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逸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沈逸的发言。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前辈，同事，很荣幸在这里有机会就中美关系谈下自己的看法。我发言的主题是，从认知矫正的框架出发，构建准确认识理解中美关系当下变化的认知架构。核心的假设是，认识和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对认知进行有效的矫正，克服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第一，总体看，对华战略认知失调，是导致当前美国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出现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包括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回归冷战”是美国对华战略中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比较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看作是美国认知失调的具体表现：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认知框架，进行简单修改后，套用于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具有“仪式化”特征。在网上，中国网民对此有一个比喻，即所谓的机械神教派，这是欧美游戏当中的一种设定，设定在未来时间，人类的文明发生了断档，发生断档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有关于高科技设备的底层运行原理以及知识体系中断了，但它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手册传递了下去，于是后人在面对这些高科技设备的时候把使用手册变化了一种神圣化的程序乃至是仪式，遇到问题但不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是机械的重复一套仪式化的程序，希望程序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这种仪式化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就是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复刻战略”的现象，即美国系统性的复刻对苏联的战略，将其用于对待当下的中国，然后将希望寄托在发生对当年苏联一样的效果。因为他知道他做完这套事情之后苏联解体了，“美国赢得了冷战”;建立在这种认知框架基础上，美国坚定地相信，如果他对中国复刻这套动作之后，也能够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希望中美关系发生良性的变化，如何推动美国克服这种认知失调，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避免的是，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表现中国的善意，缓和中美关系，但却无意中迎合了美国已经失调的战略，导致恶性的互动。此前中国与美国打交道时形成的经验，即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可以看作是一种矫正美方错误认知，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上去的有效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第二，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和完善能够准确描述和解释已经且正在发生大幅度变化的美国的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对美国的正确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又一个关键因素。构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关键作用，是避免知识体系不适应导致的认知失调，以及在失调认知的基础上，对美国对华战略盲动的“合理化解释”，直白的说，本来美国可能做了个战略上的错误动作，态势对中国有利，结果在解读的时候“合理化”了，然后不是美国的政策发生效果，而是自己把自己给唬住了;又或者，如果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建立在欧美精英已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漏过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特朗普政府时期对美国制造业的保护政策，以钢铁行业来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实际的数据看，大概的效果是这样的：特朗普的保护政策，让美国的钢铁行业新增了9000个就业岗位，但同时在四年时间里钢铁制品价格上升了160%，由此导致中下游美国企业因为成本压力，损失了超过30000个就业岗位。在2020年的选举中，对此表示不满的蓝领工人重新将选票投给了拜登;特朗普则从他的激进的被美国主流媒体和精英广泛批评的激进的移民政策中，收获了一批归化的合法移民的选票。这种比较精细但重要的变化，需要超越传统欧美知识精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准确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对认识、理解以及评估美国的战略决策，探究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基于上述的认识，从认知失调的角度，谈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了怎样的失调。1991年苏联解体，到今年正好30年。这30年，在美国战略精英的理解中，是美国主导并推动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30年，但是30年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并对美国构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威胁和挑战。从美国原来的认知框架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效存续都是一个问题，结果现实的发展与美国的预判基本相反。于是，在扭曲的认知失调框架的作用下，美国部分人群形成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认识：中国一定是用了一种美国不知道的方法作弊，或者没有遵循美西方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者在与美国竞争时直接占了美国的便宜，才实现了这种“不科学”的发展;潜台词是，如果找到并制止了中国的“作弊方法”，那么中国自然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

美国探索所谓中国如何“作弊”的方法，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人权，人权就是劳工权，弄了一个中国低人权发展的模式，然后持续不断的要求中国劳工权益，但是，当中国通过《劳动法》之后，极为讽刺的结果是，欧美的企业向欧美的政府以及媒体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因为用工成本急速提升。

第二阶段找的理由是人民币的汇率，即所谓操控汇率的问题，因为汇率过低的估计，而扩大了逆差，对美国进行不公平竞争。但伴随人民币的高速升值，中美顺差发生了同步扩大，无法辩驳的数据证伪了美国的假设。

第三阶段找的理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理解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同一个东西，他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假设和前提是中国从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实现的所有发展是建立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美国的认知。现在美国聚焦于所谓商业窃密，商业窃密的意思是中国主要是通过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且这是我们的一项国家级的战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美国的认知如何扭曲，最终能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是要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的。这里特别指出两个可以称之为结构性的制约因素：

第一，以美国联邦政府国债除以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得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近似描述了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大致发展情况。总体看，1929年到2021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够采取何种类型的战略，与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呈现某种高度的相关性：这条曲线大致是这样的，1929-1933年第一轮上升，1933-1939年是拉平的，1939-1946年一个急速上升，上升到103%，从1946年开始到1980年直线下降，1980年的时候是32%。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的GDP和外债比是一路上升，里根上升到60%，老布什是77%，克林顿政府从77%下降到67%，是唯一的一次下降，然后小布什从67%拉升到70%，奥巴马从70%拉到102%，然后特朗普把它拉到106%，是2020年。就是现在美国的负债水平，达到并略微超过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峰值水平。(见下图)

这个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的战略决策所面临的可支配资源的限度，并且解释为何美国扭曲的对华战略认知，真实转化的程度相对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毕竟缺乏实质性的可支配资源的支撑。

第二，冷战结束30年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产业链，在客观上形成的制约和牵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所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描述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用“二元垄断”模型来进行解释：美国垄断的是资本和创新，中国垄断的是高端制造，中美双方进行有效合作，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以芯片来说，2019年，全球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出过一个研究报告，很明确的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在中长期来看，威胁而非改善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导地位。更直白的说，对于美国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更加有利的态势，是让中国形成对美国芯片的系统性依赖，但这种系统性依赖只可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借助发挥美国创新能力的禀赋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冷战结束之后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客观上确实有部分证据显示，中国可以用市场上合理的价格从美国获得所有必要的东西，而不需构建一套所谓“独立”的体系和能力，所以，美国确实曾经有过这种优势。

但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亲手终结了美国的这种优势。新的态势是，中国依然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态势，但中国在战略意志，产业需求以及市场空间三个方面，均获得了突破美国领先优势，避免中国国家安全重大利益面临生存性维系的充分动力，美国的战略或许在某些局部领域，针对个别企业或者行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整体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上，美国的策略在中长期，其实是恶化而非改善了美国的处境。

简单总结下，基于上述的分析，就个人而言，可以认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决策者，部分或者整体性进入了某种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扭曲状态;其做出的决策，会诱发不断自我强化的战略焦虑，继而在短期内，对中美关系构成较为显著的冲击和挑战。

对中国来说，新的应对策略的基本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晰的浮现出来了：

原先，假设美国是一个有清醒认知和优势可支配资源的理性行为体时，对美国的战略可以是后发制人，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必动。现在，假设认为美国开始陷入某种错误的认知之后，那么就有必要假设，他们有很多动作不是有意识的、健康的战略动作，可能是抽搐式的盲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不随小人起舞，也不能任由他们胡来”的新策略，守好底线，划出自己的红线，当美国既没有触犯红线，也没有影响到底线，只是进行抽搐和盲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既不需要过度解读，“从不合理中找出合理”，也不要过度反应。对研究者来说，意味着需要形成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然后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观念和固定的框架，对美国的态势、行动以及中美关系作出判断，从而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来源时间：2021/6/5   发布时间：2021/6/4

旧文章ID：25143

作者：余振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余振的发言。

非常荣幸，感谢美国学会和周方银院长的邀请，能够到美丽的广州来参加这个会。对于美国的研究在座很多是我们的前辈，我资历还比较浅，但我也很有兴趣，我是研究经济方面，但我自己的研究未来想往三大方面做尝试，第一个是大视野，我们看中美贸易问题、中美经济问题，或者看美国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觉得单纯从经济方面考虑是不够的，希望能够多一点视角，比如从法律、政治、文化甚至从宗教等等方面来加以重新审视。第二个是大历史，学经济的人有一个观点，有一些东西发生了以后历史还会不会重演，历史有没有变与不变的东西?这是学科的习惯。第三个是大数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运用对我们很多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以前有个研究者有一个观点，你喜欢他会买他的东西吗?现在互联网上购物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很多人在大型购物平台上的账号就是和他个人的社交账号是一起的，很容易通过大数据将个人平时发表的某些观点和商业行为关联起来，这是未来我们做研究非常好的契机。第二个是关于政治家的言论，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研究，我们把美国参选候选议员的演讲做了文本分析，我们有一个理念，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时间撒谎，可以对一个人撒谎，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人撒谎。通过大数据基本可以把他对中国的态度看出来。

基于这个理念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题目，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今天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个是产业地理结构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机制，第二个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典型事实，第三个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产业地理逻辑，第四个是产业地理视野下的2020总统大选和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展望，最后是结论。

我们先看影响机制。左边是美国产业地理结构，这边是决策主体，中间是地区政策偏好。基本上有这样一个逻辑，美国的总统和工会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主体，美国的地区偏好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影响美国贸易政策，拥有立法和监督权的国会，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是由各个地区选举的，也就是说议员是直接要向他所在的地区选民负责。往往国会议员会把贸易问题作为本地或者本选区的问题加以处理，在针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提案和投票的过程中会基本遵循当地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总体诉求。美国的产业地理结构可以影响美国总体贸易政策偏好。

基于这个理论，我们把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典型事实跟大家做一个陈述。第一个，特朗普四年的任期在贸易政策方面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公平和对等贸易思想，在他的很多贸易政策里面都加以体现。第二个是贸易保护措施显著增强。我们可以看两个线，实体的线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新增的贸易保护措施，虚线部分是新增贸易促进措施，可以看到在他任期明显看到保护措施在提升，促进措施是比较少。第三个是重拾关税工具，在特朗普的任期关税税率上升是比较明显的，他把关税当做惩罚性的措施来予以对待。第四个是单边施压取代多边合作。第五个特点是保护产业相对集中，从2017-2020年特朗普政府共实施了939条贸易保护措施，针对钢铁制品、其他金属制品、钢铁材料、机动车及零部件、其他塑料制品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占比高达86.7%。相比于奥巴马执政时期，特朗普政府延续并加大了对于钢铁和金属制品产业的贸易保护，但对前任政府最为重视的电气能源和重点保护的视听相关服务产业并未给予相应的关注程度，转而将机动车及零部件以及塑料制品作为贸易保护的重点，对贸易保护的重点产业也做了相应的条。

我们看看当中有什么地理逻辑。第一个，在美国摇摆州产业地理诉求的“放大效应”。美国的摇摆州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是很重要的，2008-2016年三次总统选举中，仅有6个州的政党归属发生过程，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密歇根、艾奥瓦等五个摇摆州均处于美国东北老工业区的“铁锈地带”，也就是说守住“铁锈带”成为总统非常重要的任务。

从产业地理视角来看，“铁锈带”中5个摇摆州在产业地理结构上基本上是美国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聚集地，其制造业的GDP和就业占比分别高于全美平均水平43.6%和56.8%，地区经济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较高。

结合“铁锈带”摇摆州制造业中的主要就业行业来看，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其他塑料制品等产业的重点保护基本围绕“铁锈带”摇摆州的支柱产业展开，逻辑就是为了争夺选票，必须要重视摇摆州，而摇摆州当中的支柱产业是他必须关注的核心内容。

第二，票仓州对贸易保护的“自我加速效应”。票仓州对美国的选举也很重要，在2016年贸易依存度排名前的州中，除了摇摆的密歇根州和两个“深蓝州”以外，其他的七个州均为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些州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中部和南部，产业地理结构上是美国传统的农业和能源产业的聚集地，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特朗普政府强调减少贸易逆差，通过强硬的单方施压迫使贸易伙伴在农产品和能源市场开放上作出让步的贸易政策基本符合“票仓州”的利益诉求。

如果把两个效益再来展望后面，我们可以得到基本的结论。第一个是美国产业地理的发展趋势，美国产业地理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仅在特朗普任期四年内没有发生改变，在短期内也会保持稳定。地理结构会决定美国特朗普任期的政策，势必也会对拜登实行的贸易政策产生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多时候是反映了内部的需要，如果内部的需要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对外的政策会有一定的延续性。第二个是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加大了产业地理对政策影响的不确定性。

结合产业地理视角来看2020年的总统大选，摇摆州和票仓州也有相应的反应。产业地理因素对拜登政府贸易政策是有影响的。在2020年大选中倒向拜登的“摇摆州”来讲，在产业地理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同样无法忽视“铁锈带”摇摆州在国际贸易中利益受损的现状。尤其是在调整国内再分配障碍重重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大概率仍会通过改变现有的对美国“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回应“铁锈带”和其他利益受损地区的贸易政策诉求，同样也会对于贸易问题给予的“诊断”。

对于拜登和民主党政府的基本盘来讲，其主要支持地区和特朗普的“票仓”在产业地理结构上差别，尤其是支持拜登的东、西海岸发达地区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的主要聚集区，相关产业是当前美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受益者，其贸易政策主张不同于农业、能源州单纯扩大出口的诉求，而更多地聚焦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因此拜登政府的具体的贸易政策必然会根据其“票仓州”的诉求进行调整，将重心从贸易逆差转向经贸规则，进而开出不同的“药方”。

把贸易政策进行展望，从拜登的竞选承诺来看，其政策主张基本符合产业地理逻辑的推演，即贸易政策的确仍是美国新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在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施政方法上，拜登政府会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产生差异。相比较而言，拜登政府在竞选承诺中了主要体现了三大不同：一是不强调贸易顺差，而是更多强调贸易对就业、创新等国内问题的影响;二是更加重视美国对于全球和区域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地位;三是更加关注对于清洁能源和环境标准的推广。因此，综合考虑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和拜登的竞选承诺，可以判断美国新任政府对于贸易政策的决策大概率会呈现指向性更明确、非关税政策更多、执行力较强的特征。

最后的结论就是产业地理结构作为影响美国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对美国贸易观察重要的考量。如果要有相关的建议的话，我们面对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要优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积极利用产业地理因素有作用的因素来加强中国和美国各个地区层面的经济合作，通过维护双方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来对冲中美对抗升级风险，继续让经贸关系发挥好压舱石的作用。

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1/6/5   发布时间：2021/5/28

旧文章ID：25142

作者：陈奕平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奕平研究员的发言。

美国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弄清楚美国的政治行为体，不同行为体之间差别很大，甚至出现“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美国的政治行为体很多样，包括企业家、商人、中产阶级、一般劳工，也分不同族群。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研究一方面是批判性的，批评美国，另一方面是“了解朋友”，比较看重的是美国黑人、工人阶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美国方面不少领域都不能做，黑人研究可以做，工人运动研究可以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美国研究更多关注商人、政界，研究的群体越来越多了。刚才几位讲到，研究美国离不开美国的政治，在美国国内政治当中，我认为除了政党政治外，族群政治和工会政治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我今天分享的话题就是美国的工会政治与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为什么讲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硕士导师张友伦先生一直做美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会的研究，所以我也在关注这个，曾经写过两篇关于工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的文章。今天谈四方面的内容：

一、美国工会逐渐走下坡路, 但仍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对美国政治经济和贸易谈判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体产业的不断外移、工会内部利益固化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等因素，美国工会对工人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工会会员不仅在比例上而且在人数上呈现下降趋势，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83年的20.1%下降到2000年的13.5%和2019年的10.3%。笔者曾指出，虽然美国工会“逐渐走下坡路, 但仍然是美国国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它不但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力, 甚至介人到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对中美经贸活动带来重大影响。许多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五矿进出口公司、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风险技术咨询公司、广东健力宝集团和中旅集团等, 在进军美国市场时都曾吃过美国工会的苦头。”因此，对美国工会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民主党政策的影响，应该予以重视。

二、拜登政府关于加强工人组织、集体谈判和工会力量的计划

由于民主党长期执行偏自由派的社会政策，对工会较为友好，而工会所拥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其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票仓。而共和党对工会和罢工运动的态度则较为强硬，认为工会的存在不符合自由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一味的劳工保护只会影响工作效率和商业利润。2016年共和党执政后，全国的共和党州长和州立法机关制定了反劳工立法以削弱劳工运动和集体谈判。

就目前拜登拟推行的劳工政策来看，民主党在劳工问题上确实存在较高程度的共识。拜登承诺，自己将是“你见过的最支持工会的总统”。面对民主党内的派别分化，支持工会的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议员马克·波坎(Mark Pocan)认为，劳工问题为民主党内的中间派和激进派寻求共同点提供了机会。

面对当前越发严峻的收入不平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危机，基于工会的影响力和民主党的传统，拜登政府提出了一项关于加强工人组织、集体谈判和工会力量的计划：第一，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并鼓励其加入工会;第二，支持《保护组织权法》(PRO法案);第三，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第四，在确保工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同时，拜登团队还将创建一个内阁级别的工作组，专门致力于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具有强烈的民主党传统色彩，劳工政策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关注要点之一，其对外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的重点也会有所调整。

三、民主党劳工政策对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影响

为了重新获得并稳固工会的选票支持，同时缓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拜登政府在延续民主党劳工政策基调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工人组织能力的保护，将工会视为工人集体谈判以保障自身利益的积极力量。

展望未来，劳工保护问题不仅是拜登政府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关切点，也会对美国的对外贸易谈判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将会兼顾产业发展需求和劳工权益保护两个方面，致力于为工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劳动保护。其次，劳工标准和人权审查将影响投资协定和贸易协定的谈判。最后，在对华贸易谈判中，劳工政策将会成为美国占取道义高地、抨击中国人权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强调工会利益和劳工权益保护，又任命具有丰富谈判经验且重视劳工标准的华人精英戴琦为贸易谈判代表，这势必影响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和中美关系的发展。

来源时间：2021/6/5   发布时间：2021/5/27

旧文章ID：25141

作者：王鸿刚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研究员的发言。

从本世纪初至今的20多年里，“美国向何处去”，一直是国内乃至各国研究界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因为人们的基本假定是美国霸权“高处不胜寒”，而其未来动向又与我们利益攸关。无论是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亦或是9·15金融海啸后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改革，更或是特朗普当选后在国内“禁穆”“修墙”“排华”，对外“废约”“退群”和发动“贸易战”“意识形态战”，人们对任何具体问题的关注，都不自觉地要论及美国的长远走势和国际地位。由于美国表现越来越差，人们对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便日益聚焦于“美国将衰落到什么程度”这类倾向性话题。2020年以来，美国是疫情、经情、社情、选情“四情叠加”，情况比以往更加危急。拜登临危受命后，整改决心很大，动作幅度也很大。从目前迹象看，拜登想要推进的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新一轮深刻的国家转型，是想打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一直以来在关心的“美国向何处去”问题，则因而转化为“美国到底能不能好起来”的追问。

在此语境下，关于美国的未来前景，有四类可供参考的猜测或类比：

第一种猜测可以称作“新新政时代”。这不仅是因为“绿色新政”在拜登上任前就成为关键词，因而引发人们到底是“绿色领域的新政”还是“以绿色新政带动全面转型”的无限遐想;而且还因为拜登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及背后逻辑，大多与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例如联邦职能的加强、政府体制的变革、亲社会管市场的政策倾向、以及劳资契约关系的重建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疾风骤雨式的行政令，在控枪、移民、种族等问题上的改弦更张，在“救助计划”、“就业计划”、“家庭计划”等政策上的恢弘手笔，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改革上体现出的较真碰硬，让一些人禁不住相信3B(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拜登政府能基于美国仍为“一超”的综合优势，利用涉疫危机提供的巨大契机，从推翻前任特朗普的所谓“倒行逆施”入手，大胆推进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全方位变革，美国是否有能力推动“二次新政”，让美国转为危机、化被动为主动，再次奠定美国长久霸权的基础?事实上，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员就是这么期待的。

对美国前景进行的第二种猜想可以归结为“新里根时代”。里根和拜登接手的都是满目疮痍、灰头土脸的美国。里根和拜登的挑战均可概括为：战争阴影挥之不去，竞争对手迅猛崛起，国内经济滞胀，民众士气低迷，社会抗议频繁，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政治斗争上升到要弹劾最高领导人的地步。拜登与里根分属不同政党，理念差距巨大，但在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上却有不少相通之处。无论是对外强硬、人权外交、意识形态对抗和强化西方同盟，还是动用举国体制、通过大笔投资来搞大国竞赛——以前是军备竞赛，现在是科技竞赛——并以此拉动经济转型，都能看到这种相同点。尤其是在对对手的手法上，当年对苏政策与当前对华政策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既通过释放“混合信号”对对手实施“战略诱导”，又通过“加速主义”策略在多领域实施“成本强加”。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战略界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对苏政策中寻找灵感。就此而言，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将拜登时代与里根时代相比，将拜登时代称作“新里根时代”。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三类坐标来自于美国周边，即“拉美化”。如今拜登执政已接近百天，“拜登新政”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拜登曾是奥巴马副手，回想当年奥巴马执政百日，也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奥巴马旋风”，不过当时就有人怀疑这到底是“新政百日”，抑或不过是“百日新政”。毕竟，新政这么难的事，不是说搞就能搞成的。拜登是否会步奥巴马后尘，拜登新政是否仅是昙花一现，目前还不好说。若是拜登新政搞不成，则很可能让美国政治陷入“拉美化”，换上“拉美病”。

学界对“拉美病”有很多研究。其中重要结论之一，是拉美国家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源于在利益固化、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国家治理方略思路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左右民粹政党交替执政，导致今天左翼民粹政党上台，把国家发展的方向盘往左打到死;明天右翼民粹政党上台，又把方向盘往右打到死，使国家失去了治理战略的长期连贯性。

以前我们曾讨论说美国社会的“拉美化”，说的是拉美裔人口的比例上升;如今，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政治的“拉美化”，即左右翼民粹势力正前所未有地交替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奥巴马8年执政，可被认为是政治素人当政后坚持传统建制路线的最后代表;过去4年特朗普执政，其路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甚至是极右翼民粹;如今，民主党全面当家作主，很多政策都受到国内左翼民粹思想和党内以“进步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左翼民粹力量所牵引，民主党内部新老民主党人正在围绕党内政治路线展开激烈竞争;目前推出的“美国救助法案”、“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很大程度上受到激进左翼思想影响;“绿色新政”是拜登想做的，但也更多受到进步派催动;可以说，拜登本人的特性是主流建制派，但他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正越来越显现出激进的左翼特征。如今的美国已完成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交替执政的第一个循环，未来会在拉美化的道路上走多远，这是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四个视角来自于美国前任，即“英国化”。厉以宁前辈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中归纳了英国作为老牌帝国陷入衰败的四大原因，分别是“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帝国的过度扩张”、“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束缚”。我们将当年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对比一下：拜登政府仍在反复唠叨的那些价值理念，是否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传统精神枷锁?美国基础工业也出现某种形式的“空心化”，拜登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政策会不会对此有所改变?拜登大手笔增加社会福利投资，会不会造成像英国那样压垮国家财政的社会福利负担?关于美国是否过度扩张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美国现在摆出“美国回来了”的架势，这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过高的海外行动成本，从而让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海外行动变得不可持续?如果美国避免不了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这些共性弊端，那么美国的衰败和收缩就是迟早的事。

在上述四种前景中，直观的感觉是：前两种对美国是“好”的，而后两种对美国乃是不祥之兆。从新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问“美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今我们则不得不更加迫切地追问：美国的衰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好”起来?我们最终会见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最符合(或最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某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积极地介入对这一趋势的管理，以便让其破坏最小化?这一系列追问之所以说迫切，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尚能以学术审美的心情、作壁上观的姿态，或者至少是随国际学术同行的“大流”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今，中国被锁定为“头号对手”，而我们也为自己定下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躲在大树后面是不行了，没有谁再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甚至没有谁与我们处境相同;因此我们的研判必须基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视角、中国方法，做出的研判必须精准到位、管总管长，容不得丝毫差错。

这是我对“美国向何处去”这一老问题在拜登任内的新思考。比较主观和初步，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来源时间：2021/6/5   发布时间：2021/5/21

旧文章ID：25140

作者：肖斌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肖斌(Xiao Bin)，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在2021年3月23日的“桂林会晤”上，中俄两国在人权、民主、国际秩序、多边主义领域达成了四点战略共识，并商定守望相助、防疫合作、积累合作“轻重资产”、维护联合国在国际机制中的核心为四大努力方向。尽管中国明确表示“桂林会晤”不是特意安排、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中俄战略互动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政治产生系统效应。若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俄“桂林会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美国结构现实主义巨匠肯尼思·华尔兹指出，“权力强盛的国家总是会把自己想象成以世界和平、正义和福祉的名义行事。然而，这种词语总是按照强势国家的喜好来定义的，往往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偏好相反。在国际政治中，压倒性的行为常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反感并导致别国的制衡”。

由于过度护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强势国家加剧了全球秩序的失衡。现存的国际体系是由强势国家主导的，2018年之前国际体系对俄罗斯的压力要远远大于中国。2018年之后中国感受到的体系压力徒增，并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安全和政治领域，强势国家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和互利降到冰点。特别是当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增加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后，中国与强势国家的分歧在一些战略性问题上不断扩大。强势国家对中国认知严重失调，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加将影响强势国家按其利益和理想塑造世界。于是，中国与俄罗斯被强势国家列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是潜在的威胁和竞争对手，并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全球秩序因此加速失衡。面对失衡的全球秩序，中俄被迫加强战略互动制衡外部压力。中俄的制衡行为是防御性的，明确表示不寻求与强势国家冲突、对抗、敌对，希望与强势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形成的四大战略共识是最直接的回应。

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巩固双边关系是“桂林会晤”的核心，而增加中俄两国共识是关键。虽然中俄两国的外部压力都来自同一国际体系，但在具体的尺度上是不同的，并可能相互转化。目前，强势国家对中国的压力在主权领域要高于俄罗斯，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受到的压力则高于中国。在化解压力的方式上，中国与俄罗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更倾向于争辩和用经济手段抗争，而俄罗斯通常选择法理主义和军事手段抗争。例如，俄罗斯通过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寻求战略稳定，升级武器装备、频繁军事演习等。即便是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领域也需要形成更多的共识。例如，俄罗斯受到金融制裁的巨大影响，俄罗斯希望能说服中国，与其一道减少对美元及西方支付系统的依赖。这样既能减轻俄罗斯多年来的压力，又能借助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对冲强势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俄罗斯的倡议对中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随着强势国家及其盟友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与强势国家及其盟友的冲突可能会不断升级，并外溢到贸易和投资领域。但是，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摆脱美元货币锚的地位，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更多是着眼于预期的战略稳定需要。

全球秩序重新恢复稳定比以往更加迫切。北约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亚太地区，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已成为“北约+”(NATO Plus)成员国，印度是“北约+”潜在的成员国。在2020年12月《北约2030》报告中，中国首次被看成是北约的挑战。强势国家及其盟友的行为折射出“大国政治的悲剧”无法避免，这昭示着全球秩序将长期失衡，并存在着较大的危险。因此，无论强势国家及其盟友，还是中俄两国都要避免过度制衡行为，多用接触战略少用遏制战略，束缚国家间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和义务让全球秩序恢复相对平衡，这是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向国际社会表达的立场。

原文标题《回应失衡的全球秩序》

来源时间：2021/6/5   发布时间：2021/4/6

旧文章ID：25139

作者：金凯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金凯(Jin Kai)，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国观智库访问研究员，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非驻院学者。

恢复克制和信任，应是中美两国风险管控的共同目标。

案例一：台湾问题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而美方则有报告称台湾地区的未来对美国的价值观、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而言十分重要。北京所追求的与台的最终统一阻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寻求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吗?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关于台湾地位的共识和原则已经明确表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台与中国大陆的最终统一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当北京的对台政策保持着其整体性和一贯性时，美方涉台政策立场的“变异”则往往传递出混乱的信息。

因此，在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和原则基础上恢复并保持克制，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的当务之急。

最近局势的变化和相应的影响

近几年华盛顿所采取的最值得关注的行动之一，是在2018年2月底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从而让美台双方高官互访变得更加公开和便利。此外，美方还在进行其他一系列支持台的立法活动，并于2020年9月初公开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对台秘密作出的“六项保证”的细节。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最为激进的一个举动，便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了对台军售的规模，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批准了九项对台军售方案，总额超过174亿美元。而另一个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变化源于美国民主党在2020年党纲中所透露出的对台态度和政策方针的“修正”，即放弃了“一个中国”的表述。

上述变化将带来一系列影响。例如，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现有共识和相互理解将受到严重影响，而没有人能指望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政治默许和外交绥靖。同时，如果华盛顿继续直接或间接鼓励“台独”，蔡英文当局便可能采取更危险的举动，进而渐进并实质性追求台的最终独立。进一步讲，美国方面有关台地位政策事实上的“战略模糊性”显然被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举措所削弱。

政策建议

1.传递并相互确认明确的信息。为保持台海两岸局势的稳定，中美双方亟需相互发出并相互确认明确的信息。

2. 重新评估并最终停止对台军售。华盛顿应当重新评估其对台军售政策，特别是过去四年中特朗普政府所批准的军售项目。

3. 警惕任何实质性改变美台关系的意图或举动。对于台当局(以及一些美国人士)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的意图和举动，中美双方都要慎重处理。

4. 在中美安全共识下重新评估美台安全合作关系。华盛顿必须审慎地重新评估台湾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北京则可以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更多的选项。

5. 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下谨慎处理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社会的问题。双方可以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就台参与国际社会(如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等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

6. 为促进两岸经贸、民心相通营造良好的氛围。华盛顿不应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技术研发与经济合作施加任何(或进一步)限制。

案例二：南海问题

作为非直接声索国，美国在南海地区实质拥有施加深刻影响的各种战略资源、政策手段和现实能力。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层面，南海问题事关中美之间的角力。在现实层面，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其他直接声索国之间的事务。这可理解为南海问题的“双重结构”(two-tier structure)。

当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是“挑衅性的、升级性的，而且鉴于该地区军事平衡的变化，不太可能奏效”。中美之间也缺乏明确而坚实的共同目标，这可能会使事态呈现螺旋式升级，进而将双方卷入一场彼此都不愿看到的冲突。

因此，放弃“试探底线”这种无休止、无意义的举动，立即恢复克制无疑是双方的首要任务。

最近局势的变化和相应的影响

近期，中国派出多艘测量船和大批渔船，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并在南海部署了海上巡逻机。2020年4月，中国政府批准在三沙市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标志着中国对该地区正在实施有效控制和治理。依循历史沿革并从包括其他声索国在内的更大范围来审视，北京所采取的政策举动基本上是反应式的(reactive)。

美国则关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盟友责任，并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各种巡航与侦查行动的力度和频度。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多次高调穿越中国邻近海域后，特朗普政府更是决定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部署到西太平洋区域以进行定期巡逻。

与此同时，最近美方的一些官方声明、战略文件和立法议案都印证了南海问题在华盛顿全球和地区战略中所具备的“战略分量”。这些文件包括《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情报战略》、《中国军力报告》、《国防授权法》、《2019年南海和东海制裁法案》(提议)、《南海航行自由法案》(提议)，等等。

美国政府高官对中国有关南海争端的立场更是不断做出批评与指责，并频频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该公约仍未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拉拢美国传统盟友对南海问题实施多边干预是美方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

上述变化将带来一系列影响。例如，虽然美方在南海地区更加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未必会直接导致军事冲突，但却大大降低了发生意外相遇、对峙甚至低烈度冲突的门槛。另外，美国持续拉拢多方力量介入南海争端，说明南海问题长期延宕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此外，美方通过更加频繁的军事侦察与巡航行动反复试探北京的底线，有可能阻碍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在协商谈判的基础上最终解决南海问题。

政策建议

1.寻求理性务实的克制。在承认双方缺乏坚实互信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全面的自我克制，不仅要降低在该地区相关行动的强度和频率，而且要在针对对方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攻势方面保持相应的克制。

2. 放松肌肉，而不是让肌肉过度紧张。华盛顿尤其应降低近期在南海地区大幅加强的军事行动力度。作为回应，北京可以在南海大规模岛礁建设方面保持相应的克制。

3. 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有效，同时最重要的是，要反应迅速。即便发生突发事件，双方指定人员都应知道谁将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接听电话。当然，除此以外，还应当有一系列预案措施作为备选。

4. 防止南海问题出现进一步国际化的趋势。华盛顿应重新评估“印太战略”和“四边安全对话”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能给南海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5. 欢迎北京在保护环境、南海共同开发等方面发挥领导力。北京可率先提出对南海地区的海洋资源和环境进行长期区域性调查，而调查结果可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保护南海海域环境、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实用性参考。

6. 华盛顿应重申在南海问题上真正中立的立场。务实主义符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最大利益。在局势相对缓和的前提下，中美甚至可以讨论在新的共识基础上共同就南海问题发表立场声明的可能性。

来源时间：2021/6/4   发布时间：2021/6/3

旧文章ID：25138

作者：韩立群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韩立群(Han Liqun)，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一段时间，中美围绕气候问题开展了较为密集的互动，从领导人到工作层都进行了良好接触，为新形势下中美气候合作打开了局面。当前，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两国国内有识之士都期待气候变化能够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一条战略纽带。同时，全球气候治理经过几十年起伏与坎坷，也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国际社会高度期待中美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实现新突破。多方面因素相互叠加，使中美气候合作承载了大量政治期待，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未来合作如何推进显得格外重要。

4月15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会谈，双方发布《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从自主行动、相互支持和多边协调三个方面确定了中美气候合作的大方向，既充分借鉴了中美过去几十年气候合作的经验，也充分考虑到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涉及的合作内容相对具体，是一份平衡、务实的文件。下一步，中美气候合作要紧密围绕文件确定的三个方面，摒除干扰，由易而难逐渐展开。

首先，在三个方面当中，自主行动相对容易取得成果。所谓自主行动，就是中美各自申明本国要完成的气候行动承诺。全球气候治理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中美作为两个主要排放国，在双边声明中做出大致对等、彼此接受的自我行动承诺，是一种重要的气候合作方式，也是对全球减排事业的重要推动。

根据声明，两国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分别执行《蒙特利尔决议书基加利修正案》，并继续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推进节能建筑、低碳交通等。

中方去年公布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克里访华期间宣布启动接受基加利修正案进程，同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低碳交通等也已经取得了全球领先的重大进展，要完成自主行动并不难。

难的是美方能否落实承诺。虽然拜登上台后彻底扭转前任政府的消极气候政策，并提出一系列富有雄心的气候行动计划，但能否落实还是未知数。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批评拜登的气候政策不符合美国实际，将造成大量失业，并削弱美国的竞争力，而民主党内的左派和环境组织则批评拜登的气候政策过于保守，也不准备给予太大支持。

其次，中美在多边协调上取得成果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所谓多边协调，是指中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行动中协调立场，共同推动实现多边成果。2013年至2016年，中美曾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气候协调行动，与其他各方一道，为达成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作用，说明中美是可以在多边条件下开展气候合作的。

COP26计划于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谈判，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平衡、有效实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这次会议能否成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协调到位。中美这次发布的联合声明用回顾的方式，肯定了双方此前为推动巴黎协定做出的共同努力，明确双方将共同推动COP26成功召开，并大幅提高包括减缓、适应、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这相当于对外界表明，中美认可此前的合作方式，下一步还将结合两国关系的现实展开务实沟通，其成果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相互支持可能是中美气候合作中相对较难的一步，特别是需要美方付出更大努力。所谓相互支持，是指中美相互支持对方的气候行动计划，这有利于中美进行优势互补，对中美气候合作具有实质性意义。

总体来看，中美相互支持在国际层面上相对容易一些，在国内层面上则可能遇到较大阻力。4月22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美国主办的气候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美方在声明中表示将支持中国即将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但在国内层面，由于气候合作同气候科学、能源科技、新材料等领域密切相关，因此难免会遭遇较大阻力。比如，美国拥有世界先进的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和能效技术，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密度，但美国国内一些人不愿将这些技术向中国出口。同时，中国具备强大的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能力，而美国一些人担心进口中国产品将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形成对华依赖。对此，中美可能首先要务虚，再逐渐转向务实。

当前，中美正在经历双边关系中最困难的时期，双方都需要找到新条件下的互动范式。如果两国能够经由气候合作总结新经验，进而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效应，气候合作就有望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缓冲地带，并将产生超越气候变化的更大政治意义。

原文标题《由易而难推进中美气候务实合作》

来源时间：2021/6/4   发布时间：2021/6/3

旧文章ID：25137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近日在美国NOEMA杂志网站撰文称，靠“打中国牌”来解决美国国内分歧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在“国会首秀”中宣称，“美国应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赢得21世纪”，并要求国会为美国的未来投资约6万亿美元，以战胜竞争者。对拜登来说，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缓和党派分歧和促进国家团结。在当下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对华政策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然而，“打中国牌”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一，今天的美国与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有很大不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是一个稳定的、相对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当时的媒体很少，它们的声音受到尊重。国家领导人用一套共同的事实对事件进行辩论。而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具有政治部落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点，与60年前相比，动员民众应对地缘战略挑战可能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外交政策挑战也不像二战后那样处于国民思潮的最前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恢复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和与中国开展新冷战的努力。这表明外交政策界和华盛顿之外的广大美国人之间的脱节进一步加大。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不会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动员或两党合作的“门票”。

第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于如何管理中美关系的动机不同。共和党作为反对党，并不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负责，也不害怕在拜登的领导下被指责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如果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执意要把中国作为两党合作的桥头堡，他们可能会为配合而抬高要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目前正在寻求一个能统一党内的话语，以弥合内部分歧，他们可能会利用中国问题加强党内共识。

第三，短期的权益之计并不会自动符合长期的国家利益。民主党人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让对华政治话语过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个警示，说明了让政治驱动对华政策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巨额关税，从政策的角度看此举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关税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给美国带来了很多伤害。当美国对华政策通过政治视角被折射出来时，政策制定者就会面临压力来优先考虑用夸大的实力在国内观众摆出姿态，即使这样做会破坏其他外交政策目标。

第四，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还可能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其中之一是种族主义。加州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20年美国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46%。这些事件撕裂了美国社会，还导致美国放弃了其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吸引最好的想法和最聪明的人才到本国的能力。

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还可能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就中国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复杂化。美国对华政策越受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与盟友的政策协调就越可能减少，其与北京的分歧也可能会投射在意识形态方面。

第五，美国政客越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上得分而指责中国，就越可能会适得其反。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将需要一些限制，以为拜登政府以合理的战略原因作出决策保留空间。拜登政府似乎意识到在对待中国问题上需要在政策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他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可能会削弱他实现其优先目标的能力，如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或加强世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取得进展。除了负责任的治国方略，拜登政府可能还需要要求其国会支持者和媒体在国内政治中遵守类似负责任的原则。

本文摘译自NOEMA杂志网站文章Playing The China Card。

来源时间：2021/6/4   发布时间：2021/6/2

旧文章ID：25135

作者：戴仑  来源：末谈国是

因为新疆棉花等问题相互抛出制裁手段，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近期有所紧张，欧洲议会更是通过投票冻结了去年年底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当然，中欧关系的变化也与美国从今年年初以来大力拉拢欧洲盟友、加强与欧洲盟友协调立场有密切关系。5月25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时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针对暗流涌动的中美欧关系，末谈君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

Q：去年年底，中国与欧盟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下称协定)，当时中欧关系也正处于升温期，但今年3月以来，局势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的拉拢欧洲盟友，另一方面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互有制裁动作)，有声音担忧协定或将受到影响。尽管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通话中，曾表示希望欧盟能够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实现战略自主，但欧洲议会还是在5月20日通过投票冻结协定，解冻的条件是北京撤销对欧盟政界人士的制裁。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

史志钦：从中美欧三边关系来看，大部分人认为美国这一角色很重要。欧洲常常抱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欧洲就被冷落，一旦中美关系不好，中国又想到欧盟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各方都期待有一个等同的合作。这说不上是结构性矛盾，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美国这个变量当然很关键。奥巴马时期美国要实现“亚太再平衡”，比较关注中国和亚洲地区，特朗普上台之后又高举“美国第一”，一切以美国的发展为主。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欧盟和中国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特朗普不管价值观的问题，也不管是不是美国的盟友，反正美国的利益最重要。于是，特朗普四处出击，既打压中国，又打压欧盟，打压中国为的是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打压欧盟是为了解决美欧之间贸易摩擦，欧盟自然很不满意那个时候的美国。

除此之外，美国与欧盟在北约、国防费用均摊等问题上也有分歧，美国完全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不顾盟友。美国的疏远让欧盟的一些政治家越来越不信任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防务上，欧盟都意识到要自主。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政客想要与中国从经济到科技全方位脱钩，中美关系直线下坠，最直接的一个结果自然是中国和欧盟更加接近，所以在去年年底中欧达成协定。其实这个时间点也很巧合，这份协议从2013年开始谈判，历时7年，经过35轮谈判，在这个过程中，恰好中美关系变得逐渐紧张起来。

过去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认为，这份协议可能无法像中欧双方领导人之前承诺的那样，在去年年底之前达成。谈判过程中的确也遇到了障碍，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还比较大。

但是这份协议对双方而言，除了分歧之外，更有足够达成协议的动力。德国恰好去年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在中欧关系当中，中德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要密切一些。从德国的自身利益来看，它想要维护中国这个大的市场，总理默克尔也想在卸任总理职位前留下一个政治遗产。

对欧盟而言，中国毕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而言，面对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打压，需要在国际上联合欧盟，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有一个缓冲地带。更何况在去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维护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意义同样非常重大。中国应该是在这样的判断下，在市场准入和劳工标准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最后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完成，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去年下半年，美国忙着总统大选，美国国内想要联合西方各国遏制中国的声音非常之多，美国也暗示欧盟不要操之过急，等拜登当选之后再谈。所以，从时机来看，去年底达成协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份协议本身，与美国没有关系，中欧双方都认可就行。欧盟没有听美国的劝阻，这也是欧洲经济自主、外交自主的一种体现。当然，欧盟内部也有一些鹰派人士，认为欧盟不应该仓促签署协议，但无论如何，协议在年底前压哨签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形势又有了变化，毕竟中欧关系当中，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拜登上台后，摒弃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思路，要联合盟友对付中国，两个人的外交风格非常不一样。拜登试图告诉欧洲，美国回来了，它们很需要欧洲，这个时候，中欧之间原本的分歧也被放大了。

这其中的一个抓手就是人权问题。过去十几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有摩擦和斗争，当然人权问题的浮沉，也与国际形势关系密切。现在形势变了，美国不断施压，不断造势，把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塑造成了两个国际问题。

欧盟是一个多元社会，除了执政党之外，还有在野党和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有些主张经济优先，有些重视价值观。在中国看来，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问题，都是内政问题，而且中国对于人权的理解本身与西方就不一样，那么中欧之间的分歧自然就出现了。欧盟需要在各个政党和利益团体之间做到平衡，自然要对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有所表示，要体现立场，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制裁。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施加制裁，中国不可能不反制，从国家利益上看，制裁就要对等，不然无法向民众交代。过去中国没有能力反制裁，现在中国有能力，不仅要反制裁，而且还要加大力度，因为要告诉对方，这是中国的底线，不能碰。中国显然不会因为协定就放弃自己反制的权力，何况这是一份双向协定，对中欧双方都有好处。在疫情影响下，欧洲的经济正遭受冲击，中国市场也就变得更加重要。那么，欧洲应该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价值观呢?这是中国想要欧洲思考的问题。

中国更大力度的反击制裁就好像往欧洲这个“池塘”里扔了一块儿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有点恶性循环的意思，中国方面越制裁，欧洲的舆论反弹越激烈，而舆论又会影响协议本身。

走到这一步，中欧投资协议还能不能被批准，还有待观察。虽然欧洲议会近日表决“冻结”该协议，但从长远看也不必过于悲观。目前来看，中欧关系会僵持一个时期。但维持正常的中欧关系，包括非常重要的经贸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更有助于当前的全球抗疫及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复苏。相信中欧双方未来可以走出一个解套之路。

Q：有观点认为，协定之所以去年能达成，是因为中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再加上现在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欧洲对中国的高技术投资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但中国并没有对欧洲的投资采取对等的措施，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吃亏的。

史志钦：我认为这种观念经不起推敲。协议看似中国做了让步，实际上它反应的还是对等互惠原则，是双方都满意的谈判协议。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准则。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欧盟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在上升。相应地，欧盟也出台了一些企业投资与收购的审查机制。尽管如此，签署协定肯定是一个进步，具体落地的时候，中国也会遵循对等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本国利益过份受损。

过去几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井喷式发展，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中国在欧洲做了几起大手笔的收购，比如美的集团收购德国的机器人巨头库卡公司，吉利汽车购入9.69%德国戴勒姆公司的股份，成为戴勒姆的最大股东。当然，一两起的收购不会引起太大注意，但收购次数多了，的确会让对方有所担心，尤其是收购一些老牌企业，欧洲各国民众在情感上会有些难以接受。

另外，涉及到所谓的敏感技术企业，中资收购尤其会引起欧洲和美国的警惕，在美国施压之下，舆论再加入炒作，必然会带来巨大阻力。同样，中国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的采购也会确立审查机制，中国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

简单看来，签署协议之后，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国内的相关法律，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协议谈判的过程中，欧盟一直抱怨中国的市场准入力度不够，行业保护、国企补贴以及市场不透明，这就是为什么协议谈了七年才完成。欧盟在市场准入上一再强调要对等，要让中国让步，在特殊的背景下，也的确是中国做了一些让步，协议才能达成。但这些让步是中国从战略大局考虑的结果，它并没有危害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

Q：欧洲议会冻结协定进一步冲击了人们对于这份协定最终能否通过的信心，不过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即便不能通过也没有关系，因为本身这份协议对中国来说比较“鸡肋”。

史志钦：中欧投资协定并没有到一定不会通过的地步，目前欧洲议会只是“冻结”，有“冻结”就意味着会有“解冻”。未来国际形势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欧洲内部形势也会发生变化。虽然有些矛盾和挫折，但是往前看的话，双方都希望扩大开放。

如果协议最终没通过，中国民间的舆论会觉得“伤了面子”，西方舆论会认为是中国输了面子，这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如大家所认知，包括很多欧洲企业家和政治家，这是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不是“谁求谁”的协议，如果协议遭到扼杀，受损的是双方企业家的利益，对双方都不利。

习近平主席上个月在博鳌论坛也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是会继续扩大开放。中国和欧洲在这份协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反应难免也会有些赌气的成分，但是赌气不符合双方的利益，只能满足一些小丑的虚荣心。

Q：在中美欧这个战略大三角中，欧洲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疫情发生以来，美欧意识到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拜登上台之后，也提出了要领导和维护一个以强大民主联盟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携手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建立了可信赖的战略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也就是说，美欧除了价值观同盟之外，美国还在竭力推动供应链自主。在新疆棉花的问题上，就是美国联合开发署资助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与欧洲的一次配合。你认为欧洲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史志钦：欧盟自身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中国要继续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与人为善，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人道主义，密切与欧洲的合作。欧洲人从新冠疫情认识到，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关键商品如口罩、医疗器材等过份依靠国际市场会产生问题，一旦亟需或货物不足，就要面临“断供”的问题，它们就会有这样的担忧。

因此，产业链供应与国家安全的观念逐步浮出水面。以安全作为籍口及寻求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化合作方案将替代全球，加快制造业回归，多元化、平行化的产业链布局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

Q：这个话题其实可以稍作延伸，最近有声音提出，中国应该改变一种思维惯性，就是“我们不能吃亏”。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这个走近的过程，也意味着要付出很多代价，做出很多牺牲，不能总盯着“我是不是吃亏了”。

史志钦：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吃亏不吃亏”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处事风格和为人之道的事情。这当然也可以引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在我们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在为人处事之时总是斤斤计较，总担心自己吃亏，甚至事事处处都希望不吃亏，甚至占便宜。但这样的人最终结果往往是朋友不多，自己独来独往，遇到事情时只能靠自己，甚至成为孤家寡人，遇到事情没人帮忙，最后也难以成就大事。

还有些人则是相对比较慷慨，遇事情总能为对方着想，不怕一时一事会吃亏，甚至总是会吃亏，但一旦遇到困难大家都会惦记着他，甚至会鼎力相助而最后成就大业。这样的例子或故事历史上不胜其数。

同样，吃亏不吃可以类比于国际关系之中。新中国建立之时虽然十分困难，但中国人不怕吃亏，甚至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时还不忘记去支持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朋友。结果，第三世界朋友则以投李相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与围剿，能在重大问题上帮助中国、支持中国。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的斗争中，是非洲的兄弟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这就是“小吃亏大收获”的经典故事。

如今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与此同时，针对尚未摆脱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适时地伸出援手，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乐于助人的中华优良传统，进而赢得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尊重。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既要履行大国对外援助义务，但又始终恪守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树立利益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即使我们对外有援助也是雪中送炭的援助，而不是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还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永远牢记在心。

至于民间片面指责中国对外“散财”的观点则有点过份夸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除作为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外，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更多是基于经济规律而开展的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就是基于经济规则在合作中实现双赢，如果只一方赢，另一方经常吃亏，这样的合作肯定不可持久。

尽国际义务不是吃亏不吃亏的问题，是大国责任问题，否则就不配大国，大国与小国打交道吃点亏是正常的，是大国风度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大让小、长让幼、男让女、富让贫(或富扶贫)的习惯与美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与国际社会中打交道时，尤其与小国打交道时有些吃亏现象是正常的。

Q：在这里我们更想讨论的改变“不能吃亏”思维，主要聚焦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应该在某些情形下将合作与斗争分开来看，而不是始终秉持一种“你不能既赚我的钱，又说我的坏话”的心态。

史志钦：“你不能既赚我的钱，又说我的坏话”，对此要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首先，赚钱是基于经济规律和互有需求，互有利益的自愿交易。如果任何一方面不愿意，谁也不会强迫，这应该是互惠互利的考量。比如外资进入中国，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让他们盈利，在这个过程中，外资赚钱了，中国同样也获利了。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种双赢，任何人或企业都不会做亏本买卖。

其次，对于“说我的坏话”要理性的分析。“坏话”是恶毒的攻击辱骂，还是其中隐含了我们工作中需要改进的缺点和不足，这个要搞清楚。也就是说要把谩骂、攻击、抹黑区别开来。对于罔顾事实的谩骂和攻击，我们要坚决回应，而对我们的批评或建议则要接受和改进。

对于其他国家的批评，中国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候一些善意的批评乃至逆耳的批评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我理解“大国的样子”，也包含着“习惯于外部批评”。

Q：善意的批评是一方面，但也不得不说，现在中西在舆论场上的争执大多起源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抹黑和假新闻。如何破解这样的抹黑和假新闻，对中国的外宣能力提出了要求。

史志钦：当然，批评和抹黑是两回事。在新疆问题上，为什么西方舆论一边倒，这还是话语权的问题。西方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故意抹黑中国，这就需要中国理直气壮进行斗争，斗争中要有理有据。

总而言之，假新闻和批评一定要分开，如果是假的，先去证明假在何处，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让西方媒体来帮中国宣传，确实有些过于理想，很多事情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但中国至少应该摆出不怕批评，敢讲事实的大国姿态。

Q：此前在美国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尽管采取的是线上会议的方法，但依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就任后的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次同框。从现实情况来看，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合作的重点，你如何看待中美欧三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前景?

史志钦：面对全球气候及环境变化，气候问题已成为全球的一面旗帜，谁不举起这面大旗，谁就失去了道义制高点。之前或许不那么明显，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年来，人类明显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气候变化俨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也就是全球治理层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哪个政党、政客不扛起这面大旗，它(他在)西方议会民主制中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

德国大选目前的民调，以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为立党之本的绿党支持率要高于基民盟党，当然，这也与基民盟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佳有关，但至少说明，绿党的主张，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欧洲绿色新政的共识正在形成。

目前德国绿党的势力正在增加。2019年的时候，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之中，在德国得票位居第二，绿党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被寄予厚望，这也说明，绿色、环保是全球性的共识。

《巴黎气候协定》在奥巴马时期达成，后来特朗普虽然退出了，但是拜登又重新回归。实际上，《巴黎气候协定》是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形成的，中国是一个重要支持者，那么对于中欧关系而言，气候问题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欧盟2019年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其中的“合作伙伴”，主要就是指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治理等问题上，中国是欧盟的合作伙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欧一直有共识。

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欧盟很失望，现在美国民主党重新执政，欧盟自然而然把期望寄托在民主党身上，拜登当然也愿意成为扛起气候问题的旗手。

在气候问题上，美国的作用的确很重要，单靠欧盟和中国，很难推动全球性的气候应对方案，中国和欧盟未必也想争当这个旗手。所以，趁着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的契机，各方都乐于促进全球气候合作，就欧盟而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都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气候峰会的召开就成了这一共识的体现。

所以，大国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便美国一直将中国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也认为中美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在美国主导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召开前一周，中德法领导人先举行视频峰会，为领导人气候峰会做一些准备和铺垫工作，这恰恰也说明，气候变化问题同样是中国和欧盟的重要合作领域。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对中欧关系的表述增加了“绿色伙伴”和“数字伙伴”。在此之前，中欧对彼此有四大伙伴关系的定位：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文明伙伴、改革伙伴。现在，中欧之间的伙伴关系增加到了六项。

“绿色伙伴”的出现也能够说明，中欧关系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合作领域。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之前，中国就已经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通过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峰会，也可以让全世界更多人关注全球气候的问题。

Q：在这个气候合作中，中美欧三方的角色其实会有一些微妙平衡。拜登要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和欧洲期待美国能够扛起相应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美国若要展现诚意，就把该补的“功课”都补上。在这一方面，中国和欧洲的立场相对一致。而就中国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把时间线更提前前一些，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在中美已经处于全面的合作、竞争、对抗的情况下，欧洲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史志钦：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当中，有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的是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过程中，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任务，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这是因为，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工业化。西方国家最早实行工业化，那么西方要承担的责任自然更大一点，西方国家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各方面的实力都更强，可以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无论是出技术还是出钱，西方国家都可以多出一点力。

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实际困难，不可能完全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步伐，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一直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国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中国的GDP已经全世界第二，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尽义务。这可能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分歧，中国肯定既要发挥大国责任又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中国已经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与中国的目标基本一致。不过，我们可能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到了2060年，中国能不能达标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实现碳中和必然要限制传统能源的使用，开发新能源。

但是现在，中国主要还是依赖传统能源，新能源的成本还很高，还需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持降低传统能源使用部分造成的缺口。

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未来几十年细化目标，也就是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宏伟目标之下，每一年的具体措施如何落实。这是西方国家更为关注的，在每一年的具体目标如何落实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一些分歧。

另一个问题就是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当然希望西方国家尽量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照顾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它们进行援助，这应该是下一步国际社会要关注的问题。

Q：中国与伊朗在3月末签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协议，未来伊核问题是否有可能成为气候问题之外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抓手?

史志钦：中国与欧洲在伊核问题上的合作一直很好，中欧双方都主张以多边主义框架解决全球问题。2015年7月，中国与欧盟内的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和俄罗斯同伊朗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但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政府则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定。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遭到包括欧盟在内的签字国的反对。不仅如此，美国甚至宣称要制裁与伊朗生意往来的欧洲企业。美欧关系受到负面影响。现在拜登政府正在为重返伊核协议而努力。

2021年3月，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内容包括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这标志着中伊全面深化合作进入新阶段。我们相信中国与伊朗的合作不会影响到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只要美国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多边主义，摒弃单边主义，切实履行伊核协议，那么中伊合作同样也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性因素。

Q：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一再重申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注重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即便美国想要与欧盟重修旧好，但是也无法“和好如初”，美欧关系再也回不到奥巴马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史志钦：如果要对比的话，可以说一句“奥巴马时期又如何”，奥巴马时期的美欧关系也比不过冷战时期那么密切。须知，一个领导人有一种风格，每个时代也不一样。简单地把一个时期的双边关系等同于另一个时期本身就不科学。

其实，欧美的同盟关系，或者价值观同盟，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认为对于美欧关系而言，用是否回得到某一个时期来衡量，并不妥当，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风格，冷战时期，欧盟基本从整体上依附于美国，后冷战时期欧盟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再度出现。

但欧盟完全会脱离美国也属于媒体的一种臆想。所以说美欧关系现在只是回归常态，原本就是那样，只不过随着领导人的变换，风格略有变化而已。对西方国家而言，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中国崛起，在这一问题上，美欧是一致的，美国对中国的抱怨，欧洲也有。

十年前我和一位德国教授聊天，对方告诉我，现在欧洲与中国打交道，欧洲的底气是技术，一旦中国的技术超过了欧洲，那么欧洲还有什么呢?所以，面对中国这一个共同挑战，欧美之间肯定有共同利益，对于中国而言，要尽可能化敌为友，不让对方拉帮结派，所以中国强调开放，在开放的世界中实现共赢。

Q：你刚刚提到，欧洲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微妙平衡，实际上，欧洲也并不希望同中国关系闹得很僵，希望能扩大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面对美国以共同价值观叙事为基础的拉拢，欧洲又应该如何选择?前一段时间的新疆棉花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展示了在某种情况下，一些经济行为也要在价值观和市场两者之间选边站的可能。

史志钦：欧盟一方面强调自主外交，另一方面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例如，原来欧洲并不关注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现在的欧洲，德国、法国以及英国都意识到要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这决定了下一步对华的外交取向。

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开放性的问题?就是消除外资来中国投资的担忧，实现共赢。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上大国博弈的表面化，让所有国家认识到一个问题，即出口、贸易、产业要多元化，国际分工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之上，但在疫情这种全球性危机的时候，矛盾和斗争充分显现，各国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弊端就出现了。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欧洲要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要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避免在任何情况下陷入被动。

Q：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经说过，欧洲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还提出了建立欧洲军队的设想，要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当美国重新换做民主党执政，号称要团结盟友，回归传统的盟友路线时，这对欧洲寻求战略自主会形成阻碍吗?在你看来，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到了哪一步?

史志钦：欧盟并不是一步就走到今天，从1952年的煤钢联盟到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一路磕磕碰碰形成现在的欧盟。欧洲联合的最初目标是避免战争，所以先从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两个部门，煤炭和钢铁开始，逐渐加入其它市场合作，订立关税同盟。这个过程必然也经历了挫折，欧洲有着相似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但毕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要结成一个联合体，很难。

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话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欧盟来说，最终的目的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一体化的合作的过程。在联合的过程中，重要的是，遇到问题不要立马起冲突，要先谈判，谈判的本质就是让步，今天他让一点，明天你让一点。

国际关系同样如此，欧盟通过经济合作学会了和解精神，这一点很重要。未来欧洲还想组建欧洲军队，这涉及到国际格局的变化，欧盟内部对此也有些异议，有些欧洲小国家认为这会增加国防开支负担，安全问题有北约就足够了。

美国从世界老大的位置角度出发，也不希望欧洲有自己的国防，美国希望能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建立欧洲国防军的问题，谈了几十年也没有谈成。在国际格局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欧洲建立自己的国防军并不现实，目前欧盟各个成员国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不一样。

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也不容易。包括与中国的交往，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比如在5月5日的欧盟成员国代表会议上，匈牙利代表就在关键时刻出手，投反对票否决了一份涉港决议。

总的来看，欧盟有内部联合机制的问题、有各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外部来看，中国也是一个干扰因素。所以欧盟开始抱怨中国，说中国在利用欧盟的弱点，对欧盟实行“分而治之”。

来源时间：2021/6/4   发布时间：2021/6/2

旧文章ID：2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