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刚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5期

拜登是1月20日入主白宫的。此前候任期内，他和他的团队就已确定对华要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基调。因此，这场审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对形势的重新评估而制定新政策的“重审”，而是预置结论、直接下手的调整。

这场审议有一个重要背景：历时六年甚至更长的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大讨论结束了。拜登一上台，美国大小智库密集推出各种报告和文件，高度一致地要求或赞同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向，相应提出具体建议，实际上进行的不再是政策辩论，而是填充“政策工具箱”。只不过仍有一部分声音反对与中国为敌，不赞成渲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希望避免新冷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活动密集、快速进行，“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等势将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未来形态产生直接塑造作用。

实际上从拜登政府就职第一天起，其对华政策调整的布局便开始了。拜登政府祭起“共同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旗帜，把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为一场“自由世界和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甚至上升到“决定21世纪基本面貌”的高度，以此在西方世界渲染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企图重聚联盟、重振团结。紧接着，拜登政府以很高的效率同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和澳、印、韩等国协调对华政策，针对中国构建“多对一”的“实力地位”。这种协调虽没有取得一些国家的明确选边，但也得到了他们“对美关系重于对华关系”的实际姿态，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动定向、精准“脱钩”。拜登政府虽否认美可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实际上在审查供应链和推动选择性“脱钩”方面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圈定新一代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领域，采取更严密的封锁措施。二是推进全球战略收缩，加紧从中东、阿富汗撤出实际力量，对缅甸变局仅作象征性介入，集中精力实施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这套战略围堵、制衡中国的目标更明确，维度也更加立体，包括在西太海上针对中国实施更加密集和危险的抵近侦察、“航行自由”、联演备战等军事威慑，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合作(QUAD)实化发展并企图建立“四国+”模式，以及以数字等关键技术和绿色基建等为基础推动西方版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对冲“一带一路”。

有人认为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是“大号奥巴马、小号特朗普”，有一定道理，但拜登有他自己的东西。拜登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均抓住“战略竞争”基本方向，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内外动员和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但特朗普政府搞的是“野蛮竞争”，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和“权势”，拜登政府搞的是“长线竞争”，通过办好美国自己的事而非全力压制对手，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

5月26日，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印太事务高级协调员科特·坎贝尔和中国事务主任劳拉·罗林伯格出席斯坦福大学研讨会，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谈话。罗林伯格介绍了拜登对华政策的“三个支柱”：一是“在美国国内的投入”，意即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二是“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声称美与盟友伙伴加强协调并非建立反华同盟，而是要向世界证明“民主是管用的”;三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强调美国将在需要对抗的地方同中国对抗，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域同中国合作。这一思路强调的是对双边关系风险的管控。坎贝尔确认美对华政策“被普遍视为接触时代的结束”，“新的主导范式”是竞争，目标在于创造“稳定和平中的竞争”。坎贝尔也宣称美有史以来首次把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转移到印太地区，与盟友加强合作是美反制中国的核心内容和最佳方式。

白宫国安会两要员同时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总体上是在“确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的战略竞争方向和未来政策基本架构，释放出审议接近完成的信号。今年下半年的中美关系将继续经受严峻考验。拜登面对的国内政治环境严峻，有较强紧迫感，需要抓紧明年中期选举前的时间在重振美国经济方面有所作为。同时，美对华政策调整将逐步落地。从下半年美涉华议程看，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根据拜登行政令出台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结果、美台试探实质接触、“全球民主峰会”和QUAD首次面对面峰会、国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创新和竞争的法案等。美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全面激活疫苗出口，会加大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之争。两国气候团队保持密切沟通，经贸团队也重启接洽，但双方谈判难度不小。总之，中美关系既有合作的需要，也存在因个案重新引发对立甚至危机的风险。

中国将面对来自美方长期和全面的战略压力，如何直面挑战、构建新时期对美战略和策略，如何在国际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是需要考虑的紧迫问题。

(作者为《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8/4   发布时间：2021/8/4

旧文章ID：25655

作者：陈淑英  来源：海外看世界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场在中国举行的中美外会谈7月26日在天津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文迪舍曼先谈了4个小时，外长王毅后来又接见了舍曼。中美两国外交官员的上一次会晤是3月底在美国阿拉斯加，那一次双方曾激烈交锋。美方布林肯和沙利文在开场白中拖延了原定的时间且指责中国;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随后发表了长达16分钟的讲话，其外交辞令大白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让各国媒体大开眼界。阿拉斯加会晤是中美外交史上一个分水岭，将会载入中美和世界外交史册。

天津会谈是阿拉斯加会晤的续集，会成为中美政治的转折点。“擅长处理复杂外交事务”的舍曼访华并不是一次单一的行动，拜登的团队此次在亚洲开展的是一场“环中国访问”：7月18日至27日，舍曼访问日、韩、蒙古和中国;23日，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26日至29日，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从美国的访问轨迹，以及他们在此期间密集发表的对中国政策评论上看，如何孤立并打压中国崛起已成为拜登政府的最核心外交目标。

有美国媒体对拜登政府要员在亚洲的行程，形容为篮球赛中的“全场紧逼”(full-court press)战术，即在对方的半场就开始实施人盯人，向对手全力施压的防守战术。美方采取“全场紧逼”的对象是中国，而布林肯则扮演着负责组织调度的“控球后卫”的角色。按照美国的操作惯例：先用人权问题责难中国;接着利用媒体优势铺天盖地抹黑中国;美国拿新疆、香港、台湾、疫情溯源等问题施压中国，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到中国寻求合作或帮助才是最终目的。人权和抹黑都不需要付出成本，但是有了前期的铺垫，美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好在这种伎俩，中国已经看穿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问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在阿拉斯加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吃这一套”。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任下随贸易战开始而迅速恶化，拜登政府上台后，有意推行一种“对抗-竞争-合作”三点结合的对华策略。不过，谢锋26日表示，美方所谓”三分法“只是打压中国的”障眼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舍曼到来之前就扬言，说要从实力出发与中国谈判，告诉中国如何健康竞争，建立防止冲突的围栏，这只能证明美方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所导致的双方关系变化。美国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过去百年的被殖民史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创伤，美国这种“教师爷”式的外交方式只会时刻提醒中国曾经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因此，中国外长王毅、副外长谢峰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等官员对此都发表了激烈回应，告诉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

王毅会见舍曼提及三个不要：即不再对中国人民选择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不再阻碍中国的发展利益，并且尊重的中国独立完整，包括香港和台湾问题。尽管会见后双方没有发表什么联合声明，表面上看舍曼这次什么也没谈成，但是，却有三件事随后相继发生：1-台积电在天津会谈的当晚决定在南京扩产;2-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当天的国情咨文中表示，根本不存在南海仲裁， “因为只听到菲律宾的自言自语”;3- 缅甸军政府在天津会谈结束的第二天宣布“民盟在2020年的大选获胜无效”。这些事情的发生验证了中美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秦刚作为新一任的中驻美大使很快就出发到华盛顿了，这说明舍曼私下一定说了一些软话。

中美之间要在僵局之下保持沟通和对话，但是如何沟通以及沟通什么，已经是摆在双方面前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有些外媒在报道上次阿拉斯加会谈时，把杨洁篪和王毅说出的大白话“定义”为是说给中国国内听的。然而，此次天津会谈的过程和结果都表明，阿拉斯加会谈的方式和内容并不是为了中国内宣的需要，而是中国的外交打法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想达到的目的是，用西方能听得懂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立场，同时约束美国学会耐心听中国讲话。此次会谈给记者留出2分钟的时间拍照，双方都没有说话，中方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一种改变，如果说是从阿拉斯加的火爆开场中学到了些什么一点都不为过。

关于美国有意与中国设立一条紧急热线，以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相关的报道这次没有很多着墨。站在中国的立场，中美之间已经有多条沟通渠道了，没有必要再增设一条热线，况且，中国已经从美苏热线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很大的启示，认为热线就是个坑，更不会考虑了。美众议院在7月28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使用公共资金购买任何将台湾划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制品。美国一边跑到中国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一边在美国的世界地图上严禁把台湾划入中国版图，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前说话后摆手，这样“人格分裂”式的外交和内政只能让大家对美国是否能带领世界“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产生更大的疑问。

美军机三次降落台湾都在打擦边球，他们也清楚中国知道他们在打擦边球，当前，中美围绕台湾博弈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而不是新阶段。但是，美国需要弄明白，把台湾牌打尽了，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中美之间唯一会发生误判的地方就是南海和台海，目前来看这两个区域的较量已经阶段性地结束了，剩下的就是美国的决策了。打贸易战和科技战，两国利益会受损;但是，打热战，尤其是核大战，两国会死，这笔帐，相信美国已经算过了。但是，美国挑唆盟友还有印度和日本和中国继续“碰瓷”是不会停止的，倒是英国军舰被美国劝到南海来“巡视”，英国多走一步表示说希望在亚洲建立永久基地，结果却被美国警告了一通，这样的结局可能对其他国家都是一个反面教材吧。

21世纪上半叶，发展火箭和原子弹以及核武器已经成为过去，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竞争的基本场所，并将定义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美国纠集盟友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系统性网络攻击，有学者将此比喻为网络空间的“卢沟桥事变”，中美网络战已经展开。网络安全的概念已经从技术层面延伸到涉及民生的全领域，现在已经有了虚拟的货币，并且已经开始流通了;滴滴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强行到美国上市就是网络安全的一个缩影。网络安全应该是外交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不能只包括国务院或外交部进行防御，大国应该启动网络谈判或者达成一致，而不是相互攻击。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坚定地认为全世界的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市场独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和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然而，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在10年后的今天却没有再次证明美国“执念”的正确性，美国在中东地区搞政治封闭(美式民主)是美军在阿富汗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是一种全新的“开源政治”体系: 2021年7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向阿富汗这样被排除在国际体系外的发展中国国家敞开大门，这是经济上的“开源”，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阿富汗的和平稳定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开展，从塔利班的来访可以判断，阿富汗以及中东对中国是充满信任和期待的。

对中国而言，天津会谈实际上一共有两场，一场是中美，一场是中阿，天津会谈是中美的转折点，也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前奏，预示着中美之间的游戏规则正在被重新设立。美方需要做的就是要与中国切实开展不设立任何前提条件的真诚地沟通。中美之间虽然有很多对抗和竞争，但是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只有在相互沟通和竞争过程中，双方才有可能建立维护良性竞争的游戏规则，包括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谋求双方的互利共赢。

来源时间：2021/8/4   发布时间：2021/8/4

旧文章ID：25654

作者：聂文娟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聂文娟(Nie Wenjuan)，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7月26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一行到访天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锋副部长与其进行了会谈。这是继3月份的安克雷奇高层会谈后，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与上一次会谈相类似，这次会谈再次出现了“火药味十足”的场面，但在相似的表象之下，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正在缓缓进入另一阶段，即从上台初期的“战略耐心期”进入到了“互动磨合期”。

不同于安克雷奇会谈，这次天津会谈美方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这次会谈是美方主动提出来，即美方想谈、中方同意的互动模式。美方突然开始主动同中方进行高层接触谈判，是因为拜登政府上台半年后，已基本完成了对华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

以价值观为导向，联合盟友而不独行，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区别之一，为此拜登政府这半年来首先对盟友伙伴关系进行修复，在内部统一了对华立场。6月初，拜登参加在英国举行的G7峰会，14日至15日又参加北约峰会和美国-欧盟峰会，拜登在欧洲同数十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交流，美欧关系得到大幅改善。6月中旬拜登与普京在芬兰举行会晤，对美俄关系进行了适度的控制和改善。除了联欧稳俄的外交努力外，拜登政府还对美国深陷其中的地区热点问题进一步进行战略清理，包括加紧从阿富汗撤军，恢复伊朗核问题谈判等。

在一系列的盟友伙伴外交后，拜登政府外交工作重点逐渐重回亚太地区，回归到中国以及中国周边上来。这包括舍曼在访问天津之前对东北亚三国日本、韩国和蒙古国的访问，也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3日前往东南亚，对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三国进行访问。7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印度，9月份美国还计划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印澳四国峰会等。美国广播公司(ABC)将此称为赛场上对中国的“全场紧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将进入攻势阶段，中美双方将从互相观望期进入实质性的“互动磨合期”。

从会谈结果看，双方在一些议题上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但收效甚微。舍曼在事后没有对这次会谈给予任何积极评价，仅提到“公开沟通对外交至关重要”，说明美方对这此会谈的反应相对比较冷淡。基于舍曼副国务卿的身份，双方可能并没有进行战略层面的交流，美方提出要“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这一目标，但副国务卿层级的对话很难为双边关系进行战略定位，起不到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的作用。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比舍曼更适合这一角色。基于舍曼的资历，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朝鲜问题政策协调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是伊核协议美方谈判代表，舍曼天津之行的收益预期很可能仍然集中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希望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与美方展开合作，如双方提到的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缅甸、禁毒等议题。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合作的空间，但正如中方提出的，美方“不能一边损害中方利益，一边希望中方无条件合作”。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显然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之路并不顺畅。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天津会谈本身已经表明，双方正在努力“管控竞争”。这也表明双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至少对管控竞争这一战略目标存在共识。当然对如何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双方显然还存在很多分歧。中方会谈中提出的“三条底线”是中方对管控竞争的最基本诉求，中方的立场坚定清晰，且具有防御性质，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的建构中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美方对如何管控竞争并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诉求，仍在一味地指责中国的内政，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规范等。

一次天津会谈显然解决不了中美如何管控竞争这一重大问题，但至少确立了管控竞争这一战略共识。在此意义上讲，天津会谈之后中美的各级别会谈有望在吵吵闹闹中陆续展开。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8/3

旧文章ID：25653

作者：鲁传颖  来源：中国信息安全

作者：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网络安全是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拜登政府于3月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Guidance)，将网络安全事务提升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结合其对华政策的基调，美国拜登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议题上将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打压策略，从军事、情报、经济、技术、联盟等方面对我国采取更为强硬的举措，全面限制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发展，通过拉大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实力差距增强美国的竞争优势。

一、对我国关键目标采取试探性网络破坏行动

美国网军“持续交手”和“前置防御”的战术策略不会改变。美国学者詹姆斯·刘易斯(JamesLewis)曾撰文表示，网络空间的威慑策略是行不通的，美国必须摒弃“威慑”，并通过采取果断的行动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阻止主要对手的恶意网络行动。这也体现了美国网军的政策立场。未来，美国网军对我国采取持续性的网络对抗行动有两个目标。一是阻止针对美国的恶意网络行动，这是最直接的目标。美国网军可能锁定中国军事部门、情报部门、国家核心部门的网络基础设施、工业控制系统、核心人员的个人设备等关键目标，采取更加果断的网络进攻手段，降低我方的网络行动力和攻击能力。二是与竞争对手达成心照不宣的网络空间协定，这是中长期目标。美国并不希望与竞争对手在网络空间“大打出手”。为此，美国网军可能采取间歇性的网络破坏行动，根据对手的反应控制行动的节奏和强度，传达战略意图，确保竞争对手了解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界限，同时控制行动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为此，伴随网络军事行动的施压，不断展示其破坏能力，美方也可能提议与中方就网络安全议题进行谈判。

二、将中国列为美国情报工作的优先目标

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应该成为美国情报界的一个优先目标。在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方面，中国是美国的“对手”(adversary)。海恩斯还表示，新政府需要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有攻击性的手段，并且将投入更多的资源专注于中国问题。从内容上看，美国对华网络情报斗争的焦点已从反制网络商业窃密转移到确保供应链安全。根据 2020 年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 2020-2022 年》(NationalCounter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20-2022)，美国情报界开始以供应链安全为抓手，评估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以及利用美国供应链的能力，从而为后续的国家行动提供决策支持和依据。2021年2月，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签署的《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America’s Supply Chains)，内容包括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强制性审查。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将落在加强威胁识别，识别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高风险供应商、产品、软件和服务等方面。

三、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影响行动

美国拜登政府指出，美国“将追究破坏性、干扰性或破坏稳定性的恶意网络行为者的责任，并采用网络和非网络手段施加重大成本，从而对网络攻击做出迅速和相称的反应。”通过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影响行动，美国可以缓解网络取证、信息来源和行动合法性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中，为了使报复恶意网络行动的措施更具合法性，美国将更倾向于向公众、同盟及对手有选择地披露关于网络攻击行动的信息。这一策略既可以有效利用在全球占据传播优势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加透明、主动的方式强化单方面的责任认定，同时，可以摆出更加果断的姿态，阐明打击网络空间恶意行为的立场和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舆论支持。在国内政治中，美国将继续借用美国智库的声音抹黑中国。在美国学界国家安全研究泛化的背景下，网络议题的安全化、政治化趋势在所难免。美国智库的专家通常是美国国会各类政策性听证会的常客，在华盛顿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智库在越来越多的行业研究中引入“国家安全”概念，这些以“国家安全”为由夸大中国威胁、质疑中国企业独立性的观点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限制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限制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和企业的证据。此外，美国拜登政府将以香港、新疆等问题为切入点，继续在人权方面批评中国，更容易做出“成绩”获得选民支持、也更方便收获盟友的响应，从而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语境下提高其政策行动的合理化。

四、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中国正对全球规则产生影响。美国拜登政府称，美国将重新致力于网络问题上的国际参与，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维护现有网络空间全球规范并塑造新的规范。拜登政府重返国际舞台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理念殊途同归，美国拜登政府意在发挥美国传统的联盟优势，借助联盟的力量遏制中国。

首先，美国将极力限制中国在区域内发挥影响力。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建立由其主导的安全、技术与经济架构。在军事方面，加强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建立“D-10集团”，即“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在贸易、科技、供应链等方面限制中国发挥作用;与日本和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启动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其次，防止中国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包括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技术标准、国际组织、政治制度等。结合美国拜登政府近期与其盟友就科技、网络等问题密集沟通，可以判断，为了保持领先，美国拜登政府将联合盟友，甚至可能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限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这样的举措可能受到盟友的部分支持，例如，欧盟已有官员向议会提出与美国合作建设“跨太平洋科技与贸易委员会”，以共同制定针对新技术的标准。显然，这样的举动背后有阻止中国成为标准制定者的考虑。

五、以供应链安全为抓手加快中美信息产业脱钩

在科技方面，中国被美国认为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同时，美国拜登政府将中美科技竞争看作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将促进美国的基础设施、5G、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轻量化材料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同样是中国近年集中发展的一些领域。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在科技方面的竞争仍将激烈。

首先，出于 ICT 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特定行业的投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更将成为维护核心产业供应链安全和技术领先的主要手段。特朗普时期出台的部分法案，如 2018 年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Review Modernization Act)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对芯片行业，美国拜登政府特别表示，将寻求 370 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通过国会推出相关法案，以强化美国芯片生产能力。可以看出，美国拜登政府集各方力量保证美国供应链安全问题的决心。其次，美国政府对相关产业的扶持成为美国拜登时期在所难免的趋势。政府将可能直接加大对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在核心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考虑到拜登的副总统哈里斯是来自加州的议员，与美国的科技巨头保持密切关系，美国可能从政府角度给本国的研究和科创产业更多支持。此外，美国拜登政府可能通过“小院高墙”的方式，对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进行各种限制。美国拜登政府还可能寻求建立新的、针对新兴科技等领域的“联盟”，或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框架内创建新的规则，以团结可信赖的盟友，保证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重要技术的供应链安全。

原文标题《论坛·原创 | 中美展开网络安全博弈的重点议题》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8/2

旧文章ID：25652

作者：周波  来源：中美聚焦

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有句名言：“法律就像香肠，最好不要看到它们的制作过程”。果如其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像是有史以来制作时间最长的一根“香肠”。大约140个国家围绕公约制定进行了长达9年的谈判，使其成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法谈判。可以理解的是，各方都做出了妥协，但是有些条款仍然模棱两可，各方可以灵活解读。

中国早在1996年就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至今仍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双方对公约的例如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概念有不同的阐释。中国认为，美国的军事活动，如美国海军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抵近侦察，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类为航行自由。美国则坚持认为，其军事活动可被归类为航行自由和其他针对海洋的国际合法权利范围。但我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持此立场的唯一的国家，至少还有25个国家对外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或毗连区的军事活动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根据其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单方面解释，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海洋法的唯一捍卫者。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从2019年10月1日到2020年9月30日，美军以军事行动对“全球19个不同声索国提出的28项不同的过度海洋声索”提出了挑战。因此，一个简单的问题出现了：如果公约是好的，你美国为什么不批准它?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以它的名义挑战别人?

中国是唯一对美国挑衅做出军事反应的国家。2001年发生过一起致命的中美军机相撞事故，在海上也发生过多起危险的中美军事对峙。二十多年来，中美两国海军的对话是有益的，但成果并不显著：美方希望就如何避免舰艇和飞机近距离危险接触进行技术性讨论，而中方则指出，美国海军在中国海域的高强度大范围侦察和监视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因而应该禁止或至少减少次数;美方要求监视美国军舰的中国军舰保持安全距离，中方则认为，如果美国军舰根本不进入中国海域，它们自然安全。公正地说，中国和美国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根本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如果美国不想让水沸腾，为什么还要火上浇油?毕竟，是美国军舰定期到中国家门口挑衅，而非中国军舰到美国家门口滋事。

理论上，下一次危机发生只是时间问题。如今，降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风险，比降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风险更为困难，原因有两个：首先，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明确界定的势力范围，即便双方在其他地方打代理人战争，他们也避免直接对抗。但是中美之间甚至连缓冲区都没有，美国军舰定期在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航行。

其次，美国和苏联通过拥有相互确保毁灭能力的军事威慑达到了平衡，这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是不存在的。但在西太平洋，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长足发展，中美军事力量的差距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缩小。一支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会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过去三年我读到的所有美国智库的报告里，没有一篇断言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一定能够战胜解放军。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尽力应对危机，使之不至于滑入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冲突。隧道的尽头或许有光亮。2020年10月，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官员远程召开了第一次危机沟通工作小组视频会议，讨论危机沟通、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概念。这是第一次如此强调“危机”概念，因为之前的会谈都是围绕避免“事故”或“事件”展开的。现在，最重要的讨论是危机管理，即事故发生后该如何做，这是以前从未讨论过的情况。

中美两国要想在海上化解冲突，双方都需要遵守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多边制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和中美双边制订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ROB)的规则和规定，以避免误判。避免事故的关键是军舰和军机要保持安全距离。但安全距离究竟是多少?根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保持安全距离时，必须考虑能见度状态、两船的机动性和对另一船操纵意图的理解等7个因素。显然，这不仅需要认真讨论，还需要定期培训，以确保良好的航海技术。中美两军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进行了联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演习。这种演习应该保持下去，部分原因是将来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必将在国际海域更频繁地与美国海军相遇。

会议组织者要求我们讨论新常态下基于规则的秩序。那么新常态是什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不是新常态，而是一个新神话。扪心自问，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何时不自由不开放?海洋是相通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试图封锁国际海峡或海上通道。印太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2008年至2013年在亚丁湾和索马里盆地猖獗的海盗行为。现在，在国际海军的共同努力下，这种现象已基本铲除。

“自由开放的印太”实际上是对中国欲盖弥彰的攻击，也是以东盟的“中心地位”为代价的。原因很简单，从地理上讲，如果东盟位于太平洋的中心，就不能同时处于印度洋—太平洋的中心。

观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会如何演变将很有趣。如果这是基于对中国的共同不满，那么将四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可能牢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至少可以说，他们都不愿意为了其他三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在国际海事领域，一个新常态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越来越强大，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舰艇，它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海军。任何时候，都有中国海军舰艇在世界某地航行。

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当然，一支更强大的中国海军将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在台湾问题或者南海问题上并不需要这么多舰艇。是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和一个大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促使中国建设世界一流海军。在国防白皮书中，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被描述为解放军的“战略任务”。

另一个新常态是，中国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大国的新型海洋强国。中国无意当世界警察，因此，它不会试图扼住国际海峡的咽喉要道。它不会建立所谓的“珍珠链”。相反，中国通过国际合作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在印度洋打击海盗是中国海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杰出范例。在中国海军编队护航的大约7000艘船只中，有一半是外国船只。中国海军加入多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意义有三：一是打击海盗;二是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三是共同捍卫航行自由。这种践行也许是弥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模糊之处的一个有效办法。

原文标题《周波：“自由开放的印太”不过是一个新神话》，文章来源于公众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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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从天津离开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尽管如愿见到了王毅外长，但对于他身后的那个中国，舍曼未必理解得了。这从会谈前的外交太极拳和会谈后的双方“各自表述”中便可看出端倪。对于美西方精英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已经从一个困扰变成了现实需要，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答案，或者说，并不想得到答案。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指出，西方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这是错误的。中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如何从文明角度了解中国?如果说中国不是民族国家，那么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如果说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那么世界是否正在走向“文明冲突”?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马丁·雅克先生此前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中提到，西方总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解释中国现象，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中华文明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黄平：我认识马丁·雅克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严格地说，这不是马丁·雅克个人刚提出的见解，我记得早在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恂都提出过“文明国家”的概念，马丁应该是引用了这个概念。

我觉得，从启蒙到近代以来，西方逐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人也因此用自己的眼光包括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民族-国家”)理论来看待别的非西方社会和地区，不论是原来就已经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中国、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还是其他后来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地区和社会。这种用西方眼光西方理论看世界、看其他国家和地区从16-17世纪就开始了，到了19-20世纪基本已成“定理”，或被认为只有这样一种视角。

拿“民族-国家”概念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一个18-19世纪才有的欧洲现象，在这种民族-国家以前是公国、王国、帝国等形式的国家形态。即使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了由中央控制的独立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这是我们今天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欧洲早期版本)时期，时间也并不算长，何况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也并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达成的。

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欧洲化”的，18世纪以后欧洲才慢慢从以前分封领地的王国、19世纪以后(甚至20世纪一战以后)才从帝国形态过渡到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但即使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后来的德国，也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

这样，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经过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等，一直到一战以后才逐步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或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形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长期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独立以后也是照猫画虎，模仿宗主国的制度立国，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形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本来广大的殖民地被殖民、被侵略以前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独立以后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建构，却都以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为模板。

可以说，民族国家体制是帝国(如大英、法兰西、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德意志)模式在一战前后逐步走向衰亡以后才出现的国家形式。客观上，这种国家形式已经是现在最重要的组织社会方式，但是并不等于只有或只能用这一种眼光去看待国家现象。

比如说，中国1840年以前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1840年以后落入半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1949年重新站起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样一直走到了今天，并继续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发展，其中，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前提下的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社会与文化建设、福利与保障、审计与税收，有的还在完善之中，特别是国家认同与正当性问题，也要在多民族多区域里不断巩固，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断凸显。

这里一个关键，是客观上的现代国家现象(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国家)，与是否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眼光去看待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客观现实，后者是看待问题的视角或眼光。

至于所谓中西之别，仅仅从二元化的角度看待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当然不是不可以做比较。简单说，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前西方那种“帝国”。秦汉以来中国维持着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架构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其特点之一在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如果对比一下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大致可以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西方是一元多体;中国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后和。所谓西方一元多体，包括今天讲得很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一神、一元，虽然有多个民族国家，但都以一神、一教、一元为基础。而中国的“大一统”下则是多元一体，虽然民族众多，但组成为一个大的社会-国家(“天下”，而不是民族-国家)，“大一统”也就是大一体，内部总是多元、多民族、多文化，靠的就是“和而不同”，各民族各文化不仅和平相处，而且还彼此共生共荣、互补互鉴，不是如西方那样，彼此得先互相趋同，如果不同就被视作异己或敌人，甚至得灭掉，必须先同，而后才有和。

至于“文明”这个概念，详细讲起来很复杂，连法语里的文化，与德语里的文明，也是不能对等的。简单地说，今天欧洲人讲的“文明”，本是源自拉丁语的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欧洲启蒙以后将其引申为某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状态，后面加上LIZATION，指达到这一“先进状态”的过程。从启蒙到19世纪，总体上西方人对文明的定义是，西方代表先进，而与西方不合的，不论是制度还是理念，就是落后与野蛮，这样他们在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与侵略的时候，就有了“正当性”，认为是“文明”在征服“野蛮”。

如果只从这个意义的“文明”来说，中国也曾被看作是“落后”甚至“野蛮”的地方，而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用的“文明”概念。中国的“文明”概念，是类型意义上各种“文明体”中的一种，当然也不是《易经》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意思。而如果不是从优劣意义上，而是从类型意义上，说“中国”一直是在一个大的文明脉络下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共生共存、互补互鉴，因此不同于近代西方那种“民族-国家”，也无法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加以阐释，那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马丁在采访中所讲的，西方如果只从自己民族-国家角度理解不了中国，理解不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型的地域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活着的历史，一个包含如此众多文化与民族的社会，一个依旧基本用大一统方式治理的政治体。“中国”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所谓“文明国家”，更超过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连汉族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汉”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族群概念，汉人里边也有各类人，不止是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别，连广东也有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至于下面的支，就更多到不可数了。大家都是汉人，但是是文化与历史，慢慢地把各类人汇聚成了“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族群，中国人。

近代欧洲发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以来，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主导和支配世界的力量，“现代化”不止是理性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大规模地、很残酷地对外殖民、侵略、征服，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侵略者征服者也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看他人。在西方人眼中，自己与“他者”、“异类”之间，是发展意义上的“发达与落后”，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科学意义上的“高级与愚昧”，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这种“黑与白”“我与他”的二元二分世界观，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社会其他国家看做异类、异种，还总是以优越、救世的心态要想把他人他国驯化得与自己相“同”，不能“同”者就被视作异类乃至敌人，从而试图赋予对其发动殖民、侵略与征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各国个民族个文化必须接受西方那一套“普世”的东西，不仅是价值，也包括制度以及达致这样的制度的路径，用撒切尔20世纪80年代的话就是“没有别的选择”。

用这种由于历史的路径造成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和角度，西方今天不只是理解不了中国，同样理解不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例如非洲、印度、阿拉伯世界。

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西方人很少。马丁·雅克，他之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等人，他们至少能看到中国不简单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包括更早的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李约瑟，也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非常执着，想弄清楚它与中国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谓“李约瑟之问”，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可能更有意思，一个如此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压力去征服别人，甚至没有意愿去征服自然。

这样来看，我认为倒是可以斗胆用“文明社会”来指称历史上的中国，因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历史脉络里，国家与社会从来是不可分的!虽然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挨打，所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1949年以后我们独立建国，开始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军队、现代经济、金融、税收、审计、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福利养老等等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和基础都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国家”去看待和理解，因为那时根本还没有西方这种“民族-国家”，中国早已在发展和治理自己的社会了。

观察者网：提到文明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谓”享誉全球“。民粹主义在西方抬头后，这一理论似乎再次被印证，西方也有陷入到这种话语里无法自拔的趋势。文明冲突论是一种现象解释，并不是解决办法，甚至因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冲突更容易走向高潮。如何破解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没有解答的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黄平：“文明冲突”的概念出现就更晚了。是“冷战”结束之后亨亭顿在他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扩充成为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

1989年柏林墙倒台，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亨廷顿当时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重新回归到文明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即是说，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源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亨廷顿提出这个见解时已经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著名教授，当时围绕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有一位比他更加一炮而红的年轻学者，就是1988年冷战结束前他在其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

“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是冷战后出现的两种试图解释后冷战世界的西方政治假说。如果说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随着以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几大不同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互相冲突的格局，那么福山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现代历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选择”，历史以此划上句号或“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在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资本主义下如治理而已。

亨廷顿和福山的论述都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时没了对手时期，有人甚至用过“一超独霸”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虽然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历史既没有终结，文明中冲突也并未出现。

回想起来，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以第一个比较成型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蓝本。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劳资矛盾，是怎样和为何产生的，以及将如何走向并带来什么结果。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要开拓世界市场，就需要原始积累，劳资关系与矛盾就此产生，在内是从圈地运动到发展纺织业以及后来的机械制造业，对外就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并与广大殖民地发生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此也不惜使用暴力与军事侵略等手段，虽然这种“自由竞争”(“政治自由”是引申出来的概念)不可避免，并因此看到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就深藏其中(即使是卢梭，也早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西方社会自从资本主义成为基本的生产方式以来，“自由”与“平等”这一对概念就一直处在张力之中，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到底更偏向于“自由”还是“平等”，一直是个问题：如果偏向于“自由”，就强调自由竞争、自由开拓、自由发展，也包括资本逐利所需要的种种“自由”，主导逻辑就会是资本。所谓“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一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推动社会历史的作用，二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自由竞争”概念本身就蕴含了“丛林法则”，预设了“零和游戏”。而如果偏向于“平等”，则是预设了“左翼”或社会主义的诉求，这里所讲的“平等”首先是经济地位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其次也是政治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对张力，在政治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歧的关键，政治上是主张“自由”还是主张“平等”，构成了西方社会内部右翼和左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和斗争的理论焦点。

但是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意义上的两大阵营的分歧被认为已经划上了句号，西方政治学、或者说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福山和亨廷顿的不同假说。福山认为已经是“历史终结”，觉得世界随着苏联解体、西方“胜利凯旋”，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最终都将走到与西方“同”的路上。亨廷顿则认为，“世界将回归文明冲突”，随着来自苏联社会主义对立面的“消失”，世界矛盾又再度回到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福山算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手，而亨廷顿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代表，他担心的是文化认同会出新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治上民主制度的“胜利”。亨廷顿的理论一出来，当时就引起很多争论，他的同事当中一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就觉得冷战后的世界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多元的现代性”，多种文明共存，多种现代性，他将伊斯兰世界也看作现代性的一种形式。

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叫斯金纳，她既是女性，也是有色人，反而说话没了顾忌，一语捅破窗户纸，称中美之间的冲突属于“文明冲突”加上族群(种族)冲突，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冷战，因为美苏冷战还是同属西方文明脉络里面的冲突。这番言论一出，一方面引起诸多非议，另一方面也道破了他们这种“现实主义”(更合适的称谓是右翼民粹主义，包括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忧虑”。

从亨廷顿到斯基纳，他们的说法，至少从西方的民族国家角度，特别是从维护和论证这种国家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角度，并非毫无道理。国家利益的背后是核心利益(core values)。“核心利益”正是发源于第一个问题提及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现代民族国家讲求四个要素：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容干涉的国家制度、以及支撑国家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而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和国际关系，西方国家要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就要把西方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逻辑之内，说国与国之间是“丛林”，是靠“零和博弈”，是现实主义所讲的冲突，是成立的，因为18世纪开始到19、20世纪成型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基础之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关系或国家之间的互动，外交与贸易等都不过是其表现罢了。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底线，主权、安全和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主张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互利合作，再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堕入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

有趣的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虽然亨廷顿、米尔斯海默、罗伯特·卡根这些人在美国的影响都很大，但是保守又冷酷的现实主义“文明冲突”在冷战结束后仍然不是主流，为什么会是这样，值得认真思考。“历史终结论”似乎比它更加热门，而西方学说的主流(如果还有“主流”的话)依旧是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今天看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假说都没有成为现实。连福山自己也在对他的“历史终结”不断做出重大修正，亨廷顿则在美国发生“特朗普现象”时去世了，没有看到最近的大选和冲击国会等“奇葩”，而两种理论假说的破产，最重要的是实践高于理论，冷战后的世界并未按照他们的假说演进：对于福山的假说的最好检验或证伪，是中国如果走出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天下”，或文明社会)在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制度的实践;而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的民族复兴在两个百年之际迈上新台阶，则整个世界也可能进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时代，进入共生、共荣、共处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这将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超越。

现在，随着冷战结束，我们究竟是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从时间上说现在还在处于“后冷战”和进入新世纪的发展过程当中，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纪之初发生过的911袭击也好，07-08年的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也好，这次的新冠病毒蔓延也好，正在和将继续发生的气候变化也好，客观上看，文明冲突并没有发生，虽然绝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冲突，就连美国社会内部，现在也发生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社会与政治矛盾和冲突。

最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依旧是西方的“同，而后和”。而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即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支撑它的也是“同，而后和”的西方价值观，“你我一样”才有和平，乃至所谓“永久和平”，不仅经济发展，更包括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变得相同了，都接受“普世价值”了，这样才有“永久和平”，否则冲突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包括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可避免。而我们的文化背后，是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现在我们进一步主张文明互鉴、命运共同，这是用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中心的视角所完全无法理解的，对于顽固坚持西方视角西方理论西方优越的人来说，当然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丁的努力值得赞赏。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7/28

旧文章ID：25650

作者：Greg Ip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停止以补贴、政府优惠政策等干预措施扶持重点产业。

而如今，这些国家却开始“抄作业”。上个月，美国参议院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一项几乎前所未有的产业补贴法案，批准拨款520亿美元帮助建设新的半导体制造厂，即“晶圆厂”。

其他一些地区也已推出类似做法。欧盟致力于将其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占比增加近一倍，达到20%。韩国批准了规模可高达65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支持举措;日本则承诺对半导体产业进行堪与其他国家的力度相匹敌的扶持，同时计划把日本变成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枢纽。

西方政府为促进从电动汽车电池到医药等其眼中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正匆忙推出一系列干预举措，芯片制造补贴便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据来自贸易监测组织“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的信息，过去1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此类干预措施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这意味着拥抱“产业政策”，也就是拥抱这样一种理念：政府应该引导资源进入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产业，而不是把一切留给市场来决定。

倡导者称，自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利用关税来培育发展制造业以来，美国一直以某种形式实施产业政策。批评者称这是在“挑选赢家”，认为这件事最好留给资本市场来做，并指出，过去在超音速客机和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等方面已经浪费了资金。

在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中国崛起的推动下，从特朗普任期到如今拜登执政，美国政府的支持正在扩大。美国官员曾认为，随着中国政府的成熟，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会缩减。现在这些官员表示，美国必须也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否则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主导重要产业。

前风险投资家、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Mark Warner称：“中国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Warner作为民主党参议员，提出了上述半导体法案。他表示，中国政府确保中国公司，而非外资公司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者，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大块市场份额。

Warner称，很难想象美国或任何正常的、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的公司如何才能与这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竞争并取胜。

产业政策的最大障碍是政府无法预测技术趋势，而且事实可能证明西方国家新的产业政策推动是在浪费资金而且无效，一些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Scott Kennedy说：“如果美国试图在政府支出方面达到与中国旗鼓相当的水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说：“这么多钱投入了无底洞，导致过度投资、利润降低、创新放缓、债务增加。”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中，产业政策曾经也是司空见惯。西欧国家政府曾持有众多公司的控股权。日本通商产业省曾几乎影响了每一项重大产业决策。

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渐收手。欧洲国家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欧盟委员会还对政府援助进行了严格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监管放松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通商产业省的影响力缩小。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政府保护国家龙头企业的难度增大。

不过，中国政府从未退后。即使在1979年推出改革开放并在1992年加快步伐后，政府仍然通过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对信贷、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土地和外国投资的控制来引导经济发展。自2006年以来，执政的共产党将在技术上赶超西方作为优先事项。

这项努力以前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去年被重新命名为“双循环”。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目标是消除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而让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他称，然后中国可以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威慑能力。

中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提供关键技术的做法，比如针对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的禁令。中国采取同样做法的前景已令一些怀疑论者解除他们对产业政策的保留看法;鉴于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中国采取此类做法已变得更加紧迫。

与Warner共同发起半导体立法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John Cornyn说：“我们制定的产业政策，与像我这样具有自由市场和保守背景的人通常会接受的东西完全不同。驱动我们前进的力量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供应链安全。”

与过去相比，目前的产业支持努力的范围较窄。日本官员称，政府干预应该属于例外情形，重点放在那些对其他部门至关重要的“咽喉”部门。经济产业省(前身为通商产业省)6月份的一份文件将半导体描述为“产业之脑”，与能源和食品一样重要，值得作为例外情形。经济产业省呼吁，美国和中国在技术主权方面对抗之际，日本应确保战略不可或缺性和自主性”。

欧盟2014年时表示，“具有欧洲共同利益的重要项目”可以例外，此类项目广泛共享好处，不会扭曲竞争。欧洲电池联盟(European Battery Alliance)正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00多个成员的公私联盟，致力于为电动汽车和电网开发电池。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Maros efcovic说，他将该计划称为 “电池的空中客车”，将其与欧洲成功推出的这一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相提并论。他说：“在今天的电动汽车中，电池和软件占汽车价值的一半以上;如果你根本不掌握和制造电动汽车最重要的部分，你就无法保持自己作为全球最佳汽车生产商的竞争地位。”

在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开发的资助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广泛支持。结果之一是，美国在发明和设计新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尽管由此产生的产品的制造转移到了国外，主要是东亚地区。

美国在开发光伏太阳能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不过，中国主导着其电池板的制造。美国公司占全球半导体设计收入的一半，但美国工厂只生产了12%的半导体。

国会和白宫倡导产业政策的人士不再满足于仅仅推动创新，他们希望创新的产品在美国生产。他们有多重目标：确保美国供应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留在美国，而不是通过外包转移给中国竞争对手。

上个月，白宫提出了一系列工具，以促进被认为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四个行业的国内生产，即半导体、电池、特殊矿物和制药原料。

白宫提议利用几个现有的联邦贷款、税收抵免和研发项目来支持电动汽车电池的制造。为了减少钕磁铁、发动机重要部件和其他设备对外国供应的依赖，白宫建议根据1962年的国家安全法征收关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利用该法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政府还宣布了一个公私联合的计划，以恢复国内50至100种关键药物的生产，以及在国内建立锂电池供应链的计划。

产业政策的回归使企业的处境更加复杂。美中贸易战此前已带来关税和出口管制。行业管理人士称，以往的决策只需基于成本和临近客户、供应商和总部的因素，现在还必须考虑要求本地化生产的政治压力。

去年特朗普政府协助说服了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TSM, 简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一个晶圆厂。

当时作为美国副国务卿负责相关谈判的克拉奇(Keith Krach)称：“我们向台积电表示，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美国政府和台积电的美国客户希望该公司在美国生产。”克拉奇称，台积电明白此举将加强台美关系，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台湾安全都具有战略意义。

台积电表示，上述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对于使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增加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

克拉奇称，这一安排也需要有经济可行性，因此，获得国会授权对台积电进行奖励是特朗普政府当时推动这项为芯片提供援助的法案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众议院还没有讨论这项已获参议院通过的法案。

此外，克拉奇说，去年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寻求出售位于中国大连的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时，他和其他美国官员告诉英特尔，如果英特尔把该厂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美国将出手阻止。后来英特尔将该厂出售给了韩国的海力士半导体(SK Hynix Inc., 000660.SE)，后者是一家大型内存芯片制造商。

克拉奇说：“虽然中国买家可能出价更高，但英特尔的选择体现出它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英特尔和海力士半导体均不予置评。

为了更接近客户、规避贸易壁垒、讨好当地，跨国公司在全球许多地方设立了工厂。SK Innovation Co. (096770.SE)在匈牙利、中国和韩国设有工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直接供应给这些地区的汽车制造商。与海力士半导体一样，SK Innovation也是韩国企业集团鲜京公司(SK Holdings Co., 003600.SE)旗下的子公司。2019年，SK Innovation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工厂项目破土动工，该工厂将向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F)和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 VOW.XE)供应电池。

韩国LG化学(LG Chem Ltd., 051910.SE)此前指控SK Innovation利用从LG化学窃取的商业机密制造电池。今年2月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简称ITC)做出了有利于LG化学的裁决，禁止SK Innovation进口一些零部件，而那些零部件是SK在美国佐治亚州投产所需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准司法机构。

SK Innovation在给美国官员的一份演示材料中表示，拜登(Joe Biden)政府应该出手干预，否则其确保关键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优先事项将受到影响。该公司称，中国是锂离子电池领域的领导者，正瞄准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机市场80%的份额。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见到的这份演示材料称：“如果SK位于佐治亚州的工厂关停，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完全可以填补由此造成的空白。”白宫官员帮助两家公司于4月份达成和解，让佐治亚州的这个工厂得以如期启用。

SK Innovation的一位发言人解释该公司为什么决定在佐治亚州生产电池时说：“鼓励电动汽车的本地化生产已经成为美国等世界各国的优先事项。”他提到了拜登关于把联邦车队用车换成电动汽车的决定——所选电动汽车必须有一半以上的零部件产自美国。

光有佐治亚州的这家工厂并不能建立一条独立的电池供应链，这得有锂、钴等基本矿物的获取渠道，外加废旧电池的回收。据白宫上个月发布的供应链报告，中国提炼的锂和钴分别占到全球总量的60%和72%。

美国及其盟友努力建立能够挑战中国的产业，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几个障碍。其一是中国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投入更高、时间更早。

中国对优先发展产业的支持是普遍的、不透明的，很难按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行为来加以挑战。支持自由贸易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Chad Bown说，通过限制原铝的出口，中国确保铝材制造商拥有低价的原材料供应。

西方政府不愿意拥有工业企业的所有权，而这样做对中国产业政策极为重要。根据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中国不仅许多大型企业是国有的，而且中国各级政府还建立了1,741只产业引导基金(实际上是政府支持的私募股权基金)，计划部署1.6万亿美元。

虽然经常缺乏协调、重复重叠，但此类所有权能够赋予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司决策的巨大影响力，模糊公私所有权之间的界限。政府投资者容忍亏损的时间也远比西方股东更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两家主要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0981.HK)和紫光集团有限公司(Tsinghua Unigroup)获得的政府支持相当于年收入的30%甚至更多。OECD表示，其他国家通过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补贴半导体晶圆厂，只有中国以这种低成本权益资金的形式提供这么多支持。OECD是一个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组织。

中国的支持举措是否有效仍存在争议。中国芯片公司仍远远落后于领先的西方竞争对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Kennedy估计，中国已经向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Ltd.)注入了490亿美元-720亿美元，试图使其成为空中客车(Airbus SE, EADSY)和波音公司(Boeing Co., BA)的竞争对手，但迄今尚未成功。

其他国家即使也像中国一样投入如此多资金，可能也难以建立真正独立的供应链，因为中国在许多供应链环节上占主导地位。当半导体芯片在美国制造时，它们仍然必须经过组装、封装和测试，这是一项低利润的业务，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参与者。

通常情况下，是政治而不是商业潜力决定了谁能得到扶持。联邦法规要求炼油厂将玉米乙醇与汽油混合，从而使农民受益，尽管专家们对其环境效益提出质疑。拜登希望联邦支持举措向贫困社区和满足少数族裔教育需求的大学倾斜，而高科技公司则青睐顶尖大学和已经开展类似工作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DRAM芯片实施限制以保护美国市场份额，然而，DRAM芯片变成了一项大起大落的大宗商品业务。这项业务的生产几乎已经淡出美国。

Warner对这一教训可谓熟谙于心。和两位前任一样，他在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时将国家援助资金投向了里士满郊外的一家存储芯片厂，该厂是由德国英飞凌科技公司(Infineon Technologies AG, IFX.XE)分拆出来的公司运营。2009年，在全球供应过剩导致内存芯片价格下降的情况下，这家分拆出来的公司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并关闭了工厂，裁员1,000多人。

Warner表示，美国半导体补贴必须通过一个明确、严格的程序来分配，不受政治干预。他说，但“事实是，你可能会有一个能做出正确决定的小组，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然后五年之后，2021年做出的有效选择可能看起来非常愚蠢”。

Warner说，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建造晶圆厂势在必行，如果联邦政府不出手干预，这些工厂就会跑去中国。他说：“在从政之前，我是一名风险投资家;这是美国必下的赌注。”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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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华  来源：环球时报

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拜登就强调 “当今世界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此后，他本人及其政府官员更是多次提及“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借机抹黑中国。

冷战结束的30年里，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阵营浪费了“冷战红利”，如今优势渐失、陷入困境。面对美国社会颓势，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挑战和威胁”，对华开展“全政府、全领域、全手段”的打压和攻击。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拾“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对中国实施疯狂的造谣、抹黑和外交舆论攻击。

政治价值观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也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价值观之争和国际舆论斗争的背后是激烈的政治较量。

上世纪70年代，苏联与西方签署“赫尔辛基条约”，将人权等问题纳入美苏外交议题。此后，西方阵营盗取并假借“民主、自由、人权”概念，经过多年精心巧妙打扮，将它们变成了西方对外实施霸权、对他国进行政治打压的有力工具。苏共就是在西方所谓“民主、人权、自由”的话语侵蚀以及各种反苏、反共势力内外呼应下轰然倒塌的。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

“民主、自由、人权”等也一直是中西方舆论斗争的焦点。这些年来，面对西方手中垄断的“民主、自由、人权”话题，我们经历了“防备、心虚、底气不足、低头、点头、摇头”等不同阶段。在对外话语分别表现为：不敢讲、绕着讲、跟着讲、靠着讲、怼着讲和自我辩解、自证清白、自言自语、你来我往等不同表达方式。

最初是绕着讲，面对西方高举的“民主、自由、人权”大棒，我们好像心里发慌，不敢正视，不敢正面回应。接下来是跟着说、靠着说、顺着说、接着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辩解式的回应，意在展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寻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还是在西方布置的赛道和话语体系里打转转、绕圈圈，很难摆脱被打压、被抹黑、被压制的地位。相反，长此以往还会助长西方的优势和傲慢，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最近表现为直接与美西方在“民主、人权、自由”等议题上你来我往、短兵相接。这样的打法有利于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西方政治双标及道德伪善，但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美西方政客，让他们气急败坏，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政治打压和舆论攻击。

由于政治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加上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没能突破西方强大的政治理论和民主话语框架的束缚。虽然别人没有堵上我们的嘴，但却往往表现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甚至有一些人在内心缴械投降。

然而，残酷的国际思想和舆论斗争教训警示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西方的“民主”围剿，在代表软实力核心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话语上立不起来，将很难摆脱“挨骂”“受批”的境遇。不仅如此，如果长期在政治领域失去话语权，还随时可能在政治实践中落入西方“政治陷阱”，“犯下颠覆性的错误”，遭遇苏联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被分化、被西化、被演化的悲惨命运。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国际思想价值攻防战中，我们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提炼和传播中国政治价值和治理理念，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澄清民主、人权、自由等被西方垄断和用滥了的政治概念。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美国之病，充分暴露了美式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和危害性。因此，必须突破西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西式话语霸权，扯下笼罩在西方民主头上的“光环”，把西式民主请下“神坛”。

新中国70年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打破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神话”，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西式价值普世论”等，跨越了“中低收入”等各类陷阱，动摇了“美国独秀论”“例外论”“特殊论”“山巅之城”“超级完美论” “西式自由民主普世论、永恒论、万能论”等等。中国发展经验是全面的、系统性的，在思想、理论、制度、观念、原则、规律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

应对美西舆论战、政治战的策略是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动回应、消极防守为守正创新、多管齐下，善于打组合拳，及时转换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今后，美西方会处心积虑地挑事、挑刺，围绕中国还会不断释放各种杂音噪音。面对这类情况，我们的回应要有理有节，不要被其带节奏，更不应照着西方的鼓点儿跳舞。对外发声，要善于做加减法，切忌不分大小强弱或轻重缓急，全面平均用力。

要勇于冲破西式话语体系，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和国际话题。你骂你的，我讲我的。对于美西方谩骂与攻击，既要有正面回应，也要有格局和思想超越。在概念和话语方面，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 “隔断”，力求价值观念与话语叙事能够融通中外、融贯古今、融合历史与现实。

要勇于跳出西式民主话语及逻辑陷阱。回击西方价值围攻，必须勇于跳出西式所谓“普世价值”陷阱，创建更多有解释力、说服力、竞争力的核心概念，构建中国话语及叙事体系。我们应全面总结我党一贯秉持的政治价值和理念，提炼“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核心概念，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政治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讲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

坚持守正创新，善于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进行实践总结和概念创新，应努力做到既好看，又好用;既好讲，又好懂;既好听，又好记。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讲得清、讲得好、传得出。

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追求实际上也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政治愿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来源时间：2021/8/3   发布时间：2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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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婧  来源：联合早报

无论是在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们刚刚经历了心惊胆跳的一周，还不知道会迎来柳暗花明，或是更汹涌的抛售潮。更令市场担忧的是，在中美长期对抗的局势下，两地金融市场是否会渐行渐远，甚至彻底脱钩，形成股市“内循环”?

下跌、下跌、再下跌……连续三个交易日暴挫后，中国股市终于在周四大幅反弹，但投资者仍惊魂未定。

“一夜之间股票、基金全都绿了，一年的涨幅都跌没了。同事聚餐时开玩笑：今天不点青菜，否则吃了更绿!”回想起这一周来的“股市过山车”，上海股民刘钰(化名)心有余悸。

和不少股民一样，刘钰也没搞懂这一轮股市雪崩的原因。她说，一开始监管层只是要整治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后来遭殃的成了教育股，“不知怎么的，最后整个大盘都崩了”。

这一轮先后波及美国中概股、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令A股和港股跌至熊市边缘的震荡，的确要从7月初，中国监管层对赴美上市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说起。

随着滴滴系应用软件相继被下架，中资企业的赴美上市潮踩下急刹车，至少七家公司取消上市计划。上个周末，中国政府又出台教育行业监管新规，严禁课外培训机构上市融资或接受上市公司投资，外资也被禁止进入该行业。

美国市场对教育和互联网中概股的抛售潮，迅速延烧到A股和港股。本周市场更传出美国可能限制基金投资陆港股市的传言，让下跌势头蔓延到债汇市场。

面对市场恐慌情绪爆发，中国证监会高层紧急召集投资银行高管开会，多家官媒连日发文，强调A股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没有改变。多方安抚下，陆港股市在周四触底回弹，但周五再现跌势，显示市场信心并未完全恢复。

尽管知情人士引述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说法称，整顿教育行业的政策无意伤及其他行业;但从美国中概股跌跌不休的趋势看，滴滴事件发生至今，市场对中概股的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在这股市场低气压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周五(7月30日)宣布暂停中国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直至它们针对股东面临的投资风险披露更多信息。

更令投资者惶恐的是，在中美两国长期对抗的预期下，中国政府是否正引导企业撤出美国股市，为两国金融市场脱钩、中国股市走向“内循环”做准备?

从1992年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算起，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已有近30年历史。根据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5月，共有24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总额达2.1万亿美元(2.84万亿新元)。

学者：未来投资中概股 会把监管风险纳入考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罗妍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虽然中概股有过多轮震荡，但出于对中国市场和新经济行业的信心，美国投资者依然看好中概股前景。但近期监管层接连打击，影响的不只是特定领域，而是让投资者对整体大盘信心动摇。

“未来投资者在购买中概股时，哪怕不是互联网和教育行业，也一定会把监管风险纳入考量。这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拉低中概股估值。”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概股监管层层加码。前总统特朗普去年底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不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检查审计底稿，就必须从美国股市退市。美国参议院6月通过决议，又将退市期限从三年缩短至两年。

随着在美挂牌多年的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今年被逼退市，有分析认为，北京想要先下手为强，通过推动中概股回流，减少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带来的风险。问题是大陆和香港股市能为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充足的融资和健全的发展环境吗?

市场研究公司Statista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5月，上海、深圳和香港三个中国交易所的总市值之和，还不到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更不要说全球排名第一的纽约交易所。

不过，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麦萃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增长潜力。他指出，和美国10%左右的储蓄率相比，中国储蓄率高达45%。“从近期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来看，政府不想再让民众将储蓄用于投资楼市，而希望这些钱能用于支持实体经济，而股市就是企业最理想的融资平台。”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认为，光有资金难以打造强大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完善立法、评级、信息披露等机制，建立成熟健康的市场。

“和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美国市场不同，中国还是以散户投资者居多，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市场里的钱不够‘聪明’。这意味着好公司可能拿不到好估值，差公司可能瞒天过海，没被惩罚。金融市场没有打扫干净，对企业和投资者都不利。”

罗妍则较为乐观地研判，要吸引中概股回流，意味着向来保守的大陆股市得降低上市门槛，例如推广呼吁已久的注册制上市，这可能倒逼市场加快改革。另一方面，大批中概股回流，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优秀标的，有助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

但她也指出，“股市内循环”的假设虽然可以成立，但绝不是理想状态。“大家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次陆港股市震荡对投资者的影响，也验证了这个道理。中美市场脱钩，对两国投资者都意味着风险倍增，弊大于利。”

中共政治局上周五召开的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并未如预期般表态安抚市场情绪，但承诺会“坚持高水平开放”，间接回应了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与外界脱钩的担忧。不过，随着官方将“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列入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关于中概股何去何从的猜想，还会继续令投资者牵肠挂肚。

赴美路难行　中企或“转道”香港上市

赴美上市之路越走越窄，使得更多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香港。这个背靠中国大陆，又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的自由市场，会成为维系中国公司和国际市场的唯一桥梁吗?

中国官方7月初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被视为压垮赴美中概股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中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在赴国外上市时，必须先通过监管层的网络安全审查。

但很快有消息人士解读，这里的“国外上市”并不包括香港。换句话说，官方在关上中国企业的赴美上市之门之际，也为他们留了另一条路：转道香港。

据统计，目前中止在美上市计划的七家中国企业中，六家的用户数都超过100万人，触及网络安全审查红线，其中拥有2.5亿用户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已考虑在香港上市。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麦萃才受访时预计，在投资者的退出变现压力下，其他几家公司也将把香港视为上市的救命稻草，尽管这并非他们的首选。

麦萃才指出，对互联网公司而言，资金池庞大、上市条例宽松的美国市场无疑是最理想的目的地。而资金池较小、但上市门槛仍低于A股的港股，则是多数中概股的“第二志愿”。单是A股要求挂牌企业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就刷掉许多连年亏损的互联网企业，而港股则没有这项硬性要求。

此外，多数科技公司的早期融资都来自国际私募基金和风险创投公司。如果在以人民币交易的A股上市，中国境内严格的资金流动管控，对外国投资者变现将造成极大阻碍。而在资金自由流动的香港，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更多中概股通过在港第二上市，也将降低在美挂牌的风险。2019年美国有意收紧对中概股监管时，阿里巴巴就在香港第二上市，带动腾讯、百度等多只中概股回流。会计师事务所德勤预计，今年有超过10只中概股回港第二上市，融资总额超过1000亿港元(174亿新元)。

不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罗妍指出，港股的估值没有A股和美股高，却又容易同时受两边市场情绪波及。本周A股暴跌，港股也随之跌到熊市边缘，令投资者遭受池鱼之殃。

另一方面，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让夹在当中的香港面对与日俱增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政府本月就向在港美企发出公告，提示他们注意北京加强对香港控制导致的信誉、监管、财务乃至法律风险。

本周宣布搁笔的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也在他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警告，随着政府间接介入市场运作，香港股市已经显露出与西方自由资本市场脱钩的迹象。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政治环境里，港股不可避免地会受大陆政策牵动。林行止认为，若证监机构能不受政治干预专业运作，市场便能健康发展。

麦萃才对港股前景则较为乐观。他指出，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但港股依然很快走出震荡，融资额也持续增加，体现了市场韧性和投资者的信心，这也是北京希望维持的局面。

“只要中国保持增长势头，想从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获益的国际投资者，还是会继续在香港投资。”

新加坡能否坐收渔利　成为中概股避风港?

美国上市有监管风险，香港上市又有地缘政治风险，一些人因此联想到，这将给新加坡市场带来机会，成为中概股的避风港。

一些新股民可能不知道，新加坡一度是中国中小企业到海外上市的首选之地，曾有上百家中国公司在此挂牌。“龙筹股”这个专有名词也应运而生，用来形容新加坡股市中的中资公司股票。

200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但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不少中国企业纷纷到香港和新加坡上市集资。和香港相比，小型中资企业在新加坡更容易受到投资者关注，享有更高本益比。投资者对中资企业的强烈兴趣，使得龙筹股的成交量明显高于其他新加坡股票。

但在2010年后，龙筹股陆续曝出账目造假和监管不当等丑闻，令股民对它们敬而远之。加上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越来越多股票回流，新加坡的龙筹股热潮也逐渐退去。

根据新交所市场数据，截至今年6月，共有71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比去年同期减少13家。

投资平台FSMOne.com股票分析员杨慧诗受访时指出，阿里巴巴影业和亨鑫科技等在香港和新加坡双重上市的中国公司近年来陆续从本地退市，既为降低两地上市的成本，也通过整合股份提高流动性，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

新加坡缺吸引中概股关键因素

不过，新加坡仍是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的主要上市地点。过去五年有多只来自中国的房地产信托在本地挂牌，包括砂之船信托(Sasseur REIT)、运通网城信托(EC World REIT)和大信商用信托(Dasin Retail Trust)。

杨慧诗分析，新加坡房地产信托市场发展完善，目前共有42只相关信托基金，涵盖多个细分领域，这是本地的独特优势。相比之下，香港只有13只，且主要集中在零售领域。

不过，新加坡仍缺乏吸引中概股的关键因素：融资和升值空间。有企业反映新加坡市场小、流通量低，加上投资者对龙筹股有心理阴影，并非理想选择。“除非在大陆和香港上市都不成功，才会考虑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认为，尽管新加坡地缘政治风险较低，但仍属于外国市场，无法从监管新规中豁免;和背靠大陆市场的香港相比，也缺乏对中概股有利的地理优势。

他主张：“新加坡股市的发展还是应该立足于东南亚经济腾飞，以吸引周边国家企业挂牌、打造本区域金融交易中心为目标。”

来源时间：2021/8/2   发布时间：2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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