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曾在大选中说，民主是美国社会的“根”(root)，承诺要将“民主”置于外交的核心。本周的“民主峰会”在这点上似乎体现得颇为艰难，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点评“从美国邀请参会者的名单上就已经无法体现民主了”。但和“重振全球民主”不同，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真正应该关心的是美国国内的民主，即共和党人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限制投票权和票务机构权力的法案。

今年6月1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100多名民主学者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网站共同签署发布了一份关切声明(statement of concern)，强调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敦促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人)通过改革或暂停阻挠议事规则，通过全面的投票权保护措施。

他们认为，共和党在许多州(尤其是战场州)对地方选举机制政治化操控非常危险，一些将地方选举管理和认证政治化的法律可能使一些州的立法机构或党派选举官员能够做到他们在2020年未能做到的事情：扭转自由和公平选举的结果。

今年7月，拜登在美国独立日就投票权发表讲话，呼吁国会推动通过《为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 )及《约翰·刘易斯投票权利促进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两部关键投票权议案，以应对2022年中期选举、2024年大选可能出现的选民压制、选举颠覆等问题。但自那以后，白宫民主党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在投票权法案方面无任何进展。

截止目前，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所提到的《为民法案》仍被搁置在参议院。50名参议院民主党人也没有展现出减少或停止阻挠议事规则的政治意愿。而在这一年间，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开始筹备地方州长或联邦议会选举，并在地方加大了对选票权力的限制。

根据10月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9月27日，美国至少有19个州颁布了33部限制投票权利的法律;与此同时，至少25个州也通过了62部扩大投票权利的法律条款。但这里有一个极端：出台限制性法案的州，本来就有很多投票限制;扩展投票权法案的州，原本投票环境就相对宽松。也就是说，美国选民投票难易程度完全取决于选民所在的州。

在这33部地方法律当中，邮寄投票和早期投票会更难，而且选民ID资格审查也更严苛。比如，乔治亚州(摇摆州)、艾奥瓦州(初选战场州)、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红州)出台了针对选举事务官员和相关个人实施新惩罚的举措，以阻止他们帮助选民开展最基本的、合法的且至关重要的投票步骤。比如，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在投票站向在排队等候投票的选民递水或者零食也是一种犯罪;在艾奥瓦州和堪萨斯州，代表身有残疾等需要特殊帮助服务的选民返还选票也有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得州的投票限制本来就很多，现在更是越来越严苛。该州正在考虑的一项法案，使起诉选举官员变得更容易。如果选举事务官员鼓励选民请求邮寄投票，或者对投票站观察员行为进行调控的话，也有可能被刑事起诉。今年9月生效的新投票法案“SB1”(Senate Bill 1)，导致拉丁裔(占得州人口近40%)、非洲裔和亚裔选民更难投票。尤其是那些面临语言障碍或其他身体功能缺陷的选民，无法在投票站获得相应的帮助。美司法部曾表示，得州的做法非法限制了选民的权力，且“SB1”法案违反了联邦《投票权法》和《民权法》。

其他通过立法限制投票权的州包括阿肯色州、蒙塔纳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总体而言，在2021年全国地方立法议程中，涉及到限制投票条款的法案已经超过452个。

除了针对投票权的限制以外，投票事务机构权威也在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在佐治亚州，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长布萊恩·坎普 (Brian Kemp)今年签署的新法案，就规定州议会现在可以替换县选举委员会的领导，重组县选举委员会。而过去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有两党参与。目前，佐治亚州至少有10个县选举委员会成员被调换。共和党借助控制议会多数党席位优势，力推将民主党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移出地方选举委员会。

由于一些州的州务卿回绝了特朗普和保守派2020年有关宣布选举违规或重新计票的要求，共和党地方议员也开始剥夺州务卿在选举中的权力，将更多权限由州务卿主导的州选举委员会转移到州议会。在共和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州，那些在2020年大选中维持选举结果的票务管理官员受到了攻击。许多人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在佛州和得州，共和党人不但限制或减少邮寄选票，而且也在强化党内票务官或投票观察员的部署;亚利桑那州州议会甚至推出了议案，强化州议会对选票审核与机票的把控，包括限制首席选举官的独立性;在阿肯色州，民主党人或有色人种，也有可能被剥夺在地方选举机构的权力。

如果未来出现选举争议，共和党人就可以借助州议会席位优势推翻选举结果。目前，美国已经有41个州共和党推出至少216部议案，推动将权力转移至州议会。其中已经有14个州的24部议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对于美国选举版图地方上的这种极端变化，英国《经济学人》称其为“美国民主真正的威胁”。

这种地方党派分野、官僚主义的做法并未引起美国政治精英的重视。但这种新的变化很有可能让未来的地方选举更加党派化、争议化，导致法院也无法做出合法裁决。即便法院介入解决选举纠纷或诉讼，最终也摆脱不了司法干预政治的病痛。这一点已经在2000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争议中得以体现。美国法院介入选举争议裁决越多，司法政治化的争议也就越大。

从保守派的角度看，共和党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多是出于政治危机需要。因为从美国人口分布和选民机构的变化来看，随着拉丁裔等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加，共和党人的选民联盟正在收缩，白人基督徒的基本盘正在被削弱。1992年以来的大选，共和党只有一次赢得了普选票。所以，他们只能通过限制和打压投票和民主党争夺权力。如果此计不成，大势无法扭转，共和党偏向于特朗普的策略：推翻选举结果。

当然，民主党方面也在通过国会选区重划，增加投票率优势。但相比较而言，共和党人的做法较为激进，手段包括通过立法“恐吓”票务站工作人员、打压和限制非洲裔和拉丁裔选票、缩减早期投票或邮寄投票规模等。这些举措能否确保选举的安全性，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美国相当部分选民投票将变得越来越难。这也为将来美国选举出现争议埋下祸根。

来源时间：2021/12/11   发布时间：2021/12/10

旧文章ID：26682

作者：道格·班多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道格·班多(Doug Bandow)，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著有《对外闹剧：美国的新全球帝国》等。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急转直下，然而乔·拜登总统上台后，这种趋势竟然出人意料地延续下来。终于，拜登总统和习主席举行了会晤——是以视频的形式，这也许将成为后疫情世界的新常态。但愿他们的视频会晤阻止了两国关系的快速下滑，可接下来呢?

首脑之间进行一次彬彬有礼的交谈，还只是第一步，虽然有必要，但远远不够。估计，此次会晤代表了双方对沟通的承诺，不仅是首脑之间的沟通，也包括各级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基本没有联系，这导致了“朝鲜战争”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双方不应减少对话，倒退回可悲的过去，而应该利用即将到来的两国关系破冰纪念日，刺激双边关系重置。

当然，从某些方面说，今天的双方关系要复杂得多：两个实力强大的大国正在同一国际空间内竞争。那么，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该如何处理这一多层面的关系呢?拜登与习主席谈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关键是不允许竞争变成冲突。

无疑，对中国持强硬批评态度的人会争辩说，为了和睦而不惜一切代价，是不可接受的。原则上这是对的，但很难想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要打一场战争。美国和中国是竞争的，但太平洋分隔开了双方的国土和军队。中国不会威胁美国的生存利益：任何可预见的军事冲突都将发生在中国的边界附近。而且，与北京重度竞争的潜在代价不是阿富汗/伊拉克，而是朝鲜/越南，这是最起码的，也许还更糟。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充分理由为避免战争建立坚固的防火带。

让两国关系变得尤为复杂的是双方存在诸多持续不断的分歧——投资、贸易、知识产权、台湾、领土主张、宗教自由、新疆、西藏、香港、经济制裁、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网络安全、新冠疫情，等等。其中一些看起来能合作或妥协，另一些则如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方大卫(David J. Firestein)所言，似乎“不可调和”。

不同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对症下药。也许，有益的办法是按照难易程度划分争议性问题，这包括客观存在的分歧，以及对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的不同看法。

例如，尽管批评的声浪在太平洋两岸此起彼伏，但在一些问题上两国政府仍然可以合作。拜登政府一直强调气候变化，但那并不是唯一的主题。

另一个主题或可是商业活动，两国政府都同意保持继续挂钩，而不是脱钩，这样一来，相关的贸易与投资问题——标准、规则、限制等——便可以在更积极的氛围中得到处理。

还有的是，两国政府的目标相同，却在方法上意见不一。例如，北京和华盛顿都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有冲突。他们都支持伊朗和朝鲜的无核化，但在策略上有分歧。两国政府都渴望新能源的供应，但又更加偏爱各自能够控制的资源。

在这些领域妥协，有可能拉近两国政府的关系。也许，某些“一带一路”项目可以依照各方都接受的融资条件，与更加传统的发展融资渠道相互协调。而拟议中的对朝接触计划，如果美国就相关条件征求中方意见，北京也许就能更好地实施对朝制裁。一个合资的能源项目可能有助于避免冲突，同时推动两国的利益。

有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大的挑战。然而，就算分歧严重，使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对话也仍然是有用的。例如有关的经济努力，因为一方或双方政府认为脱钩是必要的。如何做到，而又把破坏降到最小?

尽管两国政府都寻求占据主导地位，但潜在的地缘政治纠葛可能让它们有相似的目标。例如，缅甸发生政变既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也不符合北京的利益，然而，两国政府对外部干预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却有不同看法。但也许，双方可以就某些一般性步骤达成一致。

此外，有关记者、签证和领事馆问题，两国政府已经给对方施加了惩罚和报复。北京和华盛顿对他们眼中通常的“工具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们仍可以找到互利的折衷方案。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频会晤中，两位首脑已经同意放松对媒体的限制，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最后，一些问题只是表面上“无法化解”。说到目标，美国和中国在台湾、人权、东亚海域的领土争端、两国政府对经济胁迫的利用、军事采办和部署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似乎没有理由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因为两国政府立场对立，除非出现政治上的垮台，或军事上的失败，否则双方不太可能妥协。

然而，北京和华盛顿却可以把这些问题处理得更好——哪怕是从“拖延战术”中寻求德行。在无法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应当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或许是保持一个独立存在的台湾，但同时，减少国际组织对它的承认，中美双方也减缓围绕台湾的军事活动。

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可以安排对话，相互尊重，倾听而不是妖魔化对方。例如，美国人应该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在新疆、香港这些有巨大差异的地区采取那样的行动。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对中国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也许存在讨论的空间，去探讨不那么沉重的替代方案，以解决北京方面的担忧，这可能有助于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领土问题上，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及其邻国找到临时解决办法，包括暂时中止解决主权问题的努力，承认北京的尽管尚未达成协议的法律主张，共享经济发展，停止持续不断的军事化争端。与其推动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不如是防止冲突，并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

最根本的是双方都必须接受对方。美国人应当认识到，在态度和行为方面，中国不会变成另一个拥有更多人口的美国。中国人也应当明白，美国人很在乎价值观和态度，并且会照此行事。两国政府在讲和的时候都应该知道，即使他们尊重两国人民(虽然行动上通常不是)，但分歧仍会存在，而且往往是很大的分歧。

最近的习拜会是必要的第一步，而现在是通过艰苦工作来解决部分分歧并管控其他问题的时候了。不管怎样本世纪终究是，中美两个最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和平与合作。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付出艰苦而持久的努力。

原文标题《习拜会：接下来该做什么?》

来源时间：2021/12/11   发布时间：2021/12/10

旧文章ID：26681

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近日，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转移国内矛盾，维护美国世界独霸地位，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方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一、美国不是什么“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背离民主内核

今天的美式民主病态尽显，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91％的美国国会选举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普通选民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发展之上。选举制度弊端明显，操弄选区划分的“杰利蝾螈”做法盛行，损害公平正义。美式民主失灵失效是难以掩盖的事实：国会暴乱震惊全球，弗洛伊德之死激起广泛抗议浪潮，疫情失控酿成人间惨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为残酷的现实。

美国民主好不好？听听美国人民怎么说。有关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81％的美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美国民主行不行？看看世界人民怎么讲。有关民调显示，全球4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即使在美国的盟友当中，多数人也将美国民主视为“破碎的过往”。52％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

二、各国民主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而不应从外部强加

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各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道路，应由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中国坚持按照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推动了国家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实现了人民幸福。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多人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正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上个人自由的最大发展，亿万人民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三、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是开历史倒车，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

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滥施单边制裁，策动“颜色革命”，造成灾难性后果。“民主”早已成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如美国媒体评论指出，如果说21世纪还有哪个国家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那就是美国。200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大溃败表明，把美式民主强加给他国根本行不通。时至今日，美国仍试图按照美式标准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这种行为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影响，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加强团结与合作。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对话不要对抗，要民主不要霸权，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伪民主、反民主和打着民主幌子进行政治操弄的行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来源时间：2021/12/11   发布时间：2021/12/11

旧文章ID：26678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9日表示，台海形势越来越糟糕，令人担忧。她呼吁美中讨论双方对于台海现状的理解和就台湾问题发送的信号，并采取行动降低负面螺旋。中国驻美公使徐学渊指出，美方隐含的“台湾地位未定”政策理念非常危险，双方首先应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达成共识。

在华府智库“中美研究中心”(ICAS)9日举行的2021年会上，台湾问题成为热点议题。中评社记者问董云裳：美方高官近期就台湾问题有许多大胆的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放弃其“一中政策”?你如何看待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要恢复台海现状，美方应恢复中方对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信心?

董云裳回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当然是希望维持现状。问题是，现状一直在改变，各方都在改变。她认为，北京方面有一种紧迫感，有雄心和意愿来推动改变现状的时间表和统一的时间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

董云裳表示，美国需说服中国：美国继承其基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政府也一直强调“台湾关系法”，因为他们说这是威慑所在。她认为美方对“台湾关系法”的强调是对他们认为中方改变现状的回应。

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董云裳指出，拜登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已明确表示无意改变战略模糊性。他们谈到了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等，这些都是标准的政策。

董云裳强调，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需要讨论台湾问题，关于台湾发出的信号没有被讨论。两年多来双方因为疫情而彼此疏远，官员之间虽可进行视频对话，但这与定期开会不一样。双方就台湾问题发出的信号并没有被准确解读。“我觉得情况越来越糟，很不稳定，我很担心。”董云裳说道。

同场出席对话的中国驻美公使徐学渊似在回应董云裳的说法。她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许多误解，许多美国人相信美方现在是对中方对台更强烈行动做出反应，但在中方看来，我们是采取行动针对“台独”势力试图与国际上的支持者勾连，包括美国，寻求危害中国实现统一终极目标的议程。

徐学渊进一步指出，美国一个非常危险的隐含政策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的政策依据这种理念或理论来起草和实施，“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她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徐学渊表示，如果中美双方能就这个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达成一致结论并基于此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完全不成问题，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就这个基本的事实达成共识。所以双方学界就此进行深入讨论是极其重要的。

董云裳赞成，双方应当就台湾问题进行更多沟通，寻求更清楚的谅解，但她认为当务之急是重申双方对于台海现状的理解，这是极其紧迫的，这样才能为做更多的事情奠定基础，至少降低局势负面升级的螺旋。徐学渊赞成双方应当想办法，减少因为最危险的台湾问题导致两国对抗、冲突，甚至热战的风险。

研讨会举行当天，拜登政府召开“民主峰会”。徐学渊批评，美国邀请台湾参与这个峰会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是谁代表台湾当局，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

徐学渊说，台湾正深受民粹主义盛行、族裔冲突严重、分离主义猖獗之害，这损害了台湾的民生、经济和民主。民进党的政策在台湾产生了深切的政治恐惧，连许多台湾人自己都怀疑这是否真的民主。更重要的是，美国邀请中国的一个省来参加民主峰会是不合理的，这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

在对话中，徐学渊表示，没人预期中美关系还会回到过去，双方需要向前看，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她说，双方应当共同努力，避免出现大国竞争导致的双输局面。“我们想看到双赢局面，但‘双赢’在美国被严重误读，认为是中国赢两次，绝对不是这样的。”

董云裳对美中大国竞争导致两国无法共同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表示担忧。她表示，双方不应强调意识形态之争，这将是对双方资源和能量使用的误导，但这揭示了双方某种不安全感。她认为中方在缓和美中关系方面主动采取行动的外交空间比拜登政府大，希望中方能先采取行动。

徐学渊表示，希望美方能与中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精神，采取具体行动，维持对话和沟通，加强交流与合作，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的坚实稳定发展。她特别指出，美方应当在减少对华加征关税方面采取行动。

来源时间：2021/12/10   发布时间：2021/12/10

旧文章ID：26676

作者：十月蛐蛐  来源：今视点

美国的民主峰会开幕了，这种主题大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不仅在意识形态挂帅的冷战没办过，即便是苏东解体、西式民主鼎盛期，也没办过。

可见在日子这么难过的今年，美帝硬是要搞这种会，目的是为了拉帮结派反华。 不过既然挂了“民主”的招牌，这就尴尬了，沙特、土耳其、埃及、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都来不了，美国在这些区域强国身上，可没少花本钱，可惜他们外表看起来都不够西方，这次就没办法一起玩耍了。

这里边最失意的应该是越南。

其实，这绝不是美国民主峰会的漏招，它反映了中美间的激烈角逐和博弈。

一、越南想认新大哥

自从中美关系在2018年恶化后，越南就成了美国的香饽饽，隔三差五就有高官跑过去沟通感情，拜登上台后，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等高官，更是轮着往越南跑。

这下弄得越南心里一阵小鹿乱撞，老大哥苏联走了30多年，已经很久没有大哥送温暖了。

越南这个国家很有野心，偏偏离中国太近，所以一直想在外边认个大哥，平衡一下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是为啥他们明知美国带来的是“糖衣炮弹”，却依然想尝试的原因。

特别是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后，越南这种矛盾心理变得更加强烈，就像初恋中的少女，既怕情哥哥不来，又怕情哥哥乱来……

对于越南这种心态，中国小伙伴可以给点体谅，周边的小邻居很难完全亲中国，毕竟我国太大了，辐射东亚、东南亚几千年，他们翻翻历史书，大概一半都在讲和中国的交往，剩下的一小半可能还是某年某月被中国欺负了……

所以他们做梦都想找个老大帮忙，缓冲一下中国的影响，这也不奇怪，俄罗斯旁边的乌克兰、波兰，美国旁边的古巴也都这么干。

越南最早找了苏联，风光了没多久，老大哥就匆匆离去，只好缩起头来装鸵鸟，期间还得向中国学习经济建设。

直到这两年，中美摩擦逐渐加剧，越南突然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美国千里迢迢来到南海，跟中国唱对台戏，总需要几个小弟跑龙套，以前这个角色是菲律宾和新加坡，但2016年中美在南海叫板了一回，这哥俩一看没啥盼头就撤了。

剩下的几个周边国家，只有越南胆子比较大，敢和中国顶牛，而且越南地理位置好，不仅从南到北覆盖了整个南海，中心位置还有个叫金兰湾的港口。

这港口三面环山，水又深，非常适合航母和潜艇驻扎，是世界著名的军港，在这里安排一支大型舰队，就能覆盖整个南海，以前被苏联和俄罗斯占了24年，美国现在也心心念念想拿下金兰湾。

越南早些年跟过老大，是见过世面的人，很善于利用老大的心理要援助揩油，虽然现在还没正式拜码头，但套路已经用上了，一边用金兰湾勾着美国，一边想问美帝要几艘大船，这样他跟中国搞事时才不心虚。

要是再给点技术、转移些制造业就更好了，毕竟日本、韩国的快速发展，越南都看在眼里，自己的革新开放也30多年了，去年人均GDP才2800美元，虽说速度还可以，但啥事都自己干，还是太慢了。

越南的雄心是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就靠目前生产衣服、组装手机，到时候怕是没戏。

越南的迫切心情，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时达到了顶峰，7月29日美国防长过来访问，越南给了超规格待遇，又是检阅仪仗队、又是走红毯。

越南一心等着美国大撒币!

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这要是放在以前的美帝，根本不叫个事，不就是想要几条破船嘛，1970年代，美国就送给南越多艘1600吨的驱逐舰，那时候我国南海舰队很多主力，还只是几百吨的扫雷艇、猎潜艇。

这里多说一句，1974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就交过手，我国参战的只有2艘600吨、4艘300吨的小艇，对面吨位是我们的2倍多，最后我军击沉1艘南越护卫舰，才保住了整个西沙群岛。

但西沙海战的胜利，更多是靠我军作战勇猛，战斗过程非常艰苦，一直被人压着打，在海里船大的优势非常明显，越南这两年只要看到中国大型渔政船，就头疼的不行。

不过现在美帝也不宽裕，靠着印钞过日子，拿不出大船，美国防长说海岸警备队有艘巡逻艇快退役了，要不，过一阵子给送过来……这都过去几个月了，巡逻艇也没见个影子。

越南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觉得没要到大船有点失望，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他们心里越来越凉。

美国防长聊来聊去，对产业转移却闭口不谈，也不奇怪，川普自己还号召制造业回流美国呢，至今效果都很差，哪有什么产业能转给越南? 但这话是新冠爆发后，川普亲口说的：国际供应链放在中国不安全，要向周边地区分散一下……

才一年多，就不算数了吗?

最让越南心凉的是，美国防长这次访问，只带了300万剂疫苗，而越南人口接近1亿，这点疫苗还不够塞牙缝。

在新冠抗疫上，越南和我国台湾省很像，一直在等欧美疫苗，完全无视中国的灭活疫苗，好像用了我国疫苗，就是向我们低了头似的……

美国防长来的时候，正是越南疫情失控的高峰，全国每天要死一两百人，越南就指望美国疫苗救命呢!

期待这么高，却发现美帝根本不当回事，尼玛，开的全是空头支票啊!

这是忽悠我呢，还是挖坑埋我呢?

越南越谈越没底，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美军从阿富汗提桶跑路算个毛线，他们第一次溃逃就叫西贡时刻，就在今天的胡志明市，越南对美帝出卖队友的印象，根深蒂固。

弱者嘛，总是容易兔死狐悲，今天美国能卖阿富汗，明天会不会再卖我一次?

三、越南抱美帝大腿，也冒着天大风险

说实话，对于借美抗华这招，越南虽然期望很高，但内心也很虚，毕竟当年就是越共打跑了美军嘛，而且说到底自己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身份改不了。

这次民主峰会更是试金石，越南一下就看清了自己在美国心目中的位置!

现在掌握美国大权的这批人，像国务卿布林肯、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都是冷战中长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牢牢刻在他们的骨子里，反共几乎是条件反射。

特别是这次访问的国防部长，1977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被派到西德戍边，这可是当时美苏冷战的最前沿。

当年苏联搞的“81军演”，号称人类历史的最大军演，数十万大军、3000多辆坦克、装甲车横冲直撞，奥斯汀亲眼所见，心理阴影一辈子都挥不掉。

越南战争也很丢人，是二战后美国最大的失败，霸权差点完犊子，这几个当权的冷战一族，对越南也恨得牙痒痒。

这些不良印象，越南心理也明白，近些年不断做出姿态，希望美国和西方能接受自己，比如去年他们搞了政治改革，提出不少西化方案，包括废除户籍制度、公务员合同制，以及司法独立等等。

从外观来看，越南似乎向资本主义西式社会迈出了一大步。

但美国仍不满意，一直在敲打越南。

四、美国的和平演变三件套

美国这个国家非常强势，他们想做的事，不管用文的武的，必须是要做成的。

这一点中国小伙伴可能体会不深，这是咱们体量大，建国后美国就拿我们没啥办法，但对其他大多数国家来说，体验就完全不同了。

像文章开始提到的沙特、土耳其、泰国、埃及这几个区域强国，美国都直接动手搞过政变或颠覆活动。

对越南虽然还没这么狠，但也利用“越南的南北问题”，大力扶持亲美派，所谓的和平演变三件套“公知带节奏+街头运动+金钱援助”，一个都没少。

越南的南北问题，我在以前文章《越南会不会上贼船》中说过，南越被法国殖民80多年，之后又被美国占领了20年，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同学们对比下我国香港，两者情况差不多。

不过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在我国翻不了天，但越南是半个国家像香港，国家管理实在太难了。

整个越南南部亲美派人士众多，美国也隔三差五的撒狗粮，鼓动他们搞街头政治运动。

其中最有能量的是“更新革命党”，总部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常年提供经费和教学，核心成员大多是在美国长大的越南裔二代，CIA把这个策略叫作“用越南人影响越南人”，希望能重演当年的苏东解体。

这帮人回到越南，日常工作就是煽动民众、指责政府卖国，常年炒作中越矛盾，既抹黑政府，又制造了中越对立，一举两得。

越南最初默许了这种民间情绪，毕竟民粹可以增加凝聚力，对越南这种南北对立严重的国家，有不少好处，但慢慢发现越来越失控，活动的背后，经常有亲美派和美国的影子，别搞着搞着，变成反政府运动了。

2014年，越南首都爆发的反华活动成了转折点，之后开始严打亲美派势力，2016年，更新革命党被定为恐怖组织、南方派政治大佬阮晋勇，也被免去了总理职务。

不过这帮人一直也没消失，活跃在越南的各地。

估计不少同学不知道，美国防长访越不到一个月，美国副总统也去了越南，不过搞得很尴尬，越南报道的比较少。

这女副总统就是专门给这帮人打气撑腰的，一下飞机就批评越南人权做的不够好，这腔调大伙估计比较熟悉，“公知用人权带节奏”也是和平演变三件套之一嘛。

一个月前美国防部长来的时候，越南还破格接待，这次对美国二把手，不仅全程黑脸，提前一天还专门和中国大使开了个会，把美国的脸打得啪啪响。

这次会议应该是临时安排的，刻意插在美副总统来的前一天，越南总理带了一大堆副部长出席，但我国同级别的官员来不及安排，只好大使馆全体出动……

会议的主题是：警惕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警惕挑拨离间的图谋。

这信息量就太大了，敌对势力是谁?谁在挑拨?又是在离间谁和谁?

看来这前后一个月，越南索要援助失败，在被美国长期施压下，彻底急眼了!

四、压垮越南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让越南急眼的是，最近美国的两个行动都和“军事”有关，是要命的招。

一个是美国爆料了“越南军队经商”的事，新闻看起来是在批评，一副好心好意的样子，但问题是军队经商是越南的定时炸弹，他们现在也束手无策。

越南现在军办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全国GDP的10%，而且有了钱后，势力也变大了，越共第十次全国大会提议：禁止军队经商，把军办企业划归中央。不幸的是，这个提议竟然被大多数代表给否了……看来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所以军队经商这事，越南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现在逼越南政府和军队摊牌，搞不好整个国家都会内爆!

越南急眼的第二件事，是前一段美英澳成立了的军事同盟Aukos，就是美国撬了法国潜艇大单那事。

当时说这个Aukos是冲着中国去的，但看看地图就知道，这种军事威胁何尝不是冲着东南亚呢?

澳大利亚就在东南亚的边上，美国加强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就是对东盟很不满意，警告他们不要一味倒向中国，顶在最前面的印尼已经跳起来了，说美澳不负责;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也接连表示反对。

越南只是地理位置稍微靠后，没好意思立马跳出来，但越南的国土狭长，面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根本没有战略纵深，无险可守。

如果美国一直对越南不满意，长期军事敲打，那越南的压力可就太大了。

五、越南的抉择

长期顶着这种压力，越南受不了了，刚好这时候中国援助的疫苗到了，而且首批还给了越南军队。

前边也说了，越南经常要靠民粹拉升国内凝聚力，军方平时也比较强硬，而且疫情爆发后，他们一直在等欧美疫苗，干等着也无聊，经常嘲讽中国的防疫政策和疫苗。

现在第一批疫苗来救命了，还给了军方，软化舆情的迹象很明显。

紧接着9月11日，王毅外长访问越南，他们总理又拍着胸膛，向中国做了三点保证：

1、不跟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2、始终把中国放在对越外交最高等级

3、跟中国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越南这弯转的也太急了，真有点跟不上节奏，不过中国小伙伴也别喷他们了，越南这次还是有诚意的，已经宣布了12月上旬，中越两军将在越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也就是这两天的事。

中越联合军演在往年也不算少见，但这次是美国宣布民主峰会名单后，马上做出的决定，对标的意味很重。

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中越的联合军演已经暂停了三年，本次军演可能会和“三点保证”一起，标志着中美博弈大环境下，越南正式站队中国了。

越南一直不是个省油的灯，能在今年这个关键时刻，不给中国添乱，多少有点意外，但中国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影响摆在这里，越南只要不是没脑子，就不敢和美国一条道走到黑。

今年一季度，越南向中国出口约163亿美元的商品，进口却高达339亿美元，这里面大多都是上游半成品，比如钢铁、化工制品、机械、电子零部件。

疫情爆发的这两年，工作断断续续，但从中国的进口一直在大幅上涨。

所以和中国顶牛，能有啥好结果?倒不如趁着中美激战正酣，时不时两边下注，能捞一点是一点，这才是小国生存的正确姿势。

尾 声

总之，美国没有邀请一直合作的越南、新加坡、泰国、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参加民主峰会，这其中隐含了什么动作?

一斑窥豹，通过分析美国民主峰会对越南的态度，可以看到这份邀请名单中，美国与一些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复杂关系。

下一步在中美博弈暗流涌动，波云诡秘的形势下，这些国家和其地区的整体局势会不会受到这场“民主峰会”的影响?

因势利导，既然美帝走了民主峰会这一臭棋，中国绝不会错过，和越南一样，都拉过来组织组织——

沙特是欧佩克老大、石油美元的基石;

埃及是阿拉伯的军事老大，几次“阿以战争”都是埃及牵头;

土耳其最近几年谁的话都不听，成了混不吝，力抗美俄欧，已是中东一霸。

再加上旁边的伊朗，9月份已经加入“上合组织”，中东几个小霸王都和我们关系越来越近。

中东是欧亚大陆的棋眼，是中国打破美帝反华包围网的突破口。

当欧洲还在观望骑墙的时候，中国在中东组个队。

在国际斗争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中国纵横捭阖、从容周旋;主动塑造、趋利避害。

新一轮的连横合纵大博弈，上路了!

来源时间：2021/12/10   发布时间：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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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23期

　　美国外交素有“大西洋优先”的传统。1941年初，美英两国军方更是通过《ABC-1参谋协定》正式确立“先欧后亚”、“先德后日”的战略总则。这一地缘战略思维定式也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然而，近十余年来，大国实力的消长、美国对外部威胁研判以及美国国内矛盾的演化，共同导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东转移。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总结二战以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规律，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实质。

　　冷战：“铁幕”的降临与“先欧后亚”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作为近代世界传统中心的欧洲走向衰落，其权势向两翼转移，美苏则凭借“地理位置和幅员与巨大的军事供应潜力的结合”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两强对抗的焦点却依然锚定于分裂的欧洲。

　　战后初期，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将美国、英国、“莱茵河谷国家”(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列为美国必须控制的“关键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具备重要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与之相对应，美国的头号对手苏联，其人口主体和工业基础也在欧洲，欧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大阵营对垒的主战场。

　　在1947年至1949年间，美苏冷战格局基本形成，此间最具标志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几乎全部发生在欧洲：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1949年5月西德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成立、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以及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如果说乔治·凯南的“X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美国的遏制苏联战略规划蓝图，那么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的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然降临”的“铁幕”演说则从地缘政治角度勾勒出战后美苏的势力范围及其对抗前沿，亦即美国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重心所在。在冷战期间，虽然美苏在欧洲以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甚至血腥的争夺，但这些既没有改变美国将主要战略资源投入欧洲抗苏前沿的既定方针，也没有动摇北约作为美国首要的军事同盟框架的地位。

　　30年过渡期：反恐战争、“大中东”改造和战略收缩

　　如果把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21年的30年贴上“后冷战时代”的标签，那么又可将这个时期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十年”。

　　在“战胜”苏联后的最初十年里，美国缺乏能在体量上与之匹敌的新的对手。但华盛顿战略界“寻觅敌人”的偏好仍促使美国不断在全球“发现对手”，如果没有，就制造一个。

　　于是，在这十年“敌人搜寻期”或曰“战略迷茫期”里，美国延续1980年代末对中国由意识形态冲突而引发的制裁和敌对，朝野上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出于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对自身实力和体制的绝对自信，美国认定中国终将步苏俄后尘，“中国崩溃论”在美亦颇有市场。“威胁论”与“崩溃论”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殊途同归，二者相互交织，将中国形塑为异质“他者”，亟待美国在制度上演变改造、在战略上防范打压。尽管在克林顿执政后期中美关系获得较大改善，但在秉持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国被重新界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被贴上“战略竞争者”的标签，直到9·11事件爆发。反恐战争倒逼美国产生了与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中亚各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刚需”，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强硬政策。由此，美国进入20年反恐战争-大中东战略阶段，针对中国的“再平衡”需要被推迟了十多年。

　　2001年末，美国在阿富汗以极低代价取得军事胜利并扶植起新政权。但军事上的“速胜”也造成美国此后的草率和冒进，形成了过度扩张的局面。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于2003年3月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此举实质上标志着美国“中东地缘-霸权战争”的开启。然而，随着美国军事打击重点西移，阿富汗局势出现反复，迫使奥巴马于2009年宣布向阿增兵。

　　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年后，美国于2004年6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提出“大中东战略”，旨在对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诸国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以 “扩展民主”，重塑地区秩序，最终确保美国的安全与霸权。这不仅是地理范畴、实施手段等技术层面的演变，更是一种本质上的蜕变，引发复杂的战略后果。

　　在目标指向层面，“大中东战略”事实上放弃了反恐战争的主旨，而是裹挟着千年来所谓“文明冲突”的历史记忆，以及冷战以来所谓“民主国家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谋求对中东各国实施改造。此举将该地区众多国家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奥巴马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冲动进一步压倒了精打细算的势力均衡考量，“阿拉伯之春”兴风作浪，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原本中立或亲美或已经放弃反美政策的政权一一摧毁。此后中东诸国要么陷入持久的战乱，要么其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在充分听取“民意”后走向更为激进的反美、反以色列道路，形成“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在实施手段层面，美国陆军深入中亚、南亚腹地，在阿富汗长期执行任务，本身就是一项高成本、高风险的作业，且是对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离岸平衡”为主要霸权护持手段的“海洋原则”的背离。过去即便在冷战高峰期美国深度卷入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战事之时，也从未将大量陆军长时间地派驻远离海岸线的内陆高原地区，打击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手段的“非对称敌手”。这种畸形的投入最终演变为美国的“战略梦魇”。

　　在大国关系层面，反恐战争伊始，包括中俄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给予同情和协作。普京甚至亲抵中亚国家，为美寻求当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支持。然而，随着反恐战争蜕变为带有浓厚地缘政治和霸权主义色彩的“大中东战略”，中、俄、伊朗等国普遍感受到巨大压力，于是加紧抱团，并重估美方的意图和威胁。由此，美国不得不在缺乏国际合法性与实质性支持的背景下，投入巨大资源到阿富汗和伊拉克，从而加速本国国力损耗与国内危机的到来。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两者间的强烈反差给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以心理冲击。此后，在“30年转型期”的最后十年，美国推出一系列旨在“再平衡”中国的战略举措，“印太”战略便是其最新版本。为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崛起，美国不得不从“民主的桥头堡”和“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收缩，耗资2.3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在发动20年后混乱收场。

　　“印太时代”：大争之世的到来抑或自我实现的预言?

　　特朗普2017年末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岘港非正式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拉开了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序幕。此后三年里，“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旗舰”概念不断被建构、实施和强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在两党、朝野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不仅全盘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更强化了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内涵，持续扩大加深。拜登政府继续激活由特朗普政府复兴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并将其与“五眼联盟”“民主十国”(D10)以及新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动，在“印太”区域内拉拢东盟、环孟加拉湾诸国，从“印太”区域外引入欧盟、北约等势力，宽领域、全方位围堵中国。

　　拜登在8月31日发表阿富汗战争终战演讲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正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多条战线上的挑战。……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俄罗斯巴不得美国在阿富汗再陷十年。”此论虽有为美军“不辞而别”“硬脱阿”开脱的成分，但也明确道出美未来战略重心的转移方向。

　　美国全球地缘战略重心转移的“明线”与“暗线”

　　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美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美国对首要威胁的感知、研判与应对，“暗线”则是全球经济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的历史大势。

　　先说“明线”。冷战时期，美国以北约挟欧洲盟友在柏林墙与同样以欧为重的苏联对峙，双方在此维持着各自冷战的基本盘。在作为转型期的三十年后冷战时代，在第一个十年里，美国挟冷战“胜利”之余威，全球寻觅对手，一度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但9·11事件打断了这一逻辑，遂于第二个十年开启反恐战争。然而，阿富汗战争的“速胜”又激发出美国新保守主义决策层的民主改造-意识形态冲动和虚妄的地缘政治野心。美军开进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标志着反恐战争正式蜕变为旨在掌控“大中东”衢地、拓展全球霸权的地缘战争。进入第三个十年，美国面对难以克服的国内危机、中国的崛起以及国势的相对衰落，于是在继续打压俄罗斯并以“阿拉伯之春”的形式延续大中东战略的同时，开启了针对中国的“再平衡”举措，由此逐步进入对华“战略竞争”的“印太”时代。

　　再说“暗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造就的经济奇迹是推动全球经济重心历史性“东移”的源动力，而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则进一步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察英、法、德、荷兰以及欧盟等域外大国新近推出的印太战略也可知，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财富与经济增长的中心已成为大国共识。因此，在这片西起东非、东抵太平洋深处、北起帕米尔高原、南达南极水域的辽阔区域，注定将取代欧陆、中东而成为下一个世代全球争夺的焦点。

来源时间：2021/12/10   发布时间：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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