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缺乏规范约束的网络空间中不仅存在着黑客敲诈勒索等不断滋生蔓延的网络犯罪行为，国与国之间的网络破坏活动也时有发生。网络空间固有的匿名性与智能化是否意味着这一混乱无序的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曾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及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提出软实力等外交学说。奈在《网络无序的终结：如何重塑数字秩序》(The End of Cyber-Anarchy? How to Build a New Digital Order)一文中指出随着网络空间中风险不断增长，应当将网络威慑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将网络攻击抑制在可控范围内。这既需要采取惩罚性手段，也需要建立弹性与坚固性并存的防御系统，并辅之以经济手段。同时，奈指出了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重要性。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旨在建立行为依据而非彻底消除攻击行为与网络犯罪活动，需要通过各国协作、对网络攻击审慎克制的使用、声誉评价等软性约束来保证规范能够落地。最后，奈指出建立一个警告与谈判并行的协商程序，并对非国家行为主体进行约束，再加之强大的威慑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美国的网络空间防御能力。

勒索软件攻击、干扰选举、企业间谍活动、对电网的威胁等当前头条新闻，似乎都意味着混乱的网络空间没有什么行之有序的希望。各种无情的、负面的消息描绘了一幅网络世界失控的画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不仅对网络空间本身，而且对经济、地缘政治、民主社会以及战争与和平等基本的社会问题都将产生严峻影响。

鉴于这种痛苦的现实,任何主张构造未来的发展规则的建议，往往都遭到了质疑。网络空间的核心属性与思路，使得任何规范都不可能被执行，甚至无法得知相关规范是否被违反了。支持出台网络规范的国家同时向对手展开大规模网络行动。例如，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首次批准了11项自愿的、不具约束力的国际网络规范，俄罗斯参与了制定并在随后签署公布。同月，该国对乌克兰的电网进行了网络攻击，导致约22.5万人经历数小时停电，并加大了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力度。对于心存疑虑者来说，这进一步证明了在网络空间建立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只是场白日梦。

然而，这种怀疑论调揭示了对规范运作方式的误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违规行为如果不加以处理，可能会削弱规范的效力，但不会消除其作用。规范创造了对行为的期望可能性，其他国家有可能产生应责性。规范还有助于官方行为的合法化，并帮助各国决定回应侵犯行为时拉拢盟友。规范不会突然出现，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作用。历史表明，社会需要时间来学习如何应对重大的破坏性技术变革，并制定规则，使世界变得安全，免受新危险的威胁。美国向日本投下核弹的20年后，各国才就《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和《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达成协议。

虽然网络技术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但对这一技术予以管控的国际规范似乎未受影响，几十年来缓慢但稳定地发展着。随着这些规范的确立与生效，它们将降低网络技术进步对国际秩序可能构成的风险，并将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威慑在网络空间不起作用，但这个结论得出得过于简单。网络空间威慑手段的作用方式与核领域中的不同。事实证明，其他策略或许具有更大缺陷。随着目标的不断增加，美国必须采取一种将威慑和外交相结合的战略，以便在这个新的危险世界中提高防御能力。其他领域建立起的规范是有所助益的起点，同时应当摒弃将网络问题区别化的观点。

1 新的现实

随着网络攻击的代价越来越高，美国的防御策略仍然不够充分。一个好的战略必须开始于国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网络空间中国内与国际的不可分割性，因为网络空间领域本质上是跨越国界的。此外，网络安全涉及公共与私人脆弱性的模糊地带。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其中大多数是私人占有的。与核武器或常规武器不同，政府不控制网络。因此，需要由企业来权衡是投资安全还是实现最大化短期利润。然而，不充分的企业防御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外部成本。最近俄罗斯对SolarWinds软件的网络攻击就是一个例子，该软件允许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计算机接入。与军事安全不同，国防部只起到了有限作用。

全球军事冲突领域中，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除传统的陆、海、空、太空四大领域之外的第五个领域。2010年美军成立美国网络司令部标志着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网络领域的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距离被缩短，海洋不再为国土提供保护;其次存在快过火箭的交互速度;成本降低;最后是归因难度上升，因为国家的反应速度被减缓了。尽管如此，怀疑论者有时将网络攻击视为滋扰，而非主要的战略问题。他们争辩说，网络领域是进行间谍活动、其他形式的秘密行动与破坏的理想场所，但它的重要性仍然远远弱于传统战争活动，因为无人死于网络攻击。然而，这一立场越来越难以获得认同。2017年的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使计算机处于加密状态而无法使用，破坏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迫使数千名患者的预约被取消;新冠疫情期间，医院和疫苗生产商成为黑客与勒索软件攻击的直接目标。

更重要的是，网络工具的使用如何升级为物理冲突这一问题，即使专家也尚未研究得一清二楚。例如，由于美国军方严重依赖民用基础设施，网络渗透可能会在危机情形下严重削弱美国的防御能力。在经济方面，网络事件的规模和成本持续上升。据估计，2017 年对乌克兰的NotPetya攻击清除了银行、电力公司、加油站和政府机构的计算机数据，给公司造成了超过100亿美元的附带损失。网络攻击的目标也在迅速扩大。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的兴起，专家估计到2030年互联网连接数量将接近万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开始经历网络攻击，被攻击的层面急剧扩大，如今工业控制系统到汽车再到个人数字助理的所有内容都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

很明显，威胁正在攀升。但美国尚不明确应该采取什么战略予以应对。威慑必须是战略的一种选择，但网络威慑将与美国更传统、更熟悉的核威慑形式不同。核攻击是单一事件，核威慑的目标是防止核攻击发生。相比之下，网络攻击数量众多且持续不断，威慑它们更像是威慑普通犯罪，战略目标是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政府不仅通过逮捕与惩罚来阻止犯罪，而且还通过法律和规范实现教育效果，通过社区巡逻员与警务来预防犯罪，震慑犯罪并不需要以蘑菇云为威胁。

尽管如此，惩罚在网络威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政府已公开表示，它将用自己选择的武器以及与其受损利益相称的武力应对网络攻击。尽管数十年来美国不断发出警告，但迄今为止，“网络珍珠港”事件并未发生。美国是否将网络攻击视为武装攻击取决于其后果，但这一应对方式使其难以处理更加模糊的行动。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破坏便处于这样一个灰色地带。尽管最近一些网络攻击似乎主要是间谍行为，但拜登政府抱怨说，这些攻击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超出了正常的间谍活动范围。而这就是为什么网络空间中的威慑不仅需要惩罚，还需要建立足够有弹性和足够坚固的系统以致潜在攻击者甚至不会费心尝试攻击，并应当建立与潜在对手的利益联系，使其发起的任何攻击也可能损害其自身利益。每种方法单独使用时都有局限性。由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建立利益联系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对朝鲜的影响，因为朝鲜与美国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国防部的防御在阻止非国家主体与第二世界国家时是有效的，但不太可能阻止更强大、更熟练的行为者的攻击。但是，惩罚威胁和有效防御的结合可能会影响这些权力机构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除了改善美国境内网络的防御，近年来美国还采纳了美国网络司令部称之为“向前防御”和“持续参与”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实施破坏、转移或摧毁网络等小规模网络攻击行为。一些媒体认为，这些做法减少了俄罗斯对2018年和2020年美国选举的干预。但进入并破坏对手的网络有升级危险的可能，因此必须谨慎处理。

2 制定规则

尽管具有防御和进攻能力，但由于其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美国仍然极易受到网络攻击和干扰行动的影响。2015年，时任国家情报局长的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就美国应对网络攻击作证时说，“我认为，人们可以至少想想那句谚语：身居玻璃房，岂能扔石头。”克拉珀强调，虽然美国人可能是最好的掷石者，但他们住在最漂亮的房子里。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现实情况促使美国十分感兴趣发展一种减少网络空间“掷石头”行为的规范。

就网络军备控制条约开展谈判极其困难，因为这些条约无法核查。但网络空间的外交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发展网络规范方面的国际合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1998年，俄罗斯首次提出了一项禁止电子和信息武器的联合国条约。美国拒绝了这一提案，认为该领域的条约将无法被核实，因为一行代码是否能够成为武器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相反，美国同意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个由15名(后来扩大到25名)成员组成的政府专家小组来制定一套行为规则。

自那时以来，六个这样的小组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四份报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规范框架，后来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认可。这些小组通过工作加强的共识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领域，对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除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法问题，2015年的报告还引入了11项自愿且无约束力的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授权各国在接到请求时提供援助，并禁止攻击民用基础设施，禁止干扰大型网络攻击后作出反应的计算机应急小组，并禁止领域被用于不法行为。

该报告被视为一项突破，但2017年专家组未能就国际法律问题达成一致，也没有出具报告，进展因而放缓。在俄罗斯的建议下，联合国成立了对所有国家开放、与非政府行动者协商的开放工作组，包括数十家私营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学者和技术专家。2021年初，这个新组织发布了一份概括而稍显平淡的报告，重申了2015年的规范以及国际法与网络空间的相关性。去年6月，第六个专家小组也完成了工作，并发布了一份报告，为2015年首次引入的11项规范增加了重要细节。中国和俄罗斯仍在敦促条约的签订，但相比之下，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规范的逐步演变。

除联合国进程外，还有许多其他论坛讨论网络规范，包括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GCSC于2017年由一家荷兰智库发起，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爱沙尼亚、印度和美国共同主持，成员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前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专家和学者。GCSC提出了八项准则，以解决现有联合国指南中的缺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呼吁保护互联网的“公共核心(public core)”基础设施免受攻击，并禁止干扰选举系统。GCSC还呼吁各国不要使用网络工具干扰供应链，不要在主机不知情时引入僵尸网络以操控其他机器;还呼吁建立透明的程序，各国可以根据这些程序判断是否披露他们在他人编码中发现的缺陷和漏洞;GCSC鼓励各国发现网络安全漏洞时及时修补，而不是将其囤积起来以备将来使用;同时，也要改善“网络卫生”，比如通过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GCSC还主张通过将私人企业对黑客的反击行为视为非法行为，以阻止私人私刑。

这些努力不如开发复杂的网络防御系统那么浮华，而且成本更低，它们将在遏制网络恶意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们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行为规范，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规范的数量，而在于如何实施，以及这些规范是否以及何时会改变国家行为。

3 新时代私掠者

规范只有在成为普遍的国家实践时才产生效力，这需要时间。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制定出反奴隶制的规范。关键问题在于什么因素促使国家遵守规范的约束。这里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即协作、审慎、声誉成本和包括舆论和经济变化在内的本土压力。

法律、规范和原则中的共同期望有助于各国协调努力。例如，尽管一些国家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在涉及领海争端时，所有国家都将12英里的限制视为习惯法。当互联网域名系统偶尔因滥用而导致目标被黑客攻击时，协作的好处和缺乏协作所带来的风险表现得非常明显。通过腐蚀电话接入，此类攻击将互联网的基本稳定性置于危险之中。除非各国避免干扰私有网络连接的结构，否则就没有互联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都回避这些策略。

审慎源于对不可预测的系统中造成意外后果的恐惧，并可能发展为不使用或限制使用某些武器的规范或限制目标的规范。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超级大国接近核战争边缘时，未使用核武器便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一年后，《有限核禁试条约》出台。一个历史更悠久的例子是私掠行为的发展历程，这一例证能够说明谨慎是如何形成一种反对使用某些战术的规范的。十八世纪，国家海军通常雇佣私人船只以增强海上力量。但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各州拒绝了私掠者，因为他们的掠夺成本变得过于昂贵。随着政府努力控制私掠者，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新的谨慎与克制准则随之发展起来。可以想象，当政府发现利用代理人和私人行为者实施网络攻击会产生负面经济影响，并使风险进一步时，网络空间领域也会发展出行为审慎克制的准则。美国许多州已经宣布“黑客攻击”是非法行为。

对国家的声誉与软实力受损的担忧也会唤起自愿的克制行为。禁忌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增加了使用甚至拥有可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武器的成本。以1975年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为例，任何希望开发生物武器的国家都必须秘密非法地开发，如果其活动的证据泄露，它们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不过，很难想象会出现一种禁止使用网络武器的禁忌。首先，很难确定任何特定代码行是否为武器。更可能的忌讳之处是禁止对医院或医疗系统等特定目标使用网络武器。这样的禁令将有助于对禁止向平民使用常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疫情期间，公众对针对医院实施的勒索攻击行为产生了强烈反感，这有助于加强限制，并暗示了如何将这种手段适用于网络空间其他领域。如果黑客行为使得使用电动汽车而导致的致命事故增加，那么类似的反对声音便可能出现。

4 国家间的“同辈压力”

一些学者认为，规范有自然的生命周期。它们通常始于“规范倡导者”，即对公众舆论具有巨大影响的个人、组织、社会团体和官方委员会。经过一段特定的“酝酿期”，一些规范达到了临界点，瀑布般的接受与认同便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信念，反对者会意识到拒绝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社会态度的改变可能会导致规范萌芽，这种规范的萌芽状态也可能自外部引进。以1945年后普遍人权问题的蔓延为例，1948年西方国家率先推动了《世界人权宣言》，但许多国家考虑到公众舆论而感到签署的必要性，随后发现自己受到外部压力和对自身声誉的担忧的制约。

经济变革还可以提高人们对能够提高效率的新规范的需求。反对私掠与奴隶制的规范在经济衰退时期获得了支持，如今的网络领域中相似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如果公司发现自己与隐私和数据位置有关的国家法律相互冲突，因而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它们可能会推动政府制定共同的标准规范。网络保险行业可能会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其完善标准和规范，特别是关于恒温器、冰箱、家庭报警系统等在线家庭设备中嵌入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物联网。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它们将很快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将促进对国内外规范需求的增长。只有当黑客行为变得更加令人讨厌并造成牺牲事件时，公众关注才会加速。如果死亡人数增加，硅谷“快速建立、事后修补”的规范可能会逐渐让位于更强调安全的责任规范与法律。

5 违反网络空间规则的必然性

即使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需要制定规范，但商定在何处划定红线以及跨越红线时如何处理是另一回事。问题是，即使某些国家签署了规范性公约，但其遵守公约的可能性有多大?2015年中美同意不使用网络间谍来获取商业利益，但根据私人安保公司的报告，该约定并未得到长期遵守。尽管这一情况发生于以关税战争抬头为标志的经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但这是否意味着协议的失灵?批评者认为，重点应该关注损失结果，而不是将其作为非此即彼的问题，只关注越过的确切界限或违规行为的进行方式。这好比面对酩酊大醉的派对，去警告派对主人，如果噪音太大你会报警，但真正的目标不是让音乐停止，而是让音量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水平。

某些时候，美国需要划定原则界限并加以捍卫。美国应该承认，它将继续基于自认为合法的目的实施网络空间的入侵活动。美国还需要准确地阐明自己将坚持的规范与限制，并呼吁违反这些规范和限制的国家严格遵守。这可能涉及公共制裁，也可能涉及私人行动，如冻结一些重要人物的银行账户或发布相关敏感信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前沿防御和持续交战的做法在这里有用武之地，但最好保持低调。

关于网络空间的条约可能行不通，但也有可能对某些类型的行为设定限制，并对概括性的行为规则进行协商。冷战期间，非正式规范主导着双方间谍的处理方式;驱逐而不是处决成为了常态。1972年，苏联和美国就海上事件协议展开谈判，以限制后续事态可能升级的海军活动。今天，中俄美三国可以就限制网络间谍活动的范围和类型进行谈判，或者他们可能会一致同意，对干预对方国内政治进程的活动施加限制。虽然这类承诺缺乏正式条约那样的确切措辞，但三国可以独立地就自我克制领域发表单方面声明，并建立一个遏制冲突的协商进程。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使达成详细协议的过程充满困难，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能阻止达成有助于避免冷战升级的协议。审慎有时比意识形态更重要。

这似乎是6月时拜登政府在日内瓦峰会上与普京探讨的解决方法，峰会上，网络空间在议程上的重要性大于核武器。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向普京递交了一份清单，列出了16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化学品、通信、能源、金融服务、医疗和信息技术。用拜登的话说，这些领域应该是“禁止攻击的”。峰会后，拜登透露，他曾问普京，如果俄罗斯网络管道被勒索软件锁定，他会有什么感受。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我向他指出，我们拥有强大的网络能力，他知道这一点。”“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这很重要。如果事实上他们违反了这些基本准则，我们将以网络回应。他知道这一点。”然而，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拜登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明确所要保护的对象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这意味着其他领域要进行公平竞争，而来自俄罗斯的勒索软件攻击无论如何都会持续下去。在网络领域，非国家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国家代理人的作用，规则应当要求其支持与限制。由于行为规则永远不会尽善尽美，因此其必须伴随着一个建立警告与谈判框架的协商程序。这样的程序，再加之强大的威慑，虽然不太可能完全阻止干预，但若其能够降低攻击频率或强度，也能加强美国民主对此类网络攻击的防御能力。

6 变动中的行为模式

网络空间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路径。可能存在一些同时容纳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协作的规范，但有些则无法容纳，比如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提出的“互联网自由”议程，“互联网自由”宣告了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空间。人们可以想象一组同心圆中的规范，欧洲人称之为义务的“可变几何”。民主国家可以按照网络安全专家罗伯特·纳克(Robert Knake)的建议，就隐私、监控和言论自由相关的规范达成一致，并通过特别贸易协定予以实施，优先考虑那些符合更高标准的规范，从而为自己设定更高标准。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并能够达到更高标准，这些协定可以继续向它们开放。

民主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活动并非易事，但这将是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詹姆斯·米勒和罗伯特·巴特勒所说，“如果美国的盟友们支持网络规范，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向违规者收费，从而通过多边费用征收大大提高美国威慑力的可信度、强烈程度与可持续性。”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应对的是，网络空间领域在世界政治中创造了无比重要的新机遇，也带来了缺陷与弱点。本国重组和再造必然是最终战略的核心，但也需要一个基于威慑和外交的强大国际组成部分。外交中必须包括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逐步完善的国际机构。这一战略还必须包括一种不断进步的规范，致力于保护美国民主的“老玻璃屋”不受互联网时代“新石头”的破坏。

文章来源

Joseph S. Nye, Jr.The End of Cyber-Anarchy? How to Build a New Digit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2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12-14/end-cyber-anarchy

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2   发布时间：2022/1/1

旧文章ID：26846

作者：高文博  来源：IPP评论

导读

面对加速发展的多极化趋势，美国政府关于霸权遭到挑战的危机感和战略焦虑感正在不断上升，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出台“全政府对华战略”。[1] 拜登政府上台后，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新印太战略逐渐成型，其核心为塑造对华综合威慑环境。美国政府正加紧制定新的安全和经济行动战略，联合各大洲伙伴抵制中国影响，以期在印太地区形成一种力量态势，全面提升美主导同盟针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淡化印太地区中国经济活动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寄希望于打造新战争模式，以加快军事技术创新和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方式，维持自身对中国军事优势。

作者：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美国印太战略核心：综合威慑与伙伴、创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2021年12月14日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演讲，声称拜登政府版本印太战略有五个核心因素，而其中最后一点为“综合威慑”，即将美国与其伙伴的所有国家权力工具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三世(LIoyd J. Austin III)2021年12月4日在“里根国防论坛”阐述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时透露，美国对华“综合威慑”的两大关键因素分别是“伙伴关系”和“技术创新”，并称“综合威慑”将是美国明年年初发布的新国防战略的基石概念，以昭示“我们将随时准备在冲突中获胜，但美国的防务将永远植根于我们防止冲突的决心”。[3]

从美国近期系列动作来看，其主要思路是：

一是强化伙伴关系。美正寻求利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力量，强化印太安全架构，把原先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轴辐安全体系转化为以美国为主导者的众多小多边安全机制。[4][5]这些小多边安全机制中比较重要的有印太四国机制、AUKUS、五眼联盟、美日韩三角关系以及美国-东盟安全合作。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2021年3月份第一次亚洲之行访问了日本、韩国和印度;7月，他又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并计划明年年初再次前往东南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13日展开上任之后第一次对东南亚的出访，并于印尼当地时间星期二(2021年12月14日)在雅加达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目标，内容包括美国将如何强化其与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按原计划布林肯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泰国，后因随行人员出现新冠确诊者而先行回国，延期再访问。

美国务院官员称，美国希望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盟接触提升到前所未有水平。在这些伙伴中，加入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态度最坚定者为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其次是韩国、印度和新西兰等国家。

东南亚形势相对较为复杂，众多东盟国家与美国在军事上有不同程度合作，美国在部分东盟国家有驻军，但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具体议题上反对排斥中国参与地区事务，对中美竞争持中立立场。东盟国家总体上倾向于实行对冲策略，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和寻求地区秩序稳定是东盟国家的根本诉求。

二是加快技术创新。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声称，美国防部中国问题工作小组目前最优先的事项是规划一个更加专注和协调的程序来管理新技术投资，并提出国防部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预算申请，计划使美国军队装备的武器系统杀伤力更强、达至的距离更远，提升美军操作隐身和无人平台的能力，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中更具灵活性优势。

奥斯汀否认美国正在寻求改变现状，声称美国加强军备是要“确保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会转向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目前，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具有竞争优势，长期实战使得美国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作战概念、尖端能力与作战经验融合在一起。美国在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和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美国同样存在民间尖端技术军事化运用迟缓现象，美国防部称之为“死亡之谷”。[6]

为呼应综合威慑两大关键因素，美国政府正寻求通过下列举措形成对华具体威慑：

一是加大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彰显其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存在。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快美军作战部队的前沿部署，在南海和台海区域部署军机和舰船进行巡航。[7] 2017年5月至2020年3月，美在南海地区实施了19次“航行自由行动”以及更多频次的海空武力展示活动。[8]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联合盟友进行军事演习的的规模显著升级，2021年10月2日至3日，美国召集英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六国3艘航母、17艘战舰在南海领域实施联合训练，意欲进一步牵制中国进行海洋活动，同时将更多国家纳入美国的南海军事战略计划。

二是在台湾问题上持续试探中国大陆心理底线。美国政府口头上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在同时提升了与台湾当局人员之间的互访级别。2020年8月10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于9日下午搭乘专机抵达台北。11月22日，负责监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迈克尔·斯蒂德曼访台。[9]

2021年6月6日，美国国会3名参议员访台，11月9日6名参议员访台，11月25日5名众议员访台，这三次访问，美方人员都是乘坐军机，更有美共和党籍众议员南希·梅斯在抵台后称自己在“台湾共和国”。[10]

拜登总统在内的美政府高官多次声称如果中国大陆使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地区”，[11]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有违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声明内容，打破了美国政府在涉台议题上一贯的“战略模糊”策略。

三是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以抵消中国式体制对区域国家的影响。美国政府正采取措施发展公共和私人的信息传递渠道，将中国的公共外交努力标签化为“中国影响力行动”。[12]

美国一方面将中国标签化为“专制威权”国家，以此作为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合法性论证;另一方面动员韩国、蒙古、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国家，划分“专制威权”与“自由民主”之间意识形态阵营，展示加入“美国阵营”与获得成功和发展红利之间的联系，将信奉美式价值观与印太美国伙伴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福利层面取得的成就挂钩。

美国务卿布林肯声称，美国会继续资助其支持的地区反腐败组织、调查记者和智库，建立有关印太地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公共登记册。[13]

四是推动新印太经济框架以冲淡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拜登政府正在规划新的“印太经济框架”，涉及贸易、数字经济、技术、供应链、清洁能源等领域。自2015年以来，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已提供逾48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14]一些美国专家认为，美国需要提高对东盟国家的战略重视，制定明确的印太经济战略和政策，抗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15]

美国政府正计划通过改革对外投资和发展援助机制、加大投融资力度、构建基础设施投资国际伙伴关系等手段进行布局、造势，逐步打造一套推进“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的基本策略，美国加大对印太地区经济投入的核心目的是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冲淡甚至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及国际影响。

五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其他国家突出遏制中国的重要性。近年来，美国部分政治人物与媒体持续宣扬各类中国威胁论，类型包括中国经济胁迫论、中国试图独占南海论、中国阻碍航行开放与自由论和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论等，在印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制造紧张气氛，将中国对侵害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行为的反制标签化为“胁迫外交”。

在新疆、香港、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制造“种族灭绝论”和“一国两制”消失论。利用“大国竞争”和“中国威胁”口号及叙事，美将印太地区视作制衡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支点，鼓动美盟国和地区中立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机制，造成地区冲突风险上升长期趋势。

印太地区活动国家对美战略态度：支持、中立还是反对

拜登政府宣扬要让印太地区保持 "自由和开放"，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相比特朗普当政时期，拜登政府更注重与其盟友和安全伙伴在军事和安全活动上的协调行动，试图深化其与印太战略坚定支持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让更多原本游离的美国安全伙伴和中立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行动。

下面列举部分国家和政治体对于美国“印太战略”中关于中国部分的态度。

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偏向美国。英国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冷战后积极参与美国发动的海外战争。尤其是在脱欧后，英国为保持其国际影响力，加强了其与美国的协调，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集团安全机制，在印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参与美国主导的南海军事巡航。[16]

中澳关系则处于低点，美澳核潜艇协议，其根本意图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对华威慑战略。AUKUS即为英国更深度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美澳进行更深层次军事合作的表现。

日本方面，日本是印太四国机制(Quad)的成员，政治现实需要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17]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21年12月1日发表极具攻击性演讲，称“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12月6日，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于国会发表演讲，称“以与中国构建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为目标”，同时又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判断“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变化，变得愈发严峻”。[18]

在拜登政府宣布要致力于建立“印太经济新框架”的大背景下，预计美国会投入更多资源，争取在印太地区拥有大量经济投资且地缘位置重要的日本对于其印太战略的支持。作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主导者，有关“印太经济新框架”相关谈判将影响日美关系走向。

印度和韩国：游离的美国安全伙伴。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府视印度为目前亚洲国家中最有潜力直接抗衡中国的国家，印度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近年来与中国发生过数次边境冲突，与美国签订有《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情报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

拜登政府正努力巩固与印度的持久战略伙伴关系，向印度出售武器装备和提供情报-信息支持，将中印存在领土纠纷视为美国的战略机会。[19][20]

但美印战略合作关系仍面临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包括：印度以维护国家“战略自主”为由拒绝签署任何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印度与美国缺乏战略互信;印度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以规避风险为主要原则;中俄友好关系对印度是一大牵制;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强于印度，印度无意过度刺激中国。[21][22]

为此，即使加入了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就美国印太战略之针对中国部分而言，印度仍为一个有限参与者与支持者。2021年11月26日，中俄印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中俄印合作的重要性。

韩国方面，美国在韩国拥有驻军，韩国应对朝鲜需要美国支持，2017年韩国同意美国在其本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曾导致中韩两国关系高度紧张。[23]

但中韩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以及双方经贸往来方面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如无原则跟从美国将有损韩国利益;为此，韩国会在一些问题上做出独立判断。预计于2022年3月9日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可能将会是一个关键节点，韩国下一任领导人如何调整外交政策，将深刻影响中美韩三边关系。

东盟：对冲。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有意修复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行为在印太地区造成的破坏，着力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外交互动，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先后访问东南亚地区。

但东盟国家领导人大多对美国“印太战略”内涵有清晰认知，知道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接触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这些国家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威慑圈”，而地区事务议程被军事安全问题主宰将损害地区国家合作、东盟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前景与“东盟中心地位”。

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东盟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战略和海上战略持中立甚至怀疑态度，不愿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尽管一些与中国有海洋争议的国家希望美国能发挥作用牵制中国的“海上扩张”，但中国-东盟之间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仍是地区趋势。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互补性强，同属全球产业供应链重要一环，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赖。30年来，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中国东盟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中国已连续12年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2020年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十国有近1500种农产品、食品可对华出口。[24][25][26]

中国-东盟合作利大于弊，东盟部分国家可能会在个别议题上迎合美国意图，甚至发表联合声明，但东盟重视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在事涉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不太可能跟随美国。与中国有海洋争议的东盟国家或许希望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形成对中国的对冲和牵制，但东盟国家与美国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安全”这一地区公共产品，而不是坐视地区冲突风险上升。

结语与展望

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而其界定的主要挑战是作为“最严峻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

美国印太战略谋划反映出美国的三重战略考量：一是对西太平洋到印度洋这一印太两洋战略空间日益增长的战略关注;二是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三是决心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27]

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拜登政府再次重申“自由开放的印太”，其核心都是如何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和能力的急速提升。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取得了一定成果，加强了其与传统军事安全伙伴之间的防务安全关系，提升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通过构建小多边安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印太安全布局的网络化。

但印太战略的实施仍面临诸多困境，如美经济战略缺乏落地能力、大多数印太地区国家不愿选边站、印太战略布局受美国国内政治纷争困扰等。

归根结底，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挤出印太地区经济活动是个不现实的目标;作为核大国，相比构建针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中美双方互相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才是收益更高和成本更低的选项，也是对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更有利的选项。

塑造对中国综合威慑环境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核心要素，推动安全布局网络化、高频度的“前沿外交”和经济外交成为美国与中国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美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意在推进其价值观外交，分化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美国务卿布林肯曾称，对于美国，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28]站在美国的角度，中美结构性矛盾，既表现为崛起的中国正在缩小与霸权守成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还表现为双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但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里，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和对抗，也不应该等同于冲突和对抗。

在2021年10月25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9]

中美应该构建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从开放和合作的角度出发看待地区问题和争议，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不是建立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和安全机制。相比打造“小圈子”进行军事对峙，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才是通向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杨文静：《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3期，第29~33页。

[2]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peech at Universitas Indonesia, Jakarta,Indonesia,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fact-sheet-secretary-blinkens-remarks-on-a-free-and-open-indo-pacific/

[3]Lloyd J. Austin III, Secretary of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ReaganNational Defense Forum, December 4,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2861931/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reagan-national-defen/

[4]李岩、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2页。

[5]Departmentof Stat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Shared Vision, November 3, 2019,https://www.state.gov/a-free-and-open-indo-pacific-advancing-a-shared-vision/

[6]Lloyd J. Austin III, Secretary of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ReaganNational Defense Forum, December 4,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2861931/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reagan-national-defen/

[7]焦世新：《“亚太再平衡”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调整》，载《美国研究》2016 年第6期，第64~89页。

[8]韦宗友：《美国印太安全布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12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0年1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2020年11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011/t20201123_7816880.shtml

[10]隋鑫、柳玉鹏、辛斌：《美5名众议员窜访台湾，勾连“台独”捞取政治资本》，环球网，2021年11月27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5kShik1Cxp

[11]Conor Finnegan，UScleans up Biden’s ‘commitment’ to defend Taiwan from Chinese invasion，ABCNews, October 23, 2021,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us-cleans-bidens-commitment-defend-taiwan-chinese-invasion/story?id=80727528

[12]MichaelJ. Mazarr and Ali Wyne，The RealU.S.-China Competition: Theories of Influence，January29, 2020.

[13]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A Free andOpen Indo-Pacific, Speech at Universitas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December14, 2021, https://www.state.gov/fact-sheet-secretary-blinkens-remarks-on-a-free-and-open-indo-pacific/

[14]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A Free andOpen Indo-Pacific, Speech at Universitas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December14, 2021, https://www.state.gov/fact-sheet-secretary-blinkens-remarks-on-a-free-and-open-indo-pacific/

[15]DerekGrossman，Biden Needs a SoutheastAsia Policy to Counter China’s Pull，Foreign Policy, December 16,20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12/16/biden-southeast-asia-asean-china-strategy-geopolitics/

[16]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第11~20页。

[17]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128~159页。

[18]林泽宇：《岸田文雄想和中国构建“稳定关系”，但又想“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环球网，2021年12月6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5sQW2r9dDY

[19]Sujan R.Chinoy, US-China Rivalry: A Strategic Moment for India? Institute of ChineseStudies, Delhi, published in 2020.

[20]Aman Thakker & Arun Sahgl, U.S.-India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CSIS, October 8, 2019,

https://www.delhipolicygroup.org/publication/collaborative-projects/us-india-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html

[21]韦宗友：《美国印太安全布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2]Harsh V.Pant, “The US-India-China ‘Strategic triangle’: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contemporary dimensions”, India Review, Vol.18, No.4, pp.343-347,DOI:10.1080/14736489.2019.1662192

[23]黄昭宇：《中美关系的风险不在经贸摩擦而在军事冒险》，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6期，第15~17页。

[24]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1年10月26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0/20211003211887.shtml

[25]谢希瑶: 《东盟十国近1500种农产品、食品可对华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9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13/content_5637040.htm

[26]赵竹青: 《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30年来扩大85倍》，人民网，2021年7月2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729/c1004-32174976.html

[27]韦宗友：《美国印太安全布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页。

[28]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State,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Speech at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29]习近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10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76.htm

来源时间：2022/1/2   发布时间：2021/12/31

旧文章ID：26845

作者：黄靖  来源：澎湃新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都将对今后世界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对其霸权及支撑其霸权的“国际秩序”造成的“最严峻的挑战”。因此，美国抛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突然发起了与中国的“竞争”，力图通过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政府的打压，阻碍甚至终止中国的继续发展。

然而，美国能否完成打压中国的战略目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今后中美博弈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今后国内局势的发展，必将对中美博弈以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最具实质意义的影响。

一、美国国内政治的现状与走向

当前，美国面临疫情肆虐、经济虚热、通货膨胀、社会撕裂等严峻挑战。随着民主、共和两党持续恶斗，美国政治极化也不断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正处于1960-1970年代越战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其根源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全球主义战略(globalism)的挫败。1991年，随着苏东巨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碾压性的胜利，美国成为有史以来真正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一时间，美国朝野认定“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福山更是由此喊出了“历史的终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推出了全球主义战略。其目的是通过(美式)价值理念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全球美国化。但是，尽管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届政府全力推动，美国全球主义战略却遭到重大挫败。

首先，美国向全世界强行输出以基督教文明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必然引发其他文明坚决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普世价值”。

其次，民主政治全球化也以溃败告终。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进行的所谓“颜色革命”，不仅留下了巴尔干地区和乌克兰这两个大火药桶，而且造就了在强人普京率领下与西方硬杠的俄罗斯。本世纪初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导致了北非和中东国家普遍的政治动荡、经济破产和人民流离失所。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不仅进一步孕育了恐怖主义，而且也给欧洲带来了迄今难以应对的难民危机。

最后，尽管市场经济全球化获得了成功，但却造就了迅速崛起的中国，而美国则将崛起的中国视作自己“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毕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是两股相对而行的力量。其一，资本的全球化。这导致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因此造就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其二，产品和服务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这两股力量的交汇点，从而顺应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和推动者。

毫无疑问，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国近四十年来对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毫无改善，使得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分配极端不平衡，导致美国社会中三大矛盾且愈演愈烈。

其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的分配结构是有利于资本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使得资本进一步垄断了利益分配，导致这个结构急剧失衡。目前，美国1%的富人掌握了近30%的社会财富，首次超过了中产阶级拥有财富的总和;与之相对应，中等收入家庭在美国家庭中的比例从1970年代初的60%减少到目前的26%，贫困率则飙升到了史无前例的11.7%。

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大幅萎缩，造成美国社会结构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蜕变为中间小、贫富两头大的“哑铃型”。研究表明，“橄榄型”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级普遍的理性及其坚决但具有妥协性的政治诉求;而“哑铃型”社会必然是分裂和动荡的，这不仅因为“哑铃”两头之间利益诉求的巨大冲突，更因为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

其二，政治制度的质量和效率明显下跌。美式民主政治的特性，表面看来是各权力层级周期性的选举，实质上是资本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操控的定期“换马”运做。然而，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参加选举的政客们制造了难以解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所有参加各层级竞选的政客们都必须依赖资本的“赞助”，否则选战就变成无源之水而难以运作。但为经济全球化的推手，资本已经高度全球化。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徙，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工业岗位锐减。美国选民们长期赖以生存的高工资岗位和高福利难以为继，因而反全球化民意日益高涨。参加竞选的美国政客们既离不开高度全球化的资本，更不敢得罪反对全球化的选民，这导致美国政治中“制度性的撒谎”愈演愈烈。政客们在选战中竞相作出不负责任的许诺，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一旦上台，却不得不迎合赞助其竞选的大资本的利益诉求。如此一来，“制度性撒谎”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普遍现象，其典型代表就是2016年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击败特朗普的拜登总统也誓言代表中产阶级利益，为此，他上台时许诺要“治愈”美国三大“症状”——疫情肆虐、经济低迷、社会分裂。但时至今日，这三大“症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样的局面导致美国政治斗争急剧内卷。一方面，民主党坚持政治正确和全球主义;另一方面，共和党高举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大旗。两派势同水火的恶斗，使得美国政治运转日益呆滞，政策制定低效甚至瘫痪。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各类提案大幅增加，且这些提案动辄篇幅巨大、内容繁杂。然而，法案越多、内容越庞大，越说明两党相互卡脖子、互不相让的现实。拜登政府上台一年来，几乎没有出台任何一项能够真正落地实行的具体政策举措，就是这一现象的最佳写照。

第三，美国国家认同严重撕裂。在任何国家，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都是稳定的基石。国家认同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其一是文化、文明认同，其二是公民认同，即政治认同。两个要素结合得越紧，国家认同就越稳固，国家就越稳定。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背景导致美国国家认同中的主导要素是政治认同。然而，全球化不仅撕裂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社会，也导致了美国人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右翼的“新保守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积极动员基督教福音派选民加入美国政治，使得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拥枪、社会福利和移民等关键议题上，右翼保守理念成为美国政治和选举中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左派自由主义强调种族平等、男女平权、文化多元、宗教包容等价值观，形成了与右翼保守相抗衡的“政治正确”力量。两种力量对撞的结果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性质，在各层级竞选中，选民投票标准已经不再是竞选者的政策取向，而是其价值观念。如果说，按政策取向竞选为关键因素所表现的是利益冲突，即“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那么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妥协是可能也是必须的，其结果往往是倡导较温和中间道路的政客赢得竞选。但如果决定竞选的要素是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拥枪、福利和移民等议题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则很难达成妥协，只能导致势不两立的分裂和对抗。这就是福山所说的“认同政治”，其结果是美国政治中日益严重的两极化，导致激进的政客更有可能赢得竞选。

从根本上说，今天的美国选民中已经形成两种完全对立国家认同。右翼保守势力——大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坚持美国是由“五月花号”所代表的欧洲移民建立的，其立国之本是清教徒奉行的价值观，来自欧洲的白人是美国的主宰者。他们认为，公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以确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由于文化背景多样化，他们坚持其宗教信仰和“法治”是美国存在的保障。“我们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是他们的政治座右铭，总统手抚圣经宣誓就职，是他们政治授权的最高仪式。

而代表左翼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势力——大多是拜登和民主党支持者——坚持美国的塑造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价值观基础是多元文化的包容和融合，主宰美国的是各个族群的精英阶层。他们认为公权力是必要的，因为它确保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族群的平等和平权能够获得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政治座右铭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美国总统就职时宣誓效忠宪法，是他们政治授权的最高仪式。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所作所为打翻了美国大熔炉，将美国引向灾难。

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是美国当今民主制度失效、社会分裂、政治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一个难以弥合的分裂，导致自特朗普以来，美国政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常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果拜登不能率领民主党拿下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他也必将如特朗普那般一任而终。就目前局势来看，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溃败难以避免。

二、美国政治不确定性是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根本转变。

首先，美国挑起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将自己战略失误导致的相对衰落归罪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其实是美国的霸权——的政治主流意识。更具根本意义的是，中国的成功表明除了“华盛顿共识”以外，“北京共识”——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一条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成功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基础。

因此，美国对立两派力量都要封杀“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美国“正确方向”的真正代表，进而整合内部难以愈合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对立。然而，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而且中国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其次，正因为美国对华中包含着强烈的“内病外治”因素，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以及为此推出的对华政策具有强烈的情绪化因素。由于内外战略和政策失误，美国从1990年代初的巅峰状态向下滑落是不争之事实。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更加凸显了美国下滑的突如其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使得美国朝野失去了反省和检讨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将所有沮丧、愤怒，以至恐惧一股脑地怪罪在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头上。

其结果，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毫无底线、不顾实际的妖魔化;另一方面，高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大旗，认定除了“美国道路”之外的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甚至是邪恶的，由此形成了一股“敌视中国”的氛围。凡是对中国、中美关系任何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和话语都遭到了狂热的攻击和封杀，而妖魔化中国的鼓噪却大行其事。这种几近疯狂的情绪，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压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认识到特朗普“乱打王八拳”对美国自身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推出看似理性的“竞赢”(outcompete) 中国的战略。其中，以“共同价值”为标杆的“重振联盟”是这个战略的首纲。但一年多来，拜登政府除了争取到其盟友在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之外，并未取得任何有实操性的协议或政策。其大力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也是雷声大雨点小，QUAD甚至在“印太”定义上都难以达到一致。

最为危险的是，美国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妄图拉高与中国对抗的强度，以此凸显“安全利益”，克服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中国博弈中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巨大错位和矛盾。另一方面，以台海、南海为抓手对中国施压，最大限度地榨取这两个抓手的战略价值。然而，中国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立场和能力使得美国难以得逞，反而加大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这又是当今美国建制派想要极力避免的。毕竟，在中国家门口冲突，美国没有胜算把握。

这一系列为“竞赢”中国的操作，非但没有取得压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反而进一步拉伸了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战线，加重了战略负担，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入了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恶性循环。

第三，就目前而言，管控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如履薄冰，动辄得咎。为了缓解内斗，保障政治制度最基本的运转，拜登政府不得不高调保持强硬姿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对华政策上用强硬姿态来掩护政策妥协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习惯”。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弱势导致其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和协调能力低下，甚至不能有效管控自己的团队，其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口无遮拦地攻击中国，以讨好国内反对力量的例子层出不穷。如此儿戏，说明拜登团队连最起码的纪律都难以维持。拜登团队力不从心、说到做不到的现实将给管控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障碍。

三、结语

目前舆论普遍预测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将在明年国会中期大选中失势。果如此，则拜登政府不仅会提前跛脚，而且也意味着其连任希望衰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美国舆论和学术界常常渲染周期性“民主选举”为美国政治中“有效纠偏机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是，在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民粹泛滥的情况下，周期性选举结果只能是激进和非理性的递加，从特朗普“乱打王八拳”到拜登政府“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为之”的对华强硬政策，就是这种“激进和非理性叠加”的表现。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在其经典的双层博弈理论中证明，一个面临国内政局混乱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难有作为，因为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制定任何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妥协与平衡。矛盾而分裂的国内政治使得这样的妥协与平衡难以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关系面临的困境，其根源就是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

因此，今后几年中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竞争”是防止大规模冲突产生的关键所在。为此，做到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首先，两国最高元首必须尽最大努力明确做出争取合作、管控“竞争”、避免两国关系滑入对抗深渊的承诺，并且通过不断交流和会晤强化这个承诺，使之成为坚定共识。其次，中美两国必须建立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如果说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机制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通过不断交流与沟通，双方至少能够准确了解对方意图和“难点“，进而尽量避免局势恶化，预防和管控或将出现的危机，阻止冲突发生。第三，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列出一个尽量具体化的“不可做”(not-to-do)清单，据此划出“竞争”红线，使美方反复强调的“护栏”(guardrail)有实际意义和内容。

尽管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有根本好转，但“形势比人强”。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与进步，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奉行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和参与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美方挑起并执意打压中国的中美“竞争”对包括中美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破坏性必然越来越凸显出来，因而也不会给双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任何切实利益。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或将逐渐克服在对华政策上的情绪冲动和激进，回归理性。毕竟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

而且，除了在气候、核扩散、公共卫生等领域外，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太空发展、网络安全以至数据管理等方面通过合作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冲突带来的损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持将中美关系维护在一个至少可以管控的局面中，毕竟一旦滑向对抗和冲突，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灾难性的。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兼职博导、北京语言大学学院教授暨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来源时间：2022/1/2   发布时间：2021/12/31

旧文章ID：26841

作者：叶德豪  来源：香港01

疫情反复不止，只是美国人对拜登深感失望的其中一环。自阿富汗撒军乱局之后，拜登民望一蹶不振，是为执政一年后民望第二低的总统，只比特朗普表现好一些。

电视上喀布尔机场的画面，固然在美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但向来不太关心外交且支持撤军的美国人，对拜登最感失望的，还是其国内政策。

在处理疫情方面，拜登几乎独沽一味地信赖疫苗，轻忽了其他抗疫措施。其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谈话中庆祝“从新冠病毒独立出来”(independence from covid-19)的豪言，如今看起来与特朗普在疫情之初将病毒与流感相比之语差距不大。

当然，在高度权分的美国，拜登抗疫未如众望的一大原因依然是共和党人。目前，拜登三道联邦疫苗接种令也因保守派的官司而困在法院之中。当中有关医疗人员的疫苗接种要求，以及大公司雇员的检测或疫苗接种要求，将于1月7日登上最高法院的台前。虽然最高法院多有保护企业和州政府推行疫苗令的历史，但联邦政府的全国性命令将会涉牵到联邦和行政部门有否越权等复杂问题，使拜登的政策前途未卜。

虽然疫苗接种路阻的责任不在拜登，但人们难免心理上会将疫情不止的矛头指向白宫。

除了抗疫让人失望之外，拜登的其他国内政策在人们眼中也是乏善可陈。在上任之初，民主党独力通过了高达1.9万亿的救市法案，当中的额外失业救济金被人认为是美国本年以来各行业人手不足的一大原因，而与其他发达国家作对比，美国的高额放水也成为了其通胀高企的缘由。

最近的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察觉到民生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前景表示担忧，而拜登的经济政策满意度也低于奥巴马和特朗普上任一年后的水平。

面对本年人口普查后共和党州当局以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划分选区、近二十个州已通过数十条法例使投票更为困难，以及至少16个州议会将无党派选举当局的权力加诸己身，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人都无力推动联邦层面的投票权立法。目前，两个相关立法已用简单多数通过众议院，但在两党议席平分的参议院，60席的反拉布门槛就决定了民主党没有共和党人的合作不能通过相关法案。

在民主党温和派不愿取缔反拉布门槛、共和党人又无意配合之下，拜登保障投票权的选举承诺早已胎死腹中。

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移民制度改革和弗洛伊德事件后的警队改革之上。至本年年底，民主党人已三度尝试将移民制度改革的条文加入可绕过拉布的开支法案中，却因其被判定为与开支无关而被阻。而警队改革的两党谈判早在9月失败告终。

在参议院的拉布局限之中，基建、税制、福利、社会开支、气候等直接与政府开支相关的项目，就成为了拜登仅有可能达成的政策目标。

在传统修桥补路的基建层面，相较于“只谈不做”的特朗普，拜登的白宫的确促成了共和、民主两党达成1.2万亿基建法案的通过，在不同项目中也构成了美国史上的最大投资案。单是这个法案的通过，客观上已能成为拜登任内的最重大政绩。

然而，民主党的政策要求众多，其不得共和党同意的税制改革、福利、社会开支、气候等目标，都全数收归原高达3.5万亿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之中。在较保守州份的同党议员反对声中，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和白宫门庭之中上演了连绵数月的谈判与内斗，法案价格大减至1.75万亿美元之余，当中各主要项目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而类似对民主党州政府有利、却着益最富有者的州税减免额被暗渡陈仓，更突显出部分民主党人的自利心。至今，法案依然未得通过，而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参议员也坚定了立场。

在此背景之下，《重建更好未来法案》不但成为了民主党人宣传惠民政策中的极大公关败笔，其谈判之乱象也盖过了基建法案的成功。最终，上任近一年之后，拜登在民众的心中似乎已为了一个一事无成的总统。相较于懂得制造政治话题的特朗普，拜登的低调执政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

另一边厢，在民主党公关不力之际，政治议题却由共和党人继续主导，无论是在“民主党花大钱造成通胀”，还是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学校教育争议之上，亦是如此。在公众舆论之中，民主党的形象几与其左翼进步派等同，使管治未见成效的民主党进一步失去中间派选民。

但活在自制的泡沫之中的部份民主党依然不愿接受共和党负面宣传的效力。例如他们就不假思索地继续以“Latinx”(即“拉丁裔”)等不作性別二分的人造语词去显示自己的文化进步性，不顾只有2%拉丁裔美国人会以“Latinx”自称的事实。在这种离地形象之下，民主党已逐渐失去其在拉丁裔选民中的优势。

民主党的失败，在美国结构性的两党制中，当然有利于共和党在2022年重夺国会其中一院或两院，甚至是在2024年重夺白宫。

在共和党只有意识形态主张、个人崇拜和反民主倾向的背景之下，民主党以实际政策超越两党文化战争的尝试失败后，同样面临失败的将会是拜登上任以来一直希望挽救的美国民主体制。而当美国体制再一次被证明不能有效运作，其外部化内部问题的潜在走向，绝对值得远在海外的他国人民担心。

来源时间：2022/1/2   发布时间：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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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影  来源：BBC中文网

当美国正积极地与一些国家编织同盟网络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也越走越近。

一个是军事强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者携手无疑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产生巨大推动力。但曾经的敌手真的能够彼此信任共同抗衡美国及其盟友吗?

美国阴影下的统一战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和俄国之间并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即不同于北约或美日安保条约维系下的紧密军事关系。但是，两国却在加强军事安全和信息共享之间的合作。

仅今年一年，中俄就举行了多次陆军和海军军事演习。

今年8月，中俄在中国西部宁夏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军队成为第一支参加中国常规演习的外国军队。10月，中俄两国的军舰围绕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演习，首次围绕日本列岛展示武力，受到日本高度关注。11月，中俄进行联合空中巡逻，军机被指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将时间放在十年的跨度来看，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明显增加，不仅提升了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还扩大了演习的地域范围。

中俄两国领导人在本月15日举行视频会晤，有将双边关系推入新高潮的迹象。双方在会晤期间互称“我的老朋友”“亲爱的朋友”。俄国总统普京确认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冬奥会上见面，成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外交抵制下首个确认出席的大国首脑。双方还承诺继续加强在经贸、油气、金融、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

不少中国媒体评论称，中俄虽不是同盟，但胜似同盟。

中俄之间越走越近有其现实考虑，尤其是当美国将这两个国家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拜登政府正以多种方式联合盟友，以抗衡中俄在全球的影响力。

对中国来说，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围堵中国，并在南中国海及人权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今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定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并聚焦新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美国还与英国、澳洲达成AUKUS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设核潜艇。这些举动被视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胜过中国的其中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其朋友和盟友网络，” 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司马安洲(Andrew Small)对BBC中文说，“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为中国提供了缓解这种情况的最佳途径。”

而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陷入僵持。最近几个月，俄罗斯的军队在其西南边境集结，美国警告不要入侵乌克兰，否则将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俄罗斯则认为美国支持北约东扩，在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

“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导致”，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Sydney)政治和国际关系高级讲师亚力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对BBC中文说。“莫斯科和北京已经认识到，共享资源可以提供最有效的方式来应对技术领先的美国。”

“中俄两国明确挑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同时与两个国家为敌是美国在战略上做出的愚蠢行为”，科罗廖夫说。

此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一些美国政要建议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对苏联和中国采取类似策略。但经历时代变化，中俄已经不同于当年陷入越南战争的中国和苏联，两国之间也有了在经济、科技等方面更契合的利益需求。

分析认为，中俄之间形成战略联盟可能使拜登对抗中国的计划更加困难。

“美国越是致力于遏制中国，它对抗俄罗斯的能力就越弱”，科罗廖夫说。与此同时，美国似乎正在放弃该国在全球的存在和承诺，转向更紧密但圈子更小的联盟，与英、澳之间签署的AUKUS就体现了这一趋势，“该协议加深了美国对其核心盟友的承诺，但对广大东南亚国家的承诺减少了”。

“地缘政治现实，加上AUKUS的签署，意味着在军事上美国将只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举动做出反击，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在更大范围内)围堵北京。” 科罗廖夫说。

司马安洲则认为，如果中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美国将很难维持对中国的巨大优势。但这并不会改变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对抗中国的意图，反而会强化这样一种概念，即“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正在与专制国家进行系统性的竞争和对抗”。

敏感问题上的“政策中立”与“实质性支持”

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的阴影下“抱团取暖”，然而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依然保持着距离——这是双方没有建立军事同盟的部分原因，也可能成为今后进一步合作的隐患。

在欧洲，俄国与乌克兰的冲突如箭在弦上。在印太，台湾和南中国海始终是围绕中国的两大战略热点。这些事务涉及中俄各自的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不仅高度敏感，也试探着两国对彼此的信任。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昕对BBC中文说，中俄两国对这些问题始终保持着“政策中立”，即在原则上不选边站队，认为有关事务的谈判应该由直接相关方自己选择。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民兵提供支持。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多次重申“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于南中国海，俄罗斯强调不干涉领土争端。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报道，普京再次针对南中国海问题表态，他说，“俄罗斯的立场基于这样的事实：该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应当在不受区域外强权的干扰下，根据国际法基本准则进行适当对话。”

到目前为止，这些立场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张昕说。“中俄双方不想过早介入自己传统利益之外的地区冲突，也不想过早为此付出额外成本或代价”。

也有学者看到了两国在“中立”言辞背后的立场，凸显背后的合作动机。

科罗廖夫认为，在乌克兰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中俄双方始终在以默契的方式“相互支持”。

他说，双方不愿意做的是，在具体的领土主张上相互支持，因为俄罗斯并非南海的领土声索国，而中国与乌克兰都没有领土争端。但是，中俄双方都“在幕后提供了实质性支持”。

中国对乌克兰事件采取的立场是，“从未与西方一起公开批评俄罗斯的行为，从未加入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反俄制裁，同时积极回应俄罗斯有关部门和企业来拓展中俄经贸关系。” 科罗廖夫说。

乌克兰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取消了与该国油气公司的各项合作。尽管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项目石油的价格下跌，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约7%。同年，双方签署了中俄东西线天然气供应协议，并开始建设“西伯利亚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道——该管道被视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于2019年底开始向中国输送俄罗斯的天然气。

在贸易方面，中国简化了对俄罗斯非能源产品的进口规定。从2016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取消从俄罗斯进口肉类的限制。俄罗斯的玉米、大米、大豆、油菜籽等出口商也成功进入了中国市场，此后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两国还在研发卫星导航系统、建造大型军用直升机、太空探索等一系列项目上达成合作协议。

“在西方加大经济压力之际，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多个经济、军事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这大大减轻了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所带来的影响” ，科罗廖夫说。

类似地，在南中国海事务上，俄罗斯也在用自己方式对中国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科罗廖夫认为。

与美国不同，俄罗斯从未公开质疑中国声称的“九段线”是否合法。莫斯科还一直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国际化，以避免美国插手。同样，在对海牙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中，普京总统公开表示，俄罗斯支持中国不承认裁决的决定。

“中国和俄罗斯都避免就彼此的领土主张发表评论，但同时，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他们相互支持”，科罗廖夫说。

在本月15日中俄领导人视频会晤时，中国在其官方发布的稿件中果然没有特别提到乌克兰问题。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明是哪方面的核心利益。

司马安洲说，这里所说的核心利益“并没有转化为俄罗斯对台湾、中国对乌克兰等问题上的直接支持。但确实意味着双方愿意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包括中国从经济上来抵消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向中国销售先进武器等——这会对台湾或南中国海的局势产生真正影响。”

历史遗留问题

中俄之间在边境问题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双方能否彻底放下过去的恩怨也是一大争议。

张昕说，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剧烈动荡，加上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该国一直把对内和对外的安全诉求放在很高的位置。而中国对于安全意识的提升从近几年才开始。

“俄罗斯一方面希望发展，一方面又担心发展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到延续到现在，会影响当下或者近期的中俄之间的合作。”他认为，目前中俄之间的互信更多集中在领导个人层面，以及围绕在领导人周边的工作体系，但具体的政策层面的合作依然存在挑战。

比如中俄在建设边境桥时，签约后中方投入了资金，并快速完成建设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但俄国却迟迟不动工，大体是对联通后的安全隐患有所顾虑，张昕解释。

“这一案例代表了两国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可能带来对接不畅，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互信不见得能够非常顺畅地落实到底层具体合作的项目上。”

中俄两国共有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从满清政府开始，中国就与沙俄在边境问题上冲突不断。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就黑龙江流域的珍宝岛归属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中国称之为“自卫反击战”。该事件后，中苏关系急速恶化，中国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这些历史和战争遗留下的创伤成为中俄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科罗廖夫认可这些历史问题的确存在。但他认为，在目前美中和美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它们对中俄战略合作“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历史记忆不是既定的，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可以根据地缘政治的需要对历史叙事进行重新加工。”

司马安洲说，过去的中俄关系的确以局限性为特征，但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使双方都看到了突破局限的价值，尤其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相当大的戒心，“但只要习近平和普京在位，双方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相互支持仍会持续。”

来源时间：2022/1/2   发布时间：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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