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俄罗斯衰落的迷梦|为什么莫斯科仍将维持全球影响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ofman)、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

译者：刘璐

法意导言

本文是俄罗斯问题专家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ofman)与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第6卷的文章《俄罗斯衰落的迷梦》(The Myth of Russian Decline)。作者认为目前美国针对自己战略对手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虽然中国正在日渐强大，必须特别重视，但是俄罗斯也并非像一些政客所认为的那样不堪一击。俄罗斯经济总量虽然停滞不前，但是体量依然十分庞大。虽然人口在不断地减少，但是人口结构仍然在不断改善，并且一直在积极地吸纳优秀移民。在军事力量方面，近年来通过不断改革与资金投入，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并对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保持威慑。而且，寄希望于普京卸任后俄罗斯出现重大变革的想法也不现实。所以，作者认为美国必须重新调整战略部署，抛弃俄罗斯日薄西山的迷梦。

奥巴马政府的公开声明、早期的国家安全规划文件和最初的外交尝试都表明，美国政府将国家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区域，相比之下，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的问题一直处于次要地位，直到今年4月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时才重新成为焦点。那次危机提醒人们，忽略俄罗斯是危险的——然而到了7月，乔·拜登总统又宣称，俄罗斯是“一个只有核武器和油井的经济体”。

拜登并不是第一位沿着这些思路思考的美国领导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客们就时不时地表示，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2014年，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称俄罗斯是“伪装成一个国家的加油站”。同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不屑一顾，称其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此后不久，俄罗斯成功干预了叙利亚战争，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成功介入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和利比亚的内战。然而，人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是纸老虎。

问题在于，俄罗斯衰落的理由被夸大了。很多事情对俄罗斯的影响并不像美国的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比如俄罗斯不断减少的人口和依赖资源的经济。美国也不应指望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离任后，俄罗斯会自动放弃对抗。普京的外交政策得到了俄罗斯执政精英的广泛支持，他的政治遗产将包括一大堆尚未解决的争端，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吞并克里米亚的争端。与美国的任何分歧都将持续下去。

简而言之，华盛顿不能坐等俄罗斯的衰落。美国领导人不应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衰落的大国，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持久的大国——并就这个国家的真实能力和弱点展开坦率的对话。重新思考美国对俄罗斯实力的假设，将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应对一个有能力的对手。 

错误的假设

对俄罗斯衰落的预期包含着重要的事实。该国经济停滞不前，除了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几乎没有其他价值来源。整个体系充斥着腐败，由效率低下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所主导，国际制裁限制了资本和技术的获取。俄罗斯努力发展、留住和吸引人才;国家长期缺乏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官僚管理不善阻碍了技术创新。因此，俄罗斯在大多数科学技术发展指标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军费开支基本趋于停滞，预计到2050年，人口也将减少1000万。

面对如此黯淡的前景，人们自然会认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破坏和敌对能力也将很快减弱——它将耗尽足以维持其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资源。但这些数据没有反映更全面的情况。他们强调了俄罗斯的弱点，淡化了它的优势。正如2016年俄罗斯最大银行的负责人赫尔曼·格雷夫所说，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放慢生活节奏的国家”，但它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潜力将继续保持，而不是急剧下降。

想想这个国家的经济，尽管可能停滞不前，但其规模和韧性仍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大。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1.5万亿美元的GDP与意大利或德克萨斯州相当。但这1.5万亿美元是用市场汇率计算的。如果将购买力平价考虑在内，俄罗斯的GDP将飙升至4.1万亿美元，成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两种衡量方法都不是完全准确的——一种可能被低估，另一种可能被高估——但对比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远没有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小。无论如何，原始GDP通常是衡量地缘政治力量的一个糟糕指标:它不再轻易转化为军事潜力或国际影响力。

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对其公民并不友好。俄罗斯现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2013年低了10%，抹去了近十年的增长。但宏观经济指标足够稳定，俄罗斯可以在未来很好地投射实力。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占领乌克兰东部后，国际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该国经济暴跌。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政府控制了支出，适应了低油价，创造了预算盈余和不断增长的资金储备。据最新估计，截至2021年8月，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National Wealth Fund)的价值约为18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6150亿美元——这很难说是一幅贫困的画面。为应对国际制裁而制定的一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为农业部门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农业部门每年的出口收入超过300亿美元。俄罗斯还将贸易重心从西方转向了中国，目前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24年，中俄贸易预计将超过2000亿美元，是2013年的两倍。

俄罗斯对采掘业的依赖又如何呢?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仍然占政府预算的30-40%，这意味着未来想要从化石燃料的销售中抽身恐有困难。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未来究竟有多近。此外，俄罗斯的能源生产价格如此之低，其他能源出口国很可能在其预算出现紧缩之前就受到挤压。俄罗斯是欧盟的主要能源供应国，而欧盟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过去十年里只增不减：欧盟41%的天然气、27%的石油和47%的固体化石燃料都来自俄罗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出口易于开采(因此也就便宜)的石油的能力将达到上限。

与此同时，尽管俄罗斯在技术创新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它在研发支出方面仍然跻身世界前十。就人工智能而言，国家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甚至可能无关紧要：考虑到这项技术的许多应用和商业用途，俄罗斯可能会实现一些后发优势，同时让美国和中国承担开拓其发展的成本和风险。此外，俄罗斯的科技行业虽然举步维艰，但仍有生存空间，其开发了类似脸书、谷歌和其他流行的在线平台，这些平台在俄罗斯都相当成功。

人口结构与国家实力

对俄罗斯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是该国的人口前景将极大地限制其未来的能力。这种人口决定论在历史上一直无法预测俄罗斯的命运。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约7%;更为悲观的预测是，降幅高达11%。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俄罗斯仍将是欧洲和欧亚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方面，它可能落后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已大幅缩小了这些差距，因此并没有处于人口崩溃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结构与国家实力的相关性。现代大国的定义不在于其人口数量，而在于其人口质量：人民的健康、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如果不是这样，像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将跻身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列。正如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所写的那样，“一切都是平等的，人口结构健康的国家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创造财富。”在这方面，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生育率提高。直到2015年，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等指标上，俄罗斯一直在稳步上升。一场经济衰退减缓了这一趋势，并使一些进展毁于一旦。但俄罗斯的总体形势已经较上世纪90年代的人口危机和本世纪初关于人口末日的预测有了显著改善。

许多俄罗斯最聪明的人都离开了俄罗斯。然而，其经济影响难以衡量。即使许多对知识经济至关重要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离开，俄罗斯也能从前苏联求职者的大量移民中获益。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数据由混合指标组成，这些指标显示出质量上的改善和数量上的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及其许多盟友的人口前景也同样存在问题，虽然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

军事实力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历史上，军事实力一直是弥补该国相对单一的经济、技术落后和缺乏政治活力的一股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在过去能够与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保持长期竞争，无论是美国还是大英帝国。在后苏联时代早期的低谷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已经复苏，并且在未来十年内只会有所改善。

在核武器技术方面，俄罗斯仍然是美国的主要对手。除了北约，它还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这是在2008年以来的一段时间的军事改革和投资后重新打造的。这种转变在2014年之前基本上被忽视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后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让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今天，俄罗斯军队的战备、机动性和技术能力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北约在名义上仍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战争中很多情况都是不确定的，北约明显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胜利，也不能保证有能力在可能发生的冲突范围内威慑俄罗斯。俄罗斯还派遣了一批灵活的特种部队、雇佣军和军事情报人员。这还没有考虑到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其强大的网络战能力。最近，所谓的“太阳风”(Solar Winds)入侵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黑客在这起事件中渗透并监视了数家美国政府机构。

根据购买力平价和俄罗斯等自给自足的国防部门的特点进行调整后，分析人士估计，俄罗斯每年的国防支出在1500亿至1800亿美元之间，远远高于市场汇率580亿美元的数字。俄罗斯年度国防预算的一半用于采购新武器，对旧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及研究军事技术，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西方军队在这些领域的支出。此外，这些都是保守的估计，因为俄罗斯的一些支出仍然隐藏、模糊或保密。利用这些慷慨的预算，俄罗斯军工企业已经开发了许多下一代武器，从高超音速导弹到定向能武器(如激光)、电子战系统、先进潜艇、集成防空系统，以及各种类型的反卫星武器。

俄罗斯军队并非没有问题，在一些领域仍然落后。然而，在实践中，俄罗斯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在苏联传统势力范围内保持主导地位，并在中东等其他地区挑战美国的利益。俄罗斯保留了必要的空运和海运能力，以便在距离边境一定距离的地方部署军队。尽管受到经济衰退、低油价和国际制裁的三重打击，它的国防开支看起来仍稳定在当前水平。俄罗斯军方仍然认为自己处于相对劣势，但他们越来越相信，即使没有核武器也能威慑北约，而且俄罗斯和北约部队之间长期战争的结果很难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把俄罗斯视为单纯的“破坏者”，而应承认它在能力和意图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对手。

普京的任期问题

与俄罗斯衰落密不可分的是一种观念，即美国主要面临普京的问题——一旦俄罗斯总统离任，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变得不那么坚定。但情况不太可能是这样。首先，普京可以合法留任至2036年，这要归功于他去年推动的一项公投，该公投允许他在2024年任期届满后再担任两个六年任期。肯德尔·泰勒与政治学家埃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进行的研究表明，对于俄罗斯总统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长寿是很常见的。在后冷战时代，像普京这样在位20年的独裁者至少活到65岁，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平均执政时间为36年。

对政治领导人的研究也表明，一旦普京下台——即使比预期的更早——政治上的实质性改善的前景也不大。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长期领导人创建的政权会持续存在，或者出现另一种政权。

除非普京的离开带来了统治精英的重大转变，否则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比如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保留势力范围的观点，将仍然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简而言之，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好准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轮廓以及削弱美国利益的意图，在普京卸任后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持续存在的威胁

美国不应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衰落的大国，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持久的、愿意并有能力在未来至少10到20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国。正如政治学家凯瑟琳·斯托纳(Kathryn Stoner)所说的，俄罗斯是一个“足够好的”大国，有能力影响全球事务，并在实质上影响美国的利益。前苏联地区仍是一个火药桶，仍必须考虑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Serhii Plokhy恰当地说的那样，解体不应被视为一个事件，而应被视为一个过程。因此，无论华盛顿多么希望关注印太地区，它都必须考虑另一场俄乌战争的前景，一场由白俄罗斯政治动荡引发的军事冲突，或者类似于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的危机。

俄罗斯在高加索、中亚、欧洲和中东都有军事基地，其军队经常接近北约部队。在间接战争方面，莫斯科干预选举和黑客攻击的记录表明，它有能力、也愿意利用新兴技术对付美国及其盟友。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可以轻易地危及美国的利益。俄罗斯对乌克兰、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虽然是有限的，但成本低廉。它的网络攻击和制造虚假信息的尝试也是如此。

调整对俄罗斯的战略部署

美国必须抛开俄罗斯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并承认自己灭亡的看法，并对这种看法予以猛烈抨击。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领导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国家——相反，他们认为俄罗斯是自己地区的权力中心，是一个自信的全球参与者。诸如美国从阿富汗失败撤军这样的事件只会强化俄罗斯的看法，即衰落的是美国。忽视这一观点将会对俄罗斯的行为产生错误的预期，让美国及其盟友无法预测俄罗斯的行动。

拜登政府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了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民主制度的弹性。通过将网络安全提升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加强关键基础设施，改善信息生态系统，根除俄罗斯为颠覆民主制度而扶植起来的腐败势力，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成为俄罗斯海外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追求针对俄罗斯的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这应该延伸到网络空间和太空，其将为长期对抗设置必要的屏障。

然而，今后美国必须避免过度关注中国，以至于忽视俄罗斯等其他重要问题。作为拜登政府最早的国家安全分析报告之一，今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对中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但对俄罗斯的讨论却寥寥无几。未来的战略文件，如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应该纠正这种不平衡。

同样的方法应该指导政府的国防预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减少，但美国国防预算资金却减少了：自2020年以来，连续的预算要求削减了对欧洲威慑计划的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将加强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最近削减了19%。正如拜登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将这笔资金重新分配给东亚不太可能对中国的军事平衡产生明显的影响。所涉及的金额太小了，但这将在欧洲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北约将在这一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该联盟最近开始更新其官方指导文件，美国必须确保俄罗斯仍然是其优先考虑的对象。美国还应继续鼓励其欧洲盟友和伙伴在欧洲大陆承担更多的威慑和防御责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重新激发了欧洲加强自身能力的呼声。现在是时候通过谨慎地跨大西洋协调，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北约内部欧洲国家的实力。

最后，美国必须更加大胆地努力保卫民主不受外来颠覆。对于莫斯科的网络战、选举干预以及其他威胁其政治和经济体系健康的行动，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应该加强集体回应。例如，他们应该同意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任何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应对这一威胁还需要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中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合作。

在谈到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拜登政府的官员喜欢说，美国“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现在他们必须证明这一点。

翻译文章：The Myth of Russian Decline, Michael Kofman, Andrea Kendall-Taylo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1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1-10-19/myth-russian-decline

译者介绍：刘璐，东北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法学)，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2/12   发布时间：2021/12/12

旧文章ID：26692

作者：邢予青  来源：海外看世界

邢予青：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海看专栏作家

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约是3800亿美元。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衰败，是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202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油料籽和谷物，出口量高达172亿美元;石油和天然气对中国的出口量是92亿美元，位居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三位。从这些数字来看， 美国显然已经退化成一个靠贩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国家了，离靠石油谋生的沙特阿拉伯不远了。然而，美国对华出口从制造品返回农产品的表象，是过时的贸易统计描绘的假象。美国对华出口的隐形冠军是已经“超越制造”的无工厂制造商。

过去40年，通过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美国传统的制造商已经把产品的制造和组装外包给了外国的合同制造商，不再从事这些低增加值的任务，而是专注于研发，产品设计，品牌发展，批发和零售等高增加值任务。这些无工厂制造商已经不再从事把“Made in USA”出口到中国这种传统的贸易了，它们是把自己设计却由外国合同制造商制造的“made/assembled in China”, “made in Vietnam”, 或者“made in Indonesia” 等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从中获得对自己垄断的无形资产(例如专利技术、品牌、设计、软件)的回报。

苹果公司就是美国最大的无工厂制造商。2018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了价值520亿美元的iPhone、iPad、iMac、AirPods等电子产品，远远超过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油料籽和谷物，或者其他任何一类产品。但是，现在的贸易统计却没有把苹果公司在华销售额的任何一美元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例如，根据官方的贸易统计，2018年中国只从美国进口了4百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但是苹果公司却在中国卖出了520亿美元的同类产品，是官方统计的1.28万倍!这种官方贸易统计和苹果公司在华销售额存在巨额差距的现象，从2015-2018年一直存在(见下图)。对这些巨额差距唯一的解释就是，官方的贸易统计没有把苹果在华销售的任何一部分算作美国对华的出口，这显然是错误的!

 

Source: Global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table 2.1 on page 49.

首先， iPhone， iPad， iMac， AirPods等都是苹果公司的产品，中国的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儿股份就是苹果公司的合同制造商而已。每件苹果产品的背后/包装盒上，清楚的写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其次，苹果公司从这些产品上获得的平均毛利是40%，根据我的估算，iPhone的毛利可以达到60%。这些毛利就是中国消费者，对苹果公司的品牌，软件，设计等无形资产支付的使用费，也就是苹果公司向中国的消费者出售的无形资产的服务费用，这就是全球价值链时代美国无工厂制造商向中国出售无形资产服务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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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估算，2018年苹果公司从在中国的520亿美元销售中，获得了183亿美元属于其无形资产的回报，远远超过中国当年从美国进口的波音飞机、大豆、油菜籽等传统产品。

目前使用的贸易数据的统计方法，是以200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眼里的“布匹换葡萄酒”的贸易为基础的。按照这种古典贸易方式，商品只有跨过一个国家的国境，才被统计为这个国家的进口或者出口。但是，所有苹果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 都是从中国的组装厂里出来的，既没有经过美国的边境，也没有经过中国的边境，因此，就没有被贸易统计记录下来。

中美贸易不平衡引起了两国的贸易战。然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美国的无工厂制造商对中国的出口都被“漏掉了“。 除了苹果之外， 耐克，高通，AMD， GAP， CK等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熟悉的美国品牌产品，都是美国无工厂制造商研发、设计、销售的产品。它们是全球价值链时代，美国对华出口的真正冠军。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发布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 超越制造》，这期报告由笔者主编。报告的第二章对无工厂制造商的崛起，以及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扭曲有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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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制造商进化到无工厂制造商，是进入到微笑曲线增加值最高的部位是一种“超越制造”的进化，这种进化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实现无形资产规模效应的无限大。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美国的无工厂制造商利用对品牌和专利技术的垄断，牢牢地控制着由谁来制造和组装，在哪里制造和组装，以及最终产品的产权。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并没有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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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制造业已经衰落的看法，也是被国民收入统计数据迷惑的结果。无工厂制造商在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 都被列为批发商(wholesales)，这显然也是国民收入统计师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例子。苹果公司是绝对不同意自己是“批发商”这一分类的。

来源时间：2021/12/12   发布时间：2021/12/11

旧文章ID：26691

作者：  来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网站

12月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林松添会长举行媒体吹风会，回答了记者提问，并就美国即将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阐述了中美民主本质区别，即价值观、世界观、发展观、安全观、诚信观“五观”截然不同，结果高低立判。

林松添说，美国政府炮制所谓“民主峰会”的国际闹剧，用自己的标准，把世界人为分成两大阵营，公然煽动意识形态对抗、分裂世界，本身就不民主，既解决不了自身政治极化、贫富分化、社会民粹化等问题，更解决不了疫情蔓延、气候变化、贫困、饥饿等全球性挑战。 

林松添以详实的数据对比阐述了中美过去30年软硬实力消长的现实，指出美国一直忙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等一系列战争，损人不利己，软硬实力严重耗损。事实证明，美式西方民主“至少四个不能”：一不能阻止战争；二不能反映民意；三不能促进本国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四不能让全体人民安居乐业，告别战乱、饥饿、贫困、大流行疾病之苦。美式民主除了外衣和破坏性，已无说服力。美国所谓的“民主灯塔”已见不着火焰，“华盛顿共识”已没有听众，搞意识形态斗争显然已不合时宜。如果美国人民依然认为美式民主仍是最好的、最能代表他们意愿、最符合他们的利益，那就让他们继续享受吧！

林松添表示，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治西乱”已成全球大现实，“东升西降”、“向东看”已成为世界大趋势。但遗憾的是，美国的精英和政客思想、思维和理论没有与时俱进，不愿意也不敢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民主多种形式，更不敢承认中国成功发展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中美民主“五观”截然不同，结果高低立判。

一是价值观不同：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美国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把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本党奋斗目标，让占世界人口1/5的全体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战乱、饥饿、贫困和大流行疾病等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之苦。美国则坚持资本至上，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治极化、贫富分化、社会民粹化，全美最富有的1%人财富超过全部中产阶级财富的总和。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至少还有3000万人靠失业救济度日。

面对世纪疫情“全球大考”，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用最短时间、最有效办法、最低代价和成本坚决有效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保护着14亿多人口的生命健康安全。美国资本至上，“救市不救人”，已导致国内近5000万人感染、超过80万人死亡。如此民主国家，不为人民，任由人民听天由命，失去宝贵生命。这在中国人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二是世界观不同：中国胸怀天下，美国本国优先。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人类面临的命运抉择，习近平主席系统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和实现这一伟大愿景的两大路径：一是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二是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之问，把本国人民的福祉同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实现美美与共的世界梦。美国只在乎自己，谋求的是垄断、控制、独霸世界，维护的是自身霸权地位和利益，而非盟友或世界共同利益，让日本“失去30年发展”，从阿富汗单方面仓惶撤军，操弄澳法潜艇毁约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其自私野蛮、极具破坏性的对外政策损人不利己，已不合时宜、不受欢迎，让国际社会苦不堪言，已成为世界动荡之源。

三是发展观不同：中国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美国固守你输我赢、零和博弈。习近平外交思想非常系统深邃，其核心要义就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中国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已经把“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连接欧亚两大洲、对接亚非拉发展的重要利益纽带和随处可见的累累硕果，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福祉。反观美国，仍固守“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老路，已有多年未见美国新的全球公共产品，更拿不出温暖人心的行动。美国只因为担心害怕中国快速发展并带动世界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威胁其霸权地位，就人为制造意识形态对抗，破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国这个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如此行径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四是安全观不同：中国追求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美国谋求自身安全、绝对安全。中国坚持和追求集体安全、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从来没有、今后更不会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美国则追求自身安全、“绝对安全”，从不考虑别国安全，为了自身或某些利益集团谋取暴利，不惜制造莫须有的国家安全、反恐、民主人权等罪名或借口，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摧毁了中东文明，给地区国家人民造成了人间灾难，给西方盟友带来了无穷尽的难民。大肆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大搞长臂管辖、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甚至胁迫外国企业上交核心机密数据，严重破坏干扰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

五是诚信观不同：中国说到做到、一诺千金，美国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中国普通人都懂得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的哲理。中国领导人向来重信守诺、说到做到、从不虚言。对内，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一代接着一代干；对外，胸怀天下，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领导人则是随意说、随时改，朝令夕改，喊的是维护多边主义，干的则是甩开联合国，大搞小圈子和集团对抗。最近，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但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让国际社会大失所望，也引起很多国家疑问：美国自身没搞好，政府能有钱、私营企业会去非洲等欠发达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吗？事实上，世界明白人都知道，美国还没有学会同其他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来源时间：2021/12/12   发布时间：2021/12/12

旧文章ID：26688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认为自身实力已无可匹敌，“美国例外论”迅速膨胀，自视为世界霸主和“警察”，在世界各地掀起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殊不知，世界力量平衡已经改变，“美国例外论”到了梦醒时分。美国《国会山报》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例外论”人为地限制了美国对世界舞台、美国的政策和行动能力的理解，对全球安全是危险的。

“美国例外论”日渐衰微

就其核心而言，外交政策是以实力、对实力的认知和现实以及利益为前提的。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基于独特的环境。华盛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盟国都满目疮痍，它所面临的对手苏联在经济体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华盛顿相信它能够塑造国际事件，避免危机并推动全球稳定。在许多情况下，它也确实做到了。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全球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前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反民主力量，以及美国进行的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都重塑了竞争环境。这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他们的行动共同促成了这种动态。小布什对“9·11”事件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反应，奥巴马对连续危机的糟糕处理，特朗普的言语和风格，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以及拜登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退，都导致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质疑华盛顿的可靠性，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处境。

华盛顿后知后觉

随着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华盛顿却迟迟没有认识到这一发展。这导致美国继续使用同样的工具来试图影响变革，但效果不佳。华盛顿也对其所接触的国家和应对的危机缺乏了解，尽管一些专业机构反对简单化和夸张的叙述，但华盛顿还是经常回到疲惫、陈旧和不准确的陈词滥调。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全球吸引力和塑造事件能力的现实并未改变，人们对美国上述力量的认知也未改变。但事实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相比之下，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国家明白，竞争环境已经改变，并且已经发现和利用了美国的弱点。这也是华盛顿感到其努力受阻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部分原因，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感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被“剥夺”的原因。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改变对国家实力的理解和构建。美国应该明白，只有以实力为支撑，面向现实的、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时，美国的领导力才是有价值的。

例如，在俄罗斯问题上，拜登对莫斯科采取的双重战略方针是明智的——与北约盟国接触并分享有关俄罗斯演习的情报，同时继续与克里姆林宫进行高级别接触。然而，只有当美国了解莫斯科的利益，并从实力地位进行接触时，这种努力才会取得成果。但是，美国并不具备这些要素。因为，华盛顿继续假设权力动态没有改变，假设同样的工具会起作用，而且认为它正在与十年前的俄罗斯打交道。

华盛顿需要现实地反思地缘政治力量

华盛顿需要现实地反思其地缘政治力量，并通过保持某种程度的谦逊来进行调整。长期以来，美国只是假设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世界还一如既往，而从未做出真正的权衡。今天的现实已经有很大不同，继续忽视这一点将是无知的战略傲慢，对全球安全是危险的。

文章摘译自《国会山报》网站文章Moving beyond the era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来源时间：2021/12/11   发布时间：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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