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奕暄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经过数月延迟，美国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于今年夏末正式公布，拉开了两党最新一轮国会选区重划博弈的序幕。凭借在州议会席位控制的显著优势，共和党已经“磨刀霍霍”，立志在明年翻转民主党仅8席的微弱优势，重新夺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面对前者的来势汹汹，这一周期在法律和规则上的变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党的手脚，有利于其“绝地反击”的投票立法议程也因为共和党参议员的反对而前景渺茫。基于党派利益划分选区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几乎贯穿美国的历史，在当今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更是显示出失控的迹象，或将进一步加深美国社会的裂痕。本文旨在梳理选区划分的最新近况，并重点分析在共和党优势下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一、 “杰利蝾螈”失控：共和党选区划分优势明显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最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和国会议席分配在经过四个月的拖延后，最终于2021年8月正式公布，各州也随即投入到了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紧张工作当中(redistricting)。原则上讲，每十年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的初衷在于反映人口变化，保持各选区选民规模的基本平衡，进而确保每一位选民得到平等的代表。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进一步规定，禁止基于肤色、种族和少数群体的歧视性选区划分及结果。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选区重划历来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两党都试图凭借划分选区的权限，通过打包(packing)和分散(cracking)选票等手段来塑造有利于自身席位优势的选区地图，即所谓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在本轮周期中，人口结构的新特点为民主党带来了利好消息，但由于共和党在控制选区划分权限上具有显著优势，后者很有可能通过“杰利蝾螈”提前锁定第118届众议院的控制权。

Source: All About Redistricting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多样性和城郊人口的增长是过去十年美国人口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方面，就种族分布而言，美国白人在过去十年的增长率为-2.6%，遭遇了人口普查工作开展以来的首次持续性下降，而该国过去十年7.4%的增长则全部来自于少数族裔。其中，拉美裔的人口贡献最高，几乎占据了2270万人口增长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就城乡分布而言，美国人口整体呈现城市人口增长，而农村人口下降的特点。根据FiveThirtyEight的统计，农村县在过去十年平均失去了3.1%的人口，而城市和郊区县则分别平均增长8.4%和9.6%。此外，就地域分布而言，美国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阳光地带”，尤其是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北卡罗莱纳等红州，后者的国会席位也因此得到了增加。由于新增的少数族裔和城市选民大多倾向于民主党，而人口规模一致又是划分选区的基本原则，这些新增的蓝色选民可能会形成新的蓝色选区，或者被归入传统的红色选区，进而为民主党带来席位增长的潜在空间。

尽管如此，人口变化的优势对民主党而言依旧“杯水车薪”，共和党仍然可以凭借其在选区划分控制权上的优势，通过“杰利蝾螈”来消解新增的蓝色选票，实现夺回众议院所需要的席位增长。在本轮周期中，除了单一选区的6个州之外，共和党一共控制了187个选区的划分，而民主党只控制了75个，其余的选区有71个由两党共同划分，96个由无党派或跨党派的独立委员会负责。因此，虽然相比2010年的控制数量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共和党只需要5个席位就可以重新成为众议院多数，接近43%的选区控制权已经给予了它足够的行动空间。

Source: The Washington Post

由于各州重划规则不同，各网站的统计也有所出入，图中数据来自《华盛顿邮报》。

1、红色州由共和党主导选区重划。(共187个选区)

2、蓝色州由民主党主导选区重划。(共75个选区)

3、紫色州由两党共同负责，主要形式包括分别控制州议会和州长否决权、两党委员会等。(共71个选区)

4、黄色州由独立委员会负责。(共96个选区)

5、灰色州为单一选区州，不做特别统计。(共6个选区)

在目前已经完成重划工作的18个州中，德克萨斯、北卡罗莱纳和俄亥俄的划分地图显著体现了共和党的雄心。在普林斯顿大学对选区党派公平性的评级中，这三个州的划分方案都是最差的F级。德克萨斯因为少数族裔的人口贡献获得了2个国会席位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增选民得到了平等的代表，该州共和党议员将最蓝的休斯顿、达拉斯和奥斯汀郊区打包进入了第7、第32和第37选区，进而巩固了本党在其他选区的优势。北卡罗莱纳虽然在2016年和2019年两次遭到了该州最高法院“选区划分存在极端党派偏向和种族歧视”的判决，但本次划分的结果仍然是共和党10/13的席位占比。俄亥俄州在2018年通过法律规定，存在党派偏见的选区地图只在未来四年内有效，但是负责重划选区的共和党似乎并未有所顾忌，就连两个竞争性选区也实际上倾向于共和党，造成了两党优势选区13 : 2的结果。

二、被束缚的手脚：民主党进行反击的困境

诚然，“杰利蝾螈”并非共和党的专属，民主党在伊利诺斯等州也在尽可能地强化自己的优势，该州在党派公平性、选区竞争性和地理完整性等方面甚至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全F的评级。但考虑到共和党控制着更多的选区划分，民主党能够活动的空间实为有限。此外，在本轮周期中，选区重划的流程和法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党挽回局面的手脚。

一方面，独立委员会在本次选区划分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采纳，但是它们的划分方案却让部分民主党人感到挫败，认为委员会削弱了他们参与竞争的能力，一些州的划分方案还出现了偏向共和党的结果。早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后，共和党便展开了一项旨在竞选各州立法机构职位，提高本党对国会选区划分控制权的“重新划分多数选区”行动(REDMAP, 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通过该项行动的努力，共和党在2010年最终控制了19个州共213个国会选区的划分，更是凭此优势在同年中期选举中形成了一次“红色浪潮”(red wave)，让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措手不及。基于2010年的惨痛教训，民主党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力宣传“杰利蝾螈”对选举公平性和竞争性的负面影响，倡导由独立委员会来负责选区划分事务，并提出旨在限制“杰利蝾螈”行为的法案。在民主党的努力下，公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度得到了显著提升，有十多个州都相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程序和规则改革，由独立委员会负责重划选区的州已经增长到了8个，一共覆盖了96个国会选区。

从重划工作的透明性与公平性上讲，独立委员会的增加固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对于原本就在州议会控制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主党而言，将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等蓝色大本营转入独立委员会的管辖之下，无疑是限制了他们通过“杰利蝾螈”来保护本党席位的能力。日前已经完成选区划分工作的科罗拉多便是一例。该州独立委员会划分了4个蓝色选区，3个红色选区和1个极具竞争力的选区，在党派公平性方面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A等评级。但民主党人却为此感到挫败，该党不仅控制了当地的州议会和政府，在选民投票倾向方面也占据优势，而独立委员会的地图却很有可能造成两党平分席位的结果，使民主党难以凭借在此处的优势挽救自己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

此外，政治极化的现状也对独立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部分州出现了偏向共和党的情况。亚利桑那州独立委员会由2个民主党人、2个共和党人和1个独立人士组成，但是这个独立人士却实际上倾向于共和党。在该委员会最新的划分方案中，有5个红色选区，2个蓝色选区和2个高度竞争性的选区，这对该州许多现任民主党众议员来说非常不利。例如，议员汤姆·奥哈勒兰(Tom O’Halleran)的第一选区被划进了更具共和党倾向的第二选区。凤凰城和图森市附近的2个竞争性选区则破坏了原本由民主党占据优势的局面。弗吉尼亚州的选区重划工作更是因为独立委员会中的党派分歧而陷入僵局，目前已经转由当地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但由于该州最高法院倾向于共和党，民主党人也非常担心最终的划分结果。

另一方面，鉴于共和党在选区划分上的优势，上诉成为了民主党与之斗争的主要方式，但是相关法律的变化却使得以“种族歧视”或“党派偏见”为由对选区地图提出诉讼的尝试变得更加困难。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将不再介入本轮选区重划中的“杰利蝾螈”争端，实际上为这一行为亮出了绿灯。该院在2019年审理有关北卡罗莱纳选区地图划分不公的诉讼时指出，虽然“杰利蝾螈”违背民主原则，但是其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最高法院无权对其进行审理。

其次，旨在避免选区重划中出现种族歧视问题的《投票权利法案》第五条被实质性取消。该条款规定了一种“预审机制”(preclearance)，要求存在种族歧视历史的州在通过选区划分方案前，必须将其交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或者司法部进行审核，以便确保方案不存在压制少数族裔代表性的意图或结果。但是在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用以判断“预审机制”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条款违宪，这使得本轮选区重划工作实际上不再受到“预审机制”的监督，为共和党打包或分散少数族裔选民的“杰利蝾螈”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支持增设有利于少数族裔代表性的选区的《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被加上了更为严苛的适用条件。该项条款规定，少数族裔可以要求增设有利于提高自身话语权的选区，只要该选区能够有效地选出少数族裔所支持的候选人。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2009年巴特利特诉斯特里克兰案(Bartlett v. Strickland)时指出，该条款只有在少数族裔占据选区投票年龄人口多数时才能适用。这在具体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在要求选区形状必须紧凑的州。

从次，声称选区划分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也同样变得更加困难。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2018年德克萨斯州选区划分案件时指出，一个州在选区划分中的种族歧视记录不能够推翻立法者的善意行为假设，即使最终的划分结果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该判决为选区地图的设计者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借口，他们可以辩称自己的初衷在于党派竞争，而不是稀释少数族裔的选票。

最后，虽然各州最高法院没有如联邦最高法院那般“置身事外”，但是它们在处理相关上诉时很可能会受到自身党派倾向的影响。根据Ballotpedia的统计，有15个州的最高法院倾向于民主党，27个州的最高法院倾向于共和党。在倾向于共和党的州最高法院，民主党对共和党“杰利蝾螈”地图发起的诉讼很有可能会面临挫折。

三、最后的希望：民主党的投票改革议程步履维艰

面对共和党在选区重划上的优势，民主党也正在推动禁止“杰利蝾螈”行为的立法议程，这很有可能会是该党挽救自身众议院微弱多数的最后良机。但是由于共和党参议员的一致反对，有利于限制“杰利蝾螈”行为的《为人民法案》、《2021年约翰·刘易斯投票促进法案》和《自由投票法案》都陷入了立法僵局，获得通过的希望相当渺茫。

就主要内容而言，《2021年约翰·刘易斯投票促进法案》旨在重申《投票权利法案》第五条“预审机制”的重要性，并为其建立新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标准，以便加强对选区重划过程中少数族裔代表性的保护。《为人民法案》和《自由投票法案》则旨在全面禁止“杰利蝾螈”行为，并改革美国选区重划的程序规则。其中，《自由投票法案》作为最新的立法议程，其内容基本涵盖了《为人民法案》最为重要的条款，体现了民主党在选区重划问题上最为严格的设计。该法案提供了一套判断“杰利蝾螈”现象的明确标准，主要包括“效率差距”(efficiency gap)和“党派偏见差距”(partisan bias gap)等两项指标。前者关注获胜党实际浪费的选票，即超过赢得选举所需选票50%的部分，后者则关注两党赢得同一选区的概率对比。一旦某州的划分方案超过了两项指标的规定上限，该方案就存在严重的党派偏向，法院可以立刻宣告其无效。此外，该法案还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些特殊法院，以便绕开繁琐的常规程序，对“杰利蝾螈”相关诉讼做出快速反应。鉴于这些条款对限制“杰利蝾螈”的积极意义，民主党如果能够在当下的微弱多数时期通过这些法案，那必将会是一次重大突破。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三个法案获得通过的前景都不乐观。《为人民法案》和《2021年约翰·刘易斯投票促进法案》在参议院阶段遭遇了共和党议员的冗长辩论(filibuster)阻挠。根据规定，虽然冗长辩论可以通过援引议事程序(cloture)破除，但前提是需要获得参议院60票的多数赞成。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民主党几乎不可能在50:50的参议院中实现这一数目。《自由投票法案》在进入参议院后，则因为无法获得60票多数而难以进入辩论环节。为了突破目前的立法困境，许多民主党参议员提出对冗长辩论的相关规则进行改革，以便绕开共和党实现法案的通过，但是却遭到了乔·曼钦(Joe Machin)、克里斯滕·希尼玛(Kyrsten Sinema)等十余位同党议员的反对。面对共和党在选区重划上的雄心勃勃，民主党很有可能失去挽救局面的最后机会。

四、结语

在目前激烈的选区重划竞赛中，虽然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现了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但是共和党在选区划分控制权上具有显著优势，而且独立委员会改革和相关法律框架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主党抵挡对手攻势，巩固自身席位的行动。面对两党之间仅仅8个席位的微弱差距，共和党很有可能凭借巧妙的选区划分，提前锁定明年中期选举的胜利，这对拜登未来两年的立法议程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不过，就未来十年的选区地图而言，两党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双方都已经做好了进行漫长诉讼斗争的准备。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6

旧文章ID：26645

作者：常佳艺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10月18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尼克•罗洛维奇(Nick Rolovich)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开除;作为回击，罗洛维奇表示他将就非法解职问题起诉该校。他的经历远非孤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州、城市和私营企业开始执行拜登政府推行的“疫苗强制接种令”(vaccine mandate)，近一亿美国人将受该行政令的影响，而成千上万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与公职人员正面临失业的风险。这些新措施迅速引起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并在全美引发了抗议浪潮：反对接种令的民众打出了“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的口号，多地的警察团体拒绝服从相关命令。在疫苗问题上，全国范围内的僵局仍在继续。本文将从围绕疫苗强制接种令的一系列争议入手，从对政府的态度、宗教信仰与政治观念三个角度分析这一僵局出现的原因，并对其实施前景与对中期选举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疫苗强制接种令的现状与争议

尽管自拜登执政以来，不断提高的疫苗可及性与无数的疫苗激励政策已经使得超过1.89亿美国人完整接种疫苗，但这远未达到拜登的目标。截至目前，仍有33.5%的美国人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而说服他们将变得愈发困难。在疫苗接种率进入瓶颈期的背景下，拜登于9月初采取了迄今最有力的抗疫措施，即在全美范围内推行包括疫苗强制接种令在内的六步计划(six-pronged strategy)。首先是一系列要求人们在接种与不便之间二选一的软性要求，例如，民主党人居多的纽约市已经为室内餐饮、百老汇演出和健身房引入了疫苗接种证明要求;超过三分之一的州现在要求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检测;全国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也面临着施行类似要求的压力。这项政策被认为适用于全国多达一亿的员工。下一步将是硬性要求：要么接种疫苗，要么被解雇。包括迪斯尼、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泰森食品公司在内的诸多大型企业已经宣布对多数职工实行这种强制措施，而许多大学也对其学生和职员提出了必须接种疫苗的要求。

但这一严格的指令立刻引发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于10月11日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得克萨斯州的任何实体都不能强迫包括雇员或消费者在内的任何个人接受COVID-19疫苗”。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则宣称将就联邦疫苗强制规定提起诉讼。在政治家的口水战之外，美国社会也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规定。10月18日，不满于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所有孩子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决定，数千人聚集在加州国会大厦前进行抗议;而在芝加哥、西雅图等地，警察工会则拒绝按照指令报告警察的疫苗接种情况。几周以来，双方围绕是否推行接种令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二、独特的美式僵局：为何拜登难以推行疫苗强制接种令?

尽管将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反对者打上反智反科学的标签是容易的，但此类过分简化的认知并无助于改变反对者的态度。实际上，根据IPSOS的民调数据，只有58%的人支持“要求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雇主确保他们的员工每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已接种新冠疫苗”这一规定。接种令的反对者并非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理由、背景、诉求与接种疫苗的意愿极为多元。笔者认为，这些反对者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类：对政府缺乏信任感的民众、福音派天主教徒以及推崇个人自由的保守派人士。

10月12日，易索普公司公布的关于美国人对疫情看法的民调报告

图片来源：IPSOS

第一类人的抗议声音可以被视为对于美国政府疫情处置的负面反馈。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声明正不断消耗自己的公信力。IPSOS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45%的人现在相信拜登能提供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而在1月，这一数据为58%。类似地，相信联邦政府能传递准确信息的民众也从54%下降到49%。除对于政府机构的不信任，由于目前仍缺乏疫苗安全性与保护效力的长期数据，对疫苗本身的不信任也影响着很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美国人的决策。

第二类人则是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疫苗。皮尤研究中心9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82%的天主教成年人、73%的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和70%的黑人新教徒表示他们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但在福音派白人新教徒中，这一比例仅为57%。白人福音教徒对于疫苗的天然反感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相信上帝控制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是福音派的核心教义之一，与其他基督教团体相比，福音派教徒更有可能相信新冠疫情是来自上帝的信号与旨意。面对死亡和世界末日是上帝意志的实现这一信念，很难让信徒相信疫苗是必要的。加之疫苗研制过程中往往会使用流产胎儿的细胞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教徒对疫苗的厌恶。70年代福音派的大规模崛起与积极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同步促进科学界与福音派教徒的相互理解。当教义与科学相互冲突时，对科学家的不信任便已经成为美国白人福音派的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第三类反对者和前两类人群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往往并不反对疫苗，而反对过度扩张的政府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正如得州州长阿博特在推特中所说的：“COVID-19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也是我们对病毒的最佳防御手段，但疫苗应该保持自愿，且永远不应被强迫接种”。在保守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疫苗接种问题已经转化为公民自由问题，反对接种令成为美国捍卫个人自由与抵抗政府“暴政”的前沿。他们对自身的认知并非疫苗反对者(anti-vaxxers)，而是自由捍卫者(pro-freedom)。换言之，第三类反对者反对的是一个强大到能够迫使公民违背其自身意愿的政府，而疫苗则成为了政治观念交锋过程中的替罪羊。

一言以蔽之，反对疫苗强制接种并不等同于反智、反科学。而拜登政府在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匆忙推行疫苗强制接种令，不仅意味着民主党违背了竞选时弥合分裂的承诺，同时授人以柄，使共和党得以借机推销其自由观念、吸引摇摆选民，从而为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三、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前景展望与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在一个极化的时代与分裂的社会之中，由于民众投票并非出于对某一政党的热情，而更多出于对另一个政党的厌恶，因而咄咄逼人地攻击对方更有助于本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优势。在这场围绕接种令的激烈辩论中，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证明其执政能力从而吸引独立选民，因此而选择通过强硬手段提高接种率、遏制疫情进而促进经济恢复的路线;而共和党人，特别是打算于2024年竞选总统的人则必须争取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而这些人往往是反对疫苗的主力。

然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策略均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民主党人而言，他们面临着双输的风险。一方面，如此强硬的行政措施并不常见，且只有14%的人认为不遵守或违反接种令的雇员应该被解雇。考虑到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收入更低，同时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公共卫生措施不完善、社会安全网不牢靠的州，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将失业作为惩罚未免过于沉重。

另一方面，“强制接种-推升接种率-控制疫情-恢复经济”这一链条中，每一环都存在漏洞，使得接种令的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相违。首先，出于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与尊重，美国政府在推广疫苗接种时往往允许信徒申请个人信仰豁免(personal belief exemptions)。由于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新冠疫苗的强制接种令，因此几周以来申请宗教豁免的人不断增加，仅在洛杉矶警察局就有2600名员工提出申请。据媒体跟踪公司Zignal Labs的分析，自6月以来，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提到宗教规定的次数增加了9倍，其中大部分是在9月初白宫宣布对联邦雇员实施接种令后出现的。同时，美国存在诸多愿意有偿或无偿提供相关证明的宗教领袖，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中也存在较为详细的规避指南。尽管雇主在决定是否通过豁免时存在较大的自主权，但这一制度漏洞显然为拒绝疫苗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二，高疫苗接种率并不意味着疫情得到控制。受到层出不穷的新变种的影响，在不注射加强针的情况下，疫苗的保护效力将不断被削弱。其三，即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接种令也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美国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的不平衡局面。目前美国零售业与餐饮业等行业已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其供应链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在圣诞节前夕，因接种令而解雇工人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公共服务领域也同样如此，考虑到相当比重的警察拒绝服从命令，不少地区可能面临警力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治安恶化问题。这些风险均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支持率增添了变数。

而共和党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新冠时代的政治格局中，疫苗接种状态将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多数接种疫苗的人希望有政治家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发声，同时避免被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拖累与牵连。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左右翼价值观的界限。尽管很多人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政府左右，但他们更害怕政府允许有潜在传染风险的人与自己共同来旅行或生活，最终导致疫情永不结束。与特朗普时代不同，目前的共和党并非领袖引领选民，而是政客追随民众，这使得共和党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继续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味着中间选民的丧失，而释放相对温和的信号则不利于动员基本盘。无论哪种选择都并非上策，但两党都已别无选择。

四、结语

随着美国疫情逐步走向长期化与常态化，拜登政府对于疫情的管控措施也逐渐捉襟见肘，最终不得不选择以强制手段推进疫苗接种。然而，对于美国这一极为注重公民自由的国家而言，疫苗强制接种令的施行不仅无法大幅推升接种率、带领美国走出新冠的阴霾，反而会促成保守力量的反弹，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无论是疫苗强制接种令的阻滞、拜登支持率的不断走低，还是民主党在弗州州长选举中的失利均表明，自拜登就任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也为中期选举增添了更多变数。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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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郑乐锋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2日，美欧举行“中国问题”双边对话机制的第二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双方关于涉华政策协调的关键领域，涉及经济和技术问题、多边主义、安全、价值观等议题，还包括如何寻求与中国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以结果为导向的合作”。时隔半年，美欧再次启动这一协调机制，背后有何玄机?中美欧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美欧协调进入“蜜月期”?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美欧龃龉不断，跨大西洋关系遭受严重冲击。但在单边对华竞争收效甚微之后，特朗普政府主动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调涉华政策立场。2020年10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会谈，共同发起成立美国国务院与欧盟对外行动署之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双边对话，并表示将在2020年11月中旬举行第二次高级别对话。当时双方试图将其打造成为讨论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全方位论坛，但由于拜登赢得大选，第二次高级别对话未能如期举行。

欧盟对这一机制的看法和定位与美方有所不同，并不希望在中国议题上受美方主导。欧盟也意识到，涉华政策立场和方式可能成为美欧分歧之一，因此在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正式就职之前就努力提升相关议程的设置能力。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欧美应对全球挑战新议程》中，欧盟承认双方应对中国问题的方式存在分歧，提出开启新的“中国问题”双边对话，为促进双方利益和管控分歧建立一个关键的协调机制。

作为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1年3月访问欧洲时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会谈，双方同意重启“中国问题”双边对话机制，作为双方讨论相关挑战和机遇的论坛。5月，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桑尼诺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中国问题”双边对话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并就经济问题、人权、安全、多边主义等议题成立六个工作组。

与特朗普时期美国不尊重欧洲的表象不同，双方此次表态充分尊重各自与中国关系的多样性，并强调美欧在投资、发展经济与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保持持续接触和密切联系。这不仅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与特朗普不同的“再接触”状态，也体现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议题成为打入跨大西洋关系的又一个“楔子”。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联欧对华的战略意图。根据此次会议的联合声明，双方不仅将对话机制作为处理中国问题的协商平台，也试图在更广阔范围内构筑涉华政策路线图。一方面，根据此前设立的六个工作组，双方表示将在价值观、全球标准、国际组织选举、供应链弹性、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加强合作，并在台海、南海问题上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双方也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外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利益重叠和有可能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领域，包括气候问题、全球卫生以及伊核、朝核等议题。

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机制已经成为美欧整体协调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欧在跨大西洋安全事务、“印太战略”和中国议题上的多层次协调设计已经初见雏形，美欧协调在拜登执政之后正进入“蜜月期”。此次会议召开的同时，布林肯与博雷利也举行了会谈，就跨大西洋安全事务交换看法，而除了中国议题之外，舍曼也和桑尼诺就“印太”事务进行磋商并发布联合声明。

在美欧这一系列会议召开前夕，欧盟发布“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倡议，将在未来5年投入3000亿欧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对接各自的“印太战略”，并加强“全球门户”与“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之间的协同作用，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涵不言自明。

“中国问题”能否成为美欧关系的“粘合剂”?

美欧“中国问题”对话机制始于特朗普任内，拜登执政后基本上全盘接手，又进行了调整升级，这充分说明加强与欧洲在中国议题上的协调已是美国两党共识，这一趋势将长期存在。拜登执政为重塑跨大西洋关系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机遇，但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问题上，美欧仍然面临诸多分歧，而这也是双方急于协调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上看，美欧在中国议题上存在“战略错位”。对于美国而言，拜登执政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重塑美国竞争力、弥合国内两党分歧、缓和政治极化趋势，引入中国议题既是拜登“治愈”美国、刺激国内发展动力的手段之一，也是摆脱“制度性危机”的尝试。从对外政策角度看，拜登政府将中国议题视为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抓手，也认为修复美欧关系将有利于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然而，欧盟一直对拜登上任之初联合盟友应对“中国挑战”持谨慎观望态度，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中美都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尽管美国是传统盟友，但欧盟不愿彻底倒向美国而摧毁与中国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涉华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将中国定位为“合作和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也会针对不同的事务和政策采取不同的方式与中国接触。从欧盟角度来看，重启美欧“中国问题”双边对话机制更多是为了避免双方对华政策分歧扩大，并没有改变欧盟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因此，美欧也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负责任地管控竞争与制度性对手关系”。

此外，美欧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局限性，这源自二者自身问题，与中国无关。一是双方涉华政策的利益与关注点并不相同。拜登政府以“合作、竞争、对抗”三分法来定义中美关系，也试图将欧盟拉入“大国竞争”框架之内。但欧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尽量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二是双方在安全、数字等领域仍有分歧甚至竞争。美欧一直标榜为“天然盟友”，虽然拜登执政以来与欧盟的交流明显加强，但双方互信危机并未彻底消除。阿富汗撤军引发的难民危机严重冲击欧盟周边安全，“美英澳同盟”(AUKUS)引发欧盟对美国在同盟体系内搞“小圈子”的质疑。双方在经贸领域也存在结构性分歧，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增长点，欧盟不断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却由于缺乏本土大型科技公司，在市场监管层面一直与美国科技巨头矛盾不断。

三是欧盟内部分歧将成为影响美欧协调效果的重要因素。拜登政府将价值观融合到对华战略之中，希望以意识形态划割新的全球“断层线”，与欧盟所追求的全球化背道而驰，也将加剧欧盟成员国之间在涉华议题上的分歧。

展望未来，美国也看到了欧盟成员国在中国议题上的分歧，将继续加大对德法意等欧盟大国的拉拢以及对立陶宛等带头挑衅中方利益国家的支持，希望逐渐将大国竞争灌输为欧盟对华政策主流。

美国希望在对华问题上加强引导塑造，而这种强势推动欧盟转向对华强硬的过程中，势必加大欧盟内部分裂，客观上将削弱欧盟团结。如果说，美国将中国视为“21世纪的地缘政治测试”，那么能否在涉华议题上与美国有所区隔甚至敢于说不，则将成为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测试。

(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郑乐锋，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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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重阳金融研究院网站

核心提要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权力为资本服务，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被频频滥用。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议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人赏赐。”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超载自由”导致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可能导致民主幻灭，也耽误了美国防疫，正在杀死美国人”。虚伪的言论自由通过社交媒体，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

●五问：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六问：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拜登选民认为红蓝州脱离联邦、分开建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美国正陷入一场“冷内战”。认同“非裔美国人受到很多歧视”的比例，从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的阴影。2016年至2017年，极右翼肇事者发动的袭击数量翻了4倍。

●七问：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美国人对美国梦绝望，以至很多人为美国梦写讣告。59%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越来越悲观。美国人对美国发展方向非常不满意的人数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

●八问：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两党间的相互争斗屡屡让政府关门与停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国家内部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令不畅、基建难以推行。加州已经筹备高铁建设超过25年，至今未完全开工。“坍塌”的灾难应对，风险防范不力、救援赈灾迟缓及官员作壁上观不断，“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种种文件都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别依靠我们。”

●九问：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约有24.1万阿富汗人在2002年战争后被杀。18.3~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2003年战争后的暴力。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占总人口71%）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难民制造机”，至少有3700万人因美国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

●十问：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自1880年首次发动对外军事干预以来，截至2017年，美国一共进行了392次对外军事干预。美国建国以来，超过92%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在2020年军费支出为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9%。中东、北非依然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美国之外57%的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Money-cracy）、“枪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军主”（Milita-cracy）、“药主”（Drug-cracy）。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时不妨扪心自问以上10个问题。

正 文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宣布自己垄断“民主”的定义或模式都是荒唐的。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历史上较早推行现代民主制度，美国人民也为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却逐渐蜕变，对内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权，造成社会撕裂，对外成了美国维护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的幌子和借口。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各界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共270项英文引注，此版略），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1.1少数凌驾多数

21世纪以来，在美国总统大选乃至各类选举中，谁胜谁败取决于“关键少数”的现象频繁发生。这导致候选人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摇摆州”、“关键选区”等少数人身上。仅在21世纪以来美国一共举行的6次总统大选中，就有两次是民选得票数较少的一方当选： 2000年，小布什是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当选的；2016年，希拉里比特朗普多得280万张普选票，是美国史上至今最悬殊的得票差距，但特朗普仍凭借304张选举人票入主白宫。而2020年的大选至今依然处在争议中。显然，“关键少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大多数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各州层面，两党为争夺权力，正在争相重划选区边界，追求的是哪怕在得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自己都会成为取得胜利的一方，这就是当今美式民主中著名的“杰利蝾螈”现象。它意味着少数人在通过政党选择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选择政党。由“杰利蝾螈”导致的少数凌驾多数的戏码越来越频繁地上演：以威斯康星州为例，2018年，前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全州范围内以约3万张选票败北，但共和党仍然可以拿下99个州议会选区中的63个。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为民主政府定下一个基本准则，即“多数人的意志应占据上风”。然而，面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政治学者史蒂文·希尔形容“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他指称，随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演化，它富有缺陷而陈旧的机制频频背离汉密尔顿的标准，助长了“少数凌驾多数”的危险实验。

1.2权力为资本服务

从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看，权力更倾向于为拥有资本的少数富人阶级服务，而非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服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政府的政策走向常常有悖于工薪阶层利益的方向，“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政界在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份报告在分析了近1800项美国政策后得出结论：普通民众和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的能力。一项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模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群体，参议员的偏好更反映捐赠者的偏好。而针对美国众议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仅占选区人口5%的百万富翁获得的代表权约为该地区50%最贫穷的群体的两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国会议员对富人的反应速度要远甚于对穷人。穷人代表的缺失已扩散至美国政治的各个层面。在州一级，富人对州政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穷人。

竞选标价、政治献金及政治游说等现象，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已沦为资本的工具。希拉里泄露的邮件揭示总统竞选过程中金钱俘获政治畅行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耗资大有攀升之势。2004年大选时，美国总统选举数额8.8亿美元。2016年则攀升到15亿美元。2020年拜登与特朗普角逐的总统竞选花了超40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的大选。2020年美国国会改选也创造了总支出达8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政治游说也印证美国资本操控权力。2020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医疗卫生业和制药业游说费用创下历史纪录。

1.3民众意愿难以真正实现

金钱政治下，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广大普通民众即使选出了符合选举程序的领导人，他们也未必能如期履行竞选承诺，兑现民众的意愿。

21世纪已完成任期的三位美国总统，无一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小布什承诺减少政府开支，停止向外派军。实际上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政府的开支急剧上升。

奥巴马竞选时承诺要发起一系列改革财富分配状况的行动，包括改革企业税法，制定“巴菲特规则”等，最终均沦为空头支票。

特朗普未兑现的承诺占据其许诺的53%。他扬言要废除奥巴马医改，向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美元并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引领制造业回流，保证经济每年增长4%，保证工人六周带薪休假、将所有非法移民都驱逐出境，颁布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接受游说的五年禁令……这些承诺不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兑现，甚至连具体行动都低于预期。

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总统在更替，但民众的意愿却越来越难以实现。民众的意愿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在选举结束后就逐渐被政客们遗忘。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

美国的开国者们设计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为了防止权力腐败与权力滥用。假如“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被用来阻碍权力发挥有益作用，或被用来充当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挡箭牌，那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当前，“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正受到威胁”，“最高权力部门道德逐渐沦丧”，而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不得不问，美国最初的民主制度设计，还能实现权力制衡，抑制权力滥用吗？

2.1为“反对”而反对

两党争权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观念最大变量。党派忠诚原则已经替代民主原则成为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

滥骂诅咒对手。政客们正毫无底线地利用选民之间相互厌恶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两党选民相互厌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80%选民总体上讨厌对方的政党。据统计，2017年以后，政客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脏话的频次直线上升。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热衷于用恶毒低俗的言语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引导大家认为，投票给他就是爱国行为，甚至称不给他投票的人会“一辈子做穷鬼”。有统计认为，特朗普公开发言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脏话”。在政治集会上，特朗普也不放过攻击对手的机会，以至于一位密歇根州的官员说：“每当总统在政治集会上对我们的州长说出了有攻击性的话语，网络上就会马上充斥对州长的暴力言论。

谎言谣言泛滥。特朗普称国内主流媒体是“假消息媒体”、“人民的敌人”。民主党也称特朗普和共和党是谣言和谎言的制造机。据统计，特朗普在任期间散布过超30000条谎言或谣言。

选民左右为难。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选民变得无从判断。在2020年的大选调查中，56%的拜登选民认为，自己投票给拜登的原因是不想让特朗普当选总统，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拜登的主张。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的背后，选民们隐含的想法是，绝大部分双方选民都认为“对方的选民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我选择的党派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还有40-50%的选民直接放弃投票，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候选人可以代表自己”。

2.2合法腐败成为常态

滥用制度大肆敛财。近年来，美国的腐败程度年年提升，已经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腐败的行为呈上升态势。令人费解的是，对竞选团体进行政治献金与对议员进行游说是有法律依据的。大公司只要搞定议员，就可以推动国会制订只对自己公司与行业有利的法律，全然不顾民众利益。同时，议员本身可以利用游说与政治献金的制度漏洞谋取私利。

政治中的腐败。游说与政治献金本身是合法的，但他们背后隐藏的部分却不一定。众议院议员科尔特兹揭露过，议员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就可以大肆敛财的手段，即通过帮助大公司立法，进而帮助自己得到一系列潜在的好处。更有研究发现，参议员总是可以踩中股票能够大幅获利的交易时机。虽然议员年薪为税前17.4万美元，但大部分议员却都是百万富翁。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货币大放水中，美联储的高级官员们频繁地进行股票与债券的交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2020年有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连续6年高居榜首。

合法交易腐败。“现在我对我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感到震惊”，前总统奥巴马如是说。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第一年就已可拿到场均40万美元的演讲费用。克林顿夫妇在2001-2016年总共赚取了超过1.5亿美元演讲费。前政要往往在党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奥巴马在任就被指责有“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尽管已经卸任，却仍有人认为“如今的民主党是奥巴马的民主党”。

政商间旋转门。以军工行业为例，通过“旋转门”机制，军工企业高管可以摇身成为政要，卸任的政府要员又可再次进入华尔街。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提名前就是雷神公司董事会成员。拜登负责审查高层任命履历的国防机构过渡团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武器工业资助的组织”。在医药行业，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府的高官保护了处在垄断地位的医疗利益团体、大型医药公司，使得他们利用专利及垄断性的医疗合同等保护了行业的高额利润，而不顾“在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美国人会认为医疗价格太贵了”的人民呼声。

2.3权力恣意任性

权力滥用的方式不断“创新”。虽然宪法在制订时的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但两百年前的权力制衡框架难以堵住权力滥用的新实践。

滥用立法权力。议员的基本义务是代表人民通过立法。但如今议员们的心思看起来并没有放在立法上。2021年5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公开声称“会把100%的精力用在对付拜登政府上”；在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的2021年1月6日，有147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而当2月再问起这些议员是否认为特朗普是因为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而败选时，绝大多数议员却选择拒绝回答；2018年，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发表时长为8小时7分钟演说，2021年11月1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发表长达8小时32分钟的演说，创下众议院演讲时长新纪录，成功将本应在当天完成的提案投票拖进第二天。

滥用行政权力。2020年12月大选结束后，特朗普通过党派内部和个人影响力，要求佐治亚州州长推翻该州拜登胜选的选举结果；要求佐治亚州州务卿帮忙“找到11780张选票”；当发现自己任命的新大法官巴雷特不合心意时，就准备废黜她。州政府层面，前纽约州州长科莫因为涉嫌行为不端而引咎辞职。在1996年到2016年间，单在纽约州就有超过30位州政要被指控犯罪。

滥用司法权力。“现在，最高法院越来越多的决定都没有进行过听证，也没有给出过任何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在进行判断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影子诉讼裁决”。这种制度本来应该被用在应急事件的裁决上，但在近些年有关比如选举规则、新冠医疗、移民问题等国家重大、长期政策的关键性裁决上，最高法院也只给出很少的解释，甚至根本不给出任何解释。以至于人们现在开始认为，“最高法院现在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毫无疑问司法权已经是我们代议制民主中的大问题了”，“人民希望最高法院来拯救美国政治，但他们找错了地方”，“法院是反对民主的”。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

美国《独立宣言》称“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人人拥有造物主赐予不可让与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总统把《独立宣言》精神当作“判断国家政策和实践的道德准则”。可见，美国把增进民众福祉作为其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那么，美国民主下的美国现实与人民的愿望是否相符？美国民主是增进了民众福祉，还是加深了民众疾苦？

3.1民众生活每况愈下

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否保障了美国人的生存、生活、教育等基本权利呢？2020年针对163个国家的一项报告显示，近十年“社会发展指数”仅有美国等三个国家出现了下滑，且美国总体指数下降最多，其中主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和幼儿至12岁的教育。

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自1990年来，美国贫困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贫困率在10%以上。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10.5%的家庭、3830万人面临饥饿问题，更有14.8%的有孩家庭、610万儿童面临饥饿问题。另一份报告表明，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撰文感叹，“贫穷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死亡判决……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担心如何养活他们的孩子。”

许多民众无家可归。据统计，在2020年至少有58万美国人民无家可归，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近八年来，美国露宿街头的人民数量年年走高。据预测，2023年全美无家可归者人数将达到惊人的116.8万，超过疫情前的2倍。失业贫穷、家庭暴力、毒品滥用是造成无家可归的直接原因。为此，《洛杉矶时报》问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这里有那么多财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教育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前1%学区的学校开销与全国学区平均值之间的差距比2000年扩大了32%，这意味着富人的教育资源不仅远远好于普通人，且差距还在不断增大。当问及2050年美国经济、政治、医保、公共教育、贫富差距、居住条件、恐袭威胁等多项社会问题的前景时，每项均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感到悲观。这一切，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担忧的：“美国社会的表面涂了一层民主的漆皮。”

3.2中产阶级的悲歌

多数美国人以中产阶级自居且为此自豪，也常常愿意相信美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且相对平等的社会。

然而，《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出版，美国中产阶级日益窘迫的处境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61%缩小到了2019年的51%，同时期低收入阶层却从25%升至29%；此外，2016年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甚至还不如1998年。这说明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比例缩水，而且“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

美国总统喜欢将“中产阶级”挂在嘴边，奥巴马说过“中产阶级更好，美国就最好”、特朗普承诺“中产阶级巨额减税”、拜登号称制定“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然而，布鲁金斯学会撰文提到，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几乎没涨”、时间也更加紧张，“不仅要工作、照顾家人小孩、参加志愿活动等，结婚率的下跌也导致了单亲家庭的激增”。童年、婚姻、就业、育孩等多重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中产阶级白人，走向了自杀、酗酒和吸毒之路，于是因陷入绝望而走向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

3.3  1% > 90%

一百多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说：“这个国家要么拥有民主，要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者只能取其一。”美国民主演进到现在，是否真规避了布兰代斯的警告？

最富有的1%所拥有的财富占所有美国人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23.6%上升到了2021年上半年的32.3%。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过底层90%的美国人财富（40.28万亿美元），更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也给那些拥有股票和投资的人带来了更多优势。截至2021年二季度，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美国约89%的公司股票和公募基金，美国最底层的50%家庭仅持有大约0.6%。

1975至2020年，假定财富分配结构不变与实际财富分配结构比较，两者的差别相当于最富有1%的美国人从底层90%的美国人手里赚取了“惊人”的50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更指出，美国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1%的成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赏赐。《经济学人》指出，“不平等的提升带来资源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带来权力的集中…直至导致灾难”。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美国热爱标榜美国民主捍卫自由，也自称“自由的榜样和希望的灯塔”。《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为民主捍卫自由奠定了基础，妇女和少数族裔权利运动鼓舞了弱势群体对自由的追求。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尤其21世纪以来，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在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4.1“超载的个人自由”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警告“民主超载”的危险性，当太多的利益团体向国家提出过多的要求时，可能导致民主幻灭——在不断增加的承诺中国家难以为继，由此可能造成暴民统治。这正在当前美国发生。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爆发了“口罩自由战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不戴口罩是个人自由，与反对居家令、反对疫苗等思潮等一道形成了“新冠文化战争”。口罩、居家令和疫苗对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防疫的基本需求。但对美国却未必。CNN认为，这场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正在杀死美国人。

其实，《独立宣言》中保障“自由”（Liberty）的权利，与部分人声称要保护不戴口罩的“自由”（Freedom）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在系统性规则的基础上负责、有序地行使自由的权利；而后者的涵义较广，更多指向奴役的反义词、心理或人身不受拘束等。这不该包含导致其他人生病甚至死亡的“自由”，况且科学也并不支持这种“超载自由”：2020年8月针对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口罩作为常规配置或政府建议佩戴口罩的地区，每周新增死亡率仅为其他地区的四分之一。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在煽动着这场“战争”。特朗普在任时期先称支持佩戴口罩，自己却很少佩戴；甚至还在自己确诊前不久，公开嘲笑过后来当选的拜登总是戴着口罩。特朗普还多次发声反对多州居家令等限制措施，发推特声称“解放密歇根”、“解放弗吉尼亚”、“解放明尼苏达”，引致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是“武装冲突”的信号，不少美国人甚至持枪走上街头抗议。

当前这种“超载自由”导致的文化战争，“耽误了美国的防疫”。对于这样的“自由”，纽约大学一名教授写道：“直白地讲，病房里难谈自由，墓地里没有自由。”

4.2“这就是生活”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一直在淡化疫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且多次声称病毒很快就会“消失”，但他后来承认自己早在月就清楚病毒的“致命”，为了“减少恐慌”，“可能”误导了公众。

对此，《国家》杂志刊文“特朗普撒谎，美国人死亡”，称如果特朗普早执行社交距离等紧急措施，本可以避免数万美国人的死亡。然而，2020年3月，面对记者提问：“无症状的职业运动员可以很快接受（核酸）检测，但普通人却要大排长队甚至排不到，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插队’？”，特朗普回答：“或许这就是生活。”

特朗普在2020年10月感染新冠、治疗后即将出院时发推特说治疗手段“非常棒”，呼吁“不用害怕”，然而《时代周刊》指出，美国的医疗系统导致普通人的治疗体验与总统十分不同：一是总统当时接受的治疗手段，普通民众很难获得；二是近30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须花费3.4至4.5万美元（不同年龄段的中位数）来治疗新冠，即便有医保的人也要支付1000美元以上，而40%的美国成年人称无法承受400美元的紧急医疗开销；三是彼时新冠检测跟不上，有些地区的民众甚至需要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确认自己是否感染，不少人还意外收到本应免费的新冠检测账单。

疫苗接种的步伐也印证了这种社会不公。比如接种初期，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非裔人口仅占12%，而其在费城总人口占比为44%；佛罗里达州戴德县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和17%；纽约为11%和24%。贫富差距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比如根据2021年3月的数据，纽约市平均收入越高的区域疫苗接种率越高，其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曼哈顿与最低的布朗克斯疫苗接种率也分别为最高和最低，为31%和20%，差距达到了11个百分点。

4.3虚伪的言论自由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后者更被称作美国民主的两大支柱之一，但是实践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虚假信息的传播难以治理。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首当其冲。2015至2016年，候选人在政治广告上总共花费了42.2亿美元，其中网络广告占到了2%至3%；到了2019至2020年，这项花费达到了68.9亿美元，网络广告爆炸式增至18%。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布拉德·帕斯卡尔曾表示，他们在脸书上竞选活动的效率比对手高出100到200倍。关键在于，不仅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如脸书也不会核查政治广告的真实性，于是放任了误导性内容的存在；此外，脸书针对个人信息和兴趣可“精准投放”政治广告，既可强化偏见，也可“压制选民”，堪称“个性化的谎言”。

因此，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在政治中就拥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例如，通过算法，社交媒体可以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福布斯》网站称，社交媒体使得美国政治更加分裂。一项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其中第一大原因就是虚假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写道：“曾经保护弱者的第一修正案……如今正在为专制者、种族主义者、厌女主义者、纳粹、三K党、色情业者、集团公司收买选举而服务。”

五问: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美国把“保护人权”作为对外推广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从美国自身的实践看，美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得到保障。美国民主对人权的作用是保护还是伤害？

5.1每年三万人死于枪击

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美国拥有最薄弱的枪支法律和最多的枪支——约3.93亿支。枪支泛滥的问题一直是美国民主体制下难以治愈的伤痛。

2015-2019年间，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枪击事件变得更加严重，有4.5万人被枪杀。2020年美国谋杀案同比激增25%，其中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谋杀案比2019年多数百起。近5年的数据显示，每年都有近千名美国人被警察杀死。

“这些悲剧绝大多数发生在远离国家聚光灯的地方，（枪击悲剧）出现在家庭里或是在城市街道上，或者就像疫情危机一样，比例悬殊地影响着少数族裔社区。”

枪支的泛滥，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基本人权。美国人在枪支杀人案中被杀的可能性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人民的25倍。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枪支的威胁，渗透着每一个美国人的记忆：“几乎每个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会认识至少一个枪支暴力的受害者。”

5.2 “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国民主机制始终难以解决美国的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2013年开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广受全球关注，但悲剧却从未停止。“黑人男子在其一生中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即使在令全球震惊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一周年后，全美警察至少又杀害了229名黑人。面对着逝去的229位美国公民的生命，人们难免产生疑惑，难道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真的改变了黑人的处境吗？但数据是令人绝望的。

拉丁裔在美国也同样饱受安全威胁。2019年，一名白人种族主义恐怖分子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开枪射杀了22人，伤及26人。同年，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反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仇恨犯罪增加了21%以上。

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2021年3月，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在亚特兰大的三家按摩院枪杀了6名亚裔妇女。在无助与绝望之中，美国亚裔最终只能依靠自己，走上街头，掀起了“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美国各族裔的人身安全权保障，难道真的无法通过美国民主机制得到解决吗？

5.3  约80万生命死于“屠杀”

美国民主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暴露一览无余。截至2021年12月初，美国约有5000万人感染了新冠，死亡人数约80万。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美国民主的低效，让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联邦、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以及保守派媒体和自由派媒体之间都充满了两党分歧，让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内耗”。

美国新冠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克莱本指责称，疫情在美国暴发六个月后，联邦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以保护人民健康。“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冷酷的经济、分裂的公众……一场强烈和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疫情暴露了美国已经身患严重的基础病，却多年来得不到治疗。”面对约80万因新冠而逝去的亡灵，难免让人产生疑问，美国民主真的能有效保障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吗？

六问：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

民主应该促进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如果导致国家与社会越来越分裂，那这种“民主”对国家来说就是有害的制度。

早在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即有警示：“派系的轮番统治，在报复精神的刺激下，将自然滑向党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犯下了惊天暴行，并且可能异化为一种更正式、更永久的形式”。乔治·华盛顿还认为，政府做好公共管理的要义在于妥协，而妥协需要通过团结的承诺来兑现。如今的美国民主还有妥协和团结的影子吗？

6.1“各走各的路”

美国是由50个州组成的联邦，民主应该促进各州之间的团结。然而，眼下美国两党却不断利用制度设计相互拆台，导致美国政治极化倾向严重，社会失序并陷入重重矛盾,国内甚至兴起了“各走各的路”的分裂呼声。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公布的一项旨在探寻美国政治共同点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拜登选民认为红蓝州脱离联邦、分开建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双方近90%的选民都认为，如果另一方的主张“得逞”，那么他们将不再属于美国。

对对方阵营的普遍失望，不断侵蚀着选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无论是特朗普阵营还是拜登阵营，绝大多数的选民对另一方的选民、民选官员和媒体来源都存有某种形式的疑虑。在特朗普选民的眼中，民主党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无本质区别；在拜登选民的眼中，共和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法西斯分子之间无真正差别。鉴于难以调和的分歧，红蓝各阵营中相当多的选民表示，愿意考虑牺牲民主倾向和规范以优先满足自身考虑。

事实上，分离主义在美国长期属于边缘论。近年来，美国难以扭转的政治撕裂，却使得国家解体的提议对右翼和左翼都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兰克·巴克利出版了《美国分离》一书，宣扬“美国分离的时机已经成熟”，鼓吹“美国解体有诸多好处”。《国家》杂志的理查德·凯特纳写道，“我们必须完成重建联邦的工作，否则不如完全舍弃”。分离主义将美国置于一场“冷内战”（Cold Civil War），如今的美国日益为两种敌对的宪政、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

6.2“滚回老家”

美国是多种族国家，民主应该促进种族间团结。当前贯穿美国政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国家能否，以及如何作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存续下去？

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攻击在号称民主的美国不足为奇。前总统特朗普曾扬言让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滚回老家”，去修整她们归属的那些破败且犯罪猖獗的地方。女议员们反映强烈，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的模样，而我们才是民主的模样”。

随着种族主义的蔓延，美国的少数族裔陷入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机，刺激着美国种族分裂的神经。政治学家迈克尔·特斯勒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致认为，美国在过去50年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种族进步，认同“非裔美国人受到很多歧视”的比例从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

美国民主之下，还存在着奴隶制的阴影。“黑人对国家的种族进步尤其感到忧郁。超过80%的成年黑人认为，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影响了今天美国黑人的地位，其中59%的黑人认为影响非常大。约78%的黑人表示，在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权利方面，美国走得还不够远，有一半黑人说国家最终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泛起反华种族主义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使亚裔美国人成为仇恨攻击的目标。2020年以来，美国反亚裔的暴力活动激增。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4月的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行在增加，32%的亚裔成年人害怕受到威胁或人身攻击。美国民主曾经主要建立在移民的基础之上。当一部分美国人高喊着让另一部分本土出生的少数族裔美国人“滚回老家”的时候，他们又能回到哪里呢？

6.3撕裂的价值观

美国是移民社会，价值观多元，民主应该促进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团结。然而，当今美国，在少数族裔受迫害的同时，白人也感到受歧视。白人父母惊讶地发现，六岁的孩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大多数白人都很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哈佛大学等机构的联合民调显示，55%的受访白人感觉受到较差的对待。

这种为民主所掩饰的、看似矛盾的价值撕裂，实则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白人种族主义观念，逐渐渗透进美国主流民主政治辩论。特朗普意识形态最极端的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提倡一系列煽动白人种族焦虑的理念，包括警示白人正在被非白种人挤占的“大取代”理论，移民导致的白人种族灭绝，乃至种族科学与优生学等理论。

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迎合了传统白人男性的优越感，同时也利用了他们的恐惧感。纵观历史，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相对其他族裔的优势之上，美国知识分子杜波依斯称之为“白种人的工资”。这种自我暗示给予美国白人一种自身社会地位高于黑人同行的心理回馈。当美国社会试图朝着更广义的“平等”转变时，许多白人担心社会资源向少数族裔倾斜，内心感到被剥夺与不平衡。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金梅尔将此描述为“受害的权利”。

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精英正是巧妙地运用“白种人的工资”和白人“受害的权利”，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价值分裂。特朗普政府无视日益严重的白人极端主义倾向，为政治暴力铺平了道路。2016年至2017年间，极右翼肇事者制造的袭击数量翻了4倍。

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指出，“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已逐渐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并被锁定在一个无法自我改革的僵化结构中，美国的体制正在衰败。特朗普本人既是这种衰败的产物，也是这种衰败的促成者。”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后的“冲击国会事件”成为了一次令全球震惊的美国悲剧。美国价值观的撕裂正在不断扩大。

七问：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

作为新大陆的美国，长期以“美国梦”吸引世界各国移民。可以说，实现梦想是大量美国人移居到这片土地的动机。那么，美国的民主能否保障“美国梦”，就是影响这片土地能否安居乐业的关键。站在2021年的历史方位看，美国的民主，给人们实际带来的，更多的是梦想还是梦魇？

7.1美国梦的破灭

一个多世纪以前，作家霍雷肖·阿尔杰在《衣衫褴褛的迪克》等畅销小说中，塑造出一系列通过个人奋斗从贫穷走向富有的人物形象，也为美国塑造出能够实现“美国梦”的热土形象。然而，当今的美国，获得阶层上升或收入提高的途径已经变少。“霍雷肖·阿尔杰书中那种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的精神已经被一种失败感所替代，这种失败感混合了穷人的仇富和文化衰退。”

美国梦正在破灭。调查显示，在美国，相信“努力工作能带来成功”的穷人比例，比拉丁美洲低20倍。“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分享美国梦的机会要少得多。194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90%最终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比他们父母更高的位置，而1980年出生的孩子中只有40%做到了这一点。”

美国人对美国梦是如此绝望，以至很多人为美国梦写讣告。《纽约时报》悲情地哀悼：“当我意识到我的家庭被认为是‘非法’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每周工作50个小时后，我没有能力储蓄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的美国同胞中有多少人重视自私而不是社区、重视权力而不是正义、重视偏见而不是公平、重视贪婪而不是慷慨、重视蛊惑而不是科学的时候，美国梦已经死去”。

美国梦曾是美国民主支撑下的耀眼灯塔，难道真的就此熄灭了吗？对于美国民众而言，美国梦是逐渐熄灭的，经历了漫长的挣扎过程。但对于很多2020年以来的新移民而言，他们的美国梦在边境线上就死去了。

7.2美国负能量

美国人对美国民主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失去了信任。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网络媒体，充斥着舆论负能量。

“59%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工作者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说一些他们知道是假的或严重夸张的事。59%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新闻机构更关心支持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而不是向公众提供信息。61%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在客观和无党派方面做得不好。”

美国民众对社交媒体同样感到失望。CNN民调显示，“超过3/4（7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正在让美国变得更糟糕，而非更好。近半数受访者（49%）表示，他们认识的人会因为脸书提供的内容而相信阴谋论，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据脸书前员工爆料：“约有12.5%的脸书用户（约3.6亿）认为，在睡眠、工作、人际关系或养育子女方面受到来自脸书的伤害”，爆料同时显示，“脸书被用于在印度传播仇恨。”

美国民主之下的媒体失信、负能量的传播，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反智主义。这一点在2020年美国抗疫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20年5月，美国沙龙新闻网批评道，反智主义回来了……而且它正在杀害美国人：反智主义让美国走到了文化民主的阴沟里，这是一种病态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的意见都一视同仁，（医护等专业人士的建议得不到尊重）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势利、自命不凡和对弱势人群的轻蔑。当媒体失去信任，反智主义盛行，美国民主是否需要深刻的自我反思呢？

7.3未来的迷茫与绝望

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信心日渐丧失。美国人对美国发展方向非常不满意的人数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美国2050年愿景的调查显示，约73%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5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65岁及以上的人在2050年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差；约59%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环境状况将比现在更糟；60%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不如现在；49%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联邦政府的功能紊乱非常担心；48%的人说他们非常担心政治领导人解决国家大问题的能力。

绝望蔓延的同时，美国年轻人开始选择“躺平”。根据纽约联储2021年7月份的一项调查，2.3%的45岁以下美国人计划离开劳动力市场，而45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0.9%有类似计划。曾几何时，雄心壮志是令人钦佩的，现在，选择退出职业生涯在推特上能获得40万个赞。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12月1日公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52%）的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陷入困境”或者“正在失败”。超过一半（51%）的美国年轻人，有时会感到沮丧或绝望，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两周内表示有过自残的想法。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10月2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只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体系”运作良好，58%持反对意见。

当工作依然不能让美国人摆脱贫困的时候，他们除了迷茫、绝望和躺平，还能有什么期待呢？最大的可能是迷失在毒品与枪杀中。2000年以来，因为吸毒与枪击而死亡的人数连年上升。仅在2020年，谋杀犯罪率比前一年提高了30%，是近百年来最大升幅。有56.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国内的骚乱感到恐惧。面对悲剧，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本杰明哀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谋杀在学校与公共活动中发生”，“人们看起来已经毫无礼貌可言了”。

2020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已成为美国首个将“硬性毒品”合法化的州。据美联社报道，2021年一年内有10万美国人死于毒品过量，而造成如此惨剧的主要原因是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泛滥，以及新冠疫情让吸毒者得不到及时救助和支持。

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一个悲惨的里程碑”。“里程碑”意味着毒品的悲剧对美国民众的伤害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悲剧依然看不到尽头，依然还在奔向下一个“里程碑”。

美国人的国家自信心严重受挫。2014年，有28%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有12%的人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到 2019年，认为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比例降至 24%，而认为还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的人数比例则上升到 21%。

八问：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

《美国宪法》明确：“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为了这个宗旨，开国者们在宪法的后续章节中详细规定了美国最初民主实践的雏形。

然而，200多年过去了，当代美国两党政客们看起来已忘记了开国者们制定宪法时的初衷。两党内耗如此严重，以至于如今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成为家常便饭，达成一项法案困难重重，甚至连最能够体现民主精神的总统选举过程及结果，都无法获得人民的普遍信任。

8.1 “否决政治”泛滥

为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开国者们在宪法中规定了议会与总统之间互相否定的权力。然而，这种相互否定已经沦为党派争斗的前沿阵地，党争导致的恶意否决法案、政治威胁加剧、大选结果失灵等现象频发，“否决政治”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完善联邦”的愿望沦陷成为“身份政治”。

恶意否决法案。在美国日常政治讨论中，总统是否是“跛脚总统”总是热议的话题。如果两院没有掌握在一党手中，总统的提案就很难得到通过。以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为例，自1959年以来关于美国债务数不胜数的讨论中，两党间的相互争斗已经导致卡特政府关门5次，里根政府关门8次，以及特朗普政府停摆长达34天。其他因为党派争斗导致的不能通过的提案更是数不胜数。

政治威胁加剧。议员在对提案的投票过程中难以保持党派中立，党派内部的政治威胁让议员如坐针毡。在2021年11月5日众议院进行的拜登基建法案投票中，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出了赞成票，而这马上招来了其他共和党议员对他们的辱骂，呼吁从党内清除。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投票之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就在共和党内强调：不要帮助拜登。可见，议员在对一个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投票时，已经无法仅关注提案本身的合理性，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个人政治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担忧。在2020年，针对议员的人身威胁比2019年上升了一倍。

大选结果失灵。“否决政治”最有讽刺性的表现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结果后公开不承认大选结果。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公布后， 68%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拜登“窃取”了特朗普2020年本应获得的总统大选胜利。特朗普则坚持认为选举过程是“违法”的，连总统交接仪式都不参加。

8.2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掣肘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国家内部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令不畅、基建难以推行。政党争斗加剧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在工作协调上面的困难。

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管辖权归属上分歧明显，得克萨斯州州长、2013年时任得州总检察长的阿博特曾说过：“我上班，就起诉奥巴马政府，然后再下班。”从社会福利权、移民管理权到枪支管控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管辖权争夺，某一个州、某一个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不绝于耳。讽刺的是，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违背了宪法。

联邦政令不畅。联邦政府的行政计划无法在另一党所掌权州层面通过、实施。拜登在9月份曾签署两项行政令，分别要求美国政府雇员和政府服务承包商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然而，拜登的行政令刚刚推出，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马上在该州颁布行政令，禁止任何实体公司，包括私营企业对员工或客户实施新冠疫苗接种要求；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立即对拜登政府的疫苗行政令进行起诉，称该行政令违宪；大家所熟知的“奥巴马医疗法案”，尽管该法案已经在联邦层面通过了，但至今为止仍然有12个州没有通过该法案，而这些州几乎全部都是共和党人所把持议会的州。

基建难以推行。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在其任内都曾尝试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基建法案，却都因为分属两党的各州国会议员的阻挠而失败了。以加州高铁建设为例，加州已经筹备高铁建设超过25年，从2007年开始进行环境评估，并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出具了超过4000份环评报告。结果，直到今天为止，该项目仍然未能开始大规模动工。2021年底，国会刚刚通过的拜登基建计划后，佛罗里达州州长立即以“这个基建计划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

8.3“坍塌”的灾难应对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其灾难应对水平在近些年出现明显下降。风险防范不力、救援赈灾迟缓及官员作壁上观不断刺痛着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与自豪感。

风险防范不力。2020年加州森林大火整整烧掉430万英亩森林，释放了超过1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420万辆家用客车整整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这场大火的蔓延并非只因天灾，防控措施虚设、救火队员不足及装备设备匮乏都是造成火灾持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上成为最严重的被感染国家，也与早期应对不当密不可分，“早期新冠疫情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但政府却毫无专业知识并且反应迟缓，这使得新冠病毒获得了立足点。”

救援赈灾迟缓。2017年，波多黎各遭遇了破坏性强飓风玛利亚，尽管官方统计的直接死亡人数为64人，但研究表明与该飓风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超过4645人，这其中有三分之一与缺乏及时的医疗救助有关。灾后当地广泛出现了食物饮用水不足、物资难以运达及医疗资源匮乏等现象，加重了当地居民的苦难。2021年6月暑期旅游旺季，佛罗里达州的一栋12层的海滨公寓倒塌导致了98人死亡，而造成如此多人数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队花了6天时间才移开废墟并正式开展救援。

官员作壁上观。2021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遭遇暴风雪导致大面积停电，许多民众在当地30年来最低温度下因无法取暖而备受寒冷煎熬，超过200万人受灾，至少47人因暴风雪死亡，部分地区电价涨幅甚至超过几十倍。而该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却在此时选择与家人赴墨西哥度假，无视本州人民的艰难处境，招致全美各界批评。事实上，多份报告显示，“各级政府缺乏明确的职责认定和预期”始终是美国进行应急救灾时的“绊脚石”。更有观点认为，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种种文件都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别依靠我们。

九问：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

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美式民主，企图将他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结果却是搅乱了他国。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制度的行为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不少国家陷入连年的战乱状态，我们有理由质问，其究竟是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呢？

9.1“阿拉伯之冬”

从2004年开始，美国在占领伊拉克之后，为进一步推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而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大中东民主计划”。但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进行的民主化改革真的为后者带来了发展与繁荣吗？

据“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计划”的数据，2003年3月至2019年4月，约有18.3~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暴力。

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长期以来备受美国媒体称赞，但十余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之春”导致了中东地区陷入连年的战乱状态，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比如也门、叙利亚。

据联合国2020年12月的报告，也门的冲突造成了约23.3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3.1万人因缺乏粮食、保健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间接原因死亡。也门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约占总人口71%）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在叙利亚冲突中死亡的，知道姓名的人员达350209人，其中约每13名受害者中就有一名是妇女或儿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指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可核实的数字，而且肯定是对实际被杀人数的低估。”

2021年8月，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结束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入侵阿富汗20余年，美国给阿富汗留下来什么呢？自2001年以来，约有24.1万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区被杀。截至2020年12月31日，约有354.7万名阿富汗人在国内流离失所，阿富汗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难民人口之一。而美国对阿富汗所输出的民主的瞬间瓦解，让全世界都倍感意外和震惊。

这究竟是“阿拉伯之春”还是“阿拉伯之冬”呢？

9.2难民制造机

美国对外民主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难民不断引发难民危机。如2015年欧洲遭遇的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2021年9月，美墨边境难民危机等。可以说，美国是全球难民危机的主要推手，也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难民制造机”。

2020年发布的《创造难民：美国911之后的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报告显示：至少有3700万人因美国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

据联合国难民署2021年6月更新的统计数字，当前世界上难民输出人数最多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苏丹和缅甸，这5国的难民人数超过了全球难民总数的2/3（约1660万人）。

这些难民输出大国有的被美国高举民主大旗长期侵略、有的被美国策动内乱、有的被美国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而最终引发国内局势动荡，这些国家的国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但另一方面，接收人数最多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土耳其、哥伦比亚、巴基斯坦、乌干达和德国，却没有美国的影子。=

截至2016年，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因战争而失序国家而来的近520万难民和移民抵达欧洲海岸。目前，随着阿富汗战事的结束，欧洲开始担心2015年的难民危机是否会重演？

作为难民制造机的美国，自身对难民却并不宽容。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决定花费上百亿美元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2021年9月，美墨边境爆发的难民危机，再次暴露出美国移民系统的缺陷。除此之外，美国还不断把棘手的难民问题甩给世界其他国家，增加他国的负担。美国在2020财政年度安置的难民约11880人，仅占该年度美国需要完成的1.8万个难民安置名额的66%。

9.3引发他国灾难

长期以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将不少国家拖入连年的战争和动乱状态，使其原本脆弱的经济体系遭受重创、面临崩溃，进而引发经济灾难；频繁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他国合法政权，扶植亲美政权；肆意制裁他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长达十年的战乱对叙利亚的经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影响，使其滑向经济崩溃的边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自2010年以来，叙利亚的经济萎缩了60%以上，叙利亚磅已经崩溃。战前，叙利亚镑的交易价格大约是1美元兑50叙利亚镑；但是，截至2021年1月，它的官方交易价格超过1250叙利亚镑，非官方交易价格超过3000叙利亚镑，相当于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了300%”。面对叙利亚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美国却于2020年进一步加大了对叙利亚的经济金融封锁和制裁的力度。

美国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富汗的整个国民经济。如今，美国虽已撤军，但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仍在继续，且制裁力度不断加大——冻结阿富汗央行存入美国的近95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不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要求其暂停分配给阿富汗的4.6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自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人民可能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刻，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

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推翻、颠覆他国民选的合法政权，同时在该国扶植亲美政权，作为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代理人。以美国压制委内瑞拉为例，从2014年至2020年，短短六年时间，委内瑞拉的经济萎缩了4/5，从南美最富有的国家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9年，委内瑞拉约有700万人（约占委人口的25%）需人道主义救助。委内瑞拉有96.3%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2020年委内瑞拉国内经济恶性通胀严重，通胀率达到3000%。

此外，美国还肆意制裁世界其他国家，使其深陷社会动荡、国家衰退的困境。美国对其南部邻国古巴的制裁由来已久，也是最著名的制裁之一。截至2021年6月，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或地区（单方面或部分）包括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亚、白俄罗斯、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等。其中，受制裁时间最长的四个国家分别是：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

十问：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民主形式的一种，但美国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不尊重他国国情，通过军事干预、美元霸权的经济制裁等方式强迫其他国家采用美国民主的模式，有理由被全世界质询：美国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呢？

10.1 392次军事干预

自1880年首次发动对外军事干预以来，截至2017年，美国一共进行了392次对外军事干预。也就是说，自美国诞生之日起，有超过92%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其和平时间不足20年。

截至2021年10月，美国仍然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常常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支持非民主政权，并被反对（美国及其扶植政府）的激进军事组织当作募兵工具。此外，美国的驻外军事基地被利用，使美国更容易发动和执行灾难性的战争，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和利比亚的战争等。”

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不断增多。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不降反升。从1948到1991年的44年里，美国发动了46次对外军事干预，但从1992到2017年的26年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就增加至约四倍，达到188次。

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不断给他国造成破坏。截至2017年，美国军队有超过130万现役人员，其中有超过45万人驻扎在海外。美国在2020年军费支出为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9%。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预上瘾，但却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例如近20年来，美国长期插足的中东、北非地区，近年来，依然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

10.2“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美国在民主外衣的掩盖之下，通过美元霸权收取全球铸币税，成为全球食利国。

利用美元收割全世界，为维护美元霸权不择手段。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09年的数据，高达65%的美元在美国境外使用。在南美、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美元作为货币。经济繁荣时，美国常常用别国的钱让自己更富；经济萧条时，美国用别国的钱让自己脱险。

利用美元制裁全球其他国家。对于不接受美国民主的国家而言，美国随时可以对其进行制裁，利用美元等工具封锁该国的经济。《纽约时报》2019年曾刊文指出，美国在制裁委内瑞拉时，采用了美元作为制裁工具，“在几天内就使（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和银行系统瘫痪。”伊朗由于长期受美国制裁，很难购买到新的大型客机，客机日渐陈旧，最近20年来，已经有约20架客机坠毁，超过1千人死于空难。

美元“嚣张的特权”廉价融资。“廉价的外国融资使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并使美国家庭的生活超出他们的能力（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最终补贴了美国的富裕家庭。这种消费方式在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而这些为获得不断扩大的国际交易量，向美国提供廉价融资的国家却蒙受了（美国）过度消费破裂所造成的损失。”2020年疫情以来，美联储的连续多次大放水，导致多国资本市场动荡。正如1971年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利用美元实现长臂管辖。即使是在美国没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也仍然存在被美国追责和处罚的可能性。例如与伊朗经销商签订美元协议的公司；接受非美国交易的美元电汇付款，而不检查资金来源的公司；向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出口含有一些美国产品成分的公司等均有可能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和惩罚。在美国长臂管辖权之下，美元就像“美国的陷阱”一样，始终威胁着所有的经济体。

10.3霸权、霸道、霸凌

美国以霸权、行霸道、施霸凌的国际形象在特朗普任职总统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峰。但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形象在特朗普之前也并不光鲜。

早在2009年，一项针对全球20个人口大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自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以来，人们对美国的感情没有多大起伏。“在19个国家中的15个国家（不包括美国）中，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威胁欺负其他国家；在19个国家中的17个国家中，美国被视为不遵守国际法。”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对内不得民心，对外引起他国反感。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中，只有少数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在今年春天的全球态度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向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韩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中的18850名成年人以电话和网络的方式，询问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之外的受访者，57%的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当美国自身的民主模式引起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广泛质疑的情况下，不断将美国民主推向其他国家，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

结语

“美国正走向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政治与宪法危机，在未来三四年内，很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暴力活动、联邦权威瓦解、国家分裂成共和党与民主党飞地的情形。”2021年9月23日，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评论，指出了美国民主当前面临的危机。

民调也证明了这种潜在危机。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21年7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严重威胁。越来越多国家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满意度也出现了新低。55%的千禧一代对民主感到不满意，他们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心；这不仅出现在美国，巴西、墨西哥、南非、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情况都很糟糕。美国民主至少在目前的状态下，很难充当其他国家的良好榜样。

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Money-cracy）、“枪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军主”（Milita-cracy）、“药主”（Drug-cracy）。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美国的政治实践让美国民主成为了“少数人民主”、“金钱民主”、“腐败民主”、“民主破坏者”、“世界霸凌者”、“国际规则践踏者”……

然而，美国不顾自身民主弊病缠身，大搞“民主外交”，倾销自己宣称的民主模式，不顾各国需求、不理各国社会、不屑各国原则、不管各国目标，充分反映了美国“民主外交”的前提谬误、框架谬误、原则谬误、目标谬误。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

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时不妨扪心自问这10个问题：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6

旧文章ID：26638

作者：牟林  来源：今日头条–秦安战略

当下，阿里、蚂蚁、恒大、嘀嘀、联想相继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阿里被罚128亿，蚂蚁金服被约谈且被暂停上市，恒大主动要求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嘀嘀从美国极速上市又快速退市，联想正被硬汉子司马南逼问……

这一连串事件的大背景是什么呢?从国际上看那就是中美博弈，从国内看那就是“共同富裕”的中国国家战略。中国民族企业必须经受住这两个大背景的考验!那么，具体要经受哪些方面的考验呢?其实根本的考验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企业的态度是什么?企业不外乎三个选择，一是服从国家利益哪怕暂时牺牲一些企业利益，二是坚持企业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当然以最理想的第三种选择：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企业利益。但如果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种选择在技术上很难操作。

这里有两个概念须先明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一、什么是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全民利益，尤其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语。通俗的说法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也包括企业家在内。比如，国家安全，就是典型的国家利益。即便你的企业做得再大，如果国家安全都不保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么，有的企业会说，只要我足够强大，成为跨国企业、世界企业，跳出巢，你奈我何?这次嘀嘀退出美国股市就是例子，国家总是有办法的!嘀嘀顶着风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上市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真拿国家安全利益做了交换，那么有关责任人就不是简单的退市可以了结的。七部委进驻嘀嘀还没有明确结论。如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利益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多了去了，做企业的如果不看清并恪守这条底线，那么这个企业做得再大也是没有前途的。有人会说，像苹果这样的巨型企业，美国政府就招不回去，其实这是误会。苹果的总部在美国加州，它没有回不回去的问题，它只是在中国设有分部而已，即使在中国的分部它照常给美国政府交税。因此，苹果始终坚持维护美国利益，其它在中国设立分部的美国公司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如果像网传的联想真的把总部搬到美国，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企业，甚至做一些不顾民族大义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事，那问题真就大了，中国政府依法处罚它就是合理合情的了，但愿这只是网传而已。

二、什么是企业利益?

通常理解，企业利益就是赚更多的钱，没有上限，多多益善。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无可厚非。但是，当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企业必须突破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才能赚到某笔钱的时候，当企业必须损害国家、公共或百姓利益才能赚到某笔钱的时候，企业最好止步。蚂蚁金服被约谈，事实上是国家对企业的保护行为。因为蚂蚁金服从事的某些金融业务涉嫌P2P模式，会损害百姓利益，最终企业也会受害的。有的企业喜欢打政策和法规的插边球，利用政策和法规漏洞赚钱，这种行为已经损害了国家利益。由于政策、法规未及，钱是赚到了，但没有下一回了。一是国家会补上政策和法规的漏洞，二是企业形象受损，国家有关部门会持续关注该企业的行为，会做重点防预。三，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也可能引来法律纠纷。长远看，于企业弊大于利，或叫吃大亏占小便宜。当今世界毕竟还没有到全世界只有一个政府的时代，国家的存在决定了每个正常人都属于某一个国家。而且即便是国籍变了，祖根犹存，一两代人的血脉是割不断的。人必须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归属感，道德底线是不做损害自己这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做就是不道德，不做就是有道德，这应该是人之共识。如果不道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违法，承担责任是合理合情的事，这也应该是人之共识。尤其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企业，除了个人奋斗这个因素外，事实上是中国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滋养起来的，无论企业做得再大，这个根本都不能忘。在如何评价民族企业处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这个问题上，可不可以这样说：最好的企业始终坚持初心：办企业是为了振兴民族经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解放前，有许多民族企业家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办企业的。

今天，相信许多民族企业家是抱着实业兴国的理想办企业的。比如，联想和华为的创始人应该都有这个初心，如果网传为真，可否认为华为比联想坚持得好，甚至好很多?网传任正非占股1%，柳传志年退休金一个亿。这个对比如果是事实，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还有网传，华为的研发资金占总营收的15.9%，联想的这个比例为2.75%，这个对比如果是实，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华为是响当当的科技企业。据说联想变成了金融公司，有这回事吗?当然，联想有自己的发展战略，问题在于初心有改，不再那么在意自己的国家责任，淡漠了国家情怀总是不够好的事对吧?如果，我是说如果联想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那就更不好了。由此，公众质疑也是合情合理的。应对公众质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如果事实证明网传非真，公众自然不会再揪住不放，对吧?

三、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其实，只要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不难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了。这个道理就是，从长远来看一个企业越是有国家情怀，越愿意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尤其是民族企业，性质是私营的，到了一定规模后，如果说个人财富满足个人消费简直不成问题，累积太多反而是包袱。在这个世界上，顶级个人消费不外乎去火星旅游一趟吧?按本文列举的这些企业的掌门人似乎都不算困难吧?还有什么呢?之所以还想进一步做大，事实上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理想了，得到社会的尊重比得到他人的羡慕更重要。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私企也不可避免地被公共化了，有的私企员工达到数万、数十万，遍布全球。它的意义仅仅是一个私人企业吗?有的私企太大了，反过来就有政治野心了，在美国是有条件实现的。美国事实上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美国政府负责公司经营，总统相当于CEO，议会相当于董事会，联邦最高法院类似于负责公司内部监管的部门，它本质上是政商合一的政体，所以大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参与政治是合法的。在中国不行，政商是分开的，商人通过权钱交易左右政治是违法的。即便在美国，美国政府也不允许企业威胁政府，例如，脸书掌门人扎克伯格想建立一个基于“元宇宙”的“超级政府”，遭到美国议会反复质询。当然它只能管住那些还不具备影响政局的能力的企业，对类似于军火工业这样的超大型利益集团美国政府只能做他们的代言人，不然控枪问题早就解决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族企业成长很快，有的已经进入世界500强。不排除有的人野心膨胀，想利用资本左右国家政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风险太大，一旦失控，整个国家都承受不起，所以国家才果断出手，必须控制住资本的疯狂。过去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资本也是需要被套上缰绳的。

四、必须给资本套上缰绳

我们说优秀的企业家是那些始终具有国家情怀的人，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办企业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觉悟。而且，只要遵纪守法，无害于国家利益，企业追求利润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拥有资本的人和拥有权力的人一样，都可能为了利益铤而走险。最近又有高官落马，按照他们的级别国家给的待遇不低吧?可是他们就是克服不了自己追求金钱的欲望，冒死也要贪。官员如是，你能期望资本拥有者好到哪里去呢?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对资本最形象也是最本质的描述。资本逐利性决定了资本会无节制扩张，如果不加以控制、规范和引导，任由手持资本的人恣意妄为，很难说不会危及整个社会。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本质上就是玩资本代替做实业，如果全世界都如此，实业萎缩，那么玩资本也会成为无根之木，最终会把人类玩死。作为个人或许影响不大，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那就非常危险。现代国家存在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规范资本行为，给它套上缰绳，让资本流向重要的科学技术与国计民生行业，流向各种实体经济。

一度时期，中国顶级企业也有玩金融、玩资本的倾向，目前网传是联想接近一半的营收来自玩资本，蚂蚁金服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玩资本，搞一个借贷公司，有意于推行P2P，这玩意在中国是玩不得的，它一旦操弄资本搞一定规模，就会冲击国家金融秩序，给百姓带来无妄之灾。嘀嘀纯粹靠玩资本烧钱占领市场，实现垄断，最后也是想把玩资本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资本这一特性与权力很像，资本如果失去控制，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不过，玩权力的门槛比较高，只有少数人才玩得起。相对而言玩资本的门槛不那么高，所以民间玩资本的人不少，一度时期民间借贷公司盛行，社会上经常发生的诈骗案件多与民间借贷有关。资本逐利与权力腐败归根结底都是人性弱点的反映，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下，如此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仍然不断有官员前赴后继地腐败，就是这个道理。给资本套上缰绳，当然就是制定相应的金融管理政策、法规，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有关部委约谈企业高管或进驻企业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及时拉企业一把，防止它跌下万丈深渊。我们说要把中国市场营商环境做好，有利于引进资本，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有良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让引进的资本既获利又不危害社会。如果连自己的资本都管不好，一派乱象丛生、乌烟瘴气，外国资本敢进来吗?至于是不是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属于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终归是会解决的。

五、大格局下看问题

(一)中美博弈

中国改革开放为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济是基础。特朗普遏制中国发展，为啥首先从经贸、科技领域开刀。因为经济是基础。这是世人都懂得的道理。美国遏制中国，最紧迫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住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最重要的反制手段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国内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这个活力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因此，如何把资本引流向高科技企业是中国目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制造2025的着力点就在这里。而个别有影响的大企业名义上是高科技的，实际上正在向或已经向金融转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要应对中美博弈这个大格局的要求的。这次的整顿，不是要把他们搞死，反而是逼他们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发展方向，是国家赢企业也赢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如果相关企业家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积极配合而不会抵触。这正是一个现代企业家表现国家情怀的时刻。司马南逼问联想引爆舆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联想这类企业的美好期望。联想高管们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企业，还记得自己是喝中国奶长大的，就不会看到中美博弈中中国会落于下风。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下一个阶段奋斗的目标。但要知道，共同富裕既不是杀富济贫，也不是平均主义。它仍然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即必须是全国人民努力工作，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再通过合理的一次、二次、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建国以来，前三十年重点放在工业化上。到1978年，中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盒火柴(洋火)和一颗钉子(洋钉)也造不出来落后面貌，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那时中国的总体上还没有改变贫穷的面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了全面脱贫，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共同富裕。毫不夸张地说，联想和华为创始人那一代人是为中国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是先富起来带动了后富。联想和华为还不一样，联想脱胎于中科院，国有资产是联想先富起来的基础。至于是不是构成“国有资产流失”，又该如何看待当时的企业改制中存在的可视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司马南逼问的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估计国家有关部门在适当的时候会给出一个说法。企业改制，起码是没有像苏联解散时那样把国有企业人完全地私有化，如果那样做了，损失就大了，所以改制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稳健的。但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包括“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联想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怎么回事，需要慎重对待，不能意气用事。但提出这个问题至少说明国有资产是支持过联想集团先富起来的，理论上讲国家，包括倪光南院士在联想集团中的占股不应该为零。

在中美博弈和追求共同富裕这两个大背景下，我们当然希望曾经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做过贡献的企业继续为“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工程做贡献，承担起中国民族企业的责任，与全国人民一道战胜美国的遏制打压，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华为已如是，希望联想、恒大、阿里也如是!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6

旧文章ID：26636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指出，把当前美中关系看作新冷战，既不妥当也会引起误解。美中关系至少在五个方面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他呼吁美中关系的战略目标和主导因素应当是合作，这是确保美国利益和区域利益的最佳办法。

曾在美国国务院从事对苏和对华关系长达45年的芮效俭，2日获得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年度荣誉奖。他在USCBC的年度晚宴上发表演讲，谈论未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

1991年到1995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表示，克林顿第一任期处理对华关系也将人权问题作为最大焦点，直到克林顿第二个任期，美国才开始意识到美中关系需要反映美国视中国为主要的新兴世界大国。他认为，现在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也处于类似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困境，美方确定了对华关系的三个方面：竞争、合作和对抗，但还没有明确界定主导特征。

芮效俭指出，拜登上任之初倾向于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这是两国关系的核心，但这导致双方进一步走向相互敌对。在最近的美中视频峰会之后，拜登似乎倾向于寻求稳定的竞争，将之作为美中关系的目标。习近平倾向于将中美和平共处作为目标，而不把重点放在竞争上。拜登接受两国共存的概念，已明确表示不寻求中国的政权更迭，但美方不会怀着同样的目标来处理美中关系。双边关系调整显然仍在进行中，这表明了两国关系的困难。

在此背景下，有人把美中关系看作一场新的冷战。芮效俭指出，至少出于五个方面的理由，新冷战这个术语是不妥当的，而且会引起误解。

第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将超过美国，军事实力扩大与经济总体规模密切相关。

第二，中国经济成长已经为提升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巨大好处，中国军力增长并不以降低人民生活水准为代价。

第三，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全球性的，美国许多盟友和伙伴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他们不愿在美中之间选边，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利益将与安全利益背道而驰。

第四，美中经济以多种方式互联，如果“脱钩”走得太远，将两败俱伤。

第五，与冷战期间柏林危机不涉及领土问题不同，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美中直接军事冲突。

芮效俭强调，这五点美中关系都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和苏联状况不同。苏联当年处于正在削弱的地位，但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没有多少动因在其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

芮效俭指出，一个成功的亚洲政策，关键在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朋友和盟友必须从他们的利益出发，看到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存在是有益的。美国忽视了危险因素，过分强调战略竞争，将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边关系的军事方面，并可能引发一场代价高昂和危险的军备竞赛。而巧妙的外交将使成功度过这些危险成为可能。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杰出研究员的芮效俭表示，印太地区面临的多数问题不能靠军事来解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真正的竞争很可能在经济领域。他指出，稳定美中关系不可避免的竞争性方面，可作为短期目标，这是有价值的。然而，长远战略目标应该是合作，合作应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因素。这是确保美国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和区域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

最后芮效俭表示，美国和中国不是无法控制的历史力量的无助受害者，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创造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两位领导人最近的视频会谈，气氛改善，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要克服双方的不信任，还需要时间和具体行动。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对两国都有利，对商界也有利。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5

旧文章ID：26635

作者：汤姆・福迪  来源：《今日俄罗斯RT 》

• 新闻传播工作的基本原则，的确需要一些方法和艺术性。

• 本文作者为英国作家及政治、国际关系分析师，主要关注东亚。

对某位网球运动员“消失”事件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凸显了中国在传播领域的捉襟见肘。这解释了为何西方能够不断破坏北京的舆论形象。

该网球明星在指控一名政府官员对其性侵犯后，随即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这引起了包括前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坂直美在内的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在中国，如果名人引发了政治风波，随即而来的“被消失”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商人马云。目前看来，这位网球选手不太可能被逮捕或者彻底在公众视野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就此事作出的回应实在是差强人意。周三晚上，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其西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公布了声称由该运动员发给女子网球协会的电子邮件，她说自己没事，只是在“休息”。

问题是，这封邮件根本没有说服力，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张文档截图，上面还有悬停的光标。可以想见，西方媒体对这一拙劣的公关处理方式一定会大加挞伐，并利用它深化对中国的无理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中国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支持者，都甚至拒绝为这封邮件辩护。

然而这次失误并不是孤例，它暴露了一个更广泛也更明显的事实：中国在公关和舆论传播方面做得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或者就像一些批评者的用词一样：中国几乎只是“政治鼓吹”。

在美国积极发动针对中国的舆论战期间，客观地说，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国在争夺人心的战斗中却全面失败。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反击的叙事方式，而且还在竭力突出其基本的谈话要点。

中国显然在很多领域都比许多西方国家更有能力，这些领域包括组建国家行政机构，高效地运行经济体系，开展贸易，以及疫情管控。但很明显，舆论领域不是其中之一。

我曾与中国媒体合作过，观察了他们在幕后是如何运作的。坦白说，他们是僵化的，因而事倍功半。当我看到美国相比中国在舆论方面占据了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看到，当中国官方媒体本身没有能力应对来自美国几乎每天都向北京发起的大规模煽动性宣传和错误报道时，是令人感到十分沮丧的。中国媒体需要巨大的改革，甚至连台湾在叙述引导方面都比内地做得更好——尽管台湾明显处于更弱势的位置。

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环球时报》以其攻击性极强的姿态而在传播方面略有成效之外，其他的媒体普遍缺乏创意，缺乏冒险精神，也没有掌握新闻传播工作的基本原则——这需要一些方法和艺术性，而不是简单地做新闻汇报。

公平地说，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结构性现实。在西方，“新闻”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商业产品，其功能是娱乐、吸引、震撼或者吓唬其受众，但并不会考虑其背后潜在的政治议程或编撰的独立性或关联性。一则偏颇或者不可靠的新闻来源，并不一定是无效的新闻来源。

在理解完这一点之后，记者便会意识到他们的作品需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然而在中国，新闻处于等级森严的政党系统之中，一些批评者会将其斥责为不够独立的“国家喉舌”，但中国新闻媒体的结构性问题比这还更加严重。

中国的媒体根本没有迫使自身在市场环境中赢得竞争力的产业化经验。比如说，尽管许多人讨厌英国的黄色小报《太阳报》，但不得不说，它非常了解自己的受众——作为一个读者，我永远不会怀疑《太阳报》对畅销话题的嗅觉敏感度。如果一家新闻媒体在这件事上失算，它就会倒闭。

与《太阳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国家资助的《中国日报》并不需要依靠读者赚钱，因而运作也十分低效。中国媒体的预算惊人，但花钱却铺张浪费。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中国媒体懂得何谓“稳定受众群体”。人们消费新闻，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我们想了解有关世界、天气、市场、体育等等的消息。我们知道许多信息来源有失偏颇，或是针对特定的新闻议题，但我们可以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新闻渠道。我对BBC持坚定的批评态度——我能够察觉到它的偏向性，以及它在某一时期想要强调的议题。但或许我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还是会经常看BBC?

关于受众这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读者需要中国的媒体?这些媒体产出以中国为重心的、极端严苛的新闻，但又希望面向海外受众。BBC受到欢迎，恰恰是因为它不以英国为中心，而是深入细致地报道全球事务，筛选出其中符合自身议题的那些。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媒体对那些不关心政治、对其他话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缺乏吸引力。没有人会将这些媒体视作关于中国以外报道的首选新闻来源(即便如此，中国媒体上那些有关中国的内容也常常难以让人满意)。

一些不来自中国却阅读中国媒体的知名人士，大半都是想要研究中国、对中国媒体做分析，又或是因为他们强烈反感中国。为CGTN写文章往往比为RT写文章更让人反感——接受能力较强、能够消化这种情况的读者很少。

中国没有每日都阅读新闻的一般受众，因为中国的媒体没有努力培养。中国媒体缺乏目的性，一部分是因为强加其上的结构性限制。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中国媒体向全球观众分享其新闻和世界观时，它们都被忽略了，西方主流媒体继续主导和定义着面向世界的“中国观点”，而中国无法突破这一影响。

中国媒体的社交网络战略同样糟糕，但这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CGTN的推特账户显示有1340万粉丝，但值得注意的是，粉丝互动量极少。这是由于人们心照不宣地认为中国媒体的账户不会有意识地培养活跃受众。事实是，许多中国媒体通过购买僵尸粉夸大了他们的粉丝数量(而且Twitter的“国有媒体”标签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本周CGTN得到的最多互动，是针对某位网球运动员的令人震惊的电子邮件的评论, 而西方记者对此事件毫不掩饰地进行了攻击。

因此，如果说中国正在发动针对西方的宣传战，我们更应明白的是，这实际上是多么的徒劳无功。CGTN的预算为10亿美元，这些徒劳就是他们的成果。

毫无疑问，美国也正在对中国发动尖锐的舆论战，包括将一整个智囊团作为武器，四处宣扬有关种族灭绝的指控，协同负面新闻报道，一并损害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形象，从而获得支持，让西方舆论开始反对中国。尽管中国是一个拥有更多资源和人口的高度组织化国家，但它反击美国的策略效果极差，这一点已经通过一位运动员的离奇失踪和难以让人信服的公关暴露出来。

最终这位运动员会重新出现，来结束这些争议。当代中国的现实是，那些在政治上不听话的名人会被卷进去。然而，对该事件的处理揭示了中国体制最薄弱的方面：沟通。对西方媒体而言，设定一种针对中国的叙事实在太过容易。中国必须明白，新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而是创意、进取和满足受众的需求。如果意识不到这点，中国便只能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来对抗美国的攻讦。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1/25

旧文章ID：26634

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序言

一、何为民主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1、国会暴乱震惊全球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结束语

序言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美国民主制度是美国一国实践的结果，具有独特性，不具普遍性，更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自诩为“民主样板”，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引发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

本报告旨在通过列举事实和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希望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这既有利于美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如果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民主当作工具打压别国，各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一、何为民主

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迄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公民直接民主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等多种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要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做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相统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

世界上没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进程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性和民族性，都有自身独特价值。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就民主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共同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平权运动等成为了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亮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更是脍炙人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

美国还以民主为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引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和各国社会安定。美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在问，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世界需要对美国的民主情况作深入检视，美国自己也需要好好反躬自省。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从金钱政治到精英统治，从政治极化到制度失灵，美式民主已身染沉疴。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与人民民主有着本质区别。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汉纳这样形容美国政治：“在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后再看，金钱依旧是美国政治的“硬通货”，而且作用更无可替代。以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为例，此次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销超过70亿美元。

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实际上限制了民众的参政权利，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资本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金钱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除的一颗“毒瘤”，成为美国民主的莫大讽刺。

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认为美国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美国国会”。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而大企业、少数富人以及利益集团出手更加阔绰，成为选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往往为其背后的金主服务，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

2020年3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出版《系统：谁操纵它，我们如何修复它》一书。该书认为，过去40多年，美国的政治系统被极少一部分人操控。政治献金几乎被视为“合法的贿赂”，让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8年中期选举中，巨额政治献金占到了竞选资金的40%以上，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自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这些寡头又用手中的权力来充实自己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利益则被抛诸脑后。

2020年9月23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史蒂芬森在接受“今日哈佛法律”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廉政方面绝不是世界领袖，游说、政治献金等做法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腐败，但在美国不仅被允许，还受宪法法律保护。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精英们把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治地位，操控国家机器，制定规章制度，把握舆论风向，主导商业公司，行使各种特权，等等。特别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坐庄”分享国家权力，多党制名存实亡。普通选民把选票投给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等于浪费投票机会，只能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驴象之争”背景下，两党始终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狭小范围。对于普通选民而言，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挥之即去，大多数人都只是选举游戏的“群众演员”，“民治”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所体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贾拉拉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为“否决制”的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否决制”变成了通往政治僵局的“灵丹妙药”。

美国民主程序分散、冗长，存在大量否决点，个别否决行为即可影响体系行动，所谓“相互制衡蕴涵纠偏能力”的预设在实际操作中日益走样。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诉求大相径庭，共识不断压缩，甚至出现“最自由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大大右倾”的极端状况，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政治”成为政治生态，“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华盛顿的政客关注的是保住党派利益，国家发展的宏图伟略早已抛诸脑后。否决对手会加强自身阵营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加强又迅速巩固自身阵营支持力量，美国两党痴迷于“否决”，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效能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践踏、发展进步被迟滞、社会分裂被放大。当今美国，“我是美国人”正渐次被“我是共和党人”“我是民主党人”所替代，“身份政治”“部落政治”向美社会各层面恶性传导加剧“否决政治”。

2021年10月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德国、韩国等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被视为政治极化最严重国家，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近六成美国受访者认为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见相左，在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美国总统选举遵循古老的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和副总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美国现有选举人票538张，赢得超过一半选举人票(270张)的候选人即当选总统。这种选举制度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当选总统可能无法赢得多数普选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体选举规则由各州自行决定，易发生乱象;三是“赢者通吃”制度加剧各州地位不平等、各党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选票浪费并抑制投票率，深蓝州、深红州选民往往遭忽视，摇摆州获得相对非对称重要性，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5次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输掉总统选举的情况。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6298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5.9%。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6585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8%。特朗普虽然输掉普选票，但赢得304张选举人票，希拉里仅获得227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以选举人票数优势当选总统。

美国民众公认的选举制度另一大弊病是“杰利蝾螈”。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谋求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州内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做法后被称为“杰利蝾螈”，即指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帮助本党赢得尽可能多的议席，巩固优势地位。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按“各选区人口大致相等”原则并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杰利蝾螈”提供操作空间。“杰利蝾螈”主要靠两种操作，一是“集中”，即尽可能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选区以换取其他选区绝对安全;二是“打散”，即将反对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反对党选票。

民主党主政的俄勒冈州于2021年9月27日在全美率先完成选区重新划分，民主党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个增至4个，“摇摆选区”由2个减至1个，这意味着该党可凭借57%的实际选民占比，控制该州83%的国会选区。反之，共和党控制的得克萨斯州于今年10月25日确定新的选区划分，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2个增至24个，“摇摆选区”由原来的6个减为1个，共和党可凭借52.1%的实际选民占比，占据该州65%的国会众议院席位。

2021年8月YouGov舆观调查网民调显示，仅16%选民认为本州能够公平划分选区，44%认为不能，其余40%表示不确定。随着美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杰利蝾螈”成为不二选择。

民主党的“超级代表”制度也阻碍选举公平。“超级代表”由民主党主要领袖、全国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和众议院所有民主党议员、民主党现任州长组成，提前“内定”产生，其投票意向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党内高层意志，无法反映民意。《国会山报》政治专家马克·普洛特金撰文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中的“超级代表”制度既不公正也非民主。这样的“精英做法”应该立即被废除。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美式民主如同好莱坞刻意布置的场景，展现的都是精心打造的人设，台前大喊人民、背后大搞交易，党同伐异、金钱政治、否决政治根本不能带来民众所希望的高质量治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愈发反感，对美式民主愈发消极。

2020年10月，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调查显示，对总统选举非常有信心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仅有19%，创下自2004年以来该调查的最低纪录。11月，《华尔街日报》网站指出，在2020年大选中，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到20年来最低点。

根据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16%的美国人表示民主运作良好或非常好，45%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而另外3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得不太良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有20%的美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

2021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指出，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美国全部50个州认证选举结果，但仍有77%的共和党选民以选票欺诈为由质疑拜登当选总统的合法性。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9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民调显示，5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遭受攻击”，52%认为选举没有或很少反映民意，51%认为未来几年美国官员可能因本党败选而推翻选举结果。

2021年，皮尤对16个发达经济体的1.6万人和2500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美国民主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制度设计等结构性层面，更体现在其实践中。美国不是民主的优等生，更遑论“民主典范”。国会山的枪声与闹剧彻底揭开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激起全美乃至全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新冠疫情持续失控，是否戴口罩、打疫苗成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新导火索。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普通民众收入长期停滞。美式民主难以有效维护公序良俗，无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

1、国会暴乱震惊全球

2021年1月6日下午，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事件导致美总统权力过渡进程中断并造成5人死亡，140多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1814年白宫遭英军纵火焚烧以来华盛顿最严重的暴力事件，200余年来国会大厦首次被占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将这一事件称为“失败的叛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惊呼，美国不像许多美国人想的那样与众不同，国会暴乱事件应给“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的说法画上句号。

冲闯国会事件动摇了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一是所谓“民主”并不民主。美国一些政客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其支持者暴力冲闯国会大厦，重挫美国民主“公信力”。二是所谓“自由”并不自由。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冻结美国一些政客的个人账号，宣布其“社交性死亡”，戳破美“言论自由”的假象。三是所谓“法治”并不法治。美执法部门对待“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议和冲闯国会事件态度一严一宽，不同执法尺度再次暴露美“法治”的双标本性。

冲闯国会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英国首相约翰逊发推特表示，美国国会发生的事件非常可耻。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称，在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之一的美国，“一人一票”的普世价值正遭受重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这动摇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发推特表示，美国政治闹剧值得深思，没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民主实践更不完美。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美国的开国元勋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1789年施行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时至今日，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哀求点燃了汹涌民愤，全美50个州上百个城市随后爆发游行示威，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抗议种族歧视问题。直到事件发生百余天后，有关游行仍在持续。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国黑人百年来悲惨境遇的缩影。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种族主义颠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检视美各领域系统性种族歧视：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密切的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职场和整体经济环境中受到歧视。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这一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数多出约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发的愤怒不只来自黑人，已跨越种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犹太人对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驱动的右翼反犹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担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年度民调显示，2020年43%的在美犹太人认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认为反犹主义在美国是一个严重问题，该比率远高于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美国国内对亚裔群体的欺凌也在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遭受羞辱甚至攻击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76%。从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组织接到了9000多起投诉报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目标，近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00万例，累计死亡逾77万例，两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0777例，达到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国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远超“9·11”恐怖袭击事件丧生人数。11月末，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超过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国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数，也超过美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如果美国能够科学应对，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发生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例仍高达22%。美民众消费信心大幅下滑，就业市场复苏放缓。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显著下调美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港口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通货膨胀率。今年10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连续6个月同比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5%，创2008年来最大涨幅。

疫情在美延宕，症结并非在于美国没有科学，而是不信科学、不用科学。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选举，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一门心思对外“甩锅”推责。美联邦与各州一盘散沙，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争斗。在这个大背景下，抗疫举措已被严重政治化，疫苗打与不打、口罩戴与不戴都成为了政党、民众争执的焦点，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国把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留给富人，放任贫穷者被剥夺社会保障，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因社会不公而变得落伍，这是民主偏差导致无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经典案例。斯坦福大学新闻网指出，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凸显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健康水平差距。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这揭示了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残酷现实。

美联储2021年10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美国收入在中间60%的“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过去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努尔·萨兹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资产增加了1.76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9.8%。排名前10%的美国富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近期的“大猩猩”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美国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声讨从未停止，但现状毫无改变。美国治理者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之下，资本优先、富人先行的社会规则更加横行。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在美国，媒体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记者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美国媒体虽然标榜独立于政治、为自由和真相服务，但早已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

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制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美国媒体不再是民主的“守门员”。媒体行业的“左右之争”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两党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与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导致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过80%的美国保守派选民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视为虚假消息，对媒体的信任呈偏向性。选民只听信特定媒体，无视国家层面沟通，大喊大叫、消极党争代替了冷静讨论和共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2021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指出，在对46个国家的92000名新闻消费者调查后发现，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排名垫底，受调查人群中仅有29%的民众信任媒体。

在传统媒体衰落的信息时代，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公众“新宠”，但也免不了复制传统媒体被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老路。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取流量，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起“信息茧房”，对提供的极端内容不加管控，从而导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严重。

2021年10月，前脸书公司员工豪根公布了数万份关于脸书公司内部运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脸书公司为了保持用户粘度，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攫取利润。脸书平台是社会极端分子的主要阵地，充斥着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约0.6%的暴力和煽动性言论得到管控。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美式民主嫁接之地，不但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反而引发“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泥潭。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美国惯于打着所谓“民主价值”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曾宣称“把人们塑造成为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实施“和平演变”的套路：首先借所谓“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控制舆论等方式，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尽量夸大现政权的错误、弊端，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的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养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重要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推翻当地政权。

历史上，美国借“推广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美式民主”的美颜滤镜早已破碎，美国“民主典范”的自我表演充满了尴尬。1823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鼓噪“泛美主义”。此后，美国无数次打着“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政治干涉、军事介入和政权颠覆。无论是敌视封锁社会主义古巴近60年，还是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等，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行径。

2003年起，东欧、中亚地区接连发生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了“中心作用”。2020年10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披露美国计划在摩尔多瓦掀起“颜色革命”。

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2011年《纽约时报》披露，少数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核心组织正在“专制的”阿拉伯国家推广民主。参与“阿拉伯之春”的若干组织和个人曾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自由之家”获得培训和资助。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国际事务专家穆斯塔法·阿哈马迪在“金字塔在线”网站发表文章《应许之地》指出，埃及人民在奥巴马“现在就意味着现在”的口号煽动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埃及人民也因政局变动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的所作所为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美国希望将一种刻板的民主模式强加于阿拉伯人，而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

环顾被美国强行“推销”价值观的国家，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见踪迹，持久混乱、发展停滞和人道主义灾难却随处可见。美国对多国的价值观输出，阻断了这些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阻碍了这些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给当地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动荡，毁灭了一个个曾经美好的家园，滋生恐怖主义等长期后患，威胁和破坏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正如法国《大晚报》所指出的，“民主”在美国手中早已成为对异见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在评价国内外民主方面秉持不同标准，是褒是贬由美国自说自话、随心所欲。2021年1月6日，美国发生冲闯国会山事件后，有位美国政客将其比作“9·11”恐怖袭击，声称这是对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主“可耻的攻击”。但讽刺的是，2019年6月，此人却将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暴力示威活动描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并对暴徒展现出的“勇气”大加赞赏，暴露出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美国强制输出所谓民主，酿成多国人道灾难。美国发动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阿富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据统计，总共47245名阿富汗平民以及6.6万至6.9万名与“9·11”事件无关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在美军行动中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毁坏阿经济发展基础，让阿富汗人民一贫如洗。

2003年，美国以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战争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有20万至25万人，其中美军直接致死的超过16000人，并造成100多万人无家可归。美军还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频频制造“虐囚”事件。时至今日，美国也拿不出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2016年至2019年，叙利亚有记载死于战乱的平民达33584人。其中，美国领导的联军轰炸直接致死3833人，有半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公共电视网2018年11月9日报道，仅美军对拉卡市发动的所谓“史上最精确的空袭”，就导致1600名叙平民被炸死。

2018年，美国以“阻止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对叙展开空中打击。但后来所谓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被证明只不过是美国等国情报部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演的摆拍视频而已。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单边制裁是美国的对外大棒。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美国制订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恶法并炮制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进行制裁，以“最低联系原则”“效果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围，还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尔斯通案”和“孟晚舟案”。据统计，特朗普政府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净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较2000财年增长933%。美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严重影响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021年以来，美对外制裁没有收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盟国加大对俄罗斯遏制打压，以纳瓦尔内事件、俄对美网络攻击、干预美大选等为由对俄实施全面制裁，并发动外交战，驱逐俄外交人员。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和数字税等问题上，美国制裁欧洲盟友也毫不客气。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国不断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根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数据，截至10月19日，美制裁含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实体和个人数量达391个。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今年9月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称“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制裁合众国”。

美国实施单方面制裁，持续严重侵犯本国及他国人民的人权。其中最恶劣的例子就是对古巴持续实施封锁。60多年来，美国罔顾联合国大会的多项决议，基于通过禁运政策和《托里切利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国内法构筑起针对古巴的全面封锁体系，实施了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厉的系统性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严重损害古经济社会发展，令古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美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对伊朗开始了长期封锁和制裁。40多年来，美单边制裁力度和频度不断加大，逐步形成以金融、贸易、能源和实体个人等多领域制裁为主要手段的严密体系，对伊朗施加全方位、多管齐下的制裁压力。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许多国家和相关实体被迫放弃与伊合作，大批国外石油企业陆续撤出伊，伊制造业难以正常运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造成通胀高企、货币大幅贬值。

美国还对白俄罗斯、叙利亚、津巴布韦等国实施多年制裁，加大对朝鲜、委内瑞拉等国“极限施压”。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全球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美国民主存在的种种缺陷、美国输出“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以及美借民主之名在全球横行霸道看得一清二楚。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早已习惯于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要求别国人道对待和平请愿，但在自己国内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美国根本不是照亮民主的灯塔。美国政府首先应倾听本国民众呼声，不要一边在国内搞“猎巫行动”，一边还道貌岸然地大谈别国人权问题。美国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问题上根本没资格对别国指手画脚。

2021年5月，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由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创建的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对5万多人进行的“2021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

2021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克拉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失灵令世界震惊》。文章援引的皮尤民调显示，美国不再是“山巅之城”，美多数盟友将美国民主视为“破碎的过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和英国分别有69%、65%、60%、59%、56%和53%的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运行得不太好或者很不好。法国、德国、新西兰、希腊、比利时、瑞典等国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认为“美国从来都不是民主典范”。

民调机构“欧盟观点”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对美国制度的信心下滑，52%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这一比例在法国和德国分别为65%和61%。

2021年9月，英国知名学者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的奇异消亡》指出，美国的政治环境已走到快无法挽回的程度，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向专制主义转变。

2021年11月，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发布年度报告《2021年全球民主现状》，将美国首次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该组织秘书长表示，美国民主状况明显恶化，体现为对可信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趋势愈发明显、对参与选举的压制以及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印度政治活动家亚达夫指出，美国并非“民主典范”，世界认识到美式民主急需自我反思，美国需向其他民主国家学习。墨西哥《进程》杂志评论称，在看似民主自由的表象下，美国民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姆贝特在《邮卫报》上撰文称，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许多标志，比如普遍的选民名册、集中的选举管理、统一的规则和条例，其实在美国系统中是缺失的。非洲人所接受民主培训中的良好选举行为在美国从未存在。

结束语

山巅之城的美国，灯塔效应不再。

——《以色列时报》

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把民主一元化、绝对化、工具化、武器化，人为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立，这与同舟共济的精神背道而驰。

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报告英文版：https://www.mfa.gov.cn/mfa_eng/zxxx_662805/202112/t20211205_10462535.html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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