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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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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习近平  来源:人民日报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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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信赖你们、感谢你们!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正所谓“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是一致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国际社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经典,都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正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文学家、艺术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对正能量要敢写敢歌,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对丑恶事要敢怒敢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5年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深化改革,优化职能,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服务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用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广泛组织动员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文艺工作者投身党的文艺事业。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办实事、解难事、真办事,让他们感受到“文艺工作者之家”的温暖。要发挥文艺界人民团体的专业优势,指导文学家、艺术家提高专业水平,建设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深入推进行风建设。

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政治过硬、德才兼备、熟悉文艺工作、能够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加大文艺创作扶持力度,不断扩大高质量文艺作品供给。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要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立破并举、综合施策,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伟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仗剑远游时写下的诗句,那时他感受着盛唐的蓬勃气象,胸中鼓荡着凌云壮志。今天,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限广大。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这个自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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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Gang: The Global Na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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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Science & Diplomacy

The Global Na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Qin Gang,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S.

Ambassador Qin Gang is the 11th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July 2021. Previously, he served as China’s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ince 2005, Ambassador Qin served as MFA spokesperson as well as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later as Director General) of MFA Information Department, before becoming Chief of Protocol of MFA in 2014. He also served multiple times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roughout his diplomatic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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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 Qin spoke with Kim Montgomer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cience Diplomacy and Executive Editor ofScience & Diplomacy, on China’s science diplomacy initiatives. This is the seventh interview as part of the Ambassador Interview Series.

Kim Montgomery (interviewer): Sinc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9, the U.S.-China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newed every year since, has led to robust 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u arrived in Washington, DC as Ambassador at a pivotal time, given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What are China’s prioritie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what role do you se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mbassador Qi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more than forty years ago, China-U.S. relations have made historic progress, despite some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 many differences in our social systems, histories, cultures, and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ect each other, peacefully coexist, and pursue coope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are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ven before w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U.S. President Carter’s science advisor visited China. In 1979, aft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Mr. Deng Xiaoping and President Carter signed the China-U.S.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rst form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more than thirty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health, 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have been sign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Agreement.

Wh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global issues as the ones I just mentioned, and jointly manage the uncertainti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can deliver greater benefits to our two peoples and better prepare humanity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Limitations on that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scientists and students, are in the interest of neither side.

Montgomery: You hav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diplomatic experience, having served as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irector-General of Protocol, and multiple posts related to European affairs, among other positions. What role ha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layed in your diplomatic career?

Ambassador Qin: Throughout my diplomatic caree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state-to-state relations, in line with President Xi’s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en I was posted in the UK, along with learning why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ok place there and how the country had produced renowned scientists from Isaac Newton to Michael Faraday, I worked hard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K-China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artnership Fund (the UK’s Newton Fund), China and the UK have jointly fund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Chinese and British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hundreds of cooperative projects.

Montgomery: One key aspect of science diplomacy is the us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inform diplomatic objectives. China has a rich history with centuries of integrating science into its foreign relations. How is science integrated into China’s present-day diplomatic activities? How is that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endeavors?

Ambassador Qin: With a civilization more than 5,000 years old, China has produced world-renown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cluding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gunpowder, paper making, printing, and the compas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values harmony, with evidence easily found in the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For instance, Mozi, an eminent scholar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denounced unjust wars and advocated for “universal love,” while also researching techniques for the defense of cities. With a tabletop simulation of those techniques, he was able to persuade the king of Chu (a state) not to attack Song (another state).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today is to work towards world peace and promote global development. We value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iplomacy. For example, China is ready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spac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openness, inclusivenes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intensif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expansion of space station functions, space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and the joint fligh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stronauts. We have invited all United Nations member states to submit cooperative pilot projects to board the Chinese space station to provide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future space explorations. So far, nine projects from seventeen countries have been selected, and we will soon announce the second round of opportunities.

Montgomery: Fifty years ago, U.S. President Nixo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nry Kissinger made a secret visit to Beijing,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President Nixon’s 1972 visit to China. During that and subsequent trips, science was one of the areas noted for future cooperation. Earlier this year,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Dr. Kissinger. Did you discuss how science engagements can help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Did he provide any insights on present and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

Ambassador Qin: Dr. Kissinger is a senior statesman and strategic thinker. He is also a trailblazer in China-U.S. relations, support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making historic contributions. He is deeply respected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Dr. Kissinger believes that a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have no winner. The two sides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candi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void mutual threats and conflicts, an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coexist peacefully. I strongly agree with Dr. Kissinger on this point.

When we met in September, he expressed his concerns about the risks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He support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ng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regarding the ethical regulatory management of those technologies.

Montgomery: Diplomatic initiatives can help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strengthen scientific capabilities worldwide. These efforts are instrumental in add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Can you elaborate on China’s diplomatic priorities in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find science-based solutions to these shared problems?

Ambassador Qin: Confronted with the pandemic, China has shared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joint R&D for vaccines, treatments, and testing. China has provided more than 1.8 b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to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vaccines we provide for the world this year will reach two billion doses. China has partnered with thirty countries in the Initiative for Belt and Road Partnership on COVID-19 Vaccines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fair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We hop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rengthen thei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o help the world overcome the pandemic as soon as possible.

Climate change is a common challenge to mankind, and 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it.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dopted a host of strategies and actions on climate despite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iculties. These efforts have paid off. President Xi Jinping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China is striving to reach peak CO2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There is much room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In both countries, fossil fuels account for more than 80% of energy consumption. Both are also transitioning to renewable energy fas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are looking for advancements i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The U.S.-China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CERC), a typical example of bilateral research cooperation, has produced many mutually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project has been suspended, but we hope to find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regarding clean energy.

Montgomer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a focus on South-South collaboration with S&T programs in Africa, South Asia, and Latin America. How are thes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ngagements advancing China’s diplomatic objectives in general and in the Global South specifically?

Ambassador Qi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s an essential means for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to help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China is always prepared to work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ree measures that we have carried out. First, we share with these countries mature an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putting them to local use to boost those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we have established joint laboratories with them, conducting joint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radio and television, clean energy, and more. Third, we hold training classes on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nd carry out exchanges among young scientis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ction Plan, we have supported over 8,300 young foreign scientists to work in China. We have established thirty-three joint laboratories and five technology transfer platforms with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science parks with eight of them.

One exciting example is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oros, an island country in East Africa, to fight malaria. Mohéli, the Comoros’ smallest island, had suffered from malaria for years. When the Comoros sought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to fight the disease,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our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use Artequick, a Chinese-developed artemisinin-piperaquine tablet. Within five years (2008–2013),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malaria in Mohéli dropped by 95% and the death rate fell to 0%. The research on using artemisinin to fight malaria was initiated by a Chinese female scientist, Dr. Tu Youyou, in 1969, who shared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with two other scientists.

Montgomery: You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scientists who want to communicate their research and findings more effectively to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Ambassador Qin: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Science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AAAS, does an outstanding job. In addi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each issue of the magazine includes short stories on current affairs regarding scientific areas such as quantum mechanics, black ho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y impression is that when scientists communicat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cepts and complexity of the data create some barriers. For exampl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1.5 °C and 2 °C of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rise, as described in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 These abstract concepts should be illustrated through real-life scenarios. For instance, scientists could explain that if the temperature rise exceeds 1.5 °C, some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used to happen once in a century will likely occur every year. This explanation will make the temperature rise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could help increase support for action.

Montgomery: China is a vast and diverse country. When travel is more feasible, what destination highlights would you recommend people to see when visiting China,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bassador Qin: China is a vast country, with immense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ime-honored historical tradition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I would recommend the ancient observatory in Beijing and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Dujiangyan was built in 272 BC. I have been there myself, and have seen how it is able to control the river and use the floodwater for irrigation. It is amazing that the 2,000-year-old project is still running toda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modern, the “Sky Eye”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FAST,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Guizhou,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ground station in Hainan can give you a good idea of China’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 current times.

Of course, I would also recommend metropolis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which are home to many well-know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As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I warmly and sincerely welcome you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to visit my country. With its long history and a vibrant future, and the perfect blend of art and science, China will not let you down.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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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专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中俄走得越近,欧美就会越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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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梦旭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因其《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一书而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在即将告别2021年之际,肯尼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以独特的视角阐述自己对国际形势、大国兴衰和中国发展的最新认识。谈到眼前的多极世界竞争,他认为欧洲更关注俄乌关系,美国则聚焦西太平洋和中国,因此,俄罗斯和中国走得越近,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会越难受。肯尼迪还强调,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建设法治社会、保持经济稳定并努力与各国保持和平关系,是中国发展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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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大国的兴衰》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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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接受本报专访。

“内部问题太多,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弱”

环球时报:今年是《大国的兴衰》出版33周年。听说有出版社希望再版并请您写一篇新的前言,您深思后表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为什么会这样肯定?

肯尼迪:我要向中国读者透露的是,明年我将致力于为该书做一些修订,主要是加上一个新章节,内容大概有60多页,反映过去30多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我对未来世界走向的思考,同时介绍我最初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但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将保持不变。我说这本书主要观点不会改变的意思是,该书主要讨论历史上大国的兴衰,这是一个政治和领土的故事,最终受到大国体系中每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的影响。因此,国家和帝国的兴衰取决于相对经济和技术实力兴衰的理论不会改变。当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在新版本中,我将讨论过去33年里,主要国家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导致的相对实力变化,以及未来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有趣的、有长远意义的话题。

环球时报:2008年您曾说:“我认为,单极世界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瞬间,未来将转向更加复杂的多极世界,如何寻找大国平衡将重新受到重视。我对中国崛起持积极观点,由于有许多经济利益,美中应该避免争论。”但从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升级,直到最近拜登政府才有缓和迹象。您对大国关系之间寻找平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美国执政者和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精英人士能听进去吗?

肯尼迪:当我使用“瞬间”一词时,实际上并不是指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而是指一个持续时间不太长的时期。在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权力在不断变化和转移。美国开始削减其国防开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因此其经济份额也在下降。所以,我认为,(二战结束后)我们大致经历了40多年的两极世界,然后是10年的单极世界,再到现在正稳步迈进的多极世界。正如我之前所说,世界上可能有四到五个经济强国。第二大经济体显然是中国,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GDP现在远超过日本,和欧洲整体上不相上下。但中国经济增速快于欧美,总量遥遥领先于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在经济方面我没有提到俄罗斯,俄经济远逊于欧美、日本和中国,俄主要优势在于军事,尤其是远程导弹。

因此,在多极世界中,每个大国都应认识到,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中俄外交关系良好,在当前也有助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印度的外交工作也做得不错,印度与西方在合作同时同样有猜忌。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关系,包括美、日、澳,可能还有欧洲,这两年来似乎波动更大、问题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智的话,北京和华盛顿应努力与多极世界的其他参与者保持良好关系。

环球时报:您经常提醒大家,“断言美国开始衰落为时过早”。作为历史学家,您通过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肯尼迪: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当你问一个美国普通民众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时,他们所指的“衰落”通过源自对美国内部问题的观察。美国人非常关注犯罪、种族、环境等内部问题。只有当你问外交政策专家,像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和我,关于美国衰落的问题,我们会从大国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回答。因此,我可以说,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并没有衰落,因为它在军事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仍然能感觉到美国内部有很多问题,它正变得越来越弱。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会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方面情况都在蒸蒸日上,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仍是第二大强国。但在美国,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感受到美国内部问题很严重,种族问题严重、犯罪率激增等。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自身正在衰落。当你阅读民意报告时,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走下坡路。这是从美国内部角度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大国相对实力。

“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回来了”

环球时报:您对苏联解体怎么看?您曾表示,苏联解体是上世纪最大的“大国的兴衰”。目前,美国和一些国家是否又出现冷战氛围?

肯尼迪:苏联解体确实是人类在20世纪看到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兴衰。20世纪,我们也看到其他大国的崩溃,如1918年一战结束时,德意志帝国崩溃了、奥匈帝国崩溃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统治也开始瓦解。但这些大国的崩溃都是由战争压力造成的。事实上,沙皇俄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也是由战争推动的。纳粹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日本也都由于二战战败而崩溃了。

苏联解体为何如此特殊?因为它不是在战时发生的,而是由于苏联的内部弱点。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的一些内部问题并试图挽救它,但他失败了。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技术落后,这是唯一在和平条件下出现的大国崩溃。

关于冷战氛围的话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仍然认为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苏东剧变”之初,国际社会普遍对冷战结束抱有很大期望,认为军备竞赛可以减少,东西方关系可以改善。但在当前,很多俄罗斯人对于苏联解体深感羞辱。他们在过去30年来一直试图再次恢复俄罗斯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俄罗斯和西方,特别是西方最主要的国家美国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又回来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西欧,人们每天都会从报纸上了解到,“俄罗斯军队正在俄乌边境活动”“俄罗斯的潜艇和飞机在大西洋巡逻”。这看起来就像“愤怒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在推动与西方冷战的回归”。但普京总统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敏锐的政治家,他向中国展示友谊,并与中国合作,因为俄罗斯和中国走得越近,美国总统拜登和西方国家就会越难受。我们看到,中俄两国近年来越走越近。

环球时报:有关“中美竞争将定义未来世界格局”的说法,您同意吗?

肯尼迪:我认为,从拜登政府“大国竞争”角度来看,拜登下令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明智的,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陷入了困境,当美国退出战争时,它实际上是加强自己,而不是削弱自己。这使得拜登和他的顾问们能更多关注东亚和应对中国。不过,如果俄乌关系进一步紧张,将使美国的注意力重新转向欧洲,并提醒美国人:“俄罗斯对美国是多么的嫉恨和敌对”。如果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发展,那么你会看到,拜登政府可能会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两个可能存在竞争的领域:一个是欧洲国家关注的乌克兰,另一个是美国聚焦的西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台湾地区等。如果乌克兰局势保持平静,美国就能够在东亚投入更多资源。

“中国发展的一剂良方”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美实力对比?

肯尼迪:从很多角度来衡量,如经济总量、国防预算、军事规模等,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在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如正在崛起的中国、实力有显著增长的印度,以及欧盟和日本等。

大约20年前,美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中国八九倍。现在,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虽然中国还没有超过美国,但美国对此感到很忧虑。美国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依然占有优势地位,依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但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也已经缩小,中国在导弹技术研发、海军舰艇制造上都投入大量资金。中国正在建造更多现代化的护卫舰和驱逐舰,(美国国会报告和媒体还一直说)中国建造第三艘、第四艘航母,那样的话中国将拥有世界上第二大航母舰队。而美国航母大多非常陈旧,有的已无法使用。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超越美国,但两国实力上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

肯尼迪: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做得很好,中国专注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稳步提高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与他国的战争和冲突,保持经济政策和法治(建设)的稳定与可预测性。我记得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有三点能帮助一个国家从极度贫困走向极度繁荣和富裕:一是良好的治理;二是平衡预算和政府支出;第三是避免战争。我认为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建立一个可靠的、可预测的法治社会,保持经济状况的稳定,并努力与各国保持和平关系。这对于中国发展是一剂良方。

“想控制亚洲的国家最终都会后退”

环球时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现在都被认为是美国衰落的原因。回过头来看,美国为什么没有避免相对衰落的发生?

肯尼迪:人们对衰落和失败有不同看法。当我使用“大国兴衰”一词时,我想到的不是一场战争或地区冲突,而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力量。在21世纪,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下降很多。我认为,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费如此多的军事力量和精力相当不明智。美国花费很多金钱、牺牲很多生命,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其政治意图,美国无法赢得在阿富汗山区的作战,也没有在阿政治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伊拉克同样如此。美国本来可以不发动和参与这样的战争。

美国在军事方面可以非常强大,同时拥有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在远离本土的亚洲赢得一场大战。每一个试图从外部控制亚洲的国家最终都会后退。苏联试图进入阿富汗,事实证明这在军事上太难了。法国人试图控制河内,控制法属印度支那,这让他们筋疲力尽,最后也退缩了。美国试图在越南打一场大战,有一段时间美国在越南有50万军队,同样未能奏效。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也是如此,亚洲在军事上太难征服了。

环球时报:您认为未来亚洲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

肯尼迪:中印显然将会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印尼沿着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国家。日本将继续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我认为亚洲问题很有趣,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控制亚洲,因为它太大了。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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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43年前召开的这次会议,为何被称为党史上一次“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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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伟  来源:上观

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编者按】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什么要称其为“伟大转折”?其深远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胡伟教授看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3周年之际,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显得格外重要。以下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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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的序幕正是开启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3周年之际,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显得格外重要。

“伟大转折”和“划时代”

在百年党史中,用“伟大转折”来形容重要性的会议并不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其中之一。“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根本上就在于要系统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拨乱反正,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之所以必须结束这场灾难,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走不下去了。更深层次说,是“左”的社会主义走不下去了,必须打破以往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路。

改革开放的初衷和实质,是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苏联模式”?它其实就是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老路”。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和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模式造成了自我封闭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无法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以苏联为师,总体上沿用了苏联的模式和体制。虽然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对苏联模式也有反思,但没有实际突破高度集权的体制,未能走出这一“封闭僵化的老路”,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客观上宣告了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如何打破这一模式,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后,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中全会”召开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这两次“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两个“划时代”来形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无论是“伟大转折”还是“划时代”,从中都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如果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历史新纪元,那么,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则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严重教训基础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个重要论断是党的十四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沿用了这个重要提法。这就是说,新时期是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没有新时期,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无所谓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高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何被赋予如此高的评价呢?在我看来,主要就在于其对于路线问题的解决: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键是实现了党的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正确的干部政策,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正是这一系列“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从历史过程来看是有特定的内涵和逻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邓小平在闭幕会上总结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变革也就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就是要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助推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对内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曾概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在于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当然是事实。但要创造“经济奇迹”,不仅要破除思想的禁锢,而且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1979年2月,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并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旨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系统纠正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实际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等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更加聚焦和明确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改革主题。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虽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创造,但从历史线索上看,“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晚于“民主政治”。从结果上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改革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深入进行;没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也无法取得广阔的空间。

可见,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思想上要解放,克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政治上要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经济上要开放搞活,破除单一计划经济的桎梏。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和开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四个方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和逻辑所在。

一言以蔽之,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

沿着正确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而且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概括,即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性转变、历史性突破、历史性跨越——这三大历史巨变,大气磅礴,一气呵成,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最好评价。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影响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即对改革开放的“怀疑论”。有些人把目前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敌视改革,否定开放。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而恰恰是改革开放还不到位所造成的。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是去走回头路,而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落实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大力度地兴利除弊,把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真正化解掉。

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这段话,并郑重宣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新概念,与以往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概念,在内涵和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曾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改革开放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发展的复兴,必须跳出“国强必霸”的窠臼;同时,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不是五条道路,而是内在统一、逻辑一贯的同一条道路,即“中国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条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走下去。

在新征程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置身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正视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切实全面深化改革,拓展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这个重要时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正确路线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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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为何满足美式“民主”标准的国家, 却自认不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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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云汉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日,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正式结束。本次峰会美国的邀请名单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中国、新加坡等国批评美国妄加评判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甚至美国国内也批评拜登一边强调价值偏好、另一方面却邀请了不少所谓“民主倒退国”。民不民主谁说了算?一项对亚洲民众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不符合美国“民主”标准的国家,民众认为自己很民主,符合美国“民主”标准的国家,民众却自认为不够民主。 根据调查结果,亚洲虽然有不少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但这种代议制民主似乎没有得到非常高的民众认可度。综合认同的合法性、相对优越合法性、效能合法性以及忠诚合法性四个维度,菲律宾、蒙古、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得分为负数(它们同时也在此次民主峰会的受邀行列),而没有进入美“民主俱乐部”的越南却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对于“什么是民主”,专家和民众的观点出现分歧。朱云汉教授认为,亚洲民众往往以实质性视角看待民主,而非专家所强调的程序性视角。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在理解民主时,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也就是说,在东亚经验中,代议制民主并不具备普世性。 作者强调,什么是普世性,永远需要在经验上做严格验证。西方的观点在东亚被证明不具普世性,而东亚的观点是否更具有普世性,也应当留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2016年9月6日微信公众号“IPP评论”,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东亚国家的政体合法性比较

文|朱云汉

1 东亚国家的政体合法性比较

合法性在政治学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都承认要在当代社会里面支持一个政治体制,使它能够存活,能够稳定地运作,合法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反过来讲,缺乏合法性的政治体系是很难实施有效的统治的,政治秩序也很难长期稳定,只要碰到比较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就有翻覆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普遍在社会中建构的政治权威都是在所谓主权在民的原则之下,所以它就需要获得广大人民普遍的接纳甚至拥护,否则它的合法性一定会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所以基本上讲,合法性对于有效的治理是一个不可欠缺的条件,如果一个公共权威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自觉自愿服从,它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

政治学对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有两个大的范畴,一个是规范性的范畴,一个是经验性范畴。规范性的分析是处于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它探讨合法性的哲学或道德基础,通常会争论哪一种政治体制应该享有更高的或者最起码的合法性。而经验性分析的角度就相当不同,它是去探讨和收集资料,关于真实世界中不同形态的政体实际上享有多大合法性,也就是一般民众的认知上或者态度上对它的支持的程度。

另外,经验性分析也会设法找出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公民认为政体合法性的高低。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计划主要探讨的课题,我们并不是探讨规范性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做经验性的分析,这两个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经常我们在做经验性分析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假设,需要一些理论的引导,规范性的分析往往可以提供我们很多重要的线索,作为进行经验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我过去16年来所主持的、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亚洲的大规模的对民众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的跨国比较研究,这是我们网站的地址(www.asianbarometer.org),上面有很多相关的资讯,而且过去所收集的资料,基本上在一年半后都会公布,所有的数据各界人士都可以使用,而且是免费的。我们这个数据在亚洲覆盖了14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同时,我们也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我们这个资料在全世界使用的人非常多,现在有将近3000多位学生和研究生都使用过这个资料,而且实际上的数据可能超过了这个统计。

基本上我们说在西方的政治学的脉络里面,还有所谓的非西方世界,其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大概都会触及到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说以西方的传统来看,从西方罗马时期,柏拉图到但丁都有相关的理论,近代西方是代议民主理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限政府、政治平等,以及代议制度;还有马克思主义——国家为阶级斗争场域、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传统中国儒家学说有民本思想——天命与民意合一,天听自我民听、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具体的实践上它也提供非常清晰的指引,就是要德治和实行仁政。在伊斯兰文明里面也有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一些论述。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详细介绍。

近代以来,马克思·伟伯(Max Weber)归纳出合法统治形式的三种基础,即:基于传统、基于魅力领袖(charisma)的丰功伟业、基于合法理性(legal-rational)。但相对来讲它涵盖的范围太大,也可以说比较空泛,没有办法细分当前社会里面各种不同的政体、不同的运作形态。

自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当代政体合法性经验性研究的焦点是围绕着“历史终结论”引发的争论。西方式“自由民主”是否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型态,以及所有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终点?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是否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体?当然这些我们可以做理论的探讨,但是经验层面的分析也很重要,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绍这样一种分析途径。

在亚洲的范围来看,如果借用Larry Diamon的分类,它把亚洲政体分为4个大类,这四个大类是从两个面相上来做区分。一个是自由权保障的高低,当然这个划分比较粗糙。另外一个是政治竞争开放性的高低,一般所谓开放性和竞争性,大概就是指普选和多党竞争。如果自由权保障高、竞争开放、多党普选都具备的就叫做自由民主体制,包括日本、台湾地区和蒙古。菲律宾属于政治竞争虽然开放,但是自由权保障不足的。中国大陆和越南通常会被归为一党威.权体制,因为属于自由权保障相对低,政治竞争开放度也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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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当前的西方有关政体合法性的争论,你会预期自由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应该是最高的,一党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可能是最低的,选举民主体制和选举威.权体制,就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一类,应该是介乎在自由民主体制跟一党威.权体制之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经验上的数据。我们最近连续有两波调查都纳入了政体合法性的议题,一次是2010—2012年的调查,覆盖13个地区和国家,还有一波是刚刚才完成的,2014—2015年,除了原来的13个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缅甸,所以总共有14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怎么去测量政体合法性呢?我们基本上参考伊斯顿(David Esaston)对于政治支持所开展的架构。他认为政治支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对体系的支持,也就是对国家这个层次,对政治社群这个层次的支持;第二个是对政体的支持;第三个是对当权者的支持。可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政体的合法性其实就是David Esaston所说的第二层次,就是对政体的支持。

为了测量这个概念,我们把对政体的支持用四个面相来试图捕捉它,了解公民心目中怎么看待这个政体。我们把它称之为认同的合法性、相对优越合法性、效能合法性以及忠诚合法性。认同合法性是基于价值信念而拥护的;相对优越合法性是认为这个体制比其他体制更好;效能合法性是相信这个体制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忠诚合法性是即使这个体制有问题或缺点也不会背弃。根据这样测量的策略,我们收集了相关的数据。

首先看认同合法性,在华人世界,我们使用的题目是:“整体而言,我以我们的政治制度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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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2010到2011年收集的资料,从这些资料大家可以看出,非常令人惊讶的,包括我们自己一开始也非常惊讶,被归为自由民主的体制,在这个题目上它的政体合法性是非常低的,很少有日本的公民以这个制度为荣。最高的是越南,而且越南的强度是非常强,非常同意占了将近50%,强度还要超过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比较高,但并不是最高的,事实上有好多国家都比中国大陆要高,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泰国。而且日本的强度还不如所谓的选举威.权体制。在完成民主化里面,只有印尼在这个基础上的合法性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看2014—2015年的研究,变化也非常有趣,这里面名列前茅的或者合法性程度比较低的,大致上的位置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过日本这几年在安倍政权之下,它的政治体制获得的认同在改善之中,名次提高了不少。中国大陆从2011年到2015年已经有点下滑,当然整体水准还是在比较前面的。另外出现明显下滑的是柬埔寨。

再看相对优越合法性,它的题目是“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宁愿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下生活”。这个其实是对一个政体支持最起码的层次,就这方面而然,东亚地区当然普遍来讲都比较高,最高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在这个基础上新加坡的政体合法性非常突出。近两年的变化跟认同合法性的变化差不多,柬埔寨有明显的下滑,中国大陆稍微有一点点下滑,但是基本上维持比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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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效能合法性,题目是“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政治制度能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选举威.权体制,以及越南和中国大陆都是属于比较高的,台湾地区跟日本、韩国都比较偏低。这个变化在过去4、5年之间起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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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波调查之间的区别,日本这边有明显的上扬,我想这也表现在其他几个指标。明显下滑的也是柬埔寨,中国大陆这五年之间也出现了变化,就效能合法性来讲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就平均水平在这个地区还是处于中上水平的。

最后看一下忠诚合法性,题目是“即使我们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民也应当支持”。就这个基础来看,我们说大致上的趋势是差不多的,不过比较明显的是香港、韩国和日本,在忠诚的合法性指标上是相当薄弱的,仍旧是威.权的选举体制得分是最高的,中国大陆也是偏高,但并不是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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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两波调查之间来做比较,基本上的变化跟前面几个指标差不多,日本这五年来有上升,中国大陆微微下滑,最大明显的滑落出现在柬埔寨。

我们把上面这四个基础转换为综合性的指标,技术性的细节这里没办法多介绍。这个尺度是从负1到正1,标准化之后的尺度,你可以看出进入到所谓负的国家或地区有菲律宾、蒙古、台湾、韩国和日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一半以上的人口平均在5个指标上是不支持该国或地区的,这里面可以看出越南一枝独秀,中国大陆在整个东亚排到第5或第6。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有稍微的变化,日本从一个非常低的合法性慢慢有回升的趋势,下跌最明显是柬埔寨,其他地区有的上扬,有的持平,像越南持平,新加坡略有上升的趋势。这是我们在整体这个地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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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出现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问题,如果利用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一些国家自由民主程度做的评比,将其作为一个指标,另外在我们刚谈的综合指标上的合法性的高低,这个中间画一个分布图的话,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反向的关系,就是Freedom House分数越高(分数越高越不自由)的合法性越高,Freedom House分数越低的合法性越低,这个现象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要怎样去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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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西方媒体看到这个数据,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资料没有意义,因为很多不自由国家人们可能也不能很真实地表达其看法,或者这些国家没有新闻自由,公民没有太多渠道可以得到批评的、反对的意见等等。我认为这个解释当然不能说不重要,它是一个解释来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是唯一,而且是主要的造成这些不同体制合法性差异的因素,我觉得我们就太低估了这些西方认为不民主的国家维持其政体合法性的其他重要的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能很简单轻易把它带过,把它甩到一边,事实上它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探讨。更何况这样一种说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东亚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像韩国和日本,其政体合法性在我们指标上显露出那样的虚弱和苍白,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合理的解释。

另外,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很多东亚国家的民众,虽然它的政体,很多专家或者媒体都认为不是民主的,照理说不应该有那么高的政体合法性,可其经验性的合法性却那么高。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其实一个政体是不是民主,专家的看法跟一般民众的看法未必是一样的,反而往往有很大的落差。比如说我们问东亚各国的民众,如果我们这边有一把尺,从1—10,1是完全不民主,10是完全民主,你会把自己的国家当前的政治体制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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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这把尺度量,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新加坡的公民平均起来认为其国家是7,也就是它已经是民主,虽然还不是接近完全的民主,这是新加坡的民众给其国家的体制一个平均的评定,这个评定显然跟Freedom House是不一样的,也跟很多一般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的评定有非常大的区别。而日本的民众只给其国家6.02的分数,也就是说他们会觉得他们国家的民主,不管外面的人说有多好,他们认为离完全民众还有很大的距离,即才刚刚到及格边缘。这里面可以看出很大的落差。而越南民众居然会认为自己的体制非常民主,而且在整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这跟它的政体合法性指标那么高是非常吻合的。

这就产生很大的疑惑,为什么专家的看法跟一般民众的看法会有那么大的落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到底东亚民众怎么理解,怎么去看待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民主这个词已经变成当代话语权里面最核心的字眼,任何的政体不管实际上怎么样都会宣传自己是民主的,而且民主原则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加以排斥或者批判。

2 东亚国家一般民众所理解的民主

东亚国家的一般民众理解的民主究竟包括什么内涵?

我们研究中了解到,很多民众通常会把民主理解为下面四种不同的内涵:一种内涵是把它看成一套程序、一套规范,像普选、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另外一种是理解成自由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还有不少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社会公平,达到社会公平的目标或者状态;也有很多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良好治理。那么具体来讲我们怎么去测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很快地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用一个比较复杂的题组,每一个题组里面都有四个陈述,每一个陈述都相对应我刚才说的四个面相里面其中一个面相,然后我们问受访者:在你心目中下面的四个陈述哪一个是民主里面最重要的内涵?以这一题为例,我们给他四个选项,一是政府能减少贫富差距,二是人们可以通过公平的选举自由选出政府领导人,三是政府不会浪费公款,四是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对政治的看法,正好对应的是四个不同的面相。总共有四个题组,都是类似的设计。

然后我们把资料做了一个压缩的处理,把每一个国家的分布情况简单地用下图这样一个或然率的方法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来看,在东亚地区大部分民众怎么去理解民主呢?相对来说,很少民众把它理解成一套程序、一套选举参与或制衡的程序。不少民众把民主理解成自由,但是更多的民众把它理解成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这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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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大陆地区有35%的概率一般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社会公平;也有30%会理解成良好治理;把民主理解成程序或自由的加起来只有35%。这个发现很有趣,它跟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没有关系。比如说日本、新加坡都有同样的趋势。在新加坡民众把民主理解成程序和自由的,合起来只有约30%,但把它理解为良好治理却有36%。也就是说,很多亚洲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是一种非常实质性的理解,就是民主带给我什么,而不是说民主提供怎么样的保障或者机会,这是东亚一般民众的政治观念,跟专家学者对民主的定义有很大的落差,学者都是以程序的角度去界定什么是民主。

此外,比较有趣的是,你也可以说一般属于儒家社会的,或有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越南,似乎理解民主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比例都非常高,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些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别很大,非常落后的是越南,非常先进的是新加坡和日本,有些有民主化经验,有些没有民主化经验,但都不约而同有这样一个分布趋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即菲律宾,它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受到美国文化影响非常深厚,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菲律宾至少一半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程序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我想再强调一点,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不仅跟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会说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多人把民主理解成程序和自由,而且我可以说它跟年龄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在日本,1980年以后出生的,即千禧世代的年轻人,其以公平和治理来理解民主的概率也非常高。不过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趋势,以程序来理解什么是民主在年轻人中的比例要比刚才我们看到的全国的平均数要高,并且有一个增长的趋势。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以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来理解民主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包括千禧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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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一般被西方媒体或者学者归纳成不民主的政体,包括一党威.权体制、选举威.权体制会得到比较高的合法性。一方面,其实这些政体未必在他们民众心目中是不民主的。因为民众对民主有不同的期待,而且这种期待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其实跟儒家社会所讲的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内涵是可以高度呼应的。也许它有它的一种文化的背景,也可以说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很贴近它的传统观念,而且传统的政治理念是强调民享而非民治,而良好的治理包含了政治亲民、能够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以及保障公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民众对民主有这样一种认知,不能说没有文化的基础。从经验上来看,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也请民众对于当前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一个评估,然后我们把这个评估统计出来做一个平均数来分析。我们来看下图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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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或者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评价平均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上图的右上方,比较差的在左下方,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它们正好在我们所衡量的政体合法性上也是偏低的,虽然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完美的线性关系,但可以看出来经济发展的好坏绝对会影响到政体合法性的高低。

3 儒家民本思想比西方代议民主理论更具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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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般在社会科学中叫做多变项的因果分析。在这个因果分析里,我们试图把两个不同规范的理论传统对照起来分析,一个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传统,它会强调一个政体必须具备哪些要素、哪些特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高的合法性呢?它会把普选、多党竞争、言论重要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另外一个是亚洲自己文化脉络里的儒家民本思想,它会强调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哪些因素呢?它会强调经济繁荣、民生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对待、政府廉洁、官员能够获得信赖、民众需求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些都是非常实质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实际能得到的结果。而西方自由传统里面,政体合法性必要的要素包括自由权保障、选举问责、权力制衡、政府公开透明、法治原则、政党公平竞争、公民参政能力等。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模型比较复杂,除了刚才这些变项以外,我们还控制了政治文化的变项,以及一般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变项,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因素的统计分析(见下图)。简单来说,两个圈代表这个变项解释力很高,一个圈代表有解释力,一字线代表没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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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东亚国家分成两个群体,一个叫儒家社会,一个叫非儒家社会,可以看到凡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在儒家民本思想里面强调的这些要素,在支持一个政治体制合法性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它会影响到政体在合法性会不会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即使在非儒家社会它的解释力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观点,即什么是普世性,永远需要在经验上做严格验证。从某些角度来说,其实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良好政体的一些要素和条件,可能在很多社会都是会被重视的,只是从来没有被好好验证。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用这个理论架构同样去分析亚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欧美的国家,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它只是一个适用于亚洲的某一种文化脉络的合法性的基础,还是说它有一定的普世性,而且它的普世性可能不比我们以前认为主流的自由民主的理论更低,我觉得这是政治学将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4 为何代议民主体制无法支撑合法性

最后我要谈一下为何在亚洲有不少代议民主,它似乎在我们所做的指标里没有办法得到非常高的认可?我认为原因有几项。

首先亚洲民众心目中的民主一定要有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内涵,如果这个体制形式上是民主,但是达不到这两个标准,第一未必会被认为是充分民主的,也未必会被拥护。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政治体制必须实现民享,单单有民治是不够的,民治不一定会带来民享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在亚洲,因为很多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已经经过好几轮的轮替,一开始新型民主,人们可能会说需要慢慢调整上轨道,但是如果民主化20多年、30多年之后,像菲律宾,不管从社会公平还是有效治理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结果,那么要维持很高的政体合法性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经过几轮政权轮替之后,民众对民治必然带来民享的乐观期待开始破灭。

此外,今天的世界比较复杂,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提供最好的一种标准,可以作为最好的范式,但是现在看起来全世界范围里所有的西方民主、代议民主实际上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挑战,因此21世纪是要探讨新的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的很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新的变化出现,不仅内部出现了很多政治僵局和两极化,以及民粹主义兴起的挑战,而且外部有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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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天已经有很多有反省能力的思想家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包括福山最新的书(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他深刻担忧美国的体制衰败。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对美国体制富豪政治的倾向非常批判。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来看西方体制的确已经面临很多新的难题,包括刚才讲的富豪政治,以及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反复出现,很难引导这个社会在重大问题上很快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案。另外我们有很多新的体制是值得尝试的,何包钢教授在审议民主方面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一些实验,实际上在网络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民主创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当代的政治体制已经演变到了一个要产生蜕变的阶段,尤其在合法性问题非常突出的时代,这个探索非常重要,我以此期勉大家加入这个行业。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16/9/7

旧文章ID:26739

曹野蛮:中国的奥运健儿成了西方的“人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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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野蛮  来源:观察者网

奥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体育盛会。每四年,我们就能看到优秀的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挥洒汗水、争夺奖牌。尽管奥运会被视为一场纯粹的体育盛会,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经常试图利用奥运会来刻画中国及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在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共获得88枚奖牌,位居排行榜第二。

中国运动员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例如,年轻的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尽管只有14岁却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也赢得半决赛,并且打破了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记录。此外,还有很多关于中国运动员的成功故事引来了大量的关注。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故事在西方媒体上并没有得到太多报道。当时,如果你尝试在谷歌搜索“苏炳添”时,在搜索结果的首个页面上,你只会发现《中国日报》、《南华早报》、《环球时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报道,而没有西方媒体的文章。

因为如果西方媒体要报道苏炳添,它们就必须报道中国的成功,而这根本不是西方媒体对待中国的方式,它们通常只喜欢写关于中国负面形象的文章。

很多西方国家把奥运会视作软实力的一种形式,用以宣传自己的国家,并获得民族自豪感。然而,就报道中国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成功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呈现。由于西方媒体以这种方式展示中国形象,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国家。这种认知不仅在经济或军事领域很普遍,在体育领域也同样如此。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前,西方记者就发表了无数文章,讲述国际关注将对中国社会和政府造成压力,迫使中国改变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中国转变为西方式民主国家——一个更有可能受到西方思想和西方政治影响的国家。然而,这并没有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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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的“提问”

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一届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却没有出现任何国内政治变化的情况,对西方记者来说,这意味着极度的失望。

今天,西方记者说,让中国有机会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失误,然而,在2022年再给中国一次机会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因此,今天西方媒体正试图“你追我赶”,比较谁能写出更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但对于中国获得成功的报道,你几乎找不到。中国的成功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正面呈现,有时候也只是扭捏提及。事实上,成功越大,它被用来歪曲、攻击中国的空间就越大。

“为什么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金牌?而不是同样多的银牌或铜牌?”

这一点经常被解释成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赢得金牌。西方媒体会说:中国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因为中国唯一关心的是赢得最多的金牌。因此,中国政府为所有在西方资金不足的体育项目提供资金,以便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根据西方媒体的说法,这些体育项目并不真正需要体育人才,只需要数小时的训练和大量的资金。中国最成功的体育项目乒乓球常常被嘲笑为“不是一项真正的体育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打乒乓球不需要太多的运动能力,需要的只是良好的注意力。除此之外,中国在乒乓球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也常被认为是中国应该退出奥运会乒乓球赛的一个原因。

西方国家不是试图提高乒乓球运动员的技术,而是建议将乒乓球从奥运会中取消。他们没有提及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将资源集中在他们擅长的奥运项目上。而只是选择了中国作为靶子,并将其描绘成选择了某种邪恶的策略,证明中国正在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都是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奖牌,最好是金牌,他们只会指责中国,说中国渴望金牌,没有奥林匹克精神。

此前,我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关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赢得的奖牌被统计为中国获得奖牌总数的文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正常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实际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媒体将这个话题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大丑闻”。

我来自欧盟的一个国家,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奥运会期间,欧盟国家突然走到了一起,尽管欧盟绝不是一个国家,但欧盟声称他们在奥运会上赢得了最多的奖牌,并将自己排在奖牌榜的首位。

西方媒体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年轻运动员的训练。它们经常展示中国儿童为成为优秀运动员而进行痛苦疲惫的日常训练的可怕画面。在西方国家,孩子们的训练是否相似甚至完全不重要,只有在中国进行训练时才重要。

事实上,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在YouTube上搜索了一下,如果我输入“中国奥运会”,什么样的视频会是最受推荐和观看的?排名靠前的视频中只有一个是年轻的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婵的视频,其余基本是关于中国儿童训练营的视频,以及这些中国儿童在奥运会训练期间所经历的艰苦和痛苦。

这并不奇怪,YouTube是一家美国公司,所以很明显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甚至扭曲中国的成功来做更多的反华宣传。于是,受过痛苦训练的西方儿童坚定而英勇,是民族与国家的英雄,而有着同样经历的中国儿童被描绘成了可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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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通过“展示”小运动员的“痛苦”训练来攻击中国。

今天西方媒体谈论的热门话题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中国将如何利用冬奥会“推进侵犯人权的制度”。中国也被指责造成了新冠疫情的肆虐,被指责试图掩盖有关病毒的信息……这种认为中国总是在撒谎并试图掩盖负面消息的观点,延伸出了另一个议题:前往中国,是否安全?在西方世界,普通民众很难靠自己的知识来确定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是否比中国政府声称的要糟糕得多。

我从2018年起就生活在中国,我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也是最不可能被感染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确实听取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卫生专家的建议。但西方媒体使用一切妖魔化中国的策略,即使是荒谬的策略,西方人听得多了也会相信。

众多西方记者和西方媒体不断敦促国家与民众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此前还有人建议将奥运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中国的新冠疫情不确定,而且中国政府正在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知道,他们不得不对中国说三道四,因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尽管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它在经济上要成功得多,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获得了民众极高的认可,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并不信任他们的政府;在安全方面,尽管有大量少数民族民众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主体民族和谐共处,所以中国近年来没有发生极端事件和恐怖袭击,而西方国家根本无法应对穆斯林带来的压力……

所有这些都给西方自称的普世价值理论带来了压力,如果西方人民意识到中国更好,他们自己的政权将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宣传机器需要尽可能将中国描绘成邪恶和危险的样子,让西方人害怕中国,并为有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中国的伤害而感到高兴。

美国人上一次决定抵制奥运会是在1980年,当时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美国当时宣称会将所有运动员从莫斯科撤出,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然而,今天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也不相信今天世界上任何西方国家愿意真正抵制奥运会。1980年,一名不得不错过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员说,如果说1980年的抵制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教会了我们什么不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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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谓“人权问题”与“抵制北京冬奥会”相结合的议题到处可见

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喜欢宣称人权和民主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金钱。奥运赞助商、电视转播权、营销交易……全球化时代,奥运会涉及的经贸往来如此之多,我并不觉得西方愿意错过。政客们去不去北京,真的不重要,实际上只是一个无用的姿态,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当然,出于防疫的考虑,这或许也不是坏事。

另外说一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参与抵制的做法甚至不值得在意。因为如果没有美国,这些国家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对于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不甚关心,直到看到美国说“外交抵制”之后,他们才上了同一艘船。说实在,这种举动只会让他们看起来像美国的“跟班”,而不是他们希望被世人视作的“人权保护者”。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6738

胡锡进退休了 : 换个角度看“叼盘” 从此再无“叼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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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全耀  来源:秦爷全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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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退休了,震惊中外,连纽约时报都发了文章!

对于胡锡进,咋说的都有。网友晏秋秋发声:如果老胡不发声,那么,我的互联网世界,就少了一份精彩。而国际舆论场上,也少掉了一种“中国声音”。

胡锡进退休,最不敬的还是左派网站。红歌会网上一篇《难别胡锡进:胡编不再是胡编,却无妨继续胡编!》的文章竟然阴阳怪气地喊出了“胡公千古”!

靠!文章中是这样评论胡锡进的:反面教员也是教员,甚至是好教员,正面教员往往教育不过来。要感谢胡锡进。这些年,尤其是近两年,又尤其是今年以来,他帮助教育了不少人,认识到何为“改开”以来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范,何为所谓“建制派”,何为“形中实右”,何为“表面骑墙实际不骑墙”……

从副总编到总编,从胡锡进到胡锡退,他在环球时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知道过去的环球时报是个什么样子吗?比一穷二白强不了多少,广告稀稀拉拉,半死不拉活。身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一上任他就以身做则亲自拉广告,当然他有很多疑问,那些赤裸裸的药品保健品广告做不做?折磨呀!两难。

可以说,他是个难得的明白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内容为王,甚至为一个标题都一次次地打电话不厌其烦。胡锡进是一位十分执着的报人,没有他就不会有环球时报的今天。每每回忆起又增加了订户后,他那个高兴劲儿,几乎就跟孩子差不离。

网上给他最多的定位就是“胡叼盘”,认为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但是秦爷有话要说:胡锡进不是乌有之乡,不是红歌会,也不是李光滿、司马南。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左派嫌他右,右派嫌他左,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真人君子,哪个比哪个更可爱……

胡锡进可爱不可爱?可爱!当李光满跳出来否定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成果时,是胡锡进挺身而出大喝一声,休想。当司马南质疑联想放火烧荒时,又是胡锡进奋起反驳,勇敢地保卫民营经济。

对于胡锡进其人,他曾托人带过话,老秦是我十分尊重的老朋友,能不能劝劝他别老批我。虽然我拒绝了他,钉是钉、铆是铆 。可在他阻止和斥责李光滿和司马南时,我也一样振臂高呼:老胡牛掰,“胡叼盘”这几个盘叼得好!叼的伟大,叼的光荣,叼出了胡锡进的另一面。

“胡叼盘”挺不容易的,连改革开放,连民营经济的盘他都敢叼,难能可贵!难怪胡锡进刚一退休,红歌会就退而后快,喊出了“胡公千古”。

网上有人表示疑惑,“胡叼盘”退休了,再有盘时谁来叼?秦爷快人快语:叼盘者千千万,万万千,但“叼德一”却只有一个,当仁不让,那就是老胡。

胡锡进退休了,从此再无“叼德一”。叼盘再怎么叼,恐怕也再叼不出胡锡进的水平和境界,谁也甭想“比学赶帮超”,“叼德二”、“叼小三”而已。

我不否认和胡锡进的左右分歧,但他对改革开放的立场和态度,我服气。我知道这篇文章是会掉“关注”的,左派右派都不会满意,因为说了胡锡进的好话……

来源时间:2021/12/18   发布时间:2021/12/18

旧文章ID:26737

于泽远:胡锡进退休 环时能否保持影响力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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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泽远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著名媒体人胡锡进昨天宣布已办理退休手续,不再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进入“后胡锡进时代”的《环球时报》能否保持现有的影响力,还有待观察。

环时将实行“双首长制”

据《联合早报》了解,61岁的胡锡进退休后,《环球时报》将实行“双首长制”。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正伟出任《环球时报》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社长。此前,《环球时报》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没有董事长、社长。同时,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吴绮敏出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主要负责《环球时报》的新闻和评论业务。

范正伟今年41岁,曾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总编室和评论部工作,任人民日报评论部部务委员、要论编辑室主编、主任编辑,被称为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笔杆子”,也是人民日报重大时政评论“任仲平”主要成员之一。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6年2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中央电视台台长聂辰席和编辑代表范正伟等人分别发言。“他们谈认识、讲工作、提建议,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交流。”

范正伟曾参与撰写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等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多篇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以及10多篇署名“任仲平”的文章。他还九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曾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三个意识:全球意识、问题意识和分寸意识。

范正伟出任《环球时报》社长,意味着他跻身正局级行列,成为人民日报社令人瞩目的“后起之秀”,仕途光明。

近20年来,《环球时报》在胡锡进的带领下,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市场化媒体之一。去年4月,胡锡进就已迈过正局级官员退休的门槛。据了解,考虑到胡锡进对《环球时报》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人民日报社破例让他留任一段时间。

自称“老胡”的胡锡进驰骋网络舆论20余年,至今仍是中国人气最旺的大V之一,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大V之一。有人称赞他率真敢言,忧国忧民,也有人骂他圆滑多变,见风使舵;有人赞美他总是站在第一线为国家利益发声呐喊,也有人指他利用民粹,变相为官方涂脂抹粉。

胡锡进昨天发文称,今后他将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身份,“继续为环球时报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继续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竭尽所能。”

北京有关人士分析,《环球时报》从一个普通小报变成一个在境内外都有影响力的知名媒体,胡锡进居功至伟。在体制内,像他这个级别的人物一般都十分“老成”,发表文章也中规中矩,尽量避免涉及敏感话题,以免让人挑出政治毛病。但胡锡进却经常触碰敏感话题,在同级官员中显得颇为另类。

该人士认为,《环球时报》未来能否保持胡锡进创下的敢言善辩的风格还不得而知。可以预测的是,《环球时报》很难再产生一个“胡锡进”。

来源时间:2021/12/17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6736

哈里斯称未与拜登讨论过竞选连任的问题,白宫:竞选计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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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2月15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她从未与总统拜登讨论过后者是否会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问题。16日,白宫方面重申,尽管哈里斯表示她没有与拜登就竞选连任一事进行讨论,但拜登竞选连任的计划不变。

据《华尔街日报》12月16日报道,哈里斯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目前不会考虑拜登是否会竞选连任的问题。“我可以很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就竞选连任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们第一年的任期还没有结束,况且美国正面临着新冠疫情,现在我们的优先事项是重建经济。”不过,白宫副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拜登计划和哈里斯一起在2024年竞选连任,“哈里斯只是说她和拜登从来没有谈过竞选连任的事。当然,媒体和总统本人都说过他确实计划寻求连任。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对副总统和总统的交流置评。我只能重申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以及总统自己说过的话,他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 对于“如果拜登再次参选,是否会保留哈里斯作为竞选伙伴”的问题,让-皮埃尔表示,“是的,这点没有改变。”

此前,白宫多次表示拜登计划竞选连任。当地时间11月22日,普萨基证实,现任总统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不过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并不看好拜登连任的前景。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11月7日发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8%。《纽约时报》11月18日报道称,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可拜登任内的表现。

来源时间:2021/12/17   发布时间: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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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夭折”之旅:布林肯提前结束的东南亚之行达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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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振华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其访问团中出现一例新冠确诊病例,提前结束其13日开始的首次东南亚之行。路透社此前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派高级外交官访问东南亚,加强美国和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这场半途夭折的访问,是否达到了美国的期望呢?

邀请泰国外长“尽早访美”

15日,布林肯已经完成了对印尼、马来西亚两国的访问。16日对泰国的访问是其原定行程的最后一站。据路透社15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日宣布,鉴于此次随行的媒体团队中检测出一例新冠阳性,布林肯决定取消对泰国的访问。

据美国《纽约时报》12月15日报道,因“出于谨慎”而提前回国,布林肯对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帕马威奈(Don Pramudwinai)“深表遗憾”。

据泰国《曼谷邮报》12月14日报道,布林肯原定对泰国的访问将重点讨论东南亚地区的防疫合作。美泰双方希望彼此的双边关系能对东南亚地区抗击新冠疫情发挥重要作用。自10月以来,美国疫苗生产商INOVIO与泰国医药公司持续开展谈判。INOVIO新冠疫苗是一种DNA疫苗,尚未获得批准。其运作机制与灭活疫苗、病毒载体疫苗、mRNA疫苗等已批准的新冠疫苗不同。

美泰两国期望双方在疫苗试验、制造和医疗研发合作取得进展,以此让周边地区的二十亿人口受益。

按照原定行程,布林肯将于16日于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高级官员会面。尽管高官会面未能举行,但布林肯仍在曼谷短暂停留,以接回美方的机组人员。泰国当地时间15日晚上,布林肯一行人返回美国。

普赖斯15日解释布林肯临时取消访问泰国行程时强调,做出这一决定的考虑是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普赖斯还说,布林肯邀请帕马威奈“尽早”访问美国,并承诺将尽快重启对泰国的访问。

这不是美国高级官员首次在访问东南亚期间遭遇“意外”。8月24日,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称,在发现“最近可能发生的异常健康事件(‘哈瓦那综合征’)”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4日从新加坡前往越南的行程略有延迟。不过,哈里斯并未取消对越南的访问,只是启程时间推迟了三个多小时。

尽管美国与东南亚多国在国防、反恐等区域议题上多有合作,但东盟十国中美国的盟国其实只有泰国和菲律宾。因此,外界较为关注泰国和美国的往来。《日经亚洲评论》8月刊文指出,美国高级官员今年对东南亚的访问以新加坡和越南两国最为频繁,泰国作为传统伙伴却“无人问津”。布林肯此次泰国访问半路夭折,这为美泰关系走向增添了不确定性。

普赖斯15日声明称,布林肯和帕马威奈通话强调,他们将利用即将实现的会面进一步深化美泰同盟。

印尼再度拒绝选边站

布林肯此次出访是其就任美国务卿以来首次出访东南亚。12月13日至15日,布林肯完成了其上任后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首访。

《纽约时报》12月14日报道称,布林肯在访问印尼时淡化了美中两国的直接对抗,承诺将通过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援助来加强和所谓“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这被认为是美国在企图利用“软实力”来实现区域对抗的目的。

《纽约时报》15日报道还分析说,布林肯强调美国是一个更值得选择的合作伙伴。布林肯称,美国向“印太地区”捐赠了3亿支新冠疫苗,而且这些疫苗赠予“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据报道,美国和印尼达成了一系列关于海上合作、教育和“和平队”(美国官方运营的志愿团体)交流的协议。但布林肯对印尼的“好意”并未让印尼“选边站”。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尼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15日强调,印尼具有平衡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的地位。

“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印尼是不需要在任何强权国家站边的国家。我已把这个信息转达给我在中国和美国的朋友。”卢胡特说。他还就南海问题表态说:“在纳土纳群岛,在南海,我们都没有问题。至于印尼的领土完整,我们从未与任何人讨论过。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

卢胡特还说,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时强调,印尼与十五至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如果美国不重视印尼”,“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只要合作互利,每一个国家都是朋友。”卢胡特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日报道,俄罗斯和印尼于当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安全问题磋商,双方确定将扩大两国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的途径。《纽约时报》称,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布林肯几乎同时抵达印尼,这显示出了印尼的战略价值。

向缅甸军方施压

15日,布林肯与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以及其他马方高级官员举行了会面,美、马双方讨论了安全、经济、文化以及防疫等方面的合作。布林肯也与马来西亚的高级能源官员举行了会面。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布林肯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还重申了东盟的重要地位。“东盟对‘印太地区’的架构至关重要。”布林肯说,“我们非常期待明年与东盟举行特别峰会。”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阿卜杜拉回应说,定于2022年1月19日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将讨论美方的峰会邀请。

根据报道,美国希望能在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上讨论缅甸危机、疫情后的复苏、气候变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布林肯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表示,美方正在考虑对缅甸军方施加更严厉的制裁。

赛夫丁·阿卜杜拉强调,东盟的缅甸政策须“深思熟虑”,而且东盟必须在缅甸问题上采取更加一致的立场。“我知道我们坚持不干涉原则,但是……东盟也应该考虑‘拒绝漠不关心’的原则,因为缅甸发生的事情已经走出缅甸。”赛夫丁·阿卜杜拉说。目前,马来西亚已接待超过2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12月15日引述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东南亚和南亚负责人彼得·芒福德(Peter Mumford)分析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裁对改变缅甸军方的路线几乎没有影响。

芒福德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对缅甸军方施压,来避免严重暴力事件发生。他分析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缅甸军方施加的制裁有可能会对缅甸人民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芒福德说。

来源时间:2021/12/17   发布时间: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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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与中美交往“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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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经投票确认了拜登总统对驻华大使人选的提名——今年66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近期将到北京赴任。

驻华大使这一职位自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2020年9月辞职离任后一直空缺。此前,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对伯恩斯的提名确认一直多有阻挠,理由是他不充分了解“中国威胁”。

随着伯恩斯的到来,美国驻华使馆终于有了正式的“一把手”。这也显示出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的一些变化。在中美高层战略沟通艰难恢复的背景下,白宫派遣伯恩斯使华,或体现出拜登政府试图构建两国外交互动的一种“新模式”。

外交老将伯恩斯

伯恩斯于1956年1月出生于纽约,此前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实践教授”。伯恩斯曾在美国政府供职27年,而且横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外交经验极为丰富,尤其擅长谈判。选择这么一个人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显示白宫希望以专业性方式而非“政治家模式”处理中美关系难题。

伯恩斯曾于 2005 年至 2008 年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一职位相当于国务院的“三把手”。此外,他拥有多次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经历——2001-2005年驻北约代表、1997-2001年驻希腊大使,早年还有在以色列、埃及等国担任外交官的经历,在外交一线处理棘手事务的经验较多,会讲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

伯恩斯堪称谈判桌上的“老手”,曾牵头一系列事关美国重大利益的谈判工作,如美国-印度民用核协议、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协议等;还曾作为美方主要成员,推动伊朗核问题协议的谈判进程。

反观过去几任美国驻华大使,要么是国会议员,要么是与总统有特殊关系的州长或部长——这些任命体现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政治家模式”。这种模式有较高的灵活性,体现出白宫希望通过这些人物与中国领导层之间的特殊关系处理两国外交难题的用意。比如,特里·布兰斯塔德是前艾奥瓦州州长,他早年即与中国领导人相识。

“政治家模式”也有其弊端,一些美国政治人士在华期间的表现容易沦为“政治秀”,目的是为了未来的进阶累积更多的政治资本。拜登政府放弃这一模式,或许表明在眼下中美关系激烈竞争、高度紧张的阶段,它试图通过任命具有丰富政府和外交经验的人士担任驻华大使,从而更加严密地管控对华外交关系,使用更加清晰的外交信号传递信息、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来处理棘手难题和突发事件。

伯恩斯与白宫关系密切

评断某位驻华大使是不是重要,首先要看他和最高决策层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应当说,伯恩斯对白宫内部决策程序非常熟悉,他与拜登核心团队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伯恩斯拥有在美国总统身边和白宫直接服务的丰富经历,这使他对美国最高层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模式、协调方式、政治偏好等有着直观而深入的了解,他懂得如何与“一把手”以及总统身边最重要的人物打交道。

伯恩斯曾在老布什政府担任苏联事务主任,参与了当年美苏两国元首的所有峰会,并在苏联解体后负责实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1990 -1995年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以及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有权向总统直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为此,他曾获得“总统卓越服务奖”。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伯恩斯还担任过她的非正式顾问,总之与民主党高层之间的关系相当好。

伯恩斯与拜登本人更是关系密切,拜登竞选总统时,他就是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此外,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重要成员,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保持着长期交往,这些人对伯恩斯都比较敬重。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等人认为,伯恩斯在未来拜登政府对华决策中将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受到白宫信任、熟知美国政府官僚体系、擅长政治沟通的外交老将,伯恩斯将是未来中美决策层之间的沟通桥梁。在中美元首峰会因各种因素难以定期举行的情况下,白宫对伯恩斯的任用,体现出拜登政府试图构建美中高层交往的一种“新模式”。

伯恩斯与美国对华竞争的深化

伯恩斯在美国战略界堪称“长袖善舞”,对美国外交全局的认识较为深刻,尤其对欧洲、俄罗斯等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十分了解。拜登任用伯恩斯,显示了美国在世界大棋局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层用意,希望借此进一步落实美国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激烈竞争”“负责任竞争”等核心政策理念。

长期以来,伯恩斯以其外交和战略事务方面的傲人职业资本,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纵横驰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美国“军工复合体”关系密切。2008年从美国国务院退休后,伯恩斯加入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科恩等高官组建的“科恩集团”,为美国的重要军工企业等提供商业和政策咨询服务。伯恩斯尤其重视科技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是美国半导体领域企业应特格公司(Entegris, Inc.)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业务涉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以色列等。

伯恩斯在多家美国顶尖智库扮演领导者角色。除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职,他还是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阿斯彭战略集团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这些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较大,而且近年来越发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伯恩斯曾利用阿斯彭学会的平台推动有关美中战略竞争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此外,伯恩斯还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唤醒良知基金会(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等机构的董事。这些机构以慈善、宗教等问题为关注点,广泛连结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精英。拜登政府或希望发挥伯恩斯在美国战略界的广泛影响力,把政商学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针对如何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提出有效的、可落地的政策建议。可以说,伯恩斯这类的人物既精通大国政治,又懂得外交运作,还擅长精英联络,他们注重弥合战略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的差距,或许会更加有力地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一系列构想落到实处。

伯恩斯的“中国观”

在对华政策方面,伯恩斯抱持一种总体强势但相对稳健的看法。他的外交职业经历也使其具有某种全局观和长远视角,能够以务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处理外交难题。近年来,伯恩斯较多地参与了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活动。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却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和“对手”(adversary)。伯恩斯主张在军事上加大对华威慑,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性强化,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他在今年2月称,美国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同时,伯恩斯也认为,美中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两国经济不应“脱钩”。美国与中国既要竞争,也需要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

二是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印太、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四大领域,其中技术的竞争将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应不断完善“全政府”“全社会”方式应对中国。伯恩斯强调,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与中国进行有力的竞争但不滑向战争,尤其是中美不要被第三方拖入战争。伯恩斯曾表示,美中两国开战将是毁灭性的,双方需要建立高层热线联系和危机管理机制,用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

三是认为美国应当保持自信,不要高估中国带来的威胁,也不要低估美国自身的优势。伯恩斯提出,美国在冷战中应对苏联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针对对手的客观评估,美国决策层应认识到自己在制度、军事、科技方面具有“长远的优势”,要准确认识中国的“弱点”,减少对中国的无端恐惧。伯恩斯认为,虽然未来几十年美中之间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但美国仍可以依靠外交的力量与中国保持和平,美国需要学会分享权力,可以让中国承担部分全球事务的领导权。

四是认为美国与中国“竞而胜之”的关键是重组和加强美国的同盟关系。伯恩斯称,日本、澳大利亚等条约盟友以及新加坡等安全伙伴的存在,可以“放大”美国针对中国的优势。在打造对华阵营方面,伯恩斯高度重视印度的作用。他提出2050年前世界权力格局将会产生重大变化,印度将会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孟加拉湾等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也会上升。此外,伯恩斯还提出,要推动欧盟和北约盟友对中国施压更大的压力。

总之,伯恩斯填补美国驻华大使长达一年半的空缺,对于中美高层战略交往的“正常化”是有帮助的。在当前美国国内肆意炒作“中国威胁”、拜登政府大力深化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需要倡导以理性、专业、建设性方式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诸多难题,尤其是要持续推动两国构建顺畅、精准、高效的高层战略沟通模式。要想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避免双方陷入军事冲突,就必须设法“让外交回归外交”。

来源时间:2021/12/17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6733

拜登的中国难题:如何执行特朗普的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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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拜登总统在入主白宫时曾承诺对中国采取与前任不同的策略,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伤害了美国农民与消费者,也未能解决中国的经济行为带来的重大隐忧。

但在任职近一年后,拜登所做的仍然只是确保中国履行在2020年1月的贸易协定中向特朗普总统做出的承诺。

中国距离完成协定目标预计还差得很远,即在2020年和2021年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包括能源、服务、食品和制成品。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P·鲍恩追踪的数据,由于对飞机、汽车、原油和其他美国商品的购买量低于预期,到2022年底,中国仅能履行其在贸易协定承诺采购额的60%。

知情人士透露,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中国官员声称全球疫情、工厂停产和运输中断是导致采购不足的原因。尚不清楚拜登政府对这种说法的接受程度,也不知总统会否因中国没有履行协定承诺而对其采取行动。

该协定的文本写明,如果“发生双方都不可控的未知情况,导致一方无法及时履行其义务”,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该协定还允许美国在中国违反协议,以及两国政府无法就如何推进协定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采取“补救措施”,如加征关税。

但许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组织一直在呼吁拜登政府降低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因为这些关税抬高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美国已对大约三分之二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在物价已经上涨之际,将关税扩大到其他商品可能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更重的负担。

在上个月与记者的讨论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称,中国的“表现并不算完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与中国接触的全部意义所在。”

“对此我们正在努力,”她还说。

这样的决策表明,拜登在接替一位享受占上风、喜爱大整数的总统时需要面对的风险。

特朗普因为签署这份协定而受到了(至少来自其支持者的)赞扬,这可能是自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最重大的经济让步。但当协定中的条款不能完全实现,必须决定前进方向——并承担政治风险——的人成了拜登和他的副手。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拒绝对谈判相关问题置评,但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惠互利的”。

“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他补充道。

贸易专家表示,中国未能达成如此艰巨的采购目标并不算特别令人意外。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在他与中国那有如“又大又美的怪兽”一般的贸易协定中,有些目标根本是生造出来的。

在2019年10月的一次讨论农业指标依据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表示,他已敦促中国承诺每年购买600亿至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后来又把数字定在了4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

“我的人定下了200亿美元的目标,而我说,‘我想要更多。’他们说,‘农民应付不了的。’我说,‘让他们买更大的拖拉机。多么简单的事,’”特朗普笑着说。

“我想要农民们对我说,‘先生,我们生产不了那么多,’”他还说。

当2020年1月特朗普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时,这些估算数字就成了美国政府白纸黑字的承诺。尽管拜登及其副手曾批评该协定未能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许多最紧迫的贸易问题,但他们后来承诺将维持该协定的内容。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在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拜登总统强调了中国履行承诺的重要性,以及他希望戴琪与其同级的中国副总理刘鹤的对话能够取得“切实进展”。

中美官员都强调,采购承诺只是贸易协定的一部分。该协定还囊括了对其他改革措施的承诺,如简化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流程,加大知识产权侵犯的惩罚力度,并为美国金融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减少壁垒。

戴琪表示,就协定包含的其他承诺及其未包含的重要贸易问题,如中国对本国各产业的补贴支持,她正在向中方领导人施压。

但她称这份协定(通常被称为“第一阶段协定”)是一种“动态协议”。

“这是我们这届政府对美国与我们的贸易伙伴达成的协定所投入的努力,是的,我们会要求他们负起责任,”戴琪说。

根据鲍恩的统计,中国距离实现其承诺的农业采购目标最为接近,在10月底已完成了协定中83%的采购量。

由于非洲猪瘟导致中国生猪数量锐减,美国玉米和猪肉对中国的出口尤其强劲。但据鲍恩估计,美国大豆、龙虾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可能未达预期水平。

鲍恩表示,对于包括波音飞机、汽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工业机械在内的制成品,到10月底中国只购买了承诺采购量的60%。在这一大类中,飞机和汽车的出口情况令人失望,部分原因是波音737 Max飞机被禁飞。但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和抗击新冠病毒的医疗用品有所增加,这些商品都包含在制成品的范围内。

在原油、煤炭和精炼能源产品滞销的情况下,到10月底,中国对能源产品的购买量仅为该协定下所应购买量的37%。但鲍恩表示,这一特定领域的购买目标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中国也对服务进口做出了承诺,但鲍恩说,美国没有公布明确的月度服务出口数据,因此难以对中国履行协定的进展做出评估。

“即使是在第一阶段协定刚开始的几个月,中国也没有跟上进度,”鲍恩说。“显然,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有影响,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目标在一开始就不现实。”

拜登政府试图淡化中国的采购量,称他们正在制定其他更重要的中国相关贸易政策。

近几个月宣布的几项与欧洲的贸易协定表明,拜登政府计划在特朗普的协定之外,继续推行其对华贸易战略。美欧领导人宣布,他们计划加强在技术、民用航空和钢铁部门的贸易联系,制定有利于推行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的新标准,并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他们的贸易圈。

上周,拜登政府宣布与其他数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旨在控制向威权国家出口敏感技术,并鼓励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对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

专注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创始合伙人荣大聂表示,拜登政府为了施压中国经济进行更重大的结构调整而在努力拉拢盟友,在此之际,美中贸易协定就成了两国关系的根基所在。

“他们在努力维持协定,这是他们继承下来的东西,”他说。

Ana Swanson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记者,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方面的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供职,撰写关于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12/17   发布时间: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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