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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罗奇:反华情绪使美国陷入困境,提高恢复力才是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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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导读

每一项统计数据背后都有一个人和一段故事。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及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在2021年5月7日接受“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采访时,他谈到当前的挑战,包括全球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具备的理念。


(以下为本次对话重点内容)

“您是全球经济方面的专家,写过许多书,包括您在2014年写的《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您认为是什么情况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平衡?”

斯蒂芬·罗奇:那本书以一个很棒的问题收尾。我表示,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美中之间,并不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关系。风险在于,其中一方会按照自己的路径走,而这会导致落后的一方做出被动反应。随着中国重新平衡,美国有些落在后面了,作为受到鄙视的伙伴,美国进行了回击。过去四年,我们目睹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贸易战,不幸的是,在拜登执政头几个月里,这场贸易战似乎还在继续。

“您最近的文章提到两件事,一是安克雷奇高层会晤,还有就是不能忘了一直存在的贸易逆差。您会建议华盛顿和北京怎么做呢?”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拜登政府都陷入了美国当前两党一致的反华情绪,这使它的政治战略更难摆脱眼下的冲突。然而,这却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做的,就是要以坚定、有时甚至是勇敢的立场,顶住两党支持的这股浪潮。我想敦促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做三件事:第一,结束贸易战,降低关税,取消所谓的“第一阶段”采购要求,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战略。第二,寻找共同利益领域,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政策,在这些领域可以重建信任。第三,不要回避棘手的结构性问题,如创新、实力政策、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要用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开始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双方有足够的能力、意愿和宽容心朝你提出的这个方向前行吗?”

斯蒂芬·罗奇:能力?有。意愿和宽容心,却是这场冲突中最难的两点。且不论对错,中国现在很难原谅对其目标提出质疑的人,特别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百年屈辱”之后。而美国也觉得很受伤,因为它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同时还承受着贸易逆差。它往往把责任推给别人,30年前对日本是这样,今天对中国也是这样。但美国贸易问题是多边的,2020年它对96个国家有逆差,美国无法靠对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双边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30年前的日本。

“您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双方都有人——不止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呼吁脱钩。这种脱钩威胁有多少现实成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想成是,一方要与另一方分道扬镳?”

斯蒂芬·罗奇:脱钩是一个很难摸透的概念,但也有一些可见的现象,当然是从美国方面,它正在努力减少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对华为及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众多供应商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然未经证实,认为无论现在还是以5G技术为主的将来,华为都对美国电信平台的完整性构成严重的存亡威胁。这种意图无从证实,但对美国和它的安全机构来说,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要合理化或要进行解释是以后的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供应链不仅对连接美国和中国至关重要,对美中两国连接全世界众多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构建当前全球化供应链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将它们拆解或使之脱钩,其结果会让人痛苦不堪。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之前,要先判断沿着脱钩这条路走到底的理由是否成立。

“当然,全球问题比中美两国问题更大更深。环顾世界,许多经济事务的先后顺序已被重新调整,特别是过去一年,因为出现了疫情。这一系列行动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持久影响?也就是您认为,接下来的全球情况会是怎样的?”

斯蒂芬·罗奇: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其实已经相当脆弱。根据IMF的数据,2019年全球GDP增长已经放缓到大约2.9%。记得疫情暴发前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认为的全球经济衰退门槛——世界经济增速只有2.5%。我写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新冠疫情就要来了,但我警告说,鉴于2019年的增速如此之慢,只要有一场冲击,就会轻而易举地让全世界陷入衰退。这种事还就发生了。虽然世界现在似乎开始复苏,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无视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的潜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认为我们可以自诩这个世界已经更强大更有复原力,那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看到了我认为不可持续的巨量资金注入,这是一场超低利率水平下的货币财政刺激,它不是后疫情时代管理世界的良方。

“您会要求我们如何进行准备呢,特别是那些受疫情不平等冲击的世界最脆弱群体?”

斯蒂芬·罗奇:这是个好问题,我自己也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危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优选项和价值观,这些优选项和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手段,塑造了各种制度应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难题的方式。你刚才使用“不平等”一词,它在新冠危机的后果中非常明显,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谈后果了。在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目前还完全不是谈后果的时候,但疫情肯定已经给最没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造成巨大破坏。主要央行和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好处超过给实体经济的好处。我们常常说起股市强劲反弹带来的财富效应。想想什么是财富效应,那是为了帮助富人,而不是穷人。所以,从健康、政治紧张和经济回报的角度看,这是不平等的复苏,这种不平等与日俱增、广泛存在、令人担忧。我认为,疫情后的世界必须彻底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

“最后,我想问罗奇先生,对于塑造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且不管这个时刻何时到来,中国和美国可以做什么?这两个国家对世界命运的影响非常大,而就在六年前,中美在巴黎协议的制定和执行上还合作得很好。在2021年和将来的时间里,气候变化能再次改变游戏规则吗?”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气候和全球健康是中美有着共同利益的两个领域,可以为重建信任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信任已经被这场破坏性的贸易战毁掉了。信任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如果两个国家能携手抗击生存威胁,它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棘手的贸易和结构性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中美两国都对气候变化、排放达峰和零碳目标做出了认真的承诺。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推进可执行的协议和进程,那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发展。我希望同样取得进展的,还有全球的卫生政策,要缓解疫苗民族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紧张,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远不如发达国家安全。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科学家在做这件事。你之前问,我们是否有做这件事的意愿,这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终极考验。

“最后我想回到您的角色,很多人都记得您,曾经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长期担任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远大的抱负。很多人始终对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热门话题感兴趣。凭您的工作经验来预卜的话,您认为25到50年后中美两国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技术与生产力的交会是一个领域,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主席,以及现在作为学者,我已经研究了35年。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进展,并转化为可衡量、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这并非易事,特别是有气候和疫情等外部因素介入的时候。很明显,中国已经注意让本国技术平台的技术引进,避开有可能下重手回击自己国家,这取决于进口技术以什么方式进入自主创新平台。自主创新是由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有争议的方式从别人那里获取创新。同样,美国自己也必须加倍努力。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但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我们创建了非常强大的技术平台,它们正在推动全世界的生产力变革。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将来还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要再回到创新、技术和生产力的交会,特别是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互通互连的世界上。未来几年,两国在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方面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显然您很关心这个世界,关心世界现状和其中的人性。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对生活在当今混乱的世界、且对未来充满困惑的人们说什么?只是作为斯蒂芬·罗奇,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学者,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斯蒂芬·罗奇:这是很贴心的问题,我想你从政客那里得到的简单回答是,我们是韧性的种族。我们一次次地经历这些,总是能恢复过来。看看经济数据,封锁期间迅速崩溃,重新开放后又强劲反弹。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根据解禁后的反弹数据进行推算。当然,解禁后我们的数据会很强劲,但在充满信心大谈我们体制的内在复原力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复原力是努力获得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新冠疫情的教训,气候变化的教训,让发展中国家仍饱受贫困之苦的教训,使强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像印度这样的潜在强国令人担忧地提醒我们,大家需要做些什么,来让我们的系统在将来更有自我恢复能力,距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仍然受着潜在破坏性不平等影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对复原力有长期和认真的考虑。

原文标题《建设复原能力,解决不平等问题》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旧文章ID:25169

特朗普留下的贸易协议让美中贸易发生了一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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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这段时间以来,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已被更紧迫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所取代。这或许是应该的,但美中贸易仍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转变。很明显,美国商业界和工业界已经果断地放弃了从中国采购,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大流行期间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也是出于更持久和根本的成本考虑。数据还显示,中国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进口的产品比以前更多,这无疑符合2019年北京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这一协议是在疫情爆发前公布的。尽管当下,将任何这方面的成功还归功于特朗普政府的,是极为不合时宜,但数据所表明的恰是这方面的成功。

当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他似乎是在玩火。评论人士对“贸易战”的风险和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提出了警告,的确,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贸易体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证据表明,中国更需要与美国进行贸易,而非美国更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因此可能会屈从于华盛顿的要求。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甚至可以在自由贸易之父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里找到支持,《国富论》里讲到,如果关税被用来迫使其他国家放弃限制性贸易做法,他就有理由支持关税。限制性贸易做法无论是关税还是其他不太明显的方式,比如中国所采取的方式。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似乎也是鲁莽的。

当美中双方在2020年1月宣布他们已经达成协议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惊讶的。在此基础上,北京做出了四个承诺:第一个是停止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支持出口的做法;第二是停止侵犯美国专利和知识产权版权的做法;第三个是北京不再坚持长期以来的做法,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必须向中国合作伙伴转让其所有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第四是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再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即使在特朗普宣布这一谈判成果后,许多人仍然持怀疑态度,因为北京过去违背了对几位美国总统的许多承诺,或许也因为许多人天然的不会把任何这方面的成功归功于特朗普团队。

尽管有些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履行协议。与其他外汇一样,人民币汇率也在波动,但没有显示出被直接操纵的迹象。另外,北京已经放松了所有在华美国企业都有中国合作伙伴的要求,并对侵犯专利和知识产权的行为提起了民事和刑事诉讼。关于额外的购买,统计数字说明了一切。根据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的数据,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额自2019年以来增加了近14.5%,远高于同期美国所有出口额 0.6% 的年增长率,也高于于美国对中国出口在该协议签署前三年1.25%的年增长率。由于美国货源的变化,美国向中国出口用于组装的零部件减少了,因此最近对中国出口仍加速增长,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然而,贸易协议只是中美贸易整体变化中的一部分。美国买家显然减少了他们在中国的采购。美国商务部最近的数据很好的显示了这种模式,表明中国正在失去美国进口的增长。美国经济对解除与疫情相关的限制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从世界各地吸收了进口,这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时通常是如此。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有完整数据的最近一个月),在短短 9 个月内,美国所有来源的商品进口增长了33.7%,但同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仅增长6.9%。其他国家不愿购买中国产品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与其说是国家安全,不如说是供应线路安全。在疫情期间,中国限制了一些重要产品的供应。虽然北京在紧急情况下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这如何促使买家们多样化他们的采购来源。

对中国进口的转向还有一个长期因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其他地方上升得更快。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2年至2019年,中国平均工资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工资增长抹去了中国相对于越南、印尼和拉美一些国家等欠发达经济体可能享有的任何成本优势。在大流行期间,这种快速的工资增长停滞了,但现在在复苏中,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它将恢复。这种情况已经令美国买家到其他地方寻找中国曾经提供的廉价产品,特别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比如玩具、纺织品和鞋子,而这些产品曾经几乎是中国的独家产品。这种影响在大流行甚至2019年“贸易战”之前的数据中很明显。2015年至2018年,美国所有商品进口以每年15.7%的年增长率大幅增长,但来自中国的商品进口每年仅增长3.1%。

随着美国人在中国的采购放缓,中国人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加速,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已变得不那么严重。美国商务部认为,2018年是双边贸易赤字最严重的一年,当时中国向美国出售的商品比美国生产商在中国销售的多4190亿美元。截至2021年前三个月,这一差额折合成年率为2840亿美元,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赤字,但已经“修正”了约三分之一(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这种趋势是否会继续,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的政策,以及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起伏——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与这个国家或中国竞争的国家。但就目前而言,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源头已经缓和。

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系美国高级经济学家和市场战略师,安博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hifting-sino-american-trade-story-186850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68

谢尔曼——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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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RA JAKE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六年前,美国外交官温迪·R·谢尔曼(Wendy R. Sherman)通过与伊朗谈判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特朗普政府几乎彻底毁坏了这项协议之后,恢复伊核协议是拜登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

然而,就在新的伊朗谈判在维也纳继续之际,被拜登任命为美国首位女副国务卿的谢尔曼,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挑战上:帮助处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一转向让谢尔曼再次处在了那种高风险、低收获的外交活动的中心。这种外交活动已成为她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起,她在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起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

这也是在另一个场合检验谢尔曼从与伊朗进行的多年艰难谈判中学到的东西的机会:对潜在对手在情感上诚实,可能比面无表情更难应对。

这些“不是关于信任的关系”,现年71岁的谢尔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拜登正在形成的对华战略时说。“这些是关于尊重的关系。你可以获得对彼此利益的尊重,并确保你的利益得到满足。”

这在与北京的关系上是可能的吗?“我觉得我们将找到答案,”谢尔曼说。她已在上周五回到华盛顿,之前她在亚洲和欧洲花了11天时间与官员会晤,主要讨论中国问题。

对身居要职的女性来说,在保持坚定立场与平易近人之间找到平衡并非易事,人们常把她们显示出的任何脆弱迹象视为软弱。

但谢尔曼说,她发现即使是在最微妙的外交时刻,展现自己的私人一面是一种力量。

2015年的伊朗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艰难谈判的进展是以技术细节上的微小进步来衡量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妥协经常难以敲定,而且,当其他所有谈判代表都觉得协议即将达成时,伊朗官员往往会等到最后一刻才提出反对意见。

但在气氛紧张的会谈期间,谢尔曼与伊朗官员们交换了各自孙辈的故事。他们互寄节日贺卡,多次一起吃饭,用几个月时间的谈判解决了限制德黑兰铀浓缩、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的复杂问题。

而且,照谢尔曼的描述,在与伊朗外交官讨论一个关键分歧点时,她因为沮丧而流泪,使他们惊愕不已,从而接受了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必要部分。

谢尔曼在采访中说,眼泪是真实的,尽管有点意外,她也不建议把眼泪作为一种谈判手段。但她说,眼泪向伊朗人证明,她已经没有可以给他们的东西了,而他们正在危及整个协议的达成。

在其他参与谈判的人眼里,谢尔曼一点也不软弱。

“她与其他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曾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伊朗核谈判欧盟首席代表的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说。“伊朗团队意识到她有多聪明,知道她决意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准备勉强接受次好。”

必要时,她也保持着自己难以捉摸的气氛。

“根本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信息,”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所长戴维·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说。他曾担任武器核查员,批评过2015年的伊核协议。“除非信息得到了可公开的批准,她不会公开。”

虽然谢尔曼正在从远处观察当前的伊朗谈判(“作为副手,我关注一切,”她说),但她不再参与日常谈判——美国正在寻求重新加入该协议。2018年,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退出了该协议。来自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预计将于下周晚些时候返回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一些官员预测这次会议可能是一个突破。

在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方面挑战巨大,风险极高。这个战略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常态。

北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在与美国对抗,从南海和东海的军事进犯到正在降温的贸易战,再到对人权的侵犯,该政府在全世界宣扬其威权价值观。

随着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中东危机和美俄危机之间来回奔波,还要缓和被特朗普政府冷落的欧洲伙伴的关系,谢尔曼正在确保新兴的对华政策仍然受到重视。

她说,美中之间工作层面的沟通正在进行中,“我们将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时候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接触。”

沟通的重点“不仅是告诉中国,而且是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将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谢尔曼说。“我们将与其他人竞争,并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努力在竞争中取胜。”

这只是她作为副国务卿的众多角色之一。

今年回到国务院,她面对的是一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人员和士气都受到重创的队伍。她说,让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担任权力职位,重建队伍需要时间。

尽管三位女性——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担任过国务卿,但传统上在国务院担任最高职位的是白人男性。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谢尔曼说。

“看看这个房间——我们有三名女性,其中一名是有色人种女性。只有一个白人男性,”她坐在她的个人办公室外的会议室里不加掩饰地说,向一名记者和两名工作人员示意。

她赞扬拜登和布林肯使美国以白人为主的外交使团多样化的努力。虽然“所有机构都很难改变”,谢尔曼说,“但这一个尤其困难,因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从来不是女性的地盘,更不用说有色人种了。”

“这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她说。

她的做法是既拒绝像特朗普第二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那样,试图将趾高气昂的做派强加在美国外交使团上(不过收效甚微),也拒绝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嘲笑。

然而,谢尔曼也并非耳根软的人,她不绕弯子的态度让许多人感到紧张。

“她是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行事风格有些尖锐,于是你知道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很快就会让你走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前副国务卿罗丝·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说道,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谢尔曼同在国务院工作。“她马上会问你一些尖锐的问题。”

她还回忆说,谢尔曼为一名同事在一个棘手的健康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提供建议和支持。“我真的有点惊讶她会如此认真,但对我来说,这表明了她的同理心,”戈特莫勒上一份职务是担任了三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副秘书长。

谢尔曼在剖析自己的失望时,就像她在劝导他人的失望时一样坦率。而且虽然她是第一位女副国务卿——鉴于该职位于1972年设立,这一事实“有点荒谬”——严格来讲,这不是她第一次担任该职位。

2014年,在伊朗谈判期间,有人悄悄告诉她,她有望在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当年退下之后获得该职位的提名。

然而,这个职位给了布林肯——她的现任老板,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认识他,彼时她是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他是白宫的演讲稿撰稿人。

这种失望“令人极其难过”,她说。“真的很艰难。”

然而,她要求白宫任命她为代理副国务卿,直到布林肯于2015年1月接任。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安慰,但也是在告诉其他女性“她们可以成为她们想要成为的人”,她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为许多人打开大门——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谢尔曼说。

当布林肯去年被提名为最高外交官时,“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只想让一个人成为我的副手——你愿意吗?’”谢尔曼回忆道。

“我很荣幸,”她说。

Lara Jakes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外交记者。过去20年间,她自40多个国家发回报道、进行编辑,曾报道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北爱尔兰等地的战争和教派冲突。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jakesNYT。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67

社论:拜登明确对华策略中美博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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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四签署行政命令,把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军方关联企业增加到59家,当中多涉及国防、相关物料、监控技术等行业,而执行禁止投资的管辖权也由国防部转移给财政部,这是拜登上台以来对中国实体出台的最广泛制裁措施。

在中国境外从事监控、利用中国监控技术来针对人权和制造威胁的企业,也列入禁止投资名单内,显示拜登不仅扩大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关政策的限制力道,也要在科技竞争方面持续对华施压。

被列入禁止投资的多家公司,其实已在特朗普政府的名单上,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拜登把禁止投资的中企黑名单,从特朗普时代的48家扩大到59家。这项行政命令将于美国时间8月2日起生效,投资人有一年缓冲期撤资。

此次修订并扩大中国企业投资禁令,是拜登政府接下来一系列广泛行动中的其中一步,不仅要在科技领域加强与中国竞争,也要勒住美国资金不让它们流入损害美国与盟友安全及价值观的中国公司。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去年11月12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人和民众购买中国军工相关企业股份。不过包括小米在内数家中国公司通过诉讼成功挑战特朗普的命令后,拜登团队认为有必要修订相关政策,建立一个可持续和具有法律合理性的框架以落实执行此令。

拜登延续特朗普的政策并不意外,他决定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禁令,意在继续保持对北京的压力,正如他决心就冠病起源彻查到底;而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也呼吁拜登政府,必须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和大胆的立场和行动。

不过,这些行政禁令若要真正见效,拜登必须说服欧盟、日本、韩国等国联手。白宫上周四宣布,拜登在6月10日至16日开启上任后首次外访,将与欧盟国家、英国、比利时、瑞士、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领导人会晤。

拜登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预计会寻求多边伙伴的合作,重振跨大西洋关系,以应对全球挑战并更好地巩固美国的利益,而会谈的焦点避不开商讨如何应对中国的竞争和威胁,拉拢欧洲远离中国,强化对华政策上的共同立场和合作。

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下,两国2020年1月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过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并未停止,至今对中国的多项惩罚性关税措施也没有取消,随后冠病大流行席卷全球,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任,表明会重新全面评估美国对华政策,虽然至今仍未出台任何对华具体举措,但拜登的欧洲之行,联合盟友抗衡中国的总体战略已益发明确。

美中高层经贸官员最近一周内开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接触,中国副总理刘鹤两次通过视频会议分别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政部长耶伦通话,但仅就中美贸易、宏观经济形势、多边和双边合作交换意见,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到会谈涉及哪些美方关切的议题。

而尽管中方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就在几个小时后,对华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新名单就公布。这项新禁令对中国军方关联公司影响有多大,中方又会采取哪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是下来的国际关注焦点。无论如何,在拜登对华策略明确化后,中美已正式进入更为激烈竞争时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一在中共政治局学习会上再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指示中共各级领导“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被一些人解读为意在摆脱“战狼”标签,北京会否以及如何调整其外交形象和政策,也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变化。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旧文章ID:25166

《反外国制裁法》二审 中美或进入“法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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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日下午举行会议,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根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遏制针对,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报道指,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多次宣布对有关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外国制裁法,为中国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工作报告,在“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根据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并形成了《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进行初次审议,普遍赞成制定反外国制裁法。

另据公开信息,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宣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党(中共)和人民需要,人大就将毫不犹豫站到一线进行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伸出肩膀扛起应尽的政治责任。”

外界分析,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企业和个人频繁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针对,其中的突出的例子包括中国科技企业遭芯片断供、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等。“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法律词汇,指美国在其境外根据国内法律管辖非美国国民和企业。除了经济层面以外, 美国也制裁了多名涉及新疆政策与香港政策的中国大陆官员、实体和香港官员。今年3月,欧盟也以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为由,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

中国去年起已预示,将强化反制美国的法律途径,利用“法律武器”发挥一定的震慑作用, 《反外国制裁法》的通过,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法律战”。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65

学者:美已触红线北京料采反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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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参议员坐军机访台挑动两岸敏感神经,导致台海危机论迅速升温。受访北京学者分析,美军飞机大张旗鼓降落台湾已触及红线,北京预计将在外交上交涉,并采取其他反击行动。

三名美国参议员前天旋风式访台,宣布向疫情严峻的台湾捐赠75万剂冠病疫苗。访问团乘坐美军运输机C-17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而非搭乘传统上执行这类任务的行政专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

有台湾学者指出,美国出动战略型军用运输机送参议员访台,发出强烈军事信号。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昨天在个人面薄贴文形容美国军机降落台湾是“单刀直入”,解放军只能派军机绕台“隔靴搔痒”。他判断C-17此次飞台,“显示倘若美军要介入台海,驻韩美军可立即驰援”。

美国军机曾有降落台湾的先例,但都是以运送救灾物资、战机故障等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昨天发文指出,此次美国军机起落台湾“比军售严重得多,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军进入台湾了”。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也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屡屡“打擦边球”,这次已经碰到红线。他说:“(美国)一直以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小动作,不会导致中国大陆强烈反弹、中美关系恶化或台海局势紧张,这次恐怕性质不一样。”

大陆舆论把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视为对北京的直接挑衅。有分析也指,美台“精心策划刻意打擦边球”,是为加快军事合作步伐铺路。

官媒《环球时报》社论指出“这是美台切香肠战术又下了离手指更近的一刀”,并质问:“他们是要让大陆在此时做出一个强烈反应,形成台海地区的一个重大危机吗?”

大陆官方回应保持克制

大陆官方昨天在回应时保持克制。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并称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他并呼吁美国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损害。

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则谴责民进党政府视民众生命如草芥、一味进行政治操作谋“独”。

《环球时报》去年曾在社评中称,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直接起降,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在“武统”声浪此起彼伏的大陆社交媒体,一些网民对官方没更强硬回应表达不满,有网民在微博呼吁:“是时候亮肌肉了。”

吴心伯判断,美军飞机大张旗鼓降落台湾,大陆的反应不会仅限于外交交涉,否则未来美国的动作会更大。“美国是在不断测试大陆的容忍度,如果这次得逞,下一步会继续推进。”

也有大陆学者认为,北京如何应对将非常棘手。储殷指出,防疫不力的民进党政府希望借此转移视线,如果大陆往重了处理,可能踩上民进党转移视线的步调;如果往轻了处理,可能发出错误信号,让美国以为在两岸关系上温水煮青蛙,逐渐压迫红线的做法是可行的。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受访时指出,美国参议员搭乘军机访台是对美国之前恪守的“一中原则”极大倒退,背后有很多象征意义。

但他提醒,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频繁动作,目的是塑造和升级与中国的对抗,用外敌转移视线、聚合国内民意。朱锋说:“对华强硬政策是目前美国两党合作的唯一亮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深受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影响,中国必须对此有足够警惕,不能被美国带节奏。”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旧文章ID:25164

坎贝尔称当前美国对台政策架构“仍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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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对于美国国内抬头的对台战略“明晰化”呼声,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8日重申,拜登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和台海两岸之间发展起来的政策架构“仍然是最好的架构”,调整这种架构会有“不利之处”。他称,当前美国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加强威慑,“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坎贝尔8日出席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线上年会,被问到如何看待前印太司令称“北京将在六年内攻台”,以及美国国内兴起的对台战略明晰化的呼声时,做上述表示。

最近坎贝尔曾指出,美国对台战略明晰化“有重大不利之处”;美中关于台湾的任何冲突会迅速扩大,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从根本上废弃全球经济。8日,坎贝尔再度强调,拜登政府仍然认为,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和台海两岸之间发展起来的政策架构是最好的架构。他重申了最近说过的话,即拜登政府强调,调整这种架构有“不利之处”。

坎贝尔称,美国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遵循一套寻求加强威慑的全面步骤,以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让台湾和平生存”。这些步骤包括,第一,像拜登、布林肯、沙利文最近已经表态的,通过私下安抚和公开警告,发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明确战略目标声明;第二,“台湾关系法”表明了美国要保持能力,能够应对西太平洋发生的“令现状不稳”的事情。美国国防部已采取一些行动和项目,使美国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坎贝尔宣称,向台湾提供关键的防卫武器是重要的,美国将继续这么做。同时台湾自己也要采取行动进行改革,使得台湾能更快行动,加强自我威慑力。此外还要联合其它盟友和伙伴,“正寻求采取一致行动,以发出我们决心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明确信息”,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日就美国国务院2022财年预算案向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当参议员杨问如何防卫台湾,台湾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战力最重要时,前一天在众议院宣示“美国将继续对台重大军售”的布林肯说,从2017年起,美国对台军售180亿美元,这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有许多军售是过去几周、几个月进行的。

布林肯称,需要聚焦的事情之一是帮助台湾加强其不对称战力,包括后备军的改革,不对称战力和策略正变得愈发重要。如何让台湾更有可能获得所需能力?布林肯说:“我当然有兴趣了解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限制,哪里有挑战,看看是否还有更多我们能做的,是否更有效地符合‘台湾关系法’,以及我们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承诺。”

在听证会上,有几位议员提到美国应加大向台湾援助新冠疫苗的力度,布林肯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只重申从现在到6月底、7月初,美国将向全世界提供8千万支疫苗,包括第一批2500万支疫苗里就包含向台湾提供的疫苗。以后待美国产能提升,会对外援助更多疫苗,包括台湾。

在CNAS的在线对话会上,坎贝尔强调两党合作推进美国盟友和伙伴关系,应对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性。他宣称美国三位参议员最新访台,宣布提供75万支疫苗,体现了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当天在参议院讨论的“创新与竞争法”,体现了美国将在技术领域加强竞争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即将访欧,显示未来几年,美国目标之一是采取特别步骤与欧洲加强接触,以应对在印太地区的挑战。双方将在技术、安全、人权、民主等议题上有更多讨论和更密切的合作。

在美中激烈竞争之下,是否还有合作空间?坎贝尔表示,美中之间复杂的共存模式无疑是激烈的竞争,但两国必须在现存问题上找到有共同目标的领域,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协作。他说,这并不是今天竞争,明天合作,而是需要在同一天内同时进行。美国在共存模式间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方面没有经验,但坚信即便是竞争,也有合作的场合。

坎贝尔强调,美中两国未来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帮助找到战略稳定、建立信任和危机管理方面的路规。他说:“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有适当的护栏,调解和限制一些事情,因为我们都明白,如果在竞争中发生意外是危险的”。

针对美国三名参议员6日搭乘美空军C-17运输机访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8日表示,美国议员搭乘军机访台,利用台湾问题搞“政治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妄图达到所谓“以台制华”的目的,这是非常恶劣的政治挑衅,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吴谦指出,美方的这种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2758号决议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的共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置台海和平与民族大义于不顾,最终必将玩火自焚。

吴谦强调,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迎头痛击,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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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道格:拜登对华强硬路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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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尽管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对华政策,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外界对美中关系回暖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美中双方目前都没有动因去改善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以内政为优先的拜登政府会继续保持对华强硬的路线。他呼吁双方从小事做起,防止美中关系滑向冲突。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Paal)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的独家电话专访,谈他对拜登执政四个多月以来美中关系走势的看法。与多数美中关系专家一样,他对当前美中关系的走势并不感到乐观,而且他指出,中方对美方当前的一些强硬做法不应感到意外,也不应有不现实期待。

分析拜登政府对华保持强硬路线的动因,包道格表示,拜登的优先议程是他的内政项目动议在国会获得通过,以收买人心,争取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保住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如果你能使你的反华联盟走下去,用以支持你的控制病毒、恢复经济、社会平等议程的推行,为什么不呢?我认为,他想要确保他不会因为对中国采取更具建设性和更加专注于接触的手法,而失去美国中间派乃至右派的支持。如果他不保持对中国强劲的反对立场,他可能会失去他的预算案、基础设施投资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机会。”包道格分析道。

由此,包道格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手法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更多地具有连续性,区别仅在于实施。两个政府的对华政策主旨是相同的,不同在于,拜登政府各部门的一致性更强,目标更明确。在有些方面,当前的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的同期走得更远,比如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最近就宣示,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

在此背景下,曾在老布什时期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即便拜登政府完成对华政策的评估,拜登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保持现行的对华关系路线,保持现状。他认为,拜登政府所谓的对华“竞争、对抗、合作”不过是一个“可爱的词组”,躲在背后不做决定,来争取时间,拖延事情。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改善对华关系。

基于这些分析,过去一年经常在网络论坛与中方专家和官员交流的包道格指出,中方对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态度不应感到意外,包括布林肯声称新疆“种族灭绝”,不过是重复拜登在竞选中说过的话,他不会去改变。包道格认为,中方一些人对拜登政府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因而对拜登上台后的一些做法感到困惑。这种困惑从特朗普时代就开始了,中国人总觉得特朗普更务实、更好打交道。现在拜登不会为特朗普做的事情道歉。

曾在小布什时期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的包道格感受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一大不同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手法。他说,两个政府都想与台湾建设关系,但特朗普政府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想将台湾变成美国反华“十字军东征”的盟友。拜登政府则做得更克制。在重新评估了对台交往的指导纲要后,坎贝尔说过美中关系是有界限的,尽管这个界限现在看起来更宽广了。

包道格指出,拜登政府一方面试图向中方保证,美国仍然坚持包括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框架;另一方面,又认为中方正在改变台海现状,所以美国要试图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采取一些行动显示对台湾的支持,但又不采取特朗普政府某些人想要的那种风险程度。

因此包道格并不像某些美国专家那样预期北京很快会对台动武。他不认为“武统”台湾在北京要处理问题的优先名单中。他说:“只要美国不推动台湾朝向法理独立的重要行动迈进–这似乎在特朗普治下发生过,但现在没有发生,中国就不会有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扳机。”

这位美国知名台海问题专家从正面角度去理解拜登最近派前任高阶官员访台的举动。他指出,多德的代表团传达的隐含讯息在于:现在美国有了新总统,处理美台关系手法会有所不同;美台关系仍将是非官方关系,处理台湾问题会按照三个联合公报进行,但会有更宽广的界限。包道格相信,美方应当把这些讯息持续传达给台北,尤其是深绿人士:在这个领域他们要与美国同步,不能脱离美国。

当专访进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加紧一项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立法进程。许多专家担心,此法一旦过关并实施,美中可能迈向“新冷战”。包道格承认这是可能的,世界有可能出现两套互联网体系、多种社交媒体的状况,但他不愿意以“冷战”来指代世界正在出现的全球化分裂逆转的“巴尔干化”时期,认为全球化不会百分之百倒退,美国公司依然会参与中国市场,但“巴尔干化”时期可能会持续一、二十年。他也呼吁美国在科技交流政策上要有自信,要保持开放,才能体现美国的价值。他说,封闭政策注定失败。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的美中关系,包道格承认,期待值非常有限,两国现在都没有动因做出重大改变,双方的国内原因使得双边关系迅速回暖不会发生。包道格建议,在降低期望值和能见度的情况下,双方应当采取务实举措,从一些“小事情”起步,比如恢复签证,互派新大使,重新开放领事馆等。它们虽然不会改变历史进程,但能防止美中继续滑向冲突。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与包道格的访谈的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执政四个多月来的处理美中关系的表现,您愿意总体上给打多少分?

包道格:我不知道该打多少分,但如果你记得他是怎么竞选的,你会发现他将控制新冠疫情、重启经济、提高中产阶级收入等作为优先议题,这些都没有变化。他并没有将外交政策放在议程的前沿,他不愿意优先处理中国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政治考虑。

我不觉得拜登在制造或操纵恐惧或不信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圈子里对中国有真切的恐惧和不信任。如果你要处理一些事情,你要做你能做的事情,而中国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如果你能使你的反华联盟走下去,用以支持你的控制病毒、恢复经济、社会平等议程的推行,为什么不呢?我认为,他想要确保他不会因为对中国采取更具建设性和更加专注于接触的手法,而失去美国中间派乃至右派的支持。如果他不保持对中国强劲的反对立场,他可能会失去他的预算案、基础设施投资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机会。

我个人判断,拜登不想重蹈克林顿或奥巴马的覆辙,也就是在执政前两年推行一些自由化的议程,或者是有争议性的法案,然后在中期选举中失败。拜登团队已经决定不能失去中期选举,他们不给共和党人以机会来批评他们对中国或俄罗斯采取理性态度。所以他们会继续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强硬,以回报左翼。有趣的是,反华左翼与反华右翼在2022年选举中有共同的兴趣。所以这对于拜登和白宫来说是他们追求的“聪明政治”。

中评社记者:您说到拜登政府不愿意给共和党人以批评的借口,并且要推行其内政优先,而表现对华强硬,那么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手法有多大不同?连续性大于不同吗?

包道格:我认为有更多的连续性,区别仅在于实施。两个政府的政策主旨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没有了像蓬佩奥那样的行为疯狂和对中国话题的痴迷。你看到的是,不同部门的不同声明之间有了更多的一致性,似乎在追求同样的目标,而且没有了特朗普治下那种奇怪的分裂。

我认为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他们对于台湾的政策。两个政府都想与台湾建设关系,但特朗普政府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想将台湾变成美国反华“十字军东征”的盟友。拜登政府则做得更克制。在重新评估了对台交往的指导纲要后,坎贝尔说过美中关系是有界限的,尽管这个界限现在看起来更宽广了。

所以拜登政府一方面试图向中方保证,美国仍然坚持包括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框架,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方正在改变台海现状,所以美国要试图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包括帮助巴拉圭与台湾保持关系,继续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派高层特使访问台湾等。这些都是显示对台湾的许多支持,但又不采取特朗普政府某些人想要的那种风险程度。

中评社记者:我感觉,从言辞上看,拜登政府似乎更理性、更温和,但实际行动跟特朗普政府差不多。

包道格:上周在向斯坦福大学讲话时,坎贝尔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政府初期的对华战略中依然包含接触,但现在拜登政府扔掉接触政策,某种程度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

中评社记者:根据您最近与中方官员和专家的对话,您是否觉得中国人对拜登政府有一种失望感或幻灭感?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民调,显示中国人在拜登上台后对美国的好感度反而下跌了17个百分点。

包道格:从我跟中国人有限的接触,我没感受到他们的幻灭感,而是感受到他们的困惑感,这从他们一开始对特朗普的困惑能看出来。中国人那时就觉得特朗普比希拉里好,他们对特朗普有期待,他很早就去中国访问,他们很早就谈贸易协议,而且确实达成了。我想中国人对于特朗普本人的负面观感一直少于对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特朗普对华府与北京关系中像人权等一些传统的紧张问题并不关心,所以中国人觉得特朗普更务实、更好打交道。

当你开始看到拜登和布林肯等人不断地提到回归人权问题,谈论新疆、香港、西藏,中国人对拜登政府恢复正常的政治操作感到困惑,认为他们回归意识形态冲突。我认为中国人有不现实的期待。我在与中方同行对话时就告诉他们,拜登不是特朗普,他不会为特朗普做的事情道歉。

中方坚持“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拜登修补特朗普做的事情。但我认为,美国已经发生政党轮替,中方应当更务实一些。我建议他们可以主动采取一些行动来缓和两国关系。

中评社记者:但是拜登政府的一些说法,比如将新疆打上“种族灭绝”的标签,进一步削弱了双方的信任感,限缩了合作空间。不是吗?

包道格:这就凸显了我的担忧,也就是中方没有最好的渠道,而且研究美国的专家也不足,至少对美国领导层的了解不够。就像王缉思和贾庆国最近公开批评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质量不高,他们是对的。

在竞选中,拜登就曾说过新疆“种族灭绝”,在胜选后,布林肯不会改变这种说法。中方对此不应感到惊讶。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仍在进行对华政策的评估,您觉得最后出来的评估结果与目前已经说的“竞争、对抗、合作”的3C混合体会有多大不同?

包道格:这是一个可爱的词组,他们用于躲藏,是一种他们避免做决定的方式。他们出于政治目的,不愿做决定,因为在他们的基本议程在国会获得通过之前,他们不愿意与中国打交道。他们不愿意打乱他们的盘算,他们认为能够缩小多数人的分歧,为其社会项目获得很多钱,以期收买人心,让多数选民投票给他们,以保住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你所说的“竞争、对抗、合作”只是他们用来争取时间,拖延事情。

我认为拜登政府对其国内议程有充分全面的考虑,但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就是重复竞选时的声明,并不想真的做事。就像下棋一般,有了好的开局,你其实还要有20步棋要走,但实际上他们就想保持好的开局,并没有做好准备做更多的事情。

中评社记者:据我所知,五角大楼6月份就将发布其对于美中军事关系的评估报告,贸易代表戴琪刚跟刘鹤通话,相信贸易代表办对于美中贸易政策的评估也要有结果了,对华施加的关税还要不要继续实施?您觉得他们的评估结果会有不同么?

包道格:我对于这些结果没有很高的期望值。如果你看拉特纳关于对华政策的文章记录,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什么新意。他总是在强调强烈的副词和形容词,总是说比我们正在做的东西要做得更多。我不预期在这方面会有什么突破,也不觉得他们有兴趣取得突破。他们想要保持形势像现在这样,不去转变它,我预期他们在保持现状。

在贸易谈判方面,戴女士是一个出色的贸易法律师,但不是一个贸易战略家。我不认为拜登政府有个统一的协议,并知道如何去推进。他们谈论贸易要为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服务,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主题。你无法通过对外贸易政策来修补中产阶级,而是要通过国内政策来修补中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通过议程,来调动“绿色工作”,改善健保,为低收入阶层减税,给高收入阶层加税等。

中评社记者:所以您不预期美中关系的路线会有重大变化,即便他们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评估?

包道格:我至今没看到任何证据显示我们该有这样的预期。拜登政府政府似乎在任命尚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在评估要做什么,这在“二战”之后曾经发生过,也正是他们现在正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想做出决定。

中评社记者:那么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当前美中关系的主要关切是什么?什么问题最让您感到担忧?

包道格:不像《经济学人》所讲的“最危险的地方是台湾”,目前我并不最担心台湾。我认为,美中双方必须令他们日常的接触正常化,他们必须互相倾听对方。当关切出现时,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前,我希望他们能够交流他们有计划的雄心和红线。我知道中方对他们在西藏、台湾、新疆和国内政治等问题上的红线是很清楚的,但这还不够,因为全世界有很多事情要谈,包括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领土争端等,他们应当有更具雄心的接触。

当他们委任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时,你得开始去中国会谈。这将有所助益,我猜想他们会给伯恩斯一定的空间去与中方接触,谈特定的问题,但不太可能非常直接。因为他不太可能经常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现在的官僚体系不可能这么灵活和务实,但美方至少要尝试去谈,去阐明政策,然后等待中方的反应。

中评社记者:与之相关的是台湾问题,最近美国军方领导人似乎对此有紧迫感,称北京可能在六年内攻台,您对此怎么看?

包道格:我觉得他们要约束自己的表态,我听到的官员的表态其实是在争取他们的预算。我不认为那些是准确的预测,我没有看到迹象显示中方感觉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于进攻台湾。他们不大可能为了解决别的优先问题,而因为台湾与美国开战。我不认为武统台湾在他们的优先名单中。只要美国不推动台湾朝向“法理独立”的重要行动迈进–这似乎在特朗普治下发生过,但现在没有发生,中国就不会有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扳机。

也许形势可以更好,美国可以更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当局在不制造麻烦方面还是相当负责任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2024年台湾大选后还会这样。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以防止事态恶化。有很多小事情可以做,比如,美军舰船穿行台湾海峡已行之有年,因为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国际公开水域,但在特朗普时代开始广而告之。为什么我们不停止这种宣传呢?解放军知道美国舰船什么时候穿行台海的。我们这么做是想让本地区紧张局势实现某种军事化吗?我们应当寻找方式来减少可能的军事紧张。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做的事情,但不要在政治上小题大作。

中评社记者:您似乎不担心台海很快会爆发战事,但是误会误判而导致的事故呢?您觉得当前美中在管控台湾问题上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包道格:我反而觉得拜登政府最近派3位前官员去台湾访问有正面意义。人们将之视为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但我觉得真正的讯息在于告诉台湾:特朗普不再是美国总统。台湾传出许多声音,他们真的想念特朗普,想被拜登政府一样好地对待。

我认为多德的代表团传达的隐含讯息在于,现在美国有了新总统,处理手法会有所不同。美台关系仍将是非官方关系,不会有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次卿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北之类的事情。处理台湾问题会按照三个联合公报进行,但会有更宽广的界限。把这些讯息传达给台北,使他们不至于仍觉得困惑。

台湾官员最近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暗示似乎怀念特朗普时代,我不觉得拜登政府会喜欢这样。虽然我们知道在美国大选时,台湾人就更喜欢特朗普,但他们应当调整他们的行为。蔡英文在这方面表现不错,但她要处理好民进党内部深绿力量,不容易。美国应当给这些深绿人士传达持续的讯息,让他们认识到,在这个领域他们要与美国保持同步,不能脱离美国,然后被孤立。

中评社记者:如您所说,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会保持当前的路线不变,但是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全面战略竞争”法案。有人担心,如果这个法案通过并实施,将限缩美中之间的任何合作空间,美中可能进入“新冷战”,您是否也有这种担心?

包道格:我想也许是这样的,这是不幸的。何瑞恩最近在他新书中表达了一个跟我两年前写的文章同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应当更自信一些。中国并非十英尺高的巨人,美国也并非两英尺的矮子。比如在技术转移的政策上,我相信吸纳(cooptation)而不是孤立(isolation)。虽然拜登政府仍面临许多约束,但他们已经在恢复学生签证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这是正确的方向,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人来美国威胁我们,而是我们感觉中国人可以为美国做贡献。

保持开放,我们不会削弱我们的价值观。在中世纪,那些有人在大学与教堂之间传播科学的国家,就比完全封闭的国家表现得好,在当今社会封闭依然是愚蠢的。长远看,封闭不管用,这种政策注定会失败。拥抱国际交流的现实,无论是在科学技术、半导体之类的领域,应当以自信来推进。

中评社记者:那您觉得美中会因此进入“新冷战”时期吗?

包道格:不幸的是,这是可能的。但你不要将之称为“冷战”,因为这暗示跟以前那种没有贸易、没有交往的冷战完全是一回事。即便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显着减少,美国公司依然会参与中国市场。全球化不会百分之百地倒退。我们的经济或其它经济试图那么做是不好的,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会有那种冷战,那是不可能的。

我确实认为,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想包容对方,中国越来越自负,美国越来越恐惧。这对管理两国关系来说是一个糟糕的组合。我的观点是,我们无法从高层开始管理事情,那就从较低层管理事情,从大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解决实际问题。希望通过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我们将制定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关税问题,回到之前的基础水平。从下往上努力,现在比让最高领导层聚在一起更有可能。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治理方式,如果没有最高领导层的参与,事情将很难取得进展。所以我不太乐观,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自上而下来重组关系的选项。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世界会因为两个大国的竞争而分裂成两套体系、两个阵营吗?

包道格:我想这已经在进行,甚至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发生了,特朗普不过是一种折射,拜登还在继续,我还没有看到逆转。世界正在“巴尔干化”(balkanizing),供应链变得更脆弱,新冠病毒加速了这个进程。人们对互联网持怀疑态度,俄罗斯和中国想要一个比美国想要的更加封闭的互联网,我们会有两个网络系统。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更多的社交媒体,因为欧洲人不喜欢美国的社交媒体,但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社交媒体,所以最终会有三、四种社交媒体。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在朝着“巴尔干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全球化的分裂逆转。我们正在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转向一个较不全球化的世界,这个趋势仍在继续,不会扭转。我相信长远来看会扭转,重回全球化,但不会在一、二十年间发生。

中评社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如何展望短中期的美中关系?您似乎有点悲观,是吗?

包道格:我认为拜登政府更有动因去保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我看不出美国有什么改变的动因。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对中国朋友说过,如果要改变,可能得从中国开始,但我也没看到中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任何兴趣。因为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不仅不愿表现软弱,而且即便他尝试,也不会成功。

我认为目前的环境结构没有给我们提供机会。如果你能降低能见度,降低打交道的调门,做一些事情,比如恢复签证,互派新大使在华盛顿和北京履行职责,重新开放领事馆等这些小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重大意义。它们虽然不会改变历史进程,但能防止我们继续陷入更大的冲突。

中评社记者:所以这是非常有限的预期,不要指望两国关系能很快回暖。

包道格:确实如此。因为双方都有国内的原因,使之不会发生。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旧文章ID:25162

储建国:要勇于承认和统不力,要在统一中培养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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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执政者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不是所谓西方现代的政治特征,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特征。在如何监督问题上,中国正在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但总体来说,这些安排还比较薄弱,无论在地方层次,还是在中央层次,都是如此。且不说这种监督离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有多远,就现实政治的稳定性来说,它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执政队伍中的很多人身在庐山之中,迷幻于太平盛世,对繁华背后的危机表现得很冷漠,甚至很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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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就是危机当中的一种。危机的严重性可能超出很多执政者的预料。改开后,为了改革开放这一核心目标,在台湾问题上,大陆采取了战略宽松的方针,具体说来,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确定这个方针时,大陆有关方面和人士内心中的想法就是不急于统一,这与国民党追求长时期的分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拍的。但是,大陆方方面面没有预见到战略宽松会鼓励“台独”的发展,更没预见到“台独”势力发展如此之快,直至今天主导了台湾政坛。

历年来,大陆有关部门在总结对台工作时,一方面大谈和统工作的成绩,一方面严词谴责“台独”的发展。这种总结是很奇怪的,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如果和统工作是有效的,那么何来“台独”的发展?

在总结和统工作经验时,有关部门总是讲些经贸和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数据。这些交流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们是“和”的经验,而不是“统”的经验,因为两个国家之间也可以有这些交流。也就是说,改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谓和统的工作,实际上是“和而不统”的工作,至少是“和而欠统”的工作。

人民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中的很多事情他们并不清楚。在台湾问题上,有关部门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样的过程,广大人民的确不甚了了,但是他们可从从结果倒推过程:从“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可以倒推和统工作不力的过程。这个已经是最温和的评价了,更进一步的批评就不只是“和而欠统”、“和而不统”,而是“和而养独”了。网民将有关部门称为“养独办”,就可见对过去和统工作的失望、不满,甚至愤怒。

有关方面和人士对台湾民意的变化了然于胸,对大陆民意的变化则缺乏敏感。他们以为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怎么说,怎么做,大陆人民总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认的。对于媒体和民间的批评,他们仍然保持居高临下的姿态,忘记甚至颠倒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

有关人士动不动就拿出“中央”的大帽子,要中央为其工作不力背锅,指批评者为“妄议”。他们不是不知道,长期以来,广大人民对和统政策是支持的,但因和统工作不力,“台独”势力猖獗,他们才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的工作。有关部门和人士如果真为“中央”着想,减轻中央压力,应该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这种责任逻辑是清楚的:和统工作不力助长“台独”势力发展,有关部门的责任不等于中央的责任。

有关人士要拿出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不能把乌纱帽的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士承担责任,主要不是为了让责任有个着落,而是为了进行有效的政策检讨,以为探索更加完善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就台湾问题来说,大陆现在面临某种“政策模糊性危机”,也就是有点首鼠两端,结果两头皆失。

承认过去的和统工作不力之后,接下来就要讨论还有没有更好的和统办法,如果有,那就切实推进,并公之于众。两岸“秘密沟通”方式已不再有效,也非常危险。有关人士也许设想过在避谈统独问题的前提下,与民进党私下沟通,谈出两岸和平发展新路径。如果真的走出这一步,就会进一步鼓励“台独”势力,并严重地失信于民。在一些声音的反对下,有关人士收回了这种冒险的想法。在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之前,大陆有关方面要切断与民进党的各种交流。

大陆主动切断交流会带来很多反对的声音,尤其是那些与台湾有各种利益瓜葛的人。这里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切断与民进党的交流并非切断与台湾的交流,但这二者之间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需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凡是有利于民进党的交流,都要首先考虑切断,即使对台湾人民有利,也要慎之又慎;二是要用国家安全的标准去检讨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国家安全的交流可以继续推进,反之,则要缩减或停止。这里面的评估是个模糊的变量,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大陆不少人不讲原则地谈和平、谈交流,而闭口不谈统一问题,其实他们内心已不在乎统一与否,只看到交流所带来的眼前好处。有一些大陆人甚至不关心两岸未来是否会统一,而是想就这么“和平”地拖下去,等到大陆真正发达了,台湾即使独立了,似乎也没什么。

且不说两岸统一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只就大陆内部的政治稳定而言,台湾问题已经成了继续执政的危机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力是与两岸统一问题紧紧绑在一起的,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其历史合道性之一,如果放弃统一,就等同于放弃执政。这就是“必须统一”的最高政治逻辑。

至于“必然统一”,则与实力与形势的变化有关。外交和对台系统的“两必”说法主要是讲给大陆人民听的,后者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之所以还没有生出什么事情,主要是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相信执政者的,相信他们会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们更多地是关心什么时候兑现,以什么方式兑现。

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执政者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现在这种空间则非常小了。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民进党,一方面要归功于特朗普,他们让大陆人民对和统的希望趋近于零。大陆执政者的应对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的变化。大陆的民意不同于台湾的民意,后者在选举政治的操弄下,可变性更大。大陆民众对强力统一的期待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发生改变。大陆执政者如果不继续顺应这种民意,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执政危机就有可能变得难以应对。

大陆政制出现的一些变化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没有必要去猜测执政者当时是否主要考虑的是台湾问题,形势的发展导致这种变化的合道性必须与两岸统一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或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那种政制变化的合道性就会出现重大问题。

大陆执政者面临着来自官僚阶层和新兴阶层的一些压力,这些阶层对强力统一的反对声音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的声音也能够以各种方式传递上去。然而,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是支持执政者采取强力方式的。这里面的政治逻辑很多人想不明白。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批评执政者的言论,多数出于自由主义倾向。其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会跟执政者过于较真,不会给中国带来大的危险。真正的危机还是在沉默的大多数那里,他们是改开后的利益相对受损者。很多人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越是利益受损的人越爱国?

其实全球的中下阶层有这种共同的特点,处于政治弱势的他们更加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治共同体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是平民主义总是与民族主义相伴而行的政治逻辑。这两种主义都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而是有具体的政治指向。执政者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也几乎一致地用民族主义来化解平民主义的危机。

大陆没有出现平民主义的潮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很好地抓住了工业化的机遇,尤其是制造业大发展的良机,让中下阶层的人民有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自身的政治理念和体制,具有较强的包容平民主义的因素。然而,即使如此,潜在的危机依然是存在的,要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地化解这种危机,把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也几乎是必然的选项。

相反,如果时势发展到某个地步,执政者犹豫不决,首鼠两端,那么潜在危机就有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显在危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力就会面临真正的考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要做一些非常规的事,或者说要解决父辈们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国家统一问题。改开后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受西方影响太深,对这种历史问题认识不深刻,也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非常规魄力。现时代恰好处于建国后浪向改革后浪交棒的时期,前者要将一个什么样中国交给后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

是否仍然要将一个分裂的中国交给后者,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那些高喊和平的大陆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现在喊和平,其几乎唯一的功效就是给“台独”势力壮胆,也就将两岸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他们也许幻想后代们会有更好的办法保持和平,其实,越到后来,非和平的可能性越大,出现大规模伤亡的可能性也越大。改开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其执掌政权的历史合道性更加地不充足,而其他合道性的建设短期内也难以跟上。这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不接受那些跟自己差不多的人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

无论实行何种体制,变革中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具备某种超常的因素,这种因素或者是创造出来的,或者是继承而来的。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想将自己的超常权威能够延续两代人,以保证自己开创的事业在能顺利发展个二三十年。他的愿望的确实现了,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很难做到的事。

习近平有胆有识,自己创造超常因素,但能否做到邓小平那样,让中国在其之后的两代人沿着既定的路线顺利发展,还是很难预测的事。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在中国统一进程中培养接班人。

既然做出“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承诺,那就要充分认识到国家统一是非常艰巨、非常复杂的伟大斗争。外部敌对势力就是要利用这个问题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途夭折。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比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还要艰难的时期。这也是培养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好时期。国家必须统一,但也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统一,更有必要将国家统一作为中华文明走向更大辉煌的新起点。所培养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需要有更深远的国家和文明发展的眼光和更强大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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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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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RA JAKES  来源:NYT中文版

华盛顿——六年前,美国外交官温迪·R·谢尔曼(Wendy R. Sherman)通过与伊朗谈判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特朗普政府几乎彻底毁坏了这项协议之后,恢复伊核协议是拜登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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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新的伊朗谈判在维也纳继续之际,被拜登任命为美国首位女副国务卿的谢尔曼,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挑战上:帮助处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一转向让谢尔曼再次处在了那种高风险、低收获的外交活动的中心。这种外交活动已成为她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起,她在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起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

这也是在另一个场合检验谢尔曼从与伊朗进行的多年艰难谈判中学到的东西的机会:对潜在对手在情感上诚实,可能比面无表情更难应对。

这些“不是关于信任的关系”,现年71岁的谢尔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拜登正在形成的对华战略时说。“这些是关于尊重的关系。你可以获得对彼此利益的尊重,并确保你的利益得到满足。”

这在与北京的关系上是可能的吗?“我觉得我们将找到答案,”谢尔曼说。她已在上周五回到华盛顿,之前她在亚洲和欧洲花了11天时间与官员会晤主要讨论中国问题

对身居要职的女性来说,在保持坚定立场与平易近人之间找到平衡并非易事,人们常把她们显示出的任何脆弱迹象视为软弱。

但谢尔曼说,她发现即使是在最微妙的外交时刻,展现自己的私人一面是一种力量。

2015年的伊朗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艰难谈判的进展是以技术细节上的微小进步来衡量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妥协经常难以敲定,而且,当其他所有谈判代表都觉得协议即将达成时,伊朗官员往往会等到最后一刻才提出反对意见。

但在气氛紧张的会谈期间,谢尔曼与伊朗官员们交换了各自孙辈的故事。他们互寄节日贺卡,多次一起吃饭,用几个月时间的谈判解决了限制德黑兰铀浓缩、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的复杂问题。

而且,照谢尔曼的描述,在与伊朗外交官讨论一个关键分歧点时,她因为沮丧而流泪,使他们惊愕不已,从而接受了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必要部分。

谢尔曼在采访中说,眼泪是真实的,尽管有点意外,她也不建议把眼泪作为一种谈判手段。但她说,眼泪向伊朗人证明,她已经没有可以给他们的东西了,而他们正在危及整个协议的达成。

在其他参与谈判的人眼里,谢尔曼一点也不软弱。

“她与其他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曾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伊朗核谈判欧盟首席代表的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说。“伊朗团队意识到她有多聪明,知道她决意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准备勉强接受次好。”

必要时,她也保持着自己难以捉摸的气氛。

“根本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信息,”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所长戴维·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说。他曾担任武器核查员,批评过2015年的伊核协议。“除非信息得到了可公开的批准,她不会公开。”

虽然谢尔曼正在从远处观察当前的伊朗谈判(“作为副手,我关注一切,”她说),但她不再参与日常谈判——美国正在寻求重新加入该协议。2018年,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退出了该协议。来自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预计将于下周晚些时候返回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一些官员预测这次会议可能是一个突破。

在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方面挑战巨大,风险极高。这个战略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常态。

北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在与美国对抗,从南海和东海军事进犯正在降温的贸易战,再到对人权的侵犯,该政府在全世界宣扬其威权价值观

随着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中东危机美俄危机之间来回奔波,还要缓和被特朗普政府冷落的欧洲伙伴的关系,谢尔曼正在确保新兴的对华政策仍然受到重视。

她说,美中之间工作层面的沟通正在进行中,“我们将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时候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接触。”

沟通的重点“不仅是告诉中国,而且是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将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谢尔曼说。“我们将与其他人竞争,并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努力在竞争中取胜。”

这只是她作为副国务卿的众多角色之一。

今年回到国务院,她面对的是一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人员和士气都受到重创的队伍。她说,让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担任权力职位,重建队伍需要时间。

尽管三位女性——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担任过国务卿,但传统上在国务院担任最高职位的是白人男性。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谢尔曼说。

“看看这个房间——我们有三名女性,其中一名是有色人种女性。只有一个白人男性,”她坐在她的个人办公室外的会议室里不加掩饰地说,向一名记者和两名工作人员示意。

她赞扬拜登和布林肯使美国以白人为主的外交使团多样化的努力。虽然“所有机构都很难改变”,谢尔曼说,“但这一个尤其困难,因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从来不是女性的地盘,更不用说有色人种了。”

“这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她说。

她的做法是既拒绝像特朗普第二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那样,试图将趾高气昂的做派强加在美国外交使团上(不过收效甚微),也拒绝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嘲笑

然而,谢尔曼也并非耳根软的人,她不绕弯子的态度让许多人感到紧张。

“她是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行事风格有些尖锐,于是你知道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很快就会让你走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前副国务卿罗丝·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说道,她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谢尔曼同在国务院工作。“她马上会问你一些尖锐的问题。”

她还回忆说,谢尔曼为一名同事在一个棘手的健康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提供建议和支持。“我真的有点惊讶她会如此认真,但对我来说,这表明了她的同理心,”戈特莫勒上一份职务是担任了三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副秘书长。

谢尔曼在剖析自己的失望时,就像她在劝导他人的失望时一样坦率。而且虽然她是第一位女副国务卿——鉴于该职位于1972年设立,这一事实“有点荒谬”——严格来讲,这不是她第一次担任该职位。

2014年,在伊朗谈判期间,有人悄悄告诉她,她有望在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当年退下之后获得该职位的提名。

然而,这个职位给了布林肯——她的现任老板,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认识他,彼时她是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他是白宫的演讲稿撰稿人。

这种失望“令人极其难过”,她说。“真的很艰难。”

然而,她要求白宫任命她为代理副国务卿,直到布林肯于2015年1月接任。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安慰,但也是在告诉其他女性“她们可以成为她们想要成为的人”,她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为许多人打开大门——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谢尔曼说。

当布林肯去年被提名为最高外交官时,“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只想让一个人成为我的副手——你愿意吗?’”谢尔曼回忆道。

“我很荣幸,”她说。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60

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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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每周至少有一次从他的高尔夫俱乐部通勤到纽约市特朗普大厦上班,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这地方跟他离开时不一样了,他的许多长期雇员都走了,包括曾经和他一起在这里工作过的大多数家庭成员。

这一次,负责特朗普2020年竞选活动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基本上退出了,他告诉特朗普身边的小圈子的许多人,他想专注于写书,并与特朗普建立更简单的关系:他只想简单的做特朗普的女婿。小唐纳德·特朗普作为父亲一生中涉入政治最深的家庭成员,继续在特朗普周围活动。

6月6日,被迫离开公众视线多时的特朗普,回到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特朗普既是一个权力削弱的人物,也是一个超群的存在,以一种非凡的——许多人称为危险的——把持着他的政党。

即使没有他喜欢的扩音器和办公室的装饰品,特朗普仍然活跃在他的政治舞台中,他自己对政治的热情似乎是被他“赢得”2020年大选的谎言和对失败的愤怒所鼓舞。与其他对大选结果不满的人不同,他能够把自己的愤怒和自认为的“现实”强加给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这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政治,削弱人们对未来几年选举的信心。

在90分钟的演讲中,特朗普批评了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呼吁中国支付10万亿美元的疫情赔偿金,并谴责纽约州总检察长对他的商业交易进行刑事调查。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只支持他的忠实支持者,并称自己可能会在2024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他承诺首先将参加明年争取国会控制权的竞选活动。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等一些党派领袖曾“假装”忽视特朗普的影响,但在不得不与特朗普接触的时候仍表现出了恭敬。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等其他人甚至试图通过给特朗普颁发捏造的奖项来讨好他,让他继续帮助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在2022年夺回多数席位。

即使特朗普落选了,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民意调查中,特朗普仍然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那些挑战了他在共和党的主导地位的议员,比如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Liz Cheney),已经丢了共和党要职。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他相信自己会在今年8月“复职”,但目前并没有恢复总统职位的法律机制。

在脸书(Facebook)宣布对特朗普的禁令将维持至少两年之后,特朗普表示:“下次我去白宫时,不会再答应扎克伯格的要求与他们夫妻共进晚餐。”尽管特朗普仍然无法访问Twitter和Facebook,但他自离任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来影响新闻报道,来宣传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谎言。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上周关闭了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他听到朋友说这个网站的访问量很小,让他显得无足轻重。

特朗普的顾问们表示,他上任后的首次集会定于6月晚些时候举行,之后他将代表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和支持他的议程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出席更多的活动。据报道,特朗普2020年的竞选经理比尔·施特平(Bill Stepien)和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rscale)都还在特朗普手下工作。

今年夏天,特朗普将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6月2日报道,特朗普将举办多场夏日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总统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说:“如果你只担任了一届总统,你通常会悄悄消失。”“他认为自己正在领导这场革命,而且他是在一辆高尔夫球车上执行这件事。”

全文翻译自The New York Times,原文标题“At Once Diminished and Dominating, Trump Begins His Next Act”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59

中美言辞发生重要转变,对话缺失将助长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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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导读

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2021年5月6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以下为本次对话重点内容)

“克雷格·艾伦大使,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抽出时间。在仅仅100天里,拜登政府的表现就超出了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大胆预想。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好了,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您觉得这种状况会一成不变吗?”

克雷格·艾伦:我认为,必须把言辞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行动区别开来。如果你看实际的政策,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我们去问,拜登政府都会告诉我们说,正在对政策进行审议。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一项都没有取消,除了法院介入的几个小案子,可这与制定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而同时,从言辞方面看,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在大约一个月前杨洁篪、苏利文、布林肯和王毅的安克雷奇会晤中,这种转变就被预示或者可以说实际发生过了。当时刺耳的语言有些升级,事实上双方对两国关系的用辞都变差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是另一次措辞上的转变,说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想,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听到更多让人不愉快的话。

“许多人说,这些措辞和语言是为了在政治上迎合国内听众。它真的会造成长期伤害吗?伤害会落到商界头上吗,比如你代表的那些商家?”

克雷格·艾伦: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转变让北京有些沮丧。拜登政府做的两件事促成了这种转变和措辞。第一件是“真正”重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这是发自内心的,应该会持续下去。然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冒犯。他们意识到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他们正在进行反击。

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更多地依赖和需要与美国盟友的团结。这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乔·拜登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这显示出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同样地,中方并不欢迎这种政策转变。

由于中国正在筹备今年7月1日的建党百周年纪念、6个月后的冬奥会,以及最重要的2022年10-11月举行的二十大,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的一些重大转变。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紧跟国内政策走向,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两个国家,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两国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

“我们听说过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和分歧,这些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您提到,比如安克雷奇会晤之前,美国与它的盟友举行了四方会议,中国人在离开阿拉斯加后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么,您认为他们都应当为这种做法及后果负很大责任吗?”

克雷格·艾伦:是的。在许多这类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显然互为镜像。在安克雷奇就很清楚,美方在会晤中首先发言,并提出人权问题,中方则立即作出反应,也提出对美方人权问题的关注。说来,美国将与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合作,而中国也打算这么做。这种渗透到双边关系方方面面的镜像和对抗,正不断增多和变化着形式,给两国关系的所有要素都带来不确定性。

“不管怎么你来我往,损害都难以自行消除。我认为可以说,如今两国关系的状况已经降到近乎脱钩的水平,一场‘新冷战’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话题。如果发生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克雷格·艾伦:拜登政府没有用“脱钩”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事实上,就在昨天,国务卿布林肯拒绝了“冷战”这个词。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在选择用历史类比来描述美中关系时,必须十分谨慎。你选择的类比会导向某种政策处方,它也许是合适的,也许是不合适的。贸易数据以及部分投资数据表明,脱钩不过是一种幻想。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8%。至少在大多数行业,脱钩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概念。例如在消费品、农业、原材料、能源和金融方面,我们看到两国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真正遇到脱钩问题的是技术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两个国家都在相互进行技术限制,呼吁自力更生,呼唤安全的供应链和干净的网络。

估计最终情况是复杂的,要取决于行业。所有美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中国,所有中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美国。我想,到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公司进入中国,这主要是为了中国和亚洲的市场。但在有些情况下,的确会有一些架构、系统、机构和项目被一分为二或不必要地重复,内部出现冗余,这是一国或另一国的法律要求使然。我再补充一点,在中国,军民融合的驱动力是实实在在的,这会让世界各国的科技公司再想一想,在中国开展的研发到底应该搞到什么程度。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疫情,从最脆弱的社区到最发达的经济体,全世界都被它击倒。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为世界上最穷困的人带去机会。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克雷格·艾伦: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合作领域是气候变化,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的穷人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我认为,由于克里国务卿的努力,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细节决定成败。

中国可以对全球经济做的最重要贡献,是在未来10年内以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增加国内消费,吸引全世界的出口,同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中国,这些产业越来越陈旧,而且无利可图。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家庭支出占GDP的比例若提高20个百分点,那它对全球福祉的好处,会大过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这很难做到,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让国库有更多的钱,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需要更好地实施劳动法,需要对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这是一个长期进程,但我们应该参与这一进程,以坚定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对中国人民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溢出效应。

“您代表着200多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声音。它们是怎么对您说的?”

克雷格·艾伦:我们必须一个一个行业来看。我们的多数消费品企业对中国中产阶级扩大和消费支出强劲是很满意的。大多数农业公司也很高兴,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了。能源公司对中国继续进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特别是炼焦煤感到开心。应该说,在服务业方面,大家是挺开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和开放,与一两年前相比,外国公司正获得许可,并可以100%拥有在中国的业务。

技术领域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紧张。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拆开来看。制药和医疗设备不同于半导体,不同于航空航天,也不同于信息技术。在所有这些领域,两国国内都是增长与压力并存,因为两国都在努力梳理地缘政治关系,来自两国政府的要求也影响着投资决策。这是一个还在持续的过程。我想我们的所有企业都想进入中国,同样,中国企业也想进入美国。

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数据。数据传入传出的规则是什么?中国正在制定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法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争论不休,欧洲人则有另外的标准。在这个领域,各公司要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

“最后我想问,您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人们对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的政策方向很好奇。她在代表总统执行命令方面有多重要?”

克雷格·艾伦:我很骄傲曾经与戴琦大使共事多年。我在各方面都非常尊敬她。她有诉讼律师背景,因此曾与WTO合作。她还有非常宝贵的国会背景,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贸易政策最终是由国会制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她能把握参众两院的脉搏,那里才是做最终决定的地方。贸易政策既是国内政策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拜登政府现在的重点是把国内政策搞好。在外交政策方面,盟国的作用及与全球伙伴的合作得到新的重视,这是我们在上届政府中没有看到的。我认为中国问题仍会是一个焦点。

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听到我的话,我会说,我们在参与合作和竞争方面需要努力,也需要更努力地管控对抗的一面。我们两国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充分的讨论,从军事到经济、贸易、人文交往、签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我担心,目前对话的缺失只会助长猜疑,让那些希望夸大对方威胁的人得势。在不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对人做评判。真的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了解对方的观点,才能应对他们的预期,才能管控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原文标题《变换修辞: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