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李岩(Li Yan)，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明确提出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此后，拜登政府高官在多个场合重复上述表述。尽管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战略评估尚在进行，但“竞争-合作-对抗”显然已成为拜登执政初期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

“竞争-合作-对抗”框架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它体现了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认知，也反映了民主党对当前中美关系态势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认知。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以“战略竞争”为旗号，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突出“对抗”色彩。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为“对抗”所主导，“合作”甚至很少出现在政府高官的外交辞令中。拜登政府执政后，愈发强调对华“竞争”一面，也采取了不少颇具对抗性的举措，但在与中国进行高层对话方面展现了一定的合作姿态，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展开与中国的合作。这种变化是民主党圆滑、强调平衡性的传统外交政策特点的体现。在中国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吸收特朗普政府集“全政府”之力都未能将中国击溃的经验教训，民主党政府采取了一种相对折中的对华政策表述，在执行过程中也更乐于在符合美国利益前提下推动中美特定领域合作。当然，目前看来，竞争和对抗仍然是其对华政策的主流，也无法寄望于个别领域的合作能对冲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用“竞争-合作-对抗”框架来定义中美关系，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或令人费解之处。其一，“竞争”、“合作”、“对抗”三个词汇本身就存在语义上和逻辑上的相互对立。在中方看来，如果两个大国存在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关系，怎么能够又同时进行真正的合作呢?在竞争或对抗主导的大国关系模式中，展开合作的政治基础和舆论氛围是否具备，能够持续吗?从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角度来看，上述困惑依然存在。其二，“竞争”与“对抗”的界限模糊，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更加令人困惑。美方官员和学者常常强调“竞争”一词的中性色彩，指出“竞争”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正常状态。不可否认，中美不同的历史文化导致两国对“竞争”的认知存在天然差异，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用这样的词汇定义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容易让人将之等同于“对抗”，等同于“恶性竞争”。从现实效果看，“竞争-合作-对抗”框架不仅导致中方认为拜登对华政策“过于消极”，客观上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当前，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对于“竞争-合作-对抗”框架的相关讨论已有不少，除了上述令人困惑之处，普遍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管控竞争和对抗”、“如何加强有实质意义的合作”。显然，中美应当“怎么做”这个问题更具实际意义。从中美各自的利益关切看，双方存在竞争的领域众多，尤其是拜登政府愈发强调的科技、国际领导力等领域，围绕台湾、南海等议题的潜在摩擦，也可能导致危险对抗局面的出现。针对上述议题，畅通对话机制，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渠道，应该成为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管控竞争、避免对抗的应有之举。尽管在可见的未来两国恐怕难以恢复多达百个的对话机制，但围绕敏感重大问题建立战略对话与战术沟通机制将较为迫切。

中美两国均认识到“管控竞争与对抗”的重要性，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相向而行，这本身也是展现合作姿态。就加强实质合作而言，目前中美对于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已具有较高共识，两国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关键在于双方应该尽快展开行动，而不能让“合作”仅仅停留在言辞上。鉴于上述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中美一旦在政治意愿上形成合作共识，两国相关专业技术部门应该加强对接，尽快展开务实协作。

原文标题《如何认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合作-对抗”》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57

作者：杰夫  来源：国观智库

拜登政府已经届满100天，又到初步审视新政府施政业绩的时候了。《华盛顿邮报》4月25日公布与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52%的受访美国人满意拜登上任后头100天的整体施政表现，不满意者为42%。与国内事务取得的成就和普遍的赞誉相比，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评价明显走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月28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8%的人认可拜登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工作。而作为美国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被普遍认为还未定型，未来还面临诸多考验和不可预测性。拜登对华政策与其竞选承诺一致吗?美中关系改善了还是恶化呢?“ 听其言、观其行”，笔者拟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战术策略以及建立对华同盟三个方面回顾拜登政府百日来对华言论及其实际行动，尝试揭示和分析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以及未来走向。

系列之一 | 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准确吗?

中美博弈不管历史如何演绎，现状是双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将风险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美国一直重申中美不是冷战，更不是要遏制中国。中国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合作，利用各种机会寻求与美国的互动。虽然两国“脱钩”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始终未见双方撕破脸，其原因在于：

忌惮对方的实力，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核武器等。在某些领域双方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

认为对方还有利用价值。例如美国利用与中国的竞争压力推行国内政策，高喊“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推行美国的基建和家庭计划。

暂时还有依赖对方的地方，如供应链，稀土资源，廉价商品。

还未做好翻脸的准备，如国内问题的解决，国际上争取盟友支持还未达成目标。

权衡利弊下，觉得撕破脸不值当。如自身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考虑到中美两国的个头和军事潜力，迎头相撞无疑会是双方和世界的灾难，如何防范走到这一步应当是当务之急。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56

作者：匡泽玮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文作者：匡泽玮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据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仇恨犯罪率整体下降了6%，但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率在美国最大的16个城市增长了145%，其中纽约市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率的增长最高，“反亚裔”犯罪案件从2019年的3件上升至2020年的28件。随着美国“反亚裔”的仇恨犯罪飙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反新冠仇恨法案(Covid-19 Hate Crimes Act)》。5月20日，拜登正式签署该法案，并表示“我们不能让这个国家的根基继续被(种族歧视与种族仇恨)吞噬”。该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在国会山与其他议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裔美国人饱受种族主义攻击而精疲力竭，亚裔群体厌倦了生活在恐惧中”，并认为《反新冠仇恨法案》的通过以及对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打击“将把美国亚裔群体重新带回美国社会”。

该法案似乎被亚裔群体视为“反亚裔歧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考虑到《反新冠仇恨法案》存在的缺陷以及美国社会内部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该法案的通过对于拜登政府而言，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功效。换句话说，与其将该法案视为“反亚裔歧视”的阶段性胜利，不如看作是拜登政府创造出的又一政治符号。对于美国的亚裔群体而言，“反歧视”与“反仇恨”的斗争之路道阻且长。

法案通过背后的政治内涵

5月19日，众议院以364票赞成比6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反新冠仇恨法案》。尽管62张票反对票均来自共和党议员，但是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的法案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当下实属罕见。此前，参议院则以94赞成比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从法案在国会内的情况来看，两党似乎在“反针对亚裔歧视与仇恨犯罪”问题上达成一致共识。然而，事实上，共和党议员在一开始并不支持该份由民主党起草的法案。共和党议员反对的名义是《反新冠仇恨法案》规定“筛查关于疫情的种族歧视性描述”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共和党更深层次的顾虑是担心民主党会借此机会针对包括特朗普在内曾使用过歧视性和煽动性语言描述新冠病毒的共和党政客进行追责。因此，最初几乎没有共和党人表达过对该法案的呼吁与支持。经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多次磋商和修改，《反新冠仇恨法案》的内容中没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追责和惩罚措施。也正是在法案不对共和党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共和党议员转变了其最初“反对法案”的立场，与民主党合作推动法案在国会的通过。由此可以看出，《反新冠仇恨法案》的通过本质上是两党在国会内妥协的政治产物。

但这一结果对于拜登而言则可以被看作是其政府向美国社会释放出“拜登政府正在弥合两党分歧，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进步信号。此前拜登就曾不止一次地呼吁美国社会团结，并将“弥合美国社会的分歧”作为自己任期内的为政方向。此次《反新冠仇恨法案》的通过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寻求两党的“共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这项法案背后的两党合作表明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共和党众议员米歇尔·斯蒂尔(Michelle Steel)也称“打击仇恨(犯罪)是两党共同的责任”。显然，各方都将《反新冠仇恨法案》的通过看作是两党的一次合作，尽管法案的效果尚存疑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法案的通过增强了外界对拜登“弥合两党分歧”的信心。

此外，最重要的是，《反新冠仇恨法案》的通过是拜登对亚裔选民的政治回馈。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全国约有63%的亚裔美国人将选票投给了拜登，而特朗普只收获了31%的亚裔选票。在佐治亚州，亚裔的选民投票率较此前增加91%，成功改变了该州的政治版图最终助力拜登翻盘拿下该州拥有的16张选举人票。长期以来，亚裔是民主党选票的重要来源之一。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就获得了65%的亚裔选民支持。因此，亚裔选民对拜登以及民主党的选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拜登的内阁构成上看，拜登并没有在政治上给予亚裔足够的重视。24名阁员中仅有副总统哈里斯、贸易谈判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以及预算主任尼拉·坦登(Neera Tanden)属于亚裔群体，而在这三位亚裔群体中也只有一位属于东亚裔。因此，政治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批评拜登没有实现“亚裔群体在内阁中多元化”的承诺。此次拜登签署《反新冠仇恨法案》，一方面是对此前亚裔群体对拜登以及民主党支持的回馈，另一方面，也通过支持亚裔群体在仇恨犯罪中维权途径继续增强亚裔选民对其执政的支持。

《反新冠仇恨法案》的缺陷

《反新冠仇恨法案》可以说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内第一次从立法的角度真正重视日益增长的“针对亚裔种族主义歧视和仇恨”现象。尽管对于支持“反亚裔歧视与仇恨”的团体而言，该法案的通过是美国“种族平等”运动的一次巨大进步，但是该法案存在的缺陷使其未来的执行效果尚存疑问。

一方面，法案没有规定强制性和惩罚性措施，尤其是没有对“宣传亚裔歧视和仇恨的行为”做进一步限制和惩罚性措施。《反新冠仇恨法案》提出的具体措施有(1)由美国司法部部长向地方执法机构提供指导，提高社区对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仇恨犯罪”的意识;(2)向地方拨款以帮助其建立反仇恨犯罪“报告系统”和培训执法人员;(3)建立多语言的热线，为有语言障碍的群体举报“仇恨犯罪”提供便利等。从法案的内容可以看出，《反新冠仇恨法案》提出的措施主要是加强执法部门对“仇恨犯罪”的辨别和处理能力以及提高公众对仇恨犯罪的意识。但是，该法案既没有强化对“种族主义仇恨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没有对宣扬种族主义仇恨等其他具有“仇恨犯罪”倾向的行为采取措施与追责。换句话说，该法案没有直接涉及“针对种族仇恨犯罪”的预防或起诉，而是更多的强调在“仇恨犯罪”猖獗的地方提供资源以保障受害者维权的途径。

然而，这使得《反新冠仇恨法案》在打击种族主义仇恨犯罪的问题上存在有效性的局限。本轮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的根源在于新冠疫情流行背景下社会产生的挫败感。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认为，挫折导致了偏见和歧视。在美国政府和社会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的情况之下，群众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不公正地指责另外一个群体要为当前的不利局面负责。而特朗普对新冠病毒使用了带有歧视亚裔的表达方式，以及对中国威胁的渲染等行为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舆论导向”，将美国群众的挫败感和怒火引向华人群体，激发了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因此，从近年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犯罪的产生原因来看，《反新冠仇恨法案》中的措施既不能解决歧视与仇恨产生的心理根源，也不能解决政治因素作为直接原因影响社会对亚裔群体歧视与仇恨的问题。该法案能否在“缓解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问题上发挥作用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警察局在警务实践中不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仇恨犯罪阻碍该法案实际推行的效果。根据1990年通过的仇恨犯罪统计法(the 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联邦调查局对关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仇恨犯罪负有收集数据的责任，地方警察局应向联邦调查局汇报相关案件。然而，从实践上看，2019年71个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没有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仇恨犯罪案件。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近四分之一的大城市没有报告一起仇恨犯罪，1万5千多个地方执法机构中，超过80%的机构没有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任何一起仇恨犯罪。但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的氛围加重的情况下，“没有种族仇恨犯罪发生”的结论很难不使人怀疑：地方警局没有按照规定上报仇恨犯罪案件。

(图片来源：Politico网站。对71个人口超10万人且没有上报仇恨犯罪的大城市进行统计，其中包括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Anaheim)以及德克萨斯州的普莱诺(Plano))

Politico网站的专家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大程度在于人们不愿意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仇恨犯罪”。另据全国受害人调查(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显示，全国有一半的种族仇恨案件没有被上报，而上报案件中只有4%的暴力仇恨罪犯遭到逮捕。这一现象最显著的例子则体现在“3·16亚特兰大连环枪击案”——造成8名死者中有6名亚裔女性——在这场恶性案件中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坚持声称“犯罪动机为‘种族仇恨’的结论还有待商榷”。国际犹太人非政府组织，反名誉侵权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民权副主席史蒂文·弗里曼认为，很多警察局缺少相关培训或政治意愿报告仇恨犯罪，“因为一旦上报(仇恨犯罪案件)，这会让他们(的治理能力)显得十分地糟糕”。因此，在维护自身声誉的顾虑影响下，警察局缺乏上报仇恨犯罪，尤其是种族主义仇恨犯罪的动机。尽管《反新冠仇恨法案》提及对上报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相关的警务培训使执法部门“识别仇恨犯罪”，但正如法案的批评者所言“在缺乏警务改革(警务执法仍然深受种族偏见所影响)的背景下谈反仇恨犯罪是不现实的”。

结语：反亚裔歧视的里程碑?

虽然《反新冠仇恨法案》的支持者对该法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称其为“反亚裔歧视与仇恨”的里程碑有些言过其实。除了特朗普政府煽动对亚裔群体，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裔群体的歧视与仇恨之外，亚裔歧视与仇恨犯罪的产生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社会对拉美和非裔群体存在系统性歧视，那么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则存在系统性忽视。一方面，由于亚裔群体近年来收入不断增加，教育水平相应的提升，相比于长期普遍生活于社会底层的非裔和拉美裔群体而言，亚裔的社会境况普遍更良好。因此，部分亚裔群体缺乏反抗现有社会体制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对亚裔形成的刻板印象——认为亚裔普遍拥有良好的守法记录与“逆来顺受”的温顺性格——使美国社会缺乏对亚裔歧视的长期关注。更重要的是，刻板印象形成一种社会对亚裔群体的期望，并一定程度迫使该群体约束自身的行为以符合大众对其的社会期望，即为了符合“温顺、守法”的形象，亚裔在一次次的歧视与仇恨犯罪中选择沉默。因此，社会舆论往往会选择反抗程度最激烈的非裔群体给予大量的关注与报道，而习惯性忽略亚裔群体所受到的歧视。

(表格转自：Financial Samurai网站。图表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发布的从1967-2019年各种族收入数据绘制。数据显示，亚裔群体的家庭收入中间值始终处于其他族裔之上，2019年高达9.8万美元。)

由此观之，亚裔歧视与仇恨犯罪受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然而从《反新冠仇恨法案》内容的缺陷和执法部门现存的问题来看，法案既不能引起美国公众舆论对亚裔歧视问题的重视，也不能解决政治因素对亚裔歧视与仇恨的负影响，更不能依靠立法与执法部门强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以遏制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行为。该法案的通过，对拜登政府而言，“宣传拜登弥合美国政党分歧”、“争取亚裔选民支持”等政治意涵大于法案实际“反种族歧视”的作用。对于美国亚裔而言，法案不是反种族歧视与仇恨的阶段性胜利，而是国会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又一次政治妥协，是拜登政府执政百天创立的代表“消除分歧力促团结”、“重视少数族裔权利”的又一政治符号。显然，在“反歧视与仇恨行为”的问题上，美国的亚裔群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审校：葛健豪 郭雷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7

旧文章ID：25155

作者：杨楠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1期

“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今年2月拜登在美国国务院面对摄像机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如是说。他特意选择在以“美国首位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命名的房间发表这个讲话。三个月后，上任百天之际，拜登面对国会发表其首个国情咨文演说时再次传递出相同的信号。谈到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拜登强调“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的重要性，并表示实现这种目标的前提“始于国内”，即，“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拜登不遗余力地阐释着与其前任特朗普“泾渭分明”的外交理念，但这真的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径吗?

“攘外必先安内”

2019年初，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民主党政坛新星杰克·沙利文撰写的文章，其主旨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例外”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沙利文写道，美国继续屹于世界之巅的前提是尽快回应国内日趋兴起的“部落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空心化”问题。文章发表时，沙利文正在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组建的两党特别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2020年9月，在美国大选步入“深水区”时，该课题组发布了名为《令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报告(“卡耐基报告”)。这份耗时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全球战略脱离国内政治的总体趋势发出了警告，敦促未来的美国政府专注于内部建设，“强化长期战略竞争的国内基础”。

无论是沙利文的论断，还是“卡耐基报告”传递出的思想，背后反映的都是美国面临的“全球化困境”：其在冷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仅无法为美国国内中小企业和中等收入群体有效提供“等量报偿”，甚至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和不平等，严重伤害外交事务的“动力源”，弱化了美国既有的“灯塔效应”。2016年，特朗普抓住这种负面趋势在美国民众当中形成的心理落差成功登台，但却在入主白宫后迈向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极端。

早在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便开始从沙利文总结归纳的“中产阶级外交”思想中汲取养分，提出了旨在修正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口号。拜登胜选后，沙利文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尼古拉斯·伯恩斯、珍妮弗·哈里斯、萨尔曼·艾哈迈德等多名参与撰写“卡耐基报告”的专家相继应邀加入了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这种“由内及外”的政策理念开始转化为现实。

拜登提出外交“始于国内”，是希望借助国内治理这一“纽带”，来重建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与美国中产阶级民众之间的联系，重树美公众对联邦制度的信心。与其前任相比，这种设计虽同样体现出“内顾”姿态，但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一方面，两者对“美国病”到底症结何在存在不同的认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倾向于将美国自身的衰退归咎于外因，并通过放大全球对美国的“亏欠之情”来换取其各类偏激政策的“合法性”;拜登“中产阶级外交”的前提则是正视美国自身存在的缺陷，为内务反哺外交提供契机。两者在看待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出入：“美国优先”带有孤立主义意蕴，在试图为美国国内经济和劳工提供“硬屏障”的同时，也令美国逐步自绝于世界;拜登的主张则是在解决内患的基础上，带动国内群体融入世界多边主义，将“美国治下的世界繁荣”转化为美国的国内繁荣。

“先破而后立”

仅从理念上看，相比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拜登“始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外交”似乎少了一些“雄心壮志”，多了一丝克制。这种理念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外交的成功与否——能否令美国中产阶层更加繁荣、团结和安全。在执政百日的这段“窗口期”里，拜登及其团队尝试把这种理念投射到多个具体议题上，努力诠释出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特质。

首先，强调重塑美国海外竞争力的起点是提振自身力量，而非全力打压对手。在执政的前三个月，特朗普和拜登均密集签署各类行政令，其中不乏“重磅炸弹”。不同的是，前者以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路线为开端，将大量精力用于修建边境墙、反恐和缉毒等安全议题，为任期内的“堡垒思维”定下基调;后者以抗疫和经济复苏为契机，为美国产品、创新研发及供应链等国家权力要素“保驾护航”，通过总额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2.25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以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给美国工薪家庭递去“定心丸”。

其次，认为夯实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方式应是拥抱盟友，而非单打独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主动卸掉美国承担的“过度责任”，收缩以往散布于全球的资源和精力。在该主张指引下，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先后与盟友们闹掰，在实现“价值积累”的同时造成“价值观缺失”。根据“卡耐基报告”的观点，这种模式会令美国的盟友们选择在中美两国之间玩弄对冲和避险，最终将把有利于美国民众的“主导性优势”消耗殆尽。正因为此，拜登政府外交团队在参与西方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方合作等各类机制时，开始将多边主义和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注入议程，尽力实现从“美国优先”到“民主优先”的过渡。

最后，主张提升美国国际领导力的路径是参与治理，而非“高高挂起”。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面前，任何与美国无关或低相关性的全球议题均会遭到漠视，阻碍美国摄取利益的实体则将受到单边制裁。一旦认定某个多边机制“于己不利”，特朗普总会不遗余力地主动退出。拜登则多次表示，放弃参与多边机制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拜登政府一就职，便走上“回归之路”，包括宣布恢复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宣布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重返伊核谈判、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等，以重拾全球化规则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优势。

据路透社统计，在拜登执政首个100天内签署的42份行政令当中，有21个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废除或重大调整，占比高达50%。相比之下，以“建立新世界”为己任的特朗普，相同的指标仅为24%。从这种“U型”反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始于国内”的先期发展无疑是以跨过“美国优先”中的单边主义“尸首”为前提的。

拜登版“美国优先”?

考虑到“美国优先”和“反建制派”对美国民众的巨大吸引力，以及被特朗普四年执政所重塑的美国，拜登所要做的绝非简单重返自由主义路线。“主动调试”夹杂着“被动接受”，令“美国优先”的幽灵依旧在华盛顿上空盘旋。

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定调之下，保护主义“阴魂不散”。拜登在上任第五天就签署“买美国货”行政令，迅速唤醒全球政界因特朗普卸任而一度放松的神经。这意味着关税制裁等“对竞争者施压”的保护主义武器仍被留在拜登的外交“工具箱”当中，通过强化对美国利益主体的保护来获取“竞争红利”仍将是美国的政策基调。拜登自己也承认，其贸易政策的重心之一便是“明智地使用关税”，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笑到最后”。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截至目前白宫仍未取消此前欧盟输美钢铝的关税，迟迟不与中方就重启经贸谈判进行接触。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德雷兹纳评论说，“相比特朗普，尽管拜登没有推行更多的保护主义政策，但也丝毫没有少到哪儿去。”

在应对跨越国境的外部挑战时，民族主义倾向并未消弭。竞选期间，拜登曾向特朗普最受非议的限制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攻击。入主白宫后，拜登一度放宽边境移民政策，但却因导致移民数量在短期内激增而招致批评。4月中旬，拜登宣布将维持特朗普政府对难民准入的1.5万人上限，并表示重启边境墙建设。疫情防控方面，尽管美国宣布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操作却极度迟缓。据“政客网”报道，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高级成员多次拒绝了世界各国提出的疫苗分享请求。这不能不令人想起特朗普时期的“堡垒美国”。

面对“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美国的实用主义观念不断延伸。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始终独立于其全球外交的华丽辞藻而自成一体。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以贸易战为开端，将对华关系推向全面竞争，“工具箱”内的各类施压手段和路径悉数登场，甚至不惜违背“美国优先”理念。拜登团队继承了特朗普的总体思路，渲染美国国内的竞争力危机“言必称中国”，而为达到实际行动效果，多次做出不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政策选择。无论是贸易代表戴琦“继承对华关税政策”的强硬表述，还是第14017号行政令中以保护供应链为由延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堵，均属此列。

面对严重分化的国内政治背景，拜登政府在高举“中产阶级外交”大旗的同时，也不得不谨慎处理摆在其面前的“特朗普遗产”，并在部分议题上予以妥协和继承。这种“躇踌之情”也令美国对华外交理念呈现“意图未改，手段有变”的特质。一方面，“始于国内”与“美国优先”的针对中国一面“殊途同归”，预示着对抗和竞争仍将是美国战略界对华观念的“主基调”。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将对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移步国内，把“提升国内建设”而非“强化对外施压”作为首选路径。在这种背景下，旷日持久的大国博弈或被拖入“国力比拼”的“下半场”。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言，拜登的顾虑最终为其调制了一杯“夹杂着罗斯福新政和特朗普式民族主义的古怪鸡尾酒”。而如何能够在这种“动态调整”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外交的节奏和步调，将是拜登及其团队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3

旧文章ID：25153

作者：詹姆斯·特劳布  来源：同济战略派

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兼职研究员，毕业于哈佛大学。自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时报》的特约专栏作家，兼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特劳布还曾为《纽约客》《纽约书评》《大西洋月刊》《国家评论》《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撰稿，著有《什么是自由主义?一个崇高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承诺》《最好的意图：科菲·安南与美国时代的联合国》等。

拜登走向保守主义，而共和党走向深渊

上周，我参加了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是什么?”网络研讨会。应当说，拜登在2020年大选期间所呼吁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而狡猾的吸引力。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应当促进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但拜登所提出的温和保守主义改革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我很想听到昆西研究所专家的不同观点——这一机构的学者和分析家认为：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呈现出军事化过度、目标过度和扩张过度的问题。

我确实听到了另外一种观点，但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小组中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历史学家和辩论家迈克尔·林德，他确实也撰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章。在林德最近的著作《新阶级战争》中，他将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解释为：对于那些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杠杆来维持统治地位的利维坦式特权阶级，普通美国人所表现出的绝望反应。林德现在断言，这一特权阶级已经向中国投降，以至于美国正在接近“朝贡国”的地位，而其主权也受到了质疑。美国精英通过敞开移民大门、提高企业利润以及压低工资待遇，让工薪阶层变得日益贫困。林德总结道：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将尽可能与中国脱钩，并阻止涌向美国的海外移民。

第二位演讲者是保守派杂志《摩登时代》的编辑丹尼尔·麦卡锡，他对林德基于阶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基督教式的解释。麦卡锡认为，至少从20世纪中叶开始，天主教保守派就认为：世俗的自由文化已经侵蚀了家庭、社区和传统道德的基础。然而，麦卡锡将美国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对抗提升到了近乎世界末日的程度，他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描述为“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谋杀”——美国精英将中产阶级出卖给了中国和韩国，因为它们拥有低成本的钢铁行业和半导体产业。麦卡锡宣称：“我们的很多精英都认为美国人天生具有缺陷，他们终将被他国的工人所取代。”

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蕾切尔·博瓦德曾是参议员兰德·保罗的助手，现在则是保守党伙伴关系研究所的高级政策主管，他对听众提出了更多关于“特权阶级国际秩序”的谴责——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或许说明我在特朗普政策领域下的"功夫"还不够。事实上，昆西研究所更偏向于左倾，而且大量地从所谓的“精英”那里吸取经验教训。不仅如此，昆西研究所的这次研讨会还得到了国家利益中心的联合赞助——该中心持续出版新现实主义刊物《国家利益》，并且由亨利·基辛格担任名誉主席及其“守护神”。本次活动由国家利益中心的官员乔治·毕比主持，他温和地断言精英们“看好无边界世界的前景”。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史蒂夫·班农是否对昆西研究所和《国家利益》进行了敌意性的收购?其实并非如此。昆西研究所不断对那些我视为左翼现实主义的人产生吸引，比如其大战略研究主管斯蒂芬·韦特海姆——他经常讽刺那些痴迷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经济民族主义者;《国家利益》也继续以罗伯特·卡普兰等严肃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为特色。保守的国际主义——在特朗普选举前半个世纪就产生的“鹰派”意识形态——仍然是美国遗产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大型右翼智库的默认世界观。

然而，特朗普已经在右翼世界中散播了民族主义的孢子，而它们仍然还在继续繁衍。只有极少数的共和党人还致力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同样也只有极少数的共和党人还在支持鹰派的国际主义(甚至于参议员泰德·科鲁兹也支持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民族主义者鄙视美国政府的权威专家、学者和智库等所谓的精英。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只能在权力外围拥护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将利兹·切尼赶下国会领导位置的特朗普“跟屁虫”而言，她的鹰派背景毫无意义。共和党人越来越追随特朗普，越来越背离世界，越来越蔑视盟友，他们不仅否定“永恒之战”，而且否定美国可以通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来塑造更好结果的想法。

特朗普教唆那些保守派在美国国内而非国外寻找敌人，但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指引。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保守派曾经因为沉迷于约瑟夫·麦卡锡偏执的反共暴行而将自己边缘化。但是，今天的美国自由派精英比1952年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秘密党员要多得多，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得不提出一个全面而详尽的阴谋论来解释自由主义霸权。在这条路上似乎已经走得很远的林德提出，几代美国精英都认为是保护主义导致了大萧条，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反过来也意味着：美国要对二战的爆发负责，而保护主义则是希特勒式的罪恶——但我个人却不记得《世界文明》是这样回溯那段历史的。

这场小组讨论充斥着令人不安的荒谬。然而，我们也可以尝试想象出不那么狂热的版本：会议参与者可以将拜登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归功于自己，而不是将其视为全球主义的阴谋。美国政府所制定的这项政策涉及关键行业的回流、利用政府采购权来“购买美国”以及与盟友合作迫使中国遵守全球经济的竞争规则。反过来，相关议程应当基于一种已经迅速扩大为共识的信念，即全球化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是喜忧参半，即便它对美国公司和资本家等经济精英更为有利。即便像拉里·萨摩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现在也提倡“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否能够促进全球商品的发展，它都会使普通美国人受益。拜登政府的官员则一致认为中国是其危险的竞争对手。

主流民主党人现在变成了软性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国际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最近就抱怨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现在都坚持保护主义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扼杀全球性自由贸易这只“下金蛋的鹅”。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保守民族主义和无国界自由主义精英之间的辩论其实是虚幻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实质上将“后新自由主义”的拜登政府的温和民族主义，与使共和党僵尸化的恶毒而阴险的民族主义相互对立起来。

这不仅是严肃的美国保守派的灾难，同时也是民主党的不幸——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新正统，面临着曾经只有美国社会主义左翼才会经历的严峻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指望共和党人去证明自由权意味着在自由市场中的自由人，那就万事皆休。

文章来源：Biden Is Going Protectionist. Republicans Are Going Off the Deep End.《外交政策》网站 2021年6月1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5

旧文章ID：25152

作者：夏雨辰  来源：华尔街见闻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五又一次拒绝了参议院共和党人最新提出的基建提议，预计谈判下周仍将继续。

白宫发布声明称，拜登周五与共和党主要谈判代表卡皮托会面，卡皮托提议将共和党9280亿元的基建计划增加约500亿元的预算，但最终双方并没有谈拢。

尽管拜登否决了最新提议，但他将于下周一再次与卡皮托会面，下周一也标志着讨论取得进展的最后期限。

同时，白宫也在考虑是否应该放弃达成两党协议的希望。因为两党在基建计划涵盖的内容上以及资金来源上存在巨大分歧。

在此前的谈判中，拜登一步步作出让步，先将原本2.3万亿美元的“天量”基建和就业计划规模压缩至1.7万亿美元。

共和党则抛出92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作为对拜登1.7亿美元计划的回应。

拜登随后又提出，将基建拨款从1.7万亿大幅削减至1万亿。

但共和党人的9280亿元计划只允许2570亿的资金超过当前预算“基线”，这仅相当于拜登最新提议1万亿开支的四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人的提议中包括了很多已经批准的开支。而白宫的提议则全部是新增开支。

拜登表示，共和党的提议不符合他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危机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目标。

在定义“基础设施”方面，共和党人认为基建计划应将重点放在道路、桥梁、港口、宽带等实体项目上。而拜登则希望项目覆盖“护理”项目，比如在医院和老年人援助方面的支出。

共和党提出的最新提案建议将5060亿美元用于道路、桥梁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有4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但不包括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例如4000亿美元用于家庭医疗保健、100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消费者优惠，或用于升级住房和学校的支出等。

另外，共和党表示反对拜登政府拟议用提高公司税来支付基建投资的计划。拜登曾称公司税率应从21%至少提高至25%。

共和党人希望将州和地方政府未使用的抗疫救助资金重新分配给基础设施，或者对电动汽车等运输收取使用费来支付账单。

民主党人反对这样的提议，这与拜登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个人不会提高税收”承诺相悖，因为电动车使用费或抬高汽油税会给人们带来额外负担。

与此同时，随着谈判的继续，众议院民主党人也在推进一项交通法案。国会两党在运输支出方面可能达成协议。

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德法齐奥于周五公布了该法案，将在五年内投资5470亿元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以及铁路等其他公共交通设施，并包含拜登此前提出的2.3万亿计划中的很多优先事项。

德法齐奥已安排一个委员会在6月9日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修改，这个日期接近拜登提出的两党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拜登对德法齐奥的计划表示了支持。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白宫对于谈判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美国交通部长布蒂贾奇认为，目前双方谈判已经来到“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关键时刻。上周日他曾表示：

两党谈判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当双方议员6月7日(下周一)假期结束回来的时候，需要达成一个明确的方向，谈判不能无限期进行下去。

若双方未能达成最终共识，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今年10月进入下一财年后，民主党或通过预算协调程序强行通过基建法案。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5

旧文章ID：25150

作者：梅慧琳  来源：VOA

进入2020年，随着中国军方在台湾周围通过军机军舰绕台扰台的事件次数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同共产党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媒体发出越来越多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宣传造势，台湾问题成为分量越来越重的国际新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5月第一期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副标题是“美国和中国必须更加努力避免就台湾前途问题发生战争”。该杂志就台湾问题对美中两国以及对世界格局的重要性做出了这样的表述：

“…台湾是中国和美国较劲的角斗场。尽管美国没有保卫台湾的条约义务，但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将考验美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外交和政治意志。假如美国第七舰队届时不能驰援，中国将在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的主宰力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将知道不能指望美国了。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将崩溃。”

台湾问题错综复杂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1949年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中国大陆击败当时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军，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那时以来，国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就一直处于自治的状态，从来没有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1949年以来，在美国先前的有条约规定的直接保护和后来的没有条约的间接保护下，台湾一直享有自治至今。然而，随着中共当局宣示要武力统一台湾并辅以武力展示，台湾今天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和意志也受到密集的关注。

如同台湾问题本身一样，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态势也是错综复杂，不但其他国家的公众难以看清楚，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公众也看法不一。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封面文章之前不久，在新兴的音频社交媒体Clubhouse上出现过多次有关中共政权是否有意攻打台湾的辩论。

参加辩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来自台湾的人尽管都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判断却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认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实行专制，大有可能动手攻打台湾，即使是有美国干预阻止。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则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反复发出信号表示反对北京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状，北京清楚军力强大的美国的反对态度，因此不敢对台湾动手。

与此同时，面对中共政权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海域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美国究竟应当如何应对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的侵略的问题也成为美国政界、外交界、军界的热烈辩论和争论的话题。这种辩论所涉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包括，美中军力对比现在如何？假如发生军事冲突，美中两国各自愿意承受的代价是多少？双方各自的胜算有多少？

中共军力究竟有多强

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多次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威胁。1995年和1996年，中共政权数次进行军事演习，向台湾近海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当时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外海遏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然而，各方的军事问题研究者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自那时以来，中国军队即中共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0多年的军力提升和现代化，美军对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当年的那种绝对优势，中国的军力已经可以迫使美军不得不顾忌跟中国军队对抗或交战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的问题。

在另外一方面，经过大力现代化和扩充之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究竟有多强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最近一次对外大规模作战是1979年与越南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国军队与规模小得多的越南军队交战，伤亡惨重。

美国军方有现役和退役研究者指出，兼任中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中国军队统帅的习近平及其军委清楚知道，中国军队有了先进武器但训练不良、管理不善，不能达到中共指派的战略目标，然而，那些新式武器可以让北京炫耀其意图展示的军力强大的形象，同时掩盖其军事改革裹足不前的缺陷。

实际上，中国军队内部文件先前也承认它有“两个不相适应”的问题（即军队现代化水平不适应在信息化条件下赢得局部战争的要求，军事能力不适应执行历史使命的要求），以及“五个不会”的问题（即“一些”军官不会判断局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做出作战决定，不会调动部队，不会应对意外情况）。但在中共当局将中国军队“两个不相适应”和“五个不会”的问题对外秘而不宣。

美中军力对比究竟应当如何看？中国军力是否已经强大到可以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包括不能被美国阻挡的地步？中共政权现在是否在认真计划攻打台湾并给美军和美国的威信带来严重的考验？美国现在应当如何筹划对策或预案以应对中国军队攻打台湾？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史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公开授课、参加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等方式，就这些敏感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

梅慧琳其人其观点

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问题专家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梅慧琳本人提供）

除了担任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之外，梅慧琳还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防务政策研究员，并在美国空军预备役中服役，担任印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员。她在授课、参加研讨会和提供证词时都声明她发表的只是她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她现在或过去所属的机构的观点。

梅慧琳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追踪观察和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和美军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军队的时候，她常常时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问题纳入她的思考。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是否计划攻打台湾的问题而言，梅慧琳认为，中共当局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在认真计划对台动武。

她为此提出的论说是，先前她也认为习近平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一样，习声言要收复台湾完成中共政权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只是说说而已，但自从下习近平给自己拿到终身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声言所谓的祖国统一不能拖延到下一代人，意即他本人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的说法就不能不认真看待了。

现在的具体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军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有能力攻占台湾？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共攻占台湾？对这些问题，梅慧琳先前在接受其她媒体采访以及在研讨会上发言时做出了不同的微妙回答。

梅慧琳一方面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军备扩充，中共已经有了足够的军力足以在台海战事中占据上风，即使是美国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未知数使习近平或中国军队不得不有所顾忌。

梅慧琳所说的这些未知数包括，习近平尽管看似已经有了终身制的大权，大权独揽，已经没有人能对他提出挑战，但他却不断强调、越来越强调各级官员对他的忠诚。为什么？有什么必要？这是不解之谜。此外，中国军队多年没有实战考验和经验，实战能力不能确定，为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长期困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时是否能听从命令也成问题。梅慧琳说，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也显示出这方面的担忧，但美国军队则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

梅慧琳先前在接受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通过自媒体进行的采访时被问到中国军队是否能打仗这一问题，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我想这是唯一能使习近平谨慎三思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梅慧琳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如何遏制中国侵略台湾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也明确提出，美国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侵略的时候，除了制定政策做出适当军事部署使中国难以确信可以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兼并台湾、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在亚太地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基地开发和火力配置之外，也要进行更多的美方中终止战争行为的研究。

终止战争（war termination）是一个学术术语。2019年3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慧琳的一本学术专著《对话的代价》专门讲终止战争的问题。

这本书通过对四个主要案例，即越南在越战期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中印战争期间以及印度在中印战争期间的外交决策展示了终止战争所涉及的问题，即战争爆发之后，有哪些因素影响交战方决定是否与敌方会谈？交战方对战时的外交的立场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我们如何从一味打仗转变到也进行和谈？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梅慧琳的采访。梅慧琳所言只代表她个人的观点。

金哲问：首先请跟我们说说你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选择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亚太安全问题以及终止战争等问题作为你的职业的呢？

梅慧琳答：我想，我就是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种爱好。我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2003年我在北京住了一年，在北外学习。我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后来意识到美国需要了解中国的人来协助管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跟国家安全问题接触越多，我越是意识到我对这种问题感兴趣。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从一开始专注于文学、历史转到专注于到当前的安全问题。

问：你可以给我们举例说明你对终结战争的研究吗？

答：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对话的代价——战争期间和平谈判的障碍》（The Cost of Conversation: Obstacles to Peace Talks In War Time），这是我所研究的终结战争的主题。

我研究了国家领导人在冲突期间什么时候愿意谈判，我的研究是基于一些国家的文献，这些国家包括印度、中国、越南。我研究了一些历史上的军事冲突。

我要很高兴地说，这本书获得了一些奖项，其中包括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国际安全分部的最佳图书奖。在此基础上，我也研究了当代中国军事战略研究者对战争发展的想法。研究了中国的军事研究文献，我还研究了如何使战争迅速结束的一些规则。

问：你拥有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你在斯坦福大学主修的是什么？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答：因为我对历史、文学、语言特别感兴趣，在斯坦福东亚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匹配。我的学习重点主要是中国。我也选修了一些关于日本、韩国的课程，主要是更广泛地涉及东北亚。我也参加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一个特别荣誉计划学习项目。我把在那里的学习跟我的中国知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篇有关中国核问题的论文。

说到我在普林斯顿的博士生学习，一开始是集中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之类的时兴方法论。但是我的兴趣很快又转向我原先的跟中国特别有关的研究课题。我研究了很多我的同事所做的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我试图确定那些研究是否有助于我和其他人理解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一些两难问题和挑战。我的博士论文也有部分是讲终结战争，我的书就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

问：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美国学者，你如何评价你的中国同行？你是否认为他们信息灵通，拥有足够的自由和资源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可以对中国和美国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提出坦率中肯的批评和评价？

答：我想很难判断另一方的人与事，我不想对他们做出不公平的判断。我想他们面临的挑战部分可能是缺乏资源，但是更明显的是中国的研究文化问题。那种文化不是特别有利于质询中国的政策是否是正确的政策。这不仅是我的许多中国同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战略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研究人员）一个常见的探寻中国是否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做事或探寻他们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的起因的路径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政策。这就限制了他们能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能收集的信息。

而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博士级的教育以及研究都是基于质询和怀疑来自他人的信息和论点。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创造知识的。

问：南中国海问题是你最近的研究的一个焦点。美国海军前不久发布一幅不同寻常的照片显示美国驱逐舰马斯廷号的指挥官4月4日在南中国海上观看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从不远处驶过，马斯廷号舰长高翘着腿轻松观看。这一照片的发布引起了众多的猜测和指责，其中包括美国军方在进行认知战或心理战。你如何看美国海军发布的那幅照片？

答：我想，这没有什么特殊的战略含义。我想美国海军想做的是就提醒中国方面美国军方也在那儿，他们在密切追踪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和意图。美国军方不会很快离开那里。

问：在你最近发表的一些关于中国2020年在南中国海军事活动的研究文章中，你强调中国军方在那里活动的显著的信号发布作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意地利用甚至或许夸大其能力和活动以增强对美国的威慑。在你看来，这种炫耀武力的做法有多么成功或多么适得其反呢？

答：（在那些文章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认为中国的做法是进攻进取性的（aggressive）。因为中国现在是试图应对一个跟过去截然不同的美国，结果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升级的局面。因此这种展示武力在过去一些年或许会有实际作用，那时候美国或许会避免升级。但现在美国正在试图重新获得原先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展示武力就证实了美国的某些担心。

问：前不久你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作证时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压力将导致中国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对台湾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你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奥斯林发表文章设想2025年在菲律宾近海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沿海战争，战争也牵涉了台湾和日本，美国失去了在亚洲的部分地位，而中国则发现战争所获成为意想不到的负担，随之而来的美中冷战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叶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决定性特征。

显然，在美国或西方军事分析家当中有一种共识，这就是，习近平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很可能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打一场战争。我的问题是，你做出这种评估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答：首先是习近平明确宣示他对现状不满。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以及中国的公众（假如你相信中国的民意测验的话）对台湾的现状、也就是台湾事实上的独立不再满意。习近平改变了立场，由原先的阻止独立变成推进统一。

在这种大形势下，我们也看到中国军方从二十年前就计划打造入侵台湾的能力，现在这种计划已经完成。随着习近平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统一进展，而中国内部的辩论也说和平统一的路径不灵，因此现在有可能重新考虑统一问题。而中国军方也首次有了达成这一使命的手段选择。

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觉台湾海峡过去五十多年来的和平与稳定不再是有保障的了。我们应当确保中国继续受到阻扼，使中国确信攻打台湾的代价太高。

问：在今年二月，你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遏制中国侵略台湾的一次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你的估计是中国如今处于一种位置，可以在台湾海峡的军事事态中占据上风，即使是美国干预台湾的防卫。

为了阻遏对台湾的这种侵略，你提出了好几项建议，其中包括进一步研究美国的终止战争行为。在你看来，任何对台湾的涉入都必须是有限的，不能暴力冲突逐步升级，不能带有长期的不可持续、不可赢得的承诺。你可以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吗？

答：我们知道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干预，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或这种那种久拖不决的战争。美国无法赢得这种战争，因此必须要设法使这种战争是有限的，代价是美国可以承受的。但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打一场战争然后再又返回现状，我们知道即使是情况顺利，美国要求将台湾独立做为胜利的一部分条件，中国也不会善罢干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可以接受动态的现状。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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