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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英国走到对立面的过程,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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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大英帝国曾经是第一代全球性大国,在美利坚合众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央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它的庞大舰队所向披靡,征服了无数国家,在全球多个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

二战中及冷战期间,英美变成“特殊盟友”,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击败苏联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然而英国的优势随着美国的全面崛起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变得不那么突出,“脱欧”进程也使其无法继续依赖欧洲的整体力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英国实际上面临其征服世界以来最为紧迫的何去何从局面:自己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

在脱欧的整个过程中,外界都能感受到其惶惶不安。

至少以此为重要背景,前卡梅伦政府展望了中英“黄金时代”,将英国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寄望于同中国的密切关系。

直到今年2月中旬,当现任首相约翰逊在英国正式脱欧后与中国进行最高级别的通话时,仍高调表示,他“热爱中国”,英国欢迎与中国的投资合作,由此宣示其将继续卡梅伦的路线,推进英中“黄金时代”。

由于约翰逊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在电话中极无外交风范地对其进行了大声申斥。舆论由此预测,英美将围绕中国议题展开外交战。

英国以极大矛盾的心情迎接了历史性的“脱欧”进程,突出表现在如何对待其二战以来最亲密的盟友及与新兴大国中国的关系上。

矛盾就在于,英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对美国的一些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做法也心存不满,一度乐观地倡议发展英中“黄金十年”关系,另一方面,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又念念不忘。

这种矛盾心理在中英广泛的经贸合作情况下更显深邃,直到10月中旬,他还在申辩,“我不是反华的人”。

但从3月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已经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与中国关系的性质。

3月16日,约翰逊正式将一份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报告提交给议会下院,作为冷战结束后“对英国外交和防务政策最大最全的一次评估(路透社语)”,“权威”地阐明了英国将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英国将由此把外交工作放在国家发展的首位,使自身成为“民主、主权的灯塔”和“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这份报告宣布了英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三大基本原则:处理与美国重要关系、保护英国民众免受恐怖主义和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的侵害,在国际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及明确外交政策的两大重点,即重申英美关系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加强英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这份文件的公开正值中英关系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围绕香港问题及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的制裁与中方的反制进入短兵交接阶段。

基于此,约翰逊政府利用G7主席国身份大力推动的“民主十国”构想,看上去就成了一个对抗性的事态,而在其构想在G7峰会期间某种程度受阻后,与美澳一起缔结“AUKUS”联盟,则无可争议地将自身推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缔结这一联盟能够同时实现“全球英国”战略的两大目标:加强英美关系及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对其是一个量身打造的战略。

因为众所周知,“AUKUS”是美国主导下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工具,旨在从政治、外交、军事等全面安全领域遏制中国。

而它在英国与其传统盟友联手就香港、新疆事态攻击并制裁中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机制化部署印太地区,及禁止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的背景下,更凸显了对抗性质。

事实上,这也是“全球英国”战略推崇英美盟友关系第一原则的必然结果,在美国采取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情况下,英国很难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从卡梅伦到约翰逊都认识到英中经贸合作及在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黄金时代”的倡议及约翰逊数次就英中关系作富有个性感情色彩的表态——比如“热爱中国”、“不反华”,这与其在和欧盟的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反差。

香港的事态及英中在此问题上的互动过程,可能成为约翰逊政府在数月之间陡然转变对华态度、最终选择倒向美国的分水岭。即便如此,他仍然对改善英中关系抱以希望。

随着特朗普宣布将中俄确定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始,世界就正式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可能比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而多面,参与竞争的大国的首要任务是基于“实力地位”来开展外交,如何在国际上扩大“朋友圈”,减少“敌对面”,增强自身优势,削弱对手力量,既是竞争的一个必要途径,也是一门重要艺术。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9

旧文章ID:26571

副总理刘鹤人民日报撰文,释放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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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潇湘  来源:潇湘经略

时隔一年,高层再度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不出意料,这篇总字数6567字的长文《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引起政经圈人士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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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眼下的中国经济,压力相当大,民众手头没钱,普遍也都节衣缩食。

所以,如何盘活经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从庙堂到江湖,无疑都感到焦虑,欲求良方。

这篇文章这个时候出炉,来得正当其时。洋洋洒洒六千余字,字里行间,也对当下民众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潇湘遍读全文两遍,整理如下:

中国经济的大战略、大方向是什么?

高层在文章是这样回答的:

“现阶段,中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

点评:这里的关键词,是碳达峰碳中和和科技创新,这是把握中国经济新动力的线索。

什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文章是这么说的: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点评: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矛盾,还是要靠发展,把蛋糕做大并且公平分配。想通过掀动阶级斗争,解决社会矛盾?那是不存在的。

中国是不是发达经济体?

文章写道:

“在经济体系中,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则是很低效和过时的。”

点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发达经济体了。但这篇还是很客观的,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处于半现代化的、低效和过时的部分还很多。

中国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搞平均主义?

在文中说:

“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通过14亿多人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

点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在中国人记忆中是一场噩梦。中国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如何看待外资?

高层在文中,肯定了外资企业的作用:

“外资企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要鼓励引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

点评:特斯拉、迪士尼,微软,就是中国政府特别欢迎的外资企业。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文中给出了解方: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

二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数国家,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人力资本积累等,都与创新直接相关。”

点评:换言之,在这场科技变革浪潮中,中国只能成,不能败,否则,将大概率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堪称中国学习的榜样。

政府要继续调控房价吗?

文中重申“房住不炒”: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落实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顺应居民高品质住房需求,更好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点评:“炒房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一二线城市的房子,还是允许温和上涨,但大涨是不再可能了。

对阿里巴巴、滴滴这类互联网平台企业怎么看?

在文章中说:

“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既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又要鼓励平台经济创新,培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

点评:这番表态,对阿里、滴滴这些今年陷入风波的企业,我认为是利好。

美国有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中国必须得有与之竞争的平台企业,如果一味打压,绑紧双手,腾讯、阿里、滴滴等企业,拿什么去跟人家PK?

所以,北京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要鼓励平台经济创新,培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4

旧文章ID:26567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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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我们要深入领会《决议》精神实质,把高质量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一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出发,把握不同阶段的历史性特征,进行富有智慧的实践探索,及时上升为思想理论,更为科学地指导实践,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从历史看,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在推动经济建设不断向高级形态迈进过程中形成的。走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国家集中资源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目标。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经历了加速发展的阶段,生产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三大强调了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问题,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五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提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经过充分论证,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实践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实践呼唤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在经济体系中,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则是很低效和过时的。现阶段,我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

从理论看,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把握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新理论产生于新实践,新实践需要新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判断,强调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决议》对高质量发展作了进一步强调。这些思想环环相扣,系统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连同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些重要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 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

(一)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是经济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涉及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和创新的主体,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满足人民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动力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中,产生于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回归发展的本源,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上,我们必须坚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同艰苦奋斗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通过14亿多人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

(二)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周期性波动,但大起大落会破坏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从各国经济增长史看,一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大起之后出现大落,往往一蹶不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的资源。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决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要持续抓好落实,尤其要针对经济波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加强预期管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着力用高质量发展来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三)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打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当前,我国大企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虽然近两年我国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全球首位,但主要依赖规模,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数量庞大的小企业活力强,但存在市场竞争力弱、升级能力不足的现象。国有企业要不断深化改革,高效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大量民营企业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外资企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要鼓励引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是要素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企业家就像鱼一样,水质水温适宜就会游过来。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他们发挥作用。

(四)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中央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性特征,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二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数国家,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人力资本积累等,都与创新直接相关。《决议》强调,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撒手锏”式技术。基础研究能力是国家创新活力的源泉,必须大力加强。突破一个关键技术,往往能够创造一个细分行业,进而盘活整个产业,最终对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积极带动。要调整优化科技结构,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创新领域国际合作。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军令状”、“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加快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

(五)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形成良性竞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市场主体活动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高质量发展要在高水平国际竞争中动态提升,推动规则、监管、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中国市场吸引力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相辅相成,是培育吸引全球一流要素和高质量微观主体的基础性制度要求,必须通盘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六)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按照“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先立后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约束作用。深入研究我国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下,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三 加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个发展阶段的主题,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找准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各个方面的主要制约,加快推动各方面工作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目前,国民经济和产业循环不畅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要以科技创新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迭代提供应用场景,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优化升级。要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质量的商品和资源要素,增强供应链黏性,稳定产业链布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更为畅通。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二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治理结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适应数字化趋势,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要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加强全国统筹,完善能耗控制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落实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顺应居民高品质住房需求,更好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三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调整、改革、完善的动态过程。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改革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开拓精神和专业态度,推动改革开放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重点推动土地、金融、科技、数据等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理顺煤、电等能源价格机制,鼓励绿色能源发展,围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畅通经济循环、增强有效激励来拓展改革的广度、深度。中国对外开放方针不会变,今天不会变,将来也不会变。要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要把参与发达经济体市场竞争和引进发达经济体高技术高质量的直接投资,作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方面。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商谈和积极加入高水平自贸协定,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与国内高质量发展形成正反馈效应。

四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必须坚持好、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基本经济制度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对微观主体是刚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好《决议》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深刻理解社会心理特点,了解市场关心什么、担心什么,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做好政策评估和与市场沟通,坚持问题导向,多出台服务微观主体的高质量政策。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引导资本要素有序健康发展。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既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又要鼓励平台经济创新,培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

百年党史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要在党的领导下,准确判断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从长远大势出发制定正确的重大战略,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要紧紧围绕这一伟大历史目标,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勇挑重担,敢于担当,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各项工作。党员干部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经受锻炼,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发扬专业主义精神,以理性思维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强调查研究,务实开展工作。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靠高质量的人才,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管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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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对话戴维·兰普顿: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与发展是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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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基础设施建成为近年来多国内政外交关注的核心议题。“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近期即将开通的中国-老挝铁路更是为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了良好的标杆典范。与此同时,由G7成员国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倡议也预示着更多欧美国家将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倡议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二者之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在地缘政治带来的紧张氛围下,互信与合作仍是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关键要素。

本期CCG Global Dialogue邀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教授(David Lampton),CCG主任王辉耀与其对话探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戴维·兰普顿教授曾在大选期间担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是当今美国权威的“中国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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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感谢戴维加入我们的名家对话系列,一同讨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动态。中美两国领导近期的视频会晤引发了大家对中美关系新走向的讨论。当然,你的新书《铁河:铁路与东南亚的中国力量》也分享了许多你对"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G7成员国提出的 "重建美好世界"(B3W)倡议的看法。因此,今天与兰普顿教授进行的对话将是十分有价值的。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先正式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戴维·兰普顿教授。

戴维·兰普顿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曾在2015年中国外交学院发布的中国问题专家排名中高居榜首。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于2019年至2020年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担任奥克森伯格-罗恩研究员,并在此之前担任海曼教授和SAIS教务长、中国研究部主任超过20年。兰普顿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曾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和现任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SAIS前系主任。他曾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并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尼克松中心(现为国家利益中心)负责中国研究项目。

我认识兰普顿教授很长时间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2010年左右,当时我还在布鲁金斯,兰普顿教授邀请我参观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并做了一个演讲。后来,兰普顿教授也参访了CCG并做了讲座。因此,我和兰普顿教授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除了卓越的学术经历外,兰普特教授也是亚洲基金会的前主席和现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和现任董事会成员。拥有众多学术和社会头衔,你在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再次对你加入我们的对话表示热烈欢迎。也许在我们开始之前,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研究分析或者发现,特别是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元首近期的视频会晤。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你怎样看待近期各类外交活动中释放出的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信号?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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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晤后,中美关系不再脆弱,也有更多时间在其中斡旋

戴维·兰普顿: 首先我想说,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对于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来说,没有人能自称专家。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情况。因此,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这种关系。此刻的处境与40年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再次理所当然地表示我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处境。我想中美两国国家元首已经达成共识,当前我们首要规避的是“灾难性的错误”。如果说“灾难性的错误”是一个巨大的危险,那么上周中美两国领导的视频会晤可以给我们更多信心,因为至少双方在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件事上都有强烈的意愿。也因此,就下一阶段我们该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我比以往更有信心。但我想强调的是,中美并没有解决最主要的问题,也没有尝试去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问题。仔细想想,在过去的40年中,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现在,经济却成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部分。虽然2020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项经贸协议,但该项协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在承受关税压力。华盛顿的新政府曾希望放松关税,但我得说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进展。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中美领导人在视频会晤中也谈及了军备控制等问题。从美方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不代表我国政府立场的情况下——我们终于能够有意义地探讨一次军备控制问题了,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谈论,我认为这是积极的。我对视频会晤的感受是,双方的军事代表开始认真对待彼此之间的对话了。如果事实也如此,我认为是很好的。但从根本上说,中美仍处于军备竞赛中,而中美领导人的视频会晤并没有阻止它。军备问题的讨论在中美社会中都有很大势头,因为这涉及到大笔预算、双方对威胁的看法和定义,并且在技术层面也有自身的逻辑体系。所以我想说,美中关系的两大驱动力是经济和战略安全问题。就我所见,这两大关键问题在视频会晤中却没有被谈论。就中美双方领导人视频会晤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认为谈总比不谈好。我也很高兴我们正在谈论这一话题,这无疑是取得进展的第一步。但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非常多的实质性进展。

王辉耀: 谢谢你,戴维。我认为你做了很独到的分析。你也谈到了对话的重要性以及它为很可能为接下来更多更深入的对话奠定基础。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注意到,中美两国国家元首是 "老朋友",这也展示出了他们在以往是有对话和交流基础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国家领导表示中美双方都应避免“灾难性的错误”。同时,美国总统也表达出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即他不寻求改变中国或是寻求建立反对中国的联盟,并且他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与他在解释为什么从阿富汗撤军时所说的话是一致的。在从阿富汗撤军的声明中,拜登的讲话显示他不再寻求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及其他中东国家寻求政权建构了。

我们经常听到的来自美国的抱怨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中国进行改革,但中国没有成为美国阵营的一员,也没有变得与美国更相似。所以我认为,当拜登总统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时,我想美国在暗示它开始认识到并承认“何为中国本身”的问题。鉴于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包罗万象的社会层面,也许两国是时候该思考建立一个可以促使两国和平共处的体系框架了,以营造相互尊重、努力共赢的局面。你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拜登总统的政见与上届政府有所不同吗?从你的角度出发我们该怎样重塑这一交往的框架体系?

戴维·兰普顿:首先,我同意你所强调的,即在的视频会晤中提到的“老朋友”是一个友好的表达。当然,我也意识到试图改变另一个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或运作模式是很困难的。关于台湾问题,你是对的。他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但另一方面,他的立场一直都是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你或许可以说未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执行政策会有一些变化。但目前为止,我没有明确了解到拜登会对执行这一政策进行调整或改变,或许是我错过了相关信息。

所以综合来说,这其中的确有不少积极的表述,但我不认为这一定会带来实质性改变。再次思考一下,或许你能更加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当然不是为美国政府说好话,但民主国家峰会即将在美国召开。这对拜登总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他也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国际局势就是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中国通常会成为这一问题的重要关切。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强调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多一些,比他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更多一些。坦率地说,特朗普在任期间的表态很多,但常常不具备一致性。我对他说的很多话都不屑一顾。他曾试图实施禁止9800万共产党员进入美国的政策。坦率地说,我甚至不能理解,我们怎么能够获取这么多人个人身份信息。因此,我对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很多话并不十分当真。但不得不承认,他是总统,他确实有权力杠杆,他也做了一些有实质影响力的事情。因此,长话短说,我不认为目前听到的任何友好声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它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渠道,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能确定中美关系稳定了,但至少它不是那么脆弱了,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在其中斡旋。但问题是,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变对方的策略?我注意到了视频会晤中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红线的讨论。但是在双方的视频会晤之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双方的海军和其他物资运转也还在继续。因此,只是举例来说,长期来看,我不认为台湾海峡的安全局势会有大的改变。

王辉耀: 谢谢你,戴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确仍然存在,即便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他们尊重“一个中国”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特朗普派他的副部长去台湾;我们也看到最近几个月有几批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台湾当局领导人表示有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台湾。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海军军舰驶过台湾海峡。对此我认为中国必须做出反应。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回到已经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不要去进一步改变现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稳定局势,至少阻止中美双边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另外,我认为你是对的,尽管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不会建立两个阵营,不要求人们选边站等诸如此类的表达。在这一状况下,将在美国举行的民主峰会十分讽刺,因为美国仍然把世界分为民主、非民主,及其他。而这基本上是设置阵营的另一种方式。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美式民主,但中国仍有协商民主和全过程民主的方式。例如,在“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中收集了约100多万条意见和建议,并且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众多学者、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充分发挥着建言献策的作用。所以我也在想,既然拜登表示他不会寻求改变中国,那么他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多信任。如果一切“中国的”都是“错误的”,那中国怎么能让8亿人摆脱贫困或者在世界上发展一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认为许多中国人真的很困惑为什么美国在一直以来都执着于将世界划分为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这种选边站的方式。

戴维·兰普顿:拜登总统会对中国协商民主给予肯定吗?我认为就我预计他要做的事而言,对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不,他不会这样做。然后你会问为什么。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关系的基本困境。在北京和中国,在华盛顿,在美国,这同样是事实。那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政治现状中并没有使任何一位领导人非常容易做到理性、和解和善于变通。

中国共产党刚刚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我对六中全会的解读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他想要实现的目标。但在中国政治中,对于美国的政策更加灵活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你展望一下明年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说,对任何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对来自美国的颠覆及其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活动有很多担忧。所以我想说,中国对美国的怀疑程度并没有减少,而且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没有鼓励领导人对美国的灵活和包容。

同样的道理,在美国至少也是如此。明年我们有国会选举,这将决定谁控制国会两院。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现在如此迫切或急于让他的立法获得通过的原因,因为他不能确定明年选举后国会能通过。坦率地说,他要么用他的资本来通过基础设施的立法,要么在美国建立更多的社会公平。他不想把他的资本花在说关于中国的好话上,而这些话会被批评的。当然,当我们过了2022年的国会选举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下一届总统的竞选。先不说特朗普先生是否会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力量,也许会成为候选人,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民粹主义和你可能称之为特朗普主义的精神在美国这里非常强烈。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两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不鼓励任何一位领导人被他们各自的公众视为弱者。因此,这是我们两国的国内不灵活性和民族主义、夸张和谣言的结合,然后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正如一位观察家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这是一个被问题包裹着的谜团。

王辉耀:你的分析提出了关于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正在高涨,可能在美国,也在中国。这确实不利于领导人进行深入对话和面对其自身的挑战。例如,拜登总统在国会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在参议院,民主党只占一票多数,但最近也在弗吉尼亚州长竞选中输给了共和党。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我在想,美国和中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是生活在中国式民主的世界里,中国实行协商民主和全过程民主,中国还有国内的市场民主和技术民主,10亿智能手机用户实际上可以决定他们每天做什么,去哪里,买什么,他们每天都在投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这种内部协商和民主集中协同作用将继续。

戴维·兰普顿:你提到了几次技术,我认为我们得到的问题的一部分是技术竞赛。这种技术竞赛的一部分是对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或者至少是在未来行业内的成功。仅举一个例子–人工智能,现在我们有能力在军队中下放决策权,而且基本上是下放给机器。我们现在有机器用算法来决定哪些词语将被选入政治广告的宣传中。许多这些机制的目的是选择寻求和夸大冲突。它们夸大了我们自己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我们关系中的一个新元素是这种技术竞赛,部分是为了经济主导地位,但技术有它自己的逻辑。而这种逻辑的一部分似乎是增加冲突。我认为,将军事决定权下放给机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我们必须注意。所以我认为这里的一个新方面是技术。作为两个国家,我们如何走到一起合作,以确保是人管理机器,而不是机器管理人。

王辉耀:是的,我记得,这是从特朗普总统开始的,要脱钩并禁止使用华为或中兴这样的公司产品,现在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有许多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这种技术上的脱钩实际上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这迫使中国现在发展自己的技术。我认为我们使用技术来探索宇宙等等,但不是真的进入军备竞赛或军事竞争,那样真的不好。

戴维·兰普顿:我不确定大多数美国人是否会同意这一点。但我想说的是,因为有这种脱钩的情况发生,然后在中国,就像在美国的意义上,有一个关于自力更生的言论。因为当你与一个国家有安全问题时,你不会希望在战略项目上依赖他们,无论是食品还是高科技机械或其他。

但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强化国有企业,不是强化所有最先进的企业,是其中一些最先进的。因此,我认为美国的认知是,中国正在增加国家对经济关键方面的控制,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因此,美国以这一点为理由,钳制对中国的某些商品的出口和进口。它正在与台湾合作,在美国西南部进行计算机芯片的大投资。换句话说,我们各自通过创造自己独立的经济和技术子系统来应对(双边问题)。当一方这样做时,另一方也会做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认为说谁开始了这一切是很有成效的,我觉得有成效的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问题中。那么,我们共同要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辉耀:戴维,我们确实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可能会把这解释为不信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误解。例如,中国一直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有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大型水利工程,幅员辽阔的大国都需要强有力中央协调。因此,国有企业或巨大的项目总是由国家来处理。这确实有助于8亿人脱贫,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成功建设–如三峡大坝及港珠澳大桥等。因此,国有企业在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不知何故,中国国企在中国之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另外,例如,在农村地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通信运营商提供的通讯服务费用必须较低,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帮助村民脱贫(使用互联网)。所以有很多的理解。我认为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

尽量修复过去的协议,并恢复谈判

戴维·兰普顿:我认为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就其农业文明而言,你是对的,它总是需要有大型水利工程,这几乎必须由政府或非常大的官方发起。你们有一个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地理环境。你们必须处理更多的人口。但同样,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或至少美国人应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中国需要承认我们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特殊情况是小型和中型商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即使是我们最大的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很少有或没有直接的所有权。因此,在我们的政治中,私营部门或小企业看着中国,他们说,我们怎么能与国家资助的公司竞争,这些公司有更集中的决策。因此,虽然可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和组织来自哪里,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但另一方面,这恰恰是让我们这些拥有较多私营部门、中小型企业的国家感到恐惧的经济管理和理念。所以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40年里,在中国试图加入WTO的过程中,以及中国申请加入CPTPP的过程中,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朝着既试图加入,又再次试图发展共同的经济实践,以减少紧张。所以我的基本感觉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没有加入亚投行,我们没有加入CPTPP,和你们建立的RCEP,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尝试更多的共同成长。我们必须考虑到你们对集中化和规模化的需求,但你们也需要考虑到我们私营部门的需求。

王辉耀:我想你是对的。我们都有特殊情况。当然,中国有其特点,美国也有其特点。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减少这种隔阂,更好地相互理解?我认为,像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主义机构确实是这方面的答案。我很高兴你提到RCEP和CPTPP。中国加入了其中一个,并正试图加入另一个。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加强理解,因为CPTPP曾经是由美国主导设计。现在中国愿意加入其中。中国商务部已将CPTPP协议放在商务部的网站上,这是明确的目标,让大家来向CPTPP标准看齐吧。因此,我们可能是通过这些多边机构找到很多共同点并相互交谈的方式。

戴维·兰普顿:当然,我同意这一点,但这并不容易,CPTPP有相对较高的市场准入的标准,所以中国需要努力去遵守。坦率地说,在美国,民主党内有一些力量,更不用说共和党了,他们不喜欢当前的国际经济制度,认为这些制度对美国的制约太大。问题是,我认为这是可取的制度。但是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下,两个政党,至少在过去几年和现在似乎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想法。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成为了TPP的领导者。

王辉耀:是的,现在英国也想加入CPTPP。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去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APEC峰会上宣布,中国非常有兴趣加入,而且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两个月前刚刚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正式申请加入。实际上, 10年前TPP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们认为中国仍然在跟进WTO,TPP的标准很高,与中国还有差距。但现在,经过八、九年的时间,中国实际上正在追赶上来。例如,TPP关注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还有TPP有一个高的环境标准。而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深植到中国的发展理念中。还有,劳工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现在中国呼吁共同富裕,正是试图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报酬,还有数字经济,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数字经济现在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8%左右。当然,你提到了国有企业,我想这是海外的一大担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来对待?你知道,也许中国国情更需要国有企业来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但当它们在海外运作时,它们也可以实现后续的竞争中立,这是国际公认的。所以现在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谈。

戴维·兰普顿:是的,我同意你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我认为美国人会回应,或者至少许多美国人会回应,他们不愿意与中国在经济方面达成新的协议,因为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上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我希望中美两国首脑的会谈可能会产生一些进展,使美国政治家能够说,我们与中国进行了谈判。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但当我们达成协议时,中国没有辜负它。

现在,当然,新冠病毒出现了。我们的双边关系有很多问题。所以客观地说,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问题。但普通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没有按照协议规定购买大量美国产品。当然,中国人会说:你们美国人对我们加征了关税,不仅对我们,甚至对美国的盟友(加税)。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恢复对以前协议的信任,才能谈论新的协议。但我确实如此。你说的一件事我认为非常有见地,实际上欧洲国家已经表达了一些——我不确定多少——对TPP或CPTPP有一些兴趣。我想说的是,越多的欧洲人表达了兴趣,越多的中国真正表达了对加入该组织的兴趣,你会发现美国人不会想被排除在外。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尽量修复过去的协议,或至少在未来不辜负它们,并恢复谈判。然后我认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走向多边主义,比如CPTPP,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更感兴趣。这是我的预测。

王辉耀:是的,你说得很对。事实上,我昨天参加了德国科尔伯(Körber)基金会的一个线上研讨会。实际上,有人建议欧盟也应该加入CPTPP。所以,你知道,这种多边安排确实有助于世界的繁荣,就像中国自20年前加入WTO以来,中国从世界的进口增长了6倍,出口增长了7倍。

戴维·兰普顿:欧洲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一般来说,德国是相当倾向于中国的,特别是经济关系。我只想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记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吗?基本上有苏联的世界,有美国的世界,然后是中间地带,中等规模的大国。我一直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巩固或将其精力集中在中间地带的中等国家。保持中等国家对中国友好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坦率地说,在我看来,中国需要与几个非常重要的中等国家的关系得到一些修复。

中国在帮助东南亚,而不是将基础设施项目强加于他们

王辉耀:这是个好建议。我认为,因为随着贸易战,即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这实际上影响了很多事情。但现在布林肯和拜登也上来了,他们正在寻求盟友,例如澳英美联盟或四方安全对话(QUAD),都来对付中国。所以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或者可能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这当然是我认为中国应该走的路。

现在我想谈谈不同的事情。我注意到,实际上你上次来见CCG的时候,我记得你正在做一些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探索性的调查研究和学术研究。我们当时还介绍了两位教授和你交流。现在你的研究图书已经要出来了,你写了这本《铁河:铁路与东南亚的中国力量》,是你与塞莉娜·何(Selina Ho)和郭清水(John Wayne Cooke)合著的。我知道你很有成就感,以前写过很多书,但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最近这本书的重点。它是关于什么的?

戴维·兰普顿:我想首先要说的是,这本书是关于中国自己如何建立一个高速铁路行业。简而言之,在2000年左右,中国没有高速铁路行业或高速铁路系统。因此,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是如何为高速铁路系统建立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试图做出最好的证明,我会说这是一个产业政策和规划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因为你非常迅速地发展技术,然后铺设基础设施。我认为在战时的情况下,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快。现在,当然,当你做大而快的事情时,会发生错误。但基本上,中国非常迅速地发展了一个你可以称之为技术导向的行业。在美国,波音公司不仅制造飞机。它开发了冶金、仪器、导航,所有围绕这些系统的东西。因此,在建设你的高铁系统时,你为你的经济的许多其他部分的高科技部分建立了一个驱动机制。所以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是你如何建立这个行业。

现在,一旦你有了它,特别是一旦你建立了你自己的系统,你就有了一个行业,这是一个出口行业,就像波音之于美国或空客之于欧洲那样。所以故事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如何试图尝试,正如我们在节目前讨论的那样。我相信下个月,你们从昆明到老挝首都万象的铁路线将开通。因此,这个面向东南亚的出口系统的第一部分很快就会开放。因此,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如何与七个东南亚大陆国家(不包括印度尼西亚)进行谈判,以建立一个可能将它们与中国南部连接并与中国国内系统挂钩的系统。现在,在描述你如何做这件事时,我想提出我们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个关于东南亚互联互通的想法并不是中国想扩张东南亚的想法。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东南亚人要追溯到殖民时期,即在东南亚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希望通过铁路与中国连接,以渗透到中国内陆。而中国要做的是建立工业,然后得到资本,现在它正在帮助东南亚建立这个计划。所以这并不是中国把基础设施计划强加给不情愿的东南亚人。

事实上,东南亚人在1995年左右就来找前副总理朱镕基,询问中国是否会帮助资助东南亚的铁路发展。而朱镕基说,不行,我们这里没有钱,没有技术,也没有时间。几年后,中国确实有了钱和技术,而且现在一直在推进。所以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谈判,逐步建立这个系统。最终它将从昆明出发,我相信,可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有点不确定,但我相信会有一个高速铁路的网络,我认为它可能最终在未来20年左右延伸达新加坡。如果不是新加坡,肯定是吉隆坡。所以这本书就是这个故事。

长话短说,现在让我们聊聊另外一件事。有些人问,“这是一个中国占领东南亚的战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战略,使中国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系的中心。这个战略正在建立更多联系,就像我们用横贯大陆的铁路把我们的美国大陆连通起来一样。撇开每个具体项目发展好坏不谈,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邻居富了那么中国也会变富。而如果邻国想要致富,它们也需要与中国相连,与彼此相连。我认为这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一体化而做出的努力,而非中国接管世界或该地区的阴谋论。

创造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经济互动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当然,贪腐等状况或许也会与这种伟大的愿景相伴生。但我认为,美国在2018年开始意识到这种愿景的力量。因此,现在你看到美国正在与澳大利亚人、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谈论如何合作,以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基础设施。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有一点竞争是可以的。但基本状况是美国正在觉醒,意识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更不用说美国自己所存在的基础设施问题。

王辉耀:谢谢你对这本好书的概述。实际上,我记得你是非常认真地做过研究。我还记得你在2016年在这里,我们还向你介绍了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他是高速铁路方面的专家,与你进行愉快的交谈。

戴维·兰普顿: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想说,我们不应该让两国政府间的问题阻碍学术和思想的交流。但坦率地说,我担心两国的政府正在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受益于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美国同样

王辉耀:是的。此次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的视频会晤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美在同天宣布恢复记者签证和交流。中美元首上一次的谈话是在9月,之后,孟晚舟女士便得到了释放。而这一次,我们得到了记者签证已经放宽的消息。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有关贸易和其他方面的积极消息。

但回到这个基础设施话题,你说的完全正确。大约在2000年,中国没有多少高速铁路。要知道,我自己就是在一个铁路家庭长大的,我的父亲曾去非洲修坦赞铁路。我想这是中国首次尝试如何发展国际铁路业务。到目前,世界三分之二的高速铁路是在中国,中国的高速铁路线路总数相当于其后10个国家的总和。而美国的军事预算相当于10个排在其后国家的总和。所以,我认为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来实现互联互通非常好,现在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同一天,他签署了一项1.2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法案。在G7峰会上,美国和其他G7成员国提出了B3W—“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倡议。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差异、争议、不同的价值观等等,但你的研究恰恰是在关注连通性,即基础设施不仅能帮助你的邻居,也能帮助自己。世界各国都应保持这种心态,互相帮助,共同为未来半个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世界繁荣而奋斗,那么所有国家也都能从中获利。我们甚至可以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升级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美国和日本也应该加入这个行列。那么,您对打造一个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有何看法?“重建美好未来”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

戴维·兰普顿:我个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同意世界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观点。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有各自的专长,我们现在应该共同努力建设基础设施。我认为,东南亚离中国很近,中国现在几乎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我认为中国在这一系列基础设施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美洲,例如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我想美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它离我们的家乡(美国)更近。当然,欧洲人将在欧洲的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观点是,我认为中国、美国、欧洲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会形成天然的经济共同体,因此你会看到中国在亚洲有更多的活动,美国在自己的领域,欧洲也是同样如此。

但我认为这也回到了我所说的重点,即中国及其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这个行业里。坦率地说,在中国,政府可以告诉铁路公司该做什么,可以提供资助。但在美国,政府不能告诉公司该做什么,所以国家政策必须对公司展现吸引力。例如,在美国,我们或许可以提供投资保险,亦或者是提供某些福利来鼓励公司。但最终,这种以公共为导向的经济和更集中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别将意味着美国不会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认为美国应该尝试,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与更多朋友合作、与中国合作,当然也可以和韩国以及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的加拿大合作。法国和意大利也同样在这一领域有杰出贡献。所以我的猜测是,从资金数量上来看,美国的参与程度会有所降低。与中国的方式相比,美国的私人化导向会更强。

总的来说,美国将会在世界上采取更多行动。因为坦率地说,中国同样受益于这种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如果美国要实现规模经济就需要与更大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同时,我也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你不必从你的智库名称中去掉“全球化”这个词。这是现实,我认为美国正在重新回到“全球化”这个游戏中来。

王辉耀:谢谢你的发言。全球化没有消亡,我相信我们的智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与全球化紧密相连。我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是整个世界、发展中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东盟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利益交汇点。即使在美国和欧洲,G20集团国GIH发布的一份全球基础设施前景报告显示,从2016年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加到了94万亿美元,每年将达到3.7万亿美元。这证明了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一带一路”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建设将让沿线国家的收入增长从1.2%提高到了3.4%,全球实际收入增长将从0.7%提高到2.9%。因此,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将实现共同繁荣。你怎样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东南亚国家建设铁路,这有点像中文术语“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那么,你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合作?我认为中国不想孤军奋战,各国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对此你怎么看?

戴维·兰普顿:当然,我十分尊重中国人民。但我的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在发展,中国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在一些地区,中国的经营在政治层面上不太稳定,其他地方则要安全得多。中国正在积累经验教训以应对不同的政治体系。因为在另一个政治体系中建设基础设施往往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们的组织方式不同,中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土著群体,他们可能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学习也变得更加谨慎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中国国内的需求也很大。

所以我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的舆论,或许中国人自己也在问,“我们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向外投入多少,又该留给国内发展多少?多少应该投入内需又或者是军备?因此,我试图告诉西方观察家,至少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中国正在探索更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而不是一味地大力投入财政。我一直认为,中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一个原因是,能让除了中国之外的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提供大量融资。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认为,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没有加入这一行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事实上,当中国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起草章程时,是一位美国律师提供帮助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但会以一种更谨慎的方式。它将希望将风险分散到自身以外的其他国家,但同时也会受到更多预算限制。我承认,它仍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整个世界的需求来说它也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王辉耀:是的,所以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我们是否能寻求一种让“一带一路”倡议和“重建美好未来”倡议共同合作的机制。中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投资、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重建美好未来”倡议则更关注法律和其他方面,以及更熟悉本地的竞争。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达成合作。我们真的能建立一个由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拉美开发银行领导的“一带一路”国际银行联盟吗?让所有的开发银行为未来半个世纪的基础设施革命和转型共同努力,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地缘政治竞争。

戴维·兰普顿:这是我很乐于讨论的事,但现实恰恰相反。我们谈论的是红线,恶意的协议等等。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对话进行到我们能做到的程度。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摩擦正在加剧。只要中美的安全关系更多以威胁为导向而不是以机会为导向,那么你就会发现,在美国,人们肯定会说:“在我们面临着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帮助中国增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我认为推进这些先进的经济理念的先决条件是管理好两国的安全关系。坦率地说,它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当然我不是说它失控了,但显然也没尽在掌控之中。

王辉耀:没错,我认为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两国高层领导人展开建设性对话,旨在希望稳定两国的关系并且预防潜在的危险。我希望双方商务部、财政部和经济部,或许还有银行,都可以合力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其实包含104位成员的亚投行就是一个国际接纳度非常高的模式。所以在你那本关于东南亚铁路建设的书中就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因此,我认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国际机构应该共同努力,通过联合国,用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逐渐建立并连接整个世界利益,从而避免热战。如果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持续进行,世界可能最终走向毁灭。你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国正在东南亚进行的工作,以及告诉世界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合作。

戴维·兰普顿: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采取一些小步骤开始。其实我们所能做的第一步是非常大的一步,那就是让中美之间的人员交流恢复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我想缓和中美关系的首要步骤就是尽快使中国人和美国人能保持面对面的交流。

王辉耀:我很认同这一点。人员的流动和线下的交谈是十分重要的,我很高兴看到在今年夏天有近10万中国留学生返美学习,也希望美国留学生能来到中国。就这一点而言,期待我们能寻求更好的方法在控制最少的新冠病例的基础上增大人员的流动。我也很希望能邀请你来中国,让我们进行真切的交流而非视频对话。

戴维·兰普顿:当我有机会回到中国时,希望我们能亲自谈谈。

王辉耀:我们的对话已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你为此晚上还在线上。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超过25万人在网上观看我们的对话。我也收到了一些媒体发来的提问。一个问题来自上海的媒体《观察者网》:在中国以外的泛亚铁路网中,中老铁路将率先开通,怎样看待它可能会带来的示范效应?这个问题你在之前可能已经提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30周年。昨天,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东盟领导人刚刚举行了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在明年1月1日生效。它将覆盖全球经济的1/3的经济体量和90%的商品,此协议最终实现的零关税比例高达90%以上。而与此同时,贸易战仍在继续,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争依然激烈。那么,你认为中美之间是否有可能降低关税?此外。媒体也提到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美国也正试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样做。你怎样看待建立这种经济关系的尝试,相较于建立AUKUS或那种QUAD的联盟这是一个大方向吗?对这些问题你或许可以提出一些你的见解吗?

戴维·兰普顿:让我简单地谈谈其中的三个问题。正如我们提到的,万象至昆明的铁路线将于12月开通。我想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会对老挝产生什么影响?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讲讲。首先,老挝铁路线是东南亚近年来第一条即将建成的铁路。所有周边国家,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紧靠老挝的泰国和越南,都在紧密关注该项目在老挝的进展动态。一旦完成,我认为这会激励更多东南亚国家加入。因此,老挝铁路线的成功非常关键,其他国家都在关注该项目的结果并开始思考:“现在我们是否更倾向于认为迟早都要加入这个体系?”因此我认为老挝线的完工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对泰国来说,因为现在泰国知道将可以通过老挝实现和中国的联系。泰国希望运营一条从泰国老挝边境的廊开到曼谷的铁路。所以下一个大问题是泰国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泰国身边的越南和缅甸都在衡量他们是否要加入这个体系。可以说,老挝铁路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性作用。另外,关于老挝,我认为在理论层面还有一些可说的。你可能会问,我的书名为什么叫“铁河”。实际上,这是一位老挝的海洋规划者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他说,欧洲、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通过河流发展城市和商业。老挝确实也在湄公河畔,但湄公河的大部分河段并不是适合航行。所以他说老挝无法真正进入大海,是唯一一个没有出海通道的东南亚国家。因此他说,老挝需要建造自己的“铁河”,即通过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自然没能提供给我们的河运便利。所以我认为老挝铁路的建成是非常重要的。这对生活在老挝的大约700万人带来巨大影响。坦率地说,建设老挝铁路可能会赔钱。但就其对决策的影响以及促进整体联通网络发展的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还有问题提及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不是研究自由贸易区的专家,但我认为美国并不是很积极在寻求与亚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一直认为自由贸易讲求一种平衡。通过比较优势设定公平的规则对每个人都好。我震惊的是美国允许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结构,然而我们似乎没有非常严格地追求自由贸易协定。

也有人提问中美之间的关税斗争会怎样发展?我不能代表美国政府,我也没有特别的信息来源。但我注意到,在中美领导人的对话中,关税问题似乎并不是非常突出。在公开场合,我也没有听到关于关税的任何令人鼓舞的言论。坦率地说,美国大选十分看重国会的支持,但我认为目前很少有人支持降低关税。当然,行业和经济学家希望降低关税,但我不认为这是民主党的主流观点。因此,我认为各国应该继续改进本国的经济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降低关税进行谈判。但目前国内环境对这一点也不是很有利。

王辉耀:谢谢你的回答,戴维。对话就要结束了,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讨论。我认为你的书通过研究老挝-中国铁路为研究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也对其他东盟国家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这将真正改变东盟未来的基础设施格局和东南亚的连通性。我很钦佩你,你正在就一个真正现实的主题进行宏伟的研究。另外,我还想推荐给你一本我最近和阿利斯泰尔·米奇共同编辑的书。它叫做《共识或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我们在其中讨论了许多问题。约瑟夫·奈,帕斯卡·拉米,吉姆·奥尼尔勋爵,温迪·卡特勒,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等人也为本书做出了众多贡献。我会寄给你一本书,出版图书也是我们沟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讨论了。再次感谢你参加本次讨论,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中美双边关系、近期的中美两国国家元首的视频会晤等。特别是,我们谈论你的新书、东南亚区域连通性,海上丝绸之路,老挝的铁河,以及它延伸到的东盟国家。还有,我们如何才能让“一带一路”倡议和“重建美好未来”倡议合作、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共同努力起来。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聚焦在地缘政治和军事联盟等话题上。很感谢您在深夜抽出时间,我们希望在您来中国时再次见到您。

戴维·兰普顿:谢谢你,辉耀。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戴维·兰普顿”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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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以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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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涛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6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美国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学术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助理研究员魏涛应邀作题为《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以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为中心的考察》的学术报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韩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姬虹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副教授和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焦姣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俞凤博士主持,美国研究所内外学者、学术共100余人在线参与本次报告会。

以下为本次学术报告会文字实录:

主讲人(魏老师):

很高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做讲座。也非常感谢俞凤老师的邀请!

我今天的报告主要讨论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主要以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为个案。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历史系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查尔斯顿商人、种植园主和政治家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跨大西洋遭遇,主要尝试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劳伦斯在1744-1784年之间的四次跨大西洋旅行,进而探讨其背后所暗含的英帝国中央政府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劳伦斯本人的自我认同如何从一名英国臣民,进而质疑自己的英国人自我认同,最后转变并捍卫美国人的自我认同的故事。现在研究的这个种族暴力课题依旧选取的是查尔斯顿这个城市,但更多的是讨论种族暴力,及其背后所暗含的白人和非洲裔黑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查尔斯顿城市史研究这个领域,欧美历史学家成果颇丰。在《叛乱者的兴起:城市与美国革命》(RebelsRising: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这本书中,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的本杰明·卡普(Benjamin Carp)从比较视野来研究查尔斯顿的政治动员,及其如何走向美国革命。辛西娅·肯尼迪(Cynthia M. Kennedy)的《编织的关系,交织的生命:查尔斯顿城市奴隶群体中的女性》(Braided Relations, Entwined Lives: The Women of Charleston’s UrbanSlave Society)主要考察的是查尔斯顿城市史上的妇女团体的经历,算是妇女史和城市史相结合的一个尝试。艾玛·哈特(Emma Hart)的《建设查尔斯顿:十八世纪英国大西洋世界的城镇与社会》(BuildingCharleston: Town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Atlantic World)也研究查尔斯顿的城市史,但她主要受“新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分析底层人物如工匠在查尔斯顿城市史上的重要作用。另外,受大西洋史学的影响,她采用大西洋视角分析查尔斯顿在英国大西洋世界的贸易。詹妮弗·戈洛博伊(Jennifer L. Goloboy)的《查尔斯顿与美国革命时期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Charlestonand the Emergence of Middle-class Cul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查尔斯顿在美国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文化。伯纳德·E·鲍尔斯(Bernard E. Powers)的《黑肤色的查尔斯顿人:一部社会史》研究查尔斯顿非洲裔黑人在1822-1885年之间的社会史,主要从种族的视角来研究的。威尔伯特·L·詹金斯(Wilbert L. Jenkins)的《抓住新的一天:内战后查尔斯顿的非裔美国人》(Seizingthe New Day: African Americans in Post-Civil War Charleston)讨论内战后查尔斯顿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沃尔特·J·弗雷泽(Walter J. Fraser)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一个南方城市的历史》(Charleston! Charleston!: The History of a Southern City)是一部比较通俗的介绍查尔斯顿城市史的著作。格雷戈里·格雷布(Gregory Allen Greb)、查尔斯·F·科瓦西克(Charles F. Kovacik)和John J. Winberry(约翰·温伯里)、约翰·摩尔(John Moore)等历史学家也有一些研究查尔斯顿城市史的著作。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讨论了。

在种族暴力这个研究领域,欧美史学界也成绩斐然。克莱尔·惠特林格(Claire Whitlinger)从历史记忆的视角研究了密西西比州费城市的种族暴力。汉娜·罗森(Hannah Rosén)和珍妮弗·阿什(Jennifer Ash)侧重从性暴力(sexual violence)的视角来研究奴隶解放后美国南部的种族问题。乔迪·米勒(Jody Miller)从性别化的暴力(gendered violence)视角来研究非洲裔美国妇女所遭受的种族暴力。米哈尔·贝尔纳普(Michal Belknap)从宪法和联邦法律的视角来研究种族暴力。约翰·德桑蒂斯(JohnDeSantis)从劳工和阶级的视角来研究188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里发生的大屠杀及其背后的种族暴力。凯特·吉林(Kate Gillin)从妇女史和性别史的视角研究了1865至1900年之间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族暴力。伊万·埃文斯(Ivan Evans)从比较视野分析南非和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及种族暴力问题。其中,种族暴力的微观案例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克莱尔·惠特林格研究了密西西比州费城市的种族暴力。肯尼斯·詹肯(Kenneth Janken)主要研究北卡罗莱纳州威尔明顿市的种族暴力。托马斯·斯劳特(ThomasSlaughter)探讨了美国内战前夕宾夕法尼亚州克里斯第安纳(Christiana)骚乱背后的种族暴力。塔梅卡·霍布斯(Tameka Hobbs)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历史上的种族暴力,进而探讨美国白人为何不能赋予非洲裔美国人民主机会的原因和相关历史。

但是,欧美史学界在查尔斯顿城市史以及种族暴力史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的研究局限。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鲜有从城市化的视角去探讨种族暴力。其次、在研究主题上,国外学者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个地方的具体案例或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个种族暴力事件,鲜有从城市化进程的视角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问题,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最后、在研究时段上,研究南卡罗来纳种族暴力的成果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绞刑以及三K党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暴力,却鲜有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而进行全面的解释。

在研究内容上,《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以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为中心的考察》主要选取查尔斯顿历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种族暴力事件,进而探讨其背后所暗含的城市化进程与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种族暴力事件包括:1739年的斯托诺奴隶反叛(Stono Slave Rebellion)、1822年的丹麦克·维西(Denmark Vesey)叛乱、1876年南卡罗来纳州长选举期间的种族暴力、1919年的查尔斯顿种族骚乱(Charleston White Mob Riot,Charleston RaceRiot)以及2015年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

在研究方法上,这个课题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该课题尝试将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既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种族暴力案例,又尝试把各个具体案例整合到查尔斯顿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次,该课题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视角有助于理解不同阶级在经济、思想意识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白人富裕阶层如何对非洲裔美国人进行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此外,该课题尝试从关系性的视角来理解种族关系,力图说明白人和非洲裔黑人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压迫-反抗关系,而是相互生成且相互影响。最后,该课题坚持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查尔斯顿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条是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既分析城市化与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也解释其背后所反映的阶级和种族矛盾、社会不公平及贫富分化等问题。

先简单介绍一下查尔斯顿这个城市的现状。在17和18世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主要是通过大西洋贸易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商品主要包括大米、烟草、靛蓝和非洲奴隶等。靛蓝作为一个漂染剂,使人们穿的衣服显得更加漂亮。大米和烟草等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非洲奴隶既作为一个商品,也作为一种奴役劳工。由于查尔斯顿是在大西洋洋流的一个关键点上,它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发达程度可以跟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相媲美,成为殖民时期英属北美的四大海港城市之一。1768年至1772年之间,往返查尔斯顿的贸易的船只吨位基本上是纽约和费城的两倍,也就是说查尔斯顿在海上贸易的发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间接显示出查尔斯顿在北美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殖民时期,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查尔斯顿的商业发展上扮演着重要作用。大概有450万非洲奴隶经过大西洋洋流来到西印度群岛,然后一部分就去了查尔斯顿,还有一部分去了新奥尔良,还有一部分就去了弗吉尼亚,剩下的就去了北部殖民地,这些说明查尔斯顿的奴隶贸易非常流行。然后我们看一下查尔斯顿奴役劳工。1670年的非洲奴隶大概是34名。到1750年,非洲奴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万名。1670年,被奴役的非洲人(Enslavedpeople)占查尔斯顿总人口的比例将近是15%。1720年到1750年之间,非洲裔的奴役劳工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68%-72%,也就是说南卡罗来纳殖民地2/3的人口是非洲的奴隶劳工,白人人口只占31%-33%左右。杜克大学的历史学家皮特·伍德称它为Black Majority,也是说黑人在这个殖民地的人口中占大多数。伴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展开,查尔斯顿的奴隶人口急剧增加。1770年至1810年,奴隶人口从2440人一直增加到146151人,这里选用的数据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菲利浦·摩根的著作。

在殖民时期,查尔斯顿的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依附的城市化(dependent urbanization),因为查尔斯顿主要是依附于英帝国,它们政治上是殖民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然后贸易主要是安格鲁卡罗来纳(Anglo-Carolina)贸易,称之为英帝国中心和南卡来纳商人之间这样一种互动的贸易。我研究的商人就是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1924-1792),他以前在伦敦学习的商业知识,回到查尔斯顿后从事大西洋奴隶贸易,他的一些商人伙伴主要是来自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的奴隶主和贸易商人等,然后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他们衣食住行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乡绅化运动(gentrification)。乡绅化运动是英国国内的商人阶层自我努力自我改进的运动,进入更高的阶层,然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大的房子,有自己的种植园,然后有一些奴隶或者奴仆来给他们工作,然后种植他们的种植园等等。

查尔斯顿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乔治亚式风格。乔治亚式建筑风格主要是在乔治一世、乔治二世、乔治三世到乔治四世时期比较流行的,在英属北美的查尔斯顿也同样是这种乔治亚式风格。乔治亚式风格强调左右对称,尤其是窗户,窗户上有很多对称的网格线,且这种建筑是按比例分配的,非常匀称。这个是阿什利河(Ashley River)附近的德雷顿种植园(Drayton Plantation)中德雷顿大厅(Drayton Hall)的建筑图纸。左右之间,包括楼梯、窗户和卧室等非常讲究对称。历经美国革命和内战后,德雷顿大厅的内饰已经不再存在,但是墙上的一些花纹和图案还是保存了下来。很明显,它模仿英国国内的乔治亚式建筑风格。

1739年的斯托诺奴隶反叛是查尔斯顿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种族暴力事件。在18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殖民者在佛罗里达有殖民地,但是他们一直是烧杀抢掠,没有劳工给他们开发,所以他们允诺:只要非洲逃奴来到佛罗里达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就给予逃奴自由身份。杰米是一个来自非洲刚果的奴隶,他为了追求自由身份决定反抗奴隶制。在刚果,非洲人一直有武装暴动的传统。被奴役到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后,杰米和其他刚果人试图发动奴隶进行反抗。不幸的是,这场奴隶反叛最终还是被镇压了,有的奴隶被杀死,有的奴隶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

但是,斯托诺奴隶反叛也是会影响白人种植园主,包括南卡罗来纳的白人统治阶层。斯托诺奴隶反叛之前,奴隶主通常粗暴地对待非洲奴隶。斯托诺奴隶反叛后,奴隶主也遭受一些惩罚。于是,他们允许非洲奴隶可以学习基督教教义。然后,南卡罗来纳全体会议对奴隶贸易的进口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并提高了奴隶进口的关税。这一时期王室政府也加强了对非洲奴隶的控制。1740年,王室政府禁止非洲黑人自己种植农作物,且对他们的群体聚会做出更多的限制。斯托诺种族暴力事件说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压迫和反抗,他们之间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生成的关系。

在讨论1822年的丹麦克·维西种族暴力事件之前,先简单交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上半叶,南卡罗来纳的棉花贸易需要大量非洲奴隶劳工。因为英国这一时期开始工业革命,而南卡罗来纳气候非常适宜种植棉花,而棉花从生产、播种、采摘到最终把棉花和棉籽分离,以及把棉花运到英国需要大量奴役劳工,所以这一时期的奴隶贸易依然存在。托马斯·杰斐逊于1807年已禁止奴隶贸易,但是非法奴隶贸易依然存在。由于查尔斯顿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依然跟英国国内保持着棉花贸易,且奴隶贸易依然繁荣。在19世纪上半叶,南方种植园最顶层的人物主要是种植园主,中间阶层是自耕农,其次是契约劳工和自由人,最底层的是非洲奴隶。

我们再看一下丹麦克·维西种族暴力事件。丹麦克·维西本身并不是非洲奴隶,他的经历比较传奇。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黑人,他的主人经常在大西洋上航行,且是来自来自百慕大岛的船长。百慕大是查尔斯顿以西大概100海里左右的一个岛,以前有很多海盗在这个地方聚集。丹麦克经常跟他的主人在海上航行,所以见多识广。1783年,丹麦克在查尔斯顿定居,然后他通过辛勤的劳动,赚钱并用600美金赎回了自己的自由身份,从非洲奴隶变成一个自由黑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阅读了很多书籍,了解海地革命的历史,阅读很多关于反奴隶制的一些书籍,另外他也受到了一些废奴主义和反奴隶制思想的影响,最后他在查尔斯顿密谋了一场奴隶起义。他的经验有点类似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但是他的经历又跟道格拉斯不太一样,主要是因为他有很多在海上航行的经历,去过很多地方。而道格拉斯主要是在英属北美陆地上争取自由,进而尝试解放非洲奴隶。所以从海洋视角理解奴隶反叛跟从陆地视角理解奴隶反叛就有很多区别。最后,丹麦克·维西奴隶反叛被白人种植园阶层发现了,然后被镇压了。其中,345名非洲黑人被处以绞刑,32名非洲奴隶被流放到其他的地方。帮助丹麦克的四名白人同伙也已被处以罚款和监禁。丹麦克·维西种族暴力事件说明南卡罗来纳政府对白人和黑人在反叛的过程中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

1876年,南卡罗来纳州长大选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查尔斯顿多次爆发种族骚乱事件。先来看一下历史背景。1876年,南卡罗来纳的重建即将结束。与此同时,南卡罗来纳政党政治竞争非常激烈,且已经白热化,因为他们都要争取1876年州长选举。在重建期间,民主党一直受到共和党的排挤,民主党对1876年州长选举志在必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重新执掌南卡罗来纳的政权。南卡罗来纳的大部分人口为非洲裔美国人,所以民主党必须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非洲裔美国人成为他们的两党竞争的焦点。但是,保守的白人大部分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强迫非洲裔美国人选民支持民主党。

1876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份,因为州长选举和总统选举都在这一年。共和党候选人丹尼尔·张伯伦之前就当了一任州长,但是他决定竞选连任。韦德·汉普顿是民主党人,是前邦联军队的一个军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21世纪的民主党的政治理念,跟19世纪中后期共和党政治理念是非常类似的。而19世纪中后期民主党政治理念跟现在的共和党政治理念正好是比较接近的。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以及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尤其是肯尼迪时期的民权运动之后,他们的政党理念基本倒了过来。但是在19世纪,尤其是1876年,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理念正好与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理念是相反的。这一年的总统大选中,拉瑟福德·海斯是共和党选举人,塞缪尔·蒂尔登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南卡罗来纳民主党的州长竞选期间,汉普顿走温和路线,主要吸引中间派选民支持。马丁·加里(Martin Gary)是前邦联军队的一个军官,他坚定地支持汉普顿。加里实施密西西比计划,威胁非洲裔美国人必须支持民主党。不支持民主党的话,加里就拿枪威胁他们。如果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加里会对他们进行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利诱他们。还有很多保守白人的准军事组织,包含一些红衫俱乐部,也就是一些步枪俱乐部,通过一系列游行示威来强迫美国选民支持他们。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的《民主的考验》是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为基础,进而修改之后的第一本专著,里面提到很多关于重建时期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黑人选举权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把它找来读一读。

然后我们看一下南卡罗来纳1876的州长选举期间的种族暴力。在艾林顿(Ellenton)这个小县城,包括艾肯(Aiken)县城,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政党理念不同,忠诚度不同,州长选举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种族骚乱。南卡罗来纳1876的州长选举的结果跟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犹他州、宾西法尼亚州的结果有些类似。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日的结果显示特朗普是拿下这些州的,但是因为有邮寄选票,最终的结果是拜登逆转并获胜。1876年的州长选举的最初的选举结果显示是张伯伦是获胜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显示汉普顿以1100票的微弱优势胜选。而在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张伯伦就宣布他胜选。汉普顿却拒绝承认败选,也宣布自己获选。所以这时期有两个州长,又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政治竞争非常激烈,这一时期的州政府就处于一个停摆状况。但事实上,民主党在选举期间存在明显的选举舞弊现象,包括威胁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最明显的是南卡罗来纳的选票数量已经超过了已登记选民人口数量,说明民主党在这些县市进行选举的时候存在选举舞弊。

种族暴力和恐吓的选举策略在这一次州长选举中是非常奏效,尤其是在艾肯县和艾林顿县。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和黑色的图,蓝色是支持汉普顿的选民投票数,汉普顿是民主党。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艾林顿,汉普顿的支持率是66.9%,在安德森县为78.7%,在瑞狄奥是70.7%,在波里是76.7%,然后在欧克里(Oconee)是79%,在皮克斯是83.48%。这一年的州长选举,最终结果显示双方几乎是势均力敌,仅仅只有1100名选票的差距。在某个特定的县,某位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的优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么多县市达到70%,甚至80%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背后肯定是有一些选举舞弊的。相比之下,共和党候选人张伯伦获胜的一些县支持率大概在50%-60%之间,超过70%的支持率非常少。

1876年的州长选举直接加剧了种族暴力。州长选举的结果公布以后,有人在查尔斯顿这个地方跟一些醉酒的白人男子发生冲突,然后因为枪击逐步发酵,愈演愈烈,而且还有些红衫俱乐部和步枪俱乐部召集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终引起了一系列的种族暴力。

我们来看一下18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南卡罗来纳州长有两个,一个是张伯伦,一个是汉普顿,他们一直僵持不下,且都拒绝承认败选。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在投票初期的时候就是海斯和蒂尔登两个候选人也是势均力敌,但是南部几个州的结果一直没有公布出来。18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跟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也比较类似。因为邮寄选票的存在,关键州诸如犹他州、佐治亚州和宾西法利亚州等州因为担心川普支持者搞破坏,进而引发暴力冲突,这几个州迟迟不公开大选结果。在1876年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南部几个州的大选结果也是迟迟没有公开,尽管最后的结果显示拉瑟福德·海斯获选。总统选举获胜之后,海斯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南方的种族暴力,所以他就开始了跟南方各个州进行了政治交换,最终对南部各州进行政治妥协。妥协之后,他撤出了部署在南方各州的联邦军队。如果没有联邦军队,南部各州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因为南部前邦联州的民主党势力非常强大。南卡罗来纳州长选举和总统选举结果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查尔斯顿在选举前或选举后都发生了种族暴力事件。1876的州长选举说明查尔斯顿种族暴力是跟政党政治竞争相关,跟联邦政府的政党政治竞争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1876年的种族暴力跟1822年的丹麦克种族暴力以及1739年的种族暴力不太一样。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1919年查尔斯顿种族骚乱的历史背景,顺便也介绍一下这一时期南卡罗来纳的城市化进程。查尔斯顿跟美国其他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不太一样,因为内战对它的打击非常大。内战结束之后,包括在南部重建时期,查尔斯顿向现代城市转型上走的非常缓慢。在19世纪上半叶,南卡罗来纳一直是种植园,棉花种植园,烟草种植园随处可见。历经重建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南卡罗来纳的棉花种植园依然存在。虽然奴隶劳工不存在了,但是非洲裔美国人依然作为劳工在种植园里存在。一部分非洲裔美国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在经济上依然是备受剥削的。这一时期,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德州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被开发,加州、犹他州、内华达州的矿产被开发,犹他州的铜矿和银矿等被开发。南卡罗来纳因为土地面积有限,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它的城市化主要是新建一些铁路,然后开办一些棉花纺织厂,而这一时期居于主要地位的还是农业,主要种植棉花、大米、玉米和豌豆等农作物,但它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所以城市的人口也是非常少。在殖民时期,南卡罗来纳的非洲裔美国人占70%。到20世纪初,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是慢慢下降的,非洲裔美国人开始向东北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以及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大量迁移,所以它的黑人人口逐渐下降,而白人人口比例逐渐增加。1919年,从西班牙开始的大流感造成美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也引起了美国白人群体内心的焦躁不安。1919年的十月革命,因为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跟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格格不入,所以美国国内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潮。另外,美国国内也存在反德国人情绪,因为美国人认为德国人挑起了一战。与此同时,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国内掀起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的骚乱,包括恐怖主义等等。一战后,非洲裔美国人在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又受到白人阶层,包括白人工人和白人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排挤,所以工厂里的种族关系比较紧张。此外,因为种族隔离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的存在,非洲裔美国人在社会上又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没办法平息社会骚乱,所以白人阶层将黑人作为一个替罪羔羊和一个发泄内心焦虑和不满的对象。但是,非洲裔美国人因为他们已经获得第13条、14条和15条宪法修正案的保护,所以他们坚定地捍卫他们的合法选举权利,包括公民权等等,造成种族关系的异常紧张。1887年-1889年之间,南部各州的种族暴力迫使非洲裔美国人向北部和向西部迁移。

1919年的一个夜晚,在查尔斯顿海军码头,一个叫罗斯科·科尔曼的白人水手被一个黑人从人行横道上推开。随后,科尔曼追赶这个黑人,但后者逃走了。不久,一个黑人向白人开枪,最后这为黑人被杀死。然后就出现谣言,谣言传播的非常快,说是有白人被黑人打死,因为白人和黑人之间都有一些群众组织。随后,这起事件演变成一起群殴事件,造成43名黑人被处以绞刑。其中,有1000多名水手和白人平民参加了这场群体斗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查尔斯顿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并向现代化城市转型。市长小约瑟夫·瑞利(Joseph Riley, Jr)开发了查尔斯顿的旅游资源,因为这个城市保留了很多18和19世纪的古建筑,所以瑞利决定重点发展查尔斯顿的旅游产业。这一时期,查尔斯顿的人口比例就是白人人口开始超越黑人人口,而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比例。查尔斯顿的海港贸易也非常发达,郊区化的城镇快速发展,然后有一些汽车制造业。由于白人人口的增多,黑人人口数量减少,所以政治上相对来说偏保守,而且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意识在白人群体中依然存在。在2000年和2010年之间,查尔斯顿的亚裔和西班牙裔人口是在增加的,但是黑人人口是在急剧减少的,从2000年的34.1%减少到25.39%。白人人口从2000年的大概是62.98%增加到2010年的70.17%。显然,查尔斯顿的人口比例是一个逆向化。

伴随着查尔斯的城市化,查尔斯顿的郊区化也加快了步伐。之所以我在19世纪那段历史中不提查尔斯顿的城市化,以及在20世纪初的城市化,是因为查尔斯顿的城市化主要局限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1973年,查尔斯顿周边的地方,大部分是从事农作物的耕种,也就是它依然是一个农业的城市。查尔斯顿的郊区化城市化大致是在二战以后开始,尤其在7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过来的,这跟美国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包括美国西南部的铁锈城市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不太一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查尔斯顿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峻。在21世纪初,查尔斯顿的贫富分化是不断扩大的。伯克利县在2000的时候,它的贫富分化指数是100。到2015年,伯克利县的贫富分化指数是105,而多切斯特县已经增加到120,伯克利县增加到110,说明它的贫富分化是不断增加的,白人可能更有钱,然后非洲裔人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越来越贫困。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裔和亚裔,因为他们一直有工作,有的开餐馆,有的在餐馆里工作,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养家糊口的。然后是生活成本,靠近沿海地区,相对来说要成本要高一点,而靠近中部的还有西北的,或者东北这个地方,生活成本相对要便宜一点点。2011年以来,查尔斯顿的犯罪率和贫困指数逐步下降,虽然有时候有一些回升,但非洲裔黑人的犯罪率,或者说关进监狱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和西班牙裔人。

最后一个是查尔斯顿的政治保守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的延续。邦联旗以前只是在内战时期的军队里面流行,但后来因为重建,尤其在纪念美国内战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的时候,有很多白人在他们马车和汽车上悬挂邦联旗,纪念阵亡在内战战场上的白人邦联将军和士兵。邦联旗成为他们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讴歌邦联将军和颂扬士兵的英勇无畏。所以白人民主党人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强烈支持这样一个邦联。后来,这个邦联旗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被挂在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办公大楼天顶上的旗杆上,然后就一直挂着,没有取下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邦联旗的存在,因为觉得它代表种族暴力,代表着南部的黑暗的历史,包括奴隶制和奴隶暴力等,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它给取下来。但因为历史缘故和其它因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我们看一下2015年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这场种族暴力事件的策划者是白人青年达安·儒夫(Dylann Roof),他只有21岁,且是一个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儒夫主张使用种族暴力手段,把非洲裔美国人赶走。他策划并实施了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2015年6月17日,儒夫持枪扫射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堂(E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参加活动的人,造成9名非洲裔美国人当场死亡。其中,当场死亡的遇害者包括南卡罗来纳议员克莱门塔·C·平克尼(Clementa C. Pinckney)。2016年12月,儒夫被控33项罪名和蓄意谋杀指控。2017年1月10日,儒夫被处以死刑。在这个事件之后,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就投票把州政府广场上的邦联旗给移除了。这个教堂是一个黑人教堂,丹麦克是它早期一个创始人之一。枪击案事件后,南卡罗来纳人民举行了哀悼活动。

最后讲一下简单的结论。首先、种族暴力事件揭示了查尔斯顿的城市化基本特征,也反映它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不平等、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其次、城市化和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它的城市化有其具体的特征,种族暴力也有它不一样的特点。在早期,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主要是针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以来,种族暴力更多的是因为政党政治斗争以及贫富分化,还有就是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意识的延续,它们造成查尔斯顿种族暴力事件再次爆发。21世纪以来,查尔斯顿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由于种族问题、贫富分化和其它社会问题的存在,其城市化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就是我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在座的专家来点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魏涛老师的精彩报告,我觉得这个报告的历史跨度是比较大的,魏老师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以城市化和种族暴乱两条线索把美国城市化进程当中的种族暴力现象展示给我们看,而且还解释了它背后所蕴含的美国社会的阶级和种族矛盾,社会不公平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还非常感谢魏老师给我们做了关于种族暴力研究的文献梳理,我想一定会给今天参会的学生还有研究人员带来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厦门大学的韩宇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

嘉宾(韩老师):

我的研究领域是美国城市,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做过这个问题专门研究,所以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只能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首先我觉得种族暴力冲突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此前梁茂信教授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他考察的对象是60年代之后的情况,空间上主要是东北部和中西部,也包括西部,实际上还没有涉及关于美国南部的研究,所以魏涛博士的研究是对国内关于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研究的扩展。他也有他的特色,从城市化的视角来研究不同时期的查尔斯顿的暴力事件,所以这个报告还是挺不错的,内容很丰富,有很多图片。通过这个报告我觉得对查尔斯顿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和发生在这里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都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下面我想说一下我的认识。因为他有可能是刚刚开始起步,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不是成型的学术论文,所以可能存在一点小问题。第一个,从城市化进程这个视角来看种族暴力冲突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种族暴力冲突是种族问题的一个极端化的表现,它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但是在这些因素之中呢,城市化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因素,像什么移民和迁移,经济收缩,还有包括弱势的族裔族群资源的增加等等。当然种族暴力冲突也可能对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探讨城市化和种族暴力冲突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实际上这是我听这个报告最想了解的内容,但是听完报告之后呢,我觉得魏涛好像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少。他实际上谈的就是发生在查尔斯顿这个南部城市的种族冲突,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到2015年,关于种族暴乱和查尔斯顿的城市化进程具体的关联,好像没有说的很清楚。因为在殖民地时期的奴隶起义,还有一个在1822年的那次暴动,我感觉和城市化进程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后1876年的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主要是党派竞争,这个是最重要的诱因,特别是州长大选的结果难产加剧了种族暴力,然后就是2015年的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这个事件我感觉是一个独狼行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采取个人的行动,和查尔斯顿这个城市化的高速的发展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这个魏涛并没有讲。

在这几个事件里面我觉得1919的查尔斯顿种族骚乱比较关键。这次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因为它不仅发生在查尔斯顿,还包括北部的一些城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有很多关系,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经济不景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启了美国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大量的黑人进入了北部的城市,造成了白人和黑人在就业住房领域产生的严重的竞争,这个是和城市化有直接关联的。根据社会学的竞争理论,不同族群之间,当接触增多和竞争加剧的时候,就会出现种族暴力,因为不同的群体在竞争相同的工作、住房、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源,这样就会产生冲突。我建议魏涛可以看一些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我对查尔斯顿在1919年后城市化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根据魏涛的介绍,当时应该是黑人的城市人口下降了,而不是增加了,所以就适用这个城市化的分析框架来解读1919年的这次种族暴力冲突,是不是真的合适?我觉得还需要仔细的考虑,这是我的一个突出的感受。接下来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城市化进程与种族暴力冲突联系起来,它们究竟有怎么样的关联?要进行认真的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难度挺大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1919年到2015年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面,查尔斯顿没发生过大规模种族暴力冲突,那可能有小规模的冲突的存在,在这100年间查尔斯顿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二战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之后城市化才高速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种族暴力冲突。种族冲突实际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就是发生在乡村的种族冲突,主要是在南部的农村,另外一种主要类型就是发生在城市的暴力冲突。20世纪以来,我发现在美国的南部,这么一个实际上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白人的种族主义氛围最浓厚的地方,反倒是大规模的种族暴力冲突发生的相对比较少的区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查尔斯顿将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种族暴乱,可能有很相似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60年代之前两次大规模的种族暴力冲突,第一次是在1915~1919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然后第二次是1943年发生在底特律和纽约,完全都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然后在60年代之后,比较熟悉的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主要发生地点的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中心城市,还有洛杉矶的瓦茨的骚乱,之后在90年代最有名的就是在洛杉矶的那次大规模的骚乱,然后去年的黑命贵运动,在南部好像闹得比较凶的就是他们在亚特兰大攻击CNN的总部。所以相对而言南部大规模种族暴力冲突非常少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并没有详细的看相关的研究。像魏涛前面提的,还有在70年代的时候,当然不都是发生在查尔斯顿的,即使在民权运动高峰期,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非暴力的行动,暴力活动主要是发生在北部的城市,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

谢谢韩老师,韩老师是我们美国城市和趋势研究领域的专家,给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补充,而且也给这个报告的主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非常有启发意义。韩老师也提出了我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种族暴力和城市化到底是是什么关系,如果各位老师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最后进行回应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武汉大学的杜华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发言。

嘉宾(杜老师):

感谢俞凤博士,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讲座。听完魏涛老师的讲座,收获颇丰。很高兴见到韩宇老师,刚刚您的评议我觉得也非常受益。我是城市史学的外行,您的点评,尤其对南部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对我很多启发。总体而言,就像韩老师讲的那样,这个讲座从殖民时期到到今天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出发,在城市史的视角下分析美国历史上的暴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历史的宏观视角,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知识补充。魏涛老师讲座中的有些观点,我深为赞同。我谈谈自己的一点思考,稍作补充。

魏涛老师认为,美国早期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有些时候,双方可能会有一些“互动”,进而强化种族等级秩序。就暴力事件而言,奴隶叛乱有可能会加强白人种族理念的加强,激发他们采取更多、更为残酷的种族暴力活动。我同意这个观点。近年来的很多研究,都试图揭示种族主义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理解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而不是对白人群体进行简单地批判。魏涛老师在讲座中谈到阶级问题在查尔斯顿历史上的影响。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近年来,内战前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新趋势,就是从阶级的角度重新分析内南部的历史。很多学者认为,在内战前数十年中,不仅是黑人社会跟白人社会之间、奴隶主跟奴隶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且在南部的白人社会内部,处于上层的白种植园奴隶主跟有土地的普通白人之间也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总体而言,它的整个阶级矛盾,各种阶层之间的矛盾,可能是比北部确实要严重很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确实如魏老师所言,国内对美国种族暴力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其实已经非常深入了。最近我有幸读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博雅博士后、宾州州立大学的博士许翔云所写的一篇综述,系统梳理了美国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上的暴力活动的研究,很有启发。我也非常期待魏涛老师能把这个研究做出来,推动国内美国史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

除了这些收获之外,我还有几点疑惑之处要向魏老师请教。首先,我跟韩老师的看法类似,就是感觉魏老师目前似乎还缺少一个更为明确的路径和框架来处理城市化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单就讲座和ppt的内容来看,魏老师更像是把查尔斯顿作为一个物理空间,然后按时间顺序考察发生在这个空间之内的种族暴力活动。这个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即城市化跟种族暴力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并没有较为清楚的答案。进而言之,不同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很不一样的,内战前的城市化和内战后的城市化,特点都不一样,这些特点跟种族暴力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我比较有疑惑的地方。当然,讲座应该只是魏老师的一个研究计划,相信随着研究的进行,他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其次,这个研究聚焦于查尔斯顿市。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查尔斯顿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刚刚魏涛老师讲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要进一步挖掘。仅就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角度看来,查尔斯顿就很特别。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南部拥奴隶思想最激进的地方就是弗吉尼亚,而且查尔斯顿则是中心的中心。在1830~1860年间,南部出现了一批拥奴思想家,他们从宗教、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对奴隶制进行系统地辩护律师,其中的很多人就是查尔斯顿人。如果我们往回看,会发现早在美国制宪时期,查尔斯顿就已经是拥奴思想的中心了。也就是说,在美国早期史中,查尔斯顿一直是美国南部的拥奴隶意识形态的重要构建者,种族主义非常系统和顽固,在社会中也存在不少激进的种族主义公民团体。这可能是导致这里的种族暴力频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1835年,美国废奴协会发起“邮件运动”,将大量宣传废奴理念的出版物寄到美国南部时,查尔斯顿的拥奴团体就闯入邮件,当众烧毁这些宣传物,并引发了席卷南部地区的反废奴浪潮。

最后,南北之间的种族暴力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上半期,城市中的暴力比较频繁。在南部城市,种族暴力层出不穷。在北部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针对废奴主义者、爱尔兰移民和德意志移民的暴力活动。但是,南北之间的城市暴力存在差异。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北部地区,暴力活动的直接致死者其实比较少,死者往往不是被施暴者直接打死的,而是政府在控制骚乱的过程中误伤致死,或有目的击毙;在南部,死亡者往往是被施暴者打死的。这意味着国家对暴力活动的卷入程度是不同的。换言之,魏老师虽然是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研究种族暴力的,但是暴力活动本身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可能更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因素有密切联系。这些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

最后,我觉得魏老师处理这个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在理论方面在视角方面做点新的探讨。我关注到魏老师的视角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阶级。这两个理论都是高度结构化的。这让我想起查尔斯·蒂利的研究。他早期在考察法国革命时期旺代地区的骚乱时,就是从城市化和经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的。但是1970年代之后,他的研究思路有一些转变,他的研究重点逐渐从结构转变为过程,分析暴力事件中,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相互反应。于此同时,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结构主义路径。我觉得魏老师可以借鉴一下蒂利关于暴力的一些理论,尤其是他在研究生涯的后期对集体暴力所做的一些反思。一方面,阶级这一结构性因素对城市化和集体暴力肯定有很多的影响。另一方面,骚乱者他们自己的能动性,他们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和相互反应,也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谢谢各位老师!

主持人:

非常感谢杜老师,谢谢杜老师的点评和补充,那现在我们就有请上海大学的焦姣老师。

嘉宾(焦老师):

各位老师好,非常感谢社科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高兴能够听到魏涛老师最新研究的报告。这个研究非常的有价值。

正如前面两位点评老师提到的,把城市化和种族暴力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新的视角,而且魏涛老师选择的研究角度也比较精巧。一方面,这是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微观史研究,另一方面,魏涛又把这个研究的时段拉长到了两百多年,进行比较长时段的对比,微观史和长时段的结合并不多见,我相信将来成文之后一定是非常有价值。另外,魏老师选择查尔斯顿作为研究对象,也很有意思,查尔斯顿这个案例填补了国内对于城市、种族暴力以及美国奴隶制遗存的相关研究的空白,因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相关研究基本上集中关注几个区域,要么是对于密西西比河这样一个区域的研究,要么就是对于五大湖区的工业化遗存的研究,有可能还有少量关于西海岸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对南卡罗来纳这样一个在美国的种族关系里面非常特殊又非常重要的区域研究偏少。国内学界现在对于美国的种族关系,包括黑人奴隶制遗存问题研究了很多,但是对于奴隶制本身内部的多样性,以及最后所导致的美国不同地区内部种族关系的区别,其实我们的关注不是特别多,很多时候就是把美国奴隶制和美国种族主义看作一个整体来抽象的理解,说美国有非常激烈的种族矛盾,但是实际上,即使在19世纪奴隶制的高峰时期,美国不同地区的奴隶制的存在形态也有很大的区别。以密西西里比河地区为代表的、19世纪早期之后出现“新奴隶制”,跟以南卡罗来纳为代表的“老奴隶制”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最后留下的种族关系的遗产实际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此前没有人做这样一个对比性的研究,所以我相信魏老师的文章会非常有价值,我也非常期待。

魏老师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早期收集资料的阶段,资料已经非常的丰富,不管是时间跨度还是材料的类型上都是非常多样,但是因为现在文章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疑问,然想请魏老师解答。

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前面两位老师都提到的,既然你的主题叫做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也就是说,你希望把查尔斯顿区域的种族暴力问题与城市本身的特质结合在一起来理解。但是你今天陈述的研究线索,虽然以查尔斯顿为地理中心来研究这个区域的种族暴力,也呈现了非常丰富的、查尔斯顿不同历史时期的种族暴力的案例,但是似乎没有能够特别明晰地体现出种族暴力现象跟查尔斯顿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介绍的种族暴力现象,有一些是发生在查尔斯顿市区,但有一些可能是在其他一些区域,比如说私刑,就属于在南卡罗来纳农村地区更加常见的现象,这类现象是不是也能够跟查尔斯顿市区的种族暴力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行,而是说可能需要通过更多的历史的细节把它们缝合起来。

第二个,因为我自己近期以来一直是在做美国的人口统计和人口普查相关的研究,所以我可能对这一方面的要素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当我一开始看到你这个标题里面的种族暴力这个词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研究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研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定义美国的种族,这个种族它是Race还是Ethnic还是Nativity,我们现在的研究里面基本上对它的处理是比较模糊的。如果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研究,只是对某一个时段的种族关系,或者种族暴力的一个横截面的描绘,那么种族的定义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魏老师这个研究本身做的特别的精细,延伸的时段又比较长,可能就不得不考虑到定义的问题。魏老师刚才的PPT里面也用到了南卡罗来纳近年来人口普查的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人口普查在种族定义上是一个非常粗疏的定义,就是一个根据每个人对自己race的一个self identification,这种个人对种族身份的自我认知,它是不是能够完全体现出种族身份与族裔之间的历史的关系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进行更加精细的一些划分的。比如说,一个今天生活在南卡罗来纳,并且自己认为自己是African-American的人, 他的祖先并不一定是200年前的一个南卡罗来纳的奴隶,他完全可能有其他的家族史来源。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横跨两百多年的研究,可能就需要考虑到这一点,2015年的种族自我认知,如何跟18世纪的奴隶制发生联系。在这一点上,选择南卡罗来纳这个案例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与其他的一些城市,或者与其他的一些州相比,南卡罗来纳它总体的人口结构,种族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它没有像比如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可能在最近100年里面,发生了更大范围的迁徙,导致整个城市黑人人口的来源构成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南卡罗来纳今天的种族结构跟19世纪奴隶制之间的亲缘要更强一些。可能在你未来的研究里面需要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因素,比如南卡罗来纳现有的黑人人口中,到底有多少是当年的奴隶的后代,有多少是19世纪中期后从美国其他区域迁徙而来的,或者是20世纪之后从其他的非洲或者是加勒比岛国移入的,。另外,南卡罗来纳一直是美国史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案例,从美国立宪时期开始,它就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捍卫美国奴隶制的角色,但是另外一方面,在19世纪美国奴隶制的巅峰时期,南卡罗来纳的奴隶制又非常特殊,它的经济结构跟美国其他的蓄奴州非常不一样,南卡罗来纳长期是美国重要的大米种植中心在,它的经济结构跟我们更加熟悉的Deep South那种以棉花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完全不一样,种植园的结构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它与加勒比岛之间有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些都是南卡罗来纳本身的特殊性。非常希望在你未来的研究里面能够充分的体现南卡的这种经济上的特殊性。

第三点我想说下写作的问题。可能因为今天是一个内部讲座,我感觉魏老师预设听报告的都是专家?我觉得我自己不敢自称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感觉魏老师基本上是预设大家都已经知道整个奴隶制历史发展的主线,你的报告主要是在讨论一些细节性的变化,但是可能将来论文成文的时候,论文的读者不一定是奴隶制研究领域的学者。比如说你今天在探讨查尔斯顿这个地区种族冲突的起因的时候,你是倾向于说前半段它是奴隶制导致的种族压迫,然后后半段是政党和白人至上的影响,你其实是默认听众都已经知道186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就直接跳过了这一段的故事,但是可能对于你未来的读者,大家对于其中许多历史背景是不了解的,包括这一时期美国奴隶制的废除,美国黑人公民权利的变化,以及各州对于美国黑人政治权利的压制,这个故事不能不讲,因为不讲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最后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魏老师自己在做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了,在你的研究中间出现了一段非常神奇的小小的空白。因为你讨论的时段很长,然后截取了一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查尔斯顿附近的、具有全国影响性的种族冲突事件,但是你今天的报告在1919年~2015年之间出现了一个接近100年的空白,你给出的解释是说在这样一段时间,南卡罗来纳没有发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种族暴力的冲突。当然,什么样的冲突能够产生全国的影响,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是为什么它会出现接近100年的空白,这个是我个人听完之后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在美国建国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南卡罗来纳的奴隶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有全国性政治性影响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在1919到2015中间接近100年,美国有全国性影响的的种族冲突方面事件似乎都是发生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密西西比地区,西海岸地区,在这100年里面,南卡罗来纳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导致出现了接近100年的空白,又为什么它在这100年的空白之后,会在2015年再次又出现这种非常激烈的冲突。这是我个人是非常好奇的地方。

主持人:

谢谢焦姣老师,再次感谢三位对话嘉宾的精彩发言,我们接下来就请魏老师对几位嘉宾的评论或者问题做一些回应。

主讲人(魏老师):

非常感谢专家的点评,然后我看了一下几位点评嘉宾的问题集中在关于种族暴力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首先、我需要说明一下在南卡罗来纳发生的这些种族暴力,并不一定说那个种族暴力就是跟城市化有必然的关系。有时候,种族暴力事件存在偶然性因素在里面,像2015年的教堂枪击案,它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是,我选取这些案例是想通过一些案例事件从小处着手,然后来反映查尔斯顿的城市化,帮助大家理解南卡罗来纳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特征,或者说一个历史进程。

城市化进程和种族暴力之间关系,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它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来讨论。我这个PPT里主要讲的是1739奴隶叛乱,但是事实上对城市化跟种族暴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是特别多,而对1822年、1876年以及1919,然后包括2015年这些种族暴力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讨论也不是特别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报告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具体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解释还有待继续的深入研究。目前,我对种族暴力的理解或者研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的,比较抽象。现在,这个课题还没有用社会学或者其他的一些理论对它进行更详细的界定,所以我选择的更多是一种笼统的宽泛,就是种族暴力。当然其他老师提出的观点也非常值得思考,就是说种族暴力跟族裔暴力,还有就是包括跟族裔之间的关系,它既有模糊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说的种族暴力主要所指的像美国的种族暴力,尤其是当代,包括现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非洲裔美国人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这种。我们既可以从种族暴力的角度来说,也可以从族裔暴力的角度来说,但是它跟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不一样。这个概念的界定,或者说它的内涵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具体的更深入的探讨。

然后另外一个焦姣老师指出的1919-2015年之间将近100年的空白是为什么?就是真的没有代表性的种族暴力出现,然后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但是我选取的种族暴力主要是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种族暴力事件,为什么查尔斯顿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这些原因我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民权运动时期美国其他地方都有,为什么查尔斯顿代表性的种族暴力案件就非常少,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讲座之后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最主要的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查尔斯顿的城市化和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首先我需要指出来,我的报告里面确实没有详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课题的时间跨度太长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种族暴力案件却是非常具体的事件,很难在一个学术报告里把种族暴力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说清楚。有时候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就像2015年的教堂枪击案,用韩宇老师所说的,它就是一个独狼行动。但是,这个独狼行动并不妨碍我可以从种族暴力案件这个角度切入来讨论它背后的城市化进程。这个种族暴力事件并不一定说明是因为城市化才造成这样一个种族暴力,这里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有因必定就有这个结果,或者有这个结果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有时候就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而并不一定说有那种必然性在里面。但在具体的讨论,或者说具体写作过程中,我觉得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一下。丹麦克这个事件,我是想更多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这个课题中选取的种族暴力案例都非常特殊,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打算在各个章节里对它们做更深入的探讨,然后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也会做不同的尝试。譬如,1919年查尔斯顿的种族暴力案件,我计划从查尔斯顿着手,然后来解释查尔斯顿种族暴力的具体特征,但更多是想把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进而把查尔斯顿种族暴力与1919年美国国内的种族暴力相比较。我觉得现在很难把查尔斯顿的城市化和1919年的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这个可能还需要研究更深入一点,才能针对具体的案例来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批评性建议,它们会鼓励我今后做档案研究,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中,进一步思考种族暴力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这个课题我觉得还需要继续的琢磨和思考,且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一点。但是,我非常感谢在座的专家提出这么多的意见,尤其是焦姣老师的关于种族暴力这个概念,还有就是人口统计。我们知道美国人口流动性非常大,然后我们很难通过2015年的人口统计结果直接追溯他们的过去,寻找他们祖先的历史痕迹。通常情况下,做这个统计估计很困难。为什么?一方面就是它侵犯个人隐私,另一方面统计手段不能这样做,我们只能根据官方提供的一些相对宏观的数据来做种族的比例研究。当然,具体怎么使用这些档案或者数据,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具体操作的空间。

韩宇老师所说的关于南部城市化,把查尔斯顿跟其他城市来做对比,我觉得这是以后可以做的一个方向。但是,我目前做的主要还是查尔斯顿,所以如果今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比较城市化的研究。目前,我主要研究查尔斯顿,但在这个课题基础之上确实可以做一些其它相关的课题。

最后,今天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批评性的观点。对此,我非常感谢!

我的结论是有点抽象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结论里面的内容可能会有更多的修改或者调整的地方。我就简单回复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

谢谢魏老师今天的这场报告,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非常有启发性,因为我自己不是研究美国历史方面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做的都非常的细,给我带来了很多知识的补充,而且时间掌握的也非常好。目前确实美国南部城市种族暴力问题的研究不是非常的热门,那魏老师今天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研究美国还有美国史方面的学者在未来的研究都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其他三位对话嘉宾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话题做了补充,还提出了建议,所以特别有意义。看一下参会的其他的老师或者其他的几位嘉宾,还有没有更多的想要讨论的,如果有要讨论,我们可以稍微延迟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魏老师的吗?或者问其他的几位老师也可以,那如果没有的话,因为可能也有不好意思在这里直接聊的,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私下进行交流。再次感谢魏涛老师,韩宇老师,杜华老师,还有焦姣老师的精彩对话和宝贵时间,也非常感谢与会学者们的拨冗参会,那我们今天的报告会就到此为止,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美国研究所的系列讲座。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15

旧文章ID:26563

习拜会:近期中美关系中难得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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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哲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孙哲(Sun Zhe),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美领导人日前举行了视频会谈。这次会谈是否能让中美关系拨云见日呢?

首先,两国领导人打招呼的语气和表情非常自然、亲切甚至友好,光从开场十分钟来看,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中美关系时下紧张的气氛。习主席坐定先招手致意,拜登总统笑容满面,也真诚表示说他希望下次能像以前一样,双方面对面交谈。习主席称拜登为老朋友,向他表达了真挚的问候,说虽然视频不如直接见面,但也很不错。

我一直赞成和欣赏“有话好好说”的外交风格,也就是说外交需要“斗智斗勇不斗气”,即便不得不把话说得强硬些,也可以“边打边谈”。但是知易行难,有一方固执己见,就很难平等交流意见。所以,能安排这样的视频对话,应该说是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几年后出现的一个难得的亮点。

其次,从双方领导人短短几分钟的致辞,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我理解的关键词是“管控分歧”和“共同担当”。

拜登致辞花了7分钟,习主席讲了4分钟。拜登强调了四点:一是中美关系的性质很简单明了,就是竞争关系,不应该滑入冲突对抗;二是既然涉及竞争,双方就要建立护栏,维护双边关系,这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或者恩惠,不是人情,而是因为双方在全球问题上负有责任,在气候变化等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应该开展合作;三是双边关系的好坏对世界有巨大影响,能否管理得当涉及国内民众福祉;四是强调双方应该遵守共同准则,表示美国也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在人权、经济和印太领域不会回避问题,直接表明了美国的关切。

习主席指出,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中美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第三,我们同样可以预测,在这次对话之后,中美关系仍不会一帆风顺,可能还有疾风暴雨甚至艰巨斗争。

应当说,两国政府都为这次对话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前不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2021年度晚宴上,习主席专门发出贺信, 表示“中国随时准备与美国合作,加强全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使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和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特别强调在重要历史关口,两国“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驻美大使在宣读这封信时还特别表示,中方对美政策保持高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有人说,中美关系不能回到从前了,难道就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不珍惜甚至任意破坏它吗?我们绝不认同。”这话说得非常好!

拜登的信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卢在晚会上宣读。卢本人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曾经多次来过中国,积极参与同中国的对话和交流活动。拜登的贺信也强调,从应对新冠疫情到应对气候危机的生存威胁等挑战时,美中关系对全球皆有重大意义。所以,他愿意为“促进影响两国和世界的利益”而努力。

联想到此前中美刚刚在双方领导人的亲自推动下,克服很多障碍,共同发表了《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在清洁能源转型、产业脱碳和电气化、循环经济与可再生资源利用、减少甲烷排放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展开更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这至少说明,只要有诚意有决心,双方是能够在特定领域达成一致、为全球树立合作亮点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在接受CNN专访时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遏制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要创造环境让美中两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共存。

这种表态还是相当积极、值得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沙利文回应了今年7月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管理中美关系“三条底线”中的第一条, 就是美国不得挑战、诋毁或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当然,我们现在担心的是,美国能不能做到第二条和第三条,即美国“不得试图阻挠或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主权和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形势似乎容不得我们过于乐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发表过《大国的悲剧》的米尔斯海默教授最近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重量级文章,宣称“现在是抵抗中国的时候了”。文章中心观点就是“美国对中国太好了”,一直不肯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过度迷信“民主必胜”,原本完全可以改变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比如20年前不让中国入世、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但美国却硬生生地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现在失败了,虽然不断表示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但却在实践中屡屡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其结论是,中美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对抗, 酿造大国政治的悲剧,所以美国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

这个例子说明美国内部各种反华、抗华势力对拜登政府的牵制。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政治逻辑发展下去,美国一定会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的进程,因为拜登也一再发誓要“在民主与集权的斗争中”打败中国。

另一个例子,就是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15日表示,要把全面强化竞争力以对抗中国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民主党的这种态度非常值得警惕。尤其是,最近美国国会内部一些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些新的制华法案,比如《中国观察法》,计划拨款在美国国务院成立新的小组,在全球范围内监测、追踪、分析及应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活动,随时准备打击中国。这份提案给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更多针对中国的强硬要求。

所以,我们预测美国在挑战、侵犯中国主权和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行为不会终止。

拜登在这次视频会晤及之前一直再三说明,中美是竞争关系。但中方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并表示,中国希望美国进行的是高尔夫球赛,各自拿出最佳表现,而不像拳击赛,一方非得要把对方重击出局。这个想法其实是对双方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看过拳击的人多,但能理解高尔夫球规则和打好高尔夫球一定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人少。所以,中美将来可能受制于国内压力,彼此的让步空间都很小,最可能出现的状态是两种“球赛”交叉进行,互有攻防,甚至会给双方造成某种伤害,比如贸易战。

从这个意义上看,习主席的“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堪称金句。其实,合作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都别无他途。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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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美国存在持续危机的土壤,中国需审慎应对中美长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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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巍  来源:人大重阳

11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中美人文交流论坛(2021年冬季)在线举行,会上发布了《下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可能性及中国应对》报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社科学院教授达巍在研讨会上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首先祝贺人大重阳推出了这样的又一个高质量的研究报告。王文院长跟我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人大重阳真的是特别厉害,一篇篇力作以一个比较高的频率在推出,确实发挥了一家智库的作用,特别祝贺人大重阳,也要向人大重阳学习。

刚才各位老师在介绍或回应这一份报告的时候,我也大致学习了一下这份报告。这是一份非常及时的报告,也是非常有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的报告。读起来促人思考,其中有很多闪光点。我谈两点作为回应,一是关于危机本身,二是怎么看待美国以及当前中美的博弈。

第一,危机本身。

关于报告的标题或主题聚焦在美国可能的下一场危机上,这确实是非常抓人眼球的话题,美国会不会有下一场的危机?主要聚焦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债务方面,这对我来说是外行,超出了我的知识领域,所以,其实我不太能够讨论本身就是关于这个危机的判断的准确程度,我觉得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这个报告在危机部分其实传递了一个观点:由于美国国内各种矛盾比较严重,有些矛盾持续时间比较长,难以得到解决,出现下一场危机的“土壤”是具备的。

在这种“土壤”下,很可能会有某个引爆点,引爆出一场危机,进而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矛盾,很多事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在特朗普任内进一步激化,这个报告中都提到了。

报告在债务危机中既谈到了债务本身,也谈到了债务上限以及债务上限导致的政府关门、政府危机,以及危机向金融市场的蔓延等状况。这当然可以说是债务危机,但是从我的专业来说,某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也是政治危机,只是在债务或债务上限问题上爆发出来。或者,既可以说,危机会从政治的两党极化的引爆点引爆出来,也可以说它从债务的方面引爆出来。总之,“土壤”具备,引爆点到底是政治还是债务,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

报告里还提到了能源危机,我还需要理解。我个人觉得美国能源的问题,当然它有一些停电的问题,但美国作为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国是否会出现能源危机,也是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此外,我一直怀疑美国股市是否会出现危机,报告中没有提到,但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总之,“土壤”现在有,美国国内出现某种危机,甚至也许不在报告的预测范围或我们的观察范围内,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点,引发危机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从方法意义上来说,危机是否可以被预测,这是一个大问题。多数情况下危机都不能被提前预测。当你发现一个危机的时候,危机很可能就会被解决,当你没有看到一个危机的时候,危机恰恰爆发了。这就是我说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危机。这份报告实事求是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标题“下一场危机”后面加了问号,保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如果从终极意义来说,如果具备危机的“土壤”,危机早晚会发生,我们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于知道美国到底在哪个点爆发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应对)美国可能会发生危机的准备,国际政策研究就是要具备这样一种应对危机的心态。

第二,如何从危机的视角、从竞争和博弈的视角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

这份报告非常有勇气,提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两种舆论,一是诅咒期待美国发生危机,二是不惜同美国一战,干脆一拍两散。我觉得人大重阳的报告指出这种社会心态,并且警告这对中国不利。人大重阳有勇气发出这样的“警世恒言”,确实很重要,我特别赞赏。

我响应人大重阳的观点。倪峰所长刚才也讲到,美国对中国提出“战略竞争”。最近有很多讨论,美方对“战略竞争”也出现了很多解释,好像他们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清楚了。中国当然不同意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我个人感觉“战略博弈”“长期博弈”更能比较准确地描述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状态。如果是战略博弈,当然有相当大的紧张乃至对立的成分,但是在博弈关系中相互依存,反复进行多次博弈,以及在博弈中保持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或许都比竞争或者比冷战更符合当前的实际。在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有战略思维。所谓的战略思维,就是以终为始,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考虑中国最大的国家发展目标是什么,以这个目标来衡量目前遇到的中美关系的问题。以整个民族复兴的进程衡量中期和近期的问题,这也就是我说的由远及近,由大及小的战略考量。

二是博弈思维。习主席在2014年5月4日到北京大学视察时曾经说过,搞外交要有博弈思维,在中美未来的互动中恐怕要考虑一种不求速胜,甚至都不是求胜的心态。在中美博弈中很难有一方全胜,要追求的目标可能是双方都不太满意,但都还可以接受的一种均衡状态。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实现中方极为满意,而美方极不满意的状况,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考虑的是,由远及近来看,什么才是我们能接受的事情。

三是要看到过程中是非常复杂的博弈。美国出现下一场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是中国的挑战乃至全世界的挑战。所以并不是美国出现危机我们幸灾乐祸。当美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意味着中国和全世界都要应对。所以,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黑白和敌对的关系,美国黑中国白,美国蓝中国红。实际上世界博弈的情况,颜色是多种多样的,即便用黑白来表示,其实黑有不同程度的黑,白也有不同程度的白,要注意博弈中的灰度,以及其他第三方的因素,比如周边国家和中美之间的第三方的因素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能用阵营化的思维来考虑。

我也同意前面各位老师所讲,中美博弈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国内,二是环境。国内的发展至关重要,环境的发展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二是中国与经济科技高水平国家间的连通性,特别是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间的连通性。美国和中国要竞争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竞争而导致自我孤立或者导致自我阵营化,否则中国自身会出问题。

人大重阳的这份报告,在危机方面,在博弈心态方面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最后我再次祝贺人大重阳发布了这篇高质量的报告,谢谢。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8

旧文章ID:26561

基辛格说的“中美必须共存”如何实现?郑永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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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凤凰网香港号

编者按:中美元首视频会晤4个小时,怎么理解这场重要会晤?两国关系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动态模式?凤凰网《香港號》特邀知名学者郑永年进行深度解读。他认为,中美关系向好,对双方和全球其他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对于基辛格说的“中美应该管控分歧,让共存由可能变为必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核心提示:

1.不同于英国和苏联,美国是第一次应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今中国的影响力渐强,美国感到很多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也不再是“非黑即白”,而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双方依旧在探索如何与对方相处。

2.中美贸易脱钩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让美国货架空空,物价上升。美国贸易代表之前甚至提到“再挂钩”,其并非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是认识到中美两个经济体无法分开的事实,强行脱钩也会伤害自己。反过来,对中国来说,在高科技等领域也离不开美国。

3.中美经济竞争最终会走向合作,真正需要防止南海和台海出现军事冲突和军备竞赛。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中美双边关系对自身和世界都很重要;二是中美之间可以竞争,但是不要越过底线。

4.对于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必须共存”,郑永年表示,“开放性”可能会成为中美之间新特征。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中美互为利益相关者,才能保持理性。新型的中美关系,是在互相开放状态下的合作、竞争和对抗。未来一段时间,两国也需要适应这种在合作与对抗之间不停转换的新模式。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双方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中形成最重要的共识就是“管控分歧,避免冲突”。那如何才能将分歧管控,将冲突避免?这次双方会晤之后的中美关系将会启动一个怎样的新模式?相关话题,今天陈笺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知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来做分析。

1、美国在探索如何应对中国 两国都缺乏与对方相处的经验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郑教授,您好!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终于举行,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在这几年时间内螺旋式恶化。此次会晤是否有止跌回升的迹象?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意义?

郑永年:中美两国的交往,尤其是元首间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现在不应该着急对于此次会晤进行定位。有人对此次会晤非常乐观,认为中美关系是否可以回归常态?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次会晤,不会对中美关系大的格局产生非常重要影响。就我个人观察,中美双方都依旧在探索如何与对方相处。

我们曾把中美两国关系定义为“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这个概念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对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应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也在学习和探索。

美国崛起之后,应对的第一个大国是英国,美国当时也花费了很多时间。第二个应对的大国是苏联,苏联是美国二战时期的盟友,到最后却陷入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

现在的中国既不是过去的大英帝国,也不是苏联。中国就是中国,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许多人说,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需要理解的是,美国对中国感觉到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有很多恐惧感,互不了解。所以,现在判断中美关系走到哪个阶段为时过早,双边都在演变过程中互相探索。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本身缺乏与美国相处的经验。近代时期,中国被西方打败,中国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才看懂西方。1949年之后,因为帝国主义的围堵,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到后来苏联要干预中国的发展,对我们也是惨痛的教训。从那之后,毛泽东主席就强调独立,所以,中国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如何与苏联相处。这与中国对现在的美国是一样的,中国自己也在摸索如何与另一个大国相处。

以前的中国比较弱小,在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外影响力也较小,自然对美国也无法产生大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是不对称的,即美国在那时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互相意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两国分别对于世界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两国关系对于世界事务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话说回来,至于两个国家如何相处,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探索。所以我一直强调,现在的中美关系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关系 。在冷战时期,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像以前中学看的电影,但是现在却不再是这样了。因此,美方的布林肯提出的“合作,竞争,对抗”,并非道理全无,而是大家都正在探索相处之道。

2、中美关系处于动态模式,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形成两个共识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广泛对话,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就是 “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您认为分歧如何管控?冲突如何避免?我们还应该注意防范哪些不确定因素?

郑永年: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中美两国元首均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很重要,对世界事务也很重要。

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实际上是整个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谁也缺不了谁。中国本身,或美国本身都很难单独靠一个国家来支撑这个体系。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霸超强,扩张过度,但是美国也支撑得很辛苦,所以没过多少年就变成现在的样子,支撑不下去了。无论是特朗普要从二战体系中撤出、退群,还是拜登要依靠盟友来支撑这个体系,目标都是一样的。不过,无论是美国自身还是美国与他的盟友,都清醒地意识到,缺了中国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体系。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垮了,对所有国家都不利。因此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体系负有重大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责任。

国际秩序是一个“国际公共品”。在此情况下,小的国家更倾向于搭便车,因为他们不具备国际治理的能力。但是,如果让这些小的国家,比如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做选择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选择并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中美冲突也并不符合中国跟美国的利益。

第二,中美之间可以竞争,但是不要越过底线,不然就会发生公开冲突 。因此现在大家都在找底线,并寻找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不得不竞争和哪些方面可能会引发对抗。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依旧处于一个动态模式。大家不要天真地以为找到合作点,甚至中美关系开始稳定,天下就太平了;也不要认为有些地方发生冲突,大家就开始悲观。我们需要用理性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

拜登声称,中美之间是一个竞争关系,是制度之争,是民主与专制之争。但是,中国并不想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之间还有可以合作的方面,中国并不惧怕竞争,然而单纯的“竞争”一词无法定义中美这样一对复杂关系。当然,只是合作也无法定义中美关系。不过,无论是竞争,还是对抗,中美双方都不应该形成公开的冲突,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如果要列中美之间的合作清单,气候议题、新冠疫情防控等都会在清单上。如果两个国家在气候方面不合作,整个地球都会遭殃。现在,中美之间也在武器管控和核不扩散议题上开始合作。

大家都直面竞争,竞争也会依旧存在。我认为经济竞争最终会走向合作,而真正需要防止的就是军事冲突和军备竞赛,美苏之间的冷战就是军备竞赛导致的。这就需要看向南海和台湾地区。

南海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就南海问题而言,我并不认为中美会在此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有些东盟国家现在并不理性,想拉着美国对抗中国,但是美国能否真正帮助任何一个东盟国家与中国直接开战?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我认为像美苏冷战期间的冲突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东盟国家比较理性,就不会发生“代理人战争”,南海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开冲突。尽管南海海面上经常出现紧张情况,两个大国都在摸索如何相处,预防冲突就是和平相处。

事实上,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还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冲突。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国领导人在会晤过程中点明了中国台湾问题的关键点,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没有退让的空间。但是,中美两国对于中国台湾问题的认知完全不同。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与“称霸”无关。而美国精英界却认为中国大陆要解决台湾问题是为了在西太平洋称霸,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是地缘政治之争。

因此在此议题上,两国元首的沟通极其重要。中国领导人要向美国表明,我们解决中国台湾问题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这正像美国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部分,一个州独立出去一样,中国大陆也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3、美国想要与中国贸易脱钩主要有两招,但从未成功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在刚刚的回答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路,比如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会动态持续,我们需要理性对待双边关系,在原则上不让步,沟通分歧。我注意到,您之前也给出了一些数据,在中美贸易战以来,在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贸易出口额为3.52万亿美元,相较去年增长了25%,涨幅超过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无论贸易战如何升级,彼此间的需求是不变的存在?

郑永年:这不仅是需求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长达40年的全球化,甚至像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所说的超级全球化,这个世界与冷战时期的世界完全不同了,其已然变成了地球村。

无论是在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想要进行贸易脱钩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希望通过动用纳税人的钱,利用行政财政资源把美国的企业吸纳回流,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再工业化”。另一个是美国想把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但是,这么多年,美国从未成功过,因为企业的迁移考虑的是经营成本,而非行政指令。

因此,我们需要明确,无论是贸易战抑或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是美国行政当局主导的,而非美国的资本。国际市场的主体是资本,国际政治的主体是行政当局,如果依旧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依旧是决定政治的,虽然政治会对经济有所影响与干预,但是总体来说,国际市场有自己的规则。特朗普时期的贸易冲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因为在过去的40年之间内,中美两国在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劳动分工。具体来说,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其高科技,因此美国将大量附加值较低的技术扩散到中国,而中国由此为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现在的情况是,中美贸易脱钩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美国货架空空,物价飙升。因此,戴琪之前甚至提到“再挂钩”,其并非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是认识到中美两个经济体无法分开的事实,强行脱钩只会深深伤害自己。中国也是这样,当从美国进口的煤少了,发电就成了问题。我再次呼吁,大家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看待问题,不要过度情绪化。

4、中美在气候大会令人意外地达成共识,但有些竞争仍会继续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拜登政府在过去的10个月内一直进行中国政策检讨,截止目前,您观察他们是否有明确的对华战略和操作方式?

郑永年:美国国务卿将中美关系划分成三个领域:合作、竞争、对抗。我个人把对抗分为两个部分: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是冲突。美国继续在这些领域有所动作,在需要合作的地方合作。

我们再次拿气候议题举例。本来没有预料到中美会在此次格拉斯哥世界气候大会上有所合作,但是中美确实在最后时刻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双方会在更多领域,如军备等有合作。不可忽视的是,双方在需要竞争的领域依旧在竞争,比如高科技方面;在可能冲突的地方也有冲突,比如所谓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意识形态和人权等。美国褒扬自己的民主,中国也强调会追求自己的民主。虽然两国目标、价值观一样,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文明与文化,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人权的形式 。

我觉得,或许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四个领域:合作、竞争,对抗、冲突,只是如今的合作竞争对抗冲突不是过去美苏互相封闭状态下的,而是互相开放状态下的合作竞争对抗。这是新型的发展局势,并且我认为“开放性”可能会成为中美之间一种新的特征 。

5、如何实现基辛格“中美必须共存”的目标?开放最重要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提到中美现在已不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而“开放”是一种新特征。那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国关系将开启一种怎样的新模式?

郑永年:一个新特点就是中美间还是互相开放的。至少某种程度的开放,因为实际上双方都是脱离不开。

另一个就是并非“黑白分明”。就是说,可能今天合作,明天又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某些方面的小冲突,然后冲突完以后又有合作。所以大家要有一种新的心态,两国人民还是要适应新的时代。

这不仅仅是中美两国本身的需要,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的需要。

中国的古老智慧叫“和谐”,“和谐”就是“和而不同”。和谐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冲突,不同肯定是要产生纠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一个世界体系。中国这段时间做得很好。

前段时间从特朗普在任开始,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世界要纷争,分成两个体系和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

实际上,特朗普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但中国是坚持开放政策。而且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跟东盟等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明年1月1号就开始生效;跟欧盟完成投资谈判,尽管现在遇到一些阻力,我想最终还是会生效;中国甚至提出来,我们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如果敏感一点,可以观察到,中国现在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开放政策概念,比如“双循环”,还有就是“制度型开放”。如果把这些实践跟政策放在一起看,中国已经在进行第三次开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记得去年采访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您就多次强调无论美国如何压制中国,中国一定要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回应。确实只有这一条路,才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来说,最智慧的选择。基辛格先生日前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必须试图将分歧保持在一定程度以内,让共存不仅变得可能,也成为必要。”对于他的表述,您怎么看?

郑永年:基辛格博士提出来的这一点,是中美大部分人民的愿望。两国国内认为中美必有一战的,毕竟还是少数派。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中美共存前面还要加两个字,还要讲“和平共存”。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基辛格先生提出来的就是一个目标,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去实现?想来想去,我觉得开放是首要的,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中美才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互为利益相关者,大家才会理性。如果脱钩,变成美苏那样的关系,和平就很难说。所以要和平共处,开放是最重要的。

我还要强调一句,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美,还是如今的中国,开放是大国的责任。大国更加开放不仅对自己有利,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有利。所以,我们也是要用这种开放、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开放政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非常感谢郑教授的精辟见解。对中美关系我们要理性对待,全球一体化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开放是大国的责任,不仅对自己国家有利,对世界和平发展同样有利。中美之间要多多合作,良性竞争,坚守底线,避免冲突。谢谢您。

来源时间:2021/11/29   发布时间:2021/11/23

旧文章ID:26560

华人在美国的安全风险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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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机会园丁

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历来是炒作的的话题,特别是自从有了自媒体,尤其是去年以来,出于各种目的,中美媒体争相带节奏,炒作华人在美国的处境。

以最重要、最抓眼球的凶杀为例,媒体给人的感觉是,黑人容易被杀,华人所属的少数种族容易被害。

华人在美国的安全处境究竟如何? 

按照美国司法部官方发布的统计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9/crime-in-the-u.s.-2019

2019年总共16425名凶杀被害者。

根据85%的被害者种族鉴定:

42% 的被害者为白人

55% 的被害者为黑人,占大部分

3% 的被害者为"其他"

华人在这3%的“其他”

黑人确实被杀得多,华人所属的族群类别遇害最少。

但是不是和各自的人口数量成比例呢?

美国2019年人口3.28亿

白人2.58亿,占78.6%

黑人0.45亿,占13.8%

其他0.25亿,占 7.6%

华人5百万,占“其他”的20%

非华人亚裔1千5百万,占“其他”的60%

综合人口数量比例和被杀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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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被凶杀的比例是人口比例的四倍,华人所处的族群被杀的比例不到人口比例的一半。

换算成各个种族的人口被凶杀的概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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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9年每万人当中,有0.5人因凶杀而亡。

华人所属的“其他”是每万人0.2人被杀,

远低于平均水平,也低于白人的0.27。

每一万黑人当中有2人被杀,凶险度是华人所在群体的十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这大概也就是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背后的数据基础。

究竟是什么人杀了什么人? 

根据已可确定的凶手的身份

40%的凶手是白人,

57%的凶手是黑人。

综合凶手和被害者的所属种族,

美国种族内、种族间的凶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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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族凶杀占比:

81%的白人被杀案件,白人是凶手

90%的黑人被杀案件,黑人是凶手

同类自相残杀。

黑人被杀占所有命案的55%,而这当中90%是黑人自己杀的。

55%x90%=49.5%, 全国所有的凶杀案中,黑人杀黑人占一半。

2019年全美国凶杀被害16425人,谁杀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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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华人被白黑两大种族杀害的在红框内

华人人口占“其他”的20%,如果按比例推算:

24个华人(121×20%)被白人杀,

17个华人(85×20%)被黑人杀。

看起来,白人凶手较多。

但现在还没有引入凶手所属种族的人口基数。

考虑种族人口数量,2019年种族每百万人中的出现凶手,杀害他人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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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万白人,总共杀死25人

  • 22个白人
  • 3个黑人
  • 0.47个其他种族

每百万黑人,总共杀死208人

  • 27个白人
  • 179个黑人
  • 1.87个其他种族

每百万“其他”种族人,总共杀死20人

  • 12个被害人是非白非黑的其他同族杀害同族

结论显而易见:

遭凶杀的最大风险来自同胞,对华人也是一样。

华人遭外族凶杀的最大风险,客观上来自黑人。

每年的犯罪统计,大致不变。

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主流媒体不主动报道而已。

在美国的综合安全风险究竟有多大?

世界充满风险。所有风险都是相对的。

过度考虑极小概率的风险就是杞人忧天。

对出于各种原因或自愿或无奈到美国的(或即将到美国的),以上所述被凶杀的风险,比起美国的系统安全风险来,小巫见大巫。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统计,美国按年龄组的年度死亡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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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年富力强的25-44岁的死亡率达万分之13-20,这比华人的万分之0.2可能被凶杀的概率高近百倍。

这当中,不按年龄组的意外事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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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当中每年会有5.3人意外死亡,

其中多达4.3人是因为食物中毒、失足跌落、交通车祸而意外死亡。

这些都是意外,食用之前、登高之前、上路之前,不幸者都没有预计自己会出事。

车祸死亡率为万分之1.1,是华人可能被凶杀的概率的5倍半。

这个车祸死亡和行驶里程有关:

每1亿英里的行驶,1.1人车祸死亡;

美国大概人均年行驶1万英里,

1亿英里恰好是1万人的驾驶里程。

少上路,少出事。谁会少上路?

人会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诸害相权择其轻。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4/4

旧文章ID:26570

最近,围绕柳传志发生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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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平坐看云起  来源:然而IBPT

最近,柳传志可以说是处在风口之中、浪尖之上。本文不想直接讨论这当中的是非对错,因为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本文也不想评价联想和柳传志,因为我在这方面并不内行。我关注的是,在这个事件中能够折射的是,这几年在人们的内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一个视频,是柳传志的一个回应。老实说,这个回应大失水准。但问题不在这儿。我注意的是后面的留言:这个视频后面的众多留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对柳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而在其他地方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几乎也都是同样的倾向。

如果是几年前,怎会如此?这不禁让人感叹,时代已经变了。

柳传志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正和岛公众号转发了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文章写道:联想作为一家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发展起来的企业,今天无论是从核心技术能力角度来评估,还是从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角度来判断,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作者说,我自己也批评过联想很多次。跟同时代的华为相比,联想走贸工技的道路,输了几个数量级。

接着,作者指出:但是,所有对联想的批评应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不应该上纲上线,以贴大字报的方式进行。对于争议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作者表明的看法是:联想的股份制改革等,事后来看,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一定是经过层层审批的。对联想改制的评价,应该放到中国改革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企业高管里有外国人问题,联想作为全球第一大PC制造商,业务遍及全世界,这是企业的正常操作,以此认为联想“卖国”,是贴大字报式的行为;柳传志等高管的天价高薪,是企业的事,但在道德上有亏欠;联想的负债率超过90%,放在全球PC行业,这个负债率水平是正常的。

总的感觉,这两篇文章对联想和柳传志的评价是较为理性客观的,特别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来看。但作者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第一,动辄上纲上线,动辄卖国贼的大批判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第二,把这件事放到对市场化、私有产权、民营经济、企业家的不利舆论环境中去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样的评论,也会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学者来说,这些担忧也是共同的。但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问题在这些问题完全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视域之外。也就是说,你们说的这些道理,在我这里完全不是道理。这是我看了一篇网文《两种矛盾的变化: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后的感受。

我援引这篇文章的一段:

我常常看到60、70后常常抨击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甚至称之为颓废或者不可救药,但实际上,就像所有历史呈现的那样,每一代人基于不同的角色和经历,会对同一件事务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必然的。如果60后、70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漫长工作后,薪水依然难以提升,生活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而且又体会过类似于蛋壳公寓事件的悲哀,当资本套利而走、房东呼喝上前,又有谁还会继续保持对所谓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尊重呢?

再引一段:

我曾经苦口婆心劝说过一个年轻读者,说为何我们需要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报以尊重,他冷笑尖酸的回应至今让我难忘:“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行文至此,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如何。我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断裂,两种有力逻辑之间的断裂。一种是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年代形成的发展主义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发展是第一位的,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民营经济、企业家精神。另一种逻辑则是,你这种发展与我有什么关系?发展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最关心的或者用来作为评价标准的是,发展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不发展可能连你现在的就业也没有。这么说有道理吗?当然有。但这在他们的视域和思维之外,你再有道理也没用。至于你担心的大批判、WG氛围,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甚至他们也许会说,大批判怎么了?上纲上线怎么了?

要意识到,两者同样强有力的逻辑已然形成。我无意于讨论是非,我只指出事实,这个事实可能更重要,而且恐怕是我们今后必须要面对的。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11/24

旧文章ID:26569

李光满:司马南和胡锡进尖锐交锋!他们在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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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李光满说

最近明德先生率先发声,司马南先生以八个视频跟进,对联想提出诸多质疑。司马南提出“联想改制中涉嫌国资流失、无形资产过高实际已资不抵债、欠供应商上千亿货款的情况下还给高管发天价薪酬”等等诸多敏感且重要的问题,由此引发一波公众广泛关注的现象级大潮。一向喜欢蹭热点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次“引起互联网轩然大波”热点的机会,参与了争论。

11月23日,胡锡进发表文章《司马南连发视频炮轰联想贱卖国资,老胡这样看》,11月24日凌晨,司马南立刻对胡锡进文章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发表文章《司马南答胡锡进:恒大暴雷的前车之鉴要不要防?》。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两人文章中的一个细节,胡锡进在文章中说“写此文之前,我询问了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对司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评价,有褒有贬,但都指出他的评述在专业上有瑕疵。司马南是我的朋友,自称’胡同大爷’,我想他不会介意我将别人对他的这些评价直率地转述于此。”司马南则写道,“胡锡进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总编辑,站位更高,考虑事情更周全,在发表关于联想的观点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颇有礼贤下士古风,满满善意挺让人感动的。考虑到此为公案而非私论,在反复学习了老胡的文章之后,拟公开回复老胡几条意见。”

两人都称对方为自己的“朋友”,但文章中的观点和思想交锋却十分尖锐且火药味十足。在一来一往间,我们看出了什么?胡锡进借并未指出姓名的“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对司马南进行了“有褒有贬”的道德评价,而且借这群不知为何方神圣的“专家学者”之口称司马南“专业上有瑕疵”。而司马南则并没有因为胡锡进是总编辑,在文章发表前私下征求过他的意见,也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前与胡锡进进行私下勾通,而是“考虑到此为公案而非私论”,“拟公开回复”,正如当柳传志的女秘书私下邀约司马南喝茶而司马南却将其内容公诸于众一样,司马南对待胡锡进也是未与之私下勾通,而是公开回复。虽然胡锡进“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但如此涉及国家人民利益的公案,司马南当然不会掖着藏着,而是坦然地公开回复,即是“老朋友”又如何?

胡锡进是如何看“司马南连发视频炮轰联想贱卖国资”一事的呢?

第一,胡锡进对联想的评价仍然很高,“联想曾是改革先锋,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参与了对中国企业家的定义。”白岩松曾高度评价柳传志,说“柳传志和他的老伙伴们定义了中国企业家这五个字”,胡锡进显然对白岩松对柳传志的评价高度认同。不过我不清楚的是,如果“柳传志定义了中国企业家这五个字”,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任正非和曹德旺这样显然与柳传志完全不同的企业家?胡锡进还说,“柳杨当年威望很高,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符号性人物。联想做到了PC机全球第一,另外在超算领域也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是世界500强之一,它至今不能算差的。”仍然是高度的赞誉和充分的肯定。

胡锡进继续他看起来不偏不倚的对联想的批评,当然胡锡进对联想和柳传志的批评,显然是充满善意的,而且没有任何数据,也没有任何事例,更没有涉及根本,而是泛泛而谈,没有对公众关注的问题给予回应,也没有对司马南提出的质疑给予回答,只是说联想“在核心竞争力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小”,“渐渐退出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对外竞争的锋线”,“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舆论形象变得脆弱”,如此而显示其“公允”的姿态。

第二,胡锡进对司马南质疑联想改制中“涉嫌国资流失”是这么看的,“不过是否应当将柳杨和联想放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严厉的主视角下考量,我认为是需要谨慎的。当年联想从中科院的全资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客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结果看,它导致了国资占比的缩小,但成就了一个很长时间里的领军企业。”

胡锡进用一句“联想改制中涉嫌国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取代了整个论证过程,而且说“它导致了国资占比的缩小,但成就了一个很长时间里的领军企业”,胡锡进通过语言的巧妙变化,将人们对联想改制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说得轻描淡写,而且还转移话题称,国资占比的缩小成就了一个领军企业,这里既有逻辑上的偷梁换柱,也有将“联想改制中涉嫌国资流失”的质疑转换成“成就了一个领军企业”的赞誉。

胡锡进继续说,“联想平庸了,但它的“国际化”模式是否也是中国企业各种经营类型中应予尊重、保护的一种,同样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再崇拜联想,与声讨和清算联想,似乎是不同的事情。”胡锡进显然是在正话反说,表面看他是说联想平庸,我们可能不再崇拜联想,联想也不再是国家困难时期的斗士,但不能声讨和清算联想,而是应该将联想的“国际化”模式予以尊重和保护。总之,对联想不是要质疑、声讨和清算,而是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至于柳杨等人的上亿高薪问题,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反映了很多公众的共同不满。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柳杨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样的批评,并加以思考。”多么轻飘飘的一笔带过,应以开放的心态加以思考,胡锡进甚至都不舍得要联想高管采取行动加以改进,而只是要他们去思考,显现出胡锡进对联想高管们的“呵护”有加。

第三,下面这段话应该是胡锡进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有不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所谓的类似’原罪’。”“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对这段话,司马南有详细的回应,我这里暂不作过多的分析和解读。

对胡锡进的文章,我有以下几方面的感觉:

第一,胡锡进的文章完全不提公众最关注且广受质疑的几大问题,一是联想为什么在5G标准投票时将票投给美国高通公司而不投给华为?二是联想为什么要向美军捐赠电脑等大量设备?出于何种目的?三是在将总部迁往美国后,联想还是一家中国公司吗?四是联想为何将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仅仅过了一个工作日就撤回?五是联想与滴滴到底是什么关系?六是联想是如何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的?到底有没有违规违法行为?七是最重要的,面对司马南拿出来的各种证据,胡锡进为何没有拿出证据否定司马南对“联想涉嫌国资流失”的质疑?以上关于公众对联想广泛关注的几大关键焦点问题,胡锡进完全没有提及,却说“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在“谨慎”之前加上了两个“非常”,到底是一种公允的态度还是有选择的有意回避?

第二,我认为,到底如何看联想,关键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是站在一个已经蜕变成资本家、已经没有家国情怀的所谓企业家的立场上看,无论是联想还是柳传志和杨元庆都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为什么要在5G投票中将票投给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中国华为?又为什么不能将票投给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美国高通?联想为什么不能把总部迁往美国而变成一家美国公司?联想为什么不能给美军捐赠电脑设备?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看法则会截然不同。

胡锡进在评价联想和柳传志时,在提出“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时,表面看是在为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着想,其实是在反复替联想和柳传志辩护,完全没有考虑国家、人民可能在这一事件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为什么胡锡进会与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上的司马南得出的结论南辕北辙,有着天壤之别?显然是立场不同所导致的。

第三,胡锡进文章中有一段话我要特别提出来,他说,“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哪一句话特别熟悉和特别刺耳呢?就是“甚至形成一场运动”中的“运动”两个字。

今年8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我的文章中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运动”两个字,但胡锡进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却说,“中国经常讲自我革命,但它的含义是自我鞭策,不断创造新的辉煌,而不是上述文章所说的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在这样的国家里,需要搞运动式’革命’吗?”我的文章写了要搞“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甚至还要加上“摧毁”这样的形容词吗?完全没有,甚至连隐藏的意思都没有,但到了胡锡进的评论时,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就变成了“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诛心之论。

现在胡锡进又在评论司马南的文章中再次出现了“运动”,“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司马南的所有关于联想的视频和文章中有说要搞一场运动吗?完全没有,查一查那些年“国有资产流失”,质疑一下那些年国资改革的问题怎么哪?就要被扣上一顶搞“运动”的大帽子?这又是在暗示什么呢?

我们说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胡锡进就扣上了一顶“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的大帽子,司马南对联想提出“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胡锡进也要扣了一顶“形成一个运动”的大帽子,目的何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我的文章中批判的是大资本家集团,司马南文章中批判的是已经蜕变成资本家的那些人,在这个语境下,胡锡进为何会变得如此暴躁,硬要拿出一顶“运动”的大帽子给人戴上?

那么,司马南是如何回应胡锡进的呢?司马南的回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批评联想改制中涉嫌国资流失……系列问题,是通过公开数据展示的,而老胡却通过专家之口议论我的道德……反驳我的立论,最好还是用事实说话。”

司马南一直在用公开数据说话,而胡锡进却通过所谓的专家之口议论司马南的道德,反驳司马南的立论,胡锡进能不能学学司马南,用数据说话,而不是每次都通过并不公开且是否真实存在的所谓“专家学者”来说话?对此,胡锡进有何话要说?

第二,司马南说,“老胡强调不能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无外乎法不责众。我上期节目讲过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别,真正的企业家绝不会手握’六张小贷牌照’,玩’断头贷’、’暴力催收’到乐此不疲的地步。我所批评的是资本家的贪婪,善良的老胡如认为’资本的贪婪’批评不得,尚需有一番论证的功夫。”

这里,司马南更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意思是胡锡进有意混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或者有意装糊涂,认为’资本的贪婪’批评不得,会引发一场运动,司马南问得好,“真正的企业家绝不会手握’六张小贷牌照’,玩’断头贷’、’暴力催收’到乐此不疲的地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对此,胡锡进也一定心知肚明。

第三,司马南说“我的系列视频中最核心的不是纠缠于历史,而是通过分析联想现在的财务状况着眼于现在。”而胡锡进则“担心我对联想的质疑“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于是司马南“请教老胡”:“在恒大暴雷之前,谁能想到它会暴雷?恒大的前车之鉴要不要防?如果恒大暴雷之前,司马南提醒公众恒大可能有暴雷的风险,试问:这究竟是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还是打击了企业家的积极性?”

然后司马南对胡锡进的观点提出质疑,“联想到底有没有暴雷的风险?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的资金链是否紧张?有关银行应该站出来走两步,将实情告知公众,告知供应商:我也想问,相关银行还敢不敢对联想放贷?你们现在有没有收紧对联想的银根?”

自然这里仍然是立场问题,胡锡进想的是质疑联想暴雷会对柳传志和杨元庆这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而司马南担心的则是如果联想一旦暴雷,会对中国老百姓、对联想的供应商、对给联想放贷的银行造成损失。一个考虑的是柳传志、杨元庆这样拿着亿元高薪的资本家的积极性,一个考虑的是老百姓、供应商、银行的巨大损失,立场站位不同已经显而易见。

第四,司马南回应了联想控股是否可以给联想集团还债的问题。司马南指出,联想控股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联想集团出事,“恐怕联想控股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吧?”司马南提出“为什么年报里对翼龙贷避而不谈呢?”“联想旗下的P2P平台翼龙贷是否有暴雷的风险?”“联想控股的高管们不应该隐瞒实情,而应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披露翼龙贷等P2P平台的真实经营情况:让银行和供应商知道真实的风险!”

随后司马南尖锐地指出,“一边欠供应商上千亿货款,一边疯狂放小贷,一边又给高管发天价年薪,我看到,某些人没有企业家的责任,只有资本家的疯狂与贪婪:这一幕,分明像是’大厦将倾、能捞多捞’,有谁把公众的利益当回事么?”“动辄用’提供就业机会’等理由绑架公众、绑架政府,却不允许批评’资本的贪婪’,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对所有暴雷的P2P平台都宽恕吧:因为,它们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不知道胡锡进面对司马南的激愤之问,该如何回答?我们希望胡锡进不要再以所谓的“专家学者”口吻来搪塞,正如司马南所希望的,胡锡进最好能够用事实、用数据来论证,而不要随便不经论证的下结论。

我们到底是应该站在人民的国家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资本的立场,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11/24

旧文章ID:26568

从AUKUS到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当局的三个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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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当9月15日美英澳共同宣布“AUKUS”时,相当多的国家可谓蒙在鼓里,其中极少数美国盟友也是在消息公开的最后时刻得到美方通报,因此此举无论是在美国的盟友及伙伴,还是在对手那里,都是相当震撼的。

美英澳刻意采取秘密方式推进新的联盟,就在于这一有别于美国此前所有的盟友体系的新框架的高度敏感性和“排他性”。

所谓的“排他性”不仅是排斥对手,而且也排斥美国很多的传统盟友,比如法国、德国及其主导的欧盟甚至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国家加拿大及新西兰,其高度敏感就是因为这个新框架最先只向最铁杆、无条件追随的盟友英国和澳大利亚开放。

可能颇为令人意外的是,不仅法国、德国置身事外,日本也未列入其中。

日本是“印太战略”的设计师,是美国在印太开展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主要助手和支柱之一,在很多时候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然而,在美国的“AUKUS”联盟中,没有其一席之地。

如果说“AUKUS”是美国在全球构建的大国竞争战略的第一战线(防线)的话,那么日本就被硬生生地推入了第二战线(防线)。

第二战线(防线),主要由“七国集团”、“北约”、“四方安全对话(QUAD)及其成员国、其他一些重要国家(或经济体)等美国的长期传统盟友及伙伴组成。

通过“AUKUS”的“不信任投票”,美国与这个阵营的部分国家拉开了距离,其中特别是像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印度这样的国家。

拜登在入主白宫后的大量时间里都在全力争取它们,以“重振同盟”。布林肯在早期游说欧洲盟友时曾直白地说,盟友们“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

新政府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七国集团、北约的年度峰会都发表了措辞比以往尖锐得多的声明,“QUAD”的峰会从线上开到线下。

但很显然拜登当局“意犹未尽”,未能从这些组织中的盟友那里得到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死心塌地的支持,相反它们发出了不少自主的声音,强调了自身的利益,无论是欧盟的“主权论”,还是“QUAD”竭力避免明确的指向性和批评性、刺激性用语。

雄心勃勃的拜登重臣们更多地感到了在其推行美国战略时所受到的掣肘,及盟友们的三心二意。

然而,这是保证美国力量最大化的很关键的一部分,是美国历来盟友体系的主要组成者或者潜在的重要成员,后者主要指印度,因此,美国传统盟友及伙伴中的大多数都被列入了其正在成型的“三线”的第二战线(防线)。

拜登当局对这一战线(防线)重要国家的不信任情绪,反过来变成督促其进行反思,更好地发挥美国盟友作用的“警示器”和“催化剂”,使其在面对重大问题抉择时采取更利于美国的立场。

法国的马克龙当局赶紧更新立场,欧洲大陆铁板一块的局面正在打破,德法提议罕见地遭到否决;波兰总理公开抨击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白俄罗斯对话的努力,波罗的海国家站在了抗中的前线,眼见得德法主导的欧盟在应对美国的战略对手时表现出更多的分裂。

日本也感到了危机,新当选的岸田文雄内阁急于向拜登当局奉献忠诚,靠拢“AUKUS”,增加国防预算,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甚至史无前例地披上了“战袍”——五星军装,要站到美国在印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对抗对手的前台。

这些新现象,连同因立陶宛事件而引发的某些悲情效应,对于美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全球民主峰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驱动因素,进一步深化了其民主团结氛围的营造。

拜登当局上任伊始就对此展开筹备,并期待藉此构建美国在大国竞争新时代的第三战线(防线),也是美国全球支持的基本盘——最广泛的民主国家“统一战线”。

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拜登当局正在紧锣密鼓力推的年度甚至本届任期的“压轴戏”。它要以简单明了的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营造出全球民主国家合力合作应对新时期全球挑战:所谓的“腐败”、“威权主义”、“侵犯人权”等民主倒退的“挑战”。

随着其任期第一年度的“收官”,拜登当局精心规划的路线图渐渐浮出水面,就是要构建美国因应大国竞争的三个战线(防线),作为其依靠,作为加强美国战略优势,增强其心心念念强调的所谓“实力地位”的根本支撑,意味着其为开展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战略布局的初步完成。

比较微妙的是,未列入全球民主峰会的部分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新加坡,这些国家仍作为拜登当局争取的备选对象,它在其第一年任期内花了很大功夫在俄罗斯和新加坡身上,但显然未尽如其意。

在拜登当局的三个战线(防线)中都没有地位的国家,一部分是不可能列入的,一部分是有可能但仍处于考察期的,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其敲打意味浓厚。

通过从“AUKUS”到全球民主峰会三个“战线(防线)”,拜登当局按照亲疏远近,构建了美国三个层次的“朋友圈”,每个高一级的朋友圈对下一级,都是一种心理暗示和施压,促使其向更亲近的朋友靠近。其朋友圈对仍徘徊在边缘地带的潜在朋友的影响,也在疏离之中形成了某种间接驱动。

拜登当局将“美国回来了”当作本届政府有别于奉行“美国优先”的前政府的一面旗帜,布林肯曾在新一届政府成立之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是“美国回归”,而是“盟友回来了”。

在20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及其显在或潜在的指向。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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