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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逻辑: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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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明  来源:澎湃新闻

对于研究冷战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人来说,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1946年2月22日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给国务院发送的“长电报”,无疑是必读文献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凯南的“长电报”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最大的电文。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研究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缘故,曾先后多次阅读这封不同寻常的电报,最初看的是该电文的中译文节选,后来则阅读了该电文的英文全文。最近因为修改一本旧作,我又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中把这封电报翻了出来,并且对照从数字档案中获取的该电报副本的影印件,以及结合较新的研究成果与其他文献资料,重新加以研读,并将它翻译成中文。

在此过程中,我有一些想法和感悟,于是写下这篇小文,希望能澄清长期以来有关凯南“长电报”的某些误解或误读,至少是我认为的误解或误读。

一封有瑕疵的电报

众所周知,凯南的“长电报”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它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对苏联战略的调整,也根本改变了凯南个人的命运。但是,这封超长的电报由于草拟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研究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

1946年1月下旬,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离开莫斯科回国,使馆二号人物、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以代办的身份行使馆长职权。这为长期研究苏联问题、被称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的凯南,提供了可以经常和直接向国务卿发送电报、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凯南后来回忆说,1944年哈里曼大使把他调回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只是要他负责管理使馆的日常工作,以便自己专注于同美苏领导人进行沟通,实际上哈里曼并不希望凯南介入有关美国对苏政策的事情。由于凯南不认同罗斯福总统的对苏政策,加上哈里曼也不赞同或者不愿意支持他的想法,所以实际上他在使馆过得很郁闷。然而,哈里曼离开苏联,给凯南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与华盛顿沟通从而表达自己想法的绝好机会。

凯南在回忆录中称,他在1946年2月中旬接到国务院的一封电报,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但是,从美国国务院已经解密的文件看,实际情况应该是1946年2月13日国务院给凯南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对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进行分析。

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了凯南“长电报”的全文,凯南在电报开头就称,该电文是对1946年2月13日(电报原文误写为2月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回复。该文件集的编者特地给凯南的“长电报”加了一个注释,解释说1946年2月13日的国务院第284号电报尚未公开,该电报要求凯南就斯大林演说所体现的苏联对外政策新动向进行解读。所以,美国外交史学家丹尼尔·亚金(Daniel Yergin)认为这便是凯南发送“长电报”的起因。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了该演说,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之最重要、最权威的指南”。国务院欧洲司东欧处处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则声称该演说表明“苏联回到了1928年斯大林的孤立政策”。他们希望听听当时被认为是“首席苏联事务评论员”的凯南对该演说的看法。于是,马修斯让德布罗起草一份电文拍发给凯南。凯南的“长电报”便是对马修斯和德布罗电报之答复。

然而,迄今为止,1946年初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电报尚未全部解密,所以也极有可能是凯南曾经收到过多封希望他分析苏联行为动机的电报,其中包括一封要求他分析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电报,不一定是他本人记忆有误。

不管怎样说,国务院的咨询电文顿时使凯南精神振奋,尽管他当时因感冒、发烧和鼻炎而卧床休息,但他还是决定迅速给国务院回电,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想法和盘托出。

凯南后来回忆说,自己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必须让华盛顿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与美国的对策,而不仅仅是用几句话解释苏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于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秘书多萝西·赫斯曼(Dorothy Hessman)打字记录,草拟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因为太长,所以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于1946年2月22日晚上向华盛顿发送,电报密级为“机密”。

该电报虽然一份机密文件,但一些新闻记者很快便获悉了它的内容。1946年4月1日的《时代》周刊就披露了电文的主要内容。在1951年出版的《福莱斯特尔日记》中,该书编者根据已故海军部长和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所保存的“长电报”原件,用了好几页的篇幅非常详尽地概述了该电文的内容。“长电报”全文被收入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

“长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同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要求改变美国对苏认识和对苏政策之主张是相吻合的。因此,这封电报深受华盛顿当权者的青睐,凯南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收到“长电报”后不久,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便给凯南拍电报,称“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该电报十分重要,并将它复制多份给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参阅。一时之间,“长电报”似乎成了“美国决策人的圣经。”

由于福莱斯特尔的极力推荐,1946年4月,凯南被调回华盛顿,出任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主管对外事务的副院长。国家战争学院是美国在战后新组建的军事机构,凯南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给中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讲授战略学。凯南讲授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听课者中就有福莱斯特尔本人。

也是在福莱斯特尔的推动下,1947年初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又授权凯南筹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于1947年5月初正式成立,凯南为首任主任(4月底被任命)。政策规划室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制定较长期的对外战略。也就是说,“长电报”使得凯南跻身决策圈子,成了“说话算数”的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封超长电报,因为写作和发送都比较匆忙,所以有明显的日期舛误、文字遗漏等问题。我找到了这份电报副本的影印件,该电报标注为17页,其中第13页和第15页分别都是一页半,打印在两页纸上,实际上一共是19页,的确是一封很长的电报。

我对照电报副本的影印件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的电报全文后发现,该电报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长电报”除了把2月1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日期误写为2月3日之外,还在多处明显地漏写了文字,使得一些句子不太完整。

有“长电报”中文译者认为,后来解密的“长电报”之所以缺少文字,是因为那些文字尚待解密而被故意涂掉。但其实这只是因为这封电报的写作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凯南和他的秘书没有细致校对电报稿而已。

另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的凯南“长电报”有一个数字编号,即861.00/2-2246,这是后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给该电报加的十位数存档编号,而不是电报编号,“长电报”的电报编号应该是511,即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第511号电报。

一封没有8000字的电报

这封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收到的最长电报18到底有多少字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封电报都被认为有8000字,在中文出版物中一直被称为“八千字电报”,我本人曾经也使用这一说法。实际上,后来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发现它其实只有5540个字。

因此,“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改称“长电报”或“长电文”。

“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凯南自己。凯南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说,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他在1985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也依然写道:“自己记得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于是,“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流行甚长、甚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

至少是一直到凯南去世的2005年,凯南钦定的其传记作者、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在当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也还是这么使用的。加迪斯在这一年出版的《冷战》一书中写道:“国务院给大使馆发了好几个要求分析苏联外交政策的指示,凯南急匆匆地写了一封‘八千字电报’。”他在同年出版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修订版)中也写道:“在外交史上,难得有单独一人在单独一份文件内,设法表述如此强有力和如此能说服人的思想,以致立即改变了一国的对外政策。然而,这就是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八千字电报’的效应。”

其实,早在1986年,就已经有美国历史学家明确指出,凯南的这封电报只有5540个字。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于1991年出版,也没有在中国学界纠正“八千字电报”的说法。只是在2005年凯南去世之后,“长电报”实际上没有8000字、只有5000多字,才逐渐成为相关研究者们的共识,特别是作为凯南研究最权威的学者加迪斯承认自己多年来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

加迪斯在2005年以后就不再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了。比如,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凯南传记——《乔治·凯南:一位美国人的一生》,就使用了“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说法。加迪斯还特意在这本书中解释说,自己过去在好几本书里还有课堂上都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直到后来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数了这封长电报的字数之后,才知道这封电报实际上只有5000多个字。

笔者也是于2007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听与会的加迪斯教授在点评拙文时说,凯南的这封电报只有5000多字。笔者在此之前也是一直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但在那次会议之后就改称“长电报”了。而且在那次会议之后,笔者也去数过这封电报的字数,发现它的确不到6000字。

我没有去考证“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最早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在北大选修战后国际关系史课程的时候,使用的教材是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下册,该书使用的就是“八千字电报”的说法。这本教材写道:“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拍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给国务院,为美国对苏联采取的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47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7月他又以X署名,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八千字电报’的内容。”该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极为巨大和深远,此后中国出版的相关书籍,特别是国际关系史教材,基本上都沿用了“八千字电报”这一说法。

直到最近,国内很多出版物还在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比如,2019年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中写道:“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发出‘八千字电报’,指责‘扩张’和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行为的根源。”另外,还有一本中文著作提出一种新的说法,称凯南的这封电报“英文单词共5500多个,译成汉语更是多达8000字”。然而,我最近把凯南的“长电报”翻译成中文,电脑字数统计清楚地显示,该电报中译文超过10000字(大约10800字)。因此,不管是算英文单词,还是算中文单词,“长电报”都不可能是8000字,“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由于“八千字电报”的说法出现在中国很多出版物、特别是教材之中,加上前面提到的加迪斯2005年出版的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以及另外一名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1992年出版的冷战史经典著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也有了中文版,估计“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今后一段时间还会在中文语境中继续被使用。

从2007年开始,我本人一直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纠正这种提法,也在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改称“长电报”。但是,要从根本上停止误用“八千字电报”这个说法,还需要同行们长期的、共同的努力。最近几年,凯南的“长电报”又不时被提起。笔者想现在也许正是我们摒弃“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改称“长电报”或“长电文”的一个好时机。

是“武力的逻辑”,还是“力量的逻辑”?

凯南“长电报”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它阐述了后来被称为“遏制”战略的对苏政策主张。但是,凯南在该电报中所使用的一些文字很容易让人误解,其中就包括“logic of force”到底应该是“武力的逻辑”,还是“力量的逻辑”?我认为应该是后者。

凯南在“长电报”中试图像医生诊断病人的病根一样,客观冷静地分析苏联的行为动机,并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该电文对苏联行为动机的分析,实际上便是长期以来凯南对苏认识之表述。

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克里姆林宫有关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更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它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恐惧。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自己的统治在形式上是相对陈旧的,在心理基础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害怕外来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便会导致某种后果。”也就是说,俄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不安全感,是苏联的行为动机或者行为根源。

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凯南看来,它主要是为苏联天生的不安全感、在国内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以及充当苏联扩张势力、同敌手作斗争的工具。电文指出,俄国统治者学到的谋求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为了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的、殊死的斗争,绝不同敌手达成妥协或协议。为此,苏联要大大提高其实力,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在一切被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向殖民地与落后国家渗透势力,“扰乱和抑制”西方在这些地方发挥影响,争取同可能起来反对西方各权力中心的国家发展官方关系;利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以及宗教、民族、文化团体与机构,破坏西方大国的民族自信心,削弱其国防力量,增加其社会的不安定和挑起各种形式的不和;采取一切手段使西方大国相互争斗,等等。

“长电报”在分析苏联行为动机之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美国所面对的苏联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它坚信,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同时电文又指出,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但是它同德国不一样,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的活动,如果遇到强大的阻力就会轻易地退却;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因为苏联体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权力交接、东欧的负担,以及苏共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失去感召力。也就是说,苏联这个“政治力量”虽然可怕,但是西方能够对付得了。

凯南在电文中提出的美国的应对之策,实际上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尽管他尚未使用“遏制”一词。他认为,美国应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要理解苏联政权行为之实质,并让民众了解真实情况,把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在“现实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说白了就是,美国应当认识到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及其同美国势不两立的现实,改变战时同苏联友好合作的不现实的关系,把它当作敌手而非朋友对待。

与此同时,凯南在电报中也特别强调,“苏联政权同德国不同,它既没有规划,也不会冒险。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行事的,它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logic of reason)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logic of force)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都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force)和表明准备使用它,那么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那么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这段话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遏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凯南在“长电报”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后来所说的“遏制”思想,尽管当时他没有使用“遏制”这个概念。

但是,“长电报”中的这段话之含义是不甚明确的,大概这便是凯南的表达风格,也是日后人们对“遏制”含义解释不一的重要原因。文中“力量”一词英文为“force”。“force”的基本意思是“力量”,包含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在特定场合中也可以专指“武力”。

我认为,它在“长电报”中的含义应该是前一个。理由如下:第一,通读电报全文会发现,文中没有一处明确提出以武力或军事手段抵制苏联“威胁”,相反,电文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

第二,“长电报”在谈到美国的对策时很强调非军事力量的作用,即美国及其盟友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增强西方世界的自信、活力与团结。电文中说:“这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1000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

但是,“长电报”的确没有说清“force”只是或主要指非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这极容易产生歧义。正因为如此,1991年11月,笔者在给乔治·凯南的信中,曾就“长电报”上述这段话问他本人怎样解释文中“力量”一词。凯南在1991年12月20日给笔者的回信中说,他主要指的是“政治力量”(political force)。

第三,纵观凯南一生的言论,他虽然不否认军事力量在抵制苏联“威胁”中的作用,但是他一直特别强调遏制的政治手段。因此,把“force”译为“力量”是较合适的。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下册中的“长电报”节选的中译文把“force”译成“武力”,这无疑是不准确的,会让人产生误解。同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下册也有类似的表述:“凯南认为……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武力,才能避免‘摊牌’”。

后来,“长电报”全文的中译文被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中文专著,47以及2010年出版的一部文献选编48中。但是,那本专著的作者把“logic of force”误译为“逻辑的力量”,那部文献选编则和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一样,也把“force”译为“武力”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本译著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不符合凯南的原意,对中国读者有误导作用。我20世纪90年代初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就是在对照阅读“长电文”的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的时候,感觉把“force”翻译成“武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斗胆给凯南写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复,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

因此,我认为,凯南在“长电报”中所说的是“力量的逻辑”,而不是“武力的逻辑”。

几点感想

重读凯南的“长电报”让我产生以下几点感想。

首先,从事学术研究切不可人言亦言,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怀疑精神。一封实际上只有5540个字的“长电报”在过去几十年里都被称为“八千字电报”,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轻信凯南及相关学术权威的说法,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或去数数电报的字数。

其次,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做历史类的课题研究,阅读一手文献资料极为重要。只要细心阅读凯南“长电报”的全文,特别是看该电报副本的影印件,其实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瑕疵,以避免误读。再结合阅读凯南本人的其他著述,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他在“长电报”中所说的“logic of force”绝非“武力的逻辑”。当然,阅读一手文献资料并不能保证读者对文献的解读一定是准确的,同样也可能产生误解。

最后,国内相关教材的编写者,一定要与时俱进和吸收国内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也需要以一定的一手文献资料研究为撰写教材的基础,否则就有可能以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影响极大。与此同时,译者在翻译文献的时候要极为慎重,读者阅读中文译本的时候也要保持警惕,时时怀着质疑的态度,对译文不可盲信。当然,最好是能够阅读原文,因为最好的翻译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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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刊发于2021年《美国研究》第2期。“澎湃”经授权编发,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张小明,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21/7/2   发布时间:2021/6/29

旧文章ID:25345

美专家称提升美台官方关系冲撞维持一中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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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副助理防长邓志强承认,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对华战略竞争法案想提升美台关系,去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将与美国存在几十年的一中政策相冲撞,如何将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对国会和行政部门都是困难的事情。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日举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立法对美国政策影响的网络研讨会。现任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邓志强(Abraham Denmark)主动提到议案中最具争议性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规定。

邓志强指出,美国现在确有广泛的感觉应支持台湾,要为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防卫物资和服务,加强美台经济关系和政治接触,但对美台关系架构进行重大改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他说:“我们在这一点上需要谨慎。”

邓志强表示,参议院的战略竞争法案真正地吸引他注意的一部分是,宣布美国应该开展与台湾关系,不应该限制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机构与台湾政府同行的直接和例行互动的能力。一方面说不应以有别于其它外国政府的方式来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遵循警示,说这不应视为支持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立场。他认为,这两者未必是一致的。

邓志强指出,很多国会议员将不得不纠结于这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认为有必要与台湾接触,加强美台关系,使其更加有力,更加正常化,但也有广泛的认识,那就是需要继续在美国需要维持的关系上设置某种程度的护栏–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如何实现这一雄心,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将冲撞(run into)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存在的一些护栏。国会如何渡过这点会很困难,从这个战略竞争法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邓志强预期,未来涉及台湾问题时,如何确保行政部门遵循国会涉台立法的精神,将受到国会的密切关注;国会要在做更多事情与不要产生太多震动之间求得平衡。他认为这将取决于行政部门未来处理这些非常重要的关系时,如何经常性地处理这种复杂性,即在国会想要的东西与不要走得太远、太具颠覆性之间取得平衡。

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战略竞争法案”在涉台问题上做出的激烈改变,引起美国外交学界一些专家的关切。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和昆西研究所倡导主任斯坦利(Marcus Stanley)日前撰文警告,对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做出极端改变,势必增加台海紧张局势,增加美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放弃一中政策将把北京逼到只能对台动武的死角。

美国资深台海问题专家卜睿哲(Richard Bush)日前也表示,他对美国国会目前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感到有些愤世嫉俗(cynical),比如起草一些立法,似乎在做一些事情,但其实并没有,有些甚至可以被指称为是违宪的。他说,危险在于,这些法案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政策影响,却提升了台湾人觉得美国真在身后支持的希望,加剧中国人担心美国利用台湾作为抗中杠杆的恐惧。这些行为的后果通常没有被深思熟虑。

来源时间:2021/7/2   发布时间:2021/7/2

旧文章ID:25344

赵春山:中国不急着跟美国谈 态度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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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筱筠  来源:中评社

中国共产党7月1日举行盛大百年党庆,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则选在前一天6月30日举行,中美关系是否仍持续竞争?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中美关系竞争已成为主调,美方好几次表达要跟中国谈,但是中方不想谈,以逸待劳。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只选一任,加上特朗普主义还在,中美还有很多变数,中国不急着与美国对谈,中国对美国态度很硬。习近平两个百年目标,不会受到美国影响,中国会按照自己步调来做。

面对中美关系竞争,两岸关系又没有和缓,台湾要怎么因应?赵春山对中评社说,台湾政策基本上倾向美国,只要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就无法复谈,两岸无法谈判,蔡政府就只能依靠美国。“两岸关系就只能一直处理危机,只求避险”,现在选举又将到,习近平说法、政策都没有多大改变,就是看蔡政府现在的态度。

他也说,但是看起来蔡英文不会接受中国大陆说法,那两岸就一直僵持下去,台湾安全就完全靠美国,但是美国是否可信?就看蔡政府自己的判断,但过去例子是美国在阿富汗说撤军就撤军,对乌克兰也是一样,美国要跟俄国谈,也不管乌克兰。你台湾不跟大陆改善关系,就没有选择,改善两岸关系还可以减低美国对台的压力。

赵春山表示,但是观察起来蔡政府已经选边美国,蔡政府完全靠美国,台湾目前没有主动权,只有被动。就看中美关系怎么变化,结论就是这样。

至于中美关系下半年会有变化吗?他表示,中美现在还是竞争关系,现在中美还在争论新冠病毒来源是哪里,中美之间看不出有改善迹象,“中美关系不好,台湾就是被夹在中间”。

台湾与香港、澳门互设办事处近10年之际,港澳政府陆续宣布停止在台机构运作。至于台湾派驻港澳人员,现仅余4名驻澳人员坚守岗位;驻港人员则是今年7月底前签证全数到期。

赵春山表示,这是全面孤立台湾,香港、澳门不会自己做决定,本来香港可以当两岸中介角色,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也不要,去掉香港、澳门办公室是中国大陆要直接介入,“香港往一国一制方向走”,未来大陆会在这个原则下,处理台港、台澳关系。

他也说,只要两岸关系不改善,台港、台澳关系也不可能改善,这跟过去不一样,港、澳无法自己做决定。大陆也担心台湾与美国联手介入香港,现在的作为就是不让台湾有介入港澳的空间。

中共百年党庆,国民党没有发贺电,赵春山认为,国民党应该要发贺电,国共关系密集当然要发党庆贺电,很多个人都发了,国民党中央当然更要发贺电。国共现在互信基础比过去薄弱,发党庆贺电没有什么不好。要抱持两岸关系改善对台湾有利的想法,尤其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应该要发贺电。

他也说,国民党就是担心被抹红,因为要选举了,加上现在的政治氛围等关系。他表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国民党担心被抹红,跟民进党路线雷同,也认为国民党亲美,如果没有利用这次党庆表达善意,尤其提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这都是过去国民党主张,国民党若一声不吭,就是又错失一次改善两岸关系的机会。执政党跟在野党都要把鸡蛋丢到美国这个篮子,对台湾不见得是好事。

来源时间:2021/7/2   发布时间:2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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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斯湾宣言》,微妙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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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一飞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卡比斯湾宣言》与各方反响

引言

在2021年6月11日至13日的G7峰会上,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各国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以主办国英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承诺将带头发挥资源优势,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全球性应对措施以结束新冠疫情,避免重蹈此类严重公共卫生危机的覆辙。在共识的基础上,各国也根据国情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关于落实措施的回应。然而,此类共识最终是否能够如愿取得成效仍有待进一步观望。

一、宣言内容解读

6月12日会后,参会国签署了《卡比斯湾宣言》。这一宣言声明了与会各国对于防治健康危机的态度,包括(1)持续践行G20《罗马宣言》与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中提及的措施,支持建设诸如世卫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并与之加强合作;(2)强调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在加强全球卫生健康系统中的责任;(3)建立和落实应激能力强、协调包容的全球健康系统。

按照规划,全球联动的健康系统搭建将通过四个阶段的循环来实现:预防、监测、响应和治疗。在预防阶段,宣言强调:在保持透明度、合作和责任意识的基础上,配合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IPPPR)的指导,加强世卫组织建设;对本国内部则平衡人、动物、环境健康系统,加强面对健康危机的抗打击能力;支持弱势国家;谨守国际健康规范(IHR 2005)等。在监测阶段,各国承诺充分发挥数据、信息技术和科学研究的潜力,以升级国际化的流行病信息监测和应急系统,同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更加灵敏有效的健康危机全球预警系统。回应阶段的计划包括对于世卫组织发出的有依据的警告采取“无悔”措施,包括控制人口流动和商贸等,以支持对抗长期的大流行病;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将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治疗和检测的周期由三百天缩短到一百天内(“一百天使命”);重申疫苗获取加速器(ACT-A)和COVAX设施为代表的快速响应体系的重要性,承诺为欠发达国家提供10亿疫苗。最后,在疗愈阶段,需要加强国际金融机构(IFIs)与全球健康系统的联动,以消除长期经济影响;而疫情带来的一些间接心理、生理、社会经济影响也不容小觑,需要进一步探查。

二、从卡比斯湾宣言看各方响应

在G7峰会开幕式上,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发言一马当先地表达了对于达成国际共识、推动“100天使命”落实的期待,提出了一年内为世界上至少70%人口提供疫苗接种的目标;而与会各国也陆续分享了本国的相应规划。具体如下:

英国 作为本次G7峰会主席国,也作为拥有丰富抗疫经验(如研发阿斯利康-牛津疫苗)的重要世界大国,英国在本次会议中展现了充分的抗议决心和充足的规划准备。早在今年四月,英国政府就提出启动新的流行病防范伙伴关系(Pandemic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以支持首相提出的“将新疾病的疫苗研发时长降至一百天内”目标——即“一百天使命”的雏形。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为首的PPP专家团队囊括了医疗行业代表、国际组织和流行病相关的权威专家,在两个月内为G7峰会提供了分析报告,这无疑为最终共识的达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为进一步落实一百天使命,英国也提出投资一千六百万英镑,支持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进行全球疫苗供应开发。此外,英国前期提出的“疫情雷达”也在G7峰会上以全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的形式呈现给世界。

动物疫苗开发是英国防疫的另一个焦点。考虑到75%的新型人类疾病都起源于动物,英国首相早在去年就提出将预防动物传人疾病作为防治未来疫病的关键点之一。英国将在萨里的皮尔布莱特研究所(Pribright Institut)建立一个英国动物疫苗制造和创新中心,并投资一千万英镑专攻源自动物的疫病;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将投入一千四百五十万英镑共建这一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以疫苗彻底根除天花和牛瘟的经验将使英国在这一领域更具优势。

法国 G7峰会结束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对于宣言的支持。他指出,与非洲的疫苗资源共享是法国参与全球抗疫行动中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四月开始,法国已经与多个非洲联盟成员国达成了合作协议,例如通过联合国向作为中低收入国家之一的毛里塔尼亚输送了超过十万剂疫苗。预计到六月中旬,法国向COVAX捐赠的疫苗数量将达到五十万剂,而截至2021年底,法国承诺将承担计划总量中至少百分之五的供给,到明年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提供至少三千万剂疫苗,其中非洲能在今年夏天结束以前收到约500万剂。此外,法国也是取消出口限制、放开疫苗知识产权的拥护者。法国总统强调了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疫苗时的价格透明度问题,因为“非洲代表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疫苗接种需求,但只有百分之一的生产能”。

美国 与去年“怒退”世卫组织的前任总统特朗普相反,现任总统拜登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不但重回世卫组织,也积极响应了关于全球联动抗疫的提议。除了拨款四十亿美元支持COVAX建设、承诺放弃知识产权,拜登总统在原承诺的八千万剂捐赠的基础上提出,美国将承担10亿疫苗捐赠总量中的一半。他尤其强调了这些疫苗的供应并无附加条件,而这一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他争取盟友的措施、对于民主国家作用的表态。

三、持续的关注,尚存的疑问

尽管G7峰会达成的协议中强调了“富裕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作用,诸多非政府组织与个体仍然批评这一协定并不足以真正解决全球抗疫难题。全球疫苗供给量、供给时间等始终存疑,COVAX系统的弊端(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生产能力弱问题)也常被提及。

需要指出,针对中国作为疫情初发地的指责始终存在,七国集团在涉及其他议题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排斥。与此同时,中国生产的疫苗在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中占据重要份额。在今年六月,中国向COVAX供应的首批新冠疫苗已下线。此时,G7峰会上展现出的这一颇为微妙的对立不免引人思考。总而言之,全球联动的抗疫系统究竟效果几何,援助计划的落实是否能够如愿,仍需进一步观察。

来源时间:2021/7/2   发布时间:2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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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再起步:中美2021年互动纪实(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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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305期

双边关系再起步:中美2021年互动纪实

(6月16日-6月30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如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面对国际孤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一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讨论的听证会上说:“在持续研究这个议题后,我现在有信心做出结论说这(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实验室。”一个名为“巴黎小组”的非正式科学家团体发表公开信,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公开信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合作,如果北京拒绝配合,各国应该寻求“第二条道路”,在其它组织和机制的协调之下进行溯源调查。

美国“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来,美军舰第六次穿航台海。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独家采访时表示,台湾需准备应对北京的可能军事入侵。时隔5年,美台恢复举行“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会谈。据金融时报报道:随着中国军方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美国和日本近来为应对中国有可能发起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而秘密举行军事演习和联合军事训练。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了美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欧洲四国进行了访问。反复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牵制中国,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的目标不是遏制或矮化中国,而是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体系。没有要求任何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无论是在七国集团、北约,还是在欧盟,都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方面的观点趋同。

美国宣布采取措施,打击中国新疆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全面禁止批准五家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通信网络。以加拿大为首的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在新疆丶香港和西藏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就中方向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向世贸组织提起上诉。

三名中国航天员搭乘神舟12号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对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宣布离任回国。“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介绍,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年,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6‰。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公报称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1940年代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个显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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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美俄峰会。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证明,即使在紧张时期,也能够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即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和核战争的威胁。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形容这次会晤是“建设性的”,并表示“没有敌意”,称拜登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老练的政治家”。普京表示,为缓解紧张局势,他和拜登同意让两国大使重返各自的岗位。双方将开始就战略稳定和网络安全进行磋商。作为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对保持好双边关系负有特殊责任。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专访时表示,俄罗斯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会被纳入西方对华关系布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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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三名中国航天员搭乘神舟12号飞船从酒泉发射基地升空,并且在六个多小时后按照预定计划与中国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对接。根据计划,三名航天员将在空间站驻留3个月,预定于今年9月返回地球。这次飞行任务是为了验证 “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 。在接下去的两年时间内,中国还将连续密集执行3次载人航天任务,主要目标是初步完成空间站建设工作。近年,中国的航天计划成功完成了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着陆、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采样并返回地球、天问1号前往火星并且在火星表面释放了祝融号火星车。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四名委员一致表决同意启动一项调整审批程序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全面禁止批准五家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通信网络,有关企业此前获得的许可也可能遭到撤回。这5家公司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通信,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的大华股份。FCC委员布兰登·卡尔(Brendan Carr)说:填补FCC审批漏洞的目的是,无论购买设备的资金来源如何,对那些已经确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都必须确保它们的设备不能进入美国的网络,小到车库的遥控开门器,大到网络设备。

6月22日

——以加拿大为首的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在新疆丶香港和西藏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该声明得到了澳大利亚丶英国丶法国丶德国丶意大利丶日本丶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支持。声明指出,北京必须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和其他独立观察员“立即丶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考察,并结束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白俄罗斯代表也宣读了另一份代表6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强调香港丶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签署该声明的国家包含白俄罗斯丶伊朗丶朝鲜丶俄罗斯丶斯里兰卡丶叙利亚和委内瑞拉。

6月24日

——香港《苹果日报》在经营了26年后,于24日凌晨正式停止营运,并出版其最后一版的报纸。英国政府称该报停刊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破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称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是破坏新闻自由的行动,他呼吁中方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美国总统拜登也随即发表正式声明表达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新闻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乱港没有法外权。

——白宫宣布采取措施,打击中国新疆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禁止进口合盛硅业公司生产的硅基产品,以及使用这些产品制造的商品。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N·马约卡斯(Alejandro N. Mayorkas)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机构“有合理的信息表明,合盛公司使用强迫劳工生产其硅基产品”。美国商务部还将合盛硅业(鄯善)公司和其他四家中国实体列入了贸易黑名单,此举限制了美国公司向它们出口产品和技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此举是美国希望“祸乱新疆、遏制中国发展”。

6月25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梵蒂冈四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6月25日,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外交部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在会晤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法国“目标一致”,两国都决心抵制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完全不容自由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在被问到美国和欧洲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时,他说:无论是在七国集团、北约,还是在欧盟,都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方面的观点趋同。布林肯还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牵制中国,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政策,而是为了支持一个基于规则和标准的自由和开放体系。在德国访问期间,他在接受《明镜周刊》专访时也表示,美国的目标不是遏制或矮化中国,而是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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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5年。习近平说: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双方强调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全球战略安全稳定,支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单边强制性制裁。双方强调共同反对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双方将共同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俄方支持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双方认为,当前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应全面谋划和推进该组织发展。

6月29日

——20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召开。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强调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中国迄今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4.5亿剂疫苗。中方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为消除“免疫鸿沟”作出应有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专访时表示:“美国尊重其他国家与中国有不同关系的事实。美国没有要求任何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当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时;作为对手、竞争者或伙伴。如果我们一起行动,确实会更有效。这就是七国集团、北约和美国-欧盟峰会之间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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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时隔5年后,台湾与美国通过线上举行“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会谈。蔡英文表示,这是台湾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美国白宫发言人莎琪(Jen Psaki)在媒体简报会上强调,美台贸易投资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美台于1994年签署TIFA,随后于1995年举行第一届TIFA会议,但是2016年举行第十届咨商之后就陷入停摆。面对TIFA重启,中国提出抗议,强调北京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中国也一向反对其他国家与台湾洽签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自贸协定通常只能在国与国之间签署,不过台湾已经与新加坡和新西兰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来源时间:2021/7/2   发布时间:2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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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如何读懂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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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创会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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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00岁了!建党百年之际,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共产党。国际社会普遍关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和世界如何相处?如何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2021年7月1日,CGTN《对话思想者》播出中科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专访节目,围绕上述问题作了深入解读。

以下为精彩观点节选,完整版节目敬请关注CGTN电视台

01

邹悦:郑会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国际上非常关心中国的动向,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和世界相处?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也有的人认为有点咄咄逼人。您怎么看?

Zou Yue: Mr. Zhe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intervie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keeping a close eye o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how a fast-rising China will get along with the world. Some people think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while others think it is a bit aggressive. What do you think?

郑必坚:崛起的中国是不是咄咄逼人?请看事实:中国四十多年快速崛起,一没有搞西方那样的殖民主义;二没有搞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三没有搞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四没有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那样的军事同盟组织;五更没有像一战、二战时一些国家那样通过发动战争来谋取自己的地位。我们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Zheng Bijian: Is a rising China aggressive? Let’s look at the facts. China’s rapid ris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s, I think, been marked by several features: Firstly, it has not engaged in colonialism like the West. Secondly, it has not pursued hegemony like the U.S. Thirdly, it has not tried to build a so-called “socialist coalition” like the Soviet Union. Fourthly, it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military alliances like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Fifthly, it has not waged wars to gain a better position like some countries did in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These are all facts. We’ve engaged in none of these activities. Instead, we have followed the path of peaceful rise and development.

02
  邹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对未来,您怎么看?Zou Yue: This year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future?

郑必坚:今天中国正迎来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也正落到“新的时代的群众”身上。我们通常所说的“80后”“90后”和即将进入社会的“00后”的年轻人,作为“新的群众”,正在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Zheng Bijian: Today, China is ushering in a new era – an era of the people.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nges on the people of a new era. So on one hand, you have “a new era of the peop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you have “the people of the new era”. The Millennials and Generation Z, as we commonly call them, are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is new era.

03

邹悦:说到“读懂中国”,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留学生回信里提到,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您也多次提出,要读懂中国的未来战略,需要读懂中国共产党。但怎么“读懂”中国共产党?怎么才算“读懂”了中国共产党?

Zou Yue: Speaking of “understanding China”, on June 21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plied in a letter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saying that to understand today’s China,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ou have repeatedly said tha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ina’s future strategy, one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CPC? What does it take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郑必坚: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走过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近代以来,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历史曲折发展的结果。

Zheng Bijian: The CPC’s 100-year journey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sult of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at is, from the Opium War in 1840 until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a 109-year history.

许多西方人士总是问,中国为什么不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这是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了。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曾经一股劲向西方寻求真理,搞多党竞争,以为这才是治国大道。到了“民国”初期(1913年),甚至搞过300多个“政党”,还“选举”出了袁世凯这个反动总统。袁后来又复辟帝制,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这样中国的多党制破产了。Many Westerners always ask why China does not adopt a multi-party system or a two-party system. I think they ask this question because they are too ignorant of China’s history. In fact, after the Opium War, reformists in China were very keen to take the best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multi-party competition, thinking that it was the right way to govern the count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3,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eactionary Yuan Shikai was "elected" president, who later restored the hereditary monarchy with a short-lived reign of 83 days. As a result, China’s multi-party system went completely bankrupt.

所以要讲多党制中国也算是老资格,并且中国的多党制居然还“选”出了“皇帝”!当年中国的先进者,包括共产党最早一代人很多都曾是民主主义者,是真心向往西方民主那一套的。但干下来呢,干不通。而且西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还要骑到中国人的头上。这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正是因为这条西方民主道路的幻灭,才有了共产党。所以老实说,当代世界中东某些地区所谓“茉莉花革命”那种照搬西方的所谓“民选”把戏,中国人一百多年前就领教过了!It’s not that China has never had a multi-party system. In fact, China adopted such a system long before, which in the end “threw up” an emperor. Many of the people with progressive thinking in China – including the earliest generation of the CPC – were once democrats who genuinely aspired to Western democracy, but later realized it was a dead end. Even worse, it made China vulnerable to the Western imperialists, including Japanese imperialists who sought to invade and conquer China. Chairman Mao Zedong once famously said in his work 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mperialist aggression has shattered the Chinese dream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t is very odd—why are teachers always committing aggression against their pupils? The Chinese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e West, but it does not work, and the ideal can never be realized.” It was precisely this disillusionment of the Western path to democracy that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ctually, over the years we have seen the so-called “Jasmine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imilar efforts to copy Western “democratic elections,” but they have turned out to be shams or Western plots. To be honest, the Chinese experienced such tricks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还要知道,当代中国,走的也是民主之路,但这是另外一条叫做“人民民主”之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还有日益发展完善、生动活跃的选举制和协商制这样两种民主制度,构成优于西方“选举民主”的全过程民主,并且民主与法治相结合。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We also need to be clear about what path we are following in today’s China. Actually, we are also following the path of democracy, but it is a different kind of democracy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which we call a “people’s democracy”. The CPC exercises state power, and eight other parties in China participate full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China also has an increasingly developed and sophisticated electoral and consultative system. These two parallel democratic systems constitute a more complete democracy than Western electoral democracy. We not only have the electoral democracy, but also th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fter elections, hence giving rise to a whole-process democracy.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stands out as the best practi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延伸阅读: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

作者:郑必坚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来源日期:2005年11月22日

    中美关系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辩论中,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和一些美国政要坚持以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为重,务实地回应中方的诚意和善意。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所作的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有分量的表达。

要持久地促进中美双方沟通理解,一个带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是怎样看中国共产党,怎样看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

我想从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1979年的不同作为说起。同样都叫共产党,在同一个1979年,各自作出了性命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勃列日涅夫的苏共在这一年决定出兵阿富汗,进一步走上了打着“世界革命”旗号实行军事争霸谋求世界霸权的自取灭亡之路;而中国共产党则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三点,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共就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以及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我们的经验表明,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不要法制的所谓“大民主”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而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则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中共与苏共之所以走了不同的道路,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在于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和把握上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以,一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性追求,就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几代人前进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归根到底就因为她是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性追求的最忠实代表。因此,那种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叫做共产党,就必然会走勃列日涅夫的苏共那种对内专制、对外扩张道路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作者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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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为什么美国如此忌惮我们的一带一路,大宗商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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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西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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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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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峰会利于改善两国关系,中国面临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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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斌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肖斌(Xiao Bin),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筹备数月的美俄日内瓦峰会大约四个小时就结束了,会后白宫发布了《美俄总统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拜登认为会晤是积极的,普京对会晤表示满意。会前,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 RDIF 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对美国媒体说:“美俄关系是一把落下的刀,我们需要在16日接住这把刀,阻止它掉到地上。”从会晤结果看,美俄似乎接住了这把落下的刀。

尽管美俄峰会前释放了很多议题,但若从利益角度看,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国内政治博弈和全面评估正在酝酿的对华政策可能是美俄峰会最直接的驱动力。

首先,维护双边关系战略稳定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北约东扩率先改变了战后形成的欧亚地区秩序。借助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暂时阻止了北约东扩的势头,但这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多轮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下,美俄双方能够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及其伙伴关系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于是,美俄需要坐下来协调双方利益,避免武装冲突。

其次,美俄两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拜登任美国总统后,发展了前任的“美国优先”原则,把内政与外交相结合,试图把美国打造成“成功国家”的典范,向外宣称“美国回来了”。在高举多边主义大旗的同时,赢得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是拜登更关心的事项。因为假若民主党不能保持优势,将直接影响拜登后两年的执政效率及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同样,普京也面临着诸多国内问题,经济制裁对俄罗斯发展影响巨大,俄罗斯需要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扭转被国际体系屏蔽的局面。此外,赢得2021年俄罗斯杜马选举也是普京及其所属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所关心的事项。

第三,制衡中国的需要。中俄关系是美国评估对华政策的关键指标之一。由于北约的存在,拜登政府可以更多地依靠其北约盟国威慑俄罗斯。因此,若能稳定美俄关系,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在亚太地区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表面上看,拜登对华政策强硬能够提高俄罗斯向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从均势角度看,普京不会追随拜登制衡中国,因为在单极体系中,紧密的中俄关系是俄罗斯保持全球战略平衡的砝码,如果这种战略平衡被打破,俄罗斯与美国抗衡的工具就只剩下核武器了。

毋庸置疑,美俄峰会对改善两国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显然这次峰会并没有找到解决双方问题的答案。在安全利益上,美俄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大部分北约新成员国及伙伴国对俄罗斯的敌意不会减弱。2021年4月,俄罗斯派军舰从海上威慑乌克兰,并派遣数万士兵到俄乌边境,这种做法加重了北约新成员国及伙伴国对俄罗斯的敌意。波罗的海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针对俄罗斯在其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加强国防合作,并探索联合采购合作。对拜登政府取消对北溪2号的制裁,波兰表示这将对中欧和东欧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在南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国防部长今年5月强调了北约-格鲁吉亚的重要性,并承诺将把GDP的2%用于国防建设。其次,双方军控合作的领域有限。美俄同意延长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双方分歧最小的领域,美国更希望与俄罗斯在战术核武器上展开谈判,而战术核武器是俄罗斯弥补其军力不足的重要补充。目前,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在规模上超过美国,这是俄罗斯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军事斗争的资本。此外,美俄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等新军控领域方面的合作更加困难。

在全球战略力量失衡的状态下,美国总能轻而易举地从孤立主义国家转向国际主义国家,但实现自己安全利益的目标从未改变。针对中国的“系统性威胁论”是个伪命题,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中国乐于见到美俄关系改善,使欧亚地区秩序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而站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美俄关系改善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美国定会把手中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对华政策上,激化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为此,中美需要创造更多的沟通渠道,努力寻求竞争关系下的“暖和平”。在美俄峰会结束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正考虑安排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欢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因为这有利于全球战略稳定。

原文标题《美俄关系“暂时性触底”,中美应寻求竞争关系下的“暖和平”》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7/1

旧文章ID:25339

中美形势逆转,中国接连拒绝美国订单,美国原形毕露,开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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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剑生  来源:今日头条

前段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同我国副总理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首次沟通,随后美国的财政部长也同中国的相关贸易团队进行了沟通。美方多次主动联系中国,同时希望从中国获取订单,其本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中国借钱购买美国国债度过金融危机。

美国贸易代表上任三个月,一直以来忙于和所谓的“盟友”们内部交流,试图打造围堵中国的战线。现在他们忍不住了,主动联系中国,希望和我们沟通,这说明当前美国国内形势确实已非常糟糕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但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双方在提出各自立场和要求后没有形成有效共识,我猜测美国商务部代表肯定提出了要求中国加购美国国债的条件,并且不同意解除对中国的制裁,因此中国才会断然拒绝美国的要求。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2020年直接下降4.8%,作为一个超级大国,GDP想要上涨1个点都很困难,现在却直接下跌将近五个点,说美国政府不急自然是不可能的。美国在疫情期间的糟糕表现反映了美国国家金融体系与管理层面存在极大问题,资源分配不均,内部相互掣肘,社会阶级对立等矛盾频发。

这些问题导致去工业化已久的美国疫情的打击下不得不加大资源进口,这又让先前特朗普制裁中国,多次加征关税的恶果终于让美国人自己尝了个够。

放眼世界,欧洲制造的成本远高于中国制造,受疫情影响生产力下降,并且产业链也不够完善。所以拜登政府转了一圈又回到中国,希望找中国的工厂订点物资以渡过国内难关。美国没能力以物易物,所以付的钱自然是额外印出的美元,但同时拜登又希望这部分钱留在美国变成国债帮助美国度过危机。

就像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找中国借钱去买美国国债来渡过难关。为此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08年以后国内的物价飞涨。在已经不需要额外增加外汇储备的今天,又恰逢美国打贸易战围堵中国,从哪方面看,中国拒绝美国都于情于理。

要准确地解析美国经济现状和中美形势,就不得不谈美国收割全世界的根本,即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是如何收割全世界的?

美国政府每次加印美元,各国央行都要跟着加印本国的主权货币。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元多了,而本国货币少了,一方面本国货币就会相对美元升值,这对于出口型国家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

而商品出口美国所得的这部分美元又作为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以美国印出来的钱最终又送回了美国国内,这个过程中美国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负责印美元。

在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后,基本上就失去了实际的价值,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货币本质上都是废纸,真正有价值的硬通货是各种实实在在的产品,货币影响力代表了国家实力和国家信用,美元霸权原则上是个微妙的存在,因此美国想要维持这种霸权就必须开着核动力航母满世界打仗。

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什么想让让美元贬值?就是要找借口加印美元来收割全世界,等到美国渡过金融危机,美联储再宣布加息,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被加印的美元就会流回美国国内。而之前那些出口型国家,为了防止美元贬值降低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所以纷纷加印本国主权货币。

一来二去,把自己生产的硬通货出口到了美国,之后市面上的美元又从全世界跑回美国,结果造成的局面就是国内市场钞票多产品少,本国就开始经历通货膨胀,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人手上的人民币购买力飞速下降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为什么拒绝美国?

对中国而言,08年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借钱给美国度过危机,换来的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持有巨量美国国债对美国而言极其危险,但中美博弈一展开,这巨量的美国国债俨然变成了美国用来制衡中国的砝码。

再者从感情上来讲,中国对美国已经做得仁至义尽,美国一方面想要中国出手相助,一边又趾高气扬拉着人要和中国打架,俨然一副“要站着把钱挣了”的架势。虽然我们不出手相救,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也会连带世界经济重创。

但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想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本身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可以是美国,因为这符合人民币和欧元区,乃至被美国压制的日元这三大主要经济区域的共同利益。

而且近年来中国提出发展出口转内销,重新建立市场的两个内外大循环。一方面开展国内数字化产业投资升级,以此应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是去美元化,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把国内多余的生产力投入到与其它国家合作中。

这项举措是为了减少中国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合亚欧非发展地缘市场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边缘化北美市场。

如果说中国政府拒绝美国是因为不想无意义的加持美国国债,那么中国工厂拒绝美国订单则是因为根本赚不到钱。美国加印货币,市场上美元泛滥就会导致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很容易签合同的时候原料还很便宜,一到生产时就价格飞涨。

再则美国转嫁金融危机的方式对中国的市场战略冲击很大,按我们自己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一步步实施,日子本可以过得很平稳,没有必要去蹚美国的浑水,况且再经历一次物价飞涨也容易导致中国国内矛盾频发。

中国拒绝美国,美国经济会怎么样?

前段时间美国的PCE指数上涨了3.1%,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美元购买力下降了1.1%,其年化收入降幅已经累计达到了12%。

美国这次的大量印钞的恶果开始显现,没有中国的帮助,通货膨胀只有美国自己硬抗。疫情下全球产业大停工,由于一时间找不到中国产品的替代,此前美国政府通过贸易战施加给中国的关税也转嫁到了美国人头上。

借此,中国开始对美国反向输出,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加大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从中实实在在的挣了一笔。这波操作当然把白宫气得够呛,于是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短时间多次主动提出和中国沟通。在会谈失败,遭到中国拒绝后,拜登气急败坏地宣布将59家中方企业加入到实体清单。

有人可能要问了,美国是否能通过加息方式回收美元,摆脱加印美元的影响呢?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至少在目前美国依然大力印钞去购买中国产品的情况下白宫还不能这样做。

美国第一季度表面上增长6.4%,但这是加印钞票购买产品带来的虚假繁荣,一旦美联储宣布加息,无疑是要自己主动刺破这个泡沫。对拜登政府而言,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绩上又或者美国强调自己归来的大背景下,他都不能做这样的选择。

既然中国不上当,美国又该怎么办?

美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并且由于实体产业空洞和国内金融构成的旧病,眼下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式。

受全球疫情影响下,只有中国制造业依旧保持活力,除非白宫主动解除和中国的贸易战,平心静气好好谈判,中美间保持互相尊重。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给美国创造渡过难关的机会。但就中美这两轮没有达成共识的会谈来看,想要美国政府放下傲慢与偏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拜登政府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一边要修复和盟友的关系,拉着他们打压中国,而另一边又需要中国帮助美国转移通胀和经济危机。如果美国主动解除对中国的贸易战,该怎么跟身边的盟友们交待?

跟着美国冲锋的澳大利亚已经撞得头破血流,美国若此时对中国示好无疑是在背后捅盟友刀子。才刚开完G7,仔细和盟友讨论了一遍要怎么对付中国,如果美国现在就转变态度,很可能再一次重现“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著名场面。

但是外交上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国内经济颓势谁来分担?美国经济要是一蹶不振,之前和盟友们协商的全球供应链与全球基础建设又该怎么实施?这都是摆在拜登面前的重重问题。不得不说,在这种多方为难的处境下,美国会不会发动战争是很值得警惕的点。

美国避开世界唯一一个有着完整工业制造链的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尝试建立新的供应链,这本身是不明智的,是与经济发展规律相悖的。如果美国人能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涵义,与中国平等对话平等合作,美国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拜登政府必须明白,中国对于美国的意义非常重要,想要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就要放低姿态同中国对话,拿出诚意。中国有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先解决后院起火远比在外面拉帮结派有意义的多,希望美国有求于人的时候先恭恭敬敬看清自己的处境。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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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有种,说打就打,拜登一声令下美军F-15、F-16战机腾空而起,向亲伊组织展开猛烈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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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哥讲故事  来源:汴京彩虹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网民都认为拜登性格比特朗普弱,没想到老拜登做事心狠手辣,在美国国会投票通过限制总统开战权两天后,老拜登仍然将自己的军权发挥到最大限度。6月28日,瞌睡虫拜登一觉醒来,早晨6点,胡辣汤油条都没顾得上吃,带着睡意就发出了指令:行动!

美军对6月28日的空袭行动,称为是“防御性精准空袭”,针对藏匿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展开空袭。

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出动了多架F-15和F-16战机,发射多枚导弹摧毁了亲伊民兵组织的重要军事设施。根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透露,美军在这次空袭行动中,至少导致4人伤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派遣的三架超音速战机在该地区刚走。令俄罗斯军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前脚刚走,美军就对该地区进行了空中打击,这实实在在有点给俄罗斯个下马威。

就在美军空袭叙利亚的当天,美国务卿布林肯还正在与以色列外长拉皮德会谈,会谈中也提到了如何打击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看来这次美军的空袭,是美国给以色列吃的定心丸,让以色列看到美国在对伊朗问题上不会做出让步,更不会损害中东盟友以色列的利益。

美国用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告诉以色列,尽管放心好吧,小弟弟,做大哥的说到办到,关键时候不抛弃小弟,不就是烧点油扔点炸弹吗?反正有人经常说民主党和军火商串通一气,还都说美军不打仗,军火商挣不到钱,对政客就不支持了。既然这样说了,就借机打他们一家伙,反正美国也是破嘴乌鸦吃小鸡儿,恶名早就在外了!

美军的这次空袭行动,美国五角大楼也确认了此事。五角大楼发布通报称,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亲伊组织的目标实施了空袭,目的是清除一些武装分子,以此回应他们针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一系列袭击行为。

五角大楼在通告中还说明,该地区的真主党旅和萨义德烈士营等数个武装组织袭击了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和相关建筑物,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绝不允许。采取空袭这样的方式,能够限制武装分子在该地区的袭击行动,也是为了警告伊朗叙利亚,美国惹不得,惹翻了,后果很严重!

美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同时,有媒体还称,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这次空袭之前,已经向海湾驶去,看似要把事弄大。

在美军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进行空袭后,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对美军行动表示谴责,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叙利亚外交部官员表示,叙利亚对美国在叙伊边境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认为美军的空袭是对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的公然侵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也表示,美国政府在继续坚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失败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体现在美国制裁他国上,也体现在其在军事行动上,伊朗建议美国更正自身的错误政策,让中东地区的人民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命运,但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是破坏地区的安全,美国自己也将成为地区不安全的受害者之一。

不用怀疑,经常在家家暴老婆孩子的人,都不想让别人多管闲事,那是因为他能欺负过老婆孩子。如果等孩子长大了,把他们这些人扔在大街上不管,他们就会求助别人谴责自己的儿子不够孝顺。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不让管,自己成为弱势的时候,就哭着喊着躺地上打轱辘,求别人管他家的事。

15年前,我们村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外地承包耕地挣了钱,不给孩子老婆花,每一次回老家都换一个女人,而且给跟着他的女人穿金戴银,无视老婆和孩子们的尊严,还口口声声说谁都不能管。后来我听说这个人在外地因病去世了,当地警方通知他儿子去处理后事,他老婆和儿子都没去。这就是宁赠小三,不予妻儿的下场。这个故事是真的,我和他们家的人都认识。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要讲公理和公平,不和自己的老百姓讲平等,最后非挨揍不可。如果说叙利亚和伊朗是因为国力弱才被揍,为什么瑞士和圣马力诺那些小弹丸之地,从来就没有人揍过他们?还有个哥斯达黎加,现在军队都没有了,从来就没有被揍过。

国力弱并不一定挨打,在老百姓面前耍赖,才是挨揍的原因。耗子尾汁吧!伊朗,叙利亚,谈判你们从没输过,打仗你们一次都没赢过,第六代嘴炮是干不过第五代战机的。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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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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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寿慧生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6月 总第二十三期

01 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经济放缓,移民减少

根据普查局报告,目前美国人口总数为3.31亿,较2010年普查上升2270万人,10年增长率为7.4%,是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增速第二低的十年,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7.3%。但即便是在大萧条的十年里,美国人口增速也随着经济恢复呈“U”型回升;但是此次增速持续降低,未见回升,因此很可能让美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

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生育率降低,无法抵消战后婴儿潮人群的减少——美国目前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岁以下的新生儿人口。这正是“美国未来可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论断的基础。

低生育率的原因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必然后果——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人们对多子女的依赖;都市化促进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延迟生育;而都市经济的的压力也迫使人们减少生育。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制约要素,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直到最近才开始遭遇欧洲日本等国家早已面临的困境,显然值得重视。最为典型的是加州。长期以来加州是美国人口大州,人口增长率位居前列。但是此次加州成为增长最缓慢的几个州之一,甚至因此成为减少众议院议席的7个州之一,令媒体感到惊讶。加州的生活和消费压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加州的房产价格一直居于美国前列这一项指标就可以看出。生活成本上升导致人口流失到周边各州以及南部增长更快的州。例如,加州附近的爱达荷地广人稀,吸引了很多加州人口,成为与犹他州和德州并列为增速最快的州之一,增长率都在16%以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吸引力下降,加州人口流失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移民的减少。移民一直是美国抵消生育率下降、成为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较快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往美国的移民潮开始放缓:一方面美国经济逐渐变糟,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边境管控升级,限制人口进入,再一方面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地,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稀释”了墨西哥和南美移民的流入。在这方面,加州还是最典型。加州财政部发言人在回应该州人口减少时抱怨:此次数据反映的并非如媒体所说,人们正大量“出逃”加州;真正原因是“缺少新加州人加入”,主要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对移民设卡。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相比2000年至2010年,加州过去10年的新增移民数量减少了44%。这样大的落差显然不太正常,反映出来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或者现代化问题,而是一个政策甚至是政治问题,显示出美国很可能在改变其移民国家的特性。

02人口变化的政治后果:选区重划与政党竞争的趋势

此次调查数据的公布虽然让美国人担忧老龄化的前景,但是最大的看点和讨论热点是其政治后果。在美国,普查数据不仅意味着简单的人口增减,更代表着相应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根据美国法律,联邦众议院435名席位在各州以人口比例来划分,保持议员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布,但每州至少会有一个议席。因此美国人口普查的政治意义在于,普查结果会导致重新分配众议院435个席位,而美国总统由各州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后者又取决于各州参众两院人数之和。所以人口变化带来的众议员人数的增减最终会影响到总统大选结果。

基于这样的政治规则,此次普查数据公布标志着每十年一次的选区重划斗争正式打响。除了影响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划分,在经济方面,各州的人口数据也直接决定着每年1.5万亿美元联邦支出的分配。

从地域分布来看,此次统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美国人口变化趋势:传统人口密集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锈带地区”面临人口减少,而西部、南部、西南部等“阳光带”人口快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这些“阳光带”地区人口总和不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但在本次人口普查中,其占比已达到62%。

舆论界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变化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美国政治分布的地理特征明显,东北部、南部的州分属民主党、共和党的票仓。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来看,南部各州增速最快,将利好共和党选情。共和党控制的州在国会众议院净增3个席位,民主党则减少3席。最让人惊讶的是加州和纽约州作为民主党最大票仓,此次各损失一个席位。也就是说,人口向“阳光带”的迁移将利好以南部为基地的共和党,可以利用重塑国会选区的机会,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中期选举中获得优势,赢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事实远较此复杂。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阳光带”人口增长优势确实常常自动转化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但美国社会的变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以德州为例。德州是共和党票仓,此次人口增长率最高,多出两个席位。但是近年来德州新增人口以移民、少数族裔、年轻人口为主,而这些人普遍更倾向于民主党。2020年底的总统大选已经让德州的深红颜色(共和党倾向)有所减弱,成为大选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看点。同样,长期作为共和党票仓的乔治亚州和阿利桑那州也被拜登赢下,都说明这些州的蓝色人口(民主党支持者)发展迅速。因此共和党人在此次普查后产生的席位变化获得的优势可能会受到限制。

03人口变化的经济后果: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经济竞争力下滑

无论是生育率下滑还是移民潮放缓,都与美国近年来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2008年经济衰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投资人,更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质量造成打击。反过来说,人口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力,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有体现。

最突出的是农业和制造业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受到影响。人口流失严重的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过去主要依赖农业和制造业。人口增长较快的西部和南部“阳光带”各州则以服务业和科技为主。产业调整和气候原因等共同引发人口从“铁锈地带”向“阳光带”流动。而人口的变化则经过国会议席的变化影响到各个地区在华盛顿政治博弈当中的声音,会进一步固化已经失衡的美国产业结构。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保护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并影响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甚至是外交战略的总体思维。

04人口普查的政治化:政治极化和党争无处不在

但是保护主义无法带来美国的竞争力,只会进一步削弱美国整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美国政府和社会是否能够扭转这种困局,提高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人口变化本身。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在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当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对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都产生阻碍。因此在老龄化的结构性制约下提高经济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产业、福利、教育、医疗、研发等政策方面推动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此次普查在问卷设计和执行中遇到的各种政治干扰和阻碍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特朗普对普查过程的政治干预被多次告上法庭,两次由最高法院介入解决,说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党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口普查都已经被严重政治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期待美国政治精英有能力和意愿励精图治,打破利益集团的绑架,扭转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滑的颓势。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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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维持现状”与“修正主义”:中国的角色与“一带一路”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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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a Liu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Lina Liu,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比较与国际研究中心博士,研究重点为中国外交政策。

【编译】孙唯一(国政学人编译员,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孟晓宇、黎开朗

【审核】阮镇炜

【来源】Lina Liu (2021) Beyond the status quo and revisionism: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approach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o the global order,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 88-109, DOI: 10.1080/02185377.2020.1837193

超越“维持现状”与“修正主义”:
中国的角色与“一带一路”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分析

Beyond the status quo and revisionism: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approach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o the global order

内容提要

为更好地回答中国在当今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本文超越了国家作为“维持现状国”或“修正主义国”角色的单一、静态的观点。作者更为细致地划分了国家角色的定位及其与全球秩序互动的方式,包括“维持现状”(Status Quo)、“平行补充”(Parallel Supplement)、“嵌套强化”(Nested Enhancement)、“制度转变”(Regime Shifting)、“竞争性制度创建”(Competitive Regime Creation)和“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六类。通过对“一带一路”1889个事件的编码和对8类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簇(case clusters)的一致性分析(congruence analysis),本文认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扮演着规则接受者、规则改革者、规则打破者和规则创新者的多重角色。本文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仅改进了对各国对待全球秩序的方式的分类,还有助于解释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通过设计“一带一路”指数(the BRI index)和对案例簇进行编码,为分析“一带一路”这一案例提供了新的方式。

文章导读

01 超越“维持现状”与“修正主义”的二分法

当今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被普遍认同,但对于中国在既有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却存在不同观点。现实主义者和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将崛起的大国视为“修正主义国”,认为它们将挑战既有的全球秩序,并建立符合其自身国家需要的新秩序;自由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崛起大国倾向于合作,能够融入既有国际秩序。然而,这两种看法都是单一的、静态的,前者过度简化了复杂的现实环境,而后者则过于强调全球秩序对国家行为的制度性限制,且低估了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学者们普遍以二分法将国家划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在既有权力分配的基础上获得物质利益。然而,除了物质利益以外,身份(identity)和认同(recognition)也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超越了“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的二分法,并为解释国家围绕全球秩序而产生的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框架。

既有研究除了过于简化国家的意图外,还普遍忽视了国家在不同层面上改变全球秩序的可能性。Johnston提出了五个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维持现状型国家,但其既没有系统地界定全球秩序,也没有区分这五项指标的“修正”层级。拒绝权力分配应该被视为是比拒绝一个制度的特定规则或议程更激进的行为。本文试图填补的另一个空白则是区分当前全球秩序所涵盖的问题和有待商定的议题,这也意味着不同国家行为方式有着不同的“修正”层级。本文摒弃了传统的国家角色类型学,试图基于国家对全球秩序不同组成部分和问题的行为,详细阐述六种国家行为方式,以填补中国在当前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相关研究的空白。

02 国家影响全球秩序的方式

由于再分配不是国家的唯一目标,国家需要考虑折中的或额外的选择以获得尊重、威望和声誉。“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的类型过于宽泛,因此本文采用类型学方式来更加系统地揭示国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本文通过三个变量区分这六种方式:全球秩序、议题和行为。全球秩序由原则(principle)、动力(engine)和元素(element)三个子变量组成;议题可以是既存的,也可以是尚未提出的;国家行为分为接受或拒绝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和当前的议题。当否决的对象依次从原则到动力、元素、具体议题时,“修正”层级下降。因此,本文将其“修正”层级从大到小依次为:“意识形态对抗”>“竞争性制度创建”>“制度转变”>“嵌套强化”>“平行补充”>“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往往指国家倾向于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些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情况。它们可以是小国,在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强烈依赖其他国家,并从中获益。一些“维持现状国”是受益于当前秩序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也希望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以获取利益和扩大影响力。“维持现状国”也可能是那些从当前全球体系中获胜并希望保持其领导地位和特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无意挑战目前的权力平衡和规范价值观,并试图寻求和维持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承认。

“平行补充”指建立全球秩序的补充性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基础设施需求、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经济衰退和保护主义等新的挑战,并促进一些仍然支离破碎、缺乏紧密联系的地区的一体化。采取这种方式的国家不是规则的破坏者,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全球秩序的规则创新者。由于这种做法不违背当前全球秩序的原则、动力和元素,因此,此类国家可以消除其他国家对其行为的疑虑并使其更容易被接受。这表明,提供公共物品能提高供给国的威望。

“嵌套强化”意味着将新的实践结合到现有制度上,以提高制度整体的治理能力。一些国家搭上了西方强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便车,接受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自由的规范,但其仍然不满于某些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国家仍然遵循西方的领导和规范(全球秩序组成部分中的动力),但它们试图在全球秩序的元素层面上改革部分制度。“嵌套强化”是一种介于“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模式,既迎合了各国的需求,又能使自身获得更多的威望、地位和尊重。

对权力再分配、有效性和不同利益的需求将鼓励对此感到不满意的国家寻找替代选择。与“嵌套强化”相比,寻求外部机制的方式意在降低既存权力分配和规范价值观的效用,从而拒绝当前全球秩序的动力和元素。“竞争性多边主义”方式下有两个子类型:“制度转变”指国家或国家联盟转移到另一个现存的、决策规则对其更为有利的制度,以加强制度的复杂性,削弱原有制度的权威,从而重新分配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进行制度安排的权力。“竞争性制度创建”指国家或国家联盟直接建立新的更能体现其利益的制度,挑战现有的规范或权力分配。与“制度转变”相比,“竞争性制度创建”是与现有秩序的元素和动力的正面对抗。

“意识形态对抗”则是对既有全球秩序原则的直接挑战,即国家或国家联盟提出一项新的原则,在意识形态上与现有原则对抗。这种互动方式将相应地改变全球秩序的动力和元素,从而彻底颠覆既存的全球秩序。自由国际主义原则是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价值观和具体元素,其是该秩序的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主导国地位的下降,这种信念会越来越分散和不一致。

03 “一带一路”案例聚类分析

以往的研究通常考察“一带一路”的一些内容,如亚投行、铁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然而,它们无法确定哪些是官方文件中强调的事件,哪些是在实际运行中更重要的事件。本文从官方文件和实际运行两方面来确定具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事件。同时,本文认为许多案例簇比单个案例更能具有代表性。例如,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实际上都属于构建新型金融平台这一案例簇。没有一个案例可以单独代表“一带一路”,但如果事件频繁重复,一种类型的案例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一带一路”的真实行为。按照编码步骤和标准,本文对收集到的1889个“一带一路”事件进行编码,形成了26个案例簇;再根据事件频率,选择了“(一带一路)五通”的代表性案例集群;之后又选择了八种类型的代表性案例集群,占事件案例总数的74%。如下图所示,每个方块的大小表示每个案例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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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多边机制(Multilateral mechanism)案例簇包括通过支持现有多边机制和建立新的区域和全球制度来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实施。

2.运输便利化(Facilitating transport)案例簇是指通过统一跨国运输线路、简化海关手续和统一运输标准,使国际公路、海洋和航空运输便利化的“一带一路”有关事件。这些事件被描述为“软连接”,符合全球合作的自由价值观。

3.促进交通事件(Promoting transport projects)案例簇中的事件的特征多以“硬连接”为目标,推动交通事件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落地实施。“硬连接”案例簇的显著特点是填补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缺口。

4.建立“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Building the BRI free trade zone network)案例簇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自由贸易的事件。具体包括中国努力推进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两类。

5.扩大产能共识(Expanding production capacity consensus)案例簇下的事件旨在鼓励中国产业“走出去”,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到中国,从而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能力。

6.构建新型金融平台(Building a new type of financial platforms)案例簇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

7.合作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Coopera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markets)案例簇是指中国鼓励中国金融制度参与“一带一路”,并与世界市场的其他制度开展合作。

8.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案例簇包括提供奖学金、签署协议、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举办文化博览会和文化节以及提供文化遗产保护援助。教育文化合作是中国扩大软实力影响、增进其他国家对其政策的理解的公共外交方式。

这八类“一带一路”案例簇与其对应的中国对待全球秩序的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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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规则接受者、规则改革者、规则打破者和规则创新者的多重角色。这超越了规则接受者和规则打破者的二元观点。“维持现状”、“平行补充”和“嵌套强化”的方式占据了“一带一路”案例簇的一半以上。此外,相比于“建立竞争制度”,中国更常采用“制度转变”的方式影响全球秩序,因为支持一个替代制度比建立一个正面对抗的竞争性制度更容易被接受。建立一个新制度通常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建立合法性,这就解释了中国鼓励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需要对新兴大国的行为采取一种更包容的态度,对全球秩序的解释应该考虑当今时代的新动态。“status quo”在拉丁文中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目前的状况”。Womack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status ad quem”,即“我们未来所处的状况”。西方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霸权的稳固性,正在削弱。后霸权时代的特点是规范和价值观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行为体,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不断增强。对于一个面向未来新常态的大国(a status ad quem power)而言,其政策在新兴的秩序中是恰当的、可持续的。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检验例子,它可以考验一个面向未来新常态的大国(a status ad quem power)能否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肩负起掌舵者的责任。因此,尽管像中国这样的一些新兴大国可能不会“维持现状”,但将它们定义为“修正主义国”仍然是武断的。“一带一路”若干事件的实施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如填补基础设施空白,解决内陆和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

译者评述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参与程度的提高,世界不同国家对于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抱持着不同的态度。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以“中国威胁论”曲解中国的政策、行动,以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平崛起一直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中国也秉持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哲学态度,希望将自身发展与同世界的共同进步相结合。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态度的体现,中国也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

本文详细区分了新兴大国影响国际秩序的六种方式,并选取了八个案例簇具体比较了“一带一路”与这六种国家影响国际秩序方式的契合程度,从而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着规则接受者、改革者、打破者和创新者等多重角色。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秩序具有其进步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同样感受到了既有秩序下的发展红利。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发现了既有国际秩序对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因此,中国希望当自身成为体系中的强国之时,能够在参与既有秩序的基础上,改革、建设国际秩序,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真正实现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多重角色看似有矛盾之处,但实际上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

注释

[1]门洪华.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J].战略决策研究,2017,8(03):4-11.

[3]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J].国际问题研究,2011(02):4-9+71.

来源时间:2021/7/1   发布时间: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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