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密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14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国家安全”成为其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各项措施的尚方宝剑。拜登虽然在竞选时对特朗普的政策大加指责，但上任后同样把“国家安全”作为其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只不过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更多的是基于供应链视角，谋求采取更为系统的政策措施。

四部门发布报告，为拜登施政提供依据和指导

6月4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完成的报告《构建强韧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并促进广泛增长》(以下简称《报告》)，以执行拜登在2月24日发布的进行供应链安全审查的14017号总统行政令。这份报告涵盖了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以及药品和先进药物成分(API)等四个领域。报告认为，更安全和强韧的供应链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引领十分关键，增强美国的关键供应链需要持续关注和投资，需要持续发明和推动新产品商业化，增强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同时，上述四部门又启动了第二阶段涵盖国防工业、公共卫生和生物防备产业、信息和通信产业、能源产业、交通产业、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等六个领域的调查。基于供应链安全的这份报告，预计不仅将为拜登政府下一步的施政提供依据，也将成为美国未来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指引和参考。

对供应链的关注并非始于拜登。特朗普在2017年就通过13817号总统令，要求通过联邦战略确保关键矿产品的供应安全。拜登上任以来，在减少供应链脆弱性方面更加强化了行动。除了增强疫苗和关键药品器械的供应、协调制造企业增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以外，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在中国以外的最大规模的稀土投资。该投资以美国国防生产法案(DPA)为依据，通过3000万美元的技术投资，支持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洪多建造轻稀土元素(LREE)加工厂。事实上，这种直接投资标志着美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调整。自19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从未积极参与任何在美国领土上的采矿或增加产能的经济活动。

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市场的更大损害

从日前提出的这份《报告》来看，《报告》提出的建议可以分为六大类：一，重建生产和创新能力;二，通过高标准的道路模型、劳动标准和产品质量支持市场发展;三，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四，增强包括贸易执行机制在内的国际贸易规则;五，与联盟和伙伴协同减少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六，与产业一块，共同、立即采取措施以解决当前的短缺。除了第一大类建议主要以美国国内问题为主，可能涉及通过政府补贴形成不正当竞争外，其他各类建议大多涉及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少做法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主义效果。

在第二条标准方面，《报告》建议要对关键矿产的提取和加工制订“21世纪标准”，关键矿产包括锂、钴、镍、铜等，涉及全周期的环境影响控制。通过制订此类标准，美国既可以对外树立保护环境的形象，减少国际国内环保组织对矿物供应环境影响的指责，同时又能够为美国获得更为稳定的矿产资源提供保障。对医药供应链增加透明度，要求提供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的各环节的数据信息。此类信息的提供往往涉及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安排，美国的药品监管机构和生产企业通过获得相关数据，将增加对上游原料医药生产企业的影响力度，改变全球医药领域的供应链网络关系，削弱上游药企的议价能力，甚至可能在增加美国医药供应链安全的同时降低上游药企所在国的供应链安全。

在第三条政府干预方面，《报告》建议要继续发挥政府采购和对研发的资金支持作用，同时要改革并大幅增加美国战略物资储备，增加对关键矿物和材料的国防储备。根据《1979战略和关键原材料储备法修正案》，对于关键的原材料和战略物资，美国国防部负责进行采购。按照2022财年的计划，美国从国防储备中可能出售包括铍金属在内的17种材料，其中钨矿石和精矿出售量可能达到300万吨，航空合金也可能有150万磅;同时计划购入包括锑在内的17种原材料，其中电解金属锰可能购入达5000吨。与企业需求对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影响相比，政府的买卖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大。疫情后全球原材料市场价格已出现明显上涨。美国政府入场与市场共同购入主要矿产资源的做法将不仅在短期内导致全球原料供需关系的进一步紧张，而且还将增加市场对美国囤积资源的担忧预期，而这将进一步抬升资源价格并导致贸易活动无法按照正常的方式开展。

在第四条贸易规则方面，《报告》提出要在美国贸易代表(USTR)下建立贸易执法力量，要将增强供应链韧性置于对华贸易政策之中，通过贸易协定增强供应链韧性，并提出要对钕永磁产品开展232调查。在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作为主基调的情况下，美国预计将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采取更为系统和有针对性的策略，通过贸易政策维护美国供应链安全，要求中国扩大并稳定对美国关键原材料需求的保障，并限制中国企业通过与美国企业合作在产业链上向上游移动的能力。

在第五条对外协作方面，《报告》建议美国与盟友共同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建议美国举办由盟友和伙伴参加的供应链韧性全球论坛，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对其他国家的关键资源开发提供融资支持。上述举措将增加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发展利益与美国实现更强的绑定。与美国单打独干相比，与其他国家的协同配合有助于降低美国需要付出的成本，并提高可能获得的收益。经济合作反过来又可能增强参与国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可，从而使拜登政府达到修复特朗普时期美国受损的国际声誉的目的。但事实上，此类行动将导致全球化下的大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改变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机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市场的更大损害。

在第六条应对新冠疫情短期冲击方面，《报告》建议建立由商务部牵头，运输和农业部分别参与应对供需错配的全政府协同机制，调动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解决供给瓶颈限制。《报告》还建议由商务部牵头建立数据中心以监测短期的供应链脆弱性。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企图通过对供应链安全的审查，扩大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上升，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美国企业对发展形成更为确定的预期，但这无疑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限制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作用的发挥，使得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对美国而言，供应链也并不一定会因为所有环节在美国生产而变得更为安全，资源、产业和市场的限制将使得企业投资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下降，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产生更强的依赖，保证原有需求的供给成本将会更高，甚至在外部冲击下供应链可能变得更加不安全。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7/30

旧文章ID：25631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Peter Harris，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Peter Trubowitz，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及美国外交政策。

【编译】胡可怡(国政学人编译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赵怡雯

【审核】张曼娜

【来源】Peter Harris, Peter Trubowitz, The Politics of Power Projection: The Pivot to Asia, Its Failu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rima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14, Issue 2, Summer 2021, Pages 187–217, https://doi.org/10.1093/cjip/poab002

内容提要

为什么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文认为这归咎于美国国内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决策层过度的党派竞争(hyper-partisanship);其二，缺乏吸引国内民众并使其理解、信服的外交政策叙事;其三，未能说服足够多的美国人相信“重返亚洲”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这些国家内部的绊脚石使奥巴马政府无法充分发挥美国权力资本以实现在亚太地区进行长期务实部署的目标。基于对美国力量投射的国内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对“重返亚洲”失败原因的现有解释(国际层面的阻碍、战略本身设计与实施中的问题、特朗普意外当选)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对“重返亚洲”的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意味着目前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成为了制约该国的外交政策上层建筑的薄弱基础。

文章导读

在奥巴马任期内的所有外交政策举措中，“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最受学界关注。即使一些分析家对其实际运行状况持负面评价，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该战略所体现出的对亚洲地区的重新关注是美国对世界关键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明智回应。然而到奥巴马卸任时，“重返亚洲”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随后继任的特朗普更是明确抛弃了“重返亚洲”战略中的关键支柱(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为其“美国优先”的亚洲政策扫清障碍。

为什么“重返亚洲”战略未能按计划顺利推进?对此，本文将美国国内的政治功能紊乱与该国在国际舞台上可用力量(usable power)的丧失联系起来，认为过度的党派竞争等国内因素削弱了美国进行海外力量投射的能力，使奥巴马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内支持以保证“重返亚洲”战略的有效实施。总而言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计划无法克服美国国内日益加剧的分歧与极化，这些国内政治趋势亦影响着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未来的主导地位。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为两部分进行深入阐释。文章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特征及其失败之处，并对目前流行的三种对该战略失败原因的解释进行了评估;基于对“重返亚洲”失败的案例分析，第二部分深化了已得结论，探讨了美国海外力量投射能力下降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功能紊乱具有广泛的负面影响，制约着美国采取有计划的务实措施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挑战。

01 “重返亚洲”战略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洲”战略是为了在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情势下，重新凸显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时，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行将赶超日本。而从美国的视角看来，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正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以及日益积极有为的国际抱负日益发展壮大。有内部消息称，奥巴马和他最亲密的政策顾问承认亚洲地区的上述地缘政治变化现实，并决心彻底改革美国亚太政策的各个方面，扩大和深化美国与该地区的战略联系。

1.“重返亚洲”的主要组成部分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的新亚洲战略就已现端倪。执政初期，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更为广泛的“重返亚洲”战略的宏观轮廓逐渐显现，加强对华关系虽仍是目标之一，在对华示好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推行了其他举措，包括：提升与盟友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推动环太平洋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接触并参与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重新调整美国军事资产的战略部署。

其中，奥巴马加强中美关系的努力首先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些评论员甚至提出了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的构想。尽管这种认为中美关系可能成为全球治理引擎的乐观情绪最终消退，对华接触的总体目标却一直延续到了奥巴马的第二任期。总而言之，奥巴马政府更愿意低调处理与中国的分歧，而不是公开向北京施压，其对华政策的总体基调是在中国愿意接受美国倡议的领域(例如气候政策)发展合作，同时尽量避免影响两国双边关系大局的争端。

然而，与中国接触只是“重返亚洲”的一个部分。奥巴马亚洲战略的其他部分旨在兼施内外政策，从军事上制衡(balance against)中国。依据本国军事资源状况，奥巴马政府下令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使60%的美国军舰在2020年前集中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此外，为了重申美国的权力地位，诸如“海空一体战”的新型军事理论也逐渐得以提出与发展。

与这些军事举措相配合的是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广泛外交与政治接触。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提升了与印尼、缅甸、越南和老挝的双边关系，强化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的传统联盟关系，此外还积极参加诸如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合作组织。这些举措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希望维持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致力于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提供除搭崛起的中国便车之外的替代性政策选择。在经济方面，“重返亚洲”的标志性支柱是计划涵盖12个环太平洋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TPP。甫一上任，奥巴马就表现出了对TPP的全力支持，并将TPP视为巩固美国在东亚地区领导地位，防范中国在亚太建立经济支配地位的重要载体。

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尽管奥巴马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中的某些方面，“重返亚洲”的许多措施还是体现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明显意图。此战略的追捧者将其视为保护美国利益，避免与中国大规模竞争的必要手段;而批评者则认为，针对中国的制衡行为会激怒中国，激起后者的激烈反抗。但无论是追捧者还是批评者都一致同意，如果“重返亚洲”战略得以全面有效地实施，将使美国的政策思路产生一系列重大且深远的变革。

2.“重返亚洲”战略为何失败：三种可能的病状

“重返亚洲”战略最终失败，但并非彻底失败。奥巴马政府仍成功地使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在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方面)产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然而，该战略取得的成就却被其在其他领域的失败所抵消，这些失败体现在：对华关系恶化;针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计划未能如预想充分施行;一些关键伙伴关系(如美菲同盟)被削弱;美国对TPP的支持亦未能在国内得到保证与巩固;最根本的是，“重返亚洲”战略从未在美国国内被全面“制度化”。

目前流行的有关“重返亚洲”战略失败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

(1)不利的国际环境;

(2)战略本身内容不连贯，缺乏足够资源支持;

(3)过于依赖总统的个人选择，而被迫成为特朗普意外当选的牺牲品。

这三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显然不够充分。就不利的国际环境而言，第一种解释版本侧重于东亚地区之外的地缘政治局势，认为“重返亚洲”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转向的前提是欧洲与中东的安全局势足够稳定，能够允许美国进行有意义的亚太再平衡。然而事实是，奥巴马不得不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等紧急情况时搁置其在东亚的战略野心;而第二种解释版本则将“重返亚洲”的失败归咎于领导层对东亚结构性状况的错判，认为“重返亚洲”只会激怒中国，促使中国对美进行同等程度的对抗。在这些批评家看来，为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更有效地管控中美关系，美国应该专注于紧缩克制，而非将军事资产大规模投注到东亚地区。

就战略本身的弊病而言，有一些批评声音认为，美国无法做到对中国“恩威并施”(接触政策与遏制行为并举)，因为“接触”与“遏制”两种战略导向在本质上即不相兼容，这一矛盾导致该“重返亚洲”战略无法避免崩溃的命运。也有其他批评者认为，“重返亚洲”战略本身是自洽的，但奥巴马政府没有为该战略的运行提供足够的资金与物资支持。总而言之，这一类的原因解释无一例外都聚焦于讨论该战略本身的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不足。

最后一种解释则将“重返亚洲”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国内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使得奥巴马时代的许多倡议都葬送在这位继任总统的手中。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重返亚洲”的失败不能单单归责于这一个因素。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该战略的运行就已经暴露出了问题，而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是凸显了美国政治运行中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美国有效利用自身实力优势的能力。下一节内容将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以及它们如何削弱美国的可用力量。

02 “重返亚洲”的国内底面

本文认为，美国国内的三种病态削弱了奥巴马调动整合美国潜在权力资产，并将其转化为国际层面上可用力量的能力。这三种病态体现为：

(1)决策层过度的党派竞争;

(2)缺乏吸引国内民众并使其理解、信服的外交政策叙事;

(3)未能说服足够多的美国人相信“重返亚洲”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

相较于上一节有关“重返亚洲”失败的三种流行解释，本文认为可用力量受到国内因素侵蚀的观点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为解读美国力量投射失败的可能性提供了分析的一般范式。

1.过度的党派竞争

美国的外交政策学者倾向于相信，国内两党实现合作有助于美国在海外做出更持久、更可信的政策承诺。然而在奥巴马任职期间，国会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显著。过度的党派竞争并非新近出现，至少在冷战结束后，这一问题就已现雏形，并且形成了明显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总统执行外交政策造成阻碍。

尽管奥巴马努力促进两党就外交和国防政策达成一致，但仍深受过度党派竞争的负面影响。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由于所谓的“道歉之旅”(apology tour)受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抨击，之后又因为处理“阿拉伯之春”的方式而招致非议。面对国内力量对其国际议程的反对，奥巴马不得不以无需参议院建议与同意的形式参与伊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的谈判，但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承诺持久性的怀疑。此外，在第一任期内，美国国内立法者无法就财政政策达成一致，最终触发全面自动减支机制(sequestration)，其中半数减支来自国防开支，严重限制了“重返亚洲”战略的运行。更具体而言，美国并非缺少足够的资源支持“重返亚洲”的展开，而是国会党派竞争的背景制约了奥巴马政府将潜在资源转化为可用资源的能力。此外，过度的党派竞争也对奥巴马的贸易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重返亚洲”战略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支柱——TPP成为泡影。

总的来看，要想从长远上稳步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计划，不仅需要总统本人的决心，还需要国内两党就财政支出达成认同、民众对政府国际议程的广泛支持、向其他国家展现可置信决心的统一目标，以及在明确界限内就外交政策展开的全国讨论与对话。在此之后，即使执政班底更替轮换，美国的对外关系体系也不会出现“大规模摇摆”(massive swings)。但上述要素却正是奥巴马任期内未曾具备的。

2.未被成功推销的战略

一项战略的成功往往需要依赖巧妙的外交政策叙事，以增强国内政治支持，提高异见者反对的成本。奥巴马政府从未成功将该战略化为可理解并且具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议程充分推销给普通选民(甚至政治精英)，并得以使人们相信这项战略能够深化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重返亚洲”战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任期内，奥巴马未能在国内有效组织有关亚洲政策的全国讨论以隔绝国内批评对“重返亚洲”战略运行的负面影响。而事实上，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主要卖点也确实与亚洲关系不大。可以说，奥巴马最终还是深受美国外交政策“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限制，政府很难将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描述得超过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价值，与此同时也缺乏宏大的战略叙事，以证明亚太再平衡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本可以像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一样，通过将中国塑造定性为地缘政治对手，为“重返亚洲”战略在国内赢得支持与拥护;他也本可以将“重返亚洲”与美国历史上阻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的努力结合起来，使其融入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叙事。但实际上，为与中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如经济危机等)保持接触自由，奥巴马并未采取“妖魔化”中国的举措，也没有在美国国内引起共鸣，使人们相信亚太局势的发展与美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相反，在其执政期间，“重返亚洲”一直只是精英们需要关心的问题，这使奥巴马很难克服对“重返亚洲”战略的各种反对与阻碍，也使继任的特朗普能够轻而易举取缔该战略许多已取得的成就。

3.包容性增长

如果变革性的外交政策议程能够给国内民众带来更为显而易见的“回报”，那么选民和政治代表会更容易接受并支持这一政策议程的施行。但是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民众对作为“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价值之一的经济开放表现出越来越消极的态度，这意味着两党的政客都必须谨慎支持被视为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或者“反就业”的公共政策，而这也正是批评者给TPP贴上的标签。就此而言，强调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的“重返亚洲”战略成为了美国国内日益膨胀的反国际主义情绪的牺牲品，这种情绪氛围与过度的党派竞争共同作用，使奥巴马推动TPP运行生效的努力未能如其所愿。

总而言之，奥巴马政府缺少足够的国内支持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那么，为何奥巴马不转而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路径呢?原因之一，是保护主义有悖美国亚太地区盟友的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期望美国能够帮助太平洋沿岸地区实现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而不希望美国在国际合作领域后撤。另一个原因，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台的奥巴马承受着稳定美国经济的巨大压力，这让他坚持奉行经济开放的原则，希望借助国际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恢复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奥巴马对多边贸易协议的支持也使其招致了民粹主义势力的强烈抨击。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帮助他赢得了“铁锈地带”(Rust belt)的支持，并最终将总统宝座收入囊中，这同时也意味着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组合又成为了政策主流，而这一组合正好与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核心价值完全相悖。

美国对“重返亚洲”经济组成部分的抛弃同时也引发了其盟友与伙伴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广泛的经济、安全承诺未来命运的担忧。毕竟，美国在二战后最初同意保障日本、韩国等国家安全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关键地区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但在TPP(和TTIP)失败之后，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仍然将经济开放视为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如果美国在亚洲“深度介入”的经济逻辑已经削弱，这对长期以来与经济动机密不可分的安全承诺又意味着什么?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未来有任何实质性指导作用，那很可能意味着这些经济、安全承诺对美国而言将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

03 结论：美国主导地位的未来

本文认为，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的失败根源在于国内分歧扩大以及政治功能紊乱。过度的党派竞争与偏见、对美国主导地位目标的不同见解，以及认为政府标志性的贸易政策旨在将少数人的贪婪置于多数人的需求之上的看法，这三个因素共同促进形成了一种政治气候，使总统难以充分利用美国自身的力量，推行大胆的外交政策。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三个因素不仅对美国的东亚政策的施行具有负面影响，同时也制约着美国在东亚之外(例如在中东、欧洲等地区)的力量投射。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力不从心心知肚明，并且在将来制定国防政策时可能会因此有意地忽略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对手亦是如此，当它们感觉到美国正饱受国内弊病困扰时，它们可能会尝试更大胆地挑战美国的底线和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自己也可能会发现，由于自身的政治体系无法支撑任何需要国内民众团结、国家目标一致的外交政策上层建筑，自己将不得不选择性地抛弃一些长期的安全承诺。

总而言之，美国国内层面的政治功能紊乱已经形成了诸多障碍，如果未来美国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国内改革与调整更新，这些障碍将继续存在，制约着外交政策的运行。无论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偏好采用怎样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彰显本国国家力量，他们都应首先着力解决这些国内的政治病症，否则将很难使美国的实际力量有效转化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译者评述

不同于目前流行的将“重返亚洲”战略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不连贯的战略内容、不充分的资源支持等因素的原因阐释。本文认为，“重返亚洲”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政治功能的紊乱及其所制造的政治气候严重制约了政府将本国实力有效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效率与能力，并且这一制约作用并非个例，而是广泛影响着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投射。基于以上判断，本文进一步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未来做出了以下大胆推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与调整，美国的政治体系将越来越难以支撑任何需要国内民众团结、国家目标一致的外交政策上层建筑，并且不得不选择性抛弃一些长期的安全承诺与战略部署。

本文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重返亚洲”战略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梳理与补充，尤其是其中关于战略失败原因的分析，为观察“重返亚洲”的实际运行提供了以美国国内政治功能为核心的探究视角;其二，以对“重返亚洲”的案例研究为支持，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地为解读美国力量投射失败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适用性的分析模式，同时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未来作了合理中肯的判断。

总的来看，虽然作者并未明确点出本文所诉诸的理论分析工具，但仍然可以看出其论述过程中所体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底色——尤其是扎卡利亚“政权中心现实主义”(state-centered realism)的影响。此外，本文所提到的美国国内政治功能的紊乱也并非新鲜话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三边委员会就曾委托亨廷顿等人写过《民主的危机》，对民主可能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政治秩序衰落进行过讨论。近年来，随着美国日益明显的政治极化趋势，以美国国内政治弊病为探讨主题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福山的“美国政治衰败论”。在福山看来，“否决型政体”导致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使得党派之间难以实现合作，民选政府与总统也难有作为，既不能体现民意，又做不了该做的事。结合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许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演变，及其对外交政策制定运行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8/1

旧文章ID：25630

作者：付随鑫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2期

【内容提要】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后，他仍然是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他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牢固掌控着数量众多的坚定支持者和一个庞大的政党机器，并正在等待重返美国政坛的新契机。然而，他的政治前景面临选民基本盘难以扩展、对外发声受限、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向好等阻碍因素，并存在自身健康隐患、面临不利诉讼等潜在风险。在内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特朗普继续参与美国政治的情况至少有再次竞选总统成功、再次竞选总统失败、成为共和党内的“造王者”、充当“搅局者”、被共和党边缘化等可能性。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将是检验特朗普政治影响力的试金石。【关键词】美国政治;政党政治;特朗普;共和党

2021年1月，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在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阻挠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发起诉讼挑战大选结果，散布大选选票被窃的阴谋论，鼓动支持者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2021年1月6日，在国会参众两院最终确认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之际，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其煽动和纵容下攻入美国国会大厦。这一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粉碎了特朗普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的最后幻想，也暂时削弱了某些共和党精英对他的支持。

然而，特朗普的政治前途远未终结，他的政治资本依然雄厚。经过短暂蛰伏后，特朗普在2021年2月28日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了卸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高调宣布将重返美国政坛。此后，特朗普多次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出口风或进行调侃，这不仅激发了保守派选民的政治热情，也使共和党精英不得不给予附和。在过去四五年的时间内，特朗普打造了一个坚固的选民基本盘，几乎完全“接管”了共和党，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这些“成就”为他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即使遭遇竞选连任失败并以可耻的方式结束总统任期，但特朗普在美国政坛仍然是“800磅的大猩猩”，足以无所顾忌地行事并依然能决定许多人的政治命运。虽然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已经结束，但他的政治生命、政治理念和政治影响都远未终结。深入探讨特朗普的政治前景，仍然是理解“特朗普冲击”和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途径。

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政治行动

自2021年2月末宣布重返美国政坛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对自己的政治前景做出试探。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宣称考虑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宣布排除组建第三党的可能，声称将致力于加强共和党和对付民主党。此后，他多次对2024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这一话题进行自我调侃，但拒绝做出任何承诺。3月16日，特朗普声称支持者都希望他参选，但他还要视情况再做决定。特朗普表示，目前的重点是致力于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赢回对国会的控制权，并认为共和党有非常好的机会夺回两院。4月30日，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他不仅在非常认真地考虑参选，而且决定将选择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作为2024年参选的潜在竞选伙伴。他还声称每个人都希望他参选，预言竞选会非常成功。特朗普的参选计划已成为共和党内最大的猜谜游戏，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计划参加2024年竞选的人而言，更是未来难以预料。特朗普此举将自己置于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有利位置，既避免过早地卷入党内争斗，耗费政治资源，又可以吸引共和党精英的支持，巩固他在共和党内的实质性主导地位。

除了不断进行政治试探之外，特朗普已经初步采取了一些政治行动。他在卸任后，很快就建立了“前总统办公室”，并雇用前白宫高级顾问贾森·米勒(Jason Miller)等助手作为工作人员，以继续推进自己的政策议程。他还成立了“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Save Americ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旨在为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筹募资金，并巩固他在共和党中的地位。该委员会将与“使美国再次伟大委员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Committee)、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起，成为特朗普试图再次问鼎白宫的重要政治平台。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一直在积极筹集资金。截至2021年4月，他已筹集到两亿多美元的捐款。这笔资金的用途表面上是用于在法庭上挑战2020年大选的结果，实际上可以由他随意支配。

结束总统任期后，特朗普仍在努力维持和强化对共和党的控制。他在海湖庄园接受共和党精英和民众的“朝拜”，试图将海湖庄园打造成共和党的政治中心。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攻占国会”事件后曾一度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但迫于共和党内的压力，他很快便亲赴海湖庄园寻求特朗普的支持，以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对于忠于自己的共和党政治人物，特朗普会给予公开背书;对于违抗他的人，特朗普则会祭出严厉的惩罚。特朗普宣称，将不再为“假共和党人”提供竞选资金，并禁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用以筹款。投票赞成弹劾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受到党内惩戒，其中包括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利兹·切尼(Liz Cheney)。

特朗普还积极宣扬他的另类政治叙事。他不断接受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的采访，继续宣传“特朗普主义”，努力维持在媒体的影响力，彰显其政治存在。他不断传播各种右翼阴谋论，其论调的核心是他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的胜利被拜登和民主党窃取，以及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攻占国会大厦是合法的爱国行为。在特朗普的主导下，共和党人的身份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政策信仰来定义，而是变为一种偏执的心态来定义，任何希望得到特朗普认可的共和党人都必须为其谎言和阴谋论做辩护。

特朗普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政治行动，但尚未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深入参与美国政治。目前来看，特朗普未来可能有多种参与政治的形式：一是他本人在2024年再次竞选美国总统;二是成为共和党内的“造王者”，用他的政治资本来决定共和党内候选人的政治命运;三是像以往结束任期的美国总统那样，失去影响政治大局的能力，充当“搅局者”或被边缘化。这些不同的政治前景既取决于特朗普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和面临的阻碍，也取决于其对手的反应和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

特朗普的政治资本与优势

特朗普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和可被其利用的政治优势，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个人层面、政党组织层面和政治环境层面。

(一)个人层面

特朗普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他拥有一个非常稳固且规模庞大的选民基本盘。自2015年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以来，他便在未接受大学教育、以白人为主具有保守倾向的选民中享有稳定的支持度。在其四年的任期内，相对于前几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虽然不高，但却异常稳固，长期保持40%上下的支持率，支持率最低时也没低于35%。即使在“攻占国会”事件发生后，仍然有32%的选民对特朗普持支持或非常支持的态度。这一比例只比2020年大选结束时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基本盘大约占美国选民总数的1/3。这一数字虽然不能保证特朗普必然胜选，但却意味着他拥有“关键少数”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在美国政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选民基本盘主要是特朗普自己争取来的，选民只是效忠于特朗普本人，他们对共和党建制派的依赖性很低。2015年，特朗普以政坛“局外人”的身份参选，他虽受到共和党建制派的排挤与打压，但在其基本盘的高度支持下，最终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党内初选和2016年大选。在执政期间，特朗普不仅没有屈服于共和党建制派，反而迅速“接管”了共和党，将其改造为“特朗普党”。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要么被迫引退，要么在特朗普支持者的反对下落选。“攻占国会”事件发生后，一些共和党建制派精英认为共和党摆脱特朗普掌控的机会来临，他们开始疏远或谴责特朗普。但特朗普的基本盘依然稳固，反而是“反叛者”受到了共和党基层组织和选民的惩戒。

特朗普对其基本盘的吸引力一方面源于他切中要害的政策理念。美国中下阶层白人在全球化、自由贸易、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多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遭遇了严峻的经济困境，对其种族与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焦虑。特朗普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打破两党建制派长期坚持的传统理念，大肆奉行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竭力迎合保守的中下层白人的诉求。这些经济、种族、文化上的矛盾可谓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顽疾，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或许能有所缓和，但不太可能变得无关紧要。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理念仍将对保守白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仍将为特朗普的政治生命提供强大的支持。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选民基本盘的吸引力更源于其独特的“政治表演”。特朗普或许算不上是民粹主义者，但其言行极力迎合保守白人蔑视精英的情绪，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风格。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在乎他做成了什么，而是更关心他有没有“狠狠地教训”他们所厌恶的自由派敌人。与其他问题相比，共和党选民更渴望那些“在与民主党的斗争中不会退缩”的候选人。特朗普提供给支持者的不仅仅是理念和政策，还有情感的共鸣与释放。对于厌倦了被精英侮辱、轻视和指手画脚的人来说，特朗普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打破“政治正确”束缚的希望。特朗普特立独行的“政治表演”方式，是共和党内的竞争者很难模仿或超越的。参议员汤姆·科顿(Tim Cotton)和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等传统的共和党政治人物虽然试图继承特朗普的理念，努力迎合保守白人的诉求，但他们的言行举止无论如何都难以与保守白人选民产生某种情感上的共鸣。

(二)政党组织层面

通过掌控共和党的核心选民，特朗普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共和党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为其所用。在美国政治游戏规则下，谁能吸引选民、获得选票、赢得选举，谁就是政党的实质性领袖。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大约占到共和党选民的2/3，这意味着他能轻易地主导共和党，而其他共和党精英却缺乏对他的反制手段。在过去的几年中，部分共和党精英多次希望利用特朗普被丑闻或失败击倒的机会摆脱他的影响，他们连短暂的成功都未能取得。不管特朗普在执政期间的言行和政策如何离经叛道，他一直能得到大约90%的共和党选民的支持。特朗普虽然竞选连任失败，但他出人意料地赢得了7400万张选票，远超过以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对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掌握，成为特朗普令共和党精英畏惧和屈服的政治资本。

即使经历“攻占国会”事件，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也远非其他潜在的竞争者所能匹敌。56%的共和党选民坚称，特朗普不应对“攻占国会”事件负责，65%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一系列挑战行为都是适当的。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民意调查中，有95%的与会者表示，共和党应该继续拥护特朗普的政策主张;68%的与会者表示，特朗普应该在2024年再次参选。在众多潜在的共和党总统竞选初选竞争者中，特朗普以55%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排在第二位的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他的支持率为21%;其他共和党政治人物的支持率皆不到10%。

支持特朗普已经成为共和党内政治人物赢得选举、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特朗普掌控着共和党的核心选民，并拥有巨额的竞选资金，很容易通过操纵党内初选来决定共和党参选者的命运。有大约7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支持特朗普是对共和党其他政治人物任职的一个要求。参选者不仅需要积极拥护贯彻特朗普的理念，更要坚定不移地忠于特朗普个人。是否忠于特朗普的关键衡量标准是，是否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被窃”的说辞和反对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认证。违逆者会受到特朗普的严惩，效忠者还需竞相表现得更为忠诚和立场更极端。虽然利兹·切尼的理念更符合保守派的政治主张，但她还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被剥夺了党内的领导职务，并被一位理念较温和但更坚定支持特朗普的议员所取代。在美国的许多州，共和党内的挑战者们都比现任者们更为偏激地维护特朗普以及他的谎言和阴谋论。

目前，共和党内无人能挑战特朗普，只能遵循他的理念与策略。虽然有不少共和党精英私下对特朗普继续“主导”共和党表示担忧，但当下任何仍希望谋取权力的共和党政治人物都不会公开反对特朗普。从理性的角度而言，共和党内的竞争者们都试图避免直接成为特朗普的攻击目标，同时又都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反对特朗普。这种相互推卸责任的做法造成了类似“囚徒困境”的局面，这不仅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初选中脱颖而出，也有利于他继续掌控共和党。当前，2024年大选共和党的潜在竞选参选者要么是“超级特朗普”，如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特德·克鲁兹(Ted Cruz)、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要么就是改良版的特朗普，如卢比奥、科顿和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等人。以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和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为代表的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政治人物已经被完全边缘化。

鉴于可以从利用特朗普中获益，共和党短期内并没有抛弃特朗普的强烈动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政党在总统选举败选后会进行激烈的党内辩论，探讨没能获胜的原因，以及需要如何进行党内变革。例如，民主党在1988年、2000年、2004年和2016年大选竞选失利后，以及共和党在1996年、2008年和2012年大选竞选失利后，都曾进行过党内辩论。但2020年大选后却并未如此，共和党不仅拒绝反思与改革，反而在特朗普的既定道路上加速前行。究其原因，除了共和党核心选民仍然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这个主要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部分共和党精英对特朗普主导下的状况感到还算满意。特朗普为共和党赢得了创历史纪录的选票，而且在赢得少数族裔选民支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共和党精英们认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这一偶然因素，共和党几乎能继续控制白宫和参议院，众议院选举的结果也超出了预期。他们还认为，只要沿着特朗普的既定道路前行，利用好特朗普的政治资源，共和党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因此，没必要激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反而应该听从特朗普的“指引”。

(三)政治环境层面

美国激烈的内部矛盾有利于特朗普积累和运用其政治资本。特朗普的支持者所遭遇的经济困境、种族与文化冲击在短期内很难消退。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试图推行再工业化、实施“购买美国货”和保护美国工人的政策，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趋势不可逆转，白人蓝领的失业和收入停滞状况很难得到改善。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在持续增长，过去十年来增长了近2000万人，而白人人口则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预计到2045年，美国的少数族裔人口将超过白人人口。虽然特朗普政府竭力排斥外来移民，但2019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仍高达103万人，只比特朗普上任之前少了15万人。由于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外来移民已经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拜登政府放松移民限制、提高年度难民限额的政策，将更加刺激保守白人的神经。

特朗普和共和党精英将继续利用上述矛盾来煽动选民、获取选票。他们还会继续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外来移民和所谓的“中国冲击”，炒作保护主义、本土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拜登上任后，保守白人会进一步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特朗普和共和党精英竭力利用这些恐惧，操弄“文化战争”，反击民主党的“取消文化”，以维持选民的忠诚度。当达美航空、可口可乐等大企业谴责佐治亚州共和党压制选民的法案时，特朗普和共和党高层宁愿得罪商界“金主”，也要迎合保守白人的民粹主义情绪。

对2022年中期选举的乐观预期将提振特朗普深度参与政治的信心。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平分参议院席位，在众议院只比民主党少五个席位。特朗普曾表示，他本人和共和党高层都对在2022年夺回国会相当乐观。这种乐观心态并非没有道理：美国选举政治的历史规律表明，中期选举对在野党更有利。在过去的39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有37次损失了众议院席位;在1914年参议员直选以来的26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有19次损失了参议院的席位。而且，2020年人口普查后，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短期内将有利于共和党。由于美国南部和西部人口增加、东北部和中西部人口减少，民主党控制的多个州将损失众议院席位，而共和党控制的得克萨斯、佛罗里达、佐治亚、北卡罗来纳等州都将增加席位。共和党将在其控制的州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区划分，仅从这四个州共和党就能获得夺回众议院所需的五个席位。如果2020年的总统选举按照新的人口数据分配选举人票，那么特朗普会多获得三张选举人票。此外，共和党还在其所主导的佐治亚、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等州制定新选举法，以压制民主党的选民。

政治极化也将阻碍拜登政府施政，为特朗普重新崛起提供潜在的有利条件。美国的政治极化程度已经达到内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党极度缺乏共识，否决政治横行，重大立法无法通过，政府不时陷入僵局，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下降。尽管拜登声称将努力争取两党合作，但他依然要靠行政令治国，国会重要法案的投票基本上按党派站队，两党争斗丝毫没有减弱。拜登执政初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两党都关注的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问题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共和党人对拜登的认可度依然很低。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只有11%的共和党人认可拜登执政百日的表现，比民主党人的认可度低83个百分点。这一党派分歧是过去几届总统任期中最大的，甚至比特朗普执政同期还要高八个百分点。

虽然拜登政府竭力回避容易引发两党争斗的移民改革、枪支控制、种族平等议题，但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正在不断恶化，大规模枪击和种族暴力事件不时发生，进步派对拜登政府施加的压力在上升。一旦拜登政府无法再回避这些议题，两党的争斗将快速升级，特朗普和共和党也更容易煽动选民的不满情绪。科顿已经自信地预言，美国边境移民潮将是2022年中期选举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将是共和党重新获得多数席位的门票。尽管有商业团体的游说，共和党仍拒绝制定全面的移民协议，并将移民危机归咎于民主党。面对政治极化困境以及2022年中期选举的不利局面，拜登政府接下来的政策实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这将为特朗普东山再起提供有利的契机。

特朗普面临的阻碍和不确定因素

尽管特朗普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并享有不容小视的政治优势，但他的政治前景仍面临重重阻碍，而且在美国政坛还有诸多超出他掌控能力的不确定因素。

(一)特朗普自身的政治缺陷

特朗普政治前景的最根本障碍在于其选民基本盘很难扩展，这正是和他最大的政治资本相背离的一面。他虽然拥有稳固的选民基本盘，而且这个基本盘足以使他掌控共和党，但主要依靠这个基本盘却很难使他赢得总统选举。简言之，在美国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特朗普和共和党被困在了少数派的一极。

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失败后曾发布检讨报告，敦促吸纳更多的少数族裔、年轻人和女性选民。但特朗普2016年在构建选举联盟时没有遵循这个提议，而是大胆地另辟蹊径，竭力吸引中西部关键州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这个选举策略使他在2016年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在2020年大选中，这一策略却未能继续奏效。拜登则吸取了希拉里的教训，采用了更为平衡的选举策略。他虽然失去了少量的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但却赢回了部分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的选票，还吸纳了更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特朗普如果固守共和党既有的策略和理念，那么在2024年大选中，他依然很难赢得多数普选票。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在总体上更有利于民主党。近年来，少数族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比老一代更倾向自由化。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教授在其《共和党在毁灭自己吗?》(Is the Republic an Party Destroying Itself ?)一书中，详细探讨了共和党为自身设置的人口结构陷阱。他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在持续转向民主党，而共和党所依赖的保守白人和老人正在不断减少。共和党如果继续秉持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必将失去对未来的控制。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联合发布题为《美国选民的未来》(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报告，对民主党的人口结构优势做出了相当乐观的评估。该《报告》预测，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民主党的选民基础蓬勃增长，并使共和党陷入困境，最终将导致民主党在未来十年囊括“铁锈地带”和“阳光地带”关键州的支持。

人口结构并不能完全决定政党的政治命运，共和党并非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要想获胜，共和党需要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少数族裔选民这三个关键群体中取得新的平衡。卢比奥、霍利等人试图抛弃特朗普“狂乱”的民粹主义风格，但保留其民族主义内容，将共和党打造成一个多族裔的工人阶级政党，以此巩固和扩大共和党的选民基础。不管这种超越“特朗普路线”的尝试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但只要特朗普不予首肯，这种策略就很难在共和党内推行。

特朗普一直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加倍下注，但他无法阻止其中部分立场摇摆的选民倒向拜登和民主党，他从这个群体中得到的收益也不足以弥补他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的损失。特朗普在少数族裔选民中获得的支持虽然显著但仍然有限。特朗普曾声称，他赢得了60年来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高比例的非白人选民的支持。但这并非实情，小布什总统和里根总统在少数族裔中获得的支持要明显好于特朗普。近年来，族裔身份政治的逐渐去极化可能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缓慢趋势，即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在下降、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在上升;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在上升、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在下降。特朗普因其鲜明的个人色彩固然吸引了一批新的少数族裔选民，但他主要是上述趋势的受益者，他的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言行甚至可能会对这个趋势起反向作用。

特朗普恐怕很难主动调整认知和选举策略来扩展其选民基础。一方面，他的认知结构已经固化。从特朗普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不管事情进展顺利与否，他都在按照既有的认知前进，甚至还不断加以强化，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但政治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特朗普的认知虽然能帮助他在2016年的政治形势下取得意外的胜利，但也可能无法适应美国新的政治形势和难以应对民主党的新策略。另一方面，即使特朗普试图改变认知和调整策略，他的选民基本盘也不会使其轻易改变策略。这个基本盘是共和党内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相当反感共和党的重大变革，尤其反对否定“特朗普路线”，但他们的利益与共和党追求赢得大选的策略并不十分契合。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失败，共和党就不可能摆脱基本盘对其政策立场的牵制。

(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有可能下降

目前，特朗普在美国媒体的影响力严重受限。“攻占国会”事件发生后，推特和脸书等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都封杀了特朗普的账号，短期内恢复其账号的可能性不大。目前，“谈话”(Parler)、“大全新闻网”(Newsmax)、美国“第一新闻网”(One American News)等右翼媒体平台依然对特朗普持欢迎态度，但它们的用户和受众的数量非常有限。2021年5月初，特朗普推出了自建的媒体平台——“来自特朗普的办公桌”(From the Desk of Donald J. Trump)。考虑到特朗普自建商业品牌的失败记录以及福克斯新闻在保守派中的巨大影响力，预计这个平台不太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福克斯新闻仍然不时地采访特朗普并竭力附和其论调，但特朗普在主流媒体上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消退。无论是在电视新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的关注度已经回到他在2015年宣布参选前的水平，与其执政期间相比显得不值一提。社交媒体是特朗普迅速崛起和影响美国政治大局的重要途径，在媒体发声受阻将严重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

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具有明显的个人局限性，严重依赖特朗普的个人魅力，而且伴随总统权力的丧失很容易快速衰减。这一过程在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罗斯·佩罗(Ross Perot)、萨拉·佩林(Sarah Palin)等右翼民粹主义领袖身上都曾应验过。虽然特朗普的能量非这些人所能比，但至多只是这一衰减过程历时更长而已。特朗普具有非常个性化的民粹主义风格，很难被其他共和党精英模仿。霍利、克鲁兹、蓬佩奥等人对特朗普的极力模仿，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尤为显得拙劣，无法唤起支持者情感上的共鸣。许多选民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魅力而非其政策理念而选择支持他，这意味着特朗普对选民的吸引力很难被共和党精英所分享或继承。

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还将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在美国的选举中，总统对选民的吸引力通常很难延伸到议员身上，奥巴马和特朗普这两位在各自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皆是如此。2018年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结果不如预期、2021年1月共和党丢掉佐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席位都表明，来自特朗普的助选不仅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可能反而起了相反作用。如果特朗普无力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候选人就可能远离特朗普另寻出路。2022年的中期选举将是特朗普政治资本的试金石，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特朗普接下来的政治行动。

此外，共和党内竞争者的政治野心可能会妨碍特朗普的政治前途。虽然离2024年总统竞选还有两三年之遥，但潜在参选者的名单已经很长。除了彭斯、蓬佩奥、黑利这三位特朗普的前内阁成员之外，至少还有八位参议员、四位州长和一位主持人有意向参选。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每位竞争者都野心勃勃，竭力开辟利基，希望把其他人挤走。目前来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是共和党内除特朗普之外最具优势的竞争者，他既极力模仿特朗普的政治表演，又拥有扎实的执政记录，且占据着佛罗里达这个关键州。虽然有特朗普这个不确定因素，但竞争者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一些人已前往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访问，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博弈。尽管这些潜在的竞争者暂时没有勇气向特朗普发出公开挑战，但特朗普在自己的政治谋划中将不得不对竞争者的政治行动做出预判与评估。

(三)不利于特朗普的政治环境

特朗普的政治前途还取决于对手的策略选择以及他们对政治环境的塑造。特朗普与拜登和民主党的博弈是动态的，目前后者更具主导性，特朗普则暂时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拜登和民主党对美国政治环境的塑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特朗普政治资本的发挥。

如前所述，拜登政府可能会面临执政失利的挑战，在重大的争议性议题上也许会遭遇失败，从而为特朗普的东山再起提供有利契机。从目前看，拜登和民主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根据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执政百日时的总体支持率达到59%。虽然比奥巴马政府同期低两个百分点，但比特朗普政府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大多数美国民众认可拜登执政初期的表现，特别是认可其在抗疫和经济复苏这两个重大议题上的表现。美国广播公司和艾普索斯(Ipsos)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对当前的国家方向表示乐观，美国民众上一次达到如此水平的乐观程度要追溯到2006年。

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而美国选民普遍赞赏蓬勃发展的经济状况，这对特朗普的政治前景尤为不利。伴随美国经济加速复苏的有利局面，拜登政府正在不断推动重大立法。美国2021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4%，预计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高达6.5%。美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使特朗普和共和党处于尴尬的境地，缺乏有力反击民主党的手段。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大幅增加了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以至于共和党现在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令人信服地指责民主党。更重要的是，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数量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的担忧远远小于上一代人。55%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专注于做更多的事情;而只有41%的人认为，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40年后的今天，意识形态的钟摆可能再次回到注重公共利益的一边。蓬勃发展的经济可能会使特朗普和共和党热衷的“文化战争”黯然失色，使美国民众愤怒的民粹主义情绪消退。美国民众可能已经做好准备支持更积极有为的政府，并试图从抽象的政治争论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战争”中走出来。

(四)其他影响因素

在政治舞台上随时可能发生诸如经济危机、恐怖袭击、军事冲突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相关各方的优势与劣势会迅速发生逆转。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特朗普的连任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严重冲击。如果没有新冠疫情，他或许能获得连任。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特朗普自身在治理能力上的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很难像小布什总统那样能够利用危机，成功地提高自身的政治资本。

从目前看，虽然很难预测美国两三年后的经济形势，但不排除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导致经济过热、严重通货膨胀，甚至发生债务危机或出现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可能。不过在政治极化的环境中，经济形势与选民投票行为之间的关联比以前有所减弱，选民往往基于党派立场看待和评判经济形势。即使美国经济未来出现短暂的困难，也不能确保共和党候选人在2024年大选胜选。在杜鲁门、里根和奥巴马第一任期内都曾出现经济困难的状况，但这几位总统都成功获得连任。

而且，特朗普面临的司法诉讼可能会使其政治前途障碍重重。目前，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仍在针对特朗普旗下产业的税务问题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特朗普旗下产业存在商业欺诈，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指控，不排除民主党人会继续就税务问题向特朗普发难。此外，特朗普的任期才刚结束，对其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内部事件的审视才刚开始，如果特朗普有尚未被披露的丑闻，拜登政府不会置若罔闻。特朗普还面临身体健康状况、家族生意遭遇危机等其他潜在风险。总体而言，上述因素都会弱化特朗普再次深度参与美国政治的意愿和能力。

特朗普参与政治的几种可能性

综合考虑上述各种有利和不利、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本文认为，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存在不小的变数。最大的有利且确定的因素是特朗普对选民基本盘和共和党的牢固掌控，这将保证他能很容易地获得共和党的初选提名;相对有利且不甚确定的因素是仍被特朗普掌控着的共和党较容易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赢回国会一院或两院;最大的有利但不确定的因素是拜登政府执政失败，或者出现不利于拜登政府的重大危机。这些有利因素的存在或出现会推动特朗普再次积极介入美国政治，再度参加总统竞选甚至可能再次当选。最大的不利且确定的因素是特朗普很难做到扩展其基本盘进而赢得大选。这意味着他必须认真权衡要不要冒再次败选的风险，进而决定要不要参加2024年大选共和党内初选;相对不利且不确定的因素是共和党内出现某些强大且公然发出挑战的竞争者。这可能是因为某些竞争者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与野心，也可能是由于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将不得不把大量政治资本消耗在党内斗争中，导致其无力实现更大的政治抱负;最大的不利且不确定的因素至少有三：拜登政府执政总体成功、美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机、特朗普出现严重的健康或司法问题。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或出现将抑制特朗普的政治野心，进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除了上述这些相对客观的因素，也不能忽视特朗普的主观因素。他个性好斗，睚眦必报，绝不轻易承认失败，因此他可能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特朗普虽然极具政治直觉，但也存在认知固化的问题，无法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其政治理念和策略，也许会在无法获胜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还可能陷入“小圈子”决策模式，被身边的亲信误导，做出类似2020年大选后的错误决策。特朗普的政治前景虽然已经有不少清晰的脉络，但目前总体上仍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许多共和党人认为他只是在持续玩弄政治，并没有认真考虑再次参选。特朗普可能尚在审时度势中，需要等待时机趋于成熟才会最终做出决定。

如果只考虑客观因素，并假定特朗普是理性的决策者，那么他的政治前景至少存在五种可能性，分别是再次竞选总统成功、再次竞选总统失败、成为共和党内的“造王者”、充当政治“搅局者”以及被边缘化。目前看前三种的可能性较大，后两种的可能性较小。

再次竞选总统成功的可能条件是特朗普继续主导共和党、其自身的健康或法律状况允许他再次参选，同时拜登政府执政相当失败为其提供获胜契机;再次竞选总统失败的可能条件是特朗普继续主导共和党，其身体或法律状况允许他再次参选，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但就像2012年那样，美国的多数选民并不打算放弃在任总统;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内“造王者”的总体条件是他能继续“主导”共和党，但无望再次赢得大选。具体情况可能是：他的基本盘很难扩展、拜登政府执政比较成功、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只是如历史周期规律一样有所斩获但没有重大突破、共和党内部出现了能充分继承特朗普的理念并能赢得共和党选民好感的替代者、特朗普的健康或法律状况不支持其参选。

如果特朗普失去影响美国政治大局的能力，不得不充当“搅局者”，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逐渐失去对共和党的掌控能力但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共和党内出现了公开的且具有强大实力的挑战者、特朗普的健康或法律状况不佳、选民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度明显减弱、拜登执政相当成功。如果特朗普被边缘化，连“搅局”的能力都不具备的话，那么也许是因为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明显下降、失去了对共和党的掌控能力、他个人的健康或法律状况严重恶化、拜登政府执政非常成功、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失败、共和党及其选民的政治偏好发生明显变化等。

结语

美国总统卸任后继续深入参与政治的情况虽然少见但并非没有先例。美国历史上曾至少有六位前总统试图再次参选，但除了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之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没能成功，而且他们的声誉还在失败的努力中受损。相对于特朗普来说，克利夫兰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他在参加的三次总统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普选票，而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从美国的经济模式、人口结构、社会思潮的长期变化趋势来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生命可能不会比19世纪90年代的农业民粹主义者更持久，他们似乎也无力阻挡美国向更多元、更平等的后现代社会前进。从政治周期的角度看，特朗普应该属于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界定的“分裂型总统”(disjunctive president)。布坎南总统、胡佛总统、卡特总统这些“分裂型总统”通常在一个政治周期濒临结束时上台，他们不仅无法维持既有的政治秩序，也无力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进而招致政治上的惨败。特朗普突破了里根总统确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但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新一轮的政治周期将有待其他总统开启。

特朗普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他能否赢得或帮助共和党赢得未来的重要选举。如果长期失去权力，特朗普的影响力就会衰减，共和党也会想办法超越或摆脱特朗普。当然，选举失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同的人会做出全然不同的归因。在美国政治史上，一个政党往往要经历两次总统选举的失败，才能凝聚力量，达成新的共识，找到新的出路。即使再次遭遇失败，特朗普仍然可能像美国南方邦联的失败者那样，被其支持者视为受害者、殉道者、革命领袖，甚至被封圣和神化。而继续坚持“特朗普路线”的共和党也可以像美国内战后的民主党那样最大限度地发挥少数派政党的力量，靠压制选民、不公平划分选区、选举人团制度、在参议院“搅局”、利用不同派别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差来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短时间内，特朗普依然具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与广阔的博弈空间，他依然牢固掌控着大量坚定的支持者和一个庞大的政党机器。近年来，美国的两党竞争异常激烈，每个政党充其量只能短期维持“不安全的多数地位”，很多不确定或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支持者迅速倒向某一政党。这种脆弱的政治结构为特朗普运用其政治资本，谋取政治前途提供了可能。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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