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敬伟  来源：三策智库

中美博弈进入新常态。一方面，双方关键领域(经贸、军事)沟通在恢复，两国元首可能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另一方面，美国“反华”进入深度博弈，拜登总统虽然给出了对华不谋求“新冷战”的“承诺”，但对华出招的手段和频次也越来越狠越快，甚至有些诡异。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先从美国核潜艇蹊跷的撞击事故说起。10月2日，美国海军“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疑似南海潜航时与不明物体相撞(stuck an object)，造成艇上12名水手受伤。

美方10月7日才宣布此事。美军如此讳莫如深，难免引起诸多猜测。网上甚至曝出撞上中国渔民捕鱼设施消息。这是荒诞不经的娱乐化解读，但也折射撞击事故的不公开透明，让人怀疑充满暗黑目的和猫腻，更说明中国在追踪监测美国潜艇在南海行动的情报方面还存在疏失或短板。警示中国必须提升情报收集能力，不能让外国潜艇随意在南海玩“躲猫猫”游戏。

中国表示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此称为“事故”，公开要求美国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是否造成核泄漏，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此外，中方也表达了严正立场：一是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是事故根源。二是美方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三是美国和英国最近决定与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开展核潜艇合作，造成核扩散风险，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

中方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是必要的。若放任美国“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此类事故还会发生，甚至会引发核扩散灾难。美国在印太区域拉地缘政治小圈子，中国也应联合区域国家给美国式自由航行戴上公开透明紧箍咒。

事故让人联想到美英澳三国联盟(AUKUS)，舆论场过度关注法国和美澳两国的潜艇合同纠纷，忽略了AUKUS遏制中国的终极目的。美澳和法国的“内部矛盾”很容易通过利益交换而化解——事实也是如此，拜登和马克龙一通安抚电话，三方关係就软化了。中国不能因为法国的误打误撞而失去警惕，要把握借力法国和欧盟松解美国同盟圈的契机。AUKUS虽然对华构成了迫近的地缘政治威胁，但美国的亲疏远近也使西方同盟出现了罅隙。所以，不要看美法热闹，要看准借力打力的门道。

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其他西方国家未必死心塌地“反华”。利用美国同盟圈的矛盾，中国有实力和智慧打破美国编织的“反华”铁幕。

区域国家对美敢怒不敢言，但对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感到不安。新西兰、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忌惮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客观上也具有制衡AUKUS的作用。

美国在全球金融秩序治理上也向中国发起攻击。同样的暗度陈仓，一样的声东击西。美国通过智库发起、舆论跟进和调查攻击的方式，指责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存在“人为操控数据”。污蔑当时的世界银行行政总裁、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提升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美方对格奥尔基耶娃的“围剿”，是为了确保美国全球金融秩序的主导权，也是遏制中国话语权的手段。欧洲人格奥尔基耶娃无端躺枪，这才激起欧洲国家的集体反对——这不仅攸关欧洲的面子也关乎欧洲人的里子。全球金融秩序，世界银行行长向来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则是欧洲人的特权。美国人调查格奥尔基耶娃，要其引咎辞职，等于再次打脸欧洲。2011年，当时的IMF总裁法国人卡恩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逮捕，因此丢掉IMF总裁职位而且也断送了竞选法国总统的前程。“美国陷阱”让法国难堪也让欧洲丢脸。所以，这次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中俄等国坚决支持格奥尔基耶娃。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不是助华反美而是为了自身利益。

这是大国博弈的常态。美国有远近亲属的盟友圈子，盟友圈子在利益面前会分化甚至发生冲突，中国就能找到撕破美国小圈子的突破口，借力趁势扭转博弈颓势。

从特朗普时期的单打独斗到拜登时代的结盟反华，都存在短板。所以，拜登时代不断调整对华博弈策略，现在美国制华的重点是印太区域，两大“反华”支点是美日澳印QUAD和美英澳AUKUS。美国在“攥紧拳头”对华的同时，忽略了传统和外围盟友的利益。所以，欧盟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增强，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这都是中国可借力的博弈手段。

国际关係，连横合纵，终极动力是利益。只要有实力，就能提供利益载体，就能将大国博弈转化为利益关係，中国就能撕破美国的“反华”铁幕。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无惧斗争，才能适应中美博弈新常态。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0/17   发布时间：2021/10/15

旧文章ID：26221

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拜登政府仍在寻找其政策道路，且这条道路至今尚未明晰。部分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全球性的战略思维作为指导。在面对挑战时，拜登也只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应对，而没有全面的眼光。”

在美军于8月末撤离阿富汗，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调整与转型之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有着“李光耀智囊”之称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如是说到。

现年72岁的马凯硕是新加坡最为活跃的前外交官及国际关系学者之一。除了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期间15年的学术经历，马凯硕还于1971年至2004年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于2001年到2002年间代表新加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与美国的外交官、学者互动频繁。2021年9月，马凯硕的最新力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回顾过去20年在阿富汗的政策，美国政府最大的失误何在?立足当下，在撤军阿富汗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又在发生何种转向?应当如何理解美政府当前的政策缺乏长期、全面的战略性思维?随着美国政策重心的转移，东盟国家将如何在潜在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找到平衡?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过程中，马凯硕对上述话题进行分析，采访实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当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转变”

澎湃新闻：美军于8月31日从阿富汗撤离，结束了20年的反恐战争。拜登政府此后是否会吸取失败的对外干涉教训，并改变其外交政策?

马凯硕：在我看来，出兵阿富汗并不是拜登政府的失误。该政策始于小布什政府，并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期间得到延续。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历届政府最大的失误就是寄希望于(在阿富汗)通过军事而非政治手段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因为建立民主政权需要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传统。

冷战过后，美国对于自身的实力过于自信，没有理解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也注定它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

未来，美国或许还会继续在海外开展军事干预行动，但当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阿富汗。

澎湃新闻：近期，拜登政府与其盟友又有不少新动作：9月中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订新的安全协议;9月底在白宫举行了首次线下美日印澳四国会议。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在撤军阿富汗后，正在形成一个全面、长期的全球战略?

马凯硕：我认为拜登政府仍在寻找其政策道路，且这条道路至今尚未明晰。

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全球性的战略思维作为指导。在面对挑战时，拜登也只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应对，而没有全面的眼光。

尽管拜登在竞选时曾说过，特朗普时期对从中国进口商品施加的贸易关税和制裁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但在其当选总统之后，拜登仍未取消此前实施的贸易制裁。

从这一情况来看，拜登政府的政策不是由长期战略指导的，仅是基于短期政治考量。具体而言，目前拜登政府不软化对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不想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落败。

澎湃新闻：在你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你提出“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这一观点。在你看来，何种策略才能够称之为全面且长期的?

马凯硕：长期的战略首先需要建立非常清晰的目标。我在书中也提到，改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是美政府的首要考量。其次，拜登政府的另一主要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胁。

这样来看，为实现上述两项目标，拜登政府应该与中国合作，这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而选择与中国竞争是美国的一大战略失误。

东盟不会“选边站”，愿当“中间人”

澎湃新闻：东盟国家如何看待美英澳三国安全协议(AUKUS)?它们是否有望在该问题上形成共识?

马凯硕：多数东盟国家在外交方面相对独立，因此他们尚未公开对该事件进行表态。但在我看来，大多数东盟国家认为澳大利亚加入该协议，进而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相抗衡，并非明智之举。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地缘政治命运。它在地理上邻近亚洲，需要处理好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邻居的关系，理解该地区国家的交往规范与价值观。

至于东盟国家能否就如何应对美英澳三国安全协议形成共识，在我看来，东盟是一个奇特的组织，这些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为多元的区域，因此很难理解这一组织如何运作。但是，东盟国家往往都能在最后时刻达成某种共识，其中的一项重要共识是东盟希望同美国与中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与澳大利亚的立场截然不同。

澎湃新闻：从一些迹象来看，东盟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政府所忽视。随着拜登对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的强化，东盟国家的战略地位能否得到提升?东盟又会在地缘政治版图中扮演何种角色?

马凯硕：我认为，东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盟由10个最为多元的国家组成，是仅次于欧盟的最为成功的地区性组织。更重要的是，东盟还得到了诸多国家、组织的信任，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欧盟等。

另一方面，东盟之所以得到他国信任，是源于它的弱小，因而不会引起他国的警惕。尽管如此，在一个充满分裂和冲突的世界中，能得到这么多国家的信任并不容易。

关于你提到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需要厘清的是，东盟所说的“印太”是包容的，是包括中国的;而在一些美国人口中的“印太”，则具有排他性，是不包括中国的。

澎湃新闻：东盟会在未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扮演何种角色?

马凯硕：在未来10年到20年，随着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东盟的角色会愈发重要。在此背景下，为缓和关系，大国需要找到一个彼此都较为信任的平台讨论当前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而东盟就是这样一个能让各方参与讨论的平台。

澎湃新闻：你认为东盟同时想和中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在潜在的地缘竞争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平衡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马凯硕：的确，在大国之间找平衡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过东盟目前做得很好，同中国、美国之间维持着较好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表述，东盟国家都强调了它想同时与中美建立良好关系的意图。

具体而言，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东盟的路径非常“奇特”。它并非如大多数人如说的那样“直来直去”。在我看来，东盟就好比是一只“螃蟹”，时前时后，时左时右。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正在变得强大。

同时，作为一个由10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5亿人的大体量地区组织，东盟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不会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不仅如此，东盟还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调和大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东盟的角色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政治竞争，大国能在合作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马凯硕最新著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来源时间：2021/10/17   发布时间：2021/10/17

旧文章ID：26220

作者：李小飞刀&渣渣刀  来源：补壹刀

有消息人士向“补壹刀”解释，近年来，美方以“公共外交”为幌子向中国渗透的活动，有从传统领域(政治、经济)向非传统领域(环保、LGBT);从中心城市向偏远地区转移的趋势。

今年5月，“补壹刀”披露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其官网上推出2021年度的 “公共外交小额赠款计划”， 拟用于资助中国境内的个人、非政府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等，举办宣介美国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及价值观的活动。

最近，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又新近公布了针对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上海领事馆针对“长三角”地区残障人士的“公共外交小额赠款计划”。

应当说，单纯的公共外交作为增进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手段，是正常和可取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也表示，“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在中国开展正常民间交往，推出旨在民心相通的公共外交活动或计划，一向持开放态度”。

但同时，也有消息人士向“补壹刀”解释，近年来，美方以“公共外交”为幌子向中国渗透的活动，有从传统领域(政治、经济)向非传统领域(环保、LGBT);从中心城市向偏远地区转移的趋势。

从不同方面多角度审视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两个新计划，能看出什么玄机呢?

01

在“补壹刀”之前披露的2021年度“公共外交小额赠款计划”中，曾专门注明计划将优先考虑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中两国在中国西南地区关系的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新近推出的项目，应该是当时这个提法的特别延伸。

该项目所涉及的资助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等省。

与之前的项目不同的是，该项目强调，“支持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为不同意见的接触创造空间，是美国公共外交的基石”，这里突出了“不同意见”。

该项目强调，“旨在促进更广泛地了解美中两国在经济、健康、科学、环境和技术方面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以最大限度地造福两国社会，并保护地球”。

该项目还强调了后续活动，不能是“一竿子买卖”，而应是“包括与美国专家、组织或机构的联系，以便在项目结束后促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更多合作”。

其所支持的项目内容，与之前的计划大同小异。不过，考虑到西南地区的特殊性，在“该地区发展和分享美国价值观”，“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包括确保少数民族社区和那些在其他方面获得支持有限的社区的可持续收入和繁荣项目”一条显得格外惹眼。

项目还强调，在“拟开展项目的地区拥有专业知识并与中国机构/组织和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者优先”。

“有趣”的是，项目还强调，申请的经费不能用于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禁止购买的“某些电信和视频监控服务或设备”，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在美国生产的商品、产品和材料”，并且与《促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和《提高高校自由调查、透明度和问责制》一致，促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02

此次，美国驻上海使领馆还推出了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地区残疾人士的项目，以“重点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帮助残障人士在公私两个领域，进入艺术、文化、体育、音乐以及教育机构。

具体的细节有四项：

1、 重新考虑现在已经涉及的相关领域，寻找并且发展新的、有创新性的可接触的领域。

2、 鼓励、雇佣残障人士创作并展示艺术作品，或者在艺术、文化、公共或者多领域进行媒体表达。参加相关运动和比赛，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或提高在相关领域的平等机会，让他们感觉到被赋能、被包容、有价值感。

3、 公共外展活动目的在于发动残障人士意识觉醒的话题，包括且不限于确定(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人物、NGO、专业且有影响力的企业并为其“赋能”，增加为提高残障人士生活水平和社会参与而发声的组织数量。

4、 分享残障人士的故事，为他们发声、写作并且接触社会提供机会，渠道包括社会媒体和社交媒体大V。

这上面的领域，不知道有多少是在美国使领馆作为外交机构应有的的“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之内的。

03

近期，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声称要加大努力招募说中文的人。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号之前的一些表现。

　　202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宣传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学生学习普通话的项目。

而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又出现了不少新情况。

例如，“说中文的实习生”爱丽娜、可乐等等。他们以及“说中文”的雾谷飞鸿团队不遗余力地在微信平台上讲述他们想让中国人看到或者听到的美国故事，但真实与否，需要人们仔细甄别。

所以，当中情局表示要大量招募说中文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联系一下美国驻华使馆曾经做过的事情?

　　“有趣”的是，10月13日该公众号推送头条就是美国的“残障人就业意识月”。同时我们点开了美国驻华使馆的招聘信息。

在涉及我国西南地区的招聘中，“补壹刀”找到了两个名为“公共参与助理”(Public Engagement Assistant)的岗位，而在美国中心这一个项目中，也有同样的岗位，与美国使馆公布的小额捐赠计划不谋而合。

不过奇怪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单方面释放恶意，关闭我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行为，导致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撤馆，那么招聘这样的人是为了什么呢?

按理说，美国在成都总领馆都关了，涉及西南地区的岗位，作为公共参与助理的职员是否要被“安排”到指定的工作地点?但美国使团在西南地区的工作合规性因成都撤馆已经失去，那美国使馆在此地工作的人要不要“隐藏美国使馆的身份”?

联想到《纽约时报》在成都撤馆后“不小心”说出来的“真相”——帮助美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开展活动，这些新招募的人中包不包括讲中文的人，包不包括他们心中的那种“中国人”，任务目标是不是我国边疆地区的特定省份?

在美国国务院旨在分析2019财年用于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了2017至2019年美国驻华使领馆在中国项目上的投入，分别是799.6万美元，797.1万美元和810.6万美元。(四舍五入)。

而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国务院在资助中国境内的藏独分裂势力上，每年的预算也是递增趋势。

在交换项目前10的国家中，中国一直都排在第一位。

而在同一份报告中，在美国国务院全年的公共外交预算的22.1亿中，分管两大VOA和自由亚洲电台的美国国际媒体署获得了8亿多美元的资金支持，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

04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认为，招聘两名“公共参与助理”大概不是来坐办公室看文件的，而是那些有方便渠道到美国感兴趣的地区，现场给美国汇报情况的人。

目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搞了很多新机制，而中国西南方向与缅甸、印度相接，又包含西藏自治区，是可以炒作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中国内部民族宗教话题的地区，是方便制造耸人听闻“故事”的地方。

美方毫无疑问地在对外表达中强调要关注弱势群体，拒绝他好像反而站在了弱势群体的对立面。

但我们需要说，我们国家有完善的针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保障体系。人道关怀要以人道方式践行，不能穿“马甲”，美方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如果不尊重当地政府在相关事务处理中的主导地位，没有经过当地政府的指导和同意，就是对当地稳定秩序和安全的蔑视和破坏。

美国的外交观建立在对它国“改变”的基础上，安全观建立在“安全源于国外”的基础上，又有浓厚的种族优越色彩。

“改变他人”弥漫于美国精英编造给民众的话术中，不能改变，就消灭;无法消灭，就驱逐，从驱逐印第安人到改变苏联人，其目的最终是把他人改变成“对美国来说安分守己的人”。

所以，美国在对华政策的改变和消灭失败后，正在暴露出“驱逐”的一面，在国际社会中试图将中国边缘化。这也是国际社会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要避免被美国“印第安化”。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说，新成立的中国情报中心“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对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地缘政治威胁——不断增强对抗性的中国，所进行的集体工作。CIA将站在最前线”，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来，美方是不是在千方百计打通通往中国“道路”，我们需要有所怀疑。

来源时间：2021/10/15   发布时间：2021/10/15

旧文章ID：26216

作者：  来源：加美财经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与传媒教授戴安娜·穆兹(Diana Mutz)于7月30日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了她最新研究的结果。她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带入了美国人对贸易态度看法的研究，并发现，美国人对其他族裔或群体的态度，最能够有效预测他们对待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其中观点非常发人深省。

摘要：

很少有美国人对贸易的优缺点有准确的认识。

发现反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与反对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的反贸易言论，不仅增加了白人对亚洲人普遍性的歧视，也增加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

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赢得”这场全球竞争，而中国正在取得优势，那么他们喊冤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再被告知，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应该获胜。

但特朗普一当选，且早在任何贸易政策发生变化之前，共和党人对贸易的支持就激增了两位数。

共和党人只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给美国带来优势，并同时对贸易伙伴不利的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贸易是支配外国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概念正好符合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将拜登和特朗普区分开来。虽然拜登上任后推翻了前任的大量政策，但他保留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煽动美国沙文主义的火焰，不止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也会使国内的种族局势更加紧张。

普通美国人思考贸易的方式，与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非常不同。大多数人对贸易如何影响他们个人没有准确的认识，如果他们能从中获益，他们也不会马上支持贸易，而即使他们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不一定就会反对贸易。

相反，美国人的观点，是由贸易对美国整体的影响、他们对贸易伙伴国和美国当权政党的感受，以及他们对美国边界以外世界的总体看法决定的。

简单地说，大多数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是植根于人类互动的心理。

他们对那些被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人和国家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意见。基本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他们是否相信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或者他们是否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看起来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

出于这个原因，种族偏见被证明是反对贸易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这并不令人惊讶。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学者和政治家们声称，特朗普的胜利代表着对全球化的“反击”的开始。这种观点也渗透到了公众心中。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度越来越低。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国际贸易的支持都在增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结果是一种奇怪的情况，许多决策者继续公开否定和贬低国际贸易，即使公众衷心拥护它。

“美国第一”，而不是我第一

自我利益对他们的贸易偏好影响不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关心贸易的经济影响。

美国人非常关心他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受到贸易的影响，他们将华盛顿的政策决定与他们认为的这些政策对国家后果联系起来，他们很难将个人的经济经历政治化，特别是在国际贸易这样复杂的问题上。

很少有美国人对贸易的优缺点有准确的认识。

媒体很可能造成了这种情况，报道往往集中在因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令人同情的个人身上，而不是全球化为美国人带来的复杂的受益方式。2013年，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赞同这种观点，贸易减少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增加了海外的工作机会。这表明了对贸易的零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思路下，贸易将世界上有限数量的工作岗位从一个国家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国家。

如果美国人对自己或美国经济的得失不甚了解，他们如何形成对贸易的看法?

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意愿，如同与他人交往一样，取决于信任。而信任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感知相似性的影响：即一个国家与美国越相似，无论是在宗教、语言、生活水平、政府形式还是文化方面，美国人对其作为潜在贸易伙伴的评价就越积极。

对于美国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与某个国家进行贸易，人们最常见的解释是，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能够(或不能)被信任。

政治经济学学者倾向于回避人类基本心理学会影响对国际商业的态度的想法。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是否支持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与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决定相类似，他们往往希望保证贸易伙伴国是诚实的，在价值观上是志同道合的。

不幸的是，这种推理在国际贸易中导致了许多与人际关系中相同的问题。美国人不太可能愿意与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或国家交往。他们不信任那些看起来像“外国”来的人，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约定俗成上的意义。由于缺乏信任，人们可能放弃潜在的有利经济机会。

许多美国人认为贸易的好处是外交而不是经济。他们强调贸易对于维持联盟的重要性。在人际关系中，人们有时参与贸易，例如从同事的女儿那里购买女童军饼干，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这些饼干，而是为了表示友好和支持。

同样，两个政党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大量美国人都认为，国际贸易是有益的，因为它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这些关系在以后的时间点上可能会派上用场。

美国堡垒

2005年，英国民调专家史蒂芬·莎士比亚(Stephan Shakespeare)在谈到全球化时，将人们定性为“吊桥关上式”或“吊桥放下式”类型。他写道：“支持关上的人认为，如果我们把门锁上，坏事就会消失。”

这些人认为，合作这种事情只有傻子才信。他们往往不信任陌生人，尤其不信任外国人。

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反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与反对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人对属于其他种族群体的同胞的态度，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支持贸易的态度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远远超过他们认为贸易将如何影响个人经济利益。

与其他形式的相似性一样，国家之间的种族相似性促进了更大的信任。

例如，2017年的一项研究要求受访者说出美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国(正确答案是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以白人为主国家的美国白人，对贸易表示了更多的支持。没有说出中国的美国人，更支持贸易，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三国中与美国最不相似的;没有说出与美国最相似的加拿大的美国人，则对贸易更有敌意。

同样的零和思维导致吊桥关上式的人，相信少数民族的进步是以白人为代价的，这导致他们对贸易采取竞争性的框架。如果贸易使“他们”(即对方)受益，那么它肯定对“我们”不利。

我通过实验研究证明，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的反贸易言论，不仅增加了白人对亚洲人普遍性的歧视，也增加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对外国群体的负面态度使人们对贸易更有敌意，而对贸易的抨击会引发对这些群体的更多敌意。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认为吊桥下降式的人：“认为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只要我们都能张开双臂，互相拥抱。”

这些人仿佛是老式可口可乐广告中的人物，这广告的主角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多文化合唱团，他们唱着：“我想教世界以完美的和谐歌唱。”

当然，这种描述过于简单，而且肯定很老套。但对国际合作会产生互利的信念，是美国人支持贸易的一个核心原因。

这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可以归结为美国人是将贸易视为一种竞争还是一种合作形式。对于支持关上拉桥的人来说，贸易是一种竞争：他们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这些人的观点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同时，支持放下吊桥的人认为贸易是一种合作形式，并将其视为与其他国家保持潜在的有益友谊的一种手段。

适者生存

美国倾向于鼓励竞争性的贸易框架。经济学家保罗·鲁宾(Paul Rubin)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感叹道，美国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提到竞争的次数是合作的八倍。

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贸易是一场达尔文式的斗争，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这并不奇怪。而由于全球化，许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这场竞争的必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美国人抱怨贸易的“不公平”，这种担忧不再是指对海外劳工的不公平待遇，或贸易对美国工人的不平等分配后果。

相反，普通美国人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游戏规则本身被操纵的担忧，因此他们的国家可能会在这场国际竞争中“输掉”，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政治家们助长了这种误解。最近的一份民主党纲领指出：“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美国人将能够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竞争”。共和党的纲领同样建议，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美国工人“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超越竞争对手”。

因此，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赢得”这场全球竞争，而中国正在取得优势，那么他们喊冤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再被告知，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应该获胜。

在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鼓励美国人相信，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占了他们的便宜。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认为他们应该有机会扳平比分，他们的观点超越了纯粹的自我利益，而是期望报复。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曾随机抽样询问美国人，请他们解释为什么支持或反对国际贸易。正如一位受访者在这些讨论中所说：“美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多”。其他人则担心，贸易会危及他们国家的自主权。

一个人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有一天我们都会为中国人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贸易本质上是大国竞争中的另一种武器。

然而，当经济学家提到贸易的赢家和输家时，他们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描述的是贸易对一个国家内以进口和出口为导向的工作路线的不同经济影响。在美国，出口产品的企业和行业通常从贸易中受益，但不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特定行业可能会倒闭。

相反，当广大公众想到赢家和输家时，他们更有可能想到涉及美国和一个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国际贸易和奥运会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让美国再次成为贸易大国

也许对理解贸易偏好最有用的概念，来自于对心理学家所谓的“群体内—群体外动态”的研究。特朗普当选后发生的对贸易支持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动态。在2016年大选前的这段时间，当民主党人还是总统时，共和党人大多反对贸易，而民主党人则明显更支持。就像共和党选民担心外国人非法越境一样，他们认为国际商业也会带来类似的威胁。

但特朗普一当选，且早在任何贸易政策发生变化之前，共和党人对贸易的支持就激增了两位数。到2018年，普通的共和党人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政党，并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其余时间里一直比民主党人更支持贸易。然而，自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民主党人现在是最支持贸易的政党。

这说明了美国人对贸易的态度是如何受制于“执政党”效应的。当自己的政党掌握总统职位时，贸易被认为比对手的政党掌握权力时更容易接受，即使贸易政策本身没有任何变化。

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后对贸易更加热衷的原因不是因为贸易逆差缩减，事实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贸易逆差飙升到新的高度。相反，意见的转变是因为特朗普让他的追随者相信，美国现在正在赢得贸易竞争。

对共和党人来说，他们往往是吊桥关上式的，贸易支持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是否从贸易协定中受益。相反，我的研究表明，共和党人只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给美国带来优势，并同时对贸易伙伴不利的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贸易是支配外国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概念正好符合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民主党人更热衷于“双赢”的贸易协定，与美国受益而贸易伙伴受损的协定相比，希望两国都能受益。

可被谅解的赤字

从美国人对贸易的意见中可以得到的更广泛的教训是令人清醒的。在全美性的调查中，贸易倡导者和贸易反对者都经常详细地评论说，由于国际贸易，美国有了“债务”或“逆差”。大多数美国人交替使用这两个词。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认为它助长了我们的国债”。许多人赞同这种看法，如另一位受访者说：“债务太多了。把我们的东西卖给他们来摆脱债务。如果我们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我们把钱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许有助于减少我们国家的债务。”

由于贸易逆差在公众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应该不足为奇。此外，美国人认为逆差是一件坏事，这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毕竟，当一个人在家里或企业中出现逆差(或称赤字)时，就意味着他正在亏损。

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不平衡与国家的经济健康和就业机会无关。例如，逆差可以由政府支出和繁荣的经济推动，这意味着美国人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来自海外的东西。我们显然需要一个替代指标，向美国人传达贸易是在帮助还是伤害美国经济。

大多数美国人和政策制定者不准确地认为，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欢迎的。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并没有证实广泛持有的观点，即2016年的选举代表了美国对贸易的反弹的开始。事实上，正如我的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所示，国际贸易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贸易的支持都在增加：到2019年，认为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自2004年开始的持续民意测量以来的历史新高。

尽管如此，公众还是会普遍地相信反对的观点。在我们2021年的调查中，认为近年来国家对贸易的支持度降低的美国人，比认为贸易支持度在提升的人数高出了两倍。虽然一些美国人确实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政党执政时才暂时接受贸易，但很明显，国际贸易本身并不是这些批评者所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将拜登和特朗普区分开来。虽然拜登上任后推翻了前任的大量政策，但他保留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候选人拜登的贸易政策文件中，“美国制造”和“购买美国产品”这两个词出现了29次;一旦当选，他就签署了一项促进购买美国产品的行政命令，支持国内生产商。

现任政府甚至没有对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不歧视外国产品的理念，进行口头宣传。

这种对国际贸易的说辞框架，注定会给拜登政府带来问题。它将要求政府宣传美国人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观点，以维持大众的支持。然而，这个理由并不涉及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赞成贸易协定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种协定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和整个经济都有好处。

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贸易的支持程度，可以通过强调基本的人类相似性和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来提高，暗示贸易可以使个人腰缠万贯的论点并不奏效。

我的研究还表明，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和他们对美国国内其他群体的态度是相互交织的。那些迎合贸易反对派的美国官员正在让美国更难以参与进全球经济，并损害了维持一个多元化国家所需的群体间态度。

煽动美国沙文主义的火焰，不止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也会使国内的种族局势更加紧张。

来源时间：2021/10/15   发布时间：2021/8/1

旧文章ID：26215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近来，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在孟晚舟归国后，10月6日中美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高级别面对面会晤。对于持续六个小时的会晤，双方都表示将保持经常性对话沟通。10月9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中美双方在介绍这两场互动时都提到“是建设性和坦诚的”。

在同一时期，也有加剧中美关系紧绷状态的消息传出。例如美军特种部队成员偷偷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以及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声称专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积极面和消极面同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新苗头”?

首先，贸易战若能部分“休战”，客观上可对中美关系产生正向作用。戴琪在此前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概要时，明确表示可能会撤销一些商品的关税，同时不要“脱钩”而要“再挂钩”。美国为何会出现贸易政策调整呢?美方对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评估，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贸易战打起来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反而使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另外，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期间，中美贸易也并没有减少，反而逆势上升。美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约3200亿美元。美国有45%和3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对华贸易战不利于美国经济和其家庭财政状况，认为有利者为31%和20%。美方真切意识到中美贸易对双方都是刚需，市场力量强大，难以阻断。

但要看到，美贸易政策即便回摆，也只是回归正常状态而已，拜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理性。而美方基于利益的评估，“再挂钩”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里有“缓兵之计”的成分，美国希望在一个时间段内减少对华贸易的所谓“过度依赖”，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在目前疫情之下，美国经济面临诸多困境，华盛顿很难做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只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状态。

其次，相互依存与权力争斗，这两大因素仍然复杂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发挥着作用。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比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之一”。从权力争斗的角度看，美国一直在采取打压、削弱中国的政策。而在另一个方面，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又非常之高，美国很难完全阻断与中国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采取了竞争与共存、对抗与合作的复合政策。但中方并不接受美方这一对华政策，不能想对抗的时候就对抗，想合作的时候就合作。所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美国无法采取简单、单向的非黑即白的政策。

整体来看，贸易依存和权力争斗这两个美国决策中因素的存在，使极端恶性竞争(及军事冲突)的发生面临着无形之手的限制。在某个阶段，这两种因素谁更占上风，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当前，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产业链中断、美股因“债务上限”连日下跌，必然需要寻求缓和危机的渠道和手段。而一旦美国经济上扬，尤其在经济结构上做出了调整，在供应链、产业链上找到替代方之后，权力政治因素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美国政府通常还会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一方面恢复对华接触，另一方面又会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目的是在国内政治中对强硬的对华舆论氛围“有一个交代”。其本质是，美国仍然以竞争和对抗来界定中美关系。因此，中方在苏黎世会晤中强调，中国不接受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第三，中美关系发展仍然道路曲折。虽然出现了看似缓和的迹象，但不能就此认为中美关系已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波折，需要双方付出不懈努力。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需有四个防止：其一，防止显性竞争变成隐性竞争。防止美国明面上缓和关系，暗中仍在采取恶劣的做法。历史上，美国惯用两手政策，一方面搞合作型施压，一方面搞军事威慑。所以，中方提出要有清单和底线，同时要有危机管控。

其二，防止国际制度层面的不当竞争。美国在国际制度层面经常采取多重做法。如另起炉灶，美国有意于拉“小圈子”搞新集团政治，实施排他的小范围新制度规则共享;或者在制度层面以美国为标准制定市场竞争规则，以不公平不合理的方式打压竞争对手。

其三，防止高科技竞争外溢到更多贸易领域。我们要理性地认清一个事实：美国对华科技打压不会因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改变，这个策略已经上升到美国的战略层面。而高科技竞争会波及诸多企业，也会对贸易关系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挂钩是局部的、有限的，科技脱钩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四，防止阶段性动荡冲击中长期共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大量“不确定性因素”，阶段性危机出现的频率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围绕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周期性波动也会时有发生，而这一切对美国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也带来了变数。如何防止因阶段性危机的失控以及局部军事区域的战术性误操作，引发的战略性失控，是中美关系长期共存的严峻课题。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新的磨合相处之道，然而也不要抱有过高的幻想，中美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不能稍有缓和，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也不能因为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困境，就认为中美关系会就此一路下滑。中美要长期共存，不仅要避免极端的做法，更需要多做出互利共赢的努力。

来源时间：2021/10/15   发布时间：2021/10/13

旧文章ID：26213

作者：高健  来源：北语国别院

高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奠定了世界政治格局的趋势。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一再强调，美国无意寻求新冷战，也无意将世界引入分裂对抗的格局之中，但是，美国将捍卫其盟友与朋友的现实利益，反对任何试图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并与所有国家一道积极寻求探寻解决之道的全球议题。拜登在联大的首次发言，将美国装扮为一个国际正义的捍卫者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倒是给当前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增添了一点幽默滑稽的色彩，更是对世界人民智商的严重挑衅。

一、无法摆脱冷战思维底色的外交政策

从特朗普政府后期至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日益意识形态化。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秩序的颠覆者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敌人，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拿手绝活”。在美国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中，他惺惺作态地将今天的世界定义为正在经历“自由世界与暴政之间的战争”，并对中国从内政到外交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否定。这一演讲被西方媒体定义为第二次铁幕演说，着实让一些醉心于冷战时期的西方政客美美地做了一回旧日时光的春秋大梦。

必须指出，拜登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底色。在三个月前闭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名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的倡议，并大力倡导民主国家的联盟机制，以意识形态为标签，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即将于今年12月在美国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便是这一外交理念的年终大戏。这难道不是分裂世界，意图寻求“新冷战”的具体举措吗?

事实上，美国是否有意寻求“新冷战”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路人皆知。中美博弈是否存在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恰恰是一个我们必须不断予以澄清的根本问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个世纪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就其本质而言，是两个极具扩张本性的世界超级强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以世界体系理论见长的著名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坚决否定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美国所谋求的世界霸权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美苏之间的冷战是由对立双方共同认可的某种潜规则支配的“设计好的冲突”。

二、互不相容的中美理念

无论就其根本外交原则而言，还是就其基本外交实践来看，中国都不可能成为所谓“新冷战”的参与者。和平主义外交理念，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基本外交准则。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直以来，中国坚定践行包容开放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国家只有大小之分，没有高低之别，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平主义，是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里的基因。永不称霸，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然而，中国自我外交理念的阐释在西方文明语境中很难被真正理解与接受，就其根本原因，现代文明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遵循武力扩张、国强必霸的发展道路，以己度人，美西方国家无法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础与民族心理。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言，美国民族心理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敌对势力妄想症，这一制造敌人的文化心态贯彻于美国三百年来对外扩张的历史。这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妄想症是美国自身扩张主义的心理投射。这一文化心态既为美国通过对外战争化解内部矛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为美国野蛮的战争模式披上了虚伪的道德外衣。据统计，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美国只有16年没有打仗。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201场，占比超过80%。拜登说美国无意对华发起“新冷战”，这一言论彻底背离了美国短暂的历史和血淋淋的现实。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将中国解读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与对手，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度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当前时代背景下逐步出现的。与70年前冷战时期握有强大对苏战略主动权的时代相比，当下美国无论在政治制度合理性还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等方面都出现了系统性危机，日益激烈的种族冲突伴随着不可逆转的贫富差距，美国反对美国，是一个被撕裂了的美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失控的新冠疫情，频仍的国内恐怖袭击，肆虐的自然灾变，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正在逐步蚕食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安全感，也为美国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空间。

作为一个相对衰落的霸权主体，面对日益被动的政治局面，新一轮的美国敌对势力臆想症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应该特别指出，今日美国面临的挑战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与民族智慧消化滥用霸权导致的全面危机?如果美国社会内部矛盾无法得到缓解，美国鹰派主导的政权会不会铤而走险将世界拖入战争?果真如此，不仅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10月 总第二十七期

来源时间：2021/10/15   发布时间：2021/10/13

旧文章ID：26212

作者：马凯硕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随着美方在双边关系中不断强调竞争调性、甚至展开一系列超越经济竞争层面的战略部署，我们有必要思考中美对抗可能走向的最佳场景和最坏可能。新加坡学者、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马凯硕从理性的角度探寻了中美之间何以能够避免地缘政治的灾难性竞争。 本文指出，误解和误判遮蔽了中美之间的“根本不矛盾”。作者提出一系列认知倒置：美国将中国当成是昔日的苏联敌手，但美国却表现得更像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其决策僵硬死板，缺乏灵活性和理性。美国比中国更不适应和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马凯硕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亦即应专注于国内团结和发展，而非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应对“莫须有”的中国意识形态威胁。

国际关系中的理性和情绪往往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最坏的图景中，倘若美国无法克服内部分裂，是否可能反而借中美对抗转移内部矛盾?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场既不可避免、又可以避免的政治竞争。欧亚科学系统研究会特推送此文，供读者思考。原文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信出版社，2021)，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美之间的五个“不矛盾”

文|马凯硕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

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要去接管世界，以及要把每个人都变成中国人。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会进行得相对顺利：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政权让位给另一个。这一转移背后没有情绪上的恶意揣测。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西方人脑海中一直被认为是不同的。因此，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横亘着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担忧：他们会理解我们，以及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吗?我们能理解他们吗?

尽管悲观的理由很充分，但人们也可以找到同样充分的乐观理由。如果我们能够调动理性的力量来理解中美两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就会得出结论：这两个大国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的矛盾。事实上，中美之间有着五个“不矛盾”。如果两国政府中明智的思考占据上风，它们应该反思并强调这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西方语境中很少使用“不矛盾”这个词。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了黑白分明，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中国人的思维却不同，黑与白都可能是对的。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阴”“阳”概念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在西方人的世界观中，只有“阴”或“阳”一方是正确的。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阴”和“阳”都可能是正确的。持此二元论观点，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1 两国的根本利益不矛盾

这两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利益都是改善国民的福祉。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在卸任美国总统时写道：“一个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标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坏它们。”马丁·沃尔夫注意到这一观点，询问道：“如何衡量‘幸福’呢?是什么增进了‘幸福’?”沃尔夫说，这些都是古老的问题。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包括杰里米·边沁在内，早就提出了这种问题。

好消息是，当代功利主义哲学家已经接受了衡量幸福的挑战。例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在合著作品《幸福的起源》中说，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作为衡量幸福的一个良好指标。鉴于此，莱亚德声称，“幸福感”最终将被完全接受为评估社会政策的标准方法。如果我们可以衡量和增进幸福感，那么就可以关注提升幸福感的政策。我们还可以决定在国家预算中哪些项目应该获得优先考虑：是国内投资还是国防支出?

美国比中国富裕得多。美国的名义人均收入是62641美元，是中国的9771美元的六倍多。美国虽然更富有，但人民的福祉，尤其是底层50%人民的福祉，在近几十年里不断恶化。有一个事实不容辩驳：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浪费了近5万亿美元。如果这4.8万亿美元被分配给美国底层50%的人民，那么每个公民将拿到大约2.9万美元。如果把这个数字与2/3的美国家庭连500美元的紧急现金都筹措不来放到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到，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简言之，如果美国停止无谓的国外战争，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福祉，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会好得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因此，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无可辩驳。然而，战略思考者看不到这个基本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视角已变得何等扭曲。辽阔的太平洋隔开了中国和美国，这是两国的幸运。如果它们都能关注本国人民的福祉，并让太平洋保护各自的家园，中美两国都会更加美好。

中美两国还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美国正饱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之苦，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超级大国，中国建设高速铁路(即高铁)网络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2012年，《纽约时报》记者基思·布拉德舍报道说：“中国开始运营……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8小时可以行驶相当于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距离……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距离相对更近，但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依然需要花费将近30个小时。”常识告诉我们，两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然而，考虑到彼此恶劣的政治态度，常识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重大的战略重启。如果两个大国首先尝试界定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核心利益，它们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

2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中美也根本不矛盾

如果气候变化使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那么美国和中国公民将成为同一条沉船上的旅客。“重整泰坦尼克号甲板上躺椅的人是傻子”，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争论地缘政治分歧，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保护地球环境这一共同利益上，那么它们就是在做无用之功。

一位智者曾说，对人类来说，最佳之事是天文学家在与地球相碰撞的轨道上发现了一颗遥远的彗星，但不确定它会击中哪个大陆。只有面临这种共同的威胁，地球上75亿人(包括中国的14亿和美国的3.3亿)才会意识到，他们作为地球公民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描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全球文化虽然单一，但却非同质……但不论如何，它们彼此都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它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它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我们唯一的宜居星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应该关注彼此的差异还是相似之处?人类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这是我们成为世界上优势物种的显著原因。然而，最聪明的物种现在正以一种自杀的方式行动——允许气候环境继续恶化，而不采取共同行动来逆转它。我们还在争论哪些国家该受到指责。杰出的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正确地指出，“当今中国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8%，美国仅占约15%”。另一个事实是，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不单单是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也是由西方国家自使用煤炭当作燃料的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存量造成的，尤其是二氧化碳的存量。下图记录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见中国的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欧盟。简言之，所有工业化国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携手努力，以减轻进一步的环境破坏。

3 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

这一说法可能令人备感意外。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如今，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感觉不到任何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许多思虑过度的美国人可能嗤笑这种想法很天真。许多美国人已经确信(几乎出于宗教信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根据人口规模来看，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分别是印度(13亿人)、美国(3.3亿人)和印度尼西亚(2.5亿人)。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那么这三个国家都应该感受到威胁。但只有一些美国决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如果有人去问印度总理莫迪或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或者两国的任何高级官员)，贵国是否感受到来自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他们会对自己为何会被问到这一问题感到不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地理上比美国离中国更近，它们与中国的联系也更多，所以很了解中国。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它们并不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遗憾的是，许多美国思想家不假思索地把他们昔日对苏联共产党行为的假设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做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远超苏联共产党，而且有一点不同于苏联共产党，那就是其没有很快消失的危险。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冷战结束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僵化的计划经济，在巨大的国防开支的压力下彻底崩溃。即便如此，这也用了40年时间。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崩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更具备适应力?因为它跟苏联共产党不同，它不是乘着意识形态的浪潮，而是顺应文明复兴的潮流——中华文明已经证实自身是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之一。

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战略失误，即便新加坡本应是英国坚不可摧的堡垒。英国人让大炮对准南方，准备迎接来自海上的进攻。然而，日本军队却骑着自行车从北方赶来。新加坡的失守已经成为教科书般的案例，述说着战略思维是如何犯下错误的。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有趣的是，乔治·凯南在以“X先生”为笔名的著名文章中也强调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内社会的重要性。他用了美国人应该注意的两个关键短语。同冷战时期一样，即将发生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的“精神活力”，以及美国能否成功地避免“优柔寡断、不团结和内部分裂”。简言之，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威胁——决定着美国将表现如何。可悲的是，今天的美国既缺乏精神活力，也深深陷入不团结和内部分裂中。美国与其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应对“莫须有”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不如利用同等资源来振兴自己的社会。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矛盾，尽管这看起来有悖常理。

4 美国和中国的文明之间也不存在矛盾

虽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曾发出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同样地，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更糟糕的是，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它们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

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对“黄祸”的恐惧导致了美国人对“黄种人”的各种歧视行为，从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押，不一而足。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表示：“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感联系到一起。”

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基伦·斯金纳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潜意识维度正在施加影响，现在是时候坦诚地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的“黄祸”意识维度了。对付我们潜意识中的恐惧，最佳方法就是让它们浮出来并加以处理。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当今时代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过去，是西方领导人致力于拥抱多样性的价值观, 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有一位美国总统经历过很可能发生核战争的梦魇，他就是约翰·肯尼迪。这段经历让他的内心备受折磨，在反思过后，他向美国同胞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正如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因此，我们不能对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利益上，并通过共同利益来消弭我们的分歧。如果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至少能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因为，归根结底，连接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他的发言的关键信息是，让多样性在世界上获得安全。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5 美国输出政治价值观将导致中美产生真正矛盾

美国人对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理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人权。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和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这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一句名言里有所体现。他说，现在美国“全社会”都受到中国的威胁。一群美国学者发布的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自由。该报告称：“开放和自由是美国民主的基本要素，也是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固有优势。必须保护这些价值不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蚀。”

我们可以坚定地断言，中国政府没有意愿和计划去破坏或推翻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呢?答案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才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许多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也讲究公平。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言行一致。美国人也会同意这样一个广泛的原则，即一个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某些基本原则的国家，不具备道德权威去向他人宣讲这些人权的优点。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美国在关塔那摩监狱中会系统地施行酷刑。但很少有美国人知道，小布什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非常规引渡政策，据此将“高价值”囚犯送往埃及和叙利亚等不关心人权的国家，在那里对他们施加折磨和审问。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欧洲的“黑狱”、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这一政策显然违犯了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二者都禁止酷刑。

6 结语

如果中美两国都专注于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福祉这一核心利益，那么它们将认识到，在长期国家利益层面，两国不存在根本性矛盾。2010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温家宝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中印关系的积极精神：“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的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同样，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和美国共同繁荣发展。

同等重要的是，面对全球变暖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和美国在使地球适宜两国17亿人口和世界上其余50多亿人口居住方面，也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这一紧迫而严峻的挑战应该优先于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挑战。

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其实很简单：人类能否证明自身仍然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并把这种形象传递给子孙后代?当人类看到两个类人猿部落在周围森林失火时还在打斗着争夺领土时，会投之以同情的目光。然而，在地球面临巨大危险时，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关注它们的分歧，那么在子孙后代的眼里，这两国的形象同刚才提及的类人猿是一样的。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来源时间：2021/10/15   发布时间：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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