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每年12月，美国政府似乎都要遭遇这样一种处境：试图拼命避免再次“关门”，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今年也不例外：12月2日，美国众参两院先后投票通过临时拨款支出法案，并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算是暂时度过“美国政府年底关门”的危机，确保国会为政府提供资金至2022年2月18日。美国政府为何总是面临停摆的风险?美国新闻评论网站VOX就此刊文解释，摘要如下：

政府停摆的威胁似乎每年都在出现，有时候，秋冬两季每隔数月就会发生。因为通过年度预算的最后期限是9月底，当国会错过了最后期限时，它通常会通过一项持续到12月的短期拨款法案——并在新年前围绕“关门”问题再度挣扎。近年来“关门”现象越发频繁，自2013年以来政府已经有过四次“关门”;2013年前的最后一次“关门”发生在1996年。

“关门”的威胁是国会两党极化的征兆。两党议员发现很难在包括预算案在内几乎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2013年之前，政府已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关门”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共和党人在1996年长达21天政府“关门”期间受到的政治影响。然而，在2010年新一批共和党议员(包括更保守的茶党运动成员)当选后，共和党在2013年再次选择以“关门”为要挟，迫使奥巴马取消医改方案。这一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自此，一些国会议员就将预算案的最后期限视为传递政治信息的良机。这使得议员们寻求利用预算案和政府“关门”的风险来获得政治得分，并向所在政党的选民表明，他们正在为选民的优先事项而战。例如在今年，国会具有茶党倾向的共和党保守派“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成员呼吁共和党参议员促使政府“关门”，以抗议将联邦资金用于拜登的强制疫苗接种计划。

为什么政府面临停摆威胁的现象变得如此频繁?

近年来，国会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使得在许多法案中寻求妥协变得更加艰难。预算法案的难产不仅是因为议员们想借此表明自身政治立场，由于政治极化导致获批的法案减少，预算法案就经常被用于解决其他更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的高级研究员莫莉·雷诺兹指出：“随着国会将更多的立法工作合并为更少且必须通过的“一揽子”法案，它们将不得不承载着国会的更多政治冲突。”例如在本轮拨款谈判中，共和党人对民主党试图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措施资金的努力提出了异议。加之国会的政党分化和拖延倾向，其结果是，每当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到来，许多关键的预算表决都无从安排。

议员们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经常试图通过“持续决议案”(continuing resolution，CR)来避免“关门”。但这些只是缓兵之计，而这反而加剧了原来的问题。由于国会使用CR作为预算案到期后的短期支出补漏，每次CR到期后，预算谈判为议员们提供了又一个哗众取宠、迎合所在党派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浪费着通过必要谈判找到折衷方案使全年预算案得以通过的契机，而后在最后时刻达成CR，如此循环往复。

虽然两党议员历来都将“关门”问题工具化，但共和党人因为对削减政府服务饶有兴趣故更愿意使用该工具。当两党在参众两院几乎势均力敌，就像目前的情况一样时，议员们将必须通过的法案作为发表政治声明手段的动机更加高涨。

重要的是，这种行动虽然具有政治性质，但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后果。在上次政府“关门”期间，80万联邦工作人员在一个多月失去饭碗，美国损失了30亿美元的GDP。即使政府仅仅面临“关门”风险，这也会给联邦机构和员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种消除威胁的方式

在2018-2019年间，美国政府经历了35天的史上最长“关门期”。期间包括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在内的多位国会议员提出了建立“自动持续决议案”的法案，即如果国会不在10月1日之前通过拨款措施，该法案将立即生效(即根据上一年预算调整)。这样，“自动持续决议案”可以作为确保联邦机构不会因为耗尽资金而“关门”的“安全网”。

为了确保议员们仍有动力通过新的支出法案，而不是永远依赖自动持续决议案，波特曼和沃纳也提出了应对措施。如果议员们不在120天内通过全年预算案，波特曼的法案提出将削减政府总开支的1%，而沃纳的法案将削减对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资金。自动持续决议案的一个潜在缺陷是，如果能够持续依赖之，国会将可能自我满足，并对更高额预算案的谈判不感兴趣。

一直以来，政府“关门”的威胁迫使议员们试图在某些政策优先事项上达成妥协。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协议期限，那么达成妥协的动力将有所减弱。目前，自动持续决议案似乎并未被摆上台面。因此，政府“关门”的威胁将持续笼罩未来的谈判。

本文摘译自VOX官网，文章原标题为Why the government is constantly on the verge of shutting down。 译者：张启平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6

旧文章ID：26632

作者：李晨，文安立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编者按

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和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上联合发表《冷战经验能阻止中美灾难性冲突吗?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一文称，尽管“新冷战”的譬喻饱受争议，但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仍能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包括避免误判，相互尊重，加强危机管控，防止竞争升级，重视逐步改善等。现将全文译出，仅供参考。

冷战经验能阻止中美灾难性冲突吗?

从历史中汲取恰当教训

1961年2月，初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向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对两国关系的总体状况感到痛惜的同时，新任总统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当前部分议题上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本身将为确保世界和平有序做出重要贡献。”随后，肯尼迪解释了双方领导人将如何促成合作：

彼此坦诚相待，我认为，应承认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我相信，尽管我们在当下乃至未来也不会形成共识，但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处理分歧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外交渠道就此展开非正式讨论，不以使谈判，……而是通过沟通机制，尽可能消除误解和不必要的分歧——即便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基础性的差异。

当年，肯尼迪的做法挽救了和平，甚至在冷战的至暗时刻也发挥了作用。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采取类似的举措，一如双方在近期“虚拟”峰会上看似已承诺的那样。拜登总统称：“我明白，我们需要构建一些常识性护栏。”习主席对此表示同意：“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针对中美竞争是否同美苏冷战高度相似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今年夏天，包括我们两人在内的几位中美两国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对此展开研讨。针对此类比的准确性和价值，与会者提出了明显不同的观点。然而，多数人仍同意，美苏冷战至少为当前中美两国管理紧张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鉴于两国间竞争现已变得如此激烈且危险，学者和决策者应重视以史为鉴，尤其关注涉及促进稳定和减少不必要冲突风险的紧要任务的部分，而非拘泥于有关这一譬喻的意见分歧。

不要臆测

战略误解，包括对对手的意图和实力的误解、对国际局势的误解，甚至是自身国际地位的误解，在冷战局势升级中发挥主要作用。美国和苏联都过度强调对方的进攻意图，以及双方不可调和的内政、组织与文化差异，并将其作为大规模军备建设的依据。在强调对抗的宏大叙事的指引下，双方频繁误解对方的动机。

战略误解在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美国曾认为朝鲜战争爆发是苏联全球攻势的序曲，为此进行空前的动员，推动其冷战战略的军事化。在美国海军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军部队跨过三八线后，中国则认为，入朝参战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在越南和阿富汗，被对手浑水摸鱼的恐惧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

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采取措施，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战略目标。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战略，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有意限制中国崛起。这些预设需要通过具体行动来检验。美国和中国都应通过熟悉对方情况的专业人员进行可靠的分析，避免一遇到摩擦就往最坏的情况上解释。

双方在处理地区竞争时尤应如此。在冷战的缓和时期，美苏虽在欧洲明争暗斗，但也能够对对方的行为保持一定的信任。尽管区域竞争持续发展，中美两国也应争取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的信任。绝对的战略不信任将使竞争白热化和军事化，而建立信任的工作有助于减轻误解，即使这些措施无法直接消解重大矛盾冲突。

待客之道

首脑外交是建设互信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导人常使用外交手段和私人联系表达对对方大国地位的尊重，即使他们同时也在反制对方的战略。这使得竞争更易于管控，并且使竞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关系趋缓后，更容易消解。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还有助于两国在在最危险的对抗前悬崖勒马，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71年印巴战争。

就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华使双边关系迎来真正转机，也让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为在中国备受尊敬之人，尽管他们是服务本国利益的反共人士。虽然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差异巨大，尼克松和基辛格仍频繁强调对东道主中国的高度尊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如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美中两国互相尊重，促进双方的敌对关系向正常化过渡。

当今的技术环境使“坚持原则的同时礼待宾客”更加困难。领导人们在公开外交场合(甚至很多时候在私底下)的一言一行都将即刻为国内外公众所知，使他们很容易在措辞上优先考虑满足本国舆论要求，但向对方显示出不敬和对抗。就算领导人们在闭门谈话时温文尔雅，但如今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会谈时那样严厉的公开表态也增加了达成共识和妥协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双方应牢记，表达对另一方大国地位基本尊重具有重要价值，即使谈到重点关切问题时也不能忘。此外，在安排高层交流，特别是元首会晤时，决策者在选择交流的场合和形式时也应注意这些目标。

冲突局部化

在激烈竞争中，局部冲突很容易牵涉大国利益。冷战期间，在柏林、古巴、朝鲜半岛和中东等热点地区都发生过此类事件。外交官、军人和政治领导人们通过干练的危机管理措施，确保没有一次对抗引发世界大战。

这种危机管理由双方通过一系列操作逐步实现。首先，是追求有限且灵活的目标。在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没有进军西柏林，美国及其盟友也没有涉足东柏林。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政府专注于让苏联撤回核导弹部署，而非寻求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是清除苏联在古巴的全部军事存在。其次，双方都必须为对方留下让步的余地，因为当关键利益受威胁时，单方面让步的行为罕有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决策者为了使苏联也让步，在制定和实施海上封锁计划时格外谨慎，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海上封锁程序;还秘密做出承诺，将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且不会入侵古巴。相应地，考虑到核战争风险，苏联也接受从古巴撤出导弹的方案。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沟通尤为重要：情绪高涨、高级别会议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减少误判风险，并明确共同的危机管理目标。而传统的外交渠道常常不足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危机开始之前，必须建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那样的幕后联络渠道，并且辅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机制，还需要努力管理同盟国的关系以避免危机因第三方因素升级。冷战期间所有重大危机都涉及第三方，他们往往追求与缓和局势的危机管理措施不相容的本国目标。协调涉及第三方的政策及目标的唯一方法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的交流。双方直接交流带来的洞见有助于塑造第三方的行为。

危机管理总是困难且本质上风险重重的。冷战中的决策者们逐渐明白，最佳做法是首先尽其所能预防危机出现。在战略层面，这包括高层对话、热线电话，以及针对如柏林等特别棘手的议题达成协议。在操作层面，双方制定了规范军事力量相遇的行为准则。中国和美国似乎已经吸取了部分经验，具体措施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和两国防务部门间热线电话等。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在危机预防和沟通方面做得都还不够，尤其是在有关网络问题和其他新兴技术的方面。

在冷战期间，大国往往忽视逐步改善关系的潜在可能，追求根本性的转变。考虑到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地区对抗，这也容易理解。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双方错失大量机遇，包括科研合作、人文交流和在特定地区的不干涉约定。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也阻止两国利用执政团队过渡的契机改善关系，甚至还带来新的风险：即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试探新领导人或重谈上届政府已取得的共识，进而使对方产生消极印象。

鉴往知来

无论冷战譬喻有多不精当，如今决策者们都应多求教于历史，求教于最精于此道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美国和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如上几代人之间那样频繁。考虑到中美关系还将经受诸多考验，才能迎来根本好转，各方需借鉴人类历史中积累的所有相关经验教训来避免最坏情况，并探寻共同前行的道路。

崔元睿 翻译，李晨 校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1/30

旧文章ID：26630

作者：张文刚  来源：美国华网

最近的新闻，是南非新变异株，Omicron 奥米克容，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个毒株携有迄今最多的变异。衡量一个病毒，主要看两点，一个是传播能力，一个引起重症和死亡的毒力。一个病毒出现变异，特别是处于比较大的基因序列变异，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结果：传播力弱，不管毒力多强，都不致于引发全球恐慌。传播力增强，毒也增强或者不变，最让人担心。传播力超强，毒力减弱，那么就祝贺人类，大流行快到头了。各国现在密切关注Omicron表现，据南非传来的初步消息，似乎毒力并没有增强，南非新增数在急剧上升，但死亡人数好像并不多，二十多一点，也没有完全抵消疫苗效果的报道，不知道有什么好恐慌的。不过白登不失时机，推广疫苗接种，也顺便表扬南非，第一时间通报了全球。其实，这株变异早就在欧洲流行，只是南非先逮住现行。三天前报道还说，美国没有病例，基因测序检出的全是德尔塔，而南非及相邻国新毒株已经占了大多数。前天消息，Omicron已经在美国登陆，第一例在旧金山检出，一个轻症，不用住院，只是在家隔离。昨天已经在包括纽约在内的5个州发现。

Omicron 被发现过程颇有意思。据Bloomberg 消息报称，南非技术员在常规检测中，发现了一个标本，其针对S蛋白的探针阴性，而针对病毒其他部位的探针阳性，表示病毒致病致关重要的S蛋白生变，核酸测序证实是出现了新变异株，其在S蛋白区有多达30多个突变。S蛋白对萨二传播和毒力功能都致关重要。从南非的德尔塔迅速被Omicron取代推测，后者的传播力应该更强，但南非的病死人数尚未见上升，这也许是为时为太早，也与南非人口年轻有关。S蛋白有了这样多的突变，Omicron改击对靶点是不是有改变？南非传出的消息，患者没有味嗅觉失灵呼吸困难等症状，说明有所改变，但发展到重症死亡要时间，要等到进一步的研究报告。

变异对疫苗效力的影响，也是关注焦点。从理论上讲，S蛋白区如此多的变异，对以此为唯一靶标的核酸疫苗，恐怕不是好消息。南非初步汇集的资料显示，已经感染过新冠的人，再次感染的机率，Omicron比德尔塔高三倍。湾区新诊断的5例Omicron，全部是完成疫苗接种的，还有人还已经打了补强第三针，仍然没有挡住Omicron。而中国灭活病毒疫苗用的是完整病毒，是不是更具优势？在两种疫苗都使用的国家，对照观察，是什么结果？今后二周的资料将非常有看头。

从患者临床表现，推测变异株毒力，迄今为止，都是好消息。南非病例85%是无症状感染，15%是轻症，没有重症，全球迄今没有Omicron 致死亡病例。果真如此，Omicron 毒力还不如流感，甚至就像一个天然疫苗，全球大部人感染获得免疫，又不会重症死亡，这场大流行也许就此到头了。虽然Omicron 流行仍属于早期，已经有专家说这是圣诞节礼物！岂止是礼物，简直就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

面对来势汹汹的奇芭Omicron，是不是该检讨抗疫基本路线。

武汉抗疫初期，网上有过相关争议，把抗疫保命与发展经济哪一个放在中心位置，形象的分别比喻为要钱还是要命。如果这是一个问题，回答当然是两者都要。但事实上有时会难以兼得，必须要做出选择。中国的选择是抗疫第一，去年春节前后好几个月，经济几乎停摆，压下疫情后，经济强劲反弹，命保下来了，钱也没少挣。迄今为止，看来先要命这个选择是对的。

美欧发达国家的选择和表现，更象是要钱不惜命的做法。美欧这样做，原因不简单，并非一人，一党，一个政府能够决定的。美欧长期以来，应对大流行病，有一套章法，各国其实是按步就班，按章程在办事，死亡率和人数，相比百年前首次流感大流行，应该说好了很多。美国如果没有碰巧遇到一个特不靠谱的领导人，应该表现更好些。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参照物，发达各国也不致于如此相形见绌。

如今，Omicron的出现，会不会让情况起变化？说两则经济消息。一是，自1976年以来，上季英国GDP增长首次高于中国。另一则消息比较中美排名前三的航空公司。美国的前三大航空公司全部扭亏为盈，而中国的前三大公司全部大亏。这个业绩的冰火两重天源于两国抗疫不一样的指导思想。英美两国已经基本上全部放开，即使受德尔塔变异株影响，新增人教再次上升，死亡仍然是一周一万人，也没有改变策略的迹象。Omicron一来，很可能挤出德尔塔，降低重症及死亡率，成为名符其实的圣诞节礼物。在此基础上，经济前景自然看好。

中国的抗疫政策到今天为止，总的来说，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问题是这个以清零为主要手段的策略，有没有必要检讨，做法有没有必要改变？如果不变，还能持续多久？最近有一篇北京大学的论文以及首席科学家吳尊友讲话，用数学模拟方式推论，如果中国釆用美英等国抗疫做法，会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这种先定下结论再造论据的文章讲话，如同文革的大批判文章，本不值一提。文章结论已经是事实：正因为中国没有采取美英做法，所以人员牺牲相对少，说了等于没说。但这种所谓研究可能导致今后的误判形势，不能不争议。（点击这里查看吴尊友的观点）

说改变目前清零作法，不等于蠢笨到要采取英美死人无算的做法。文章和讲话目的是反对修改目前清零做法，完全忽略中国抗疫的优势，而避而不谈这些中国特色，简单机械的基于人口规模等数据比较中外做法，立论就是错的，结论又是假设，不应该做为下一步行动参考指南。

说到中国抗疫的优势和特色，简单讲几点：

政府领导组织应变能力。武汉抗疫初期，也有过迷茫混乱，但很快得到纠正。反观美国，政府领导人不是不努力，君不见，总统天天电视现，但在形势不乐观的时候，却没办法改变，换了总统，也没什么根本变化。比较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疫苗，显示的是科技创新势力，政府只在组织打疫苗上尽了全力。

原来曾奢望，大家都学中国榜样，让经济停摆2－4周，各自清零，带来世界清零。现在回想太异想天开了。今后就算Omicron是天然疫苗，伤害轻微，但在传播中，也会突变，变向何方，天也难料。

社区组织：比如，居委会，这类社区居民组织服务机构，西方不可能存在。我曾与印裔同事说封城，回答说不可能，相当部分印人家无隔夜粮，一天不工作就要饿饭。也没有相应快递服务能力。

病例追踪流调能力，中美两国无法比拟。美基本上放任不管，太多，也管不了：

巨大的检测能力。这与流调追踪是一类，中国似乎使用过度，而美国因为病例太多，已经无所适从。

防疫物资生产调度供应。中国不愧为世界工厂。当然，美国PPE等物资供应现在也没有问题，只要能买到的都不是问题，因为美国长于印钱。

封城之彻底，方舱之规模，这种极端情况下拿得出手的东西，美国不能使用。

民众的支持。这一条很难说，看起来中国人更守规矩，但都不如日本人。日本疫情在奥运会后悄声静息，波澜不起，应该是日本人民的自律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宁死不舍三大球赛，政治音乐集会，家庭宴会，中国有满桌麻将老人，满车旅游驴友，两国各有千秋。制定政策，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民众会听话。

政争干扰。最近一个调查，探讨为什么美国这么多人不打疫苗，政治是主要因素之一。这在中国不是问题。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许多人不打疫苗，值得调查研究。

讲一个病例，上周在病房工作，收一个92岁老太太，在家跌跤摔倒，怀疑中风，神智改变。放射科先报CT有改变，要么感染，要么肿瘤，MRI以后又说可能是以前做了VP引流后的改变，没有新损伤。一位熟悉病人情况的神经科医生休完感恩节回来看病人，认为有小中风MRI表现，但老年痴呆状态并无多大改变。问题是病人没办法送出院，送回家，不安全，肯定会再摔倒出事，送老人院，病人用走步器走路又沒有大问题，保险公司不批准。让家里儿女雇人看护老人，经济上不允许，老人每月社保金只有一千七，儿女也无能力资助。我每天看病人后，与她女儿沟通，商量办法。一天，她女儿不接电话了，不得已打电话给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儿子拿起电话就开骂，先F.总统白登，再F州长纽森，再F加州左派，养无家可归懒人，高税收，把加州弄的生活其贵无比，象他那样辛勤劳力的人无法在加州呆下去，只能搬到德州。又怪她姐带她妈去打疫苗，一口咬定痴呆加重就是在打了第二针疫苗后的事情。后来社工报告，姐弟俩政见不同，谈不到一起，弟弟怪姐姐让打疫苗加重痴呆，姐姐撒手不管了。最后是弟弟在得州找到一家愿意接受老人入住的设施，老人交出所有收入后，勉强能够去得州养老。加州SNF二十年前一月要三千多，疫前涨到六千，现在上万了。

写到这儿，觉得评论中美抗疫差异，自己并不处位置。中国的专家们不该把聪明才智花在证明清零政策是正确的上面。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是有效果的，实事如此，不需要证明。问题是今后怎么办？继续清零是最简单省事，最无丢官危险的办法。应该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改变清零做法，又不会失控疫情。北大文章的作者们不妨把一些中国优势作法，代入数学模拟，看看能不能算出来哪些做法是无用功，哪些是价有所值。比如，动不动全城测核酸，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更希望从专家口中，从疫苗生产厂家听到疫苗在最近国内流行中表现如何，是不是能防重症和死亡。没有这些数据，当然没有底气改变清零政策.。

看报道，国内60岁以上老人打过疫苗的二亿多，尚有二千万没有接种，是一短板。防新冠重症和控制死亡人数，老年人是重点。如果没有实在措施保护这个人群，放开管制很难。但也不能只因为这个人群死守清零。有时间精力，不如研究这五千万人为什么没有打疫苗。

笔者主张放弃清零做法，不是一夜改变，不是主张蛮干，更不是学习美英的做法，而是在普打疫苗基础上，摸清疫苗防重防死亡效率，充分利用自己流调，社区管控，善于测试能力等优势，先试点，再逐步放开。吳首席有一点说得特好：防疫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死守清零，不随机应变，一招使到老，本身可能就是颠复性错误。因为这个作法，相当程度上关了国门。不论过去四十年还是今天，开放引领改革，最大的颠覆性错误，莫过于偏离开放的国策。

当然，最希望今后几周资料证实Omicron几乎就是一个流感，甚至是天然疫苗，最终压平世纪大流行，争论清零不清零，都无所谓了。万国高低，死力相拼，不如自然一选择，物竞天成。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5

旧文章ID：26625

作者：赵立坚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中国日报》记者：据报道，2日，美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桑尼诺在华盛顿主持“美欧涉华对话”第二次会议并发表声明称（点击这里查看联合声明英文原文），美欧将在可能的领域同中国合作，并负责任地管控竞争与制度性对手关系。双方将继续在多边机制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中美欧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力量，都对人类的前途命运负有重要责任。中方坚决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公然挑动对立对抗。

我想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存在一定竞争，但不能以“竞争”或“对手”来定义国与国关系的全貌，更不能打着竞争旗号损害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然联手遏制打压特定国家。“冷战”已经结束30年，冷战思维早应摒弃，冷战阴霾早应驱散，各方应顺应世界和平、发展，顺应各国人民追求合作、共赢的共同心愿和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不是开历史倒车，复活冷战幽灵。

说到人权问题，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痼疾难除，雇佣童工、强迫劳动、枪支暴力、仇恨犯罪等人权劣迹数不胜数，还有在南联盟、阿富汗等海外战场制造的人间惨剧和人权创伤，至今仍未抚平。美国和欧盟如果真的关心人权，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反省自身问题，还清历史欠账，而不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散布虚假信息，对他国攻击抹黑、指手画脚。

凤凰卫视记者：跟进一下“美欧涉华对话”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有关声明中提到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解决中国“经济胁迫”的重要性。另外，声明中还提到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的单边行动表示强烈关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美欧怎么发展双边经贸关系是自己的事，但不应拿中国说事。我想问问有些人，无端指责中国“经济胁迫”有什么依据？中国一不动辄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各国企业，何来“胁迫”之说？我们都知道，搞“胁迫”是美国的长项和特色。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了经济胁迫的经典教科书和案例。美国长期以来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挥舞“制裁大棒”，对多国随意挑起“贸易战”，滥用国家安全名义肆意打压别国高科技企业。相信欧方对法国的阿尔斯通和澳大利亚核潜艇项目被美国胁迫的遭遇还记忆犹新吧？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关于美欧对中方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存在所谓“单边行动”表示关切，我想说，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搞谋独挑衅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当然有必要作出坚决回应。美欧双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东海和钓鱼岛问题实质是日方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企图和对中国主权的不断挑衅。南海问题实质是有关国家对中国岛礁的非法侵占和域外势力的干扰。中方所做一切都是在维护自身权利，正当合法。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旧文章ID：26622

作者：沉思的托克维尔  来源：头条

拜登将在12月9日和12月10日召开民主峰会，拜登希望通过此次大会号召美国的民主盟友，共同对抗世界泛起的威权主义潮流。

拜登没有邀请新加坡、沙特、阿联酋、约旦、土耳其、泰国等盟友，因为这些国家虽然亲美，但都没有践行民主价值观，其中土耳其和泰国更是出现了民主倒退，拜登认为他们出席只会破坏峰会的纯洁性。

拜登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有多么的愚蠢，他仍然深陷民主党包装的虚伪的政治正确。拜登举办峰会的目标是遏制中俄，既然是遏制，就要“不择手段”，但拜登碍于民主党长期信奉的道义原则，选择与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国家切割。

与里根毫不留情的遏制相比，拜登和民主党囿于美国的所谓民主价值观，他们忘了，美国之所以赢得二战和冷战，不是靠着民主的感召力，而是源于实力和谋略上的碾压，为了击败德国，美国可以和苏联联盟，为了击败苏联，美国不惜帮助独裁的韩国、智利军政府和阿富汗极端组织，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可笑的民主击败了美国的敌人。

即使遭遇了如此多的挫折，拜登和民主党仍然如刚入社会的学生般懵懂无知。

一、“民主”的胜利源于美国的实力

拜登和民主党认为，民主是世界未来的方向，所有的国家最终都会接受西方的三权分立和竞争式的选举制度，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实际上这几十年来西方民主制度的扩张不是因为民主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完全是美国单方面的秩序输出。第三波民主化是美国胜利的结果而非原因。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历史其实一直向着专制发展，30年代，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都属于英美语境下的专制国家，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只占世界国家的一小部分。

在美国参战前，法国被消灭，英国在德国日本的夹击下岌岌可危，如果美国不参战，世界的未来将由德国、日本和苏联塑造，那将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未来，是美国的干预确保西方民主势力卷土重来，塑造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争相输出政治秩序，无数小国一会接受美国制度一会接受苏联制度，但是总体而言，接受美国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多，以至于美国需要接受独裁的军政府充当盟友。韩国的朴正熙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完全不符合美式民主的标准，但因为他们坚定的反共立场，美国仍然默许了他们的统治。

美国冷战时期的失败基于源于暂时的理想主义狂热，其中最大的失败就是伊朗，当时卡特政府奉行人权外交，枉顾美国外交利益，支持霍梅尼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府，但最终的结果是美国一败涂地。

霍梅尼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这个民主是伊斯兰民主而非西式民主，伊朗的民主只适用于虔诚遵守伊斯兰教法的信徒，那些不信者被当做美国的走狗遭到改造和整肃。伊斯兰民主不包括西式民主珍视的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伊斯兰国家只允许伊斯兰教法范围内的“自由”。

直到1980年前，美式民主都在世界遭受着可耻的失败，以至于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对前景十分悲观，并认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同时认为美国想要改造世界几无可能。

真正让形势得到改变的不是美国的民主，而是乔治·凯南、基辛格和里根等人的精密谋划，是他们的现实主义战略击败了苏联，因为苏联的失败，再无强国可以阻止美国输出秩序，这才导致了第三波民主化，美国不再容忍世界范围内的独裁者，开始促进他们民主化，这是东欧、韩国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从乔治·凯南到里根，现实主义促进了民主

真正引领民主化的不是美式民主本身的感召力而是美国实力的扩张，它源于美国赢得了二战和冷战，是美国的军队和政治家，而不是发明理论的学者赢得了胜利。

此前美国外交胜利的前提首先是摒弃迂腐的民主价值观，拥抱现实主义精神，美国必须承认，大部分国家的公众没有靠自己赢得权利的能力，他们依赖外来秩序的输入，甚至很多人本来就不认同西式民主，他们主动接受了专制统治。

从乔治·凯南到里根，他们都是以极度冷静的态度遏制对手，为了打倒对手，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编织谎言，正是这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让美国击败了苏联。

二战刚结束，凯南就意识到苏联的威胁，他力劝美国重返欧洲和亚洲，在每一个地点遏制苏联的扩张，他还制定了一个长期的遏制战略。

凯南认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不安全意识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莫斯科扩张的动因，美国不可能改变苏联扩张的企图，美国只有采取遏制政策才能阻止苏联。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与一厢情愿，代之以长期，耐心但又坚定的遏制政策。他认为美国要想胜利，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有效阻止苏联扩张的同时避免和苏联直接兵戎相见，二是要促进苏联内部进行分化。三是增强美国的健康与活力，给盟友以信心。

在凯南的建议下，美国迅速干预欧洲和亚洲局势，与苏联展开长期对抗，美国发起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让西欧各国的实力迅速恢复成为美国坚定的盟友，柏林危机中，美国更是运用大规模空投给柏林民众以希望，因为美国援助的物资，原本对盟军抱有怀疑的德国公众迅速拥护美国的领导。

在亚洲，美国迅速改变了之前的不干预政策，培养日本，同时深度介入了朝鲜局势，培养了韩国这个反苏桥头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让赫鲁晓夫遭遇了耻辱。

在冷战中，美国虽然避免与苏联直接决战，但仍在关键节点上展现出实力与强硬，是美国的强硬遏制了苏联而非美国民主的感召。

除了强硬，美国还团结了一切力量反对苏联，这一时期，美国除了卡特时期搞过人权外交，其他总统大体遵守了现实主义原则，对于那些反苏的独裁者，美国仍然予以重用，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智利的皮诺切特，沙特的君主们都是独裁者，但只要反苏，美国就会默许他们的统治并给予经济援助，1980年，美国为了保障韩国的稳定选择支持全斗焕而非光州号召民主化的群众。这体现了美国的现实主义原则。

到里根时期，这一现实主义原则更是发挥到极致，无论以色列和沙特多么的违反普世价值，里根仍然称他们是盟友，无论阿富汗的圣战者是怎样一群疯子，美国仍然支援他们武器，无论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多么不符，里根任然沿着尼克松的路线和中国交好。只要能击败苏联，里根不耻和任何国家结盟，不管里根嘴上如何吹捧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在实践中，他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

三、拜登和政治正确将让美国继续失败

冷战胜利后，美国陷入了傲慢，福山更是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美国人似乎忘了真正让民主成为潮流是美国的大炮而不是美式民主本身。美国的左派们和60年代一样懵懂无知，他们愚蠢的大脑完全想不透现实世界的残酷，只会用他们巨婴般的智商思考世界。在一群理想主义孩童的领导下，美国犯下了无数的错误，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拜登，他们都枉顾现实主义原则。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美国损失惨重，就连华盛顿邮报都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黑暗中走上死亡，但即使遭遇如此大的灾难，美国左派仍然不反省自己的幼稚，反而继续高抬政治正确。拜登的民主峰会疏远了那些本可以帮助美国的盟友。

沙特阿联酋虽然极为保守，但一直捍卫美国的利益，新加坡虽然是威权主义但一直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土耳其虽然民主倒退，但却是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

拜登的民主峰会还会让越南、印度寒心，越南一直在警惕颜色革命，美国越强调民主就越会让越南远离美国，印度最近也在遭遇民主倒退，莫迪一直在加强管控社交媒体，并争取连选连任，印度已经变成事实上的一党制，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在偏离民主的范畴，但他们却是美国印太战略必不可少的一环。

虽然民主峰会还未召开，但峰会上美国注定一无所获，拜登证明了他是卡特式的总统，而绝非罗斯福和里根，他没有魄力打破政治正确，也没有能力作出正确选择，拜登还和年轻时一样，总会作出错误的抉择。

美国至今仍然享有实力上的优势，但美国如果继续枉顾现实，任由愚蠢的政治正确干扰政策，那美国的失败将毫无悬念。一个遇到灾难都不能认清现实的国家，注定会走向毁灭。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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