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沱生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安全热点此起彼伏，军事安全摩擦不断上升，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地区内已隐现军备竞赛的态势。在此形势下，无论是从东亚各国自身的安全考虑，还是从整个地区层面的安全考虑，对东亚各国、特别是对地区安全影响最大的中美两国来说，开展军备控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东亚地区的主要军控问题

一是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防止地区核扩散。朝核问题产生的深刻背景是美韩与朝鲜的长期敌对。1992年首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有关各方曾就此举行多次、多种形式的对话谈判，距今最近的是2018年重启的美朝核对话，但这些谈判都以失败告终。当前，朝鲜已彻底跨越核门槛，初步拥有核武器;日韩两国也不时出现要求发展或部署核武器的声音，地区核扩散的形势十分严峻。

二是如何缓和台海军事对峙、防止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军事对峙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因冷战初期美协防台湾而不断加剧。中美建交后台海军事对峙的局面曾趋于缓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蔡英文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岛内“台独”势力进一步发展，加之美国日益背离“一中原则”，台海军事对峙再次升级，发生军事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大增。

三是如何消除东海军事对峙和避免南海军事化。东亚多国间长期存在岛礁与海洋权益争议，但在冷战结束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争议带来的安全摩擦并不突出。然而，近10多年来，随着争议各国加大主权声索和海洋开发，加之美国公开、全面介入地区争议，中日在东海业已形成军事对峙，南海军事化的趋势亦加速发展。东海、南海已成为新的地区安全热点。

四是如何保持东亚战略稳定。战略稳定历来是国际军控的核心。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大力发展、部署国家及战区反导系统，给全球与地区战略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在东亚，相关挑战突出地表现在美国与地区盟国开展反导合作、建立地区反导系统上。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中美战略稳定，迫使中国采取反制措施，而且加剧了中日、中韩间的安全摩擦。

五是如何避免中美在东亚、西太发生军备竞赛。近10年来，随着海空力量、导弹及各种军事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在东亚已形成较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美国则先后提出“空海一体战”“联合全域作战”等新作战理念，不断加强在东亚、西太的海空力量、反导部署及网络、太空作战能力，并计划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中美双方在上述军事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已有军备竞赛的态势。

二、中美对东亚地区军控问题的看法与政策

近年来，虽然东亚军控的必要性、紧迫性日益突显，但由于中美两国对地区军控问题的看法、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在军控合作方面几无任何进展。

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防止地区核扩散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和平对话，均衡解决有关各方主要安全关切，以同步、渐进的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建立半岛无核区;美国则坚持把对朝军事施压与制裁放在第一位，坚持只有朝鲜首先弃核才考虑解决其它问题，并决心永久保持对日韩的核保护。

在如何缓和台海军事对峙、防止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问题上，中方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大陆保持对台军事优势是对“台独”势力挑起台海危机与军事冲突的有力威慑，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减少以至停止对台军售并减少在台海的军事活动;美方却认为其有义务维护台湾安全，美对台军售和在台海的军事活动有助维持两岸军力平衡、防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在如何减缓东海军事对峙和避免南海军事化问题上，中方认为正确途径应是地区内有关各国开展外交安全对话，坚持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建立双边与多边信心措施、行为准则，和平解决争议，而域外国家不应介入、干涉;美方却将介入地区争议、强化军事存在、加强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军事合作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力图以此迫使中国在主权权益上做出退让。近年来，美国的干涉政策已使其成为东海军事对峙和南海军事化趋势不断深化的主要推手。

在如何保持地区战略稳定问题上，中方认为，美与盟国建立与加强战区反导系统将引发地区局部对抗甚至军备竞赛，破坏中美战略稳定和地区战略稳定，因而强烈要求美停止一切反导部署;美方却声称地区反导部署并非针对中国，其对维护美国及盟国安全十分必要。此外，近年来美国还出现了降低核门槛、以低当量核武器应对中国在东亚拥有的常规军事优势的声音。

在如何避免中美在东亚、西太发生军备竞赛的问题上，中方认为其海空力量、导弹都驻扎在本土，完全是防御性的，这与美国在中国“家门口”部署、加强军事力量的性质完全不同，美应逐步减少或至少不应强化在东亚的军事部署;中方还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进行网络战。美方则认为，保持与加强美在东亚军事存在是基于其盟国及伙伴国的要求，是维持美地区军事主导权的需要，在新形势下美日军事合作还将向外空与网络领域拓展。

在东亚军控问题上，中美唯一有较多共识的是双方都认为应该加强危机管理，但对危机产生的根源仍存在严重分歧。

此外，还应指出的一点是，近年来中美两国对待国际军控的态度已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美国是国际军控体系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中国则是后来者。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国际军控持积极态度，而美国的态度却越来越消极，甚至不断退约，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如若美国不尽快扭转对国际军控的消极态度，未来中美在东亚军控问题上开展合作将非常困难。

三、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1年1月，拜登出任新一任美国总统。从目前看，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强的延续性，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点：如希望避免与中国陷入“新冷战”、冲突与对抗，愿意与中国开展必要的对话合作，较为重视国际军控等。这为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使其脱离冷战边缘提供了一线机会。

在此形势下，中美双方应抓住这一机会窗口，在安全领域推动东亚军控合作，为避免发生地区军备竞赛与中美军事冲突而共同努力。

首先，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防止地区核扩散问题上，建议中美首先开展两项合作：一是坚持半岛“双暂停”;二是带头恢复并支持有关各方与朝鲜恢复双边对话。在此基础上，双方应努力推动重启四方或六方会谈，由多方共同商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路线图。这三项合作的开展有望对未来逐步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地区核扩散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其次，在缓和台海军事对峙、防止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问题上，建议中美双方从两点做起：一是切实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将危机管理认真落实到危机防范与危机控制的全过程。二是为消除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加剧的战略互疑，双方应尽快恢复战略沟通，在“一中原则”基础上重建战略互信。只有上述两点取得实质性进展，严峻的台海形势和军事对峙才有望得到缓解，台海居高不下的军事冲突风险才可能下降。

第三，在缓和东海军事对峙问题上，近年来中日两国已经做出一些重要努力，取得了某些积极进展。未来，坚持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和各种安全对话，重启东海共同开发谈判，将是中日双方继续努力的方向。美国应对中日缓和军事对峙的努力予以积极支持，而非不断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中日安全关系的逐步改善将减少中美因第三方因素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四，在避免南海军事化问题上，当务之急是中美在加强危机管理、防止意外冲突发生的同时，就避免南海安全困境和南海军事化举行战略磋商。磋商中，两国应就均不谋求南海霸权及与东盟国家共同致力于将南海建成和平、友好、合作之海达成共识，从而为双方在南海逐步减少军事活动打开大门。此外，美国表态支持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稳定，中国表示愿与美国共同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这些也将对避免南海军事化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在维护地区战略稳定问题上，当前最重要的是美国不继续扩大地区反导部署和不在东亚部署低当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美应尽快启动高层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把保持地区战略稳定作为对话的一项重要内容。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可能涉及的诸多议题都与地区战略稳定息息相关，其启动并取得进展将对促进东亚战略稳定带来积极影响。

最后，在避免中美在东亚、西太发生军备竞赛的问题上，中美可首先做出两项努力，一是把有关问题置于双方将重启的外交安全对话和两军对话之中;二是通过对话，争取在增加军事透明度和建立军事信心措施方面首先取得突破。这两项进展将为双方下一步采取更实质性的军控措施创造必要条件。此外，如果美国近期放弃在亚太国家部署陆基中导的计划，显然将对缓和中美军事竞争带来积极影响。

有必要特别指出一点，不同于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军备竞赛，在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军事竞争中，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国家之间尚未形成敌对关系，而且各国的军费开支、军事活动也远未达到美苏那种针锋相对的程度。中美及东亚各国应共同努力，决不重蹈当年冷战双方先持续扩军、开展军备竞赛、而后又不得不进行军备控制的覆辙。早日把军控提上日程，管控、解决好地区热点问题，防止军事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发生，避免地区内出现军备竞赛——这应是中美及东亚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时间：2021/5/18   发布时间：2021/5/14

旧文章ID：25034

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各界对中美关系转圜充满期待。从中美元首除夕通话到三月份的阿拉斯加对话，中美之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吸引着世界目光。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未来何去何从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重点关注。在日前举行的2021中美外交论坛上，数位中美各界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就“中美多元公共外交如何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展开讨论，试图共同为当前中美关系找寻出一条真诚务实、和平发展、理性合作的解局之道。

笔者观察到，在讨论中，中美嘉宾都认识到在当前两国关系状况下，“对话比不对话好”，相互之间的交往应更加兼容并包。具体来看，有嘉宾认为中美地方层面的交流合作十分重要;有嘉宾则重视中美青年人之间的交流;还有嘉宾认为中美之间的交流在主体和观点上都应该更加包容。此外，还有嘉宾重点就中美公共外交原则提出看法，认为应打消疑虑、相互尊重、善意交往。

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总裁杰拉德·格林表示，如今大家都不讳言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但是两国合作的一些成果似乎已经被当前的对立所削弱。从地方层面来看，中美之间的对立会小一些，合作会更多一些。以美国加州为例，加州同中国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深厚的，涵盖经济、文化、体育、健康、旅游、学术等各个方面。在过去中美之间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的合作领域，我们应该持续合作。同时，也希望中国朋友理解，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信奉“美国优先”的理念，因为“美国优先”会让美国成为孤家寡人。当前全球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没有哪个是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解决的，都需要仰赖全球合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薛澜表示，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超过了过去。我们应该在公共外交中提高包容性，去融入更多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高校学生等。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思想上的兼容并包，同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展开交流对话也会带来很大的信息输入。中美各界需要更加坦诚和深入的对话，双方需要有机会去表达各自的观点，并进行讨论甚至辩论。此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深入研究来分析中美当前具有争议的问题，以辩驳那些误导公众舆论的错误事实。

外交学院副校长王帆表示，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合作成绩。四十年来，中美在经济上不断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中美关系的发展史表明双方的合作是务实的、共赢的，不是放空炮。现在的中美关系面临非常严峻的时刻，中美之间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机制也越来越少。“作为一个高校教授，我特别希望中美之间的高校学生交流合作能尽快恢复并得到发展。”下一代人永远比上一代人更聪明，应该让青年人更多发挥创新的智慧来解决中美关系这一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此外，他还建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一是，不要因意识形态差异影响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二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大国冲突的教训。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学者、前副会长包道格表示，中美之间若想有一个多元的交流方案，就需要有一个起步的地方。不幸的是，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双边合作都要始于单点的努力。中美之间应该打破疑虑，使公共对摆脱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表示，现在中美关系困难重重，重提公共外交很有意义。要做好公共外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弄清楚对象，公共外交是对别国民众开展;二是相互尊重、真诚相待，这是善意交往的起点;三是需要换位思考，这是善意交往的途径;四是强调重事实讲道理;五是讲求手段的正当性，这是善意交往的底线;六是求同存异，这是善意交往的前提。

在笔者看来，中美两国的公共外交符合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更加有助于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在未来的公共外交实践中，中美各界应认识到：其一，中美两国的竞争将存续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美要竞争，但是要良性竞争，并在竞争中谋合作;其二，双方真诚、坦率的对话十分重要，要促进对话主体的多元和观点的多元，在多元交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

此外，笔者认为，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确实十分重要。如果中美双方的青年人对两个国家缺乏了解，势必不利于未来的两国关系。青年是世界的未来，对未来塑造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秩序和发展都将发挥很大作用。因此，在中美公共外交中推动并强化两国青年交流很有必要。

来源时间：2021/5/18   发布时间：2021/5/18

旧文章ID：25033

作者：陈相秒  来源：联合早报

拜登政府上台百日，先后发布了《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及《2021年度威胁评估》，同时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参议员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国新的对外战略轮廓渐渐浮现。

如一些观察家所预测，拜登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与其前两任有一脉相承之处，如保持常态化的航行自由行动、派遣航母展示实力等，但在一些看似雷同的行动背后，实则隐藏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和目标。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重建盟友关系成为美国新政府南中国海政策的首要任务。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声称将打造圈层、网状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实则是“单打独斗”，在外交实践中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龃龉不断，亚细安多数成员国及日本、英国、欧盟及印度等区域内外国家和地区组织，对美自2017年以来的南中国海政策亦保持一定距离。

其中，作为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主要盟友的菲律宾，与特朗普政府涉南中国海问题的互动关系，在过去四年里渐行渐远，远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杜特尔特政府一度因担心菲美南中国海互动将有损中菲经贸关系，而试图减少对美在南中国海部署和行动的支持和配合，不止一次表示将停止与美联合军演，还在2020年初提出终止菲美《部队访问协议》。

拜登上台百日，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主要内阁成员，至少已四次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拜登政府将美菲军事同盟关系摆在首位的南中国海政策，赢得了菲方的积极回应。菲政府在“牛轭礁事件”发生后曾暗示将向美寻求帮助，而在此之前菲方声称“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不应影响第三方利益，这一立场与美主张高度吻合。

第二，一改特朗普政府一味追求冲突、对抗，拜登政府奉行的是在竞争重建领导力的南中国海政策。从2017年到2020年美在南中国海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既包含了侦察和试探底线的目的，同时也带有战场建设和战争准备的意味。美军四年中在南中国海部署了核潜艇、航母、战略轰炸机等攻击性力量，战机抵近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距离也屡屡刷新纪录。

对抗、冲突是特朗普时期中美南中国海较量的主要特征。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并未放弃在南中国海遏制中国的意图，一如既往地强调以力量对比压倒性优势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秩序主导权的重要性，并已两次在南中国海对中国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数次派遣航母进入南中国海，其中包括一次双航母行动。

拜登本人在2月初公开声称，美国将与中国展开“极端竞争”而不是“完全冲突”。今年2月以来美国涉及南中国海问题的外交和前沿军事行动，体现出了这一“非冲突型极端竞争”的战略。

第三，拜登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抛弃了单边主义，转而采取小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虽一再推动日、澳、英等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并重启四方安全对话，与越南等声索国保持密切互动，但其南中国海政策总体反映单边主义的原则，日、澳、印度对特朗普政府参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等单方面要求和强逼利诱并不待见。

较具代表性的是，2020年上半年马来西亚对美国借中马海上对峙之机，派遣军舰策应，马方公开回应拒绝。在去年8月的亚细安外长会议和10月的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大谈南中国海问题、力促各国建立联合阵线，但这些都只是特朗普政府借多边场合推行单边政策，难以引起各国共鸣。

譬如，蓬佩奥曾在亚细安外长会议上，嘲讽亚细安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只说不做，缺乏实际行动，但亚细安除越南外的多数国家，对于美方的这一单方面呼吁并不理睬。此例证明，美方实则是想把一厢情愿的构想，强加给各盟友和伙伴国，但往往难以奏效。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尤为注意协调各方立场。首次四国领导人峰会提及南中国海秩序面临挑战，美和日本及亚细安国家的对话中，也多有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但从会后发布内容看，显然侧重利用多边框架，形成以重叠利益诉求为重要基础的一致政策立场。其中，四方安全对话等小多边主义，是拜登政府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原则。

美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2020年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称美赢得对苏联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拥有数以百计的盟友，在同中国的竞争中，也应格外强调盟友和伙伴国的重要性。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概括了冷战的特点，也充满了冷战的思维。以恢复美国在南中国海及西太平洋地区秩序支配性地位为使命的拜登政府，正是循着这一传统的冷战思维，依托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以南中国海问题为重要着力点，组建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

未来，美国南中国海政策将随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出台，及海上行动部署的展开而渐渐明朗。可以料定的是，增加在菲常驻军力、在越等沿岸地区获取新的军事据点、将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向南中国海扩展、对以“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为重点的地区规则构建施加影响、向南中国海增派无人武器系统和海警力量、打造“美国-日本+”的竞争框架等等，都将是美国未来围绕南中国海问题的可能政策选项。

在拜登时代，南中国海可能会成为美发起对华新冷战在安全领域的主战场，而亚细安因南中国海问题而分裂的态势将加剧。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竞争和海上争端引发的冲突，则势必更加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18   发布时间：2021/5/13

旧文章ID：25032

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卡托研究所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

美国正在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它为华盛顿对抗中国的政策提供更多支持。日本领导人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取悦失去耐心的盟友和保护者，一方面又要避免采取可能损害日本自身与北京关系的立场。东京微妙的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尤其当有争议的台湾问题成为焦点时。

这一点在最近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峰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两位领导人4月17日在华盛顿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52年来峰会公报首次明确提到台湾问题。此外，菅义伟在会晤后立即对记者表示，两位领导人一致“反对用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

然而，正如长期研究东亚问题的分析人士艾伦•托纳尔森所指出的，“‘反对’可以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如一份严厉的外交照会，若干制裁。也许措辞非常严厉，或者是多项制裁”。不过他认为，“菅义伟和其他任何日本领导人都不曾说‘如果中国攻击台湾地区，我们也会派出军队’。”事实上，就在几天后，菅义伟发表评论，暗示东京的支持是有关键局限性的。4月20日，在回答国会反对党议员的提问时，他强调说，尽管与拜登的联合声明提到了中国台湾，但是日本军队不可能对台采取军事应急行动。

一方面觉得有必要给人留下他们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印象，一方面避免做出可以带来麻烦或更糟后果的实质性承诺，日本领导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2020年夏天，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向欧洲和东亚的盟友施压，要求它们与华盛顿一道对北京采取惩罚性政策，以回应中国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

这些国家的反应明显是不支持，日本的立场也不例外。经过一周多的内部辩论，当时安倍晋三首相的政府甚至拒绝与美英澳加一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香港的行为，更不用说像华盛顿建议的那样实施制裁了。有新闻报道称，这一决定令美国领导人感到“失望”。

尽管随着中美之间的争议越来越大，日本一直试图避免卷入其中，但日本官员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代价还不太高的时候采取措施安抚华盛顿。为此，日本增加了其海军在南海的巡逻，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采取反对态度。几十年来首次愿意将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峰会的声明，也是安抚华盛顿的又一个例子。

不过，日本领导人的这种平衡行动能维持多久目前不得而知。东京有充足理由不去对抗它大而强的邻国。单是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联系，就足以让它慎之又慎，因为破坏这种关系会给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东亚若发生导致中日爆发战争的武装冲突，那将是更大的灾难，日本官员完全清楚其后果。分析家托拜厄斯·哈里斯在《外交》杂志上写道，“日本的地理、经济和国内政治，对它参与美国领导的对华冷战将有不利影响”。热战中就更是如此。

然而，日本领导人也不愿与美国决裂，不愿在没有美国安全庇护的情况下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华盛顿并不隐讳打安全牌，这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尤为明显。特朗普缠着日本(就像他缠着美国的其他盟友一样)，要求日本为集体防御努力做更多贡献。他还暗示，如果不能更多地分摊负担，华盛顿有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防御承诺。

然而，他的政策并不是只有大棒而没有胡萝卜。他重申了巴拉克·奥巴马最初采取的立场，即美日共同防御条约涵盖钓鱼岛问题。随着围绕这些岛屿的争议近年不断升级，这个问题对于东京越来越重要，而华盛顿对日本立场的支持被认为是关键。

拜登减轻了分摊负担的压力，而且其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确认防御条约涵盖钓鱼岛问题。但让日本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外交立场，却是4月峰会声明中显而易见的交易。

北京本可以采取措施，来大大增加日本抵御华盛顿劝诱的动机，缓解它自己在钓鱼岛领土主张上的压力。然而，中国反其道而行，增加了海军在“争议”岛链附近的存在，同时征召渔船队也这样做，言辞也越来越强硬。即使从纯粹的短期战术角度看，其效果是将东京进一步推向华盛顿怀抱。中国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方法。

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东京的处境也不值得羡慕。它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安抚其强大邻国，也要安抚长期的盟友和保护国。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日本也许就无法再继续保持微妙的平衡了。

来源时间：2021/5/18   发布时间：2021/5/18

旧文章ID：25031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领域内一直在酝酿着规则的重构。在中美关系转向，中国长期受到美国政府对中企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制裁之际，中欧关系却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局面。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以视频形式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经7年35轮的谈判，中欧投资协定修成正果。这一宏大规模的谈判，其难度并不亚于中国此前的“入世”。此时中外各界人士普遍认为中欧投资协定不仅将惠及中欧双方，也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然而乐观的期待往往会遇到现实的“反弹”。

当时中国政府对这一协定表现出明显的“乐观”。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詠箑在当晚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表示，中欧投资协定致力于制度型开放，协定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市场准入的承诺，这将为中欧双方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此外协定还包括公平竞争规则，可以为双方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协定是中国适应全球投资协定主流的谈判风向所做的承诺。李詠箑强调，欧方也在协定中对中方承诺了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双方的市场准入承诺也不局限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了促进便利投资，协定还有专门的条款允许与投资有关的外汇转移，并对与投资有关人员的入境也做了规定和承诺。在市场准入方面，中欧投资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而且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的形式作出了开放的承诺。在公平竞争规则方面，协定更是立足于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双方就企业补贴、透明度、技术转让、标准制定、行政执法、金融监管等与企业运营等密切相关的议题达成了广泛的原则性共识。可以说，如果协定顺利执行，那将是中欧深度合作与政治互信新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向西方投资市场发出的一个有力且革新的信号。

本质上讲，中欧投资协定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文本。具体条文需要中欧两方团队以及欧盟27个国家政府(议会)批准。协定体现了国际主流的投资原则，这一点与TPP、TTIP在投资方面的偏好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明显的内在超越。这个协定注重对等承诺，它是中国政府融入全球投资体系的一大标志性举措。协定明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尽管面临压力，但中国政府在承诺上有三大突破。

其一，承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涵盖所有领域。国民待遇既涉及投资准入阶段，又覆盖企业运营过程，明确了透明度条款，要求公开“补贴”的透明度，注重规则构建，这些承诺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其二，严格具体的国企监管机制。协定进一步具体化了世贸组织对“国有企业”的约束，严格规范补贴，严格国企监管机制，协定没有使用“国有企业”概念而是以“涵盖实体”代替所有的盈利与非盈利、国有控股和非股权控制企业、国家指定垄断和指定寡头等实体;严格实施非歧视，监管一方在提出请求时，有义务提供公司在法务、税务、资产、豁免等领域的信息，同时监管必须保持公正性、独立性和非歧视性。其三，中国在协定中明确了“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中国承诺以主动、持续不断的努力来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和第105号规定，废除和反对强迫、强制劳动。中国在这一协定中首次公开承诺“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同意不以降低劳工标准来吸引投资，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废除强制劳动。双方还表示要提高其他方面的标准。这一承诺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进一步降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但遵守这些精神是国际经贸的趋势所在，中国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总体看，这是中国力图实现更深层次开放、继续推进国内“政商体制”改革，向全球发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创新社会治理的信号。

由于与中国在经贸投资上存在巨大的利益，欧陆制造业大国德国力推这一协定的达成。德国总理默克尔非常希望促成此事，以便在卸任之前再增加一项政绩。初步协定达成后，就进入欧盟议会以及各国的审查批准阶段。作为2020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及默克尔本人为此在欧盟内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5月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由于欧盟与中国互相制裁后双方外交关系恶化，欧盟委员会争取批准该协议的行动实际上已暂停。其实如果从单个国家考虑，欧洲有不少国家早已和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陆续与瑞典、德国、法国等国签署了BIT协议。但当欧盟作为联合经济体出现后，中国亟须与欧盟签署总体性新协议。然而此时欧洲的治理模式已经改变，中欧任何经济外交上的文本成果，尤其是重要的多边协议，都会面临欧盟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挑战。

德国力推的这一协定其实在欧盟内部就面临诸多冲突。布鲁塞尔就该协定的内容进行过事无巨细的长时期审核讨论。有些专家的评价简直是毁灭性的，他们认为协定显然是为了在年底前交差而仓促完成的。比蒂科夫作为欧盟议会中国议题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对这份以27个成员国名义洽谈的欧中投资协定充满疑虑。欧盟议会中的各个党团代表都对这个文本有所不满。欧盟议会要对这份协定达成共识，至少也要等到今年年底。协定还需要得到各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理事会的首肯。总之，走完整个批准生效的流程还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那些同中国经济关联不大的中东欧小国反对协定的呼声更是明显。

由于协定主要是针对原则性、开拓性的事务进行谈判，因此就难以顾及众多的细节，如此则会进一步招致新的批评。比如，对协定文本进行评估的波兰国际事务协会不认同欧盟谈判代表的看法。该协会在发布的评估报告中称，文本没有确立真正的“仲裁机制”来保护在中国市场受到歧视的欧洲企业。但真正使欧洲精英对这一协定持批评态度的核心原因，依然是他们对中国目前的“政商关系”的看法。例如，波兰国际事务协会的瓦努科夫斯基表示：“我们认为，如果西方企业想要利用这种仲裁机制，就有可能会被中国市场排除在外”。他表示，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因此相关协定能否得到贯彻执行是没有保障的。欧盟委员会也警告说，不应对这份投资协定投以过高期望，协定本身并不能够解决“人权”和“强制劳动”问题。欧委会工作人员哈格尔表示：“协定本身对解决上述问题会起到促进作用。投资协定是一个目标。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两个议题应该划分开来。但中国至少首次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表示了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3月22日欧盟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罕见地在同一天宣布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行制裁，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一些知名智库和学者。欧盟和欧洲议会领导人对被中国制裁的多名议会成员表达“支持”，以显示对中国的“不满”。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取消了一个有关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由于不认同中国的劳工政策，3月24日H&M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将禁用新疆棉花，不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随后，一系列涉及棉花采购的西方企业公开声明抵制中国棉花，这招致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弹。中国与欧盟之间所形成的短暂“蜜月”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逆转。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环境“不利于”批准2020年底达成的欧中投资协议。欧盟已暂停敲定欧中投资协定的努力。欧委会副主席甚至表示：“我们不能忽视欧盟与中国之间更广泛关系的背景。”欧盟此后对中国实施制裁，指控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这是欧盟近3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

因为不满中国反制裁，欧洲议会临时取消审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可能影响到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和欧洲议会对投资协定的核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居拉(Winkler Gyula)在一份推文中说，“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的，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另外，随着中欧关系日益紧张，欧盟政治精英重点评估了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脆弱性”，并积极做好冲突情境下的应急准备。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欧盟委员会决定针对六个战略领域进行审查，包括原材料、半导体、电池、氢能、云计算等领域，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可能依靠不同的贸易伙伴实现供需多样化。可以说，冲突“蝴蝶效应”的背后是欧盟深层次的对华政治不信任，本质上是对中国体制和经济管理制度的不满。

这个协定表面看是一份普通的经贸规范，但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多人会从战略层面进行解读。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突然在多个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关键领域对欧盟做出了重大让步，从而与欧盟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有助于中国获取对美的优势。有媒体报道称，北京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拉拢欧洲国家“瓦解”拜登新政府与盟国组建“抗中联盟”的一项重大措施。其实这只是一面之词，中国长期努力寻求达成协定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在规则和规范上力图进一步与西方世界进行协调的举措，中国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加速中国国内的改革。

投资协定的暂时搁浅表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可能阻碍全球化进程。中欧对于劳工、人权的不同解读甚至会触发集团与国家之间的系统性对抗。美国和欧洲将开放和非歧视性的投资环境、公平竞争、对投资者的强有力保护、公正且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公众参与、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作为国际投资七项重要原则。部分要素与中国的政治、商业文化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欧投资协定是在规范领域的突破，但众多的领域涉及“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紧张之际，一旦存在涉及中国主权的敏感事件，中国政府对主权的坚守态度则会一以贯之的以“刚性姿态”进行表达。

对象行为体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势力是中国签署跨国协定不应该忽视的力量。由于特定事件，中欧在发生冲突后，默克尔等政治精英依然极力支持这一协定的推进。但整个欧盟层面以及欧盟主要大国内部都蓄积着对这一协定的不满与非议。一旦中欧大环境走弱，欧盟内部力量更有利于部分怀有“异议”的政治精英以此为借口，推动“冲突情境”，降低合作的可能。

投资协定的受阻还意味着中欧在谈判中存在着“不成熟”，难以有效且坚定地约束冲突，或者引导各方形成合力。尽管中欧双方持续多年的谈判使得文本方面已近成熟，反映了各方的“善意”和“让步”，但在新冠疫情的独特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变得越发脆弱，各国表现出“国家安全优先”的偏向。东西方间的冲突越发走向深入，意识形态、文化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极容易成为冲突的新导火索。尽管意识形态并不绝对是跨国商业合作的阻力，但在特殊时代下，意识形态的差异就可能是政治不信任的根源，甚至是冲突的“导火索”。

这个投资协定的搁浅，意味着中欧双方都需要为此付出极大的“沉没成本”和“代价”。在中美BIT谈判冷却5年之余，中欧投资协定原本被视为中国跨国公司对冲对美国市场依赖的一个契机，然而现实却表现出如此的“脆弱性”。尽管中欧协定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但“雨过地皮湿”，通过此事，双方政治精英能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客观存在的制度距离与认知差异。应对这一分歧，又需要在未来制造更多的机缘，推动更多的要素来对接，以消弭或冷却这一“消极因素”。

客观讲，中欧不存在明显的地缘政治冲突，欧洲更不是美国的附庸。因“意识形态”的争执而将已有的成果冷却并非是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或许双方“求同存异”，积极预防更大的“负外部性”发生，秉持最大的“善意”，才是这一协定继续保持“生命热度”，造福中欧双方跨国公司的根本。

作者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产业投资与国家安全。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3

旧文章ID：25029

作者：朱英璜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的友好交往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中美关系的学者，也是最早呼吁中美两国进行接触的美国学者之一。

2021年2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时曾表示，傅高义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呼吁采取理性对华政策，并参与起草《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傅高义教授为推动中美两国人文交流、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纪念傅高义教授，切实推动中美学者的交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举办了“傅高义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美双方数十位专家学者，学者们在发言中追忆与傅高义教授相处的往事，总结了傅高义教授为促进双边平等友好交流做出的努力，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

朱英璜：《中国日报》原总编辑，太平洋基金会顾问

首先，我要感谢这次纪念会议的主办方，因为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在北京召开一次会议来怀念傅高义教授。傅高义教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毕生致力于帮助人们了解亚洲，特别是日本和中国。

I would like to first of all thank the organizers for this memorial meeting, as I was one of those who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need a meeting in memory of professor Ezra Vogel, a great scholar who devoted his whole life in 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Asia, Japan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正如今天许多嘉宾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贡献和他的崇高使命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和钦佩。这也与当今的国际形势高度相关，近几年中美关系的恶化使人忧心，中美两国都需要更多像傅高义教授这样能够真正了解彼此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学者，可以客观地看待彼此的优缺点，也懂得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尽自己所能帮助弥合彼此认知上的鸿沟。这在当下非常重要。

As many of the speakers have said today, he was a great scholar deserving our great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hi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contributions and his noble mission for a better world. This is highly relevant today, as we are seeing the deteriorating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I do believe we need more 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the US, who can, just like Professor Vogel did, genuinely understand each other’s culture, history, values, objectively see each other’s merits and demerits, know how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and do what they can to help bridge the gap of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This is so important today.

我记得傅高义教授在接受周柳建成先生主持的“太平洋对话”节目中所说的话。他在采访中说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的原话是，“我希望如果一月份新总统上台，我们可以开始尝试改进两国关系，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美国新总统即将宣誓就职，明天我们就将看到拜登在白宫的就职典礼，但人们关注的远不止这些。美国新一届政府将给美国、给世界，特别是对我们来说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将拭目以待。我的观点是，也许我们不应该抱有太高或太快的期望，但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紧迫感，来开展更多的会晤和对话，以便将我们的关系重新拉回到更加正常、健康的轨道上来。我想这是傅高义教授所希望的，也是我们需要坚定努力的方向。谢谢。

I remember what Professor Vogel said, during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James Chau in the program called The Pacific Dialogue, that he had a strong wish. He said, “I’m much hopeful that if we get a new president in January, we can begin to try to pull the relations back to a better one”. Now the new US president will soon be sworn in and tomorrow we will be watching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new US president, Joe Biden, in the White House. But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more than that.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what changes this new US administration brings to the US, to the world, and for us in particular,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 My point is, maybe we should not expect too much and too quick, but we do need a sense of urgency to start more meetings and dialogues so as to reset or re-calibrate our relations to a more normal and healthy track. I think this is what Professor Vogel has wished, and what we need to follow with more determined efforts. Thank you.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旧文章ID：25028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5月14日在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竞争共存是中美关系的正确打开方式。

文章称，中美关系正走向进一步对抗，因为对美国总统乔·拜登来说，国内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太大，他无法寻求重启关系。

文章表示，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问题是拜登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将两国这种对抗性关系推向其他国家，迫使它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幸运的是，拜登团队是一群很务实的人。

文章指出，不久前，特朗普政府强烈要求各国在其5G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中不要使用中国设备。尽管有些国家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去做了，但大多数国家非常策略地避免了作出抉择。

文章称，除非出于其他重要原因急需让华盛顿满意——譬如，英国需要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在脱欧后与美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不然，还是要避免与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合作而将另一个排除在外。

文章强调，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北京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以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如果华盛顿提出与美国做生意就必须不与中国做生意的要求，那就有可能把世界大部分国家“让给”北京。

文章表示，拜登团队清楚这一点;它也比特朗普政府更理解国外对美国的看法，并且明白试图迫使各国作出这样的痛苦抉择的局限性。

文章指出，华盛顿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在尽可能多的第三方国家竞争共存。奉行竞争共存的政策将极具挑战性。美国的对华鹰派会反对美国在那些也与中国人做生意的国家投入资金，但这是关于对抗中国的错误思维方式。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旧文章ID：25027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5月13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受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一文，作者为肯·莫克。文章认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还强硬”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姿态使然。全文摘编如下：

乔·拜登几十年来以参议员、副总统和如今的总统等各种身份与中国这位巨人打交道。考虑到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愚蠢的。此外，他需要中国合作来兑现他的许多竞选承诺，包括气候政策和经济复苏。为此，拜登寻求与中国和解是明智的。

然而，可悲的是，和解将不得不退居次席，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意见一致。他们反对任何国家获得可以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

视中国为“最大威胁”

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崛起受挫。90年代，美国又通过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在苏联的内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新的“敌人”，因为它敢于奉行一种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现代化方面的的确确取得成功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美国没有遇到过像中国这样在上述全部三个领域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遏制。唐纳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位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总统，但他把这项政策置于前台中央，挑起贸易和技术战争并提出所谓“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这样一来，特朗普就使中美关系跌至自上世纪70年代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最低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将美国的所有弊病都归咎于中国。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那些在贸易战中遭受损失的人(比如农民)，不仅容忍而且欢迎特朗普的反华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可能会引起政治反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拜登会延续特朗普的贸易战、技术战和亚太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在对中国的强硬程度上，拜登可能想表现得超过特朗普。拜登采取“强硬”对华政策，大概是为了防止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因为这位前总统的政策给美国造成了灾难。

对华强硬得不偿失

美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确增长了6.4%，不过这是因为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支撑国内消费和救助企业。虽然这项政策有助于短期复苏，但它可能会危及长期经济前景。

庞大的开支导致政府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估计已分别超过15%和130%。这些债务数字将限制推动疫情后复苏的财政政策的效力。虽然拜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可能会在短期内创造所谓“经济奇迹”，但它们可能会成为毁掉经济的特洛伊木马。

拜登在亚太地区和欧洲招募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来遏制中国崛起，这一政策可能会危及全球安全，包括美国自身的安全。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中国似乎已准备好与美国及其盟友摊牌。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中国制定了“双循环”战略，引导内需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推广高度成功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切都旨在应对美国和欧盟的脱钩意图。

拜登很可能充分认识到，“强硬”政策不会奏效，也可能不会诱导美国企业离开中国。最近美中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企业计划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超过85%的企业无意离开中国市场。

事实上，中国很重要，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唯一有可能把世界从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中解救出来的大型经济体。

许多美国企业、州和地方政府反对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要求拜登放弃特朗普的贸易战，寻求与这个亚洲大国和解。他们正确地指出，与中国“脱钩”得不偿失。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既是美国公司的“工厂”，也是它们的市场。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还强硬”呢?简而言之，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姿态使然。

此外，还有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他们誓言不让任何国家获得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已经成为唯一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

重启中美关系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明智的。但美国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全球主导地位的执着却成为阻碍。

来源时间：2021/5/17   发布时间：20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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