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惠  来源：澎湃新闻

中美关系被视为21世纪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直接影响着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和平。2017年底，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为标志，美国开始公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新一届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摈弃了特朗普“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重塑与盟国的关系，对华战略更具策略性。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月20日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再谈中美关系时表示，中方的态度一贯而且明确：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王毅称，中美正在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一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存在战略误判。

即将到来的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是新中国与美国首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美如何重拾“融冰初心”，推动双方关系稳健前行，为世界关切和期待。

此外，在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外交战线还将持续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营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值此关捩之际，12月20日，就中国的外交与战略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

杨洁勉认为，拜登政府通过所谓专业和精细的政策举措，以期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和阶段性目标，中国的应对方式非常得体。中美关系结束了特朗普后期急剧下滑局面，并在中美长期战略博弈中取得了阶段性的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应有一定的历史担当。”杨洁勉总结称，我们首先要有“四个自信”，意识到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不在一朝一夕，同时努力向世界提供一种中国叙事。

中美元首多次通话后，中美关系达成初步一致

澎湃新闻：自特朗普时期起，中国就开始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积极推进所谓“印太战略”、举办“民主峰会”以拉拢盟友……外界认为美国正在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

杨洁勉：美国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所谓竞争、对抗、合作的三分法政策，首先是竞争(competition)，其次对抗(confrontation)，第三合作(cooperation)。其实竞争又是由两个“c”组成，一个是竞争本身，另一个是围堵(containment)。前面两个是真的、主要的，最后一个合作是次要的，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才会这么做。我们要注意的是，竞争和对抗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它们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

我们要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但是在这个长周期里边，它有短周期，有回流，有逆流。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坚持它的错误理念，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安全威胁”。这个原则错了、大方向错了，所以不管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退群”，还是拜登政府的“回群”和小团体式的多边主义，都与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合作共赢的潮流相逆。

澎湃新闻：对于美国的这种不友好的策略，中国可以用什么样的战略去回应?

杨洁勉：我认为中国目前应对非常得体。引用王毅外长的讲话来说，就是该斗争的地方斗争，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特别是我们要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在对美关系上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三个要点，第一是相互尊重，第二是和平共处，第三是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点对比“竞争、对抗、合作”，高下立判。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的对美政策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以及美国的共同的愿望和利益。所以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中美领导人之间的三次电话和视频对话，中美关系实现了达成初步一致。现在来看，有些小的方面已经有所体现，比如孟晚舟女士归国，中美联合工作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进行了合作，比如有限度的记者互相交流等等。

当然这个“球”在美国一边。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华盛顿难以摆脱冷战思维，这些都妨碍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大的步伐。但应该说，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趋势得到了抑制。

中美俄欧，世界多极化的体现

澎湃新闻：您近期撰文称，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我们谈了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方面，德国新总理朔尔茨当选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发去了贺电。您如何评价中欧关系的走向?

杨洁勉：中美俄欧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四个大因素，这与美国提出的所谓美西方与中国、俄罗斯互相对立的集团性对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四种力量实际上是当前世界多极化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四方之间也在不断地进行相互组合。

现在欧洲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长期执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换成了朔尔茨，但后者一上台就表明，他还是会继续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维护中德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关于中欧关系，欧洲至少有三点必须考虑到。第一，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崛起跟欧盟主要国家一直在提倡的多极化、多边主义是相吻合的。因此在政治战略上，我们要加强四大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西方国家是很现实的。中国是欧盟排名第一位的经贸伙伴，已经超过了美国，中欧关系对欧洲国家的民生、经济发展以及政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朔尔茨总理也讲了中国为什么对德国是重要的，法国、意大利同样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中欧还有其他许多议题，比如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等可以合作。所以应该说，默克尔离任了，她的影响还会在。但我们不能期待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时期与朔尔茨时期或以后会完全一样。

澎湃新闻：但欧盟是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正致力于修复特朗普时期遭损坏的盟友关系，欧洲的对华政策是否将受到美国的影响?

杨洁勉：从大的方面来看，欧洲同美国是盟友，有着相同的理念和目标，所以它们的分歧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欧洲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包括德国在内，欧盟提出欧洲在战略上要独立，不应受美国的垄断，这种声音并不鲜见。我这样的年龄(70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见识过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独立精神。一路过来，美国的控制和欧洲的反控制一直都在，双方总是在不断地斗争和妥协合作中摇摆。

现在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日益下降，美国和欧盟国家要求联合自强，这方面的愿望有增强趋势。总体来说，西方的战略自信和战略独立性正在增加，但处于量变的过程，没有到质变，这是基本态势。

澎湃新闻：四方互动的另一方面是中俄关系。中俄双方都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高水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中俄关系发挥什么作用?

杨洁勉：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的务实合作上，还体现在国际事务的沟通协调上。中俄友好是有基础的，特别是两国都面临着来自美西方的压力。其次，中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文化关系都有新的发展，两国正肩并肩成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的情况下的中流砥柱。

中俄之间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亲兄弟都会有问题，更何况它是我们的邻居。中俄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实中间产生的，比如能源合作几起几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政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俄的立场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中俄关系的次要方面。

刚才讲到西方外交策略的质变和量变，俄罗斯外交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了质变——从此前要与东西方搞好关系的所谓“双头鹰”政策，到“向东转”与中国搞好关系成为主流，这实际上已经是质的发展了。但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危机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特别不能在关键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中俄关系也是这样。目前看来，中俄关系正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向前发展。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叙事：观点、共识与交锋

澎湃新闻：长期关注国际关系，我们会发现很多国际问题的叙事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您作为中国的专家学者，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出自己声音?中国能否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叙事?

杨洁勉：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对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话语霸权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因此中国要取代，或者说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亮出我们的观点，比如说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的建立，这就是欧亚地区发展中国家自己提出来的。到了中国接任主席国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这个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民主对专制”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有了新的旗帜，新的话语，世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我认为我们在语言、话语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利用现存的大家有共识的，也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话语。比如说《联合国宪章》、比如中国和许多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现在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全世界的受众也有一个过渡期，用他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话语来注入新的内涵，会有更好的提高。

第三，世界是十分丰富多彩的，我们要不断地进行交流、交汇，同时还要进行交锋。对那些明显错误的、明显有违历史潮流和会引起世界混乱动荡的，我们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亚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都做得比较好，同时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应有一定的历史担当，我们首先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要讲什么话，就先去想西方有没有讲过，或者大量引用他们的所谓理论工具，而是要追求突出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所习惯的、能共情的叙事。

(实习生汤梁甲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1/12/23   发布时间：2021/12/23

旧文章ID：26788

作者：KELLEN BROWNING, BRIAN X. CHE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今年春天，黑人政治领袖和民权活动人士向亚裔美国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

亚裔美国活动人士和政治领袖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公开承认黑人每天面临的种族主义现实。

这两个群体正在对自身所遭受的暴力做出反应。其中包括去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这导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运动的迅猛发展。3月，一名枪手在亚特兰大的几家水疗中心杀害了八人，其中六人是亚裔女性，那段时期前后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

事后，抗议者身穿“黑人–亚裔团结”(Black-Asian Unity)的T恤，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城市举行“#停止对亚裔的仇恨”(#StopAsianHate)集会。这两个在历史上因种族紧张局势和社会经济不平等而分裂的群体承诺合作，以减少对有色人种的暴力和歧视。

然而九个月过去了，这一承诺难见兑现。在采访中，全国近20名活动人士、历史学家和社区领袖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做出重大努力在黑人和亚裔社区之间建立桥梁，关于双方团结起来的讨论也逐渐停息。

亚特兰大BLM分会的联席主任、现年29岁的贾梅·鲁克斯说，今年春天，黑人和亚裔在共同实现变革上得到了“很多支持”。“但是，当事情平息了，支持基本上就消失了。”

活动人士说，缺乏团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黑人和亚裔社区经常相互猜疑。但紧张气氛可以归结为一个主要分歧：治安维护。尽管BLM活动人士呼吁减少警察预算，减少城市对执法人员的依赖，但亚裔领袖表示，警察对于防止袭击至关重要。

截然不同的态度凸显了人们与执法部门的关系可以因种族不同而存在天壤之别。多项研究显示，美国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比例过高，而亚裔美国人在和警察打交道时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最低。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73%。根据研究和宣传项目“警察暴力地图”(Mapping Police Violence)的数据，今年美国警察杀死了192名黑人，而去年为249人。

“与亚裔美国人相比，黑人对警察的批评和怀疑更多，”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克莱尔·让·金说。她说，亚裔美国人通常将警察视为“私人财产的保护者，而不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在亚特兰大，鲁克斯说她的团体最近没有谈及反亚裔仇恨，也没有与当地的亚裔团体建立联系。她说，今年5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的法案，这可能让一些亚裔觉得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

鲁克斯说：“我们都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走到一起，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各奔东西。”

在纽约市，一些亚裔美国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自己甚至都无法就解决仇恨犯罪的路线达成一致，因此与黑人合作不是优先事项。

“我们的问题是特殊的，”社区组织者保罗·麦(音)说，他支持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区加强治安，今年春天，这里上报的针对亚裔的骚扰达到顶峰。他还说，6月，当成群的巡逻车在该地区停驻的一周内没有出现类似报告，但是在警察离开后，仇恨犯罪重新出现。

这场辩论不仅存在于种族之间，也显示出代际差异——两个种族的年轻活动人士通常都认为更多的警务是无效的。

在纽约，年轻的黑人和亚裔进步活动人士在5月争辩说，相比引入更多警察，自卫训练和开车送亚裔老人去杂货店的服务等策略在打击暴力方面更成功。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种族正义组织Akonadi Foundation的创始人拉蒂法·西蒙说，她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年轻黑人和亚裔活动人士在努力建立联系，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但她承认进展很困难。

44岁的西蒙说：“我们在社区中互不相识，我们需要更好地让彼此感到人情味，而不是互相指责。”

这种分歧在加州尤其明显。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今年加州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报告比2020年激增了107%。根据“警察暴力地图”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加州已有200多名黑人被警察杀害，其中今年有16人。

今年8月，奥克兰华埠商会会长陈锡澎敦促州长加文·纽森将加州公路巡警部署至城市街道，这样当地警察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华埠这样的社区巡逻。

“我们的老年人不敢在街上走，”63岁的陈锡澎说。今年4月，他在华埠散步时遭到了袭击。他说，9月又有更多的加州公路巡警抵达时，一些亚裔企业主表示，他们感觉更安全了，一些黑人企业主和宗教领袖也希望加强治安。

但是，由黑人领导的组织“反警察恐怖项目”(Anti-Police Terror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卡特·布鲁克斯说，增加警察人数创造了一种“全然压迫的环境”，这对有色人种来说是危险的。

她说：“陈锡澎能够唤起那些历来残酷对待黑色和棕色群体的机构的愤怒，这太可怕了。”她还说，许多亚裔进步团体也同意她的观点。

布鲁克斯和陈锡澎说，他们还没有交谈过。

布鲁克斯女士说，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让有色人种彼此对立。“如果我和你都在挨饿，而有人在我们饿了两个星期之后，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放了一块面包，会发生什么?”她说。“我们会为了那块面包自相残杀。”

黑人和亚裔美国人过去曾经联手。上世纪60年代，黑豹党与红卫兵党联手，推动改善旧金山华埠的生活条件。2014年，“亚裔支持黑人生命”(Asians for Black Lives)运动兴起，支持BLM。

不过，双方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在90年代，洛杉矶中南部的韩国企业主与当地较贫穷的黑人居民发生了争执。1992年，四名曾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判无罪，引发了骚乱，之后紧张局势达到顶峰。2300多家韩国人经营的商店被洗劫和烧毁。

克莱尔·让·金说，这种不安的关系源于内在的不平等。她说，由于亚裔在美国的根源不会追溯到奴隶制，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经常被拿来与白人相比。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16年，亚裔成年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1万美元，与白人4.8万美元的收入水平相当，高于黑人成年人的年收入中位数3.1万美元。然而，同一项研究发现，亚裔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群体，他们也是美国经济分化最严重的群体;在过去40年里，与其他族裔相比，最贫穷的亚裔收入增幅最小。

因此，克莱尔·让·金说，双方很难找到共同立场。“什么样的论坛会让保守、富裕的中国移民与来自贫困城区的黑人活动人士交谈，说，‘我们需要减少给警察部门的资金?’”她说。

活动人士表示，让黑人社区和亚裔社区站在同一战线是有好处的。他们说，除非少数族裔团结在一起，否则城市领导人往往不愿做出警务改革。

“我们得到了信息，‘如果你们的社区在这件事上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我就不会做出决定，’”33岁的黄晓茵说。她是奥克兰进步组织“亚太环保网络”(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的活动和组织主管。

在这场辩论的前线，即使是朋友，有时也会有分歧。

今年夏天，陈锡澎请求在奥克兰部署更多的加州公路巡警，他把当地媒体召集到华埠中心的一个广场。站在他身边的是一支旨在解决犯罪问题的志愿巡逻队的成员们，以及他的朋友、奥克兰市议会成员劳伦·泰勒。

但一名当地记者问身为黑人的泰勒，他是否在陈锡澎要求加强警力的信上签了名时，泰勒说他没有。泰勒说，他来这里是为了谴责对亚裔的仇恨，但担心带来不熟悉奥克兰执法标准的警察。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先在自己内部进行争论，然后再让其他人参与进来。”

Kellen Browning是湾区的一名科技记者，负责报道电子游戏行业和一般技术新闻。他毕业于波莫纳学院。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llen_browning。

Brian X. Chen是时报首席消费科技作者。他撰写产品评测以及科技工坊(Tech Fix)——一个关于解决科技相关问题的专栏。在2011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为《连线》(Wired)杂志做苹果及无线工业报道。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bxchen。

翻译：明斋、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1/12/22   发布时间：2021/12/21

旧文章ID：26787

作者：王亚中  来源：中式说法

写下这个标题，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还有几分彻骨的寒意。

李田田老师因微博言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一事，至今子弹已经飞了两天，除了几个平时热心公益的自媒体关注发声外，没有一家正规媒体跟进报道。

两年前，李田田写文章反映乡村教育太过形式主义的时候，各大媒体都曾一拥而上跟踪报道，跟李田田也算有旧。如今故人遇难，各大媒体竟皆作壁上观，实在令人心寒。

我昨天写了一篇呼吁曾经报道过李田田的央视新闻及主持人白岩松继续跟进关注李田田境遇的文章，现在已经打不开了。我知道现在发声是极其危险的，我也明白各大媒体无人跟进的原因所在，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请善待身怀六甲的李田田。

根据今天网上爆出的采访李田田未婚夫的电话录音，李田田的未婚夫证实，李田田现在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她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请有关部门和天下网友注意这一特殊情形：李田田是一名孕妇。对李田田的处理已经不仅仅是李田田一个人的事情，还牵涉到她腹中的孩子。

我是个男人，没怀过孕，也没养过孩子，不知道孕妇养胎期间要注意哪些禁忌。比如说：孕妇能不能受到惊吓或刺激，能不能给孕妇强制注射或服用精神类药物。如果有这些禁忌事项发生，会不会造成孩子流产、早产或畸形、后遗症等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有懂这方面医学知识的网友，欢迎你们留言发表专业意见。

正因为我不懂，我才为李田田目前的境遇感到忧心如焚，如果李田田因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而导致腹中胎儿有什么闪失的话，那么这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污点事件，其后果对于我们国家的负面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

我现在甘冒风险、硬着头皮在这里呼吁关注李田田，并不是要跟有关部门唱对台戏，恰恰相反，我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因为我对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才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祖国在处理李田田事件上因为过于草率，而造成难以控制及无法挽回的人道灾难。

历史正在发生，危险就在眼前。李田田及其腹中四个月大的婴儿在时代的大潮中危如累卵。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挽回的时候再去痛悔当初，请现在就善待孕妇教师李田田。

来源时间：2021/12/22   发布时间：2021/12/21

旧文章ID：26786

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2011年，希拉里提出“网络空间自由”的议题，之后的10年间，美国“云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管控法案、欧盟网络空间相关规则纷纷落地。然而互联网，依然是一个看不见的黑客、暗网、攻击遍地的世界。从“自由”到“管控”，对待互联网的逻辑有什么差异?小约瑟夫·奈在本文提醒读者：网络空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实世界的政治经验，依然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他指出：美国确实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但同时不能忘记，美国也有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玻璃房子”。要理解互联网空间的规则、逻辑，国际世界对海洋的态度是最好的参考：探索初期，各国将“私掠者”作为“代理人”，而随着海洋贸易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带来的损害开始超过收益，海洋规则得以逐步建立。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到了需要规则的时候，而美国应该主导建立新的“通行规则”。针对各方对规则有效性的质疑，他表示，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在破坏规则和对破坏规则的行为的声讨中，边界和规范会逐渐为各国所认可，并变得真正有效。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现实国际关系中常用的“威慑”和“外交”手段依然有效，国防部的“在先防御”和“持续交锋”的思路也非常正确。通过在西方国家间建立规则联盟，并优待遵守规则的盟友、伙伴，对违反规则的对手进行相应的攻击、制裁，美国可以、也必须领导各国建立新的国际互联网规范。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参考。文章原刊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网络无政府状态的终结?

——如何构建数字安全新秩序

文|约瑟夫·奈

翻译|谈行藏; 粒民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哈佛肯尼迪学院名誉教授和前院长。

无论是勒索软件攻击、选举干扰、企业间谍活动还是对电网的威胁，从当下的头条新闻关键词来看，无政府的网络空间很难有重建秩序的希望。这些坏消息描绘了一幅已然失控的网络世界图景，它的危险日益可见，影响边界也已从网络空间自身弥散开去，延展到经济运转、地缘政治、民主社会以及战争与和平这类基本问题。

鉴于这一令人忧心的现实，那些试图在网络空间制定“通行规则”(rules of the road)的建议往往都会遭遇质疑：网络空间的核心属性使所有强制性规范都难以执行，甚至难知以晓它们是否曾被违反。那些宣布支持网络规范的国家也可能是予其对手以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国家。例如，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首次批准了一套11项不具约束力的国际网络规范。俄罗斯参与了制定，也在公布时签字加入。但就在当月，它发动了对乌克兰电网的网络攻击，导致大约22.5万人在几小时内无电可用，它也加大了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预力度。对怀疑论者而言，这进一步证明在网络空间建立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无异白日做梦。

然而，这种怀疑恰恰揭示出他们对规范运作逻辑的误解，这种误解还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强。违规行为若不被指明，是会削弱规范的效力，但也不会使其变得无关紧要。规范的意义在于它能创造一种行为期待，使其他国家也有可能遵守。规范还有助于使官方行为合法化，并帮助各国在决定对违规行为做出反应时获得支持。当然，规范不可能突然出现并开始生效。历史表明，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出现后，社会往往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如何应对，并制定规则以使世界更加安全，免受新危险的困扰。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后二十年，各国才就《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与《核不扩散条约》达成协议。

尽管网络技术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旨在约束其应用的国际规范似乎正在以惯有方式建立，缓慢但稳健。随着这些规则建立，它们在降低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国际秩序风险方面，将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华盛顿及其盟友、伙伴们用其他威慑方法强化这些规范的情况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威慑在网络空间中不起作用，但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它依然有用，只是生效方式与核领域不同。事实证明，替代性策略的效果跟威慑一样，甚至可能更差。随着目标的不断扩展，美国必须奉行兼顾威慑与外交的战略，以在这一新的危险世界中筑好护栏。在其他领域建立规范的历史记录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起点。我们应努力破除这样一种观念：当下的网络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不同以往的存在。

1 “第五维战场”已经出现，美国战略仍未清晰

网络攻击的代价日益攀升，而美国防御网络攻击的战略仍显不足。一个好的战略必须立足本土，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网络空间天然的跨国属性，国内与国外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此外，在网络安全方面，公共漏洞和私人隐患的边界也逐渐模糊。互联网是一个由众多网络组成的网络，其中大部分属于私人。与核武器或常规武器不同，政府无法完全控制它们。企业往往会在追求安全与最大化短期利润之间做权衡。然而企业防御不足，却对国家安全有巨大的负外部效应。俄罗斯最近对SolarWinds软件发动的网络攻击就是明证，该软件拥有进入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电脑的权限。与军事领域不同，在这件事上五角大楼并不是主角。

在国际军事冲突问题上，于传统的陆、海、空、天四维之外，计算机网络已成为第五维战场，2010年成立网络战司令部时美国军方明确承认了这一点。“第五维战场”的特殊之处包括距离的湮灭(海洋从此不再成为天然屏障)、交互的速度(远快于太空中的火箭)、成本的低廉(进入门槛大幅降低)和溯源的困难(这又催生了推诿塞责与反应迟缓)。尽管如此，怀疑论者有时仍会把网络攻击仅仅描述为一件麻烦事，而非一个关键的战略性问题。他们认为，网络领域确实已成为间谍活动和其他各类破坏性秘密行动的理想选择，其重要性却远不如传统战场，毕竟没人会因为网络攻击而丧生。当然，这么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2017年WannaCry勒索软件侵入了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因电脑被加密锁定无法使用，数千名患者的预约被迫取消，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医院和疫苗生产商再度成为勒索软件和黑客攻击的直接目标。

更需注意的是，关于网络工具的使用如何升级为物理冲突，还有很多甚至专家都不明白的地方。举例来说，美国军方重度依赖民用基础设施，而网络渗透将在危机时刻严重削弱美国的防御能力。从经济方面看，网络安全事件的规模与成本一直在增加。据估计，在2017年发生的那场由俄罗斯支持，针对乌克兰的NotPetya勒索软件攻击中，大量银行、电力公司、加油站和政府机构的电脑数据被抹除，给相关企业造成了超过100亿美元的附带损失。在规模与成本之外，潜在的攻击目标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专家估价，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的兴起，到2030年互联网接入设备量将接近一万亿。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便已见识过网络攻击，但其攻击面却在之后急剧扩大，从工业控制系统到汽车再到个人数字助手，都在它的攻击范围之中。

显然，威胁正在加剧，美国的应对战略却并不清晰。威慑必须被视为应对方法之一，但与华盛顿驾轻就熟的核威慑相比，网络威慑(cyber-deterrence)的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核打击是个单一事件，核威慑的目标则是防止其发生。相较之下，网络攻击次数众多且持续不断，对它们的威慑更像面对普通犯罪时的做法那样，目标在于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制止犯罪的问题上，于逮捕和判刑之外，无论是法律、规范的教育效果，还是社区巡逻和社区警察的日常活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道理很简单，威慑犯罪并不需要蘑菇云这样的威胁。

尽管如此，惩罚在网络威慑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已公开表示，它将用自己选择的武器和与其利益所受伤害相称的武力来应对网络攻击。尽管十年前警告就已发出， “网络珍珠港”事件目前尚未出现。美国是否将网络攻击视为武装攻击取决于其作用后果，这也让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网络行动有了漏洞可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便是典例。尽管俄罗斯等国最近发起的网络行动似乎主要是间谍活动，但拜登政府却抱怨说它们的规模与持续时间都超出了正常的间谍活动范围。这便是为什么网络空间的威慑不仅需要惩罚，还需要防御和“纠缠”(entanglement)，前者要求系统足够坚固和有弹性，以阻拦攻击或让攻击者畏难放弃，后者要求在与潜在对手建立广泛联系从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这些方法单独使用都有局限。尽管如此，惩罚性威胁与防御性遏制的结合仍会影响各种力量对成本收益的考量。

在改善境内网络的防御系统之外，近年来华盛顿还接受了美国网络战司令部称之为“向前防御”(defend forward)和“持续交锋”(persistent engagement)的战略概念，通过主动发起小规模网络进攻行为尽可能降低敌对国网络攻击的威胁。一些报道认为，这些做法降低了俄罗斯对美国2018年与2020年大选的影响。但进入和破坏对手的网络本身也会带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必须谨慎处之。

2 “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该扔石头”

即便美国兼具网络战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但由于自由市场与开放社会，在网络攻击和干涉行动面前依然显得脆弱。“我觉得至少可以想想那句老话，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该扔石头”。在2015年国会举行的对美网络攻击听证会上，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如此评论道。他正确地指出，尽管美国人可能最擅长扔石头，但他们自己却住在玻璃房子里。这一现实让美国对制定网络安全规范特别感兴趣，毕竟它们可以减少在网络空间“扔石头”的行为。

尽管网络军控条约的谈判将极为困难，因为条款的落实很难验证。但网络空间相关的外交活动却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发展网络规范的国际合作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1998年，俄罗斯首次提议制定联合国条约，以禁止电子武器和信息武器。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该领域的条约难以最终落实，因为一行代码是否为武器最终取决于用户的意图。相反地，美国同意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个包括15名成员(后来扩大到25人)的政府专家小组来制定网络空间的“通行规则”。该专家组于2004年首次举行会议。

自那时起，已有六个类似小组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四份报告，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规范框架，并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它们的工作加强了以下共识：国际法在网络空间同样适用，对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除了努力解决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外，2015年发布的报告还引入了11项自愿的、不具约束力的规范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回应他国合理的援助请求，禁止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干扰大型网络攻击发生后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团队，以及避免他人在领土范围内使用网络工具发动不法行为。

该报告曾被视为突破性进展，但在2017年遭遇了挫折，因专家组未能就国际法律问题达成一致，该年度并未形成共识性报告。在俄罗斯的建议下，联合国决议通过成立不限额专家工作组来补充现有体系，它向所有国家开放，非国家主体也被纳入其中，包括数十家私营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学者和技术专家。2021年初，新的专家组发布了一份详尽——尽管有些乏味——的报告，它重申了2015年的规范内容，以及国际法与网络空间的密切关联。去年6月，第六个专家组也完成了工作，并发布了一份报告，为2015年首次引入的11项规范增加了重要细节。中、俄两国正在敦促相关条约的签署，但更可能发生的是这些规范内容本身的逐渐演变。

在联合国方面的进展之外，许多论坛也在讨论网络规范，其中包括网络空间稳定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该组织于2017年由一家荷兰智库发起，并受到荷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爱沙尼亚、印度和美国共同主持，成员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前政府官员、公民社会专家和学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了8项规范以解决既有联合国指南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呼吁保护互联网的“公共核心”基础设施不受攻击，并禁止对选举系统的干扰。它还呼吁各国不应使用网络工具干扰供应链，不应未经主机允许便将僵尸网络植入其他机器以控制它们;应建立透明的流程，让各国可以据此来判断是否要披露在他人编码中发现的缺陷和漏洞;应鼓励各国在发现网络安全漏洞时应及时修补，而非囤积起来以待将来可能的应用;应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改善“网络卫生”(cyber hygiene)状况;通过将私营企业的“反向黑入”(hack back)定性为非法活动，来阻止私人企业或个人在受到攻击后自发组织的报复性行为。

当然，与开发复杂的网络防御系统相比，这些努力没那么耀眼，所需成本也更低廉，但在管控在线恶性行动的问题上，它们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为网络空间构想并提出更多、更深入的规范，但现在真正重要的问题并非规范的多少，而是它们的实践路径和它们是否能以及何时改变国家行为。

3 国家可能自愿服从规范吗?

规范在成为普遍国家行为之前是无意义的，但那需要时间。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规范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了几十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国家会让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协调，审慎，声誉成本和国内压力，包括公共舆论和经济变化。

法律、规范和原则中铭刻的共同期待，让各国协调努力。例如，尽管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所有国家在涉及领海争端时都将12海里上限视为习惯国际法。协调的好处——以及缺乏协调带来的风险——在网络空间中已被证明，滥用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攻击时有发生，而这个系统也被成为“互联网电话簿”，由非营利性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运营。由于破坏了电话簿，此类攻击对互联网的基本稳定性造成了威胁。除非国家不干涉私人网络的互联结构，否则就没有互联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回避这些策略。

“审慎”是由于担心在不可预测的系统中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可以发展出不使用或有限使用某些武器的规范或限制目标的规范。1962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身处核战争边缘的超级大国，在核武器上达成了类似限制。一年后，《有限禁试条约》接踵而至。一个更遥远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例子是私掠的命运，即审慎如何生成了禁止使用特定手段的规范。18世纪，国家海军经常雇用私人或私人船只来增强他们的海上力量。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各国放弃了私掠者，因为他们的“课外掠夺”(extracurricular pillaging)造成的损失变得过高。随着政府努力控制私掠者，各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审慎和克制的新规范也随之形成。可以想象，网络空间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政府发现使用代理人和个体执行者进行网络攻击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并增加对抗升级的风险。许多国家已经宣布“反向黑入”为非法。

对国家声誉和软实力受损的担忧，也会带来自愿的克制。禁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并增加使用甚至拥有大规模伤害性武器的成本。以1975年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为例，像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那样，任何国家想要发展生物武器，都得秘密、非法地进行，如果活动证据泄露，将面临广泛的国际谴责。

针对网络武器的类似一揽子禁忌很难想象。首先，很难确定任何特定的代码行是否属于武器。一个更可能的禁忌，是禁止对特定目标(如医院或医疗保健系统)使用网络武器。这种禁令的好处是可以参照现有的禁止对平民使用常规武器的禁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公众对勒索软件攻击医院的厌恶有助于加强这一禁忌，并对如何将其应用于网络空间领域的其他领域做出了示范。如果黑客制造了电动汽车致命事故，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一些学者认为，规范有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通常从“规范倡议者”(norm entrepreneurs)开始，即那些能够对公众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个人、组织、社会团体和官方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些规范达到了临界点，此时，一连串的接受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信念，领导者则会发现，他们将为拒绝规则付出高昂的代价。

规范的雏形可能脱胎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态度，也可能来自外部世界。以1945年后对普遍人权的关注蔓延为例：西方国家在1948年率先推动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他许多国家因公众舆论而加入，随后接受了外部压力和自身声誉的束缚。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限制对民主国家比对威.权国家更强。但是，赫尔辛基议程——19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系列会议——成功将人权纳入了冷战期间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中。

经济变化也可能提出对效率、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新规范的需求。当私掠、奴隶制阻碍经济发展时，反对它们的规范就会得到支持。今天，类似的动态正在网络领域发生。当企业发现，自己因违反跟隐私、数据位置相关的法律而处于不利地位时，可能会对推动政府制定共同的标准和规范。网络保险业可能会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具体化标准和规范，特别是与当前大量家用联网设备(恒温器、冰箱、家庭报警系统)中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物联网——相关的。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它们将很快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将刺激对国内、国际规范的要求。只有当黑客行为不只是种麻烦，而是开始对生命本身造成损害时，公众的担忧才会加强。如果致命事故增加，硅谷“快速构建，稍后修补”(build quickly and patch later)的规则可能会逐渐让位于更强调安全性的有关责任的规范和法律。

4 美国如何实行针对性威慑?

即使国际上一致认为规范是必要的，但同意在哪里划红线以及越过红线时该怎么办是另一回事。批评者认为，重点(以及随之而来的针对此类行动的任何警告)应该放在造成的损害程度上，而不是边界是否被打破，或者违规行为是怎样的。就像你告诉派对主办者，如果噪音太大，你会报警。你的目标不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停音乐，而是将音量降低到更可容忍的水平。

另些时候，美国需要划定原则性界限并捍卫它们。政府应承认，将继续进行自认合法的网络入侵活动。需要确切说明华盛顿要维护的规范和界限，并指明违反这些规范和界限的国家。当这些国家过线时，美国将以有针对性的报复作为回应。回应可能包括对公制裁和对私行动，例如冻结一些寡头的银行账户或公布他们的丑闻。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向前防御”和“持续交锋”可能是有用的，但最好再加一个悄悄沟通的程序。

制定网络空间相关条约可能行不通，但对某类行为加以限制，或就大体通行规则进行谈判是可能的。冷战期间，非正式规范约束了双方的间谍待遇——驱逐，而非处决，成为常态。1972年，苏联和美国就《海上事件协定》进行了谈判，以限制可能不断升级的海军行为。今天，俄罗斯和美国可能会就网络间谍活动的类型和程度边界进行谈判，或者，他们可能同意限制对彼此国内政治进程的干预。虽然这种承诺缺乏正式条约的确切措辞，但它们可以独立地就自我克制发表单方面声明，并建立协商进程来遏制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会使达成详细协议变得困难，但更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没有阻止在冷战期间帮助避免事态升级的协议。

6月，拜登政府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峰会上似乎就探索了这一路径，在该峰会议程里，网络空间占据了比核武器更重要的位置。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向普京提交了一份16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清单，包括化学原料、通信、能源、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用拜登的话来说，这些应该“永久禁止攻击”。峰会结束后，拜登透露，他曾问普京，如果俄罗斯的管道被勒索软件击垮，他会怎么想。“我跟他点明，我们有强大的网络能力，他也知道，”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不知道具体多强，但足够强。如果俄罗斯实际违反了这些基本规范，我们将以网络攻击作为回应。他知道。”然而，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拜登的话能有多少成效。

指定保护对象的问题在于，它暗示其他领域都是攻击对象——而无论如何，来自俄罗斯犯罪分子的勒索软件攻击都将继续。在网络世界，非国家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充当国家代理人，规则应要求对其进行识别和限制。通行规则永远不可能完美，必须伴随着协商程序，建立警告和谈判的框架。这样的程序，加上强大的威慑力，也不太可能完全阻止俄罗斯的侵扰，但只要能降低其频率和强度，就可以加强美国民主对此类网络攻击的防御力。

5 恩威并施: 使规范运转起来

在网络空间中，一种尺寸并不能普遍适用。一些与协调相关的规范或许可以同时适应专制和民主国家，但其他规范不能，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提出的“互联网自由”议程。它呼吁建立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不过一组同心圆式的规范，也就是欧洲人称为义务的“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仍然是可以想象的。像网络安全专家罗伯特·克纳克(Robert Knake)建议的，民主国家集团可以就隐私、监控和言论自由等议题的相关规范达成一致，并给达到更高标准的国家以优待，通过这种特殊的贸易协定使规范得以实施。特殊协定也向其他国家开放——只要它们愿意并且能够达到更高标准。

在民主国家间，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也不容易，但这是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和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所说，“如果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支持网络规范，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支持对违规者施加成本，从而大大提高美国威胁的可信度、严重性(强加多边成本)和可持续性。”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网络空间领域给全球政治创造了重要的新机遇和薄弱点。国内的重组和重新设计必须是相关战略的核心，但也需要一个基于威慑和外交的强大国际组成部分。外交部分必须包括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及改良的国际机构。还必须包括规范的建立，以实现保护美国民主的旧玻璃屋免受互联网时代新石头摧毁的长期目标。

*文章原刊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来源时间：2021/12/22   发布时间：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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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八月底，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随着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发表声明而正式结束。这一举措连带导致的负面后果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人道主义谴责以及对拜登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长远看来，美国是否面临着国家实力的下滑?而这样的军事力量调整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战略布局与军事规划?《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杂志撰稿人亚当·图兹(Adam Tooze)，于2021年9月在该刊发表了《美国力量的全新时代》(The New Age of American Power)。亚当·图兹指出美国的金融及军事力量使其能够继续主导世界秩序，而阿富汗撤军行动既是以保持美国实力居于世界首位为目的的拜登政府对军队高层的权力宣示，也体现了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试图通过缓解经济表现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以及重组全球高科技经济秩序，以确保其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主导地位。

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引发了其实力衰退的猜测，但美国军方正在计划下一个世纪的全球统治。

2021年8月，美军从喀布尔机场撤离，这令人沮丧的一幕引发了许多有关美国实力衰落的悲观报道，其中的痛苦语气不仅是地面上恐怖景象的映射，还反映出权威人士所感受到的背叛。对于任何有历史想象的人来说，不光彩的撤退行动是西方衰落剧目中的最新一幕。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从上海延伸到卡拉奇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阿富汗纳入其中。我们正在走向后美国时代。

美国陨落主义的判断可能具有说服力，同时也具有误导性。在两个关键方面，美国实力将继续定义世界秩序。

第一是通过金融。不同于贸易或经济增长问题，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仍然占主导地位，世界上的大部分支付、信贷和金融继续依赖美元。自2001年至今，阿富汗一潭死水的经济体系已被吸纳进来。塔利班或许因征服喀布尔而欢欣鼓舞，但他们试图动用大部分由纽约联储持有的阿富汗国家外汇储备时，便会发现至少阿富汗的财富仍然留存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里。

美国实力的第二个维度是军事力量。美国的规划者们在喀布尔撤军方面做得一塌糊涂，但这不代表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被分散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定义了全球秩序，首次成为军事超级大国，拥有庞大的海军和无与伦比的核武装空军。美国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一优势。相反，这是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期时就开始的再结盟调整的一部分。

解读美国逻辑与动向的出发点不在于喀布尔机场或专栏文章的喧嚣和愤怒，而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及其指导战略。美国的军事领导层并没有出让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世界，而是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美国没有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其意图是通过否定中国的战略技术和增强美国自身的技术优势来打破GDP与军事实力之间的联系。

阿富汗撤军行动刺痛了美国精英的自尊心，但阿富汗早已不再是决定性的战场。阿富汗撤军意义之重大，并不是由于它透露给我们全球力量平衡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由谁主导华盛顿特区。

乔·拜登为其撤军决定辩护时，坚称美国士兵从不“应该”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就2001年的最初干预而言，他对了一半。二十年前，乔治·W·布什的目标是击溃基地组织并置换掉窝藏它的塔利班政权。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私人会议上说道，“我们没有部署一支进行国家建设的军队。”

美国政府并不天真。当时很明显，经过二十多年的冲突，阿富汗需要重建。若要重建，美国将与其盟友一起提供少量的发展资金。对于布什政府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这样的人来说，这只是大企业和市场经济将完成剩余建设工作的信条，正如2004年美国在阿富汗宪法所写的那样。

所有这些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06年起美国开始了一项国家建设计划，2009年至 2014年间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反叛乱、经济发展和中亚地缘经济愿景汇聚在一起，共同致力于国家转型和区域稳定。2010年至2014年间，国会拨款超过5000亿美元专门用于阿富汗的作战和发展。

美国及其盟友之所以准备撤退、拜登之所以想要与阿富汗国家建设理念保持距离，是因为这一计划失败了。这与许多因素有关，例如腐败和错误支出，也与奥巴马政府不愿为阿富汗的长远未来做出承诺有关。塔利班知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潮水退去。

2014年，随着美国和北约部队将安保责任移交给阿富汗国民军，塔利班加大了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攻击力度。与此同时，卡尔扎伊家族等喀布尔政权周围的投机商也知道长期投资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没有所谓“长期”可言。

自撤军以来，引发了众多关于美国可靠度丧失的讨论。但什么样的信用是它必须放弃的?可信度不是说你为了什么献身，甚至不是关于军队的派遣问题，而是在于你的对手相信你的公开声明符合你的利益，因而即使情况恶化你也会坚持下去。美国插手阿富汗事务的问题在于，它显然不愿长期停驻于此。

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也始终反对更深入的参与。最近的民意调查似乎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中，70%的美国人赞成在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及时撤出阿富汗。虽然人们很容易因为阿富汗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就将此归咎于地理原因，但地理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是零散的，但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关注遥远的地区，想想对冷战中的苏联、以色列或者中国的关注。阿富汗使人精疲力竭并不是因为地理位置，而是时间与日益增长的徒劳感。乐观主义让位于犬儒主义。利益转移，一切便归于终结。

不管美国的干预行动“应当”以何种面貌介入，对911事件的报复行为改变了阿富汗社会。阿富汗的中值年龄为18.4岁，如今活下来的大多数阿富汗人对2001年以前的国家没有记忆。数百万人的生活轨迹被重新定向，其中许多朝着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但美国辜负了这种希望。

得到解放的女性、成千上万进入大学的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萌芽是西方国家通过干预所创造的一部分现代化社会，这一社会现在面临着两种生存威胁。其一来自塔利班，第二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事实上，阿富汗的现代生活依赖稳定流入的进口和外国援助，其衡量标准是占该国GDP25%的贸易赤字。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直接为西方人工作，担任翻译、修理工和其他工作人员。塔利班可能会压制公共生活，但财政制裁将消除其物质基础。

现实迹象令人担忧。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冻结阿富汗的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其成员创造信贷的合成货币，分配给阿富汗的特别提款权也将取决于美方。阿富汗的主要进口产品包括汽油、面粉、糖、机械和电子产品等现代经济的基本成分。阿富汗很少与西方国家直接进行贸易活动，但其贸易伙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巴基斯坦，都希望得到偿付。

外部资金的缺乏会导致汇率暴跌、物价飙升，经济将失活，最脆弱的群体要面临粮食危机。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政权垮台之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估测阿富汗3900万人口中有1400万人面临食物缺乏，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干旱席卷了大部分乡村，寒冷的天气即将来临，而医疗保健系统又是该国最直接依赖外国资金的部门之一。阿富汗正面临一场正在酝酿中的人道主义灾难。

塔利班确实有潜在的援助来源，尤其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但巴基斯坦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中国可能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援助。如果两者最终都进入中国的轨道，美国将有所行动。

只有目睹这种多边金融关系如何发展时，我们才会了解美国撤军对阿富汗社会究竟有何意义。在塔利班镇压之上的经济封锁将摧毁过去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持续的援助将是美国继续介入的一种方式。2001年的国家干预后，阿富汗货币体系陷入混乱，美国专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该国美元化。这一计划被阿富汗爱国人士拒绝，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最近几个月阿富汗的货币阿富汗尼(Afghani)一直在贬值。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很棘手的情形，但在新统治者的领导下流入阿富汗的美元将为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提供一条生命线。人们不应假装美国的军事撤退免除了其继续提供必要支持的责任。

总的来说，用于国家重建的财政援助是西方在阿富汗数目最低的支出部分。在奥巴马大幅提高的5000亿美元预算中，299亿美元用于民用援助，328亿美元用于阿富汗军队，大部分用于美国自己的军费开支，这些开支以工资、采购和服务合同的形式直接流转到西方国家。

2007年至2013年局势最为紧张的阶段中，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行动涉及成千上万的部队，每年支出超过1500亿美元。就脑力与精力而言，这些战役主导了军事议程。

美国军队是一个巨大的专业组织，由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学位的高级军官管理。有时候美国军队看起来就像一个从事军事压迫的管理咨询企业。与任何这类组织一样，它等级分明且权势极大，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资源争夺非常激烈。但是，与这类组织相似的是，“企业”文化也很重要。新奇时髦的话语与理念使管理军队的官僚联盟充满活力。2006年至2010年初的口号是COIN(counterinsurgency)，一场旨在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手段来镇压那些抵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存在的反叛乱行动。

正是在反恐时代，前驻阿美军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前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曾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担任指挥官的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曾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担任特种部队联合作战司令部情报主管的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和前美国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等人物成为了举国关注的新型勇士，他们坚韧强硬，老于世故，思维自成体系。

有正统之处也有异端，尤其是血肉与财富悬于一线之际。在争论不休的军事知识界，对COIN行动的整体关注总是存在争议，这不仅涉及国家建设的成功与否，还涉及更广泛的战略原理。美军迷失方向了吗?它面对的是正确的敌人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五角大楼相关的智库就开始进行预测模拟21世纪与中国对抗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背景下，反恐战争似乎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当美国把资源浪费到搜捕追杀本·拉登和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时，中国正全力发展。

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美国战略转向亚洲。对于自诩前卫先锋的美国军方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其战略视野是时候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市和阿富汗的赫尔曼德省移开，转移到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了。正如兰德智库所揭示的那样，2012年五角大楼的一群官员开始讨论略带神秘色彩的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抵消战略意图通过技术优势保证美国在充满挑战、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保持其决定性优势。

随着对伊拉克的占领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及阿富汗交接工作的完成，2014年美军开始重新定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东欧日益加剧的焦虑证实了美国需要正视新对手的现实需要，但中国一直被视为是货真价实的大国竞争对手。

为了同中国竞争，美军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网络武器和新的太空技术等变革性科技，为此五角大楼需要改造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一技术来自硅谷，深深融入了全球供应链和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目前所设想的并不是改造阿富汗的村庄，而是改造全球化的主要引擎与工具。

将巨型机械般的五角大楼与如此抽象的目标相匹配是艰难费力的任务，但中国的崛起是无情的现实，美国战略从根本上重新定位的想法一直延续到唐纳德·特朗普任职期间。2018年的国防战略指出美国未来的挑战是与对等或接近同等对手的大国竞争，而非反恐;美国的主要战场不是中亚或中东，而是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正在加倍努力地实现这一战略蓝图。

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讨论之所以至关重要，因为它产生于美国权力的核心，直接关系到五角大楼和情报界的巨额预算，而这正是其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如果反恐战争是一笔大生意，那么一旦人们有机会完全了解五角大楼的预算，这些数字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2001年美国国防预算为 3110亿美元，到了2010年，在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国防预算翻了一倍多，达到6900亿美元。随后，奥巴马的白宫与国会中共和党人之间的僵局造成了对预算的限制，2015年的支出下降到560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以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拜登最近提议继续增加军费，要求2022年达到7530亿美元。军费开支约占联邦政府所有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一半。若将国土安全纳入军费开支的概念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三分之二或更多。诸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拜登的基础设施和福利计划等提案的激进之处在于，他们提出了五角大楼认为理所当然的规模的民用开支。

鉴于这种摩罗神般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规模，军事专家不能简单地将其重定向到他们的高科技优先事项上。但转变正在发生。拜登政府已将国防部网络指挥部的预算提高至104亿美元，主要用于进攻而非防御能力。美国国防研发总额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情报体系又获得了85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电子数据的收集。

这种高科技军国主义将人类身心能力、人工智能的潜力与物质的性能推向了极限。解析卫星数据的强大算法可以追踪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无视敌人的防御。太空司令部的logo可能有些愚蠢，但自2019年脱离空军后，其预算已增至174亿美元。美国军队不仅没有从全球体系中退出，而是打算从太空轨道的层面上就开始包围环绕全世界。虽然新技术仍然占总军事预算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人们核对经典的高价项目购入清单，便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美国军队并不是撤离后退，而是力求增强全球主导地位。

F-35战斗机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产品开发项目，但它并不是用于打击叛乱分子的武器，而是用来击落中国和俄罗斯空中最好的战斗机。这一计划构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飞机预期66年生命周期内，开发、供应及维护的费用目前为1.7万亿美元。简单地把F-35视为一架飞机并不能公正地对待这个庞大的开发项目。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由近2000家供应商组成，直接雇佣了25万工人。其持续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并将植入世界各地的合作中，F-35的发射是英国新航母的主要目的之一。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航母方面一直是无与伦比的。最新一代是巨大的核动力CVN-21福特级，每个都耗资约124亿美元。然而由于担心其成本和易受中国导弹攻击的脆弱性，美国海军可能更喜欢数量较少的九枚而非十一枚导弹，但国会中的军工复合体根深蒂固，海军规划人员无法做出决定。2015年，现役水面舰艇数量降至271艘，国会已授权海军应将其舰队扩充到至少355艘舰艇。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的日子里做得更好。2020年12月，宣称美国应拥有至少400艘船舶，最终结果将在320到390艘之间。无论数量多少，它都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由于大型水面舰艇容易受到攻击，一个与高科技性质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保持一致的解决方案是使其通过无人驾驶来操作，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潜入水下。十年内将开始采购的超级先进的下一代攻击潜艇将通过向伊拉克等地发射巡航导弹的方式，使海底舰队的重心从辅助陆战转移到支持与中国舰队的水面及水下作战。

但美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采购一支新的巨型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舰队。哥伦比亚级洲际弹道导弹潜艇是2013年首次推出的终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目的在于当美国遭受核攻击时发动毁灭世界的第二次打击。2021年开始采购该级别的第一艘核潜艇，海军希望以1090亿美元的成本建造12艘。潜射导弹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现代化，与空中重型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并属美国三大核武器。分析人员将其三十年计划的预计成本定为1.5万美元。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具有与美国相匹敌的核实力的大国，但最近中国新导弹发射井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五角大楼的支出计划因其成本超支与结果可疑而臭名昭著。2000年左右，军队开发新一代无人机器人车辆的努力以320亿美元破产。但无论是高科技还是老式技术，没有任何美国军费开支可能下降的迹象。这是巩固美国作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角色的蓝图。

这笔支出还与美国经济政策的军事化有关，这种军事化甚至在冷战期间也未曾得见。为了对抗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抱有重塑全球经济的新雄心。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被移除，硅谷来自中国的投资将被清除。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支持的风险投资家正在为军工复合体提供用于有前景的高科技新成员的种子资金。

与此同时，白宫要求美国的每一家大公司提高其网络防御能力。在数字世界中，真正能够衡量美国影响力的标准不是喀布尔撤退的绝望场面，而是来自中国5G支持者华为的羞辱，或者是美国对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的说服，以确保其只向美国政府批准的客户提供高度专业化的芯片制造设备。对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来说，重组全球高科技经济的构想比美国失去其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的忧虑要容易得多。

那么，以上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么联系呢?为拜登政府撤退辩护的人可能会说，这为与中国的对抗腾出了资源。但这一说法毫无意义。2020年五角大楼的预算中用于阿富汗的资源微不足道。美国最资深的士兵希望留在阿富汗以维持喀布尔政权并保留他们二十年来建设的成果。美国军方高层没有按照这些人的意愿行事，而这正是阿富汗决定的真正问题所在。众所周知，2009 年在华盛顿特区，最近在平定伊拉克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的指挥官曾迫使奥巴马在阿富汗增兵。作为副总统的拜登深感惊骇。2020年，军方再次反击了特朗普加速从阿富汗撤军的愿望。

如果拜登延长了特朗普在与塔利班会谈时商定的时间表，他所屈从的对象将是美国军队。而这一次被打败的却是将军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只是被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等文职官员推翻。

无论好坏，阿富汗撤军行动是对拜登权威的戏剧性声明。处于喀布尔的第82空降师里气氛严峻。由于这样的决定，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想想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时产生的动荡，首先导致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被推翻，然后是1961年未遂的政变。但米莱并未离任，相反的是退伍军人组织分发了预防自杀热线的电话号码。

有关阿富汗的篇章业已告终。军方领导层不想与一个如此致力于确保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的政府发生冲突。

随着塔利班在喀布尔肆虐暴乱，伊斯兰国的炸弹炸死十三名美国士兵，各地人们都在谈论美国1975年从南越傀儡国家的首都西贡撤离的失败，那时也有同样的混乱场面。似曾相识的背叛感袭来，以前的盟友被抛在后面。就像南越一样，重建阿富汗的拙劣努力的残骸正在被历史淹没。但是对于美军精英来说，退出越南有着更复杂的意义，那既是悲伤传奇的结局，也是复兴时刻的起始。

2012年，五角大楼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开始推动其高科技全球战争运动时，他们选择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神秘代号，以唤起早期美国军队内两段带来令人震颤的巨大冲击的重生时刻的民族历史。

第一次技术飞跃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当时美国采用了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核武器。第二次是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转型，带来了八十年代重振旗鼓的军队，配备了新一代武器、采用了更复杂的战争学说和空地一体战等概念，强调陆空协调的闪电战战略。

正是这支军队在1991年成功重新征服科威特，为美国军国主义恢复了光彩，而这也许是该国最后一场值得称道的战争。目前的美国高层领导人都沉浸在这段历史中。七十年代左右米莱在普林斯顿研究游击战，于八十年代美军复兴之初得到委任。

2014年第三次抵消战略启动，目的在于重振美国军国主义，使其摆脱反叛乱的泥潭并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更重要的历史目标。从那以后，这一重新定位变得更具目的性。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与911事件二十周年的巧合令人痛苦，但人们不能因此质疑战略的这一转变。美国安全机构远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是投入了惊人的资源来对抗其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对手：中国。

美国军国主义的最新迭代不仅是对技术界限的考验，也对美国塑造现代历史进程的基本能力提出了质疑。美国之所以能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是因为士兵的天赋与精神，也不是因为武器在质量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其经济霸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能力反映了其巨大的资源优势。

现在，五角大楼战略规划者的最终目标是缓解经济表现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他们旨在确保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即使全球经济增长的离心效应降低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决定性因素是超先进技术而非GDP的数值。随着美国力量的扭转，整个世界都会感受到由此而来的影响。

文章来源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power. Adam Tooze. The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9,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long-read/2021/09/the-new-age-of-american-power

董璐瑶

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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