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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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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我也代表【海外看世界】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研判中美关系,如果从战略视角或战术判断出发会有何不同?

•如果是周期性的曲折震荡,那周期起始和转向的重要标志、信号会是什么?

•如何评估元首峰会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进一步推进到制度之争?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有人说“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发展就快”,您是否认同?中国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官方关系不好时,民间应该怎么互动?中美之间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相互之道?

•如何看待尽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打压,但中国学生赴美兴致不减的状况?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 Quad 和 AUKUS?

•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引发战争吗?美国将作何反应?

•如果俄乌和台海同时“有事”,美国能两面应对吗?

•如何评估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核不扩散沟通及战略稳定对话?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武心波 中国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

韦宗友 复旦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萱萱 美国欧道明大学

李海默 复旦大学

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17教授评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第三篇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2021年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第30年。然而,国际舆论却在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中美新冷战”。佐证这个论断并不难。在笔者看来,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其战略部署架构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即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即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见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然而,民主峰会,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与冬奥外交等负面事件接踵而至,让“新冷战说”卷土重来。

笔者认为,尽管中美两股的确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时代”。“新冷战说”背后存在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对于时代的宏观定位。

当前,与新冷战论相关讨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在于过度聚焦中美两方,而忽略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广大的第三方认知,而广大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只要第三方不认同,不支持,不参加,中美新冷战论就不会成立。

首先,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各国的参与全球政治意识得到了极大觉醒,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战略自主。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让冷战中的战略稳定架构变得特别简单明了。这种情况下,除了例如中国、印度等国选择孤立并与两极格局隔离的特殊案例,大多数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要选边,因此冷战时期第三方认知不重要。

然而,在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和财富开始从过去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扩散,有人将此称为“世界扁平化”。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的变化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而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盲目选边。试想,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通过建立东盟,拉美通过试图建设无核区,也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战略自主的空间会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部分盟友、东盟国家选择加入;尽管美国退出TPP,日本仍然坚持没有美国参加也继续维系;此次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至少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盲目支持。

其次,后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方对于中美关系认知不会按照冷战时代“非黑即白”的简单模式来构建。经济上,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在这个秩序中得到了大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即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调控。而且,中国发展进程主要是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调,开放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词,并没有搞封闭式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中国没有将其作为普世的模式进行国际推广,第三方能理解中国没有与美国搞意识形态竞争意图。军事上,中国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的现状,以及可能出现的外部力量干预的担忧。在中国看来,军力建设是因为过去能力滞后所致,现在有必要进行弥补,把长期以来的不平衡扳回来。可以说,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全社会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识形态推动。广大的第三方国家不会盲目遵从美国单纯以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的逻辑。

第三,中俄战略关系的目的并非结盟反美,而是在全球政治上寻求战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驱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平衡的主要支柱是美苏核力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依靠之前美苏两国构建的战略平衡已经不可能。后后冷战时期,全球的战略稳定实际上依赖于各个地区的战略稳定的叠加。中俄两国可以说是建构欧亚大陆地区战略平衡的主要大国,这并不是说中俄分别在亚欧地区与美国构建一对一的地区战略平衡,而是如前面所说,已经实现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广大第三方互动进程。冷战后,经济地区主义在欧亚两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亚洲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新的地区秩序建构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进展,而这个进程需要广大第三方的中小国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后后冷战时代最大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大觉醒与大参与。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的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54

奥斯威辛遇难人数,为何从400万缩水为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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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雁  来源:回归常识

关于奥斯威辛,大家都记得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

但“奥斯威辛以后”60年,类似的大屠杀悲剧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正如安南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联大会议上指出的:“自纳粹大屠杀以来,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等地的种族大屠杀就没有及时得到预防或制止。在今天的世界就有许多类似的丧失人性的可怕事件正在发生,国际社会不应对此漠不关心,甚至予以否认。”

这是为什么?是否可以说,原因之一是“诗”仍然太多,而反思太少。就是对奥斯威辛的纪念,除了对暴行的愤怒和对遇难者的哀悼,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何以发生的深层原因,人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反思呢?

新华社记者提到:根据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在集中营存在的4年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丧生。但是这则报道没有述及这个数字背后的复杂故事。事实上,在1990年笔者初访奥斯威辛时,这里的铭牌上写的遇难者数字是“约410万人”。1992年,这块铭牌被上述记者提到的“最新”结果所更换。

410万或“至少400万”的数字,初见于1945年5月12日苏联专门成立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当时奥斯威辛解放才3个多月,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集中营内杀人设施的“工作效率”推断出来的。此后40年,在苏联体制的各国,这个数字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任何试图重新考证这个数字的人都被说成“替纳粹辩护”乃至是“新纳粹”而受到严惩。

而在西方,人们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对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国人大都承认这一数字,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著述一般都说是100-250万。他们的依据多种多样:战后审判庭上的证言、各种记录中来到奥斯威辛的人数与幸存者数之差,以及战前战后人口调查的推算等等。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则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把奥斯威辛灾难,乃至整个纳粹暴行说成是“谎言”。

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波兰犹太学者、奥斯威辛遇难者亲属,佩帕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从1965年起,40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关于欧洲犹太人、纳粹运动、大屠杀与集中营问题的大量证据。

1980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集中营存在期间来到奥斯威辛的不幸者总共约13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这130万囚徒中,先后有212,820人被转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释放,约500人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后获得解放,其余1,077,180,即约110万人都在集中营遇难,其中犹太人约占96万。

1991年,佩帕的著作《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囚徒与遇难者人数估计》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评,标志着纳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犹太人对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铭牌正式据此更换。

佩帕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客观、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对苏联数字的更正,曾经使一些新纳粹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故意歪曲、乃至编造佩帕“戳穿了奥斯威辛谎言”的说法。佩帕为此非常愤怒。

佩帕在1993年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份公开信中声明:“我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已经28年:保存对于无数纳粹暴行牺牲者的记忆,以警告人们不能漠视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动者,他们毁灭正义,制造苦难并屠杀无辜人民。”

佩帕还指出,被押解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只有约20万被役使为奴工的人进行了登记。因此遇难者远比囚徒登记数为多毫不足怪。客观的研究者不能只从杀人者一方获得证据,奥斯威辛档案中的登记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该集中营的遇难者不会少于20万,但从逻辑与事实上它都不能用来证明遇难者不会多于此数。苏联当年的数字虽有很大水分,但一个集中营就杀死一百多万人,还不够丧尽天良吗?

苏联打败纳粹解放奥斯威辛的伟大贡献,是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的,在1945年的条件下作出仓卒估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为宣传目的禁止人们加以研究更正则不可取,而且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恰恰给新纳粹抓住数字破绽,为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口实。

这场“数字官司”的确发人深省。其实,从杀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数字,与奥斯威辛档案中留下的20万囚徒登记数一样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它只能说明死亡数的下限而不能当做死亡数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间接推算法的价值。

对别人发生的事都这样文过饰非,甚至别人已经反思而自己还在替人家掩盖,对自己的历史还怎么能有反思态度?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持这种态度,我们又怎么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真心忏悔?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53

丁刚:中美竞争,中国胜出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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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能源价格飙升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再一次表明,美国的经济模式仍然徘徊在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框架的模式之中,其能源转型仍会有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

美国的石油战略远未过时,中东与华盛顿的距离也没有拉远。这决定了能源仍然是美国与中国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

作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必会显示出其确保能源稳定的重要考虑。

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影响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石油生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美国需要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但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经济不会发生危机。所以,华盛顿希望中国同它一道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来救急。

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发生过三次由能源导致的大危机,都是油价大变动引发的。

华盛顿现行的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也会在能源问题上突出显现出来,包括针对中国在全球石油及天然气开采的布局、石油贸易和定价等方面的进取,采取遏制手段。

美国会着力于维护其对全球能源资源和通道的控制,以及作为其金融霸权重要支柱的石油美元体系的控制。

但是,美国的能源战略反过来又成了它的战略包袱。美国的发展模式制约了霸权的扩张,并成为导致其实力相对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谁的转型更快一些,谁就会处于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目前中美两国民众的消费模式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化石能源体系被大规模替代还不大可能。

美国要想全面落实新推出的万亿基建计划,仍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而中国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也要靠化石能源的支撑。

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2020年进口了5.424亿吨原油,或1,085万桶/日。即使是在疫情的情况下,仍然较前一年增加7.3%,创下历史纪录。

这一增长背后固然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的原因,但是石油进口越多,我们的战略选择就越是会受到限制,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人类史上,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和占有能源一直是强国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国的崛起总会造成国内能源产量无法满足工业化生活日益膨胀的需求,于是就会导致对外部能源的严重依赖。

英国和美国走的都是这条路,到现在也未能完全摆脱,而且他们是以侵略、掠夺、战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能源安全的。当然,他们也是以这种思路来看其他国家的发展的。

2021年4月5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演讲中说:“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为石油而战。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为水而战”。

美国学者杰夫·D·科尔根在《石油、冲突和美国国家利益》一文中这样写道:”尽管围绕石油储备的‘资源战争’的威胁常常被夸大,但石油工业产生的政治影响的总和使石油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自1973 年以来,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国家间的战争与一个或多个与石油相关的因果机制有关。没有其他商品对国际安全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

今天的西方现代化生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矿物燃料和汽车为代价的、便捷的一次性消费主义。这种舒适生活背后有一个可怕的事实:一名寿命为80岁的普通美国人一生消耗树木1000棵,石油262.4吨。

最关键的是,今天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标准来降低能源消耗,其实,世界上的不可再生能源,要么是已经被他们大量地消耗掉了,要么就是他们的企业仍控制着最优质的部分和市场。

显然,美英走过的路不是中国的选择。

中国人当然有权利像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过上体面的、现代化的生活。但是,中国的崛起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必须更少地依赖石化能源。

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以能源成本和消耗最小化的方式来保证经济提升的关键阶段。

根据CEIC的数据,中国石油进口的历史最高值出现于2020年12月1日,达10,852.615千桶/日,而历史最低值则出现于1981年12月1日,为1.404千桶/日。

为保护好自己的能源需求,中国当然要做好战略准备。但这个准备并不仅仅是如何靠自己的实力去获取能源、建立稳定的储备,并有效保护重要的海上通道。同时,中国还要与更多国家联手突破美国的能源霸权体系,这包括推进人民币结算、反击美国以制裁切断别国能源供给的霸权作法。

归根结底,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还是要看内需的变革。

我们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当中就有一个解决好低消耗、稳增长的问题,要有清洁能源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广泛应用,还要能够促使消费者从根本上转变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

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其实与每一个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相关。有更多的青山绿水,就会有更广阔的战略选择空间。

这是一条“脱美国化”的发展之路,其结果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不再会在能源问题上被美国或西方卡脖子,实现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中国成功地找到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碳中和”之路,全世界将共同受益。一个以绿色能源为基础的繁荣中国是世界之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板。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52

美国是否应防卫台湾?美教授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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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与美国外交学界正在辩论美国对台战略是否应当明晰化一样,两位知名的美国教授16日也就“美国是否应当防卫台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方认为,美国应当遏制中国,所以必须防卫台湾;另一方认为,台湾问题如同美中之间所有问题一样,解决方案应当是外交和经济,而不是军事。

辩论的双方一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言人,多年来一直鼓吹大国竞争必然导致大国冲突;另一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康灿雄(David Kang),是韩裔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多年来提倡多边机制和区域融合。

这场由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举办的辩论会,主要辩题是“美国是否应当寻求遏制中国?”台湾问题作为当前美中博弈的焦点,不可避免地被热议。

米尔斯海默总的观点是,中国想成为区域霸权,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不能容忍有第二个霸权,只能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遏制中国是唯一选项。康灿雄总的观点是,东亚地区总体而言比50年前要稳定、富裕、融合得多,东亚的未来在于外交、多边主义和经济,美国遏制中国只会伤害美国自己。美中关系解决方案应是外交和商业,而不是军事。

在此总体观点下,双方对于是否应当防卫台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认为,出于两大战略理由,美国遏制中国,就必须防卫台湾、南海和东海。这两大战略理由是:第一,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北京拿走台湾,对美国对盟友体系是灾难性的结果;第二,防卫台湾就是要将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封锁在第一岛链内。“重要的是要确保台湾在我们的账上,而不在他们的账上。”米尔斯海默公然宣称。

康灿雄同样提出两大理由,反对美国防卫台湾。第一,台湾问题的解决同样应是外交和经济而不是军事。两岸之间往来频繁,台湾问题稳定性大于南北朝鲜问题,两岸其实都不把军事作为主要解决方案。因此他对美国现在炒作防卫台湾感到惊奇和困惑。第二,除了个别国家,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意介入防卫台湾,因为他们大多将之看作是中国人解决内部纷争,新加坡防长上个月就劝告美国“远离台湾”(stay away from Taiwan)。“我不认为我们应当防卫台湾,绝对的。”康灿雄说道。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表示,今天当人们谈论台湾时都认为形势危险,有人不愿防卫台湾是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太危险。中国将台湾视为神圣领土,台湾问题被认为是中国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所以坚定致力于重新获得台湾。而被中国认为参与了百年屈辱史的美国要确保台湾不会回归中国,不管日本、澳大利亚来不来帮忙,美国很明显正在军事上帮助台湾,不让中国得到台湾。而事实上,澳大利亚和日本正在防卫台湾方面表现出更强的与美国合作的意愿。

康灿雄回应:北京确实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会动武。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台海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台湾有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他说,大家都知道在台湾问题上是在博弈,如果美国非要让台湾成为问题,它是可以这么做,但这正是为什么他强调美国不应遏制中国,因为他相信拿台湾遏制中国的结果,就是让台湾问题变得危险。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区域国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而是告诉美国在遏制中国方面要更加谨慎。

米尔斯海默将台海形势变化归因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军力增长,称中国将来某个时候会征服台湾,他认为美国倒是希望保持康所说的过去三、四十年的“美妙状况”。

康灿雄则认为,台海形势转折点是北京实行融合策略,而不是因为军力增长。他指出,中国大陆对台湾早就有军事威慑,而且事实上也打过炮、射过导弹,但后来北京改变策略,通过交往和融合来处理台湾问题。倒是台湾政府对此保持戒心,限制与大陆互动,因为他们知道时间在大陆一边,时间越长两岸就越融合,总的趋势是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

两人就台湾议题展开了大约20分钟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51

黄仁伟:中国要避免与美国战略摊牌,尽量推迟统一台湾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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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伟  来源:凤凰网

普遍观点都认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早统”要好过“晚统”,因为“晚统”意味着付出更大代价。但近期有大陆专家提出不同观点,即大陆要避免与美国战略摊牌,并且尽量推迟统一台湾的时间点。

12月11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出席“百年变局下的大国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会时指出,如果我们把统一台湾的时间往前提就着了美国的道,因为尽早在台湾问题上摊牌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方应尽量避免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正面交锋,尽可能地规避台海战争。

因为,2031至2050年是对中国有利的时间,中国将与美国战略摊牌的时间往后推,可以增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把统一台湾的时间往前提,则契合了美国的布局。关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黄仁伟认为2021至2050这30年的时间将是中美战略相持的重要阶段,而且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是处于一个非战争状态之中。

黄仁伟认为,围绕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中美之间没有胜负之分,但会出现力量对比的变化,逐渐由中国处于下风位转至中国占据主导优势,而在追赶美国的进程中,中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而在中美处于战略相持的状态下,两国都对自己的制度保持着高度自信,谁也无法扭转对方谁也无法取代对方。所以说,中美两国在博弈中既要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又要学会共存于当今世界体系之中。

黄仁伟指出,在中美战略相持的未来三十年中,头一个十年中国会表现得相对较弱。同时,这也将是美国打压中国力度最大的一个阶段,因此在这十年中,中美之间的对抗最为激烈。而如果中国能顶住第一阶段的压力,在经济数据上迎头赶上美国。随着中国在科技等重要领域取得优势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会逐渐走缓,战争的风险也将随之降低。

也正是在第一个十年中,美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疯狂打“台湾牌”来牵制大陆。与此同时,有了美国撑腰,“台独”分子的行动也会更加猖狂,不断向其“台独”目标挺进。不排除美国鹰派想在这个十年内向大陆战略摊牌,同时,台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就等同于破坏了两岸和平对话的政治基础,所以说台湾问题已然处于危险阶段。

这样分析下来,黄仁伟表示,为了中国的利益最大化,应推迟跟美国战略摊牌的时间点,并且避免美国挑起台海战争。因为在中美战略相持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占据的优势并不大,后两个十年则对中国更有利。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3

旧文章ID:26750

2001年,美国GDP占全球超30%,中国仅占4%,那么2021年的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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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网易号-简易科技

GDP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首次被提及,随后被各国官方确认成为了权威的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一直沿用至今。自有GDP的概念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还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我国在过去30多年创造了经济奇迹,GDP产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制造的各类商品进入全球各个市场,我国也建立起了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不断“走出去”,进军国际市场,中国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00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年前的今天,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现了经济崛起。根据统计,2001年我国GDP达到1.34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六,跟在法国之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

但是,同期的美国GDP达到了巅峰时期,2001年美国GDP达到10.58万亿美元,比整个欧盟还要高出近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31.6%,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此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占世界经济的13%,远远甩开德国等欧洲经济体。

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更加迅猛,连续多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在此期间,外资企业陆续进入我国市场,带来了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这一过程中我国本土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不断提升了竞争力。

到了2007年,我国GDP已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赶超这三个最强的欧洲经济体,我国只用了6年时间。此时,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6.1%,提升了近2个百分点,美国占全球的比重跌至24.8%,已经不及30%。

2010年我国GDP成功超过日本,一举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我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工业大国。2014年我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是日本经济规模的2倍,占全球经济的13%。

202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很多经济体纷纷陷入负增长漩涡,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只有我国实现了正增长,这和我国对疫情的有限控制相关,经济率先走向了复苏,同时我国积极复工,加大了各类物资的生产力度,还实现了全球医疗物资的大量出口。

202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了100万亿人民币大关,折合14.72万亿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4%,而美国GDP出现了很大下滑,为20.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为24%,所以在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提升最快。

20年里,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提升了13.4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7.6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了整个欧盟,达到美国GDP总量的75%,已经是日本的3倍多,预计202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19%左右,美国的占比还会下降。

在今年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高达143个,继续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排名第二,日本第三,说明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已经追赶上来,部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华为、比亚迪、大疆、海尔、宁德时代等企业在全球市场表现出色,相信未来我国还会继续涌现出更多的科技及制造业巨头,拉动行业对GDP的贡献值。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2

旧文章ID:26749

拜登总统在民主峰会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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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

拜登总统在民主峰会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21年12月9日

总统:

各位好,欢迎参加首届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

这次集会长时间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原因很简单:面对全世界对民主以及普世人权的持续不断、令人警觉的挑战,民主需要有积极倡导者。

而且我想要主持这次峰会,是因为这里——在美国这里,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清楚,振兴我们的民主以及增强我们的民主机制必须要靠持续的努力。

美国民主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奋斗,为了践行我们的最高理念并弥合我们的分歧;为了让我们重新致力于我们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所阐明的我国的建国理念。

我们宣告:“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女性和男性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民主不会偶然产生。我们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振兴它。而且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项迫切要务。因为我们正在看到的数据大都指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报告,2020年标志着全球自由连续第15年出现倒退。

近期的另外一份报告来自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报告指出所有民主体中有一半以上,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他们的民主中至少一个方面的退步。

而且这些趋势因全球性挑战而加剧,这些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并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有关关切:

来自独裁者的外部压力。他们试图增进自己的权力,向全世界输出并扩大他们的势力,并为他们的压制性政策和做法开脱,声称其为应对今日挑战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正是这么宣扬的。

试图煽风点火,助长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声音。

而且可能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助长全世界人民对于他们感到未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民主政府的不满。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

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有时可能是脆弱的,但它也具备固有的坚韧性。它能够自我修正,也能够自我改善。

是的,民主是艰难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它在共识与合作中最有效力。当观点可能对立的人士及党派坐下来找到一起合作的途径时,就能开始见效了。

但它是发挥人类潜能并捍卫人类尊严以及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有赖于我们来证明这一点。

民主并非全都一样。我们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我们今天与会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我们共同做出的选择,我认为,将为子孙后代确定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道路。

而且作为一个全球民主共同体,我们必须捍卫那些将我们团结起来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捍卫正义和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每个人的所有固有人权。

我已辞世的朋友、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曾是一位美国民主以及全世界民权的伟大的倡导者,他学习了甘地(Gandhi)和曼德拉(Mandela)等其他伟大的领袖的经验并从中得到激励。

去年,他在临终时为我们国家留下了遗言,他让我们的国家不要忘记:“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 “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

因此,在今后两天里,我们将来自100多个政府的领导人汇集在一起,还有活动人士、行业工会人士及其他公民社会成员,知名专家和研究人员,以及工商界代表,不是——不是要断言我们的民主体中的任何一个完美无缺或无所不知,而是要挽起手来并重申我们改善我们的民主体的共同承诺;分享创意并相互学习;并做出切实承诺——如何增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并抵御威权主义,抗击腐败,促进并保护每个地方的人民的人权。要行动起来。要行动起来。

本届峰会将启动付诸行动的一年,让我们所有国家都落实我们的承诺并在明年报告我们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美国将以身作则地引领,并投入于我们自己的民主——我们的民主,同时支持我们在全世界的合作伙伴。

自本届政府就职之初,我们——我们就实行了基础广泛的议程,以证实美国民主仍能成就大事并应对最重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立即通过了我们所说的《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尽可能快地在国内及世界各地为人们接种疫苗,以便控制住这场疫情并刺激包容的、持久的经济恢复,而这也有助于推动全球增长。

上个月,我自豪地签署了一项跨党派立法,我们国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一项真正的共识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这项立法将进行一项世代投资,以便为人民提供在21世纪最需要的服务:清洁用水、安全的道路、高速宽带网络以及诸多服务——所有这些都将通过创造收入良好的有工会的工作机会来增强我们的民主,这些工作将让劳动人民过上拥有机会和尊严的生活,能更好地获取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工具和资源。

而且我希望——我希望很快——很快——就能签署我们称之为《更好地重建》(Build Back Better)计划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它将成为对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劳动者的巨大投资,并让美国家庭享有多一点喘息余地来应对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机会。

我们的国内议程一直侧重于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和加强我们国内的民主制度。

在上任的第一天,我签署了一项促进种族公正和平等的行政命令。最近,本届政府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份性别平等和公平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

我们正在增强工人的权力,工人通过组织工会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国家中发表意见,这不仅仅是争取经济利益的集体行为,也是民主实践。

我们正在努力为美国人民登记投票提供便利,我们把司法部从事捍卫和执行选举权法律工作的律师人数增加了一倍。

本届政府将继续努力通过两项至关重要的立法,它们将巩固美国民主的基础:每个人通过自由、公平和安全的选举发表自己意见的神圣权利。

我们需要颁布我们所说的《自由选举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和《约翰·刘易斯选举权促进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以防止选举歧视,确保选民的基本权利,并确保选民的意愿以及其他权益得到维护。

我们应该让人民更容易投票,而不是更难投票。在我们达到目标之前,这将仍然是本届政府的一项首要工作。

不作为不是一种选择。

随着我们继续在国内做出努力,使美国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更完美的联盟”,我们还在大力加强与世界各地民主体的联系并为它们提供支持。

本周早些时候,我发布了第一个美国政府反腐败战略,该战略提升了我们打击跨国腐败的力度——这种犯罪消耗公共资源,削弱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的能力,使人们对政府失去必不可少的信心。

该战略包括与你们各位——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以提高透明度,追究腐败行为者的责任,削弱他们利用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隐藏资产和洗钱的能力。

今天,我自豪地发起了“总统民主复兴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该倡议将侧重于所有外交——外交和对外援助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体制的复原力和人权。

我们正在与国会商榷,计划在明年投入高达 2.24 亿美元 [4.24 亿美元] 来加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有助于民主发展的高新技术,明确什么是公平选举并捍卫它。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根据这个倡议所需要从事的工作: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媒体。这是民主的基石,是公众知情和向政府问责的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新闻自由正在受到威胁。

因此,我们正在投入至关重要的种子资金来启动一项新的多边努力——国际公共利益媒体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以支持世界各地的独立媒体。

我们将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设立一个新的保护记者防范诽谤基金(Defamation Defense Fund for Journalists),以帮助保护调查记者免受企图阻止其工作——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工作——的滋扰诉讼。

我们将启动一批新计划,以帮助将民间社会、媒体、学术界、劳工界的反腐败活动联系起来,保护举报人,并帮助合作伙伴消除洗钱和避风港。

为了确保我们的民主通过声音——通过所有公民的声音——得到加强,这项总统倡议包括许多计划,其内容包括增进妇女和女孩权益、加强公民参与和政治领导力、增强 LGBTQL+ 社区及个人参与民主体制的能力、促进劳工法改革、支持工人组织等。

它包括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做出的一些新努力,以解决在线骚扰和滥用问题,降低一些国家滥用高新技术(包括监控技术)压制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的可能性。

我们将提出两项——我们将提出两项跨领域的快速反应行动计划,以支持本次峰会的关键目标:民主复兴基金和民主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项目。这将允许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我们在世界各地民主前线辛勤努力的合作伙伴们。

各位领导人、公民社会成员、活动家、维权人士及公民们: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接下来——在这一刻做出的选择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的世界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我们将坐视人权和民主继续倒退还是将共同——共同——追求一个愿景——不是“一个”愿景,而是唯一的“愿景”——并鼓起勇气再次引领人类走向进步和自由?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对自己、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彼此有信心,我们就会做到。

这就是本次峰会的意义所在。

我非常期待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即将举行的富有成效的会议和讨论。我期待我们将建立联系,推动我们的工作向前发展。

因此,让我们行动起来。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地听我演讲。

(讲话完)


欲查看原稿内容: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本译文仅供参考,只有英文原稿才可以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0

旧文章ID:26748

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宋老师,在欧洲会判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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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美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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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47

讲堂里的“吹哨”事件以及对女讲师的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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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这两天,上海震旦技术学院宋姓女讲师因为南京大屠杀言论被解职的事,引起了关注。

今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群上发现舆论很有趣:有的人认为女讲师被冤枉了,没有考虑其上下文,视频不完整,她之前说了一些其他的铺垫的话,所以属于断章取义;还有的人认为学生传播视频属于侵犯和告密。

我在群里朋友圈看到若干言论的转发。

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目录:

1、政治正确的铺垫不能给言论免责

2、“南京大屠杀否定者”

3、诱导性和误导性

4、无知之下导致的错误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为屠杀的死者基数

5、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6、诛心:宋姓女讲师的价值观和心理?

7、这类话题能否在西方课堂里讨论?前提是什么?

8、对这件课堂事件的处理——“告密学生”其实是“吹哨人”

正文

1、政治正确的铺垫不能给言论免责

这位女讲师前面可能说了许多铺垫的话,其实属于“qualification”、“免责条款”一类的东西。譬如说:“我首先声明啊,我是爱国者”;“日本人在抗日战争时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我爷爷一辈的亲戚在抗日战争里也受害了,我们家族都恨日本人”……这些都属于典型的铺垫的话,说这种话的意思是说:我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有发言的资格;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点评这个具体的事件而已。一般来说,在围绕敏感话题进行有争议的发言时,发言人会有意识或下意识的说这些话。未来如果遇到麻烦,这些话可以被用作某种“防御”或“开脱”。对方如果指责你的言论不正确,你就可以反过来说对方是断章取义。

2、“南京大屠杀否定者”

在五分钟的视频里,这位女讲师触及到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但她讲了半天,只有一个论调和话题,就是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她的目的就是通过质疑死亡人数,削弱或颠覆整个官方叙事。她的逻辑其实只有一条,就是30万人不是“有名有姓”的。她呈现完全是一面性的,一边倒的、主观的观点。有些用语是非常夸张的,譬如说30万人只是“历史小说”里的概述。小说就是“fiction”,就是虚构的意思。听到这个用语,再看她表达观点的方式,足可以给她定性:她属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者(denier)——这里,我们可以遵循欧洲对“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者/否定行为”(Holocaust Denial)的定义:采用各种手段去论证说犹太人大屠杀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所理解的官方叙事不符——只要这样,就属于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者。所以这位女讲师肯定属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者。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也是政治和价值观驱动的。

3、诱导性和误导性

她的说话对于她的学生受众来说,是极具引导性、误导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煽动性的,十分危险的。举例而言,她先加以引导:“上下五千年”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呀,上推不到五千年。藉此想说明:中国历史里很多东西表述是不精确的。然后,就可以再类推,南京大屠杀30万人也可以是不准确的。对学力不强的人来说,这种推理是有引导性的。“是呀,连‘上下五千年’这种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呢。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这种说法同样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呀”。这是一种很用心、危险的引导。这个女讲师自己没有任何相关学术教育背景(学的是新闻学),于是又注意引用“历史学家”、“学术界”、“历史老师”、专家之类的说法以增加她自己讲话的信用与权威。而考虑到她讲课的场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及受众,她与学生存在知识和学历上的严重不对称,听众可能没有分辨能力,无法出来反驳的。这就让她可以利用在讲堂上的权威地位,灌输她的言论,起到影响学生的目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学生受她的影响。我认为她本人可能就是受自己大学时历史老师的影响(她反复提及她的这位老师,我后面会再说这位老师的问题)。

4、无知之下导致的错误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为屠杀的死者基数

她最主要的逻辑是,“30万人”不是有名有姓的,翻译一下,就是说:只要你拿不出来有名有姓的人作为依据,那么屠杀/死亡就是不存在的。她举的主要例子是犹太人大屠杀,称犹太人大屠杀都有名字可考。依据是她访问过很多集中营,里面都有名字记载。

这就是知道一点点皮毛,就以为可以推导出真理了。我们现在通常说,Holocaust死难六百万人,最早提出这个数字的是Adolf Eichmann,在1945年。这个数字最后就这么落下来了,沿用到现在。但实际上数字又是不确切的,历史学家的具体统计由420万到700万不等。历史学者普遍接受的区间为500~600万人,而这也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接受的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人数差异,所以不可能是有名有姓的,而是基于大的人口学统计。Yad Vashem用各种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死难者名字是450万左右。

之所以Holocaust能够被统计得相对比较清楚,是因为它的性质是种族灭绝(genocide)而非战乱里出现的大规模杀戮。种族灭绝要求:一个不漏地、系统性地、消灭某族群。这就要求系统挖掘这个族群的人口,记载其消灭的过程。所以,德国纳粹非常“认真”地干这件事,找出、统计犹太人,并记录消灭的情况。纳粹所占领的各欧洲国家也对此加以配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与口径,不仅有集中营的数字,有运输的数字,有隔离营(ghetto)的数字,有各国各地统计收集犹太人的数字名册等。而且要考虑到,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都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的,多有相关的社会/人口/宗教统计。这就可以计算和比较战前战后犹太人的数字——战前,欧洲犹太人大约1,000万,Holocaust消灭了约三分之二的欧洲犹太人口,许多国家有超过九成的犹太人被消灭。这些都可以推导出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但这仍不能做到对每个死者都有名有姓;对Holocaust死亡人数统计和认证的前提,也并不是有名有姓,而是结合各种方法论下的估计。

我们看到,犹太人大屠杀这种精确的种族灭绝,与南京大屠杀这种战乱屠杀本质是不同的,不能简单比较。

笔者估计,因为某些价值观的驱动,使得这位讲师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对南京大屠杀怀疑态度的,而为了支持她的论点,她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果这一个理由逻辑欠缺,她又会找出另一个理由。总之,她不相信这个“故事”。这与Holocaust否定者的逻辑完全是一样的。

5、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在确立了死者人数统计必须“有名有姓”这个错误的必要前提后,宋讲师还批评了民国政府,说那时怎么就没有统计出来。我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说,“哎,咱们中国人,就不要怪别人了,就是我们自己不重视(我们自己的人命)。我们自己就没有收集这些人名,没有统计出来。那就是我们活该了。统计大屠杀死亡人数那就是得有名有姓的呀。你提供不出来姓名,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不怪日军,就怪我们自己。”

这是完全站在侵略者一边,为侵略者辩护的视角。并且,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被杀戮的人群处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没有现代的社会治理,一部分人口都没有户籍资料,甚至连姓名都不全,甚至这个人口族群连文字和记录都没有,那么,对这样人口的杀戮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以此类推,欧洲人也没有在美洲大陆杀戮印第安人。并且,历史上所有的“大屠杀”都不存在的,因为都不是有名有姓的。

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

这位宋姓讲师特别提到了她去欧洲的集中营,看到那里的死者有名有姓。笔者翻译一下她的意思:“你看人家西方人,你看看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他们统计得多好。所以人家能够有名有姓啊,所以人家能够算出人数来呀。所以人家有理有据啊。说白了,归根到底,人家这才是文明国家,人家杀人都比我们杀得文明、死人都比我们死得文明。”

这不就是种族主义么。

她还有一些站位非常奇特的观点,比如说,“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当反思一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要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这个通常是对侵略者/加害者说的。在日本有个现象就是,经历了原子弹爆炸后,人们普遍也有了受害者情结,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日本反战主义/和平主义的一个特征:通常是控诉核弹,然后呼吁和平,但不会去反思日本因何招致核弹攻击,不会去反思战争的起源,不会去反思日本的加害者身份。对这些人,才需要跟他们说,战争是怎么来的。

缅怀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我们要反思和检讨战争是怎么来的?还是错在中国?错在我们不够强大,所以我们被杀戮了?

可以看出来,她说来说去,批判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哎呀,中国弱小、落后、愚昧啊,谁叫你落后啊,活该被欺负呗,怪谁呢。你也许是被欺负了,他们干了坏事,但你自己居然还统计不出来你的谁被欺负了,然后你就编个历史小说跟全世界说。这就是她的视角与逻辑。她认为:她自己这是背负真理的:她站在这个上海职业学院的讲堂上传播真理。

笔者以为,这位宋姓讲师,完全符合我定义的“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6、诛心:宋姓女讲师的价值观和心理?

宋姓讲师多次提到了她读大学时的历史老师。这个老师就持有这种观点,在大学课堂里说服了她、影响了她,并作为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影响了她的价值观。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她既有的价值观,使得她能够和愿意接受这位大学老师的观点。

我们再看这位宋姓讲师的学历背景:

“……宋某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讲师,曾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采访和写作、新媒体写作。主要承担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媒体写作、新闻评论等专业课程教学。”

这就比较清楚了:她是学新闻专业的,她在人生和职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让她对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的怀疑和批判。这种价值观不仅仅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

我不知道她在上什么课,但以她新闻专业的背景,在课堂上讲历史,是很奇怪的。这是个什么课?背景是什么?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她是在自由发挥么?但可以看出,她和下面的学生缺乏互动,是在进行单向的输出和传播。从她讲话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她非常认真,她在讲一些她所相信的、她认为对她自己和对受众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她要利用这个场所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听众未必都能听懂和理解,但也许有的人能听懂呢?只要有一个人听得懂,那她做的就是有意义的。甚至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关系,她必须勇敢的站出来,站在讲堂上,作为真理的传播者。

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位宋姓讲师的一些其他取态和行为。

有人说这是诛心,主观臆断——随他们怎么说吧。

——我估计这位宋姓讲师对中国体制是非常批评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下政治/体制的批评,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社会、文明的批评。(所谓“自我仇恨的中国人”)

——结合她的学历背景,我估计她应该特别相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西方的价值观,将其奉为真理。她也自认为是践行者,敢于为了真理说话;

——也许,她还在从业经历中积累了一些对体制的不满。

——我估计宋姓讲师是比较喜欢西方的,崇尚西方的。那种全方位的崇尚。这使得她热衷旅行。而且她还有点小资和文艺,有点爱好历史,她不仅仅去过许多国家,甚至去参观过很多的集中营,还很有感触。

——我斗胆估计,这位宋姓讲师应该也非常喜欢日本。那段侵略历史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还是文明国家啊。很文明呢。

——这位宋姓讲师一定认为,凭借她的多国游历经历,她的从业经历,她受的教育,她对文化的热爱和敏感,她已经可以洞见真相了,她已经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历史的真相——譬如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可能就是一个她特别关注的话题,这可能因为她大学老师对她的影响;因为她虽然是中国人,但很喜欢日本,她需要从日本的角度去对这段历史做某种“和解”,有个说法。那么结合她对中国体制及文化的批判,她的大格局、大历史观,她找到真相了。

确实,笔者以上都是诛心和揣测,但对于这样的人,我想说,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7、这类话题能否在西方课堂里讨论?前提是什么?

譬如在美国讨论对印第安人的清洗或黑奴及种族主义?在西欧讨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西方有严格的“政治正确”限制与约束。

美国的高等院校是左派/自由派主导的。这类话题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使得讲师丢掉工作。

西欧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课堂上讨论Holocaust,稍有不慎,被列为Holocaust Denial(其定义为,试图说明“大屠杀”并非按照我们惯常理解的方式发生的),不但丢掉工作,甚至还可能面临法律问题。

那么这些话题在课堂上能不能讨论呢?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笔者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但需要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是学术的场景,这必须是一个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课程或项目。大家都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学术前提上,在专业的角度上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参与讨论的是一群学者、学生(很有可能是研究生),主持人应该是一个历史博士,大家对历史文献都有很高的理解

第二,讨论是“非政治”的:没有人试图把问题政治化,没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政治见解。大家纯粹从技术层面讨论历史。这是理性对话的前提

第三,非公开性和排他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敏感话题,只有“专业人士”才善于把握、处理这些话题。“非专业人士”会对这样的话题进行回避,而专业人士也不愿意和非专业人士轻易交流,怕对方别有想法。所以,最终讨论这些敏感话题,一定是范围很小的、闭门的、在彼此熟知、认识、有一定互信的群体之间进行。

所以,当然可以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进行讨论,但那必须是严格的学术讨论。

这些讨论是不会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的。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可以主张500~600万犹太人在Holocaust里遇难;学者可以提出450万这样的下限数字。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质疑600万这个数字而不致被批评为Holocaust Denial。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微妙边界。

以上几条都是社会“潜规则”,它们其实适用于各种受“政治正确”影响和限制的话题。在西方,就不要说讨论Holocaust了,一般的种族、性别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稍有过界都是危险的。

所以,这位宋姓讲师触及的话题,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场景都是严重不合适的:

——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专业的身份,没有任何相关的学术积累;

——她面对一群同样非专业的受众,且学历/学力显著弱于她;

——她的观点是有明显的政治导向的

——他们没有任何进行专业交流、理性交流的可能性

——她纯粹只是进行单向的灌输/输出(尽管她不能决定听众是否为她的观点所影响)

8、对这件课堂事件的处理——“告密学生”其实是“吹哨人”

笔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西方语境里,这种以严重过界方式触碰政治正确底线的讲师,会被马上革职。这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何况这位讲师不仅仅政治不正确,而且非常不专业,不仅在讨论一些她完全不了解的主题,而且把课堂作为她个人的宣讲平台。

所以她应该被开除。笔者完全赞成。

这里我想再说说:宋姓讲师若干次引用的她在大学时的一位历史系的老师。

可以看出,那位老师的言论对宋姓女讲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师的观点可能本来就契合她的价值观,但更有可能帮助塑造和确立了她的价值观。也许通过那位老师的讲课,宋姓女讲师发现了人生的真相时刻(moment of truth)。也许南京大屠杀这个点,就是帮助她解释中国万物、世界万物的核心。她通过这个点得到了启发;她也希望通过这个点启发别人。

而这正说明了这种讲堂的重要性。观点是可以被传播的。

宋姓讲师台下的学生们,本来学力就有限,毕竟这是一所职业学校。他们不可能有很强的辨识力。他们也没有能力和勇气站出来理论和反驳;甚至,不少人会认为,既然老师能够这样公开的、自信的、理直气壮的在课堂上讲,那说明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可能就是真相。他们就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宋姓讲师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在课堂里被一个老师“转化”的。所以她相信讲堂的力量。今天她自己当讲师了,有了这个讲坛,她也抓紧机会开始影响学生了。

这绝对是危险的。我们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人去授课?去传播这样的观点?

至于学生偷录并分享视频,笔者是这么看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好面子,注重和气,不会愿意公开出来理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何况还有学历背景上的不对称性。在当时的场景下,学生出来反对,或者离场,都不太现实。

学生可能觉得老师讲得不对,在犯错误,但学生无法正面反驳,因为学力专业不够。他所能做的就是先录下来,然后传播,等其他人来论断、等待发酵。他敢于录下来,敢于传播,就是以为他知道宋姓讲师讲话内容的巨大争议性。

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在这种场景下的解决方式。这个录视频的学生,不是告密者或陷害者,而是“吹哨人”(whistleblower)。

所以,还好有这位学生,让社会得以发现这个害群之马,将其从教师队伍里清理出去,让她不能够再去传播这样的思想与理论。

以上就是笔者的看法。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6746

美國學者:台應以自毀半導體業阻大陸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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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國威  来源:Yahoo新闻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季刊《參數》(Parameters)冬季刊於16日(當地時間)發表〈遏制亞洲的侵略:威懾中國入侵台灣〉一文,文中建議美國與台灣領袖應以「焦土戰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做法來威懾大陸侵台,要考慮讓台灣不惜摧毀自己最有競爭力的半導體產業,以說服中國相信就算武統成功,也只會得到毫無價值的台灣,甚至影響未來中國多年的科技發展。對此,大陸軍事專家17日受訪時表示,不論是和平統一,或因為台獨而引發的武力統一,大陸為維護國家主權將不惜任何代價。(点击这里查看文章英文原文)

美軍介入 難擋解放軍

〈遏制亞洲的侵略:威懾中國入侵台灣〉一文由賈里德·麥金尼 (Jared McKinney)和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合著。麥金尼是密蘇里州立大學國防戰略與安全研究系系主任,哈里斯則是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文章指出,隨著中國軍力發展,就算美軍介入,解放軍也能攻占台灣。解放軍可以在14小時內完成對台入侵,而美國和日本至少需要24小時才能對此做出反應。因此,華盛頓和台北應制定集懲罰、威懾於一體的聯合戰略,說服中國雖然可能可以武力手段在短期內征服台灣,但北京卻需要付出無法接受的經濟、政治和戰略成本。這樣的策略可以阻止中國入侵台灣,同時減少不必要的大國衝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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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發展停滯 代價大

文章稱,阻止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的最佳方法不是通過軍事威脅,最有效的方法是威脅摧毀屬於台灣半導體產業公司的設施。台灣領導人現在就可以表明不會允許這些半導體產業設施落入中國之手,設計對這些產業設施遭到入侵時的自毀機制。美國及其盟友則可以宣布提供台灣高科技人才的避難計畫來強化此一威懾,讓中國了解到其入侵台灣的同時,其高科技發展也將停滯;這種「覆巢」做法並非沒有先例。瑞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以鐵礦作為反納粹威懾總體戰略的一部分。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高級研究員王雲飛17日受訪時表示,這是個要求台灣先自殺的餿主意,上述做法的確會影響、傷害大陸科技產業鏈的短期發展,但也會嚴重影響到統一後的台灣經濟發展。而大陸也正不斷尋找及自研替代產品,不可能因為台灣自毀半導體、晶片設施以遲滯中國相關科技產業鏈發展而影響兩岸統一步伐。

王雲飛說,未來不論是和平統一,還是因台獨進行武統,大陸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及核心利益都將不惜任何代價。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6745

纽约聊斋 | “元宇宙”:玩家的利益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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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兴中 沈岿  来源:作者赐稿

【编者按】Facebook更名为 Meta。买它还是埋它(To buy or to bury)?这是一个问题。“元宇宙”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这个概念还没有成形。但比较清楚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玩场。扎克伯格振臂一呼,我要带你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多人都当真了。于是,这个几乎没有进行过研讨,也没有经过论证的概念便不胫而走,成为当前的热词。然而,尽管 “元宇宙”的概念还未成形,但它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却十分重要。这个概念可能的含义(Snark or Unicorn)是什么?它真的是互联网的未来吗?在热炒科技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担当?词语的经济价值,玩的人性特征,不可思议的NFT,以及当下人们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在2021年12月4日,做客纽约聊斋,与500多位来宾就元宇宙问题进行了探讨,分享了他们一些初步观察和基本看法。美国福坦莫大学管理学博士候选人徐元区和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做了点评。

【主讲人: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

一、引言

我的发言大概是这么安排的,一开始我想要说一下我的立场,说明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接下来大概谈一下什么是元宇宙这个概念。元宇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热词,有很多文章在探讨。当然实质性的有分量的文章可能还比较少。我们在这里大概来说一下它有什么含义。然后,我想顺便聊一下翻译词语的经济价值。元宇宙这个词的翻译,我觉得很有问题,不是一个好的翻译。但是它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约定俗成的说法,那你就没办法改了,尽管它是错误的。我觉得元宇宙的出现与我们人性中玩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应该比较认真地对待玩的学问了。那么既然要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来做自己的事情,玩家有他的利益和权利,应该尊重,但是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行。我就想着强调一下伤害原则的作用。最后的第五和第六个问题,我想是我重点要讲的,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知识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应该能做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我要强调的。最后我会说一下元宇宙里很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只是这些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我在这说一下。我大概就按照这个安排来展开。

首先说认知的局限性。我觉得立场对于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看一个事物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见解,与我们自己所持的立场是很有关系的,而且立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和利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和利益无关者,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是绝对不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对宗教的看法。我们知道研究神学的和研究宗教学的学者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路子,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所探讨的真实程度等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元宇宙的角度来看,情况似乎也相同。

比如设计者,包括公司老板和技术人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抱负,理想等等。公司老板想要实现的理想就包括赚钱等等。就技术人员而论,他的抱负很可能是要攻克难题,接受一种新的挑战。因为技术人员一心一意要把一件事情解决了,怎么样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为科学做贡献等等。他们也会考虑其他因素,但他们主要考虑的还是这些。

至于玩家,他们可能不会考虑其他的因素,但是他必须考虑玩的是不是愉快,玩的是不是比较顺,比较过瘾,这种快乐的程度等等大概是他们所关注的。就投资者来说,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商机。因为投资者要赚钱,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会关注元宇宙里有什么商机,如何利用其中提供的场所和可能性来投资赚钱。当然,也不排除投资者就不会想别的东西,比如为社会做贡献等等。但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商机。

再来看看媒体。当然我们希望媒体尽可能客观地报道一些问题,包括科技发展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媒体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有立场的,不管这个立场是褒还是贬。美国的媒体对元宇宙的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绝大多数美国媒体对元宇宙都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那么知识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知识人重在理解,想要知道元宇宙这个新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含义,是什么意思?这个现象产生之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这是知识人所关注的。在下面我要说的主要还是从知识人的角度来关注元宇宙。

二、什么是元宇宙?

2021年10月28日扎克伯格宣布,把Facebook改名为Meta,指出要专注于以虚拟现实为主的新型计算平台,即所谓元宇宙(Metaverse)。而且,扎克伯格认为,元宇宙是下一个前沿,互联网的未来。Meta公司以后将以元宇宙为先,而不是Facebook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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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为了公司发展?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些理由。只不过这些理由我们只能猜想,并不能确定。大概而论,可能有以下这些原因。第一,Facebook面临着很多诉讼,美国政府一直在盯着它。岂止政府,实际上是除了政府之外,学界、商界、社会组织及很多个人都盯着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改名易姓有换个马甲继续玩的意思。 第二,可能比较实质性的原因是Facebook实际上只有组织者和它的受众,而没有第三方平台。没有别的平台介入,为其创造商机,或者提供服务。Facebook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想着怎么样招徕第三方的参与。 第三,前不久它的一个工作人员泄露了一些Facebook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对Facebook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时候把 Facebook改成Meta可能有为其挽救声誉的意思。 第四,近年来 Facebook实际上丢掉了很多年轻受众,年轻人都去了抖音、Snapchat等更好玩的新晋平台。Facebook更名,此举也在于用新的概念、新的业务把年轻人重新赢回来。 当然,Facebook的更名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它对美国反垄断措施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可能不是政府想要看到的。

那么改了名字之后,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网上有各种反应。有人把Meta译为“买它”,有人译为“埋它”,很搞笑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位犹太学者说,Meta在希伯来语的含义是“她死了”的意思。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这就等于给扎克伯格说,你取名字也不照顾一下祖宗的语言。

那么到底什么是元宇宙?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回答清楚的,因为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成形。我们现在能领会到的只是这个概念最初的一些特征和大概的轮廓。我想从这么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看看元宇宙这个概念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特殊途径。 首先是科幻小说里面出现的场景,游戏公司尝试把它付诸于行动,然后社交科技巨头画了一幅大饼,Metaverse就成为了一个热词。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跟通常一个概念被人们接受、传播的方式很不一样。 在传统的意义上,一个概念的产生要么来源于优秀思想家创造性的思维,要么来源于实践者对自己在实践中的收获的总结,并把它上升成一种理论,提出一种概念来,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某个概念,只要有具有影响力的人提出来,马上就会成了热词,这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很大不同。据几位学者的研究,从2012年到2021年,只有两篇学术文章谈到Metaverse。故此,Metaverse基本上是没有经过研究的概念。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了,在互联网产生之后,产生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但是,有人觉得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说法其实不够完整.因为在Internet of Things考虑到的只是网络和通过它联结的物理世界中的一些硬件等,但却没有考虑到两个更重要的因素:人和程序。于是,他们就用了另外一个词,叫万物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万物网的概念既包括了网和物,也包括了人与程序等等。Multiverse和Metaverse这类概念实际上和万物网很相近。

Metaverse本身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技术,它只是试图将各种主要用于娱乐的尖端技术融合到一起,创造一个环境,一个场域或者一个空间的愿景。 用牛津词典的话说,Metaverse是一个虚拟现实空间,用户可以在其中与计算机生成的环境和其他用户进行互动"。当然,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还是应该从斯蒂文森的《雪崩》开始。

在《雪崩》里斯蒂文森实际上描述了一个非常悲哀的世界。该书以21世纪初为背景,那时全球经济已经崩溃,联邦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权力,被少数巨头公司所控制。世界进入了一个恶托邦(dystopia) 。Metaverse是一种逃避恶托邦的地方,小说的主角是一个濒临破产的电脑黑客和比萨饼送餐员,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他通过佩戴护目镜和 “耳机” 进入Metaverse,并以自己定制的化身出现在数字世界中。一旦到了那里,化身可以漫步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长达数万英里,这里有游乐园、商店、办公室和娱乐中心。可以用加密的电子货币进行交易。而在Metaverse中的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剧情的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主角试图阻止一种计算机病毒,这种病毒会导致Metaverse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脑损伤。

后来,我们看到好多游戏公司把《雪崩》中关于Metaverse的想法付诸于行动了。其中一个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是2013年的 Second Life。在这个游戏中,已经采用了替身一起玩的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Roblox。这个被称为元宇宙第一股的游戏公司在其招股书中明确了元宇宙这个概念:

“有些人把我们的类别称为元宇宙,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虚拟宇宙中持久的、共享的、三维虚拟空间的概念。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作者写下元宇宙的想法已经有30多年了。随着日益强大的消费者计算设备、云计算和高速宽带互联网连接的出现,元宇宙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15098/000119312520298230/d87104ds1.htm)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大的概念,很有意思,叫虚拟宇宙(Virtual Universe),而元宇宙乃是这个虚拟宇宙里面的一个三维空间。换句话说,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宇宙般的大空间,而是在虚拟宇宙这个大空间里存在的某一个虚拟空间。 有一点像真实世界中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在宇宙里,有银河系,有太阳、月亮、各种星球。而在虚拟宇宙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元宇宙。

游戏公司罗布乐思在招股书里提到,元宇宙有八个重要特征,即身份,朋友也就是社交,沉浸感、随时随地、低延迟、内容的多元化、经济、及安全。 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元宇宙这个概念热起来后,好多地方出了关于原宇宙发展的什么报告,有些还是很好的学校搞的。而在这些报告中,反复提到“文明”这个价值。我不知道这个“文明”是从哪来的。 因为罗布乐思的招股书中写得很清楚,是安全(safety),而不是文明。

那么,扎克伯格的Metaverse又是怎么回事呢? 扎克伯格说,元宇宙就是一组相互连接的数字空间,让你在其中做一些物理世界中无法做到的事情,而重要的是,它将以社会存在为特征,无论你碰巧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能感觉到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这一点是他特别强调的。他在好几次讲话里强调说,我们跟别的公司不一样,别的公司只是讨论工具,讨论人和物,而我们想要做的,是要联系人与人,要以人为中心。这也是他的Metaverse的卖点。但事实上。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负面反应。最根本的是,既然要以人为中心的话,我们自己就在现实世界里面玩了,为什么还要到你的虚拟世界上去玩呢?

话说回来,扎克伯格的Metaverse也要通过虚拟现实的头盔或者什么东西的链接,以化身进入,计划使用加密货币,支持NFT,然后有临场感、沉浸感、即时感等等。粗略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扎克伯格的Metaverse基本上来源于斯蒂文森的Metaverse,而且主要的步骤和内容跟斯蒂文森的基本上相同。那么这就有了问题了。人们很快就会联想到这两者间的关系。

有记者专门访问了斯蒂文森,问他是不是跟脸书有来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蒂文森说,他跟脸书没有任何来往,从来没有跟扎克伯格通过信息。然后记者就问他说,那么这里面你有版权的问题,这个概念是你创造出来的,那么别人要用的话多少应该尊重你,你是不是跟游戏公司签订过协议等等?斯蒂文森回答说,结果了他跟别的游戏公司有过一些协议,但和 Facebook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协议。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扎克伯格为什么不去问一下斯蒂文森,给他打个招呼,或者你至少说我要用你的这个想法,用你的想法,是不是能获得你的支持等等。这是一般人都会想到的,但是扎克伯格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舆论媒介对扎克伯格那么不友好,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过上面对Metaverse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的描述,我想现在大概可以做一个结论性的总结。我认为Metaverse实际上就是一种幻境,给你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东西,很可能它就是网上的迪士尼+,迪士尼的增强版。你在其中可以尽情玩耍,也可以观看演出,或者参加各式各样的竞技,获得奖品。 当然,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金融时报的一位作者说,Metaverse实际上是拉斯维加斯的最新化身。虽然有点过分,但也点出来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在Metaverse里热炒NFT,多少有点赌博的意思,而且玩和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Metaverse 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幻境,把有些人偶尔做的梦变成可以重复的梦。戴上头盔和手套,即可进入一个梦幻的自由世界,可以随意追求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成仙得道,遍游世界。一旦取下头盔,即刻回到现实,霎时阴阳两隔,梦境荡然无存。而且,做这种梦是需要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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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 很可能成为一类虚拟空间的代称,而不是特指某一个大的虚拟空间。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跟我们的宇宙或现实世界平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比较清楚的是,它是一个大玩场,其中有两路玩家:一路是在里面玩的小朋友,一路是在外面赚钱的商家。

然而,元宇宙一旦火起来,其发展势头猛不可挡。各行各业都开始进军元宇宙。尽管元宇宙是不是伪命题,谜底尚未揭开,但也不妨美妆产业将其作为一种创新的营销手端。 张家界武陵源景区设立了元宇宙研究中心,而且表示他们是非常认真的。网民评论说该景区在蹭热点,蹭出了水平,蹭出了威风,蹭出了高度。 万物皆可元宇宙。元宇宙“妖股”频出,目前,涉及元宇宙这个概念的上市公司就有几十家,但是大多数相关公司还没有成型的产品。

更有意思的是南韩政府,它已非常积极的态度,要求公私合营来发展元宇宙技术。除了政府的支持,韩国商界、学界也都对元宇宙一片叫好声。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评价别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但是在我看来,也许政府不应该支持这样的一种活动,商家去做就够了。

与韩国和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府到现在没有任何举动,商家们已经在磨刀霍霍,而媒体,及学界对元宇宙似乎评价并不高。

Niantic首席执行官约翰-汉克(John Hanke)在一篇博文中写道:“这些天来,很多人似乎对把这个接近未来的虚拟世界愿景变成现实非常感兴趣,包括一些技术和游戏领域的大人物。但事实上,这些小说是对因技术出错而有可能出现的惡托邦(Dystopia) 的警示"。(https://nianticlabs.com/blog/real-world-metaverse/?hl=en)也有人认为,Metaverse不过就是一种公关的手法,已经被批评为一种使用基于现有技术的纯推测性的“过度炒作”的概念进行公关的方法。信息隐私和用户成瘾是Metaverse的关注点,这也是当前社交媒体和视频游戏行业整体面临的挑战。(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averse)还有更过分的,说元宇宙是一个最大的监控工具。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是,元宇宙将会是线上身体异形症或者叫恐丑症的场所。所谓恐丑症指的是,有一种人对自己脸上或身上的瑕疵过分担忧。要是有一点点瑕疵,就不想出门了,觉得见不得人了,以至于导致精神奔溃,一病不起。在元宇宙里,人们都以化身出现,交流娱乐。比如,以后在元宇宙里去开会,都是以化身出现,那么,化身是不是能代表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代表自己的审美观和气质,就成了个问题。目前提供的化身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看上去特别可笑。随着元宇宙的不断发展,人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化身上花费点心思,整饬发型,胡子,或者服饰。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可能会在这上面会花很多时间。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很值得大家考虑。谁会使用Metaverse?谁会从Metaverse中获益最多?你能从Metaverse 获得哪些你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得到的?你想一直戴着头盔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一种伪装成全民文化的亚文化?

谁会使用Metaverse?比较清楚的是,我们都会使用,但是程度可能不一样,成熟的人会在需要的时候就用,没需要的话就不用。但是,青少年可就不一样了。他们贪玩,只要好玩,就会无休止地玩下去。

谁会从Metaverse中获益最多?毫无疑问,那一定是商家,游戏公司,投资者和网络平台提供者。 一般的人能从Metaverse中获得哪些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得到的?细想之下,其实并不多。一般人一日三餐,要抚养孩子,照顾老人,要上班,跟同事在一块工作,跟朋友交往,需在亲身经历中满足需要,获得慰藉。当然通过Metaverse也可以参加工作、娱乐或交友,但那是远程虚拟的。现在,要是用Zoom用多了的人,可能绝对不想再去所谓的虚拟世界里开什么会了,都想着在现实里见到真正的人,而不是去面对电脑镜头里的人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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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想一直戴着进入元宇宙的装置吗?斯蒂文森在他的《雪崩》里描述了Metaverse中的一种人,24小时都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断地监视别人。由于职责的需要,他们必须全天候地生活在Metaverse中。 斯蒂文森给这种人起的名字是“石像鬼”(Gargoyles),也就是西方建筑上的那那种屋脊兽,比喻可怕而丑陋的事物。你要24小时都带着进入元宇宙的装置的话,你就会成为“石像鬼”了。

很可能Metaverse是一种亚文化,也就是某个群体中盛行的文化,而不是全民的文化形式。普通人不会把精力投在其中。

关于元宇宙的概念及其来龙去脉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我想顺便说一下翻译词语的经济价值。

三、翻译词语的经济价值

国人对Metaverse的痴迷是否与该词的翻译有关?中文元宇宙的翻译堪比赤脚大仙的翻译。赤脚大仙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和道教传说中的仙人,是仙界的散仙,以其赤脚装束最为独特。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扮做赤脚大仙去赴蟠桃宴,闹了个不亦乐乎。有一位大翻译家,没太理解赤脚的含义,以为赤脚中的“赤”字是红的意思,因此把赤脚大仙翻译成了“红腿大仙”(Red-legged Immortal),一时为人诟病。在英语里Metaverse被解释为Meta加上略去(uni)verse的universe。 但Meta 并不是元的意思,而很可能是超过的意思,跟“元”没有关系。Meta在汉语中的确有元的意思,比如Metaethnics被翻译成“元伦理学”,而Metaphysics却是“形而上学”。

Metaverse的中译文“元宇宙”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种望文生义的机械翻译。这个词的可能含义有“虚实网”、“虚实汇”、“幻境”、“超时空”、“超元宇”(斯蒂文森的《雪崩》中的汉译)等等。元宇宙这三个字在汉语中是何意思?从字面来理解的话,我们不知其所云,无法判定它是何物。但它绝不是宇宙之前的宇宙或者超越宇宙的宇宙。事实上Universe的含义可能是一个场所的意思,比如University(大学),而并不仅仅指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宇宙。我比较倾向于用幻境这个词来形容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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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其实是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和超高的语言能力的。翻译不是把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事物的词语对号入座。而是要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母语予以表达。在科技突飞猛进的背景下,机器翻译的成就给有些人提供了便利,从而看轻甚至忽视了语言的灵活性和翻译的难度。因此,造成了“硬翻”、“生翻”、和没有节制的“乱翻”的普遍现象。要说我们整个学界,包括人文、社科、科技领域,对翻译的态度极其肤浅,恐怕不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指责。截止目前,学界本来就没有认真对待翻译。回想当年,系统论(Systems Thinking)、控制论(Cybernetics)、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等词的翻译,那已经是不可企及的过去。当年的老先生们经过缜密思考,认真推究,才有了恰如其分的翻译,流传至今。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词语的经济价值。也许,一个词语翻译太准确,反倒不能吸引眼球。不清不白的翻译可能更具有经济价值。元宇宙自是其中一例,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把一种叫Red Delicious的苹果翻译成“蛇果”,葡萄的一种翻译成“提子”都属于此类。而命名的艺术(唯一性):微软、IBM、Alphabet、谷歌、Meta….则更具经济价值。语言经济学 (https://www.amazon.com/Linguanomics-What-Market-Potential-Multilingualism/dp/1474238297)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翻译词语的经济价值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四、玩的学问

我们现在已进入一个玩的时代,这是人的本性的驱动。玩是人的天性,我们必须要承认它,当然,玩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或者向往更加自由的人生,或者对危机的一种种鸵鸟政策等等,但是无论如何,玩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非常大的驱动力。

游戏哲学家伯纳德‧舒兹(Bernard Suits)认为:“玩游戏是一种把时间花在无谓挑战上的自愿举动。”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认为,“人类在生活中要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束缚,在这些束缚中就失去了理想和自由。于是人们利用剩余的精神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它就是游戏。这种创造活动,产生于人类的本能”。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弗洛伊德认为,游戏是被压抑欲望的一种替代行为。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任务之后,还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的精力的发泄,就是游戏。游戏本身并没有功利目的,游戏过程本身就是游戏的目的”。还有,出于好奇、无聊、对现实失去信心和希望而玩游戏。但玩的同时也在创造。

约翰菲尼斯的新自然法学认为,玩–为了游戏而进行的表演,是一种基本的善,亦即人类繁荣的一种形式。它是和生命–第一个基本价值、知识–对真实而非虚假信仰的偏爱、审美经验–对美的欣赏、友谊或社会性–为了朋友的目的或福祉而行动、实践合理性–利用自己的智慧来选择行动、生活方式、性格、以及宗教–反思宇宙秩序的起源和人类自由与理性的能力等相提并论的一种基本的善。

但是“玩”这个价值到现在为止,向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习惯上只是把“玩”和小孩子联系到一起,认为玩是孩子们的事,而忽略了玩也是大人的特点。过去十多年间才有了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Routledge出版社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玩的学术著作,旨在强调玩不光是孩子的事,也是大人的事,是儿童和成人的社会生活和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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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玩家的利益与伤害原则

但是,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玩家的利益必须受到保护。因为每个人都有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自由。喜欢玩,就有玩的自由,喜欢投资,就有投资的自由。所以,两路玩家,即玩游戏的人和投资游戏的人,他们的利益都应该得到保护,对他们唯一的限制,就是这句医务人员比较熟悉的誓词—Primum Non Nocere(“首要的是不能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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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名言在其他领域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人可能就比较清楚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在《论自由》(1859年)第一章中指出的,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可以违背其意愿,合法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法国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中早有类似的表述:"自由包括做任何事都不伤害别人的自由;因此,每个人行使自然权利没有任何限制,除了那些确保社会其他成员享有相同权利的限制。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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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在行使你的自由的时候不要去伤害别人的自由。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用来理解元宇宙这个现象也是恰当的。我们看看 Facebook是不是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整天这么大的一个头盔戴着,那舒服吗?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吗?

Facebook把奥克拉斯(Oculus)买下来了,准备让它发展VR装置。也许,器械或者某种装置会改变,它会变得更小更轻巧,但是它始终需要你去佩戴,那就一定会造成影响或者伤害。 即便是实现了用眼镜替代其他装置的理想,戴眼镜也还是一种负担。Facebook 最近发布的那种很有触摸感的手套看上去有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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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知识人的责任和数字素养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基辛格博士和两位科学家学者写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这本书是11月2号出版的,叫《人工智能时代与我们人类的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这本书可能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书里最值得一读的好书。 基辛格现在都94岁了,思想还是非常的活跃。他很早以前就关注到了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有人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两句话,实际上就一句,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是对于我们知识人的一种要求。

他说,“你们研究应用,我研究影响”。(You work on the applications.I work on the implications)。你们做你们的事儿,我做我的事儿,那么知识人应该做什么?我认为,知识人所关注的应该是implications。我们没能力参与研究开发,那是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该考虑某一项成果,某一项研究问世之后,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人的影响,对各种各样的制度环境等等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知识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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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信息社会如何追求知识,而不是追求信息,成为知识人的重要任务。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源源不绝的信息,而信息马上就会变成经济利益。这样就省去了很多哲学的思辨,文学上的抒情,以及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似乎已经微不足道了。这显然是人性贫困化的象征。 因为现在的社会所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信息。但是,知识是通向智慧的,而信息则可以使人smart,可以带来商机,但它不会持久,很快就过时了。

今天我们谈元宇宙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谈一些信息。我们还没有触及到元宇宙的内容。然而,支撑元宇宙的具体技术早已存在。大家都很熟悉的VR技术、网络技术等等。面对现在这种所谓智能社会或者信息社会的时候,知识人应该是以建设性的批判态度看待一切,尤其是面对现在监控资本主义,人性简化论,数字鸿沟,科技炒作等现象。

那么具体来说,首先我觉得应该注重的是要破除市场幻象,这就是培根曾经提到的4种幻象里面的其中一种,主要指的是语言与现实不符的状态。这种状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所使用的或者被告知使用的词语同现实严重脱节。被反复热炒的概念到头来谁也不知道其确切含义。词语造成的幻象深深地植根于当今社会,满足了人的修辞需要,而过分的修辞就等于忽悠。如何能够把语言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难题。

其次,如何能够助力解除所谓韭菜型生存的困局。 我们今天的生存基本上属于韭菜型的。使我们进入这种困局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原因,技术进步也是主要原因。一般人很难冲破这种困局,只能让人来割。比如,你买了一部手机,你想要让它为你更好地服务,你就得去买与它相关的应用。如果不去购买各种服务应用,你就无法使用你的手机。还有各式各样的会员制、长期订阅及更复杂的各种活动。这种韭菜型生存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如何能够解除这种困境也是知识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再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可误导决策者。我们必须要分清楚科技现实主义、科技理想主义、以及科技乌托邦之间的区别。科技现实主义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着眼于科技发展的现状,弄清楚科技现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且基于实事求是的理解采取相应的态度,作出适当的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而不是着眼于未经证实的猜想和推断。 这对于决策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们往往需要知识人给他们提供意见、看法。 应该不应该做,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介入或者不介入,这些事情应该是知识人来把它搞清楚的,千万不可以误导决策者。因为误导决策者之后就会导致有限的资源的滥用。比如,如果请政府出面来支持原宇宙的研究,那就很有可能浪费资源。任何地方资源都是有限的,应该用在特别需要的地方,诸如,建设好的学校、修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误导决策者而做出错误的决策,知识人应该有负罪感。

科技理想主义和科技乌托邦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未来学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但是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拟制性的文种来对待,把它看做是科幻小说的同伴。在欣赏其无穷奥妙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勿被它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致于丢掉应有的理性判断。

对于知识人而言,面对元宇宙这样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应该做的莫过于助力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普及智能科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看到美国已经出了不少面向一般民众的通俗读物,教大家如何掌握必要的数字基本知识。这当然是随着数据民主化运动的过程而产生的。

七、与元宇宙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

元宇宙肯定会引起一些法律问题。但这些法律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与Metaverse相关的。就法律而言,Metaverse只是一个小case,没那么重要,可能不值得去特别关注,但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今天现在面临这种智能科技主导下的文化现象,或者制度改造或者说是创造等等,尤其包括算法、数据、区块链、网络、人工智能等等这一系列的新科技和它们引起的后果,这些需要法律不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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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只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而这些法律问题实际上是连贯的,并不是专门针对Metaverse的。实际上,我们到现在应该考虑的法律问题可能很多,我在这就选择以下10个方面,简单地说一下。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首先牵扯到的是主权,像Meta这样一个大公司是一个跨国的世界性组织,牵扯到几十个国家。那么,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像这样的大公司,它本身有没有主权,或者说它的这种规模和主权国家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张力? 然后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承认或者不承认像Meta这样的大公司的宪法地位,以及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现有政治结构的权力。 我们习惯于谈国家、社会、市场、民众、社团组织等等。那么,超级平台等大公司会不会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扎克伯格曾经明言,Facebook事实上更像一个政府,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Facebook有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自己裁决的实践。

如果采取一种比较武断的态度,一开始就不允许大公司参与到政治里面来,不承认它这种力量,那么,可能会碰到更棘手的问题。比如说货币发行,因为Metaverse肯定要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类似的凭证,那么这种货币和法定的货币之间应该有一种什么样关系? 这在美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比特币、各种代币、加密货币等等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市场,它实际上对美元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这是一个宪法上应该考虑的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宪法问题是,由于化身的普遍化,个人身份的界定就成了问题。如何来界定现实-虚拟这种状态下的人的身份?传统宪法和宪法学考虑到的是实际的人,但是没有考虑过虚拟的人。化身和主人,虚拟人和现实中的真人之间的互动如何来调节,当一个人有几个化身是,如何证成某一个人的真实身份,确定应当保护哪一个化身?

从国际法方面来看,管辖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了,像Meta这样的大公司会牵扯到好多国家。一旦出现问题纠纷等等,就有一个管辖的问题,有管辖的问题,就肯定有一个适用法律的问题,如何进行司法协调,如何解决纠纷,如何安排执行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国际法有关。互联网兴起之初,曾今有过讨论,要不要制定类似于国际公约的文件,制定一个国际公约,或者是互联网宪章,作为治理全球互联网的基本准则,供各国遵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形成共识。 这样一种国际公约或者宪章看来是必要的。在Metaverse中,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制度和规则,但这些制度和规则必须要以国际规则作为基本原则。

从人权的角度来谈,可能消费者保护法是Metaverse里最重要的人权。大家都可能不言自明,我们的隐私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保障我们的隐私?消费者进入这个Metaverse之后,他会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他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护? 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人权问题。这其实与宪法也有关系的。一种新的宪法权利—数据隐私权可能已经成为必须。

而未成年人保护,那就更重要了。也许可以说,在与Metaverse相关的法律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最重要的。Facebook档案,也就是泄露的文件里曾经提到Facebook有意吸引少年儿童(preteens)。这是很要命的。应该严防Metav利用Metaverse达到这个目的。小孩子有玩的权利,这是联合国儿童公约规定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防止他们成瘾,造成身心伤害。比如,限制戴头盔的时间,让小孩子们什么时候能上网,什么时候不能上网,诸如此类的规定可能有人觉得过分了,但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各个国家都有一些具体的保护未成年人。Metaverse把所有的能玩的东西都集中到一块,这对于少年人的吸引力是无法抵抗的。

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关于虚拟财产权利的法律。必须要明确平台,创业者及玩家各自的权利,充分界定虚拟财产权,比如可选择权、可携带权或者到其他平台使用的权利。人们要通过替身/化身在Metaverse里交流,就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化身。同时也应该有携带化身到别的平台玩的权利。比如我在Meta/Facebook的Metaverse玩腻了,想到罗布乐思的Metaverse里去转转,我可以带走我的替身。也就是说,我有对自己替身的选择权、携带权及到别的平台使用的权利。当然虚拟财产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可能需要仔细钻研。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但是还是不够充分。

反平台垄断法,Metaverses应该是一个复数,不仅仅是Meta一家。为了保障各家公平竞争,那就必须要设立严格的监管机构和制度等等。 比如,大家都去了Meta,其他的公司就进不去了。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先入的优势几乎是绝对的。竞争已经不像以前。传统的公司垄断不会完全彻底,总会留下一定的空间让新竞争对手发展,但在互联网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公司占有了关键的数据,给后来的商家造成了进入的障碍,使其无法参与竞争。因此,保障公平竞争、反垄断面临着很艰巨的任务。政府的监管机构应该考虑如何使各家能够公平竞争。

与此相关的是平台权利责任法。平台必须要负一些责任,但平台也有其应有的权利。明确平台的权力和责任,最大程度地保护用户隐私。在此方面,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GDPR、CCPA、CPRA, 以及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当然,这些法律也有待于更加具体的改进。

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是需要认真落实并且不断改进的领域。版权、商标、专利等方面一定会在Metaverse中有所反映。事实上,自从有网络以来,知识产权领域一直是被盗版滥用的重灾区。有很多悬而未解的难题。在Metaverse中这些难题只会更加复杂。前面已经提过,Metaverse这个大的概念的版权也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税收法。我认为应该对Metaverse的经营者和使用者课以重税,以补偿现实世界中真正做事的劳工。试想一下,在Metaverse里面,从事交易的人不见面就可以达成交易,完成项目。然而,项目达成协议后,如何才能够付诸行动,如何才能够把它实现?靠谁去实现?还是要靠那些在现实世界里真正做事的劳工。虽然交易可以在虚拟世界完成,但具体的事务还要现实世界的人来做。比如,要把货物从某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这需要人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人,他们的工资从哪来?他们的福利从哪来? 所以,我想,应该对Metaverse的提供者和商家课以重税,用来补偿现实世界中真正做事的劳工。这当然只是一种想法,不一定是能够实现的了。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要关心数字生态系统,应该有数字生态系统保护法,妥善处理数据垃圾,严格监管Metaverse的运作对环境生态造成的破坏。因为现在实际上数字垃圾或者数字污染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了。爱尔兰时报的一个作者写到,我们今天实际上有一个数据大流行(pandemic)的灾难,而这个数据大流行里,90%都是毫无用处的。

与谈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於教授刚才的演讲非常精彩,已经把“元宇宙”的来龙去脉说得非常详细了,也对目前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我真的是受益良多!之前我们也有过私下的一些简单交流,但是,今天於教授的演讲是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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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五大不合格,不合适与谈。第一,我不是玩家。不是玩家就没有体验,没有像於教授刚才说的幸福感快乐感,所以,我很难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讨论“元宇宙”。第二,我不是理工的背景,我不是理工男,所以,“元宇宙”涉及的诸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等概念,很多是有技术含量在里边的,它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我作为一个文科背景的人也很难去更多阐述。第三,我不是专门研究者,我没有像於教授之前还同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进行深入的探讨,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第四,我也不是“元宇宙”创业者,待会我们会有一个与谈的徐同学来说明一下“元宇宙”的创业。我不是创业者,也就是说,不是於教授所说的另一路玩家。我也很难给出一个他们的视角。最后一个不合格是,我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如果我是穿越回来的,那我还能知道那个时候的“元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未来已来”。但是,未来只是大摇大摆地打开了一扇大门,探了一下脑袋,它的全身是什么样的,我们还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只是出于三个身份来与谈:一个是普通人的身份,一个是於教授提到的知识人的身份,还有一个是法律人的身份。从三个身份视角去聊一聊,猜一猜“元宇宙”之后会怎么样,我会有哪些担心。

首先,刚才於教授讲到了关于Metaverse的翻译问题。我一开始听到“元宇宙”的翻译,也觉得特别奇怪。因为“元”在汉语中,一般都指向的是“元始”、“元初”,特别让我联想到的是元始天尊,我倒没有联想到赤脚大仙。听完於教授讲解,我就觉得,“超时空”或者“超宇宙”可能更比“元宇宙”更贴切。目前来说,已经从打开的大门里探进的这个脑袋,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就是虚拟互动、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数字货币等等,我就不一一在这里赘述了。

那么,我不担心的是什么呢?刚才於教授提到,我们是不是整天都要戴着头盔,会不会变成gargoyle。我倒不担心,因为什么?因为,如同於教授所说,我们戴的设备有可能会变得更小更精细。而我甚至觉得技术上的进步完全可能克服这种外形上的不舒适,比如说,可能让它变成一个隐形眼镜等等。这些都可以充分想象技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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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更担心的可能是一些内在的东西。“元宇宙”会给我们精神或者灵魂带来一些什么?

首先我担心的问题是“我的替身谁做主?”大家可以从分享的 PPT左上角看到我的一个替身图片。这个图片不是我创作的!是这次讲座的广告出来以后,我的一个上海同仁给我做了这样的替身。由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我的替身到底谁做主?扎克伯格曾经说过,“元宇宙”就是为自己制造一个如同真实物理世界的办公空间或者交流空间。我就在想,我这个替身到底是我有权创造,还是别人也可以创作。因为,假如说别人想创造一个像真实物理世界的办公空间,恰好他跟我是一个同事,他希望我们在一起办公。那么,替身是我创造还是他创造?是不是像孙悟空拔一根毛创造出一个二郎神替身而不是孙悟空自己替身?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假如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如真包换”的虚拟办公或者交流空间,办公的同事或者交流的对象,是不是自己随意可以创造的?如果办公或者交流的空间是虚拟的,但办公或交流的事情是真实进行的,那么,很可能替身就是各个真身自己创制的,并同时把替身放入一个虚拟空间里。然而,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个纯粹虚拟的空间呢?就像现在的玩家一样,进入的是一个自己想要的空间,而里面的替身或者有真身或者没有真身,不管怎么样,不需要真身的同意他们就在我想要的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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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担心的是“我的替身做坏事怎么办?”如果替身由不得我真身来控制的话,做坏事的概率肯定会很高吧?假如说替身是可以由我来控制的,但是我会不会也产生一个念头呢?那就是:我在真实世界里是不敢干坏事的,可不可以到虚拟世界里去疯狂一把呢?又假如说我的替身在虚拟的交互空间里犯了法律上的过失,比如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啸天犬,把它带进了虚拟的办公或交流空间。结果,这个哮天犬一不小心就冲着同事或者是交流对象扑了上去。万一刚好把真身的心脏病给激发了怎么办?真身为此要负责任吗?

我担心的第三个问题是“自己是不是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信息茧房、行动茧房之中?”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地陷入一个“信息茧房”之中。比如说,我在百度APP上搜太极拳的一个打法,很快,不用一天,就会有更多的关于太极拳的习练方法等等信息向我推送。也就是说,我们越想看到的信息,会越来越多地被推送。你可能不怎么想看的或者不怎么感兴趣的信息,就有可能越来越被屏蔽在你接触的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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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元宇宙”会给我们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茧房”,会不会也带来一个“行动茧房”呢?因为,我可以在自己创造的“元宇宙”空间里,进行购物、聊天、逛街、享受风景等等。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具有魅力,我都舍不得离开。我时不时地就想着去戴上头盔或者将来更好的一个隐形眼镜什么的,进入到虚拟空间里。那我还有没有时间去感受现实世界的一些事情呢?我还是会像以往那样有着强烈的探知真实世界的兴趣吗?

我第四个担心的是“自己在精神上还像不像个人,自己会不会得精神分裂症?”我们还会不会比较理智、比较健全?刚才於教授也说了,虚拟空间特别容易形成一个幻境,有点像我们说的梦境。但是,我们过去习惯于白天在真实世界中做一些事情,晚上做梦也没关系,醒来以后觉得那是梦,不予理睬就行了。但是,如果大白天经常地沉浸于一个虚拟世界里,特别是成瘾以后,他的精神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有一种精神的分裂,真的是不太好说。

第五个担心是“自己会不会进入全景敞视监狱、被时刻观察?”刚才於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会进入到无数个Metaverse里。在这些“元宇宙”里,我们会不会处在边沁、福柯曾经谈论过的全景敞视监狱。在这种全景敞视监狱里,囚徒能看到有一个瞭望塔,能够感觉到瞭望塔的存在,也就是说监视者的存在。囚徒都有被时刻观察、时刻监视的感觉。但是,监视者到底是不是在监视,也不好说。因为在全景敞视监狱里边的囚徒,并不能看到被装上了百叶窗的瞭望塔里的观察者是不是真地在看他们。所以,在进入到全景敞视监狱以后,即便可能观察者并不在监视他,他也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上的习惯,“我是在时刻被监视着的,我做事什么的是不是要提防一点”。全景敞视监狱在平台空间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进入的“元宇宙”不是完全自己创造的,它实际上是很多平台公司提供的。这些平台公司会不会像全景敞视监狱一样,对我们的心理会产生影响?

最后一个担心就是“我会不会成为一个透明人?”“未来已来!”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在平台空间个人隐私或信息受到的威胁。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用户画像”的时代。在很多平台里,你都会有一种感受:你个人的一些偏好,无论是体育偏好,还是买蔬菜的偏好、水果的偏好,或者是用药的偏好等等,平台都可以通过算法给你算出来,给你画一个像。假如说你进入到“元宇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你想要进行的活动,包括交流、逛街、享受美食美景等等。那么,在这里边,对你的画像会不会更加的精准?你的隐私空间是不是会更加的被缩小和压扁?你会不会成为完全的“透明人”?

当然,我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担心。说到这里,我就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过的地下室人的一段独白。今年正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我准备与谈的时候,碰巧注意了一个有趣的以前却疏忽的细节。他的生日是11月11日,“双十一”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放在当下时代场景里,诞生于“双十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想到会赶上中国人的一个购物节,而这个购物节是网络平台造就的。在《地下室手记》这本小说里,他描写了一个主人公。主人公在独白中反映出来许多扭曲的人性,在理性与疯狂之间扭曲的,但也不乏对自由意志的主张,尽管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主张。其中有一段或许是应景的。我来念一下:“唉,先生们,当事情已经发展到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当只有二二得四红极一时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二二也是得四。这也能算自己的意志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不是为了现在去写的。但是,经典就在于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总会让我们想起它的意义。人类进入“元宇宙”,我看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我更多担心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不是更多地会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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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再分享一段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我在想,在“元宇宙”来临以后,我们还是习惯于在闲暇的时候自己到海边去走一走,还是到“元宇宙”里的海滩去走一走?我们是习惯于在自家的阳台上晒晒太阳,还是到“元宇宙”里去享受“阳光”?诸如此类,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从古人智慧里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未来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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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来聊聊法律会怎么样?首先,刚才於教授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法律基本上是跟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有两大元素,一是领土,二是人民或者是具有民族国家国籍的公民。可是,在“元宇宙”里,领土已经不存在了。人民和公民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们早已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网民”(netizen)。在互联网世界里,不分具体进入到哪个平台,都可以叫做网民。在“元宇宙”里,我们又会获得一个什么更新的概念呢?可以称作“Metizen”吗?中文就是“元民”?这些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我在扎克伯格公司的虚拟空间里,邀请扎克伯格同我进行一次交流。我是中国公民,他是美国公民,如果扎克伯格在“元宇宙”里说了一些可能在某个主权国家看来不该说的话,那么,我有没有法律上的麻烦,扎克伯格有没有问题?那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能适用到这次谈话交流中吗?

其二,这就带出来另一个关联的概念:“主权”。在“主权”概念出来之前,在欧洲,有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王室法、城市法等等,可谓诸法林立。诸法林立就难免会产生冲突,极端的就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当然不是因为法律冲突发生战争,实际上是因为权力的斗争发生战争。我们现在的主权观念实际上是16世纪法国人让·博丹创造出来的,主要就是为了顺应民族国家的崛起、君权的崛起,然后,世俗法也随着兴起,逐步替代了教会法的传统支配地位。之后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卢梭创造了人民主权理论。无论是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法律就被认为是主权者意志的一个体现。那么,在“元宇宙”里,主权在哪里?如果我进入到的“元宇宙”里,我可能要受到它各种各样规则的约束,规则制定的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呢?在“元宇宙”里,国家的法律可能仍然会发挥作用,但是更多发挥作用的是平台规则。

其三,说到法律,我们会说,法律关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包括了自然人,也包括了拟制的人格,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两个要素展开。一个是财产,另一个是人身。

过去,传统的财产指向的都是现实的有形物,是真金白银。后来,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也出现了“无形财产”的概念。现在,数字时代来临了。“元宇宙”虽然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虚拟财产,比如说虚拟货币、游戏卡、游戏装备等等。所以,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叫“数字产权”。但是,概念容易创建,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规则的建构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可以假设,在“元宇宙”里,“纽约聊斋”建了一个大厦,它既有纽约大都会的气质,又有《聊斋志异》里鬼屋的气质,非常具有吸引力。有很多人愿意到“纽约聊斋大厦”里边搬着小板凳来听听纽约聊斋都在聊什么。这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大厦到底是属于原来创办“纽约聊斋”的一帮发起人的,还是属于“元宇宙”平台的?又假如说“纽约聊斋大厦”“鬼气冲天”,影响了公共利益,那么,谁有权拆迁呢?

其四,说完财产,我们再说说人身。其实,我刚才提出了一些关于替身的焦虑,那么,替身和真身到底谁是真正的法律行为主体?传统法律保护自然人、给自然人权利,是不是能够自然地延伸到替身身上?传统法律对自然人提出的要求是不是也自然地延伸到替身身上?我再进一步说明,比如说,甲替身遭到了乙替身的唾骂,到底是谁侵犯了谁的人格,谁侵犯了谁的尊严?再比如,如果甲替身签署合同,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效?假设,我跟扎克伯格离得太远了,我们不能在真实世界里谈判和签合同,而我们在虚拟的交流空间里谈判好了,我们达成了一个big deal,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到底有效还是无效呢?假设,甲替身说了一番话,甲真身又否认说这是他说的。你到底通过什么方法确定是甲反悔了,还是说甲真的被“黑客”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涉及到因为人身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争议。

其五,我们再说说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大致上分成两类。一类是民法上或者私法上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对而言,另一类的法律关系是公法上的关系,就是公权力主体和私人之间发生的往往是不对等的一种法律关系。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通常所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难免会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平等的情况。例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平台与快递小哥之间的一个关系,平台要求快递小哥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送到用户手里,快递小哥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闯红灯。这就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那么,到了“元宇宙”里边,这样的不对等关系可能会更多地存在。尤其是,当我们在“元宇宙”的沉浸感越来越深,越来越依赖于“元宇宙”平台的时候,那么,它对你的这种不对等控制就可能会更加全面。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定性平台与用户关系的“格式合同”理论。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方面是不对等的,但是,目前还是把它理解为是在格式合同基础上建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平台通常会给你一个用户协议,同时提供一个隐私政策,然后问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大多时候为了用 App,看也不看就点击同意了。点击同意以后,这个APP上面所有的平台规则以及未来要制定的规则也就被认为是格式合同的补充合同或条款,尽管这些规则的制定和出台根本不需要跟你谈判协商。

当然,这种定性引起的争议还是蛮大的。因为,一个巨头平台对用户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用格式合同理论去定性这种关系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能解决平台随意制定规则、适用规则的问题?更让我担心的是,未来的“元宇宙”会不会出现一种格式生活。因为你的生活方式都是通过他们的算法给你规定下来的,你的自由意志已经很难充分体现出来了。

最后,简单提一下,技术会带来什么?美国著名的法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对此有过表述。首先,技术会带来垄断:“技术带来经济规模和经济范围的迅速扩张,正在促成企业的效率规模和范围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最终而言,一切活动都将在垄断的基础上进行。”其次,技术会带来经常性监控:“独居……能培养个人主义的态度,……其他人的时常出现,或者处于经常性监控之下的感觉,这些可能强制人们保持正派和一致。”最后,技术会带来单调划一:“当今人们日益变得更单调划一、缺乏多样化,而究其原因,我们将见到,那便是技术。”

在准备与谈时,我想到了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走了一遭。不过,梦境和现实的区分他还是能体会到的。但是,未来,当太虚幻境普遍存在的话,人类会怎么样?既然“元宇宙”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路显然已经在那里。只是,这条路会往何方去,的确是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好了,我在这里结束我的与谈。祝大家have a starry dream/shinn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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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福坦莫大学管理学博士候选人徐元区先生】我借鉴沈教授的分享方式,从我的4个身份出发作为分享方向。

第一作为通信人。我在通信领域做了10年以上,做了三个亿级用户的即时通信(IM)系统,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印度,第三个想连通全世界,基于国际电信联盟的协议标准做,至今尚未成功。这意味着由国际电信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规定协议,然后由各个厂商或者运营商各自来实现,这样的方式很难实现世界互通,因为现实世界很割裂。扎克伯格的公司有Facebook也有whatapps,他们后来又做了libra,作为同行,我跟他们有些相同的感受:在我们做技术和产品的过程中,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智能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的问题,因为跨国跨境大家会碰到语言上的翻译需求;然后通信平台的基础构造问题,全球的人如何编码、如何寻址?一个中国人如何找到一个南非人或者纽约人,采用什么分享协议,还有采用什么支付方式?这些问题在现实社会里面临很大的挑战。Metaverse可以算作这样一个联通世界梦想的延续,它是一个促进全球“沟通与通信”的引领框架。

第二作为企业人。我现在工作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运营变革领域,当前选择了住宿业。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变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看不清,看不懂”,变革的动力与利润回报不足。我在做这个事业与业务的时候,坚定我信心的主要靠三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metcalfe定理,第二个叫鲍莫尔定律,第三个是复杂演化论。

对于metaverse这样的新生事物,我想可以同样借鉴这三个理论来分析:第一个metcalfe定理,它说网络的价值是节点数的平方,metaverse理念可以让地球上更多的人成为有价值的节点,使得这张网络的价值会呈幂率函数的增长,这个值得期待。

第二个是鲍莫尔定律,也就是鲍莫尔病态成本定律,是说服务业的效率不能像工业部门的效率那样突飞猛进,导致服务业的成本越来越高。数字化带来了鲍莫尔定律突破的一线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体劳动与服务交付的分离,譬如当下在中国非常红火的直播带货,它其实是团购或者说是商品导购的一个变种,以前只能为个体或者小范围团体,现在可以为大众服务,一个晚上就可以有好几亿的销售额。我想未来在metaverse的世界里,这种服务或者知识分享行为也可以实现数字克隆,面向全球提供增值的机会,我觉得这也值得期待。

第三个是复杂演化论。metaverse理念上还比较新,需要一个可供演化的空间,让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互联网让我们实现知识的互通,metaverse是否可以让我们实现”感受”的互通?借用海特海的理论: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有感受。我们希望在metaverse里,“感受”的互通,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文化的共同性,增加理解的程度,为第二轮全球化提供价值基础。使得这个世界不那么割裂,不那么互相争斗,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作为技术投资人。对于metaverse引发的技术与商业机会,我认为首先是IT基础设施,包括全真通信、云原生、AI、终端智能传感器、脑机接口,libra等。Libra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典型应用,可以解决支付的问题。对于区块链我选择站队“币圈”,而不选择“链圈”,因为在中国,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算力”大还是“党委”大的问题。其次是可以演化出来的商业机会,比如跨境电商,已经被证明可以赚大钱。还有如文艺活动的全球共享,前一阵子的阿黛尔演唱会就通过直播让全球的人参与互动,提供了“沉浸式”体验。其它的可以畅想的有虚拟游戏、语言类教育、全球爱好社区等。当然,总而言之,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在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最好的商业机会还是“卖水,买工具”。

最后作为知识人。作为洪朝辉老师的学生,在洪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研究人文经济学,我想从这个方向分享两点思考:

第一个是一定要给metaverse正名,把英文的metaverse翻译为中文的“元宇宙”是错误的。会导致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误解,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大忽悠”们利用,最后忽悠了决策者,导致决策错误,把metaverse掐死在襁褓中。因为当前国内最热门是两件事:一是如何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二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技术水平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继续保持开放心态虚心学习。如果把metaverse引向虚拟游戏,引向金融投机工具,那么metaverse也就没有演化空间了。

第二个是作为研究者的期待,因为在metaverse里,它是工程师构建的,理性会更加的彰显。这样,我们在做社会学或者人文学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对照组就会比较容易构建。所以期待在metaverse里可以重新探讨一些命题:“什么是知识?“”,“社会何以可能?”,以及希望可以在metaverse里,“所有的中国知识可以重新表达一遍”,使得这些知识的表达更加严谨,更加逻辑自洽,符合中国传统精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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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福坦莫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博士】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三点学习心得:

第一,元宇宙与组合方法的关系。1)元宇宙的出现,深刻地表明组合、复合、综合,已成为当今新科技的新趋势。JOBS对IPhone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IPHONE就是一根项链,它把各种现有的科技进行了串联和组合,包括组合多点的触控屏、IOS、高像素摄像头、大容量电池等单点技术,关键就是要把点连成线、把线整成面,再把面弄成三维、四维、3D、4D。结果,2007年横空出世的苹果手机,就重新定义了手机,开启了激荡十几年的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而今天元宇宙的终极形态也就是一系列“连点成线”的技术创新的组合,包括组合高速无线通信网络、云计算、区块链、虚拟引擎、VR/AR、机器学习、数字孪生、机器人等。当然,组合也有可能是鱼龙混杂的组合,如於教授在我们这次讲座的广告上,提到一个词:Snark,它就是SNAKE蛇和SHARK鲨鱼两词的组合,中文翻成蛇鲨鬼,或是骗子。不过,两个坏动物相加,是否会起到坏坏得好、负负得正的效应呢?骗子骗骗子的结果,是否导致欺骗的效果递减呢?

2)有关组合的理论,它首先来自物理的复杂学,而现在方兴未艾的复杂经济学(Complexity Economics),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的复杂理论,提出进化式组合的方法,所谓的Evolution by Combination,它就是主张搭积木、玩PUZZAL,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一块块木头和一张张纸片,实行进化式组合。这次元宇宙概念的横空出世,也是一种复合与组合的努力。

其实,这种组合的方法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因为根据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历史上,我们比较不擅长把0变成1的科学发现,但我们一定很善于和很敢于玩科技发明,就是将1变成100。我也常与一些研究生说,一篇好文章需要三新: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资料不难,比较难的是新方法,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行之有效的归纳法、演绎法、定量、定性、宏观、微观等方法,都是难以挑战和创新的,但只要将现有的方法进行适度的组合,那就是一大创新,如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中的MIXED METHOD,或称三明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绝不是乱组合、瞎组合,组合的效应必须是1+1大于2,不然就不能算创新。

第二,元宇宙与精神虚拟的关系。元宇宙的出现,给了我们对精神虚拟或灵性虚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和精神世界早已存在一种虚拟世界,主要由五大类组成,包括神、灵、魂、情、意,统称为SPRITUALITY,可以译为灵性、心性、神性,属于精神世界的虚拟或意境,我暂且称它为“灵性虚拟”或精神虚拟,Spiritual Virtualization。

作为对比,元宇宙、人工智能、互联网则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虚拟,包括视觉、感觉、甚至味觉、嗅觉的虚拟,我故称它为“科技虚拟”, Technological Virtualization,但不是科学虚拟Scientific Virtualization,因为元宇宙只属于科技创新的层次,不是科学发现的层次。

比较这两种灵性虚拟和科技虚拟的不同,很有意思。首先,两者所借助的工具不同。灵性虚拟或精神虚拟主要依赖于信仰、宗教、想象、意念、幻想和情感,比如,我信仰基督教,所以我相信有来生,我相信有些人不相信的天堂和地狱;还有,我想象死后有灵魂,所以我崇尚英灵、忠魂,所以,我坚信我可以与我亡故的亲人,继续进行情感和意念之间的交流。作为对比,科技虚拟,如元宇宙,主要依赖各类高科技,创造了一种新的媒介和平台,帮助我享受想得到、但在现实中很难得到的信息、资源和快乐。

第二个不同是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灵性虚拟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形而上的、出世的,比如说,神、灵、魂、鬼、魅长得什麽样,完全是主观的,你心中的神,与我心中的神,可能完全不一样,见仁见智。但科技虚拟则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形而下的、入世的,类似一个机器人、一个手机上的图像,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是共同可见的,不是某个人的特有。

第三个不同是两者追求的目标不同。灵性虚拟是非物质、超自然、超现实的,追求的是终极目标,类似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科技虚拟必须由金钱堆积和资本支撑,是功利的、物质的,追求的是盈利,属于急功近利的范畴。

但是,尽管这两种虚拟存在很多不同,却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有可能是互补、互通和互动的,为什麽?1)首先,两种虚拟都可能具有沉浸感。大家知道,元宇宙喜欢用一个词叫沉浸感,immersive or virtual immersion,在英文语境里,immersion 与engagement和involvement一致。而且,根据於教授私下给我的开示,沉浸感的本质就是宗教感,这样,一个沉浸感就有可能连接灵性虚拟与科技虚拟,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已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哲学概念:感觉就是真实,只要你能感觉到,能够产生沉浸感和互动感的东东,就是真实,有点类似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范儿。

2)在这里,还请大家明确一个界限:虚拟不等于虚假,virtual不等于fake,虚拟是来自现实,但超越现实,有点我们常说的,文学来自生活,但高于生活的意思。META的其中一个原意就是超越,元宇宙其实就是“超越现实宇宙”的意思。灵性虚拟与科技虚拟似乎都不是瞎编,而是基于各自的现实体验之后的虚拟。

另外,灵性虚拟既可称为Spiritual Virtualization,也可称为Virtualized spirituality,虚拟的灵性,两者可以互换;而科技虚拟也可称为Technologically virtualized spirituality, 科技化的虚拟灵性,因为现在的网上交流,不仅可以交流视觉的照片和听觉的语言,而且能够交流感知perception, 例如,我传到网上的南极照片,能够使你看了后产生冷飕飕的感觉。就像徐元区同学提到的,钱学森先生在1990年将virtual reality译成灵境一样,这就是把virtual和spiritual合一的努力。基于这种相关性和互动性,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未来的未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否有可能变成人工思想artificial thought(AT)?这种人工思想的努力,有可能促使精神虚拟与科技虚拟合二为一,促使我们的机器也能想象、有感情、会思想?

如果是这样,那么将陶渊明著名的“形、影、神”的境界,实现三合一,也不是不可能。在陶渊明眼里,“形”是生命,是有形的,而他所说的“神”,则是无形的超物质和超自然的,而“影”则是我们的“名”,它是由似有形、似无形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表现,起到连接有形的生命和无形的神的功能。如果是这样,未来的AI和元宇宙最大的挑战或机遇就是,将人类的形、影、神,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进化式组合。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想象,我们的人类世界是否可能从昨天的互联网、今天的物联网,发展到明天的脑联网?而这个脑联网就需要科技虚拟和灵性虚拟的综合努力。其实,未来已来,明天已经不再遥远。

插一个笑话,有人已经发现,靠玩高科技出身的脸书的老板小扎,长得有点像古希腊人,他将脸书改名为元宇宙,是否有点复兴古希腊文明、复兴轴心时代的使命的范儿?这哥们是否存在通过科技虚拟,来振兴我们的灵性虚拟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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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元宇宙与第三元世界的关系。元宇宙的出现,也许代表着人类的第三元世界的出现。这个第三元世界可能存在几大特征和功能。其一,它既不是现实,也不完全是虚拟,而是介于虚拟与真实的第三世界。科学家已经发现,元宇宙这种可虚拟的生态,是能够在线上和线下出现仿真现象的。元宇宙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因为元宇宙需要的很多信号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属于介于虚实之间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虚拟的现实世界,或是现实的虚拟世界。

其二,如果“实”是第一世界,“虚”是第二世界,“虚拟的现实”是第三世界的话,那么这三个世界,是否有可能协同进化,同生共长?有点老子的一生二(现实的一,生出虚拟的二)、二生三(虚拟的二,生出虚拟现实的三,或是生出虚实协同的元宇宙),最后是三生万物?这个虚实协同的世界再生出万物?此处可以想象。

其三,第三元世界中所出现的仿真,它与仿造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让·布西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的区分,人类的第一阶段是仿造(CONTERFEIT),第二阶段是制造(PRODUCTION),第三阶段是仿真(SIMULATION),仿真是一种超现实,它可能模糊了虚实的界限,以及幻觉与现实的界限。

我一直以为,面对这些高科技和新科技的洪水猛兽,虚拟的人像人,可怕;我们的人像虚拟,也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我们根本分不清虚拟人与真实人的区别,所谓的人机趋同或人机一体,这就是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于1970年提出的“恐怖谷效应” (Uncanny valley),而它的起源与心理学相关,弗洛伊德在1919年的论文《恐怖谷》专门提及。所以,我一直以为心理学很可能成为未来链接精神虚拟和技术虚拟的重要桥梁,类似望梅止渴,就是由于一种心理暗示所激发的生理现象,并有可能今后通过元宇宙的平台来表现和强化。

其四,第三元世界也许能帮助我们打破内卷化。今年元宇宙特别火的一大原因,是互联网已经接近内卷化的极限,卷到了很难再找到一个经济增长点和发财点,形成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少有盈利的发展,这样,促使大家去反思,如何跳脱内卷,如何从存量竞争到增量拓展,使我们的生命在虚与实的两极空间之间,找到第三个空间。

比如,我们纽约聊斋用的是zoom,但不过瘾,聊斋的哥们一直在蠢蠢欲动,希望转到线下,但这样就会失去线上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所以十分纠结,是我们共同的痛点。但如果元宇宙能够帮助大家升维,享受360度全方位的场景,那就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大家知道,人类认知世界的维度是在不断上升的,先是从收音机的听觉,上升到电视机的视觉,再从电视机升维到互联网、苹果手机的互动感觉,最后,希望通过元宇宙,把现有的视觉和听觉的互动,发展成具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元宇宙。

所以,任何世界,一旦有了第三元或第三者插足,系统就会变得更复杂,但更有趣、多元、奇妙,尽管我们都需要时间适应这些奇妙,就像柏拉图的洞穴比喻(Allegory of the Cave),一旦囚徒离开舒适但黑暗的洞穴,走出洞外,他会不习惯、眼花缭乱,但这也许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要代价。

最后,第三元世界存在很多负面的功能和危机。1)这个第三元世界所追求的人类发展极限的努力,有可能是人类的一大灾难。例如,康德在发明这个内卷化一词Involution的时候,是站在批判进化论evolution的立场上的。内卷化的原意是退化,与进化相对立,它强调这些貌似进化、反对内卷和退化的理论和现实,有时候是无助于人类的真正进步和幸福。所以,反对元宇宙的学者似乎可以从康德的内卷化哲学思想中,找到思想的依据。

2)适度进退。康德的这一思想被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的真理学说》(Plato’s Sophist)一书所发展,因为他就坚决反对那种不断进化、无限进化的观点,人类走出黑洞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走出了黑洞之后的人类,看见了一个太阳还不够,一定要发明出比太阳还明亮1000倍的灯光,不懂得知其白、守其黑的辩证哲学,也不知道,今天的蹲下,是为了明天更高地跃起,今天的太阳落山,是为了明天更辉煌地升起的辩证发展的道理。所以,我们对追求无限与极限虚拟的元宇宙,一定要保持充分的警惕,将油门和刹车平衡、适度地使用,懂得适度的进、适度的退,尤其是要防止元宇宙可能带来的八大缺失:现实失真、安全失控、法律失效、道德失范、伦理失常、隐私失密、思想失却、大脑失智。

总之,如何面对元宇宙的未来,我们学历史的,只关心结果,不关心如果。所以,我习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网上的民意测验发现,目前10%的人积极肯定元宇宙,像喜鹊,10%的人表示反对,像乌鸦,而80%的人是持中立与观望的立场,我就是这个80%之一。

问答部分省略。

来源时间:2021/12/19   发布时间: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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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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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习近平  来源:人民日报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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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信赖你们、感谢你们!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正所谓“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是一致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国际社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经典,都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正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文学家、艺术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对正能量要敢写敢歌,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对丑恶事要敢怒敢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5年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深化改革,优化职能,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服务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用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广泛组织动员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文艺工作者投身党的文艺事业。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办实事、解难事、真办事,让他们感受到“文艺工作者之家”的温暖。要发挥文艺界人民团体的专业优势,指导文学家、艺术家提高专业水平,建设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深入推进行风建设。

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政治过硬、德才兼备、熟悉文艺工作、能够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加大文艺创作扶持力度,不断扩大高质量文艺作品供给。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要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立破并举、综合施策,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伟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仗剑远游时写下的诗句,那时他感受着盛唐的蓬勃气象,胸中鼓荡着凌云壮志。今天,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限广大。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这个自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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