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11月16日，中美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首次视频会晤，会晤释放了中美双方稳定关系的共同意愿这一积极信号，是中美关系走出持续恶化的怪圈，进入调试期的重要转折。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将对本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产生影响。

此次会晤是近年来中美交往中少有的气氛友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拜登总统开场第一句话就说，下一次我希望能够直接面对面会晤，正如过去我们去中国访问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以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回应。

第二，双方对于中美关系的大方向达成共识。双方领导人都指出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重要，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前一句话是对内的信号，后一句话则是对世界的信号。中国领导人则明确定位，中美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是“中美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第三，双方在管控分歧方面也体现了共识，特别是拜登的发言体现其要逐渐让美国对华政策“去特朗普化”，走向理性的信号。拜登说必须为中美关系建立一些“常识性的防护栏”，表面上看这是对中国说的，但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过去非常识性和非理性的对华政策调整的暗示。

第四，时间设定上体现出美国的积极性，这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内部讨论逐渐朝着调整方向倾斜。此次会晤时间开始于美国晚上8点之前，北京时间上午。拜登在会晤开场白中也强调，双方一直保持着沟通，并表示希望下次直接会面。

中美首脑会晤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以友好的氛围进行，除了双边关系的动态外，也有双方国内政治日程交集的背景。

从拜登政府来说，刚刚通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法案。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后最大的一个预算法案，可以说跨过了很大的一道坎。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1月的美国中间选举，拜登必须要集中精力做出成绩来。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口号，这本质上来说是要解决美国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极度拉大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困难局面。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要服务于这个大局，中美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不符合拜登政府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刚刚召开了中国政府十九次六中全会，决定明年秋天召开党的二十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的近期政治日程大事，从时间点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具体内容来说，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事项，本质上这是要建设橄榄型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

所以，美国和中国实际上都要解决建设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的共同课题，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强调，中美要做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也存在关系定位上的分歧。拜登在讲话中强调，要确保不让竞争升级为冲突，这实际上是想用“管控的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国领导人则是强调“合作”，这也体现了之前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提出中国不同意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想法的一贯性。

这种定位上的不同也预示着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的不确定性。拜登在开场白上提到了三个方面，人权、经济和自由开放的印太。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其对华政策直接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中美关系恶化后，中日关系也出现了漂流和后退。此次中美首脑会晤释放出的信号，会对日本国内的对华政策讨论产生影响，例如拜登期待下次直接会晤，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冲击力很大的信号。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从日本角度来说，也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但是，日本自民党内部对华政策目前没有共识，过去几年对华强硬的惯性仍然强大，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期待日本出现很迅速的变化可能也比较难。再加上岸田尚未在自民党内部巩固权力基础，在对华关系上会保持谨慎态度。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速度往往会超出日本的想象力，如果过度观望，则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尼逊冲击”的再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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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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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二、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三、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一）民主选举

（二）民主协商

（三）民主决策

（四）民主管理

（五）民主监督

四、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一）人民享有广泛权利

（二）人民民主参与不断扩大

（三）国家治理高效

（四）社会和谐稳定

（五）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五、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一）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的路径

（二）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结束语

前言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奋斗。100年来，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民主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中国的民主之花绚丽绽放。中国愿与各国交流互鉴、携手合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探索形成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朴素认知和不懈追求。但是，在封建专制之下，广大劳动人民始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将倾，民族将亡，人民毫无民主可言。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各种革命变革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中国模仿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以“民主”“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中国先进分子对民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新的认知。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点亮了中国的民主之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主、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民主发展进入新纪元，人民当家作主从梦想变为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的民主大厦巍然耸立起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保障和社会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深刻吸取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全面总结中国民主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团结带领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面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协同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依法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丰富多彩。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好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发展，激发和凝聚了中国人民奋斗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化解一系列重大风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中国人民的民主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充分彰显人民主体地位，使人民意志得到更好体现、人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创造活力进一步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具有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重要民主形式更好结合起来，构建起覆盖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人民、56个民族的民主体系，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广泛持续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正把14亿多人民的意愿表达好、实现好并不容易，必须有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真正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民主的理念、方针、政策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机制，使各方面优秀人才进入党的领导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通过法治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二、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运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这些制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相统一，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中国的国家根本性质。

中国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充分履行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依法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民主和专政不是矛盾的，都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打击极少数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实行专政是为了实现民主。

（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应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确处理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关系，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效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修改宪法以及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其他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其他组成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行使人事任免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事关国家发展、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行使审查和批准权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对宪法实施、“一府一委两院”工作等的监督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相应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广泛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保证了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呼声。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横向上，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各阶层；纵向上，全国、省、市、县、乡五级都有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广泛代表性。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人大代表262万名，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94.5%。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植根人民的优势，依法认真履职尽责，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县、市、省、全国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使得人民群众意愿和呼声能够真实反映、向上传递。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商国家发展大计、共议民生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面倾听意见建议，让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各国家机关依法认真研究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许多被吸纳进政策决策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注①）。在人民民主的共同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在野党。中国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重大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协商。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合作共事，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均占一定数量，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国家发展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人民政协制度平台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发挥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通过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议、协商座谈会议等，开展提案、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经常性工作，对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广泛协商、平等协商、有序协商、真诚协商，提出意见建议。中国共产党采纳和集中他们的意见建议，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接受党的主张并在各界别群众中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增信释疑，最广泛地反映民意，最充分地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与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同期召开，政协委员不仅要讨论政协的问题，还要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对有关法律修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等的讨论，这样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了让人人起来负责、人人监督政府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会”式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重要法宝。在人民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统筹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港澳台统战工作、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凝聚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共有委员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党员占60.2%。这样的组织构成，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特征，能够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方针宗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到明确，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体现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了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均有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或旗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中国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增强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责任感，极大调动了各族人民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荣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不断巩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广泛深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牢固。

（六）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差异大。中国实行以村民自治制度、居民自治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效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村（居）民自治。村（居）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村（居）民委员会，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选举，由村（居）民选举村（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实行民主协商，由村（居）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协商议事；实行民主决策，由村（居）民通过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作出决定；实行民主管理，由村（居）民讨论决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并进行自我管理；实行民主监督，由村（居）民推选产生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社区）事务和村（居）务公开制度落实。截至2020年底，50.3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员会，11.2万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企事业单位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企事业单位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职工在企事业单位重大决策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上发挥积极作用；企事业单位推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全面实行厂务公开制度，探索领导接待日、劳资恳谈会、领导信箱等形式，反映职工诉求，协调劳动关系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对单位生产和管理提出意见建议，为单位发展献计献策。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现阶段，中国共有280.9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覆盖655.1万个企事业单位。

基层民主创新十分活跃。从城乡社区里的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到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进社区，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中国人民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摸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形式。人们通过这些接地气、聚人气的民主实践，围绕涉及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发表意见建议，进行广泛协商，利益得到协调，矛盾有效化解，促进了基层稳定和谐。基层民主许多好的经验做法成为国家政策，为中国民主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培养了基层群众的民主习惯，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基层群众自治，使得社会细胞都活跃起来，使“微治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三、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关注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一）民主选举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中国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选举是广泛的，有国家机构选举、村（居）委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等，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选举是平等的，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充分保障，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中国的选举是真实的，不受金钱操控，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国的选举是发展的，选举形式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和丰富。

国家机构选举。国家机构选举是指，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同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在中国，年满18周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全国人大到乡级人大，五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按照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以及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均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或者决定任命。

基层选举。基层选举是中国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包括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村（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村（居）民委员会选举与县乡人大选举同步进行。村（居）民依法定期选举产生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在企事业单位中，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当家作主、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职工代表由全体职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中国的民主选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几十年来，中国适时修改选举法，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农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逐步实现了城乡人口的平等选举。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参选率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进行12次乡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民参选率均保持在90%左右。

（二）民主协商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在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同时，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具有深厚基础。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形式广泛多样。在各领域各层级，人民群众就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以及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体系不断健全。中国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探索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就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宪法修改、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问题、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等，同民主党派开展协商；人大协商，是各级人大在依法行使职权中与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开展协商；政府协商，是各级政府在履职尽责中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相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等加强沟通协商；政协协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履行职能，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等，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人民团体协商，是人民团体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事关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的，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商，积极参与政协组织的协商活动；基层协商，是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经济社会组织和群众等，就基层社会发展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开展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是各类社会组织就更好为社会服务，积极开展和参与协商。这七种协商渠道，极大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加深了民主内涵。

中国的协商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广泛凝聚了全社会共识，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民主决策

民主决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好的决策，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在中国，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成为常态，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各级决策层，越来越多的群众意见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人大“开门立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为民立法、民主立法，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努力让每一项立法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法律立项，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让人民的意志在立法的最初阶段就得到体现；法律草案起草，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专业人士建议，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让人民的诉求得到充分体现；法律草案公布，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基层群众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立法调研、修改论证、立法后评估等多个环节。

政府“开门问策”。各级人民政府就即将实施的重大决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决策建议，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在决策启动环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建议、提案等方式提出建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书面建议，决策机关启动决策程序；在决策研究制定环节，通过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听证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直接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在决策草案公示环节，通过政府网站和各类媒体，公布决策草案及其说明材料；在决策最终确定环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在决策后评估阶段，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专家等参与评估。

广大群众参与基层决策。基层群众通过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就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综合治理、基层文化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自治章程制定等基层治理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参与决策制定和实施。

（四）民主管理

人民的事人民管，人民的事人民办。在中国，广大人民弘扬主人翁精神，发挥主体作用，积极行使民主权利，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并承担宪法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主动参加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有力保障。

城乡社区民主管理。根据宪法法律和有关规定，农村和城市社区居民结合本地实际，由村（居）民讨论制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明确规定村（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村（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环境卫生、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自治要求，普遍实现村（居）民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全国超过1.5亿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我管理、活力迸发，承载7亿多人就业，推动了中国经济总量、国家财力和社会财富稳定增长。根据宪法法律和有关规定，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以厂务公开制度、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职工通过这些民主管理制度，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维护单位职工合法权益，实现单位与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目前，全国已建工会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有314.4万家，其中，非公有制企业293.8万家、占93.4%。

社会组织民主管理。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普遍制定章程，加强组织成员管理，自主开展活动，集中组织成员或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以组织化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在行业自律、社会服务、慈善事业等领域发挥民主管理作用。截至2021年11月，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万家，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284家。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成为人民民主管理的重要领域。

（五）民主监督

全面有效的民主监督，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因选举结束而中断，保证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在中国，解决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的问题，不能靠所谓的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要靠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探索构建起一套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形成了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对权力的监督逐步延伸到每个领域、每个角落。

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对宪法法律的实施、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等开展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执法、监察、司法工作的监督，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确保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人民通过人大代表座谈会、基层群众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调研等“开门监督”的形式，积极参与人大监督工作。

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在政治协商、调研考察，参与党和国家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执行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监督等工作中，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进行民主监督。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依据政协章程，重点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协商式监督，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

行政监督。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对行政机关自身的组织行为、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包括各行政机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相互之间进行的监督。

监察监督。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察监督职责，对公职人员政治品行、行使公权力和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有关机关、单位加强对所属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

司法监督。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人民授权的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司法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强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监督机制，是党和国家利用监督手段、维护公权力正确行使的“最后一道防线”。

审计监督。审计机关依法对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财会监督。财政部门根据法律授权，对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统计监督。统计部门及负有统计调查职责的相关机关，对所有行使统计权力、负有统计义务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监督，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扎实的统计保障。

群众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既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也有权向监察机关检举控告监察对象不依法履职，违反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规定，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

舆论监督。媒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滥用公权、失职渎职等行为及时揭露曝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更多地借助网络等平台，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网络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民主的阳光照耀中华大地，中国人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

（一）人民享有广泛权利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国的政治权力不是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的，而是全体人民平等享有的。国家权力不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在中国，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享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既广泛参与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每个人都有多重民主角色，都享有相应民主权利。

在中国，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多人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正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得到充分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权利不断发展。

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不断丰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平等基础上谋求生存发展，到改革开放后既追求物质富裕也追求精神富足，再到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人民享有权利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断迈进。

（二）人民民主参与不断扩大

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在中国，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的民主参与广泛持续，民主实践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产生活，民主蔚然成风，社会充满活力。

人民参与民主的意愿不断增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人民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又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既参与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意见建议征询，又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既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又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表达意愿，又通过社会组织、网络等平台表达诉求。从“数豆豆”（注②）到电子投票，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民主参与的形式不断创新、渠道不断拓展。党和国家要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么样，人民参与贯穿始终。

人民利益要求既能畅通表达，也能有效实现。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人民意愿只能表达、不能实现，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在中国，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人民的意愿和呼声，经过民主决策程序成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通过中央、省、市、县、乡镇各个层级的紧密配合、层层落实，通过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主管、主办、协管、协办的分工合作、协调配合，通过决策、执行、检查、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有机衔接，转化为实现人民意愿的具体实践。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人们通过信访平台、领导信箱、政务热线、网络“留言板”等提出意见和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和回应。

（三）国家治理高效

民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绝无国家治理“失灵”“低效”，国内问题成堆，民主却是“世界样板”的荒谬现象。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动国家发展的。

中国民主的高质量，促进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能，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国的民主，充分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极大增强了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人民既是民主的参与者，也是民主的受益者，智慧力量充分激发，既为自己也为国家、民族拼搏奋斗。中国的民主，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最大限度避免了牵扯，切实防止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团结干事的强大合力。中国的民主，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紧密融合在一起，使得党、国家和人民成为目标相同、利益一致、相互交融、同心同向的整体，产生极大耦合力，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民主，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效维护了国家独立自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维护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体量大、人均资源禀赋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人翁精神，没有亿万人民的团结奋斗，实现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民主，真正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充分调动起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中国之治的“密码”，是中国民主的力量。

（四）社会和谐稳定

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和标志。发展民主，要推动社会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团结、和谐的方向前行。好的民主，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冲突；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固化；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带来混乱和动荡；应让社会充满向美向善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充斥假恶丑的负能量。

中国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中国的人民民主，实现各方面意志和利益的协调统一，实现各方面在共同思想、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社会和谐稳定、生机勃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发生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的社会动荡，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上个人自由的最大发展，思想可以自由地表达，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亿万人民的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今天的中国，人们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每天有1.6万户企业诞生；10亿网民通过网络了解天下大事、进行交流、表达观点……中国社会开放自由，但始终保持了社会团结和谐、稳定有序。人民民主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润滑剂。

（五）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在有效制约和监督下运行才能实现民主、造福人民，权力失去约束、恣意妄为必然破坏民主、危害人民。中国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始终坚持公权力姓公，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持续推进依规治党，持续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严明纪律规矩，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在纪律规矩范围内活动。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管理，严格规范工作和生活待遇，坚决防止形成特权阶层。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在法定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最大限度防止权力出轨、个人寻租。

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腐败是人民民主的大敌。中国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鲜明态度，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以雷霆之势、霹雳手段惩治腐败，持续形成强大震慑，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解决腐败这个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顽疾方面，中国不仅有鲜明态度，更有实际行动。

评判一种民主形式好不好，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的民主行不行、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中国人民满意不满意、中国人民拥护不拥护。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每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这是中国民主具有强大生命力最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民主道路走得通、走得好，中国人民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走下去。

五、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民主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探索形成的政治形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20世纪以来，在波涛汹涌的民主化大潮中，有的国家停滞不前，有的国家陷入动荡，有的国家分崩离析。当今世界，既面临“民主过剩”“民主超速”，也面临“民主赤字”“民主失色”。民主怎么了？民主还管用吗？回答“民主之问”，廓清“民主迷思”，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出现挫折甚至危机，并非民主本身之错，而是民主实践出现了偏差。

中国的民主经历了选择、探索、实践与发展的艰辛历程。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一）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的路径

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民主发展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极其重要，也极为不易。

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14亿多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的信心，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这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中国在发展民主的进程中，也走过弯路，遇到过挫折，但始终坚守初心，不动摇、不偏移、不走样。今天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不断丰富、渠道不断拓宽、效能不断提升，中国民主不断向前推进。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与创新，是发展民主的首要，是实现民主的“总钥匙”和“总开关”。真民主、好民主，要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有选举、投票的权利，也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不仅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能有效实现；不仅推动国家发展，也共享发展成果。

（二）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弊病丛生，甚至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中国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民主模式；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坚持中国的民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设计和发展，坚定不移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中国发展民主，始终立足人口多、基础弱、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正确把握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始终传承5000年中华文明，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始终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进民主，积极稳妥、稳中求进，不好高骛远，不急于求成，不犯颠覆性错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把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一步，不断推动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民主形态，学习借鉴而不是照抄照搬。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才能不断发展完善，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外部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中国不寻求输出中国的“民主模式”，也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模式。中国坚定支持各国自主选择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民主在一国内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间则体现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一个国家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应受到侵犯。以自己的尺度评判他国，甚至通过颜色革命、使用武力迫使他国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民主模式，这是反民主的。

中国是民主的忠实追求者、积极推动者和模范实践者，不但在本国积极发展人民民主，而且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全球范围内经济、科技等领域竞争，中国不是把对方视为对手，而是视为伙伴；不是搞冷战和对抗、控制和操纵，而是促进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与其他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远未实现。少数国家漠视国际公理、践踏国际准则、违背国际民意，公然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动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把“地球村”变成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面对充满挑战的世界，各国应大力弘扬民主精神，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关系中一律平等。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搞唯我独尊、霸凌霸道。世界的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制定，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

（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人类民主事业的真正阻碍，不是民主模式的差异，而是对他国民主探索的傲慢、偏见和敌视，是把本国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唯我独尊”。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之所以绚烂多彩，正是由于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各国应坚持平等非歧视原则，相互尊重彼此的民主模式，既致力于本国探索，又加强交流互鉴；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一人一票”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绝非民主的唯一和全部。长期以来，民主本义被少数国家异化歪曲，“一人一票”、政党竞争等西方选举制度被包装成民主的唯一标准。少数国家把民主作为政治工具，以同我即对、非我即错的霸权思维，以民主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服务自身政治目的，打着民主旗号在世界上煽动对抗与分裂，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成为世界乱源。人类文明要继续向前迈进，各国要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必须探索民主真谛，把民主擦亮。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各国政党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担当起引领推动人类民主事业发展的责任，以民为本，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相互尊重，更好实现本国民主发展，更好实现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深化交流，加强互鉴，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结束语

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

中国的民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与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与人民对民主的新期待相比，中国的民主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实现民主新发展，让民主之树根深叶茂、永远常青。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机遇和希望，也充满风险和挑战。只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民主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拓展民主自由，提升人民幸福，才能汇聚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共同丰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①）八个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注②）新中国成立前，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民主选举活动。当时，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为了让他们都能参加选举，中国共产党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办法，其中最为人所传颂的就是“豆选”，即用豆子代替选票，选民只要把豆子投到代表自己想要选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可以了，最终以碗中豆子的多少决定谁当选。当时，很多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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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东京  来源：学习时报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而且矛头大多指向大企业。之前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立法者为何认为企业规模大就是垄断。而让我更感困惑的是，西方各国政府无不希望国内企业做强做大，可同时却又反强反大，这岂不是要让企业无所适从？

自己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当然知道市场经济所奉行的基本规则是公平竞争。所以我的观点，政府应该反对的“垄断”并不是“大”，而是不正当竞争。若有企业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这种不遵守市场规则的行为，无论规模大小都应打击。换句话说，反垄断不能只针对大企业，也不能武断认为企业大就会妨碍公平竞争。

大约20年前，我曾用三个月时间研读美国经济史。说是研读，研究其实不深，主要是读。不过，对美国的反垄断法例，倒是作过一些思考。我发现，美国反垄断起初也是针对大企业，只是到了新世纪前后，他们才调转枪口不再反大，转向反不正当竞争。为何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回答此问题，需要了解美国出台反垄断法的背景。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碾压中小企业，盘剥消费者，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民怨沸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启动了“反垄断”立法程序，并于1890年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谢尔曼法》作为母法，与后来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一起，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

可想而知，美国在那样背景下推出反垄断法，当然是反大，而且重点是针对三类所谓“掠夺性定价”行为：一是大企业为获取暴利相互勾结而达成幕后协议，通过控制产量来抬高价格；二是大企业虽不与同行勾结，但规模大到足以主宰市场，通过大幅度降价排挤中小企业；三是大企业将同一商品以不同价格卖给不同消费群体，也就是今天经济学所说的“价格歧视”。

看上去，对哪些行为属于违法，反垄断法似乎作了明确界定，可在操作层面其实并不明确。比如对企业究竟多大会面临制裁、何为掠夺性定价等，法律并无相应的条文解释。我想过这个问题，法律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难以解释。某企业在当地市场占有率虽然很高，但从国际市场看，却可能微不足道。大企业提价或者降价的原因非常复杂，也不好一概认定都是“掠夺性定价”。

对于“反大”，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不断的创新，就像是跳动的琴弦，演奏着经济成长的美妙乐章，而拨动琴弦的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我们的乐师呢？”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应减少对大企业的干预。

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前面说过，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不同。《谢尔曼法》颁布后的近百年，美国一直是“反大”。1911年，最高法院宣布，美国烟草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因“欺行霸市”，违反了反垄断法，勒令两公司解散，各自拆分为若干独立的公司。1945年，美国铝公司又被判决触犯反垄断法。其实该公司并无不当竞争行为，只是法院认为它“独占90%的市场，实在太大了”。

转折点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上，美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存在；经济上，昔日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军事上，苏联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而恰逢此时，芝加哥学派得势，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天时地利人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

此后的20多年，美国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政府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仅不再“反大”，反而对大企业兼并推波助澜。1997年，波音与麦道联姻，组成了航空业“巨无霸”。1998年，埃克森与美孚在分离了87年之后，再度聚首。同一年，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

这里要解释的是，1997年，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推上被告席，最后法院裁决将其一分为二。给人的感觉，美国似乎还是“反大”。实则不是。司法部状告微软并非微软规模大，而是它阻止其他软件供应商进入市场，妨碍公平竞争。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讲，“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坚决制止”。

读者要仔细琢磨这句话。的确，垄断与滥用垄断权力是两回事。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通常分为三类：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毫无疑问，前两类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容易滥用垄断权力，故需盯紧看严；可技术垄断不同，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尊重创新企业的觅价权，可以激励创新，当然不能反对。

最后，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定义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大”，美国曾有过教训，是前车之鉴；第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当竞争，不可将创新企业的觅价行为当作“滥用垄断权力”或“掠夺性定价”予以处罚，要防止反垄断扩大化伤及无辜。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612

作者：王毅  来源：中国外交部

2021年12月3日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通电话时，就美方拟举办所谓的“民主峰会”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说，美国的目的不在民主，而在霸权。是假借民主的名义，维护其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是以民主为旗号，借机干涉别国的内政。是滥用民主的价值，在世界上制造分裂。在民主问题上，美国自身问题成堆，如果仍以民主的卫道士自居，那就是典型的道貌岸然。很多国家都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资格给别国出试题、定标准，也没有权利要求别国只能效仿美式民主。

王毅强调，如果要讨论民主，就应该在联合国的平台，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平等的讨论。国际社会不妨作两个测试。一是测一测各国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民主的榜样，我看结果会很尴尬。二是测一测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满意度，我看结果会让某些国家下不来台。

王毅说，中国对自身的民主道路和民主进程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我们愿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同各国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开展充分交流。大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起促进全球的民主和人权事业。我们也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公道正义，抵制冷战思维，捍卫和发展真正的民主，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6620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是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有着强烈的“传教”心态和使命感，这里的“教”在现在来说就是美式自由民主，尤其在和中俄竞争与对抗的背景下，人权和价值观外交是拜登政府的外交主轴之一，这便有了将于12月9日举行的民主峰会，成为今年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的压轴戏。

此会最早是在拜登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大概是为了凸显同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的差别。而今决定召开峰会，一方面是为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也是要在世界重新检视美国民主的号召力和领导力。有种看法认为，这次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把民主作为幌子和招牌，实际还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是专门为对抗中俄而举办的。这么讲并不准确，它有对抗中俄的一面，但拜登也确实想让美国扛起民主大旗，否则，他不会把它办成一个连续剧，明年乃至以后还要邀请各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实体峰会。

拜登政府已向全球110个国家发出了“英雄帖”，然而，正是这个名单，暴露出华盛顿在上述两个目的之间的某种纠结，这种纠结势必使得这次民主峰会难以达到拜登政府期待的作用。

首先，民主峰会是否有必要举行，其实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是为了兑现当初竞选的承诺，大可不必大张旗鼓地开一个有110国领导人参与的会议。假如是用民主峰会的形式排挤中俄，唤起民主国家对中俄等“威权”国家的警惕，从而以民主之名围堵中俄，搞新冷战，则此次会议完全多此一举。因为从特朗普以来，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唤醒了西方国家以及非西方的盟友对中俄的“敌意”，从政府到民间，这些国家对中俄两国特别是中国的观感非常负面，美国事实上在它的紧密的盟友间，组建了不同层次的抗中同盟，但拜登政府若要建立一个到目前为止有110国参加的反华联盟，哪怕是松散的，注定办不到。原因很简单，任何排他性的同盟，人数越多，越难达成针对某个国家的共同目标，除非该国是这个同盟所有参与者的对手。显然，参加民主峰会的110国领导人，多数并不是冲着反华或反俄而来，说穿了，不过是美国邀请，不好拒绝而已。美国要抗中俄，依赖的还是它的西方盟友这个核心圈子，从此角度说，民主峰会最多能给美国壮个胆，造个声势，“恶心”一下中俄，起不到实质作用。

其次，从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来说，拜登政府邀请的110个国家，很多名不副实，这就使民主峰会本身显得有些滑稽。此次民主峰会的三个主题是反威权、反贪腐及保护人权。当今世界，真正符合人们对民主认知的定义和标准的国家，大概不会超出40个，许多国家，虽然形式上也有一套民主架构，比如表面的三权分立、独立的媒体、军队中立、两党或多党制，可实际上民主的运作很不成熟，经常出问题，国家领导人往往大权独揽，媒体控制在某个同政府有很深联系的寡头手中，官员贪腐成风，军队干政现象严重，民众的人权受到程度不等的侵害等。多数非洲国家，中南美洲、太平洋群岛的一些国家，基本是这样。前不久瑞典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报告认为，全球民主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倒退，包括美国。特朗普对民主的破坏对美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其后遗症并没有随着拜登的上台消除，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加重。一个不承认大选冲击国会，一个仓皇从阿富汗撤军，单这两起事件对美国的形象就有很大损害，使得美国无法定义民主。拜登有借举办民主峰会而修复美国形象之意，但真要让世界认同和支持美式民主，奉美国为民主的灯塔或旗帜，不是一两次民主峰会就能轻易做到的。不说美国没有邀请的世界80余个非民主国家不会对美国的民主“感冒”，即使是这110个出席峰会的国家，也有不少未必对美国的民主感兴趣。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来讲，民主或许真的就是一块招牌。

第三，这次民主峰会，既要看美国邀请了哪些国家，更要看它没有邀请哪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总共有190多个，美国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视讯出席，那么按照峰会名称看，未受邀的80余国就一概被视为美国眼中的非民主或者威权国家。先不管美国给它们贴的“非民主或威权国家”的标签是否都属实，比如，未被邀请的新加坡在西方眼里属于李家父子或人民行动党主导的威权国家，但也应承认，新加坡在很多方面实际的民主和政府受民众支持的程度要强过110个受邀国的多数，这种把世界简单划为民主和非民主国家的做法是在复活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意识，后者就是把世界分成自由阵营和共产阵营两个对立的阵营。问题在于，今天再这么划分，对美国也未必有利。因为被美国视为“非民主或威权”的国家中，有一些是美国的盟友或试图争取的对象，对美国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从美国公布的受邀国名单看，未被邀请的国家集中在东南亚和中东，而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北京经营的重点，和中国的关系都比较好。拜登政府这样做是在帮助它们巩固同中国的关系。东南亚11国，只有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被邀请，新加坡、越南、泰国等拜登政府要拉拢的国家都没受邀。中东未被邀请的美国盟友有沙特、土耳其等。此外，欧洲的匈牙利、非洲的埃及也没被邀请。拜登政府对这些盟友或准盟友都不邀请，有它的无奈，因为打出的旗号是民主峰会，而这些国家要么是共产主义国家，如越南;要么是公认的独裁国家，如沙特;要么是近年快速滑向个人专权的国家，如土耳其。但如果因它们转向威权或独裁就不邀请，可受邀国中，也有一些近年的民主是倒退的，比如菲律宾、波兰、巴西甚至印度，其领导人近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集权。对这些未被邀请的美国盟友或准盟友来说，一方面，它们的领导人会认为，跟在美国后面抗中或抗俄，但到关键时候，还是被美国划为非民主国家，不被看作同类，想想看，他们对美国会有何意见;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鼓励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机会，只要打着民主旗号反对政府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就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它们今后对拜登政府会保持一份警惕。

对被邀的110国来说，除了欧洲、五眼联盟以及日本、印度外，其他大多数国家并不反中，相反，在受邀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中，很多还是亲中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和西方几次针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发起对中国的谴责，两边都拉拢国家支持自己，结果美国能够拉到的国家最多也就是40多个，而中国拉到的国家有60多个，支持中国的国家中，多数都在中东和非洲。很难想象，假如拜登政府要在民主峰会上达成一个针对中国或俄罗斯的声明，如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些国家会同意，何况受邀国中，还有中国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可见，按照何种标准来邀请，或许拜登政府就很混乱。

第四，民主峰会促使中俄走到一起，引发两国的反击。不管拜登政府召开民主峰会的动机何在，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民主峰会要把中俄排挤出世界民主国家体系之外。俄罗斯在形式上已经具备民主的要素和样式，普京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其在国内的支持度还很高，中国也宣称正在搞全过程民主，同美国争夺对民主的定义。拜登政府要通过这个峰会告诉世界，美国才是民主的样板，中俄是非民主的威权或专制国家。但这也就引起了两国的不满和反击。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峰会多少起到了作用，然而也仅此而已。中俄驻美大使日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联合发文，针对民主峰会表示，民主“不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两国在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挤压下，本来互为倚靠，民主峰会又促使它们觉察到在价值观外交和民主的话语权上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对美。

此次民主峰会，美国邀请了台湾参加，但不是蔡英文，也不是蔡派代表与会，甚至不是高阶官员，而是驻美代表和政务委员，这有些出乎外界预料。拜登政府刻意降低台湾与会官员的层级，说明在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问题上，还是顾忌到了北京的感受，有评论因此认为，拜习会后，中美又回到共管台独的路上。是否如此可以讨论，但是拜登政府不想因邀台湾参与民主峰会而激怒中国，则是肯定的。尽管这样，中国外长王毅还是批评美国邀台参加是“言而无信”，双方互信本来非常脆弱，民主峰会进一步加剧北京对拜登政府的战略疑虑。这对拜习会后刚刚有点回暖的两国关系可不是什么好事。另对台湾而言，在北京压力下拜登政府不让蔡出席峰会，对美也会有一些抱怨。

根据上述分析，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人看好这次民主峰会。它或许会就三大议题发表一个不具针对性的泛泛的声明，但肯定达不成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行动，未来几年，美国也难以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运作的实体性的组织，眼下拜登政府能做的，是把它当作一个宣讲平台，显示美国的道德和价值高地。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2

旧文章ID：26611

作者：teafox  来源：茶狐看世界

2018年底，我去墨西哥自驾了三周。总的来说，墨西哥有热情的百姓、古老的文化、无敌的沙滩，体验还不错。

但墨西哥是一个极端分裂的社会，善恶、贫富、美丑、安危，任何对立面的转化，都只在一念之间。一河之隔，一边是欢声笑语的繁华盛世，另一边却是枪声四起的人间炼狱。一街之隔，一边是豪华整洁的五星酒店，另一边却是垃圾遍地的贫民窟。

在美墨边境的危险地带，为了保护自己，你不得不揣摩每一个路人的意图，评估四周的潜在风险，一切都让你提心吊胆。在大城市的公园，你也可以在树荫下享受咖啡的醇香，生活的安逸，一如既往。在首都墨西哥城、历史名城瓜纳华托、热带胜地坎昆，有世界上最好的旅游体验。而在边境区域，危险无处不在，人头落地也只在眨眼之间。

在墨西哥旅游，一方面提心吊胆，另一方面也有和危险擦肩而过的快感，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在南部尤卡坦半岛的内陆地区，当我们要用大疆无人机空拍时，系统提示更新地图，为了避免误入禁飞区，我们决定更新后再起飞。在墨西哥的乡下地区，网络犹如龟速，几百兆的数据更新，在国内几秒钟完成，但在墨西哥要花了几十分钟。无奈，只能等。

在等待过程中，我的车窗视野之内，约有几十个墨西哥人，漫不经心地挥舞镰刀，在路边割杂草。同样的工作，我们小区的师傅，一个人背着割草机，几分钟搞定。他们这几十号人，几乎原地磨蹭，几十分钟毫无进展，真是把酱油打出了新境界。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墨西哥人的懒散，但这样的原始的劳动工具和工作效率，实在让我瞠目结舌。后来听墨西哥当地人说，因为地方要换届选举，地方政府为了刷就业率，临时抱佛脚，用公共预算，聘请了很多临时工，这样一来，就业率就高了，牛皮就好吹了。选举结束之日，就是“临时工”失业之时。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墨西哥人挥舞着镰刀，笑得没心没肺，和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为邻，却依旧看不到希望。第二幅，深圳的程序员正在大疆总部，研究算法，更新数据，大疆已经垄断了世界民用无人机市场。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维度的生产力，真实的墨西哥和我的期待中的墨西哥，落差非常大。

人均GDP

我去一个国家之前，喜欢研究一下这个国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表现。我是个俗人，最关心的就是钱，按照我的经验，一个国家的旅游体验，基本上和人均GDP成正比。

人均超过7000美元的国家，基本上整个社会治理比较稳定，治安、交通、卫生等各方面，不需要特别担心。比如说，我当年去泰国(7000美元)和马来西亚(9000美元，2010年)，旅游体验非常好，我甚至觉得，当地的生活质量比中国好，原因很简单，相对工业不发达，空气质量好，蓝天白云，让人心旷神怡。

还有一些国家，人均GDP 在3000~5000之间徘徊，除了主要大城市，社会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各种鸡飞狗跳的意外，让你防不胜防，一定要小心。比如，突尼斯(4300美元)、格鲁吉亚(4400美元)、亚美尼亚(4500美元)，一旦开车离开首都，各种破败和混乱，就迎面扑来。又比如，南非(6000美元)可能是所有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国家里，治安环境最差的，路上充满杀气的眼神，围墙上的带刀片的铁丝网、贪婪的警察、凶恶的劫匪……无论何时何地，你的神经都会处于紧绷的状态。当你坐上回国的飞机时，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里默念“多谢老天爷不杀之恩”。

所谓「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社会和人一样，如果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道德约束就成了空话，为了活下去，丧尽天良也在所不惜。我认为，1万美元人均GDP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门槛，一旦超过1万美元，就算还不是发达国家，但老百姓心态比较平和，一旦生活水平高了，犯罪成本也就高了，为非作歹的人就少了。

比如说土耳其(1.26万美元，2013年)，历史悠久、风景漂亮、物价便宜，老百姓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的傲气，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又比如哥斯达黎加(1.2万美元)，人均比中国还高，简直就是拉丁美洲的瑞士，基础设施好，办事讲规矩，治安让人放心。老百姓既有欧美的严谨，又有拉美的奔放。

在我去过这么多国家里，墨西哥是一个例外。

过去2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都在7500~10500美元之间徘徊，从账面看，这个国家已经整整一代人步入小康生活，相比之下，中国却是一个刚脱贫的国家，我们10年前才突破4500美元，2019年才第一次突破1万美元。

过去40年的时间里，虽然墨西哥的经济数据还不错，但墨西哥的国家形象却很差。得知我要去墨西哥时，很多朋友都非常吃惊，好像我不是去旅游，而是去送死一样，仿佛已经看到“毒贩用枪顶着我的后脑勺的样子”。苦口婆心地劝我：“这种国家，还是别去吧。”

我在坎昆租车行提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国家的细节和他的经济数据有点不匹配，名不副实。我租的是一辆雪佛兰Express商务车，居然连最基本的遥控自动门锁都没有?!让我非常错愕，每次开门关门都要用钥匙手动操作，锁一次车门，你至少要操作4次!如果要拿行李，就要操作5次!

中国汽车的简配一直为人诟病，但比起墨西哥，简直小巫见大巫。我在墨西哥自驾三周，后来才逐渐发现，在墨西哥简配绝不是个别现象，手动开门、手动侧视镜、手摇窗、手动座椅……几乎是大多数新车的标配。

Ciudad Juárez街头小贩

还有一次，我从美国的El Paso通过陆路口岸，步行进入墨西哥Ciudad Juárez，那一带毗邻美国，是墨西哥所谓的“发达地区”，也是治安比较差的地区。

在我眼里，El Paso是典型的美国小城，没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大城市的脏乱差，家家住house，每户至少2辆车。屋前的草坪，屋后的泳池，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但从El Paso步行进入墨西哥Ciudad Juárez，就感觉瞬间时间倒流，街道两旁的房子拥挤破败，商贩们衣着邋遢，推着小车，在烈日下招揽生意。

墨西哥香烟论支卖

Ciudad Juárez市中心离美国不到2公里，香烟居然论支卖，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中国20年前的场景，因为那时候的穷人买不起整包烟。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香烟还可以这么卖。Ciudad Juárez给我的感觉就是：离美国很近，离天堂太远。

墨西哥的治安

我一路自驾，没有遇到危险，但墨西哥的治安不好，确是事实。如果你去油管搜索mexico + police + corruption(墨西哥 + 警察 + 腐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用隐藏镜头拍摄的真人真事。

我在坎昆万豪酒店遇到几个德国人，听说我在墨西哥自驾，都向我竖起大拇指“中国人胆真肥”，他们说，在欧洲人眼里，墨西哥最可恶的就是警察，比黑帮还坏，专门敲诈外国游客，欧美人非常喜欢墨西哥，但大多数人都喜欢呆在酒店区，在海边晒晒太阳，看看书，仅此而已，很少人自己开车深入内陆。

对外国游客来说，墨西哥的危险不是传说!一定要小心。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

总而言之，墨西哥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这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和国家形象相差太远。

直到我发现一个数据后，才恍然大悟，那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6年，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都在50%左右。美国的比例是53%，日本50%，瑞士高达59%，而墨西哥只有26.7%，是最低的。这就解释了 “虽然墨西哥的人均GDP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老百姓口袋里却没钱” 的原因。

那么，墨西哥的钱到底去哪里了?

很多年前《世界是平的》在中国热销，作者Thomas Fri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王牌记者，前几天，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提到中美矛盾的本质，就是所谓“浅层产品”(shallow goods)和“深层产品”(deep goods)的矛盾。

过去40年中的前30年，中国商品卖给美国的都是“浅层产品”(shallow goods)，身上的衬衫、桌上的杯子，脚上的鞋子、或是屋顶太阳能电池板。本来相安无事，但最近10年，中国变得“不安分”，开始向美国输出“深层产品”(deep goods)，软件、品牌，甚至“生活方式”。于是美国开始焦虑。

如果不去墨西哥，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是“不安分”?美国为何如此焦虑?

一言以蔽之，墨西哥整个国家的“深层产品”都被美国垄断。超额利润计算在墨西哥的GDP之内，却流入美国资本家的腰包。GDP数据不错，老百姓却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深层产品”主要体现在金融、品牌、科技上。

金融

我在墨西哥坐了一次长途大巴，从瓜纳华托到墨西哥城，网上购票我选择了Paypal(相当于支付宝)，这样可以避免再次暴露信用卡密码，当时的车票是600比索，相当于30美元。

Paypal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Tesla老板马斯克，我也是paypal的资深用户，20年前我就对Paypal的高额手续费深恶痛绝，我记得，那时候收款的最高费率是3.9%+0.49。我本以为Paypal规模做大之后，会逐渐降低费率。没想到，如今变本加厉。这就是垄断的恶果，中国之外，最大的国际电子支付平台就是Paypal。

Paypal费率计算截图

美国 PayPal 当前的官方费率：4.4% + 0.49，如果转出30美元，则收款人会收到 28.19美元，手续费：USD 1.81。墨西哥人卖一张$30美元的车票，就要向美国人贡献$1.8美元。而辛辛苦苦开长途车，一张车票的净利润有没有1.8美元，我都要怀疑。

因为存在一笔固定费用0.49美元，就导致交易额越低，费率越高。30美元的实际手续费为1.81/30=6%。6%是什么概念?很多小本生意的净利润率都没有这么高!

Paypal在墨西哥的网络支付市场，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店大欺客，这么高的手续费，你也得忍着，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好像美国人收钱是天经地义的。

幸好，这种气我们中国人可以不用忍，在中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互相竞争，零售业的手续费一般在0.38%左右，商家收100块钱，只需要需要支付0.38元手续费。普通行业，例如餐饮、休闲、娱乐、商业等，手续费一般在0.6%左右。这样的费率几乎就是Paypal 的十分之一。

除了网络支付，墨西哥的信用卡也是美国的天下。Visa，Master，Discover，Amex这四家信用卡平台，前三家的平均费率1.7%-1.9%左右，Amex的收费更是高，接近3%。

经常出国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但凡能用银联的地方，一般不用Visa/Master，原因就是汇率折损问题，Visa/Master都要收1.5%的兑换费。

除了中国有独立的“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体系之外，其它国家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用美国的支付系统。对美国本身来说，手续费再高，那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成为美国内循环的一部分。而对于其它国家来讲，这么高的手续费，相当于全民替美国资本打工。

品牌

墨西哥的人口比日本还多，世界排名第十，但提起墨西哥的品牌，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墨西哥市场几乎是美国品牌的天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

一句话概括，在墨西哥，可口可乐就是合法的鸦片。当年，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引起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如今，美国人向墨西哥贩卖可乐，却得到崇拜的眼神。

独占墨西哥乡下的可乐广告

开车走在墨西哥的乡下，最深的体会就是，当地集装箱卡车少，路边广告也少，唯独可口可乐的广告，无孔不入。

墨西哥是一个可乐中毒的国家。根据可口可乐公司的数据，墨西哥的人均可乐消费量世界第一，相当于728标准杯，相当于第三名美国(403杯)的两倍。这也和我查到的中文资料吻合，2017年，太古饮料中国执行董事苏薇曾提到，她在走访墨西哥市场时发现，墨西哥市场可口可乐的人年均饮用量达到700标准杯，而中国市场人年均饮用量仅为47标准杯，墨西哥人均消费量是中国的15倍。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8 年的数据 ，当时墨西哥的肥胖率是大国中最高的。大约 33% 的墨西哥人严重肥胖，71% 的人肥胖。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可口可乐喝得太多。

墨西哥街头的“苗条”少女

目前，墨西哥将近 15% 的卫生预算用于治疗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将近10% 的墨西哥人口患有糖尿病——这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最高的。糖尿病也是墨西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每年导致 80000 人死亡——远远超过该国毒品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

根据globalproductprices.com网站统计，2021年3月，墨西哥500ml可乐的平均零售价格是0.74美元，相当于4.8元人民币。前几天，我在宁波一个小店，买了一瓶500ml的无糖可乐，价格是3.5元人民币。如果去大型超市购买，价格低于3元，这个价格应该全国都差不多。

中国人的收入高于墨西哥，但可乐价格却远低于墨西哥。什么原因?

表面原因就是垄断，可口可乐的各种产品在墨西哥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任何一个乡村小店都可以找到可口可乐。在中国饮料市场，可乐只是一种选择，而在墨西哥可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除了可口可乐，我们有农夫山泉，康师傅、哇哈哈、椰树，就算碳酸饮料，还有元气森林等后起之秀。

在墨西哥的商店，可口可乐产品就像一堵墙，硕果仅存的竞争者，是来自美国的百事可乐，但也只能委屈在角落里。

墨西哥宗教仪式上的可乐

一方面是可口可乐的营销手段非常高明，几乎已经达到宗教洗脑的水平。在墨西哥，可口可乐的营销无孔不入，甚至已经成为宗教的一部分。在庆祝出生、婚姻或守护神的聚会上，若不拿出可口可乐来招待宾客，那么这个聚会就是不完整的。一瓶可乐，被认为可以滋养精神和帮助病人，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公共和私人仪式的中心环节，就像熏香、蜡烛和献祭的鸡一样。

墨西哥"可乐"总统Vicente Fox

另外一方面，可口可乐打通了墨西哥各种关节。Vicente Fox是2000年-2006年的墨西哥总统，在他当选总统之前，是拉丁美洲范围内的可口可乐公司的CEO。可口可乐的势力，在墨西哥盘根错节。整个墨西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几乎就是可口可乐的门神。另外，可口可乐是美国文化的象征，背后有美国政府撑腰，哪个墨西哥政客敢得罪美国呢?美国的套路就是，私营企业冲在前线，政府在背后撑腰，政商一体，开拓全球市场，这一招，在墨西哥效果最好。

科技

墨西哥的网络平台完全被美国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碾压式的降维打击。

比如说，我在墨西哥最偏僻的Chiapas(恰帕斯州)自驾，能用的地图只剩下Google一家。在这样的穷乡僻壤，Google连一个小村的一条无名小道，都标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村子哪个店的Taco更好吃，都有顾客评价。

Google把我们带到乡下小店

当我依靠Google地图在墨西哥乡下畅销无阻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庆幸，一方面庆幸有Google这么海量的数据，我一个普通中国人，可以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国家自驾游;另一方面，也庆幸中国没有被Google垄断，我们还有百度、高德地图。

地图的完善，就是一个不断补漏洞的过程，地图数据就像一道越挖越深的护城河，一旦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来者就很难进入地图市场。

比如说，我们的百度、高德地图，在中国的使用体验甚至比Google都好，说明我们的软件设计和算法并不落后，但百度地图到了国外就废了。原因就是数据积累不够强，漏洞百出。体验极差。

如果我们也像墨西哥一样，被Google垄断，我们的地理数据就毫不设防，美国一旦禁用Google地图，我们就连一个外卖都点不了，自动驾驶更是无从谈起了。

Google地图只是冰山一角，墨西哥和其它国家一样，整个国家的信息服务、网络平台，都是被美国垄断的。从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Instagram，还有影视平台YouTube，Netflix。还有旅行出游平台，airbnb、booking等，打车软件Uber，外卖Uber eats，等等。

只要墨西哥人拿起手机，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潜移默化中，都被美国影响。如果这些网络一夜之间都断了，那就是仿佛瞬间回到原始时代。

我查了一下今天的股价，美国排名前6的公司，除了特斯拉，就是网络科技5大巨头。几乎每一家的市值就超过墨西哥整个国家的GDP

苹果：2.6万亿美元

微软：2.5万亿美元

Google：1.9万亿美元。

亚马逊：1.8万亿美元。

Facebook：1万亿美元。

说他们富可敌国，都是低估了。正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才养肥了美国的科技巨头。

总而言之，墨西哥几乎所有高利润的“深层产品”行业，都被美国垄断。墨西哥相当于美国2.0版本的“殖民地”。一方面，美国可以正大光明榨取墨西哥的高额利润。另外一方面，美国不用背负殖民者的骂名，也不要负担管理墨西哥的责任。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文明，那么高科技，一切合法合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有关系，没名分，对美国来说，好处全部拿走，责任一点没有。

写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波多黎各多次要加入美国，美国却置之不理。”时代已经变了，领土已经不是延伸霸权的障碍，反而成了撇清责任的最好借口。如今的美国，已经白P i a o上瘾。

二战之后，美国用自己的美元霸权和科技霸权，构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美国是老大，在他周围有一群马仔，组成了“发达国家”核心成员是：西欧各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以色列。

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圈子非常封闭，过去一百多年，几乎没有大的变动。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不到10亿。二战后，升级成功的国家，如果不算体量太小的“新加坡、以色列”，只有韩国一个。

除此之外，就是苦难的芸芸众生，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为这些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靠出卖“浅层产品”赚取一点辛苦钱，有了钱之后，购买发达国家的“深层产品”，成为他们的市场，于是，辛苦赚来的钱，再次流回发达国家的腰包。

这就是美国设计的双循环，发达国家“内循环”，大家围绕着老大喝酒吃肉。而在发达国家外部，是广大的发展中穷国的“外循环”，只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接几口发达国家的残羹剩饭。在美国的这一套体系里面，墨西哥绝对是最乖顺的成员。

如果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像墨西哥这样，安分守己，对美国来说，一切尽在掌握，美国的傻白甜在花园里享受岁月静好，第三世界的臣民在工厂里忍受体力煎熬。长此以往，这个世界可能就会如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美国完成了“历史的终结”，成为“最后之人”。

唯二“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美国

在斗垮苏联，赢得冷战之后，这个完美的双循环，看似天衣无缝。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直到有一天，一觉醒来，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他的眼前，那就是中国。

无论从金融、品牌、科技，中国都独立于美国之外。本来美国可以一家通吃，如今，多了一个中国来分餐。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全世界除了中美两国，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已经不发展了。

2010年全世界的GDP总量是66.2万亿美元，到了2020年，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是84.5万亿美元，增长了18.3万亿美元。

2010年中国的GDP是5.9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的GDP是14.7万亿美元，增长了8.8万亿美元。

2010年，美国的GDP大概是14.9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GDP是20.9万亿美元，增长了6万亿美元。

中美两国一共增长了14.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增量(18.3万亿)的80%。

2020年，全世界人口是78.8亿，中国14.1亿，美国3.3，中美两国人口合计17.4亿，占人类的22%。也就是中美两国，以占人类22%的人口，瓜分了80%的经济增量。而其余78%的人口只占了20%的增量。全世界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十年增长率也只有8.2%，平均每年0.82%。这个数字连通胀率都跑不赢。

也就是说，最近10年，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几乎零增长，墨西哥就是零增长的典范。如果再细究的话，中国占了全球增量的几乎50%，而美国只占32%。世界上只剩下唯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美国。

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政客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如果去过墨西哥，再对比中国，看看美国，你就可以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所谓规则，其实就是美国制定的剥削全世界的规则。大家可以一起赚钱，但拿的最多的，必须是美国。如今，中国拿多了，就是破坏秩序。而所谓国际秩序，就是国家之间的尊卑不容改变。谁要改变，那就是“修正主义大国”!而我们中国人相信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美国制订了规则，却发现有人不听话，于是祭出藤条，来惩罚“规则破坏者”。但目前看来，“惩罚”毫无作用。美国非常困惑，在全世界都畅通无阻的规矩，怎么到了中国这里，就不灵了呢?于是美国就陷入深深的焦虑。

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①否认DENIAL ②愤怒ANGER ③协商(焦虑)BARGAINING ④ 绝望DEPRESSION ⑤接受ACCEPTANCE。

美国已经过了"否认"的第一阶段，和“愤怒”的第二阶段，进入焦虑的“协商”阶段。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定力，让它尽快度过“焦虑”阶段。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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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时电子报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称美国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拜登政府无意重蹈改变中国体制的覆辙。在拜习视讯峰会上，拜登本人也表达类似的说法。拜登政府的说法符合北京7月时对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所提出的三条底线之一的“美方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美方高层的表态究竟是美国对华长期政策的转变，或是一时的安抚、妥协，有待时间观察，是否因而牵动美台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大陆政府治理成功

美国干预，甚至企图改变其他国家政权早已不是秘密，背后除了维护自身霸权利益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根源。美国以自由民主立国，认为自由民主具有优越性与普世性，怀抱近似宗教的热忱，热衷于民主输出。特别是苏联、东欧共党政权瓦解，美国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对于政体改变更是深信不疑，对中国大陆亦不例外。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除了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外，还看上丰沛低廉的人力资源，更有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创造大量中产阶级，中国也会出现民主化的结果。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希望传播民主思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交往政策成为美国对中政策的主流。

但事与愿违，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新富阶层，不但没有成为反对大陆政府的主力，反而因为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成为大陆政府政权最坚定的拥护者，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也让大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监控效率大幅提升。随着中国国力快速提升，让美国对于大陆政府政治体制感到焦虑，一些原本主张透过接触改变大陆政府政权的政治菁英与知识界，纷纷改变立场，认为必须施以更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大陆政府政权改变甚至瓦解。

到了特朗普时期，除了发动贸易战与科技战之外，毫不掩饰企图改变大陆政府政权的野心。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说，大力抨击大陆政府政权，要求大陆政府停止压迫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大自由。媒体将这篇演说视为“新冷战宣言”。而国务卿蓬佩奥则把新疆人权议题定调为“种族灭绝”，他还试图将大陆政府和中国民众切割，呼吁中国人民反共。他也积极利用台湾牌，大力赞扬台湾在反共上的立场，以及台湾民主化对华人世界产生的示范作用。

美国体制失灵

拜登上任后，鉴于美国国内普遍反中的政治气氛，延续特朗普强硬的反中路线，并利用多边关系建构反中同盟。但是沿袭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经济情势的恶化还备感压力。在全球性议题上又需要中国大陆的合作，所以放弃改变中国体制不只是释出善意，也是面对中国大陆实力与大陆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

最近在新加坡举办的一场研讨会，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及学者马凯硕指出，美国政界长期以为能够通过经济合作促成中国政治开放、体制西化，这简直是一个童话。他认为，一个人口只有中国1/4、历史只有250年的国家，不可能对一个拥有4000年文明史的国家进行演变。中国是当今世上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史和政治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十分清楚什么有利于中国。反观美国的体制出现严重的问题，美国陷入金权政治，“1%的人口拥有、控制政府，并且政府也是为这1%的人口服务”。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口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中没有太大的改善。“中国人注意到了造成美国体制失灵的因素，正试图避免陷入类似的情况”。

美国体认到现今中美实力发展变化，美国要改变中国体制无异痴人说梦。而今日的中国大陆与往昔的苏联也有很大的不同，冷战思维无助于解决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希望的是寻求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与大陆政府和平共存，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类似于冷战的结局。

美国不企图改变中国体制，但并不意味停止与大陆政府的竞争与对抗，而是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改以务实的态度找出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并努力强化自身科技与军事实力，让美国尽速从衰退中脱身。台湾获邀参加民主峰会，但代表层级降低，似乎可以见到这种方向的转变。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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