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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助卿:统一大门关闭 台海现状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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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承认,很不清楚美国是否有方式和能力保证能维持台海现状。他指出,如果台海两岸可能迈向统一的大门被砰地关上,则维持台海现状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近期来自华盛顿的信号所显示的。

现任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的拉塞尔(Daniel Russel)日前参加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举办的“日美在台湾海峡的经济与安全政策联系”研讨会,谈到维持台海现状前景时做上述表示。

曾在奥巴马时期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和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亲身处理过美国与两岸的关系。他在研讨会上首先阐述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和拜登政府的对台战略。

拉塞尔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中心要义是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终究要由两岸人民和平解决。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台湾,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同时,美国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这个定义“很具弹性”。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军事物品以助其自卫,并认为“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损害台湾未来的行为都是对和平安全的威胁,对美国是严重关切”。

拉塞尔称,这也体现了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中心。从1979年起,美台之间不再有防卫条约,但美国仍保留是否防卫台湾的决定权,这是由美国总统依据情况做出,而非自动做出这个决定。但华府也将之作为一种政策,试图维持美国将干预北京对台动武的假设。

拉塞尔表示,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除此之外,台湾在产业、价值观、地缘战略上都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对美国甚具价值。他称,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拿走,则“美国在全球的信用和威慑力将被毁坏”。

拉塞尔认为,拜登的对台战略晦涩难懂(murky)。一方面,拜登政府表明其目标是保持台海和平稳定,维持现状,直到两岸有和平过程产生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很不清楚美国是否有方式和能力来保证这种结果。因为首先,军力平衡已发生变化,不再确定解放军攻台会失败;其次,华府与北京、台北与北京之间事实上没有对话,没有外交和政治工具支持两岸稳定的目标。

拉塞尔指出,现在明显缺乏的是“可信的再保证”。美国对北京没有可信的再保证,即美国政策没有朝“一中一台”变化,美国没有鼓励那些在台湾支持“法理独立”的人。中国也没有给华府可信的再保证,即北京仍有意和平统一。两岸之间也没有可信的相互再保证,即台湾不会放弃和平统一的前景,北京不会采取行动伤害台湾。

拉塞尔说,一方给予另一方可信再保证的时机或许已过,取而代之的是各方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和威胁,这促使了恶性循环,促使大家不得不假设要为B计划做进一步的准备,从而加剧了各方的安全困境。各方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僵局之中。没有哪一方真想采取军事行动,但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很高,管控和降低危机的机制此时并不运作。

被问到日本在台海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拉塞尔承认,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国无法防卫台湾。“这是一个直截了当、非黑即白的命题”。如果日本强大的军力加入应对台海紧急状态的等式中,解放军面临的挑战就大得多。安倍最近的表态使得解放军作战计划的挑战复杂化。

对于现在被不断渲染的台海军事冲突风险,美国台海问题专家任雪丽(Shelley Rigger)认为,台湾问题终将要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不通过军事冲突应当也有可能达成目标。她在研讨会上称,即便中国大陆成功接管台湾,台湾在某个时候投降,仍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她希望各方寻求方式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但延长至未来,而不是这么多地谈论军事冲突。

似乎比任雪丽更现实地面对局势,拉塞尔表示,不相信任何人找到一个更好的选择来维持现状,以扩大台湾继续保持现状的模糊环境。他说:“如果可能迈向统一的大门被砰地关上锁住,则这将是不可能的。而那正是最近来自华盛顿的信号所显示的。”

来源时间:2021/12/16   发布时间:2021/12/16

旧文章ID:26719

刘亚伟:中美关系进入“软缠硬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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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今日头条-赵全胜谈国际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对拜登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判断:长期对峙、低开高走、周期性曲折震荡。两国之间“大事”频频:台海升温,元首视频会晤,冬奥会外交抵制,科技战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下是我们向海看作者群发出的讨论题,以及在美国、中国、日本、和澳门地区的17位教授发来的评论。

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我也代表【海外看世界】编辑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研判中美关系,如果从战略视角或战术判断出发会有何不同?

•如果是周期性的曲折震荡,那周期起始和转向的重要标志、信号会是什么?

•如何评估元首峰会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进一步推进到制度之争?

•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有人说“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发展就快”,您是否认同?中国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官方关系不好时,民间应该怎么互动?中美之间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相互之道?

•如何看待尽管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打压,但中国学生赴美兴致不减的状况?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如何看待美国主导的 Quad 和 AUKUS?

•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引发战争吗?美国将作何反应?

•如果俄乌和台海同时“有事”,美国能两面应对吗?

•如何评估中国增强核反击能力以及中美之间潜在的核不扩散沟通及战略稳定对话?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武心波 中国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汪铮 美国西东大学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吴萱萱 美国欧道明大学

李海默 美国休斯敦大学

中美关系进入“软缠硬磨”阶段

刘亚伟

【17教授评: 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系列第一篇

特朗普总统执政末期因为选情,中美险些发生火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两次给中国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电话,说美国没有对中国动武的计划和打算。拜登总统上任后,全盘接受了他的前任对华政策的衣钵,并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宣布中国是全球唯一能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国家。中方在对双边关系出现稳定和好转的期待落空后在阿拉斯加翻脸。舒曼和王毅在天津的会面并没有为失控的关系加上护栏。

北京和华盛顿双边关系的下滑引发美国国内民主党左翼的担忧和国际社会的不满,白宫也担心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离心离德,拜登9月在联大宣布美国并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随后就有了杨洁篪与沙利文在苏黎世的见面,后者提出拜登总统愿与中方元首举行峰会。在拜登入主白宫近10个月后,终于在11月15日与中方元首通过视频会谈三个小时。这次视频峰会应该说为双边关系加上了护栏,这些护栏包括:

1)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不能欺人太甚;

2)华盛顿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3)中国不会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分道扬镳;

4)双方需要协调和合作应对能源、通胀和供应链的挑战;

5)寻找在第三方合作的可能。中方元首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与美方之前提出的“再挂勾”和“持久共处”也算是不谋而合。

两国元首的视频峰会带来的缓和很快就被白宫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和华盛顿轰轰烈烈的线上民主峰会所打破。中美执行首脑线上峰会共识的计划本来就很粗糙,目前可能有被暂时束之高阁的危险。2022年美国有中期选举,中国有20大,在双方全面“政治挂帅”之前冷静和务实处理双边关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难怪有人说,两国领导人目前都有些身不由己,也无法做出敢于反潮流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

在中美出现一次真正的危机前,双边关系基本就是没有什么规则和交流的竞争了,也许用“软缠硬磨了”更恰当一点。

谁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混战”中安然无恙,取决于两国解决国内问题的成功与否和能不能在国际社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文由海外看世界平台独家首发,文字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21/12/16   发布时间:2021/12/16

哈佛北大等17所中美名校图书借阅榜公开:对比结果惊到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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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哲学和人生

导语

图书借阅榜反映了一个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兴趣偏好,信息量很大。

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收集了各大学过去15年以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美国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数据,而中国的各大高校也公布了当年关于图书借阅情况。

阅读榜一放出,就有机智的朋友们将中美名校阅读榜单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差别很大。

在没看之前,你能猜出中美高校学生各会最偏爱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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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

美国十所高校图书阅读综合排名:

1.《理想国》柏拉图

2.《利维坦》霍布斯

3.《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6.《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7.《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

8.《论美国的民主》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一、普林斯顿大学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2.《全球化及其不满》斯蒂格利茨

3.《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道格拉斯·阿诺德

4.《财政学》哈维·S.罗森

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约瑟夫·熊彼特

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

7.《大外交》亨利·基辛格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9.《停战》理查德·霍布洛克

10.《冲突中的种族集团》唐纳德·霍罗威茨

二、哈佛大学

1.《在伯明翰监狱里写的一封信》马丁·路德·金

2.《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3.《领导大不易》罗纳德·海菲兹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内曼

6.《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7.《政策分析入门》伊迪斯·斯托基

8.《正义论》约翰·罗尔斯

9.《公司财务原理》理查德·布雷利

10.《感谢您的忠告》杰·海因里希斯

三、耶鲁大学

1.《理想国》柏拉图

2.《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3.《隐身人》拉尔夫·埃里森

4.《奥德赛》荷马

5.《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

6.《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7.《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

8.《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约翰·沃玛克

9.《反政治机器》詹姆斯·福格森

10.《伊利亚特》荷马

四、哥伦比亚大学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2.《理想国》柏拉图

3.《论自由》约翰·密尔

4.《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

5.《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

6.《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7.《道德形而上学》伊曼努尔·康德

8.《国富论》亚当·斯密

9.《微积分:早期超越》詹姆斯·史都华

10.《文明及其不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五、斯坦福大学

1.《理想国》柏拉图

2.《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3.《隐身人》拉尔夫·埃里森

4.《奥德赛》荷马

5.《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

6.《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7.《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

8.《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约翰·沃玛克

9.《反政治机器》詹姆斯·福格森

10.《伊利亚特》荷马

六、芝加哥大学

1.《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2.《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3.《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劳伦斯·汉密尔顿

4.《办公时间》诺姆·福斯特

5.《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6.《罗马史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7.《道德形而上学》伊曼努尔·康德

8.《忏悔录》奥古斯丁

9.《人工智能》斯图尔特·拉塞尔

10.《政府论》约翰·洛克

七、麻省理工学院

1.《利维坦》霍布斯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3.《宏观经济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4.《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5.《宏观经济学讲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6.《资本论》马克思

7.《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8.《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

9.《日语口语一讲》哈尔茨

10.《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八、杜克大学

1.《计量经济学》詹姆斯·斯托克

2.《社会成本问题》科斯

3.《国富论》亚当·斯密

4.《公地悲剧》加勒特·哈丁

5.《计量经济学》林文夫

6.《领导大不易》罗纳德·海菲兹

7.《解析政治学》梅尔文·希尼克

8.《公司财务原理》理查德·布雷利

9.《宏观经济学》罗伯特·巴罗

10.《宏观经济理论》托马斯·萨金特

九、宾夕法尼亚大学

1.《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

2.《艺术写作指南》巴尔内特

3.《黑暗的心》康拉德

4.《合作的进化》罗伯特·艾瑟罗德

5.《理想国》柏拉图

6.《富兰克林自传》本杰明·富兰克林

7.《印第安次大陆的艺术与建筑》哈尔莱

8.《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

9.《忏悔录》奥古斯丁

10.《劝导》简·奥斯丁

十、布朗大学

1.《学习和教学》哈罗德·詹姆斯·谢里丹

2.《赛博公民》克里斯·格雷

3.《技术社会》雅克·埃卢尔

4.《学习中心》罗伯特·布朗

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6.《透明社会》大卫·布林

7.《美国技术社会史》露丝·施瓦茨·柯旺

8.《启迪》瓦尔特·本雅明

9《拟像》让·鲍德里亚

10《控制革命》詹姆斯·贝尼格

从综合排名的 TOP 10可以看出,美国学生阅读最多的是经典的政治学、哲学著作,而这些经典书目,很少出现在中国大学生的榜单中。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大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分析,阅读榜单的差异,其实是折射出中美大学在教学模式的不同。

“欧美大学很多老师的授课就是以讲授经典专著为主,基本不受现在互联网影响。在老师教授古典名著的影响下,常春藤学校的学生读《理想国》、《国富论》这类资本主义制度奠基性的专著和文献,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教授的课程,古典的比例不是很大,“我们主要针对现在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米红建议,中国的大学生也应该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包括文化、历史、科技甚至军事著作,并尽量选择繁体版本,因为繁体字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古典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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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

一、浙江大学:《平凡的世界》四次冠军

1.《平凡的世界》

2.《我执》

3.《万历十五年》

4.《狼图腾》

5.《常识》

6.《牛奶可乐经济学》

7.《心理学与生活》

8.《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9.《天龙八部》

10.《国富论》

二、清华大学:《三体》系列受欢迎

1)文学类

1.《三体2》

2.《解忧杂货店》

3.《白夜行》

4.《从你的世界路过》

5.《三体3》

6.《偷影子的人》

7.《三体》

8.《嫌疑人X的献身》

9.《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10.《平凡的世界》

2)社科类:

1.《极简欧洲史》

2.《暗时间》

3.《异类》

4.《稀缺》

5.《激荡三十年》

6.《机器学习在量化》

7.《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8.《人类简史》

9.《祖先》

10.《耶路撒冷三千年》

3)科技类:

1.《算法导论》

2.《LATEX入门》

3.《断舍离》

4.《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5.《LATEX 2e 完全学习手册》

6《MATLAB 完全学习手册》

7.《MATLAB R2014a 完全自学一本通》

8.《Spark大数据处理》

9.《少有人走的路》

10.《时间简史》

三、北京大学:最关心民主

1)政治法律类:

1.《论美国的民主》

2.《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2)经济类:

1.《激荡三十年》

2.《大数据时代》

3.《货币战争》

4.《21世纪资本论》

5.《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3)哲学宗教类:

1.《心理学与生活》

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3.《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5.《亚里士多德全集》

4)文学类:

1.《盗墓笔记》

2.《藏地密码》

3.《老舍文集》

4.《天龙八部》

5.《王小波全集》

四、复旦大学:最想看《心理学与生活》

1)文科图书:

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王小波全集》

3.《正义论》

4.《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5.《第二性》

2)理科图书:

1.《微积分学教程》

2.《基础有机化学》

3.《费恩曼物理学讲义》

4.《数学分析》

5.《力学》

3)医学图书:

1.《人体解剖色彩图谱》

2.《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3.《生物化学》

4.《神经科学》

5.《生物化学原理》

4)年度最想阅读图书:

1.《心理学与生活》

2.《解忧杂货店》

3.《追风筝的人》

4.《平凡的世界》

5.《如何阅读一本书》

五、武汉大学:武侠小说爱好者

1)中文图书:

1.《明朝那些事儿》

2.《平凡的世界》

3.《神雕侠侣》

4.《读库》

5.《盗墓笔记》

6.《藏地密码》

7.《知日》

8.《新周刊年度佳作》

9.《绝代双骄》

10《张爱玲典藏全集》

六、山东大学:爱追《明朝那些事》

1.《明朝那些事》

2.《平凡的世界》

3.《藏地密码》

4.《盗墓笔记》

5.《冰与火之歌卷一 权利的游戏》

6.《你好,旧时光》

7.《冰与火之歌卷二 列王的纷争》

9.《蛙》

10.《深夜食堂》

七、华南理工大学:又见《平凡的世界》

1.《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2.《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3.《十一字杀人》

4.《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5.《C++程序设计》

6.《生死疲劳》

7.《围城》

8.《嫌疑人X的献身》

9.《明朝那些事儿》

10.《野火集》

对于中国高校的这些榜单,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这样评价:

从榜单来看,中国的大学生们较少阅读有想象力的书籍,较少阅读有国际视野的书籍,较少阅读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

还有一个现象,名校和普通高校学生阅读差异不大。我希望大学生有更多个性化的阅读。过去两百多年来,剑桥大学有个使徒社,每周定期探讨一本书或一个话题,最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使徒社,就没有英国文明。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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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少: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再也没兴趣谈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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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宅少  来源:宅总有理

“虽然岁月如流,

什么都会过去,

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

就不能抹煞。”

——作家·王小波「逝于1997年4月11日」

出自作品:《似水流年》

01.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浩荡传奇,往往都是从一缕微光开始的。

1978年岁末,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房里,赵振开、姜世伟、黄锐等7名青年,围着一台破油印机忙了三天三夜,印出一大堆纸页。忙完后,大家跑去东四一家饭馆,举杯畅饮,最终决定选出三人,准备将纸页贴往北京各个重要场所。

临别之际,大家落了泪。因为不知此去,能否安全回来。接下来两天,其中三人将那些纸贴满北京的政府单位、纯文学杂志社和清北这样的高校。出发前,赵振开甚至涂改了自行车牌号,以免被人跟踪。

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就跟人大的校警吵了一架而已。没多久,纸页被广大青年看见,大家瞬间兴奋起来。因为赵振开他们张贴的,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地下文学刊物。他们自办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是要表达过去十年里被压抑的心情。

那本刊物的名字,叫做《今天》。

创刊之际,赵振开和姜世伟,还特意为对方起了一个笔名。前者给后者起的,叫芒克。

后者给前者起的是: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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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北岛与芒克」

早在1972年,北岛就认识了芒克。那时,他们只能悄悄写诗,不敢发表。相识第二年,北岛写出了《回答》。但1978年发在《今天》创刊号上,为了安全起见把创作时间改成了1976年。广大青年在创刊号上读到这首诗后,内心都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久,有人冒着风险,在那些张贴出来的纸页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随后,《今天》开始定期出版。

从第二期开始,杂志有了稳定的订阅用户。每期1000册,被寄往全国各地。

为保证《今天》顺利运营,芒克从造纸厂旷工,领着6块钱工资,全情投入,害得家里人以为他在从事反革命活动。在他和北岛的努力下,两年间,编辑部出了9期杂志、4种丛书,还组织过数次诗朗诵。

没多久,一首叫《致橡树》的诗,通过杂志传遍全国,惊醒每个青年。一对兄妹在西单看到油印诗句,直接跑去编辑部。弟弟躲在姐姐身后,怯得不敢说话。芒克心说你怕什么,这里又没人打你。

那个姐姐叫顾乡。

她的弟弟,叫顾城。

那两年里,越来越多的手写稿件,被寄往《今天》。其中有两个作者,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评论。前者叫史铁生,后者叫钟阿城。这些人在十年里吸收的养分,开始喷薄出巨大能量。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诗歌,编辑部每月在张自忠路4号搞一场作品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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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80年代大幕的《今天》」

不过,轰动一时的《今天》没能熬过1980年。第九期出完,便被查封。编辑部想把它变成内部资料,出了三期,再次被禁。北岛当时在一家杂志社上班,被停职反省。芒克则因旷工数百天被直接开除。

《今天》停刊前夕,芒克喝醉酒在街上撒了一泡尿,对着空荡荡的街头大喊:

“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

此后,他在社会上游荡。一度跑去给人家看大门,一天只能赚一块钱。

一对掀起了飓风的蝴蝶翅膀,就此停歇。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反而成了故事的开端。《今天》创刊前,紧张的时代空气有所松动,西单出了一面墙,社会上出了政论刊物。正是这股风潮,给了杂志诞生的可能。所以在创刊号上,北岛写的第一句话就是: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

历史不单单把机会给到了北岛、芒克。《今天》停刊后,轰轰烈烈的80年代迎面走来,历史用机会砸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那些青年将一个接一个,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02

《今天》发行后,北岛在玉渊潭搞过两次朗诵会。在一块松林环绕的空地上,青年陈凯歌朗诵了《相信未来》和《回答》。那时,凯歌不但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还是《今天》在北电的代理,负责代售刊物。

1978年9月,北岛、芒克在黄锐家提出要自办刊物时,北京电影学院招了一批新生。其中有陈凯歌,还有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霍建起等人。他们都是各单位里沉淀下来的好苗子。开学典礼上,放了两部黑白片,一个《翠堤春晓》一个《方托马斯》,有直升机和比基尼,把张艺谋给看晕了。

入学后,张艺谋非常认真,天天上晚自习,最后回宿舍,三句话不离电影。陈凯歌爱读书,经常写东西。相比于他俩,田壮壮最野,整天趿着鞋,胡子也不刮,满嘴“他妈的”和“我操”。没办法,谁叫人家牛逼呢。他爸田方,是北影厂首任厂长。当初入学考试,他第一个出考场,答的全对。

其他同学埋头苦读,田壮壮就爱上课捣蛋。那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别他妈上课,上他妈什么课呀。”

每次陈凯歌带新书回来,指点江山,大家争相传阅,田壮壮都不以为然。但过不了多久,书上讲的是什么,他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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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田壮壮(左二)」

三个代表里,当初最风光的,并非陈凯歌,而是田壮壮。大三时,他就把史铁生的小说拍成了《我们的角落》,同学只能打下手。之后拍《小院》《红象》,创下北电学生拍片记录。1982年,这拨人毕业,田直接留在北影厂。倒霉的张艺谋等人,被发配到遥远广西,靠写军令状拍《一个和八个》。电影筹备期,田壮壮跑去广西看老同学,天天给他们买菜做饭。

《一个》为张艺谋们扬名后,田壮壮回京,筹拍《九月》。他妈觉得剧本还不成熟,田壮壮却说够了,从厂里要了45万。片子拍出来,请同学李少红、张建亚去看,都说看不懂。这却成了田壮壮电影的一贯“风格”。

几年后,田壮壮说了句得罪人的话:

“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这时候,陈凯歌坐不住了。带着散文《深谷回声》去广西,拉着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要拍电影。厂里不想支持。结果采风回来,给电影厂7个领导汇报,凯歌用三寸不烂之舌,愣是当场说哭了2个副厂长。

随后,陈凯歌和张艺谋去广州找王学圻。三人看着商场里58块钱的皮夹克,直流哈喇子。凯歌还想充大个儿,请王学圻在流花宾馆吃饭,看完菜单就愣了,只好来一句,你说这菜它怎么就这么贵呢?

没钱,但这并不影响陈、张二人创作上的激情。开拍第一场戏,王学圻2点起来定妆,往一座山的山顶跑,吹着冷风直恶心。边跑边想,再也不拍他娘的狗屁电影了。可一下山,凯歌满眼含泪抱住他,不停道谢,王顿时绷不住了。这期间,张艺谋为了画面里的一条白线,天天带人去踩同一条路。有次拍一场重头戏,突然下雨,他和陈赶紧脱上衣,给王学圻披上,让护好戏服。

两人撑着一把伞给机器遮雨。雨水打在身上,陈、张还在那儿聊画面。

后来王学圻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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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和王学圻」

数月后,电影拍出来。远在美国从小看西片长大的洪晃看完,脑袋轰地就炸了,心说中国居然还能有人拍出这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黄土地》。

而就在陈、张合作拍《黄土地》的1983年,西影厂的一个美工,因为严打被抓进监狱。那十个月里,他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了一遍。出来后,看到《黄土地》,被其深深打动,瞬间燃起了对中国电影的希望。

这个美工,就是芦苇。

03

陈凯歌靠《黄土地》声名鹊起时,他的同学,北电录音系的宁瀛正在意大利公费留学。同年,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打算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为此,他向欧洲五家银行每家贷款500万美元。好莱坞听了,都说他有病。

这部电影,名叫《末代皇帝》。

通过老师介绍,宁瀛认识了贝托鲁奇,帮他在剧本上填充了许多细节。此后,老贝到中国看景,宁瀛成了副导,又是帮忙改剧本,又是满北京找认识溥仪的人,还真在一处大杂院里找到了溥仪在长春时的跟班。

宁瀛说,要是棺材让挖,她肯定挖棺材了。

1986年4月,文化部下发文件,国家级文物单位室内禁止一切拍摄。好巧不巧,共产主义者贝托鲁奇在此之前提交申请,顺利通过。

是年7月,他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进驻紫禁城,开拍《末代皇帝》。拍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国政府鼎力支持。譬如溥仪登基那场戏,是在太和殿拍的,史上仅此一例;譬如监狱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演的,那是胡耀邦的特批;再譬如拍摄期间,伊丽莎白女王访华,希望参观故宫,中方以拍电影为由,愣没让女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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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和殿里跟拍出来的镜头」

在选角上,贝托鲁奇也握了一把王炸。

演溥仪的,是金球奖提过名的尊龙;演婉容的,是因《小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陈冲;演文绣的,我国著名童星邬君梅;演日本间谍的,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坂本龙一。著名华人影星卢燕,客串慈禧;中国时尚教母宋怀桂,客串裕隆太后。因为喜欢《黄土地》,贝托鲁奇找陈凯歌,客串了一个门卫。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电影顺利拍完。次年上映,横扫奥斯卡,9提9中。9个大奖里,包括最佳电影配乐,由三个作曲共享。其中一个是坂本龙一,还有一个,是宁瀛推荐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苏聪。

当时宁瀛推荐了三个人,除了苏聪,剩下的两人叫:刘索拉、谭盾。

《末代皇帝》9提9中,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成为80年代奥斯卡难以超越的神迹。陈冲成为第一个去奥斯卡颁奖的中国人;邬君梅打入好莱坞,后来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尊龙的演艺生涯,一度因此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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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尊龙和陈冲」

但要说影响最大,反倒是对打酱油的陈凯歌。5年后,他去西影厂找芦苇,请他改一部小说,拿给芦苇的参照剧本,就是《末代皇帝》。

对此,芦苇的原话是:

“《末代皇帝》给我的启发至关重要,它帮我找到了整个故事的历史视角。”

这部电影的名字,你们肯定都知道。它没拿到奥斯卡,但它拿了金棕榈。

1987年,《末代皇帝》的票房,养活了北影厂足足5年。9提9中震惊西方,但这部电影在8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老外的奇诡视角。苏聪虽然拿了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广大文艺青年也并没往心里去。

提起音乐,他们迷的是摇滚。

04

陈凯歌第一次参加《今天》的诗朗诵会,是1979年4月8号。

那个月,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主办人是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会上,一个模特对着观众敞开对襟衣裙,台下人吓得直往后退。第二天,《参考消息》就转发香港左派的一篇文章,说饭他妈都吃不饱,还看啥时装表演?

文章的名字,叫《外国人的屁香》。

皮大爷的初次中国行,就这么受挫。幸好在巴黎,他遇到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便委托她回国办两件事。第一,组个模特队,第二,开一家叫马克西姆的餐厅。

皮大爷看中宋,是觉得她有过人之处。这位家世不凡的才女,当年爱上外国人,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桩涉外婚姻。

拿皮的话说,就是被扔在沙漠上,宋怀桂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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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丈夫」

回国后,宋到处写信、找人、拜访各部门。每次出门,留意街上那些身材条件出众的年轻人。在她看中的人里,有日后的国际名模石凯,有普通工人贡海斌,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方舒,一个叫张铁林。

方、张二人,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贡海斌却选择留下。其实贡父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贡还曾跟刘少奇女儿同班,结果浩劫期遭遇清算。17岁后,贡成了西单洗染店的学徒。但对于美的热爱,深深刻在骨子里。1980年,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他花3个月工资买了墨镜。

实际上,不光是贡,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流行起来后,很多年轻人关于美的意识都觉醒了。但大部分国人,穿的还是70年代的灰绿装。女孩儿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防冻的雪花膏,有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的火剪子烫发,最奢侈的护肤品,也就是鸡蛋清。

1980年底,宋疏通关系,租下鼓楼二层大厅训练模特。28个年轻人用业余时间参与,枯燥培训和家人阻力,很快刷掉一半人。

贡海斌被单位发现后,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被发配到山西烧砖。父母也劝他离开。但这都没能阻止他。次年3月,以他为首的模特队首次登台,展示了皮大爷100件衣服,引起纺织部和外媒高度重视。

4年后,皮大爷在工体举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同年,宋教母把12名模特带到巴黎,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展现风采。一群女模特穿越凯旋门的照片,成为80年代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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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模特队」

在此之前,1983年9月,北京崇文门西大街2号,马克西姆餐厅隆重开张。

宋做代理时,欧洲人都说皮大爷脑抽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家餐厅将在中国80年代文艺史上留下多么绚烂的一笔。在那里,时装模特们曾在著名演奏家吕思清的即兴小提琴声中走秀,刘晓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时髦,阿兰·德龙办了自己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英若诚握手畅聊《末代皇帝》,姜文曾捧着奖杯一脸喜悦地留影,张艺谋曾带巩俐出席派对。

十几年后,一位香港巨星还在马克西姆留下了自己在北京最后的影像。

那个人,就是张国荣。

那张照片上,还有一个青年。80年代的北京,他的影响力,比张国荣大多了。

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据说在马克西姆,他第一次唱出了那首歌: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而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5

马克西姆开张第二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组一支乐队。那时,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崔健,已经听过许多破损的打口带,并忍不住为那些磁带绘制封面。最后,他成了这个“七合板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并在政协礼堂,完成首演。

80年代初的北京,弹吉他是倍儿有面子的事。青年们常在后海、故宫、八一湖聚众碴琴,这里面就有孙国庆。崔健属于名气比较大的。1984年,一次演出结束,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草帽歌》,当场给人唱哭了。

第二年,摇滚乐渗透进各个音乐圈子。丁武、何勇、窦唯、王迪等人,纷纷爱上了这种新潮音乐。然而压抑的氛围,也从彼时开始。社会上认定它是流氓音乐,玩摇滚的都被父母骂没出息。是年6月,团里没收乐器,“七合板”解散。四处流窜的摇滚青年们,连个正经排练场合都没有。

那时,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经常去崔健家吃饭。一天,崔健说不在家吃,把他叫到河堤边,脸色很不好地说了一句: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成了崔健第一首原创作品的歌词。

那首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崔健担任吉他手的ADO乐队上台表演,崔健唱了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一半,一群CBS记者冲进来摄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带着一帮学生,狂呼他的名字。

崔健登时就掉了眼泪。

那天那首歌,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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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姑娘们给迷的」

随后,崔健带着两首原创作品参加“孔雀杯”歌赛,惨遭淘汰。但通过关系,他顺利拿到1986年“百大歌手联唱”的登台机会,还从歌赛评委王昆手上争取到一次独唱。直到去体育馆,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能否上台。演出当天,崔健临时换上王迪的马褂,裤脚一高一低,唱出了《一无所有》。

不久,曹平去道贺,崔健说了句: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就像北岛、芒克们偷偷张贴《今天》的那个前夜,全社会的青年,一直处在压抑之中。如果说《今天》的出现,给了他们表达自由的狂喜。那么《一无所有》的嘶吼,则直接喊出了一代苦闷年轻人的心声。主办方给了崔健700元稿费录制磁带后,这首歌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歌词里那么多“我”字,听哭一大票青年。崔健在摇滚圈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此后,崔健成了滚圈儿领头人。有人羡慕嫉妒,有人视为榜样。黑豹的秦勇说,他唱完《一无所有》,所有人都跟他走了。1987年,崔健被歌舞团劝退。不久,他去北大演出。在狂热粉丝李国庆等人的组织下,北大成立后援会。这个后援会里,有个叫梁钦宁的,他有个很有名的爷爷,梁漱溟。那年,他拿着爷爷单位“中国文化书院”开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首体演唱会的门票。

随着文化界、美学界的推崇,崔健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后,另一位旗手王朔在《崔健印象》里的原话是:

“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与《今天》被迅速查禁不同,崔健遭遇的官方态度,相当暧昧。公开表演,没说允许,也没说不许。以至于他只能去马克西姆活动。

彼时,马克西姆是北京最豪华的场所。弧度墙镜来自日本,鸢尾花吊灯来自法国,地毯来自苏格兰,服务生是一水儿的男帅哥。一餐花费,大约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居民平均工资只有40元。但崔健可以带滚圈人免费进去,掀开地毯,嚎叫整夜。所以,连崔教父也要尊称夜夜身着礼服的宋怀桂一声:

“Madam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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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在马克西姆表演」

1987年,苏聪摘得奥斯卡最佳配乐一事,在崔健的呐喊中变得不值一提。同年,跟陈凯歌合作《黄土地》的张艺谋,在西影厂扶持下,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也就是这年,芒克被阿城介绍去的那家外贸公司宣告解散。万般失落中,他写下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

“这是一个好年头/这人间已落叶纷纷/多么可怜的一个季节呵/它就像一个龙钟的卖艺老人/在伸手拾着地下的钱。”

那时候,《今天》虽然停刊许久。但诗歌的热潮,却在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前一年,深圳举办诗歌大展,居然涌出了88个流派,什么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一涌而上,被讥笑为“中国诗坛的88片尿布”。

同年,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去成都参加诗会,被无数青年围得走不动路。一个辽宁青年跟着北岛诉说了一天的苦闷,痛苦地用刀扎破自己手心。

而在北京昌平一所高校里,一位年轻诗人,和前辈芒克、北岛一起,成为了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

他的名字,叫做査海生。

06

1979年,査海生考上北大时,年仅15岁。

那时,油印的《今天》传遍北大校园。法律系的他由此接触文学。这离他第一次使用笔名“海子”写出《亚洲铜》,还有整整5年时间。在他刚入学时,《今天》的创刊人之一,负责美编的黄锐,搞出了另一件大新闻。

早在70年代,美院、画院停止招生,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培训班,黄锐在那里学画。《今天》闹出动静后,黄锐看到诗人们大放异彩,倍感失落,发现有人在西单那面墙搞画展后,他也想搞一个。

正好1979年9月,美术展览馆要举办全国美展。黄锐就联合马德升、钟阿城、曲磊磊、王克平、李爽等一大帮业余画家,在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雕。将其命名为“星星画展”。

在宣传“前言”里,这群青年说: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于是乎,当天展出的作品,没有一个走的是意识形态下的苏联写实主义。而是一些风格前卫、充满现代感和个人色彩的作品。很多观众前去围观,嚷嚷看不懂,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结果这帮参展青年说:

“馆里面的看得懂,要看进去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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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美展上的群众」

没多久,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美院师生也跑来看。很快,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还有中年妇女说你们画得不美,要去公安局举报。警察还真来了,参展者据理力争,警察也没办法。随后,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美术馆副馆长郁风、首都机场壁画作者袁运生等美术界大拿都来了,给予画展积极评价。参展者由此信心大振。然而第三天,作品被强行没收。

彼时正值国庆,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京开代表大会,参展者就拉着“要艺术自由”的标示,走向了长安街。最后,作品全都物归原主。

尽管展出时,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但也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了句话:

“今天参展的人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你们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明天,在未来,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后,人们都会想到这个时候。”

不得不说,这位观众很有眼光。

“星星”最终被评论家视为投向中国艺术界的一颗原子弹,成为浩劫后第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宣告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到来。

“星星”前后办展两次。第一次参展者里,钟阿城画了些钢笔画。展出当天,他还负责把画翻拍洗印,好卖钱。他找的摄影师,来自“四月影会”。

那年4月,45名摄影爱好者在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叫“《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展期25天,7万多人参观。作品不光有照片,还抄配诗。这是建国以来首个非官方摄影展。民间组织“四月影会”由此被人熟知。

它的成立,宣告中国摄影艺术“样板化”时代终结,并与“星星画展”、“十二人画展”、“无名画会”一起,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后来,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如此阐述道:“之前的几十年间,艺术家被权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诺诺、泯然众人,他们被称为艺术工作者,可以被评为劳模,成为众人的道德模范。而‘星星’则将艺术家定位于少数派,定位于不合时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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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当代艺术开端的人」

1980年,第一届“星星”举办后,在全国最权威艺术杂志《美术》上,一个叫栗宪庭的青年执行编辑,写了第一篇介绍它的文章。第二年,栗宪庭又很大胆地在《美术》上刊登了一组作品,名叫《西藏组画》。

画这七幅画的小伙子,1978年高考恢复时,考入央美油画系研究生班。

他的名字,叫做陈丹青。

后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是:

“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他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一个无可争议的里程碑。”

就像北电78级拍电影一样,《西藏组画》有着与以往艺术形式截然不同的创作探索,迅速启发了后来者。1983年,栗宪庭因“精神污染”被撤职。两年后,随着气氛宽松,他进入《中国美术报》做专职编辑,并联合同年创刊的《画家》、《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一批艺术杂志,参与推动了美术界的“85新潮”运动,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

这场“85新潮”,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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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青涩的陈丹青」

就这样,“星星”成为星火,催生出了一大批更为“不合时宜”的艺术家。

而多年后,《今天》的美编、“星星”发起人之一黄锐,将工作室设在北京一处废旧工厂,并引入“东京艺术工程”,将其改造成一个艺术区。

2003年,它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这个废旧工厂,就是798。

07

实际上,不光“星星美展”广大群众看不懂,北岛、顾城们的诗流向五湖四海,也没多少人读明白。当时,作家章明写了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有人故意把诗写得晦涩、怪癖。“朦胧诗”一词因此流行开来。

然而比起诗、画,最不把观众审美放眼里的,是陈凯歌的同学,田壮壮。

从北电毕业后,田壮壮先是做了“第三代导演”凌子风的助理。他首次独立执导《九月》时,把凌子风请去。凌导看完,说:“壮壮,等你下一部出来我再表态吧,你这部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说凌导大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田壮壮拍的两部电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连跟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啥。

陈、张二人在陕西拍《黄土地》时,田壮壮拉着蒙古作家江浩,写了个叫《猎场扎撒》的剧本,没通过,然后又写了《盗马贼》。突然一天,《猎场》又让拍了。电影记录牧民日常,影像凌厉,意境深沉,完全颠覆以往的叙事。

片子和《黄土地》一起交上去,《黄》通过审核,《猎场》却迟迟没有答复。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看完电影后预言,说田壮壮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导演。可审片的领导打电话问田壮壮的原话是:

“你这是拍给谁的?谁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看了电影,叫田壮壮赶紧送威尼斯去,因为他是这届电影节的评委。田壮壮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是在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力荐下,电影才重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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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猎场札撒》」

《猎场》最后全国拷贝为零,却被青年田壮壮视为骄傲。紧接着,他又在西影厂支持下,拍了《盗马贼》。这部比上部更狠,田壮壮冒着风险,将队伍拉进藏区。他要用《盗马贼》表达信仰、生死的哲学命题。电影剔除叙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摄时,很多人不理解田壮壮在表达什么,田壮壮就骂:

“傻叉,让你拍什么就拍什么不就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后来实在拍不下去,田壮壮召开全员大会,把每个章节拎出来,一一解释。

听完后,下面的人来了句:“导演,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盗马贼》,田壮壮把心脏病都拍出来了,折进去半条命。高反、发烧,都没能阻止他。有一次勘景,他走路打摆子,众人劝他回去,他手一甩,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还有一次,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光着膀子就冲进水里。美术霍建起日后想起来说:“那时大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壮壮去后海吃饭,遇到陈凯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镇啤酒,当时心脏就不行了。凯歌把他搀到一边,对着夕阳掉眼泪,说:“壮壮,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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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马贼》片场,环境极度恶劣」

《盗马贼》送审后,连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电影局说,你要想通过,必须大剪。彼时的田壮壮,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里。对于《盗马贼》,他有十万分自信。拍摄时,就对摄影侯咏放话,信不信我让你进电影史!

所以后来记者采访他,他才来了一句:“我的电影是拍个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结果这话被《大众电影》拎出来,连续批判了两期。田壮壮每天收到成捆的观众来信,全是骂他的。年轻时不可一世的田导,懒得解释。他觉得《盗马贼》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思考,就够了。后来,伊文思又给他打电话,并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艺评论家钟惦棐看了一遍。阿城他爸说:“田壮壮前后两部电影,连篇影评都没有,这是中国评论界的耻辱。”

钟老爷子遂即要亲自写一篇。没想到十几天后,突然驾鹤西去。

此后,在创作上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的田壮壮,傲气遭到打击,变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气。他拍老舍的《鼓书艺人》,刻意去掉其中的“进步思想”。舒乙说他不尊重原著,两人大吵。田壮壮就说:“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

那也是198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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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走向了国际」

那一年,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摘了一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国际,震惊了世界。陈凯歌去美国留学,跟洪晃混在了一起。

面对摄影系老谋子的成功,两位导演系同学都憋了一股劲。于是在短短5年后,三人合力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高峰。

不过,那都是90年代的故事了。

在那之前,另一波文学的高峰,早就来了。

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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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版本的《美的历程》」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学者金观涛,希望出一套提高年轻人学识、修养的丛书。此前,湖南出过一套《走向世界》,都是国外见闻。金觉得没啥意思,希望传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决定做一套人文社科丛书。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一通奔走后,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钱三强等名家成为顾问。随后四处招编委,只要中青年,50岁以上免谈。为此,挨个单位去找人。邀请人也没工钱,自己坐公车,带上馒头,一谈谈几个小时,连口水都喝不上。

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那批编委里,有日后许多大名鼎鼎的学界达人,比如茅于轼、张五常、周其仁、李银河…

不但没酬劳,甚至有一个编委,还赞助了5000块钱。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岐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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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我操,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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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击放大,感受一下当年的编选目录」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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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钟阿城(右)」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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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中国青年》笔会,前排左三是朱伟」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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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时代的莫言」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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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査海生」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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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途中的海子」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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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死前的诗」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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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演唱《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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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拍《边走边唱》」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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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和《蓝》的女主吕丽萍」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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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诗歌节一去不返」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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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时期的芦苇和陈凯歌」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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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崔健、北岛与芒克」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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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宝昌聚会的第五代」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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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群,在公元1980」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2]《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

[3]《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4]《缪斯之旅·宋怀桂》,纪录片

[5]《诗人:主动告别诗意后》,中国新闻周刊

[6]《老栗前史》,三联生活周刊

[7]《学者李泽厚》,三联生活周刊

[8]《海子之死》,博客天下

[9]《远去的诗人们》,视野

[10]《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南周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0/30

旧文章ID:26716

布林肯提出五大印太愿景 只字未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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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华府圈内

布林肯昨天在访问印尼期间,就美国印太政策发表讲话。他提出了美国的五大印太愿景,包括: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公开解决问题,公开制定规则并公正应用规则,货物、思想和人员自由流动,治理透明;促进发展与地区内外盟友和伙伴的更密切的关系,包括与美国的条约盟友、东盟以及湄公河国家等;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投资,促进地区繁荣,包括加强供应链安全与弹性的合作,与G7成员国共同实施“重建美好世界”基建倡议等;加强印太地区的复原力,帮助印太国家应对疫情和气变等共同威胁;实施“一体化威胁”战略,依托澳英美联盟(AUKUS)等盟友与伙伴关系机制,促进印太安全。虽然全文只字未提中国,但针对谁是不言而喻的。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5

旧文章ID:26715

“民主峰会”: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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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来源:澎湃新闻

任何美国政府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如何在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促进所谓“民主”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华盛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一些美国作者反对把两者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严格地说,是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了其国家利益。但事实就是如此,在美国当前的外交中,就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种对立几乎不可避免。上周白宫举办的虚拟“民主峰会”,即拜登政府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尝试。

背景

对特朗普来说,在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做选择毫无困难——第45任美国总统一贯把国家利益(如他所理解的)置于自由价值观之上(他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从他就任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能看出来,他没去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去了沙特阿拉伯。许多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更倾向于与强大的威权甚至极权领导人打交道,而不是与美国的西方盟友把盏言欢。

当然,凡事都有周期,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在无条件优先地缘政治之后,必然会转向强调价值观。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就多次批评特朗普忽视美国价值观,他宣称如果当选将以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其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召集“民主峰会”。顺带说一下,“民主峰会”的想法是拜登在2018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如何对抗克里姆林宫”。

不过, 在2021年,美国外交政策总的说来延续多于改变。为此,美国国内外对拜登多有批评,认为他的政策实际上与其离经叛道的前任一样“务实”,那些关于价值观的承诺即便还没有被抛弃,至少也被推迟到了未知的未来。可以说,虚拟的“民主峰会”是白宫对这一批评的回应,它试图重申 “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此时召开峰会是为了对冲美国仓惶撤出阿富汗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

准备

尽管如此,白宫并未在峰会的准备上花太多心思——既没有事先拟定的计划,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筹备工作,比如一个由国务卿或其他联邦高官领衔的筹备工作组。据知,相关的独立分析机构——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的——没被纳入这一多边国际会议的正式框架中,主办方没有与它们进行事先的协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G20峰会,除了首脑会晤,在20国集团内,还有公民20国集团、商界20国集团、青年20国集团、工会20国集团、议会20国集团和分析20国集团等组织的活动。

给与会者的邀请直到11月底才发出,也就是在峰会召开前两周。正常情况下,邀请应该在会议召开前几个月就发出。很明显,峰会的最后决定是白宫在11月做出的——拜登团队希望在执政第一年结束前确认其价值优先的政策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拟会议的形式拯救了华盛顿,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召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是不可能的。

参会者选择

华盛顿没有公开阐明甄选参会者的原则。可以推测,邀请谁不邀请谁,是国务院高官、各部门,以及各方在华盛顿的工作机构建议和游说的结果。从后来的名单看,并没有统一的选择标准。名单上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北约是美国的盟友,这既是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也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盟友,但一些北约国家(土耳其和匈牙利)并未收到会议邀请。

同时,许多受邀国照美国的标准看并不民主,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肯尼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赞比亚;还有一些国家,按美国的评判,民主和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如巴西、印度、菲律宾和波兰。如果照美国奉为权威的“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数算,这一届参会者只有77个是“民主的”,另外31个“部分民主”,3个“不民主”。此外,有些地区整个没有被邀请,如除伊拉克以外的阿拉伯地区;一些大陆则代表性不足,如非洲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受到邀请。

议程

会议的议程有一定的兼容性,涉及参会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加强政府治理(如反腐败)以及国际合作(如公共应对威权主义)等问题。有些问题侧重技术层面的讨论,如打击非法收入;有些问题则纯属意识形态的宣示。

峰会一开始讨论了新闻自由的问题——菲律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玛丽亚·雷沙和俄罗斯的德·维兹穆拉托夫发表了演讲;随后是青年政治领袖和私营部门代表的发言。会议对性别平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还讨论了新技术对现代社会政治进程的影响、新冠大流行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以及反腐败、法治原则、保护政治犯等各个方面。

所谓“民主vs独裁”的内容主要反映在“打击数字威权主义”的会议上——台湾地区的程序员唐凤,以及美国承认的委内瑞拉“过渡总统”胡安·瓜伊多、白俄罗斯前总统候选人斯·提哈诺夫斯卡娅,都在这一环节发言。

除了开放的部分,会议日程还包括两个国家元首闭门会议和几个“场外”活动。会议为记者、专家、公民社会领袖、立法者和一些地方当局代表提供了单独的平台,但就像前面说过的,峰会没有认真尝试与有志于推动世界“民主”的各相关方进行协调。

峰会召开前,一些观察人士推测,美国财政部将在会议期间宣布对“严重侵犯人权”、“破坏民主”和“腐败”的人员实施新的制裁,并提出旨在消除不动产市场法律漏洞的倡议,以免被腐败分子钻了空子。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出现。并且最终,峰会也没有通过任何公报或宣言——或许组织者担心,协调具体措辞需要很长时间,还可能会导致与会者之间的分裂。

风险对冲

有意思的是,会议召开前,美国向其威权伙伴(如中东各国)进行了“预防性解释”,称峰会对独裁主义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它们,并且美国也不打算改变对专制盟友和伙伴的态度。显然,拜登政府这种暧昧的立场大大削弱了“民主峰会”的总体形象,也给会议的批评者,尤其是反对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独裁趋势的社会活动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美国这一轮的意识形态攻击主要针对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其他地缘政治对手,如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朝鲜、缅甸等。有分析认为,台湾地区代表受邀参会,表明美国可能会逐步修改“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人担心参会者会发布支持台湾当局的集体声明,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会议结束后,美国高官的反华声调略有下调。

那些认为“民主峰会”提高了台湾当局的国际合法性的观点,我认为是过于夸张了。“台湾问题”在峰会上的边角地位表明,拜登政府不愿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强化与中国的对抗——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的。

延续的可能

“民主峰会”最终并未建立任何永久性机制来促进民主,也没有为此提供切实的重大资源。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迄今为止,这只是一场公关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

当然,拜登在会上提出一项4.244亿美元的“复兴民主”总统倡议,但这一倡议仍需取得国会山的支持。如果获得通过,这些资金将用于促进他国“发展独立媒体、抵制腐败、实施民主改革、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支持民主选举和推广新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应用”。

还有一个可能的后续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以美国“马格尼茨基法案”为蓝本的人权保护机制。如果是这样,那么在2022年底举办第二届“民主峰会”来讨论该机制的落实(包括对对侵犯人权的实体实施制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很可能,第二届峰会会转到线下,而相关的筹备工作也会更早、更全面,美国与主要西方盟友之间的协调水平也相应会提高。

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与会者,尤其是美国,是否愿意在不试图强加任何普遍民主模式的情况下,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工作,交换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经验。拜登政府是否打算放弃“美式民主”的普遍性,目前还很难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包括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内的许多参会者来说,美国这种“普世”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短期内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不如说是防范威权主义对其民主制度的进一步腐蚀。换句话说,“民主峰会”的近期任务与其说是全球性的进攻,不如说是全球性的防御——按照“自由之家”的说法,“民主”在威权主义的压力下已经持续退却了15年。

目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民主”与“独裁”之间的灰色地带,即许多“混合”过渡政权中的民主未来。例如,在中东的埃及、利比亚、苏丹、也门、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存在民主元素,但在所有这些国家,威权主义或公共机构普遍削弱的趋势最近都在加剧。

没有答案的问题

作为峰会的召集者,拜登政府试图扮演民主原则与制度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这一尝试受到了近年来美国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基础性问题的影响——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美国社会仍然分裂,许多“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人们对权力机构普遍感到不信任。不能排除右翼民粹主义者在2024年大选中政治复辟的可能性,甚至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就可能触发严重的社会对立和程序问题。此外,在追求全球民主领导地位的其他西方国家中,民主机制和程序同样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

“民主峰会”未能回答有关民主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也未能解决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平衡问题。现代世界要求可持续的发展与社会正义,对这种诉求的忽视,必然会削弱捍卫民主和自由的呼声。在峰会上,许多发言者谈到需要与时俱进,考虑新的民主制度形式,但民主如何促进发展与公正,总的说来没有受到重视,这势必会降低峰会产生长久的国际共鸣的可能。

还有观点认为,拜登召集“民主峰会”意在国内,主要目的是消弭美国民主党中“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潜在分歧。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胜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进步派”,但当选后他没有在政府中给他们安排任何关键职位。今年以来,“进步派”的不满不断增长,而“民主峰会”被视作对“进步派”的一种象征性补偿。不过,鉴于拜登外交政策宣示和实际内容之间的割裂,这种补偿只怕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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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俄文版2021年12月13日刊发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中文版经作者授权,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编译完成,在“澎湃”首发。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5

旧文章ID:26714

美国会批准调高政府债务上限2.5万亿美元,暂时避免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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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攀 熊茂伶  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15日凌晨通过联合决议案,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调高2.5万亿美元,使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可延长至2023年,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

众议院以221票赞成、20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决议案。此前,参议院已于14日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的微弱优势批准这项决议案。随后该决议案将递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这项立法可以满足联邦政府运营到2023年的借款需求。这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今年关于债务上限持续数月的博弈告一段落,下次交锋要等到2022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调高债务上限后,财政部可以通过发行新债来履行现有支付义务。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研究显示,联邦政府已于10月底触及28.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此后美国财政部采取非常规措施来避免出现债务违约。该机构此前预计,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新的立法调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可能会在12月中旬出现债务违约。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5

旧文章ID:26713

吴心伯、金灿荣:拜登操办“民主峰会”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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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导 读

12月9日至10日,美国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在线召开“民主峰会”,引发海内外热议。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灿荣就美国召开“民主峰会”的目的、国内矛盾、峰会预期效果、未来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

9日至10日,美国拜登政府在线上召开所谓“民主峰会”,邀请约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意思的是,一些国家没有收到邀请,反而感到高兴。泰国就表示,“峰会”纯粹出于政治目的,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还有舆论指出,美国开会要讨论三大议题,讽刺的是,美国自己恰恰是这些议题的反面教材。就连美国媒体也告诫拜登政府:想用这个会议来对抗中俄,“真那么简单就好了”;美国民主受到侵蚀之际,推进民主还是“悠着点”好。

01 首次举办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举办此类会议。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活动只是“启动”有关民主议题的长期对话,各国将需要履行它们承诺的改革,才能继续获邀参加计划在明年举行的后续峰会。

路透社指出,这次活动将是对拜登长期主张的一次考验。他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说中,就曾吹响“捍卫民主”的集结号,力图让美国重返全球领导地位,对抗中俄等地区力量。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认为,拜登首次举办“民主峰会”,无非出于大国竞争和“自我激励”两个目的。

吴心伯教授指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打“民主牌”历史久远,威尔逊时期就想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民主牌”打得最多的莫过于冷战时期,美国将意识形态竞争作为东西阵营对抗的重要抓手。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取得胜利,倍感振奋,到处打着所谓“民主”旗号拉帮结派,干涉别国内政。

然而小布什政府之后,由于在金融危机和对外军事干预上受挫,美国民主形象大打折扣,直至特朗普时期跌至低谷。“因此,以自由主义为传统、偏好价值观外交的民主党政府上台以来,需要重新把‘民主’这面大旗举高。”吴心伯教授说。

吴心伯教授认为,尽管美国软硬实力均被削弱,它还是不放弃打“民主牌”来对抗中俄。从中也可以看出它并未摈弃冷战思维和当时的那套斗争手段。此外,美国也是在西方民主处于低潮之际,通过召集大会来摇旗呐喊,自我激励。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指出,民主制度输出一直是美国扩大全球领导力、维护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工具。尤其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不少国家被美式民主“忽悠”,纷纷向西方价值观“投怀送抱”。而今,拜登政府更是兜售“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发起大国竞争。其实质,一是挑动分裂对立,通过拉“小圈子”服务霸权图谋;二是检阅队伍鼓舞士气,扩大美国影响力。

02 三个主题

美国国务院为“民主峰会”设定三个主题:尊重人权、打击贪腐、对抗威权主义。

但讽刺的是,全球多国舆论认为,美国自己践踏这三个主题的实锤到处都是。讨论之前,不妨自己先照照镜子。

先看第一点。

美国总把“人权”挂在嘴边,但从弗洛伊德到布莱克,这些非洲裔美国人之死,无不把美国人权钉在耻辱柱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将美国社会长期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暴露在全球聚光灯下。

提到“人权”,不得不说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在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美国花式“甩锅”,“救市”先于“救人”,导致确诊和死亡病例双双获得“第一”。面对草地上悼念逝者的数十万面白旗,美国媒体感叹,是整个美国生病了。连《华盛顿邮报》也奉劝拜登:美国民主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而是国内的现实问题。

今年1月6日,全球更见识了美国国会山令人震惊的一幕。也是在那一天,平时惯于给美国“点赞”的西方盟友,纷纷用“可耻”“担忧”来形容这场分裂美利坚的闹剧。

而美国强推民主输出,更给世界各国带来悲剧,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据统计,约有24.1万人2001年来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杀;18.3万至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2003年后的暴力;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前不久美国仓促撤军阿富汗,“平民扒飞机掉落”刷爆网络,令人心碎。英国《卫报》直言,“西方国家以为它们可以利用军事力量将阿富汗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荒诞幻想到此结束。”

再看第二、第三点。

美国总爱宣扬自己的选举制度,但其实有不少政策漏洞,例如可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取得尽可能多议席。其公正性就连总统都产生过质疑。总部位于瑞典的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在其发布的《2021全球民主现况》中,对美国的威权主义倾向发出警告,并首次将美国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史蒂芬森表示,美国在廉政方面绝不是世界领袖,游说、政治献金等做法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腐败,但在美国不仅被允许,还受宪法法律保护。“美国民主的实质,是资本权贵民主。”金灿荣教授说,“金钱政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赫芬顿邮报》置评:美国不能再称是民主政体了,过去是一人一票,现在是一美元一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则显示,当选者不再倾听普通民众声音,只听有钱人的。

美国民众也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只有17%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值得效仿。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民调称,8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式民主面临严重威胁。金灿荣教授总结道,无论从制度痼疾、民主实践,还是民主输出而言,美国都绝不算“优等生”。“这个自己的问题都没搞定的‘学渣’,居然要给‘学生们’提供标准答案,非常可笑。”金灿荣教授说,“美国面对民主衰败的不争事实,缺乏自信。只能靠大办峰会、朋友捧场以壮胆气。”

03 透露心机

此次“民主峰会”的邀请名单中,美国流露不少“心机”,引起广泛解读。

外界注意到,第一,美国邀请了不少欧洲盟友,但匈牙利未获邀。在中东地区邀请以色列、伊拉克等国,但排除了埃及、土耳其等多国。在亚洲地区邀请日本、韩国等,但泰国和越南不在名单之列。第二,绕开了中俄,但邀请了中国台湾。

金灿荣教授认为,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反映了受邀对象不仅要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标准,还要符合其地缘政治标准。匈牙利显然因为第二条标准被“拒之会外”,因为欧尔班政府与中国交好。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但仍受到美国邀请,显然出于利益需求。“对于美国的双标,外界早已见怪不怪,一些国家敢怒不敢言。但长期来看这会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邀请台湾就是想继续恶心中国,属于地缘政治挑衅。”金灿荣教授说。危险性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美国决策层内部分裂,而拜登摆不平。华尔街和商界认为,3年半的贸易争端没有压垮中国,再加上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美在经济上对华需求上升,有意稳定中美关系。但军工利益集团主张,通过台湾牌加强与华对抗的一面。拜登政治地位较弱,无法兼顾两派,造成在涉台问题上的两面性,导致中美关系波动。

第二,美国主张对华施压的那派,手上的牌不多,台湾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工具。他们认为,应当利用中美力量尚存差距、中国强调国内稳定发展的空档期,进行战略豪赌,不惜通过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等险招,给中国和平崛起制造障碍。这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吴心伯教授指出,习主席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期间,曾就台湾问题重申中方严正立场,以“玩火者必自焚”提醒美方打台湾牌的危险性。如果拜登政府仍然采取短视做法,激励和迎合台湾分裂势力,将不利于中美关系,处理不当甚至会使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04 难达预期

吴心伯教授认为,峰会很难达到美国预期。

他指出,无论美国是为了拉拢一些国家来对付中俄,还是为了给“衰弱的民主”打气,目标都很难实现。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制度弊端暴露在世人眼前,政府的治理效能又欠缺,使得“重振民主”的口号很难喊响。其次,很多参加“峰会”的国家是在线上卖美国一个面子,属于“签到式外交”。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许多受邀国,与中国关系都比较密切,这使美国构筑反华阵线的图谋更难得逞。“也就造造声势而已,如果今后搞此类‘峰会’,美国可能越来越感到无趣。”

吴心伯教授指出,民主并非美国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各国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国情,选择不同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态。至于美国,则应摈弃冷战思维,为使国际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努力,促使各国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在抗疫形势严峻之际共克时艰。

金灿荣教授认为,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中国首先要确保国内经济和社会民生发展,修炼好内功,致力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次,要与美国将民主私有化、武器化的做法进行斗争,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最后,通过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路径。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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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回流与美国制造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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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  来源:法意观天下

译者:冯莉媛

法意导言

新冠疫情大流行久拖不决之际,美国频繁遭遇供应链危机。拜登政府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迫在眉睫的“圣诞危机”,更是美国经济模式的沉疴。事实上,拜登一上台便充分表明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决心。2021年2月25日,拜登签署了第14017号行政令,下令对关键产业的供应链进行“百日评估”。于6月8日出台的这份评估报告主张加强政府投资、建立更加安全和具有韧性的供应链。拜登的“新政”肩负着带领美国突破经济瓶颈的期待,其中国家支持和产业计划的内容呈现出对罗斯福新政的致敬。《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联合创始人、布兰代斯大学海勒学院教授罗伯特·库特纳 (Robert Kuttner)于2021年11月18日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了文章《拜登新政下的供应链回流》(Bringing the Supply Chain Back Home)。在库特纳眼中,拜登的新政继承了罗斯福的遗产,是旨在供应链回流、“放手一搏”(Going Big)式的政府经济计划。尽管产业政策和国家计划在自由经济模式下显得“离经叛道”,但无论是从美国历史经验还是当前国际形势来看,它都能在风险和危机前大有可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的紧急状态提出了全面经济动员的要求。为了应对战争,美国政府推行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面经济计划体制:政府征用重要物资,强制实施工资和价格管控,包揽了成立战时制造工厂和购入大量武器的费用。在1942年2月到1945年10月之间,美国没有生产出一台民用汽车,因为所有汽车工厂都被改用于制造坦克、吉普车、飞行器和大炮了。短时间内,政府直接建成或者拨款支持了全美国三分之二的战时制造工厂,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由公司承包商实际经营的。在1944年以前,这一战时机制每年能够生产出9万6千架飞机。亨利·凯撒(Henry Kaiser)的造船厂在1943年就将一艘自由轮的生产时间从365天缩减到39天;等到战争结束时,14天足矣。此外,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还投资了许多新兴技术,实践证明,其中许多有极广阔的商用空间。

这场战争实在是一项意料之外而超乎寻常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尽管新政强调赤字支出,罗斯福政府在和平时期的赤字从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4%,通常是3%或4%的水平。而在战争时期,年度赤字巅峰时可超过25%。1939年的失业率仍高居两位数,而自从政府在1942年的前六个月下出价值高达一千亿的战时制造订单(这一数额比十年前的全部经济产出还要高),失业率骤降至3%。在整个战争期间,经济生产率翻了一倍,工作岗位增加了1700万个,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48个百分点。

晚至1940年,美国经济仍受到大萧条的余波影响,上述惊人的反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济的疲软。但战时的增长远不止是一场迟来的复苏。之后的几十年里,工业领域的努力扩展到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推动技术进步和引领商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战争经验充分展示了计划经济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尚未发掘的经济潜力,而市场经济受制于其有限的政府政策工具(如补贴、税收优惠和适度赤字),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这种政府干预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承包商大多是私人公司,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在国会中的新政支持者和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沃尔特·罗伊瑟(Walter Reuther)等工会领导人的推动下,罗斯福希望战时规划能够过渡成为战后的“再转型”项目,以保持充分的就业。但是,当1200 万名士兵重返平民劳动力,加上非同寻常的战时刺激措施的结束,经济学家们有充分理由担心经济会重新陷入萧条。1945年,由蒙大拿州参议员詹姆斯·默里 (James Murray)——一位伟大的西方改革派人士——牵头拟议的《充分就业法案》呼吁制定一项综合性的国家经济规划计划,如果私人就业创造不足,则由联邦政府提供就业保障。另一个时代性的经典文件是由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撰写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Endless Frontier)。布什在其中提议建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以继续政府对科学的投资。这一想法催生了1950年创建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1945年4月,罗斯福的去世使这些宏伟的设计戛然而止。他的继任者杜鲁门(Harry S. Truman)远没有罗斯福那么热衷于国家计划。在担任参议院战争生产合同腐败问题委员会主席时声名鹊起的杜鲁门是一个温和派,致力于恢复正常的和平时期经济。在任命高级经济官员时,杜鲁门主要以中间派取代了新政支持者。国会最终于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并没有规定实现充分就业的具体机制,而只是一份精简的、高度宣言性的文件。国家经济计划并不在计划中。

二战结束后,国家经济计划的想法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显得可疑,日后亦一直如此。根据传统经济学,政府不能“挑选赢家”,市场才能。战后时期,随着冷战拉开帷幕,美国领导人极力鼓吹自由贸易;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被发现国家主导经济活动。矛盾的是,正是由于战时计划的成果,美国才能凭借如此强大的技术和工业的主导地位,在战后顺利恢复自由市场。但武装部队遣散不久,杜鲁门又不得不在1940年代后期重启国防以备冷战之需。从那时起,五角大楼所进行的计划和采购成为了一种隐蔽的产业政策,并在国防项目及其商业分支(如飞行器、生物技术和互联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二战和冷战揭示了当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进行国家计划时,这种“离经叛道”可以达成何种惊人的成就。

拜登在对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投资3.5万亿美元(一个在国会施压后有所减少的数额)时,直接诉诸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但二战的境况或许比今天更好。如今,当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未从疫情破坏中完全复元的经济以及气候灾难结合在一起,经济大动员的程度与战时相当也不足为奇。

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对拜登计划规模之大还在感到犹豫。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要向后碳经济转型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这已经是最低要求了。坚持这一主张:对重要行业制定全面规划和明确预算,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可行,而且对整个经济来说刻不容缓——拜登准备好了吗?

从一份重要的新文件看来,拜登的答案是肯定的。2021年2月时拜登签署了第14017号行政命令,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一百天内撰写一份关于美国供应链脆弱性的报告。由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赛(Brian Deese)领导的这两个委员会以此为契机,制定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蓝图。我从未见过二战以来还有哪份联邦规划书如此周全详尽、如此雄心勃勃,也不曾想起还有哪份政府文件能让人阅读得如此充满兴致。

这份250页的报告对四个关键行业及其供应网络进行了评述:一是半导体,二是用于电动汽车等的大容量升级版电池,三是药品及其原料,四是其他关键材料和矿物,包括广泛用于手机、电子相机、LED等一系列产品的稀土金属。这份报告预计于2022年2月推出续篇,涵盖能源和通信技术等领域。报告编写工作组的人员构成来自十多个不同的机构。

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充满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反自由贸易之原则而行之,指出海外供应商可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当他们的所在地是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国时。该报告强调了国防需求;但除了军事上的关切,它还关注了公共卫生(报告提到“必要抗生素的国内生产缺位”),以及更大范围的经济。报告认为中国“提炼了全球 60% 的锂和全球 80% 的钴,即高容量电池的两大核心投入,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国内汽车业未来的脆弱性。”作者将他们的分析扩展到计算机芯片等其他关键项目,并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使这些国家能够“赶超美国公司”。正如报告所言,“当制造业离岸发展时,创新也会随之离去。”

报告的作者认为,唯一有效的补救办法就是恢复美国在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总领导地位。但是怎么实现呢?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政府援助来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就像二战一样,这有赖于联邦政府采购能力和补助技术发展能力的结合。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报告主张对行业进行逐一投资,其中包括投资500亿美元以升级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投资200 亿美元以建设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新型联邦车队,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税收减免,还有投资200亿美元用于公交车的电气化。此外,报告还提出以一种流行病状况下的国家支出模式来支持美国制药业的发展,必要时可以援引《国防生产法》。上述许多支出都已经写入和解方案,现已交至国会;有些甚至大大超出了和解方案的内容。

这份供应链报告远不是第一个呼吁振兴国内产业的文件。早在1987 年,伯克利政治学家斯蒂芬·科恩 (Stephen S. Cohen) 和约翰·齐斯曼 (John Zysman) 就撰写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人们对后工业经济的误解》(Manufacturing Matters: The Myth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警示人们美国生产能力的丧失及其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后果。麻省理工学院以1989年《美国制造:恢复生产优势》(Made in America: Regaining the Productive Edge)为起点的一系列报告,也提出了保留和重建美国生产业的战略。当时,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们超出了政党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被认为是竞争无力的“锈带”行业及其被宠坏了的工会的特殊诉求。但后来,它们大多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年这份报告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计划旨在使振兴美国制造业不仅成为主流话语,还要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最初的命令是从“供应链”开始的——这个词直到最近,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非常神秘和陌生。但在过去几周,“供应链的瓶颈”一直是各大版面的头条新闻。这些瓶颈使价格不断攀升,经济复苏面临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这份重点关注供应端的白宫报告出台的时机恰到好处。

当汽车生产主要集中在国内,制造商要么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零部件供应商,要么与当地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担心供应网络的问题。供应链的概念,伴随着“准时生产”、全球外包的兴起和日益增加的集装箱运输,最早出现在 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的商业文献中。将库存保持在低水平、依赖遥远货源是新型商业计划的题中之义,因此物流问题格外突出。

经济学家和股票分析师们称赞这种新模式极大提高了效率,但他们并没有分析到供应中断和国内生产能力下降的风险。2005年,记者巴里·林恩 (Barry Lynn) 撰写了《终点:全球化公司的崛起与衰落(End of the line: The Rise and Coming Fall of the Global Corporation)》一书,认为供应脆弱性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隐性成本。一些观点认为这本书是荒诞不经、危言耸听和反贸易主义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 (Richard Cooper)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指责林恩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论证”。但现在看来,林恩是有先见之明的。

新冠疫情使得拜登的命令获得了一个更广泛的共识环境,也就是美国在防护性医疗设备和处方药原料等基本物资上对外国资源(通常是中国)的依赖程度,已经严重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在半导体等产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对供应链的担忧自然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制造出它所需要的物资?

拜登下令出台的这份报告是对过去几十年经济理论的全盘否定。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奠基、由20世纪的后继学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完善的主流传统理论认为,减少贸易壁垒是有益无害的。如果其他国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产品,理性的选择是向他们购买。但这是一种瞬时性的谬论,它立足于某一时刻下相对价格的瞬间形态。而与李嘉图提出的竞争优势相反,许多国家实际上成功地利用补贴和贸易壁垒来创造技术产能,假以时日,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正如许多经济历史学家所指出,法德等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都曾通过大量政府援助和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来发展自己的工业。

即使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也承认,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要想摆脱对英国的经济依赖,就需要对制造业进行投资。亨利·克莱 (Henry Clay)在 19世纪初提出的“美国体系”通过国家主导广泛地改善了公共设施,并且提高了关税。在19世纪后期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也通过授予土地对铁路进行了大量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邦政府也实现了对包括无线电和航空在内的整个工业的统筹。

这些国外的、美国历史上的政府经验都表明,想发展有效率的经济,不只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供求关系那么简单。罗斯福的治理思路延续了凯恩斯理论,即在整个经济不景气时,更好的一条出路是取消私人市场的力量。另一位著名的异议者——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升级会成为最重要的进步来源。范尼瓦尔·布什在其撰写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沿着熊彼特的思路,适时提出将政府主导的科学进步作为增长的主要引擎的呼吁。

美国战后向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倾斜,是出于冷战背景下的外交逻辑。美国在它的联盟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这个联盟的大部分成员要么正在从二战影响中复原(比如西欧和日本),要么正在努力摆脱贫困并建立现代经济(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了巩固这一联盟,华盛顿为盟友们提供了基本上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的机会。尽管这种自由贸易模式名义上是互惠的,华盛顿婉拒了被它许多最坚定的盟友所采纳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保护主义。直到90年代,美国在这个联盟中遥遥领先的地位都足以使它纵容这种双重标准。

诚然,自由贸易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商业利益。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潜在市场,还可以通过外包来降低成本、减少工薪、削弱工会以及逃避国内监管。即使美国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等商品的出口上遭到了其他追求自身工业优势的国家的阻挠,美国公司仍可以将制造业务转移到海外,以与外国伙伴合作;同时,投资银行家也能从新型全球化金融市场中赚得盆钵满盈。

然而,一些力量渐渐动摇了这一全球体系存续和对美国带来利益的理论支柱。2006年时,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年度贸易逆差已高达7710 亿美元,其中仅对中国就有2020亿美元;在服务贸易上的适度顺差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商品贸易逆差的严重程度。美国的工业基础和与之相伴的熟练劳动力在持续流失。

扭转大局的重任落在了特朗普肩上,但特朗普的回应不仅金玉其外,而且充满本土主义色彩、在战略上缺乏连贯性。他的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针对其他几个关系亲密的国家。尽管特朗普最初夸下海口要阻止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但他一直没有真枪实战地采取措施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一致拒绝支持拜登的整套改革计划,但今年6月,主张2000 亿美元工业补贴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仍惊人地以68票对32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几位主要的共和党人还是其共同提案者。这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胡乱拼凑出的法案最初命名为《无尽边境法》,以致敬范尼瓦·布什。和白宫报告一样,舒默的这份法案为国内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提供了至少500亿美元的补贴。

美国在二战中曾采用指令经济,今日美国政府的权力比战时和战后要更为有限。尽管政府可以提供补贴、出台激励措施、根据《购买美国产品法》要求公共资助的项目购买美国的商品,但即使供应链报告提出的建议能落地,今日的美国和二战时指令经济下的美国也相去千里。拜登的产业政策对美国跨国公司巨头从各地进口物资的阻力越大,他自身遇到的政治阻力也会越大。

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是一项旨在推进美国向后碳经济转型的重大公共开支设计。在力挺绿色新政的选区内部,分歧依旧存在。比如,发展国内生产派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据,主张美国应夺回其曾有的太阳能电池生产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2005年以来在太阳能产业上投入总计470亿美元的补贴,美国的领导地位一去不返,绝大多数的美国公司也被淹没在竞争洪流中。但美国的太阳能安装公司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他们所求的仅仅是太阳能板尽可能便宜。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经济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有本土主义的丑陋一面,特朗普就是一个典例。但经济民族主义在沙文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源于战后时期的独特含义。在世界贸易组织变得“超全球化”前几年,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现在,随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日趋衰落,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在重揽经济管理大权的同时,免于被质疑卷入了错误的国家主义之中。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挑战是回应修改贸易政策的需要。对政府产业计划的全盘接受意味着美国要背弃其对世界贸易组织作出的许多承诺,这些承诺包括要求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们放弃政府补贴、在政府采购上将《政府采购协定》的四十八个成员国与国内生产商一视同仁。拜登将需要在供应链报告所主张的政策和当前的数个贸易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与其他成员国一样,美国也有权退出这些协议。)尽管媒体可能会猛烈抨击这种“贸易战”,但“战争”的后果无非是使全球经济恢复到过往的秩序——一个比自90年代起占统治地位的“超自由市场”更久远的秩序。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称这种逆转是必要的“浅全球化”。如果各国都重获推行各自产业政策的自由,政府会直接通过征收关税以抵消别国出口产品内含的国家补贴。事实上,美国就是这么对待中国的。

毋庸置疑,在拜登面前的是一个规模远低于他最初设想的公共投资,而他只能将就于此,以“重建美好未来”。但是这份值得关注的供应链报告,惊人地逆转了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经济学的智慧积淀,为人们带来了一份致力于共同繁荣的新型罗斯福式的工作方案。拜登的报告或许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不需要战时指令经济,政府计划也能大有可为。

文章来源:

Robert Kuttner,Bringing the Supply Chain Back Hom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ember 18,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1/11/18/bringing-the-supply-chain-back-home/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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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芯片:如何保护半导体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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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德·P·布恩(Chad P. Bown)  来源:法意观天下

译者:董岭晓

法意导言

查德·P·布恩(Chad P. Bow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高级研究员。布恩的学术专长是国际贸易法律和机制、贸易谈判和贸易争端。本文于2021年7月6日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这篇文章以半导体芯片产业为切入点,分析了半导体芯片为何紧缺,对其国际博弈与局势进行了阐述。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许多工作和重要服务转移到线上,工人们升级了家庭办公室,对所有电子产品的关键组成部分——半导体芯片的需求激增。

与此同时,供应中断加剧,导致了半导体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五月,芯片订单的等待时间延长到了18周,比以前的高峰期都还要多了4周之久。供应的紧缩已经对一系列的行业产生了打击。汽车厂已经闲置,因为他们在等待汽车所使用的芯片的交付。微波炉、冰箱和洗衣机的制造商已经无法将订单完成。长期以来,一直为技术部门专家隐忧的半导体供应链,现在已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但是,早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之前,半导体的供应就已处于危险之中,而病毒只是造成今天短缺局面的一部分原因。最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突然转变。2018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发起了一场贸易和技术的战争,冲击了整个全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这次惨败造成了目前的短缺局面,给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造成伤害。而现在,拜登政府必须收拾残局。在前五个月里,拜登政府已经为一个更具弹性的半导体供应链奠定了基础。拜登政府抛弃了曾使美国陷入困境的民族主义政策,在与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峰会上达成协议,就新的半导体战略进行合作。随着总体目标的确定,华盛顿和其合作伙伴必须转向敲定细节的艰苦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避免另一场经济危机的出现。

贸易的武器化

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行业之所以会陷入麻烦,始于特朗普政府将其作为一枚棋子来对付华为。2019年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从纸面上看,该案与对国家安全和5G网络的担忧关系不大,但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激励着检察官(去寻找证据与准备起诉)。与众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没有选择用金融制裁来惩罚华为。相反,它将贸易作为武器。政府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的方式,限制公司从美国向华为出售产品,试图使华为无法对资源实施投入,特别是半导体。

面对复杂的供应链,特朗普采取了笨拙的做法。现代的半导体制造是一个分散的过程,即使是美国公司开发的芯片,也往往并非在美国制造的。高通(Qualcomm)和英伟达(Nvidia)这两家美国主要的技术公司设计出了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但它们经常将这些芯片外包给外国公司进行生产,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合同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通常简称为“台积电”)。由于美国的法律旨在阻止出口离开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推出的出口管制可能对在国外制造的芯片无能为力,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

仅仅由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注定是会失败的。非美国的公司也能制造出优秀的芯片,允许华为将其5G设备中使用的美国半导体换成日本、韩国、台湾或欧洲的半导体。该政策是双输(lose-lose)的:它最终对美国的公司造成了伤害,也未能减轻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更重要的是,出口管制阻碍了芯片制造商在美国的投资。美国生产商最终面临的贸易限制是,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适用。

特朗普政府毫不畏惧,将手伸向了半导体供应链的深处。华为的其他供应商都需要先进的设备来生产他们的芯片。但这些工具中有许多也是由美国公司制造的,如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KLA科磊和Lam Research泛林集团。因此,从2020年中期开始,政府试图利用美国设备制造商的主导地位,作为与仍在向华为销售的外国芯片制造商的筹码。它向台积电和三星等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停止向华为销售,否则将失去使用美国工具的能力。

这些出口管制也有讨厌的副作用。对于台积电、三星或任何其他准备投资数亿美元购买美国公司生产的新芯片制造工具的公司来说,其他设备制造商——包括日本的东京电子或荷兰的ASML——突然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供应商。

通过切断华为获得半导体的途径,美国在2019年和2020年实施的全套出口管制可能最终会损害华为的5G设备销售,足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尽管现在说国家安全的话题还为时尚早。尽管如此,这一事件的极端附带损害,要求政策制定者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弹性。

举世皆知的短缺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任时,COVID-19疫情大流行已经暴露了半导体危机程度有多重。汽车制造商对COVID-19的最初冲击反应过度,并在2020年初削减了在芯片上的订单。当汽车公司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芯片制造商已经在为突然蓬勃发展的在家工作的产品市场提供产能。这场完美的风暴(perfect storm,形容“祸不单行”)转晴,只会变得更糟糕。德克萨斯州的北极天气、中国台湾的干旱,以及日本的地震和火灾都使生产进程放缓。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挤压了供应。2018年7月,作为其贸易战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对进口芯片征收25%的关税。尽管全球半导体市场在增长,但关税意味着美国在2020年从中国购买的芯片数量是贸易战前的一半,而从其他地方的进口,并没有取代这些缺失的半导体。

2021年4月,拜登在白宫欢迎他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日本首相菅义伟时,半导体短缺问题成为了议程上的重点。尽管拜登和菅义伟在立即提高产量和缓解其汽车部门面临的短缺方面尚无能为力,但他们同意“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上进行合作”。5月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峰会以及6月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上都确定了类似的优先事项。

华盛顿为支撑半导体供应链所做的努力,需要将每个合作伙伴都纳入其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欧洲,是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设备供应商和芯片制造商的所在地。让每个伙伴都达成一定共识,是需要巧妙外交手段的。东京和首尔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最近的一次冲突,导致日本对韩国半导体生产商的关键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在出口管制方面,半导体事件揭示了美国和其合作伙伴需要一个共同的政策。广泛的、单边的、域外的美国出口管制,并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可行的长期战略。美国的合作伙伴不会长期忍受上述战略,因为当民选领导人将主权让给美国,并将巨大的商业成本强加给合作伙伴的公司时,这些合作伙伴们也会面临各自国内的反击。例如,欧洲公司迅速指责特朗普政府在设计的出口管制措施不是为了应对任何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是为了使其美国竞争对手受益。

美国和伙伴们也将需要变得更有创造力。美日和美韩的峰会都标志着可能会接受一项名为 “开放RAN”(Open RAN)的创新政策。根据这种方法,政策制定者们将统一共同的行业标准,迫使不同类型的5G设备之间具有更大的兼容性。最终目标是防止任何5G设备供应商主导全球电信基础设施。这项政策将引入竞争,并可能削弱主要供应商的市场力量。这也可能比现有的方法更有效:允许供应商的多样性,而不是把资源用于杀死一个坏的行为者,而只是看到另一个行为者取而代之。

然而,美国及其伙伴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调整政策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因此,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国必须为其半导体行业失去收入做好准备,因为这些收入是其大量研发支出的资金来源。为了缓解这种刺痛,他们应该共同资助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国公司的研发财团。研发联盟汇集了芯片研究的资源,以防止每个公司不得不全盘重来(reinvent the wheel),这对国家层面的芯片行业来说,并非新鲜事。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一个(研发财团),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随后不久也建立了。在这里,协调一个新的多边财团也可以帮助合作伙伴国顶住压力,在他们之间进行竞争,从而防止过度补贴和竞争。

鉴于半导体创新的不确定速度和轨迹,前行的道路上会有不少颠簸。但是,如果不能协调减轻最关键的国家安全威胁所需的出口管制,制定共同的行业标准,并防止过度补贴以避免对供应商的内讧,局面将会更糟。

翻译文章:

Chad P. Bown,The Missing Chips:How to Protect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Foreign Affairs, July 6,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1-07-06/missing-chips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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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云裳:重建中美互信需要缓和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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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023期

11月16日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视频会晤,双方试图缓和自今年1月拜登就任以来的紧张关系。外媒普遍认为此次会晤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正面预期。对此,美国资深外交官董云裳(Susan Thornton)指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双方将在更多领域开展更多层级的接触对话,或可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曾参与中美气候变化谈判的她认为,双方可以在推广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上加强合作,还可以在未来城市治理领域增进地方政府交流。但她也强调,重建互信是艰辛的过程,双方需增进两国民众交流、重建公众舆论,“我想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有多少领域需要我们努力。”

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的董云裳,1991年~2018年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长期负责中国及亚太事务,她担任过奥巴马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和特朗普政府的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

减少负面舆论

对重建中美互信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美外交谈判的整体模式几十年来有变化吗?多层级对话机制的意义是什么,短期内可以实现怎样的成果?

董云裳:几十年来,中美高层外交会晤变得越来越正式。我看过当年一些会晤的文字记录,比如基辛格和周恩来的会晤,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脱稿交谈,和几个顾问一起进行广泛的对话。今天的会晤则更正式。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正式会晤之外努力争取一些额外时间和私人活动,让高层之间可以聊聊天、分享一些经历,这在中美关系中很重要。

未来一年,考虑到国内政治局势,双边关系想有大的进展确实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事务展开讨论,比如刚刚看到有关记者签证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种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只要我们了解两国的不同体系机制,然后找到两边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就能取得进展。

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机会:进入一种更像商业关系的关系。尽管会有很多问题和分歧,仍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不那么情绪化,最终共同取得某种胜利。但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工作,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有多少领域需要共同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曾说,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去了互信,如何才能重建这种互信?

董云裳: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完全不同,自然会有很多误解。我真的觉得美国人感受不到中美之间的制度性差异,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的关注外交政策,所以他们会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知识投射到中国身上。这就是造成很多误解的原因。

如何恢复互信?这里有很多问题,但公众舆论是主要层面。美国媒体是美国人获取中美关系信息的渠道。过去几年,由于上一届政府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舆论存在着对中国无情、消极、暴躁的情绪。一旦媒体开始一种叙事方式,你就很难改变它,舆论是个庞然大物,这就像驾驶泰坦尼克号调头一样,如果双方媒体能改变负面情绪,对扭转舆论会有帮助。

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绝对重要的。疫情让我们大大减少了这种交流。我们真的需要找到一种办法,让中美之间的普通人、学生可以来回旅行、学习。必须超越新冠疫情的阻隔,重新建立这种人与人的联系,以解决这个基础问题。

让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

和疫苗一样容易获得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已取得诸多进展,但也有声音批评两国在COP26上达成的共识不够“惊喜”,你觉得中美气候合作下一步可能在哪些具体领域有突破?

董云裳:在COP26期间发布的中美联合宣言是一个框架,列出了一大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没有太多关于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合作的细节。我认为双方会继续对话,并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如何高效和广泛地传播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成果。

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发展气候变化技术方面会有一些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能让技术发展得更快,我们或会因此得到更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必须有速度、有规模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旦技术得以开发,就必须确保这些技术能以合理的价格尽快得到普及,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能否让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像疫苗一样在全球推广,这是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废除了70多项奥巴马时代的环境政策,现在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又在阻挠拜登的清洁能源计划。华盛顿及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真的有共识吗?

董云裳:我认为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你提到华盛顿的一些政治表现,但美国的社会体系非常分散,有关气候变化的调整与改变交通方式、能源网络、建筑能耗等等有关,大部分需要私营部门而非联邦政府来完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私营部门,包括大型能源公司,都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当然,现在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如果政府能提供补贴和政策支持,对推动私营部门的转变会有很大帮助。但我认为美国投资界、私营部门和市场的表现,代表了社会上的广泛共识。共和党人可能会继续用政治手段对抗拜登政府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但我不认为这会阻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整体外交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面临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正在选战中打“中国牌”迫使拜登对中国更加强硬。拜登及民主党会不会因此而选择一种更强硬的对华态度?

董云裳:共和党人看起来确实持强硬的反华立场,这可以转移人们对上届政府的错误的注意力。我想大多数美国人都明白,我们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是由中国引起的,而且需要中国参与进来解决问题,至少要直面中国并与之打交道。大多数美国人,当认真考虑现实情况时,他们明白这一点。

但共和党给出的是另一种叙事。当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想抓住一个单一的因素,现在有人告诉你:是中国正试图取代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故事。我们必须努力避免掉进这样的陷阱,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希望中国不要做出那些可以让共和党人指着说“看,我们告诉你中国就是这样的”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无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第一”还是拜登的“基于中产阶级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都被短期国内政治绑定,缺乏长远的规划。华盛顿是否缺乏长期对华战略?

董云裳:我对此的看法可能不是主流观点。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叙事:我们要建立基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国际体系,成为体系的领导者,并捍卫这个体系。冷战结束后这种叙事在美国依然是共识,但是世界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对华政策是什么,而是美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和愿景是什么,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就新的外交愿景达成共识。

特朗普展现了一种“美国第一”的冲动,实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但这不能在国内赢得共识。我认为,美国新的总体外交政策必须涉及:在国际体系的发展中,美国可以不是唯一的领导者,但必须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至于冷战时期的联盟政策,“在世界各地都有合作伙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这部分政策可能会得到保留。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时代,我们结盟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广泛的伙伴关系可以维护当前的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会保持对大国的约束,防止彼此开战。

此外,我们的全球经济战略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关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国家作用的讨论,目前还没有答案。我想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我们正在目睹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不仅是美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中国领导人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试图抓住机遇,找到新的政策,弄清楚我们要到哪里去,以及如何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年初时曾表示,相信中美关系会在未来十年内好转,你理想中好转后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

董云裳: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双方一直都有竞争,有分歧和摩擦,又总是一起合作。但即使在一些人们认为存在威胁、需要对抗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参与者,未来也将合作,包括制订各种技术使用的国际规则。

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在很多领域发现,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竞争也不能没有彼此。希望未来10年内中美双方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和基辛格谈过,也和其他人谈过,我们都认为中国、美国和国际体系之间需要一种共同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改变,都会被面临的外部挑战所塑造,会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总体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双方可能还不是很舒服,但这些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将决定我们关系的最终走向。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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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试析中美“战略竞争”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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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2021年第1辑《东亚评论》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外界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启,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应看到,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大国竞争”政策已经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中国方面也希望与拜登政府共同对双边关系进行再调整。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新的“希望之窗”正在打开。王毅表示,期待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回到理性的路径上来,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让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并重启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在涉及中国的表态上稍显和缓,但仍然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他高层官员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敌意,他们确实想与中国开启一场“新冷战”。然而,拜登政府并不倾向于和中国开始“新冷战”,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有效的“战略竞争”对中国进行压制,拜登政府力图解决美国内部危机和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与中国展开一种“正向竞争”。但是,绝不能幻想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解除,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沦为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需要双方做出持续、主动的努力。

目前,学界在讨论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时主要是介绍美国专家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对中方学者和政策界人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辨析。然而,这种梳理和辨析对于全面、深入、平衡地探究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从根本上来说,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需要管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相互认知以及双方之间的复杂互动。本文将首先对拜登执政与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紧迫性进行分析,继而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驱动因素和主要领域问题,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人士的相关观点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就中美“战略竞争”及其管理这一核心议题提出看法,希望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希望之窗”?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就如何确定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做出一系列表态。概要而言,拜登政府将以“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力图综合、动态地运用竞争、对抗与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强调对华外交要“务实且以结果为导向”,注重通过激活壮大盟友与伙伴体系等方式,确立和巩固自身的“强势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以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此外,拜登政府还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2021年2月19日,拜登以视频方式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论坛时表示,美国不想造成东西方对抗的局面,也不想制造冲突,“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回到冷战时期那种对立僵局中,不允许竞争阻碍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总体上会回归较为传统、稳健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根本性调整或“重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

第一,拜登将需要同时处理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这意味着他要确保自己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理念和方式,且不能被外界认为是对华软弱。2017年上台执政的特朗普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极限施压”,其在下台前还大力塑造对华政策遗产,力图对拜登政府进行框限,增加拜登政府调整中美关系的阻力。比如,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的报告。该文件是在蓬佩奥的主导下制定的,旨在极力渲染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所谓深刻威胁,力图构建一个超越美国选举周期的强硬的对华战略框架。

第二,拜登政府执政的优先事项是控制疫情以及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挑战,因此,其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操作空间是有限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冷战”,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立越发严重。正如美国知名评论人士苏珊·米利甘(Susan Milligan)所言,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之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是意见相左,他们还憎恨彼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将给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复杂性。拜登如果想要取消任何一项针对中国的压制性举措,都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国软弱并因此遭到抨击。无疑,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今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基调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2020年9月,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展开竞争提出400多项建议。虽然这个工作组完全由共和党人组成,但这份报告也征询和吸取了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第三,拜登在对华政策上还会面临来自民主党党内的压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防部长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以及其他新一代的民主党政治人士,都对中国抱持消极的看法,甚至在很多问题上与共和党的观点并无二致。尤其是,民主党人的对华强硬态度受意识形态因素驱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此外,拜登属于民主党内的温和派,而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对中国也抱有很多偏见。他们声称,中国的贸易做法是不公平的,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十分关注他们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他们担心中国等其他“威权”国家会将自身的经济实力武器化。

由于上述限制性因素,拜登政府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许多挑战,其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如果毫无作为地任由中美关系漂流下去,中美“战略竞争”或将演变为更具灾难性的冲突。诚然,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带入一条“死胡同”,正如王毅所言,两国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实际上,不仅中方对此感到担忧,很多美国政策精英也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发出警告。2020年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公开称,中美两国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并强调这种冲突的风险不应被低估。基辛格表示,“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向着对抗的方向漂流,它们正在用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搞外交”。由此,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不仅将在未来四年产生影响,还会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数十年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当前,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短期的风险和对抗;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为管理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定框架和规则。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想要“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除了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领域,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经济上,特朗普掀起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并力图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强化。两国在“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摩擦出现升级,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7月发布的有关南海政策的声明中,对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相关主张予以直接否定,要求中国执行所谓“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的相关“裁定”。此外,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始于特朗普政府。美国方面,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推动了相关的战略研究工作,其重视“大国竞争”的倾向在2015年6月发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这份文件在谈及中国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强,美国将会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同年11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公开表示,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持续崛起带来了一个“大国争斗的新时期”。目前,在拜登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那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于中国的专家学者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也并非最近几年才提出的话题。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这场起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美国的危机不仅导致美国陷入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功能失调,同时也因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损害。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标志着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并为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显现的竞争奠定了全球性的背景。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阐述了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两国竞争增强的可能性。比如,2010年,时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提出了非常犀利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的霸权基础已经被明显侵蚀,虽然中美两国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双方也开始以不明显的方式进行竞争。正如袁鹏所言,中美关系的结构从“超级大国VS普通大国”变为“老大VS老二”。袁鹏甚至警告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新冷战”。

中国学者和政策精英倾向于将全球背景作为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起点,注重在厘清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和治理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数年,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全球背景。2018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提出,经济全球化失去动力,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升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世界政治将进入一个分裂和竞争越发突出的“新时代”。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提出,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受到攻击,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重新出现,并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会削弱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纽带。她在分析中美紧张关系时也强调了这些在国际层面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变化。

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问题,目前的分析主要有四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路径,强调中美之间不断缩小的力量差距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以实力为中心的思路与“结构性矛盾”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专家在分析中美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比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由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正在缩小它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这或许是中美竞争不断增强的根源。阎学通还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归因于两国的“假朋友”政策。

第二种路径是强调相互认知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等人认为,在中美关系方面,相互认知的影响具有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在美国出现了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认知,这加深了美国精英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感。美国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保持警惕,这种扩展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美方还对政府作用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强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感到警惕。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和极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反观中国,中国社会和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和不信任感也在上升。

第三种路径是重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路径。当前,意识形态因素在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方面的作用凸显。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并认为这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来源。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冷战心态”和“霸权思维”这两个概念与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把大国竞争作为其执政的优先事项,中国学者担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争斗可能会重新出现。比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指出,在美国,“反华”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美国针对中国的“新麦卡锡主义”是一股令人忧心的趋势,并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持久性的负面影响。

第四种路径是将两国之间的“政策议程冲突”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即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中方的政策目标针锋相对。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的亚太政策上。正如前文所说,对华展开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强化对华制衡的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美国把自己当成亚太秩序的保护者,把中国视为针对这一地区秩序的天然挑战者。因此,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竞争”变得日益突出。此外,美国和中国在政策优先议程上的差异和冲突超出了地区政策的范畴,也表现在两国的大战略层面。在“美国优先”原则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进行深刻调整。它采取了一种“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的大战略,这不仅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会令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梳理和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既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对比等因素,也与认知差距、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密切相关。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2021—2025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7%,2026—2030年为年均4.5%,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超过美国。如果现实真如同上述预测发展,那么未来数年美国对中国“赶超”的焦虑感将会更为突出,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将会更强,相关风险不容低估。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

过去几年,一种不同于“接触+防范”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在美国初步形成。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情绪不仅仅存在于特朗普政府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由极右翼民粹主义、安全鹰派(负责安全事务的鹰派人物)和对华激进强硬派组成的“反华联盟”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一种更加好斗的方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已经渗入经济、安全、技术、意识形态、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的中美关系领域。除了“全域性”特征,中美“战略竞争”还具有跨域性特征,即不同领域之间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在中美技术竞争中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

具体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关系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40多年里,经济合作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核心支柱,中方将之描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然而,正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攻击性贸易行动所表明的,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被大大地激化了。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之上,因此,在美国方面决意阻断中国崛起而不是管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其采取的方式是在经济战线上加大对华施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等人用“规锁”(confinement)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和纳粹德国、帝国时代的日本以及苏联不同的对手。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战略将收效甚微。因此,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爬升从而成为制造业发达国家。与经济竞争紧密联系的领域是技术竞争。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研究员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从本质上讲是针对中国的“技术战”。技术不仅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化至关重要,也对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至关重要。此外,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规则和治理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机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试图打造新的经济阵营,采取协调一致的举措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等方面。

第二,在地缘战略层面,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是中美“战略竞争”的聚焦区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中国的战略界人士视为围堵中国的举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强势介入,中美在该地区“战略竞争”中的海上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分析了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均衡。他认为,在第一岛链的临近水域,中美之间新的战略均衡已经出现,这将在未来10—20年延续。双方将采取更加针锋相对的军事战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其临近海域中的军事优势,中国则无法削弱美国在第一岛链之外的广大海域的军事领先地位。此外,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中美在地区层面“战略竞争”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将“一带一路”视为以发展为导向的举措,但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却担心“一带一路”会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缘的海洋国家希望通过“印太战略”制衡欧亚大陆上霸权的出现。特朗普政府竭力推动落实“印太战略”,特别是以安全事务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在未来会进一步发展,四边机制甚至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亚洲版北约”。

第三,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威望方面出现了新的竞争关系,而这对于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退出外交”给维护国际合作带来了挑战,而中国方面有机会通过与欧盟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陈志敏教授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力,然而国际领导力却是长期不足的。特朗普寻求的“美国优先”令国际领导力赤字变得更加突出。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追求一种协进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同于霸权性的、自私的或胁迫性的战略。南开大学特聘教授贺凯等学者认为,对更大的国际威望的追求或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它所拥有的实力之上,也系于它所获得的地位和尊重高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国际威望与“王道”类似,其对立面是“霸道”。此外,“制度制衡”成为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关系的新特征,这突出体现在中美两国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国际机制的竞争。近年来,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断强化,中国致力于增强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形成“制度性权力”,这表明中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运用其制度性权力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中国对制度性权力的追求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抵制和阻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这一理论概念,用以分析大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中美之争。他认为中美制度竞争的核心是围绕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

四、中美“战略竞争”的管理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范式变化”的性质,这一“范式变化”的惯性也将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正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研究员所言,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和举措,标志着两国之间全面性、战略性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此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

中美“战略竞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新冷战”,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冷战”和冷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大国之间存在争斗、意识形态冲突,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属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少。然而,在所谓“新冷战”之下,大国都是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军事的形式体现,然而“新冷战”主要是以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为特征。再次,冷战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新冷战”更多是关乎不同发展模式之争,而且大国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相关技术对其对手施加政治影响力,如美国方面诬称中国对美施展“锐实力”(sharp power)。最后,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存在清晰的界限,但在“新冷战”中,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经济上的伙伴可能是安全上的对手。此外,“新冷战”的特征还体现在大国围绕网络、太空等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激烈竞争,而这种较量更多是为了掌控联通性(connectivity)而不是占领地盘(territory)。

对于中美关系会不会沦为新冷战甚至是更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国学界存在以下观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朱锋等专家表达的看法相对乐观,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太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另外一些专家则相对悲观。比如,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变得更加深刻,不排除中美出现重大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推动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前景愈发警惕,并指出可能导致这一前景的关键因素。比如,阎学通教授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是一个关键因素,将决定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他看来,如果意识形态之争得到很好的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集中在物质力量的层面,主要通过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体现。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表现为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代理人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应当充分认识“新冷战”的可能风险。避免冲突和对抗才符合两国的利益,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防止中美关系的脱轨。中美应该通过理念创新和实际举措管理竞争。2012年,中方为引导中美关系发展,曾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类倡议的回应并不积极。但无论如何,中美亟须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管理未来数十年彼此的“竞争性共存”。首先,中美双方需要调整它们的“战略思维”以及相关的政策。换言之,建立在重新界定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协调以及为中美互动确立规则是必需的。其次,中国和美国应当为“战略竞争”划定“红线”,并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及时有力地减少对彼此的误判。再次,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将带来两国更严重的对抗,因而双方应该修复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并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进行合作。最后,中美应当努力在亚太地区发展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双方需要意识到,大多数地区国家都不愿在中美对峙中选边站队。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应当就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愿景保持沟通,并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中国和美国有责任建立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将有助于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应是公正、平衡的,应确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中美两国可以创造一种共享的领导力,使国际制度得到改革,并变得更有效率。美国不应对中国倡导的新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等进行无理的指责。中国则需要确保这类机制不变成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此外,美国和中国应当在缺乏国际规范和规则的领域展开共同努力,比如网络、外太空等领域。中美应当努力培养一种合作的习惯,并探索应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等挑战的新方式。两国需要促进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健康等领域的新型合作。

无疑,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双方需要怀着紧迫感行事,首要的是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要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前景抱有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应任由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机会白白流失。考虑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以及拜登执政面临的各种调整,中美双方需要围绕有限度的目标进行努力,为管控两国“战略竞争”制定路线图。双方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改变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极端性政策,修复中美关系。中断中美之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将从根本上破坏两国的联系,任何文化“脱钩”都只会强化中美当前的矛盾。中美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为两国展开对话创造条件,比如重新开设领事馆、放松签证限制和中止对媒体记者的禁令等。

第二,重启双边对话,加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除了继续就经济和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完全中断的中美外交沟通也应当重启。拜登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务实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practical,results-oriented engagements)。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方也必须做出妥协,而不是仅仅对中国提要求。同时,双方需要提升双边对话的质量和专业性,这对两国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共同挑战。

第三,推进务实的双边合作。这需要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程。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止核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制订具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洗钱、反逃税和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四,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军事对抗,这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尤为重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同时,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第三方”因素而陷入冲突。

总之,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在中美之间,能够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普惠发展的良性竞争可以存在,但陷入冷战式对抗冲突的恶性“战略竞争”则不应成为彼此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希望之窗”不会凭空打开,需要双方通过良性互动去积极争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竞争仍是宽领域、多层次的,仍需中美付出持续努力,避免两国关系彻底滑向对抗冲突,并对中美“战略竞争”进行极为审慎的管理。(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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