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东盟突然间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香饽饽”，中美两个大国轮番示好。

作为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处于一个颇为有力的位置——拜登上台后希望接力奥巴马政策，继续重返亚洲;中国则着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取道东南亚，拓展国际空间。

但另一方面，东盟的位置也很尴尬。在地理上，他们毗邻中国，受惠于其经济崛起，担忧于其影响力;国际关系上，他们则亲近美国，尤其在南海问题上，视美国为安全保障者。

东盟远比欧盟更松散，但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面临挤压和竞争，将如何自处?

争夺东盟

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由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十个国家组成。1967年东盟成立，初衷是为了对抗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共运，其后不但吸收了共产党执政的越南成为会员，也与中国建立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

11月22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盛赞双方走过“不平凡”的30年，承诺中国将“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并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到一个月前，10月26日，第九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则宣布提供超过1亿美元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东盟对印太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展望。”

整个夏天，中美两个大国都在东南亚频频活动。6月，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访问柬埔寨;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到访越南及新加坡;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很有针对性地对这三个国家都访问了一遍。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蒂南•蓬苏迪拉克(Thitinan Pongsudhirak)表示，“东盟的噩梦是变得无关紧要，即失去在地区和平与安全行动中的中心地位。”

这种担心一度在特朗普时代成为现实——从2018年到2020年，他连续三年缺席美国-东盟峰会，甚至在2020年的视频峰会中也未露面，此外还取消了一次拟在美国举行的东盟特别峰会。

但拜登上台后更侧重加强与盟友关系，共同“与中国竞争”，东南亚十国的战略地位立刻凸显。

拜登上台后重塑对华方针，强调团结盟友，集中压力对付中国。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贸易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认为，拜登很可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摩擦(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问题)，对中国而言，这些国家中不乏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共同向中国施压，对本国经济打击将远超美国"单打独斗"。

空间与霸权

习近平在纪念峰会上只字未提美国，但强调“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绝不寻求霸权，更不会以大欺小”。

无独有偶，拜登在相关讲话中也没有点名中国，但表示要“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抵御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

虽未明言，但两人都似乎在批评对方，寄希望于加强与东盟的关系。

那么，中美在东南亚争夺的是什么?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认为是“市场空间”。他表示，现代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在于争夺市场空间，市场空间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核心价值。市场空间的重要性在于，空间大小和影响力构成世界领导力的基础。资本受制于空间，生产受制于空间，消费取决于空间，技术的价值也取决于空间。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指出，在国际体系的角斗场上，要想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得权力来保护自己，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最理想的结果是成为霸权国。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西半球成为霸权国，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国及苏联支配欧洲，阻止日本支配亚洲，而崛起的中国势必寻求亚洲霸权，因为这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同样美国也将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国，而其结果是中美间激烈而危险的竞争。

而东南亚，正成为了这一竞争的关键战场之一。

不过陈功提醒，东盟处于世界地缘破碎带上，由原殖民国家，分裂成为一系列大小不一的国家，再组合而来。曾有观点认为碎裂化阶段已结束，进入整合阶段，但目前来看还未结束，东盟还会表现不一致的态度和立场，整体性差，并非一个成熟的共同体。因此无论是美国或是中国，只能将东盟视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因为它确实存在，而不能视其为一个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因素。

大象打架

对于中美的竞争，东盟国家也有认识。在一场公开论坛上，印尼大学教授、前印尼商务部长冯慧兰(Mari Elka Pangestu)将其形容为“两个大象打架，我们不想被踩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3月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中美间的摩擦将继续，新加坡无法选边站队。对于新加坡而言，这种中立或许是明智的——美国是其主要安全合作者和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中国则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

但冯慧兰担心的是，这种中立可能由不得自己。“让我们最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怎么办?对于印尼来说，60%的通信基础设施已经在用华为了。如果美国对我们施压怎么办?这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WTO规则。”

在“两只大象跳舞”的情况下，东盟各国对中美两个大国的态度分歧愈发凸显。

不同于新加坡的中立态度，柬埔寨、老挝、文莱表现得更为“亲中”。

比如，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柬时，表达了对中国在柬境内军事存在的“严重关切”，谢尔曼还要求柬方就美军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资助的建筑物遭到拆除一事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在2020年2月中国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洪森选择访问中国，以“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习近平在当时表示，洪森此举是“患难见真情”。

再比如，12月3日，连接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永珍)的中老铁路通车，这条总长逾100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东南亚联系的标志性项目。老挝也由此成为东盟获得最多中国贷款的国家之一。

相比之下，越南则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2014年，由于中国在中越双方存有争议的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设石油钻井平台，越南国内爆发反华示威和暴力抗议，事件造成四名中国在越公民死亡，300多人受伤。此外，近期越南也加强了与美日澳印等国的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素来被视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但在上述中国-东盟峰会上，杜特尔特谴责了中国海警向菲律宾物资补给船发射水炮的事件，还呼吁中国尊重2016年的海牙仲裁法庭裁决，该裁决几乎全盘认同马尼拉方面提出的诉求，认为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中国一直拒绝承认这一裁决。

陈功将东盟各国心态各异描述为“现实主义立场”。他向BBC中文表示，东盟对于中美两大国的分歧肯定存在，中国强，则倾向中国;美国强，则倾向美国。他们是国际关系的跟随者，而不是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4

旧文章ID：26702

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滨日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台海新观察”第五次会议上表示，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问题形成了三重矛盾，主权与霸权的矛盾自台湾问题形成之初便已出现;而陆权与海权的矛盾虽也由来已久，但其日渐显着与中国的崛起及中美在西太的力量变化密切相关，并伴随着崛起与遏制的矛盾而存在。可以说，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三重矛盾均集中于此一点之上，这势必加剧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矛盾性和冲突性，也意味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将面临较大困境。中美力量对比虽然仍呈现“美强中弱”的局面，但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层面和区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对中国“摊牌”的决心，因而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美国护持现状的战略目的及政策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具有“防御性”特质，这为中国赢得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准备提供了条件。

汪滨表示，中美关系自2016年以来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战略性，两国间在经济、科技、金融、文化、意识形态、外交、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竞争、博弈甚至对抗，互不信任日渐深化，这不仅强化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围绕权力争夺与制衡的观念，将中国视为最为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制衡，而且美属意在中国崛起即民族复兴尚未实现之际，着力以台湾问题为抓手强化对华战略遏制态势的建构。至此，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其矛盾内涵已然不仅仅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与美国护持台海秩序的矛盾，而延展至中国通过实现两岸统一来深化国家发展和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维持霸权而对华战略遏制之间的矛盾。台湾问题已然成为中美当前及今后战略博弈的焦点。

“台湾问题产生于亚洲进入冷战之际，美国借朝鲜战争调整其亚太战略并将台海作为对陆权力量防范的关键节点和前沿，开启了两岸分裂的局面。”汪滨表示，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变迁，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台湾岛及海峡作为陆权和海权对抗前沿和战略分界线的意味下降。时至今日，中美围绕着台湾问题的核心矛盾已然有重回格局形塑中权力争夺的意味，其态势相对于冷战时期显得更为复杂，呈现出三重矛盾的叠加的效应。

第一，主权与霸权矛盾是根本原因。汪滨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我国东南向的战略安全，因此被视为我国的核心利益。台湾在二战之后便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视野，特别是军方高度重视台湾岛作为美海空军前进欧亚大陆的战略基地作用。中国维护主权权益与美国护持霸权利益之间的矛盾，客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性和根本对立性，两国在台海乃至西太一线的力量消长必然加剧矛盾的深化。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美关系及互动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维护自身国家主权权益向来与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紧密相连，并以之为前提。实现祖国统一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又是中国人民的夙愿，随着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力量准备的不断提升和强大，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主权和霸权矛盾必然会最为显着的特征。

第二，崛起与遏制的矛盾成为现实主因。汪滨表示，中国崛起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20年来中美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设定的一个关键词。特别是在美方看来，中国崛起成为对美国霸权会产生根本性颠覆的主要挑战因素，为此有必要在中国崛起尚难以对美国既有权力和地位产生实质性挑战之前，将其扼杀于进程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与战略家们在设想对华政策与亚太战略并不会依据两国关系的现状而为，而是将中国可能对美国提出权力挑战视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一思考逻辑之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便陷入一种政策矛盾境地，究竟是要维持台海的秩序稳定还是将台湾作为撬动中国的“杠杆”。

第三，陆权与海权的矛盾构成基础动因。汪滨指出，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既由来已久，呈现出显着的陆权与海权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又在当前战略博弈深化背景下展现出矛盾深化的现象。随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策略影响下，美国重新将台海视为对华开展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和前沿，自2017年以来至今持续性派遣军舰定期穿航台湾海峡，甚至鼓励其盟友参与美军主导的相关行动，俨然重新将台海视为中美陆权和海权对抗的前沿，将两岸统一视为对于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根本性否定，认为统一特别是武力统一是改变中美陆权与海权关系的重大事件，不论中国大陆采取何种方式，中国的统一都将意味着陆权力量在西太对海权优势的形成。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西太地区所获得的海权至今仍未受到根本性挑战，地缘政治的博弈势必是长期性的，再加之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恐怕会加剧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性。

汪滨认为，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问题形成了三重矛盾，主权与霸权的矛盾自台湾问题形成之初便已出现;而陆权与海权的矛盾虽也由来已久，但其日渐显着与中国的崛起及中美在西太的力量变化密切相关，并伴随着崛起与遏制的矛盾而存在。可以说，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三重矛盾均集中于此一点之上，这势必加剧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矛盾性和冲突性，也意味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将面临较大困境。因此可以认为，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博弈越来越进入到“深水区”，矛盾性、对抗性会越来越强，统一和反统一的矛盾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之间博弈的重点，美国加大对台勾连、鼓励盟国介入台海局势、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等都是应对这一矛盾的反映，其目的就是要固守住台湾问题这个“关隘”，规避连带性风险的影响。相对而言，中美力量对比虽然仍呈现“美强中弱”的局面，但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层面和区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对中国“摊牌”的决心，因而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美国护持现状的战略目的及政策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具有“防御性”特质，这为中国赢得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准备提供了条件。

来源时间：2021/12/15   发布时间：2021/12/15

旧文章ID：26701

作者：程贤  来源：澎湃新闻

很多美国政治的观察者都半开玩笑的抱怨过，对大选的应对和准备仿佛占据了比执政大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总统大选后两年就要进行改选全部众议员、三分之一参议院和无数州级与地方级的职位，而一场激烈的选举过程完全可能在投票日一年、一年半前拉开序幕。而在这之外，还有一部分数量不多但重要性却并不低的州、市级选举，是在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之间没有全国性选举的年份进行的，被称为“淡季选举(off-year election)”，在媒体和专业人士跟踪全国性选举的疲劳中得到的注意力往往不多。

但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下，今年11月刚刚结束的淡季选举则完全不同。从年中结束的党内初选到11月初进行的两党选举，其结果都代表着对许多关键问题的解答：民主党内繁多的进步主义政策中哪一些会被选民接受?经济、教育、种族平等、警察暴力，美国大多数民众究竟对这些关键问题持怎样的态度?共和党一方否认合法选举结果的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从这些结果中，又能怎样预测明年中期选举的走向?

一、“批判性种族理论”：共和党如何用“文化战争”在弗州取得胜利?

在这些选举结果中，让各方情绪起伏最大的，定属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作为南方州之一、美国内战中南方邦联的“首府”所在地，政治氛围长期保守的弗州，在近20年里向进步主义和民主党方向进行了明显而迅速的转向。奥巴马不仅两次轻松赢得了该州，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中甚至与共和党对手拉开了更大的差距。民主党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完全赢得了州政府和州议会的控制权，不难猜到，去年11月，拜登更是以超过10%的优势赢得了该州。这种变化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多，也包括城郊中产选民对特朗普的强烈厌恶。而从2019年开始由民主党控制州政府和州议会的弗州，也见证了民主党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执政成果：废除死刑，控枪，扩大投票权，保护堕胎权，扩大医保覆盖率等等。

所以，这场选举结果不但决定了这些大胆、务实的改革是否能够顺利继续，同时还是明年中期选举的一次预演：不仅弗州由蓝州变色的后果本身让在两院仅有最微弱优势的民主党难以承受，而少数族裔和城郊居民这两个在弗州起重要作用的选民群体，也同时是民主党在多个摇摆州所依赖的。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也相应地显示出其对待这场大选的审慎，提名了曾在2014-2018年任州长的泰瑞·麦考利夫(弗州法律规定州长最多只可连续任职一届，但可以在任期不连续的前提下重新参选)，无疑，这是一个同时意味着经验、稳定和已有知名度的选择。相比之下，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则是一位不具备任何政治经验和知名度的投资公司高管。竞选初期，麦考利夫的确保轻松保持着民主党所占的优势，直到杨金复制了共和党今年以来在全美多地使用的剧本：在学校教室展开的“文化战争”，激烈反对有关口罩、疫苗等疫情防护措施的实施或对性少数学生的包容政策等等，并将自己一方的立场塑造为站在家长和学生的“自由”一方。

在去年数个非裔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的悲剧和其在社会各层面引发的种族正义诉求后，以白人基督徒为选民核心的共和党在这场文化战争中也相应地找到了最佳的稻草人：他们在一些反种族主义著作的注脚、引文中找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这样一个概念，将它刻意曲解为一种极端的“黑人特权”、“黑人至上主义”，并称许多美国公立学校正将这个概念“强制灌输”给学生们。但事实上，这个概念是民权运动时期的法学界用来解释“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即回答“为什么种族主义并没有随种族隔离等压迫性制度的废除而一同消失”，它不仅不极端，而仅仅是一条艰深学术性极强的法学理论，因此自然没有在任何一个中小学内被传授的可能;但保守派则有意不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背景，将一切探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课程和材料都笼统地放在这个概念里，抹黑为是在教给孩子们歧视白人的“逆向种族主义”、“仇恨美国的历史和理想”——这一切显然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单纯为了挑起一部分白人选民对注定改变的美国人口结构、少数族裔在社会各个层面诉求的本能恐惧。

遗憾的是，这种带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策略在弗州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共和党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场候选人辩论中，在此前一个星期，弗州内一个地区的学校系统迫于来自学生家长的骚扰和压力，将两本以倡导多元主义和性教育的书从学校图书馆中移除，尽管这两本书在许多学区都广泛使用、并且均获得过来自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奖项，完全不像涉事家长所描述的那样包含“不恰当内容”;这也并非一起孤立、自发的事件，而是上文提到的共和党“文化战争”的一个中心部分，在许多地方的学校校董会上，都有保守派宣传鼓动下的家长愤怒要求学校禁止以种族主义历史、多元主义、性教育等为主题的课程或图书，已经有许多教育者表示自己的正常工作受到了这类闹剧的严重干扰，其中甚至有人在威胁下被迫辞职或被辞退。

自然，教育不应该任由这些被特定宣传鼓动的行为干涉。当这起事件不可避免地在第二场州长候选人辩论中被提及时，杨金将事件片面化为家长在孩子教育中所承担的角色问题，说他“相信家长有权利决定孩子所受的教育”，面对这种误导色彩严重的简化，麦考利夫犯下了整个竞选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错误：他没有打破对方对事件的定义、指出其中共和党试图从教育中抹去种族正义和多元主义的事实本质，而是未经思考地回答说他“不认为家长应该告诉学校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了解事件前因后果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这种表述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紧密跟踪选情的人们来说，在单看这句表态时，感受到的则是对于家长对孩子知情权、监护权和爱护心的敌意。共和党迅速将麦考利夫这一句失误表达截取出来，做成各种形式的竞选广告，杨金甚至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竞选的中心议题——自己将成为一位重视教育、重视家庭的州长，不让孩子受到口罩、疫苗等防疫措施的“禁锢”或“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灌输”。在选战的最后一周，杨金放出了一个以此为主题的竞选广告，在广告中，一位母亲忧心忡忡地讲述自己如何在孩子拿回家的学校阅读材料中，发现了非常多“不适宜”的内容，称这些内容甚至让孩子开始做噩梦，并因此成功游说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限制学校教学中涉及“不适宜内容”的法案，却被当时在第一个州长任期内的麦考利夫否决;这个广告无疑又一次旨在将麦考利夫和民主党刻画成站在爱子心切的家长的反面。但事实上，这位家长所提到的著作，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具盛名的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代表作《宠儿》，而所谓“不恰当的内容”则是其中对黑奴遭到暴力对待的描写;广告中的母亲，其实长期以来是一位共和党民间活动人士，她的儿子在日后曾在特朗普白宫内实习，大学毕业后至今就职于共和党国会委员会。

杨金的策略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加密过的种族语言(racially coded language)”，即不同群体从中实际听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共和党最硬核的基础选民，即生活在农村或城郊地区并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当然是能听到、并乐于听到与响应所谓“教育”议题中的种族主义信息的;大量对政治不够热衷的普通选民则容易搞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被共和党和杨金一方的简化所迷惑，所看到的仅仅是杨金在承诺会给予“教育”这个主题远超出对手的专注;而只有同时身处保守派回音室外、又对选情保持着不间断关注的人，才能完整理解所有的前因后果，看清这背后是共和党危险的种族主义“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而显然，去年大选中拜登在弗州所获得的胜利，是反感特朗普的粗俗、种族主义的许多人联合所获得的，而杨金将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加密”以后，就难以避免地将选民中一大部分拉回了共和党阵营。

在教育议题以外，杨金的整个竞选过程都遵循了此类策略。他的主张中几乎覆盖了“特朗普主义”中所有最危险的部分：他附和了特朗普有关“选举欺诈”的谎言，为压制少数族裔投票率甚至在未来无故废除合法选举结果奠定了基础;他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共和党对科学疫情防控措施的敌意;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堕胎立场，称自己会签署限制堕胎权的法律。但同时，他的整体形象又是一个温和、传统的罗姆尼式共和党人，有商界出身的背景，是弗州人向来青睐的政治“外来者”身份，说话温和，关注超市物价、社区安全等民生话题。《纽约时报》政治记者丽萨·莱尔(Lisa Lerer)总结道，杨金把握住了“让特朗普支持者80%如愿”的平衡，因为这已经足够在吸引住他们的同时而不“吓走”讨厌特朗普粗俗、无理、直白展露种族主义但依然心存共和党倾向的相当一大部分选民。麦考利夫和弗州民主党当然也看出了这种策略，他在竞选中自然也从没停止将杨金和特朗普绑定的努力，指出“给杨金的一票就是给特朗普主义的一票”。但既由于对前因后果的解释无法像对手的消息一样便于简化，也由于保守派拥有包括脸书频道、福克斯新闻和极右翼地方电台等一整个信息垄断的回音室，麦考利夫对杨金的这种定义一直没能很好地传递出去。而全国性的现状也并不利于民主党：人心惶惶的阿富汗撤军，挥之不去的疫情，有所上涨的物价，混乱的南部边境……尽管这些问题几乎都是由特朗普时期的糟糕决策制造的，但很多人还是本能地认为对不乐观现状的责任应该由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所承担。

因此，在竞选后期，尽管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意识到了弗州选情的危险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杨金和麦考利夫间的差距依然在不断缩小，直到临近选举日前甚至出现了反超的趋势。在选举日当晚，杨金最终以近两个百分点、六十三万票的优势取胜。不仅如此，副州长、州检察长两个职位和州议会的多数也都由蓝转红。在选举日前一天晚的演讲中，杨金称，自己当选后会立刻“在教室中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传授)”，从今年以来其他订立了类似法律的红州来看，这将会重创学校内历史课程的全面和客观程度，在教师和学生中制造寒蝉效应;除此以外，所有人都不敢确定，控枪、改革医保、扩大投票权等等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在这个近二十年以来一直在不间断转蓝的州是会戛然而止还是顺利继续。

二、“削减警力”：纽约民主党内部竞争的焦点

除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举行的州级选举以外，在纽约市、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水牛城、亚特兰大等一系列在全国政治中颇具影响力的城市也举行了重要职位的选举。由于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是民主党掌握绝对政治优势的地区，这些选举结果所展示的，则是民主党内部对进步主义政策不同诠释和表达间的竞争。在去年多起非裔美国人死于警察之手的悲剧后，“黑命攸关”运动让从根本上解决警察暴力问题成为了之后的一年半里进步主义政治的核心之一，“停止资助”甚至“彻底废除”警察(defund/abolish the police)的呼声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响应。自然，警察、治安相关问题也在今年这些地方选举中承担了相当大的角色，但结果却不是这些改革的呼吁者希望看到的：在黑人青年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需要面对一项用新增“公共安全部门”来取代警察局的公投提案(ballot measure)，若通过，这个新增部门将用更少侧重于警察、更多侧重于社工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思路维护治安，并接受市议会更严格的监督。但尽管在当地已经广泛存在现存执法制度中存在诸多顽疾并急需改革的广泛共识，这个提案却由于对新设替代部门的描述过于模糊，而并未得到多数市民的支持，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明尼苏达州两位参议院在内的多位民主党政治人物也对其表达了反对。同时，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同属民主党籍的两位市长候选人中，现任市长以一万一千多票的优势击败了另一位支持“削减警察经费”等更加激进改革的候选人从而成功连任。

而在这个议题方面最典型、最具重大影响的选举发生在纽约市：11月2日晚，在投票处关闭仅十分钟后，美联社便宣布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布鲁克林区主席艾瑞克·亚当斯(Eric Adams)获胜。这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纽约市自然毫不意外，而这场选举中值得关注的则是亚当斯赢得民主党初选的过程。在一众候选人中，亚当斯乍一看好像并不属于被多元、进步底色浓厚的纽约所青睐的：在从政前，他做过近20年的警察，最高任警队队长，在这次竞选中也强调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成为主打“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议题的候选人，并反对进步主义阵营对削减警费等较为激进的改革，与其他多位候选人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但与许多人的预期正好相反，亚当斯最终得到了十分多元的民主党选民最广泛的支持，尤其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等工薪阶层少数族裔市民集中的地区格外受欢迎，也得到了如阿尔·夏普顿牧师(Rev. Al Sharpton)等民权活动者的帮助和支持。为什么这个传统印象里民主党最可靠、最进步主义的选民群体会将胜利给予亚当斯这样一位带有“温和派”标签的前警长呢?因为细看之下，亚当斯的主张和政策其实比很多人习惯性使用的“温和派”与“进步派”的二元对立视角要细微、复杂得多。

亚当斯本人对这种叙事也多次表达了反对，他在许多采访中也都强调，自己“是一位进步主义者”，只不过同时是“实用主义者”。熟知他警察职业生涯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在布朗斯威尔的工薪阶层社区里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长大的他，很早就经历过黑人社区与警察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曾经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在15岁时和自己的哥哥一起遭到过纽约警察的殴打，在16岁时更是见证了一起影响力颇大的警察暴力事件：一个和自己同龄的黑人高中生在无故遭到警察近距离射杀后，涉事警员却因被裁定在事发一刻“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在思考身为一个黑人青年自己可以为改变现状做出什么时，亚当斯受到了当时一位民权活动家的话的启发：“有些人需要在系统外(改变系统)，有些人则需要在系统内，来从内部搞清为什么这些暴力事件会发生、为其他警察树立榜样”;成为警察、从系统内部带来改变也就成为了他的目标。早在警校学院时期，就和为另一起警暴事件辩护的上级产生过公开、激烈的争辩，他的整个警察职业生涯里，也一直在尖锐地识别与批评警察系统内的问题：对轻罪少数族裔年轻人过高的逮捕率，黑人警员在警队内部所承受的种族主义，在前市长布隆伯格任期内对“拦截并搜身(stop and frisk)”的滥用和其对少数族裔市民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也善于通过媒体、公开发声等等途径将自己的倡议传递出去，成立了连结非裔社区和警队、监督警察暴力问题的倡议团体“100位在意(解决问题)的非裔执法人员(100 Blacks in Law Enforcement Who Care)”，用“成绩单”的方式为警队雇佣、提拔人员的多元性“打分”，并多次针对如截停搜查等存在问题的做法在听证会作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达自己和其他非裔警员的不满等。他在晋升等职业前景方面也因直言而做出了不小的牺牲：由于警局领导对警队队长(Captain)以上职位的任职有较大的控制权，亚当斯便一直没能继续晋升，并最终因为对布隆伯格的一次批评“违反了警局内部政策”而被迫离开警队。

这些经历给了他在竞选过程中谈论警察与公共安全问题时的可信度：一方面，他知道少数族裔社区的忧虑除了警察暴力以外，还有由于枪支泛滥而生的公共安全问题，所以，一些年轻的进步主义活动人士在不加解释地呼吁“废除警局”难免引发他们对日常生活安全的担心;而另一方面，他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的出身、长期以来对警察暴力问题的直言不讳，让他既有许多合理而可操作性强的方案，又知道如何成功地将自己的方案解释给选民：他称自己对劣迹警察“零容忍”，支持禁止警察使用去年造成弗洛伊德死亡的颈部压迫动作(chokehold)与降低警察整体的军事化程度;他能够意识到许多“犯罪”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精神健康和教育缺失问题，这意味着雇佣更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参与公共安全领域的工作，并将此与他的教育政策结合;在具体执行方面，他希望借用自己早期通过创立一套数字统计系统来降低地铁内抢劫案数量的经验，建立一套精准统计警方执法质量的系统，及时确定并处理围绕哪些地区、哪些警员出现了针对无辜少数族裔市民过度执法甚至使用暴力的问题。对他来说，“保证公开透明程度是关键”。

细看下来，他的主张中相当多的部分，其实和“停止资助警察”的主张中得到最广泛响应的部分有相当大的重合度，其中包括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执法程序的参与，更包括对许多所谓“犯罪者”本质的认知：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现存系统性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拥有阅读障碍、学习能力欠缺等问题的同时没有得到教育系统的认真对待;他引用南非图图大主教的比喻，说自己要通过在教育、家庭、社会福利等领域改善这类少年儿童的境遇，来“从河的上游防止人掉进水里”，而不仅仅是“将人从水里捞出”。事实上，许多媒体称他对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实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他说自己认同这场运动中将重心从对犯罪的“暴力干预”向“软性预防”挪动的必要性，但只是同时希望在这个转向过程同时不放弃必要的“干预”，同时也说自己完全理解运动中许多年轻活动者的沮丧，并期望他们给自己“尽可能地施加压力”。

纽约市现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竞选中，所打出的是相比亚当斯要偏左得多的进步主义旗帜，但在上任后，却由于警局借用公众对犯罪泛滥的恐惧向他施加压力而无法顺利将预想的改革推行下去，导致在他的八年任期内这方面的改革成果寥寥。相比之下，对警队制度与工作方法有深入了解、能把程度相近的改革政策用不同语言表达出来、同时能得到各阶层市民认真聆听的亚当斯，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年或八年中取得更大成果。可以预见，两者间的对比会为未来民主党和进步主义阵营中选择最有效的警察系统实施改革方式提供一份重要参考。

三、"淡季选举"的预言

尽管选举夜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媒体、专家依然在高密度解读今年淡季选举所传递的信号。这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如何形容都不为过：当美国两党制中的其中一个政党，已经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对司法、媒体、三权分立、世俗主义等每条美国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原则展开了攻击，同时无论在州级还是联邦级，在疫情应对、基建、教育、福利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也都丧失了执政的能力甚至意愿时，其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取得大规模胜利的后果是不敢想象的：不仅拜登政府任何对普通美国人生计来说十分重要的改革都会被无差别阻挠，2024年若共和党候选人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赢得选举，一年以前因为其不掌握两院而没能进行的“合法政变”则完全会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明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将会预示出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最可怕的情形会不会在未来上演。自然，民主党和任何不希望看到这样画面的人都需要尽快地从今年的结果中总结经验教训。

如上文所说，虽然纽约市候任市长亚当斯政策主张的成功与否还有待观望，但他在初选中的取胜起码可以视为今天民主党选民对党内最有效声音的一种筛选，尤其是给他最多支持的少数族裔工薪阶层选民，将对民主党在未来所有选举中都至关重要。从他的胜利中可以看出，对于特定的进步主义政策，更加细致、具体地宣传其怎样实施、能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并选择在相关方面有专业经验并能获得本地社区信任的“代言人”，是比单一使用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口号要更有效、能激发更多选民热情的沟通方式。好在民主党中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宣传基建法案和“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这两个拜登第一年任期内的最重要立法成果时，白宫和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地开始简短而有针对性地指出其中关乎民生的具体项目，如提供带薪病假、降低胰岛素等基础药品价格、保证人人享有可负担的育儿服务、使社区大学免费等等，而避免使用诸如“社会福利和气候支出法案(social spending and climate bill)”这样具有进步主义色彩、却容易被共和党污名化为“浪费税金”的表达。而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大中城市内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共性问题，其中包括亚当斯所提到的高犯罪率、高谋杀率，也包括过高房价导致的无家可归群体、资源分配不公的公立学校系统等等，而面对这些问题最为脆弱的往往正是民主党试图代表和争取的少数族裔社区。直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有利于回击对手“虚伪”、“缺乏执政能力”的指控，更可以同时将选民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求结合进诸如控枪、强化社会福利网、改革教育系统等进步主义政策中，让这些选民看到，民主党的确是在意民众福祉的，而并非是东西海岸的离地精英。

而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则是专注所谓“黄油与面包(Bread-and-Butter issue)”的民生问题同时，不能忽视浸泡于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所蓄意挑起的种族主义文化战争，尤其是诸如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争议”这种上文所说的“加密过的种族语言”，民主党不能自动指望选民自动看清并拒绝其种族主义的本质。对此，不少民调、公众舆论等方面的专家指出，民主党应该在几个方面同时有所行动：首先当然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清晰传递如公立学校中并未传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许多家长对学校下架教学内容的“诉求”既非自发也并不合理等等事实，同时不再回避这种假信息中的种族主义色彩，清晰点明共和党政客与保守派活动人士并非在关心孩子们的教育，而是在试图掐断整个关于美国种族历史的讨论;对这段历史的讨论、反思本身更不能因惧怕诸如“过于激进”、“传播对美国的仇恨”等等的攻击而停止，而要更加强调这种反思中和“美国价值”相向而行、从而能最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一面：反思、修正历史中种族主义的部分，并不意味着否定在政治文明方面美国建国者们许多制度与思想的开创性，而是补足他们所许下的美好承诺中“言行不一”的部分，今天的反思也正是南北战争、废奴运动、民权运动等等时刻的延续，这些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无数边缘群体在痛苦甚至牺牲下取得的进步，才应该被放置于美国的历史叙述的中心位置;而以此凝聚起来的对“美国身份(American identity)”的共识，完全不一定是消极、丧气、悲观的，反而可以是骄傲而充满“实现诺言”的使命感的。奥巴马的胜利就完全是这样一种叙述的化身，他的肤色不允许他忽视美国的种族问题，于是他便反而将这个独特位置利用起来，将承认、战胜种族主义顽疾刻画为一件鼓舞人心同时极具美国色彩的使命，最终，他身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在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是自克林顿以来最高的。换句话说，主动直面共和党挑起文化战争的主题，并随之建立一套不意味着威胁、恐惧而意味着希望和使命的新叙事，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诚实反思将不再是一件给人带来过强威胁感的事情，保守派以此煽动恐惧的手段也就不会再如此奏效。

当然，从今年的“淡季选举”中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预期的问题是同时存在无数种不同回答的，甚至能影响结论的数据、民调、舆论研究还在不断出现，而种种策略在着手实施后能否在明年中期选举以前的短短一年以内取得成果也依然是未知数，所以，在民主党和进步主义者的阵营内部还势必会有出于不同视角、阶层、出发点和方法论的争论;这甚至并非本质上相同的问题被第一次提出来：对于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在白宫和两院内取得胜利原因的争论就从没有停止过。但一个广为存在的共识是，所有对美国乃至世界未来忧心忡忡的人都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是在国会尽快通过关乎民生的立法议程、为摇摆席位制定竞选策略，还是一个个电话、一次次敲门地进行基层选民注册与动员，即刻开始行动才意味着整个国家停止向深渊转向的可能。

来源时间：2021/12/14   发布时间：2021/12/10

旧文章ID：26705

作者：贾敏，季寺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州有关“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的反堕胎法进行审理。尽管最高法院可能迟至明年六月才会做出最终裁决，但9名大法官中的多数表现出了大幅削弱甚至完全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例的倾向(该判例设定的最迟堕胎期限是怀孕后的24周左右)。这一情形引发了西方舆论场的激烈讨论。

《卫报》12月11日发布了一则题为“拆解罗诉韦德案将如何危及其他‘核心基本人权’”的报道，文章援引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宪法、家庭与生殖权利法专家梅丽莎·默里(Melissa Murray)的观点指出，如果最高法院削弱或推翻罗诉韦德案，那么同性恋权利、避孕权、某些生殖治疗权甚至跨种族婚姻权等人们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都可能受到牵连，因为它们同样根植于隐私权。

该文指出，目前由于受到最高法院的限制，各州不得禁止在胎儿获得“体外生存力(viability)”之前的堕胎行为，但在12月1日的庭审中，大法官们指出了几种他们可能对罗诉韦德案判例进行重新阐释的路径，其中托马斯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基于“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观点，表达了对隐私权是否存在的怀疑，并因为宪法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权利而摇摆不定。这可以保守派推动的另一论点相提并论，例如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斯科特·斯图尔特(Scott Stewart)主张，堕胎权并非基于美国的“历史或传统”。

文章进一步指出，隐私权的理论基础被称为“实质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相对于保障特定法律的实施的“程序正当程序”，它保障的是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自罗诉韦德案以来长期研究堕胎权的历史学者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指出，对于美国宪法中的权利中的权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普遍的答案，有宪法文本明确提到的权利，例如携带武器或反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也有其他诸如结婚、生育等没有写在宪法文本中的权利，后者即通过“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确立的权利。例如1965年，最高法院在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取消了对已婚夫妇的避孕禁令;1967年，在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禁止异族通婚的反通婚法无效;1972年，最高法院通过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确立了未婚者也有避孕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承认了堕胎权。

默里认为，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将会基于其不受宪法约束，如果这种观点在最高法庭上占据上风，那么避孕权、同性恋权利以及体外受精权也可能很快受到牵连，“所有这些都不受宪法文本约束并且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可用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实质性正当程序最终获胜，堕胎权的历史也可能为其他权利受到阻碍提供路线图。

不同于上文的法学理路辨析，12月10日刊登在《卫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关于堕胎权的争论只关于一件事：控制女性”。该文作者认为，堕胎权争议简而言之，就是众多有权势的人不理解为什么女人应该拥有身体自治权，他们由此认为，一个胎儿，或者一个胚胎，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到肉眼不可见的受精卵，都拥有比它们在其身体之中的那个人更高的权利。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密西西比州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就其能否立法禁止妊娠超过15周的堕胎，这就是在要求为女性身为女性而惩罚她们的权利。

文章提到，12月10日上午，最高法院对得克萨斯州禁止女性在怀孕6周后堕胎的法案作出裁决，得克萨斯的堕胎服务提供者可以就该州的禁令提起上诉，但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苛刻的反堕胎法案仍在生效。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在激情澎湃的异议书中写道：“这是对联邦体系的无耻挑战。它呼应了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哲学，他是南方奴隶制的恶毒捍卫者，坚持认为各州有权‘否决’或‘废除’任何他们不同意的联邦法律。”她补充道：“国家为了这个主张打了一场内战。”内战前，美国分裂为自由州和蓄奴州，而今天的美国正在愈演愈烈地分裂为享有生殖权的州和反堕胎州。

该文指出，反堕胎主义者的目标，似乎是通过削弱女性权利和将女性群体分化和不平等化。从而提升男性特权。但这个理由上不了台面，所以他们转而强调未出生婴儿的权利高于孕妇，因为未出生婴儿既无法发声，也无法投票，任何人都可以声称为它们说话。而声称要保护未出生婴儿的大多是保守派，他们一向拒绝普及的医疗保健，更不用说满足婴幼儿在食物、衣服、住所和日托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了。他们通常也反对生殖教育，包括取消资助和妖魔化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他们一般不会把流产视为人类生命的损失，除非是为了将女性入罪。在美国的23个州，怀孕期间使用药物被视为虐待儿童，但没有人会因为拒绝满足母婴的基本需求致其陷入危险而坐牢。收到这些法律惩罚的通常是有色人种女性。众所周知，堕胎限制惩罚的也主要是惩罚穷人和少数族裔。

预期的怀孕通常被使怀孕者作为洋洋自得和接受恭贺的机会，但意外怀孕则被视为女性独自完成的邪恶事务。没有男人因为意外怀孕而受到法律制裁，尽管很大一部分此类怀孕是由他们的性胁迫和拒绝配合避孕而造成的。此外还有他杀的风险，8.4%的孕产妇死亡原因是谋杀，非裔美国女性以这种方式死亡的概率是白人女性的7倍，其中大多数死于伴侣之手。

作者感叹，没有任何其他在身体和精神上如此残酷，可能导致数月失能或是长期伤残，甚至导致死亡的经验，当存在一个显而易见且相对安全的选项存在时，会有人说是一个个体必须经历的(最为接近的同类事件可能是战争时期的征兵)。作者表示，预期的怀孕和分娩既可能是美妙和剧烈的，也可能是悲惨的，她有朋友在第一次怀孕时不停呕吐，也有认识的人不得不卧床数月，听说过骨盆骨折、髋关节脱臼、慢性疼痛、威胁生命甚至致命的子痫以及导致大出血的流产。作者另一个朋友的妈妈在生下一个孩子时去世了，她了解剖腹产的残酷、长达36小时的分娩、阴道撕裂及其引起的失禁、瘘管和其他永久性伤害。对于精神本已处于脆弱状态的人而言，荷尔蒙变化带来的知觉变化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是意外怀孕，情况可能更糟。将一个新生命带到世界上来的经历是深刻的，让其非自愿地发生是骇人的。

副总统哈里斯本周在宣布对孕产妇健康进行重大投资时说：“我们国家的女性在分娩前、分娩中、分娩后死去。在21世纪的美国，怀孕和分娩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都知道怀孕晚期的孕妇负担沉重，经常筋疲力尽，大小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的身体感觉都不像是她们自己的。让人不是出于自愿而经历这些是惩罚性的。巴雷特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在庭审中提问，为什么可以在出生时放弃婴儿的事实没有解除女性的负担，如果“被迫养育、被迫母职会阻碍女性进入职场和获得平等机会……为什么《避风港法案》不解决这个问题?”试想一个门房、一个舞者、一个农民、一个试图成为律所合伙人的女性、一个女运动员会受到的影响，争辩说怀孕没有真正扰乱生活是荒谬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大多数寻求堕胎的都是已经有孩子的女性，很多女性出于对现有的孩子的爱和尽可能好地养育他们的希望而选择堕胎。早期避孕倡导者的文献中充满了女性的绝望，她们无法应对再次怀孕和生育对身体的影响，也无法负担照顾另一个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工作量。在喜马拉雅偏远山区工作的医疗服务人员告诉作者，一些女性前来节育，发誓宁死也不愿再要孩子。而非法堕胎的死亡率高到令人震惊。

在该案件中为女性生殖权利辩护的律师对巴雷特的胡言乱语作出了回答：“怀孕本身是独特的。它将特殊的身体要求和风险加诸女性，并事实上影响她们的一生，影响她们照顾其他孩子、其他家人的能力，她们工作的能力。尤其在密西西比州，这些风险高得惊人。在密西西比州分娩的风险……比在胎儿获得体外生存力之前堕胎高出75倍，而这些风险不成比例地威胁着有色人种女性的生命。”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dec/11/supreme-court-roe-v-wade-gay-rights-contraceptives-fertility-treatmen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dec/10/arguments-abortion-us-controlling-women-anti-abortionists-women-rights-over-bodies

来源时间：2021/12/14   发布时间：2021/12/13

旧文章ID：26704

作者：刘中民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12月7日晚，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了一项由两党议员小组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试图禁止拜登政府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1.26亿元)的武器。此前，美国国防部11月4日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280枚空对空导弹，合同价值大约6.5亿美元。一旦获国会批准，这将是拜登就职以来美国对沙特的首笔军售大单。

拜登政府在一份政府政策声明中表示，“强烈反对”桑德斯等议员的议案，坚持向沙特出售价值6.5亿美元的武器，并称这次军售“完全符合美国政府的承诺，即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也门冲突……同时确保沙特有能力抵御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空袭。”(参见王露：《美参议院通过对沙特军售计划，承诺不挺沙的拜登遭“打脸”?》)

但是，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初，曾宣布将改变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沙特政策，包括宣布终止在也门战争中对沙特的支持，并停止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相关武器，强调政治解决也门危机。禁止拜登政府向沙特军售的议案遭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否决，这表明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沙特出售武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在本质上反映了美国与沙特相互依赖的盟友关系尚无法撼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的逻辑，即能够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决策的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大影响能力。

美国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最深刻的矛盾在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悖论，其直接表现是美国一方面一味背离中东的社会环境移植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又与许多与美国民主价值相去甚远的中东君主制或威权国家建立了盟友关系，美国与沙特的盟友关系便是如此。

事实上，美国试图影响中东盟友国家内政，使其向西方民主靠拢的努力曾留下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美国失去伊朗巴列维王朝，其内在逻辑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模式是君主专制国家，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和卡特政府，不断向巴列维王朝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民主和社会改革，最终侵蚀了巴列维王朝的权力根基。这无疑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准备了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而革命爆发后美国又抛弃巴列维，最终导致美国失去了伊朗。

沙特与伊朗在冷战时期是美国中东盟友的“双柱”，沙特在政治上比伊朗更加传统、保守，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也面临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类似的矛盾，但在美国失去伊朗后，美国再无失去沙特的资本。因此，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在冷战后尽管波折不断，但彼此相互依赖的盟友关系很难改变，即使是双方面临“9·11”事件的严重冲击，也未能撼动双方盟友关系的根基。

美沙同盟关系的历史嬗变

长期以来，美国与沙特同盟关系的基础都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尽管美沙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也多次受到冲击，但都没有导致美沙关系破裂。

美国与沙特的同盟关系由来已久。二战期间，鉴于沙特丰富的石油储备和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于1943年1月18日与沙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5年2月，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美国“约翰·昆西”号巡洋舰上会晤了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奠定了美沙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政治基础，并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同盟关系模式。此后，沙特与伊朗一起成为支撑美国海湾战略的“双柱”。21世纪以来，尽管美沙关系因“9·11”事件、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而产生裂痕，但双方同盟关系始终未被瓦解。

冷战期间，美沙同盟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先后签订了《联防互助协定》《达兰机场协定》等合作条约，为美沙同盟关系提供了法理依据。与此同时，美沙经济合作不断升级，沙特向美国供应石油，并大规模投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美国亦广泛参与了沙特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遏制、防范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方面，沙特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堡垒。

尽管美沙关系在冷战期间发展迅速，但也不乏龃龉与分歧，如两国在巴以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沙特一贯反对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主张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沙特因不满美国偏袒以色列而公开与之对抗，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但相较于双方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沙特更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而美国在能源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亦需要沙特的配合。因而，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定后，美沙双方都做出让步，两国关系迅速恢复并强化。

20世纪70年代末，沙特的周边环境剧烈变动，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沙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沙特积极寻求美国的保护，而美国一再重申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保证，美沙同盟关系再次得到巩固和提升。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进一步强化了沙特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战时双方的军事合作达到顶峰，沙特借美国之力确保国家安全，美国则借此加强了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美沙关系敏感而复杂，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分歧不断，沙特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尽管20世纪90年代美沙关系摩擦不断，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还是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克林顿政府出台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新中东政策，沙特成为美国海湾政策的基石以及遏制两伊的战略支点，美沙同盟关系进一步提升。

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沙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在“9·11”事件中，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是沙特人，而幕后元凶更是沙特亿万富翁本·拉登。这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沙特的看法和态度。此前被选择性忽视的美沙矛盾被放大，沙特被美国舆论贴上“反现代、反西方、歧视女性”等负面标签，其信奉的伊斯兰教瓦哈比主义则被美国人视为“狂热、好战、培育恐怖分子”的信条，一时间美国国内对沙特恶评如潮。在外交领域，小布什政府指责沙特政府纵容恐怖主义，对国内恐怖分子打击不力，对“9·11”事件负有“间接责任”。而沙特政府则认为“9·11”事件与沙特政府无涉，并谴责美国舆论界对沙特的“污名化”，与此同时，沙特国内反美情绪高涨。“9·11”事件使得美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导致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尽管如此，美沙同盟关系也未因此而破裂，并且为避免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修补裂痕。

对沙特而言，其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保护，因此沙特在小布什政府最关心的反恐、伊拉克战争等方面均做足姿态，与美方密切合作。尽管沙特曾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最终还是不露声色地配合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美国亦重视沙特在地区和能源安全方面的特殊价值，小布什政府也表示“不寻求将美政府模式强加给沙特政府和人民”，强调维持与发展美沙关系的重要性。

2009年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美国对中东政策大幅调整，采取紧缩战略，突出表现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放弃出兵叙利亚等。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引起沙特强烈不满，沙特与伊朗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使沙特备感失落。在沙特看来，美国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无疑是为伊朗“解套”，有利于伊朗减轻国际制裁的压力，并实现国家崛起。在叙利亚问题上，美沙的立场也不相同，沙特希望借力美国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但奥巴马政府不愿直接介入叙利亚问题，并且在2013 年9 月与俄罗斯达成“化武换和平”协议，通过“最后一分钟外交”避免对叙动武。

尽管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沙分歧不断，但双方同盟关系的根基没有动摇。对美国而言，沙特是其中东政策的战略基石，为此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美沙关系的重要性，并多次对美沙盟友关系进行修复。对沙特而言，美国是其最大靠山，战略重要性无可替代，因此尽管其对奥巴马政府颇有微词，也没有与美国分道扬镳。从根本上讲，沙特反对的是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而非美沙同盟关系。

在特朗普时期，美沙同盟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较之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既有延续也有变化，延续之处体现在战略收缩仍是主线，基于“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等理念，特朗普政府不愿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希望地区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变化之处主要体现在通过突出伊朗威胁，修复、巩固与中东盟国关系，并试图组建反伊朗同盟。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伊朗推行温和的接触政策，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沙特，使美沙关系龃龉不断。特朗普上台后，沙特王储萨勒曼、外交大臣朱拜尔等相继访美，为美沙关系回暖做铺垫。2017年5月，特朗普将沙特选为就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对沙特的重视可见一斑。

特朗普政府通过与沙特签署价值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与海合会国家签署《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谅解备忘录》并成立“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全球中心”，与沙特、埃及等国成立“反恐怖主义洗钱中心”等举措彰显美国对沙特的重视。此外，特朗普政府还竖起“反伊朗大旗”，不断渲染“伊朗威胁论”，谴责“伊朗是中东地区动乱的根源”，并希望通过美沙合作，共同抵御“伊朗的邪恶影响”;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因人权问题、宗教问题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博得了沙特等中东保守国家的好感。

2018年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曾受到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遭沙特安全力量杀害事件(以下简称“卡舒吉事件”)的冲击。在“卡舒吉事件”发生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一旦查明卡舒吉确为沙特“暗杀”致死，美国将对沙特进行“严厉惩罚”;沙特方面也毫不示弱，称将采取与美国宿敌伊朗交好、冲击国际能源市场等30种手段回应美国的“惩罚”。迫于舆论压力，美国不得不采取诸如取消部分沙特安全与外交官赴美签证、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等“惩罚”举措。

后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卡舒吉事件”定性为沙特蓄意所为的事件之际，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声明称：美国已对“卡舒吉事件”的参与者采取了强硬措施，但由于无法掌握该案的全部事实，为了确保盟友和地区有关国家的利益，美国不会惩罚沙特王储，也不会取消对沙特的军售，并称沙特依然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从中不难发现，特朗普向外界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美国决定对“卡舒吉事件”与美沙关系做硬性切割，“卡舒吉事件”不会动摇美沙盟友关系的根基。

总之，在“卡舒吉事件”事件之初，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美国和沙特均对“卡舒吉事件”做出高调反应，但更多的是舆论层面的反应，并未严重伤及双方的同盟关系。美国之所以对“卡舒吉事件”反应激烈，一方面是要捍卫其自由民主形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向沙特施压以获取军火订单等现实利益，同时使沙特更加听命于美国。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关切在于避免美沙同盟关系破裂。对沙特而言，尽管其在舆论上同样反应高调，但出于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对抗伊朗的地区政策、推进国内改革和维护国内稳定等需要，都使其无法承受沙美同盟关系破裂的代价。

维系盟友关系是美沙双方的共同需要

美沙关系从奥巴马执政时期龃龉不断到特朗普执政时期不断回暖，既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需要，又是沙特政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地区事务主导权的需要。对于美国而言，遏制伊朗成为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首要内容。在此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除通过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进行施压外，还鼓动地区盟友协力对抗伊朗，并致力于同盟关系的体系化。无论是建立“中东战略联盟”(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 MESA)，即所谓“阿拉伯版北约”，还是建立针对伊朗的“以色列-务实逊尼派轴心”，沙特都是其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

拜登上台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战略收缩，撤军阿富汗和伊核协议谈判成为其中东政策的优先选项。为推进伊核协议谈判，一方面美国有必要对伊朗的宿敌沙特进行安抚，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约束沙特的进攻性外交，进而减少对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掣肘。2015年萨勒曼执政以来，为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沙特的外交举措表现出极强的进取性特征，如进攻也门胡塞武装、先后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等。这些举措无一例外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并给美国中东外交增加麻烦。这是拜登上台之初对沙特态度冷淡，并停止对沙特军售的原因所在。

但是，美国推进伊核谈判困难重重，美国撤军阿富汗并准备撤出伊拉克，都将使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受到严重削弱。而沙特也同样担心美国战略收缩对自身安全的影响，并在进行地区政策调整的基础上极力维系美沙同盟关系。这或许就是当前美沙关系的尴尬现实。

总之，尽管美国与沙特之间一直存在诸多差异与矛盾，但双方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因此美沙同盟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倒退，强化合作仍是主基调。未来美沙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取决于双方在矛盾和利益诉求之间磨合和妥协的状况。

首先，美国和沙特在中东事务中需要彼此借重。

战略收缩和实用主义构成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两大特征，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加倚重盟友处理地区事务，以低成本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沙特是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基石。沙特亦看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希望借力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

其次，巨大的经贸利益是维系美沙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

尽管当前美国直接从沙特进口的石油有所减少，但美国仍需确保沙特石油稳定流向其欧亚盟友。更重要的是，沙特作为世界第一大储油国和石油出口国，美国通过与之合作可以控制世界能源市场。此外，沙特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军火市场和主要债权国，对维护美国经济稳定和就业作用巨大。同时，美国也是沙特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伙伴，特别是近年来美沙双方达成4500亿美元的投资与贸易协定，包括1100亿美元的军火协定，为美沙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最后，美沙之间已形成较成熟的矛盾调节机制。

美沙同盟关系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调节机制，以确保双方矛盾得以化解。“相互利用”的现实利益因素是美沙同盟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同时双方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处理双边关系，不会听任同盟关系不断下滑乃至破裂，在危机出现时往往都会讨价还价，在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前提下迫使对方让步。总之，未来美沙关系仍将是合作多于分歧，并在磨合妥协中向前发展，应对共同威胁仍是美沙同盟关系的恒久命题。

对于美国的民主党政府，时常受自身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的传统影响而与沙特不睦，如奥巴马政府时期，但在本质上并无法改变美国与沙特相互依赖的盟友关系。当前，拜登政府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使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盟友的不安全感不断上升，并积极推动外交多元化;在美国与土耳其盟友关系严重倒退的情况下，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与美国也龃龉不断，都表明美国的中东盟友体系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在此背景下，任何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动，除了导致双方盟友关系更加混乱外，不会产生任何有利于美国的结果。这或许是拜登政府通过对沙特军售修复双方盟友关系的重要考虑。

来源时间：2021/12/14   发布时间：2021/12/13

旧文章ID：26703

作者：林红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认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对于理解当今美国的国家行为及其背后的意图至关重要。美国以其短短数百年的国家历程，在全球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与文化霸权，是其独特的地缘、制度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其建国之初的社会与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结构化呈现的结果。这些历史基因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新教伦理的文化傲慢、自由经济的资本逻辑等。

历史学家常常会提醒人们，美国今天的地位是建立在极其不堪的国内种族关系之上的，其在自己的种族历史上有着斑斑劣迹。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与隔离、对华人的排华运动、对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以及对拉美裔移民的种种排斥，可以折射出美国文化中基于种族区隔的深层结构。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它以白人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构建了一种贯穿美国国家成长历史的、持久而深刻的种族、文化、阶层歧视。

由极端到常态的转换

根据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的资料，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印第安部族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从500万骤减到25万。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历史性创伤，要追溯到其被迫卷入英法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更要归咎于美国政府在19世纪以国家名义推行的驱逐与屠杀政策。回顾西方在北美殖民扩张的400年历史，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上充满着美国无法掩饰和否认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一个外来的白人族群，为何要对土著族群如此下手?原因既简单又残酷。

在经济上，白人觊觎印第安人手中的大片土地。美国于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以后，开始着手向西开疆拓土，也开始了大规模屠杀和向西驱逐印第安人。土地和资源是维系政权的物质基础，在拓展美国疆界上，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位有过迟疑。

在政治上，白人要巩固联邦政府的排他性主权地位。美国建国之初曾承认印第安部族有独立的主权政府及相应的治理体系，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的《拉勒米堡条约》也不是在联邦框架内订立的。但是，通过对印第安部族的抵抗力量进行灭绝，并将剩余部分驱逐到偏远贫瘠的保留地，美国政府最终消灭了印第安部族对联邦政权的“分离主义威胁”。

在文化上，则是确立白人文化优势地位的需要。美国早期领导人认为自成体系的印第安部族文化对于“美国主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是有害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清洗是一种比屠杀和驱逐要持久得多的系统性国家行动。

19世纪30年代起，在杰克逊政府《印第安人驱逐法案》的授权下，美国联邦正规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发动了1000多次规模不同的军事行动。到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灭绝印第安抵抗力量和驱逐印第安人到保留地的任务，极端的种族清洗行动基本结束。由于驱逐和屠杀政策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试图用“印第安人战争”等中性概念来掩盖白人对原住民发动的漫长而血腥的种族灭绝行动。

当印第安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降至可以忽略不计时，美国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镀金时代”(1865~1913年)。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在白人眼中，能提供劳动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可能威胁其优势地位和血统纯洁性，于是，统治精英开始着手解决新的族群问题。一是对付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黑人。美国内战结束后，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白人迅速设计了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二是对付大量流入的海外移民。移民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美国国会又通过严格的移民配额和归化政策控制人口构成、打压移民。在此背景下，一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础的种族歧视全面成形，并且不断固化和深化，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两种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淡出美国历史后，美国种族关系的重心落在了白人与全体有色人种的关系上。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历史地形成了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深深地嵌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之中。

显性形态的种族歧视具有突出的政治与经济性质，体现为有色人种群体与白人群体在权利、地位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一方面，有色人种群体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长期被否决、无视或压制。印第安人是在种族近乎灭绝之后才经由1924年的《印第安人公民法案》得到了公民权，但至今仍是美国社会中“看不见的群体”;黑人群体的悲惨经历举世皆知，从被贩卖、被奴役到被隔离，他们的命运被白人主导和决定，而从废奴运动到黑人民权运动的百年抗争则证明了黑人从人身自由到政治平等还存在遥远的距离;华人群体一踏上北美土地就被污名化，被一部《排华法案》剥夺了基本人权，被塑造成了“永远的外国人”;日裔美国人曾因种族原因在二战期间被质疑对美国的忠诚，面临被愤怒的美国民众私刑处决的危险，他们中的12万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犹太人的处境也十分恶劣，除极少数犹太精英勉强被白人社会接受外，绝大多数普通犹太人遭受了反犹太主义的种种压迫，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失去了许多权利。历史上，哈佛等美国私立大学还曾用定额政策大幅度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

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在卫生、司法、就业、住房和教育等问题上都遭受到美国公私部门的歧视性对待。虽然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宣布种族歧视行为违法，但是侵犯民权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0~2018年的统计数据，非洲裔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周薪要比白人低近30%，拉美裔则比白人低近40%。在司法公正方面，根据美国量刑委员会的研究，针对同样的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平均比白人男性罪犯高9.1%。更有社会学家指出，联邦监狱里18~25岁的黑人男性比大学里要多得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和病亡率都要远高于白人群体，这背后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显而易见。

隐性形态的种族歧视表现为白人文化霸权和价值观灌输，是白人文化对其他族群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的侵蚀。

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美国主义”认同的国家逻辑下，本土的印第安人、黑人不断被制度性同化，外来的各族群移民则被强制性归化。为了同化印第安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教育，设立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学校、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劳务培训学校等。社会同化论者宣称黑人行为的“劣等性”源自炎热的气候、落后的文化和贫穷，不断要求他们汲取白人文化，以白人成功者为效仿目标。对于移民群体，白人保守派坚持美国化的归化标准，要求他们接受美国信念，接纳美国文化，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与价值观的忠诚，意图以政治性的美利坚民族认同来消灭移民的民族记忆与历史文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反歧视的法律，美国社会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政治正确的价值标准，显性种族歧视不断受到质疑、批判和修正，但是，隐性种族歧视却常常被忽视，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与政治之中，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基本构成。

左右两手

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它在形式上是多种族、多文化汇聚而成的移民国家，在实质上却是单一族群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白人国家。由于支撑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并不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与价值，而仅仅是白人文化与价值，因此，所谓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的说法，其意图不过是将有色人种的多元文化熔于白人文化之中。事实上，美国在建国之初只将公民身份赋予“自由的白人”时，白人优越论的观念就已经确立了，即使内战改变了美国的宪法，也改变不了白种人是优等种族这一观念。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白人中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共存的现象，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一方面，白人中心主义为美国的国家构建奠定了意识形态基调。

建国之初，白人统治精英即着手将白人价值观和白人文化注入美国公民身份之中，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路径(学校、教会、政党、传媒)对有色人种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就造成了对少数族群文化与价值的压制和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管控。

在意识形态塑造上，白人新教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国家信条和政治实践的源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姆指出，19世纪的美国，“世俗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公共的、普世的泛新教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美国信条”以一种圣经使徒式的语言，成为美国中小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背诵“美国信条”是美国学生每日清晨必须完成的宗教式训练。而在意识形态教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美国社会中居主宰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这个白人精英集团以捍卫美国的白人属性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支持美国共和党，他们将白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政党活动输出到政治文化当中，强迫或诱导其他族群接受新教文化。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是选举政治的一种需要、社会管控的一种手段、纾解社会矛盾的一个渠道。

美国精英阶层很清楚，种族不平等引发种族矛盾激化不利于白人统治利益的实现，因此他们需要变革社会管控手段。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思想潮流、阶级关系与族群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失去了合法性，主张保护文化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成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推动者。然而，他们无意从根本上改变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种族等级关系。

其支持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选举政治的功利性需要——随着移民、黑人等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争取到他们的选票就会在政党竞争中增加砝码;另一方面是更新社会管控机制的需要——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为累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种族矛盾)提供宣泄渠道，为政府提供回旋余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包装下，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得以绕开反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文化差别性”的名义掩盖其种族歧视的实质。

白人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治理实践，是美国统治阶层维护政治秩序的两手举措，左手是思想与文化管制，右手是社会与政治疏导，二者相互配合，巩固了白人主导、有色人种从属的社会等级秩序。

痼疾的根源

经过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层层叠加，一种强大而不可见的等级制度深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之处。

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横向划分，它以各族群的生理特征区分等级优劣，为种族歧视提供“合理性”辩护。

美国历史学家内尔·佩恩特认为：“美国人痴迷于种族，就像文盲痴迷于迷信。”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后，就着手构建一套以种族标准区分优劣的等级论述，以利于在维护和保卫白人特权与利益的同时，剥削、掠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利益。这套论述最终发展成了“白人优越论”。

精英理论则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纵向划分，它以财富和特权为标准，制造了基于阶级差异的等级制度。

美国是典型的精英社会和资本社会，白人精英阶层最先获益且获益最多，资本逐利则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底层民众的向上通道始终存在“玻璃天花板”。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向上流动更是困难重重，他们必须面对结构性种族歧视与整体贫困、绝对贫困的深度交织。根据1993年各族裔平均家庭收入的对比数据，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的55%。根据2016年的家庭收入数据，如果财富差距维持当前的发展速度，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到白人家庭现在拥有的财富，拉美裔家庭要再过84年才能达到平均水平。

更深层的，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社会的内外切割，它以信仰为界线，将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区别对待。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政治和宗教在制度方面分离得如此彻底，但在思想和符号方面又结合得如此紧密。美国被认为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存在于美国土地上的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灵魂就是新教。当英国清教徒到达美洲的时候，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未开垦之地，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上帝旨意，因而将一切后来的宗教视为威胁，称为异教。新教追求宗教伦理与政治价值的一致性，把自己装扮成一种“民主的、共和的宗教”，以其宗教教条的模糊性去吸引犹太移民和天主教移民，同时贬斥其他有着严格教条、仪轨的宗教，从而将信仰差异进行等级区分，划下了一条无形但强有力的我们与他者的界线。

美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于其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共同建构的隐性等级制度，并反映了其深深的文化不平等的基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1/12/14   发布时间：2021/12/14

旧文章ID：26699

作者：彼得·休西；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美国正面临着两个严重而相对直接的军事威胁，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军队，运送装备，中国则在台海方向部署军舰和战斗机。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它们只是在防卫自身。俄罗斯方面认为，它们是在保护自己免受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威胁，而中国则是抵御来自台海，日本和美国的敌意。

然而，对这两个威胁的应对方式还需要改善。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它们的军事能力是为扩张性目标服务的，然而，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对这种情况的描述，这一明显的事实常常被误解。

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发展经常被描述为常规和核威慑力量的现代化过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获得的威慑力量旨在阻止邪恶的力量作恶。威慑并不是美国用来攫取领土或恐吓其他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

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它们的军事能力只是其整体军事、政治和经济武器库的一部分，主要是为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更多领土，拥有更多霸权的扩张性目标服务的。例如，台海方面和乌克兰对其他国家都不构成安全威胁，更不用说对中国和俄罗斯了。它们都没有能够对外侵略的武装力量，与它们的直接对手相比，它们的军事实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无论它们多么有什么样的力量。

台海方面寻求像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的友好。乌克兰则在欧洲和美国寻求盟友，关于它加入北约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两者都不寻求额外的领土，至少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从事获取它们主权之外领土的活动。

美国最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之一斯蒂芬•布兰克解释了俄罗斯的心态，他指出，俄罗斯末代女皇凯瑟琳大帝曾被问到，她打算如何保持俄罗斯边境的安全。她的回答是:“要保卫我的国家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不停扩大它的边界。”亨利·基辛格曾对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评论道：在冷战的高峰时期，苏联有着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而它可是一个跨越15个时区的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主导者，其他国家都应该为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鼓掌。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通过英勇奋战，将世界从日本帝国主义和纳粹种族灭绝的魔抓中拯救出来，赢得了全球军事和整理领导地位。

中国现在正在显著提升其军事能力，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称这种提升令人惊叹。中国现在也正朝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三种打击的，所谓“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目标迈进。

但中国的军事能力并不像美国及其盟友所认为的那样只作为一种防御性威慑。中国试图迫使它想要惩罚的国家按其意愿行事。正如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孙子曾经写道的那样，北京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中国正在将其核力量至少增加三到五倍(这取决于人们认为中国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至少1000枚核弹头。其他高级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迅速建造发射井和导弹，到2030年或更早，核弹头数量可能会达到 2，500 枚。

至于俄罗斯，莫斯科目前有21种新型的核系统正在部署或开发中，并且可以在其现有的核武库中增加数千枚弹头——其中超过一半的弹头超出了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限制，这一条约最近又延长了5年。

正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布拉德·罗伯茨以及最近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滕将军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已经采取了威胁扩大冲突规模来取胜的战略，在乌克兰可能的地区冲突中，它将威胁使用有限数量的核打击，迫使美国及其盟友不要干预冲突，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因此，莫斯科和北京将威慑视为阻止美国采取相应行动的工具，同时也能在追求霸权目标时采取主动的进取行动。弗拉基米尔•普京希望在前苏联的一些国家重建苏联帝国，因为正如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的那样，他担心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俄罗斯本土点起“燎原之火”。中国也认为，在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过程中，台海方面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寻求改变国际规则。二战后的国际规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领导制定的。这些规则确实使美国受益颇多，但这些规则也极大地造福了世界上其他10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比历史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自由和繁荣。俄罗斯和中国希望遵循的规则当然会让自身受益，但其他国家可能难以共同繁荣。

因此，在这一个十年里，美国正走在一个新的脆弱性阶段，因为它缩小了一些传统军事系统的规模，以产生研发资金，采用创新技术。虽然这一差距将在这一十年结束时缩小，但在此期间挑战依然存在。

此外，美国很难“按时”通过国防预算，这意味着新项目会停止，采购所需的新支出进展缓慢，国防部和工业界的计划都会被削减。这不仅会破坏美国的国防计划，也破坏了美国盟友购买美国现代军事装备和获得美国军事支持的努力。例如，众议院最近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规定，美国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利用300亿美元的额外国防开支。

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家安全评估有机会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美国应该支持强有力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计划——我们有能力部署这种技术，但还没有确定它是否符合战略和地区稳定——作为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有限核打击威胁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重要的还有让美国的盟友显著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美国有一个显而易见需要遵循的发展路线，就看政策制定者是否有远见走上这一路线。

作者简介：彼得·休西(Peter Huessy)，美国智库“地缘战略分析”(Geostrategic Analysis)的总裁、美国空军协会(AFA)高级防务顾问。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21/12/14   发布时间：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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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美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11月1日，福克斯新闻(Fox News)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主持的系列节目《爱国者清洗》(Patriot Purge)在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国家频道(Fox Nation)首映。在节目中，卡尔森暗示：1月6日国会山暴动不是由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粉丝策划的，而是由暴力的左翼团体，甚至是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安全部门策划的。这是对特朗普涉嫌煽动国会山暴乱的公然洗白，也是围绕“2020年大选失窃”精心编造的弥天大谎。卡尔森的《爱国者清洗》创造了一种美国右翼愿意相信的叙事，是一场赤裸裸的阴谋。比这场阴谋更可怕的是，许多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将其视为“真相”。“名嘴”塔尔森经常游走于反对进步主义、批评移民、支持保护主义等辩论的前线，点到之处都有大量拥护者，这是因为卡尔森从来就不止是卡尔森，而是一类美国人的化身。

作为白人精英的卡尔森

卡尔森1969年5月生于加利福尼亚，他的母亲是一名艺术家(继母是斯旺森冷冻食品帝国的女继承人)，父亲有着丰富的媒体和政治工作经历，曾在冷战的最后六年里担任美国之音(VOA)的总监，并于1991年10月至1992年7月担任美国驻塞舌尔大使。卡尔森曾就读于拉荷亚乡村日校，居住在可以俯瞰拉荷亚海滩和网球俱乐部的房子里，他父亲在内华达州、佛蒙特州以及缅因州和新斯科舍拥有财产。可以说，卡尔森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典型富二代，是美国白人精英的代表。

但是，卡尔森对自己的“精英”身份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感，更多的时候，他是以“精英主义的受害者”和“反精英主义者”自居，标榜自己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人”，并声称“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精英腐败而堕落的统治”。卡尔森曾先后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微软全美广播公司(MSNBC)和福克斯新闻(Foxnews)三家媒体巨头工作，展现出极高的新闻和媒体工作天赋，也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成为美国媒体界的“红人”。他自2016年11月14日开始在福克斯新闻主持的塔克·卡尔森今夜(Tucker Carlson Tonight)节目始终保持极高的收视率。福克斯新闻本身政治立场偏右，是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聚集地，卡尔森“反精英主义”的论调和“白人不满主义”(White grievance)情绪和观众情绪一拍即合，卡尔森不止是代表卡尔森发声，更是代表美国众多保守派发声。

作为保守主义喉舌的卡尔森

在频繁的媒体亮相中，卡尔森向观众传达了他独具一格的保守主义话语表达。在种族主义的问题上，他反复抨击“白人应该为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负责”的观点，坚持质疑弗洛伊德之死和警察暴力执法之间的关联，将“黑命关天”(Black Lives Matter)称作国家的毒药。他从不和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正面对话，只是自顾自地扭曲学者的见解以迎合自己的议程。他将女权主义话语称作“废话”。他反对美国应重视人种多样性的观点，认为“大规模移民”已经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并散播深受白人民族主义者拥护的论调：“民主党正试图用更顺从的第三世界选民取代当前的选民。”

卡尔森的政治立场在许多方面与共和党一拍即合，在特朗普上台后，卡尔森成了“特朗普主义”重要的宣扬者。他在2016年凭借《塔克·卡尔森之夜》走红的轨迹和特朗普走向政治高光时刻的轨迹几近重合，这并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森和特朗普两个人“相互成就”。特朗普利用国内政治现实煽动“特朗普主义”的阵仗助推了卡尔森的走红，卡尔森对特朗普主义的宣扬又进一步给特朗普造势。两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深谙媒体操纵之道，在国内掀起了保守主义者的狂欢。卡尔森供职的福克斯新闻聚集了大量保守主义者，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构成了其核心观众，他在晚间节目中针对移民、种族等议题进行的尖锐评论，总能激起许多保守主义人士的共鸣，帮助那些愤愤不平的右翼人士发泄不满。

卡尔森的言辞十分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他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是天赋异禀的“阴谋论”专家。在特朗普落败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卡尔森围绕“大选失窃”散布谣言。在1月6日国会山暴乱之后，他专门制作《爱国者清洗》系列节目，在节目中，卡尔森暗示：这场暴动不是由特朗普的粉丝策划的，而是由暴力的左翼团体，甚至是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安全部门策划的。这是对特朗普涉嫌煽动国会山暴乱的公然洗白，也是围绕“2020年大选失窃”精心编造的弥天大谎。比谎言本身更可怕的是，许多美国人将这一谎言视为“真相”，认为拜登“偷走了”大选，并正向真正的“爱国者”(也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开战。民主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政府权威和民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卡尔森此番抹黑大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联邦调查局、美国军方乃至白宫的信任，民众的愤怒感和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在特朗普走出白宫之后，卡尔森几近完美地继承了特朗普的精神衣钵，以福克斯新闻为平台，通过制造阴谋论向进步主义者开战。

为什么卡尔森如此受欢迎?

美国保守派主持人不在少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卡尔森一样出名。除了天分的因素外，卡尔森对国内政治现实的洞察和务实主义的追求也是推动他走红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私立学校、在顶尖社区长大的精英人士，他不以优渥的条件为傲，反以“受害者”的姿态发声，这种“反精英主义”的叙事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共鸣。在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鸿沟日渐撕裂的背景下，那些承受着阶层下移的中下层阶级在卡尔森身上看到了表达“不公”的途径。他否认白人应为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负责，这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白人的“负罪感”，安抚了白人的愤怒情绪。卡尔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附近的地方长大，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变化，他对移民的排斥迎合了国内许多人对于“美国变黑”和治安状况恶化等状况的担忧。

当所有这些观点用激进化、简单化、口号化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些观点就有了加倍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卡尔森深谙媒体传播之道，他在节目中经常触碰敏感且有争议的议题，并抛出自己旗帜鲜明的观点，观点对错暂且不论，这种话语处理方式是十分成功的。在互联网技术使信息逐渐碎片化的时代，观点越极端，越使人印象深刻。在大数据编织的信息茧房里，异见被大数据剔除，观点相近的愈发走近，卡尔森以自己的话语为辐射中心，创造了信徒众多的场域，将自己推向了媒体舞台中央，日益走红。

和特朗普一样，卡尔森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在批判种族主义者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种族歧视，宣称白人应该为针对黑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负责时，卡尔森认为现在白人不应该为过去的事背负责任。在民主党以“多样性”为傲拥抱移民时，卡尔森看到了移民给美国治安等方面带来的现实压力，他将伊拉克人贬为“半文盲的原始的猴子”，称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应该对美国有所贡献”。这种讲求现实利益和交易的思维十分务实，这也是特朗普主义的精髓所在。

结语

时势造英雄，卡尔森的崛起并非巧合，而是恰好迎合了美国国内政治混乱和分裂的现实情形。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为卡尔森营造了好“风头”，在特朗普围绕“美国优先”的呼吁重塑共和党时，他的听众激增，逐渐爆红。走红后的卡尔森影响力巨大，逐渐成为了特朗普主义议程的重要设定者。在特朗普败选之后，卡尔森依然宣扬着“特朗普主义”的论调，向自由主义者开战。特朗普煽动的国会山暴乱严重侵蚀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但卡尔森依旧选择视而不见，甚至专门制作节目进行“洗白”。这一新的阴谋论使卡尔森再次爆火，但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这种阴谋论论调只会进一步增加国内仇恨，导致社会进一步分裂。

参考文献

【1】’Off the rails’: New Tucker Carlson project for Fox embraces conspiracy theories

https://www.npr.org/2021/11/03/1051607945/tucker-carlson-fox-news-insurrection-conspiracy-new-show

【2】Tucker Carlson Is Stirring Up Hatred of America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11/patriot-purge-tucker-carlson-documentary/620589/

【3】Tucker Carlson’s ‘Patriot Purge’ film on Jan. 6 is full of falsehoods, conspiracy theories

https://www.politifact.com/article/2021/nov/05/tucker-carlsons-patriot-purge-film-jan-6-full-fals/

【4】Tucker Carlson’s ‘Patriot Purge’ Is Too Crazy to Believe — and Too Dangerous to Ignore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al-commentary/tucker-carlson-fox-news-january-6-fascism-1251277/

【5】’Patriot Purge’ has a chilling method to its utter madness

https://edition.cnn.com/2021/11/04/opinions/tucker-carlson-patriot-purge-charlottesville-kenosha-hemmer/index.html

【6】Tucker Carls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cker_Carlson#Media_career

【7】How Tucker Carlson became the voice of White grievanc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ucker-carlson/2021/07/13/398fa720-dd9f-11eb-a501-0e69b5d012e5_story.html

【8】I left Fox News after 12 years. Tucker Carlson’s ‘Patriot Purge’ was the final straw

https://www.adn.com/opinions/national-opinions/2021/11/24/i-left-fox-news-after-12-years-tucker-carlsons-patriot-purge-was-the-final-straw/

来源时间：2021/12/13   发布时间：20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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