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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拜登执政表现不佳,民主党内部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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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韬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24期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拜登政府上任一年来,美国内政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拜登支持率持续走低,降幅创历史纪录。与特朗普之前的几任总统相比,拜登的支持率可谓低开低走。拜登就任时支持率为57%,现在却只有42%,下降了15%,是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总统中就任九个月内降幅最大的。按党派划分,民主党人对拜登的支持率从98%降到92%;共和党人从低位的11%降到4%;独立选民从61%降到34%。在共和党和独立选民当中,拜登的支持率出现了一半左右的跌幅。还需要指出一点,美国民主党总统在其第一任期的前三个季度,支持率往往显著下降,如奥巴马(-10.1%)、克林顿(-6.8%)、卡特(-8.9%),而同期共和党总统的支持率往往显著上升,如小布什(13.1%)、老布什(12%)。

将拜登、特朗普、奥巴马和小布什最近这四任总统的支持率做一对比,拜登刚上台时的支持率仅高于特朗普(45%),与小布什几乎相同,但远低于奥巴马(68%)。而且,拜登的支持率虽说在刚开始执政时比特朗普高一些,但却不如特朗普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在40%左右浮动,没有经历拜登那么大的降幅。

民主党党内矛盾激化,拜登立法议程严重受阻。拜登执政以来,民主党党内激进派一直试图在国会通过一项总额为3.5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旨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提高富人和跨国公司的税率等,但这一计划遭到民主党温和派的强烈抵制。为赢得温和派支持,拜登政府推出了总额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但这一计划遭到民主党进步派的反对,以致迟迟未付诸表决,直到2021年11月5日才在国会通过,15日由拜登签署成法。

可见,民主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来自共和党的阻挠,而是其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内部还很少出现这样严重的党内分歧。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尽管当时有很多共和党议员经常公开批评特朗普,但在关键立法问题上大多还是与特朗普站在了一起。

物资供应短缺,通胀形势严峻。近段时间,美国国内供应链出现罕见“拥堵”,各大港口货运量较2020年同期大幅提升,货船进港大排长龙。由于疫情原因,港口工作人员短缺,大量集装箱滞留在港,货物进不来也出不去,造成供应链局部中断。疫情期间美为阻止经济衰退出台了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加剧了通胀压力。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美国内所有商品价格平均上涨5%,其中涨幅最大的是能源,上涨约25%;食物涨了近5%,其他商品平均涨幅约4%。美国是能源消耗极高的国家,能源价格(尤其是油价)上涨必然影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而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经历的困难归咎于在任总统。

移民危机悬而未决,白宫束手无策。特朗普执政时期,民主党一直攻击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进行“拨乱反正”。然而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立法议程,致使移民危机持续扩大。从2021年2月到现在,美墨边境上聚集大量非法移民,7月超过21万,9月回落到19万。移民危机造成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等边境州对拜登移民政策的极大反弹,自发组织民兵去防御边境。

弗吉尼亚州长选举失利,民主党中期选举前景堪忧。2022年拜登政府将面临“中期选举考核”,因此在2021年11月举行的弗吉尼亚州长选举被广泛认为是2022年中选的重要风向标。选前几周的民调数据显示,民主党人麦考利夫会获胜,但最终得到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扬金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多数舆论认为,民主党将在2022年中选中失利。历史上,总统所在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往往都会丢失席位,只不过具体丢多少以及是否会失去多数党地位,情况各不相同。

目前国会两党之间的席位差距很小,意味着两党斗争将更加激烈。我简单做了统计,从35届国会到现在的117届国会,两党众院议席的差别在20世纪30年代最高,75届相差246个席位,现在差距只有十席。目前两党在参院的席位是50∶50,完全相等,民主党全靠副总统一票成为“多数党”。这种情况下,两党都有很强的欲望进行党派斗争。

可以做几个判断。第一,拜登以78岁高龄上台执政,属于典型的“逆向代际更替”,是美“民主政治衰退”的重要表现。第二,2022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前景堪忧。无论是目前有增无减的通胀压力,还是弗吉尼亚州长选举结果,对民主党都不是好兆头。第三,民主党变得越来越“部落化”,也就是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在总统选举层面难敌共和党。第四,疫情在美国持续发酵,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不仅将持续到2022年中期选举,还会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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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常识性护栏”是怎么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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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昊  来源:国观智库

一个时期以来,美方多次强调要给战略竞争安上“常识性护栏”(Common-senseguardrails),以管控“战略风险”(strategic risks)。由此看来,美方坚持战略竞争的定位大概难以改变,现在的关键恐怕就是搞清楚美方会怎么给竞争安上“护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谈及这个问题时,美国政、军和社会各界的策论大多使用“renew”一词,表明其内心深处多少还是以冷战时期美苏竞争为参照的,尽管其一再强调不在中美之间搞冷战。这也符合美国战略实践的基本遵循,即认为唯有战略史可以提供真实的经验、可靠的依据。

在这个层面上,回顾托马斯·谢林的论述也许具有重要价值,这不仅因为他曾参与冷战初期的很多危机处理和谈判磋商,而且因为他在美国战略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谢林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其主旨是“利用冲突来避免冲突”进而达成合作,方法是有意识地、理智地、老练地运用威慑、胁迫、危机、有限战争、军控和裁军等手段进行“比赛”,在达到不可承受的临界点时,通过谈判形成双方均可接受或一方不得不接受的局面。谢林区分了明示谈判和默识谈判两种类型,明示谈判即双方经过一系列试探、博弈之后,经正式磋商划定彼此都不能触碰的“红线”;默识谈判即在无法直接磋商的情境下,双方都意识到了某些限制条件,并通过实际行动确认了这些限制条件,比如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谢林分析了“比赛”和谈判的大量技巧,此处不再赘述,但他强调划定“红线”必须是行动的结果,不能建立在对话、恫吓、声明、宣示的基础上。而且,不管“红线”是明示谈判还是默识谈判划定的,它都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实力的变化、双方的对冲而不断推移和延展。

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否一致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美苏在冷战期间的较量与谢林的观点重合度很高。两国从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对抗到两次柏林危机,从亚洲的一场热战到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划定了不能直接开战的“红线”,但随之展开了其他领域和地区的争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中美先经一场热战,再经两次台海危机和越战的间接对抗,也确立了彼此的底线。有意思的是,冷战年代的不少美国政、军领导人认为苏联也是从“比赛”的视角处理对美关系的,而美国由于没有坚持“比赛”的立场一度吃了大亏。他们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的是,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强调“和平共处”,同时却加大了干预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力度,从而赢得了战略主动;但美国却将“和平共处”看成了“和平友善”,结果处处被动,直到基辛格提出有异曲同工之处的“缓和”战略才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度不理解苏联主张的“和平共处”虽然不是军事上的对抗,“却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以其他方式在另一条赛道、按另一套规则进行的斗争,不是某种状态或结果,“和平但不友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美国当年的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这种认知,其实从一个侧面反证了美国战略界“利用冲突”的思维方式。

如果用“红线”比作“护栏”的话,显然两者有相通之处,那么安装的过程可谓充满了艰辛、挑战和风险。谢林并没有特别指出“比赛”的适用对象,而是说在国际事务中合作依赖与对立冲突并存,特定情况下对立冲突的局面越剧烈可能合作依赖的愿望越强烈,他甚至拿美国的盟国与苏联对比:“相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冲突的利益而言,我们究竟是与苏联共同利益多,还是与希腊共同利益多。”然而他没有明说的是,由于国家权力、战略目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的不同,即便与苏联的共同利益多于希腊,即便与苏联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那种共同利益和合作意愿在性质上终究有天壤之别,因而划出“红线”、装上“护栏”的过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曾用“一步半”形容美国的策略,即对方进一步,美国会进一步半;对方退一步,美国也会进一步半,一步一步摸出对方的最后底线。

走笔至此,又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开头曾提出美国对外政策是以战略史的经验为参考的,还有另一个是对可观察、可评估的迹象进行的统计分析,即实证研究,在实施过程中则以具体行动传递信息、表明立场。那么,我们认识、判断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就不能凭其言论和声明。美国决策系统是多元的,各个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行业、群体的利益,国安会、国务院因缺少这种国内政治根基和利益支撑,相对于根基深厚且在对外政策上拥有专属领域的国防部、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等机构,其权力和影响力多依赖于总统,如果代表总统或总统高度信任还好,如果只代表本部门则无多大权威。所以一定要综合研判、对比分析,了解对手首先要进入对手的决策思维和决策体制。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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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青青:投票权之争能改变美国选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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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青青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编者按:《美国观察》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战略青年项目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新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战略青年开设新栏目!《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本文是《美国观察》推出的第一篇文章,聚焦美国当前的投票权之争,背后有何玄机,又将怎样影响美国选举政治?


作者:申青青,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美国观察》副主编

2020年总统大选创下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投票率,但多州共和党议员却提出并推动立法,加大美国人投票的难度,反对这种历史性的选民参与。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底,至少有19个州颁布了33部限制投票权的法律。与此相对应的是,至少25个州也通过了62部扩大投票权利的法律条款。颁布限制性法律的州往往是那些投票已经相对困难的州,而颁布扩展投票权法律的州原本投票环境就相对宽松,因此投票的难易程度越来越取决于选民所居住的州。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两党投票权之争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选举?又将会对美国民主带来哪些影响?

一、最高化门槛和最小化登记率

2021年通过的33部限制投票权法律,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针对邮寄投票和现场投票的限制。一方面,邮寄投票的签名要求和选民身份资格审查更严格,既缩短选民邮寄选票的时间期限,也让选民更难收到选票或选票申请,使得选民更难通过邮寄方式进行邮票。另一方面,现场投票限制对亲自投票的选民证件提出了新的或更严格的要求。这种限制将取消选举日登记、缩短提前投票时间,并将登记截止日期提前到选举日的前一天,以此限制选举官员提供额外提前投票地点的自由裁量权。

作为四个代表性的州,佐治亚州(摇摆州)、艾奥瓦州(初选战场州)、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红州)出台了严厉的刑事处罚,限制选举官员帮助选民开展最基本的、合法的且至关重要的投票步骤。比如,在佐治亚州,向在投票站排队等候的选民分发水或零食的人现在可能会被指控犯罪;在艾奥瓦州和堪萨斯州,可能会因为帮助身患残疾的选民返还选票而面临刑事指控;在得克萨斯州,如果选举官员鼓励选民要求邮寄选票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

得克萨斯州已经是美国最难投票的州之一,而今年9月生效的新投票法案“SB1”(Texas Senate Bill 1)使其更趋向极端。法案不成比例地加重了拉丁裔、非洲裔和亚裔选民的负担,使那些面临语言障碍或身患残疾的人更难获得投票方面的帮助。该法律还限制了选举工作人员制止选举观察员骚扰的能力,并禁止24小时投票和免下车投票等措施。

二、遏止“选举欺诈”与保持“选民压制”

共和党人认为,美国选举制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选举欺诈”(election fraud),同时也坚称选举过程中存在安全漏洞。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仍然认为拜登并非合法当选。几个州的共和党议员以“选举欺诈”为由,在特朗普的号召下进行了代价高昂和极为耗时的党派选举审查,并增加了新的投票限制。为了增强选举安全和公众信心,共和党人因此利用对选举的舞弊担忧为限制投票权法案辩护。

然而,遏止选举欺诈、维护选举安全只是共和党人为了粉饰限制性法律出台的正当性。就其根本考量而言,一方面,设置繁琐冗杂的选举程序可能导致低登记率和低投票率。目前按照选民人数和结构变化,共和党的基本盘逐渐萎缩,因此投票率越高结果可能越有利于民主党,共和党也认为因疫情而广泛采用的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是拜登战胜特朗普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选民准入门槛压制少数族裔在选举中的声音。民主党在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重罪犯、小额捐款者中一直拥有相对较高的支持率,共和党企图通过提高选民准入门槛,削弱民主党扩大选举优势的“关键群体”。

三、民主党的反击与失败

2021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为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旨在扩大投票权和促进投票便利化;改变竞选经费募集制度以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建立独立的国会选区重划委员会,禁止党派间的不公正划分选区;加强选举伦理道德审查等。

《为人民法案》是民主党人争取通过联邦投票改革法案的一次试探性尝试,自提出之日起便饱受争议,主要源自其触及两党最核心的政治利益——选票。共和党人认为,《为人民法案》是民主党打着“扩大投票权”的幌子,试图达成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投票方式的目的,使得“选民欺诈”更容易实施,也更难以证明或起诉。前副总统彭斯直言,2020大选扩大邮寄投票是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的一种勉强接受的临时解决方案,这种变化从来都不是永久性的。

2021年6月22日,参议院对该法案进行了投票。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党团会议的一致支持,但参议院共和党人以阻挠议事(filibuster)阻止了法案通过。因为在按党派路线投票后,该法案缺少终结程序所需的60票,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支持废除议案的阻挠议事规则,但其他核心小组成员(包括拜登在内)对此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理由是阻挠议事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使得一项法案在进入最终投票前必须至少获得一些跨党派的支持。

《为人民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后,民主党开始寻求推动通过《约翰·刘易斯投票权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和《投票自由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前者将取代1965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的部分内容,旨在恢复司法部对有歧视历史的州选举法变更的审查。《投票自由法案》则是《为人民法案》的改良版,包含许多相同的内容。但为了安抚温和的民主党人,它缩小了一些条款。例如,修订后的法案在采用规则时给予各州和选举官员更大的执行灵活性;法案还缩小了伴随竞选资金改革而来的联邦政府小额捐赠人匹配项目的范围。

此外,虽然《投票自由法案》确实要求在重新划分选区时采用无党派规则,但它不再要求各州在划分新的国会选区时使用独立的委员会。毫无疑问,两项法案均未能达到向前推进所需的60票门槛,这让那些躁动不安的选民对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进展感到越来越沮丧。

民主党宣称自己的投票权法案均是为了“人民”合法权利的、真正意义上的“为民法案”,它捍卫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为民法案”到底是为了政党还是为了人民,其意不言自明,它是民主党党派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选举规则“联邦化”,促进政党的选举利益。因此,从保守派的角度看,共和党的做法是出于政治危机的需要,根据美国人口分布和选民结构的变化,随着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加,共和党人的选民联盟日趋萎缩,白人基督徒的基本盘正在被削弱。共和党希望通过限制和打压投票与民主党争夺权力,当涉及到扩大投票权的立法时,许多共和党人不太可能公开支持可以被视为民主党胜利的事情,尤其是在特朗普继续发布关于去年大选的虚假声明情况下。

总体而言,“双寡头垄断选举制” (electoral duopoly) 造成的选举政治僵化和政党工具化使国会通过投票权立法的前景暗淡。只要两党为赢得选举而存在的体制和进程保持不变,在日益走向极端化的技术政治中,政治妥协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甚至完全丧失。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全国层面的投票权法案都可能面临失败。

编:郑乐锋

审:孙成昊

文内注释

[1]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是指因为联邦制的缘故,涉及选举程序、选区划分和选民资格界定的法律主要由各州制定,而各州立法机构则长期为民主、共和两党把持,保证两大党竞争的“公平性”(实为它们的既得优势)成为两党的共识。正是这一整套体制帮助形成了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双寡头垄断选举制”(electoral duopoly)。详细参见Joel H.Silbe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Nation, 1838-189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126;王希《“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总统选举制度》,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第87-9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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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 [online] Available at: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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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are Foran and Lauren Fox, C., 2021. Senate Republicans block signature Democratic election bill in key test vote. [online] CNN. Available at: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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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ING, M., SIDERS, D. and LIPPMAN, D., 2021. Senate Dems’ choice: Election reform first, or Biden’s megabill? [online] POLITICO. Available at: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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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amuels, A., 2021. Why Republicans Won’t Support Sweeping Voting Rights Legislation Now … Or Anytime Soon. [online] FiveThirtyEight. Available at: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1].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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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对话耶鲁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中美两国有必要设立联合办公室,全面协调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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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的,技术战是双输的,新的冷战也是双输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辉耀,如果保持我们在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前9至10个月的框架,我们将保持在这种失败状态。”

——斯蒂芬·罗奇

“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宣布3000亿欧元将被用于基础设施。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中国在过去8年里已经做了很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这可能是未来50年的最大的激励世界走到一起的事: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框架来真正参与对话,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不断增加实体制裁名单。”

——王辉耀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量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

——斯蒂芬·罗奇

2021年已临近尾声,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历了许多波折与挑战。受疫情及错综复杂的美国国内问题的影响,拜登政府在对中国的政策态度上仍表现得模糊不定。在短期内以及更深远的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很可能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本期CCG全球名家对话邀请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讨。

王辉耀:大家好,我是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始人和理事长王辉耀。欢迎收看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的特别对话,这里是来自全球化智库北京总部的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斯蒂芬·罗奇教授参加这场特别对话。斯蒂芬·罗奇教授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内享有盛名,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本期对话是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的第二十期,此前我们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和意见领袖进行对话。2021年已临近尾声,当下是时候反思与总结这一年的主要发展成就和重大事件,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我的对话嘉宾。斯蒂芬·罗奇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研究和金融行业有着近五十年的杰出职业发展历程。他目前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他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并担任该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斯蒂芬·罗奇也曾在美联储工作并在布鲁金斯学会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斯蒂芬·罗奇教授的著作《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探讨了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知道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你开始了另一本书的写作,将聚焦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为全世界带来的利弊影响以及潜在的冲突矛盾。我们非常愿意了解更多,非常欢迎你的到来!罗奇教授,请你为我们先说几句。

后疫情时代中美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双边矛盾”

斯蒂芬·罗奇: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参加CCG名家对话系列活动。此时已是2021年的年末,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2020年的年末。20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处于被新冠疫情震惊的状态中。现在,这个世界开始缓慢地恢复了,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经济回弹的持久力却仍持怀疑态度。疫情后续的长期影响以及经济的实际恢复能力都令人担忧。

随着这一年接近尾声,美国正处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交接的困难时期,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不幸地延续到了现在。当然,这两届政府的交替也使不少人萌生了中美关系可能会被改善的愿望,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真正发生。在2021年快要结束之际,我们仍然看到中美之间有不少冲突和摩擦,无论是在贸易和科技领域,还是不断出现的“冷战式”修辞。因此,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很不错,美国在过去12个月里失业率降低的速度可以说是在现代历史上最快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在担心经济的实际恢复能力,尤其是美国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少人发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似乎打算收紧货币政策以减缓高速攀升的通货膨胀率,这就给2022年留下了悬念。这一点尤其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因为长期以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快钱”的支持。如果美联储比预想中提早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那这些支持就会被画上问号。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在经历了2020年最后三个季度非凡的疫情恢复期后开始有所放缓。中国经济也要开始着手解决新问题,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恒大现有的外债高达3000亿美元。因此,中国政府的“减债运动”看似激进但也却合乎情理,因为降低债务强度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采取了多种行动以确保中国不会走上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衰落的老路。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经济停滞状态。高强度的借债和爆发式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资产泡沫化并且随后破裂,这将日本拖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期,甚至到今天日本也仍深陷其中。为了避免日本式的结局,“减债行动”对中国政府就变得极其重要。我希望中国对恒大的减债措施能有效遏制经济泡沫化的结局。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还是不错的,至少超出许多西方观察家的预测,尤其是在恒大在承受减债压力这件事上。美国经济的恢复状况也还不错,但还需要更多关注到通货膨胀的问题。中美两个经济体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问题”,而是双方之间产生的冲突。所以展望2022年,我希望两个国家可以怀着消除纷争的态度走到一起,而不是进一步激化矛盾。这亟需两国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智慧并且采取行动。

王辉耀:感谢你精彩的开场。你指出了美国经济正在好转,中国的GDP也在前三个季度实现了实质性增长。我也注意到了恒大所代表的棘手问题以及你提到的蕴藏在其中的潜在危机。

拜登总统已经上任一年了,在商业团体和社会的普遍预期中他与特朗普总统有多大区别?在中美关系上对他又有哪些新期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的民意调查情况不佳。最近他在美国在召开“民主峰会”,又与普京总统进行了线上会面,不久前他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视频会晤。在三月份的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些争执。你觉得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将对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支柱的商贸领域产生什么影响?此外,在抗击疫情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也无疑会受到中美紧张关系的影响。明年拜登政府将迎来中期选举,各种问题已经让他焦头烂额。最近通过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也总算是让他获得了一些成就。所以你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未来?

改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重新建立对彼此的正确认识

斯蒂芬·罗奇:讨论拜登政府是很有趣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去年,虽然他已经上任一段时间了,但其实仍然是一个很“新”的总统。2021年1月20日,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14项行政法令,推翻了很多特朗普时期就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与墨西哥的边境墙、移民问题、穆斯林旅行禁令等,并且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拜登上任后推翻了很多之前的政策,但却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对中国的看法。拜登并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政策,可以看到高额关税依然存在,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也依旧存在。美国在人权、中国台湾和中国南海问题上的措辞依旧强硬,甚至逐渐升级。

你提到了三月底中美高层在安克雷奇的那场“灾难性”的会面。两国高级外交官的交流状态令人仿佛已经身处冷战之中。或许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拜登政府改变了那么多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却留下了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我觉得这可以归结到你说的另一点,即拜登总统在民意调查方面的确存在着严重问题。作为一个新上任不久的总统来说,他的支持率显得格外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通常会度过一个“蜜月期”,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总统会享受来自两党的广泛支持,民调支持率也会稳步上升。而拜登总统的“蜜月期”则是破纪录地短。新冠疫情、对疫苗的争论、口罩强制令、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通货膨胀问题都导致他的支持率非常低,大概只有40%的美国人认可他的工作。这是很糟糕的情况,在国会中的微弱优势使他举步维艰。如今拜登在两党支持的基础上颁布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公平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此外,回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党内的极端化现象非常普遍,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不同意对方的任何立场。但两党唯有在一件事上表现得很团结,那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担忧和负面看法。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每两年会对美国民众做一次关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的调查。结果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几乎和美国民众对于拜登总统的看法一样消极。如果深入观察调查结果,你会发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也无论受教育程度,这一糟糕的看法是普遍。我认为这是建立在美国人对中国所固有的一系列的错误印象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六个月前开始写作我的新书。美国人对中国有很多错误印象,同时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很多错误的印象,而这些相互间的错误印象将会导致“意外冲突的状态”。这些冲突并不一定要发生,但却确实发生了。我认为美国国内对中国消极的态度加上两个党派的倾向,以及拜登总统目前的低支持率,都阻挠了拜登对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进行改观。他在这一轮的民意调查中处于低点,因此他和他的顾问团自然会认为在一个民众普遍认为应该持强硬态度的问题上改变策略是不值得的。拜登总统并不愿意拿政治资本冒险,即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建立的对华政策——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当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结束冲突。

中国不应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王辉耀:谢谢你分享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依我所见,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拖垮了中美在过去四十年里建立的稳定关系。他总是把中国描述为在各个方面都占美国便宜的形象。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特朗普主义依旧十分强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例如,在华的美国企业已累计超过7万家,2017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再比如,国庆期间北京新开业的环球影城人山人海,而这还仅是开放了三分之一的情况。特斯拉在全球开拓市场的势头非常强劲,其在中国也有规模庞大的新清洁能源汽车制造厂。这都是非常好的迹象,例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四十万中国学生在美留学,疫情之前每年有近三百万旅客赴美旅行。但当美国的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后,美国就要把所有的矛盾都归咎于中国。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美国占社会前1%的精英阶层的财富在疫情期间仍然保持增长,而中产阶级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陷入了停滞,收入增长几乎为零。中产阶级和蓝领阶级的不满导致他们不断将反全球化和反中国的政客选入国会和政党,而中国直接成为了美国国内各种问题的替罪羊。中国在面对自身的问题,这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因此一概而论地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现在一个十分讽刺的现状是,美国对中国持有坚定的负面想法,但却刻意忽视中国在关键领域所做出的成就,比如中国贡献了世界GDP增长的三分之一,并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0年实现了八亿人脱贫。现在中美同时召开民主峰会,中国也有自己的民主道路。在民主峰会上所有国家都在相互比较,而不提实际民主实施关键绩效指标(KPI)。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些社会上的争论?

斯蒂芬·罗奇:你提到了很多中美正在面对的关键问题。我希望能通过一些线索将这些问题都串在一起。你说的没错,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是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且在近几年来变得尤为艰巨。但这也并不仅仅是美国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平等问题在整个世界来看都在加剧。正在中国着力推进建设的“共同富裕”其实也是在应对不断在社会中蔓延的不平等现象。

你刚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美国政客将这些问题的源头怪罪到中国头上。这里的逻辑是:美国中产阶级因贸易逆差不断增长而利益受损,而中国构成了贸易逆差最主要的部分,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构成了48%的总贸易逆差。而前几任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认为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主要是与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产物,而这又回到了针对科技公司、工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指控。这背后的深层叙事逻辑是美国中产阶级认为自己因中国在贸易中“作弊”而受到了压榨。因此,美国政府也用这套叙事逻辑为自身提高关税的政策“正名”。

我已经分析这一现象很多年了,这套逻辑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错误的,尽管也有客观事实。拿贸易举例,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贸易逆差,尽管在2018年实施关税政策后缩小了一些,但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每年都与上百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说明这是美国自身存在的多边问题,而不是仅仅和中国才有的双边问题。

而多边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一个从不进行储蓄的国家。经济学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不进行储蓄却还想获得增长时就要从外国进口剩余储蓄。而通过收支平衡上的巨大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就会造成多边贸易逆差。你不能通过发动双边关系下的贸易战来解决多边层面上的贸易逆差。如果真的采取这种贸易战的方式而不是提升国家自身的储蓄,那通过关税减少的逆差只会被转移到别处。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美国通过高关税降低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整体贸易逆差却还是大幅增加了,因为它被与其他很多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抵消,例如和墨西哥、越南、韩国和新加坡。事实就是,我们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部分地转移给了更昂贵的贸易伙伴,而这又悲剧性地给美国生产商和消费者增加了压力。

在过去的35年里,商贸联系宛如是中美两国关系的船锚,但特朗普政府却将船锚拔起,而这带来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的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我所担心的是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并不想改变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而我的建议是将其终结,因为那个协定是破坏性的,我们应该有更好地方式求同存异。想通过扭转双边贸易逆差来弥补多边贸易逆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王辉耀:是的,谢谢你。斯蒂芬,你概述得非常清楚。我认为所有这些误解和叙事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正确的。

斯蒂芬·罗奇: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吗?30年前,我们对日本做了同样的事情。在1980年代,当我们第一次出现贸易问题时。我们发现当时贸易逆差最大的是日本,所以我们指责日本。而日本在应对美国压力时犯了一些错误,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中国领导人研究过日本首相,他们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指责中国所做的事情几乎与我们在1980年代指责日本的做法相同,你知道美国很难面对自己的责任。指责别人要容易得多。对不起,我打断了你。

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的,技术战和新冷战只能导向双输的结果

王辉耀:不,谢谢你,斯蒂芬。但实际上,我非常同意你的评估,即用双边赤字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正确的方法。你是对的,自从贸易战以来,我们看到像越南这样的邻国大幅增加和中国的贸易,东盟成为中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因为有很多东西曾经从中国出口而不是从东盟出口。因此,东盟肯定也会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你也知道这种逆差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科学的分析,因为很多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价格往往都算成中国的收益,但实际中国很多时候只是挣了劳务费用。,中国在服务贸易上还付出了很多都没有计算,而这对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真正得到这些准确的数字,而特朗普只是把3000亿的逆差额全放在中国身上不准确。这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需要一个现实的评估,我们需要改变这一概念,并真正着手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我注意到,拜登总统提出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130多个国家响应包括中国。实际是很多跨国公司在海外赚钱,钱没有惠及母国,也许他们可以把钱用于本国受全球化影响的群体,,而不是把钱留在海外或者华尔街。美国政府国内政策没有真正有效的政策来处理这些国内问题,然后中国就成为了替罪羊。所以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方法可以改进。你是完全正确的,放弃这种关税战策略真的很重要,因为毕竟,我认为大卫·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仍然有效。就像现在,面对这个大流行病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港口几乎瘫痪了,然后来自中国的数量众多的集装箱仍在抵达并供应市场。你认为未来我们如何走出这场危机,我们的贸易关税冲突,如何能渐渐摆脱这些情况?

斯蒂芬·罗奇:从美国方面来看,拜登总统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他对中国会保持强硬态度。但是,美国的领导层很狡猾,民意调查似乎在指导政治家采取的每一步,但最后当领导人有勇气采取不一定与短期民意调查结果一致的强硬措施时,他们就会成功。因此,如果你问我拜登总统应该做什么,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他问我的事情。要充分说明一下,我来告诉你,我没有与他的中国团队沟通,我直接通过我写的东西和我说的方式(沟通):我认为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许多艰难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这是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不一定是基于最有效的证据上提出的,但最终对(中美这)两家“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和繁荣很重要的问题。像创新政策、技术转让、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网络安全、外资并购造成的垄断问题,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我更愿意看到我们真正专注于发展一个框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这是我们宏观经济积累和平衡的产物。我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写到,我希望是一个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框架,即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了大约10年的双边谈判,直到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他停止了,而我们大概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双边投资条约很重要,因为它侧重于两个伙伴的经济增长,他们可以增加进入对方市场的机会,只要这种机会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并由强有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保证,我们又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框架,我们将更有效地解决我们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主要结构差异,并在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双赢框架内这样做。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的,技术战是双输的,新的冷战也是双输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辉耀,如果保持我们在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前9至10个月所从事的框架,我们将保持在这种失败的状态。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框架,我在这本新书中写到了这一点。

中美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新框架和促进沟通的新方法

王辉耀:是的,很好。我认为你已经提出了很好的想法。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双边投资条约在2016年他们举行G20会议时几乎要签署了。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当时正在协调财政部长的G20会议,然后他告诉我,当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可以在那年杭州的G20会议后签署这个条约。所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框架来真正参与对话,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不断增加实体制裁名单。我们看到一些更多的实体企业被添加到制裁名单上,实际上这不仅危害了中国的商业,而且也伤害了美国的商业。例如,现在中国半导体和先进芯片因美国限制无法采购,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还有芯片的短缺,许多汽车、许多电脑都无法以原本的速度生产。而且也进一步真正削弱了国际半导体行业,这伤害了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因此,你认为我们可以真正合作的方式是什么?当然我们应该真正回到双边投资条约上。我们真的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做的更多。我在想的另一件事是,下一个最大的亮点,下一个最大的蛋糕是什么?所有国家都应该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上周,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宣布3000亿欧元将被用于基础设施。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中国在过去8年里已经做了很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这可能是未来50年的最大的激励世界走到一起的事: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当然是一个领域,抗击大流行病是另一个领域,中国已经承诺付出了数四十亿美元用于全球抗一,美国已经承诺二十亿美元在全球抗疫方面。我们应该继续这些努力,找到与世界共同利益相关的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应该真正地一起工作。那么,你认为有什么新的举措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CPTPP,商务部已将CPTTP协议放在商务部网站上,以显示中国人将要达到的标准和目标。让我们再谈一谈为什么美国不回来参加CPTTP,让我们在“一带一路”和“B3W”上努力,让我们在抗击大流行病上努力。那么,什么是激励我们一起工作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所有东西都脱钩,最终都双输。

增进沟通,中美或许需要一个“联合办公室”

斯蒂芬·罗奇: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辉耀。有一些领域具有全球影响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大国有巨大的动力一起工作。我只想强调其中的三个,你提到的可能比这更多。但对我来说,它们是最重要的那些,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我们的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网络安全。而这三个领域,我认为,我们似乎应该所有人一起在气候变化领域努力。特别是在COP26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在COP26会议结束时宣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它没有真正包含任何新的革命性的突破,但它确实包含一个联合承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在全球健康方面,大流行病一直是两国合作的巨大机会。但在美国,我们更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争论,以及将全球大流行病归咎于中国,这使我们无法合作研究、科学发现以及分享公共卫生实践。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力来解决关键问题。包括网络勒索、网络间谍、网络攻击,全球都面临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且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两国之间沟通的新方法。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上个月举行了一次视频会晤。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两位领导人坐在电脑屏幕前。当然,他们也许可以每6个月一次,或者当他们可以再次出国时,共进晚餐或类似的事情。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联合办公室。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高级专业官员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一些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这种关系太重要了。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也会有这些战略和经济对话。奥巴马时期每年只有一次,小布什时期每年两次。这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全职办公室来真正将参与度提高到避免冲突所需的水平。而这是我的书中一个重要部分,谈的是双赢的冲突解决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虽然你不会买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

王辉耀:谢谢你,斯蒂芬。我认为你的提议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这种双边关系非常重要,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真正研究促进中美关系,正如你所说的专门的办公室,全职协调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定期举行两国首脑之间的会晤,,也许定期会晤官员每季度举行一次,也许还可以亲自前往面对面会面。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强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真的不仅影响到两国,也影响到世界。如果中美特别办公室可以真正建立,并协调双边关系的所有方面,这将是大有帮助的。

斯蒂芬·罗奇:辉耀,澄清一下,我不想要两个独立的办公室。我希望在一个中立的国家有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有中国的专业官员来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起工作。他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为联合办公室。这不是两个单独运作的机构,而是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一起解决共同关心的领域问题。我认为这将远远好于让美方发展自己的观点,中方发展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见面,他们走到一起。我希望他们在全职的基础上在一起工作。

王辉耀:这甚至更进一步,当然,也许让我们有联合办公室,然后让我们与工作人员混合,如果不是每周,也会定期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真正增加沟通对话和建议交流的强度,不仅与两国有关,而是与世界有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关于合作的领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美国是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中国GDP的38%与数字经济有关。所以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基础设施,推迟的WTO部长会议仍然没有达成数字协议,但实际上是我们都在数字化。数字治理的国际规则和条例仍然是缺失的。但是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最大的数字经济体,我们如何在这个领域一起制定一些标准和激励世界,并帮助其他国家走向数字化,也就是互联网+,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必须重视网络安全,我们需要一起工作。但是数字经济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开展工作,还有货币的数字支付,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使用钱包或现金了。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手机,但是其他国家呢,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你对数字经济或数字支付的这些领域有什么看法?

斯蒂芬·罗奇:那我们从合作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数字化,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数字经济体,这是我在新书中强调的第三个共同利益领域,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共同发展和合作有巨大潜力。它需要持续的全职员工去合作。我早些时候在谈到我关于秘书处的建议时提到,我们需要建立双边工作组,定期举行会议,审查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领域。我想说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领域之一是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它有严格的信息控制制度。因此,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你就打开了许多对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它们也触及中国的一些高度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也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这确实需要去做。

王辉耀:谢谢你,斯蒂芬。现在我们的讨论接近尾声了,有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大约40,000人通过CCG现场直播和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参与我们的讨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对话。中国新闻社知道我们正在与你进行对话,因此向你提出了2个问题,我会把它们念出来。第一个问题是,在经贸关系方面,您如何看待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挂钩”的想法,还有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美两国经济真的脱钩了吗?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某些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和最大的误判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近年来这种误解似乎加深了?以上就是中国媒体提出的两个问题。

斯蒂芬•罗奇:实际上,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几乎没有提及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她在几个月前确实发表了令人期待已久的演讲,但她并没有真正另辟蹊径,也没有提出新的方法,这让我很失望。拜登政府承诺在2021年的前6个月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进行非常仔细的评估。戴琪可能是在这次审查结束后发表的讲话,她的发言内容并不能让我相信,这是一种能够解决中美日益加深的冲突的全新方法。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将关税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对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来说是一笔巨额税收。美国已经将贸易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这并没有解决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政客们担心巨额贸易逆差会对美国工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度很高,这一点我写了很多年。我将其称作共同依赖——美国依赖中国,中国依赖美国。而且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存在,贸易战正在割裂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过两国关系依然很深,让我们一起期待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对于第二个问题,最大的误解是我之前提到的,美国中产阶级受到误导,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归罪于中国。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种观点,不幸的是,许多学者已经得出该观点是正确的结论。恕我直言,我必须要说他们是错的。我之前说过一个简单的观点,现在的中美经济关系与30你那前的美日关系类似,中国是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但这更多反映出美国自身的问题——由于美国现在的巨额预算赤字,每周储蓄情况在变得更糟,而不应归咎于30年前的日本或者今天的中国。然而,对预算赤字负有责任的华盛顿的政客们更愿意将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这导致美国对中国在影响中产阶级和勤奋的美国工人方面扮演的角色产生重大的误解。

王辉耀:你说得很好,谢谢你,斯蒂芬。我认为我们今天非常广泛地涉及了各类话题,我们谈论了中美关系,从特朗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时期的最新进展,存在的误解,潜在的冲突和偶然的冲突,你的新书,我们还谈到了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其他领域以及你刚刚概述的最大误解,我们的话题覆盖面很广。你确实是一位分析中美关系的行家。你的智慧和建议经常让我们受益匪浅,特别是你提到,可以设立一个由工作层和高层官员共同组成的专门办公室,这样就可以定期会面讨论并提出建议,以便中美双方能够真正消除误解,并提出新的建议。逐渐重塑这种叙述,也许还能找到我们可以解决的真正问题,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些问题上互相指责。所以,这真的很棒。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我们会有一个CCG主席特别环节。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以及你对明年有什么看法,你如何看待明年的经济预测呢?

斯蒂芬•罗奇:我做预测大约有50年了。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华尔街做分析师。我的预测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错的,但正确的比错误的要多,因为我从来没有丢过工作,我的大多数竞争对手来都不敢这么说。但我知道每年都充满变数。而且你也知道,我们一年前对世界的看法与2020年底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展望未来几年,我们会对发生的一些变化感到惊讶,与今天的预期相比。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美国和中国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同意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当前,两国关系面临险境,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访问中国以来,最糟糕的时期。现在的情况令人遗憾,我们有责任做出改变。如果我们不能做得比以前更好,我认为一年后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会为浪费机会而感到后悔。因此,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不能只是说,好吧,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多联系,企业从中受益。我们知道,这还不足以使中美关系走上正轨,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必须拿出新的方法。我已经试着与你讨论我的一些想法,我相信还会有其他想法,其他人对此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结束这场冲突。

王辉耀:你说得很对,谢谢你,斯蒂芬。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现在中美关系绝对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会影响现在或者明年,还会影响我们未来10年或下半个世纪,我们看到的两国关系的最低点可能是过去半个世纪的最低点。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使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也让两国和世界受益。再次感谢斯蒂芬今晚参与我们的对话,也感谢在线的观众,我们下次再见,斯蒂芬,希望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能访问CCG。谢谢你。

斯蒂芬•罗奇:谢谢你,辉耀。我也希望下次能够见再到你本人。再见。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耶鲁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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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对美斗争一线的崔天凯原大使,讲话点到要害,就是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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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今日头条-六军韬略

驻美国原大使崔天凯在12月20日"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言谈中美关系。他的讲话要点有四。一是"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中国)崛起"。崔大使的这个观点,指明了当前中美冲突的根本所在。各层次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个总矛盾。中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是不可能改变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战略层面中美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二是"美国对华政策里面,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因素"。崔大使的这个提醒,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太注意美国的种族主义,原以为只是针对美国国内的,现在看来是面对全世界的。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人种分为几层。最高层是盎撒自己人,典型的是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和今年刚建立的美英澳三国"奥库斯"联盟。其次是其他白人,再次是黒人,最次是以中国人和亚洲为主的黄种人,包括准黄种人印地安人。崔大使说,"对种族主义’有的美国白人不讲,有的讲’"。特朗普就明里讲暗里讲。拜登民主党"美白左"把种族主义推到另一个极端,透着上帝恩赐般的傲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殊途同归。

三是美国"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甚至没有底线地对华打压、遏制、分化、围剿"。我们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没有底线"。也就是极限施压,直到他压不动为止。所以中国必须反击,让他提前压不动。切忌忍让,忍让换不来缓和。我们认为主要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抱有"今夜就开战"的决心,甚至主动打响第一枪。向美国表示统一台湾的决心,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靠打出来的。另一个是"分化"。美国分化中国内部,靠的是体制内外的公知、美吹、美粉。这些人向往"灯塔国",又拿了美国非政府组织的钱,前些年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声援美国,形成崇美的潮流。美国的新冠疫情教育了国人,这些公知、美吹失去了市场。但美国会以新的形式和手段继续"分化"中国内部。特别要警惕的是,体制内的人被"拉出去",这是重大隐患,必须提高警惕。

四是"保持清醒头脑,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曲折、动荡甚至是坐过山车的场景,维护好14亿中国人艰苦奋斗得来后成果和权益"。作为对美斗争第一线的战士,崔大使身经百战,体会深刻,也经历了把“美国人想得太好了"到彻底地失望的过程。他在任上曾说,"中美不需要对抗,可以竞争,最好成为伙伴"。但现在小标题的这番话,更像是对美斗争的动员令,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冷静、从容、得当地应对我们可能从未见过的不利局面。我们认为"底线思维"很重要,美国无非是经济上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断交,军事上公开驻军台湾,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以至局部战争。我们相信,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一定能渡过难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胜利的那一天,一个完整的美国是否存在,现在都还难说。一个迅速衰败的多种族、多民族拼凑的大帝国,四分五裂是它的宿命!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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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阿瑟|黄薇的款子王力宏的裆,都没有李田田的安危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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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阿瑟  来源:东吴野人沈阿瑟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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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两个“大事”,网上很热闹。

一是网络主播黄薇(薇娅)涉嫌偷逃税款,被追缴并罚款13.41亿元。二是艺人王力宏的失德事件。

笔者觉得,这两事,都不怎么值得关注。

主播偷逃税款,并非罪大恶极,现在补了罚了,于普通人,这罚没的税款,咱们用不到一分钱。于黄薇本人,身上的黄毛黑毛被剃去一茬,虽稍有短暂的疼痛,但很快会“亿金散去还复来“,用不着你我替她操心的。遇事她态度第一,风头一过,浑身的黄毛黑毛又长势喜人。我们作为看客,如果为她担心,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这是闲来无事瞎操心,毫无必要的。

至于王力宏裤裆内的那点事,虽可极力鄙视,虽环球时报也大炮打了一枚宏蚊子,叫喊着“王力宏必须凉”,但于我们普通人,道德只能要求自己而不能要求别人,更不能苛求别人,王艺人私德的事,由他身败名裂好了。

值得关注的一个人,应当是湘西的李田田老师。

李田田老师两年前(2019年)经历了一桩“惊心动魄”的事,这次,她又遇到“麻烦”了。

2019年的10月11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桃子溪学校的乡村女教师李田田,用她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名为《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结果引起了骇然大波。

当时,先是永顺县教体局局长潘清海威逼李田田自己当晚将文章删除,李田田在潘清海的淫威之下自删文章后,潘局长还不罢休,四天之后的10月15日,要求李田田“深夜进城”,被李田田拒绝后,潘大局长恼羞成怒,又让局人事股股长凌晨上门……

两年前的那场闹剧,李田田老师幸亏得力于网友的抱不平,事件引起网络舆情后,又幸亏引起了永顺县的上级——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注意和重视……事情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最后李田田老师胜出,永顺县教体局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太严重而被上级揭批……

这两天,李田田老师又“惹事”了,个中原因,据悉是由于她力挺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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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田田老师自己在朋友圈公开声明,挺宋老师的微博不是她自己发的。

挺宋老师的言论到底是不是李田田自己发的,李老师本人说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事实。鉴别这一点,在当下的技术手段下,实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问题的关键,即使挺宋老师的言论确实是李田田老师自己发的,也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对上海宋老师的言论表示不认同或认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独立的见解,这受到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保护。

但是,越来越多的网传信息表明,李田田老师,极有可能已经遇到了麻烦。

即使她挺宋老师,就可以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吗?就可以被“开除公职”吗?甚至可以用“被枪毙”的语言相威胁吗?

据知情人提供的消息,李田田老师现在被“隔离监视”在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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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事属实,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很不恰当!

如果因涉嫌发表了“不当”言论,执法者应当谨慎行动。或可先屏蔽帖文,而不能动不动就先去“拿人”。

退一步说,如果确实需要问话,可以传唤李田田老师。

传唤并不是强制措施,更不是一种处罚,仅是要求被传唤者按指定的时间,自行到达指定的地点接受问话而已,传唤的地点一般在当地的派出所。传唤的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如果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的持续的时间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现在,李田田老师被搞在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被“隔离监视”,这是以传唤的名义,变相拘禁李老师了。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禁止的。

据说现年27岁的李田田老师有身孕,她现在的处境,实在需要被关注。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于浙江海宁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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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未来十年中美关系难言乐观,但仍有“保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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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云汉  来源:财经智库CJZK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跟美国已经紧密捆绑在一起,在全球产业供应链里面相互依存,在金融资本市场密切连通,这个可以维持基本的运作,不至于受到严重的冲击。虽然局部的脱钩,特别是在科技合作领域里面的全面停顿是很难避免,但是,至少过去三十多年所累积的物质基础不会受到现在全面对抗思维高度摩擦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严重伤害。因为这个如果受到严重伤害,不只是中美本身各自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而且还会导致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累积的基础全面倒退松动,会变成经济民粹主义抬头,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以下为朱云汉在12月18日举行的“2021三亚· 财经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01

中美磨合困难不容低估

但依然存在一些“保底”之处

中美关系我想从1979年正常化是卡特总统开启的,相对平顺的走了三十多年,到了2016年特朗普当选,我想这本身是一个历史阶段。大多数都同意从2016年以后中美关系已经很明确的跨入另一个历史阶段,已经在不同轨道上面运行了。

虽然说两个阶段并非完全没有延续性,但是本质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因为在前面的一个阶段,主轴是建设性交往,虽然美国还是采取有一些战略围堵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主轴还是战略性交往。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就是要把中国吸纳进入美国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用美国建立的规则引导约束中国,甚至有可能改变中国的一些行为,甚至更多的引导中国体制改革演进的轨道。

但是从2016年以后,很清楚很多美国外交精英,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过去实施的正常化以后建设性交往政策需要告一段落了,因为已经不符合美国利益了,甚至有些人认为是失败的。中国就在美国卷入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十几年里,不知不觉国力翻了四番,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有可能失去过去几十年享有的龙头地位。

即使在一些仍享有绝对优势的领域,美国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个包括科技、军事、经济、金融,所以美国必须把所有的其他外交议程摆在次要位置,集中力量来全力应对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以及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

而且美国也认为中国的企图心已经很明确,自从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之后,中国有自己的国际战略,有自己的全球议程,甚至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在试图改变西方战后所主导的那个秩序。甚至在软实力领域,美国也面临着竞争压力,过去美国这个方面非常自信的,我的体制是全世界模仿的对象,我的标准、我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但是连这样的自信开始产生动摇,因为美国发现中国发展模式,在有些发展地区事实上获得亲睐,而且中国也展现出来对于自己的体制高度自信,愿意跟其他国家分享经验。

在这样的判断下,美国开始全力应对中国威胁。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它的整个运行逻辑跟机制跟我刚才讲的前面建设性交往相当不同,这个时候地缘政治对抗的需要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政治思维,而且把中美关系的本质定性为全面的激烈竞争关系。合作反而是附带的,是次要的,是可有可无的。尤其现在中美之间战略互信、高层互信还是很薄弱的,固然有些全球议题有合作的机会,包括全球暖化等等,但是政治上还是有障碍。

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过去三十多年的积累基础,尤其就是中国跟美国经济已经捆绑在一起,很紧密的捆绑,透过全球产业供应链建立高度的相互依存,还有金融资本市场的密切连通关系,这些基础是否还可以维持两国关系基本运作,不至于受到严重的冲击。虽然局部的脱钩,特别是在科技合作领域里面的全面停顿,这个是很难避免。但是如何让过去三十多年所累积的物质基础不受到现在全面对抗思维与不断碰撞摩擦的中美关系形势严重的伤害,是很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基础如果受到严重伤害,不只是中美本身各自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会导致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累积的分工合作基础全面倒退松动,会变成经济民族主义全面抬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因为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运作逻辑跟机制,所以每一届新政府上来之后这个磨合机制就不一样了。以前的建设性交往阶段,每一届新政府上来总会检讨上一届,总会觉得上一届过于迁就中国大陆,美国应该更好的执行战略性交往,能够更好利用美国的优势,尤其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来约束中国,会有一两年的磨合,但是回到的轨道还是建设性交往的轨道。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进入全面对抗阶段以后,变成了新的政府来,拜登来我要证明我比特朗普能够更加精明的,更有效的来执行对中国的全面遏制。防止中国在美国最关键、最核心领域里面追赶跟超越,可能他会觉得特朗普有些做法可能没有章法没有充分利用美国的真正优势,或者有些做法太粗糙了,杀敌五千自损一万得不偿失,我就是来执行更有效的遏制政策,但是绝对不会做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已经进入了战略对抗、全面竞争的通道。这样来说未来中美关系十年、二十年都回不到从前,绝对不容乐观,而且还要预防对抗升级、冲击失控。可预见未来一两年我个人也是非常忧虑,一方面国际战略格局引导中美进入对抗通道,美国看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唯一有可能挑战它的龙头地位取代它地位的,它必须全力以赴应对挑战。

02

美国国内因素增加了两国关系的磨合难度

除了客观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外,美国国内因素也是让我非常担忧,有四种情况,会让我认为拜登政府这个磨合期非常不平顺。首先,美国国内现在的政治氛围,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深深受到了民粹压力的影响。仇视中国的民粹政治氛围现在笼罩着美国,不管是在舆论界、在智库,在国会、整个行政部门等等。只有高科技企业还有跨国企业也许比较不受这样一个氛围的影响。

所以渲染中国威胁,妖魔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赚取政治资本最廉价的手段。媒体跟网络也是靠这个东西博取注意力冲高收视率,很多政客就是利用这个预期里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这个情况之下对于中国政策很难进行比较冷静客观的讨论,应该说很多声音出不来被压制了,因为这个氛围。你必须承认特朗普已经成功调动了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全面敌意,塑造这个氛围,这个氛围甚至有人说回到了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而且对于在美国的华裔来讲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华裔都被怀疑成为间谍,甚至留学生都被怀疑来偷美国的技术,这些深层的恐惧,还有这种莫须有对于中国影响力的防范,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凝重氛围。

现在美国很奇怪的一种政治生态,就是你想要去跟国会要钱,就说我这个是对抗中国威胁,确保美国不会失去什么,只要这个理由就可以得到经费屡试不爽,这是非常另我担心的一个民粹政治主导的时代,理性声音、客观声音没有办法影响美国作为一种最好的更理性的更庄严决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让人担心。现在对抗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各种心思、各种手段来对付中国,已经变成了美国整个行政外交体系的惯性,这个惯性很不幸的就是特朗普调动起来了,每一个美国部门每一个行政单位都要证明,我优先把中国作为头号的竞争对手,甚至说作为头号敌人,我要下属尽脑汁每天想怎么样对付它。不管是商务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中情局、能源部官僚统统都在干这件事情,这样中美关系怎么可能好。

这种官僚惯性一旦形成,要去扭转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修正这种倾向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有些政策让许多美国大学校长、高科技企业负责人哇哇叫了,说太荒谬了,对美国一点好处没有,而且都是莫须有,带着种族歧视的角度去看待与中国有联系的科学加,他们非常反对,但是短期内要扭转并不容易。比如说FBI每天派探员到校园,到国家实验室去查,看看所有跟中国有过在科技领域学术领域合作的,是不是都可能成为中国利用的对象,成为它的间谍。所以斯坦福大学那么年轻有为的张守晟教授,就是在这个猎巫的氛围中自杀,很多华裔科学家受到不必要的迫害,这个惯性扭转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第三,拜登政府政治基础非常的薄弱,自信不够。因为大选的时候,其实拜登赢的非常惊险,在美国参议院仅仅50席,就是连绝对过半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我认为拜登他的国家团队根本没有太多的安全系数可以让自己的对华政策有一种回旋空间,他非常担心媒体与反对党指责他对华软弱。所以,你也可以说,特朗普把对中国的敌意抗拉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是现在拜登团队及时肯认之前的做法,但他们也不敢轻易调整,像是把关税降下来,政治上面来讲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不太敢降。刚才Steve ORLINS也讲了,所有经济学家还有美国有些部门的负责人,比如说财政部长耶伦,他们都很清楚,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收关税,是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不仅让美国消费者付出很大代价,而且美国需要进口中国的零部件的美国企业,也需要支付这些额外成本,削弱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何况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那么严峻。

所以,拜登如果真正的明智,如果理性的话,应该主动把大多数的关税取消,但这样做可能是政治自杀行为,可能让很多媒体与政客对拜登团队进行非常恶毒的攻击,所以他的政治基础脆弱就比较麻烦,即使对的事情不敢做。拜登上台的时候声望还可以,抗疫有一点效果,经济也在复苏轨道上面,现在情况又非常不利,声望下跌了,抗疫有面临第四波新一轮变种病毒的冲击。还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上升,还有就业市场里面出现劳动供应紧张,供应链也出现拥堵现象,一大堆进口的集装箱无法卸货来,很多圣诞节商品都没有办法及时到位上架。这些问题会让他期中选举蒙上阴影,也大大增加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第四点,我也比较担心的,拜登这个国家安全团队能力不足、经验不足,缺乏大智慧,缺乏全局的战略判断能力,但小聪明很多,小动作很多,每天看到布林肯马不停蹄到处布局,一定证明我比蓬佩奥,比特朗普团队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可以更好的利用美国的盟友优势来对付中国。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地方,他们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判断,包括沿用特朗普时期非常恶毒的提法,这个情况对于修复与中国高层的政治互信是非常难的。

不过尽管上述的各种原因,让我非常担心的磨合出现困难。但是我觉得中美关系还是有一些保底,过去三十多年的累计基础不是完全没有支撑作用。首先完全同意秦晓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根本是不必认真对待,毕竟中美之间有核武时代带来的约束,中美之间会极力避免让两个核子大国发生直接的军事较量,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双方都无法承受这个代价。虽然过去美国鹰派有一点想利用美国核打击能力上的绝对优势,以及拦截战略导弹的优势,必要的时候对于中国进行某一种核勒索或核突袭,但这种思维不可能成为主流,而且机会也越来越小了。因为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已经全面升级,最近巨浪4号试射成功,射程2.2万公里,轻易覆盖美国全境,最近有还有一个美国高级将领极为震惊的,就是极音速飞行器的试射成功,中国可以从本土任何一个点发射绕过南极,然后从南方向美国投射核子弹头,让美国的北美导弹防御体系无用武之地。所以核子恐怖平衡的这个约束还是存在的,在中美之间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还有两个约束还是有作用的,就是中美关系不至于进入全面的冲突失控。一个是全球供应链还是非常紧密的联系两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动如山,疫情考验让中国的供应链看起来相对更牢靠。所以你看到中美之间尽管有额外的关税,可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顺差还在持续扩大,美国更依赖中国的各种方面的供应,这个经济链接是持续把中美捆绑在一起。我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最近虽然有一个非常恶毒的法案叫做新疆制裁法案,国会刚刚通过了,不过你真的看这个法案的制定过程,有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布局很深的,他在幕后做了大量努力,把这个法案中最恶毒牙齿拔掉,让它没有破坏性那么大。这个公司就是耐克(NIKE),他可以影响奥勒冈州两个联邦参议员,这两位参议员在法案最后定稿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例子显示全球供应链会让中美经济脱钩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不会出现这种严重破坏跟失控。

再一个就是中美资本市场之间的紧密联通机制,虽然中国没有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但是这两个资本市场其实已经高度联通,尽管有一些中国企业未来可能在美国下市,但是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布局实际上不断的扩张,毕竟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有增长潜力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久之后会变成第一大的经济体,有很多的金融业务机会。

过去几年在特朗普疯狂的时代,华尔街幕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约束模式,所以多政客的言论看起来很极端,但是真正最后采行政策并不是最坏的。而且华尔街不时给美国的白宫决策者必要警告,比如说三年多前特朗普愿意考虑中美贸易暂时修兵,因为华尔街给他警告了,华尔街在暑假一次的修正大跌将近20%,因为华尔街担心中美贸易战如果继续升级的话,那这个影响到美国所有企业的获利以及投资人的信心。

将来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美拜登最近在高峰会说我们需要设立避免冲突失控的某种护栏。其实真正有效的护栏就是华尔街,华尔街及时告诉美国决策者你这样做后果比较严重,美国经济跟全球经济承受不了,这个反馈机制还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在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紧张的对抗阶段,但是我们过去认为的压箱石,其实还在起作用。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学者对经贸利益作为压箱石还挺与有信心的,所以判断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去。不过特朗普上台后,很多人就不再讲压箱石了,因为特朗普居然搞经济剥离,全面脱钩,等于直接抛弃压箱石。但对压舱石完全失去信心的思路也是过头了。应该说我们不能期待经济利益的压箱石可以让美国关系避免晃动,无法排除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兴风作浪搞破坏,但这压箱石也还在起作用,可以防止中美关系突然脱轨,让这艘大船不至于翻船,虽然无法避免一些很严重的晃动。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审慎的乐观。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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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1:仇恨亚裔犯罪激增,种族歧视痼疾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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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帆  来源:中国新闻网

从年初美国多地发生针对亚裔老人的袭击事件,到亚特兰大连环枪击案,从纽约唐人街亚裔女子遭无端猛击,到费城地铁华裔女孩被殴致伤……2021年,美国亚裔民众受到种族歧视侵害事件频发,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备受关注。

在美国亚裔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纽约,当地警方12月发布的统计数据称,该市今年截至12月5日发生的仇恨亚裔犯罪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61%。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11月发布的报告,该组织今年截至9月30日共收到5771件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报告,这一数据超过去年收到的报告总和。

虽然反歧视团体和政府部门都在致力于阻止罪案发生,但是亚裔群体面临的暴力风险未见消减迹象。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亚裔美国人中超八成表示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暴力。

亚裔民众的抗争

今年3月16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区两家水疗中心和城郊一家按摩院发生3起枪击案,造成8人遇难、2人受伤,遇害者多为亚裔女性。事件发生后,全美各地掀起了亚裔反种族歧视示威浪潮。

“停止仇恨亚裔!”“仇恨是病毒!”“反歧视!反暴力!”“我们要公平正义!”从波士顿、纽约、费城,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到达拉斯、辛辛那提、芝加哥、丹佛,再到西雅图、旧金山、圣迭戈……亚裔群体无法忍受每隔几天媒体上就有亚裔民众被辱骂、被殴打、甚至被枪杀的报道,他们要让自己的声音被整个美国听到。

这一示威浪潮全年持续发酵。11月30日,费城数千名民众在一场“反歧视、反暴力、反霸凌、安全城市”主题的游行集会上,抗议当月该市一群青少年在地铁上殴打一名18岁华裔女孩致其受伤。当天,纽约等城市也举行集会活动声援。

除了游行示威,过去一年里,美国多地自发成立了志愿者巡逻队。在加州奥克兰,至少有5个志愿者巡逻队日常保护亚裔群体安全。在纽约唐人街,人们经常能看到一队身着红色外套和红色帽子的“守护天使”在路上巡逻。一些亚裔美国人还通过基金会,推出免费的自卫培训课程以及提供支持的咨询服务。

反仇恨法的局限

今年5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新冠疫情下仇恨亚裔犯罪的法案《反新冠仇恨犯罪法》,使之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该法,美司法部可设立专门职位加快对仇恨亚裔犯罪案件的审查,司法部部长将向地方执法机构提供指导,地方执法机构关于仇恨犯罪的报告和追踪将得到加强,公众将有更多渠道举报仇恨犯罪并获得相关信息。

《反新冠仇恨犯罪法》被亚裔群体视为“反亚裔歧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可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该法在打击种族主义仇恨犯罪问题上存在有效性的局限。《大西洋月刊》在6月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该法并未作出强制性的措施规定,检察官由于拥有自行决定权,他们在处理潜在的仇恨犯罪时,出于不同考虑常不会以仇恨犯罪的罪名指控相关嫌疑人。

福克斯新闻今年5月报道了一起发生在旧金山的袭击案件。当时,两名亚裔老人在旧金山市场街公交车站等车时被一男子持刀捅成重伤。由于检察官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种族主义动机,该案嫌疑人未被诉以仇恨犯罪。

类似的情形各地皆有。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地区今年亚裔遇袭案件激增,但不少案件的嫌疑人最终没有被控仇恨犯罪。学术期刊《明尼苏达大学法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用于判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模型尚未被建立,而联邦及各地的反仇恨法又存在局限性,这给执法人员提告仇恨犯罪制造了障碍。

种族歧视的痼疾

在2021年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到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亚裔群体因新冠疫情而被污名化,一连串针对亚裔的可憎暴力事件暴露出了种族歧视的痼疾。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亚裔美国人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律师观点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针对亚裔的仇恨情绪凸显了美国种族矛盾的严重性。近年来美国仇恨亚裔犯罪之所以抬头,其根源还是种族主义。

就如何破解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育或许是种族主义的解药之一,教育系统和教育机构对于根除种族主义有着重要作用。一些美国亚裔家长也认为,学校应从小教导学生关于亚裔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让他们深入了解什么是种族歧视。

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明如(Mae Ngai)对此持另一种观点。她认为,种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对不同人的自然反应,而是伴随政治出现的产物。如果亚裔美国人受到的歧视和仇恨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原因造成,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也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入手。目前来看,美国实现种族平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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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铮 | 从傅高义到杰维斯:中美关系的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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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铮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从傅高义到杰维斯:中美关系的认知失调

“十七教授评‘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文章第六篇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波音公司国际关系访问讲席教授

一年之内我们失去了两位学术大家,去年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今年12月9日罗伯特·杰维斯先生又离我们而去。两位大家的领域不同,但是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他们两人的学术研究实际上都指向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矛盾根源:认知。

傅高义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感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后再也没有学者会像傅先生这样通过大量的访谈和实地考察来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时空环境中来推导和理解每一个决策。然而看看现在的美国,关于中美关系最为活跃和最有影响的评论者往往并非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很多人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信息越少知识越少就越敢于做出判断得出结论。现在很少还有人会像傅高义先生那样小心翼翼地推己及人来避免误读和误判。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官员们,他们学术生涯的开始就是中国威胁论的时代,他们缺乏对贫弱中国的直接体验,不清楚中国的过去从哪里来,也难以洞察未来会向哪里去。

罗伯特·杰维斯不久前的离世让我们感叹现在的时代和学术环境已经不太可能产生像杰维斯这样的理论家了。杰维斯对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外交决策,他警告人们注意由于认知所造成的误解和误判:为什么国家原本可以维持和平,却走向了战争?为什么两国原本可以合作,却选择了冲突?战争与和平,往往是决策人的一念之差。从杰维斯的理论来看,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在陷入一个标准的“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在双边关系日益紧张和敌对之后,人们都在心理上为自己针对对方所做出的判断和行为寻找合理性。这种心理需求使得人们“自动地”过滤与自己的判断和行为不相符的信息,而寻找和放大能够为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提供合理性的信息。双方都不自觉地把对方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放大,而心理上回避和忽视对方的发展进步和具有的优势与潜力。双方也都不自觉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以及历史和体制经验出发来解读对方的行为和意图,纵然南辕北辙也执迷不悟。在双方的眼中,对方的意图都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铁证如山罄竹难书。自己一方的行为无论多么的极端和不理性(甚至属于自残)都被合理化,甚至英雄化和神圣化。

尽管中美双边对彼此的认知是如此的混乱失调,但是如果和两国的学者讨论认知问题,他们通常的回应都是否定的,他们会说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只剩下力量的碰撞哪里还有认知什么事啊。实际上按照杰维斯的理论,双边关系越是紧张越是敌对,认知的作用就越大,误判的可能性也越高。一念之差来自经年累月的认知鸿沟,来自造就这种认知失调的舆论和政策研究环境。而对认知失调的无视正是中美关系的真正的悲剧所在。

告别傅高义和杰维斯, 我们难免不对没有了两位先生的未来更加悲观。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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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S解读美2022财年国防预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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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2021年上半年,白宫向国会提交了2022财年国防预算法案,尽管美国从阿富汗和中东撤军,但新财年的军费总额仍将达到7530亿美元,比2021财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7%。该法案于12月15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获得通过,12月7日在众议院通过。预计拜登总统将在年底前签署该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对美国2022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进行了分析,并就2023财年的一些事项做了预测。摘要如下:

一、2022财年国防相关资金概述

2022财年预算法案要求的自由支可配资金总额为7530亿美元,包括国防部资金7150亿美元。国防预算还包括100亿美元用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国防相关活动,280亿美元原子能经费。除此之外,该预算还预计2022财年国防部强制性经费将达到130亿美元,其他国防强制性资金25亿美元。包括自由支配和强制性经费在内,2022财年国防总预算为7680亿美元。除国防预算外,与国防相关的其他资金还包括退伍军人福利和服务、军队退休和医疗相关摊销以及现役、退伍军人的税收支出。

(一)战争相关资金

2022财年国防预算中,二十年来首次不包括单独的战争相关资金申请。虽然政府没有要求独立的海外应急行动(OCO)资金,但它确定了过去被视为OCO相关的421亿美元资金。其中89亿美元用于在阿富汗的行动、54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241亿美元用于中央指挥部的长期需求、37亿美元用于欧洲威慑倡议(EDI)和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USAI)。阿富汗部分预算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塔利班控制局势之前编制的。

(二)国防预算中的趋势

2022财年的预算案延续了国防部总体预算的若干趋势。军事人员(MILPERS)以及研发、测试和评估(RDT&E)占大头,而采购资金相对较少。在宏观层面,这些趋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既定政策。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曾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需要应对先进技术威胁、促进国防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并关注人力资源,暗示了对MILPERS和RDT&E的强调,这也反映在了预算要求中。

1. 军事人员预算

军事人员的资金相比2021财年水平实际增长了1.9%。在部队规模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人均成本较高的部分原因是加薪2.7%。鉴于国防部没有报告其劳动力的生产率指标,目前尚不清楚人员成本的增加是否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成比例。

2. 运行与维护资金

运营和维护(O&M)资金增长略高于通货膨胀,实际增长了0.6%。相比2020-2021财年显著回落,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活动逐渐减少,以及在2020财年制定的与科威特相关的补充资金到期。

除陆军之外,其他各军种都要求增加2022财年的运维资金,增加的主要来源是作战部队。空军增加的最多,陆军有所减少。

3. 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资金(RDT&E)

2022财年RDT&E资金实际增长4.4%,相比2021财年名义增长67亿美元。然而,其中12.5亿美元用于一个新的名为“让美国人为新传染病做好准备”(Prepare Americans for Future Pandemics)的强制性RDT&E资金项目。先进组件开发和原型资金在2022财年增长幅度最大,名义增加33亿美元,实际增长率9.6%。这主要来自于一些主要采办项目,包括空军陆基战略威慑系统(GBSD)和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等。

4. 采购

2022财年预算要求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是采购资金实际下降了7.3%。这是自2013财年触发封存以来采购资金最大的同比下降。飞机采购量下降最明显,造船和改装预算也低于预期。由于国防委员会已表示有意为部分削减采购的提议追加资金,因此采购资金的减少还可能受到国会的后续影响。

5. 军用建筑和家庭住房费用

与其他部分相比,国防预算中的军事建筑(MILCON)和家庭住房项目相对较少,并且与国防预算的其他部分不同,它们由国会中单独的拨款小组委员会处理。2018财年至2020财年,由于特朗普政府将资金转入相关账户用以修筑边境墙,MILCON资金大幅增长。在2021财年MILCON资金回归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但是2022财年预算请求再次增加了13亿美元,大部分来自于空军。

二、2023财年事项

(一)军队规模与现代化计划

2022年国防部直接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是计划维持的部队规模及其现代化优先事项。考虑到过去几十年国防资金的发展趋势,各方面维持与今天相同的兵力规模将需要人员和运维费用以每年高于通胀率2%至3%的速度增长。2023财年的预算将在部队规模和现代化要求之间左右为难。

2023财年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研发和采购资金的平衡。过去几年中,研发资金增加,而采购资金有所下降。2023财年预算申请的问题在于,项目和技术何时能过渡到采购,单纯的技术投资并不能促成部队现代化。

(二)通货膨胀与更高的工资成本

影响2023财年国防预算的两个最重要且国防部无法控制的因素是总体通胀率和军人与平民雇员的年薪增长。

预算还需要考虑更高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打算维持固定的实际预算,则需要提高国防部的名义最高预算,以适应目前预计2023财年及以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

本文摘译自CSIS官网,报告原标题为Analysis of the FY 2022 Defense Budget : Funding Trends and Issues for the Next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译者:张启平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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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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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编者按】最近,乌克兰局势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张文木教授《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一文,原发表于《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现经作者重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重新编发,以供研究参考。

内容提要】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来说,意义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过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了它俄罗斯会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如果清楚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有警示意义。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缓签署旨在强化与欧盟贸易关系的联系国协定,转而寻求同俄罗斯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反对派借机掀起抗议浪潮,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由此引发了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和东部地区要求脱离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及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的事件。2014年危机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一 俄欧战略边界的确立及其对欧洲的意义

乌克兰危机及克里米亚并归俄罗斯,这两起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性体制的定型,这是什么体制呢?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凡尔赛体制”。有人会说:凡尔赛体制不是已经成为历史了吗?如果我们将今天的欧洲地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地图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惊人的一致。这也没什么奇怪,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历史是对昨天的否定,却是对前天历史的肯定,用黑格尔的思想表述就是“否定的否定”。

历史上曾有1815年在打败拿破仑基础上建立的由英俄合作主导的维也纳体制。当时俄国基本上控制了东欧——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像。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帝国解体。当时有许多国家联合入侵苏维埃俄国,迫使俄国陷入为时两年的卫国战争。随后西方建立了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苏俄受到严重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苏联解体后东欧因不满苏联曾有过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即使如此,当时乌克兰——至少乌克兰东部地区——也没有脱离苏俄。

但西方不知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要知道,苏联并不是俄国人兼并而来的,它是西方逼压出来的。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人的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政权并积极与俄共领导下的苏维埃联合,在此基础上最终合建了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1】。苏联的建立标志着凡尔赛体制东方边界的稳定。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法征服苏俄并与其边界确定后便转向内部挤压。它通过所谓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2】和《洛迦诺公约》(Pact of Locarno)【3】对战败国德国实行超强压榨。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预言说:“道威斯计划本来是为绥靖德国而制定的,但是这个计划必定会引起德国革命。”至于洛迦诺公约,斯大林认为它“规定把德国的新国界保持下来而使波兰和法国得到利益,德国丧失它的殖民地,这个被绑在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的德国同时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榨取1300万亿金马克。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斯大林断言:“如果说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那末洛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5】

欧洲对德国的过度压迫最终压出了希特勒的大搅局,这又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列宁通过强力抵抗与西方确立了凡尔赛边界——这是普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斯大林沿着列宁的路线,又在西方内部危机中实现了扩张:当时东欧受到西欧的过度挤压求援于苏联,苏联的边界就在这种一次次“呼救”中向前推进——2008年在格鲁吉亚内战冲突中的南奥塞梯、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与母体分离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运动的兴起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俄关系的重演。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呢?除了意识形态向西方缴械的原因外,其过度扩张也是重要原因:斯大林时期,力量扩张到东欧,这已达到其力量伸展的合理极限;勃列日涅夫时期,手伸到了印度洋——这不仅越过了苏联的力量极限且触及当时海权大国美国的核心利益。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短板。毛泽东在回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看法时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6】

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且符合历史逻辑。历史上看,俄国的力量边界不能走得太远。但延展至乌克兰东部,一点问题也没有;到东欧,也勉强说得过去——正因此,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分割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7】。试想,当年气焰万丈的希特勒都没拿下来乌克兰,遑论今日北约。从1815年迄今欧俄边界进退变动线可以看出,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的这份“百分比协定”,与欧苏战略力量的平衡点大体相符。

了解国家力量可以达到的极限和可以守住的底线是从事国家战略管理的基本功。斯大林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故此他不仅拒绝了希特勒(还有罗斯福)怂恿他进取印度的建议,而且还对1948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功败垂成的结果表示爱莫能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为了拉拢斯大林曾提议将印度及印度洋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8】;希特勒也曾抛出的“波斯湾和印度”的诱饵,也遭到斯大林的冷遇。莫洛托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出这段史料并讲了斯大林的考虑:

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9】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回忆:

斯大林接着把话题转到希腊起义问题上,他说:“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他就是这样说的“收起来”。又对着卡德尔问:“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

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

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10】

斯大林没有选择希腊和地中海,也没有选择印度和印度洋,而是在罗斯福的默认下将其扩张的目标定在伸手可触的东欧,斯大林同意罗斯福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的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拼命坚持的地中海北岸的做法,则是苏联达此目标的关键步骤。希特勒的失败和苏联帝国而不是其他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苏联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制;其欧俄边界就确定在丘吉尔说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所谓“铁幕”一线【11】。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美的合作,在雅尔塔体制中,变成了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苏美合作——这似乎是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之前的维也纳体制中俄国人和英国人合作的重演。在这里,欧洲大陆国家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够的。当时天要下雨,欧洲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雨停后,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获取的而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

这段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大国博弈,只靠希特勒式的莽撞也是不行的。斯大林是俄罗斯历史上少有的谨慎之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武功作用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1945年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战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本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斯大林从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惨痛经验中认识到,出海口,虽事关本国的命运,但它们宛如天边的彩虹,处于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斯大林是知道“舍得”的明白人,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不幸的是,斯大林身后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美国,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算是幸运,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却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近似屈辱性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反倒成了另一场“越战”,这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曾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出海口遑论克里米亚。对此,著名的美国史学者孔华润评价说:

在苏联帝国的根基开始垮塌之前,它几乎感觉不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巨大成就、获得世界上与之相关力量支持的快慰以及在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大道上昂首阔步的欣喜。无论苏联军队怎样恪尽职守地凶猛战斗,都不能击败主要由中美两国支持的阿富汗游击队。苏联经济——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法也已经摇摇欲坠——不能再承受对古巴和越南那样的盟国的极为吃力的援助,而这种援助是作为帝国必须付出的代价。【12】

斯大林在胜利的巅峰时刻对希腊和朝鲜问题保持着相当的克制,而勃列日涅夫则犯了拿破仑、希特勒、东条英机、小布什一样的战略错误,开着战车冲向最能显示中美结盟力量的地区——阿富汗。1979年12月25日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持续9年,使苏联政治和经济背上了最终将苏联拖垮的巨大包袱。

由此反观普京,执政以来,他从未出过远手,而在手可触及的近地,他敢于斗争也敢于胜利。看来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家已有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

苏联解体后,东欧哗啦一下又倒向西方,欧洲的边界及其历史又仿佛回到凡尔赛体制。这大大骄纵了西方不知节制的东扩野心,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不知深浅地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13】那种为战略研究者所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14】

但当西方扩张到了乌克兰并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时,普京在格鲁吉亚,继而克里米亚果断和成功的反击则让布热津斯基大丢其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战败后欧洲大幅东扩的情形一样,今天的西方又利用苏联解体持续东扩,将俄罗斯人逼到“列宁时期”,这触到了俄罗斯人非强力反弹则要全面崩溃的底线。没有黑海的俄罗斯是不能维持多久的。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乌克兰独立问题,在公决结果公布之前,西方媒体报道挑明了苏联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华盛顿邮报》说,乌克兰已经“向完全独立于莫斯科迈出了一步”,这将“最终取消苏联”。美国广播公司说,一旦公决最终结果公布,“苏联将被埋葬”。英国《卫报》说,乌克兰独立“使保留苏联这个政治联盟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法国《解放报》说,乌克兰分离出去意味着联盟的灭亡,也给西方提出了许多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日本共同社说,“这使8月政变后开始走上解体道路的苏联旧联盟的最终崩溃成为现实”。【15】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终于将话挑明: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 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且日趋更加亚洲化。【16】

好在天不亡俄,俄罗斯人这时候推出了普京。反者道之动:普京的出现既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也是西方人送给并用打压的方式逼着俄罗斯人接受的“大礼”。

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都会推出自己的成熟的政治家。这次在接纳克里米亚归回俄罗斯问题上,包括戈尔巴乔夫持认同态度在内的俄罗斯舆论表现出高度一致,如果再考虑到普京得以持续连任的事实,说明誓死抵抗北约东扩的见解在俄罗斯已成全民共识。共识是内在力量的集中体现。有了普京,又有了全民共识,俄罗斯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通过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而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俄罗斯的资源来说守住这条底线绰绰有余。当年希特勒入侵苏联主要想控制乌克兰【17】,结果败得老本全输;今天北约在此若发动战争,规模再大也莫过于希特勒的疯狂,俄国人曾在此打败了希特勒,那今天的北约若要动武,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边界是国家战略能力底线和极限的历史刻痕。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三国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手。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历史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连,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此,俄罗斯会动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希特勒曾用全部资源到最后也没有拼到乌克兰,今天的欧洲根本不会为此舍出希特勒式的老本,如此,乌克兰事件演变的结果大体就可判定。如果清楚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罗斯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欧洲的影响力将退出乌克兰——至少退出乌克兰东部,继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还将退出波罗的海三国。

那么,乌克兰目前这样的结局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看看欧美国家的态度。

可以说,这次对乌克兰事件反应最强烈的是德国和美国。美国对此激动是由于这些年美国“赵括式”的战略家们的无知,他们不清楚当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为什么在希特勒即将统一欧洲的时刻,决定出兵对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18】;更不清楚美国利用诺曼底登陆将苏联放入东欧并由此挤碎欧洲的原因——因为一个破碎分裂的欧洲是保证美国强大的必需环境。【19】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乌克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获取那里的石油,希特勒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苏战争计划(即“巴巴罗萨计划”),说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实现欧洲的统一。因为乌克兰是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斩腰之地。苏联控制了乌克兰,就控制了黑海东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由此大大减少了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而没有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欧洲的统一是无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对在摧毁苏联战役中立了头功的撒切尔夫人的逝世反应冷淡,因为打倒苏联的结果是使欧洲大陆有了统一的空间,而与亚洲大陆统一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欧洲大陆统一必然造成英国在欧洲从中心转向边缘;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为欧洲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如此痛心疾首——因为俄国向乌克兰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进,将使即将完成的欧洲统一进程功败垂成。为此,默克尔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赠送中国一幅据说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中国地图【20】,其意在将中国注意力引向中国北境,由此减轻俄罗斯存在于乌克兰对欧洲统一的战略压力——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并不知欧洲与俄罗斯的力量失衡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觉地为欧洲人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这时,美国人对其霸权形成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基础已是完全无知,进一步将本来马歇尔时期的美苏之间“周瑜打黄盖”式的相对对立关系转变为“汉贼不两立”【21】的绝对对立关系。1991和1992年,美国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收缩。1999年,美国在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之举。2004年3月,上述7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从当时的19个扩大到26个。2004年5月1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扩大后的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美国也在2月18日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2011年,法英两国又成功出兵并控制利比亚,面对节节退让的俄罗斯,大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范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盟利用欧洲小国对贷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权,这进一步提升了欧洲统一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科索沃“独立”使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格局,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即西欧)的地缘政治布局已经改变。可以说,当年那个“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没有在远东出现的当下,一个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正在出现。而乌克兰事件的结局无疑是对欧洲即将完成的统一进程的拦腰一击。这对美国甚至对英国来说,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对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说:“美国人会怎么样?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22】毛泽东40年前指出的美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日本;如果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23】,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它的盟国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麦金德发表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小册子,指出了美国崛起必将依赖的苏联路径,他说:“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24】不知是否出于这样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25】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暗指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26】;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27】——式的命运旋转,用基辛格评价里根时期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话评价奥巴马自相矛盾的对俄政策就是“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这一步”【28】。

奥巴马真是生不逢时:今天的美国已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其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宫已没有独立税权、金融权,遑论国有经济支持,白宫早已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即华尔街垄断资本所绑架,成为华尔街的附庸。如果说昨天的罗斯福生逢“运来天地皆同力”辉煌,那奥巴马面临的只能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怆。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9】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30】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人民通过“占领华尔街”行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制度”的不满,“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31】其深意在于希望罗斯福和马歇尔制定的联苏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国能得到继续。看到美国日益偏离罗斯福的联苏政策,斯大林很是失望。当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后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2】斯大林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并与苏联以一纸《雅尔塔协定》将中国沿长城南北一分为二——它因毛泽东1949年挥师过江而化为泡影——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战后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

二 捡了芝麻丢西瓜:失去哲学的美国远东外交

现在新凡尔赛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昨天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南千岛群岛现在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及相当一些太平洋岛屿或由美国控制,或归属美国。这些都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还完整地保留着。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制奠定的。如果远东雅尔塔体制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解体”了,那今天台湾地区甚至美国、俄罗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昨天欧洲的战败国德国已经认罪并为欧洲人所接纳,而远东的战败国日本则在雅尔塔体制下死不悔罪。这说明远东雅尔塔和平体制仍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威胁,太平洋国家和人民针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仍未结束。中美有矛盾,但它们与日本的矛盾则是根本性的。

20世纪初凡尔赛体制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个“华盛顿体制”,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由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遭遇失败,英美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转变为苏美主导的雅尔塔体制。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凡尔赛体制取代了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制。此后,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试图在远东与欧洲并立同建新的可覆盖全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的边界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制”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属未定之天:有可能是华盛顿体制,也可能是中华体制,还有可能是平行并立的北京-华盛顿体制。这不仅要看中国人是否敢于和善于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全得的结果多是全输,古罗马是如此,英国是如此,苏联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也概莫能外。世界很大,太平洋也很大,符合中国利益的最好结果并不是独享而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33】

现在普京用强力在西边挡住了北约的东扩,西方人的目光开始瞄向中国,他们一定会问并需中国切实回答:中国的底线何在?对于中国,西方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轻狂。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话【34】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

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35】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正如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将中国硬推向美国一边的致命后果一样,美国近年外交具有颠覆性的失误就是把中国硬推到俄罗斯一边。小布什、希拉里和安倍晋三差不多,他们只知道空喊而没有战略哲学。美国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芝麻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罗斯——这才是大局。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得手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必败无疑,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与英国作战,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此后三年便败;希特勒与欧洲英法作战,但1941年6月又向俄国开战,此后三年多便败;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于1941年底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联合,日本也是三年多便败。朝鲜战争中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三年多的劳师袭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毛泽东通过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36】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37】尼克松走后,7月2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38】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这是当年尼克松竭力防止的“历史的大悲剧之一”【39】。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来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不失败的。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保证,当然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若用“1-2=-1”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算式评价美国新世纪外交政策,就不难发现,这些年已失去战略哲学的美国人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它在一大堆蝇头小利的引诱下不知不觉地将中国推向俄罗斯,正如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意气用事将中国推向美国最终导致苏联原用于对付美国一家的外交资源被迫两分,其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20世纪50年代,曾有两个美国人把美国忽悠到阴沟里去了。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凯南。麦卡锡当时在美国搞“极右”,谁不“反共”就抓谁,不“反共”就没工作,逼得当时的美国“宁右勿左”,只有一种声音。与此相配合,凯南又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天大的战车和目标,说要和共产主义作战。这样就把美国忽悠上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并奔向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已严重衰落。197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等会谈时道破美国两面作战带来的困境和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原因:

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40】

美国进入21世纪后,又有两个人即小布什和赖斯破坏了尼克松与中国结好的政策,以“反恐”划线,忽悠着美国发动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叫“反共”,这时叫“反恐”,目的就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小布什比麦卡锡还邪乎,弄出了许多个“邪恶轴心”,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后靠拳头说话,结果反打得自己遍体鳞伤。至奥巴马时期,美国用“战略东移”来掩饰和弥补其在中东的失败,为此美国试图再次恢复20世纪50年代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其中对亚洲伤害最深的就是放纵日本军国主义。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日美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所有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区域【41】。在美国日益衰落的当下,这些外交举动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战略伙伴关系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中俄走近对美国而言,除了使美国在自己编制的“1−2=−1”的公式中进一步衰落,还能有什么呢?

1972年毛泽东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因为他们已失去哲学。稍微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而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螳臂挡车,危莫甚焉。

在远东问题上,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应重新认识罗斯福、马歇尔的外交思想对今天美国的价值并对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进行深刻反思。

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42】。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这种认识转变时间可能就在1941年6月22日。此前,斯大林高估了希特勒,斯大林从战略家的视角出发确实没有料到希特勒在没拿下英国的时候会再向苏联宣战。当斯大林看到希特勒入侵苏联并因此将自己推入两面作战的险境时,希特勒在斯大林眼中的“战略家”的地位也就荡然无存,希特勒的败局和在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小丑的角色也就由此铸定。美国在21世纪初打下阿富汗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冲进伊拉克,伊拉克失败后又转进中国,这将自身再次置于两面树敌的险境。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也“已经徒具虚名了”。

毛泽东算是把美国看透了,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43】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美俄较量中再次得到验证。

三 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44】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

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第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对此有人说只要严格依法行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但2014年导致国家分裂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亚努科维奇单方面“严格依法行事”【45】的后果。我们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用推动并参加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6】的话说就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 【47】,因此它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48】,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49】。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前后变局就是阶级斗争的力学证明。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0】

阶级斗争的结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确定后,“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51】,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反抗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对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的“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52】的概念,1906年列宁指出: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53】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54】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不受所谓“自由主义”人士所欢迎,只是因为列宁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更是直接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将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则纳入无产阶级法权(亦即列宁所说的“劳动阶级的法权”)范畴之中并提出“造反有理”【55】的学说。如果我们——尤其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忘记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56】的道理,那我们就丧失了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并被资产阶级法权缚住手脚,若真如此,苏联亡国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仅靠所谓“软实力”就能被人承认的大国,世上尚无先例。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跟老大斗是没好结果的。这话不对。当年美国就是跟当时的老大即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境内,结果硬是让美国人赶了出来;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挤垮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霸权,又联手欧洲打垮了苏联霸权,最终争得独霸世界的地位。苏联也是在向欧洲挑战中走出来的。

在今天的“新凡尔赛体制”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对它们过度挤压的结果;现在西欧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乌克兰,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使得俄罗斯人抛弃了西方宣扬的“民主”神话,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大开眼界,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7】。这时的他们才可能明白仅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而在昨天他们还真以为手捧几枝“茉莉花”就能搅动这个世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58】。在政治,特别是在政权问题上,空谈是要不得的;面对西方的节节进逼,逃避是没有出路的;不反击,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像迷信赛金花【59】一样迷信软实力的功效,其实,过度迷信软实力的结果就是没有或放弃实力。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国家政治达到了西方“民主”标准,就能被西方所接纳。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认为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60】 。

基辛格看出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他(赫鲁晓夫——笔者注)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61】

今天的乌克兰那个被赶跑的总统亚努科维齐就是这些“民主”神话的牺牲品:他与反对派玩宪法,以为严格依法办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给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克里米亚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政治是带血的。

事实上,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高下而在于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说得很明白,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62】

我们的时代仍没有超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共产主义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能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63】,因此,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人民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联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终打倒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为敌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并不孤立并且是可以取得更大胜利的。

第二,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能力,那这样的“实力”只能说明你臃肿。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贸易总量远比中国高,而我们跟美国却没有多少贸易量,最后是日本与美国打起来了,中美反倒成了盟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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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事实上,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没有有效的发言权,与其已签的经济合同是没有保障的。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一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回来,但若要再回去恢复那里丢掉的市场就很难了。国家与孩子成长一样,光靠聪明是不够的,如果不会“打架”,在成人圈里也是混不下去的。历史上还没有离开军事力量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64】

乌克兰继先前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出现动荡和裂变,向目前处在大满贯式营利凯旋中的中国人发出了贸易形势【65】将要逆转的预警。我们过去以为只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质高价廉的公共产品就能在世界营利并因此站住脚跟,现在看显然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政治。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这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不能从世界揽回自己消化不了的利益和自己扛不起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国家也会出现“三高”病症。中国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这似乎有些轻率。利益即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其营利才是可以持续的。

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事实上,利润是要靠力量——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其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讲政治也是世界贸易的潜规则。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经济只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西方曾想用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方式限制中国,迫使我们就范,没成功;如这种现象再持续下去,今后人家就可能“图穷匕首现”,直接来硬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乌克兰事件中,欧俄间的力量边界已经落定,而远东的格局尚属未定之天。目前看,尽力将对战后雅尔塔和平体制已有异心的美国挽留在中、俄、美共同建立并使远东稳定了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之中,最符合中俄两方的战略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欧洲新凡尔赛体制之外,在远东争取一个“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66】的前景,也应是我们必要的备案。

第三,在有限守成中确定中国的安全边界。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相应的安全空间。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但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和最基本的安全边界【67】,中国也是不安全的。

那么,对于已崛起的中国来说,其最基本的安全边界应当在哪呢?应当在台湾东界一线即东经123°左右。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带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而且还因为这一地带与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重心以及新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于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两岸统一,中国就不能自由进入太平洋深海水域。目前处于中国实际控制下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68】,若没有深海,我们的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大陆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换言之,那当代中国的安全边界如果不能推至台湾东界,中国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如此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果也无法保障。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确定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依据的并不能像霸权国家那样仅仅、出于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是依据战后确立的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中国实现台海统一,这是雅尔塔法律体制赋予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这项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在实际中我们的这项权利并没完全得到落实。因此,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定在台湾东界既合中国国情也合国际法理。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当然可以。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之所以能够将其安全边界推至克里米亚南界而北约却无可奈何,就是因为北约力量在那里鞭长莫及,而且也没有触及北约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在地中海。但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却是它的核心利益,维护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有钱的要是碰上不要命的,其输赢就没了悬念。现在台海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况且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大陆有的是资源持续投入,也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袭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因此说,中国大陆将自己的安全边界确立在台湾东界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中国实现了台海统一的目标,那么此后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将是冒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中华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辐射至亚洲,再远就走不动了。故此,毛泽东为中国崛起设计的国策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目标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提出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出于谦虚,它更蕴藏着“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69】的东方的智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外交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衰落的。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联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霸权都是在过度扩张中衰落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以美国为例分析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70】

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1】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对于毛泽东看到的问题,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不要再重复帝国老路。中国应选择固守并长期经营亚洲,用我们的影响力感染世界的政策。这样就不会透支我们的国力;不透支国力,时间就在我们一边,拥有时间的国家才能拥有光辉的未来。

注 释:

【1】1917年底东乌克兰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至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西乌克兰(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被波兰占领。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根据波兰和苏联签订的《里加条约》,西乌克兰成为波兰领土。1939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被分割占领,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

【2】《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处置德国赔款的计划。

【3】《洛迦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此公约旨在确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西欧大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战后领土界线并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

【4】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又译,普洛克路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开设黑店,拦劫过往旅客。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体高大的截短,把身体矮小的拉长,使他们的身体和铁床同等长短,由此害死旅客。

【5】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6~22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7】“丘吉尔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罗马尼亚和百分之七十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即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弱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另外,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6卷(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8】《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9】[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10】[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1】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此演说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12】[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439页。

【1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4】[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5】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16】[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17】1941年8月18日,德国陆军司令部提交一份“中集团军群下一步作战”备忘录,要求立即进攻莫斯科。8月21日,希特勒在对这份备忘录的答复中说:“8月18日陆军关于在东方继续作战的建议与我的意图背道而驰。我命令如下:冬季到来以前必须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攻下莫斯科,而是夺取克里米亚、顿涅茨工业区和煤矿,切断俄国的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应线,在北方包围列宁格勒并和芬兰联合。” [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307页。

【18】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说明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立场。他告诉同僚,“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参阅《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9】参阅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五节》,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630页。

【20】“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刚刚结束的访欧之旅,一个细节意味深长: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中国贵宾的一幅古老地图,在无数国人心中激起波澜。”《人民日报》2014年4月14日第2版。

【21】﹝三国﹞诸葛亮:《后出师表》,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23】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24】[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页。

【25】《奥巴马称愿救“溺水”普京》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26】关于华尔街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参见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28】[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29】《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31】[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

【32】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33】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34】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进行了一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参阅《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500页。

【35】[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36】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39】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收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托他女儿朱莉转交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

【41】《奥巴马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主权不持立场》,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4-24/6102309.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42】《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44】[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45】2014年2月19日到20日,乌克兰基辅地区的暴动骚乱愈演愈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提出要恢复2004年宪法,遭到议会否决,2月19日亚努科维奇被迫临时与反对派达成“停战”协议,并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从2月20日夜间到21日上午,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个半小时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国内危机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不久,乌议会通过恢复2004年宪法的法案。至此,乌克兰回归议会总统制。根据2004年宪法,议员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议员的任期从4年延长至5年;总理由议员从总统提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安全局局长;政府其他成员由总理提名候选人。2月21日议会签署命令下令释放乌克兰前总统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宣布无效,但季莫申科已被释放并前往独立广场对支持她的民众发表了演说并表示将参加5月20日的总统大选。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投票决定亚努科维奇总统“自动丧失职权”,军方称不卷入国内政治冲突。2月22日,基辅反政府示威者进入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别墅中。亚努科维奇去向未明,议会对其提起弹劾。2月23日,议会宣布解除亚努科维奇乌克兰总统国家元首的职务。政治危机至此虽然结束,但乌克兰的分裂又真正开始: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根据100%选票的结果表明,96.77%参加投票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投票率为83.1%。3月20日,俄罗斯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5月12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投票再次公决,九成民众支持两州独立。两州随即都宣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46】查士丁尼一世(拉丁语:Justinianus I;全名为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 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约483年~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527年~565年),史称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意大利东哥特王国,领土扩大。下令并参加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等四部法典(总称《民法大全》),为罗马法的重要典籍,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查士丁尼一世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

【47】“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48】“各民族一体遵守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至于每一个国家为自身所制定的法律则经常变动,其变动或由于人民的默示同意,或由于以后制定的其他法律。”[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

【49】查士丁尼说,奴隶是“一人违反自然权利沦为他人财产之一部”。[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50】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51】“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0页。

【52】“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略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苏俄]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917年10月26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53】[苏俄]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54】[苏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

【55】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5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57】“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8】此借邓拓《过东林书院》的诗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59】赛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其初名为赵彩云,又名傅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庚子年间,天津闹义和团,赛金花逃往河北通县。赛金花因其旅德经历及能说德语,因此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赛金花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了部分北京市民。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61】[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62】转引自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63】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6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65】从1978年至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指标在世界排名,从世界第29上升到世界第1;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从0.8%上升到11.5%;中国外汇储备指标排名从世界第38上升至世界第1。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66】毛泽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吕祖荫著:《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67】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第68~69页。

【68】黄海面积约为4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44米,最大水深在济州岛北侧,约140米。东海面积约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70米,最大水深在琉球群岛之宫古岛北,为2 719米。南海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 212米,西沙和南沙群岛之间最深达5 559米。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6~1257页。

【69】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7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作者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最新修订稿;原文发表于《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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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人这么努力,美国人还嫉恨中国?这个印度学者说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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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琪  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

“美国占世界人口的4-5%,却占用着全世界25%的资源。美国把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然后却说中国是碳污染制造者。试试在你们自己的国家生产,然后看着你们的碳排放量增加成什么样。”

在近期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rd)一席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

维贾伊·普拉沙德是印度出身的国际研究学者,历史学家。他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所称的“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霸权”著称,号召“发展中国家联合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以永远消除贫穷”。

他认为虽然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已经被打败,但殖民主义的心态在西方国家从未消失,殖民主义的状态也从未改变,它正在以两种方式持续着。

01

维贾伊在发言中提到英国曾在印度的殖民史:“当英国人离开印度时,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报酬。当我们把英国人赶出去时,我们的识字率只有13%。与此同时,我们的风景被摧毁了。煤炭被强加在印度身上,你们把煤炭强加在我们身上,你们是那些让我们依赖煤炭的人,然后你们离开了。” “但现在,你们却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

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利润红利,一边强调着各国对地球环境的共同责任,对他们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却绝口不提。西方指责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减排承诺,维贾伊却说:“你们想告诉我们,我们要对所有的问题负责,因为你们永远不会接受,你们才是罪魁祸首。”

因为西方国家工业化早已完成,他们早已度过了污染最严重的阶段;像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只是目前没有能力脱离传统能源。所以说,西方国家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

西方国家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殖民主义的强盗逻辑,掠夺、霸占、弱肉强食的思想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基因,成为了他们的文化。

02

“你的口号是我们担心未来,这是西方中产阶级的口号。你们现在必须担心27亿人的现在,他们吃不起东西。你告诉人们减少消费,对于几天没吃东西的孩子来说,这像话吗?”维贾伊·普拉沙德说。

依靠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凭借着“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几乎充耳不闻。比起高呼口号创造更好的未来,发达国家更应该考虑的是当下的贫困、饥饿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最关键原因就是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剥削和侵略。如今这些发展中国家深陷贫困,在资源、政治、经济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位置,不得不蹒跚前行。

“不仅是殖民心态,而且是殖民结构和机构年复一年地自我复制。”

据路透社报道,发达国家2009年曾誓言在从2020年起的五年内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加拿大和德国在COP26峰会前准备的一份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到2023年才可实现这一年度目标。

“殖民结构、机构,每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到我们的社会,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给你的钱,但这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钱。你们把我们的钱当作债务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由此看来,发达国家的殖民结构仍然存在。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疫情闹剧到南海对峙,美国反华情绪越来越高涨。美国越来越“仇视”中国的原因,维贾伊此次的发言给出了一个答案。

“每一座文明的纪念碑也是一座野蛮的纪念碑”, 维贾伊认为如今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着过去几百年殖民掠夺发展起来的。

美国也是如此,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美国就一直被西方殖民者占据。就像英国殖民印度一样,美国的兴起同样靠的是侵略、掠夺原住民的殖民主义。现代美国人的祖先是英国移民,文化和思维也始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心态和衍生出来的思想从本质上影响着美国。

一直以来,美国将自己视为“霸主”,追求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持和扩展各种势力范围。一旦有了这个设定,美国在看到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觉得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胁,自然越来越“仇视”中国。近几年,美国也是想方设法对中国做出制裁、挑起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想保住自己“第一强国”的地位。

同样,美国基于其所谓的“优越感”,用双标态度对待着自己和包括中国的其他国家。

美国按照低成本原则输出制造业,将那些利润低、耗能高、环保压力大的重工业产业和供应链转移到中国;然后再用“环保”为借口,不断对中国减排行动施压。

各国在签署《巴黎协定》时,特朗普政府又以“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使美国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理由宣布退出。

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努力解决因为高耗能生产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平均每天新增造林面积约1.2万公顷,平均每天新增光伏装机约9万千瓦,这已经是中国对于环保的最明确表态了。

在碳排放这个新的游戏规则中,中国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从原先“遵守游戏规则者”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规则制定者”。

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很好的例子。

从最初政府对美国国内疫情防控的不作为;到抹黑中国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鼓噪“中国责任论”;到指责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必须按照美国要求改革。美国一直在以“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全人类之上,将利己主义展示地淋漓尽致。

“400年前你们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300年前、200年前、100年前,直到今天你们还是这样。你们只知道居高临下。因为对你们来说殖民主义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位印度专家的话说出了真相:

从时间维度来看,以血腥掠夺为特征的美西方殖民主义已成为历史;

而从现实维度看,凭借霸权的殖民主义依然在世界作恶。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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