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涵，于子文  来源：中评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李巍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就拜登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现状、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台海政策、美国联盟外交、中美经贸关系、气候变化合作等议题予以全面解读。

谈及当下中美关系，李巍表示，此前大家“希望拜登任内中美关系会发生某种积极改变”的期待几乎完全落空。当前，中美关系正在战略竞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而且，拜登政府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主要体现为近几个月来中国外交环境的重大变化。

这主要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有关，李巍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体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的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想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美国对华战略的共识已经跨越了党派和朝野。二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和手段目前来看，比特朗普政府要更有章法，这体现了建制派外交的特点。

在台湾问题上，李巍认为，拜登政府当前依然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并还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挑战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事实上，美国本身并不想同中国发生一场军事冲突。我们要保持对台湾的战略和军事上的威慑，如果美国有“切香肠”动作，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其对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冷静。

在美盟友问题上，李巍指出，拜登上台后开始全面重整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构建拜登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新联盟战略”包括四大体系，分别是“五眼联盟体系”、“美欧大西洋联盟体系”、“印太联盟体系”和“七国集团”。目前，整个西方世界的联盟复苏的速度很快，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了很多一致的宣誓和行为。拜登的联盟战略是中国需要高度关注的。但是，美国的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手中是有砝码的，最大的砝码便是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中国在军事上对美国的盟友都不构成紧迫的威胁。美国想在军事和经济上进行盟友动员存在较大的困难。

在经贸问题上，李巍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事务负责人已经进行了三场通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中美的经贸团队在开始接触，而且是很核心的经贸团队正在进行接触。虽然双方的正式经贸谈判不会很快启动，但对话总比不对话好。经贸关系仍在中美关系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低估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判断，都会导致对中美关系的误读。

谈及未来中美关系，李巍表示，过去中美之间曾发生过发生过多起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是很快两国关系又恢复正常，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韧性是很强的。现在我们说中美关系很坏，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生炸馆、撞机那样的恶性事件，但是整个中美关系的趋势是比较严峻的。

最后，李巍指出，在两个关键的领域，中国跟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那就是金融和科技。中国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弱势是中国崛起的巨大短板，也导致中国的崛起是不平衡的崛起。于中国而言，未来的中美竞争一定是开放体系中的竞争，而不是当年美苏封闭状态下的竞争。但这种开放的竞争取决于中国对开放的管理和驾驭能力。中美哪个国家能够更好地管理和驾驭开放，哪个国家就能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当中胜出。

以下为专访全文：

对拜登希望几乎完全落空　拜登政府给中国带来更大压力

中评社：拜登上任已有半年，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李巍：从目前拜登执政以来的表现看，总体上我们对美国新政府的任何正面期待都已经丧失殆尽了。在此之前，我们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希望美国大选结果会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变。尤其是，有很多人寄希望于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至少可以部分重回以前的正常状态。

之所以会有这种希望，主要在于特朗普作为一个“非常态”的美国总统，他任内的一些做法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此外，拜登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和议员期间，他曾四次到访中国并与中国四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面。不仅如此，拜登还同中国社会各界都有深刻交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拜登作为美国副总统访华期间，专门在北京与中国最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因此，可以认为，相比于历任美国总统，拜登此人实际上很了解中国并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一定的交流和联系。

总体上看，通过过去四十年拜登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实践来看，我们曾经认为，拜登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对华相对比较友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拜登上台之后，能够扭转特朗普时代剑拔弩张、硝烟四起的中美关系。当然此前也有人预测到，我们并不能对拜登政府有过高期待。原因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来改变中美关系，拜登作为美国建制派的代表，他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按照个人情感制定对华政策，拜登所代表的一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希望拜登任内中美关系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正面改变。

不过，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期待几乎落空的，这表明美国的国内政治氛围不会受一个人的左右，哪怕他是国家总统。当前，中美关系恐在战略竞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此前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已经再度明确代表美国建制派宣布“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全面结束”。或许以前我们还可以认为，特朗普作为非建制派，其声音未必代表美国主流战略界。但是拜登四个多月来的执政表现及其团队的表态，则说明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的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想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美国对华战略的共识已经跨越了党派和朝野。这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则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很有章法。拜登与特朗普不同，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对中国下了很多“狠手”，许多行为都是没有章法和战略逻辑的，而且虎头蛇尾，不少甚至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拜登本人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其外交团队也非常老练。拜登政府在以一种很有章法且符合国际规则的“打法”应对中国，反观特朗普，他虽然“气势汹汹”，但战略却有颇多漏洞。在与特朗普“交手”的后期，我们实际上摸出了不少经验，中国的外交局面总体上其实还不错。因此，我们认为，实际上是拜登政府而不是特朗普政府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主要体现为近几个月来中国外交环境的重大变化。

美依旧保持台海战略模糊　切香肠施压中国

中评社：国内外媒体和智库都多次提起，台海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您认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上台后，台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是否已经清晰?

李巍：美国多年来一直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始终不回答“如果中国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采取何种方式应对或是采取多大程度地介入”这一问题。而且，在美国的任何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从未详细阐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会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和方法。

拜登政府当前依然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政府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指南》和《2021战略竞争法案》中，美国的很多战略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却不会直接清楚说明“我们要干什么”，这是其模糊战略。

另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还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美国不会过度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而是会慢慢地、一步步将中国大陆“逼向墙角”，一步步跨越大陆的红线。比如六月初美国三个议员乘坐军机访问台湾，这实际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力量落地台湾。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台湾是中美建交的基本前提，因此，自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后，我们对于来自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台湾的存在是高度敏感的。但是这次落地台湾的不是战斗机只是军用运输机，而且搭载的不是军人是三个议员。这就是美国“切香肠”战略的典型实践。

美国这种“切香肠”的战略实际给中国大陆带来巨大考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时间站在大陆一边。面对美国的“切香肠”战略，我们可以同样采取“切香肠式”的回应。比如，我们要保持对台湾的战略和军事上的威慑，如果美国有“切香肠”动作，我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与其对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冷静。

事实上，美国本身并不想同中国发生一场军事冲突。回顾冷战的历史，当时美苏之间矛盾分歧巨大、斗争极为激烈，尚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今中美两国有诸多利益交集，且又处于核时代，美国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同中国发生军事上的直接冲突，尽管它在军事上可能是有准备的。

拜登政府高度实用主义　对美外交要更灵活

中评社：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拜登政府强调“美国需要利用本国资源和力量，也需要和盟国与伙伴合作，与中国展开竞争，但同时也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合作”，中方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二者有什么区别?对于拜登政府强调“竞争但不冲突”，中方应如何应对?

李巍：中国特别希望跟美国建立政治上的对等关系，“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中方强调的要点。“相互尊重”意味着两个国家是相互平等的，中国要求同美国平等的地位，但是美国长期认为自己是霸权国家、不认为“中国是与其平等的对方”，这是中美双方战略诉求的很大区别。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此前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多层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有竞争，也有合作。美国需要利用本国资源和力量，也需要和盟国与伙伴合作，与中国展开竞争，但同时也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合作。”这说明，美国现在也意识到，美国在很多领域需要中国的帮助，比如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40%以上，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再比如，在2008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也很难平息几十年未遇的严重金融危机。

鉴于此，美国也意识到，在很多方面中国对于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美国也希望两国不是全面对抗关系，希望双方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美国也不吝于主动采取动作与中国加强合作，包括派气候大使约翰·克里来中国。

尽管中美关系剑拔弩张，但拜登政府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政府。“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也要有勇气合作，”这其实也体现了拜登政府外交手段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因此，我们亦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极其复杂，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多元性力量，在对美外交上，我们也要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美国盟友非铁板一块　中国有重要砝码

中评社：拜登上台以来，积极恢复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您认为，未来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是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是否可能出现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围堵、遏制中国的局面?

李巍：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几个月，中国的外交环境整体上相对于特朗普时期更加恶化了，主要原因就是拜登在全面修复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力。拜登上台后开始全面重整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构建拜登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新联盟战略”包括四大体系，分别是“五眼联盟体系”、“美欧大西洋联盟体系”、“印太联盟体系”和“七国集团”。目前，整个西方世界的联盟复苏的速度很快，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了很多一致的宣誓和行为。拜登的新联盟战略是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因为中国不能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世界。

但是，美国的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日本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就有很大分歧，“五眼联盟”中的新西兰在中美之间一直纠结，其他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在美国“复兴”这样一个巨大的“盟友机器”时，其运转速度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西方重新团结起来的背景下，对中国外交的考验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拜登政府想搞出一个无缝的联盟体系，其难度是非常大的。中国要采取非常有效的方法分化和瓦解美国的联盟体系，一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所有西方国家都视作“美国的走狗”。我们可以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上，要有轻重缓急。面对不同的对象，要分出层次，对于在根本性利益上对我们进行了伤害的国家，要坚决斗争;对于没有实质性伤害我们利益的国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相对中立的国家，要尽可能团结;对于对华友好国家，要进一步使其站在中国一边。

而且中国手中是有砝码的，最大的砝码便是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这样一个国家很难被孤立。而拜登主要是利用价值观和共同的安全利益来构建联盟体系。价值观事实上并不能够维持持续的联合体，而中国也不是一个在军事上四处扩张的国家，拜登以此二者团结盟友恐不能服人。很多国家都是务实的，更在乎的是经济利益。因此，中国要用好“巨大的市场”这张牌，而且也有必要克制自身的军事目标。

中评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日本、韩国相继同美国联合发布了声明，声明中提及台海和南海等中国内政议题。您如何看待美、日、韩三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李巍：坦率地讲，在中国问题上，美、日、韩三国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因为在中国问题上，这三个国家有各自的利益分歧。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之间在安全、政治、外交、经济领域有着很多矛盾和分歧。因此，美国采取双边手段，分别同韩国和日本讨论相关涉华议题或许是更为现实的路径。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过去几个月先后到访美国华盛顿一事。众所周知，疫情之后，正式的元首互访都已经停止了。但是日韩领导人居然还实地到访华盛顿，与拜登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说明，美国付出了很重大的外交资源拉拢韩国和日本。

美国为何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的近邻，他们对中国构成的压力近在咫尺。美国的亚太战略需要日本和韩国的配合。此外，当前拜登正在构建供应链的联盟。在拜登政府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包括产业领域和技术领域。美国希望可以在产业和技术竞争方面全面压制中国的崛起态势，但这并非美国一力可完成的。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经济上同中国“单挑”，但三年之后，在这场“经贸战”中，中国并没有屈服。因此，拜登政府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在制造业上同中国进行旷日持久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包括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另一方面企图将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除此之外，还包括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在这些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制造业大国的配合。如果没有日韩的配合，美国的对华经济压制战略是不能够实现的。

具体来看，美国需要在半导体方面依赖日本和韩国。美国下定决心要阻止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美国已经建立了半导体联盟，还在华盛顿召开了半导体峰会，并且升级了特朗普任内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制裁措施。但是要看到，美国的半导体在整个世界的实力分布中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的，其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因此美国必须要得到韩国和日本的帮助和配合。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上游的原材料环节和生产设备环节有很大的优势，韩国则在半导体产业链的中游和下游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除了半导体之外，在新能源领域亦是如此。拜登曾说，美国已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落后中国很多了，美国需要奋起直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就是半导体，且需要高容量的车载电池。这种车载电池目前高度依赖中国的宁德时代。因此，如果美国要在新能源汽车上压制中国，那么它必须解决电池产能问题。而能在电池方面与中国宁德时代竞争的只有韩国和日本的相关企业，比如LG、SK化学、松下等等。日韩领导人去了华盛顿之后，日韩相关企业纷纷承诺要加大在美国的电池产业的投资。

除了半导体和新能源领域，在包括新冠疫苗、稀土在内的其他产业，美国也需要日韩共同配合其经济战略。美日韩或会形成经济、科技、产业联盟，这是我们应当十分关注的趋势。

当然，形势倒也没有那么悲观。日本和韩国在中国都有巨额投资，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并是日韩最大的出口国，他们对中国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日本和韩国想要彻底地在经济上倒向美国，他们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是否选择完全站到美国一边，日韩两国也会仔细权衡。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用好中国的市场优势。

中评社：您刚刚主要是从经济上谈到了美国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那么，在军事安全领域又会如何?

李巍：日本和韩国有着各自在安全领域的关切。中国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都会使日韩两国感到惴惴不安。这两个国家同中国也都存在一些领土上的争端，且日韩都是贸易国，其对外贸易的航行通道高度依赖于南海，所以南海问题亦是日韩的重点关切。

因此，日韩两国的确在安全上对中国存有疑虑。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日本于韩国之间也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并不比中日矛盾、中韩矛盾小。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尽量在安全问题上取得日韩两国的谅解。我们要谈清楚自己的安全目标，我们的军事目标主要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要尽可能化解两国对中国不必要的担忧。

在东北亚问题上，美国是域外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是当事方。我们可以多做工作，保持耐心，以中日韩三边的务实合作来对冲美日韩三边机制。

模式之争更加激烈　中国当用心做好自己的事

中评社：老师，我们知道您曾经有一本书，名字是《制度之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想请问一下，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制度方面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疫情爆发，说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彰显，您认为这种彰显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的去刺激两国之间在制度方面的竞争?

李巍：谢谢你关注到我的书。因为我这本书主要写于奥巴马时代，主要是基于对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因为奥巴马特别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和中国的规则之争、强调用规则来约束中国，这本书写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中国也强调要获取更多的国际制度话语权，所以当年奥巴马在经济领域采取了很多制度归属的战略，比如搞TPP、搞TTIP，又比如在安全问题上建立规则，要求中国遵守以规则为中心的秩序，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国试图是以规则为武器和中国进行竞争。

那时，中国从总体上来说，特别希望提升我们在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当中的话语权，所以双方有这样一个围绕国际制度或者国际组织、国际机构所展开的竞争。我当时以《制度之战》作为书名，这个“制度”主要是指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规则。

但是为什么关于制度竞争的话题，在特朗普时期热度有所降低?这是因为，特朗普本身就是不按规则做事的人，他不喜欢规则，所以他要退出WTO，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的“退群”行为。因此，在特朗普时期，中美之间似乎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性质的“拳头对拳头”的竞争。

现在拜登上台之后，实际上中美在某种程度又重新恢复到规则竞争中去了。之前我在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层面上的规则竞争，但是疫情之后，这种制度竞争或者制度之战，更多地回归到国内层面、国家层面的制度竞争，主要聚焦于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疫情进一步暴露了中国跟西方的治理模式或者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别。以前西方总是关心中国的经济体制，觉得“中国是搞国家资本主义”，说“中国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给中国打上这样的标签。疫情暴发之后，中国跟西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别，包括在治理文化上的差别，已经被全面地暴露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制度竞争，其实除了国际制度层面上的竞争之外，更多的是指这两个国家治理模式上的竞争。我们讨论的很多议题，包括美国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为美西方所接受。

中评社：中国依靠所谓的“举国体制”在疫情中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现在中美之间又陷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且在舆论场上你来我往，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样去讲好自己的治理故事?

李巍：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因为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资源，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包括通过公共外交来试图“讲好中国故事”，化解中国跟西方世界的误解，让西方世界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果差强人意。

中评社：您认为“效果不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李巍：之所以效果不太好，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实力越发强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进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暴露得更明显。中国过去默默无闻，现在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自然会被别的国际社会成员关注和研究。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或许有些急躁。中国对外表达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把自己说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你们真实的部分也不太可信。我们有时过于急切地想得到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可，但往往越想得到认可、别人越不认可我们，反过来又使我们更着急、更拼命地去讲好中国故事。当然，确实有很多人讲了中国的好故事。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中国肯定也有很多还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又不太愿意去展现出不够完美的地方，但这些不完美正是别人想要真正了解的。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我们的心态要放平和。我们跟西方的误解不是短期之内就能解决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找到一条共通之道，第二，我们还要回到中国的那句俗话，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现在这几年做的很好，但是说的也不少。我觉得我们多做一点，适当地少说一点，这样的话恐怕效果更好，要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从容和自信。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力过猛。中国现在就是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都在其他国家的关注之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更加从容一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做的好，别人一定看得到。

经贸关系于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双方需理智视之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日前商务部的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而且双方沟通开局顺畅，求同存异是共识，下一步将共同努力务实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经贸方面这一良好的趋势，能否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带来一些转机?

李巍：目前中美在经贸领域有三场通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中美的经贸团队在开始接触，而且是很核心的经贸团队正在进行接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从目前双方官方释放的信息来看，肯定是有很多分歧，双方用语也是非常之谨慎。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方经贸团队就位以来跟他的盟友们进行了很密集的视频会议和电话沟通，中国是放在最后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美方是在同其盟友进行了沟通、协调了彼此在经贸问题上的对华立场之后，才来和中国来进行讨论的。

但是，对话总是比不对话要好。尤其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美方全新的经济团队，他们的贸易代表、商务部长、财政部长都是新人，而我们这边基本上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跟美国新的团队建立一些工作上的联系。

不过，我不觉得双方的经贸谈判会很快启动。我甚至觉得，很可能还会等到美国的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双方经贸谈判才有可能开启。因为拜登政府已经表示，要对特朗普任内的整个中美经贸关系(包括第一阶段的中美协议)进行一个系统评估，评估出来之后，美国才可能会和中国进行经贸的谈判。再加上拜登当前还在推几个重要的法案，他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国内的立法方面。所以中美正式的经贸谈判，我估计恐怕还要往后推一推。但关键是，中国得想好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经贸关系，我们怎么评估过去三年来中美之间剧烈的贸易战及其对我们的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

中评社：过去常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两年中美在经贸领域发生了非常剧烈的竞争，您如何看待当前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作用? 

李巍：经贸关系仍在中美关系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低估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判断，都会导致对中美关系的误读。尽管中美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关系展开了很激烈的竞争，但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没有密切的经贸往来，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那样的话，中美关系很有可能会是典型的第二次冷战。我们说现在中美之间不是“新冷战”，原因就在于中美经贸关系所驱动的整个中美之间的复杂联系。中美之间的人文联系、人文交流都是依附着经贸关系的。因此，巨大的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当年美苏关系的最本质要素。

经贸关系很重要，但是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得更加细致一点。经贸关系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一般性的商品贸易关系;二是金融关系;三是投资关系。如果按照这三个方面做细致分析，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认为“中美经贸关系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首先从贸易关系来说，中美之间一般性的商品贸易肯定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双方的关税壁垒现在已经很高了。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贸易还有很大的顺差，在这个方面美国是得到利益的。在服务业贸易领域，中美还有巨大的拓展的空间，比如在卫生、医疗、教育、旅游、文化、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此外，即便是一般性的商品贸易，中美之间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主要体现在能源、农产品、高端制造业等领域。

其次，从金融关系来看，中美贸易战打得虽然激烈，但双方金融关系非常稳定。即便是特朗普个人采取了一些金融制裁行为，但总体上中美的金融关系还是很稳定的。中国依然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并没有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仍然积极地赴美上市，最近的案例就是中国的滴滴在美国低调上市，成为近来IPO规模最大的赴美上市企业。而且，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也没有减少。虽然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是至少目前美国的资本并没有大规模从香港撤出。所以，可以说，金融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真正的稳压器。

再次，从投资关系来看，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确实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这是因为美国严格的安全审查制度，导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不断增长，最典型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是中国第一个全外资投资的汽车制造厂，且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去年一年的销售额非常可观。

所以中美双方有很多利益共赢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双方有点经贸冲突，就低估经贸关系在整个中美关系中发挥的巨大正面作用。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确实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主要在于美国有可能发动金融战，而且技术战将会进一步持续下去;另外，中国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声音，比如最近国内的社会氛围对特斯拉就不是特别友好。如果任凭这种声音占主导地位，中美经贸关系恐会全面脱钩。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性来看待经贸关系对于两国的重要正面意义。

拜登搞“民主国家供应链联盟”　难度相当之大

中评社：现在有舆论认为拜登上台后，美国正在重组国家供应链，并拉拢盟友重组全球供应链。此外我们也看到五月份的时候，欧洲议会决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是否正在主导排除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它的图谋是否会得逞?

李巍：确实，美国正在主导排除中国的全球供应链。这个供应链联盟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联盟。美国的联盟是双轮驱动，一是以意识形态为抓手搞“民主国家联盟”，另一个则是以供应链安全为抓手搞“供应链联盟”。

在供应链安全方面，部分国家也有一致的感受，比如日本和韩国都觉得他们在供应链上过于依赖中国，韩国就曾出台过“新南方战略”，想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日本在疫情期间也提出过要搞供应链的多元化;澳大利亚近年来同中国关系紧张，它也觉得在经济上不能过于依赖中国。拜登上台之初针对医疗、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稀土这四个产业进行供应链安全评估。美国要解决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必须要回答“谁导致了供应链不安全”。既然是全球化来分配全球供应链，当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事情，相互依赖意味着“你依赖别人，就相对不安全了”。但问题是，美国不会觉得依赖日本不安全、也不会觉得依赖欧洲和韩国不安全。所谓的“供应链安全”，美国是有所指的，指明是中国导致了美国供应链的不安全。美国认为，它不能把供应链过多的依赖给其战略竞争对手。

所以拜登现在正在极力做的就是“民主国家供应链联盟”，这是拜登很重要的大战略。这个战略如果搞成了，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个战略也不容易成功。

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品的销售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投资环境，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世界上最为齐全的产业链。苹果的供应链就高度依赖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LG、三星、松下等企业在中国都有大量的投资，德国的大众等汽车厂商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是因为，在中国投资设厂一方面靠近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有比较好的产业环境。因此，美国要搞供应链联盟，其难度相当之大。

供应链理论上是基于经济的逻辑在全球分布的，它是非政治化的，只要谁的商品质优价廉，我就买谁的商品。但是现在如果以质优价廉作为原则来决定供应商，那无疑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美国无法跟中国竞争。单纯搞经济的供应链联盟不能够成功，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供应链问题和安全挂钩、和意识形态挂钩，所以搞出了“供应链安全”的概念。所以，地缘政治的紧张，实际上是美国的刻意为之，它要实现这种产业链的转移或者供应链的转移，必须要匹配一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紧张或者一定要搞意识形态的动员。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整个美国战略的逻辑。

《中欧投资协定》被冻结，确实是需要被关注的事情。拜登上台之后，他最大的战略上的“成功”，就是分化了中欧关系。过去几年中欧关系其实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中国跟德国的关系。《中欧投资协定》在去年的最后几天完成谈判，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大成果。但是拜登上任没几个月，他利用新疆问题分化了中国跟欧洲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中欧关系是相当脆弱的。实际上，欧洲人在新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利益，新疆问题主要关乎意识形态问题，拜登找准了欧洲人骨子里对意识形态的关切。这就导致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此外立陶宛也退出了“17+1”机制。这事实上是美国政府想要搅动意识形态话题、来对中国进行合围的体现。

应对气候变化　中美可有诸多合作

中评社：中美两国有很多有识之士也多次谈到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机遇，您认为这种气候外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推进中美关系?

李巍：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现在中国和美国需要寻找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战略诉求。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诉求。

首先这两个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刚才说过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中国也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40年，坦率来讲，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高昂的成本基础上，这种高昂的成本之一就体现在环境成本，对环境的破坏、水资源的污染、大量的空气污染。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一定要建立在绿色和环保的基础之上，基于可持续性发展，要基于对我们后代负责。我最近刚刚去了大同，感受特别深刻。大同是中国的资源型城市、煤炭之都，但是现在大同整个绿色环保超出我的想象。这说明，这几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环境治理方面，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肩负起二氧化碳减排的职责。

在这个方面我们跟美国的利益诉求是相一致的。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减排，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蓝天白云，需要有更多清洁水源。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的操作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在这方面，并不是说中国单纯地找美国去购买技术，中国也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我上次还去了大同旁边一个小县城叫右玉，右玉当年因为风沙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洲。这是中国经验的植树造林，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抗击风沙的经验更丰富了。我觉得中国有两个故事要好好向全世界讲，一个是中国脱贫的经验，一个是环境治理的经验。而美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我在美国生活过，能感受到美国对环境资源，特别是对能源的浪费极大。所以我们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有很多合作。

此外，考虑到大国的责任，中美在政治上也是可以合作的。我们要共同为全球树立规则，要共同在全球倡导一种绿色发展的理念。应对气候变化是少有的中美在价值理念上高度吻合和贴切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成为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石。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它，因为相对于安全和发展，气候变化问题很难支撑中美之间这两个庞然大物的冲突性关系。

中美关系趋势不容乐观　两国心态发生变化

中评社：现在中美都有学者认为过去40年可能是中美关系最好的40年，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坏，对于这一预测您是如何看的?

李巍：从中美关系的意义上来说，过去40年是否能够被当做是统一的时间段，其实也是有争议的。比如说，1989年到1992年期间，中美关系也很糟糕;在整个90年代，中国入世的谈判也受到美国百般刁难;后来还发生过南联盟的炸馆事件;此外，还有中美在南海的撞机事件。

我觉得从上述这些事件本身来说，比中美之间过去三年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更加糟糕。坦率地讲，现在中美关系虽然很坏，但是我们没有发生过炸馆事件，没有发生过两国的军事力量迎头相撞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那个时期很快就克服了这些问题?这是值得去研究的。

中美之间曾发生过发生那么严重的事件，但是很快中美关系又恢复正常，所以我想中美总体上韧性是很强的。现在我们说中美关系很坏，我觉得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没有发生炸馆、撞机那样的恶性事件，但是整个中美关系的趋势是不容乐观的。

为什么这个趋势不容乐观?我觉得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差距越来越小，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另外，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社会治理模式、国家治理模式差异性完全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看待彼此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对美国来说，它以前觉得中国可有可无，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它一直一种非常高高在上的状态。但是现在美国却把中国放在整个外交政策的优先日程之上。此次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且，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很焦虑，不像以前那样从容自信了，这是美国心态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看待美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觉得美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它的市场经济、学习它的规则、学习它的技术。所以，美国有时候欺负我们一下，我们就忍了。但现在中国的心态也不一样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尊重。有时候觉得美国做得不好的东西，我们要直接表达我们的不满。

所以在两个国家的心态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延续过去那样一种关系模式。但要让这两个国家的心态适应新的结构状态，我觉得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中美两个国家都需要很长的心理适应期，美国需要适应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恐怕也得思考，中国到底要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基于这样一些变化，未来中美关系很难回到一种理想状态，回到那种亲密无间、能够协调共振的模式。中美肯定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激烈的竞争，但这种激烈的竞争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剧烈的对抗。

我觉得，未来对中美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一方面，这两个国家彼此竞争、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如何找到一种新的关系状态，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既不是美苏关系、美欧关系，也不是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那种大国协调关系。那么，到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学者还需要加强研究。具体是什么，或许只有历史能来告诉我们。

中评社：最后，可以补充谈一些您感兴趣的话题。

李巍：我还想补充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科技。

中美两国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的实力更加接近。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生产领域和一般性的贸易领域，中国正大幅度逼近美国，而且甚至超过美国。但是，在两个关键的领域，中国跟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那就是金融和科技。中国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差距是中国崛起的短板，也导致中国的崛起是不平衡的崛起。

未来中美的金融竞争恐怕是一种开放程度的竞争。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金融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国家，开放程度都是挺高的。未来中国如果要和美国进行全方面战略竞争的话，一定要弥补金融这个短板。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美国的金融“制裁”，因为它对我们的威慑和杀伤力还是挺大的，而且人民币与美元的差距相当之明显。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搞了十多年了。坦率地讲，人民币国际化所取得的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中国要想补足金融短板，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就必须要成为世界上在经济上最开放的国家。

中美经贸战中，关税战对中国的影响其实不大，尤其是疫情放大了中国贸易上的优势。但是在技术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中国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必须好好思考中国的技术短板是何原因造成的。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大国?我觉得还是开放。技术不能搞内循环，尤其是今天的技术门类众多，极其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建立成体系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以技术创新一定也是开放的。

因此，于中国而言，未来的竞争一定是开放的竞争。但这种开放的竞争取决于中国对开放的管理和驾驭能力。中美哪个国家能够更好地管理和驾驭开放，哪个国家就能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当中胜出;哪个国家率先走向封闭，哪个国家就会在这场竞争当中被击败。

来源时间：2021/7/23   发布时间：20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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