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云(Zhang Yun)，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的安全战略中日益突出经济安全保障。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方在对华贸易中采取单方面制裁就是明证。拜登政府执政后尽管放弃单边主义，但强调与同盟国家在半导体、锂电池等产业链“去中国化”，2021年3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更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高度。

日本与上述美国的动向同步，在经济安全保障上也积极配合。2019年11月，日本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外国投资者并购日本上市公司时提前报告的门槛由持股10%改为1%。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立经济组，经济产业省设立专门的补助金帮助日本企业回归本土生产。10月，岸田内阁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职位，并表示将在2022年制定《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9月，美日印澳四国机制首脑峰会强调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建设和高技术领域合作。近期，日本政府又表示将为台积电到日本建厂提供5000亿日元补助。上述美日经济安全保障同盟构想背后都是为了应对所谓“中国的经济威胁”，这自然引发了中国高度警惕。笔者认为，美日过度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同盟会产生跌入三大“自我陷阱”的风险。

首先，经济安全保障应该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安全保障，没有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安全保障。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以经济安全为理由进行贸易保护，用技术封锁的办法来人为地解除相互依存关系，都不会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相反会损伤创新力。使用大量的政府补助金，看上去是保护就业机会，但这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出现。为了在日新月异的高技术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国政府增加对这些技术研发投入很正常，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关起门来搞研发会让企业脱离全球市场实际需求，从而损伤创新。拜登政府“购买美国”和工厂回迁的计划全面实施的话，不仅会让低收入人群受损，也会降低生产率和创新力。

第二，同盟追求绝对经济安全的思维会让大国关系陷入信任赤字困境，结果是损害自身安全利益。美国的经济安全观似乎是要减少甚至消除经济相互依存带来的脆弱性，从而达到在经济领域绝对安全的目的。美国的同盟国如果也按照上述绝对安全思路来看待经济安全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建立军事领域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来获得自身无脆弱性和对方绝对脆弱性。要达到这种状态，必然需要美国持续地保持同盟小圈子的封闭性和团结。在国际经济领域高频度使用国家安全这样的绝对性话语，也必然会引发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对立。然而互信是安全的基础，没有信任再多的高墙也没用。

第三，美日经济安全同盟将阻碍两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集体磋商进程，从而跌入自我孤立的陷阱。无论是美日同盟的高技术安保，还是四国机制安全产业链，都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透明度。例如，APEC一直在讨论产业链互联互通的重要性。2020年4月新加坡和新西兰提议强化开放性和连通性的产业链构想。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主张疫情下也要保证国际产业链混乱最小化，强调产业链强韧化不应该给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而且要符合WTO规则。数字经济是一个新领域，国际规则远未成形，但如果美日经济安全同盟坚持认为自己是高标准，这种迷思将会自我孤立。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在2020年1月主导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协定》，中国在2021年11月正式提出加入申请。据报道，发起国也邀请美日参加，似乎得到的反应不积极。事实上，2019年的G20大阪峰会上，日本提出了《数据自由流通可信规则》构想，但在后续跟进方面美日进展并不明显。

经济安全只能在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实现，单纯依靠保护和军事同盟，不仅会阻碍正常经济活动，限制自身发展，还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1/30

旧文章ID：26594

作者：冯郁青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已经不是让人仰慕的超级大国，从总统的丑闻，到海外撤军让美国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备受怀疑。整个国家的分裂已经不可弥合，持不同政见者完全无法沟通;犯罪率在全国范围内上升，民主党进步派的前卫社会观点逐渐和普罗大众脱离，传统的民主党选民们对社会治安、自由派的身份政治日益不满。

不，这不是现在的美国，这是70年代，美国曾经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被弹劾下台，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达到顶点。1975年4月美国从越南狼狈撤军，直升飞机从西贡美国大使馆房顶撤离的照片将从60年代就开始备受反对的战争定格在失败的瞬间，美国在与苏联进行的全球冷战抗衡中落于下风。美联储的过度经济扩张政策伴随着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使美国进入了无法控制的高通胀年代，物价飞涨，公众在加油站排队成为常态。

这和今天的美国何等相似，拜登从阿富汗的失败撤军，美国国力的式微，对高通胀的忧虑一一重现。而在国内政治中，今天美国和70年代一样陷入撕裂与动荡。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根据《The Seventies: The Great Shift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这本书的描述，自由主义和大众逐渐脱节，民众对嬉皮士和越来越激进的反战抗议感到反感，对学校的性教育感到不安，再加上社会治安的不断恶化，乡村音乐歌手Ernest Tubb的吟唱“当法律不被尊重，每个人都讨厌执法者时情况就会变得很糟”让很多民众产生共鸣。与此同时， 社会前所未有地分裂，一种共同的情绪感觉美国正在走向衰落。

1970年出版《美国时代的终结》准确地把握住了美国这种下沉的情绪，在当时备受瞩目。其认为美国几乎是不能治理的国家， 有着2亿个自以为是的自我。美国的土地上会继续有人居住，但是那些将人们转化成公民，将土地整合成一个国家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

“70 年代代表了一场重大危机，在某些方面，它代表了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激烈斗争的起源，”《The Seventies: The Great Shift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的作者波士顿大学教授Bruce J. Schulman对我说，“然而， 即使在那场危机中，民主制度似乎更有弹性，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危机比过去更严重。”

是的，1月6日对国会山的攻击使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选举本身受到重创。即便是现在从共和党的党魁、众议院少数党领袖Kevin McCarthy，到普通的特朗普支持者，对拜登赢得2020选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不以为然，这在共和党党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所认识的特朗普支持者，即便是温和理性的也认定2020年邮寄选票产生了大量舞弊导致拜登胜选。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倒也揭开了美利坚的外衣，让人看到种种不堪。作为科技最发达、新闻最透明、最富强的超级大国，病毒最后出现的美国在新冠面前溃不成军。美国在最需要动员举国力量来对抗疫情的时候，恰逢一个最不信任国家官僚系统的总统当政，戴口罩和接种疫苗成为一个引起激烈冲突和分裂的政治问题。截至目前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数逼近80万人。虽说2020年底辉瑞和Moderna成功研制mRNA疫苗凸显美国的科技实力依然领先世界，但其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在全球备受质疑。《外交杂志》将美国在新冠面前的惨淡应对和当年标志着大英帝国衰落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相提并论，认为疫情有可能引发美国的全面衰落。

而美国社会的撕裂也堪比70年代。民主党进步派追求种族平等和公平的运动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曾经，马丁路德金的理想是以性格而不是以肤色来判断人，而如今民主党则以种族的棱镜来观察一切政策。去年George Floyd被警察虐杀引发的抗议警察对黑人的暴力行为，追求公平正义的运动已经开始变味。

纽约市长的民主党候选人之一Paperboy Love Prince号召撤销警察局，其理由是没有警察就没有和犯罪分子的冲突，就不会出现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当时我的9岁女儿在看电视，她疑惑地对我说，取消警察，这个人是疯了吗?自由派激进分子将追求种族公平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立起来，已经不具备儿童所有的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常识。

根据FBI的数据，2020年美国的谋杀案数量猛增，自2019年以来跃升近30%，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年增幅。而2021年整体凶杀率继续攀升，与此同时，很容易注意到公共权力崩溃的迹象。来自《旧金山纪事报》最近的推文显示，该市居民正在辩论是否“容忍入室盗窃作为生活的常态，专注于设置保护措施”。而就在前几天，加州旧金山市城郊的百货商场出现大规模的抢劫活动。

在费城地铁里几个非裔女孩对华裔女孩Christine Lu的殴打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不仅仅是新冠造成对亚裔的仇恨袭击， 而且是社会治安的全面崩溃让人身安全受到挑战。各种防身技巧的文章和视频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广泛流传。

不仅如此，激进派认为美国存在着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在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旗号下，肤色政治大行其道。从孩子的教育到大学的录取、企业的晋升都更加强调种族肤色的重要性，而个人的奋斗进取和能力素养成为次要的因素。

更有甚者，在美国纽约市议会厅前竖立超100年之久的美国前总统、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的雕像在11月22日被正式拆除。因为他虽然写下了“所有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但是以种族公平的眼光，而不是以历史的眼光来判断，身为奴隶主的杰斐逊也不配在市议会厅了。

“他们下一步难道要拆华盛顿的雕像吗?“ 一位自由派民主党的好友问我，“我感到很困惑，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而拜登在1.2万亿基建法案刚刚通过时也表示，此法案将会改变贫穷社区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似乎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和种族挂钩。

美国自由主义曾经的领军人物、HBO主持人Bill Maher最近在接受CNN 采访时也表示，民主党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常识的政党，“现在的民主党人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都是有毒的，尤其是那些激进的所谓觉醒主义。”

Bruce J. Schulman认为现在的美国比70年代的分裂更加严重，“那时候主流媒体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他对我说，“而现在各种社交媒体使错误和不实信息流传，而且每个人只看自己认可的新闻。”

而我们都知道的是，经过了纷乱的70年代，美国并没有衰落。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冷战中战胜苏联，89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雄霸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而在国内，进步主义的雄心壮志，精英机构和民主党官僚系统推行的激进社会措施引发剧烈反弹，美国的政治风向大变，共和党人获得了文化战争的优势，保守派重新崛起。里根的保守主义，主张小政府、自由贸易、推行减税、削减社会福利、反对经济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爱国主义成为美国80年代的主流思潮。

那么历史会不会重复，美国是否会向钟摆一样从左边往右边推进，从低谷重新走上高峰?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Ryan Hass认为，在过去的七十年里，美国出现过多次衰落，包括越战之后、欧佩克石油危机以及日本腾飞而美国停滞不前的时期。

“这些时期中的每一个都伴随着美国国内的萎靡不振，”Ryan对我说，“但是在每种情况下，美国都出现反弹重新引领世界。我对美国再次振兴的能力充满信心。”

Bruce J. Schulman则认为尽管美国面临的分裂、自身民主制度的危机以及国际上的挑战比70年代要严重得多，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想要来的地方。而且相对来讲，美国现在仍然是最富有、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只是绝对优势下降了。

“社会的开放性，对移民的开放性以及科技的创新，这些100年来让美国强大的源泉仍然存在，” Bruce 对我说，“而这些是美国有可能重新引领世界的基石。”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592

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因为居高不下的通胀，美国消费者没有迎来满意的折扣力度。

根据安联研究公司的数据，玩具、服装、电器、电视等商品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比增长了5%至17%。

相比这些，美国人今年更想要的圣诞礼物，可能是一件不需要花钱就该拿到的东西。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尤金·罗宾逊最近撰文，“假期季刚刚开始，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圣诞节我想要的是充分且公平的选举权。”

罗宾逊特别强调，这件“礼物”，是刚需。只是按照常人的理解，礼物应该是锦上添花，什么时候变成了雪中送炭?

▲ 网友讽刺，投票的作用就像“空想和祈祷”

愿望背后，是选举已经无法代表民意的现实。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投票”这个词，正在与“无用”共现。

美国选举与民意的距离，已然走远。

“一人一票”是美国自诩的政治平等基础，但是这在美国民权律师切斯·马达尔看来，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眼下美国州长选举正在进行，几个过往的选举数据，又开始被美国人热议：

根据美联社统计，美国历史上的总统竞选，出现过5次输了普选、赢了选举的情形。上一次是在2016年，特朗普在普选中输掉了280万票，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

问题出在“一票”是否“一值”上。在美国，选举计数的依据不是人头，是选区。按区算票、赢者通吃，这就给“以少胜多”留出了空间。

放到州一级，选区十年一划，套路就更多了。只要划得精，票少也能赢。这个“套路”，伴随着地方选举的展开，最近在谷歌的搜索热度又冲上了峰值，露出了真容——“杰利蝾螈”。

▲ 近十年来，几乎每年的十、十一月左右“杰利蝾螈”的搜索热度都会冲上峰值，这正是美国地方选举的时候

“杰利蝾螈”说的正是不公正划分选区的现象。这个词的意思类似田忌赛马。马匹的顺序怎么排，是个技术活儿。

假设支持红组的有6人，支持黑组的有9人，从纸面实力上看，红组必败无疑。但红组并不是没有赢的可能：

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集中起来，再将持相同意见的人打散，只要能做到在更多的区域内有优势，就能笑到最后。

▲ A中红组全败，B中红组赢得一个区，C中红组赢得两个区

放到美国的语境，两党已然都是划分选区的好手。现实，往往比模型还扭曲。

谭主联合专业机构，筛选了与“杰利蝾螈”相关的报道，挑选出被提及最多的几个州，其中得克萨斯州排名第一。

得州一直是共和党划分选区的杰作。凭借高超复杂的选区拆分，共和党长期把持州长位置，自1994年以来，民主党人就没有在得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过。

为了拿到州议会控制权，得州共和党也下了功夫。具体的方法，是把民主党的铁票区进行重新划分，最复杂的拆分，当属得州首府奥斯汀市所在的特拉维斯县。

图上的黑框就是特拉维斯县的范围，这个县原本民主党的支持者远多于共和党，为了稀释民意，这个县，竟被拆分进了10、17、21、25、35五个选区中。结果是，只有一个选区民主党占优势。

0:5的民意，硬生生变成了4:1。

直到现在，共和党依然在用相似的方法巩固自己的优势。比如它今年刚刚发布的得州选区新地图，其中的第6区，通过向东南延伸近一倍的面积，共和党的赢面就能从3个百分点增加到20个百分点。

▲ 得州现在的选区地图(左)与共和党人于9月公布的未来十年的拟议地图(右)

只要能赢得选举，政客们划分选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一些州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杰利蝾螈”与种族问题捆绑。

上一届的选区划分中，同样是“杰利蝾螈”热门的北卡罗来纳州，生出来了一个怪东西。

▲ 北卡罗来纳州的选区地图

看到狭长到像一条蛇的第12选区了吗?这样奇特的划分，是想方设法将三个黑人聚集的城市归在一起。把黑人划到同一个选区，就能削弱他们与其他选民形成联盟的机会，进而稀释他们“一人一票”的权利。

但是因为“种族歧视”，这个方案最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不过这个错，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们，只认不改。

到了今年，相似的剧本依旧在上演。前不久，北卡罗来纳州两院负责选区划分的委员会又被民间团体告了——根据起诉状，正在进行的选区地图绘制，可能对黑人的代表权产生“破坏性影响”。

只要能赢，遮羞布都可以不要了。

划分选区、等比例代表的初衷，已经沦为放置选民的游戏——政客们利用选举制度，通过技术来实现选票的最大化，这使得选举产生的“大部分”不再能代表真正的大部分。

当选举变成了技术活，也就意味着它与民意越来越远。

沸腾的民怨中，有不少质疑选区划分的声音，《世界人口评论》甚至评选出了美国今年“杰利蝾螈”最严重的10个州以示警醒。

讽刺的是，根据人口规模给各州分配固定数量的选票，划分选区这种方式的初心，是保护少数人的声音。在最初的设计中，它能让选举更为科学。

如今的“杰利蝾螈”能够呈现出如此成熟的形态，正是这近4个世纪以来的沉淀。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选区划分的“科学”，孕育出了选举的“弗兰肯斯坦”。所谓民主，正一步步走向反面。

1788年，美国宪法完成批准程序，就在第一次国会选举期间，“杰利蝾螈”便出现了。

根据宪法，彼时各州需要着手建立国会选区。在弗吉尼亚州，帕特里克·亨利是这里最有权力的议员，“国父”乔治·华盛顿是这么描述的：亨利只需要张张口，法律就能成立。

借力牟利，为的就是阻挠死对头。在划分选区的过程中，亨利故意将联邦党人麦迪逊的家乡放在8个都有反联邦党人倾向的县中间。许多美国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杰利蝾螈”的首次亮相。

而最具代表性的“杰利蝾螈”，发生在不久后的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名为埃尔布里奇·杰利。

▲ 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划分的选区地图

杰利同亨利一样，都不满意当时的选举制度。

在他的政治生涯早期，杰利曾在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任职。1801年，杰利弃法从政，开始代表民主共和党竞选州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1810年，已经三次落选、年近七旬的杰利才翻身当选。

上任后的杰利立刻革除了州政府内的所有联邦党人。只是这口恶气还没出尽。1812年初，民主共和党拿下州议会，全州行政、立法大权尽由杰利及其所在的政党包揽。为了更进一步，确保能在4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杰利开始在划选区上打主意。

1812年，杰利签署了一项重新划分选区的法案，将支持民主共和党的选民打散到多个选区，而将支持联邦党的选民集中到少数几个选区，如此一来，民主共和党虽然只获得了大约49%的选票，但他们拿下了73%的州议会席位。

他划出的选区扭曲得貌似西方神话中的蝾螈。后来，这种把选区划分得奇形怪状的技术就被戏称为了“杰利蝾螈”。这个臭名，沿用至今。

▲ “杰利蝾螈”

而后“杰利蝾螈”成了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的出现，选区划分已经从一门“艺术”演变为一门科学。

政客掌握的选民住址和偏好等信息更加详细，再加上数据分析技术愈发先进，集中和分散选票变得更为精准，政客们现在划分选区时需要的已经不是制图师了，而是分析顾问。

《大西洋月刊》甚至用“技术军备竞赛”来描述这种怪象。根据披露，一个成熟的团队需要几十个高知名度的有偿顾问、律师大军、海量投票数据、先进的软件和一两台超级计算机。

地理上的划选区只是技术化选举的冰山一角。在互联网时代，“杰利蝾螈”也生发出了新形态。

根据《自然》上刊登的一项研究，通过人为安排选民之间的社交联系，他们获取信息的网络可以被重新构建，这样就能改变个人对群体偏好的认知，而这种误导最终甚至可能扭转整个选情。这个过程，叫作“信息的杰利蝾螈”。

在“信息的杰利蝾螈”里，划分选区不再重要，关键是影响选民之间的社交网络。

就像上图，10人支持橙营，8人支持蓝营。当社交网络在随机分布时，8人通过联系人的偏好正确推断出橙营占上风，8人认为两者持平，只有2人会误认为蓝营更受欢迎。而在“信息的杰利蝾螈”中，网络结构能刻意扭曲投票人对其他人偏好的判断，三分之二的投票人误认为蓝营更受欢迎。

“杰利蝾螈”的形态不断演变，美国的选举与民意拉得越来越远。“弗兰肯斯坦”的预言在现实中不断上演，偏航的技术变成了反噬自身的怪物。

评价这样的选举，卢梭有句话，现在也很合适：

“公民们只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时候才是主人，而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成为奴隶了。”

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美国人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杰利蝾螈”。

▲ 选举权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以目前的形式放任“杰利蝾螈”，投票就毫无用处!

事实上，“杰利蝾螈”是公认的选举肿瘤。美联社今年3月的民调显示，超过2/3的民众将问题程度描述为“严重”，这个比例甚至明显高于少数群体投票权受压制的问题。

积弊之深，可见一斑。

政客们也想过改变。有专门立法规定，因为得克萨斯州不公正划分选区的劣迹，它的选区地图变动需要经由司法部门预先批准。

蹊跷之处就在这里，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卸下这层约束，理由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变好了”。之后，护栏再次被削弱了一层——最高法院决定不再受理因政党而引起的“杰利蝾螈”争端。

两党都在诟病“杰利蝾螈”，为何护栏却是一步步失效?

司法部门有法理逻辑的解释。但从另一重视角来看，长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艾伦·洛文塔尔揭开了遮羞布：“虽然这种做法一直不受欢迎并受到广泛谴责，但政客们经不住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诱惑，他们无法放弃。”

毕竟，美国两党都在从“杰利蝾螈”获益。

有着种族“杰利蝾螈”掌舵人之称的托马斯·霍费勒毫不避讳其中的利益关系，在他眼里，“重新划分选区是共和党能够做的最有利可图的投资生意之一。”在上一届选区划分之前，州级领导人竞选委员会启动了一项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略，背后有着雷诺美国、阿尔特里亚和沃尔玛等多家大公司的倾囊相助。

利益，民主党人也舍不得。为了解决“杰利蝾螈”的问题，有议员曾在州议会中提起过立法——根据设想，该州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党的委员会。但是推进提案的过程中，民主党人为了“保住权力”，不断掣肘。

既然都能获益，那就继续向前。并且，还要大张旗鼓。

2016年，民主党专门成立了全国民主党选区划分委员会(NDRC)。第二年，共和党也成立了与之抗衡的全国共和党选区划分基金会(NRRT)。

两边的组织者，要么是前总统，要么是前国务卿，地位不可谓不高。两边，也都高高举起了捍卫民主的大旗。

注意，二者中，是民主党先在选区上“下功夫”。原因，无非是不甘落后。毕竟，共和党在“杰利蝾螈”上占的便宜更多。

在2010年的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对25个州议会和29个州长职位的完全控制，并且控制了几乎所有主要的摇摆州，其负责重新划分选区的数量是民主党的4倍，这使得共和党在之后的十年中锁定了权力。

民主党的心态难免复杂起来。知道局面不利，成立了选区划分委员会，但如果能让这个这个不利于自己的现象消失，也不是不行。

2019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高票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禁止“杰利蝾螈”，由各州创建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利用超政党的方法来划定国会选区。但该法案未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

极化的政治带来的，是美国民主的毒瘤已经无法修复。

反对，可能只是因为不能够完全为我所用。无法反对，那就只能想着继续用“杰利蝾螈”钻美国民主的漏洞。

目前，新一轮选区地图正在绘制中，它将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下一个十年。已经确定了选区地图的近20个州中，仅仅有三个州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情况 。其他的州，选举优势都倒向了一党。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对各州“杰利蝾螈”的评估，俄勒冈州新地图的党派公平性被定为了“不及格”。由于人口增长，俄勒冈州的席位多了1个，而其中蕴藏的增量，民主党在这次划区中尽揽。

▲ 俄勒冈州现在的选区地图(左)与民主党人提出的未来十年的拟议地图(右)

竞争性小了固然可以保住政客们的安全席位，但也会导致两党合作和妥协的机会减少，代表们会转向意识形态的两极，社会撕裂的种子就埋在这里。

拨乱反正不成，政客们对自己的政党而不是对选民更负责任，选举陷入了与“杰利蝾螈”共生的关系，两党都吸附在这心知肚明的“恶”上，喝着毒奶。

螺旋向下的美国民主，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蒙眼向前。

那些高喊正义口号的政客有时间可以回头看看，真正的民意，被甩到了多远。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590

作者：张沱生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沱生(Zhang Tuosheng)，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发展潮流，但朝鲜半岛却冷战犹存，至今仍是东亚和全球的一个安全热点。其主要问题包括南北分裂、美韩与朝鲜长期敌对、朝鲜发展核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核危机。这些问题给半岛及东北亚带来了严重的军事安全风险。

1992年首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有关方曾与朝举行双边、四方、六方等多种形式的对话谈判，但都以失败告终，形成了“危机-对话-达成协议-协议失效-危机”的恶性循环。朝核及半岛问题对话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美朝双方极度缺乏互信，有关方对半岛无核化的定义和实现无核化并建立和平机制的路线图、时间表分歧巨大，朝鲜对“利比亚模式”高度警惕。

与此前多次出现的高度紧张相比，近两年来的半岛形势相对平静，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个也未解决，形势令人担忧。

首先，在2019年美朝河内对话无果而终、特别是2020全球疫情暴发后，虽然“双暂停”在半岛仍得以维持，但半岛无核化对话已全部停止。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后表示愿与朝鲜无条件恢复对话的建议，以及5月份出台的对朝新政策，均受到朝鲜公开批评。朝方领导人声称，如果美国不彻底改变对朝敌视政策，朝鲜决不会再与美国进行对话。

其次，已跨越核门槛的朝鲜仍在继续发展核力量，力争获得类似印巴事实核国家的地位。2018年朝鲜曾提出实行新的战略路线，但2020年金正恩又重提并进路线，在今年1月的劳动党八大上，他更公开宣示了朝鲜未来继续发展核武的宏大规划。在此情况下，国际上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疑问：朝鲜还有可能弃核吗?

第三，到目前为止，朝鲜仍保持了国内政治的基本稳定，但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国内经济体制失灵及遭受严厉国际制裁，是朝鲜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2020全球疫情的暴发及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朝鲜的经济困难。

第四，半岛、东北亚继续笼罩在核扩散、军事对峙与军备竞赛的阴影下。今年5月美国允许韩国发展中导，8月美韩继续进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9月朝韩接连进行新型弹道导弹试射。这种态势如不改变，朝鲜将可能进行新的核导试验，韩日将进一步扩充军备，朝鲜拥核的多米诺骨牌效益也将日益显露出来。

第五，9月底南北关系出现了一丝缓和迹象。朝鲜宣布恢复与韩国的沟通联络，并称愿在一定条件下与韩国就发表终战宣言进行商讨。但韩国发表终战宣言的建议却受到美国冷遇，南北恢复对话仍困难重重。

第六，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使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意愿受到很大削弱。解决朝核问题不是当前中美各自的优先事项。

总之，如果目前半岛的僵持状况不能改变，新的危机迟早还会发生。为避免半岛再现紧张局势，中美应发挥大国担当，努力缩小分歧，争取早日重启半岛无核化合作。对此笔者有以下六点建议：

一、中美应通过高层对话共同宣示解决半岛问题是两国的重要合作领域，而非竞争、对抗领域。为此，美国必须改变一方面寻求与中国开展半岛合作，同时又在诸多领域实施对华打压的错误做法。

二、中美应共同推动有关各方在坚持“双暂停”前提下重启半岛无核化对话，特别是支持南北双方首先重启对话、缓和关系。半岛统一最终将由南北双方以和平方式自主实现。

三、中美应就新形势下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政策达成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不动摇;坚持通过和平对话而非诉诸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平衡解决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进;实行“一揽子、分阶段、同步走”的方针。

四、中美朝韩四方应首先为结束半岛战争状态做出重大努力，并应共同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路线图。四方会谈应逐步发展为六方会谈。

五、坚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朝核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一项当务之急是探讨如何执行安理会对朝制裁的可逆条款问题，这可能成为重启半岛对话的一把钥匙。

六、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须努力维护双方战略稳定，包括危机管控。

原文标题《中美应合作打破朝鲜半岛僵局》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589

作者：贺文萍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贺文萍(He Wenping)，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于11月15至20日进行了任内的首次非洲之旅。短短五天内，他先后访问了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等三国。虽然与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相比，布林肯在访非期间提及中国的次数及口气都明显“减缓”，但在与中国争夺对非影响力方面，拜登(Joe Biden)政府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布林肯与蓬佩奥只有手段上的差异，而无目的上的不同。从布林肯访非时的讲话及举措看，美国国务卿非洲之行对中非关系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轻视非洲的态度，开始给非洲“戴高帽”。

这种抬高非洲地位与作用的做法，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非关系的话语体系构成竞争甚至冲击。一直以来，中国一直视非洲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建设国际公平公正秩序的重要力量。当西方唱衰非洲是“无望的大陆”时，中国一直把非洲看做“充满希望的一片热土”。应该说，中国对非洲国际作用及发展潜力的一贯积极和充分肯定，构成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近年来，原本背负殖民“旧账”的西方国家也一方面与殖民历史做切割，一方面高调强调非洲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布林肯在访问尼日利亚时强调，非洲“曾经不被视为平等的伙伴”，但拜登政府将非洲视为“主要地缘政治力量”和“塑造全球未来的力量”，“没有非洲的参与，就无法实现我们在全球的任何目标”。

针对非洲国家一向反感大国把非洲视为“棋子”和被要求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布林肯说，美国不想限制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而是希望非洲与美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加牢固。

其次，拜登政府在非洲开打“民主牌”和进行意识形态拉拢，目的是在政治理念方面拉开非洲与中国的距离。

布林肯访非时阐述了拜登政府非洲政策的五个支柱，即实现全球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巩固民主、推动和平与安全。从内容看，除了“巩固民主”，其它四项内容都是中国的中非合作论坛一直以来强调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效的领域。

拜登政府执政后，在打意识形态牌这方面完全继承了特朗普的衣钵。布林肯访非时宣布美国明年将举办美非峰会，美国将为非洲带来“体现民主价值观的切实利益”。由于美国还计划在今年12月召开世界民主国家峰会，布林肯也顺势向出访的非洲三国发出参加美非峰会及世界民主国家峰会的邀请。

非洲自冷战结束后已经在多党民主的道路上艰难摸索了30多年。就在非洲近年开始兴起“向东看”并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智慧与道路上吸取灵感和经验时，美国再次开始高举“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旗，试图从思想理念方面再次“锁定”非洲。

最后，用西方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来拉拢非洲，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影响力。

美国牵头在今年7月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全球海外基建投资计划。该计划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搞“民主国家”划线、西方价值观导向以及所谓符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等等，因此被称作西方民主国家版本的基建计划，是用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

布林肯访非期间一方面攻击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给非洲带来所谓的“债务陷阱”危机，同时美国自己又在忙不迭地与非洲签署基建投资协议。如11月18日与尼日利亚签署了一份价值21.7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计划，投资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塞内加尔也签署了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备忘录。

另外，布林肯这次访非的时间选在了11月底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前，出访的最后一站塞内加尔也恰好是即将到来的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的主办国。出访时间和出访国家的选择，自然使人们难免产生与中国争夺非洲影响力的联想。

原文标题《布林肯访非对中非关系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588

作者：林森  来源：美国之音

熟悉内情的人士对媒体透露，华盛顿与北京在不久前举行的美中元首视频峰会上达成一致，将努力促成美中两国军方高层官员早日实现对话。分析人士说，对美中军方关系是否能恢复到以往的最高水平的前景感到悲观。

美国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日前(11月20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首次视频峰会上，两位最高领导人同意支持两国军方举行高级别官员对话，对话层级最高至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说，白宫现在正在制定一项战略，涉及如何处理美中接触事宜，包括网络安全，太空、核武器领域，以及美国关注的武器测试和部署问题。该人士称，美中军方之间的这些讨论，将不同于以往美国与苏联和俄罗斯举行的那种正式的军备控制谈判，未来美中军方双边会谈的确切形式仍有待确定。

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据信达成的这项协议，可视为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而此前的几个月里，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尤其是最近中国进行高超音速武器测试，诱发五角大楼情报官员警告说，中国的核武库增长速度要快于预期。

美中军事关系现状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往届政府时期曾经有过许多实质性的高层交流和热线通话，但是美中军事交流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已经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两国军方的实质性交流少而又少。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R. Heath)博士告诉美国之音，在过去的几届政府中，美中两国军方定期举行会议，并就安全相关主题进行了各种对话。两军偶尔也会就搜救等非战争题目进行演习。

“自2013-2014年以来，这类活动一直持续下降，现在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原因与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度紧张有关。由于在包括台湾、南中国海、贸易和技术在内的许多问题上持续存在激烈争端，美中双边紧张关系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水平。两国军方与军方的关系，对这种紧张局势非常敏感，在这种条件下军事关系往往会呈现下降趋势，”何天睦说。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深研究员韩磊(Paul Haenle)今年8月份发表在该机构网站上的文章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年度军事交流次数，从2014年的峰值41次，下降到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每年不到20次。美中之间2017年建立的经常性的高级别安全与外交对话，在2019年时也被特朗普政府放弃。

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Richard Weitz)认为，除了特朗普政府后期与中国对峙而减少甚至取消两军交流的原因之外，北京高层方面政策的变化也是美中军事交流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中美安全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但解放军与五角大楼的交流仍在继续。

魏茨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华盛顿做一些惹恼北京的事情，比如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时，中国就会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习近平上任初期时，两国军事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因为习近平似乎鼓励这样做。

“但近年来，中国又回到了早先暂停合作以表达不满的做法。另外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也限制了两国军方的联系，”魏茨说。

美中军事对话如何展开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拜登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时，提出了管理战略风险和建立护栏以避免误判和误解的重要性，这表明拜登政府仍然有兴趣与中国适当的军事对口官员进行接触。

拜登与习近平既然已经达成协议，支持五角大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升军事对话，以缓解两国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两国军方应该从何入手?

兰德公司军事专家何天睦认为，华盛顿与北京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两国军方保持继续对话;因为美中两国军方恢复对话和互动，以建立信任并扩大就安全议题进行坦率讨论的空间，将是一件双方都受益的事情。 “鉴于这两支强大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可能造成的危险，美中之间没有任何误判和误解的余地，”他说。

不过哈德逊研究所的魏茨博士则对美国之音说， “即使中美恢复直接军事关系，美国也将限制其实质内容，以防止解放军再次向美国同行学习新技能，或更深入地了解五角大楼是如何开展行动的。”

美中军事对话前景

至于未来美中军事对话的前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不感到乐观。

军事分析师何天睦说： “鉴于美中关系的下行趋势，我对美中军方对军方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过去所达到的高度感到悲观。”

不过，何天睦认为美中关系目前当然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没有必要在军事议题上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相反，美中双方可以从只是保持稳定的军方对军方关系中受益匪浅;而这种关系旨在实现沟通和协调，以便两国军队能够在危机中避免误解和误判。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援引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Ronnie Chan Chi-chung)的话说，由于美中两国已注定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保持长期的对抗，因此中美之间的谈判不太可能显著地改善双边关系。

陈启宗在香港大学中国机构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不要去责怪唐纳德·特朗普。毫无疑问，特朗普把美中关系带到了地狱;但他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是30年来的酝酿。”

哈德逊研究所军事分析师魏茨则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几年，中美军事交流很可能集中在双方就军事准则等问题交换意见上，主要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的误解或者误判。

“而在联合演习方面，两军最多可以就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等非敏感题目进行演习，”魏茨说。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1

旧文章ID：26587

作者：黄靖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发起的所谓“民主峰会”将于近期以视频形式举行。这一活动不仅将给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感”，同全世界急需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且还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

不久前，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视频会晤。毫无疑问，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有着非常正面的积极影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者”，作出了“竞赢中国”的战略部署，延续甚至加剧了特朗普时期挑起的中美“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拜登主动提出举行元首视频会晤，并在会晤中强调中美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而且，两国领导人都强调必须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对抗。

然而，当前的现实决定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难有根本性转变。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两国关系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首先，美国挑起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主流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经济体量有望在近期超越美国造成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成功表明，除了“华盛顿共识”之外，“北京共识”也是一条人类社会走向成功的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基础。

因此，美国真正想要打压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力量，更要封杀“中国道路”。但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中国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其次，正因如此，美国挑起中美“竞争”以及为此推出的对华政策是高度情绪化的。

二战以来，美国大众始终是从“世界老大”的地位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对他们而言，从老大地位跌落是不可想象并且难以接受的。然而，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美国从冷战结束后的巅峰状态向下滑落是不争之事实，而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的下滑衬托得更加“突如其来”。美国朝野不反省自己，而是将对美国实力下滑以至或将失去老大地位的沮丧、愤怒及恐惧，一股脑地怪罪在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头上。

这导致美国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毫无克制的妖魔化，另一方面高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大旗，认定除了美国道路之外的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的，由此形成了一股弥漫美国朝野的“政治正确”：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任何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和话语都会遭到狂热的攻击和封杀，而妖魔化中国的鼓噪却大行其道。几近疯狂的情绪在政策上的反应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尽管拜登政府认识到了这种“乱打王八拳”对美国自身的伤害，但推出的“竞赢中国”的战略却只是看似理性。其中以“共同价值”为标杆的“重振联盟”努力，除了争取到其盟友在“人权”“民主”等立场上的一致性之外，并未取得任何有实操性的协议或政策。其大力推动的“印太战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迄今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甚至在“印太”的地缘定义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最为危险的是，美国企图以台海、南海为抓手对中国施压，最大限度地榨取战略价值，但由于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立场和能力，美方图谋难以得逞，反而加大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可见，拜登政府的“竞赢”战略部署不仅与其一贯强调的不搞“冷战”的承诺相悖，而且进一步拉伸了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战线，加重了战略负担。

第三，就目前而言，管控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于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

一方面，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如履薄冰，动辄得咎。为了缓解内斗，维护对政局最基本的掌控，拜登政府不得不高调保持强硬姿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对华政策上用强硬的姿态来掩护政策的妥协，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习惯”。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弱势，导致其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及协调能力低下，甚至不能有效地管控自己的团队，其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口无遮拦地攻击中国，以讨好国内反对力量的例子层出不穷。这说明拜登团队连最起码的纪律都难以维持。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将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拜登团队“说到做不到”的现实将给管控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障碍。

综上所述，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可能将继续面临困境，其根源就是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在其经典的双层博弈理论中证明，一个面临国内政局混乱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难以有所作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制定任何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妥协与平衡。矛盾而分裂的国内政治使得这样的妥协与平衡难以成为现实。

在今后几年中有效管控中美关系至为关键。为此，做到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一是，两国元首达成的相关共识必须得到落实。二是，中美两国需建立有效的定期交流沟通机制，通过不断的交流与沟通，双方至少能够准确了解对方的意图和“难点”，进而尽量避免局势的恶化，预防和管控或将出现的危机，阻止对抗的发生。第三，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列出一个尽量具体的“不可做”(not-to-do)清单，据此划出“竞争”的红线，使美方反复强调的“护栏”有实际的意义和内容。

尽管短期内中美关系难有根本好转，但“形势比人强”。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与进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断地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奉行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和参与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中美“竞争”必然越来越显得缺乏建设性，因而不会给双方带来任何切实的利益。在此过程中，美国或将逐渐克服在对华政策上的情绪冲动，回归理性。毕竟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

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特聘教授暨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30

旧文章ID：26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