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瀛寰治略

作者简介：

孙西辉，博士，山东郓城人，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主要从事美国的印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等研究;

金灿荣，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中国外交等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对华敌视政策的结果，而根本动因在于战略预阻，即美国预先阻止出现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但不同时期的预阻目标和切入点有所不同。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逻辑取决于两国政策互动，21 世纪初美国谋求对华战略竞争但被中国的灵活政策化解，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因中国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有效措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使中美激烈博弈延续至今。在四种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中，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保持在可控范围或失去控制。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取使之保持可控，基本思路是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预阻挑战;双向互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对华战略方针报告》和《国防太空战略报告》等涉及对华战略竞争的官方文件，展示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决心和政策思路，使中美战略关系 的竞争性更加突出。拜登上台后，美国维持特朗普时期的多数对华强硬政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继续强化的趋势。实际上，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国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和战略压力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反应，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成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断问世，内容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成因、表现、特点和应对等方面。然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大多是一带而过或简单解释。在为数不多的相关解释中，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的霸权焦虑引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与中美战略竞争。这一观点并不违背事实，也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和认知，但既有研究没有清晰地展示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链条，也没有对两国的互动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分析其可能的前景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预阻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若干次变化。学术界有“三阶段” 和“四阶段” 等观点，本文认为中美战略关系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战略敌对(1949 — 1970 年)、战略合作( 1971 — 1988 年)、战略模糊(1989 — 1995年)、战略合作( 1996 — 2008年)、战略竞合( 2009 — 2016年)和战略竞争( 2017年—)。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和摸索，逐渐回归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在此期间，美国学术界不断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小布什政府曾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因各种原因没出现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官方文件中，也因国际形势突变没有完全落实到对华政策中。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为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开始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同时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则突出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由于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的结果，理解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需要重点分析美国对其国内外形势、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以及中美政策互动状况。

(一)战略合作阶段的竞争主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模糊期之后，中美开始重新确立彼此合作的战略定位。然而，在21世纪初，中美战略关系因小布什政府意图调整其对华战略而发生短暂的“变轨”倾向，但种种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张未能完全落实，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第一，美国在世纪之交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国单极霸权，世界局势掌控在美国手中;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美实力差距依然悬殊，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以2000年为例，中美GDP分别为1. 211万亿美元和10. 252万亿美元 ，分别是1991年各自 GDP的3.15倍和1. 66倍;中美军费开支分别为229. 298亿美元和3016.97亿美元 ，分别是1991年各自军费开支的2. 3倍和1.08倍;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一方面，中国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睦邻友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提出新安全观。小布什政府首届任期内的美国保守派政客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与美国倡导的单极世界格格不入，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必将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挑战。因此，小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

第二，美国在世纪之交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得益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小布什首届任期的财政盈余大幅增加，国内政治和社会也非常稳定，美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防止出现外部挑战者;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军事上尚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政治上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不仅希望继续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经济竞争力，而且希望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防止出现挑战者。例如，曾担任小布什竞选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Condoleezza　Rice )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差异化和保持平衡。通过经济接触促进中国内部转型的同时遏制中国在权力和安全方面的野心，这很重要。应该谋求合作，但当我们的利益发生冲撞时，不应害怕直面中国。”

第三，中美在世纪之交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不支持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对台“三不”承诺 ;美国有责任保护台湾免受大陆攻击;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访问纽约并与国会议员会谈;批准老布什政府之后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方案;提升与台湾军方的接触级别，允许台湾“防长”访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恶化与台湾问题失控，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领导人会晤和互访稳定中美关系，1997年和1998年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恢复中美军事往来并加强军事磋商;妥善解决“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9 · 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积极化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与挑衅压力;提出稳定中美关系的新十六字方针。经过中美多轮博弈，两国关系逐渐回到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

(二)由战略合作到战略竞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复苏乏力，中国则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并带动其他亚太新兴经济体复苏，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快速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借助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同时联合盟友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等新兴大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差距。中国明显缩小了与美国在实力上的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GDP在2009年分别为5. 102 万亿美元和 14. 449 万亿美元 ，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12. 65% 增加到2009年的 35.31% ;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 2009 年分别为 1056. 442 亿美元和 6685. 67 亿美元 ，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2001年的8.91%增加到2009年的15. 8% 。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中国致力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坚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坚持和平发展。美国提出与中国共同治理全球事务，但中国拒绝了美国的两国集团(G2 )提议，美国由此认为中国要争夺亚太地区霸权。

第二，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政治方面，两党极化日趋严重，争斗不休;在社会运动方面，茶党成立并发动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和医保改革，后来又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和社会不公。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意图快速增强自身实力和地区影响力，进而成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认为，需要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借助中国等东亚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平衡中国的地域影响力，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地区霸主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与中国政府共同压制台独，对台军售相对克制，但美台政治接触频繁;2009年奥巴马访华，推动中美合作;积极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建立美国-东南亚国家对话机制;加强与日韩的同盟关系，增加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避免中美关系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对美元霸权;两国领导人多次通电话或会晤，推动中美加强合作。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未出现大的波动，维持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色彩比之前更加明显，中美关系由战略合作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三)由战略竞合到战略竞争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 和战略竞争对手 ，认为来自中俄的大国竞争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围绕中国出台和实施“印太战略”，以关税为主要手段重点在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借疫情“甩锅”和抹黑中国，插手香港事务和台湾问题。中国根据美国的对华政策采取灵活而有原则的应对措施，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进入战略竞争阶段。

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国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GDP 在 2016 年分别为 11.233 万亿美元和 18. 715 万亿美元 ，中国 GDP占美国 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31. 22%增加到2016年的60.02% ;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2016年分别为2160. 313亿美元和6001. 064亿美元 ，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2008年的13. 9%增加到2016年的36%。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中俄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们决心减少各国的自由与公平，发展军队，控制信息和数据，以压制社会，扩大影响力” 。他还认为，中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侵蚀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价值观和原则，从内部破坏国际体系等。

第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6万家工厂”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面对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挑战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 。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张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影响，并根据自身需求重塑地区秩序”。“中国利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和全球优势”。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特朗普表示，“我们现在向中国表明，多年来瞄准我们的工业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盗窃已经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企图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印太战略”，希望尽快从阿富汗撤军，集中精力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同时综合使用政治、金融和舆论等手段，逼迫中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妥协。

第三，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增加关税为手段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宣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限制中国的5G技术和投资;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签署《台湾旅行法》;推动美舰定期穿行台湾海峡;加大对台军售力度;酝酿《台湾防卫法》;继续实施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多边合作。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坚决反对美国贸易霸凌的同时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磋商;通过首脑外交稳定中美关系;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做法。在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态度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过渡到战略竞争阶段。

双向互动：中美战略竞争发展的逻辑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但中国自身的实力变化和政策反应在塑造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发展方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小布什政府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这一定位不久后便改变了;奥巴马在电视辩论中明确称中国既是对手又是潜在合作者 ，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既谋求与中国合作又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敌手，并使之体现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也不断调整对美政策，这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初提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化解

美国初次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始于小布什时期，但“9 · 11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国也及时调整政策加以化解，中美未能真正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因此，小布什时期可以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萌芽，但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正式起点。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逆转。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质疑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1999年11月，小布什在一次总统竞选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非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对待中国不能怀有恶意，但也不能抱有幻想。” 2000年，赖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中国不是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按其利益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这一点就使之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合作伙伴。” 2000年8月，共和党全国大会通过的党纲表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绝对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原则上。……如果中国违背这些原则进攻台湾，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采取适当行动，帮助台湾自卫。” 小布什就职之后，将其对中国定位的理念付诸政策与行动，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攻势。

第二，中国调整政策与积极化解。鉴于中美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必须预阻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台关系深化，及时采取灵活措施：2001年3月派钱其琛副总理为特使访美，与小布什政府开展建设性会谈，及时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撞机之后，24名迫降于中国海南的美方人员在美国被视为亟待解救的“人质”，中国妥善处理了美方人员回国和美国道歉与赔偿等事宜;“9 · 11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江泽民与小布什通电话表示慰问，并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2001年 10 月 19 日，江泽民与小布什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反恐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与美国建立定期反恐磋商机制，及时沟通反恐信息;与美国加强在海关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2001 年 10 月的上海 APEC 领导人峰会上，反恐议程取代经济议程成为焦点议题;积极斡旋美朝关系，协调各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筹备六方会谈。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回调。在反恐战争与中国及时调整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回调，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具体表现为：

2001年下半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 并不再阻挠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2003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Colin　L.Powell)认为，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最好的状态 ;2003 年 11 月 5 日，鲍威尔表示，朝鲜问题表明中国正与我们合作，在地区与全球舞台发挥领导作用，而非与我们进行竞争 ;2003 年 12 月 9 日，小布什表示，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过单方面决定改变现状，敦促陈水扁保持克制并放弃美国会完全支持台湾独立的任何想法。 上述变化表明，中国的应对措施取得预期效果，中美战略关系没有按照小布什政府最初的定位走向战略竞争，而是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二)美国实施战略竞合与中国的反应

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开始实施所谓的“重返亚洲”，后来更名为“亚太转向”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在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部署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使中美博弈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程度内，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式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实施对华竞合并重策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意图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预阻中国快速崛起。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合作。2009年1月，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表示：“我们将与朋友及我们的对手一道，共同消除核威胁。” ⑦ 同年2月，希拉里表示：“美国应致力于外交和发展新时代，运用‘巧实力’，与传统盟友和新兴国家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地区和全球方案。”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维护美国霸权或领导权 。2010年1月，奥巴马表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 。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强调，“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推进一系列重要目标，即维持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 2011年3月31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对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2014年11月，奥巴马再次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将永远是我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焦点” 。

第二，中国对美国对华竞合的反应。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亚太地区和全球治理成为美国外交的“软肋”，中国应对的主要措施包括：对于美国推动的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国一方面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支持东盟国家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谈判;对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偏袒其他南海声索国和在南海实施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做法，中国不仅加快与相关国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且在南海吹沙建岛、建导航灯塔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依法警告和驱离侵入毗邻水域的美军舰船和飞机;鉴于美国经贸施压和西方市场疲软，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WB )改革，增加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与发言权;针对美国国会故意拖延 IMF 改革方案的做法，中国和欧洲国家合作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与其他新兴大国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落空。奥巴马在美国是一位弱势总统，这不仅体现在行政部门内部的政策执行力方面，而且体现在白宫与国会的关系方面，2014年 11 月中期选举后的“跛脚鸭”状态使这一形势更加恶化。中国在对美政策方面“软硬兼施”、张弛有度，在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与美国加强合作，在经贸领域与美国展开良性竞争和适度合作，在军事和南海问题上勇于和美国交锋。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竞合中的战略竞争始终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后两年不再强调对华战略竞争，甚至有意控制美国军方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在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出现“竞争者”一词。⑦可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中国实施的顺势而为和差异化对待的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这一阶段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名存实亡。

(三)美国实施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回应

特朗普政府以经贸领域为突破口围绕中国实施“印太战略”与中国深入展开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中国高度重视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不断探索有效的应对措施，中美战略竞争正处在激烈博弈的过程中。

第一，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借助民粹主义势力上台的特朗普奉行“使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关注现实可见的利益，美国建制派精英则重视联盟关系和大国竞争。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官方文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以经贸领域和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实施“印太战略”，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例如：美国先后对自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名单，将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实体名单等;谋求对华经济“脱钩”，酝酿“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推动美日印澳加强安全合作;继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因疫情应对不利“甩锅”并妄图“追责”中国。

第二，中国对美国对华竞争的回应。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依然快速提升，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在缩小，不过从绝对值的角度看中美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美国全力对抗中国时，中国对美外交的目标是预阻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及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主要措施包括：对于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对于美国关税霸凌，中国出台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对于中美贸易磋商，中国积极参与并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中国强调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继续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海南岛设为自贸区;对于闯入中国毗邻水域的美国舰船，中国继续表示抗议并依法警告和驱离;对于美朝缓和关系与首脑会晤，中国竭力提供相关帮助;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举动，中国表达强烈抗议和批评;在疫情方面，据理力争地驳斥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抹黑和污蔑。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征。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在不断深化，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以经贸领域为主，并逐渐向科技和安全领域扩展。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无法接受，这是“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和贸易政策导致的结果，因而以关税为手段集中在经贸领域发起对华战略竞争。随着可打的关税牌越来越少，美国将贸易摩擦延伸至高科技领域，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抓扣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二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方式更加灵活，在贸易摩擦中的对美态度有所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中国媒体和官方都表现出对等反制的决心和立场，但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与贸易磋商的持续进行，中国在反制和磋商中均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中美已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目前仍在执行中，今后的执行情况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更加复杂，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趋同。当前执政的民主党在对华强硬方面与上届共和党政府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应对中国的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因抗疫不力不断推责和抹黑中国，使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当前的拜登政府不再使用所谓的“中国病毒”等词语，但是仍在或明或暗地将疫情问题与中国挂钩。

理性认知：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与启示

基于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完全化解战略竞争，彻底扭转中美关系;二是战略竞争有心无力，中美呈低频竞争状态;三是战略竞争保持可控，中美呈高频竞争状态;四是战略竞争走向失控，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需要厘清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效力，并结合当前美国政治状况进行分析。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表明，国际环境剧变、中国回应方式和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战略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与发展方向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足以改变美国对外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发生剧变。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国际环境变化都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定位。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表明，只有足以改变美国对外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发生剧变，才可能根本性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例如，“9 · 11 ”事件使美国迅速调整全球战略，对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与政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为中国化解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难得的客观条件。再如，全球金融危机使中美产生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美国精英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潜在挑战，进而促使中美战略竞争回归。

第二，足以改变美国对华认知或政策的中国反应。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彼此在综合认知基础上的政策互动，一国的政策反应对另一国家的认知和后续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足以改变美国对华认知或政策的中国回应，是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因素之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小布什时期，中国领导人在“9 · 11 ”事件发生之后迅速与美国领导人通电话，表明中国愿与美国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的立场，随后加强了与美国在全球反恐方面的合作，这使得小布什政府最终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与定位，进而改变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在奥巴马时期，中国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并积极应对美国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改革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制、应对朝核危机、加强南海局势管控等方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使得奥巴马政府对于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有心无力，从而使中美战略竞争逐渐走向有名无实的状态。

第三，足以左右美国政局的美国领导人个性特点。国家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及其决定的类型对该国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国家领导人的类型对和平、秩序、稳定等非物质性安全的作用超过其他任何因素。 基于这种思路，有学者将国家领导人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并认为这些类型之间还有很多程度不同的过渡类型。 也有学者将国家领导人分为积极-正面型、积极-负面型、消极-正面型和消极-负面型四种类型。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极具启发意义，足以左右美国政局的美国领导人个性特点，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例如，奥巴马可以归为进取型与无为型之间的过渡类型领导人，在他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前两年的对华战略竞争中，进取型领导人的特质表现得较为突出，但在第二任期的后两年，无为型领导人的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这与该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虎头蛇尾”的特点非常吻合。

第四，足以影响对华决策的美国政治一致性程度。国内政治的一致性程度也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以执政党与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多数党是否一致为标准，区分克林顿时期和小布什时期美国政治的一致性程度(见表1)。

本文在对“政府”和“分立”的表述做出微调基础上，根据这一思路考察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时期的政治一致性程度，包括小布什时期(第一任期的前两年)、奥巴马时期、特朗普时期和当前的拜登时期(见表2 )。回顾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历程，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前两年，两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不相上下，因特殊情况多次发生多数党易位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一致性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然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治由高度一致政治演变为弱分裂政治，后又变成强分裂政治，使得奥巴马在对外政策方面日益受到更多牵制，这与该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由强到弱的趋势相一致。因此，足以影响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程度，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在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合作，但是它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和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立场，并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对华施压，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没有发生变化。至于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我们可以结合上文提到的四种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基于国际环境剧变的分析。如前所述，“9 · 11 ”事件使小布什政府彻底改变战略方向，从而放弃了对华战略竞争;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美国精英改变对华认知，进而重启对华战略竞争。今后如果发生足以改变美国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剧变，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向，从而走向第一种发展前景;如果没有这种剧烈变动，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方向则需要关注其他因素的作用。

第二，基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分析。从根本上说，中国应对美国竞争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及其变化趋势。中国对两国实力对比及其变化趋势的认知越符合客观实际，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策略则越能够发挥作用。因此，今后只要中国继续基于合理的认知灵活调整应对策略，中美战略竞争就不会走向失控，从而避免第四种发展前景。

第三，基于美国领导人个性的分析。拜登曾为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从政经验丰富，性格沉稳，行事稳重，强调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注重加强盟友与伙伴的关系。性格特征与政治理念使拜登是一个守成与进取之间的过渡类型。同时，鉴于拜登的年龄和精力状况，他对总统职位的精力投入可能相对有限，而美国社会民粹主义情绪的推动使其不得不采取对华强硬的态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消极-正面型领导人。因此，今后中美战略竞争不会出现第二种发展前景。

第四，基于美国政治一致性的分析。2020年总统大选和国会改选之后，美国民主党不仅入主白宫，而且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议席，暂时处于“一致政治”的状态，这在形式上有利于民主党推动实施其期待的内外政策。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极其脆弱，不仅因为议席优势极小，而且以往的事实表明两年一次的国会改选大多会改变“一致政治”的状态;二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依然深刻，在多数对内政策和部分对外政策方面仍持对立立场，尽管在对华强硬立场方面比较一致，但是在具体的对华政策方面仍有差异和分歧。就此而言，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大概率不会出现前两种发展前景，后两种发展前景的可能性较大。

(三)中美战略竞争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在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多数人共识的背景下，第二种发展前景不会成为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方向，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发展前景均存在可能性。然而，环境剧变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可做的工作不多。这种认识对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目标启示，即努力避免第四种发展前景，争取实现第三种发展前景;二是思路启示，即环境剧变因素不可控，美国领导人个性和美国政治一致性程度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立场没有根本影响，中国的政策反应是核心变量;三是策略启示，即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第一，摒弃侥幸心理，积极面对挑战。中美战略竞争是两个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一战，更不表示两国无法走出“陷阱”。美国因实力优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这种形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要美国决策者不改变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既定看法，今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然而，作为当前实力不占优势的一方，中国也并非只能听之任之，而是需要冷静认识客观现实，发挥不对称性优势，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

第二，抓住改革机遇，增强国家实力。大国博弈本质上是实力对抗，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难以长期支撑大国竞争。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关键，科技实力是根本。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发展趋势，但目前与美国相比在实力上仍有不小的差距，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突出地体现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内部动力不足上。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两国贸易磋商中涉及到一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中国需要抓住内部改革的需求和外部压力的机遇，进一步改革不合时宜的机制体制，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发展，为继续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更好的条件。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第三，灵活应对美国，斗争与合作并用。前文的分析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四种前景中，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三避四”。尽管美国表示战略竞争无需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发展 ，但是善变的美国和表面的说辞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中国需要基于中美实力对比在不同领域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主要思路包括：一是明确中国底线，坚持根本原则。在经贸、科技、安全和政治领域，核心国家利益是中国不可妥协的底线。二是保持经贸联系，不必过于担忧所谓的“脱钩”问题。客观现实决定了所谓的对华经济“脱钩”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会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遭受损失。三是寻找新的合作点，冲淡竞争色彩。中国需要根据情况寻求与拜登政府加强可能的合作，尽量减弱中美战略关系中的竞争性。

第四，着眼盟友间差异，加强对美国盟友的外交。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强调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然而，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在实力地位、国际影响力、对美和对华的依赖程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为我国外交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中国外交需要更关注部分美国盟友，如韩国、日本、泰国和菲律宾等，加强与它们的合作，主要思路包括：一是在经济领域加强与它们的合作，深化双边经贸与投资联系;二是在安全领域加强与它们的联系，如军事互访和联合救灾演练;三是着眼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中国与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流行疫病防控方面的合作机制构建。

第五，顺应世界大势，展现大国风范。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做法让不少国家感到震惊和不满，只是畏惧美国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当前拜登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尤其是注重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强调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但是，在美国社会民粹主义情绪和内顾倾向严重的背景下，他很难做到大规模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信誉的损害和对其盟友造成的不信任感也不会在短期内完全得到弥合。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国需要进一步顺应时代潮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与投资，加强与各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包括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展现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注释略。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来源时间：2021/7/26   发布时间：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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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内容提要：随着拜登正式任职，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终于尘埃落定。与四年前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相比，拜登的“治愈美国”口号显然更为务实。但是，一个不靠谱的、几乎把美国搞砸了的总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拜登虽然以“稳健”“建制派”的形象赢得了总统宝座，但由于美国社会撕裂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所以，拜登上台有可能“缓解”但不可能“治愈”已经被严重撕裂的美国社会。类似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条件已经形成，不能排除美国会借此机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近些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通常会在投票日第二天晚上11点多揭晓，然后是各国政要表达祝贺，新旧政府开始交接。但2020年大选结果在投票后两个多月内仍扑朔迷离，甚至直到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前任总统特朗普仍不承认败选。他不仅拒绝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甚至还不时造出流言：他将恢复总统职位。从竞选之初一直到现在，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持续对峙，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导致美国许多企业倒闭、店铺关门、失业人口暴增、靠政府和慈善事业救济为生的人数不断上升。然而，特朗普似乎熟视无睹，仍自诩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的一些铁杆支持者不惜冒死冲击国会大厦，宣称：不管输或赢，都支持他。有些州甚至打算脱离联邦独立建国。拜登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社会混乱有所缓和，但没有、也不大可能由此走向“大治”,因为美国社会已经严重撕裂了。

一、1%与99%之间的撕裂

贫富分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只不过，美国的贫富分化特别严重。二战后，与整个西方一道，美国经济进入了相对稳定、快速发展时期。1946-1973年，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持续缩小。1913-1940年，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50-0.65的高位上，1931年曾达到0.656的峰值。但1946年起，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明显减小，1967年首次降至0.399后，直到1976年都保持在0.40以下1。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正是基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一时期收入差距的变化，提出了“倒U型曲线”的假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拉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2。

按照这一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带来共同富裕，而且美国收入不平等已经越过了拐点，开始明显缩小了。库兹涅茨的这一发现显然对资本主义制度非常有利，他本人甚至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那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确实在不断缩小，美国社会的贫困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也从先前的30%多降低到这一时期的12%左右3。换言之，美国人民确实共同分享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美国经济同整个西方经济一样进入了持续的“滞涨”状态：经济萎缩，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1974年和1975年，美国经济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4。为维持刚性的生活水平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开始陷入债务泥潭。雪上加霜的是，1980年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并且还伴以13.5%的通货膨胀率和7.2%的失业率5。

怎样摆脱这一困境呢 1981年出任美国第49届总统的罗纳德·里根认为：如果说传统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市场失灵导致的，那么美国陷入“滞涨”泥潭则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度，或者叫做“政府失灵”。他提出了两条改革措施：一是放松对企业的管制，二是减税。

所谓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就是允许企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包括允许企业利用自己的利润或举债回购自己企业的股票并且待股价上扬后再择机出售，例如2001-2013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就达到了3.6万亿美元6。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投机。对于金融业和银行业来说，放松管制则几乎等同于鼓励冒险，例如允许银行向不具备还贷能力的客户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直接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当然，放松管制还意味着企业高管可以自主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1965年，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为20∶1。这一比例1978年上涨为30∶1,1995年上涨为123∶1,2013年上涨为296∶1,2014年甚至超过了300∶1。1978-2013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7。

至于减税，里根给出的理由是鼓励投资。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社会差距明显缩小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建立了“能者多付”的累进征税制，即对收入的不同层级实行不同的税率。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最高层级收入的课税比曾长期保持在90%以上(见表1)。这一政策对防止两极分化、消除社会贫困、保证美国经济平稳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保守主义者对这种陡直的累进征税制一直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制度扼杀了人们的进取精神，破坏了市场机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1984年12月29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许多年来，左翼分子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所奉行的这种政策已经证明，它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最佳公式。经济增长要求拥有资本，并有效地运用资本。当通过课税把资本没收，并让政府的部长们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而巧取豪夺时，这两者就都化为乌有了。”9这正是里根总统大刀阔斧减税的理由。

在1986年颁布的税法改革方案中，里根政府把先前的14级累进征税制改为15%和28%两个法定税率，另外对高收入者加征5%的附加税10。这样，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降到了1917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33%(见表1)。换言之，美国既允许少数人的薪酬迅速攀升又放弃了累进征税制，1%和99%之间的撕裂也由此开始了。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统计，1946-1980年，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在此期间翻了一番;而1980-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仅仅增长了2%,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在此期间却增长了20%11。也就是说，自所谓的“里根革命”12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收益并没有被共享，几乎全都流进了最富者的腰包。这使得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税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美国收入基尼系数都大大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且其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见表2)。

收入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导致财富的进一步集中。1978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还只掌握22%的财富总额，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9%13。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经济。

列宁曾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反过来讲，美国的寡头经济必然改变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态。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都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影响至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场危机的炮制者即美国少数金融寡头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其垄断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美国当时的五大投资银行已经拥有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产，左右着美国的金融业和整个经济，一旦破产，必将殃及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系。因此，危机爆发后共和党和民主党迅速达成一致，小布什总统在离任前签下了一笔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随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又让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买下了这些大银行总计近1万亿美元的坏账，并且为另外的近3万亿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动员这些大银行收购那些面临破产的中小银行。这样，本来应该是最大输家的这几家大银行反倒成了最大赢家。而政府所用的资金当然来自纳税人，此外还有数百万人因为各种相关规定失去了自己的房子15。这就等于让99%的多数人掏腰包甚至勒紧腰带来进一步养肥1%的少数人!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立场完全一致。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美国的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美国的贫富分化使总统竞选的费用迅速上扬：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花费2000年为40.6亿美元，2004年为50.6亿美元，2008年为60.2亿美元，2012年和2016年都约为70亿美元，2020年甚至超过了140亿美元16。这些钱主要来自富豪们的政治捐款。他们想选择自己的代理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

为防止公权力落入少数富豪手中，美国1971年颁布了《联邦选举法》。该法不仅对个人的政治捐款数额做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要求所有候选人必须公开接受的捐款，且所有开支必须透明和符合相关规定，即专款专用。为突破这一限制，美国一些大企业以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员工参与政治为由，开始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非盈利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名义上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其实际职能主要是为自己所支持的公职候选人或某一公共政策征集捐款并组织各种公关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公职的选举。因此，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两党竞选改革法》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做了严格规定。但是，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作为一类法人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独立开支和政治言论，同个人的开支和言论一样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享有自由。这就使得此前捐款受到限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地接受公司、工会以及个人的捐款，也可以不受限制地把这些捐款用于与选举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各种事务当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以至于自2010年以来，美国媒体在原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前加上了“超级”二字，美国各地注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由先前的300多个，迅速增加为2000多个。虽然在法律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开支必须独立，且不能与任何候选人或政党直接挂钩，也不能直接资助某一候选人或政党，但它们可以在媒体上发布各种视频、文章、广告表达意愿，抹黑某些候选人或公共政策，从而为自己所青睐的候选人或公共政策造势，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用曾亲自参与了从市长到总统各级选举的伯尼·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自2010年以来，“富人、大企业可以不受金钱限制地掌控竞选。结果是：很多媒体的头条都登有竞选广告——电视、广播、网站——这些媒体都是被富人阶层掌控的。事实上，在很多竞选中，富人捐款比候选人本身的作用还大。在每个州，无论是参议员、众议员、州长选举还是州立法的通过，市政厅、校董事会、法官的选任，全部都是富人决定的”17。

罗伯特·赖克指出，“当腰缠万贯的富人声音最为响亮时，大多数公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却遭到削弱。”18他认为，不受制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两种相生相伴的危险，并引用19世纪美国平民派改革家玛丽·利斯的话说：“我们的国家成为华尔街的私有财产。我们政府不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为华尔街所有、由华尔街治理和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19于是，2011年9月，爆发了震惊世界、持续近两个月、波及美国上千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会民众以静坐示威的形式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那时，美国1%和99%之间的撕裂已经公开化了。奥巴马政府对该运动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自己实际上已经被1%的人收买了，最后还派出大批警察，将占领者强行清出华尔街。

2017年特朗普就任第58届总统后，以刺激美国经济为名，又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由先前的35%降至21%,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先前的39.6%降至37%20。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措施对吸引美国制造业回迁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美国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同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短暂复兴的收益最终又几乎全部落入1%的人的腰包。美国社会1%与99%之间的撕裂日益恶化。

然而，如此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却没有被列入2020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最后一次面对面辩论的议程。特朗普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可谓路人皆知，他本身就属于1%的亿万富翁行列，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居然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向特朗普发起挑战，甚至刻意回避，自然令美国公众失望。正因为如此，在首场公开辩论后，当特朗普和拜登分别宣称自己赢得胜利时，就有美国媒体评论说：无论他们俩谁赢，输的都是美国。因为，无论他们俩谁出任总统，都解决不了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劳心与劳力之间的撕裂

虽然美国社会的撕裂不能完全归咎于特朗普，但在新冠肺炎防治上他则是罪责难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丰富的医疗资源，但由于他的判断失误和不作为，美国居然变成了新冠肺炎的重灾区，几十万美国公民白白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居然还能赢得7400多万张选票，比2016年多出1000多万张，虽然少于拜登，但毕竟达到了历史第二，且在谋求连任的总统中遥遥领先。这样的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支持者?这是因为，当今美国社会不仅形成了1%与99%之间的撕裂，还形成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撕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悄然转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一大批知识密集型、附加值极高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芯片业的兴起，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国外，特别是那些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固然使美国资本家赚到了更多的钱，但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本土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谈判能力下降，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

图2显示，从战后到198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美国的净生产率基本上保持同步增长。通俗一点说，美国社会基本上共享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美国的净生产率持续提升，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却停止不动了。到2014年9月，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仅为20.67美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与1979年基本持平，比1973年1月还要低(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1973年1月的平均时薪为22.41美元)21。

由于收入急剧集中在1%的人手中，进入80年代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在下降，但相比于工人阶级，还是稍好一点。据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统计，“2013年，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的时薪比未接受大学教育者平均高出98%,与五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要高出很多——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比没有大学文凭者分别高出89%和64%。”23也就是说，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实际上把美国社会撕裂为两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部分和传统产业工人。前者是受益者，后者是受损者。

这种撕裂对美国两大政党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因为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毕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历史潮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要想上台执政，都必须保证本国经济增长、资本家有钱赚、工人有工作。为遏制中国、与欧盟竞争、为美国资产阶级开拓亚洲市场，奥巴马政府曾煞费苦心，精心策划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美国产业工人认为，这个协议会导致更多的美国制造业向亚太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资本家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的确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更多的美国工人会丢掉工作，收入下降。因此，美国产业工人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具体一点说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特朗普恰好抓住了这一点，在2016年大选中不仅明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还明确表态：如果当选，一定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那次选举中，正是美国工人的选票，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特朗普也没有食言，几乎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时间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又接连签署了下调美国公司收入所得税和上调美国海外资产税两个法案。结果，先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制造业确实回迁到美国，美国经济有了复苏的迹象，失业率明显下降，美国工人也因此变成了特朗普的“铁粉”。在他们看来，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要怨中国和天灾，不能怨特朗普。因此，在2020年大选中，他们义无反顾地把选票再次投给了特朗普。

同2016年大选一样，民主党在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开放程度较高的州特别是沿海各州取得了完胜;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经济欠发达、开放程度偏低的内陆各州则成为了共和党的基本盘。在受教育程度处于中间位置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一直不相上下，这些州通常被称为“摇摆州”。

图3中的数字是各州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排名。东、西部沿海各州(和特区)受教育程度排名普遍较高，民主党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也普遍较高，与美国媒体以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描绘的选情地图几乎完全吻合。

美国社会的撕裂还体现在能源问题上。美国既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到目前为止，化石能源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能源。也就是说，化石行业一直是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亿万富翁，也为众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化石能源不仅污染严重，而且不可再生。随着全球气候的恶化和化石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国逐渐达成了共识：必须开发和利用能够替代化石能源的绿色能源，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欧盟、中国政府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经国会批准后，美国正式加入了该协定。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最近几年，几乎每次联合国大会都会讨论气候问题。美国人民对这个问题也有广泛的共识。用美国联邦资深参议员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我们需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改变能源系统，防止对地球造成巨大破坏。此外，许多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朝着能源效率和可持续能源迈进，不仅是为了对抗气候变化，也是为了提高为人民提供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的能力。”25美国也确实兴起了一些可以替代传统能源的新兴产业，如地热、生物质能、辐射能、潮汐能、风能、太阳能产业等。相比之下，化石行业有逐渐失宠之虞。于是，在这个行业已经赚到巨额资金的公司和家庭，为自己的利益，在最近几年做了大量影响政府决策的公关活动，其中就包括促使特朗普相信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气候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导致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放宽了对化石行业的管制，使得小布什政府开启的页岩气开发行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18年，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开始大量出口天然气。能源的充足供应，大大降低了美国经济的生产成本，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为美国富豪增添财富的同时，也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得化石及其相关行业从业者成为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德克萨斯之所以要为特朗普打抱不平，要求最高法院否决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并在诉讼被驳回后声称要脱离联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克萨斯拥有全球最大的炼油中心，天然气产量独占美国的四分之一，石油产量独占美国的三分之一，石化行业的产值占全州GDP的一半以上。

但是，可持续发展毕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虽然得到了一些实惠，但却使自己的世界地位大打折扣，长远利益受到影响。此外，绿色能源毕竟代表着历史潮流。放任传统能源即化石能源的发展，客观上必然抑制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假以时日，会使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如此，美国知识界普遍要求美国政府改弦易辙，重回《巴黎气候协定》,重新重视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于是，拜登在选举之初就许下诺言：只要当选，美国就立即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在宣誓就职的第一天，他就兑现了这一承诺。

可见，与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撕裂基本一致，在绿色能源与传统能源问题上，美国社会的撕裂也非常严重。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据此把美国股市的全部股票分为绿色能源(蓝色，即拜登篮子下的收益者)和化石能源(红色，即特朗普篮子下的收益者)两组。以2019年12月为起点，观察两组股票的发展趋势，发现：进入2020年6月份后，随着选战的日益激烈，两组股票的走势开始分道扬镳，蓝股日益上扬，红股节节走低(见图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拜登显然没有操纵股市的能力，美国投资者显然也不是毫无根据地下注，民意走势才是背后的原因。可以看到，3月份后的各种民意调查综合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特朗普(见图5)。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当选还是反映了美国民意。

三、美国离社会主义还有多远?

显而易见，美国社会的撕裂，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根源，不能归咎于某一届总统或某一次决策。但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这四年，美国社会撕裂日益恶化，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选民之所以把票投给拜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拜登是建制派和稳健派的代表。美国选民显然希望拜登能够制止撕裂，他在竞选之初也许下了这样的诺言。

不可否认，民主党在缩小收入差距、控制两极分化方面曾做过许多努力。从罗斯福新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克林顿的税制改革一直到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莫不如此。民主党一直被美国的保守派描述为“社会主义之友”。相比于共和党，民主党的确更关注下层选民的利益。

但正如前文所示，因为知识经济兴起和全球化，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相较而言，民主党更关注中产阶级，传统产业工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弃儿”。而特朗普在“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下提出的一系列迫使美国制造业回迁的政策给许多美国工人带来了新机遇。在他们心中，特朗普不仅是民族英雄，而且简直就是“救星”,相反，拜登充其量不过是个“官僚”“迷糊虫”,甚至是“叛徒”。这给拜登的社会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

不仅如此，由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金融寡头和科技巨头的利益，因此在2020年大选中，他们很早就明确表态支持拜登。截至2020年10月14日，拜登筹得的9.38亿美元捐款，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于100多名亿万富豪及其配偶和他们的家族基金会。特朗普本身就是亿万富翁，但在富翁们的心目中，钱是成功的标志，多多益善。他筹得的5.96亿美元捐款，大部分也来自亿万富翁28。可见，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都必须为1%的亿万富翁服务。美国媒体也因此对他们的第一次公开辩论感到失望。

可见，美国社会的撕裂和矛盾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撕裂和矛盾。罗伯特·赖克认为，美国政坛的主要断层线不再存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认为游戏受到不正当操纵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穷人与操纵着游戏的大公司、华尔街人及亿万富翁之间。因此，美国民众普遍希望能有第三种选择。2014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两大政党可以充分代表他们，而5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代表民意方面表现十分糟糕，因此需要第三党29。

当然，并不是人民希望有第三种选择，第三党就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实际上，早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亿万富翁罗斯·佩洛就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赢得近2000万张选票，得票率达18.9%30。但实际上，半路杀出的佩罗并不是真正的第三方，其施政纲领与共和党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分走了原本会投给谋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的选票。2000年，新兴的绿党参加了总统大举，但得票率不足3%31。2020年的这次选举，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驴象之争，因为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美国自由党也获得了参选资格。在几个摇摆州，自由党确实分走了特朗普的部分选票，间接帮了拜登的忙，但其总得票率刚过1%,充其量只是一个搅局者32。

黑格尔说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3美国的社会撕裂固然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既然美国人民渴望变革，希望有第三种选择，那么第三种力量就一定会出现，而且这个力量还真的出现了，那就是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民主社会主义。

伯尼·桑德斯1941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家庭，一家人长期住在一套只有三间半屋的出租公寓中，生活十分拮据。幼年的生活环境使他深深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并且立下了改造社会的志向。但他早年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而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先后当选佛蒙特州柏灵顿市长、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员。2015年，当他首次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人选举时，最初并不被人们看好。在争取民主党总统侯选人提名的过程中，桑德斯援引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等改革，公开打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他猛烈抨击美国的两极分化，坚决反对寡头政治，谴责极少数富豪干预和操纵政治，提出了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绿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主张。选民的热烈响应，令桑德斯一路战胜了几百个竞争者。虽然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最后竞争中，以微弱劣势败给了有过三次竞选经验的克林顿团队(比尔·克林顿两次竞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提名),但正如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竞选远不仅为了选举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竞选是美国的一场革新，它表明真正的变革从不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才会带来变革。当数百万的普通民众并肩为正义而战，变革也就应运而生了。”34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约翰·巴切特尔当时也为之振奋，说道：“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总统选举，这也是一场大大拓宽了政治想象力的运动，使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进入政界，并且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全国性讨论。桑德斯无论赢还是输，美国政治都将因此而变得不一样，因为激进的新思想被广泛讨论，新的力量使选举充满活力。”35美国民主党民意调查部主任约翰·戴拉曾这样评论：“他不是将一个党带往左方，他是将一代人带往左方”“不论输赢，桑德斯都影响着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思考政治的方式。”36正因为如此，2016年4月在美国《时代》周刊举行的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比中，桑德斯力压群雄，排在第一位。

在2020年大选中，79岁高龄的桑德斯再次披挂上阵。在2016年纲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为抑制寡头经济和政治，必须拆分那些大企业、大公司、大媒体，尤其是大银行，必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保证勤劳的人们能够养家糊口。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更响亮、更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号：重新分配利益!同2016年一样，桑德斯再次激发了美国选民的政治热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一路高歌猛进，大有盖过拜登之势。后来由于奥巴马的亲自劝说，桑德斯才放弃与拜登的最终对决，促成了拜登的上台。

桑德斯为什么要放弃呢?既然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为什么不退出民主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原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37美国社会下层确实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渴望变革，欢迎革命。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上层不仅愿意，而且还能够照旧生活下去。特朗普虽然至今仍不承认败选，但最终还是自行离开了白宫。拜登虽然不能治愈美国社会的撕裂，但他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对抑制撕裂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此外，美国目前毕竟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其GDP独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万美元。美国社会虽然已经严重撕裂，美国经济的发展虽然遇到了问题，但美国民众现在还不会揭竿而起。也就是说，美国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干柴在美国毕竟越积越多，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特朗普虽然自行交出了权力，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返白宫。而77岁的拜登之所以能够赢得2020年大选，与其说是美国选民对他寄予厚望，不如说是对特朗普的极度失望。因此，类似于1860年美国第19届总统选举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形成：总统职位的变动随时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届时，美国为什么不会走向社会主义呢?(注释略)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02

来源时间：2021/7/26   发布时间：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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