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7月28日，第十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在履新致辞中，秦大使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表述，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

他强调，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应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

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新任驻美大使的这番演讲无疑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如何寻求“中美相处之道”，这是面对拜登政府不断强化的对华政策压力，中国方面主动抛出的一个新课题。

何谓“中美相处之道”

从近日两国高级外交官在天津的“交锋”看，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和风格上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从中或许可以一窥中方如何认识“中美相处之道”。

面对在对华施压方面持续加码的拜登政府，中国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照顾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而选择只对外界通报“语气和缓”的言辞。在安克雷奇中美会谈之后，中国“有话直说的外交”(outspoken diplomacy)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次，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毫不讳言中美关系的“失控”风险，直言美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出现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为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王毅对美方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坚守的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谢锋副部长在与舍曼举行会谈时，用“坏事做绝”这样的话语，毫不客气地对美国表达中国的严重不满，将拜登政府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称为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

针对如何定性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谢锋称，“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谢锋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不能指望，美国对华政策大变，而中国的对美外交还停留在原地。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以“大国竞争”为导向，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根本性的调整，并呈现较突出的“新冷战”色彩。从拜登执政后的政策表态和相关做法看，其继续将“战略竞争”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点和框架，并展现出对中国“竞而胜之”(outcompete China)的强有力姿态。4月28日，在迎来执政百日之际，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我们正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以赢得21世纪”。显然，美方将这场中美之争视为“世纪之争”，也就是拜登念兹在兹的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

实际上，正如中国高级外交官所言，美国已经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了，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华定位正在向“敌手”的方向移动。

在很多美国高官看来，中国不再仅仅是个“挑战”，而是“威胁”，甚至是“头号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明确称，“美国的战略是根据威胁进行排序的，而未来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因为中国在上升;虽然俄罗斯也是威胁，但它在下降”。

美国情报机构大肆宣扬中国“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表示，“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无与伦比的优先事项”。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国寻求获得“全球性力量”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该报告妄称，中国继续用“全政府”方式“扩大其影响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并培育有利于中国威权体制的新国际规范”。在阐释这份评估报告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诬称，中国对美国的创新、经济安全和民主理念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自然，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定性令中方感到极为不满，更具争议的是，美方总在强调要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虽然美国方面认为“实力地位”这个表述在英文语境中是中性色彩的，但是中方判定，美方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实质就是居高临下、仗势压人。

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平等”一直是中国处理对美外交时所坚持的诉求。在中国寻求“强起来”的今天，这种对“平等”的要求变得更为强烈，这也是中国提出的“平视外交”的应有之义。

中方强调，美国不仅“没有资格”以所谓“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也不能以“傲慢偏见”、一厢情愿地设定“中美相处之道”。拜登政府想要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建立“护栏”(guardrails)以防止和避免冲突，对此，中方明确表示，如何建立“护栏”，必须由双方商定，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必须以维护双方利益为导向，必须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不能是美国单方面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

美国对华施压仍将加码

应当看到，对“中美相处之道”的探索一定伴随着双边关系的波动，拜登政府目前仅是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对华“出招”还在后面。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拜登政府以“复合型阵营”等方式全力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考验。

在经贸领域，拜登政府继续保持对华惩罚性关税，在供应链方面减少对华依赖，加紧与盟友研商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等问题的共同策略。

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在经济领域“违规、不当及非法的行为”，保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关税举措并作为杠杆，欲迫使中国方面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上对美方做出更大程度让步。

与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并以实际举措推动与中国有管理、有针对性的经济“脱钩”。为响应白宫的政策，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人推动国会的相关立法工作，为供应链中受到冲击且面临中断问题的美国企业提供资助，促使美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寻求替代供应商，以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

拜登政府注重修复与盟友之间因“关税战”受损的经贸关系，以纠正前任的“错误”，促使盟友更加紧密地与美国站到一起，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萨米拉·法兹利(Sameera Fazili)强调，拜登保护供应链的策略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方式不同，“这项工作不是让美国独自行动”，“我们致力于与伙伴和盟友合作，以减少脆弱性”。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arine Tai)正与盟国和伙伴国的相关高官，围绕中国议题展开频繁磋商，构建压制中国的多边经贸阵营。

美方欲将经贸问题与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力图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美国的主导力，阻遏中国利用贸易规则上的“灰色区域”(gray areas)。

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力图通过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完善“小院高墙”策略、组建“民主科技联盟”等方式强化与中国的竞争。

拜登所强调的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有赖于如何确保和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优势。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认为，创新力是美国力量的核心，技术问题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技术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

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高官与美国科技界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识更为深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多次称，拜登政府认为美中之间正在进行战略竞争，科技是其中的核心竞争领域。

为进一步充实“小院高墙”策略，美国商务部将强化“实体清单”等机制，财政部牵头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国家安全审查小组”也将进行扩充，并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深化协调，增强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精准性。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等人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新的跨部门机构，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合作等。

此外，拜登政府注重利用多边方式对华展开技术竞争，宣扬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之间的分野，力图构建“民主科技联盟”，推动“技术民主国家”围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供应链调整等加大协调，在国际技术标准、科研交流规范、新兴技术应用伦理等方面制衡中国影响力。美国还将推动相关国家展开联合融资与研发，在5G等领域提供可以替代中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

在地缘政治领域，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并着力构建压制中国的美欧“跨大西洋阵线”。

坎贝尔、拉特纳等拜登政府中国政策团队核心成员普遍将印太视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首要区域，主张以日、韩、澳、菲、泰五个条约盟国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主体，大力吸收区内外伙伴国,打造制衡中国的地区架构(regional architecture)，进一步加大对华军事安全威慑，提升在非战非和的“灰色地带”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如动用美国海警力量对抗所谓中国的“海上民兵”。

拜登政府在印太方向力图多管齐下，加大对华施压。一是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方正在推动今年秋季四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峰会”，这也是近期布林肯、舍曼等高官“扎堆”访问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二是拜登政府全面强化美日同盟，建设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推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盟友加大干预印太地区事务，包括派出军舰到南海巡航，与美日等举行军事演习。三是继续推进“太平洋威慑倡议”等防务计划的落实，强化分散化、网络化、弹性化的军事部署。四是进一步利用台湾问题、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加大对华战略牵制力度。

此外，拜登政府还将大力构建应对中国的美欧“跨大西洋”阵线。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欧洲对华疑虑不断上升，尤其是“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将会弱化对中国的好感，美欧在制衡中国方面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进一步凸显。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汉斯·本尼迪吉克(Hans Binnendijk)等人提出，美欧可围绕应对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胁迫性外交”“一带一路”等问题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建立“跨大西洋中国协调委员会”以及涉及中国的美欧情报联盟等新的机制。

如今，拜登政府和欧洲建立了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美欧对华机制，以及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估计今年10月拜登访问意大利参加G20峰会前后美欧将抛出新的涉华举措。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还在推动北约加大对“中国挑战”的关注和应对，加紧落实以应对“中国挑战”和中俄协作为重要导向的“北约2030倡议”。

在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将进一步提升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强化所谓“道义权威”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将意识形态斗争、价值观冲突等视为“大国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妄图重新“激活”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有关经验和做法，在政治上对中国加大正面攻击、内部分化和国际孤立。

针对拜登上台后美国如何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务部长高级顾问易明(Elizabeth Economy)提出，“美国应当把美中竞争重新界定为根植于价值观较量，而不是一种双边对抗的叙事”。国务卿布林肯则强调，拜登政府将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欲打造“由热爱自由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以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一职，由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担任。罗森伯格曾是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负责人，长期研究中国如何对民主国家施展“锐实力”等问题。罗森伯格的这一任命体现了拜登政府在中国政策中强化民主人权和价值观议题重要性的趋势。

拜登政府虽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直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并寻求具有“政权更迭”色彩的对华方针，但却用“专制”(autocracy)等概念对中国妄加指责，并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对华加大施压。

拜登政府继续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标签给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定性，并对华采取相关制裁举措。特朗普政府设立的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等职位得以保留，拜登还宣称将会见达赖喇嘛。布林肯近日访问印度时，就专门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值得警惕的是，“藏独”势力已经开始在美宣扬“中国政府对藏族人搞种族灭绝”等论调，下阶段不排除拜登政府将抓住“达赖转世”“伪班禅”等问题加大炒作涉藏问题。

此外，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举办“民主峰会”，妄称将邀台湾当局参会。美方力图通过“民主峰会”打造融合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力量的“民主对抗专制”新架构，对中国等国进行意识形态压制。

考虑到上述美国对华施压的消极态势，就不难理解，中国方面为何要在天津会谈中对美方讲 “重话”了，这实际上是要为中美关系拉响“红色警报”。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沦为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如何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需要双方做出持续的、主动的、审慎的努力。

正如秦刚大使所言，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的未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来源时间：2021/8/2   发布时间：2021/7/30

旧文章ID：25643

作者：ROBERT E.LIGHTHIZ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参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科技和工业能力，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该法案名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起草之初就是两党为了应对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所进行的一次通力合作。

但在某个“华盛顿特色”下，这项本意是让我国对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法案，现在却包含了一条将会产生反作用的修正案。

这项立法极为关键，因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最有活力的科技生态系统，但中国正在用一个专制政府所能用上的一切手段试图超越我们。我们必须利用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切优势才能取胜。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多层面的长期战略。中国当然也有一个。我们的战略必须包含鼓励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鼓励美国制造的税收和监管制度;一个包括用补贴促进最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产业政策;一支现代化、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军队;我们的情报和外交部门的全面参与;以及一个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强有力计划。

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了中国的威胁，并且集中精力做出了全面应对。拜登政府似乎正在延续这一努力。

参议院的这项立法将实现一些必要的目标。它要将2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520亿美元用于重建半导体制造能力，还有一个供应链复原计划，使个人防护装备、药品和其他关键产品的生产回到美国。

它还将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设立一个科技与创新办公室，将资金投入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和高性能计算的研发。这些措施都是对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强势回应，以谋求主导这些行业的未来。

然而遗憾的是，在最后一刻，参议院似乎屈服于企业游说者的压力，在这原本值得称赞的法案中纳入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修正案，即《2021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2021)。

该修正案将在三个重要方面损害美国利益：它将削减疫情所需的医疗用品的关税;重新批准所谓的《综合关税法案》(Miscellaneous Tariff Bill)，降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关税;并修改我们的现行法律，使其更难打击外国竞争者的掠夺性贸易行为。

这一切都将使中国制造商更容易抢走美国的就业机会，并使美国继续依赖中国作为半导体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的来源。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关税是对华强势战略的重要构成，这些关税的设立目的，是阻止中国企业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代价为由，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并打击中国其他扭曲市场的贸易行为。认为所有关税都是不好的想法是愚蠢的，而且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自合众国建立以来，关税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它们可以抵消外国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不公平补贴;打破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并提高进口成本，从而鼓励企业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就关税可能会提高消费者价格(这本身是有争议的)而言，这是实现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确保获得关键供应的一个很小的代价。

该修正案将削减种类繁多的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产品的关税，其中一些产品正是《创新与竞争法》所强调的重头，旨在加强本土制造能力。换句话说，尽管整个法案都在寻求鼓励美国的个人防护装备生产，但贸易修正案却会损害这一目标，因为从中国进口防护装备会变得更加便宜。此外，修正案中的产品类别远不止健康领域;事实上，被削减的114个关税细目包括了一些奇怪的类别，比如某些饮用酒水。

此外，通过延长《综合关税法案》，该参议院法案将削弱我们与中国竞争的能力。《综合关税法案》的初衷是降低美国产品制造中零部件的关税以帮助制造商。不幸的是，它沦为了一种由说客驱动的附带福利，而它的延长将减少近2300个关税细目，预计每年财政收入损失将超10亿美元。超过40%的关税削减将惠及从中国进口的材料，其中大多数是制成品。

最后，拟议的《贸易法》修正案里问题最大、最适得其反的部分，莫过于某些措辞，它们将破坏2018年特朗普总统拿来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一个条款。特朗普政府曾凭借被称为“301条款”关税的豁免计划，帮助美国企业摆脱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

该修正案将重新开启这个进程——更糟糕的是，它使得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豁免，这将阻碍企业将工作机会和产能带回美国。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将为有效使用“301条款”设置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很快就将导致特朗普征收的大部分关税被取消。

这对华盛顿的律师和说客来说都是好消息，但对美国劳工或美国的长久竞争力来说却不是。

就好像这样对中国妥协还不够，该贸易修正案还将通过永久性削弱“301条款”，有效地将我们对自身贸易政策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除非美国首先在该组织打赢一场多年的官司。

中国的国家方针规划者肯定对该参议院法案关于科研和技术的部分感到担忧，但对于它将实际上取消现有的“301条款”关税，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未来的所有关税威胁，他们必然会感到振奋。

现在就看众议院和拜登总统能否把我们从这样的愚蠢之举中拯救出来了。众议院应当完善该参议院法案的条款，重写和加强联邦政府对科学和创新的支持，并剔除那些削弱我们的贸易法和鼓励从中国进口的条款。

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拜登总统大加赞赏。但是，除非众议院成功对其进行重塑，不然他应该否决这项立法，并将其打回国会再来一次。

Robert E. Lighthizer是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代表、里根政府副贸易代表。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8/2   发布时间：2021/7/28

旧文章ID：25641

作者：倪鸿祥  来源：中评社

美国总统拜登到处结盟与中国对抗并强调民主价值和“美国回来了”，学界探讨“拜登主义”。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卢业中27在探讨相关议题的视讯座谈会上指出，拜登要因应中俄的挑战，又要强调民主价值，若与非民主制度的中东、欧洲部分国家合作，恐又会被批评是双重标准，因此“拜登主义”会面临挑战。

台湾国际关系学会与“外交部”、台湾欧洲联盟中心等单位上午合办“拜登时代的国际关系：新布局与新挑战”线上座谈会，由国际关系学会会长苏宏达，“外交部”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驻斐济前代表秦日新共同主持，探讨“美国新政府的国际战略与外交布局”及“区域情势的挑战与回应”等议题，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卢业中等人与会。

卢业中表示，拜登上任迄今，在外交政策已有4大重点浮出台面，即一推动疫苗外交;二强化基础建设;三重建盟友信心;四重组产业链结。在具体操作上，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更重视协调沟通，先透过与盟友会谈，铺陈议题并提供再保证，传达“美国回来了!”的讯息，再与中国及俄罗斯等主要对手国对谈。

他指出，拜登的外交政策显现有二，一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3月3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二是4月28日拜登就职满百日前，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之上，拜登认为外交政策要为美国中产阶级带来利益，这思维是延续性，一方面提到要凝聚人民共识、争取民意为主，另方面提到外交上要因应中国及俄罗斯的挑战。

卢业中说，拜登及他的外交、国安主要幕僚都将俄罗斯定位为威胁、中国为挑战。在推动世界无核化及气候变迁议题时，美国寻求俄中合作，但在维系价值理念与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不会回避竞争与冲突。

他表示，有学者注意到“拜登主义”是否成型?这个主义目前为止应对三个重点，一是民主与专制体制，这是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这两个面向上对撞关系。二是跨国性议题如疾病的挑战。三是民主制度内部的崩坏。

他指出，“拜登主义”重点有三，一是美国必须强化自身及盟友的主制度，二是带领民主同盟因应跨国的挑战，三是透过增加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向民众证明民主制度优于其他政治体制。

卢业中说，总结来看，好像要以意识形态画界会做为“拜登主义”的重点，但就算成型，美国也会面临挑战，一是美国的双重身份，既是民主国家领导者，又是地缘政治的霸权，在运作上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与民意相当的限制。二是疫情、经济、社会议题大幅缩短拜登新政的蜜月期。一般蜜月期在100天到6个月之间，但民众望治心切，因此拜登1月20日上任满百日后已结束蜜月期。

卢业中表示，三是海外撤军问题，包括阿富汗，以及年底计划完全撤离在伊拉克2500名的美军，这后面是否引起骨牌效应，例如中国在这过程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四是拜登要因应中俄的挑战，又要强调民主价值，若与非民主制度的中东、欧洲部分国家合作，恐又会被批评是双重标准，这些都是拜登不能回避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1/8/2   发布时间：2021/7/28

旧文章ID：25637

作者：张华耀，杰西卡·李  来源：钝角网

在北京已经成为华盛顿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亚裔美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提到“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的刺激下，美国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呈上升趋势。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有45%的亚裔美国成年人(超过1000万人)称，他们直接遭受了种族歧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至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49%。

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这些都不足为奇。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焦虑的加剧，必然会导致针对亚洲面孔的尖刻言论的激增。如今，政府官员们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加上极端主义言论，重新开始了这一怪圈，导致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现在把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视为敌人，而不管他们与中国政府有什么联系。如果拜登政府不采取持续的行动，这些在大流行时期激增的暴力事件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一直或强或弱的存在，当时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在新发现的加州金矿寻找工作。1868年，为了换取贸易和传教机会，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伯林盖姆-苏厄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为中国公民向旅行提供便利。中国工人迅速涌入美国，主要是西海岸。在那里，他们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帮助发展农业、渔业和采矿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工人数量的增加，美国人的反华情绪也随之高涨。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党的以“中国人必须走!”的斗争性口号赢得了加州议会的席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暴徒持续摧毁和占据了西海岸的300多个中国人定居点。最终，政客们用1882年的《排华法案》来回应这种种族主义——全面禁止华人移民。这一法案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整个种族群体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利用所谓“黄祸”的种族主义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移民会抢走白人劳工的工作，并且利用他们虚弱的身体传播外国疾病，并以他们的异教传统威胁美国文化。把亚洲人描绘成具有威胁性的漫画角色经常会带来可怕的后果。1906年，在17名南亚男子来到华盛顿的贝灵厄姆的一家木材厂工作后，《普吉特湾美国人报》(Puget Sound American)针对性的头条新闻是“我们有坠入黑暗的危险吗?”。不到一年，400多个白人暴徒，主要来自当地一个叫做“亚洲排斥联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的组织，暴力地将125名南亚人驱逐出了这座城市。

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这种歧视。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将包括日裔美国公民在内的超过 110，000 名日本人强制关押在美国各地的12个集中营。由于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正当诉讼程序的权利，这些人在集中营度过了数年，并承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正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多丽丝·松井(Doris Matsui)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场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及许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谬论，即日裔美国人本质上是我们的敌人。”

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结束恐惧的气氛。在冷战初期，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中国人、华裔美国科学家和学生为目标，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迫使他们不得在政府和私营部门担任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职位。今天，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刻板印象和假设存在与美国政府内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因为军事承包商与中国的联系而拒向他们提供安全许可，禁止亚裔美国外交官从事中国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工作，并且，作为司法部“中国倡议”的一部分美国指责亚裔美国人从事主要基于种族的经济间谍活动。

尽管针对的是亚洲的另一个地区，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类似的歧视性脚本上演。911后的伊斯兰恐惧症对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社区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仅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新闻机构就记录了645起针对南亚或中东裔美国人的“偏见事件”。同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激增了17倍。2002年，美国的政策将1906年的“坠入黑暗危险”恐惧制度化，通过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NSEERS)——这是一个针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签证持有者的监控项目——华盛顿开始驱逐数千人，其中包括1480名巴基斯坦人

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案件中，政府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卫生的名义为其歧视辩护，这使得在起诉、驱逐和行政决定中所使用证据的有效性难以辨析。因此，许多歧视性政策会持续多年。直到2016年，公民自由组织、人权组织和国会议员才设法关闭了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

跳出怪圈

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打破政府政策和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5月21日，乔·拜登总统签署了《 COVID-19 仇恨犯罪法案》。到目前为止，这是美国政府对最近种族主义暴力上升的最高级别的回应，这项立法会使报告、调查和起诉仇恨犯罪更容易。但是，尽管这项法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未能解决最近导致歧视激增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一贯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外交政策机构就对中国的行动越来越质疑。在特朗普时代，议员和分析人士把北京形容为一个生存的威胁的趋势愈演愈烈，自拜登就职以来，这种趋势仅仅略有下降。

今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成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整个地球构成的生存威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行动，包括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的特定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然而，美国军队仍然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北京积极寻求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会在美国人当中播下焦虑和不信任的种子，也会影响美国政府准确评估中国有限威胁的能力。

这种膨胀的危机感扭曲了公众舆论。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53%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的38%。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大幅增加，从2018年的17%增至2021年的38%。这些类似冷战时期的过度敏感性在妖魔化亚裔美国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2021年5月发生在伯克利的袭击事件——一名袭击者将亚裔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证明了官方外交政策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这种危险联系。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一趋势，新的联盟也开始揭示当前种族主义危机的外交政策根源。包括美国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成员在内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大声地呼吁反对针对中国的沙文主义言论，并指出这种言论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危险。今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警告说，“散布毫无根据的质疑，把所有中国人都视为威胁”，会“把无辜的华裔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在情报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时的反间谍指南往往阻碍有才华的亚裔美国人，包括那些在中国有亲戚的人，在公共服务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

不过，如果拜登真的想减少国内的针对亚裔的暴力，他必须采取更有建设性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过分夸大北京对美国的挑战。首要的，这样的政策应该包括政府引进对美中关系持不同看法的人员，包括那些不认为只有极端竞争才是唯一出路的人。如果不有意识地使内部对中国政策的考量多样化，华盛顿的行为将继续助长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像特朗普时代一样。

拜登政府还应该支持对美中关系有更全面理解的立法，而不是像4月份在参议院提出的《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等只主张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法案。另一项由纽约民主党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的相关法案(《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接触法案》)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与参议院的法案不同，米克斯的法案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灵活性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避免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中的一些对抗性措辞。政府正在进行的全面对华政策评估也应反映出对美中关系更为公正的评估;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应该被鼓励公开地提出与北京进行互利互动的需要。

在不激起仇恨亚裔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前提是政策制定者努力将外交政策与国内言论脱钩。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应将中国官方的所有行为都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必须清楚北京实际上对美国及其价值观构成的具体威胁——并将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具体的行动。使用“恶意影响”或“存在威胁”等笼统的语言来解释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中国或亚洲有一些关系的无辜美国人被定罪。

基于对北京行动的全面评估而制定的对华政策，能够比关于“中国想要主宰美国”的阴谋论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妖魔化整个国家必然会妖魔化国内所有长着亚洲面孔的人。除非美国政策制定者停止将中国作为美国所有困境的出气筒，否则亚裔美国人将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张华耀(RUSSELL JEUNG)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的亚裔研究教授， 也是“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杰西卡·李(JESSICA J. LEE )美国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 ecraft)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7-28/rivalry-without-racism

来源时间：2021/8/2   发布时间：202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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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几大事件，标志着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战略正式形成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与中国的科技与战略竞争为核心诉求，正式开启美国以国家意志为标志的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

随后的6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启动欧洲行程，在G7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上显现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联合盟友、动员价值观联盟，形成对中国的全球围堵。

此前的2021年3月，美日印澳对话会议的召开，剑指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准政治军事结盟进程。

拜登政府执政的半年时间内，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不管中国如何示好，不管美国内部如何意见分歧，这一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自美国克林顿政府时代起，中国的重要战略诉求之一，就是避免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打压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崛起进程创造战略机遇期。近30年过去，由于中国的崛起，由于中美国力水准的日益逼近，中国已经不可能依靠他人躲避美国的战略攻击了。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中美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

此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有部分中国人心存幻想，希望中美矛盾能够局限在经济科技领域，希望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执政风格之后，美国能够回归理性。然而拜登政府的系列行为却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体制的、发展模式的种种矛盾冲突皆为次要原因，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对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形成了实质性挑战，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美国资本、美国精英阶层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对于美国统治精英而言，失去老大地位，绝不意味着顺序降为世界老二，而意味着美国今天所可掌控的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失去美国第一，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一切。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将对中国内外环境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倾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将导致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将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也将面对重大考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矛盾将是内外诸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没有外部矛盾的清醒认知与冷静处理，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会失去基本条件和前提。

中美矛盾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经济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与投资网络，创造资源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循环流动的经贸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益，中国更会从中受益。

此次欧洲之行，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目标就是替代“一带一路”。如果这个计划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落实，则美国更现实的选择，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性国家或地区下手，制造动乱;或扶持反对派，中断“一带一路”的联通性，制造资源流动的“肠梗阻”，由此扰乱“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的网络体系。

政治与外交上，中美矛盾的上升，将催生意识形态外交与结盟政治。美国以“民主vs.威权”之名，以价值观外交为武器，动员西方意识形态同盟。与此同时，又以北约与亚太传统盟国为基础，强化结盟政治，构建围堵中国的联合阵线。

这对中国的务实外交与不结盟外交(新型大国外交)造成巨大挑战，在强敌环伺下，逼迫中国不得不以相同手法反制，以意识形态画线，或以结盟政治进行反应。而这些选择，均与中国的外交传统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

从军事上看，中国周边地区风险系数均会不同程度上升。为了破坏中国崛起势能，制造中国崛起的风险指数，美国会人为制造热点与冲突，甚至会在局部地区进行军事冒险。从美国霸权维护与管理的历史观察，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制造冲突并搞乱他国的经验与传统。这种风险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中国是个有核国家而消失。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也将对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上，中国将可能被逼走进内循环，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这种改变，一方面可能强化中国经济科技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因外部资源和外部空间受到挤压而萎缩。

政治与社会生活上，由于外部强敌打压，社会心态可能会由开放转向内敛保守，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会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行政体系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进一步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机制的平衡会被打破。这对构建高效有序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会带来负面效应。

▍中美矛盾冲突的新特点及未来可能的走势

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中美矛盾冲突的升级，发生在中国国力整体处在上升的轨道上，而美国的国力整体处在下降的轨道上，这使得美国号令天下的能力大大下降，其与盟友进行利益交换的本钱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与美苏冷战不同，中美经济利益深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经常不一致，由此导致美国统治集团难以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抉择，打压、竞争与部分合作经常混在一起，无法操作。再者，中国与苏联等传统对手不同，中国并无输出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冲动，外交上谨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旗帜，经济上追求各国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这种由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理念所影响和决定的整体外交风格与国家特质，决定了美国难以以意识形态为由进行全球性的有效政治动员，其盟友也难以完全响应美国号召，彻底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合纵”，很容易打破美国的“连横”。

中美矛盾的陡然升级，导致中国压力加大，也必将导致中国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的改变。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进行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对于我们完成“十四五”规划、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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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在近日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的线上研讨会上，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公开表示，美国支持发展美台“非官方关系”，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在美国近几届政府不断推进美台互动、拜登政府继续操弄“台湾牌”的背景下，坎贝尔的上述表态似乎另有深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坎贝尔上述表态直接回应了美国国内的涉台政策辩论，意味着美国现阶段不会放弃对台“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台政策出现了新一波政策辩论，核心问题是美国是否需要放弃秉持数十年的对台“战略模糊”(即不明确表态中国大陆动武时会采取何种应对)，是否应该明示“将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通过政策清晰化威慑大陆“不要采取改变台海现状的强制性行动”。

宣扬上述论调的既有美国国内传统“友台”势力，也有部分颇具影响力的战略界人士，包括曾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等人，也因此这次辩论产生了更加重要的政策影响。针对这些辩论，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期先后发声，宣称美国“一中”政策未变。

坎贝尔的言论则更为清楚地阐释了拜登政府的对台方略，即在继续推动美台互动的情形下，不会走向支持“台湾独立”。三名高级官员相继发声，表明美国当前阶段将延续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也基本框定了拜登政府的对台关系限度。坎贝尔的涉台表态也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评估全面完成。围绕是否放弃“战略模糊”的对台政策辩论发生在拜登政府全面评估对华战略的更大背景之下。自6月份以来，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宣布完成对华军事战略评估，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等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发声，外交层面与欧洲等盟国密集沟通对华方略，等等。总体而言，拜登政府虽然尚未明确宣示已经完成对华战略评估，但其基本轮廓已然十分清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议题，随着坎贝尔等人清晰阐释拜登政府的台湾政策，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评估的尾声。也正因对华战略评估的完成，美国方面近来就中美高层接触问题频繁放风。随着拜登政府在台湾等敏感重大问题上的政策清晰，其下阶段大概率会千方百计谋求中美外交层面的接触，落实其战略布局。某种程度上，坎贝尔的言论是落实对华战略评估的一个表现，也是美国面对中国强力维权不愿中美因此“摊牌”的危机管控之举，折射了其对华打压的限度。

坎贝尔的涉台言论也意味着美国不会放弃持续提升美台关系这一“以台制华”的既定方略。坎贝尔宣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做什么”，相应地意味着它在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情况下“会继续做什么”。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不断以“切香肠”方式推进美台关系逐步升温。近年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台湾地区之于美国的地缘战略和科技价值(主要是半导体)更为凸显，操弄台湾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必要手段。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诸多政策实践，例如搞所谓美台贸易投资对话、运输机停靠中国台湾等，亦表明其断然不会改变发展美台关系的基本考虑和做法。坎贝尔的言论虽然框定了现阶段美国对台政策的限度，但并不表明美国对台政策的后退，在这一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上，拜登政府仍然会极尽滋扰、利用之手法。

当然，对于迫切寻求美台关系实质性突破的台民进党当局而言，坎贝尔的表态无异于一盆冷水。美国操弄“台湾牌”几十年的历史一再表明，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维护自身利益，这也是美台关系起伏的一个基本逻辑。鉴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政策的工具日益丰富多元，美国和“台独”势力的利益差异终究会显露无疑，美国不断打“台湾牌”的政策成本也会不断增大，在发展美台关系与避免对华“摊牌”之间维系平衡只会更加艰难。

原文标题《坎贝尔的涉台言论意味着什么?》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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