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3点，美国的线上虚拟“民主峰会”惨淡收场了。会议没有形成一份共同宣言，也没有达成广泛的决议文件，参会代表各自发言一番，会议就匆匆闭幕了。连美联社的报道都心虚地指出，这场峰会只为了“对话”，“而不是为了达成任何立竿见影的成果”。《时代》杂志网站也发文称，这场峰会无心回应美国国内的民主问题，而是借对“民主”的讨论，掩盖与中俄进行全球竞争的意图，因此这场峰会是“虚伪的高峰”。

面对舆论的质疑和嘲讽，美方依然多次以“民主捍卫者”自居，高调宣布将投入4.244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前线”。然而，就在美方高谈阔论之后，尴尬的两幕发生了。据法新社报道，受邀参会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发言中为玻利维亚辩护，并“加倍批评”了美国等多个国家对2019年玻利维亚政局突变施加的影响。另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闭幕式上的记者提问全部围绕美国国内的民主问题展开，尤其针对本届民主党政府在高通胀率下持续“撒钱”推进法案提出质疑。一批一问之间，“美式民主”的自顾不暇和对外输出的败绩暴露无遗。

当今的美国是否还有资格自诩“民主捍卫者”?美国借“民主”幌子，挑起分裂对抗，是何居心，对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有何影响?美国持续对外输出民主可能造成什么后果?美国办“民主峰会”的实际效果如何，对世界有何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报邀请3位专家进行解读。

美国自封“民主捍卫者”，够格吗?

“民主峰会”一开场，美方就在参会的领导人们面前称，“民主需要捍卫者”，而“美国的民主是一场为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和弥合分歧而进行的持续斗争”，话里话外都在自我吹嘘美国是世界民主的“领头羊”。

就在美方发表这番言论的同一天，有抗议者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抬着写有“美国民主”字样的棺材，手持“压制选民”“大资本家”等字样的黑色镰刀形标语牌，为“美国民主之死”举行“葬礼”。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仅在过去一年，美国就有19个州颁布法律，使美国民众更难行使投票权。“在大选之前，两党在关键职位上安插自己人的斗争已在全国展开。”

自家着火，“美式民主”早已没了向外推销的理由。黎巴嫩《白天报》称，美国领导人一直鼓吹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的“民主”制度，但如果美国民众都在遭受各种不民主待遇，那么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谓“理想民主”的情况也可想而知。

阮宗泽：美国自称“民主捍卫者”，无异于给自己“贴金”。一方面，美国国内“一团乱麻”，其民主制度已逐渐异化和蜕变，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层出不穷，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另一方面，从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来看，其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已沦为对外施行霸权的武器，给地区和世界带来的只有灾难，没有带来任何稳定和繁荣的福音。

凡是美国以“民主价值”“保护人权”之名干预的国家，都没有赢得民众期待已久的社会发展，反而陷入长期动荡、冲突和不安中，酿成大量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此时自诩“民主捍卫者”，完全是自说自话，极其虚伪。对美国而言，“民主”就是对内“忽悠”民众、对外行使霸权的工具。

袁征：“美式民主”问题重重，早已引起美国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国际舆论普遍指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把心思放在国内，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举办名不副实的“民主峰会”。

今年1月6日，震惊世界的国会暴乱事件，暴露了“美式民主”自身的痼疾。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日趋严重，共识空间不断压缩，美国社会日益分化，这反映在党派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扯皮”，导致政府运作失灵，拖延泛滥。此外，金钱政治愈演愈烈，大选沦为“富人游戏”;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加剧社会分裂，社会分层固化，“美国梦”越来越难以实现;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依然存在。

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对外输出价值理念的行径也饱受诟病。美国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差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所谓“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实施单边制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作为当年美国大力推进“颜色革命”的后遗症，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仍深陷混乱和冲突的泥沼。

“美式民主”暴露的“病症”越来越多，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民主灯塔”，也没有资格做所谓“民主世界”的“盟主”，更没有理由自吹是所谓“民主捍卫者”。

达巍：美国积极宣扬自己是民主制度的“捍卫者”，恰恰反映了美国面对“内忧外患”时的焦虑和失落。

美国过去长期以“民主灯塔”自居，“民主”“自由”的美式价值观被美国视作是自身霸权的基础之一。然而，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在国外输出民主进展不顺，美军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证明了把“美式民主”强加给他国根本行不通;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民主制度也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今年1月6日的国会暴动事件，暴露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处于持续的危机中。此外，美国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对其构成了“制度威胁”，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之外的另一种有效制度，削弱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可信度。在此情况下，美国急于通过这场“民主峰会”抢夺“民主”大旗，意图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压力，但同时显示出的又是一种自我安慰。

美国挑起分裂对抗，是何用心?有何危害?

宣布举办“民主峰会”以来，美国自认为有了颁发“民主牌照”的权力，大搞“顺我者邀，逆我者斥”的把戏。然而事实是，美国挑动分裂和对抗的意图早被国际社会看穿，其精心制定的参会名单饱受争议。《经济学人》发文称，“民主峰会”其实“没那么民主”，邀请哪些国家参与是基于美国政治，而非民主价值。

几内亚兰萨纳·孔戴综合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科林·科伊沃吉说，所谓“民主峰会”，就是要再次挑起意识形态对立。俄罗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加季洛夫指出，一些自称“民主堡垒”的国家固守冷战思维，企图以其所谓“民主标准”划线，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分歧。

阮宗泽：美国以“美式标准”冒充国际标准，擅自给“民主国家”下定义，专断民主话语权，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精神。美国人为制造分裂，干扰了全球抗疫复苏两大优先议题，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各国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同舟共济恢复经济时，美国制造分裂无异于在国际上传播“政治病毒”，严重制约了全球应对风险挑战的进程。

通过这场峰会，美国还想“甩锅”推责，转移国内矛盾，掩盖其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美国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然而，美国至今没有出台任何扭转这种局面的有力措施或倡议，任凭疫情不断放大其社会的种种痼疾。此外，美国还寄希望于以“民主峰会”巩固其霸权地位，通过邀请百余个国家或地区参会，找回其一呼百应的往日荣光。

美国无意通过这场峰会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其目的完全出于冷战的顽固思维和“美国优先”的自私考虑。

袁征：“民主峰会”既有国内政治意图，也有外交战略目的。在国内政治方面，拜登政府举行“民主峰会”，一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二是在美国社会分裂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通过意识形态划线来树立外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增强美国国内的思想凝聚力;三是出于选举政治需要，以符合古典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行动，争取民主党内部及中间派人士等更多力量的支持。

在外交战略方面，美国一贯奉行“价值观外交”，旨在巩固美国霸权。通过“民主峰会”，美国有意重申“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公约数”，缓和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强化美国的同盟体系。同时，美国有意把中俄等国“打成另类”，目的是加强本阵营的团结，使矛头明晰化，加大对中俄的“围剿”力度，维护美国的世界独霸地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复苏、核不扩散等全球性议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与合作。然而，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分裂世界的效果，对全球治理造成冲击，破坏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大开历史倒车。

达巍：民主不是一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民主的形式和实现民主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资格垄断对民主的定义权和裁判权。同时，实现民主是一个过程，各国都沿着自身的民主建设道路前进，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不应简单地把世界划分成“民主”国家或“不民主”国家。

然而，美国搞“民主峰会”，单方面定义“民主”，“一刀切”地把世界划分成“民主”和“不民主”两个阵营，是显而易见的分化行径，加剧了大国竞争的紧张局势。此外，把大国的矛盾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还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冷战的教训之一，就是美苏之间意识形态对抗激烈，给地区乃至世界增加不稳定因素。如今，美国的做法显然是在煽动意识形态对抗，或会重蹈冷战覆辙。

当前，人类应当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美国执意用意识形态割裂世界，仅为满足美国与中俄博弈的政治私利，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毫无益处，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美国输出民主还会有什么动作?后果如何?

美国在“民主峰会”上高调宣布一项“总统民主复兴倡议”，表示将在未来一年投入4.244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在其他国家“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推进促进民主的科技、捍卫公平选举”。其中，因在他国制造混乱而臭名昭著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将获得一笔款项，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前线”。

仅凭一项“总统倡议”，就要指挥全世界的民主实践，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法国《大晚报》指出，“民主”在美国手中早已成为对异见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阮宗泽：美国提出所谓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并为此拨款，意在干涉别国内政。通过该项目，美国将肆意评判他国媒体自由与否、他国官员腐败与否、他国人士民主与否……美国将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对他国横加指责，而且还将有经费支持，挑动他国内部矛盾。历史上，美国就长期以这种错误方式支持他国持不同政见者及所谓的“自由媒体”等，导致他国政局动荡，迟滞他国发展进程。因此，这项新倡议对全球而言绝非好消息，意味着美国今后的干涉主义倾向会进一步加强和放大。今后，美国或将以支持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形式，在国际上制造更多争端。

袁征：美国对外搞“民主复兴”的做法不足为奇，早已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惯用伎俩。

所谓的维护“媒体自由”、支持“民主的改革者”等说法暗藏猫腻，本质是以美国的价值理念为标杆，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情况进行评判。一旦出现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美国就以“民主”“人权”的名义予以干预或打击，据此实施长臂管辖，变相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排除异己、扶植亲美势力的行径，可能加剧各方矛盾，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局势更为动荡，还可能加剧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导致战略互信缺失，对抗上升，合作下降，地区局势趋于紧张。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国家或地区真正提升民主和人权，甚至情况还可能出现倒退。在全球性挑战愈发紧迫的当下，美国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的行径，可能对全球治理造成更大危害。

达巍：对外输出“民主”是美国的“常规操作”，甚至已形成配套的机构和运作机制，固化为美国的“外交特性”。美国在他国推行“民主改造”的种种败绩，已经证明民主制度不能强行嫁接。各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道路，应由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但美国依然痴迷于推进“民主”输出，这注定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美国宣称的4.2亿美元资金，与美国国内动辄万亿的各项法案相比实属九牛一毛。因此，美国的这番表态以象征性为主，最终的效果可能有限。

美国“民主峰会”效果如何?会产生什么恶劣影响?

“雷声大，雨点小”俨然成了美国近年来办事的宗旨。此次大张旗鼓办举办“民主峰会”，却连一份共同宣言也没发表，美国的操作生动诠释了何为“装腔作势”。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的信息，“民主峰会”最终只发布了一份美国、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等8个国家针对技术“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的联合声明，除此之外，没有达成其他任何正式成果。

阮宗泽：美国“民主峰会”开了两天，看似热闹，实则虚张声势。不仅会前巴基斯坦拒绝参会、匈牙利在欧盟行使“一票否决权”，而且会上阿根廷总统还明确表示，民主不应靠武力和干预，回击了“美式民主”的霸道做派。美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民主秀”，最终无人喝彩、惨淡收场。只得自娱自乐，发布技术“出口管制”，搞属于美国“小圈子”的供应链规则，作为对峰会的潦草交代。

究其影响，美国“民主峰会”留下的只有负面的余音。在干扰各国抗疫复苏进程、分散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精力的同时，所谓的“民主复兴倡议”，还为强行推销“美式民主”、进一步干涉他国内政埋下伏笔。这些都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如此霸权主义“民主”，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也将持续保持警惕。

袁征：美国“民主峰会”成果寥寥并不稀奇。一方面，国际社会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紧迫性挑战，探讨“民主”并不是当前各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因此很难在此议题上形成更多共识。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为转嫁国内压力而发起的诸多国际动作，最终都不了了之，“虎头蛇尾”似乎已经成了美国的“定律”。虽然美国宣布明年还将举行线下“民主峰会”，审视一年来参会各方的民主建设进展，但从目前国际上对本次会议的反响来看，下一年的效果也不会乐观。

美国“民主峰会”接下来实际效果如何，我们不必急于下结论，但从预判的角度，这场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峰会可能难以产生实际影响，未来我们对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

达巍：美国“民主峰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徒劳无功。疫情期间举办百余国家参与的大会，主办国和参与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会议造成的分化还挑起了部分未受邀的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不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大国博弈加剧的紧张情绪。因此，峰会几乎未能产生任何正面效果。

美国虽然声称将在明年举办第二届“民主峰会”，但会议的目标本就虚无缥缈，决定了这场峰会只能沦为一个“清谈馆”，注定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14

旧文章ID：26765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2月14日报道，“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在2018年11月发起的一项全面计划。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铲除‘间谍’并阻止信息和技术向中国转移来打击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研究实验室的‘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自那以来，它已经启动了数千项涉及中国的“调查”。但最近的一些挫折——7月份撤销了6起案件，9月份有一项无罪释放——揭示了执法的失误和检方的过激。

维权组织说，这些起诉反映了种族偏见，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了这种偏见。从2019年到2020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增加了71%。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已承诺将审查该计划。“他们把‘中国行动计划’变成了种族定性工具，”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说，“他们把它变成了恐吓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段。有些东西大错特错了。”

彭博新闻社对该计划开始以来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网站上公布的50项起诉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行动计划”在“抓捕间谍”方面并不十分成功。占比最大的一组案件(占总数的38%)是指控学术研究人员和教授犯有欺诈罪，因为他们没有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这些人都没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近一半案件已经撤销。“中国行动计划”涉及的案件中，大约一半涉及“违反”美国制裁规定或非法出口，较小比例的则涉及被检察官归咎于中国的所谓“网络入侵”。仅有20%的案件涉及所谓的“经济间谍活动”，而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没有解决。

对于“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所谓“中国行动计划”是先设办案指标，然后再调查取证。据媒体报道，过去两年中，该计划的“典型案件”中绝大多数不涉及知识产权和商业窃密。全美各大学近2000名学者联名致函美司法部长质疑该计划。这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所谓计划的实质，是美反华势力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华进行遏制打压的工具。这无异于翻版“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曾带给美国“白色恐怖”的惨痛记忆，早已被美国人民唾弃，教训深刻，绝不应重蹈覆辙。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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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道格·班多;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华盛顿和首尔正在制定新的战争计划，以应对朝鲜军队的新变化。但是，五角大楼现在很忙。军事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同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可能发生的冲突。华盛顿能同时应对四种冲突的出现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和韩国高级国防官员周二表示，美国和韩国将制定一项新的作战计划，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在最近完成《全球态势评估》后，五角大楼将其重点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官员们表示，这项努力并非针对任何事件，而是基于目前的计划已筹划了近十年。

这反映出印度-太平洋地区受到了更大的重视。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玛拉·卡林解释说:“《全球态势评估》要求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一步合作，推进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举措。”这是通常的说辞。

然而，这项评估发布的时机，引发了一个问题：美国能够同时应对多少次危机?上周末，七国集团在英国会晤，并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发表了一份声明:“国际法严格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的行为。俄罗斯应该明确认识到，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侵略将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和严重的代价。”

虽然主要是经济制裁，但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美国的一系列军事选择。一是为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向乌克兰派遣特种部队，以作为提前防御，并鼓励盟国也这么做。另一项是扩大潜在的行动范围，威胁俄罗斯支持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势力，说服土耳其支持盟军战舰进入黑海以获得海军优势，并封锁俄罗斯孤立的领土加里宁格勒。参议员罗杰·威克提议积极介入冲突，使用地面部队、舰船，甚至核武器。

拜登总统表示，他不会“单方面使用武力对抗俄罗斯”。这似乎保留了多边反应的选项，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对立双方越针锋相对，误判或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台海则可能出现另一场危机。拜登称现状没有被打破，他的助手表示，总统不会做出了明确的承诺。

与中国开战意味着什么?五年前，在中国军力还没有显著提升的时候，兰德公司警告说: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对这两个国家，对东亚，对世界都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和美国在几个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甚至暴力冲突的地区争端上争执不下。两国都有大量的军事力量集中相关区域。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或形势加剧，双方都有先发制人的动机。如果战争爆发，双方都有足够的力量、技术、工业力量和人员在广阔的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作战。

在过去的五年里，这种可能性已经向错误的方向转移。华盛顿正面临输掉一场与阿富汗或伊拉克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的严重风险，而且有可能升级为核武器。也许能找到避免冲突发生的办法——但会很艰难，也代价不菲。

与伊朗可能发生冲突的谈判也重新开始。前总统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变成了一场灾难，将伊朗推向了发展核能力的边缘，并致使德黑兰增加其在波斯湾的破坏性活动。现在，有关重返核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强硬的伊朗政府正在效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威胁退出来赢得更多让步，尤其是考虑到美国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可能不会持续到2025年1月之后。德黑兰似乎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但它准备放弃，因为它相信它可以经受住持续的制裁。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试图通过暗示美国政府“准备转向其他选项”向伊朗施压，这是军事行动的标准委婉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警告称:“如果这些施压没有效果，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我看不到乐观的前景。”上个月，美国中央司令部(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and)的指挥官肯尼斯·麦肯齐将军声称，德黑兰“非常接近”拥有核武器。尽管以色列安全官员确认，制造核弹还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麦肯齐补充说:“外交人员在这件事上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央司令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如果有指示，我们可以执行。”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从破坏行动到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一切举措。

这样的举措不太可能有好结果。德黑兰对特朗普政府重新实施制裁和刺杀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做出了激烈回应。伊朗继续在整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中断海湾石油运输，破坏沙特石油设施，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支持攻击这些设施和美国大使馆的伊拉克民兵。这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大的冲突的前奏。

美国可以赢得传统意义上的任何冲突，但对伊朗平民、中东人民和美国人来说，代价将是高昂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伊兰·戈登伯格警告说，不可否认，最坏情况是非常规战争、代理人袭击、冲突蔓延、以色列干预、内部崩溃、独裁政权复生以及核开发继续进行。他的结论发人深省:“即使没有这种最坏的情况，与伊朗的任何战争都将使美国在未来几年陷入另一场中东冲突。这场战争及其后果可能会耗费数千亿美元，并拖累……未来的美国总统。这也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所谓的大国竞争的结束。”

现在再加上朝鲜。朝鲜可比伊朗危险得多。与中俄相比，虽然朝鲜这个国家小很多，但它装备精良，并且随时准备开战。随着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变得更加危险。尽管平壤的常规地面部队的装备陈旧，但士兵数量众多，正如70年前发生的那样，地面作战会十分困难。不幸的是，朝鲜的火炮和导弹可能会对首尔造成巨大的破坏，因为首尔距离边境如此之近。

作家迈克尔·佩克援引兰德公司的战争演习警告称:“入侵朝鲜以夺取或摧毁金正恩的核武库，或击毁威胁首尔的火炮，将使美国和韩国的部队精疲力竭。更糟的是，这还可能引发中国的军事干预。”

美国科学杂志大众机械的分析师沟上凯尔概括说：

与朝鲜的地面战争将是一场极其复杂的行动，双方都会有相当多的士兵和平民伤亡。事实上，地面战争只是多领域冲突的一小部分，可能涉及对关岛、日本和韩国的导弹攻击、护航、扫雷，以及其他涉及美国、韩国和日本海军的海上行动，甚至是美国战略部队的准备工作。与最近的行动不同的是，美国军队将面临大量的风险，针对一个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尽管美国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通信、机动性和火力方面的优势，将使美韩两国军队最终获胜，但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朝鲜武器库的规模和性质仍待确定，但大大增加了半岛上任何冲突的危险。国家利益中心的哈里·卡兹亚尼斯引用一系列军事演习警告说:“毫无疑问会有数百万人死去——问题是到底会有多少人死去。”这个数字很可能会随着朝鲜的核能力而增加。

据报道，四年前，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拥有足够制造65枚核弹的裂变材料。另一种估计是，朝鲜有足够的燃料制造30到60枚核弹，但只组装了20到30枚。据分析，平壤每年生产的额外材料足以制造大约12枚。朝鲜的导弹开发也在迅速进行。韩国和东北亚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朝鲜的导弹也能打到美国本土，不过它们能否准确地击中美国境内的目标还不太确定。朝鲜还拥有大量化学武器储备和一个生物武器计划。未来可能会更糟。兰德公司和峨山研究院今年早些时候报告称:“到2027年，朝鲜可能拥有200枚核弹、几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和数百枚用于运载核武器的战区导弹。韩国和美国没有准备好，也不打算应对这些武器带来的胁迫作用和影响。”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准备应对多少场战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防务都依赖于美国，尽管这些国家大多是工业化、繁荣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当联邦政府连续背负3万亿美元的赤字，甚至在大流行消退后，也面临着似乎大量的赤字时，它无法既满足国内需求，又靠国防资金维持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与国内政治一样，对外关系将要求美国最终确定优先事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主导者再也不应迎合所有人的战争冲动，准备同时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应对重大冲突。

那么，问题将是哪些地区，以及在这些地区内，哪些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抵御俄罗斯和中东(中东对美国的安全已不再那么重要)的风险，因此美国最应该的承诺是减少或结束这些行动。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在谈论转向亚洲。拜登政府应该按照这一原则行事。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特别助理。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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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路透社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约两年前应中方要求，对中国平台上的书评做了限制。路透社称，亚马逊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中国”。

路透社是在为亚马逊“抱打不平”，还是在挖苦它?国家对网上书评的规定，并不特别针对亚马逊，任何性质的企业都必须同等遵守。图书发行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一样，在外国投资和开展业务，必须遵守东道国政府的法律法规，没有例外。这是跨国经营的基本常识。在美国开车是靠右行驶，到了英国就必须改成靠左行驶。这不是为了讨好英国，而是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多年前中信集团在美国华盛顿州投资林场，不能在联邦所有的土地上建，只能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建。因为前者不允许商业开发，后者允许。中信遵守了这个规定。因为对东道国法律法规，你“讨好”也好，不“讨好”也罢，总归必须遵守，不遵守就不能开展业务。路透社报道和评论过无数跨国公司的经营，应该深知这个常识，没有必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文章。

路透社说的是两年前的事。两年来亚马逊和中图集团联合设立的中国图书销售门户网站一直经营顺利。图书销售仅仅是亚马逊中国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2020年营销收入达到3860.74亿美元，仅次于沃尔玛和中国国家电网。中国市场是亚马逊全球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马逊在中国成立了15个运营中心，在16个城市建立了配送队伍，经营32大类2000万种产品。它在中国市场首创的自建物流和定时送货。这一模式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本土市场的创新。亚马逊在中国的业务，无疑实现了公司与中国客户的双赢。

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个人不断炮制跨国企业“讨好中国”，陷入中国布置“陷阱”的阴谋论，污蔑中国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决非要让外企取得中国的市场，而是要“拿走外企的资金和技术。成为中国政府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木偶、道具”。2001年曾炮制“中国崩溃论”的可笑“专家”章家敦话说得更毒，他说中国“绝对掌控国有经济，沒有外国企业的空间，尤其是美国企业”，“不如趁早离开中国”。

这种鼓吹“脱钩”的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工业系统总资产为109.39万亿元。其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0.46亿元，占45.8%;民企34.50万亿元，占31.55%;外企24.84万亿元，占22.7%。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除去煤炭、石油开采、电力、热力等公共设施以及烟草合计22.77万亿元之后，占比25.0%。因此，在一般制造业中，国有经济并不占主导地位。

以特斯拉为例，其以100%独资进入中国，生产经营相当成功。2021年三季度，特斯拉全球汽车营收120.57亿美元，占其全部营收的87.3%，毛利率竟达30.5%。业绩发布后，特斯拉股价暴涨突破1000美元，全部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而使马斯克身价远远超过贝佐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竟是上海特斯拉的超强表现。今年前11个月特斯拉上海工厂产量达到41.3万辆，为实现特斯拉全球全年产量达到百万辆贡献接近一半。上海工厂扩建明春完工后，年产将达100万辆或更多。三季度上海特斯拉汽车产量12.9万辆，占其全球产量54.2%;仅9月份单月产量就达到5.6万辆。11月份当月，从上海出运的出口达到21127辆。特斯拉的全球布局是：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佛利蒙建锂电池生产基地。超级工厂设在上海、美国得州奥斯汀、墨西哥和德国柏林。总部从加州佛利蒙迁至得州。在中国，特斯拉计划扩建上海厂，并在上海以外建第二座工厂。这是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既没有强制技术转让，也没有用国企取而代之;特斯拉不仅在中国空间极大，而且因为中国工厂，它的全球空间更大，供应链更完整。

亚马逊和特斯拉在中国的业绩，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营商环境的日臻完善。2020年，在全球遭受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打击，跨境直接投资直线下降的大环境下，唯有中国实现实际利用外资正增长。2021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又增长21.4%，达到1572亿美元。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用脚投票，今年继续看好中国市场，让一些阴暗言论不攻自破。(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旧文章ID：26762

作者：陈孟统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经历总统大选纷争与年初国会山骚乱后，2021年的美国迎来了政府轮替和权力交接。总统拜登在“呼吁团结”的紧迫感中，开启了执政的第一年。

对内，白宫试图通过强刺激迅速扭转持续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但通胀高企和支出“缩水”，让复苏进程大打折扣。而在移民、控枪、种族等美国社会的旧难题上，面对分裂的民意，拜登政府依旧难有作为。

对外，在“美国回来了”的外交口号下，美国的“盟友圈”却有了亲疏远近，招来不满。在阿富汗全面撤军中的仓促与混乱，更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内政：目标明确，进度缓慢

在就职100天之际，拜登今年4月28日赴国会联席会议发表首次演讲。他在演讲中，以“美国救助(疫情)，美国就业(基建)，美国家庭(教育)”为关键词，大致勾勒了施政“三步走”优先事项。然而，除了1.9万亿美元疫情纾困法案在国会阻力较小得以迅速通过外，其余重大立法进程均在2021年遭遇漫长拉锯。

围绕基建法案和扩大教育福利的相关法案，白宫在酝酿之初，希望以总额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方式捆绑立法。但在民主党内部分歧和共和党外部阻挠的双重压力下，拜登政府不得不一再“缩水”预算，并分拆法案，直至今年11月中旬，总额缩减至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才得以通过。

今年11月17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一份拜登执政300天立法进度跟踪报告，从国会人事确认程序角度，分析了拜登政府施政议程所受的阻力。这份报告用“蜗牛般的速度”形容拜登政府人事任命获批的进度。

据统计，在拜登执政的300天中，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联邦政府部门提名官员共140人，不仅远低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274人，也少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158人。报告认为，“如此的领导力真空抑制了政府落实其议程的能力，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对总统的打击最大”。

除了核心经济议程，面对抗疫“政治化”、枪支暴力案频发、边境非法移民等旧难题，拜登政府除了行政令等政策性宣示，在实际治理和立法层面均鲜有进展。特别是在控枪议题上，从3月份亚特兰大连环枪击案，到近期密歇根州校园枪击案，美国的枪支暴力案件数与死亡人数均已创造了近8年之最。

《今日美国报》认为，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尽管在疫情纾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动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进程，但愈发分裂的美国社会和两党分歧让相关政策的落实充满不确定。

外交：重回盟友，意外频现

除了新冠疫情，阿富汗撤军是让拜登执政首年变得“艰难”的另一大原因。

选择美国遭遇“9·11”恐袭20周年这一特殊时点结束阿富汗战争，是拜登任内的一项重大决策。然而，阿富汗局势在短时间逆转、美国仓促的大规模人员撤离行动，让美国在旧痛之上再添新伤。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认为，在回顾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时，人们无法忽视阿富汗撤军这一重要事件。“一大批美国人，无论共和党抑或民主党，都觉得美国这件事处理得很糟糕。拜登政府显然没有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美国舆论认为，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近20年基于全球反恐战争展开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告一段落，但撤军的过程凸显了美国对外政策存在脱离实际的误判和战略准备的不足。

这种“急于回归又缺乏战略细节”同样表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美国回来了”，是拜登上任伊始即向国际社会和传统盟友释放的清晰信号。但美英澳三国机制导致的美法外交风波、美德在“北溪-2”天然气项目上的分歧等，均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与盟国之间在战略利益上的内部张力。同时，拜登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领导人以视频或现场方式举行了会晤，在高层调弦定音之后，仍需就双边及多边议题持续对话和具体合作。

《现代外交》网站(Modern Diplomacy)用“困惑的超级大国”形容美国外交政策在过去一年的局面。文章指出，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他们都在用旧有思维试图将美国权力融入不断变化的多极化全球政治格局中，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大国博弈中，尽管美国的“结构性力量”积累的资源尚存，却越来越难以借之吸引盟国达成广泛的共识。

分歧：党派之争，弥合之难

在持续的新冠疫情中，拜登所面对的是一个经济遭遇重创、民意严重撕裂的美国。

“关于2021年美国政治将回归‘正常’的预测被证明是严重错误的。”《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相反，几乎所有在2020年大选期间扰乱美国政治的力量在日历转向新一年时继续冲撞。新冠疫情没有消失，团结和两党合作的承诺未能兑现，而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总统施政议程。”

今年7月21日，拜登入主白宫满6个月。他在俄亥俄州出席一场选民对话会时表示，美国政坛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精神在前总统特朗普当政的四年中遭到严重破坏。面对停滞不前的立法进程，他在10月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我知道，我知道进展还不够快，治理的过程令人挫败，有时令人沮丧。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们永不放弃、保持信念，什么都是可能的。”

“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年份，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年份。”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拜登让美国人在2021年看到三样他们讨厌的事情：电视上乱哄哄的阿富汗撤军，没完没了的新冠疫情以及物价特别是油价的飞涨。

2021年对于拜登的总统任期，定论和评价都为时尚早。但“欲速”与“未达”或可视为拜登执政首年的现实写照。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旧文章ID：26761

作者：祁昊天  来源：澎湃新闻

明天按今天的标准来花钱，这日子美国人不喜欢，他们更习惯的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而为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钱粮不到便“寅吃卯粮”，美国(和美军)却时常不得不先“寅粮卯吃”。美国的军费政治戏码多多，年年上演，年年叫座，债务炸弹、三派之争(共和党军费鹰派、共和党预算保守派、民主党人)、府院博弈等问题，是催生这些戏码的直接原因。至于不同大旗党的各种深层原因说，此处不表。

延续中的“延续决议”

12月15日，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更早一些时候众议院已通过。通胀压力下，两党主要议员认为若要有效实现热点地区军事准备，则必须把数字做得再大些。这份7400亿的授权法案在拜登政府要求数额基础上多开了250亿。

这笔钱使得美军能够比计划中多买12架F/A-18、5架F-15EX、2艘核潜艇、2艘驱逐舰。授权案要求从2022年1月1日起美军工资全面上调2.7%，为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多划了20亿(总额71亿)，同时在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倡议上多开了6亿(总额40亿)。

在漫长的军费政治过程中，每一年的最终妥协版授权案得以通过都是大事。但它并不是最终算数的那张“支票”。正如近几年多次聊过的，授权案虽然为如何花钱的优先次序定了调，但新财年的实际开支取决于拨款案。而10月1日开始的2022新财年虽已过两个半月，却仍未真正开启。

由于无法在拨款法案上取得妥协，美国新财年不得不再次以“寅粮卯吃”的方式启动——联邦预算深陷僵局，现在的美国政府依然在靠“延续决议”(CR)度日，所以这份授权法案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延续决议”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新财年“正式”开启之前能花多少钱、能怎么花钱，都必须锚定在上一财年标准。对于美国的军事机器而言，这往往意味着新项目的延后甚至中长期连锁反应。当前的2022财年CR已是第二轮，首轮签署于新财年开始前的9月30日夜，失效于12月3日，而现在这轮将于明年2月18日到期。CR的签署与更新暂时将美国政府又一次(达叔：“为什么要说又?”)拉离财政悬崖边缘，政府避免了关门，但根本性的债务天花板僵局仍在消耗、考验两党精英的时间、技巧和决心。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来自一个多月前。2021年的“万圣节”过完没几天，立志“重建更美好美国”的拜登政府便提前收到了“感恩节”大礼——11月5日，1.2万亿的基建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8月已在参院通过)。这无疑是拜登及其支持者的一大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中期选举形势并不乐观而民主党又刚刚丢掉了弗吉尼亚州州长宝座的这一周，拜登与民主党大佬们对共和党部分议员与民主党内的进步派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

不过，这一胜利也会带来新的压力。因为它会缩短债务违约前解决债务天花板问题的政治窗口——美国政府已经用完了早先两党妥协临时“凑出”的4800亿额度，而1.2万亿的法案将从联邦政府基金中转出1180亿到公路信托基金。虽然财政部进行这一操作的时间还不确定，但此举将进一步削弱偿债能力。

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特别是习惯了这样过“紧”日子的美国政府。但是总会找出办法并不代表办法是好找的，时间和政治压力都不小。

见惯不怪?才怪!

对于五角大楼来说，新财年的延后拨款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早在19世纪初，当时的美军高层就在抱怨国会拨款总会迟来几个月。1976年，国会将财年交替时间从6月30日改为9月30日，避开假期，以便拨款更有可能按时完成。很可惜，效果不显。1977-2021财年，新日程实施后的45年间，只有十年按时正常启动，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而最近这十余年也仅有这一次。历史上靠CR续命的日子平均为73天，而近十余年则超过了100天。

CR对如何花钱有明确限制，仅对个别事项给予豁免(近年一般不超过4项)，因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增加了所有人的工作量，特别是管理临时资金分配的安排。此外，CR通常禁止新的采购与建设项目启动，进行中的项目也可能因为未来资金的不确定性而被推迟。而由于财年延误所导致的人力时间压缩，五角大楼在CR影响下与承包商所做的合同也往往出现更多问题。

再者，由于CR 将每项拨款的额度钉死在前一财年水平，会导致出现资金使用错位和错配，新财年原计划在不同项目之间的增减可能无法贯彻。加之五角大楼没有正式启动的预算，无法对可能的重新规划与分配进行评估，国会明确且严格禁止在CR期间进行任何机动安排。

在这种死局下，美军的财政效率很受影响。有些CR跨过了自然年，时间越长，影响越大。而这种长CR在近些年也变得更为普遍。近10年，CR超过12月31日的年份接近一半，平均超过150天。

不过对于CR的影响，美国会下属专管调查监督联邦政府如何花钱的“督察员”政府问责局则持有不同意见。其近期的一份报告认为，CR对重大采购项目的影响没那么大。问责局发现五角大楼官员会针对CR进行适应性调整。反复的CR经历使五角大楼学会了一些应对法子，如不再将重大合同更新或款项交割放在每个财年的头三个月(即自然年的年底)。

但问题在于，由于CR而延迟启动的新财年预算并不会使后一财年自然延后，到日子就会进入下一周期，因此财年长度必然被压缩。而即便如问责局判断的那样，采购项目的成本和时间周期不会被严重影响，CR相应财年的计划还是会打折扣，如采购量。

问责局自己其实也承认，在缺乏效率的机制下进行适应和调整，与保证机制效率完全是两回事。而无论问责局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国会自身寻找合理化依据，都难掩一个事实，即延续决议本身已成为常态，而问责局(国会)的态度与常态化本身也使得改变现状更加困难。而当前华盛顿与全美的政治极化进一步不利于提高预算政治的效率。

今时不同往日

2022财年将在CR状态下延续多久?谁也不知道。2021财年的CR持续了三个月，而新财年的CR已经预订了至少141天的“档期”。

一方面，民主党人推动并通过的大规模非国防开支将会进一步激化两党矛盾。纳税人都要为军费做出贡献，而万亿基建法案要主要是大企业埋单，谁输谁赢，心里都清楚。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共和党人来说，特别是预算保守派，如果CR可以延缓非军费开支的大规模增长，牺牲军费的短期可预期性与军事采购、研发效率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与过去几年的军费政治不一样，由于拜登政府希望在22财年提升16%的非国防开支，军事与民事开支之间的配平默契被削弱了。不同于过往的一般操作，两党对于新财年的军费上限没有妥协一致的意见。至于债务天花板，民主党为了“重建更美好美国”，在预算落听后一定会对目前28.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上限动手——历史上，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有过债务违约，不断抬高天花板这种“无赖”做法一直是常规操作。如近几年特朗普政府时期，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三次与主导参议院的共和党合作。而这次有些不同，由于民主党在秋天希望把重建法案与债务上限打包解决，触怒了共和党。后者的态度很明确，既然你民主党一意孤行，那么自己想办法搞定吧，也就是不需共和党支持的预算协调方案。

预算协调程序可以避开美国立法的冗长和低效，绕开参院60票超级多数的门槛。进入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的两轮减税法案、奥巴马政府的部分医改修正法案、特朗普的税改法案都是这一程序的产物。不过对于民主党来说，要考虑是否需要在22财年为此消耗每年有限的预算协调机会，是否可以规避开共和党人基于伯德条款的阻挠。此外，还有新能源和医保这些两党之间难以摆平的问题需要预留窗口。总之，虽然预算协调看起来是较为现实的选择，民主党目前似乎还未到摊牌的时候。

两党国会大佬们最近的表态意味着天花板博弈的局面尚不乐观。共和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谢尔比早先便明确表态，共和党一些重要人物倾向于在12月3日首轮CR到期后继续为期一年的CR，并且耐人寻味地表示，这种局面并非共和党乐见，而是由民主党任性造成的既成事实。

民主党一边则怪罪共和党不负责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莱希便曾直言，9月末共和党的不合作态度直接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和一年CR的糟糕预期。以莱希为代表的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军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与合作，例如5%的上升幅度，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两党合作精神被共和党人破坏了。

而对于民主党的表态，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曾明确表示，12月3日到来之时，共和党不会再像9月底那样支持又一个短期CR以及债务松绑。双方的相互甩锅当然是博弈的一部分，并不新鲜。但与过往相比，两党都显得更加头铁和强硬。这样看来，第二轮2个多月的CR还算是有一定妥协精神的结果。

因为两党的态度，美国行政部门的钱袋子至少是暂时变得紧张。虽然耶伦主导的财政部早做准备，预留了大笔现金，但如果这笔钱花光，就不得不转而靠政府收入来填补窟窿。而这将意味着社保、老兵、联邦雇员(注意，这里包括军人)的所得将被拖后。不过，这些还不是CR之下帝国军事支柱的关注重点。

资本家、工人与军队

对于美国的军事机器而言，军费政治的低效在两个方面影有比较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军工生产和新项目启动。

军工方面，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的短缺是主要影响，很多军工厂家已开始或即将面对劳动力缺口。像巴斯钢铁造船厂这样的老厂、“大厂”甚至可能面临高达30%、千余人的技术工人流失。而同样是问责局过去所做的报告显示，如海军潜艇和航母这种国之重器的维修、维护保养一再出现工期延误等问题，主要原因便是人手不够。

不连贯的预算不仅使军工生产厂家不得不经常暂停雇佣技术工人，还会造成“盛宴-饥荒循环”。厂家在有活干时不得不搁置甚至舍弃其他目标，加大力度包括招工、招人完成当前任务，但由于预算和合同缺乏连贯性，未来被解雇或不被续聘的也可能是同一批人。技术工人队伍的建立和维持存在很大麻烦。

另一个问题是新项目启动困难。预算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所有领域的风险、削弱了计划性，无论是追加采购配件、增加必要劳动力还是分散供应商。再加上通胀与合同重新谈判的成本，不仅整体成本上升，项目进度也会被进一步拖后。

在美军不同军种之间，陆军对于这一问题是最为主动的，在其年度预算申请中，会将财年一旦无法正常启动受影响最大的研发项目明确列出。以22财年为例，陆军的研发项目中，其自身判断较为脆弱的包括500万美元的远程机动火力技术(LRMF)、1100万美元的士兵与班组能力强化相关应用研发、1800万的全域融合技术、800万的机动高生存性指挥所(MASCP)和1600万的确保PNT(定位、导航、授时)通讯技术等。

在这些陆军研发项目之外，各军种在22财年计划启动的研发和采购项目还有很多，小到陆军200万的便携火炮引信装定系统，大到空军1亿800万的B-21轰炸机和1亿6100万的AGM-183(ARRW)空射超高声速导弹、2亿的超高声速巡航导弹(HACM)等。此外，还有各军种的训练、维护、战备保障，以及像太空军这个新军种与其他军种进行人员和设备移交所伴随的人事与管理成本，都会不同程度受到CR影响。

当然，问题到头来终究还是会得到解决，毕竟穷谁也不能穷军队。美国的军费政治甚至国民经济问题中，钱本身从来只是小问题。但是这期间的政治、经济、人事和组织成本为美国国内政治、国防政治、军事机器带来了太多内耗。“寅粮卯吃”再热闹也是插曲，“寅吃卯粮”终究还是主旋律，二者的协奏便是当前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钱粮进行曲。

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6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东方电影学院一名宋姓教师在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被学生录制视频上传到网络后，引起激烈讨论。校方经过调查核实，给予宋姓教师开除处分。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平息。有自媒体上传据称是宋姓教师的完整授课视频，并据此认为由于授课内容被故意剪辑，上传视频的学生是卑劣的“告密者”。随后，有人曝光了据称是“告密”学生的个人信息并煽动“人肉网暴”，还有消息称，该学生手机收到了大量谩骂攻击短信。

首先，不管是先前由学生上传的视频，还是后来被曝光的“完整版”视频，都没有干扰该事件的核心事实：宋姓教师在课堂这一公共空间发表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言论，其举出的论据一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有多个版本，30万这个数字是“解放后由中国历史学家选的”；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根据身份证对遇难人数做统计。相对的，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中被屠杀的犹太人都有姓名记载。

相关专业机构人士严正澄清和批驳了宋姓教师的言论。其一，“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法庭的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其二，对全国人口开展户口清查、登记，并对适龄人口发放身份证件，这一工作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倒台都没有真正开展过。至于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是纳粹的统计及欧洲各国人口统计等综合估算的结果，但仍做不到每个死者都有名有姓。可见，宋姓教师对历史缺乏起码尊重和认知，其以教师身份传播荒谬主张，更是错上加错。

在德国，公开质疑纳粹大屠杀事实，严重者可入刑；在美国，也有老师为了向学生展示“言论自由”把美国国旗踩在脚下，被学生举报并经校董会全票通过开除的事例。显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应当看到，企图以某些细枝末节、似是而非的所谓“事实”动摇对侵略暴行的历史判决，恰恰是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孜孜不倦”干的事。

至于上传视频的学生是否为卑劣的“告密者”，我们认为，在涉及捍卫历史真相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使用“告密”一词纯属偷换概念。特别是，宋姓教师是在公开而非私人场合发表言论，学生也没有通过某个秘密渠道上报，他的行为更谈不上所谓“告密”，也不是诬告，而是公开的事实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这名学生不是令人不齿的“告密者”，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吹哨人”。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59

作者：整理/庄沐杨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雅各宾》杂志(Jacobin)连同YouGov平台以及研究机构“工人阶级政治中心”(Center for Working- Class Politics)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并通过相关结果分析工人阶级在当下美国选举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该调查依据YouGov的大量样本，从五个选举形势颇为激烈的州里面对工人阶级选民进行抽样调查，这五个州分别是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受访者共计2617人;最终分析样本数则按照每州400人、共计2000份。这些受访者均为18岁以上具有投票资格的成年人，他们并非共和党铁杆支持者，但也没有获得大学本科文凭。

最终，《雅各宾》以《团结之为常识：进步派与工人阶级的联盟如何建立和维持》(Commonsense Solidarity：How a working-class coalition can be built, and maintained)为题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主要试图弄清的是工人阶级对于民主党派出的候选人的看法，因而其调查样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将政治上不认同共和党的工人阶级选民列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围绕工人阶级对待民主党(或者“进步派”)的竞选话术的看法、选民自身所处的地缘环境、中间选民的倾向、进步候选人与民主党的距离、对阶级认同的不同定义及其影响，以及性别与种族因素对工人阶级的左右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让受访者比较了几组候选人的情况，主要是：进步派民粹主义者(Progressive Populist)、觉醒进步派(Woke Progressive)、觉醒温和派(Woke Moderate)、主流温和派(Mainstream Moderate)以及共和党人。本文根据这份报告的相关要点，对于调查的执行背景、目的、观察结果以及相关建议进行简要的整理。

为何《雅各宾》及另外两个机构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做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呢?在撰写报告的作者们看来，这事实上关系到另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对于进步派政治人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工人阶级政治中心”给出的判断是，只有获得更多来自工人阶级的选票，进步派的主张以及政治目的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首先，工人阶级在美国选民中占比是最高的。2020年，有63%的选民没有大学学历，另有高达74%的选民家庭年收入少于10万美元。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选民往往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但从197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明显不再是民主党的票仓，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尤为明显。如此一来，未来一段时间，进步派人士想要在选举上有所作为，不去想想怎么扭转这一趋势、吸纳工人选民，显然胜选会是天方夜谭。其次，工人阶级与进步派的政策主张之间似乎天然就具有一种特殊的互利共生关系，后者力主推行的政策，尤其是从平等主义和再分配改革，将让劳工们成为最大获益者。而在20世纪，美国的进步派人士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包含罗斯福新政与民权运动，无一例外都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

但无可置疑的是今天的美国民主党对于工人阶级选民的吸引力的的确确在日渐流失。包括托马斯·皮凯蒂在内的学者也都认为，过去的几十年间，民主党已经从新政时期那个依赖蓝领工人的政党，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精英们所拥护的党。但至少在过去十年间，工人阶级不再“温和”(moderation)，尤其在民粹主义席卷全球之后，工人阶级的不满被更多地听到。另一方面，既有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将美国选举政治放置在自由派、保守派、温和派等以既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含糊阵营之中，忽视了不同选民群体之间在面对具体政治问题时在选择上的多样性。如果照这种现成框架来看，不少选民的立场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即使把工人阶级放在核心考量范围内，这个群体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性别、种族、城乡差距等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工人们对待政治人物时，也不再是用统一的思维方式作出选择。在社交媒体愈发垄断信息传播接收的时代，选民需求与政策传达的方式也需要被纳入到分析之中。

在形势愈发让进步派陷入危机的当下，这份报告的推出是为了试图弄清如下几个问题：美国的进步派人士需要如何赢得工人阶级的选票?这些进步派政治人物如何在种族与地缘因素的影响下，更有效地争取到中间选民?种种用以让进步派发声的渠道所带来的利弊有几何?他们的主张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不同区域的劳工之间引起共鸣?在美国选举政治框架中，这份报告更为实际的目的是分析民主党进步派如何巩固选举基本盘、尽可能多地争取中间选民。考虑到前述提到的共计2000位受访者都来自五个选举上的摇摆州，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也会对投身后续选举活动的进步派人士提供一定的参考。那么，从这份报告当中，到底能一窥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哪些偏好呢?

首先也是最为直接的观察是，工人阶级选民更倾向于那些优先关注面包与黄油的进步派候选人。换言之，工人阶级需要听到清晰的经济政策，并且这些政策的传达能够越简单明了越好。在非深蓝州之外，也就是民主党的铁票仓之外的地区，这一点尤为明显。并且，这些政策要具有足够的普适性，往往是注重就业、医保等政策比起宣传种族和少数族裔议题来说更加吃香。换句话说，尽管《雅各宾》也不希望进步派在选举中丢掉对种族议题和社会正义的讨论，但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的自由派政治观念，使得前述议题深入人心的同时，越发成为让进步派候选人头疼的点，因为进步派和这些议题绑定得如此紧密，那么工人阶级选民需要看到的也就不是你在这些议题上作何考量，反而会观察候选人有没有能够就更加普遍的经济政策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在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那里又演变向另一个明显的极端趋势，就是这些白人选民根本不会去管社会正义和种族歧视，他们只关注面包和黄油，而即便如此，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之中，这也不意味着进步派就可以抛弃这些工人。

如此一来，就关系到另一个选举策略问题，也就是信息的传达。显然，“觉醒”(woke)席卷进步派或自由派的政治话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项，但对于中间选民和长期的民主党支持者而言，他们并不会对操持这一宣传话术或政策导向的候选人有更多的青睐。当然，对于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人来说，“觉醒”话术与政策导向对他们来讲并非什么负担。但总体而言，进步派人士依然需要对选举期间对信息传达和政策宣导有更精细的盘算。调查结果表明，基于民粹和阶级立场的进步派竞选策略对于工人阶级选民而言更具吸引力，最起码与民主党其他的宣传策略相比不落下风。在2000份样本中，民粹的、桑德斯式的发声方式与其他候选人同样受欢迎，尤其是在中小城镇和农村选民，以及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或蓝领阶层的选民那里，这种进步派的民粹式宣导方式会让他们胜过其他候选人，包括拜登式的主流温和派。

因此，对进步派来说，最有效的竞选话术选择首要的是避免面对工人阶级选民时采取觉醒派话术对竞选信息和政策宣导。受访者收到的五种竞选话术选项之中，进步民粹主义依然是他们最青睐的(相比进步觉醒派、温和觉醒派、主流温和派和共和党)，甚至主流温和派也取得了比觉醒派更好的表现。其次，民粹主义的宣导方式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工人与蓝领阶层那里是最受欢迎的，其威力会在非精英背景的候选人那里得到更多发挥的余地。

当候选人的出身背景为非精英人士时，民粹作风往往会让进步派人士获得更多选票。例如最为传统的主流温和派退伍军人在调查中获得51%的选票，一位进步派的民粹主义教师则获得了超过65%的支持度，关注种族正义的觉醒派只有49%的支持率，而如果是一个关注就业议题的进步派民粹主义者的话，也能拿到63%的高支持度。即便是非民主党拥趸，在对觉醒派的政治主张冷感的前提下，他们也更愿意支持拥有进步派和民粹主义双重标签的候选人——同样以就业问题为核心主张的候选人之间，进步派民粹主义者支持度会是53%，而温和派则只有38%。

那么，候选人的身份背景又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选民对他们的观感呢?至少这份调查报告表明，工人阶级选民更偏好工人阶级出身的候选人——当然也包括社会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候选人，而不是商业精英或者专业人士。在受欢迎的选项里，教师、退伍军人、小企业主以及建筑工人的受欢迎程度差距较小;而可以预见的是，企业高管是最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候选人类型，其次则是律师。

选民本身的出身背景也势必会影响工人阶级选民对待进步派候选人的看法。从调查结果来看，郊区或者城市居民比起中小城镇或农村受访者来说会更多地关心种族问题、全民医保等进步派的常规核心议题，而后者则依然更买民粹主义的账。换言之，进步派参选人在吸引不同区域的选民支持时需要做出更加精细的盘算，权衡不同区域选民关心的核心议题，最为直接的方式则是加大对经济问题的讨论比重，弱化固有的觉醒派言论。

工人阶级选民对于候选人性别与种族的看法在这份报告中也表现出与一般认知有所出入的地方。在民主党政客和媒体普遍的看法里，女性候选人或少数族裔往往比起白人和男性来说当选几率更低，其中一个被引证的例子则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开出的选票中，相当多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并不青睐这位前国务卿。但是，这份调查结果表明，这种性别和种族偏见逐渐在工人阶级选民之中消退，至少在潜在的民主党支持者之中是呈现这一态势，甚至可以看到黑人候选人会比白人更加受到支持，这一情况在不同肤色的选民那里呈现类似的比例分布。实际上，性别也好，种族也好，在这份调查报告以及近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中，都不再是最为显眼的那个左右选举的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前文提到的，工人阶级选民更在乎候选人的阶级出身。

不过，尽管性别的作用在大选之中并非胜负手级别的因素，但总体数据还是可以看出些许差异。在选民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支持进步派的政策主张;而在候选人这边，女性人选对于获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有着细微的领先优势。当然，女性选民也会更加青睐女性候选人。至于种族因素，少数族裔与白人候选人相比，在受访者中的好感度是旗鼓相当的。在少数族裔受访者眼中，民权和医保问题是他们最为关切的，这是他们与白人选民的其中一个政见差异，另外一个则是对于觉醒派候选人的评价：少数族裔对于觉醒派的宣传话术依然没有感到厌烦。同样是少数族裔，非裔和拉丁裔选民也有着不同取向，换句话说，民主党或者进步派的政策宣导依然需要做出更加精细的区分与权衡，才能够准确地找到不同族裔工人阶级选民的核心关注点。

至于工人阶级选民是否天然会对民主党或者进步派参选人有好感，如同一开始提到的，近十年来的政治趋势已经表明，这并非是什么铁律，那么那些立场不明显或者没有表露出强烈投票意愿的中间选民，尤其是他们中的工人阶级，对于进步派来说会带来更多的选票吗?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桑德斯就采取了争取政党倾向较为模糊的中间选民的策略，但成果甚微。实际上，这份报告也无法就这一问题给出更加清楚的回答，但显然，任何将工人阶级中间选民视作当然票仓的进步派候选人都有可能在扩大受众时吃瘪，尽管激发他们的投票欲望对于民主党或者进步派来说并非是坏事。

桑德斯对中间选民的争取不奏效，或许有可能正是因为他党派立场，尤其是当考虑到他一旦出线，所要面对的对手将是时任总统特朗普时，党派对立就更容易让选民或潜在的中间选民在做选择时趋向极化。不过，桑德斯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党派立场对于进步派候选人来说就是弊大于利的，实际上，这份报告表明，民主党人的身份并不会拖累进步派人士。现在在左派人士中流行的一个观点是，由于民主党与企业高管或者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许多拥护进步派的选民会对这个党感到失望，从而把这种情绪转嫁到民主党候选人之上，哪怕他们是实打实的进步派。2016年桑德斯在民主党总统初选中的表现就表明，当进步派人士有意识地与民主党保持距离时，他们的选情往往看涨。但是这种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足够扎实证据的支撑，依然是一个问题。至少从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来看，受访民众对于独立参选人的支持度是要略微低于民主党候选人的，两者在城乡或地缘差别、收入层级、种族与阶级身份等不同因素加入考量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

相较于左派人士，更青睐独立候选人的要属右倾的中间选民;而面对同样可以被归类为进步派的候选人时，非民主党支持者往往也还是倾向于更加保守的选项——像桑德斯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之内。当然，总体来说，民主党身份还是对于进步派候选人有所加分的。那么，进步派人士还需要和民主党保持距离吗?从这份报告来看，独立候选人的姿态的确会吸引到右倾的中间选民，但立场偏向进步派的非民主党支持者并不会就此更加倾向他们。这是进步派人士在思考与民主党建制派关系时需要作出更合理论述的地方。

当然，如前文所述，这份报告的撰稿人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整体，为此他们尝试对受访者的阶级定位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区分。这份报告也提醒进步派候选人，最关键的是他们会如何衡量工人阶级这一群体。相较于中产阶级或者专业人士，这份报告调访的工人阶级在政治立场上往往会与进步派有着更加天然的亲密性，但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也需要适时调整，以让进步派参选人能够灵活应对不同选区的选情。另外，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左右他们对候选人的偏好，如果父母获得了大学文凭的话，他们的孩子往往也会更加支持进步派参选人。虽然同属工人阶级这一群体，但是蓝领工人比起那些相对而言的工薪白领来说，在接收和评估候选人身份背景信息时要更加敏感;他们也更倾向于使用民粹式的语言而不是觉醒派的话术，并且比起移民问题，他们还是盯紧了面包与黄油。

总体来看，这份报告有着较为明显的立场预设和目的导向，它所关心的是进步派，尤其是民主党阵营的进步派参选人士如何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一改近十年来工人阶级与民主党越走越远的趋势。在《雅各宾》及另外两个参与机构看来，民主党、进步派以及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纽带依然有修补的可能性。或许在一些人眼中，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太多的惊喜，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老生常谈，但包括对性别等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许多掩藏在主流媒体，尤其是亲自由派或进步派媒体的目光之下的潜流，依然值得想要投身选举的进步派人士好好思考。而这份报告着眼的是五个摇摆州的工人阶级，并且它关心的问题与提出的建议都相当注重选举实际，而非意识形态攻防，更像是对亲进步派势力选情的一次回顾与展望。进步派到底能否继续打造与工人阶级的互利共生关系，将会是接下来美国选举政治中值得进一步观察的关键一环。

原文：https://images.jacobinmag.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08095656/CWCPReport_CommonsenseSolidarity.pdf

报告撰写人：Jared Abbott, Leanne Fan, Dustin Guastella, Galen Herz, Matthew Karp, Jason Leach, John Marvel, Katherine Rader, Faraz Riz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19

旧文章ID：26757

作者：吴白乙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我也代表【海外看世界】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研判中美关系，如果从战略视角或战术判断出发会有何不同?

•如果是周期性的曲折震荡，那周期起始和转向的重要标志、信号会是什么?

•如何评估元首峰会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进一步推进到制度之争?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有人说“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发展就快”，您是否认同?中国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官方关系不好时，民间应该怎么互动?中美之间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相互之道?

•如何看待尽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打压，但中国学生赴美兴致不减的状况?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 Quad 和 AUKUS?

•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引发战争吗?美国将作何反应?

•如果俄乌和台海同时“有事”，美国能两面应对吗?

•如何评估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核不扩散沟通及战略稳定对话?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武心波 中国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吴萱萱 美国欧道明大学

李海默 美国休斯敦大学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吴白乙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17教授评: 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第五篇

在1979年正式建交后，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矛盾对立的两面，双方都有很强的战略需求和显而易见的获益感，同时也有疑虑和斗争，“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描述的是一种逐渐被双方知识界接受的常识性概念。然而，近年人们被一些颠覆性事实所震撼，不约而同地试图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性质，却总也找不到最大公约数，也影响到两国政府特别是拜登当局出台完整管用的“关系方略”。

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有关11月16日两国元首视频会谈的简报中，美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仅做了“复杂”(complex)的模糊定义，同时强调了“负责任地管控(中美)竞争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表述虽不得已，也算是相对(特朗普时期的政策)理智和慎重的选择。我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摸石头过河”阶段。由于“河床”“水位”“流量”的历史性变迁，两国需要重新勘测渡河的风险，找到更大、更牢靠的“石头”。这个过程相当不易，因为双方都没有既成的经验，自然充满频繁的变数，出现各种有意和无意的紧张局面，但“过河”仍然是其总体方向，拜登总统也坦承“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根据这个判断来有限地推导，未来2-3年中美关系的演进最可能呈现出半周期性、非典型性特征。“长期对峙”因其战略损耗过大，双方都不能承受，是可以排除的一种前景;“低开高走”因双方战略博弈焦点分散化，且美方内争持续产生掣肘而致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回归高位。

所谓“半周期”，指的是2022年两国都将有重要的政治选举，拜登和民主党团队要避免在国会被共和党“打劫”，就需要加快推进国内各类利好政策的实施，让美国经济和社会趋稳。如果中美能在贸易、金融、气候、抗疫等宏观政策上加强沟通合作，拜登政府是可以将其转换为国内政策利好的，因此2022到2023年可以是中美关系转圜的重要窗口期。至于2024年总统竞选开启美国政治攻坚战之后，中国仍将是“躺枪”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再度失稳会是大概率事件。

所谓“非典型”，指的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陷于严重困顿，这一现象既受国内多元文化主义兴起、民粹主义反弹导致民众身份认同撕裂和政治极化的影响，也有世界体系加速分化，美国无力掌控全局却力图维持主导地位等外部现实的作用。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ener)提出，美国应放弃大战略幻想，采取分权和渐进主义的方式，改善对外政策表现是“当务之急”。这个观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美国对华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转向遭遇中美之间复杂的利益耦合所必然产生的“难解难分”困境，这个麻烦还会持续下去。

中国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有所改变，承压性和主动性都明显改观，主要因其发展体量、质量和内部治理的统合力度都上升到新的水平，自信心和话语表达也相应突出起来，但对美政策的主观上仍旧保持“不挑事，不怕事”的基调。在应对美方不断“试错”的客观压力下，未来中方的战略定力应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认识上放弃“求稳恐变”的惯性思维，不仅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下好多维应变的“国际象棋”，而且要利用压力推动内部体制机制的优化和改革，下好“办妥自己的事”的“中国象棋”;

二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上加快构建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的开放格局，进一步释放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吸引力，把中外利益共享的效应充分显现出来。2020年中国领导层推出“双循环”的新政策构想，能否顺利实现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预期，将是“十四五规划”成败的关键之一，自然也将对塑造未来中美相处之道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在对内管控上不仅要强化多手段维护台海局势“不出格、不崩盘”的底线，而且要加紧推进对岛内社情民意的影响力工程，自下而上地对“台独”势力形成“釜底抽薪”实效。此外，要更加重视对身处剧烈变革中青年一代的人文、历史和国际问题教育，从根本上防止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滥觞，使中国在中美关系的中长期演变中立于“包袱轻，犯错少”的有利地位。

来源时间：2021/12/20   发布时间：2021/12/20

旧文章ID：26756

作者：  来源：金桥智库

宋庚一事件引出无数体制内外的恨国公知和汉奸，令人始料不及，也打了爱国网友一个措手不及。这说明我们对于斗争的形势还是太过于乐观了一点，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爱国网友撰文说2020年是公知崩盘的一年，然而从今年的形势来看，公知的势力仍然强大而嚣张，武汉方面至今未有任何消息，由此可见一斑! 

事件发生以后，许多公知水军纷纷上场，一面人肉网爆爱国大学生，给他扣上“告密者”、“WG余孽”，甚至颠倒黑白地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另一面则是纷纷为宋庚一喊冤、洗白。说什么“视频被剪辑过了”、“断章取义”、“告密之风不可长”、“学生举报老师危害学术自由”、“大学老师应该有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上这些话术，都是似曾相识的，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从乌克兰到叙利亚，从2019年的香港到2020年的武汉，这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舆论事件，而是有幕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的一起颜色革命事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既然他们说宋庚一的视频被剪辑了，那我们就放出来完整的视频，而且我们还要把她的原话转换成文字，看看她到底错在哪里?她到底想干什么?

宋庚一涉及“南京大屠杀”错误言论的完整版视频时长5分35秒，其它缩减版本则有不少，至少我看过的就有三四个版本。因为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视频剪辑删减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有时间看完，这就好像老师教学时划重点一样。

我们把这段五分多钟的视频转换成文字，总共有1300多字，就会发现，其实删减版的已经大大减少了她的错误了，可以说是在美化她了，根本不存在剪辑拼凑，歪曲其原意的问题：

“当年 啊~~~日军 日军确实在南京做出了反人类行为，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些，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去研究。

但是有一点，日本到底在，当年的侵华日军到底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三十万人这个是没有数据支持的，确实是这样的，三十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大概估计出来，也有估计三千的，有估计两万的，也有估计五十万的，有估计七万的，那解放之后，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话，有三十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就保留到现在。

但实际上，我读大学时历史学院老师说，最糟糕的是国民党到现在，在那些人那些家人还活着时并没有统计出来死亡确切人数，其实这个是很好统计的。

第一，国民政府时有身份证号吧?死了哪些人，毕竟他是整个南京城啊，还是比较好统计的，每家每户报失踪，或者是发现尸体，一定可以统计出来。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确认南京大屠杀屠杀了多少人，所以日本就一直否认这个。

我老师在京都大学留学，他当时看新闻，时有个总理级人物去访问，电视直播，他说当年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日本首相现场说，真的吗，有这么多人吗?中国那位总理就说没三十万也有三万吧?

当时新闻直播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事情我们没能挺直腰杆说话，就说因为缺少统计工作，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你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三十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述。什么什么战斗死了，古时候最喜欢这样写，死了三十万五十万，所以这只是个概述。

有学者根据这个数字统计，就是有名有姓的，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个人，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一直不做这个事。

解放之后瞎胡乱造一个上下五千年。其实我们没有这么久历史，上不到三千年。

我们却没有仔仔细细研究三十万人姓名和他们的身份证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我们怎么在国内宣传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但是你没有史料去支撑这段历史。

你再看一看德国NAZI对犹太人屠杀，所有死亡的犹太人都是有姓名记载的，我去欧洲几个集中营，包括澳大利亚都是有名有姓的记录。所以真实统计出了屠杀了犹太人，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

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你如果没有史料支撑的话，那也只是民间说说而已，说的跟真的一样，也许死的人确实比三十万更多，也许死的人不足十万，或者可能真的只有三万，但是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了，因为没有这个统计，这是中国做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吧。

所以昨天我在看南京大屠杀突然大规模宣传的时候，我能首先意识到，是一个突然记忆，突然开始公祭，可能就是因为日本在抵制冬奥会。

第二个就是他说大屠杀幸存者还有61个，我就想到我老师说的，你现在能统计出这61个人，那起码那三十万人的名字都统计出来。然而很遗憾我们在纪念馆里有名有姓的，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到底统计了几个人。

这是一些题外话。当然我还想说的是，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该去反思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永无止尽的恨下去。”

宋庚一的这段讲话，完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短短五分钟，一千多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找出N多个的谣言出来，这说明她缺乏一个大学老师的基本素养，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混进大学讲坛的!

第一个谣言：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是没有数据作支撑的，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事实上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有一定历史素养的人，只要看到这一句，基本上可以判断，她接下来的都是胡说八道了!

 

我们看看这是人民日报的辟谣微博，引用的证据来自远东国际战争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他是南京大屠杀的首犯之一，时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明确指出：

“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因此宋庚一的谣言事实上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而且还是对远东国际战争法庭的否认，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是对三十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亵渎!

第二个谣言：“三十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大概估计出来，也有估计三千的，有估计两万的，也有估计五十万的，有估计七万的，那解放之后，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话，有三十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就保留到现在。”

这个谣言居心更险恶，把锅甩到了新中国头上。前面已经说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军杀死了至少三十万中国人，这是有众多史料作为支撑的，是远东战争法庭经过无数调查和审查之后得出的结论，也记录在了谷寿夫等诸多战犯的判决书里面!

但是宋庚一则是先说没有数据支撑，又说三十万来自于一个人的笔记，真的是可笑，你当远东战争法庭是吃干饭的吗?要说历史材料有数据支撑，还有什么比远东国际法庭的裁决更有说服力的?说什么解放以后，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笔记，有三十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保留到现在，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谎言!

第三个谣言：但实际上，我读大学时历史学院老师说，最糟糕的是国民党到现在，在那些人那些家人还活着时并没有统计出来死亡确切人数，其实这个是很好统计的。

借大学老师之口造谣，不管宋庚一的大学老师有没有这样说过，但是只要她拿不出证据说，我们就只能把造谣这个锅甩她身上。这个其实就跟方方借医生朋友的嘴造谣满地无主的手机一样的。

说什么大屠杀遇难者的确切人数是很好统计的，这是一个荒唐的谎言。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大规模屠城，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被杀，你怎么可能通过活着的家人来统计人数呢?说这话的人不过脑子，听这话的人一想就觉得荒唐。

第四个谣言：第一，国民政府时有身份证号吧?死了哪些人，毕竟他是整个南京城啊，还是比较好统计的，每家每户报失踪，或者是发现尸体，一定可以统计出来。

国民政府后来是在1946年搞了一个身份证户籍制度，但是还没有推广到全国，国民政府就垮台了，中国就解放了，也可以说国民政府是没有什么身份证制度的，因为没有落到实处，顶多也就是在部分地区落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就算是国民政府1946年的身份证制度，那也是南京大屠杀八年以后的事情了，你怎么可能拿八年后的身份证来统计八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呢?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可以统计出来的。根本就是无知、无耻，不学无术的瞎扯蛋!

第五个谣言：“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确认南京大屠杀屠杀了多少人，所以日本就一直否认这个。”

这个谣言更可笑，日本人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出证据，没有数据支撑吗?日本当时举国疯狂，全国的大报小刊都在刊登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场景，尤其是日军在南京的杀人竞赛，更是登上了日本报刊的头条，日本人会不知道?

当年的那些报纸刊物难道都消失了?不见了?日本的大学和图书馆没有保存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的大学图书馆都能查看到解放前的报纸刊物。

 

而且那些当年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俘、战犯，他们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杀死了三十多万人，回去以后就突然失忆了?把这段历史都忘记了?就算他们失忆了，也还有远东国际战争法庭来帮助他们找回记忆啊!

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就是为了逃避战争罪责，就是为了图谋东山再起，等到哪天中国再发生内乱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再次卷土重来，侵略中国了!

第六个谣言：我老师在京都大学留学，他当时看新闻，时有个总理级人物去访问，电视直播，他说当年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日本首相现场说，真的吗，有这么多人吗?中国那位总理就说没三十万也有三万吧?

再次借老师之口造谣，而且这个谣言造得比较大，看起来像个国际玩笑。八十年代的两位总理，一个是赵，一个是李，都不可能那么无知，至少知道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以上，这是远东国际战争法庭的结论，没有这点觉悟怎么可能当得上总理呢?

这个就不需要找证据了，应该是宋庚一一方拿出证据来，不然就是造谣。事实上，日本方面围绕宋庚一事件大作文章，这么多天了也没能拿出所谓中国总理与日本首相对话的新闻直播视频，这说明是造谣无疑了!

第七个谣言：“当时新闻直播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事情我们没能挺直腰杆说话，就说因为缺少统计工作，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你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三十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述。什么什么战斗死了，古时候最喜欢这样写，死了三十万五十万，所以这只是个概述。” 

把南京大屠杀日军杀死了三十万人，说成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述，因为缺少统计工作，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没名没姓没有身份证号。事实上到了这里，我们就能明显看得出来，宋庚一的话术是层层推进的，前面扯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一点，“南京大屠杀”就像小说一样不真实，从而达到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第八个谣言：“有学者根据这个数字统计，就是有名有姓的，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个人，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一直不做这个事。” 

事实上，绝不仅仅是有几个学者在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是包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等很多机构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每统计出来一个遇难者的姓名，都会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墙上，迄今为止，统计出来的是10664名，而不是宋庚一所说的“都没统计出来几千个”!

事实是有很多人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而不是一直不做这个事儿。问题是年代久远了，根本没法统计到遇难者的具体姓名等资料了!宋庚一制造这个谣言事实上就等于否认了无数人付出的努力的辛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遇难者姓名墙上悼念亲属 这应该是中国的哭墙，为啥马云等有钱人放着近在咫尺的南京哭墙不去，反而跑到耶路撤冷的哭墙去参观，岂不是哭错了祖宗?

第九个谣言：解放之后瞎胡乱造一个上下五千年。其实我们没有这么久历史，上不到三千年。

这个谣言根本都不用驳斥了，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文明至少在一万年以上了，在一万年前中国就已经进入到了农业文明的时代!上下五千年早就不足以反映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了!武大易中天就是棵大毒草，其《易中天中华文明史》被资媒吹捧，硬是把中华文明史砍到了三千年，还附庸在西方中心史里面，真的是文化汉奸，遗害无穷!

第十个谣言：你再看一看德国NAZI对犹太人屠杀，所有死亡的犹太人都是有姓名记载的，我去欧洲几个集中营，包括澳大利亚都是有名有姓的记录。所以真实统计出了屠杀了犹太人，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

这个也是一个谣言，事实上德国纳粹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直有争议的，如果真的如宋庚一所说的那样，都统计出来了姓名，那就没啥可争议的了!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对于纳粹屠杀了多少犹太人也没有一个准数，也只有一个概数，大约就在350万到700万之间，到底是多少，也没人说得清楚!

德国屠杀犹太人之所以纪录得比南京大屠杀更全面一些，统计出来的遇难者姓名多一些，主要是因为德国当时已经有了户籍和身份证制度，而且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都是有组织有规模的运往集中营进行大屠杀，原本统计工作就做得好，跟学术界的研究其实关系不大!

更重要的是，战后的德国不像日本一样，德国从来没有否认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而且还一直向犹太人提供战争赔偿，至今还在向以色列提供赔偿，德国人对于战争的反思和赎罪意识，不知道甩开日本多少条街了!

第十一个谣言：“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你如果没有史料支撑的话，那也只是民间说说而已，说的跟真的一样，也许死的人确实比三十万更多，也许死的人不足十万，或者可能真的只有三万，但是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了，因为没有这个统计，这是中国做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吧。”

这个谣言更离谱，把南京大屠杀没有数据支撑，说成是民间说说而已，说得跟真的一样。事实上这就是在彻底否认南京大屠杀了。南京大屠杀不是民间说说而已，而且是有官方结论的，这官方结论还不是普通的官方结论!

而是直接归联合国管辖的远东战争法庭审理日本战犯的结论。照宋庚一所说，那就是在给日本战犯翻案了。更可笑的是，她还带节奏归咎于中国学术界，说是中国学术界不严谨的一个折射!就是因为中国大学里面有太多像宋庚一这样信口雌黄的人，才败坏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自己不学无术，连联合国远东战争法庭的结论都不知道，还敢说中国学术界做问题不严谨!

第十二个谣言：“所以昨天我在看南京大屠杀突然大规模宣传的时候，我能首先意识到，是一个突然记忆，突然开始公祭，可能就是因为日本在抵制冬奥会。”

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嘴有多大产。宋庚一短短五分钟居然能造这么多的谣言。而这一个把南京大屠杀公祭说成与日本抵制冬奥会有关系，简直让我们怀疑她是不是有精神病，有臆想症了!

南京大屠杀公祭与北京冬奥会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的事情。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至今已经有整整八年时间。怎么能叫突然大规模宣传?怎么能叫一个“突然的东西”?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投票决定，北京凭借其自身优势在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城市。北京成为全球唯一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中国也再一次肩负起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国担当。

由此可见，中国确定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时候，还没有确定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呢?咋就能把南京大屠杀公祭与日本抵制冬奥会联系起来了呢?

而且迄今也只是传出美国抵制冬奥会，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提要抵制冬奥会。2021年12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表示，日本“将综合考虑冬奥会的意义及其对我国外交意义等因素，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并没有表态外交抵制冬奥会。目前的最新新闻是日本会在本月内做出最终决定。

第十三个谣言：“第二个就是他说大屠杀幸存者还有61个，我就想到我老师说的，你现在能统计出这61个人，那起码那三十万人的名字都统计出来。然而很遗憾我们在纪念馆里有名有姓的，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到底统计了几个人。”

这个谣言就更无耻了，太侮辱人的智商了。她的老师说南京大屠杀还剩下61个幸存者，她就敢说，你现在能统计出这61个人，那起码那三十万人的名字都统计出来。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了!

活人当然好统计，我们现在中国有14亿人，因为是活着的人，我们很好统计出来。但是死去的人是很难统计的，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普遍人去世50年后，就会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得无声无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在死后百年内失去存在的印记。

宋庚一的逻辑就是说了，你能统计61个活人，为啥不能统计出来30万80多年前死去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这是脑残的逻辑，白痴的逻辑!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但是有几个人能说出自己十八代以上祖宗的名字呢?

关于宋庚一的十三个谣言的揭露就到这里了。短短五分钟，一千三百多字的讲话，十三个谣言，如此误人子弟，还配当老师呢?也幸好现在学生成熟得早，书看得多，不然就被她洗脑洗成脑残了!

当然，造谣是有目的，有动机的!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造谣，而且她的谣言是如此之多，又如此逻辑自洽，只能说明是经过专门培训的话术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就算是让你来造谣，你也不太可能在五分钟之内造出这么多的谣言来!

我们中国人说画龙点睛，最后一句话，往往才是说话者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些题外话。当然我还想说的是，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该去反思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永无止尽的恨下去。”

看到这最后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她的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宋庚一貌似随意的课堂题外话，包藏着的却是一片祸心，就是想让中国青年忘记“南京大屠杀”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不要去仇恨日本人，而是要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

这就好像一个法官跟一个被强暴的美女说，你报案所说的那些陈述，都没有证据支撑(哪怕有被撕烂的衣服，沾了强奸犯精斑的内裤)，你不应该去恨那个强暴你的人，而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强奸你?(是不是你长得太好看?衣服穿少了?)法律界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你不能要求受害者是完美的。

鉴于我们完全看不到宋庚一对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有一点同情和悼念之意，鉴于宋庚一不太可能在短短五分种随意造出十几个充满话术的谣言，鉴于这件事在网络舆论发酵以后，有太多人的声援宋庚一，网暴举报此事的爱国学生，以及日本国内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狂潮，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文化侵略事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撕裂中国社会舆论，幕后的黑手是谁，自然也是一目了然了!

 

反对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任重而道远，宋庚一事件暴露出来了我们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上的问题，可以说是许多高校老师放弃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让日本和西方的各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谬论肆行无忌，这应该引发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昨天文章被和谐了，可能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有读者向我索取，我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发给大家。今天的文章大家可以多转发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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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我也代表【海外看世界】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研判中美关系，如果从战略视角或战术判断出发会有何不同?

•如果是周期性的曲折震荡，那周期起始和转向的重要标志、信号会是什么?

•如何评估元首峰会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进一步推进到制度之争?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有人说“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发展就快”，您是否认同?中国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官方关系不好时，民间应该怎么互动?中美之间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相互之道?

•如何看待尽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打压，但中国学生赴美兴致不减的状况?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 Quad 和 AUKUS?

•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引发战争吗?美国将作何反应?

•如果俄乌和台海同时“有事”，美国能两面应对吗?

•如何评估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核不扩散沟通及战略稳定对话?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武心波 中国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

韦宗友 复旦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萱萱 美国欧道明大学

李海默 复旦大学

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17教授评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第三篇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2021年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第30年。然而，国际舆论却在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中美新冷战”。佐证这个论断并不难。在笔者看来，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其战略部署架构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即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即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见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然而，民主峰会，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与冬奥外交等负面事件接踵而至，让“新冷战说”卷土重来。

笔者认为，尽管中美两股的确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时代”。“新冷战说”背后存在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对于时代的宏观定位。

当前，与新冷战论相关讨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在于过度聚焦中美两方，而忽略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广大的第三方认知，而广大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只要第三方不认同，不支持，不参加，中美新冷战论就不会成立。

首先，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各国的参与全球政治意识得到了极大觉醒，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战略自主。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让冷战中的战略稳定架构变得特别简单明了。这种情况下，除了例如中国、印度等国选择孤立并与两极格局隔离的特殊案例，大多数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要选边，因此冷战时期第三方认知不重要。

然而，在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和财富开始从过去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扩散，有人将此称为“世界扁平化”。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的变化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而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盲目选边。试想，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通过建立东盟，拉美通过试图建设无核区，也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战略自主的空间会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部分盟友、东盟国家选择加入;尽管美国退出TPP，日本仍然坚持没有美国参加也继续维系;此次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至少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盲目支持。

其次，后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方对于中美关系认知不会按照冷战时代“非黑即白”的简单模式来构建。经济上，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在这个秩序中得到了大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即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调控。而且，中国发展进程主要是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调，开放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词，并没有搞封闭式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中国没有将其作为普世的模式进行国际推广，第三方能理解中国没有与美国搞意识形态竞争意图。军事上，中国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的现状，以及可能出现的外部力量干预的担忧。在中国看来，军力建设是因为过去能力滞后所致，现在有必要进行弥补，把长期以来的不平衡扳回来。可以说，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全社会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识形态推动。广大的第三方国家不会盲目遵从美国单纯以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的逻辑。

第三，中俄战略关系的目的并非结盟反美，而是在全球政治上寻求战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驱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平衡的主要支柱是美苏核力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依靠之前美苏两国构建的战略平衡已经不可能。后后冷战时期，全球的战略稳定实际上依赖于各个地区的战略稳定的叠加。中俄两国可以说是建构欧亚大陆地区战略平衡的主要大国，这并不是说中俄分别在亚欧地区与美国构建一对一的地区战略平衡，而是如前面所说，已经实现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广大第三方互动进程。冷战后，经济地区主义在欧亚两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亚洲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新的地区秩序建构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进展，而这个进程需要广大第三方的中小国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后后冷战时代最大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大觉醒与大参与。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的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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