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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中国软肋 美国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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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基文  来源:三策智库

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拜登表示,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係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这次会晤,是美方再三迫切地提出要求。因为美国有许多问题有求于中国,所以拜登才会做出许多承诺。

然而,就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后不久,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顾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纽伯格称,根据美国现行的“与台湾关系法”,美政府将会为台湾防卫提供支援,包括网络安全。这与会前国务卿布林肯被美国媒体问及台湾问题时的说法类似,他当时称美国承诺有“确保台有能力自卫”,还言之凿凿地表示“许多国家将采取行动”。

美国提出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塬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实质是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无效的。如此“协防台湾”“保卫台湾”,师出无名。何况,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岂容外国干预。

战争毕竟非常残酷,故而需要用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最佳选择,符合两岸同胞的福祉。

若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消失,真的到只能以武力解放台湾之时,美军定不会为“台独”流血卖命,必弃之如敝屣。台湾只是美国一枚棋子。

纸老虎 vs 睡醒的狮子

事实上,一旦中美真的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美国也无法取得胜利。

现代战争是科技战,要花很多钱,美国现在的财政状况无力支撑大规模战争。考虑到如今美国的新冠疫情仍然严峻,国内族群分裂严重,美债面临毁约各国正在抛售,美联储大量印钞引发通胀飙升,美国货源不足需要中国供应;若与中国脱勾,美国经济或将崩溃……

也许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以及现在的拜登,都想“扼杀”中国,但是力不从心。这几年中美之间的交手已经证明,美国只是纸老虎,而中国是睡醒的狮子。

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美国瞄准中国软肋

台湾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站在美国的立场,一旦中国实现两岸统一,美国的代价也很大——包括第一岛链破碎,美军在西太平洋防线要后撤400公里(退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区域成为美国势力的真空区,而中国拥有这个区域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南海被中国绝对控制,美国太平洋、印度洋两个战区被割裂等等。

笔者认为,目前美国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其实是一步含义深远的战略布局。

短期来看,这是美国在感到独自遏制中国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联合盟友在第一岛链遏制中国。长远来看,真到了美军不得不退守第二岛链的那一天,美国也绝不愿意将第一岛链区域的控制权拱手全部让给中国,多拉几个国家掺和台海局势,就能增加第一岛链区域局势的变数。

不过,目前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迫使美国让出如此大的利益。所以,美国高层口口声声强调要“保卫台湾”还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一旦中方强行推动两岸统一,美国是一定会有动作的。

这个动作未必是直接出动军队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而是冲着软肋下手——中国在印度洋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就是最好的目标,而中国海军目前还不具备在印度洋与美军对抗的实力。换句话说,中国海军力量还不具备在印度洋漫长的航线上保卫能源生命线的能力。

当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其中绝大部分都要从非洲、中东经印度洋航线输送回国,一旦这条能源生命线被掐断,对于中国经济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因而,中国目前才积极参加全球气候治理,拼命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从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依赖转型为对再生能源依赖,从而逐步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

能源自主是“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基本前提。只要“内循环”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中国在境外没有明显的经济软肋,两岸统一的条件就成熟了。那么,面对第一岛链区域解放军将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美国第一岛链的防线不退也得退!届时美国就只能无可奈何坐下来与中国谈条件。只要中美达成协议,两岸统一基本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概率就是平津战役的北平模式——还是和平统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追求共同利益 国家间可实现双赢

此前,有新加坡的襄助,美国在马六甲海峡,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然而,2016年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通航,深刻影响着亚洲经贸战略格局,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打通,意味着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支点有了生命,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的突破,也意味着巴基斯坦经济将获得更多动力,这块“世界上最闭塞区域”的面貌将彻底改观。相信此时,新加坡、印度,尤其是美国,应该十分难过。

中国2020年6月12日正式接手瓜达尔港,现在中国的石油进口可以不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

其实,中国取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43年租用期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正好处在西南部、波斯湾的咽喉附近,距离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而作为它的所有者,巴基斯坦也一直想开发瓜达尔,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巴基斯坦实在太穷了,没钱开发,只能寄希望于别国投资。

巴基斯坦先是找了美国。美国计划投资17万美元,建设一条石油管道,从“阿特拉巴德”油田出发,中间穿过阿富汗,最后到达瓜达尔港。这样一来,不仅能拥有瓜达尔港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趁油田大赚一笔。

但“阿特拉巴德”油田所在的土库曼斯坦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不答应。害怕美国借这条管道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干脆把油田的开采权买了下来,让这条管道无油可输。

美国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巴基斯坦和美国一商议,想把瓜达尔港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但在巴基斯坦民众强烈的抗议下,巴基斯坦和美国的第二个计划也泡汤了。

直到1999年,巴基斯坦新任总统穆沙拉夫意识到,瓜达尔港要发展,离不开兄弟国家:中国,于是把开发瓜达尔港的橄榄枝抛给了中国。

工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到2006年底如期交付。瓜达尔港的开发,中国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尽管正式运营这个阶段再生波折:瓜达尔港第二期工程的建设和建成后40年的运营权,都被新加坡拿走了。前期中国辛辛苦苦的开发,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

不过,先行试水的新加坡,并不是真的想建设经营,只是怕影响新加坡船泊的中转,因而在拿下瓜达尔港项目后,毫无作为。

2013年,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强制收回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直接把它转交给了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并在2015年,把瓜达尔港2281亩的土地使用权租给了中国。租期长达43年。

直到2016年,焕然一新的瓜达尔港,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中国实力的象征,也是中国荣耀的体现。这也引起外媒的眼红,“中国企图海洋扩张”、“是中国的潜在海军基地”之论不绝于耳。中国方面一笑置之。

修建瓜达尔港并运营,并非是为了什么海洋扩张的野心,只是基于和平共处塬则,和巴基斯坦为追求共同利益实现双赢而做出的一次选择。如今,瓜达尔港已经成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交好的重要纽带,既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巴基斯坦当地的经济发展,成为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又一个强大案例。

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当睡狮已醒,大国正崛起,台湾民进党当局妄图“倚美谋独”,是痴心妄想;美国一些政客有意“以台制华”,是玩火自焚。

祈望早日实现两岸统一,为复兴中华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是研究钓鱼岛问题的新加坡资深学者)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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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财源:美国会有贸易战进化版 精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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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继平  来源:中评社

针对“习拜会”后的中美贸易战趋势发展,屏东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黄财源接受中评社访问指出,除了关税外,属于核心技术的关键领域,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多限制,譬如中国制造2025、5G/6G、量子运算、人工智慧等,预料美国将有更聚焦及更易执行的方法出现,也就是贸易战进化版的出现,更能贯彻美国意志和策略的新架构,近期美国所提出的亚太新经济架构,还有待推出后才能进一步评估。

黄财源,中兴大学经济学系学士,政治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硕士,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曾经担任“行政院”主计处研究员、“经济部”统计处研究员。

“习拜会”16日结束,外界视为各说各话、缺乏共识,但在“气氛铺陈”上未必毫无所获,外媒与智库认为“习拜视讯高峰会”已经为双边贸易谈判铺路。若以中、美各自经济利益来看,接下来会有何发展?

综观中国经济面临成长趋缓,金融市场风险升高,产业升级转型面临美国制衡的挑战;美国经济成长减缓,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今年处理阿富汗问题失当等国际压力。黄财源表示,就一般经济理论的说明,经济成长趋缓,代表劳工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人民收入减少,消费能力降低,企业经营前景不乐观。金融市场风险升高,则财富处理不顺,如股市投资亏损,倒债增多,存款报酬减少,又更降低人民消费能力,凡此都有待内政上审慎处理。

因此,他认为,当前经济困境,部分是中美经济对抗所引起,降低中美冲突,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美国内部也面临经济成长减缓,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状况,降低冲突,成为中美策略的共识。

中美透过会议降低敌意、避免分歧扩大,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接下来贸易战是否可望解套?

黄财源表示,美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漠视国际间的经贸规则,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引发两国间相互关税制裁,战火不久延伸到跨国投资企业上,扰乱两国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自然运作。高关税的课征,政府可以取得关税收入,民众却必须付出较高价格购买物品,伤害到消费者;企业可以因进口货品价格提高的激励增加生产,提高了就业,却也衍生资源使用无效率,损害整体经济福利结果。

他认为,中美两国间相互关税制裁,短期间各自或可取得预期效果,时间一久,两国自身内伤也累积沉重,这是违背市场规则的后果。寻求降低冲突的范围是第一步,两国各自重新评估可放宽或删除项目,先减缓自身内伤做超前部署。但可以预见的,美中争霸冲突中,除了关税以外,属于核心技术的关键领域,包括关税、中国制造2025、5G/6G、量子运算、人工智慧等,美国对中国应会拉帮结派,施加更多限制,也就是后续将推出缩减幅度,増加力度的精准制裁。

会有所谓的“贸易战2.0”版本吗?譬如近期美国提出不会加入CPTPP,而是要在明年建立新的印太地区经济架构。

黄财源表示,这个亚太新经济架构,应该是更能贯彻美国意志和策略的新架构,可以视为贸易战(或经济战)进化版,其建制目的、条目内容、参加资格条件、权利和义务等规范,有待推出后才能进一步评估。但无论如何,始终是中美博奕中的一个新局。且CPTPP的智慧财产内涵较寛松,预料美国将有更聚焦及更易执行的方法出现,核心技术的关键领域,美国念兹在兹,且已领先,必定紧紧掌握。

来源时间:2021/11/28   发布时间: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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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谈大变局下的中美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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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网络

中美之间,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

最近中美首脑会谈,似乎为冰冷的中美关系注入一丝暖意。于是,人们又在猜测,今后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我先说我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对抗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

下面说这几句话的具体含义:

第一,中美之间是一种长期的终极对抗。所谓终极对抗是指,美国已经彻底检讨并放弃了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终极对手,不会再有包容、妥协、放弃和演变的做法,而是采取终极对抗的思维和措施以求彻底搞垮对方。不全面冷战也不全面热战,而是在长期的博弈中发挥自己的长处消耗对手的力量直到完全拖垮对手。

其原因不完全在于老大老二之争,更在于两个国家代表的是有关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愿景。我原来曾经说过,这两种不同愿景的基因甚至根植于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异中。

第二,这种终极对抗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我原来说过,在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的舞台上,拜登与川普将会萧规曹随。但两人或两届政府的区别在于,川普有个窗口期的概念,因此其做法比较急,力图在5-10年解决问题。而拜登似乎没有这个概念。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持久战。这种思路在目标上绝无妥协,但是在方法上主要采取竞争手段,不轻启战端,不全面决战,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只有在非常关键时刻才会——必要时,美国也会起身对抗。

第三,持久战的形式是竞争。拜登上台后,一再强调竞争的概念,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没怎么注意到这个词汇的特殊性。实际上,竞争这个词很重要。可以这么说,川普的策略是冲突,拜登的策略是竞争。说得更明确点,川普的办法,是力图在冲突中直接损伤对方,哪怕是自伤八百,损对方一千,也是值得的。而拜登的竞争概念则是,首先强固自己,在力量的对比上,占据上风。当然也不放过削弱对方,但强壮自己是第一位的。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灵活的方法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表现在脱钩上,川普倾向于全面脱钩,而拜登则是选择性脱钩。

第四,以克制主义收紧拳头。克制主义即克制美国干预的欲望,该理论认为美国应该放弃过于理想主义的教条,有所为有所不为。拜登撤出阿富汗,完全撤出伊拉克,均体现了克制主义的思想。克制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目的是不损耗自己的实力。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只要美国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可以从列国的纷争中抽身出来,从而在它最需要做的事情上积聚实力。这可能意味着,今后美国在国际性的组织和平台上要更为积极,而在地区性冲突中会更多地置身事外。

第五,重建联盟,编织大网,围而不战。拜登上台后,在重建国际联盟上紧锣密鼓。对此,人们已经有许多具体的分析,不再赘述。在重建国际联盟上,拜登政府的做法可能有如下值得注意的几点。第一,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二,更加倚重英语国家。第三,联盟的重心在亚太地区。第四,安抚俄罗斯,至少使俄罗斯不给美国捣乱。第五,更多寻找与欧洲这些老盟友的一致性,缩小分歧。有人猜测,美欧还有可能成立一个数字联盟,制定新的网络规则,尤其强调人权的基本方针,以将中国排除在外,构建一个不包括中国的网络世界。

最后说一下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这句话在抽象的意义上当然是没错的。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抽象意义上的道理。

2020年7月24日,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发表的演讲中,把对上次冷战中美苏对抗的的特点称之为信任并核查,而将这次中美之间的对抗称之为不信任并核查。事实上,在上一次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中,有一个潜规则,叫冷战铁律,即冷战双方的军队不可以直接交手。同时,在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以及避免擦枪走火等方面形成了相关的机制。这意味着在剑拔弩张的冷战中,双方在努力通过博弈性规则来管理紧张局面。

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按照一些专家的判断,这种对抗的烈度可能不亚于当年美苏之间的对抗。而且,由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进步,同时也由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其间的凶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并在这种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管控冲突的有效机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件事——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首先说明一点,对于国际政治我是一个外行。但从2018年开始,我写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并对一些可能的趋势和走向进行了判断和预测。有不少朋友说,这些预测比一些专家还靠谱一点。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自吹自擂,而是为了说明,我们看一些诸如此类问题的方法论是什么?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长远影响的?

最简单地说,我一不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最重要的,二不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相反,我更加强调价值观和理念认同的重要性。

让我举例说明。比如一说到德国,说到德国与我们的关系,很多内行的专家就强调两个东西,一是默克尔的立场和态度,对我们相对比较友好;二是经济对我们市场的依赖,特别是汽车。

但我们要知道,政治领导人是会换届的,默克尔不可能永远是总理。还有比这更具有持续性的东西。汽车的市场依赖是重要的,但还有比这个分量更重的东西。这就是我说的价值观和理念认同。

再比如说日本。论汽车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日本不比德国小。但前一段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0%的日本国民对我国抱负面看法。我想问的是,在日本未来的走向中,这两个因素哪个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国际政治的走向,特别是长时段的走向,更要注意的是“深层结构”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我在去年夏天就说,即使是拜登上台,我们也要有四个不要寄希望于:不要寄希望于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要寄希望于拜登对中国会更友好,不要寄希望于脱不了钩,不要寄希望于西方的分裂或裂痕。

为什么?这就是深层结构的作用。

我为什么特别重视普京的这个讲话?

正因为上述的理由,我特别重视普京最近一个讲话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在2021年10月2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会上,普京发表了一篇长约8000字的演讲。这个演讲以中国谚语“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开场,阐述了普京对于当下变动不居世界的深度思考。

对于这个演讲的基本内容,我就不自己费力概括了,下面引述的是编译这个演讲的凤凰网《风向》专栏的概括:

他强调疫情和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的系统性改变,并坚持应该坚持国家的边界(而非推崇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应该用渐进变革的文明方式处理问题(而非俄国历史上的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剧烈变化导致国家损失),应该坚持有机的价值观交融(而非如西方激进左翼一样推动进步价值观),普京还讽刺了美国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和目前盛行的取消文化,再次明确了俄罗斯“温和保守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家注意这句话:明确了俄罗斯“温和保守主义”的国家哲学。

两个理由:

第一,俄罗斯一直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尽管有在文化上被西方接纳的强烈愿望,但在现实中却一直受到西方的排斥。而这一次,普京似乎是在以西方文明守护人的姿态在说话。

第二,普京是个政治家,很少在文化与价值观的层面上谈论问题。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在价值观和文明的层面为俄罗斯重新定位。其中的含义可说是意味深长。

普京表达了一种对世界什么样的看法?

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进步主义而言的,或者说,担心的是激进进步主义所带来的的破坏性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者经常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宁做太平犬,莫做离乱人”。普京开头就引用中国的这句老话,可见其对当今世界的感受。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窥见普京对当今世界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令普京忧心忡忡的是什么?

首先,是人类的安全。普京说,地球物理情况日益复杂,干旱、洪水、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几乎已经成了我们正在习惯的新常态。冠状病毒大流行再次提醒着我们,人类社会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人类的安全生存和复原能力。人类安全的问题似乎有点老调重弹,但普京强调,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严峻到这样一种程度:在灾难面前,任何地缘政治、科技或意识形态的竞争有时似乎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无法呼吸足够的空气、没有水喝,就算赢了又如何?

其次,人类本身面临的巨大分裂。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是在过去,甚至会引发世界范围的震动,比如世界大战或血腥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物质财富的分配失衡都加剧了不平等。疫情本应将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一巨大的共同威胁,但它反而成了一个分裂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恐将让我们面临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分裂。而在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深深的绝望、烦躁和沮丧。

甚至,人的存在本身也在成为问题。人工智能、电子工业、通信、遗传学、生物工程和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这些技术革命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实际也引发了哲学、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如果机器的思考能力超过了人类,会发生什么?人体的干扰极限在哪里,超过这个极限,人就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其他实体?当科学和机器拥有了无限潜力,世间的一般道德界限是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后代、我们最近的后代——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

当然普京讲的不仅仅是这三个问题,但仅就这三个最重要的问题而言,都提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人类是什么以及人类为何存在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为真正的价值观而奋斗,以各种方式维护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价值观,就是保守主义,或这里所称的温和保守主义的国家哲学。

普京列举了这些哲学的要点(下面是我概括的):

第一,对秩序的重视。对秩序的强调是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冷战之后,我们没有找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维护秩序的方向。甚至胜利者也不愿意或无法确保战后和平和秩序的恢复。

第二,重申国家框架的作用。民族国家没有过时,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公民的要求。

第三,革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只剩下一个普世价值,那就是人的生命。破坏比创造容易,革命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相比于被损害人类的潜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

第四,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实支持正变得越发重要。

而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温和保守主义。普京说,我们要遵循正确的保守主义思想。如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理性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基础的重要性,随着风险和危险的增加以及我们周围现实的脆弱性而倍增。保守主义不是无知的传统主义,不是对变化的恐惧,也不是拖延战术,更不是故步自封。在我看来,温和的保守主义是最明智的行动方针。而社会实验考虑不周带来的代价有时是无法估计的。这类行为不仅会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会破坏人类生存的精神基础,留下道德的残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构建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普京将这种乐观保守主义的原则概括为一个词:不伤害。

说到这,我脑子里浮现一个想法:在演讲的最后,普京也许应当引用中国的一个词,来诠释他的温和保守主义:不折腾。

普京的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

在普京的这次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激进进步主义和人们所称的西方白左的批判。

普京说,所谓“社会进步”的倡导者认为他们正在将人类引入某种新鲜的、更好的意识。上帝保佑,像我们说的那样举起旗帜,勇往直前。我现在唯一想说的是,他们的处方一点也不新鲜。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俄罗斯已经实践过了。

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以“政治正确”为标榜的西方极左浪潮。

普京说,我相信,这应该会让人想起目前看到的一些情况。看着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国内做法的身影。当过去的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再在学校或大学教授,因为其中思想被认为是落后的,争取平等和反对歧视的斗争就已经变成了近乎荒谬的侵略性教条主义。经典作品被宣布是落后的、对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在好莱坞,分发出去的清单是关于正确讲故事以及一部电影中应该有多少个特定肤色或性别的角色。这甚至比苏联的宣传部门还要糟糕。

保守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对民族及文化纯洁性的捍卫。普京说,打击种族主义行为是一项必要而崇高的事业,但新的“取消文化”已经把它变成了“反向歧视”,即反向种族主义。过于强调种族正在进一步分裂人们,而真正的民权斗士所梦想的正是消除差异,拒绝以肤色划分人们。绝对多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一个人的肤色或性别并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人。这是最重要的。在一些西方国家,关于男女权利的辩论已经变成了纯粹的魔幻。注意,当心步入布尔什维克的后尘——不仅要把鸡公有化,还要把妇女公有化。再走一步,你就到那儿了。

我们知道,这些白左的激进主义,尤其表表现在两性关系的领域。对此,普京抨击道:这些新方法的狂热者走得太远,甚至想完全抹杀这些概念。任何敢提到男女之分依然存在这一生物学事实,都有遭到排斥的危险。他们想出了“一号父母”和“二号父母”,“生父母”代替“生母”,“人奶”代替“母乳”,以防性别不确定者感到不安。我重申一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20年代,所谓的苏联文化使者就发明了一些新说,认为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并由此改变价值观。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制造了如此混乱的局面,至今仍让人时常不寒而栗。实话实说,这近乎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却打着进步的名义和旗帜招摇。

如果隐去这篇演讲发表的场合以及演讲人的身份,我们说这是出自一位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家或学者之口,人们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但这番话是普京讲的,是一个与西方处于不断冲突和对抗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排斥的国家—-俄罗斯的领导人讲的,这就有了耐人寻味的意味深长的含义。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普京以及他所代表的俄罗斯在当今错综复杂的政治谱系中的定位。一方面,他对在欧美国家似乎渐成主流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潮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不错,对西方的指责,是他演讲的题中应有之意,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进行指责的。另一方面,他也明确表示与俄罗斯前身传统意识形态的切割。普京说,幸好我们已经把这些做法留在了遥远的过去。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从这个谱系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的一种站位。而这种站位不仅仅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利益,而是以一种价值观为基础。

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

在一个微信群议论有关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回应说,对于俄罗斯,我们应该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的一些做法超出他或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会怎样?第二,一个国家是愿意在远方有一个强国还是愿意这个强国与它毗邻?而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恰恰被我们的专家们完全忽略了。

被西方排斥的俄罗斯未来会成为西方文明的守护者?

当我们讨论普京的演讲以及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的时候,不要忽略下面的信息:

在川普执政时期,美国国务院有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一个基于文明冲突基础上的战略性的理念:

第一,把美国未来和中国的冲突看作是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战争;第二,这个文明的冲突和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冷战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的。过去和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和中国的斗争,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竞争对手。

上述这些话,让我们想到大家都知道但却经常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从宗教上说,俄罗斯的宗教主要是东正教,东正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之一,或者说它是属于基督教的;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也是属于白人。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一直自诩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精神的内核就是来自这种面向西方的想象。有人说,俄罗斯标志中的双头鹰,表明俄罗斯在精神世界里环顾左右,徘徊于东西之间。其实,这是一个很表面化的说法,实际上,俄罗斯在精神世界上,着眼点一直在西方。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不识字的俄国农民都知道,俄罗斯除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外,还有一座真正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的首都)。

罗马帝国,因其历史上的文治武功,在西方人眼里,是一种心结和情怀。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总有一些国家标榜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比如说日耳曼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二战时期墨索里尼自称的罗马帝国,而号称第三罗马帝国的就有两家,即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而在这当中,俄罗斯虽然在地理上距离东罗马帝国非常遥远,但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联系,确实是千丝万缕。而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一场著名的联姻。

当时,罗马教皇为了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势力对意大利地区的入侵,不得不借助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力量来对抗和牵制奥斯曼土耳其,于是将逃亡到罗马的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弟弟的女儿索菲娅,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是以驸马的身份成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的。1469年,索菲亚嫁到了莫斯科公国。索菲亚不但协助伊凡三世完成了公国的统一,而且带来了罗马的标志双头鹰,带来了拜占庭帝国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习惯,为莫斯科公国建立拜占庭式的宫廷礼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确实继承了罗马帝国。

而东正教,本来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当时,为了扩大影响力,拜占庭帝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士深入东欧地区传教,从此斯拉夫人就开始信仰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遭遇了灭顶之灾。但就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索菲亚之时,东正教开始被奉为莫斯科公国的国教,莫斯科公国成为东正教新的中心,在此后的日子里,东正教再现了当年拜占庭时期的辉煌,并在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延续其文化和制度,是一种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的另一方面,就是为罗马帝国复仇。有人注意到,沙皇俄国在为罗马帝国报仇这件事上,确实比西欧各国卖力得多。我们知道,是奥斯曼帝国消灭了东罗马帝国,而俄罗斯则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样一来,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就成了死对头。自此之后,历届俄罗斯统治者都实行对抗土耳其的政策。著名的俄土战争,断断续续前后持续长达241年的时间,平均不到19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爆发。

再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俄罗斯人属欧罗巴人种,具有这一人种的基本特征:浅色皮肢,柔软的波状发,男子胡须和体毛发达,鼻窄且高高隆起,唇薄,直颌,面部轮廓清晰,身材中等或中等以上。他们的语言也很相近,都属印欧语系。俄国人主体民族是斯拉夫人,即东斯拉夫人,他们的民族发源地应该是在现在的中欧。但现在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欧罗巴与蒙古人的混血。正因为如此,欧美国家普遍认为俄罗斯不过是居住在欧洲的蛮族,压根不是欧洲人。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发表后,一位朋友将文章转给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吕宁思先生,他回复说:“从亚历山大沙皇开始,俄罗斯经常扮演欧洲宪兵,反对革命。”在西方文化的鼎盛时期,俄罗斯被西方所排斥,而在西方文化遭遇某种危机的时候,她又力图成为西方文明的守护者,这也许就是历史赋予俄罗斯的角色与宿命。

未来另一个重要变数是欧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老欧洲的差异

前面的《中美之间,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一文指出,中美两国的基本走向基本是确定的,而俄罗斯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而另一个重大的变数则是在欧洲。而就欧洲而言,新老欧洲的差异尤其值得重视。

为什么是立陶宛?

最近一段时间,至少在中文媒体上,立陶宛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其原因是,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8个国家中是第一个,而在目前欧洲45个国家和地区中也是第一个。这意味着其外交政策有可能走向一中一台。

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

很多人会奇怪,在世界形势面临大变局的时候,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国家怎么站到了前台?要知道,立陶宛国土面积只有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300多万,大体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的规模。

但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在苏联解体时,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的就是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立陶宛被称之为战斗民族,历史上多次与俄罗斯、波兰战斗,很难征服。

立陶宛属于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应当说,在苏联时期,这三国离心离德的倾向就最明显,在苏联解体时,独立的态度也最强烈。其中,尤以立陶宛最为突出。不仅如此,在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三国一方面大规模拆除境内的苏联遗迹,抹去苏联的痕迹;另一方面则拒绝加入独联体,同西方尤其是美国,走得更近。

这不仅有历史积怨的原因,更有现实中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因素。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时间较晚,对苏联那种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认同度也比较低。

老欧洲与新欧洲

由立陶宛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新欧洲与老欧洲。我们说欧洲的时候,往往指的是老欧洲,但从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来说,新欧洲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个提法最早是由小布什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2003年,小布什政府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此举遭到美国传统盟友法国和德国的激烈反对。于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一次讲话中把法、德、比归入了老欧洲的行列。而把愿意与美国合作的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尤其是很多当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称之为新欧洲。可见,这里的新欧洲既有加入欧盟早晚的时间上的含义,也有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站队的政治态度的含义。

但在更通常的意义上,人们是把原苏联阵营之外的欧洲国家称之为老欧洲,把原属于苏联阵营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欧洲国家称之为新欧洲。

前者包括西欧的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中欧的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北欧的冰岛、法罗群岛(丹)、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南欧的希腊、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马耳他、西班牙、葡萄牙和安道尔等。

后者包括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等。

老欧洲与新欧洲的边界或区别虽然是含糊的,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确实有立场和态度上的差别。比如对接纳难民的态度上,老欧洲和新欧洲的态度迥然相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老欧洲白左渐成气候的同时,新欧洲与过去意识形态的切割似乎是更为彻底。这一点,如果与前面所述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结合在一起看,对于未来世界的走向也许意味深长。就此而言,尤其是由转型而来的新欧洲,在价值观上可能更接近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前一段时间,在美国表示将部分撤出部署在德国的军队和核武器后,波兰主动表示愿意将其承接过去。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

立陶宛这件事情值得重视,原因也就在这里。

夹缝中的老欧洲会如何选择?

当然,无论是从体量还是实力来说,更重要的还是老欧洲。就此而言,欧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确实在变。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互补性的逐步丧失。我们知道,二战后的美欧联盟,与三条强有力的纽带是分不开的。一条是价值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冷战期间不断得到锤炼。二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经济援助与协作。三是共同的安全需求以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安排,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三条纽带都在松懈。在安全问题上,由于俄罗斯事实上的衰落,也由于新欧洲的缓冲,欧洲安全的压力明显减轻。这样一来,北约的重要性就大不如从前。

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虽然其框架是共同的,也是有力的,但差异日益明显化,老欧洲在向左,美国则处于拉锯状态。而且,两者在深层价值观上确有深刻的分歧。有人说,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人崇尚实力,而欧洲人正在摒弃实力,他们企望的是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这导致了双方在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上的分歧与不同做法。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可能会让老欧洲受到更多的拖累,因而在国际事务中也许会更加保守和温和,更靠近康德主义。

但尽管如此,欧洲与美国价值观的基础仍然是牢固的。所以我一直说,不要刻意夸大西方盟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重返世界舞台,重构盟友阵营的意图明显。

2021年6月拜登与约翰逊签署《新大西洋宪章》。尽管这个文件很短,而且内容多是抽象理念的宣示,但如果联想到80年前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针对德国法西斯的旧《大西洋宪章》,其意义就有点耐人寻味。接着,G7峰会召开,峰会发表的《卡比斯湾G7高峰会议联合公报》,被认为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一个文件。G7峰会之后是北约峰会,会议文件针对中国的内容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目的都是在修复与强固与欧洲的盟友关系。而老欧洲的主要国家,也紧随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总之,不要刻意夸大欧美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分歧会有,但在大的问题上,仍有一致行动的基础。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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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峰会:寻求某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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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大伟  来源:中美聚焦

11月15日(北京时间11月16日),在白宫的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此次会晤筹备一个多月,而且超过了原定时长。

两位领导人最近几周都很忙碌,且在国内政治方面取得了成功。拜登总统刚刚结束对欧洲的圆满访问,他参加了罗马G20会议和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晤举行前,他还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至于习近平主席,他主持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重要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所以说,两位领导人都因最近的政治成功增强了信心,不过双方也都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对双方来说,中美关系是难度最大的挑战。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前两国高级官员线上线下的会晤,以及两国元首之间的两次通话,都未能阻止双边关系螺旋式下滑。因此,这次峰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最高层直接讨论双方的问题。领导人确实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去做最艰难的决定,去定基调,去与对方达成较低工作层级难以达成的协议。

拜登总统在开始与习主席讨论时提出:“在我看来,作为美中两国的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样看,拜登在开场白中强调了两点:一是把两国关系定义为“竞争”,二是双方都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避免冲突。这并不是美方发出的新信息,“管理竞争”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一以贯之的框架,虽然中方明确拒绝了这种描述。

两位领导人直接对话,这个事实本身就被视为稳定因素。双方在峰会后的新闻稿中都使用了隐晦的外交语言,表达了某种积极的暗示。新华社将会晤描述为“坦诚、建设性、实质性和积极的”。新华社还说,“会晤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对于拜登总统关心的建立防止擦枪走火机制的必要性和相互责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似乎也给予了呼应,表示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激化和扩大化”。从这样的陈述看,中方似乎已经接受美方概念框架中的“管理”部分,但未接受“竞争”部分。

至于两国元首讨论的具体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全球能源供应、供应链中断、持续不断的新冠疫情、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全球治理问题。他们还讨论了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朝鲜、伊朗和阿富汗。根据白宫的新闻稿,“拜登总统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他还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行为”,同时强调有必要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于后者,拜登强调了“履行对该地区承诺”的重要性。然而新华社通稿说的是“拜登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双方还暗示有可能就“战略稳定”(代指核武器)对话开始进行磋商。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建造了数百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由卫星发现),并且有可能到2030年将部署的核武器增加两倍,这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两国元首还谈到多变而又敏感的台湾问题。这次拜登使用了传统说法,表示美国将“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继续坚持’一中”政策,同时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企图”。可惜的是,虽然拜登与习近平会晤时在台湾问题上严格照本宣科,但第二天访问新罕布什尔州时,他再次自相矛盾(就像他几周前宣称美国“承诺”保卫台湾一样),声称台湾“应自己做决定,它是独立的”。

习主席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他更进一步表示,“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他严厉警告说:“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峰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双方宣布同意恢复中断的新闻协议。驻美中国记者将再次获得一年多次入境签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将获准恢复在华业务。中方还同意将被美方拘留的(为数不少中国人当中的)七人遣返回国。

但总而言之,交流看来是富有成效、坦率和建设性的。这是件好事,是走向稳定,是为继续讨论和有望管控分歧打下基础。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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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菊生:美国霸权会衰落,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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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菊生  来源:钝角网

从2017年美国川普总统上台以来,我曾经在各篇时评文章中谈及二十一世纪的三大地缘政治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对我的这个判断,一些朋友表示理解困难。现在我把自己的看法做一个简单的展开。

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能源利用的进步史,围绕不同的能源使用所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技术发明,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构成了不同的人类时代。

工业革命时代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极其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几千年如一日。直到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人类的生产力才开始出现一个飞跃。而这个飞跃出现的背后是煤炭能源的大规模使用登上历史舞台。没有煤炭的大规模使用,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出现。在此之前,人类的能源使用基本都依靠木材。煤炭的使用直接促成了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机械技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铁路之类的交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把人类生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次革命的代表性国家就是英国,以及紧随其后的欧陆诸国。英国也随之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霸主。

继煤炭能源之后出现的第二次能源革命就是石油的出现和大规模使用,随着内燃机技术的成熟,石油的地位迅速超越煤炭,成为真正的“工业血液”。而石油能源的最早大规模使用正是出现在美国,虽说汽车飞机这类革命性技术并不是首先诞生在美国,但它们的大规模使用却是由美国率先实现,一业兴百业旺,整个的经济格局因之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迅速改变,人类福祉大幅度提升,美国也由此成为第二次能源工业革命的领头羊。

美国这个国家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本国石油能源使用这个先行优势,同时借助于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格局,通过一系列的货币制度设计(石油美元),牢牢地掌控了石油这一战略资源,从而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世界霸主。美国通过各种手段紧紧地控制住了沙特这样的具有全局决定性意义的石油资源大国,使它充分为其所用。凡是需要石油的国家,对不起,请拿美元来购买。美元的世界货币交易及储备霸主地位就此得以确立,美元因此变相成了黄金,美元也就此被称之为“美金”(世界其他各国货币没有被称为“某金”的),美元霸权因此也成了美式“新殖民主义”的最主要标志。沙特也由此获得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有力保护,它们双双得益。美沙之间的盟国关系牢靠程度甚至在美以之上。911事件十九个劫机犯十五个来自沙特,美国事后有没有找过沙特的麻烦呢?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源头也是来自于沙特,美国又有什么表示吗?前些年卡舒吉遇害案,沙特王子萨勒曼无疑是首犯,当时的川普政府可以说是一言不发,但即使换成民主党政府,恐怕也是轻描淡写、不了了之。这是由美沙之间特殊的利益关系决定的,其背后更是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沙特王子萨勒曼根本不在乎。

美国的另一个中东铁杆盟友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虽说以色列自己并没有什么石油能源,但它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起着非常重要的地区平衡和牵制作用。二十世纪初,中东地区开始发现石油,记得一个非常老道的英国人(可能是贝尔福)就说过一句话:那个地区要有我们的人。自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业开始兴起。中东石油的发现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登台,在时间上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英国人可是玩地缘政治的老手。

然而,石油时代(含天然气)终将结束,从而成为一段历史。随着气候变化的出现,人类开始意识到“脱碳时代”的无法阻挡,否则人类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新能源时代来临了!伴随这个新时代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能源不再能被控制在哪一个强权国家的手中。太阳能风能等等,这些都是无处不在的东西,只要掌握相关的技术,谁都可以使用,无须看他人他国脸色,更不需要使用某种特定货币才能购买。新能源时代的到来,同时意味着人类技术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围绕着新能源的使用,过去石油时代的一切技术手段以及相应的人类生活方式,都将面临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和更新,一切都将重构。能源结构的变迁是对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釜底抽薪”,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将重新洗牌,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将被自然消解,世界权力的多极化时代也将“不请自来”。

很明显的是,这一次能源革命最主要的推手就是欧盟,或者说是欧洲(包括英国)。不怕被人解读为“阴谋论”的话,欧洲那帮家伙才是真正玩全球战略的老手,它们一声不吭,借用地球变暖这一攸关人类命运的话题,成功地发起了一场新能源运动。其背后的真实用意,或者说这场能源革命可能带来的全球权力的重新洗牌,它们从来就不曾明言。美国国内并不是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川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些都不是美国总统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是维护美国传统能源集团的利益,而是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力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一种顽强努力。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美国国内的清醒势力明白,如果不顺应时势,至多几十年光景,美国将被淘汰出局。此外,美国国内毕竟还是有一大帮具有普世情怀的人,他们明白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利益高于美国利益这个简单道理。

中国其实一开始也不明白能源变迁其中真正的奥秘所在,片面认为是欧美势力蓄意打压中国经济发展。这种认知当然也跟中国当时自己认为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故意”搅黄了那次重要会议。最近几年来,它似乎已经明白了能源变迁的战略意义,今年还痛下决心停建一切煤电基础设施,包括在海外。同时动用国家力量大力推广发展新能源。因为他们最终明白,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谁就将被淘汰。喊了那么多年的“弯道超车”,现在“直道竞赛”就在你的眼前,你还想干什么呢?

展望一下世界的明天。除了美国霸权地位无可避免地衰落外,中东产油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沙特这些国家身处沙漠,并不缺少太阳能资源,但它的世界影响力归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将得到强力遏制,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将寿终正寝。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将大幅削弱,美以联盟的黄金时代结束可期。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将来靠什么吃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甚至进一步解体都会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你不得不承认普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非洲大陆背靠撒哈拉大沙漠,拥有充足的太阳能,或许将迎来它真正的黄金发展时代。还有那些拥有大量海洋经济区的国家也将获益匪浅,拥有海洋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风力资源。这也是如今各国格外看重自己海洋权益的一个潜在理由。太阳能风能这些都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现在的最大瓶颈无非就是储存技术(即所谓“电池”技术),这个领域目前的发展日新月异,各国都在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未来可期。

回到美国霸权这个话题上来。近现代以来,所谓的霸权国家一拨接着一拨,但大都运数难以超出百年。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英国。就拿英国来说,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确立霸权,到1914年一战爆发,大英帝国的霸权事实上已经结束了。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霸权的“百年魔咒”也无不可。美国二战后建立的霸权至今也已经七十余年,按照上述霸权周期规律,应该也是时间不多了。虽说霸权终结的原因各各不同,但其中蕴含的“密码”或许也是造物主的某种刻意安排,我在这里也不能妄加猜测。但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即使衰落或者结束,美国仍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这是由它的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决定的。这也是它跟原来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最大的区别。英帝国一旦丢失了它的殖民地,只能沦落为二流国家,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雄厚的国家实力,只要对国内不合理的分配结构进行一些必要调整,美国民众就一定能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或许那时才是美国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的好时代,而不是过去几十年那些仅仅属于资本的流金时代。

美国霸权时代的衰落,多极化时代的来临,究竟是好是坏,我现在也很难下结论。美国治下的和平及其世界秩序,虽说有其不合理不公平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它给世界带来的的是一个长期总体和平的时代,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从这一时代获得了或多或少的福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未来的多极化时代,人们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期待人类的未来能寻找出更好的相处方式,以造福于全人类!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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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像当年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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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云怡 于金翠  来源:环球网

“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很像当年的苏联,从内部看很像中国的晚清”“中国应从苏联解体吸取的重要教训是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近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就“苏联解体30周年”的话题畅所欲言。郑永年还对比了当下俄美、中俄、中美、中欧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他看来,中俄超越“意识形态小圈子”,彼此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权”,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不会像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那样难以化解。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不能与时俱进”

环球时报:回首30年前,当您还是一名年轻的政治学者时,听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消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这些事件还在继续影响着您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吗?

郑永年: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亲眼目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对当时中国、西方乃至苏联自己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件让人无比震惊的事情。可以说,在我这些年的人生中,还没有另外哪一件事能让我感到如此惊讶,甚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还能回想起当时的震惊和不解:那样一个强大的苏联,到底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而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世界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答案。

我本人是学国际共运史的,苏联的解体对我的个人学术生涯也产生很大影响,它成为我上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英文文章写的主题是:民主与发展,真的可以同时推进吗?该如何推进?后来,我又转向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说,这几个方向都和当年苏联解体给我带来的Shock(震撼)密切相关。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这些年来,您认为俄罗斯是否已真正从“苏联模式”中走出?其内部政治模式和与外部的关系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变?为什么?

郑永年:今天的俄罗斯,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变化更多是表象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其实俄罗斯也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看上去像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无论从政治结构还是其背后的文化精神来看,它和以前的沙皇俄国并没有太大区别。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西方认为苏联可以通过西方式的改革转变成欧美式的民主国家,但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实际上一路走来都很失败。苏联变不成西方式的国家——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让它发生变化,但最终这种变化不会产生成功的结果。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从精神到结构上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因为它们是“文明性”的,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变而已。

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文明和模式并不必然导致失败,当年苏联解体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结果。这些年有很多人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人从政治出发,有人从经济出发,有人从西方影响出发,但我倾向于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还是由于内部原因——它不能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有几大主要文明,以西方文明为例,它从罗马帝国到宗教黑暗时代,从近代革命到今天“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其中很多元素都带有文明性和继承性,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文明随着时代发展有许多转型,有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转型。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苏联模式在早期很了不起,列宁有些想法很好,比如他认为苏联如果继续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一部分的话,将永远发展不起来,所以要先断掉这个链条,在成长后再重新回归世界。我们也的确看到,历史上苏联和西方“脱钩”后,它的举国体制使其在科技、工业方面都有很大提升,但问题是一旦“脱钩”,就再也回不去了。

苏联的举国体制,简单来说就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我封闭,二是没有市场。这一体制在早期确实取得一些成功,但在后期投入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模式就很难保证持续性。于是,苏联的经济模式成了另一个版本的重商主义。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期都走过重商主义的路,即先保护民族工业再开放,但苏联关起门来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的这套体系让它走向了彻底的孤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俄罗斯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苏联解体给中国的启示是: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并没有改善,西方继续视俄罗斯为威胁和对手。您认为这种敌视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意识形态不同、地缘政治竞争,还是民族和历史的纠葛?这种敌意是否也存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郑永年: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敌意有多重原因,并非任何一个简单的单一原因造成。首先是历史和地缘的原因,当年沙俄帝国的扩张曾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其次,现在我们常说俄罗斯是欧亚国家,但在更早的沙俄时代,俄罗斯不仅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部分,更希望代表西方,这就构成一个“欧洲模式”和“俄罗斯模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第三,无论欧洲文明还是俄罗斯文明,都是一种宗教文明。宗教文明是扩张性的文明,“信仰自己的上帝,贬低其他人的上帝”。这意味着,无论是从地缘、安全、经济、文明等角度还是意识形态看,俄罗斯和我们今天认为的西方一直是一种全面竞争关系。

但上述很多因素并不存在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首先,中国是世俗文明,是一种inclusive(包容性)的文明,不是exclusive(排他性)的宗教文明。其次,中国和欧洲没有任何地缘政治之争,中国也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欧美的争论,在我看来非常流于表象。欧美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欧洲早期阶段,换句话说,他们警惕和反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具有中国文明、世俗文明性质的社会主义。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会像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那样难以化解。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有过长时间的庆祝,甚至已经开始预判“历史的终结”,同时西方还认为,中国可能也会重复苏联的老路。您怎么看这样的心态?

郑永年:我始终认为,要客观公正地总结苏联的经验,不要太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事实上,同样是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就非常不一样:中国对权力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苏联讲权力时,主权就是绝对的主权,产权就是绝对的产权。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西方文明的认知——西方认为权力只分两种,要么绝对公有,要么绝对私有,并由此演化出苏联和英美这两大主要模式,只是苏联的绝对中央所有制度已失败,而现在英美的纯粹私有制度也遇到很大麻烦。

在历史上,解体前的苏联中央政府垄断了约90%的生产资料,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尽管也是计划经济,但中国的公有制不是简单的中央公有制,而是各级政府公有制,大部分生产活动由地方政府掌握。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苏联在改革时根本没有动力,而邓小平从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到各个地方的改革能推行得很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寡头政治、寡头经济也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当年苏联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经济资料都由中央一些人主管,国家一解体,这些人就立即成为巨大无比的、能影响国家政权的寡头。而中国则没有,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苏联解体对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警示和教训有哪些?

郑永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苏联解体这一事件中吸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回看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唐宋时中国是很强大的,但明清封闭后就逐渐走向落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强调搞“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像苏联那样“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国际大局中成长起来。为什么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始终想和中国“脱钩”,但就是脱不了?因为中国已经将自己和世界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一些反华人士或冷战派想和中国“脱钩”就能脱的。

开放意味着市场,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西方就打不垮中国。不仅打不垮,中国还能吸引很多人。不要忘记,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4亿中产阶级人口,已经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而且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水平并不低。在提出“共同富裕”的计划后,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都在研究,到2035年时中国会有多少中产阶级。比较高的估计是8亿人,较低的也有6亿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对全世界都极富吸引力。

“美国太年轻,还会继续犯严重错误”

环球时报: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正在重走苏联当年的老路”。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比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认为,“当下中美竞争关系中,美国很像当年的苏联,而中国像当年的美国”。对此,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将影响中美竞争的走向吗?

郑永年:更确切地说,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很像当年的苏联,从内部看很像中国的晚清。

美国的内部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问题。在晚清时,中国已很落后,但晚清很多知识分子依然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即使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里的官员依然认为西方是“野蛮人”,而清王朝是“文明的中心”。直到甲午被日本打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才无比痛苦地清醒过来。这和今天的美国精英、知识界何其相似。我很难在今天的美国精英身上看到反思精神。当然,最近也有一些声音和出版物开始讨论与反思美国政治的种种问题,但这种声音始终很小,更没有成为主流,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自己就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中心。

从外部来说,美国很像当年的苏联,最核心的问题是过度扩张,但已力不从心。美国的过度扩张从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无论在北约(层面)还是在亚太,美国把俄罗斯和中国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而中国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的改革上,都更像当年的美国——很开放、很自信。中国很善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美国太年轻,还没有足够长的历史作为它的镜子,所以它还会继续犯严重的错误。也许,未来的美国会经历类似晚清的事情,并发生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

环球时报:如何对比着看当下的中俄关系和当年的中苏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中俄关系日益密切,您认为中俄目前“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关系是否是稳固的?

郑永年:现在的中俄关系正是我们吸取当年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后重构的结果。1949年后,在西方试图封闭孤立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选择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这也恰逢苏联同时向东欧和亚洲寻求扩张。而后来一段时间中苏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直在追求独立,而苏联则寻求主导中国,这最终引发中苏关系的破裂。

今天的中俄关系吸取了当时的教训。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俄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权”,上合组织本身也没有“意识形态小圈子”的色彩,只是针对共同利益和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新型的、包容的多边主义,和美国“团团伙伙”的盟友体系非常不同。这也恰恰是中国应当找到的应对美国围堵的有效办法。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5

旧文章ID:26554

台积电张忠谋断言“大陆举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值得反思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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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亚太评论

对于中国芯片技术的开发,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表示,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而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则说,就是给中国图纸,中国都造不出光刻机。这样的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热议。无论张忠谋先生的看法是否绝对,国人都会感到很扎心。

一、为何有这样的看法?

对于中国芯片技术的开发,也许业内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看法大相径庭。张忠谋先生和荷兰光刻机巨头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缺少在芯片半导体,以及光刻机方面的人才培养,没有足够的人才就无法冲击高端;另一方面是制造光刻机的高端零件被国外企业垄断,想买都买不到,更别提制造了。由于美国掌握着世界顶级芯片技术的众多专利,中国想要绕开研究出替代芯片技术难度很大。所以,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

台积电是世界最领先的芯片和半导体制造厂商,而张忠谋就是该公司的创始人。目前全球能制造最先进的5mn芯片厂商只有两家,台积电又是其中的领先者。张忠谋说“大陆就算举国之力也难造出顶级芯片”,就目前来看确实是事实,只不过扎心的话由台积电老总说出来,我们大陆人还是有众多的不甘心。

之前华为的大多数芯片都是向台积电订制的,在美国禁令下,台积电突然断供华为实属无奈之举。其实,台积电也是不愿意失去华为这个大的客户的。

当时王传福就回应了一句话:“芯片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他认为台湾能造,大陆也一样能造。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从无到有造出原子弹,难道造芯片比造原子弹还难吗?要知道,我们之前花钱从国外买回的一些光刻机零件,有些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当时很多人就觉得他这是匹夫之勇。然而,在美国一再打压下,中国只能前进,很多国人都自信能够突破。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后来则表示,中国无法制造高端芯片,问题不在硬件层面,而是缺少高端人才!什么专业火,中国学生就上什么专业,大学就建什么专业。近几年最多的就是计算机,以前还有会计、法律也是非常多的人,反倒是工科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少学生上了研究生之后,也是跨专业到赚钱的行业去了。为什么华为的鸿蒙班设立在西北工业大学?原因在于国内某些名校的学生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学有小成后又跑到国外去了。

芯片技术的开发不在一旦一夕,不能急于求成,但是我们最终会迎来爆发的一天。或许需要时间或许需要钱和精力,现在已经有许多的人和公司投入进去了,期待有一天能从封锁里闯出一条路来。如今再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变得沉稳了不少,多家大学的集成电路学院相继成立,人才培养开始进行,企业们还花大价钱从台积电等企业挖人,光刻机的各种零部件,中科院各个研究所,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在各个击破。

二、赞同者:大实话!

赞同张忠谋所言的人表示:他说的是大实话、真心话。我们的短板从基础材料,到精密机床,跟发达国家差了至少30年!而这30年,是自废武功的30年,上世纪70年代中国半导体计算机行业世界第三,落后美日3-5年,领先韩台2-4年。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制造芯片的碳元素,我们现在纯度最多提炼到小数点后五个9,现在阿斯麦都提炼到小数点后11个9了,更不用提什么精密机床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外的科研环境的确比国内好,科技人才外流的问题要解决好。

其实,这句话对在看到了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教育大多都是为了生存甚至是金钱,不像西方国家大多是兴趣和理想,所以很高端的科研人才极少。当今的教育是培养追富、追星、追网红的时代,教育观不改变,很难出科技有用之才。很多内陆城市,给你一个打印机等塑料配件,估计很多城市都造不出来,别不服。光刻机毕竟是集整个资本主义强国之力搞出来的,中国想在短期内研发替代很难。如果人才机制、薪资待遇改善,会有大量人才涌现!

搞芯片研发要尊重客观事实,正确看待问题。你说原子弹能造就能造出顶级芯片?原子弹真的不过是芯片内的几条线路而已,科学发展到今天,原子弹连巴基斯坦和朝鲜都可以搞出来,真没什么大不了的。举全国之力本身就是个错误的想法,科学需要创造力,创造力的前提是兴趣与包容试错的宽松环境,把科学作为任务甚至是命令,只能适得其反。不是所有东西都有三山寨版,一个航发、一个芯片、一个光刻机就是给你样品也是难仿制的。

芯片制造需要技术、技巧和技能积累,需要有十年磨一剑,还需要面对失败。现在的问题是,人才都一窝蜂的跑到国外,没人在国内积累…这是硬伤。梦想不是现实,不解渴,不顶饿!中国需要从培养科技人才开始,而且还要建立留住科技人才的国家机制!不然,好的人才学成后都留在了国外,回国的都是二三流,怎能成事?还有,施一公教授说过一句话:清华最优秀的人才都去了金融领域,难道国家还不应该反思吗?

三、不服气者:开玩笑!

不赞同的人就不乐意了:开玩笑,芯片不是神做的!一旦中国要认真起来,就没有中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还会出先辈钱学森、邓稼先一样的人。10年之内中国的芯片技术将傲视全球!芯片是技术工程类的攻关,单靠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就得举全国之力,各科研单位生产部门统一协调合理分工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智者顺势而谋,现在的形势变了,国家集中优势打歼灭战,补上短板政策是对的。

不要小瞧了中国人的智慧。世界高新科技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华为就有很好的自主研发和芯片工厂了。中国众多的高科技创新产品有哪一个是靠别国恩赐的?有哪国给我们图纸了吗?都是我们科技工作者自主研发,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除非不想做,只要想做就没有做不到,无论别有用心的人怎样污蔑贬低,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的聪明、自信、自强和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当然,国家应该下力气抓好基础教育,特别是工科人才的培养。

看了真憋气,不要把话说绝了,再难的产品也难不倒中国。只要我们国家重视,芯片制造不是事。不好高務远,虚心学习,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做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十年不行就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五十年。努力吧!西方国家发展上百年了,我们从78年才开始正式发展科技产业;加油吧!把人才留住,我们一定能迎头赶上。

科技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毫无疑问也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国制造更是向世界展现威力。当然,芯片制造是国产短板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但是我们依然坚信没有中国制造解决不了的难题。美国用芯片来卡我们的脖子,也的确达到了一招致命的狠毒效果。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19

旧文章ID:26553

德国政权“变天”,真正该关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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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当地时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将结束任期通知,正式递交给担任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标志着现任德国总理卸任,直至新任德国总理产生前,后者作为看守政府负责人行使职责。

  德国议会选举后,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及社民党均有资格领衔组阁,本月24日,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在柏林达成执政协议,意味着执政时间仅次于前总理科尔的默克尔将下台,及新执政联盟成立,它们将在下月上旬正式选举默克尔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夫拉·朔尔茨担任新一届政府的总理。

  按照协议,新政府职位在执政联盟三党领导人中间分配,社民党人士将出任总理及内政、国防、卫生和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部长之职;绿党人士担任副总理兼新设立的气候和经济事务部长及外交部长职务;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则出任财政部长。

  由此可见,为了取得执政权,社民党“花了血本”,以绿党和自民党领袖担任新政府实权职务为代价,确保了执政协议的达成。

  这就表明,新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在继续保持某种连续性和稳健性同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舆论普遍认为,朔尔茨的外交政策倾向类似于默克尔,总体上将维持目前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基调,但与此同时,三党联合执政协议12次提到中国,被认为是德国有史以来在中国部分措辞最强硬的一份执政联盟协议,特别是多处提到中国的“红线问题”,显示出新政府对中国日益担忧,并希望公开讨论德中“分歧”,“在竞争和对抗的维度,现在的分量更大了”。

  执政联盟协议没有脱离欧盟对华战略框架,希望“在伙伴关系、形成竞争以及体制对手的维度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主张在“欧盟-中国共同政策的框架内”,制定全面的中国战略,但新政府将更强调近些年来德中关系的“变化”及所谓的接受“新的现实”。

  它体现于具体的对华策略,包括突出中国的“系统性对手”的定位,寻求在“基于人权的前提下”与中国合作,在涉台、涉疆、涉港问题上,强调支持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组织”、指责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及“一国两制”需要在香港得到恢复;协议强调中国应为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负责任作用,德国“致力于确保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在国际海洋法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协议还特别指出德国和美国进行跨大西洋密切合作的必要性,表示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合作,以求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性”。

  社民党重要人士在评价这份协议时提出,“不要指望德国新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太多改变”,但参与协议谈判工作的另一位人士则耐人寻味地认为,“如果你驾驶一艘邮轮,把它的方向转5度,结果会完全不同。”

  德国前总理、现看守政府负责人默克尔在其任期内塑造了德中强劲的合作关系,总体上是老一代“以经促政”、“以合作促改变”的思路,并在欧盟内部强调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中变成一股特别的力量,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德国新政府将在何种程度上“继承”或“改变”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传统”。

  在即将退出政治舞台之际,默克尔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新的自评,认为德国起初在对待某些合作伙伴的态度上可能“过于天真”,但“在我看来,完全脱钩不是正确的做法,它会损害我们的利益”,德国和欧盟应该继续与中国合作,相互学习经验。

  默克尔的“反思”呼应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的潮流,都对过去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的一些所谓的“失误”进行了强调,但正如其观点所显示的那样,朔尔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势必将维持平衡的对华政策,但同时不应忽视在实施传统的“平衡”政策中不断潜滋暗长的德中及西方和中国关系的“新现实”:双方在人权、价值观、国际规则和供应链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分歧鸿沟的拉大,它们正在整个欧洲和西方“连点成片”,凝聚成新的气候。

  真正应该担心的可能不是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某种连续性和稳健性,及其在某项具体政策中所奉行的策略,而是在德国、欧洲及西方整体气候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在朔尔茨任期越来越大,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终致左右德国及欧盟的对华政策态势,并产生使德国政治体制中的理性派无法扭转的力量。

  它们的蛛丝马迹在本届政府的执政协议中已相当多地表露,比如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负责人扬卡·欧特尔所称的“竞争和对抗的维度”,过去的德国总理总是将其包裹在德中全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中,而现在它们正在越过边界,变得更加醒目,越来越多地“独立”发挥作用。

  而这只是欧洲整体气候变化的一小部分。在关于气候变化部分,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发挥了“先锋”作用,西欧的荷兰正在跟进,而在“AUKUS”事件中受到“敲打”的欧盟大国法国的态度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改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围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如何追随美国、构建更强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将成为整个欧洲的重要主题。

  随着温和但强势的默克尔离开,德国政坛再无像她那样富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这将使其在面对诸如拜登当局的施压方面减少不少“抗力”,后者在缔结“AUKUS”联盟上已经向欧盟发出了明确的不信任的信号,势将不会放弃后默克尔时代给美国带来的大好机会,进一步加强对欧盟的外交攻势。

  欧洲内部各国的自身变化、与中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国际秩序认知和政策方面日益拉大的鸿沟特别是超级大国越来越积极和强有力的“攻势”,内外诸多方面“联动”,可能会促使欧美合流、形成强大的对华大气候,最终从总体上改变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7

旧文章ID:26552

特朗普想惩罚中国,付出代价的却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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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INYAMIN APPELBAUM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威斯康星州埃文斯维尔,因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缘故,斯托顿拖车公司的员工停车场现在又停满了车。这家公司生产把集装箱运到美国各地所需的带轮子的钢框全挂车。由于中国生产的全挂车现在价格高得令人难以承受,斯托顿正在招聘数百名工人,而美国的其他人正在为这些新工作岗位掏钱。

  关税导致了全挂车短缺,短缺又发生在进口需求激增之际,这是美国港口出现大堵塞的原因之一。关税也推高了价格。美国生产的全挂车已开始下线,但它们的价格高于加征关税前的中国全挂车,这提高了用全挂车运输的东西价格。

  特朗普总统2018年对全挂车和一系列其他商品加征关税时,曾大声坚称,中国补贴出口行业是不遵守规则的做法。特朗普承诺,关税会保护美国制造商免受不公平竞争。拜登总统保留了这些关税。联邦政府今年征收到的关税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支持制造业是一个值得的目标。全挂车制造商要求联邦政府采取各种行动,包括移民法改革以扩大劳动力,为工人提供技术培训,以及为投资自动化提供税收优惠。

  然而,政府却采取了限制竞争的做法,而不是通过进行长期投资来帮助企业竞争,这种懒惰的做法既代价高昂又适得其反。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看起来像是在惩罚中国,但关税成本是由美国人支付的。

  包括美国全挂车制造商在内的关税支持者认为,小幅提价对保住工作岗位来说是值得的。实际上,他们提出理由说,消费者几乎不会注意到这点儿价格上的差异。对全挂车的情况算算值不值还为时过早,但过去类似政策的例子表明,支持者的逻辑有问题。例如,奥巴马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制造商,曾在2009年对中国轮胎征收关税。一项分析发现,关税保住了逾1200个轮胎制造岗位,成本是每个轮胎的价格提高了约25美元。

  如果这乍看起来像是个公平交易,那么请考虑一下,把这个成本加起来等于美国消费者每年在轮胎上多花逾10亿美元,或者说他们为保住每个岗位花了100万美元,而这种工作岗位的年均工资约为4万美元。如果政府每年给这些工人发工资,让他们不要生产轮胎,这种做法省下的钱要多得多。

  据芝加哥大学和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做的一项研究,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进口洗衣机征收关税,同样也在美国创造了1800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约为81.7万美元。

  此外,虽然创造了一些工作岗位,但也流失了一些工作岗位。美联储的一项分析发现,特朗普的关税甚至没有增加政策意在支持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因为减少竞争带来的好处,被某些零部件更高的成本和报复性关税所抵消。

  斯托顿的埃文斯维尔工厂于1993年投产,制造多式联运集装箱和全挂车,这些是全球贸易基础设施的基础。这家工厂一直挺成功,直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简称“中集集团”)开始以比斯托顿购买原材料的费用还低的价格向美国提供全挂车。到2006年时,这家威斯康星州的公司基本上停止了全挂车生产。美国近年来销售的新全挂车中,80%以上由中集集团生产。

  2018年,特朗普决定对一系列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时,全挂车并不在清单上,它是在一场游说活动后加上去的。游说活动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制造商猎豹全挂车发起的,这家制造商曾靠聚焦缝隙市场存活,它将中国全挂车描述为特朗普试图惩罚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典型例子。猎豹董事长弗兰克·卡茨驳斥了货运公司所谓关税会导致价格上涨的抱怨。“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希望继续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全挂车,”卡茨说。

  猎豹还敲响了国家安全的警钟,它聘请的一家游说事务所向贸易官员提出理由说,“受到威胁的恰是美国国内贸易的自由流动。”当然,这个说法对许多其他商品也正确,但一个试图一切靠自己生产的国家最终不会更安全。这种国家会变得更穷、更弱、更孤立。

  美国全托车制造商们对25%的关税仍不满足,它们寻求得到对中国不公平地补贴中集集团的裁定,这种裁定会引发更高的关税。它们的理由是,中集集团应该受到更多惩罚,因为该企业抢在特朗普关税生效之前,在2018年把更多全挂车运到美国。斯托顿的首席执行官鲍勃·瓦林曾在2015年试图说服监管部门对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征收关税,但未成功。这次不同。今年5月,政府对全挂车加征了额外的关税,将总进口税提高到惊人的246%。几年前售价一万美元的中集集团全挂车,现在售价3.5万美元。

  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是,自2017年以来,从墨西哥进口的全挂车增加了两倍多。另一个影响是港口和卡车运输公司找不到足够多的全挂车。美国企业预计今年将生产约1.5万辆全挂车,仅能满足不到一半的年需求量。今年早些时候宣布打算购买1.3万辆全挂车的南卡罗来纳州港务局现在表示,估计在2023年前收不到货。

  但猎豹和斯托顿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瓦林说,他的公司预计明年1月达到每周生产200辆全挂车的产量,公司还计划在美国南部开一家新厂,帮助将产量提高到每周500辆。他希望总共增加约500名工人,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8美元。

  但这个胜利是脆弱的。对中国全挂车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将持续五年,这是为了让美国公司在市场上找到立足点。这种做法对太阳能等新兴行业也许可行。但如果成熟行业的公司今天无力竞争的话,它们怎么能够在未来竞争呢?

  美国一些国内行业,比如钢铁,已经得到过几轮不成功的政府保护。其他行业,比如皮卡制造商和蔗糖种植者,已经处于联邦的工业保护计划下几十年。如果有临时关税保护措施导致产业回升的例子,我一直都没找到。

  拜登应该与特朗普的破坏性关税政策彻底决裂。正确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但并不容易:支持创新,维护一个让企业能够蓬勃发展的环境,确保工人从中受益,并停止过多地担忧中国。

  Binyamin Appelbaum是时报编辑委员会经济和商业议题的主要作者。 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BCAppelbaum • Facebook。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6

旧文章ID:26551

鲍盛钢: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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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如果说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种错误,因为“接触”并没有使中国成为所谓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而是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强大了。那么,同样时至今日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也是一种错误,因为“遏制”并没有使中国屈服,经济停滞和崩溃,相反结果是适得其反,中国变得更加自信,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跑得越来越快,美国越来越感到已经追不上中国,越来越感到焦虑。那么,既然“接触”已经回不去,“遏制”又不起作用,除了“共存”,还有其它选择吗?

已故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是,人类社会正同时朝着更加融合和更加分散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是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在日意扩大。在这种背景下,地理上的邻近性不仅没有促进相互融合,而且导致了相互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有关全球性拥挤现象的一种新观念所引起的。可以说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悖论的最典型表现。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曲线的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心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班农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对此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得更漂亮。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在其“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中指出: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者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看得见的,另一些后果是看不见的。比如就全球化来讲,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有效整合全球资源,降低交易费用,发展中国家人民被告知全球化能提高整体福祉,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不仅能够为过剩资本找到出路,同时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社会消费成本。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进步意义犹如一次工业革命。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人对它如此仇视呢?是经济学家错了?还是现实错了?是经济学家应该看精神科医生,还是那些反对全球化的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事实上,全球化从一开始也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面,鼓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到了好的一面,所以认为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其实已经过得更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因此,处理他们的不满情绪应该是精神科医生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但是,反对全球化的人看到了全球化不好的一面,所以认为该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还有那些政治精英。因为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与产业转移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并没有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未能获得改善而是每况愈下,美国位于金字塔下层的90%民众的收入,已经停滞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之久,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

目前,美国认为过去30年美国对华选择接触政策是一种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通过市场化改变中国,而且它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业与财富转移,改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那么,同样目前美国选择遏制与脱钩对华政策也未必是一种正确,或者说它将倒逼美国企业回流,从而使美国再次强大。相反,事实上它将增加成本,降低利润,由此降低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或者说有可能倒逼美国资本与产业加速流向中国,从而使美国更加衰退。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过去是要钱不要命,现在是要命不要钱,但是没有钱,又如何保命呢?继续对华接触政策无异于等死,而选择遏制与脱钩政策又无异于找死。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作者简介: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7

旧文章ID:26550

线上讲座:日本与中美关系,20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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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0日(周五)晚上8点

北京时间12月11日(周六)上午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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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来中日关系始终与中美关系和日美同盟紧密相连。中国加入WTO后,中日经济依存日益深化,但政治关系互不信任也日益增加,而中日关系中三大问题(台湾,领土,历史)都有美国因素。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CPTPP核心国家,也是拜登政府四国机制(QUAD)支柱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日本会选边站形成美日对华2对1,还是会成为中美之间桥梁,是大家都密切关注的问题,也会极大影响中国的自身发展和外交政策。2012年,中日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而发生转折。2022年,三国政治日程密集,三边关系更受关注:7月日本有参议院选举,10月召开20大,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张云教授多年研究中美日关系,他将结合自己在三国家研究和访谈的经历,通过学理和政策结合深入分析中美日关系在在过去近10年发生的变化和2022年的变数,并展望这一三角关系的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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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张云,日本国立新泻大学教授

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访问学者,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广报中心客员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客座资深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南开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美日三边关系,国际关系理论(认知理论),中国外交,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出版有6部专著,最新专著『日中相互不信の構造』、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12月。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Trilateral Context: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可控的紧张,中美日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The Logic of the Weak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EAN’s External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在 The Pacific Review,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Survey, Harvard Asia Quarterl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国際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日本学刊》,《外交评论》等中英日文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同时担任Pacific AffairsAsian Secu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Asian Security, Routled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等多本国际性学术杂志Peer Review。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开设有个人专栏《天下纵横》,就中美日关系,国际关系等定期发表文章百余篇。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特约嘉宾评论员。《环球时报》(英文版)评论版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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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于铁军,北京大学教授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副主编。1990年、1997年、2000年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关系专业(1998-2000)、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2005)、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5-06)、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2018-19)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等,主要著作有:《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共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历史、现状与展望》(共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帝国的迷思》(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等,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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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高兰,复旦大学教授

高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兼任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秘书长等职。2002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美日关系、日本外交思想史、海洋战略比较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5部,《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亚洲主义中的脱亚论》(日文),《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战略:内涵、特征、影响》等。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100余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另在英国BBC、日本《朝日新闻》、以及《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联合早报》等媒体发表国际时事评论文章。

来源时间:2021/11/27   发布时间:202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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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最新访谈: “我想这是中国被美国敌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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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年初的“国会山事件”与七八月间阿富汗局势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Quad、AUKUS等协定的相继出现则让地区形势更趋紧张,近期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则又一次吸引了普遍性关注。作为“美国永远的反对派”,诺姆·乔姆斯基是如何看待今日之美国的? 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当初发动阿富汗战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真正目标在于占领伊拉克并以之作为进入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基地。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中美等国存在的分歧恰恰凸显了中国之所以会招来美国敌视的一大原因,那便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未屈服于美国的权威。就AUKUS问题而言,他认为美国有贼喊捉贼的意味,一方面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自己才是那个核武器扩散的真正推动者。在环境保护和无政府主义的概念等议题上,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即应当发扬民众的力量,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侵蚀。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雅各宾(JACOBIN),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文|诺姆·乔姆斯基

翻译|粒民

来源|Jacobinmag.com

2021年10月,即将九十三岁的诺姆·乔姆斯基接受了丹麦记者Poyâ Pâkzâd和 Benjamin Magnusson的专访。在访谈中,他就阿富汗战争、美国挑起的与中国之间的持续冲突、气候变化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一一做了回应。

1、论美国入侵阿富汗: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问:阿富汗战争有时会被称为“正义之战”(the good war),这与伊拉克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我知道您肯定不这么想。

答:这得回到20年前,从“9·11”说起。首先要明白一点,美国当初并不知道谁该对它负责,这点很重要。事实上直到八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才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大型新闻发布会。当时有人提问:“谁该对‘9·11’负责?”在经过了或许是人类史上最细致的多国联合调查后,穆勒的回答是:“袭击者或许是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不过我们也没法确定。”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美军入侵阿富汗的八个月后。

入侵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阿富汗反塔利班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2001年10月轰炸刚开始时,他接受了著名学者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的采访。后者问他:“你对这次入侵有何看法?”阿卜杜勒·哈克说:“许多阿富汗人将因此而丢掉性命,我们从内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努力也将功亏一篑。而美国人并不关心阿富汗人,甚至塔利班也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他们只想通过秀肌肉来恐吓世界。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表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战争开始不久,塔利班就想要妥协,他们提出可以重新回到村庄里,政权则由美国来接管。当然,那时美国也就可以把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掌握在手中。对此提议,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不会妥协。”乔治·W·布什总统在此基础上还加了半句,“我们不会妥协,我们的选择就是武力。”被问及有关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问题时,布什说:“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们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吸引我们的是一场更大的游戏。”当然,这里讲的“更大的游戏”并不是什么秘密。毕竟是在公开讲话中给出的。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伊拉克,而阿富汗什么都不是。他们想做的是占领伊拉克,然后以之作为进入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基地。

事实上,如果美国真想抓捕本拉登其实并不难,通过一个小规模的警察行动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可能会得到塔利班的支持。毕竟本拉登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麻烦,而塔利班又没法把他赶出去。在普什图人的生活世界当中,不能对来到自己这里的避难者做出这种行为。但如果是美国想派出自己的警察队伍,他们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塔利班回到了他们的村庄,而美国及其盟友来了阿富汗。一开始就有记者在实地跟踪这件事,做的最好的是阿南德·戈帕尔(Anand Gopal)。不过有一点是他与另外一些记者都提到了的:一开始,阿富汗的农村百姓因战争结束而松了口气,以为自己终于能享有片刻的安宁。正如这个世上的很多人一样,因为缺乏了解而对美国抱有巨大的期待,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介入并解决他们面临的贫困等实际问题,他们觉得“这个超级富裕的国家,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当然,这种想法并没持续多久。美军一来就开始攻击阿富汗人,尽管他们声称炸弹瞄准的是塔利班,但目标究竟是谁最终还是由美国人自己说了算。美军特种部队深夜闯入民众家中,羞辱他们并将之送到刑讯室,从而也就创造了更多的潜在塔利班。这种情况一直在继续,直到农村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抵抗。美国又是如何应对的?进一步强化暴力。要么通过美军自己,要么通过阿富汗政府军,而后者采取了与美国一样的战术,以致于阿南德·戈帕尔这些记者,如今“每个人都讨厌美国人,包括阿富汗政府军”。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悄然而生。美国初来乍到对阿富汗一无所知,所以想寻找能够执行他们命令的人。他们是谁呢?是阿富汗军阀。有些精明人挺身而出,告诉美军:“我会为你工作。”他们并不傻。一位军阀可以接近美国人并说,“这个村庄里有塔利班成员”。实际上往往指的是他自己的敌人。然后美国人就会进来摧毁那个村庄,也将更多人推向塔利班阵营。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年。最后终于遇到了巨大阻力,较之以往更为广泛的抵抗出现了。你要知道,塔利班成员最早基本都是普什图人,他们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但如今其族群边界已经远远扩大了。过去几周为数不多的意外之一,就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地区的军阀也转向了塔利班。这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其他一切都在预想之中。

阿富汗政府的垮台毫无疑问。它们完全是腐败的泥潭,因此也不会获得多少支持。那政府军怎么样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士兵中大概有一半仅仅出现在纸面上,算是幽灵士兵(ghost soldiers)。其他人则领不到薪饷,也缺少弹药。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窃取了一切。他们不打算为美国人而战,所以他们逃之大吉了。

所有这一切都显而易见,甚至几乎都是按照大家预想的剧本来的。如今似乎唯一不好理解的是那些能够接触情报的人,情报部门的说法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在我看来过于依赖情报就是一种对智力的扭曲。假如你能仔细看看那片土地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自然一清二楚。当然,出人意料的是赫拉特与马扎里沙里夫等地的军阀,这些塔利班曾经的敌人,竟然都没怎么抵抗就转投塔利班。所以,现在塔利班显然是个多种族统治的组织。

再说说撤军的事情,这得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讲起。2020年2月,特朗普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他甚至都懒得通知阿富汗政府,因为根本就没拿他们当回事,至于阿富汗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根据协议,美军将在2021年5月撤出阿富汗,而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时间,无疑太过仓促,很难做出妥帖的适应性安排。这位总统只会说:“我们将撤出这里,而你们可以放手去做想做的事情。”附加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向美军士兵开火。这对我而言不是件好事。剩下的都是你们该操心的事。”

共和党的反应也很有趣,起初他们盛赞这是伟大的特朗普总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一直把它挂在共和党的网页上,直到阿富汗政权走向崩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撤军这件事来说,拜登在特朗普的基础上略有改进,他把日期推迟了几个月,所以有更多时间,也对塔利班新提了一些条件。阿富汗局势突变后,共和党人就调整了他们的网页,转而攻击民主党和美国军队的应变乏力。您可能已经看过参议院听证会了,会上共和党人要求马克·米利将军和其他人对此局面负责,而事实上他们一个月前还在称赞这一历史性成就,现在却因为遵循了他们所称赞的做法而去谴责军队。这已经不能用无耻来形容了,而这就是共和党。

让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在如何应对阿富汗局势变化这一点上,如今的国际社会还存在分歧。中国、俄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印度等地区性大国提出了一种方案,基本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他们表示将继续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还有另一种由美国主导的方案,支持者包括其盟友印度,他们认为应剥夺针对阿富汗人的任何援助,冻结他们的资金,而其财政储备恰好就在美国银行里,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压,不要向他们提供援助。问题在于这并不会对阿富汗领导层造成多大影响,实际伤害的只是民众。它们通常会使领导者变得更强大,人们不得不挤在其保护伞下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美国是唯一可以实施制裁的国家。当然别的国家有时也会这么做,不过往往应者寥寥。如今当美国实施对外制裁时,其他国家即便反对也效果有限。以对古巴的制裁为例,最后一次在联合国的投票结果是184票对2票,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反对继续制裁,而那2票中的另一票是以色列,作为“附庸国”,它必须支持美国。尽管其他国家都说了不,但也没办法,因为美国的制裁是第三方制裁。他们告诉其他国家,“如果你不遵守,我们会把你赶出国际金融体系”。而这只是惩罚举措之一。这无疑是黑手党原则的翻版,教父会惩罚那些不遵守其号令的成员。这不是所谓政治科学,却是实际的政治。

因此,如果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制裁,无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喜欢与否,似乎都得服从。当然,中国可能是个例外,他们不会这样。我想这或许就是中国被美国敌视的原因之一,它并未屈服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许中亚国家也会站在中国一边,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向以中国为基础的欧亚体系即“一带一路”倡议靠拢,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已经被踢掉了。

2、论中美竞争: 受到威胁的是中国而非美国

问:中国被描绘为西方世界的威胁,而后者实际就是上美国与欧洲的代名词。此外,最近出现了AUKUS这一新联盟,它似乎是个武器销售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反应强烈,因为法国正在失去市场份额。对这两件事你怎么看?

答:首先,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呢?杰出的国际外交官、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最近就此发表了很有质量的看法。他讲到:“中国究竟威胁了什么呢?你得知道,它的崛起让一个占全球20%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它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却又不按美国的剧本来,这才是所谓“中国的威胁”。基廷写道,中国的存在与如今的规模本身就是对美国的冒犯,而这很难被容忍。正如在黑手党的权力游戏当中,教父不会接受不服从其规制的权力中心一样,所以中国的所谓“威胁”并不是军事意义上的,而在于它有自己的主张。相反,中国才而是遭受军事威胁的对象,它在近海一带几乎被美国的核导弹基地包围了。是的,受到军事威胁的是中国,不是美国。

让我们再来看看 AUKUS。部分媒体和政府把它说成是航行自由问题,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实际上,澳大利亚的一位战略分析师刚刚写了篇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章。他说,并不存在什么对航行的威胁。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专属经济区”。根据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享有完全的航行自由,但不能“威胁或使用武力”。中国与印度认为这意味着没有军事情报行动,美国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在专属经济区内开展军事情报活动,几周前他们在印度沿海也这样做了。

顺便提一下,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海上强国。美国没有批准这项国际公约,认为它是对其主权的干涉。是的,“教父”不会接受这些。

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技术性问题,主要在于海洋法中讨论的“武力”是否包括军事情报行动。这是问题所在。一面是美国,另一面是中国和印度。这显然需要外交层面的交涉和协调,但美国不会追求像“外交”这样分裂的东西。我们可以回头看看阿富汗当年发生的事情。当塔利班选择妥协时,美国表示拒绝并选择了武力。

再看AUKUS的问题。在法国已经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并未通知法方就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共享其核潜艇技术。马克龙当然会非常沮丧。首先这对法国工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更关键的是不提前通知法国这件事本身似乎就在提醒欧盟,“请记住你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如果我们需要你,我们会请你做点什么。不需要的时候,想要我们通知你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只是附庸罢了。”法国为此宣布撤回其驻美、澳大使以示抗议,当然,驻英大使还在,大家都知道英国只是美国的附庸。不管了,让他们去折腾吧。但毫无疑问,AUKUS的出现确实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紧张的局势。

3、论解决气候危机: 欧洲和美国是一丘之貉

问: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您认为解决气候危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答: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当然是化石燃料公司,其次则是世界各国政府,包括欧洲和美国。我们在这个夏天看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针对气候形势的最新分析,认为当下的气候问题比以前严重得多,人类社会要么立即开始系统性地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直到在本世纪中叶逐步淘汰它们,要么就要做好迎接大规模气候灾难的准备。就这两个选项。

那么几大国的反应如何呢?IPCC报告发布后的第二天,拜登总体向欧佩克发出呼吁希望后者能增加石油产量。欧洲也呼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主要生产商增加能源产量。是的,要求增加产量。这就是它们对IPPC预警的回应。

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对拜登来说,如果汽油价格升高,将直接影响他之后的选举结果。如果你去看看现在的商业新闻,有一场大讨论正在进行:增加能源产量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开采国内页岩油还是通过欧佩克?这是商业新闻,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石油期刊,上面洋溢着愉快的气氛:“我们刚发现了可供开发的新土地。石油需求正在上升。这很好。”而在美国国会当中,在一些年轻的活动家和伯尼·桑德斯等人的压力下,拜登计划在以往基础上做出重大改进,当然目前还只是在纸面上。它称不上有多精彩,不过至少其他计划要好得多。

当然,共和党人对此百分百会表示反对。他们不会接受任何东西。民主党的选票也确实摇摆不定。那些所谓“温和派民主党人”(moderate Democrats),应该被称为“极端反动派”(ultra-reactionaries),就是这种摇摆不定的代表。其中一位是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他恰好也是国会里从化石燃料行业获得资金最多的人,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他是乔·曼钦(Joe Manchin)。面对能源与环境问题,他提出的一项政策是“没有淘汰,只有创新”(No elimination, only innovation)。他也明确表示过,这源自石油公司的方案。所以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不会减少。

欧洲的情况看起来各不相同,例如丹麦等国正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一旦能源危机出现,据我所知,欧洲马上会统一声调,告诉石油公司和生产商,现在应“增加产量”。尽管它已经收到了必须减少产量的警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问:由此来看,您认为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吗?

答:这很简单,毫不困难。相关政策建议其实已经很详细了。国际能源署(IEA)这样的机构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尽管它是个以产油国为基础的组织。还有一些来自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其中一个是我的合作者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尽管所用模型不同,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给出了完全可行的措施来实现IPPC的目标,以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变社会的性质。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呼吁增加化石燃料产量的欧洲领导人对此也非常了解。如果他们识字的话。它也不难管理,大约只占GDP的2%到3%。实际上,这比美国财政部当下用于救助金融机构的资金还要少。与二战期间的花费相比,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问题在于,你有这样做的意愿吗?显然领导层中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它必须来自普罗大众的行动。目前可笑又可悲的情形时,似乎只有年轻人在这么做。今年早些时候的“气候罢工”(climate strike)是由年轻人所主导的。在促使拜登政府做出政策调整的“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也是年轻人。当格蕾塔·桑伯格在达沃斯论坛上站起来说:“你背叛了我们”时,她说得完全正确。她收获了热烈的掌声,然后他们说:“好女孩,你为什么不回学校去?我们会处理好的。”是的,会处理好,但需要大量努力和精力的付出。事实上问题相当严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每分钟大约有1100万美元补贴流向化石燃料行业,主要是富裕国家在这么干。有直接补贴,也有间接性的,例如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新自由主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是要将子孙后代的未来交给那些只想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然后毫不关心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人?还是选择进入一个更为宜居和美好的世界?

4、论“找工作”: 让工人控制企业而不是相反

问:让我们最后讨论下无政府主义,我认为它已被严重误解了。很多人认为它将给社会带来混乱,而您似乎不这么想,您能否再简要解释一下您的看法?

答:在我看来,无政府主义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即使那些极右翼人士有时也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希望权力从政府转向私人手中。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都是不合法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系统当中也可能会存在等级制度,只要它是从下面加以控制的。例如我需要手术时,我会去看医生而非木匠,这就是等级制度,但做出选择的是我。因为我们的集体决定,一些人可以获得社区需要的技能。这将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资源分配,制定何种政策,可能会有很多计划。它可以是或应该是国际范围的。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以大众和民主控制为基础的丰富而复杂的组织,满足了任何无法证明自己的等级制度必须被拆除以支持更多自由的条件。然后你可以用很多详细的方式把它制造出来。

具体而言应该如何去做呢?可以参考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经典立场,即“那些在企业中工作的人应该拥有并管理它”(Those who work in an enterprise should own and manage it)。事实上,它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我们应该走向所谓激进的农民合作社,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并摆脱银行家和市场经理的统治。

让回到再回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这样的人身上,他说“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比坐在某处宫殿里的地主拥有更多的权利”。这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面目。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他来说,实际也是对共和党来说,所谓“工资奴隶制”和奴隶制区别不大,只是前者是暂时的罢了。这可以追溯到罗马人那里,在那里从属于某个人被认为是是对人类的基本尊严和人权的根本性攻击。而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这一观念经过一个世纪的宣传鼓动已经被赶了出去。

如今,假使你能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只服务于一个雇主,那已然是个很棒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找工作”。几千年来,它被都认为是对人类尊严的可怕攻击。注意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千年”。这一情形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了改变,最终让人们相信,在别人的命令当中消耗自己的生命是件美好的事情。如果你在亚马逊仓库工作,有人会告诉你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两个地点间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你在快递公司工作,十五分钟内你不能停下来喝咖啡,会接受监控系统的严格监控。否则就会被记过乃至于开除。

不唯独无政府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运动也曾将“工人控制企业”当作口号,当然后来发生了变化。不过我认为所有这些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快速重构,它们将是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也等不到改变发生后再来面对眼下的危机。它只能通过现有机构来解决,后者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应对危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长远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致力于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在严峻的现实形势下建立通向自由的基础,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眼下的危机则必须通过与现有的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来源时间:2021/11/26   发布时间: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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