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时至今日，“软实力”早已不只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术语，从政府到民间，中国人对软实力的探讨方兴未艾，中国要在国际上走出“挨骂”的阶段，也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

回望本月，以立陶宛为代表的欧洲政坛势力在台湾问题和其它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频频挑衅，背后原因不仅是为遏制中国的崛起，也能看出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和欧美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而中国的叙事能否为更广大的世界所接受?这本身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可以是一种话语，也可以是一种实践，可以是一个产品，也可以是一种形象。

日前，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王逸舟接受《顾问》采访，探讨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打造可亲可敬可爱的魅力大国。

中美：短期改善与长期矛盾

Q：如何评估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评估立陶宛事件对我外交形象的影响?能否预期下月美国将要主办的“民主峰会”的传播效应?

王逸舟：中美关系近期以两国元首视频对话为标志，确实有改善的迹象，包括在贸易在人员往来、记者重新获得签证、媒体交流方面都有改进，全世界好像也松了一口气。虽然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两国的摩擦仍然有些还在继续升温，但总体而言，中美大的结构性的对抗、螺旋式的危险上升的势头似乎有所缓解。美国确实经济上有很多麻烦，疫情虽然相对缓解，死亡率大幅下降了，但是经济的总体面不太好，包括物价上涨、城市犯罪率上升，美方也希望有一些外部积极推动因素，促进美国贸易经济改善。另外它也看出来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角色，不是美国轻易动手动口就能改变的，从长期考虑，美国也需要同中国缓解关系，这也是民主党政府在明年中期选举来临之前一个大的考虑。从中国来说，我们就要办冬奥会了，明年还要召开二十大，需要有一个有利、和平、正向的国际环境。

当然，中美长远的竞争态势，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在软实力价值观上的这种对立是不会根本缓解的，我们对短期的改善和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还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美国实际上也是两手，既有希望改善的一面，同时也没有放弃打压和围堵的一面，比如你刚才提到的“民主峰会”，实际上就是它的价值观外交的最新表现。台湾当局也可能会受邀参加，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清楚，所谓的“民主峰会”就是一个排他的俱乐部，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峰会干扰我们的外交大局，不要被它影响我们在全球的既定发展目标。

立陶宛事件是一个相对比较孤立的事件。我观察了一下其他的潜在的对象，如果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它们也会因为看到这种外交降格、贸易收缩的后果从而重新考虑或者放弃原有的计划，我觉得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这起事件讲多了反而没有多少好处，全球各大洲、国际组织大多数成员都不太会重蹈立陶宛的覆辙，相反，我倒是看到其它的一些消息，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在大选之后、新政府上台之后，未来很可能同中国大陆靠拢、接近，甚至建交，新的动向已经出现了。从全球总体来看，随着中国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台湾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相对的萎缩，大多数国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一目了然。当然，另一方面来看，就像你说的，立陶宛事件并不单纯因为美国因素作祟，它也反映出立陶宛的社会公众对中国的不了解。很多人基于自己国内的氛围、国内的宣传和他所受的教育，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远远不及对台湾，但是当他来到中国之后，就会发现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他在中国跑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往基层深入的点越广泛，就越发现自己原先的看法多么简单、粗浅、可笑。

软实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来源

Q：让国际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成为可亲、可爱、可敬的角色，这里其实涉及到提升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即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的概念这些年在国内普及到了各个领域，有外交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软实力，甚至连幼儿园都在倡导软实力，我们回到软实力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王逸舟：软实力是相对硬实力而言的，硬实力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以物质作为基础的实力，比如GDP、军舰、基础设施，而软实力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吸引力、影响力，它的品牌的感召力，对于外部重大议题、重大风向、重大偏好的塑造力，这些以非物质形态潜移默化展现出来的特殊实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实力。约瑟夫·奈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在对各国的相对实力进行比较评估之后，发现传统的军事手段和经济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年的各种现象，他说不足以解释的现象就是苏联的解体(1991)。按照以往的实力学说，美苏两大两个军事和经济集团在全球展开争夺，最终可能是靠经济或者军事的手段来对决，可实际情况是，美国没有费一枪一弹，苏联就消失了，两极格局就终结了，用传统的实力观无法解释冷战的结束。他说，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军事手段和经济资源)虽然有助于理解强迫或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无法解释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来源。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根据奈的学说，软实力当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有什么令人惊艳的基因和禀赋，它的历史传统有哪些公认的精粹;第二，在现实的体制、制度和各种机制安排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这种思想和创意在全世界能否获得共鸣;第三，从国际上来看，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发挥富有想象力的一面，能否以富有魅力的形态展示自己。虽然在往后的30年间，人们对软实力的概念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但是总的来说，奈提出的三个软实力的基础，还是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主要框架和重要起点。

硬实力：软实力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Q：中国是泱泱大国，我们提升软实力是通过挖掘自身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向国际社会汲取经验?伴随硬实力的崛起，软实力能否得到自然的推动?

王逸舟：首先要承认，软实力一定要有硬实力作为基础，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你如果没有钱，没有国土，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没有雄厚的制造业，你在国际关系中就没有办法推进或者创造软实力，即便有，也是非常单薄的，或者说数量很少的。可以说，硬实力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硬实力并不等于软实力也很好，比如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很有钱，大洋洲的奥大利亚有大量的矿物资源，但是拿得出手的品牌并不多，人们说起澳大利亚人想到的是它喜欢炫肌肉，说起沙特想到的是它喜欢炫富，但是钱和肌肉并不是可亲、可爱的东西。相反，我们看有些国家在硬实力上今非昔比，但是你会感到这些国家还是很有魅力，比如讲到俄罗斯会想起它的艺术天赋，讲到法国会想起它的浪漫气质，讲到英国会想起它的幽默技巧，想起它在全球体育领域引领的各种规则的制定。

全球80%的国家属于人口在两三千万以下的中小国家，它们的软实力跟硬实力也不是直接挂钩的。北欧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可是他们有很多重大的软实力品牌，比如挪威既是全球冰雪运动大国，也是全球海洋大国，在全球海洋领域中订立了很多规则，在南极事务中，挪威的影响力也是数一数二的，同时，它还是联合国的维和大国，在维和事务中，有很多将军都是挪威人，它的维和学说很有影响。瑞典也是这样，瑞典有个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它在军控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析报告非常有影响力，我和这份报告的作者聊过多次，它的作者也是全球范围的，不同报告由不同地域的研究人员牵头，使得它的报告成为全球军工领域的重要品牌，也是瑞典一张有力的名片。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来自挪威，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自瑞典，瑞典有大学专门开辟了哈马舍尔德小道，小道上介绍了很多关于联合国早期重大倡议的推进过程，还专门开设了哈马舍尔德讲座，倡导一种“和平学”。跟美国所说的战略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安全学不一样，和平学更多是从如何缔造和平、实现军控和无核化、实行裁军来推进的，反映出瑞典人在联合国系统中的贡献。在国际社会一些热点和争端场合，经常有一些北欧小国的倡议，大家熟知的《奥斯陆协议》就是巴以双方在挪威的撮合下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曾经讨论过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贡献，这个人口不到50万的小国最早倡导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以前各国都在争土地，争海洋，争出海口，但是它明确提出来，很多资源不是属于某个国家的，而是人类共有的，比如公海、极地、太空。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对于人类的进步，对于科技发展的前景，其意义不言而喻。

普通人：软实力的目标对象

Q：俄罗斯人的艺术，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幽默，这些案例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质，而“人类共同遗产”和《奥斯陆协定》，这些案例涉及的则是国际事务中的独特作用和崭新理念，它们的主体可大可小，但是归根到底靠什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王逸舟：软实力本身是多层次的，比如奥运会就是一种特殊的软实力，成功承办奥运会的国家可以给自己的国际形象大大加分。高质量的展览会也能体现国家的声望、想象力、传播力。德国的展览会就特别多，比如国际关系领域有个慕尼黑安全论坛，这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安全论坛;全球经济的数据预测相当多地来自于德国的五大经济智库;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书籍业、出版业的盛会;汉诺威国际机床展览会是全球最好的机械制造展会。国际上最知名的博览会中，德国的可能不下上百个。相比之下，中国有博鳌论坛，有进博会，但是大多数省区确实还是缺少这种全球性影响的品牌。获得认可的标志是可亲、可爱、可敬。所谓的可亲，我的理解是可以亲近普通人，可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普通人的兴趣，让普通公众感受到吸引力。

所谓的可爱，指的是国际软实力一定要包括好玩、好看的东西。国际领域的艺术、媒体、文化、影视作品，经常能够帮助国家、民族提升它的影响力。比如日本的“Hello Kitty”，就非常受人喜欢，做成了很多书包、衣服、玩具，变成了日本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一个小小的卡通人物几乎成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与之类似的还有机器猫、史努比、小熊维尼、小猪佩奇，等等。这些东西全世界都喜欢，它也能够产生很多连带性的产品，增加其他国家公众对这个国家的好感。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形象是好是坏，外界对它是喜欢还是厌恶，并不完全是听外交部发言人怎么样，也不完全是听领导人在联合国怎么讲，而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去感受。

大国和国际组织倡导的很多议题、提出的很多概念，对于全球各国发展以及政府议程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近期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2016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但是深入观察会发现，很多倡议最早并不是领导人或者政府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一些民间团体、社会组织，来自科学家、学者，甚至家庭主妇。今天讲生物多样性、千年发展议程、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这些主要的思想和半个世纪以前意大利一批学者、工程师在周末建立起来的一个沙龙(罗马俱乐部)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两份重要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开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议程。再比如达沃斯，达沃斯虽然是瑞士一个小镇，但是半个世纪前创立的论坛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球议程设置、全球经济展望的风向标，得到非常广泛的援引。达沃斯经济论坛给瑞士增加了荣耀，增加了新的品牌，而这个品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它的手表、军刀、巧克力、银行系统。因此，软实力的倡导者是多层次的，多来源的，我们对它的提升也要有全面和广泛的实践。

智库和高校：软实力的引领者和先锋

Q：如果说普通人不仅是软实力的目标对象，同时也是软实力的行为主体，那么，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和智库又当在软实力的塑造中发挥什么作用?

王逸舟：当下全球疫情还在蔓延，公众要知道疫情蔓延的具体态势，会援引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当你去追踪去查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特色，会发现这座大学有一个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在提供全球疫情数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座大学实际上是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多年来它的科研经费投入都是全美大学第一，有将近40位研究人员或者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从专业设置来看，医学、公共卫生、统计学、生物学、国际关系这些学科一直是居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前列。它的资源中心提供的信息不仅可视化程度非常好，而且非常翔实，打开链接进去很容易就能看到全球各地疫情的数据变化，包括具体的曲线，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比例，甚至包括美国各个年龄段、各个族群的病床、ICU数量。而且它不受美国政府影响，不受公众情绪干扰，也使得它变成各国乃至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数据来源。

除了疫情当下看到霍普金斯大学的作用之外，在平时涉及到的各种重大国际议题中，比如全球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全球的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潜在危险，美国一些重要智库、大学有很多这类数据网络。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你恐怕找不到任何一个重大国际议题的全球性网络。越是全球化，越是相互依存，越是信息网络和人员密集交往的时代，每个行业的精英要想做出决策，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这些全球化的信息，这个过程具有很大的塑造力和前瞻性。而现在看来，大部分数据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比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鲁金斯学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这些机构有它自己潜在的价值偏好，比如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是集权型的国家，俄罗斯是扩张型的国家，中东一些国家就是要资助恐怖主义或者制造战乱的国家，这种意识导致它在取舍数据、在发布报告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你无法评估的效果，这种软实力有时候比航母舰队、贸易制裁、金融长臂管辖的影响更深远，而且悄无声息。

在国际话语权中间，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在有些方面是有显著改进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干部人员比例，推送一些年轻人去实习，在国内也加大了这方面的培训课程。当中国的某些硬实力得到持续提升的时候，无形中让我们在国际领域相关的软实力特别是国际干部话语权方面也有所跟进。比如，中国农业这些年来一直稳产高产，把粮食安全的问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给全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形象。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粮农组织一直认可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曲东玉先生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明证。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育种专家为全球提供的水稻品种，帮助很多国家改善了他们的粮食供应状况。在农业领域，中国很有发言权。在工业发展、航空、邮政、教育科学等方面，我们在相关国际组织中也获得了更多的干部名额和话语权。

内圣而外王：软实力的最高境界

Q：外交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软实力来源，您近期就在研究外交语言的来源和品质，什么样的外交语言更有助于提升软实力?

王逸舟：外交语言不仅要力求简洁，而且要确保真诚，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对于其它民族的善意。我认为，优雅、绅士、委婉、含蓄是高品质外交语言的表现。不光是有声语言，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副语言也能反映出外交语言的水平。全世界很多政治家提到周恩来都会肃然起敬，这位中国伟大的外交家不仅政治立场坚定，长期维护亚非拉弱小民族的主权尊严，而且他有着特别非凡的一些记录，比方始终如一的雍容华贵，待人接物的体贴入微，广结善缘的友好真诚，他看人时候的专注眼神让人感到很受尊重，但是，周总理的外交遗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中国现在整个外交语言的气氛比较浮躁。

增强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不只是器物层面的问题，不只是物理方面的增加，而是更着眼于思想和智慧的一种境界;第二，它不光是一种对外的东西，而是由内而外，中国古人讲内圣外王，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美好真诚，就会对外形成王道，让外界无形中对你产生尊重，软实力最终还是决定于这个国家和社会自身的健康进步指数;第三，软实力不光是领导人的战略步骤或者高层的设计，它同样也是国民的责任，跟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想象力和素质是有关系的;第四，软实力需要精致的界定，外宣不可能完全脱离实际生活，无限夸大，打造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就要想办法避免片面宣传高大上的东西，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防止好战好斗的意识，而是保持在对外交往和处理难点问题过程中的平常心和韧性，更多开发出智慧和巧妙的一面。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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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1年11月总第二十八期

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布局中，印太战略占据核心地位。沙利文(Jake Sullivan)、坎贝尔(Kurt Campbell)、拉特纳(Ely Ratner)等拜登政府中国政策团队核心成员普遍将印太视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首要区域。他们主张以日韩澳菲泰五个条约盟国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主体，大力吸收区内外伙伴国，打造制衡中国的地区架构(regional architecture)，全面加大对华军事安全威慑，并提升在“灰色地带”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拜登政府正在制定更为详尽的印太战略，包括推动构建“印太经济框架”。从近期美国高官的政策表态和相关行动看，美国加紧打造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的印太棋局。

一、 突出美国的“印太常驻力量”角色

过去几个月，拜登政府频繁派出高官访问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印太地区国家，拜登本人也亲自参加美国-东盟峰会等活动，通过加大政治和外交接触力度展示“美国回来了”。2021年11月11日，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视频演讲。他强调，美国“是印太地区的常驻大国。人所共知，我们的‘国土’向西到达关岛，那里属于美利坚的领土…我们在日本、在韩国、在澳大利亚都有实质性的长期驻军。” 沙利文的这一论调旨在回应有关美国是“域外国家”的说法，力图展现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高度重视。沙利文还表示，美国决定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就是为了能够更多地关注印太地区，美国和中国在印太地区存在“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并未意味着一场“新冷战”。

作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则在另一场智库活动中，就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做出进一步阐释。坎贝尔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当年美国“亚太再平衡” 政策的主要操盘手。11月19日，坎贝尔与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举行印太战略专题对话，哈德利曾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美国和平研究所毗邻美国国务院，带有很强的国会和政府色彩。这场对话发生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坎贝尔全程参与了这场重要外交活动，因此他的政策表态倍受关注。坎贝尔称，拜登政府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构建美英澳三国安全关系(AUKUS，奥库斯)以及加强与越南、欧盟等协同，已经让中国感受到压力。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从国内事务开始的全面综合战略”，科技竞争是核心领域，美国将会注重完善印太战略下的地区经济政策。

即便奥库斯机制等受到来自地区国家的批评，但拜登政府并没有放慢步伐。近期，拜登政府已经任命米勒(James Miller)负责推进奥库斯事务，尤其是围绕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一事敲定细节。米勒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相关活动时提出，日本应当加强与奥库斯的联系，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领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强调，奥库斯并不仅仅聚焦军事合作，还涉及新兴和关键技术、国防产业链等诸多层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专门打造了“悉尼对话”机制，用于促进美日澳印等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协调。这也印证了坎贝尔有关科技竞争是美国及其印太盟友关注焦点的论断。

二、抛出“印太经济架构”主张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最大“痛点”在于缺乏有力的地区经济政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保护主义做法，推进以“重建中产阶级”为核心目标的政策路线，推动“美国制造”等计划。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之称为“软保护主义”。为了避免得罪美国中下阶层选民群体，拜登政府进一步疏远“自由贸易”，宣扬“公平贸易”，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力图推进所谓“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其后果在于，美国缺乏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地区多边经贸安排的政治意愿和政策空间。

据美国官方机构统计，2011年美国对亚洲地区国家的出口额是4392亿美元，2021年为4497亿美元。在过去10余年间增长寥寥，这让美国战略界人士慨叹，美国在地区经济事务上面临“被边缘化”的严峻挑战。拜登政府既要设法为其印太战略打造经济支柱，又要顾及美国选民厌恶“自由贸易”的情绪，在实难加入CPTPP等多边经贸安排的情况下抛出“印太经济框架”这一口号。民主党人一贯擅长制造政策概念，迄今“印太经济框架”仍是语焉不详，多少显露出拜登政府在地区经济战略上有心无力、左支右绌的困境。

不过，从近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arine Tai)等高官的印太之行看，仍可就“印太经济框架”看出若干端倪。雷蒙多访问新加坡、日本和马来西亚，其聚焦的政策协调议题包括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设施三点，其中尤以涉及芯片等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链问题为首要。戴琪的行程则涉及日本、韩国和印度三国，促成“美日贸易伙伴关系”，强调加强美日在劳工权利、环境、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提出要“以未来为导向”，与韩国深化有关供应链、新兴技术、数字生态系统等问题的磋商;参加美印贸易政策论坛，围绕钢铁关税、医疗设备市场准入、数字税等具体问题与印度方面加强沟通，努力弥合美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议题上的分歧。简言之，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或以数字贸易、供应链重塑为重点，并通过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与美国提出的另一项倡议——“重建更好世界”(B3W)形成呼应，进而不断强化与中国之间的产业、技术与地缘经济竞争。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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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中美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这场3个多小时的会谈，无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当前中美对峙趋于紧张的局势之下，双方的表态向外部世界传递了重要信息。美方提出，要推动中美各层级的接触，为确保两国关系设立一些“护栏”。

中方回应，有意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有效管控风险进行探讨，双方高层及外交、国防部门都可以保持和加强沟通;并强调，平时就应主动及时地清除“易燃易爆品”。

那么，中美关系的“护栏”应怎么设?对于美国高举“和”“战”两手，在南海、台海频频挑衅、骚扰的行为，中方应如何回应?同时，面对向美国新南海政策调适的南海声索国，中国该怎么处理与这些国家、东盟以及美国的关系?

对此，观察者网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 “修昔底德陷阱”在海洋领域展现?

观察者网：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中美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这场3个多小时的会谈，可以说是国际社会一直翘首以盼的。近期，中美在很多领域针锋相对，所以外界很关心两国元首会谈之后是否会让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包括中美在南海问题等领域的对峙，从而创造一个喘息或沟通的窗口期。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趋势?

吴士存：我认为中美两国元首视频通话，在当前局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毕竟只有三个多小时的对话，又是视频方式，很难谈及具体的实质性问题。所以，它主要的积极作用是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管控可能出现的危机。至少我认为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大的滑坡或是剑拔弩张的可能性不太大。

拜登上台已经10个多月了，此前很多时候是隔空“喊话”，这次终于通过视频方式直接地面对面谈话。原本外界期待能否在G20会议或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有会晤机会，但习主席没有亲临现场参加会议。

拜登政府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即将来临，眼下有一个进行元首对话的窗口期，因为国会中期选举难免不打“中国牌”。但如果那时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面，就不具备领导人对话的气氛了，所以“窗口期”也就在明年上半年之前这段时间。

可见是美国对对话的需求要大于中国，抓住“窗口期”，以视频方式会面，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认为，并不会因为这次视频通话就发生根本转变。在南海，美国该干嘛干嘛，中国也是如此，两国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较量很难有新的缓和迹象。在台海，拜登的表态只是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但也是有附加条件的，是建立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已有涉台法案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些前提已经将“一个中国”的承诺掏空了，我认为美国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稍早前曾公开表示，美国讲的“一个中国”和中国讲的“一个中国”不是一回事。这段时间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试探中国的底线。

所以，具体层面的问题还会沿着原本的轨迹发展，短期内很难有重大突破。目前唯一有突破的是在记者签证方面，这也是目前中美双方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是一个技术问题。

观察者网：确实，近期美国及其盟友的舰船、飞机频繁出入南海，联合演习不断上演。根据南海战略事态感知计划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军海上侦察力量的活动强度持续走高，路线规划也有变化，大型军演次数提升。南海的“参与方”更多样，动作更频繁，说明了什么?怎么评价南海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吴士存：这种局面可以理解成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海洋领域里的表现，是传统海洋霸权与新兴海上力量在南海迎头相撞。

南海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因素在作祟。美国的南海政策已不再维持相对中立，其他一些域外国家也不愿看到中国在南海“一家独大”。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正有序推进，各利益攸关方试图以扩大在南海的存在、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来谋求制度性权力。这期间，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的南海政策也在调整。种种因素交织之下使得南海局势又出现了复杂多变的态势。

观察者网：前面提到南海参与方更多元化了，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亚洲的野心是几任总统的布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升级“四国机制”、重组“AUKUS”，有变化也有一脉相承，您怎么看待这段时期美国对各方盟友的重新排列组合，不同的组合有优先级别吗，透露了美国的什么意图?此前外界质疑“四国机制”是所谓的“亚洲小北约”，能否成形仍有争议，如今又加上AUKUS，说明了什么，“小北约”包围圈能否形成?

吴士存：两个不同版本组合的区别在于，一个特朗普版的安全战略，一个是拜登版的安全战略。相同之处就是两者都将中国作为遏制对象。目标的一致性，加之美澳在两个组合中是重叠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机制可能会最终走向融合。以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平台为例，只要把英国拉进来，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其实，AUKUS就是美国《临时战略安全指针》中提出的，以模块化联盟体系应对不同领域挑战的具体体现。

至于能否成为“亚洲小北约”，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对抗程度，中美是否会进入所谓的“新冷战”状态，以及本地区一些国家是否愿意放弃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 南海声索国、东盟、美国VS中国，交织的关系与利益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了菲越等国的南海政策向美国调适一事，其实近期所谓的南海仲裁决议又有“复燃”迹象。一方面美国不时挑动菲、越等声索国的内部情绪，在所谓民主峰会等价值观问题上拉拢，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虽然这些年在东盟构架花了巨大精力，但仍困难重重，比如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推进缓慢，近期东盟会议上也有相关方提出意见，您怎么评价中美在该地区的博弈?

吴士存：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大国崛起进程的初期，周边地区往往是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中国为了融入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接纳自己，当时的做法是自我调整以适应外部，但这种做法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难以为继了。可是，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地位，又很难做到让别国主动向我们调适。

加之美国从2010年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后来的“印太战略”“奥库斯联盟”等等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安全战略，使得中美战略博弈在地区层面全方位展开。

东盟作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决定了东盟难以在中美博弈中独善其身。

虽然东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中美都试图拉住自己的利益诱惑面前，东盟是很难做到“坐怀不乱”、保持绝对中立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盟会出现“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律悖反现象。在我看来，这一“二元”格局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观察者网：确实，如今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局面是，中国一再强调自己的合作共赢态度，但这种经济、治理等层面的利益似乎无法打动对方;包括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中方强调搁置争议，着眼于海洋治理、合作开发等，再比如这些年中国对菲律宾等国给予的巨大支持，但在面对各自重大利益时，双方关系仍会反复，经济利益往往不是核心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我们的策略，是否为长久之计?

吴士存：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东盟。一是大国博弈主导了东盟的政治议程。虽然中国一直强调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及维持东盟的主导性和中心地位，“驾驶员”的位置应该属于东盟，而不是其他大国。但像美国等大国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机制下争夺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谋求东亚事务的霸主地区，中国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被迫做出反应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走向。

二是东盟内部受到“大国平衡战略”的驱动，东盟既保持自身影响力，也不会因为大国竞争、在大国之间选边而导致东盟利益受损。东盟在面对大国时保持中立平衡，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中国和东盟达成共识在2018年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但与此同时，东盟也跟美国达成协议，在2019年双方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东盟承诺跟中国搞联合军演，就也要跟美国搞平衡，以安抚对方，而避免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中国走得太近，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可见，大国围绕地区事务主导权之争和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内生动力，是影响东盟地区格局演变的两条主线。

就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而言，中国从2010年开始连续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去年开始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当然出现这个情况是有原因的。一是英国退欧，原来英国在欧盟的贸易份额就被排除出去了，使得欧盟与中国贸易的总量下降。第二，一些行业的供应链转移到东盟，但由于其自身产业链并不完整，很多东西仍需从中国进口，促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再从东盟内部来看，越南又是东盟国家里面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几年，中菲之间的贸易累计也迅猛增长，已经超过1000多亿美元。

我们常讲经贸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但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领土主权等争议时，可能这样的描述还不够全面。

其实，中美关系也是如此，美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也仅仅是“压舱石”，一旦出现跟国家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时，经济还是要让位于其他战略利益。

无论是中菲关系还是中越关系，从中都可以看到，虽然这几年双边贸易投资发展很快，但当南海问题浮出水面时，双边的政治互信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甚至引发双边关系一定程度的倒退。

所以，经济关系并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尤其在涉及领土争议等核心利益时。同样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也是这一立场，假如菲律宾因为明年总统易人而在南海问题上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其他国家在南沙进行岛礁建设，中国也会坚决果断地采取必要措施。事实上，通过近期的事态就能看得出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所作所为，中国无疑会采取反制措施，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是我们目前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困境，地区国家至今仍未找到一个有效的路径来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议并没有搁置下来，反而随着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再加上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其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另外“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窗口期日益临近，只会促使这些国家采取更加紧迫的单边行动，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南海是平静不了的。

· 南海与台海的联动，是否成为新趋势?

观察者网：南海与台海局势的复杂联动，能否视为南海局势的一个新趋势?“台独”势力与美国里应外合，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拜登政府的表态来回横跳，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等挑衅举动也增加，两岸情绪又很高涨，怎么解读当下各方传递出来的复杂信息差，如何预判未来走势?

吴士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涉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问题，而台海局势的本质是两岸在同属“一个中国”前提下“统”与“独”的核心利益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或“抓手”，美国有时单独打，有时同时打，现在看来同时打概率越来越大了。例如美军舰艇穿越台湾海峡之后进入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就是例证，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巡署的合作也有向南海延伸的趋势。

观察者网：那么，中国在面对美国同时利用这两张牌的复杂局势时，有些什么应对方式?

吴士存：首先，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处置应对方式也不一样。

在台海问题上，台湾背后的支持因素是美国，但我们打击的对象是“台独”势力，这一点很明确。美国一旦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与岛内“台独”分子里应外合，那么我们就会出动解放军军机绕岛飞行等等。

目前采用这种处置方式，旨在向国际社会、向“台独”分子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你们走得太远，明目张胆做得太过，我们也不排除通过武力方式来解决台海问题。虽然我们在很多场合一再重申希望以和平方式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眼下的挑战越来越多地表明，恐怕非和平方式是阻止“台独”势力有恃无恐的有效手段。

前些天，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答某外国记者问时承认，中国大陆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可见，我们向台湾方面传递的信号，对“台独”势力的遏制应当说是有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美国，为什么美国现在继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它们也知道这是中国的底线，对美国来说触碰了这条底线就会事与愿违。

什么样的两岸状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不统”“不独”。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始终如此。两岸统一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独立”则给了中国大陆一个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拜登这次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他所谓的“现状”就是既“不统”也“不独”。

至于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和东盟、南海周边声索国的关系，还包括美国，所以处理起来比台海问题还要复杂一些。目前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些是和声索国之间的岛礁领土主权、海洋管辖权争端，同时涉及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当然还有和东盟的关系，在处置时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挑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应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比较简单，看它的舰船在什么海域出现或是经过什么海域，我们有不同的处置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已经常态化了，基本上你来我往，有一套应对方法。

但如果是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11月16日在仁爱礁进行可能的设施建设，有可能要加固仁爱礁，这背后有美国因素，再加上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处置起来可能还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菲律宾试图改变现状、中国予以阻止这么简单。越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近期越南也有动作表明其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上进行扩建等等。

美国打这张牌，落到真实操作层面有时往往是联动的。比如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演，然后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有时又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或者和其他国家在南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举多得，既宣示自己对台湾的支持，又到南海宣示、挑战中国的所谓“过度的海洋主张”，同时给南海周边国家某种象征性的支持，显示美国在南海始终是维护盟友利益的以及对盟友的承诺的。所以我讲的联动，可能主要还是在军事活动层面。

· 南海地区的“核”变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的军事意图，就不得不说这段时期南海地区动静颇大的两次“核事故”。一是美澳核潜艇，二是美核潜艇撞击事件。对于前者，美国与不同盟友、以及盟友之间互相拆台、背叛，您怎么判断这事儿未来推进的可能性?中方批评这是核扩散、是美国掀起军备竞赛，会做什么反制行动?

吴士存：第一，关于澳大利亚发展核动力潜艇问题，此事仍有很多变数。按照9月15日的协议，美英澳三国将在未来18个月内商定组建澳大利亚核潜艇舰队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据推测，即便一切顺利，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交的第一艘潜艇也大约要到2040年前后。

这期间的变数很大。比如，拜登几乎不可能连任第二届总统，莫里森政府也将面临最迟明年举行大选的变数，“人亡政息”在西方国家几乎是“铁律“。

再说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应该不是问题。由大概八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的潜艇部队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到底有多大，需要进行科学、理性的评估，但我认为不应高估，更不要闻鸡起舞。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保持定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然后决定如何反制也不晚。

观察者网：关于美国核潜艇南海撞击事故，目前除了三名军官被免职之外，美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最新的动向是美国核侦察机前往南海，引发核泄漏等猜疑。中国等相关方主张美国应说明问题，但美方一直没有开口。根据现有信息，您作为业内人士有何判断?有可能隐藏着什么重要信息?

吴士存：在核潜艇撞击问题上，中美双方实际上打的是“舆论战”，中方后发制人、主动出击，迫使美方像挤牙膏一样，不得不对外释放出一些有限的信息。

我认为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只能到此为止了。中国借机揭露美国核潜艇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目的已经达到，美国似乎也只能告诉你“我是撞到了海底无名山脉”，与你无关，同时也对潜艇的高级指挥官进行了问责处理。应该说，对于该事故，美方已经在应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反应上画上了句号。

其实在南海核潜艇问题上，中美都心照不宣。中国知道美国来这里的真实目的，美国也知道这里隐藏着中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 中美关系的护栏，多层级多形式

观察者网：现在各方在应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既要反制，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走火或是任何一方在疲劳应对之下发生差错。所以，中美如何管控紧张局势，无论是台面上还是台面下?像今年美方爆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话一事，引发美国内部的紧张和争议，有不少人认为，过去默认的back channel今后恐怕很难，这是令人担心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尤其是结合南海、台海的对峙情势?

吴士存：中美之间应探讨建立海上“行为准则”。2018年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南薰礁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迅即行动，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据悉，当时两舰距离最近时仅相距约41米。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核潜艇之间，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中美在军事领域同样需要对话，建立沟通机制，包括商讨中美之间的海上行为准则，以尽可能避免冲突。“不仅限于南海，这样的行为准则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范围。”

美国核潜艇碰撞事故，也使得南海局势在近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发后，一种普遍的猜测认为“康涅狄格”号是撞上了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如果一些国家将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部署在南海，未来恐怕会引发更多事态。

因此，中美之间以及多方建立的相关行为准则，也应对包括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在内的空中、水面、水下军舰军机的行动建立规范。

观察者网：正好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拜登提到一点，要推动中美各层级的接触，为确保两国关系设立一些“护栏”。您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可以探索设置的护栏之一?

吴士存：没错，实际上就是要为像南海问题这样的议题设置“护栏”。

中美在南海地区，是一线官兵和资产，就是军舰、飞机直接接触的地方。而且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搞了25次，拜登上台至今不到一年，已经有5次了，再加上美国核潜艇碰撞事件;这还不算空中行动，如果将抵近侦察算进来，今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附近海域活动就达到2000多次，在南海大概有500次之多。

如果没有覆盖全海域、水面、水下和空中的行为准则，那么未来发生水面舰艇事故的机率会增加。像2018年9月30日中国“兰州”号驱逐舰和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近距离接触，如果处置不当，相碰都是可能的。或者在空中发生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都是有可能的。此外，中国在南海方向也有核潜艇，所以必须要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护栏”，当然这只是一个层面。

我认为，中美两国甚至还应该建立领导人热线电话。1962年美苏导弹危机，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核战争，彼此谁也不愿看到这个场面，那时候双方只能通过媒体隔空喊话，通过使馆传递信息，中间往往要几天时间;于是，1963年美苏在日内瓦达成美苏热线协议，专门建了两条海底热线，一条主线，一条复线，从而确保美苏领导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通话。

现在中美领导人也应该有热线，能随时通上话，无论是台海还是南海、包括其他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危机。此外，除了领导人层面的，高级指挥官层面的、高级将领层面的热线也必须要有。

我提到的行为准则覆盖上空、水面和水下，也就是涉及一线的官兵和军事资产。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军舰，无论是在公海还是在国家管辖海域内的军事行动也是很乱的、险情频发，探照灯乱照，干扰对方喊话，避碰规则不遵守等等，后来双方觉得有必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1972年，美苏专门签署了一个海上防止碰撞协议(INC-SEA)，以此作为规范两国海空相遇的行为准则。

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都能达成的协议，中美之间也需要建立多层级的沟通机制。我觉得这次两国元首恢复直接对话之后，确实在释放一些信号。最近沙利文在布鲁金斯研讨会的视频讲话中提到，中美之间有关层级的对话机制要恢复，我想首当其冲的是战略与安全对话机制，至少可以避免双方误判。

观察者网：正好11月初，您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召开一年一度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邀请了美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官员、智库代表参会。记得您是在峰会期间提到了这个“准则”，不知美方人士的反馈如何?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什么推进步骤或动向吗?

吴士存：我在11月3日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中美海上行为准则”这个建议，其实我与美国使馆官员和学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也讨论过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因为确实此事具有有紧迫性，中美双方都担心在海上发生意外事故，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中美之间一旦再次在海空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民间，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悲剧。那么既然大家都不想发生，那就要订一个规矩，要有约束力，大家共同遵守。美方也是如此，甚至我觉得美方在这方面的诉求比我们更强，因为它们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频繁而密集。

观察者网：最后，回到美国南海新政与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前者怎么变，后者怎么合作，南海局势有望缓解吗，症结在哪里?中国在针对各方的应对措施上需要作出什么调整?

吴士存：总的来说，目前南海形势大的走势是“趋稳向好”，但也有一些不利于稳定的新因素不断出现。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要多管齐下：

一是壮大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安全力量，尤其是要整合海上力量，提升威慑力。美国一意孤行在南海搞军事化，如果我们在南海方向有了能够威慑美国的海空力量，美国搞乱南海的图谋才不会得逞。现在美国是希望南海乱的，只有这样美国才有更多理由在南海加强军事存在，派舰机前往南海，在南海周边国家使用军事基地。

二是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新的时间表和线路图。“南海行为准则”是在南海立规矩，有了规矩后大家就要遵守，域外国家如果想南海和平稳定，也要遵守。“南海行为准则”对南海和平稳定是好事情，应加快磋商，争取早日落地生效。

三是要把区域性海上合作和海洋治理尽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南海的海上合作比较困难，因为一些声索国把注意力放在索权和固权上了，兴趣不在合作上。在“南海行为准则”完成磋商之前，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单边行动扩大和巩固既得利益。但是，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有互信的提升、更不可能有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选择某些合作领域，从双边开始，逐步向多边推进，力求南海海上务实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以海上合作增进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基础、进而扎牢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22

旧文章ID：26577

作者：  来源：玉渊谭天

观察中美关系，目光可以拉到多远?

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给出了一个时间坐标：

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50年前，中美进行了划世纪的破冰接触。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

就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美国乒乓队员的当天，尼克松宣布，结束已经实行了20年的中美贸易禁令。之后，基辛格、尼克松陆续访华，中美建交。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看50年前，中美之间的不同远超现在，两国依然选择超越分歧，开启合作进程。

50年后，中美关系风云变幻，“乒乓外交”也有了新的故事版本。即将举行的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

面向下一个50年，中美已经回不到过去。

但历史，正可以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聊起中美关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给谭主分享了他最近看的一篇文章，讲的是，防止两败俱伤。

眼下的中美关系，要向前走，最重要的是先听得懂彼此，找得到共识。

“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会晤中的这句话，传播很广。站在“地球”的角度看中美，这是格局，更是自信。

“容得下”首先传递的是中美看待彼此的眼光——应该是平视的、对等的。

承认中国跟美国是对等的国家，对美国来说一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别忘了直到今年3月，美国还想着“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但这次会晤后，拜登的说法变了。

结束元首会晤，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么说的：“我们为彼此所做的一切，对我们两国都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种负责任的世界领导力。”

懂得什么叫平视，是第一步。平视之后，怎么相处，美国还要体会。

“容得下”的第二重含义，按美国的说法，是共存，中国的说法则要加上两个字，和平共处。

遗憾的是，美国讲共存还不够诚心，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姿态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按拜登政府的说法，自己用了10个月的时间塑造环境，为的是站在有效的位置对华竞争。塑造环境的手段，除了强大美国自身，就是与盟友协调。

近日，拜登的两位内阁成员都在亚洲奔走，他们的目的地大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今年以来，拜登政府也一直在加密亚洲的外交行动。

亚洲的朋友圈并不排他，关键要看，美国在亚洲这片区域，想干什么。最近的访问，美国官员提出要在2022年建立新的亚洲框架，特别强调了，这与中国无关。

美国该认识到，你输我赢，不是正途。共赢才是。

其实，中国很早就提醒过什么叫“容得下”。2012年，中国就已经言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中国的战略意图，一直很清晰，也很稳定：中美共存的空间很广阔。

刚刚召开的中国-东盟峰会，跟亚洲邻居，中国讲的是亲诚惠容;不久前的APEC会议，谈亚洲区域合作，中国讲的是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再往前的G20峰会，面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说的是人类未来和人民福祉。

把对外合作的范围越扩越大，这是中国的出发点。发现中美合作的广阔空间，正是中国要把“容得下”的前缀从“太平洋”变成“地球”的原因。

美国应该读懂中国的战略意图，在中国可以接纳的框架下推进关系。持续追踪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给谭主分析了过去这些年美国的变化：

“过去十年，美国先把‘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7年升级为‘印太战略’，又在今年与澳大利亚、英国成立新的联盟，足迹踏遍了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区。”

可以看到，美国战略调整的足迹与中国对外合作的足迹基本吻合。

吻合，对应的不应该是竞争范围，而恰恰应该是合作空间。美国最近也在说，要建立包容、和平、稳定的亚洲，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这话要真的落到实处，才能显现出美国作为大国的气度和担当。

历史不会重演，但韵脚相似。

对美国来说，在海外，今年的“喀布尔时刻”宛如当年的“西贡时刻”;国内，美国的通胀危机和当年如出一辙。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从上一任政府时期的不到2%上升到了5%。

相似背后，是当年深陷大国博弈陷阱和经济衰退的美国。

整个70年代美国都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率、低增长”的滞胀阴影中。在这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也达到了二战以来最高。

就像《美国增长的兴衰》中所述，由于经济的急剧放缓，197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

经济大萧条让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出现下滑。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大量抛售美元、购入黄金。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1971年，美国对外贸易首次出现了逆差。

也是在1971年，代表着美元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仿佛一个隐喻。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前一个月，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48小时。时间的交织，意味深厚。已经连续多年编著《中美关系战略报告》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告诉谭主：

“70年代初，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美国深陷战争，国力下降，国内也出现经济大萧条，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基辛格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美国当时判断有五个，中国，是其中之一。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成为了双方的共同选择。

中方的信号很早就已经释放。尼克松就职演讲的全文，中国媒体进行了全文发布，这在之前是没有的。1970年的国庆典礼上，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身边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

时与势的变化速度，美国没有想到。就在基辛格结束秘密访华、中方人员送行的路上，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提案进行表决。”

“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就在这段对话前，第26届联大刚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大势不可逆。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尼克松直言，“长远来看，美国并不能长期将中国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

身为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能够作此表态，需要政治勇气。

要知道，尼克松在担任副总统时，就和一位议员是好朋友——麦卡锡。尼克松本人深受麦卡锡主义影响。今天美国政治极化的氛围，当年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连负责美国外交的国务卿罗杰斯都极力反对中美接触，还频频发表偏激言论，甚至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几个小时前，罗杰斯还在对公报表示不满，并提出了15项修改意见。

美国政府内部的巨大分歧，才让尼克松决定，选择当时是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秘密访华，而把负责外交的国务卿排除在外。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1972年，尼克松乘坐“空军1号”，到达了中国南苑机场。后来的会面中，毛泽东主席对尼克松总统说，我认为中国跟美国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直到现在也一样。

今天再谈起当年的故事，尼克松的外孙考克斯告诉谭主：

“打破僵局，学会合作，这是最好的前进方式。通过共同努力，可以形成强大的基础。”

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中美的“世纪之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回望历史，也更能明白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中所说的，“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大国相处之道，与世界局势相互左右。

过去50年，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下一个50年，中美和平共处，才能塑造世界的长治久安。

冷战的恶果殷鉴不远。

中美之间，不管控分歧，世界会不会重新陷入分隔对峙;不引导竞争，世界会不会重新陷入动乱不安。这样的趋势和局面，中美不愿意看到，世界也不愿看到。

妥处分歧，加强合作。这一点，中美有共识。注意元首会晤中的这句话，“中美有必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世界疫后的复苏，离不开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协调合作。美国现在也试图迈出第一步——考虑降低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减轻通胀压力。

3年前，美国用输赢的框架考虑中美关系，时间证明，在这样的框架下没有赢家。现在中美经贸关系改善，受益的是中美，更是全球。

把眼光放到世界，也就能找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切入点。张宇燕提醒谭主注意两个关键词：平等、责任。这两个词，正是正确相处之道的题眼。

“平等”说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也是人与人。美国人有权利享受高水平的物质条件，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早有这样的认识，美国可能会少一些对别国的干涉。尊重别人的发展权利，这还不够。张宇燕分析：

“正确的相处之道，除了平等，还要兼顾责任——怎么做到公平合理地承担各自的责任。”

作为大国，相比于竞争叙事，责任叙事才是中美之于世界更有意义的框架。

具体的解题之法，在元首会晤中中方已经提到，中美要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此相关的另一句话更值得细品，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

什么意思?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欢迎美国加入，中国举办的进博会欢迎美国企业，甚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向美国开放。中国从来愿意与美国共同发展，关键是看美国是否愿意认真理解消化这个解方。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围绕一个概念——“金德尔伯格陷阱”，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在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大国后，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实证明，更该担心的是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的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提供公共产品。

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面对当下最大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人始终没有从“黑暗的一天”逃出。确诊和死亡病例居高不下，对全球始终都是隐患。

而疫苗这个当下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直到现在，美国都还在囤积。对比之下，中国率先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累计超过17亿剂疫苗和原液。

全球危机，是责任的试金石，也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契机。面对共同威胁，中美负有更大责任，共同控制风险，带动形成全球的集体行动。

最近美国为应对疫情召开的特别外长会，专门邀请了中国参加。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已经携手向前一步。应对全球危机，中美合作的意义格外不同。

这样正应了那句话，没有中美合作，多边主义是不完整的。中美存在竞争，但竞争者也可以共担风险，互利共赢。

中美从过去50年走来，见证了合作的力量，而从现在开启的未来，全世界依然期待中美合作带来的量变与质变。

中国有一个词，事在人为。

正确的选择，一直都摆在那里。面向未来的50年，如果有对时代的敬畏之心，美国该真正思量这历史的一笔，要如何落墨。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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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文斌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汪文斌：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对美国主办所谓“民主峰会”的批评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此举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一是美国举办“民主峰会”有没有道义性和合法性？美国自身民主状况千疮百孔。有关民调显示，全球44%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美国是民主的信用透支者，“美式民主”早已破产。美国却还继续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举办“民主峰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不过是“内病外治”、对外转移美国内问题和矛盾的惯用伎俩。

二是美国举办“民主峰会”到底是为民主还是反民主？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归根到底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某个外国指手画脚、妄加评论。衡量民主的标准应该看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的需要，是否使本国人民有足够的参与感、满足感、获得感。美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断定哪些国家民主，哪些国家不民主，用美国一国的尺度来衡量各国民主的好坏，这是把民主“私有化”，是对民主精神的背叛，是地地道道的反民主行径。

三是美国举办“民主峰会”是真民主还是伪民主？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不仅应在国内提倡民主，也应当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在世界上划分阵营、制造分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借以推进自身地缘战略，是披着民主外衣、行推进霸权之实。

今年是冷战结束30周年。美国举办“民主峰会”是复活冷战思维的危险之举，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我们呼吁各界有识之士共同抵制反民主、伪民主行径，共同维护国际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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