在成人监护下练习射击，有助他们从小了解枪支危险性和安全使用知识，培养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美国国内还出现了儿童射击培训学校。一般来说，在美国合法购枪的年龄是18岁以上，年满18岁可购买长枪，满21岁可购买手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8岁以下的少年不能持枪。目前，美国大约有27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正致力于通过立法避免儿童接触枪支，15个州制定了严格的儿童枪支接触禁令。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州却降低了持枪年龄的界限。2021年11月，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签署法律，允许不到10周岁的儿童在一名经过训练的成年人陪伴下持枪打猎。威斯康星州有法律明确规定，“任何18岁以下的人持有或携带危险武器，均为A类轻罪”，但是出于军队服役、射击训练、打猎等原因未满18岁公民持有长枪不受此限。因此，虽然里滕豪斯未满18岁，但在法官看来并不实质违反威斯康星州的相关规定。

政治极化背景下的司法公正被质疑

在前文提及的“赫勒案”中，自由派大法官就对个人持枪权表达了忧虑：一定要平衡好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他们认为，政府控枪政策的目标是为了捍卫公共安全利益，民选的立法部门更能专业地评判枪支政策的社会结果，“赫勒案”的判决过度保护了个人的持枪权而忽视了公共安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利益主体的偏私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能会带来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应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限制。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它并非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总和，社会成员的利益有时会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且不同成员间的利益也会产生冲突，甚至侵害和危及公共利益。如果奉行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最终将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牺牲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美国个人持枪权与公共安全利益的张力深刻反映了这一点。

而当持枪权与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社会分化与对立更加严重。不仅公众和媒体对“里滕豪斯案”看法两极分化，共和、民主两党对该案看法也大相径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YouGov的一项联合民意调查发现，3/4的民主党人认为里滕豪斯应被定罪，而2/3的共和党人则认为他无罪。右翼政治人物和保守派人士认为该案的判决体现了司法公正，而多名美国左翼政治人物和自由派人士认为该判决体现了司法不公。美国刑法教授卡蜜·查维斯(Kami Chavis)甚至认为，“里滕豪斯案”的判决可谓因“人”而异，若是种族、年龄、被害人有所变化，或者当时事态略有不同，很可能判决结果就大不一样。

(江振春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邰丽玉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1/12/30   发布时间：2021/12/30

旧文章ID：26831

作者：黄喜 杨东日 王世崇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3月，美国国会发布《小企业管理局资金：概述和近年趋势(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 Funding: Overview and Recent Trends)》(下称“SBA资金报告”)。该报告全面展示了美国小企业局1954年以来的拨款情况，是研究美国小企业资助政策的重要材料。当前，中国中小企业灾难应急救助制度和长期稳定增长资助机制中的资助方式、资助群体、资助过程管理尚需完善，美国SBA资助政策对中国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美国对小企业拨款分为三大类

根据美国SBA资金报告，2000年以来，美国每年对小企业的拨款(年度总拨款)都不同，但主要由灾难援助及其补充、商业贷款信贷补贴和其它科目经费三类构成，如表1所示。

灾难援助及其补充。包括灾难援助和灾难援助补充两项，拨款额度取决于灾难发生情况及其对小企业的影响程度。灾难是指飓风、2007-2009金融危机、COVID-19等自然灾难、经济灾难，其中飓风是美国常见灾难。

商业贷款信贷补贴。近年(新冠COVID-19以来)主要用于贷款减免和债务减免。

其它科目经费。主要用于推动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环境、发展质量和发展条件的改善和提升。其它科目经费包括SBA薪酬和办公费用等五个子项目。

表1 美国小企业局2000-2021年拨款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SBA资金报告，赛迪中小所整理

二、美国对小企业拨款的特征分析

灾难应急救援是美国对小企业拨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直接拨款方面， 2000-2019年美国对小企业拨款总额为240.189亿美元，其中，灾难援助及补充占到总拨款的38.08%。在间接拨款方面，2020-2021年两年总拨款金额1141477.3亿美元，其中商业贷款信贷补贴为9845.84亿美元，主要用于新冠COVID-19的灾难救援。此外，在灾难应急救援年份，商业贷款信贷补贴、其它科目经费也会明显增加。

应对不同灾难，美国小企业局采用了不同的拨款重点和救助方式。第一，灾难援助及补充是美国小企业局应对自然灾难的拨款重点。第二，灾难援助及补充、其它科目经费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2007-2009)的拨款重点，2008年拨款最多的是灾难援助及补充，而2009-2010年拨款最多的是其它科目经费。第三，2020-2021年应对新冠COVID-19，商业贷款信贷补贴、灾难援助及补充、其它科目经费等三项拨款都大幅增加，但与之前相比，这次拨款重点是商业贷款信贷补贴，2020-2021年商业贷款信贷补贴拨款占到总拨款的86.26%。这表明，新冠COVID-19的影响程度要比飓风等自然灾难大，且影响范围更深更广。

重视对弱势群体和退伍老兵的创业支持。妇女、欠发达商业地区企业、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和退伍军人除了获得一般支持外，在创业或扩大业务方面还可得到特定专项支持，如表2所示。第一，女性商业中心、全国妇女商业委员会等项目对女性的创业支持;第二，设立退伍军人计划，帮助老兵拥有的企业发展;第三，设立美国原住民外展计划，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关岛、美属萨摩亚土著提供管理和技术教育援助;第四，设立欠发达商业区域小企业资助项目，帮助小企业获得联邦合同。

表2 美国创业发展资助项目及内容

资料来源：SBA资金报告，赛迪中小所整理

对小企业的资助方式灵活多样。如表1、表2所示，美国资助小企业的形式灵活多样，旨在全流程、全方位提升和改善小企业发展质量、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等。第一，注重后评价等过程管理，如审计绩效评价经费对拨款后的资金使用管理进行审计和项目绩效评价;第二，重视决策舆论支持，如宣传运营经费，向国会、白宫、联邦机构、联邦法院以及州等决策者提出小企业的观点，以引发关注;第三，提供创业发展经费，为企业提供了中介支持、培训支持、业务合同支持、咨询智力支持等独特支持;第四，设置小企业商业贷款和担保的行政管理费，有助于小企业获得商业贷款;第五，开展非信贷项目，比如，促进小企业贸易和出口复苏的赠款计划、小企业网络安全试点计划、联邦和州技术(FAST)伙伴计划、关闭场馆运营商赠款计划和餐馆复兴赠款计划等。

三、五点启示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灾难应急救助制度。一是建立中小企业灾难应急救助标准，设立灾难援助等资金。二是明确灾难类型，并确立面对不同类型灾难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脱困的主要援助方式，如水灾等自然灾难、新冠COVID-19拨款重点和救助方式。三是建立针对灾难的创业创新和培训机制，缓解灾难带来的失业等困境。四是拓展支持渠道，比如加强非信贷支持等，助力受灾的中小企业复苏脱困。

建立资助中小企业发展拨款的可持续增长机制。一是培训资金，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提供管理、技术等培训。二是非培训资金，提供管理咨询和业务合同支持。三是激励资金，为特定中小企业的培育、管理者培养、加速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决策舆论资金，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五是后评价资金，对拨款资金进行审计和资助项目绩效评价。六是商业贷款管理费，为中小企业商业贷款提供支持。

强化对中小企业灾难救助和常态发展支持的过程管理。当前中国对中小企业的拨款着重前期管理，对过程管理和绩效考核有待加强，建议强化中小企业拨款的中后期管理。一是加强中小企业各项资金拨款后的监管审查。二是加强小企业援助项目考评，对援助项目和业务的经济性、完整性、绩效进行评价。三是聘请有经验的离退休企业高管为小企业开展创业创新和技术管理等各种培训，以满足企业需求。四是改善中小企业的商贷管理支持、决策舆论支持等发展环境。

增强对弱势群体和退伍军人的创业支持。中国目前对妇女、低收入者、少数民族和退伍军人创业的支持还比较分散、不成体系、不够持续。建议从国家层面对妇女、低收入者、少数族裔等群体和退伍军人创业大力支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设计和可持续性机制建设。一是为低收入者创业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二是设立女性创业项目，支持女性创业创新。三是设立退伍军人计划，帮助相关企业进一步发展。四是为服务小企业的非营利性微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五是设立少数民族创业资金，为各少数民族创业者提供管理和技术教育援助。六是对欠发达区域的小企业提供业务合同的支持。

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助方式。进一步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常态化支持方式。一是支持中介机构，向服务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等提供资助。二是培训支持，为中小企业长期提供管理、财务、市场、技术等培训。三是业务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单一采购业务合同援助。四是决策舆论支持，为中小企业发展争取相关决策层支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五是咨询智力支持，为创业者提供免费业务、管理、技术和咨询、建议等支持。

(作者黄喜、杨东日、王世崇均来自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来源时间：2021/12/30   发布时间：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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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大勇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的缘起

牛大勇

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可能是北大文科迄今唯一的一个同世界一流大学保持了13年之久的培养最高人才博士生的国际合作项目。

2017年春节前的某天晚上，我在家中接到金安平老师从美国西黑文(West Haven)打来的电话。她很高兴地介绍了我们新派去的两位北大博士研究生在耶鲁报到后的情况，然后很委婉地征求我的意见：史(景迁)先生已经退休数年，她自己也要退休了，这个持续了十几年的项目，是否可以告一段落?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项目得以维持至今，完全是他们夫妇全力操持的结果，经费来源也基本上是从史先生主持的东亚研究理事会支出的。史先生荣休之后，我已经做好项目可能收束的心理准备。这次接到金老师的电话，立即对她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衷心的感谢!她和我商量怎样把这个意思通知北京大学的有关部门?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可能令人为难的事情。

春季开学后，我向北大国际合作部和研究生院分别通报了这个消息。说实话，我对这个北大文科同世界一流大学保持了十几年之久的博士生访学项目，深感依依不舍。当初参与创建这个项目的国际合作部周曼丽副部长，也完全同感。她提议设法再从教育部的国际交流项目中设法维持这个合作关系，为此她积极地同教育部外事司和耶鲁大学国际合作办公室进行了联系。我也在北大研究生院资助下去耶鲁大学看望这个项目访学的两位博士生，顺道和耶鲁大学有关部门磋商新的延续办法。终因制度安排上的困难，这个项目难以为继，宣告结束。

由此，我深刻体会到：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对北大——耶鲁这个项目的独特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事在人为”，此即一例!当我再度漫步在古朴的耶鲁校区，再次走入他们夫妇在西黑文花木深深的庭院，把盏忆旧，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初识史景迁先生是1993年夏，他在华盛顿DC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AIS)进行学术讲演。恰好我在DC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慕名而去听讲。具体讲题我已忘了，但他颀长的身材，丰富的表情，生动的语言，特别是那把连腮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这代中国人，可能都熟悉马克思头像。初见之下，我觉得他的相貌怎么有点像马克思啊。

我们还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上世纪费正清、鲍大可、白鲁恂这一代大家之后，继之而起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三杰”有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他们的中文姓名，都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意涵的。史景迁就不用说了。孔飞力自己告诉我，他原来的中文姓名是“孔复礼”。恰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来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接待者一看这个名字，连说不好。无奈之下，他只好说：Well，这是你们的国家，你们说叫什么名字好吧?于是被改成了“飞力”。他一直很遗憾这个名字改得不够典雅。

“三杰”各有所长。但就著作丰硕、文笔精湛、叙事生动、人物细腻、才思敏锐、影响巨大而论，史景迁无疑是佼佼者。当时我们这代中国青年学者躬逢改革开放，初沐欧风美雨，对这些国际名家十分仰慕。此后我在美国东西两岸，只要听说有“三杰”的讲座，都会赶去。1998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史景迁做学术报告，他讲的是曹寅家世与清初政治，考据之深入细致，使我此前对他文辞精美的叙事风格有了另一番印象。

2003年11月，北京大学为促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邀请耶鲁大学校长率代表团来访，举行“耶鲁大学日”。北大国际部问我：在耶鲁的文科学者中应该邀请谁来?我说史景迁先生是耶鲁的头牌中国学家，当然首推邀请他。耶鲁校长和史先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2003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耶鲁大学日”合影：前排左起：牛大勇、金安平、郝平、史景迁、章新胜(教育部副部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Levin耶鲁大学校长)、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琳达(Linda Lorimer，耶鲁大学副校长)、林久祥(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题大会后，耶鲁的各位学者分别到专业对口的各院系进行交流。我作为历史学系主任，14日下午在北大二院主持了史先生的学术讲座。我知道偕行的史夫人金安平老师也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学者，其祖父乃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前辈金毓黻先生。金老先生1950年前后有段时间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担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在本系教授过东北史地和史学史课程。据当时在他那里做助教的田余庆先生说，金老先生是一位慈祥但说话很谨慎的老师。我感到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段渊源。所以在讲座的开场致辞时，我首先说：今天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曾在我们系任教的老前辈金毓黻教授的孙女金安平女士带着她的夫君史景迁先生回“老家”来了，为我们作这场学术报告。这一开场白，引起全场感叹，史先生夫妇也笑了。接着我简要介绍了金毓黻教授的治学范围和金安平研究的课题，然后着重介绍了史景迁教授的学术成就。史景迁在北大历史学系的首场学术报告就这样在有点像“家人团聚”的气氛中开始了。

 

2003年11月14日，史景迁教授在北大历史学系讲演。右四起：金安平、田浩、邓小南。

讲座结束，我陪史先生夫妇去勺园用餐。金老师对我说，我的那番介绍让她很感动，心里直觉得应为这个“老家”做点什么。我当时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比较上心，觉得我们在这个最高学位的人才培养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就在席间向史先生探询，有无可能在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建立某种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的交流访学机制，例如各自每年派2、3名博士生，到对方大学访学一学期或一学年，双方互免学费，承担对方学生来访期间的食宿费用?金老师和周曼丽当场都对这个建议表示支持，史先生也愿认真考虑并就细节问题和我交换了意见。

回到耶鲁大学后，史先生继续就此事和我保持联系，并同莱文校长、琳达副校长、查尔斯副教务长及东亚研究理事会会长等积极磋商，一致认为可以先从史学相关的学科开始，寻求拓展两校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交流。他在做出巨大努力之后，2004年11月3日给我发来关于两校优秀博士生交流项目的建议，其中特意提到这个交流项目也包括和史学相关的人类学、艺术史、美国学、宗教学、现代文学、政治学等等领域的优秀博士生。对于交流学生的人数、遴选条件、程序、待遇、访学期限等等具体问题，他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项目将先试行3年，每年相互选派1—3人，访学一个学期。耶鲁根据本校学生宿舍的情况，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接受北大选派的博士生。

接到这个建议之后，北大国际部和留学生办公室也对接待耶鲁大学的来访博士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于是，就以史景迁先生的建议为基础，两校之间的史学博士生交流项目很快启动了。印象中，双方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的协议，完全是在默契的信任中办起了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一办就是十几年。

在选拔学生的程序上，我们尽量采用国际通行的跨学科跨院系地组织教授委员会进行遴选的办法，还请在校的外国学者参与遴选委员会。我作为项目的中方负责人，组织这个以相关专业教授为主的遴选委员会，对北大方面的申请人进行资料审核和面试。委员会每次由5人左右组成，先后参加过遴选委员会的教授有彭小瑜、朱庆之、贾庆国、朱青生、王希、李剑鸣、王立新、Michael Chapman, Enrico Fardella，陈长伟等。国际部和研究生院每次也都派人负责审核报名者的材料并参加面试。记得王勇、何峰、王硕、马岚等人都曾参与。

相关院系的前述各专业范围的博士研究生在看到国际部和研究生院网站上的选聘通知后，踊跃报名。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英文和专业水平进行认真地考察和面试，坚持学术标准，注重学术资质。面试结束后，委员会把集体形成的推荐意见连同所有报名者提交的材料都发送给耶鲁方面。耶鲁方面一般是按照北大委员会的推荐意见来录取交换生的，但有时也会根据耶鲁大学教授和专业资源的情况，把北大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换成排名比较靠后、但研究方向更适于耶鲁当年培养需要的报名者。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金安平老师都会亲自打电话给我解释，我也会尽力给委员们解释。有时会有个别委员对此难以理解，但录取的最后决定权毕竟还是应该在耶鲁大学。

最初，耶鲁大学也曾选派过2、3位博士研究生来北京大学进修，有的还帮助我们开过很活跃的研讨课。但后来对方就基本上不再派人来了。我想归根到底，可能还是双方在满足对方的需求方面有差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史先生夫妇还能把这个项目坚持维护了十几年之久，更是难能可贵了。这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单方面受益的项目。

从2005年1月开始至2017年7月结束，北大方面先后派去了13届29名博士研究生，专业领域分布于世界史、中国史、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学、艺术史、法学史等方面。这些研究生普遍反映这个项目对提高他们的培养质量产生了良好效果，对他们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有重大影响，对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借鉴美国博士人才的培养模式，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改进研究生培养机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修归来后，他们都提交了总结报告。

具体而言，令他们感受深刻的效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专业研究方面得到耶鲁名师的科学指导和严谨训练，在学术上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创新能力。他们普遍认为，该校研讨班(seminars)式的课程，对他们帮助最大。通过这种系统而密集的阅读，多元视角的讨论，活跃的课堂参与，以及主讲教授的高水平指导，使自己体验了耶鲁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一些同学特别注意到：教授对学说史和方法论着力尤深，不允许在这些方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还感受到耶鲁课堂上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气氛，来自不同国度、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学生们进行着热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由于这种类型和水准的研讨班课程当时在北大还不多见，同学们也由此认识到母校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上需要做的改革。

二、耶鲁大学雄厚的学术资源为博士生提高论文写作质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前往耶鲁的北大学生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与美国或者西方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北京大学和国内其他学术机构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比较少。这个交流项目为我校博士生收集论文资料创造了大好机会。耶鲁大学图书馆不独藏书极为丰富，而且有国际联网、馆际互借等异常的便利和周到的服务。尽管同学们进修的时间仅一学期，但都收集到了学位论文所需要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论著，为回国后完成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多数同学也利用各种机会访问耶鲁以外的档案馆，甚至实地考察与自己研究对象有关的地区、城市和组织，向美国其他学校相关学者进行了请益。还有机会参加了亚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活动。同学们对所有指导帮助过他们美国老师和同学们抱有深挚的谢意。

三、与美国学者、学生以及社会的直接接触，使北大博士生对美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有了实际认知。北大学生在赴美以前，对美国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难免有一些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个交流项目使他们得以直接感受美国大学的校园文化，走入美国社会，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增进了与美国师生和人民的友谊。在史景迁教授和金安平老师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同学们积极投入耶鲁的校园生活，参加众多的讲座、讨论会、音乐会、电影和体育比赛等活动，增加了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亲身实践来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民，是增进中美人民友谊的必要途径。

四、项目初期来北大的耶鲁大学博士生也对北大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耶鲁历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John Delury即为一例。他在北大历史学系进修期间与中国同学们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流，积极参与了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的课程改革，获得学生赠送的“亦师亦友”锦旗一面。他协助世界史专业的老师设计了三门课程：外文原版教材阅读指导(3学时，3学分)，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3学时，2学分)，外文历史文献选读(3学时，2学分)。他不计报酬，主动承担了历史学系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彭小瑜教授一起发起延聘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北大研修的博士生参与教学的项目(US PhD Student Mentor Teaching Program)。该项目于2007年春季学期聘请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Rod Campbell担任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课的任课老师。Delury和Campbell的课程受到北大学生们的欢迎，使同学们体验到一流大学的教学方法。

最令北大派赴耶鲁进修的这批学生感动的是史先生夫妇从学业到生活给予他们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他们初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往往意外地得到史先生亲自迎接，甚至驾车送他们到住处。安顿下来后，史先生夫妇又带着他们熟悉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的教育设施，拜访指导教授。进修期间，他们也常常被请到史先生家中做客，真正使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在这一时期，我曾经数次邀请史先生夫妇来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讲座或参加论坛。大概因为年龄缘故，史先生往往要求在研究生和学者的小范围内进行座谈或讲座，不举行大规模的演讲。我们尽量按他的意见安排。但有时候消息传开，大批的校内外听众慕名而至，我们原来准备的研讨型小教室根本容不下，只好一换再换，换到教学楼里最大的阶梯教室，仍然人满为患，过道和讲台上都坐满了听众。碰到这种情况，史先生对于主办者的无奈总是给予宽容的谅解。

 

史景迁先生在北大二教与研究生座谈

2014年2月底3月初，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又一次来北大历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除了讲座之类的安排之外，我特意邀集参加过这个交流项目同学们前来和他们欢聚。有些同学尽管已经毕业到校外工作了，仍然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在新中关园的一家餐厅，怀着感恩和忆旧的心情，欢聚一堂，畅谈往事和近况。面对简单的菜肴，身处亲切的气氛，他们夫妇看到自己尽心培养的中国博士生们成长起来，心情显然是快乐的。这是大家都难忘的一次聚会。

 

这个从2003年缘起、延续至2017年的北大——耶鲁史学相关的优秀研究生交流项目，持续了13届之久，终告落幕。但它所播下的知识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所体现的跨国人文交流的精神，还会继续传扬。有幸参与这个项目的中方博士研究生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把从耶鲁进修中获得的教益化作自己的文化财富，把这段经历看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加油站。对他们来说，时间虽短，受益终生。从他们撰写的这部纪念文集中，人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他们的怀恋和感恩。我和他们一样，把自己最诚挚的谢忱，献给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的各位北大教师、国际合作部和研究生院的有关领导和同事，也献给耶鲁大学的相关人士，特别是史景迁、金安平夫妇!

——2018年6月27日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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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超民 胡怡建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基于不同学科方法研判美国财政状况，并提出对于中美财政关系的建议，大致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主权债务在全球流通，使用本币结算，不可能发生财政崩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财政原理上看，前代的债务本质是后代的税收，当前美巨额国家债务未来必然成为高额税收负担，在联邦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早已越过风险警戒线且税收能力不断降低的状况下，长期收支能力倒挂矛盾终将爆发。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后期，美国创造有形财富的能力在大幅萎缩、联邦税收收入能力逐步下降，财政收入一半左右是社保缴费，不得不以债务弥补财政能力的不足，债务循环也从债务-黄金-美元、债务-石油-美元、债务-普通贸易品-美元的财富模式发生嬗变，美元已成为无任何实质保证的“废纸”。

近两年，新冠疫情发展和联邦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操作，展示了美元通过掠夺世界财富弥补政府亏空的本质。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债权国，将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长期投资美国财政债券，美国财政恶化将直接冲击我国财政安全，而且由于美国掌握着全球基础利率定价权，十多年来基础利率水平已持续下跌到近乎零，令我国持有的美财政债收益损失巨大。再从全球范围来看，恶性泛滥的美元造成的国内严重通胀，在美学界早已引起1970年代“滞胀”是否重来的争论。

那么如何看待美财政状况持续恶化、预算赤字和债务持续大幅增加及其影响?如何看待全球长期利率走势与通胀趋势?通过汇率政策调整能否解决投资美财政债收益损失?中美财政关系的调整是需下决心解决的政策问题。

当前美国财政状况及结构变化

1.21世纪以来美联邦财政状况恶化直接源自两次重大危机。

2007~2009年美爆发了80年来最大一次经济危机，当时奥巴马当局采取的基本对策是“量化宽松”，不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年度赤字扩大到万亿美元以上，对大企业直接进行财政救助，同时通过下调税率刺激社会投资，到2010年联邦赤字率达9.8%，债务率达90.46%，直到2013年才缓慢走出经济“大衰退”阴影。这次危机造成的联邦财政成本前所未见，截至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前，以年末数据计算，联邦赤字净增13.72万亿美元，13年内年均赤字达到万亿美元以上。而“量化宽松”措施对全球财政、经济的危害至今并未完全消除。

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本世纪美遭遇的第二次重大社会危机。

两年来，特朗普、拜登两任政府连续出台多项预算立法，从行政支出、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政府直接投资等方面进行挽救，但核心办法是加大赤字支出，加大货币投放，将资金通过个人账户、企业账户注入经济体系。加上2017年末开始的减税措施，联邦年度财政赤字连续突破3万亿美元，目前联邦债务总额直逼30万亿美元关口，债务率达122.49%，且长期增长势头根本无法遏止，2021年12月份开始的提高债务上限2.5万亿美元的措施也会在短期内被突破。考虑到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性，可以预期全球通胀形势的发展非人为力量可以控制，美元债务“投资”价值的继续下降已属常态。(参见图1)

3.当代美联邦债务的主要特征是“霸权信用化”。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债务循环经历了三种基本模式，一是，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主要国际清算结算货币地位，美元-黄金的等价互换成为解决联邦政府筹资和财政困难的核心机制。

二是，1971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后，牙买加体制解决了美元锚定石油商品难题，借助发行公共债务、离岸石油美元回流联储行、外国购买美国商品，支撑美国家治理，同时为国际经济大循环提供流动性。

三是，冷战结束后美确立了全球唯一霸权国地位，其国际信用能力全球无以复加，产生了新的美元债务循环模式，即美财政部发债并由联储购买、美元换回进口商品，包括产油国在内的商品出口国以美元盈余投资美债务，继续维持美国财政治理和全球经济循环。

4.当前全球增长格局打破了美元债务循环的第三种模式。

近三四十年来，由于制造业全面向海外转移，美国正在蜕变为“全球信用中心”国家，依靠发行美元、联邦债务、股票，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60%左右均使用美元，美国股票市值的GDP占比超过200%(2021年12月2日为202.3%)，美财政库券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外国主权基金控制。近年来美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原有的美元-进口商品-美元债务循环也被打破，联邦财政危机步伐越来越近。而且随着转型经济崛起，美国全球唯一霸权格局行将结束，国家信用破产是必然趋势。

5.美联邦“信用霸权”和行政支出能力得到了海外“投资”支撑。

中东石油危机以来，各国“投资”或“持有”美联邦债务经过了三个阶段。2000年前的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外国持有美联邦债缓慢增加，最高占GDP的15%;2000~2015年为第二阶段开始，外国持有联邦债占美GDP的35%左右，全球对美联邦债“投资”陡增，映射出全球化深刻发展与美国家信用的泛滥;201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2021财年末外国持有美联邦债权约75491亿美元，占当前联邦债务总额的26.11%，显示外国“投资”正在稳中有降加速退出。

尤其是2020年美暴发新冠疫情后，联储已是联邦债券的最大买主，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截至2021年12月2日，联储持有的联邦债务余额达59116亿美元，占联邦全部债务的两成以上(20.45%)，短期内增速高涨。当前美联邦债务的全球循环在大幅萎缩，其趋势难以遏止，财政长期紧张局面更趋恶化，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和民主党当局所坚持的大政府施政理念，今后财政压力还将持续剧烈增加。(参见图2)

6.美国“信用霸权”的萎缩可能引爆国内财政危机。

联储持有联邦国债占比是衡量美国际信用的重要风向标，联储通常在外国“投资”联邦债务意愿下降时购入财政部库券。中东石油危机以来，联储持有美国债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2007年以前、2007~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在第一阶段，联储持有的美财政部库券总额增速非常缓慢，直到2007年都没有超过1万亿美元;经过三年经济“大衰退”后，联储持有财政部债券的规模连上三大台阶，直冲近3万亿美元;而2020年疫情暴发后，联储持有联邦债务更直冲近6万亿美元，实际上承接了其他国家减持的美元债券。近期随着美国内通胀势头猛烈发展，联储不断声称将减少购买财政库券(tapering)，但在经济形势不景气、长期税收收入下降、预算支出压力和国外减持美债冲击之下，联储是否能够兑现说辞并不乐观。

美财政持续恶化与国际财政关系

1.中国长期“投资”美债券客观上有助于美解决筹资难题。

投资美财政债券，中国国内的看法长期争论不下，其中既有支持所谓中美利益挂钩者，也有支持大举抛售美债者，还有支持缓慢减持者，各说各理。从十年来我国持有美财政债券的实际运行和绩效来看，我国在非常缓慢地减持，部分反映了对于美债务风险和信用能力的担忧。

而美对于中国持有其债务，看法也不一致，多数认为中国“投资”有利于联邦融资，但也有人认为，中国通过中美贸易既赚了美元，又将同一笔美元投资联邦债再赚一笔，这不公平。无论哪种说法，都反映了中国“投资”美国债券非常重要，双方都必须重视。

2.中国对美财政投资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

新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2002年之前的极为缓慢增长阶段;二是从2001年底到2014年，中国加入WTO后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一举增加到38430亿美元，增长13.41倍;三是201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三分之一购买了美财政部债券。

从中国“投资”美财政债结构看，自2011年9月到美新冠疫情暴发前，购入短期债只占对美财政债“总投资”的百分之零点四以下。但在2020年3月，中国对美短期债“投资”规模急剧上升十倍左右，达对联邦债“总投资”的3.02%，此后最高规模为2021年2月的760.42亿美元(占比6.89%)，且规模扩大的趋势持续了14个月之久，配合美疫情救助的策略明显。从2021年6月份开始，这一趋势已重新恢复到疫前水平。

尽管相对于两国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来看，一万亿美元的长期“投资”并不大，但其中也反映了中国对于美国财政的支持和重视;从美国内言论来看，中国持有美债的行为也绝非可有可无。在国际国内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是否继续大额持有美联邦债的投资策略需要重新思考。

3.从长远看中国有必要大幅下调持有的美联邦债券规模。

一个国家究竟如何配置国家财富没有绝对公式，中国外汇投资基金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当前如果说美元债投资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方面，部分达到了宏观管理目标，外汇基金保值增值策略则难言合理，尤其是这种投资不断产生着重大“机会成本”，得不偿失。

第一，美财政债券在我对外投资中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已处于长期下降通道。作为战略性投资，外汇投资基金应注重投资煤炭燃料、矿山等资源项目或实物资产，决不应长期支付高昂的机会成本，去持有收益率近乎零的美元债。以美十年期国库券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利率平均在4.51%以上(最高5.19%，最低3.83%)，金融危机后自2012年开始利率平均约1.85%(最高2.39%，最低1.43%)，五年内年均利率下降了2.66个百分点，下跌六成以上，并且不含通胀因素。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投资损失巨大，根本谈不上保值增值。

而低利率最有利于美财政脱离困境，所以基于当前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财政部、联储对于全球利率的控制能力，可以预见在中长期内，全球基础利率可能将长期维持在年均1.5%左右的水平，走高可能性很低。因此，当前我是选择继续大额持有美元长期债，还是通过逐步减持联邦债(如减持三分之一)，或增加短期债比例，或持有其他战略投资，亟待进行抉择。参考国际因素，近三四年来各国政府都已经做出抉择，抛售是大趋势。

第二，全球性高通胀预期要求外汇投资基金选择新的投资方向。纵观本世纪美国解决两次社会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部和联储联手，直接向全球体系注入美元货币，造成的即期和远期通胀预期都很高，如美10月份高达6.2%的通胀率创30年之最，而这最终都将传导到基础资源的需求方面。

第三，人民币通过汇率调整已对美元滥发做出了应激反应。2018年4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经达到6.2725低点，为金融危机中2008年3月10日前后的水平;在2019年10月7日达到7.0882后，即开始下跌，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后，下跌更加剧烈，在2021年11月15日已跌至6.3872，相当于2011年10月17日的汇率。目前看跌趋势十分明显，汇率的剧烈波动不利于国家的外汇管理，也不利于我企业筹划贸易策略。而美元汇率的下跌，表面上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元债务以人民币计价的增值，但本质上却无法解决外汇投资的保值增值以及政治风险问题。可见考虑到机会成本、投资损失和外汇管理都要求变革中美财政关系。

有关政策建议

1.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启动，将为中国合理配置外汇资产提供良机。

当前美国即将启动所谓“重建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欧盟门户”(European Gateway)基建计划以及中东欧国家“三海倡议”等区域基建项目，都在积极筹划中。按照美国的设想，对全球约40万亿~60万亿美元的基建市场大规模投入建设筹资，将主要采用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模式。现实中除了由西方控制的多边银行和基金等机构，未来可能还将成立一系列基建基金。对此我国也应权衡风险和收益，适时加入和进行建设，以实现外汇管理的保值增值目标，引导国际资本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基本建设。实际上，加大投资也是对那些试图通过控制全球基建项目、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回应。

2.我国需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发展。

当前要权衡合理规划对全球战略资源投资与长期高额持有美元债权策略的利弊。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非洲、中东欧地区已经开辟完成了一系列战略性投资项目，也取得了投资收益保障，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如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的高铁、希腊的港口建设、非洲多国的铁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面对西方试图利用所谓“蓝点网络”和七国集团B3W计划挤出中国基建投资，必须集中资源稳固投资基础，而加大投入是关键。为鼓励各种所有制“走出去”企业的投资热情，财政政策应更加有力，可考虑给予更大幅度的外汇支持、信贷贴息、信用担保或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走出去”企业稳固海外市场，形成拓展市场的牢不可破战略支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更好更扎实地落实。

(原文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2月27日第A12版)

(作者：李超民 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胡怡建 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21/12/29   发布时间：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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