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5月13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受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一文，作者为肯·莫克。文章认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还强硬”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姿态使然。全文摘编如下：

乔·拜登几十年来以参议员、副总统和如今的总统等各种身份与中国这位巨人打交道。考虑到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愚蠢的。此外，他需要中国合作来兑现他的许多竞选承诺，包括气候政策和经济复苏。为此，拜登寻求与中国和解是明智的。

然而，可悲的是，和解将不得不退居次席，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意见一致。他们反对任何国家获得可以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

视中国为“最大威胁”

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崛起受挫。90年代，美国又通过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在苏联的内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新的“敌人”，因为它敢于奉行一种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现代化方面的的确确取得成功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美国没有遇到过像中国这样在上述全部三个领域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遏制。唐纳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位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总统，但他把这项政策置于前台中央，挑起贸易和技术战争并提出所谓“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这样一来，特朗普就使中美关系跌至自上世纪70年代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最低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将美国的所有弊病都归咎于中国。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那些在贸易战中遭受损失的人(比如农民)，不仅容忍而且欢迎特朗普的反华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可能会引起政治反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拜登会延续特朗普的贸易战、技术战和亚太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在对中国的强硬程度上，拜登可能想表现得超过特朗普。拜登采取“强硬”对华政策，大概是为了防止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因为这位前总统的政策给美国造成了灾难。

对华强硬得不偿失

美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确增长了6.4%，不过这是因为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支撑国内消费和救助企业。虽然这项政策有助于短期复苏，但它可能会危及长期经济前景。

庞大的开支导致政府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估计已分别超过15%和130%。这些债务数字将限制推动疫情后复苏的财政政策的效力。虽然拜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可能会在短期内创造所谓“经济奇迹”，但它们可能会成为毁掉经济的特洛伊木马。

拜登在亚太地区和欧洲招募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来遏制中国崛起，这一政策可能会危及全球安全，包括美国自身的安全。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中国似乎已准备好与美国及其盟友摊牌。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中国制定了“双循环”战略，引导内需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推广高度成功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切都旨在应对美国和欧盟的脱钩意图。

拜登很可能充分认识到，“强硬”政策不会奏效，也可能不会诱导美国企业离开中国。最近美中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企业计划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超过85%的企业无意离开中国市场。

事实上，中国很重要，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唯一有可能把世界从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中解救出来的大型经济体。

许多美国企业、州和地方政府反对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要求拜登放弃特朗普的贸易战，寻求与这个亚洲大国和解。他们正确地指出，与中国“脱钩”得不偿失。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既是美国公司的“工厂”，也是它们的市场。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还强硬”呢?简而言之，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姿态使然。

此外，还有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他们誓言不让任何国家获得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已经成为唯一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

重启中美关系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明智的。但美国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全球主导地位的执着却成为阻碍。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旧文章ID：25026

作者：  来源：雪夜读史

一个河南女人站在车顶胡闹

官媒跟进拉偏架

终于如傻逼所愿：

辛辛苦苦请进来的特斯拉

暂停了上海汽车厂的扩建，国内一直传的特斯拉要在成都开建新厂也被搁置了，并且开始转向其他的国家，选择新的地方建厂。

 

在马斯克放弃中国扩产的计划之后，马上就有很多国家向他抛橄榄枝，这些人包括巴西总统、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他们都愿意提供最优惠的条件让特斯拉在本国落地。特斯拉对全球国家都有着吸引力，都愿意给特斯拉提供方便。

终于如SB所愿，

特斯拉暂停上海建厂限制中国成为全球出口中心

各国向马斯克伸出橄榄枝

邀请马斯克去投资建厂，优惠多多

这下SB们高兴了吧?

      

关门打狗?特斯拉终于怕了，宣布不在上海扩建工厂!美国商会称越来越困难!官媒记者提前回国…害怕关门打狗，特斯拉停止扩建上海厂区。

据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两国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美国电动车厂特斯拉(Tesla)准备停止上海购地、以便扩厂成为全球出口枢纽的计划。但面对这一消息，特斯拉在发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说，公司的上海厂“发展进度正按计划进行”。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特斯拉拟停止上海购地扩厂。报道说，美国在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针对源自中国(含组装)的电动车加征25%关税。由于美国目前仍执行这项措施，特斯拉打算限制自家产品中，由中国生产的比重。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斯拉3月间决定，放弃竞标现有上海厂对面的一块地段，原因是特斯拉至少到当时为止，不计划大幅提高在中国的产能。但面对这一消息，特斯拉在发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说，公司的上海厂“发展进度正按计划进行”。

特斯拉先前曾考虑将中国制造的入门级车款Model 3扩大出口，目标是美国、欧洲等更多市场。但特斯拉目前也正在德国设立新厂。依照规划，特斯拉上海厂每年可生产50万辆，目前年产量则为45万辆，生产的车款是Model 3及Model Y。特斯拉规划的上海厂扩厂用地，目前是一座停车场。消息人士说，特斯拉也可能利用既有厂区扩充产能。但是在经历了车展上一名女车主“暴力”表达诉求后，特斯拉方面可能也意识到了经营下去要面临的巨大阻力。

该报道称，此外，消息人士还说，上海市政府目前正与几家生产新能源商用车的车厂，就建厂用地进行谈判。热点特斯拉偿还所有贷款而就在“五一节”前的4月28日晚间，特斯拉披露的文件称，公司已完全偿还与上海超级工厂支出相关的6.14亿美元贷款，相关的贷款合同已经终止。该合同终止后，公司债务和融资租赁表中包含的固定资产授信项下未使用的7.58亿美元将不可再用。这份文件是由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

根据特斯拉今年2月提交的文件显示，特斯拉在中国的子公司去年5月曾与一家中国的银行签订了一份额外的营运资金贷款合同，金额高达40亿人民币，主要用于与上海超级工厂生产有关的支出，借款资金的年利率为4%(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机构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减去0.35%)，原本将于今年6月到期。这一举动，普遍被视为特斯拉会随时撤离上海的信号。特斯拉在上海设厂的主要资金来自中国银团的支持，从2019年3月起，特斯拉就多次与国内多家银行达成贷款协议，其中2019年12月，特斯拉公司与中国的银团签订了高达9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定期贷款协议，以及高达22.5亿元人民币的无担保循环贷款协定。当时特斯拉表示，公司能在3年内从有担保的定期贷款协议中贷款至多90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设施担保由上海工厂的土地和建筑承担。

而结合最新的提交文件，目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还清中国银团的贷款。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收入达到30.4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9亿美元大幅增长238.1%，占特斯拉一季度营收比例达29.29%。中国市场继续是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与美国市场的规模进一步缩小。热点美企在华经营困难在两国关系存在巨大不确定之时，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担心被以隐蔽方式排斥。拥有900个公司会员的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Greg Gilligan)称，美国公司有理由担心会遇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因此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北京多次宣称平等对待外国公司，并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但是，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感受到市场准入受到限制，规管程序不透明，以及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

今年3月，瑞典H&M和美国耐克等其他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因棉花问题而遭到中国网友的抨击和抵制。新华社等官媒记者签证延期被拒，近日回国。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旧文章ID：25025

作者：艾尔文团长  来源：沉思的托克维尔

川普虽被全网封杀，但仍然征服了共和党，共和党成为了川普个人的会党，共和党的民粹化已不可避免。

5月12日，共和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带头反对川普的怀俄明州议员切尼被罢免了，她被驱逐出共和党的领导小组，取代她的是支持川普的纽约共和党议员爱丽丝。

切尼，是共和党内著名的保守派，此前，她和川普没有什么矛盾，但是1月6日，川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将宪政踩在脚下，切尼再也坐不住了，她认为选举是公正的，川普说的选举欺诈是无稽之谈。

她说我们必须保卫自由，选举没有欺诈，美国没有失败，之后民主党发起对川普的弹劾，切尼与其他10名共和党议员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因此沦为了共和党内的“叛徒”。

最终，共和党作出了选择，他们决定驱逐切尼，站在川普这边。曾经反对川普的人，看着粉川的议员风生水起，他们的信念动摇了，比如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此前他曾坚决反对川普，如今他却因切尼拒绝承认“错误”而支持将其罢免。

切尼反对邀请川普在保守党政治会议上讲话，而其他共和党人执意要迎回川普。共和党人转变态度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发现，虽然川普被封杀了，但他仍可以在选民中呼风唤雨，川普在共和党内仍然有80%的选民支持他，而川普的反对派麦康奈尔支持率仅为31%。

共和党选民仍然钟情川普，对于其他的共和党大佬，完全不感冒。

那个曾被共和党群起而攻之的佐治亚州议员格林，一直在鼓吹川普的阴谋论，一直在传播假消息，但攻击再多，也面不改色，她的底气就在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她越支持川普，共和党选民就越支持她，只要能带来选票，格林就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是一个选举国家，选票即正义，建制派这么不受民意待见，失败是迟早的事，那些脑子灵活的建制派，已经开始将自己转型为川普政客，比如克鲁兹、麦卡锡，一直在给川普递投名状，任何想要保住位置的共和党人，都给递投名状。

这标志着共和党正式沦为了川普的会党，为什么说是会党，政党的本质是一帮人为了一个理念聚在一起，以前的共和党，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共和党人信奉小政府、市场经济、相信宗教的美德，因此成立了共和党。

而会党就是帮会，帮会就要有帮主，一切要听帮主，川普现在就是这个帮主，就算没职务，也能让一堆共和党议员趋之若鹜。

利兹.切尼是党内的保守派，除了选举欺诈这件事，很多方面比川普还要保守，但就因为反川，她被罢免了，那个取代她的纽约众议员，远比她要开明，但就因为支持川普，反而逆袭成功。

(福音派教徒在施法帮助川普，他们是美国最反智的人群，甚至反对打疫苗)

换句话说，以后要想在共和党站稳脚跟，保守都是其次，关键要粉川。

从此刻起，共和党彻底民粹化、极端化了。自1980年里根以来，共和党其实一直在民粹化，但是从未像今天这样，完全沦为某个人的附庸。共和党这样下去，迟早会流失一帮选民，那些中产高层的选民迟早会支持拜登，或者不投票。

为啥我判断共和党会流失一帮选民，因为50年代后的共和党本就存在两拨人，很多国内自由派不明所以，将共和党意识形态统称为保守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共和党也是个缝合怪，他由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两群人组成，这两拨人，观点根本不一样，只是因为共同的敌人团结了起来，这个敌人就是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当时罗斯福信了凯恩斯的理论，说自己这套政府干预经济，完善社保的政策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于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干了，他们因为反对罗斯福和社会主义，就把自己称作自由意志主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发现保守主义者也反对罗斯福，于是他们就和保守主义者结合了，成了共和党的中坚力量。

但是这两拨人，其实观点诉求都不一样。

自由意志主义承袭自古典自由主义，说的就是洛克、亚当斯密那一套，他们尊崇小政府、低税收、市场经济、自由选择，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遗产税、更反对罗斯福肆意扩大福利计划，他们认为这是对个人选择和财产权的破坏。

至于堕胎、同性恋这些问题，他们并不关注，他们认为只要不妨碍别人，不强制别人认同你的价值，你完全可以做出自由选择。这帮人的核心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大富豪，这样的政策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最关心自己交的税多不多，政府会不会限制自己的自由。

你像兰德保罗、罗姆尼、老布什这些人，就比较贴近自由意志主义。

而保守主义的基本盘不是这样，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是福音派教徒，也就是那些住在南方的红脖子，他们听不懂那些复杂的经济理论，他们就关心白人是不是主体民族，有没有限制移民，有没有传播基督教。

保守主义者在乎的是政府有没有尊重美国的传统习俗，比如有没有遵照新教价值，依照圣经进行统治。福音派之所以支持川普，不是因为川普是圣人，而是川普坚定不移的推广基督教，川普虔诚的表演让福音派觉得川普就是解放约书亚的居鲁士。

保守主义者真正在乎的，不是低税和市场经济，而是持枪权、基督教，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这些传统，堕胎，同性恋在他们眼里是要下火狱的大罪，川普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他们。

中国很多自由派喜欢的，实际上是自由意志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一般都和基督教联系，这也是为何哈耶克否定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共和党一直有两拨人，这两拨人的力量在80年代此消彼长，那会保守主义开始压倒自由意志主义，成为主流，当时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高华德已经发现自己是共和党内的小众人物，他发现共和党人激烈的反对堕胎，而他自己并不在意这件事。

(川普看出了福音派选民的巨大潜力，赢得他们就是赢得南方)

(川普已经被福音派封圣)

里根为了赢得选举，大力吸引南方的宗教选民，从此共和党人开始走保守主义的路线，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川普时代，这个趋势彻底完成，如今共和党内已经没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座位，现在全员都得讨好福音派。

就这点看，川普无疑是个政治天才，他敏锐的发现了共和党发展的趋势，看出了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精英共和党人已经没落，共和党的未来取决于红脖子和福音教徒。

所谓布什家族，早已没有了选民基础，只是没有一个人明着讲出来，当川普作为100%的保守主义者出现时，共和党建制派立刻土崩瓦解。

共和党完成了蜕变，但这对共和党绝非好事，共和党选民数量本就比民主党少，川普化后，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离开共和党，他们要么以后不投票要么支持拜登，这只会加大民主党的优势。而红脖子的排外也让共和党失去了向保守联盟转变的机会。(远离拉丁裔)

而更致命的，是拜登的民主党联盟将愈发巩固，共和党越极端，民主党就越团结，桑德斯的进步派就越不敢和拜登翻脸，共和党的川普化只会有利于民主党，让他们因共同的敌人团结起来。

川普赢了，而共和党终究是输了!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6

旧文章ID：25024

作者：张志新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9期

3月28日，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公布其“重大发现”：白宫网站已把美国新政府的名称从“拜登政府”改为“拜登—哈里斯政府”，同时白宫的官方推特账号也将栏头标语从“欢迎来到拜登白宫”改为“欢迎来到拜登—哈里斯白宫”。福克斯新闻解读称，这项“史无前例的”称谓改变或许意味着白宫准备提升副总统哈里斯在政府中的地位。更有阴谋论者认为，鉴于拜登年事已高，且近期口误频发、接连摔跤，这一变化或在暗示拜登已不掌握实权，白宫已开始为哈里斯“继位”做铺垫。那么，到底该怎么看这一变化呢?

美国副总统的“生存状态”

美国副总统在历史上曾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谈不上有多大权力。美国宪法规定，当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其职务应移交给副总统。因此，副总统职位的设立主要是“备不时之需”。历史上曾有八位美国副总统因总统去世而被“扶正”。而在美国政治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副总统职位一直受到某种程度的蔑视，首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曾称，副总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不重要职务”。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副手托马斯·马歇尔则称，“副总统的唯一职责就是每天早晨在白宫打上班铃，再就是问一问今天总统的健康状况如何。”

美国副总统的职权很大程度上并不由自己决定。美国宪法规定的副总统的唯一正式职权是主持参议院工作，并在参院投票出现50∶50的情况时投出关键一票。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副总统不会出现在参议院，而是由参院最年长的参议员作为临时参议长代替副总统行使职权。在小布什政府末期的2008年，由于参院税法改革投票出现平局，副总统迪克·切尼现身国会打破僵局。特朗普执政初期的2017年2月，由于参院对德沃斯的教育部长提名投票出现平局，副总统迈克·彭斯最终投下一票保德沃斯过关。副总统是否在参议院出现并行使职权，取决于参院自身投票情况，如果没有平局，都没有投票机会。

副总统拥有多大职权还取决于其与总统的关系。按理说，作为地位仅次于总统的国家行政长官，副总统拥有协助总统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然而，在现实中总统与自己潜在“继任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微妙。总统候选人在选择自己的竞选搭档时，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其是否能与自己在政治上“互补”，可以最大化地吸引选票。拜登作为白人男性候选人，就有意选择兼有非洲裔和亚裔血统的女性参选人哈里斯作为搭档，取得较好的催票效果。副总统往往在当选后会化身“隐形人”，只有在总统需要其现身时候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副总统会代表总统出席某些礼仪性场合，但很少自己抛头露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副总统的职权逐渐扩大，例如克林顿的副手戈尔较多参与了政府环保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则由于深度介入外交与国家安全决策，被称为“美国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

为何哈里斯地位得到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将副总统与总统并列称呼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纽约邮报》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将总统、副总统的名字并列作为当届政府的称谓，只不过没有在官方网站上这样挂出来。“拜登—哈里斯政府”称谓之所以出现，只是美国新政府希望副总统在行政部门中的地位高一些，在形式和细节上做得更具体而已。福克斯新闻的解读显然过度了，反而暴露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下台后试图分化拜登和哈里斯的不良居心。

白宫有意突出哈里斯作为美国建国以来的首位女性副总统，不仅旨在宣扬美国女权运动的成就，也是为民主党自由主义议程取得的“进步”喝彩。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就利用民众对特朗普歧视女性行为的不满，大打“女性牌”，夯实自己的女性权益“代言人”形象。从2017年反对特朗普歧视女性的“妇女游行”开始，再到后来反性骚扰的“我也是”(Me Too)运动，女性选民乃至女性参选人成为民主党抗衡特朗普的“开路先锋”。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掀起的“粉红浪潮”创造了美国女性参政的历史高峰。当年产生的116届国会中，女性众议员首次超过100人，同时国会首次出现女性穆斯林议员、首名索马里裔女议员、首名巴勒斯坦裔女议员，当然还有原住民(印第安人)女性众议员等。2020年美国大选，身为牙买加移民与印度移民之女的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最终打破美国女性参政的“玻璃天花板”，成功当选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首位非洲裔副总统，这当然是值得民主党大书特书的“成就”。

拜登当过副总统，自然理解副总统的职责所在，将心比心地愿意提升而不是降低哈里斯的地位。拜登作奥巴马总统的副手时，曾表示自己的目标就是辅佐奥巴马，使其成为“伟大的总统”。但他也是奥巴马的“亲密战友”，乐于成为奥巴马决策时咨商的“最后一个人”。拜登当副总统时，打破常规在白宫设立办公室(美国副总统的办公室一般只设在白宫以外)，可随时面见总统，其权力范围也涉及外交、国家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尤其经常就美欧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拜登乐于给予哈里斯副总统较高地位，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用她锋芒毕露的形象，弥补自己稳健有余、活力不足的“人设”。

尽管不能明言，拜登政府显然有此考虑，即在事发突然、拜登不能亲政的情况下，哈里斯可以迅速“补位”，保证白宫的正常运作。毋庸讳言，78岁高龄的拜登即使精力再充沛，也垂垂老矣，更何况他早年因患脑动脉瘤接受过两次开颅手术，还因皮肤癌做过手术。在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的口误、忘词总是被媒体炒作。当选后，拜登在遛狗时不慎足骨骨折被迫穿上助行鞋，也引起媒体哗然。此外，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生曾披露拜登的健康状况，称他心律不齐，还曾因睡眠呼吸暂停进行过鼻腔手术，而脑动脉瘤病史更让他有“中风的风险”。拜登还患有胃食管反流、季节性过敏等病症，虽然这些病症对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足为奇，但对于手握重权的美国总统则丝毫不能大意。从此意义上讲，让年富力强的女副手增加曝光度，甚至上手负责某些政策议程，以备不时之需，对拜登都是有利无害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旧文章ID：25023

作者：译/由冠群  来源：观察者网

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计划，准备投资逾2万亿美元，用于修缮和新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然而，拜登在介绍这项表面上的国内政策时却援引了一个外交政策挑战——“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他这么做自有道理;在华盛顿，两党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夸大中国霸权的威胁可能会为他的倡议赢得国内支持。

“中国焦虑”并非华盛顿所独有。印度、巴西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梦想着能赶上中国，但他们的野心受困于不堪重负的城市服务、过时老旧的交通系统和力所不逮的电力网络。对他们来说，与中国竞争可能就意味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

但华盛顿与这些国家还都面临同一个难题：此类投资的钱从何而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质疑拜登的计划能否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据拜登所说，他可能通过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征收新的遗产税和改善税收征管措施来筹款;然而，所有这些措施要么被人坚决反对，要么难以施行。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融资机制与美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对比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经验，只会突显出美国要在这些方面与中国展开实际竞争将会非常困难。

中国的人均收入接近美国的七分之一，其财政和金融体系也远没有美国先进。然而，中国仍然能够筹集到所需资源来改变其经济格局。现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中国的高速铁路和公路网已覆盖全国，其世界领先的公司正与它们的国际对手展开竞争。

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是因为它能够筹集到资金、维持高水平投资。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这些支出平均占GDP的40%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占比一直在20%左右徘徊。即使是处于追赶过程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只占到了25%到30%。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一场争论，即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拜登的计划到底有没有可比性。但这也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即使是规模不大的项目，世界各国政府都无法通过增加税收或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筹集到建设资金，中国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中国的解决办法来自于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在中国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土地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而中国政府则成功挖掘出了这些土地的潜在价值。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时代，由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国家，土地的商业价值是有限的。住宅和商业地产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是在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当时政府将住房私有化，并开始拍卖商业用地。

这导致土地资产价格飙升，因为市场试图确认这些土地到底具有多大的商业价值。那些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家庭、公司和地方政府突然发现自己幸运地拥有了快速升值的资产。中国住宅地价指数显示，从2004年至2017年底，中国土地的平均价值增长了8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住房私有化后的几年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类似趋势。1990年至1996年间，莫斯科的房地产价格飙升了12倍。)

不断上涨的地价也使得地区和市政府有机会建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以筹集资金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作为正式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利用其主管政府先行赠予的土地资产作抵押来进行贷款或发行新债券。这使他们筹集到资金来建造从电网到地铁的一切基础设施。

只要土地升值速度快于银行或企业债券市场的利率上涨速度，借款人就可以继续借新债还旧债。但这个游戏不能一直玩下去。土地可能会继续升值，但随着地价接近均衡水平，土地升值速度不太可能永远超过利率水平。随着年轻一代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他们不会再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大量储蓄。这就会推动利率上涨。

此外，许多政府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出于资产净值和国家战略方面的考虑，新建项目会越来越多地向内陆省份倾斜，这使得项目偿付能力边际变得更小。因此，鉴于中国政府已开始担忧债务水平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热情已有所减弱。未来几年，基础设施投资的步伐可能会放缓。

在世界其他地方，强劲的房地产市场通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目前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获得的“意外之财”是不会落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头上的。

对拜登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提高税收，他将不得不靠举债来支付大部分新开销。在此情况下，拜登将无法以有形资产作抵押去借债，而只能凭借美国财政部的信誉去借款。这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地方政府获得了建设和修缮其基础设施的机会，或许可以缩小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因为中国现在也与西方国家一样，面临着相同的财政束缚。

抛开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通胀压力不谈，美国政府可以借助美国国债近乎万无一失的可靠性去融资，这可能和中国的土地财政一样是个好游戏。但除非美元能一直保持它事实上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否则这个游戏也有玩到头的时候。

(译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来源时间：2021/5/16   发布时间：2021/5/15

旧文章ID：25020

作者：查尔斯·弗里曼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W. Freeman Jr.)，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现在，美国在所有方向上开始与中国竞争，人们不清楚这种竞争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我们开展深入探讨之前，应当先思考几个关键问题：中美的赌注有多大?双方在已开始的斗争中将动用哪些现有战术能力和未来战略能力?长期竞争会对双方造成何种可能的影响?这场斗争最终将如何收场?

中美各有核心利益诉求

那么，让我们把过去视为客观现实并努力专注于未来。

中国政治精英认为，有五样基本的东西值得一赌：

一是彻底打消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企图，以及美国以冷战方式实施干涉并策动台湾地区的念头;

二是为弥补过去中国国家尊严所受屈辱而争取地位和尊严;

三是严格防范可能破坏中国稳定并损害中国利益和领土完整的行动以及外国军事干预的发生;

四是让中国顺利重返其在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干涉前所占据的经济和技术高地;

五是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符合中国体量及其日益增强的国力的角色。

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在五个方面投下赌注：

一是让美国维持其在全球和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金融领先位置;

二是保住美国作为印太等地区中小国家可靠军事保护国的所谓“声誉”;

三是维护美国在所谓“世界秩序”中的优越性;

四是通过降低对不受美国及其盟国控制的供应的依赖来获得经济安全;

五是实现再工业化、提高高收入岗位的就业率，并恢复国内平静的社会经济形势。

现在，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平衡正在迅速变化，而且趋势对美国不利。今天的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广泛的国际联系。它已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美国的阵地却越来越小。

盟友未必唯美马首是瞻

中国崛起首先带来的是经济而非军事方面的挑战。自冷战结束10年后至今，我们从未在中美关系中看到过类似今天的敌对状态。今天的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任何外国攻击。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依旧竭力通过谈判而非军事手段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这样的谈判可以确保和平的延续。目前，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提高美国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的成本，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

拜登承认：为了有效与更加强大的中国开展协作，需要强化自己的立场并争取别国的帮助。为此，他在政府测试国会有关消除美国自身弱点的意愿并与盟友及伙伴进行磋商前，迟迟未出台有关对华政治经济和军事路线的决策。

但如果美国当局听从那些希望与中国对抗的人士的意见，那么它会意外地发现，并不是很多人赞成这么做。拜登可能面临复杂的政治选择：要么弱化对中国的敌意以争取第三国支持，要么坚持对抗立场而不惜疏远大多数欧洲和亚洲盟国。

现实情况是：欧洲人感受不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并竭力置身事外。甚至像日本这种对台当局“地位”有着直接战略关切的国家也不想冒险介入冲突。

实力对比正向中国倾斜

中美实力不对称状况的转变可能让形势变得更复杂，过去长期为美国带来优势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对比现在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转型初期，迎来了基于科学的新产业浪潮。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云分析、数据库、安全区块链等等。中国向科研和教育设施及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巨资。

相反，美国目前则面临长期预算赤字，因为政治僵局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让华盛顿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局面如不扭转，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很快令美国失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即使美国克服当前政治机能失调和财政赤字，中国在科技、工程和数字领域的崛起也将对美国全球和地区主导权构成挑战。这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有时会弄巧成拙。比如，将北京排除在国际太空合作之外，结果，中国发展自己的航天能力。

今天，美国极力阻止中国在5G网络占据优势，反倒促使中国建立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人类历史表明，任何技术突破迟早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复制，而且成果只会比原先更好。

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

付出的大量战略努力扩大和升级了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都认为对手是其崩溃的可能原因。然而，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国内趋势和事件，而非外国势力的行动。中美的世界地位取决于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行事，而非对手的行动。

如果美国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逼下台，那也是因为自满的美国人未能让一种曾经成功过的制度去适应解决政治和经济积弊，并为新突破奠定基础。

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下降和追随者减少，与美国的国内政治事件、战略失误、对盟国和伙伴的公然蔑视、虚伪专断的制裁、作为主要外交工具的胁迫和低效外交有关。

现在，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在很多方面也在借鉴北京建立的制度。华盛顿呼吁实行工业化政策，大幅增加科研开支，以及设立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别银行和基金等。

文章由“参考消息”译自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原文标题为《中美对抗将如何收场》。

来源时间：2021/5/16   发布时间：2021/5/14

旧文章ID：25019

作者：周子彭  来源：竞争法与商业战略

宏观视点

美国国会参议院2021年4月21日推出《无尽前沿法案》新版本。如果法案通过，将宣告冷战后美国科研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并将引发国际科技竞争新的变化。该法案将发展关键产业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了包括五年内增加超1000亿美元投资、新设类DARPA科研管理机构、强化制造业链条安全、促进科研成果保护与商业转化等策略，并提出了十个优先发展的产业科技领域。该法案旨在改变当前美国由私人部门主导关键产业科技发展的思路，强化政府“大科学”体系的引导地位。该法案对抗中国意味浓厚，但其产业科技发展想法和策略，也包含值得中国思考与借鉴的地方。本文对法案内容、提出的背景、采取的策略做了解读，并总结了该法案对我国未来科技发展规划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 无尽前沿法案 DTI 科技竞争 国家战略

研究员| 周子彭

正文

2021年4月21日，美国第117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Sen. Chuck Schumer, D-NY)联合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Sen. Todd Young, R-IN)宣布推出新版本的《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 希望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美国科技发展以及关键产业研发和保护。该法案于2020年5月首度提出，但由于国会换届及总统大选等原因，并未发起投票。此次参议院重新推出该法案，获得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13名议员的联署，并且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预计或将最终通过参众两院投票并签署为法律。

取名于美国1945年发布的里程碑式的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无尽前沿法案》是一部旨在提高美国产业科研投资、确保美国科技领域绝对优势、强调长远布局和国家竞争意味浓厚的法案，主张对“国家领导力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的研究、商业转化和教育培训增加公共投资。该法案如果通过，将宣告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大科学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它在内容、提出的背景、采取的策略(特别是复制DARPA成功经验)等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关注、思考与借鉴的地方。

一、主要内容：四个目标，重点在设立技术与创新理事会(DTI)

美国国会网站日前公布了160页的最新版《无尽前沿法案》，主要涉及了四个立法目标：第一，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设立一个新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TI，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第二，创设区域技术中心;第三，针对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制造和就业建立一个战略报告体系;第四，设立供应链韧性和危机应对计划的项目。

在上述四个立法目标中，第一个目标是《无尽前沿法案》的立法核心，并为其编列了每5年超1000亿美元的预算，远大于后三者5年总共约124亿美元的预算。

法案就第一个立法目标对新建DTI的组织职能、授权活动、以及初始的重点科技领域进行了规定。其中与组织职能相关的内容包括：

DTI将重点关注与美国地缘战略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商业化及技术创新;

五年内将为DTI拨款1000亿美元;

赋予DTI与DARPA类似的权限，DTI在科研人员、项目管理和奖励机制方面具备灵活性，可以利用项目经理来进行项目资助活动。

法案对DTI授权的活动围绕增强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展开，主要包括：

增加大学的研究支出，包括通过跨部门的联盟建立科技中心，以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

资助新的本科、社区大学高级技术教育计划以及研究生奖学金，提高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士后支持力度，发展多元化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体系;

为试验基地的关键试验设备提供资金支持;

指导新项目的创建，促进和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向市场转化;

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与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就关键技术研究进行合作，强化国家安全。

法案特别强调，由于时间紧迫，DTI的工作需要尽快展开，因此法案规定了DTI十个初始的关键科技研究领域，往后每三年将做一次目录更新。当前这十个领域包括：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

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

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

机器自动化与先进制造;

自然和人为灾害防御;

先进通信技术;

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

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

先进能源，电池和工业效能;

先进材料科学、工程学和其它重点领域。

法案中其它三个立法目标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牵头实施。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授权美国商务部5年约1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在各地投资引领技术创新，包括支持综合性区域技术战略吸引公共和私人投资的计划，同时要求商务部指定至少10个区域技术中心，为综合投资计划提供灵活的资金，并建立“核心供应链韧性项目”，由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监控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并提供投资，确保关键产品的供应链更为多样化;第二，额外划拨商务部约24亿美元预算用于投资美国制造业，以加强其创新性和竞争力，并增强和扩展美国制造业网络;第三，要求美商务部制定与国家竞争、科学研究和制造业相关的战略，以指导联邦政府的研究、核心供应链韧性项目以及其他关键投资和计划事项。

二、立法背景：美忧虑科技产业领先地位受到挑战

1957年，前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开始担忧军事科技领先地位受到挑战，于是1958年在美国防部成立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以加强军事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而《无尽前沿法案》推动美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类似DARPA的技术与创新理事会(DTI)，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对经济领域科技领先地位可能受到挑战的担忧。

图表1：5G整装设备商中几无美公司

资料来源：Dell’Oro (2019 Q4)，中金研究院

图表2：中国PCT申请数量超过美国

资料来源：WIPO，中金研究院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一直扮演着科技产业创新领导者的角色，查克·舒默等人认为这是保持美国经济繁荣和高质量生活的基础。但是进入21世纪，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通信领域，美国的AT&T、摩托罗拉、朗讯以及英特尔都曾是全球重要的通信整装设备提供商，但在5G时代，欧亚国家设备制造等领域后来居上，重要的5G整装设备制造商名单中已没有美国公司的身影(图表1)。在半导体和芯片制造领域，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美国感觉其领先位置正受到挑战。此外，中国每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PCT专利申请数量已从20年前远远少于美国转为超过美国(图表2)。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再次动摇，再次激发了美国人的忧患意识。

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比如查克·舒默就认为，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联邦政府在科技研发的投资方面故步自封，这是导致美国在科技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的重要原因。尽管从1981年到2018年，美国整体科技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值(即R&D强度)从2.43%小幅上升到2.95%，但由于日本、韩国、德国、以色列等经济体科研投入增加，美国R&D强度在重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已从1995年的第2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10位。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部门R&D强度持续下行，而整体R&D投资占全球比例也从冷战时期超50%下降至30%以下(图表4)。

图表3：美联邦政府R&D投资强度下行

资料来源：Statista，中金研究院

图表4：全球R&D投资中美国占比下降

资料来源：Statista，中金研究院

在《无尽前沿法案》中，查克·舒默强调：“如果没有在研发、教育和培训、供应链韧性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方面投资的大幅增加，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技术领先地位方面赶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将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无论哪个国家在关键技术和产业能力的竞争中获胜，都将是未来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大胆和果断的行动扭转局面，并且必须做出新的承诺。联邦政府应对研究、供应链和所有美国人的技能进行投资，以确保美国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引领世界。”

三、历史含义：冷战后美科研战略目标的再次重大调整

美国自二战开始逐步建立起日趋完善的国家科研机制，从“小科学”体系逐步过渡到“大科学”的美国国家科研体系。美国国家科研机制是为了应对国家竞争而生的战略体系，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缺少了对手的美国，国家科研战略也随之调整，科研领域的主导地位又逐渐让渡于私人部门。而《无尽前沿法案》的推出，意味着冷战后美国家科研战略目标的重大转变，国家科研机制或将再次主导核心科技产业的发展。

20世纪以前，美国的科学研究较为分散，大部分研究由私人赞助、科学家个人完成，规模和社会影响范围较小。20世纪早期到二战前，工业企业实验室开始取代个人研究，研究型大学开始崛起，形成了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体系，为二战后科技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同时，联邦政府开始重视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1901年成立的国家标准局在美国的科技进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20年，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联邦实验室、工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和私人研究机构组成的全国科研体系。

二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于科学发展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科技发展开始被纳入到国家竞争的战略中，而美国的科学研究制度完成了由“小科学”体系到“大科学”体系的转变。随着二战的爆发，1940年美国政府成立了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就签订了超过200份科研合同。1941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成立，该办公室领导了二战期间美国的系列科研工程，通过这些工程，美国确立了政府对科研工作统一协调，以及通过整合政府、军方、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实施国家科研计划的机制。其中“曼哈顿工程”，即美国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就是应用国家科研机制的典型案例，是促使美国科技制度向国家科研机制转变的重要原因，它的成功证明了美国国家科研机制的高效。

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曼哈顿工程”模式的制度化，确立了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科研体系。1945年7月，OSRD主任布什 (Vannevar Bush)发表了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指出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在其推动下，美国于1950年设立了NSF。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利益为由，美国政府陆续在航天航空、通讯、高级制造等领域斥巨资进行科技研发。同时，美国也完善了国家科研体系的基础框架，在行政最高层面上设立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来统筹协调科技政策的出台。1961年，为与苏联在空间技术上保持竞争力，美国提出阿波罗登月计划，此后11年间，该计划耗资255亿美元，高峰时期，参与该工程的有超过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达30多万人，美国军事技术及相关研发体系得以充分发展。

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政府对科技政策的重点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能源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时，政府通过建立产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心，充分发挥了政府资金杠杆的作用，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确保了大学能够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得到的专利所有权，从而推动了专利技术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运营。该法案使得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对科研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成效显著。通过制度性安排，该法案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研发成果商业化提供制度激励，为美国保持科技产业的竞争优势打下了基础。

不过随着冷战结束和美国单一霸权的确立，美国政府对其科技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转而将公共资金投入到医疗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并减少了对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包括国防高科技领域的投入。美国开始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削减核能研究预算，为私营部门的科技活动营造良好环境。从1990年到2018年美国科技研发总支出对GDP占比从2.5%略微增至2.9%，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同期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对GDP占比从12.1%增至17.9% ，养老总支出对GDP占比也从5.8%增至7.1%。

而《无尽前沿法案》的推出，标志着冷战之后美国国家科研战略目标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关键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开始重新回到了以政府力量主导的战略框架下。首先，《无尽前沿法案》提出未来5年将为NSF提供额外1000亿美元的预算以支持其鼓励科技创新和教育培训的投入，对于当前该基金会约85亿美元的年预算而言，可谓巨幅提升。另一方面，该法案倡导的政府资金投入，将改变冷战结束后美国科技产业发展靠私人部门引导的局面。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上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政府支持的半导体产业研发投入是私营部门的2倍;但到了2019年，私营部门的投入已是政府资金支持的23倍。此次调整，除了资金上的支持，政府还通过增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以及反垄断措施的出台来监管重点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并成为相关科研成果最主要的客户之一。政府主导科技发展思路的回归，宣告了美国科技发展新时代的到来。

四、关键看点：高效性、长期性和针对性

(一) 追求高效，力图在民生科技领域打造第二个DARPA

《无尽前沿法案》的重点在于创建DTI。DTI的架构基本复制或承袭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架构，可以说是在民生经济层面打造第二个DARPA，凸显了该法案希望推动高效创新的导向。

《无尽前沿法案》重视经济领域创新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新设立的科技与创新理事会对DARPA成功经验的全面借鉴上，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采取了与DARPA类似的、高度聚焦关键项目的筛选机制。DARPA之所以可以在每年仅30多亿美元的预算约束下创造出众多创新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聚焦最为关键的项目。与其它政府支持项目相比，DARPA的年度预算并不高，但由于科学的筛选机制，DARPA推动的项目数量少但精，这保证了单一项目预算与其它机构相比却更加充裕的局面。《无尽前沿法案》吸取了这个经验，规定法案所覆盖的关键科技领域不可以超过10个。这体现了在有限的总预算下，借鉴DARPA筛选机制以保证最核心项目可以获得充裕预算的战略意图。

第三，《无尽前沿法案》在项目的挑选、资金使用、项目执行、评估和转化等方面借鉴了DARPA的经验。《法案》规定DTI的项目需要采取竞争性同行审核等方式，同时规定了支助项目需要具备的特点，项目成果的评估，以及项目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体系，这些流程的设计也基本与DARPA模式相近。

(二) 慢就是快，重视人才和战略体系的长期建设

《无尽前沿法案》充分认识到科技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只有充分重视人才和组织系统建设，才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保持科技的领先地位。因此法案布局长远，花了较大篇幅重点关注如何在大学和不同区域建立研学中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如何打通科技成果和商业市场等需要消耗大量时间才能见到成效的体系建设上。

法案强调科技人才作为发展重点科技领域的战略储备，重视人才资源的长期培养。在科研项目资助上，法案提出了增加拨款中不少于55%的部分将会用来资助相关领域的科研中心、项目(35%用于大学科研中心，20%用于重点科技领域的特定科研项目)，以促进重点科技领域研究的措施;在教学资助上，法案提出新增拨款中不少于15%的部分将用于资助学生从事重点科技领域的学习研究，吸引更多国内外学生进入重点竞争的科技产业领域;在学科建设上，法案提出应当鼓励高校和社会为重点科技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业界和政府的工作实习机会，助力科技发展。这种支持是多层次的，涵盖技术学校学生、本研学生、博士生及专业科研人员。

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法案强调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促进企业积极参与推动科研及其成果商用的公私合作，以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增加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就业机会，提高关键技术商业化成功的概率，同时减弱商业化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法案还鼓励相关机构为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提供成果转化培训(包括专利和牌照的相关知识)，支持创立增进学界和业界沟通的研发者交流平台，并提供包括长期资金投资、职员支持、行政支持在内的配套设置环境，以及成果转化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

法案在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方面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审查-推荐-汇报”(review-recommendation-submit)模式。整套模式重视提高业界研究激励和保护知识产权。比如，法案规定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将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家技术标准委员会共同审查特定科研项目在技术研究和商业化两方面的公私合作情况，并调研该项目涉及的知识产权在国内外商业机构中应用的情况。在完成审查并掌握基本情况后，委员会会向这些项目推荐适配可用的法律、行政服务来进一步确保业界有足够动力参与到研发过程，同时保障知识产权会在美国得到商业化，且不会被其他国家窃取。评估完成后，美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将向美商业部和国会提交审查报告。

(三) 针对性强，中美科技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在《无尽前沿法案》中出现了6次，也是法案中唯一提及的外国国家名称，说明了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当前科技竞争中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手。

法案的部分条款和表述体现了强烈的对抗性，中国已被视为美国国家竞争的主要对手。法案多次强调中国在科技领域对美国的挑战，并在制造业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直接针对中国设置排他性条款。比如，“供应链韧性和危机应对计划”要求重新审查、批准或拒绝被中国等特定国家的政府所拥有、控制或管辖的外资企业在美国制造业学会的会员资格，特别规定中国企业未经豁免不得参与美国制造计划或制造网络，以增强美国供应链自主性，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又比如，美国将审查由联邦政府资助开发的、用于美国制造业或中国等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要求保证联邦政府自主开发的知识产权仅在美国商用、不能被外国企业使用。诸多条款的增设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国内产业链完整化以及美国在半导体、5G、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长期领先中国、保持绝对霸主地位提供支持。《无尽前沿法案》还未通过，但其提出本身已经意味着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国家竞争对手的时代已经到来。

五、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一) 影响：短期阻力增大，但难改中国科技发展趋势

《无尽前沿法案》体现了美国谋求科技霸权并对中国进行科技遏制的战略定位。该法案在中国的技术交流和产业链融合方面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同时还强化了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如果法案通过无疑将增大短期中国技术进步的阻力。但科技发展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过程，而时间在中国这一侧。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禀赋条件上已逐渐占据有利位置，政策制定具有持续性，同时随着中美经济差距减小，中国在科技投入总量上甚至存在超越美国的可能，这些中长期变量都决定了中国科技发展壮大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首先，创新的主体是人，人力资本的多寡是影响一国科技研发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人才的禀赋优势将逐渐显现出来。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2020年中国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超过797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等教育人数一直在150万人至450万人的区间内波动。可以预计未来10年随着教育质量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累积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图表5)。

图表5：中国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多于美国

资料来源：Wind, educationdata, 中金研究院

图表6：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超过美国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其次，中国超大规模的制造生产和消费市场，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内生升级的环境。一方面，种类齐全的制造业企业相互竞争不断为技术升级提出诉求;另一方面，巨大的消费市场又会摊薄解决技术问题的成本。当前中国已成为电子产品、汽车、白电等众多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同时还是制造业设备的最大使用国，比如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5倍(图表6)。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创新充满活力，这也是图表2中为什么中国申请PCT专利数量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而保持足够大的市场和制造业规模，是中国抵御外部的扰动，并持续推动中国产业科技发展的关键。

第三，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让政府更从容地制定和执行长期发展战略，并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科技市场，提高科技竞争力。政治环境稳定可以确保政府对科技产业进行稳定的投资，持续的资金流降低了企业的研究风险，避免了因资金不足导致的研究损失，为长期科技项目提供了支持[1]，而这又会增加科技市场活力[2]，通过群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投资进入科技领域。

最后，科研具备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科研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能够为科研投入的高低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已经趋近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将超越美国，这或将彻底改变中美在R&D投入上的潜力对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益重视经济总量中的R&D强度，每年R&D的总投入增速持续维持在较高的位置，根据2020年OECD公布的数据，中国R&D投入已从2000年的3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4000亿美元，与美国的投入差距缩减至不到900亿美元(图表7)。按照当前中美经济发展趋势估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名义GDP就有可能超过美国。即便不考虑中美物价的差异，中国到2030年左右可以投入到科研的资金总量将超过美国，这有可能彻底地改变中美科研实力的对比。随着中国科研投入的不断提高，科技的正外部性和中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将会带来正向反馈，正的经济收益又会通过市场的力量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创新活力。

图表7：美中R&D投入差距缩小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图表8：中国名义GDP预计将超过美国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二) 启示：规则模块化、民用新DARPA、布局长远、鼓励民间合作

《无尽前沿法案》尽管是一部针对中国制定的科技竞争法案，但却汇集了美国过去100年发展国家科研体系的精华，可以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模块化制定规则，优化制度演进效率

《无尽前沿法案》总共覆盖四个立法目标，涉及到国防、立法机构、教育、企业等多个部门的合作，同时还包括人事、财务、职能等规定，但整体条理清晰、结构明确，这源于总规则具备模块化的特征。科技发展的总规则可以结合不同的模块，在每个子模块中，法案复用、继承了相关领域的有效的法律和规范。比如技术和创新理事会的相关规定引用了DARPA使用的“Section 1599h of Title 10, United States Code”，吸引高级人才的规则引用了“Section 9903 of Title 5，United States Code”，产业链安全汇报规则引用了“Section 1105 of Title 31, United States Code”等一系列条款。规则模块化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实践经验不断更新子模块规则，而不用改变总系统中其它模块的规则，这样可以以较低的 成本，不断提高系统整体规则的运行效率。

科技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产业和不同部门，在规则制定之初，应注意各子系统公用模块的分类和规则制定，这有助于系统规则更高效地采纳不同子模块的制度更新。从而避免局部规定需要适时变更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保证总规则有效率地演进。

建立类DTI机构，提高产业科技领域的创新效率

《无尽前沿法案》在民用科技领域建立类DARPA的组织DTI，主要就是想复制DARPA之所以能高效创新的经验。美国建立DARPA的初衷是希望在军事科技领域防止前苏联的超越，而建立DTI的用意在于维持对中国的产业科技的领先地位。显然，DARPA模式由于其高效的创新能力，极其受到美国的重视，中国在民用科技领域同样可以借鉴DARPA的创新机制。

除了高效创新这个优点以外，相对于基础研究或者军事科技领域，中国在产业科技或者民用科技发展上，可能更适合建立自己的类DTI机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具备了一定的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产业科技的需求日益旺盛，而这些科技需求很可能在全球都是最前沿的，很难通过跟踪海外获得。此外，美国挑战的是中国的产业链安全，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协同应对，中国建立类DTI的机构可以更好地协同相关部门应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和挑战。

布局长远，合理的顶层规划是前提

科技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糟糕的科研系统规划，很可能要几十年才能发现后果的严重。《无限前沿法案》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便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法案并未急功近利，而是布局长远，把资源投放在如何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试验基地和科研中心建立、成果转化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等制度设计和规划上。

在产业科技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一侧，因此我们更应该保持战略耐心，要舍得花精力合理规划好自身的科技发展机制，借鉴国际经验，统筹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在顶层设计层面保证我国国家产业科研体系可以具备与美国相媲美的高效研发制度。

鼓励全球民间机构交流合作，加强对国际科研人才的吸引

面对美国的科技“脱钩”，我们应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进一步在科技产业开展国际合作，吸引国际优秀人才。而在这一方面，民间力量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国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往往也是创新活跃的力量，并且具备自己的禀赋优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交流，并不应局限于国家层面。中国还应大力支持民间科技市场与国际接轨，进行非官方的科技贸易合作。政府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参与国际市场，不仅能增加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还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科研潜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人才吸引力。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民族主义兴起，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面临压力，我国依然应当保持开放姿态，通过更紧密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加强创新对话体制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挑战。

资料来源：

[1]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cy Stability for Renewable Energy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4–2009- Jiaqi Liang, Daniel Fiorini

[2] Why Government Succeeds and Why It Fails – Amihai Glazer and Lawrence S. Rothenberg, Laurence E. Lynn Jr.

作者信息：周子彭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520070004

来源时间：2021/5/16   发布时间：2021/5/10

旧文章ID：2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