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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非冷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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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库智交外大

(本文转自本刊2021年第4期)学界对于世界是否已进入“新冷战”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当下形成的中美竞争就是“新冷战”,另一派则认为当下的中美竞争没有美苏竞争的冷战性质。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国安全伙伴关系(AUKUS),导致法国以召回驻美和驻澳大使进行抗议。由于此类事情在冷战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从侧面表明当前的国际秩序不是“新冷战”。

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拜登政府将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从副部级提升至领导人峰会级别,如今又成立AUKUS。这看上去和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战略思路相同。美英两国决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从而加强美国所领导的同盟在亚太的军事力量。有了美英协助建立核动力潜艇的机会,澳大利亚就单方面取消了与法国达成的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建造12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协议。美英澳三方在讨论这项合作时,不与法国做任何沟通。当法国政府得知这一信息后,谴责美国从其背后捅刀子,谴责澳大利亚背信弃义,并决定召回法国驻美和驻澳大使。虽然事后拜登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歉意,使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此事仍表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

第一,美国军事同盟战略中夹杂的商业利益考虑增加,盟友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信任下降。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镖局与客户的关系,要盟国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费。拜登政府试图恢复美国与盟友的传统关系,虽然建立AUKUS的首要动因是战略考虑,但其中夹杂商业利益考虑也是明显的。这虽与特朗普想将军事同盟商业化的思路不同,但同盟战略兼顾商业利益的做法却不同于冷战时单纯战略目的的同盟战略。随着美国的同盟战略更多地考虑经济收益,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冲突就必然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盟友对美国军事保护决心的猜疑也会上升。现在,多数美国盟友并不面临着直接的战争危险,需要美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心理也不紧迫。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仓促撤军,已经使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军事能力和决心的怀疑上升,突然又发生破坏法澳潜艇交易的事件,这使美国的盟友们更加怀疑美国保护盟友的诚意。

第二,美国及其盟友都把意识形态当手段而非战略目标。冷战时期,美国将在全球拓展意识形态作为战略竞争目的,除少数同盟之外,绝大多数同盟都明确将向外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目标。冷战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两大目标之一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化(另一目标是推行市场化)。如今,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失去世界主导地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已经不再把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作为战略目标,而只不过是将其作为维持同盟的一个手段。由于美国及其盟友都不再把推行共同价值观作为真实目的,因此结盟者都不排斥采取与意识形态对立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政策。拜登政府提出与中国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美国自己都不愿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合作,其盟友就更不会放弃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政策。盟国与共同遏制对象国进行合作,并公开互称对方为合作伙伴,如中法、中德和中韩,这在冷战时期是没有的。

第三,美国与盟友互无诚信,违背承诺见怪不怪。美英澳背着法国协商以三方核潜艇协议取代法澳常规潜艇协议,这不仅是美国不讲诚信,英澳两国也同样不讲诚信。澳大利亚不仅没有歉意,还对法国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利。随着民粹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履行国际承诺、言而无信的现象日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特朗普是这个潮流的典型代表,但他并非个例。如今,大国及其盟友们越来越多地信奉说谎和造谣是重要的战略手段,不仅用谎言和谣言应对敌手,也用来对付盟友。冷战时期,大国的同盟都是公开宣布其所针对的战略竞争者的,而如今参与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美国盟友们都否认参与的目的是遏制中国。QUAD和AUKUS明明是为遏制中国而成立的,但其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甚至美国自己都公开讲无意遏制中国。事实是,他们并非无意遏制中国,而是无意为盟国的安全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美国的核心盟国数量减少,二等盟国偏好战略对冲。冷战时期,美国同盟国中也有核心与非核心成员的区别,但这种区分主要取决于盟国的实力强弱。而如今,美国以追随紧密程度作为核心和非核心盟国的判断标准,于是只剩下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连加拿大是否属于核心盟国都是个问题。德国、法国、意大利仅属于传统盟国而非核心成员。由于美国的战略从全球向东亚收缩,因此远离东亚的盟国对于美国来讲其战略价值大幅下降。美国不再把这些盟国视为核心盟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产生二等盟友的感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将欧洲视为盟友,而是随心所欲的拋弃和利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美英澳需要给欧盟一个合理的解释,美英澳对法国的举动让人无法接受。在核心圈之外的盟国自知难以从美国得到优惠政策,因此普遍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结果是,美国更加不信任和不倚重他们。冷战时期,美苏的盟友中有采取不结盟战略的,但鲜有采取对冲战略的。不结盟是在超级大国对抗时不选边,而对冲则是在超级大国对抗时根据不同问题分别选两边。采取对冲战略的美国盟友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问题上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由此必然进一步增加他们与美国的利益冲突。

法国以召回驻美和驻澳大使抗议美澳的背叛行为,不过是上述美国同盟非冷战化趋势的一个案例。今后此种事例还会发生。鉴于当下国际秩序的性质是不安的和平而非冷战,因此这些变化趋势将会得到强化。在不安的和平秩序里,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俱乐部式的同盟主要是用来维护国际地位的,而非应对战争的,由此美国同盟的可靠性和凝聚力都呈下降之势。

由于俱乐部式的同盟效率不高,美国将会不断地建立此类同盟以量充质,这也是个非冷战的特点。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深受自由制度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者迷信国际机制的作用,当一个机制不起作用时,就再建立一个新机制;当几个机制都不起作用时,就想利用多个机制的联系发挥作用。冷战后,全球治理机制越来越多就是典型案例。如今,拜登政府认为印度的三心二意使 QUAD 不能发挥有效遏制中国的作用,于是又建AUKUS作为遏制中国的多边核心机制。虽然拜登的小多边俱乐部战略给中国崛起增加了新的压力,但这种战略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遏制目的,因为当下决定中国崛起成败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因素。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6439

打弯弯我们听金政委的还是听刘政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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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中有一鹤  来源:舆见2021

最近人人都在讨论打弯弯。对于武力收回弯弯大家似乎都感到兴奋和期待。

不仅仅是在微博下舞刀弄枪的小F红们喊打喊杀,就连小区门口晒太阳的大爷们也在聊:“怎么还不动手?”

月初国人涌入超市抢购米面油食品,除了某上级部门的一则“指导”通知,与五桶弯弯一事传得沸沸扬扬不无关系。

应该给环球时报老胡总编啦、人大的灿荣政委啦等主战派发奖牌,在他们不辞辛苦地宣传和鼓动下,如今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了:弯弯必须打,你要是反对打,你就是不爱国,就是汉奸。

过去我们总宣传抬弯人民是自己的同胞,两岸是兄弟,血浓于水,有点水灾地震啥的大家相互捐款帮忙。

现在感觉他们是一帮“叛贼”也,得出兵剿灭……

打弯弯,我们尤其要听一听金政委的,毕竟他是国家顶级智库里的军事专家。

嘿嘿嘿,金政委早就为我们描绘了摧枯拉朽干掉弯弯的愿景,按照他的说法:我们打弯弯像玩似的,绝对稳操胜券,在解放军面前,20万抬军就是一堆肉。

请看金政委于2019年7月在某次企业家聚会的内部分享:

如果明年(指2020年)围绕着抬弯问题开始冲突,那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明年没控制好,发生军事冲突,那我觉得抬弯挺惨的。我们会把抬弯打下来,明年就动手打下来。军事上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打了。今天就可以打,现在军事上没有问题。

今天我讲动手,因为对抬作战从来就是不以抬军为主,从来以美军为主,这个准备我们已经完成了。看美国的反应,我们会让美国别介入,如果美国介入,那我们就反击了。反击的结果可能美国会军事失败的。

这么告诉大家,我们大概就是很短的时间,可能几个小时,美军在东亚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都会被我们摧毁,就几个小时。他(美国)70年投的钱都废掉了,包括在日本,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我们用导弹对轰,他肯定是输掉。我们导弹非常厉害,中国导弹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十一,过几个月会给大家看东风-17,就是16上面加一个超音速弹头,二十倍音速的。这个一部署,东亚地区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就是几分钟,就没有用了。你的雷达,你的指挥中心,你的弹药库,你的机库,你的跑道,全给你摧毁了。

航母来也没有意义,航母来就给你打掉,这实际上美国进攻我们的能力是没有了。

我们要进攻抬弯像玩似的,现在消灭抬弯20万军队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有历史代价、道德代价。21世纪了,你还打那么多人,对不对?抬军我跟你说20万人呐,在我军面前就是一堆肉,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点美国抬弯都低估了,包括我们国内知识界都低估了。今天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事实就是我们工业化了。

金政委的豪言壮语,让人顿生一种雄心已在九霄外的感觉!咱们真TM牛掰!晒太阳的大爷们表示得好好喝一壶。

听完金政委的,我们再听听刘政委是怎么说的。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热文,据说是曾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将军的讲话(该文也可能是有人假托刘将军之口),在此文中,刘政委谈了他对武力攻抬的思考(文章很长,这里仅作摘要):(1)从抬弯地形分析:抬弯靠近海峡一边,几乎没有适合的登陆海滩,一般距离海岸线不超过十公里就是山地森林,山上有多年修筑的永久堡垒,火力配置强悍完备。

如此一来就算顺利上岸了,远处高地的火力控制滩头易如反掌,登陆场就是屠宰场。所以走最近海抢滩基本没有可能性;而适合登陆地点都在东部,由此就必须绕岛,这样航程增加一倍,无法达成战役突然性,更谈不上速战速决了。

(2)抬弯东部军用机场都建在山里,背对大陆面朝大海,而且深入山洞,外部跑道只有一两百米,近千米加速跑道都在山洞中,飞机一出洞就拉起来了。

所以使用导弹密集轰炸根本没用,除非用核弹,那就另说了。

抬弯中央山脉宽度只有一百公里左右,如有战事发生,对岸已然发起登陆攻击,抬弯战机起飞后立即掉头,10分钟就能飞到西部海岸参战,什么都不耽误。而且其空军战力强悍,飞行员都是在美国经严格训练的,不仅练陆飞,而且练海飞,且都有航母起降经验,并不亚于大陆空军。

(3)抬弯是全民兵役制,预备役适龄兵员200多万,且每年都集训。如遇战事,24小时就能完成征召并组建,且无需培训就能直接投入战斗。

况且,抬弯早已购买了大量先进的防御武器并由美国负责培训,最近又买了MQ9无人机和鱼叉反舰导弹,在临海山地到处设立了密集阵自动机炮,其杀伤力惊人,应对登陆确实绰绰有余。

如果再入列F35,就基本拿到了抬岛的制空权。所以,就算美军不驰援,周边的盟国也都不参与,大陆也得拼全力并以伤亡几十万的代价,方有可能建立一个或两个登陆地点。

但是,如果占领不了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大型装备无法上岸,所有已经登陆的作战人员不投降就是死亡。

因此,仅仅靠抬弯自己的力量,大陆强攻的胜算都极其渺茫,而且还会将大陆现有军队的精华基本消耗殆尽。海陆空加火箭军,元气大伤还未必能打赢强攻战役,更别说“解放”抬弯全境。

(4)再从国际态势分析:美韩有共同防御条约,美日有安保条约,一旦有事,只要美国介入,日美、美韩条约自动生效,随即必须加入联合战团。

且日韩两国都是亚洲经济大国,也是空军海军强国。仅韩国的海空实力,即可与大陆势均力敌,日军数量不及大陆,但其实力和战斗力绝对赶超大陆。

再加上最近的美日澳印联盟,几乎亚洲所有海空强国都和抬弯站在一起,一旦有事,大陆四面楚歌,同时发难,南海还有越南菲律宾,都是美国铁杆,何况越南还有血海深仇?

我早说过,印度为报边境之仇,完全可以使用其杀手锏,即派出海军进入印度洋,封锁马六甲海峡,以使大陆粮食和石油等经济命脉都运不进来,出口货物也运不出去,抬弯战役如何打?

(5)最后再说美国,总说美国不敢介入、不敢真打、更不敢派兵,甚至有人夸海口说叫他来多少死多少、有来无回等狂妄自大、毫无自知等狂言。

殊不知,美国早有抬弯战事预案:即“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抬弯海峡。联手抬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金政委是爱国的,刘政委作为我军高级领导干部,肯定不会替抬弯说话,反对统一。关于攻抬问题,到底应该听金政委的,还是听刘政委的,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6

旧文章ID:26438

激烈竞争远非中美关系全貌,拜登当局应全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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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刚  来源:中美聚焦

原文标题《中美关系中的叙事问题》

作者:安刚(An Gang),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尚未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新叙事。根本原因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加剧,激烈斗争成为彼此关系的鲜明特征。斗争遍布从经贸、军事、科技到人文、交通等各个领域,压倒合作性主导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两国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

美方从其一贯的权力之争视角出发,深度推进全球战略调整,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对华战略竞争,并持续进行国内国际层面的动员,由此正在形成系统性的叙事。这套叙事的发展迄今已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5年起,以经贸、南海问题为引线,美国国内战略界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鼓吹“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的论调占据上风,“重修对华大战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第二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科技战乃至意识形态攻势,把中国定性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污名化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竞争者”、“剽窃者”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将美中矛盾诠释成“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殊死之战”,甚至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在美国国内进行遏华反华动员。不过,“文明冲突”、“新冷战”等武断、极端、非理性的判断也受到美国理性学者的质疑。

第三阶段,拜登上台后进行对华政策审议,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叙事,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激烈战略竞争”,同时举共同价值观旗帜,同盟友伙伴紧密协调立场,把过去局限在美国国内的动员推进到国际层面。但也承认无法与中国脱钩,承认美国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提出要设立“护栏”,以“竞争”、“对抗”、“合作”区隔两国关系议题,加强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余音仍在“绕梁”。兰普顿、李侃如、董云裳、冯稼时等学者近期密集发声,为1970年代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辩解,质疑目前的美国对华外交是否“过激了”。新书《接触中国:美中关系50年》是他们观点的集大成者,指出“接触政策并没有失败”,而是给美国带来利好,比如“加速冷战终结”、“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全球减贫”、“亚太和平红利总体减少美军费开支”,等等。

他们还辩称接触政策非出于改造中国的目的,也非一次过的选择,而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应对诸多事件过程中所做决策的累积迭加,是“面对机会和可能性的回应”。他们也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叙事忽略了美中接触始于战略安全议题这一事实,忽略了对华“两面下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这种辩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理性派人士对前一阶段对华政策调整过激和他们一度被决策圈疏离的回击,自然激起强硬派的反弹。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10月19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发文强调,过去美国被理想主义驱使而非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对华政策就是失败了,美中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

尽管不同派别围绕该如何评价过去的接触政策仍争论不休,美国国内已就必须对华开展全政府、系统性的战略竞争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共识还在延伸:认识到美国已无法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应对大国竞争”两个方向中做选择,必须两者同时进行。

美国新的对华叙事还在演变,结论仍不够明晰和充分,主要卡在“新的对华政策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也明确反对“新冷战”,目前正同中方加强外交沟通,淡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色彩。理性派学者提出新的政策应致力于实现“公平对等”,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阐述。他们所提避免“新冷战”的具体方案也寡淡无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政府的关切。

拜登政府一系列官方报告将于今年底落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等,涉及中国会是什么基调,能否调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对理性的叙事,且拭目以待。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实质改变,中国也在努力探索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同样也历经了几个阶段。起初是相对理想化的,在拒绝美方战略要人抛出的“两国集团”(G2)论调后,致力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试图形成一种中美双方共同接受的叙事框架。

接着是对美方的战略调整做出强烈反应,同时也在顺着过去若干年处理对美关系的思维惯性施加外交影响。在此过程中,“斗争精神”越来越被强调,斗争实践及其形成的国内动员效果持续推进,逐步树立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美国打交道的信心和视野——这种视野是全球性的。然而,由于形势的流动性过大,中美摩擦持续不断,美方的对华政策审议也未完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正在消散,中方仍无法形成新的完整叙事。

在与美方的外交沟通中,中方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是在拒绝用“竞争”或其他的词来简单界定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在拒绝被美方强加的叙事,拒绝美方把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拒绝美方拼凑西方对华政策统一阵营的企图。

但这不等于否认中美关系就不存在竞争性。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比如在经贸、科技领域,本应该也可以从提高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美国单方面用“竞争”来简单定义中美关系,客观上形成一种“话语陷阱”,一旦中方的叙事进入这个陷阱,两国处理对对方关系的所有资源和舆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竞争方向调动,潜藏在社会面的情续被彻底激发,恶性互动全面升级,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深渊。

中国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到底该怎么书写,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

作为中美斗争的一部分,叙事之争早已在两国之间展开。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及其溯源问题,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交锋才是主线。照目前路数发展下去,一方坚持“竞争内核”,一方坚持“合作为主”,辩论进入死循环,不大可能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套叙事完全平行没有交叠。关于如何定义中美关系,两国不断有学者主张使用“竞合”的概念。关于双方应争取达成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拜登政府新近使用了“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双方都有学者希望“和平共存”局面能够生成,有人指出两个大国要想实现“和平共存”,必须相互重新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无论在官方、学术还是民间层面,双方都承认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叙事之争背后更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疑问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这个问题自几年前提出以来始终不能形成定论。两国并非在争霸权地位,因为中国绝无取代美国主导世界之心。似乎也不是在争发展空间,美国固然要压制中国崛起,但这又并非其对华战略的全部。如果美方无法为“战略竞争”提供令世人信服的理据,是不是该坐下来更好地沟通,放下一些臆测,消除一些误解,使新的政策及相关叙事尽量靠近客观事实?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6437

宿景祥:如何看待中国申请加入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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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宿景祥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政府于9月16日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界限分明。在CPTPP成员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智利明确表示欢迎,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表示“质疑”,态度甚为消极。美国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反应至为强烈,许多鹰派政要和专家高调指责中国“没资格”。中国宣布申请加入CPTPP仅仅六天后,台湾当局也宣布申请加入CPTPP,美国和日本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各方反应证明,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及时。

CPTPP前身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于2016年2月签署,意欲在经济层面遏制中国。由于2017年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TPP并未生效。2018年3月,TPP其他11个谈判国经重新谈判,达成新协议CPTPP。该协议删除了许多由美国提出而其他国家反对的条款,如提升跨国公司公司起诉各成员国政府的能力。事实上,TPP演变为CPTPP,本身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一次失败。

目前,CPTPP在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越南这七个成员国之间生效,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秘鲁等四国尚待国内立法机构批准。按CPTPP委员会规定的程序,新申请加入的国家需积极主动地与CPTPP各成员国接触,磋商协调,解决双边关切的问题。英国于今年年初正式申请加入,现已与CPTPP所有成员达成双边协议,距正式加入只一步之遥。韩国政府也表示准备申请加入,预计难度不大。相比之下,中国面临的阻力和障碍很多,加上台湾因素干扰,预计进程较为曲折漫长。

中国决定申请加入CPTPP,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研究,所看重的绝非仅仅谋求尽快成为其成员。拜登政府上台后,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加紧在亚洲进行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由于国内经济竞争力衰落,政治危机重重,美国已无法为亚洲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空间,因而也无意再加入CPTPP,参与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美国虽不断向亚洲投入大量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强化对盟友的控制,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并试图通过“代理人”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但亚洲各国都很清楚,美国目前所做的一切,只会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和政治动荡,并不能带来亚洲各国真正需要的经济增长。

中国则一直在大力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国际经济整合潮流,与周边多个国家积极磋商,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努力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尤其成功促成2020年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的缔结,为亚太地区未来几十年自由贸易经济圈提供了新的制度框架。事实上,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共同参加的RCEP协议,已经囊括了CPTPP的绝大部分成员。

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陆上与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众多国家相连,并拥有连接各大洋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是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心和基石。中国通过申请加入CPTPP,可以更深入地与亚洲及周边各国进行磋商,加深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中国在更高水平上开放市场,势必有利于推进与各国间的经贸合作,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

德国19世纪社会学家拉采尔认为,人类谋取社会财富的手段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手段,另一种是政治手段。经济手段主要采取生产和交换方式,相对平等和公平。政治手段主要通过武力和以武力为基础的权力进行,包括欺诈、劫掠和其他各种不平等的强制性交易。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可以归结为经济手段不断战胜政治手段的斗争历史,政治手段虽然一直存在,但总的趋势是政治服从经济。

近年来中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发展,再一次体现了拉采尔的这一非凡洞见。中国寻求经济合作,而美国若只有政治,虽然强势,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持久的。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6436

谈可:弗吉尼亚州选出共和党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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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谈可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美东时间11月3日,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候选人格伦·扬金(Glenn Youngkin)宣布胜出该州的州长竞选。毫无疑问,对于共和党而言,在一个10余年来一直由民主党“统治”的州取得胜利,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对于民主党而言,或者也并不觉得非常惊诧。

一、扬金能胜出的几个原因

1、民众对拜登政府的失望。虽然在弗吉尼亚州竞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拒绝将白宫政绩与州长选举挂钩。他说,如果在弗吉尼亚州长选举日前能通过他的“重建更好美国”的法案当然会有帮助,但不一定会影响结果。但是,连他自己都说,美国民众对很多事情都不满,疫情、学校、就业、油价等,但是显然这些事情并不是简单一个州长就能解决的问题。拜登自上任以来,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特别是8月份阿富汗撤军以来,舆论纷纷以拜登支持率降至“新低”、“史上最低”等做标题。从盖勒普的调查图标可以看出,拜登支持率从2月份的57%直降至10月份的42%;其中可以看到,9月份从49%直接跌至43%,降了6个百分点。巧合的是,弗吉尼亚两个州长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也是从9月份开始缩小。沃森中心的统计(8月26-10月26)显示,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的支持率其实变化不大,从最初的50%跌至49%;但是扬金的支持率持续攀升,从41%直升至48%。

2、学校教育比较意外地成为共和党的一个突破点。在过去几个月,“评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Race Theory)成为美国的一个舆论热点。该理论从种族的角度看待美国的法律与制度,认为建构于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制度,在白人和非白人,尤其是与非裔美国人之间造成并维持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该理论应不应该出现在公立学校的课程表里。从舆论来看,反对者占了优势。愤怒的母亲们怒骂校方,称他们在教育孩子们学会仇恨,更有人表示,这样的教育让他们的孩子(白人)觉得自己是魔鬼。这场争论引发的结果,便是愤怒的白人母亲对民主党的拒绝。而劳顿郡的跨性别者女厕强奸事件更是引爆家长的愤怒。事实上,早在5月份,实行根据性别自身认同政策的劳顿郡,便发生了“跨性别者(穿裙子的男生)”在女厕强奸女生的事件。但家长求告无门,反被抹黑为支持特朗普的“红脖子”。愤怒的父亲在家长会上被制伏的视频流传网上之后,更是饱受网络霸凌。10月中旬,同一个“跨性别者”再次在女厕强奸女生,终于引爆舆论。扬金迅速抓住时机,呼吁调查劳顿郡教育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成员辞职。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则继续抨击这是“愤怒的特朗普阴谋论”。结果证明,如评论所说的,“不要惹了孩子妈。”根据出口民调统计,扬金确实又赢回了不少白人女性选民。可以想象,弗吉尼亚的胜利让共和党意识到,除了经济牌之外,“家庭牌”、“教育牌”对他们也是有利的。因为毕竟无论哪个文化,孩子是父母的底线,更不要说保守主义依然盛行的美国社会。

3、政治素人扬金的“接地气”战略。没有任何从政背景的扬金在竞选首页的介绍中,重点突出“家庭”,“教堂”,“生意”。他的竞选战略聚焦“生活成本、教育与安全”,而这些都是选民关心的切身问题。相比之下,作为资深政客的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则老调重谈,将共和党候选人与特朗普捆绑,唤醒选民对特朗普的厌恶;抨击共和党的堕胎政策;以及时而强调“绿色”政治。可以看出,麦考利夫的重点有点“飘”,且都是民主党反复咀嚼的话题,对“特朗普牌”使用过度,也令选民反感。如很多评论指出,扬金可能最成功的战略便是很谨慎地处理了他与特朗普的关系,既没有表明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但是也没有将自己和特朗普置于同一条战线。面对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念念不忘,扬金并没有落入圈套去辩护;相反则是突出自身的特质和主张,以诚恳、温和的姿态以及接地气的议题打动选民。政界籍籍无名的扬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党新星。《纽约时报》称他是“天生的竞选者”:他在向右翼选民传递出“红色(保守)”信息的同时,也向中间选民传递出温和的信息。他的这种竞选策略可能会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蓝图”。年仅54岁的扬金,他的未来前途“不会仅限于里士满奶油色的行政大楼”。弗吉尼亚州长竞选,为两党重新塑造竞选策略打响了前奏。

4、选民的“平衡”投票规则。美国的政治版图经常会出现一个民主党为大本营的选区,会有一个共和党州长;反之,一个共和党的大本营可能会出现一个民主党州长。一些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往往当他们在总统投票时选了民主党候选人,在州选举时,往往会选择投给对手共和党。对他们而言,“平衡”、“互相牵制”才能确保政策不至于太偏颇。所以,对于一届参、众两院都由民主党控制的民主党政府,选民对政策的一边倒有焦虑也是可想而知的。

二、出口民调统计

1、两党选民偏好比较。从出口民调统计可以看出,两党选民关注议题的比重不同。扬金支持者的优先项按比重从高到低为税收(68%)、堕胎政策(58%)、经济/工作(55%)、教育(53%),疫情被列在最后,认为重要的仅16%。麦考利夫(McAuliffe)的支持者则把疫情的应对排在首位,比例高达84%,其他几项均在40%-50%之间,认为税收重要的比例最低,为32%。他们对教育、应对疫情、以及拜登表现等几项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对于“家长在学校课程议题上应该有多大发言权”,高达77%的扬金支持者认为家长应该有“很大”发言权;86%的麦考利夫支持者则认为家长不应该有太多发言权。在雇主是否应该强制员工打疫苗的问题上,80%的麦考利夫支持者表示支持强制打疫苗;88%扬金支持者反对强制打疫苗。对拜登的表现,93%的麦考利夫支持者表示认可;90%的扬金支持者表示不认可。如一贯的,两党选民泾渭分明。

2、出现的趋势/变化:

——曾经抛弃特朗普的白人女性选民回归共和党。女性向来对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率不高,但可以看到,与特朗普的女性支持率相比,扬金获得更多女性支持。从种族来看,57%的白人女性选民将票投给了扬金。可以说,共和党把特朗普当年失去的女性选民再次争取了过来。

——年轻选民选择共和党的比例上升。年轻选民历来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此次也不例外。18-29岁年轻选民中53%支持麦考利夫,为所有年龄段支持率最高;扬金的支持者则在65岁以上选民中占比最高,为55%。但是,相比年轻人(18-29)仅33%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这个年龄段的选民支持扬金的比例上升至45%,高出12个百分点。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30-44岁选民群体。这个群体选民对两党占比实现持平,而此前,仅39%支持特朗普。

——更多的中间选民选择了共和党。中间选民45%支持麦考利夫,54%支持扬金。相较之下,这个群体在总统大选时对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比例分别为57%和38%。可以看出,扬金此次与特朗普谨慎保持距离的竞选战略为他赢得了中间选民。

——不变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选民依然是共和党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不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还是未受大学教育的非白人选民依然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

三、选民开始“翻红”,民主党退潮?

扬金胜出之后,共和党观察人士激动大呼“美国回来了”。很多舆论表示,弗吉尼亚翻红,是对民主党的一记警告,而且这才是红色浪潮来临的开始。新泽西州焦灼的选情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民主党能阻止这个趋势吗?如何阻止?以下是几点思考。

1、民主党继续捆绑“特朗普”牌,会奏效吗?民主党的本意,自然是为了赢得讨厌特朗普的中间选民的支持,但是这张牌,应该是有有效期的。选民最后还是希望听到实实在在的承诺,而不是无休止地听那些为了分散注意力的批评。

2、拜登本人无法给予选民信心?拜登民众支持率的持续下跌,表明民众除了认可他在疫情控制方面的表现之外,其他领域比如经济/就业、移民等问题的处理,都乏善可陈。令人更加担忧的是,拜登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民众的评价,也没有表现出“斗志”,基本处于“随意”的状态。经典的理论总是强调领袖本人的魅力对成功的决定因素,如果领袖本人呈现出的是无精打采,如何凝聚民众不得不说是个问题。

3、背后的金主?11月5日的《纽约时报》几乎用了一个整版报道“支持拜登2020年竞选的金主,现在他们深感沮丧”。在筹集竞选资金时,拜登称“不会让他们失望”。在拜登政府入主白宫10个月之际,媒体对30多个民主党捐款人进行采访,被采访的捐款人很多表示对未来政治前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且拜登政府至今一事无成让他们已经失去耐心。报道称,一个重要的民主党捐款人,由于对选举立法的失望,他现在已经发出计划扣留全部捐赠款项的信号。有很多捐款人还表示,拜登政府入主白宫之后,似乎忘了他们的存在。在入主白宫之后,拜登根本没有与这些捐赠人联络,为他们提供参与政府的机会。“如此冷淡的招待,让一些捐款人开始觉得拜登无意进行2024年连任竞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对核心选区的忽视。”由于与白宫的“失联”,有捐赠人称民主党代表大会DNC,应该解读为“DoNot Contribute”(不要捐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了金主,几乎相当于竞选之战失去弹药。不过,拜登可能也不急。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8

旧文章ID:26435

储建国:用准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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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在统一问题上,究竟是采取和统的方式还是武统的方式,争议很大。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和平与非和平的界限不是十分的清晰。二者之间可能还有一种准和平的方式。所谓准和平方式,就是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其中不排除使用较低限度的武力。这种武力的使用,不包含演习之类的军事威慑,而是使用了一定的武力进行实际的打击。

点击这里查看何瑞安关于台湾应该如何防御大陆可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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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武力究竟是如何运用的呢?可能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台湾岛内的一种有限武力的使用,譬如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台独”顽固分子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另外一种就是将叫嚣武力拒统的“台独”顽固分子进一步定义为“台独”恐怖分子,对其进行定点清除。这种方式既可在岛内实施,也可在岛外实施。这方面的技战术应该是成熟的。

不少人对这两种方式的反对甚于对武统的反对,似乎觉得道义上有亏欠,不那么地道,没有攻岛作战那么光明正大。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台独”顽固分子或恐怖分子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理当承受最重的惩罚。然而,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死亡的总是普通的士兵和无辜的平民。这些罪魁祸首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继续吃香喝辣地活在这个世上。尽管统一之战总体上是合乎道义的,但在这种惩罚错置的命运面前,总是有一定的道义亏欠。相反,如果采取突然抓捕或定点清除的方式,那才是真正的精准惩罚,罚其所当,不会导致更多的无辜者成为冤魂。

如果采取这种方式仍然不能逼迫“台独”分子投降,那么再采取正式的武统方式,在道义上就更能站得住脚,因为这是穷尽其他各种方式后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尽管不能避免无辜者和罪轻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总体上对历史有个交待。

这个问题无需展开论述,这里只是提出来供实践者认真思考。

来源时间:2021/11/10   发布时间:2021/11/10

旧文章ID:26434

沙利文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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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整理  来源:中美印象

俄通社:白宫对美中关系重磅表态:不再寻求改变中国
(2021年11月7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不再寻求改变中国,而是寻找与中国共存的有利机会。(点击这里查看英文视频;点击这里查看环球时报社评“美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能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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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 “我想,以前对华方针的一个错误是认为通过美国政策的实施,我们将达到对中国体制的根本转变。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沙利文解释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在国际体系内工作”。

沙利文补充道:“我们希望这种共存的条件有利于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多维:沙利文CNN公关无新意 中国想要的是平起平坐
(2021年11月8日)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1月7日播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访谈节目中,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提到,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美国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fundamentally transform)中国,而是想与中国共存。在台海问题上,沙利文强调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一现状,这符合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利益,反对任何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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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是以务虚、审慎的方式谈中美关系,尤其保持了在台海问题上的模糊策略。之所以说是务虚,主要还是因为沙利文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价值观、普世价值、规则和秩序等外交辞令,拒谈被CNN提到的务实性问题。

比如,沙利文认为,评价中美关系的思路(matrix)并不是什么协议,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者纸面上的工作,而是制定有效竞争的条件(terms),以便让美国不仅在印太地区、更是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推动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这个思路是判定美国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过去十个月,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是“良好”(strong)。

在沙利文看来,这个思路应该始于内政,也就是内部利益,包括在抗疫、基建和科技投资等领域让美国享有优势;然后才是和欧洲盟友协调,确保中国无法在欧美市场“滥权”;最后即在印太地区经济、科技和安全层面能够追究中国的责任。

之后,沙利文声称要确保让中国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等方面承担相应责任。他还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不是给美国的礼物(gift),也不是双边关系的前提(given),而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沙利文这种务虚、内政优先的外交思路最大的好处是迎合国内选民,同时避免受到国内共和党人的批评。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内政优先的外交策略本质上和川普的“美国优先”无异。这恰好也是拜登对华策略最大的问题。一方面,价值观路线这种冷战色彩的做法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内政优先本身就意味着拜登难在对华关系上有所作为。

即便沙利文强调不改变中国、和中国共存,也没有新意。他效力于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时,中美高层就曾达成过共存的共识,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强调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希拉里当年也多次公开支持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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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共存之外,沙利文并没有强调平等的概念。他强调最多的反而是美国的利益、美国主导的秩序或价值观、以及符合美国及盟友利益的印太地区秩序。虽然沙利文强调中国处理问题方式(approach)不同,美国不寻求遏制或新冷战,但是他主张在重塑国际秩序方面,美国(和民主盟友)要占据主导权和有利地位。这体现了美国自由派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

中国的主张就是和平共处、平等以待。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盟友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同时又要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和中国对话,按照拜登团队的话说,就是“从优势地位”和北京对话。只要这种姿态不变,中美之间的各种立场和利益摩擦就不会少。

而且,北京半年多来释放的信号很明确,美国没有资格从优势地位出发和北京对话,美国也无法单方面定义中美关系,北京也不认可当前拜登对中美关系“竞争、对抗和合作”的三分法定位。

所以说,沙利文这个表态不算什么改变,而是回到了川普上台前民主党主政时的对华关系状态。这算是拜登政府以一种审慎的姿态调整对华关系,只不过还是尝试回到之前较为传统或理性的状态。

来源时间:2021/11/9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6433

郑永年:国企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阻力,而是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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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大湾区评论

导读

本文由郑永年教授在国经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组办的“中美经贸关系线上圆桌交流会”(2021年11月2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这些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贸易矛盾最重要的来源。换句话说,就算不是最重要的来源,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认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是有很多误解的。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国有企业,所以我也有一些观点要和大家分享。

中国不会放弃国有体系

第一点,国有部门实际上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汉代开始,如果从资本和所有制来分类,中国始终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居第一位的就是国有资本,居第三位的主要是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也就是私营部门,在这两者中间的是公私合营合作的企业。中国有四个短暂的时期,国家完全主导经济生活。第一个阶段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第二个阶段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第三个阶段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时期的改革,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时期。除了这四个短暂的时期,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经济体,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共存和良好合作的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哲学其实和西方的经济哲学是不同的。在中国,国家一直把经济管理看成是自己的一项关键职能;但是西方自近代以来,经济和政治之间分离,政治不可干预经济,政治和经济演变成为一对矛盾体。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哲学体系之上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会放弃国有体系。现在中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个层次的资本、三种经济形式、三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的经济危机,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现在的新冠疫情危机。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的复苏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经济生活迅速回到正轨。同时,也很难说,中国现在是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私营部门现在比国有部门在所有的领域都要大得多,包括所创造的国民所得、收入、创新和雇佣的员工等等。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国有企业是中美经贸的推动力

第二点,国有部门现在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或者是西方,而是来自内部,并且至少有两个来源。第一个压力来源是私营部门。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国有部门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借用毛主席所用的概念来说,就是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私营部门非常重要,如果政府的政策对私营部门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就会产生很多的压力,也会对国有部门造成压力。第二个压力是源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不同的实体,政府有时候会让国有企业来完成非经济的职能。比如说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国有企业也需要承担更多超出经济职能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自身的盈利考虑。但是,事实上,国有部门也是需要赚钱的,所以国企老总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去问国企的那些负责人,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第三点,国有企业是可以改革的。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和能力去改革国有部门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来看一下中国的历史,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就推进了非常激进的改革,改革了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需要新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之前有一些学者也提到了中国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问题,我也参与了很多关于CPTPP的讨论,包括与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国确实需要加入CPTPP来推进国内改革,而不仅仅是要融入世界。中国入世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很多的活力。中国希望,至少很多的中国学者都希望,通过加入CPTPP能够为中国带来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

最后一点,我认为国有部门、国有企业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而是推动力。从实证经验的角度来讲,如果来看过去四十年,国有企业在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和美国的所有经贸谈判当中,美国总是会让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购买很多的美国产品,像今天的石油交易。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国有企业,美国就没有办法让中国来如此大量地购买美国商品。我希望美国朋友能够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越强大,越能够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

中国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

中国的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目前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在私营部门引入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引起了外界很多的猜测和误解,中国国内对此也有一些看法。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很重要,中国这样做也是为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政府的一个新政策宣言是追求共同富裕,要达到这个目标,垄断是不好的。对美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些民营部门,像在IT(高科技)部门,一些企业平台做得太大了,就有一些不太公平的竞争行为。因为他们并不像美国的马斯克那样追求高科技发展,相反,他们是在跟中小企业去抢蛋糕。那么大的民企也跟中小企业去抢这个蛋糕?所以现在他们遇到很大的压力。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些非正式的民办培训机构,由于之前没有过严格的监管,过度膨胀了,这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个人是非常赞赏政府推出这样一些大力的监管举措。当然这些举措并不是针对私营部门,不是去破坏或者摧毁私营部门,而是通过监管来夯实我们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构出一个更稳健的基础。

国有企业也是要改革的。中国宣誓加入CPTPP对国有企业会有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政府还是希望借此在国有部门开展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近年来,中国的国有部门也在讨论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我所身处的深圳就有国资在学习新加坡模式,探索如何把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市场化的实体来管理。

今天,处于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第一位是国内的政策,因为国内的稳定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一个延续,所以中国领导人肯定要先着眼于国内。在国内政策中,治党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在中美之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政党和美国的政党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不是像西方对政党的一种理解,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党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种政治的过程。在中国的文明里头,我们把政党看作是一个跟文化有关的概念,而不是像传统的西方民主政党的概念。政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拜登把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叫做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同样,中国领导人在考虑自己的政策导向的时候,肯定也需要把国内发展利益放在首位。对外来说,中美关系处于最重要的政策位置。这从毛主席以来都是如此。中美关系是主要的,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其它次要的就比较好处理了。

所以,如果一定要对中国领导层的政策次序排列的话,那么首要的是国内的治党和可持续发展,然后是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1/11/9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6432

美国两党“懦夫博弈”新战场——国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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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乾任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当地时间10月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将短期债务上限延长至12月3日,并增加,了4800亿美元的债务限额。这一协议的达成将美国从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暂时救了回来。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公开表示,不会再次就债务上限问题和民主党人妥协,今年12月美国可能将再次上演债务危机。

制定美国国债上限的初衷是简化流程,但随着美国预算体系的变化,这一机制暴露出诸多缺陷因而亟待改革。本质上,债务危机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外溢产物。债务上限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常规性的流程议题,但近年来该议题的“政治化”充分体现了两党分裂的严重程度。未来的这场“懦夫博弈”中,拜登政府无论如何都要牺牲部分政治利益以推动议案的落地。

美国国债上限危机:何以走到悬崖边缘?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推出了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法案。2020年3月以来,美国财政支出飙升,先后推出总金额高达3.8万亿美元的经济救济法案。月均支出规模达5637亿美元,为2019年的1.5倍,年度总支出达6.5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各类税收,近五年来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在3到4万亿美元。收支之间的差距日渐拉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路飙升。而发放国债则是填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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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数额

来源:USA FACTS

国债指的是以国家信誉为担保向社会筹集资金,而国债上限则限定了国债数额的最大值。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债务上限约为28.4万亿美元。自今年7月开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 Yellen)就多次致信国会,强调美国国债预计于10月份触及上限,若不提高这一数值,联邦政府则无法支付其开销,进一步导致债务违约。违约会对美国社会造成广泛而沉重性的打击。首先,联邦政府将无法向政府职员支付薪酬,联邦各服务机构将被迫关门。其次,美国的金融市场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2011年8月的债务危机中,尽管国会两党在违约前几个小时勉强达成了协议,但标普公司(Standard & Poor’s)依然将美国的主权评级从AAA下调至AA+。美股市场明显回调,标普500指数两周下跌16.7%。最后,美国社会也会遭到波及。根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赞迪(Mark Zandi)的分析,债务上限若陷入长期僵局,美国经济将损失多达60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财富最多将蒸发15万亿美元,失业率将从约5%飙升至约9%。

出于对债务违约毁灭性后果的担忧,参议院民主党人自今年7月起就一直试图提高债务上限,但这一尝试始终遭到共和党利用“冗长议事”(Filibuster)规则的阻挠。10月6日,在距离违约仅有12天之际,这场危机最终有惊无险地以共和党的妥协告终。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提出了一项4800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提高协议,该协议将维持至12月3日,暂时延缓了危机的到来。

近些年来,美国多次濒临债务危机的边缘,这招致了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制度设计的质疑。发放国债本质上类似信用卡的还债,而国债上限则规定了最多能还多少债。美国宪法赋予了国会财政控制权,所有的行政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已经被国会批准的预算通过国债等形式筹集资金。所以国债并非是增加新的支出,而是为已经承诺的支出买单。因此,当前的债务危机就类似消费者月末为信用卡还款时,明明有钱可以还,但有一条规矩限制了还款的金额上限,让人们不得不欠债违约。这一逻辑引发了诸多批评,耶伦就曾公开表示,债务上限是“破坏性的”(Destructive),应该取消这一制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瓦拉赫(Philip Wallach)也表达了对废除债务上限的支持,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它能有效限制美国的财政支出”;德克萨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凯特尔(Donald Kettl)教授表示,“取消债务上限将极大地改善情况,它将消除国会的部分混乱,还将使债务融资变得容易得多”。既然这一制度设计既不能限制国会支出,又可能引发巨大的潜在危机,为什么对其不大刀阔斧地改革或者取消呢?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服务的已不仅是单纯的财政目的了,政党极化的漩涡使其身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如今的债务上限已成为少数党用来妨碍多数党顺利执政的一个工具,两党在这条相向而行的高速公路上都期待对方先转向。这场日益白热化的“懦夫博弈”中,双方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懦夫博弈”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须对每一笔借债进行审批授权,这一复杂耗时的流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得尤其累赘,由于数百万的资金需要在短时间内被筹集,国会借债的流程因此得到了简化。1917年通过的《第二自由债券法案》(Second Liberty Bond Act)设定了国债上限,允许财政部可以在此上限内自由发行债券。起初,这一设定极大程度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且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举债最高额度。然而,1974年的《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Congressional Budget and Impoundment Control Act)在参众两院设立了预算委员会,并且详细规定了国会举债的程序。自此以后,债务上限就丧失了限制总统举债的功能,逐渐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制度。目前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仅有美国和丹麦还保留着债务上限这一设置,并且丹麦的上限远远高于目前国债数额,使这一制度几乎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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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美国各届政府发放国债数量

来源:Debt Consolidation

多年来,提高债务上限只是例行公事。自1962年至2011年,美国曾74次顺利上调债务上限。然而美国近年政治极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让这一流程性事务变得“政治化”了。2011年的债务危机标志着一大转折点。当时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明确将债务上限作为筹码,迫使奥巴马政府做出让步。这场危机一直僵持到最后期限前的几个小时,最终奥巴马同意以大幅削减政府支出为条件,换取债务上限的提高。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凯特尔(Don Kettl)表示,债务上限在近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戏剧化。“两党,尤其是共和党人,都把它当作政治筹码,试图制造危机以便推进或阻止某些政策。”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也指出,债务上限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美国政治体系中‘荒谬的党派之争’,这使得债务上限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令人头疼的问题”。

债务“炸弹”或将被民主党人单独“拆除”

今年12月,债务违约的阴霾将再次笼罩美国金融市场,两党都希望在避免违约的前提下更多地为自己党派获取利益。两个月后的这场博弈只会比10月份更加危险,双方妥协的可能性甚微,很大几率会以民主党启用“预算调节”(Budget Reconciliation)单独实现改革告终。

10月6日,随着包括麦康奈尔在内的11名共和党人的加入,参议院成功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议案。但讽刺的是,共和党的妥协不仅没能弥合两党分歧,反而进一步撕裂了两党。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该议案通过后发表了一场“宣胜演讲”,他表示“这证明了共和党人要么选择和我们一起提高债务上限,要么就让开”。这刺激了共和党人的怒火,麦康奈尔指责这场演讲是“带有浓厚党派色彩、愤怒且具有腐蚀性”的,“这种幼稚的行为只会进一步疏远共和党议员”。不仅如此,麦康奈尔的妥协还受到了党内同僚的抨击,其中以前总统特朗普尤甚。他在10月9日爱荷华州的一场集会上痛斥麦康奈尔,认为“这是对民主党的‘投降’,给了他们两个月的时间来想办法对付我们”。随后,麦康奈尔致信拜登,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政府再次陷入债务危机中,共和党参议员将不会提供任何帮助。可见,麦康奈尔两面不讨好的妥协使两党通过合作解决债务上限的道路狭窄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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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麦康奈尔在推特上表示不会再帮助民主党

来源:Twitter

合作的方式走不通,民主党人还有一条路可走,即通过“预算调节”机制绕过共和党人单独提高债务上限。虽然民主党理论上占据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但反对党常常使用冗长议事阻碍议案进入投票环节,导致实际需要60票才能通过“结束议案”(Closure)进入投票。然而,预算调节制度是针对冗长议事一个特例。1974年出台的《国会预算法案》(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Act)允许每个财年内对涉及税收、支出、债务上限的事项进行和解投票。这一程序一旦启用,参议院需在20小时之内完成讨论并且以简单多数的形式(即51票)进行投票。它的初衷是赋予财政预算这类重要事宜免于辩论的权力。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大卫·苏博(David Super)指出,民主党人可以合法地使用和解程序提高债务上限,甚至将其永久取消。今年3月份,拜登启用预算调节程序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4月,参议院的仲裁专家作出裁定,允许民主党人修改2021财年的预算决议,以加入新的和解指示。这为民主党再添一次使用预算和解程序的机会,即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共计可以使用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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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预算调节的流程

来源:Peterson Foundation

但预算和解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比如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在诸多议题上和共和党站在一边,他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赞成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坚决反对立法推翻冗长议事规则等。今年3月,他勉为其难地与本党一起投票通过了拜登总统的救济计划,随后他多次公开表态,他将会阻碍下一份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不仅如此,由于预算和解本质上是把共和党排除在外的强硬手段,因而很可能引发共和党人的舆论报复。民主党人曾私下表示,共和党很可能在中期选举期间将民主党人描绘成“在财政方面不负责任”的,并在政府支出方面更加激烈的攻击民主党。这为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的造势提供了一个攻击的靶子,因而民主党人并没有将预算调节放在第一优先级考虑。

总而言之,在债务上限问题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后,寄希望于两党通力协作来解决问题的成功率渺茫。民主党理论上可以启动预算调节程序推动债务上限的提高,但民主党内部的龃龉和潜在的政治风险为这条路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考虑到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拜登政府无论如何都要推动议案的落地。因此,民主党人要么选择和共和党人进行妥协从而达成协议,要么说服党内的反对声音齐心协力推动预算和解。而不论何者,拜登都要牺牲一定的政治利益以换取支持。

参考文献

[1] The White House, The Debt Ceiling: An Explainer

https://www.whitehouse.gov/cea/blog/2021/10/06/the-debt-ceiling-an-explainer/

[2] U.S. Senate, About Filibusters and Cloture

https://www.senate.gov/about/powers-procedures/filibusters-cloture.htm

[3] U.S. Cod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USC-prelim-title2-section641&num=0&edition=prelim

[4] Moody’s Analytics: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With the Debt Limit

https://www.moodysanalytics.com/-/media/article/2021/playing-a-dangerous-game-with-the-debt-limit.pdf

[5] Quartz: There are (much) better ways to control US spending than a debt ceiling

https://qz.com/2066624/why-the-us-should-get-rid-of-its-debt-ceiling/

[6] The only language McConnell understands is power. Act accordingly, Democra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0/only-language-mcconnell-understands-is-power-act-accordingly-democrats/

[7] Biden Can End Debt-Ceiling Sabotage Once and for All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7/opinion/biden-debt-ceiling.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8] Debt Ceiling Fight Gives Democrats Ammunition Against Filibuster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6/us/debt-ceiling-filibuster.html?searchResultPosition=6

[9] McConnell Warns Biden He Won’t Help Raise the Debt Ceiling Next Time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8/us/politics/mcconnell-biden-debt-ceiling.html?searchResultPosition=8

[10] Why Does Congress Keep Playing Chicken With the Debt Ceiling?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7/opinion/debt-ceiling-congres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1

[11] A Debt-Ceiling Showdown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5/briefing/debt-ceiling-democrats-mitch-mcconnell.html

[12]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Debt Limit Analys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in 40 Slides

https://bipartisanpolicy.org/download/?file=/wp-content/uploads/2021/09/debt-limit-analysis-aug2021-min.pdf

[13]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Debt Limit Analysis

https://bipartisanpolicy.org/download/?file=/wp-content/uploads/2021/09/Daily-Presentation-09.21.pdf

[1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Eight Mechanisms to Enact Procedural Change in the U.S. Senate, https://sgp.fas.org/crs/misc/IN10875.pdf

审校:葛健豪

来源时间:2021/11/9   发布时间:2021/11/8

旧文章ID:26431

拜登政府疫苗强制令遭遇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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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萍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21期

9月9日,拜登政府出台疫苗强制令。该强制令刚一宣布,就引来多方抗议,甚至有人扬言要起诉拜登政府。那么,拜登政府为控制疫情而颁布的疫苗强制令,为何会引来合法性质疑?是否会被判定违宪?

由疫苗强制令引发的抗议

此次疫苗强制令的主要内容包括:所有联邦雇员和承包商必须接种疫苗,开放线下教学的学校教职员工必须全员接种,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必须全员接种。对于公司职员来说不接种疫苗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每周接受核酸检测,除了个别因宗教信仰带来的例外。不达标的公司可能被处高达70万美元的罚金。共有约1亿美国人将受到该强制令的影响。

此强制令刚一公布才几小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宣称要对拜登政府发起法律诉讼,另有多位共和党州长、议员等也对疫苗强制令表达了不满,甚至有部分共和党执政的州誓言要对禁令发起抵制。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称这是对私营企业的一种侵权;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则承诺,为保护每一名南卡罗来纳民众的自由与生计,誓与拜登政府战斗到底。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认为,美国人民不接受拜登政府以强制措施侵犯自己的自由;正在俄亥俄州竞争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人万斯则号召人们集体抵制疫苗令,以对抗拜登这赤裸裸的威权主义。截至9月底,包括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在内的至少20名共和党州长,借助立法或是行政令的手段来禁止实施疫苗强制令。除共和党外,少数私营企业主和个人也跃跃欲试,要对联邦政府提起法律诉讼;代表了将近3万名联邦执法官员的工会称,拜登政府此举是在打击迫害那些对疫苗有顾虑、犹豫不决的联邦雇员,是对私人医疗决定权的一种侵犯。尽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已有64%的成年人完成了疫苗接种,75%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甚至在共和党人中也有超过一半的人接种了疫苗,但仍有部分民众反对强迫接种新冠疫苗。

相关法规与历史案例

由于疫苗强制令的实施意味着一些不愿接种新冠疫苗人将被迫接种,有悖于美国的“自由”传统,引来不满情绪实属预料之中。然而这一法规真的有可能被判违宪吗?事实上,根据美国宪法,公共卫生法规在调节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时,其合法性的确存在被质疑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在美国的《权利法案》中,前八条是对民众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其中有不少同公共卫生法规相关。例如,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的是宗教、言论、出版、集会和请愿的自由。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疫苗接种的问题上,如果无视宗教信仰,强行要求所有人一律执行,就有可能被判违宪。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则是公民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而在疫苗强制令中,强制性的核酸检测与病例筛查,以及执法部门对有关公共卫生监测数据的获取,如果理由不够充足的话,也有可能遭到质疑。宪法第五修正案强调程序正当、法律的平等保护效力和私人财产被挪作公用时的“公正补偿”。如果在疫情控制中,政府部门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例如要求普通民众足不出户或是核酸检测阳性者接受物理隔离,也必须遵从合理的程序,否则就有被判违宪的危险。上述修正案针对的都是联邦政府。20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又批准将包含了前八条修正案的第14条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约束的公共卫生法规只涉及政府行为,对私人行为则不构成限制。

美国在20世纪初曾出现过两次具有标志性的公共卫生法规判定案例,其一是1905年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1901~1903年,天花在波士顿的大暴发引发了是否应当要求美国民众集体接种疫苗的激烈争论。疫苗接种支持者的理由包括:几万无辜的儿童可能将因此而丧命、有损人类整体健康、可能引发暴动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萨诸塞州出台了一项法令,赋予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以权力,根据公共卫生与安全需要要求居民接种疫苗。根据该法令,剑桥市卫生局发布规定要求该城的所有居民接种疫苗。由于该市居民雅各布森拒绝接种疫苗,被判罚金5美元。雅各布森不服,一路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他的理由是,强制性的疫苗接种法令是不合理、专断且压制性的,有悖于每名自由人所固有的、以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关怀自己身体与健康的权利。这些理由正是基于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关于程序正当和平等保护的权利。审理此案的大法官哈兰借助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所有公民相互之间以及对整个社会都负有一定的义务,他们都应当受到有助于推动“共同的善”的法律制约,政府的责任则是要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繁荣与幸福,而不是任何单个人的利益、荣誉或私人利益。鉴于此,最高法院坚决支持政府行使其强制权力,尊重公共卫生机构的决定。这项判决日后经常被援引作为判案根据。

第二个涉及公共卫生的案例是洛克纳诉纽约州案。1895年,纽约州出台一项《面包房法案》,其中最核心的原则就是限制面包师的工作时间,规定面包师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每周不超过60小时。因为当时通行的惯例是面包师每周工作74小时甚至更多,这严重影响从业者的身体健康。该项法案出台后,面包店老板洛克纳却无视法律规定,仍然让其雇佣的面包师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他因而分别于1899年、1901年和1902年被处以25~50美元不等的罚金。洛克纳于1902年提起上诉,纽约最高法院和纽约上诉法院均以微弱优势将其驳回。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则以5比4的投票结果判决原法规不合法,侵犯了企业主的自由。这次判决引发诸多争议,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了负面影响。哈兰大法官认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有可能影响到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在有传染病疫情暴发的时候,面包师往往是最先染病的,而且死亡人数也远超其他行业,因此纽约州原先的法案是有助于公共卫生的。

从对有关宪法修正案的分析以及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公共卫生法规确实存在合法性争议。即便是在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虽然对公共卫生法规给予支持,但还是对政府部门提出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包括公共卫生安全的必要性、手段合理、强度得当、避免伤害以及确保公平等,以确保政府在实施法令过程中民众的自由得到应有的保护。

为“自由”而“自由”?

从历史案例来看,共和党对拜登政府提起法律诉讼的理由主要包括:侵犯民众人身自由、侵犯私营企业自主决定权、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实施程序不当等。而相关公共卫生政策专家认为,对于疫苗强制令的大部分内容,拜登政府无需过度担心。例如,对于强制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必须接种疫苗这一条,由于联邦政府雇员都是联邦政府聘用的,所以不存在法律侵权问题;而对于在疫情暴发期间人们具有维护自身身体控制权和医疗选择权的自由,前述雅各布森案的判决已经表明这在疫情严重蔓延的情况下是无法立足的。

然而,在涉及私营企业部分,不排除法院会认为法令对工作场所的疫苗强制要求是政府的一种越权行为。尤其是一些政治立场保守的私营企业主,可能会指控联邦政府侵犯了他们和职员的独立自主权。由于工作场所并非唯一可能感染病毒的场所,因此仅对职场人士进行限制违背了平等保护的原则。此外,强制令并未将强制执行对象限制在人群密集的工作场所或者线下办公场所,这就意味着强制令还包括采取线上办公的企业,这有可能让人质疑该强制令对不存在危险的工作场所预防过度。另外可能引起合法性争议的是,美国有关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权通常都在州或者地方一级而非联邦政府,因此该强制令是一种越权行为。10月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下令,禁止该州包括私人雇主在内的任何实体执行联邦政府下达的所有新冠疫苗命令。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卫生法律与政策计划系主任威利指出,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这道强制令合法性根基是否牢固,而在于法官们究竟会如何判定,尤其是在以保守派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公共卫生立法与自由传统之间存在矛盾之处,相关宪法修正案有可能影响某些公共卫生法规的合法性判定,然而,在新冠疫苗强制令问题上,这一矛盾其实并非那么突出。事实上,两党都认可疫苗的有效性,因此在疫苗强制令问题上,与其说他们是在捍卫“自由”,不如说是在为“自由”而“自由”,或者说为选票而宣扬“自由”传统。对于执政的民主党政府来说,虽然强制令对控制疫情确有帮助,但拜登政府推出强制令的关键还在于,控制疫情是拜登大选期间的关键性承诺之一,这对保住选票至关重要;再加上不仅民主党支持者和独立选民大多支持这一决定,甚至共和党内部也有1/3的选民认同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说,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对此都持支持的态度。而对于共和党来说,事实上,共和党领导层未必真的认为在疫情面前,“自由比疫苗更重要”,但为了迎合部分缺乏理性的选民,确保选票稳固,他们无视民众的健康需求,坚持、纵容甚至助长一些反理性、反科学的行为,疫情政治化的现实一览无疑。

2021年9月30日,共和党提出的一项试图阻挠联邦政府给予疫苗强制令资金支持的修正案动议在国会参议院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投票的结果是50比50,表明支持和反对力量旗鼓相当。由于此次强制令的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目前还无从预测强制令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遭遇合法性危机。毫无疑问的是,两党间的政治分歧正在严重阻碍美国的抗疫成效。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1/11/9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6430

社评:美国靠低效模仿中国搞不成大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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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5日晚上通过了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拜登称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步。他强调这是一个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法案,它使美国走上了赢得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大国面临的21世纪经济竞争的道路。

这个法案如果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并且赋予美国在基建大工程领域与中国竞争的活力,那可就怪了。美国之前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多数时候由私营部门推动兴建,现在美国政府站到了最前排,搞起了美式“计划经济”,拜登这是要“改造”美国经济的动力机制,用它的短板支撑美国当前最艰巨的一项任务。该计划得到高效执行的机会怎么看都很小。

这项法案在项目资金预算大大缩水之后,的确有部分共和党人投票支持,然而它最终获得的总支持票勉强过半,部分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说明它在美国的综合支持度并不高。拜登推动的另一项1.75万亿美元聚焦于气候变化和社会服务的法案至今难产。

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同中国相比显得陈旧了,其实两者很难做这样的绝对攀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多是新建的,自然要更先进。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基础设施的使用率非常高,大力发展它们的回报率同样比较高。比如中国的国情成为了高铁快速发展的沃土,高速公路也成为中国绝大部分地方的硬需求。它们的成本虽然高,但除以各地的庞大人口,一下子就摊薄了。

美国基础设施的危机感很大一部分来自同中国的对比,美国一些政治精英狂妄地认为,美国的一切都应该是世界最先进的,什么都不能让中国领先。他们其实掉入了傲慢自大自带的陷阱。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逐渐拉近本是大势所趋。美国的大部分问题,包括它遏制中国的冷战式冲动,都来自于它看不得其他国家好的思想和道德狭隘。

美国绝对发展不起来中国这样高密度的高速铁路网络,它的高速公路总水平也一定会落到中国之后,它的信息网络总承载量和总活跃度以及总的经济价值从长远看都难与中国PK。中国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契合了我们的现实情况,最有效率地使用了各种资源。美国也由政府推动基建,将会成为对中国的低效模仿,造成脱离美国国情和市场需求的乱布局。那些昂贵的基建项目将无法得到新税源的回报,它们将把美国进一步推入靠量化宽松、滥印钞票来维持的表面繁荣。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不断推出大型刺激计划,这个国家因为掌握着美元霸权,所以有“用不完的钱”搞各种补贴。结果是,不工作,吃补贴成为越来越有诱惑的一种生存方式,码头的货物没人卸了,卡车司机越来越紧缺了,自己内部的供应链就先混乱了。美国有技术优势、资本优势,但它政治上失去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崇尚劳动的社会伦理不断受到瓦解。

靠一个刺激法案就能够解决美国竞争力不振的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美国有它自己的长处,如果它想把中国的长处也都据为己有,那么它需要让自己民众像中国人一样肯于辛苦付出,自己官员也像中国官员一样勤勉负责。中国遍地开花的基础设施建设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心血,可不是美国政客们轻松画张饼就能复制的。

来源时间:2021/11/8   发布时间:2021/11/7

旧文章ID:26429

社评:美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能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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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在CNN7日播出的一段专访中表示,美国以前对华政策的一个错误是,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中国体制将发生根本转变,而这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他还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在国际体系内工作。不过他进一步表示,这个环境应更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

点击这里查看“沙利文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了吗?

沙利文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表示美国政府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这值得欢迎。同时要看到,民主党政府的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沙利文做此表态,并非美方失去了“改造中国”的意愿,而是美方无奈接受了一个现实:改造中国是美国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改造世界是美国的基本政治思维,与其对应的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安全观。也就是说,美国热衷于改变他国的体制和行为,除了有基督教的传教心态作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它所认为的外部威胁,增加美国的安全和其他重大利益。

苏联被美国用冷战方式搞垮,美国得以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独步天下,这是美国改造对手并且得手的典型例子。但更加典型的是,俄罗斯并未因为接受西方制度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伙伴,它遭到的是美国进一步的穷追猛打,原因还是俄罗斯的力量太大了。

日本在政治上完全西方化了,而且美国长期保持了在日驻军,但上世纪日本经济上快速崛起震动了华盛顿,“日本威胁”一时间再成美国精英的心腹大患。美国后来出手,对日本动了手术,瓦解了后者的竞争力,那段历史告诉人们,美国是多么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战略挑战。

美国“改造中国”除了有对社会主义的一贯偏见,其地缘政治上的根本目的是要拆除中国崛起的引擎,打散中国的动员力、凝聚力,如能得手,最有利于巩固美国霸权,性价比也最高。

然而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对这种主张和策略越来越泄气,尤其是对通过接触战略实现该目标失去了信心。特朗普政府发起,拜登政府接续,完成了美国朝着围堵中国的战略转型,与中国“激烈竞争”成了拜登政府的新口号。

美国政治精英们不会真正接受中国体制,他们实际上只是承认了从外部撼不动中国体制的现实,转为尝试怎么做能够破坏中国体制向国家发展源源不断输送的活力,最终窒息这个体制。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所说“激烈竞争”的含义。

尽管我们对华盛顿的战略善意不抱希望,但仍然可以朝着积极的方向使用沙利文的表态。这样的表态毕竟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我们应当要求美方落实该表态,减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干预。

不追求改变中国体制,这是一种知难而退,促使美方做此调整的是中国不断成功和与此同步的更加政治自信。今后中国继续保持定力和发展势头,美国围堵中国、窒息中国的野心也将再被瓦解,强劲的发展将助力中国战略主动性的延续。

来源时间:2021/11/8   发布时间:2021/11/8

旧文章ID:2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