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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选举武器的关税：中美贸易战的政治地理学 — 贸易政策、报复、反当权者投票及其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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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Sung Eun Kim，韩国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Yotam Margalit，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

【编译】陈想(国政学人编译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扎西旺姆

【审核】王川

【来源】Kim, S., & Margalit, Y. (2021).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1), 1-38.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在试图强加自己的意愿或获得让步时，一直使用经济手段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从禁运、制裁、违约威胁到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手段层出不穷。然而在2018年，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使双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用了不同形式的经济压力，即对贸易伙伴主要出口商品征收关税。

传统上，政府征收关税的决定被视为政治家笼络利益集团或从游说团体处获得财政捐款的工具。然而，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展现出贸易政治的另一面。中国对特定产品征收关税的策略，也许是为向其贸易伙伴施加外部政治成本(external political cost)，而非迎合国内利益集团的需求。

本文对贸易战的分析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国选择对特定产品征收关税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旨在减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党支持的政治战略?其次，如果它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该战略在对共和党候选人施加选举成本方面的成效如何?最后，为什么选民对征收关税的政治反应是这样的?

分析表明，中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选择遵循一个明确的政治逻辑，即在共和党人社会基础雄厚的地区生产的产品更可能成为目标。因此，如果贸易关系恶化严重影响某地理区域或行业，这些区域的居民或目标行业的工人更有可能在选举中惩罚共和党人。证据表明，更易受到关税影响的选民可能更了解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认识到其不利影响，并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应对这一局势负责。

本文对贸易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提供新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会对投票产生重大作用。这与罗戈夫斯基(Rogowski)提出的框架一致，表明贸易风险的变化(不论增加还是减少)具有重要的、理论上可预测的政治影响。研究表明，战略性制定的关税政策可以作为一种巧妙的制裁形式，对贸易伙伴的政府施加有针对性的选举成本(electoral cost)。

文章导读

01 贸易政策、报复与反当权者投票

近期大量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不利经济影响带来了显著的选举后果。这些研究仍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信息是否真的会影响人们的投票方式?首先，在贸易问题成为突出话题时，人们可能从新闻中了解到这一点。选民也可能从他们偏好的政治家或反对党代表那里获得信息。他们还可以从雇主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那里了解到贸易的影响，他们可能试图在特定的政策问题或倡议上动员工人。

与之相反的逻辑是，外国政府可以通过对有政治重要性的行业和选区的商品征收关税来寻求贸易伙伴的让步。这与“巧妙制裁”(smart sanction)的逻辑相似，这种工具在针对政府支持者的同时将对更广泛社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一些并行研究为本文的一些猜想提供依据。费泽尔和施瓦茨(Fetzer and Schwarz)发现，传统上共和党支持率较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而夏芝和厄尔巴奇(Chyzh and Urbatsch)的调查显示，共和党的选票份额在大豆生产县中下降尤为明显，这是中国早期关税的一个突出目标。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选民对贸易战反应背后的行为机制，以及地理单位遭受报复性关税(retaliatory tariff)的程度。这从国内政治层面为中美贸易战提供了不同的见解。

02 数据

·关税影响范围

本文衡量报复性关税的影响范围，即每一地级区受雇于目标行业的工人比例。这一衡量标准通过将商品与雇佣关系联系起来，反映关税影响程度的地理差异。目标行业就业份额接近易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劳动力规模，这反映了战略预期的选举成本。数据反映不同地区和州所受影响差异极大。

图一国家层面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程度

·选举地理

为检验报复性政策的政治化程度及其选举结果，本文将受关税影响率与选举的地区结合起来。并将摇摆区(swing district)定义为在2014年和2016年众议院选举中，两党的选票份额在40%到60%之间的地区。进而考虑调查对象是否在摇摆选区内。

03 中国报复性关税的政治目标

中国对关税产品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为减少共和党候选人选举支持的努力?鉴于在美国的许多地区，两党之一享有巨大、几乎不容置疑的优势，中国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和党候选人竞争的摇摆地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票的微小变化也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在第一轮报复性关税中，中国将坚果列入商品清单。事实证明，坚果种植业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科恩县(Kern)和弗雷斯科县(Fresco)是占全美坚果种植业就业人数30%以上的地区，也是共和党的两大据点。因此，中国对坚果征收的关税对加州第21区共和党人占多数县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研究同时发现，对一篮子不太依赖美国进口的商品存在广泛的替代关税安排，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向共和党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而非最大限度减少对中国市场进口的潜在干扰。本文观察到的生产政治地理和地区受关税影响率间强有力的联系表明，选举考量在指导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二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两党选举中的份额与2014年和2016年选举中的竞争区

04 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选举影响

中国对共和党候选人施加选举成本的策略有多成功?本文通过考察2016年至2018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共和党选票份额的县级变化，来评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选举后果。结果表明，中国在向共和党施加选举成本方面的策略相当奏效。与上一次选举相比，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的工人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共和党的投票比例就会下降0.12至0.47个百分点，其间的差别取决于关税的征收时间。这一投票模式可能反映选民对贸易战未来影响的预期，也是对支持总统贸易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的指责。结果表明，关税战对众议院选举的影响虽然适中，但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美国选举地理的不公平和高度两极化特征下，只有少数席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

最后，本文考察中国对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征收关税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heterogeneous effect)。鉴于中国作为美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重要性，报复性关税对美国农业部门而言尤其沉痛。为缓解农民的不满，特朗普政府承诺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但到选举时只支付了8.38亿美元。本文发现民主党在中国关税目标领域的投票额增加，可能是由于前共和党选民将其选票转投民主党候选人。然而，这也可能来自动员新选民投票的关税。

05 中国的关税政策是特例吗?

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是目前为止最突出的，但不是美国贸易争端的唯一前线。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一直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伙伴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存在冲突。作为争端的一部分，这些贸易伙伴也通过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对抗美国的措施。他们的产品选择策略与中国有多少相似性?这些关税对选举有相似影响吗?为比较美国贸易伙伴采取的报复措施对选举的影响，本文分析其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选择的关税与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率之间的关系。

06 机制：共和党候选人缘何受到惩罚?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地理影响与共和党候选人在2018年选举中支持率的下降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一模式引发几个问题。人们仅仅由于经济状况恶化而投票反对执政党吗?也即并未纳入中美贸易战的考量?还是共和党支持率的下降源于公民对中美贸易战的有意识回应(conscious response)，将责任归咎于他们认为应对不断升级的局势负责的人?如果是有意识回应，选民又是如何得知贸易战的?最后，选民是对自身就业状况恶化做出反应，还是对居住地经济衰退迹象做出反应?

·竞选沟通证明

为理解选民了解贸易战的方式，本文着眼于挑战党代表——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有明确的动机向选民通报贸易战的不利影响，并指责其共和党对手造成该事态的发展。这种关于贸易战的竞选宣传最常见于中国最关注的地区，即该问题更可能引起选民共鸣的地方。此外，反对派候选人可能夸大这一问题，因为其显然能通过强调总统政策成本获得更多好处。

本文计算了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发表的含有“贸易战”一词的竞选出版物百分比。以这一指标为因变量(范围从0到9.6)，研究一个地区受关税影响率是否与候选人对贸易战关注程度增加有关，特别是在民主党候选人中。约35.8%的民主党候选人在与选民的竞选沟通中谈到贸易战，而这样做的共和党候选人只有8.5%。民主党候选人不仅更有可能在与选民的沟通中讨论贸易战，而且在其选区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时，他们也更频繁地讨论贸易战。

·网络检索模式证明

为进一步评估选民接触贸易战信息与其对贸易战看法间的联系，本文研究了人们在线搜索的数据。具体而言，本文希望评估居于更易受贸易战影响地区的人是否更有可能积极寻求有关冲突信息。为此，本文从谷歌热搜中获得关于“贸易战”和“中国与关税”这两个术语的搜索频率数据。本文研究搜索指数变化是否与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率相关。结果显示，个人网络搜索“中国关税”越多，在特定大都市地区遭受报复性关税的风险越大。在受贸易战影响较大的地区，人们对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关系的认识及对了解新情况的兴趣明显更高。这些发现表明，共和党支持率的下降不仅是对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一般性”回应，同时反映出选民对贸易战本身的知情回应(informed response)。

·个人层面数据证明

本文进而研究人们如何评估贸易战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评估相关政治行为者在导致冲突升级中的作用。也即(1)中国关税的感知影响;(2)贸易战的责任归因。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关税影响水平与贸易战认知间的联系。为评估受访者态度是否反映对其居住地或工作行业的不利影响，该模型包含有两个受影响的指标:(1)住地的劳动力在中国关税的目标行业;(2)受访者自身行业的受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行业受影响率与受访者认为贸易战会产生负面影响之间存在很强的经验性联系。从一个完全不受关税影响的行业(如租赁、教育服务业)到一个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制造业)，受访者报告其居住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概率增加了44.5%。

本文同时发现人们倾向于将所受到的关税影响归咎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受访者对贸易战的看法更多是由贸易战对其雇主和其(可能)工作前景的影响而非对其居住地的影响形成的。也就是说，贸易战带来的个人损失对人们观点的形成很重要。即使将被调查者的政治偏好纳入考量，这种影响仍然存在，这表明关税直接受害者作出的责任归因高于党派偏见的相关影响。

回到初始所提出的问题，这一分析提供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见解。首先，这表明2018年投票反对共和党的转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贸易战升级的有意识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因经济形势恶化投票反对现任总统。受影响地区的人们更有可能从其候选人处得知与中国的冲突，并积极寻求相关信息。其次，人们对贸易战看法与其(已出现或预期的)经济影响密切相关。最后，就业问题或工作场所沟通对人们看待冲突和将责任归咎于政治家的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07 总结

鉴于这些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独特历史意义，以及其是否能提供贸易政治方面普遍教训。回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s Act)或许是有益的，该法案大规模提高了900多种产品的关税，使得美国卷入最近一次大型贸易冲突。研究表明，美国关税不仅减少进口，伤害了外国贸易伙伴，还产生了类似中国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政治后果。例如，麦克唐纳、奥布赖恩和卡拉汉(McDonald, O ’ Brien, and Callahan)提出的证据表明，《斯穆特-霍利法》伤害了魁北克和加拿大草原省份关键的摇摆选民。这导致选民对执政党的放弃，也促成保守党在随后的选举中获胜。此外，研究表明，美国的贸易伙伴试图通过施加反压力来报复《斯穆特-霍利法》。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葡萄牙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专门针对美国征收直接报复关税。其他国家有选择地提高主要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关税。

译者评述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贸易政策工具的研究相对不足。文章深入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在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时，以关税为政策工具，有效对特朗普利益相关选区予以反制，并取得了正面积极效果。译者认为基于这一视角依托事实经验展开对经济外交的探讨，能助力于后期经济制度工具在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选民对贸易政策问题很敏感，且其敏感性不仅集中于本国政府，同时也关注贸易伙伴的政策。受关税影响地区的竞选代表往往将贸易战作为选举工具，在言论中攻击执政党的不力应对，以此动员引导选民寻求更多相关信息，最终将冲突的升级归咎于执政党。选民此举不仅是对经济状况恶化作出反应，同时也是有意识地对贸易战本身作出回应。

文章同时提到，1992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期，在法国政府拒绝美国减少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的要求后，出现这一目标定位早期粗略版本。作为报复，美国对法国白葡萄酒实施进口限制，而这些葡萄酒产自对执政的社会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此举似乎是有效的，因为法国态度很快就软化了。中国模式与之相比更为精确且具有独特性。

最后，随着全球化的关键领域被政治化为有争议的选举问题，了解人们所依赖的信息来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影响其观点的变化显得至关重要。这对中国在“双循环”布局下开展经济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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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版报告（摘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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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来源：IPP评论

编者按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是一个由15名专家组成的国会两党委员会，成员包括技术人员、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企业高管和学界领袖。2021年3月，委员会颁布的最终报告指出，美国还没有做好人工智能时代的防御或竞争的准备。美国政府应采取全面、全国性的行动，以抵御美国面临的人工智能威胁，为国家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美国需要盟友和新的合作伙伴，为人工智能时代建设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

报告封面

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预判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人工智能并非单一的技术突破。争夺人工智能霸权的竞赛并不像月球太空竞赛。爱迪生当年对电力的评价也可以用来评价人工智能的未来：“它拥有重组世界生活的秘密。”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认为，人工智能及其未来依然有待发现，但我们对人工智能已足够了解。

首先，计算机系统解决原本需要人类智力的任务的能力迅速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人类。人工智能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工具，可用于增加知识、增强繁荣和丰富人类经验。人工智能也是典型的民军“两用”技术。机器拥有比人类更快更准确地感知、评估和行动的能力。人工智能将为利用这些技术的公司和国家提供巨大的力量。

其次，人工智能正在扩大美国的脆弱性窗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技术优势成为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柱，但现在这种技术优势首次受到威胁。如果当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拥有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世界领导者的潜力、人才和雄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在加剧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运动所构成的威胁，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正利用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窃取我们的数据，干扰我们的民主，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以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为例的全球危机扩大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美国需要通过创新找到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委员会的结论认为，美国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繁荣和保障民主的未来。但今天，政府并没有组织好投资与对手的技术竞争，没有准备好抵御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也没有迅速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保障国家安全。现在不能只是简单地逐步调整联邦研究预算，或者简单地为硅谷技术人员在五角大楼增加一些新职位。美国政府需要在心态上作出重大改变。美国需要白宫的领导、内阁的行动和国会的支持来赢得人工智能时代。

报告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国家战略，以重组政府，重新定位国家，并团结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这是一种双管齐下的办法。第一部分“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美国”，概述了利害关系，解释了美国必须做什么来抵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威胁，并建议美国政府如何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保护美国人民和利益。第二部分“赢得技术竞争”，讨论了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要素，并建议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保护美国的关键优势。

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美国

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开始开发用于军事和其他恶意用途的人工智能技术，从“深假”(deepfakes)到廉价的民用杀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给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和罪犯提供了新工具。为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必须迅速和负责任地采用人工智能来抵御这些威胁。那些具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对手，一旦以机器速度运行人工智能，将打开灾难的大门。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人类将无法抵御人工智能进行的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无人机集群攻击。国家安全人员必须获得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来保护自己。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以下行动：

抵御人工智能对美国自由开放社会的新威胁。各行各业的数字依赖正在将个人和商业脆弱性转化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弱点。敌对分子正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虚假信息运动和网络攻击。他们正在收集关于美国人的数据，以建立关于其信仰、行为和生物数据的数据库，以便有针对性地操纵或胁迫个人。政府需要成立一个工作队和7×24小时行动中心来对抗数字虚假信息。它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数据库，并在审查外国投资、管理供应链风险和保护数据立法中优先考虑数据安全。政府应该利用人工智能防御来防止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必须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优先事项。

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军队不能加速采用人工智能，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失去军事技术优势。这需要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能力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结合起来。国防部应该：首先，到2025年为人工智能的广泛整合奠定基础。这包括建立一个共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培养有数字知识的劳动力市场，建立更灵活的采办、预算和监督过程。它还需要从战略上剥离那些缺乏人工智能操作的作战系统。

其次，到2025年实现军事人工智能准备状态。五角大楼领导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推动组织改革，创新作战概念，确定联合作战网络架构。还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与盟国的互操作性。

管理人工智能武器相关的风险。人工智能将使武器系统具有新的自主性能，这也引起了围绕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道德和战略问题。如果由人类指挥官或操作员授权使用人工智能，需要适当设计和测试自动武器系统以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使用。严格现有的武器审查和瞄准程序，包括自主武器系统的专用协议以及承诺道德原则，确保美国部署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统并以合法方式使用。

寻求全球禁止启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统既不可行，也不符合美国利益，但全球不受限制地使用这类系统会增加意外冲突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应该：(1)明确和公开确认美国现有的政策，即只有人类才能授权使用核武器，并要求俄罗斯和中国做出类似承诺;(2)建立与竞争对手讨论人工智能对危机影响的机制;(3)为开发、测试和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统制定国际标准。

改革国家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应在从情报的收集到分析各个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情报部门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安全机构都更容易受益于人工智能。为了利用人工智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需要赋予其科学和技术领导人权力和资源。整个情报系统应在其分析中利用开源和公开信息，并确定科技情报收集的优先级。为了更好地洞察，情报机构需要开发创新的方法来使用人工智能增强人类判断。

在政府中增加数字人才。国家安全机构现在需要更多的数字专家，否则他们将无法购买、建造和使用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国防部和情报系统中的数字人才短缺是到2025年准备人工智能的最大障碍。政府需要新的人才管道，包括美国数字服务学院来培训现有和未来的员工。它需要一个民间的数字人才储备库招募人才，包括行业专家、学者和大学应届毕业生。它需要按照陆军医疗团模式组建数字军团，以组织现役技术人员。

建立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合理信心。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不按设计工作，或者在可能产生重大负面后果的基础上安装人工智能，领导人就不会采纳它们，运营商就不会使用它们，国会就不会资助它们，美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它们。为建立合理信心，政府应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强大可靠，包括对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投资。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在数量、范围和复杂性上的增加，还应增强国防部的测试和评估能力。政府应任命高级负责人领导人工智能，改善行政领导和政策监督。

制定人工智能管理的民主模式。人工智能工具对美国情报、国土安全和执法机构至关重要。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取决于合理的保证，即政府使用人工智应尊重隐私、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政府必须赢得这种信任，并确保其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是有效和合法的。这一当务之急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工具的监督和审计，提高人工智能的透明度。政府应加强监督和治理机制，建立一个工作队，以评估大赦国际对公民隐私、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关切。

赢得技术竞争

研究、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正加剧更广泛的技术竞争。中国有完善的组织、丰富的资源、坚定的决心赢得这场竞赛。美国在关键领域仍保持着优势，但目前的趋势令人担忧。虽然深刻的学术和商业联系使竞争变得复杂，但美国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其在世界科技中的创新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必须拥抱人工智能的竞争，并通过组织策划来赢得竞争。

组织一个由白宫领导的技术竞争策略。美国必须将人工智能的考虑因素从技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新兴技术支撑着我们的经济繁荣、安全和福利。白宫应建立一个由副总统领导的技术竞争委员会，整合安全、经济和科学考虑;制定全面的技术战略并监督其实施。

赢得全球人才竞争。如果美国不在国内培养更多的人才，也不从国外招募和留住更多的现有人才，那么就有可能失去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美国必须在这两方面都采取积极的行动。一方面，国会应该通过一项国防教育法案，来解决美国教育体系的缺陷，包括K-12、就业技能再培训、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学金。另一方面，国会应该为高技能移民推行一项全面的移民战略，通过新的激励措施、签证、绿卡和就业改革，鼓励更多的人工智能人才留在美国。

加快美国国内的人工智能创新。政府必须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重大投资，完善全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基础设施，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资源和机会民主化。政府应：(1)到2026年，每年为人工智能研发提供双倍的非防卫资金，达到每年320亿美元，建立国家技术基金会，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数量增加三倍;(2)建立一个由云计算资源、测试床、大型开放培训数据和开放知识网络组成的全国性人工智能研究基础设施，以扩大获得人工智能的机会，并支持新的科学和工程领域实验;(3)为人工智能创造市场和形成区域创新集群网络，加强商业竞争力。

执行全面的知识产权政策。美国必须明确知识产权政策是保卫美国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鉴于中国努力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一点尤其重要。美国缺乏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全面知识产权政策，并受到美国现行专利资格和专利原则中法律不确定性的阻碍。美国政府需要一项计划，旨在推进知识产权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改革。

建立微电子产业设计和制造的国内基础。经过几十年的领先微电子行业，美国现在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来源生产尖端半导体，为所有防御系统和其他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动力。简单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一致行动，美国先进芯片的供应链将面临风险。重建国内芯片制造将是昂贵的，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美国应该致力于在最先进的微电子领域保持至少两代人领先中国的战略，并承诺提供资金和奖励，以保持美国尖端微电子制造的多种来源。

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随着与美国技术优势的差距缩小，外国获取美国两用技术的努力在增加，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如何最好地保护技术和公司，而不过度阻碍创新。美国必须：

首先，实现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筛选的现代化，以更好地保护关键的两用技术;与盟国协调对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扩大对竞争对手国家投资者的披露要求。

其次，保护美国研究企业——通过向政府机构、执法机构和研究机构提供工具和资源来进行微妙的风险评估，并分享有关特定威胁和战术的信息，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研究保护工作，加强对研究机构的网络安全支持，加强签证审查以限制可疑的研究合作。

构建有利的国际技术秩序。美国必须与盟国和伙伴携手合作，加强新兴技术的民主规范和价值观，协调政策和投资以推动全球通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捍卫国际技术标准的完整性，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创新以防止技术的恶意使用。美国应该领导一个新兴技术联盟，并建立一个多边的人工智能研究所，以提高美国作为新兴技术全球研究中心的地位。国务院应重组和提供资源，领导新兴技术领域的外交工作。

赢得技术竞赛。人工智能位于新兴技术星座的中心，因此美国必须制定一份权威的技术清单，以支撑21世纪的国家竞争力，包括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量子计算、5G、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添加剂制造和能源存储技术的领导地位。这需要投资于特定的平台，平台将实现变革性的突破，并在平台中建立充满活力的国内制造生态系统。

结论

这个新的竞争时代将改变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方式。我们既可以塑造即将到来的变化，也可以被它横扫。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使用都将会增长，创新的步伐将会继续加速;对手决心用人工智能对抗我们;中国决心在人工智能的领导能力上超越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建立的原则、进行的联邦投资、领导的国家安全应用、重新设计的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以及培养的人才将为美国战略铺平道路。美国应投入所需要的资源来维持其创新领导，负责任地利用人工智能来捍卫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社会，并为全人类的福祉推进科学的进步。人工智能将重组世界，美国必须带头冲锋。

本文系IPP独家译文。译者：马天天，审校&编辑：IPP传播。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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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构建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维护西方科技优势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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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来源：IPP评论

作者

伊兰·戈登堡(Ilan Goldenberg)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资深研究员。

马丁·拉塞尔(Martijn Rasser)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

译者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发展与应用的规则、标准、体系等因素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国际战略的权力结构与国际体系的重塑。有学者建议，欧美民主国家应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科技联盟”，通过联盟形式共同制定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规则与标准，最终达到抗衡中国科技影响力的目的。一旦付诸实施，全球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以及国际体系无疑都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引言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就开始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其中包括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转移到对华竞争上。他强调，除政治和军事领域外，美国还需要在科技领域与中国竞争。要实施这一计划，美国需要与科技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多方面达成共识。但是，这些国家目前在科技政策问题上的行动并不积极，多半是临时性且被动的。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一)统一对华立场;(二)协调投资和出口监管制度;(三)深化经济和科技合作。

制定共同“游戏规则”

5G网络、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战略科技是中美科技战的关键战场。构建有别于西方的区域经济体制、重塑国际组织、为中国高科技企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对抗美国科技优势的主要手段。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正在将许多新兴科技转化为网络监控工具，并以此作为商品出口到其他友好国家。美国应迅速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科技优势，例如增加高科技研发投入，调整出口管制法，制定新的科技人才培养方案，尤其是要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荷兰、韩国、瑞典、英国等)制定统一的科技规范。

针对中国科技挑战成立专门工作组

为统一对华立场、协调投资和出口监管制度以及深化经济和科技合作，美国应与科技发达的民主国家成立专门工作组。上述目标应提上双边科技合作的议事日程，或以准官方的形式纳入与盟友正在进行的以应对中国科技挑战为主题的高级别对话。此外，各工作组的权重应根据各盟友的供应链风险、科技规范制定、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性等国情要素进行调整。第一个工作组的任务是统一盟友的对华立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盟友政府在对华威胁认知、如何平衡与中国接触带来的利益与挑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上都存在分歧。而且，盟友国家民众对中美在全球的角色定位也存在分歧。虽然分歧明显，但可以通过强调中国威胁和地缘战略重要性来消除分歧，进而推动合作。该工作组的组长可由国务院的代表和盟友相关部门的代表共同担任。第二个工作组的任务是与盟友协调投资和出口管制政策，其工作重点是消除盟友在如何维护西方科技优势及敏感科技界定上的分歧。这有利于减少双边科技投资障碍，也有利于甄别对美国构成明显威胁的国家。该工作组可由财政部、工业和安全局以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官员组成。第三个工作组的任务是深化与盟友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为盟友提供可替代中国投资和科技的选项，以及进一步提高美国的科技优势。国务院、商务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实验室、国防创新小组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派出代表，与盟友相关部门代表进行协商;技术和国家安全高级总监可担任该工作组的组长。这将为双边科技合作奠定一系列基础，例如制定统一科技规范、加强供应链复原力、推进联合研发工作、加大人力资本交流、创建科技投资机制、发展反监控科技、达成药物制造协议、开展能源储存研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

组建科技联盟

若美国能够根据上述思路建立强有力的双边或准多边联盟，美国便能够在科技领域掌握主动权，有利于促进：(1)四国同盟与东盟合作;(2)美国与荷兰的半导体合作(欧盟微电子发展战略);(3)美国与加拿大在改革美国国家科技和工业基地上的合作;(4)为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技术研发上的合作创造条件。本文认为，应力求组建一个或多个科技联盟。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离不开科技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支持。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助于弥合盟友在应对中国科技挑战上的分歧，并能够有效确保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科技联盟既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由欧洲或亚洲主要盟友构成的。第一步是组建临时科技联盟，待成型后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译者：曾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英文版 What Would a US-Led Global Technology Alliance Look Like? 首发于外交学者网站(the diplomat.com)。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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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纠正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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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郑永年来源：IPP评论

编者按

2021年4月26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举办华园讲坛第48讲之“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题报告会，学校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应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郑教授的报告发言。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未来往哪里走，关键是看中国共产党往哪里走。如果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往哪里走，我们就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开展党史教育学习的深刻原因。

西方为何误解中国共产党

198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时去了国际政治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这个专业的本科教育不仅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的历史。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学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后来我才明白研究历史是非常有用的。1990年我去美国留学后吃惊地发现，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学者少之又少。

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环保和各种抗议运动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认识，但为什么他们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到现在为止，主要有几种看法。第一，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重要，没什么好研究的。第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过时了，或者很快就会过时，所以不需要研究。第三，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注定会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后尘解体，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进行研究了。

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还是有一拨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研究中国共产党变得非常重要。但19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很少再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出版。真正系统性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英文著作少之又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写了一本，我自己写了一本，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本。

今天西方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研究中国共产党，误判导致了错误的政策。美国的反共浪潮，很多都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再一次崛起，所以西方才会感觉到恐惧。美国今天对华政策之一就是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区分开来。如果美国不纠正他们的误判，他们一定会继续犯错误。

不过，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责任。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我花了多年时间认真研究了西方学界的各种政党理论，发现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我更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丰富的实践，但还没形成一个很好的理论体系来解释。

西方政党模式

如果讲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应该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体系里的地位。可以把当前的世界主要政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西方政党，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第三类是东欧前共产主义的政党。

西方政党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和英国的典型自由主义政党，另一类是欧洲大陆型政党。这两类西方政党共同点都是以选举为中心，政党只有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平常没有什么大作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实际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从社会结构影响来说，工业化就是把从前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转化成为中产阶级。

二战以后，西方政党政治和中产阶级共同发展壮大。美国和西方多个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福利社会也得到大发展，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中产阶层规模一般都达到70%。西方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是这70%中产阶层的代理人，各个政党都要照顾到70%中产阶层的利益，否则就很难赢得足够的选票来执政。

但1980年代以后，英美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就分化了。从英国撒切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开始，英美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道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针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反弹。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经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一些学者所说的“超级全球化”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

超级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超级全球化让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很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导致中产阶级萎缩。过去美国人很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中产社会”，但现在中产社会演变为“富豪社会”。这种转型便是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公投脱欧都是这个原因。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对英国的影响更大。英国原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萎缩了，甚至都转移到其他国家。我过去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过几年，诺丁汉大学有一个校区过去曾经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自行车厂，全球化冲击下这个工厂被迫停掉了。

欧洲大陆社会的福利制度比较成熟，尤其是德国和北欧，因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还是可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美国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以民粹主义从欧洲传到美国就失控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从1980年代的70%现在下降到今天的50%，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奥巴马总统要对特朗普的崛起负很大的责任，奥巴马当了8年美国总统，这8年恰恰是美国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的8年。奥巴马也做了一些所谓欧洲社会主义式的改革，即涉及3000万底层的医保改革，但他失败了。今天欧美的政党越来越成为民粹主义政党，这是西方所面临的内部政治挑战。

发展中国家政党模式

第二类政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二战以后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独立后有些国家就照搬西方制度，从宪政、多党制到民主自由，西方那一套制度他们基本都有了，但只是保留在字面上，根本行不通。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不发达状态，很多还处于贫穷状态。

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有点害怕。因为照搬了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迟迟发展不起来，西方就认为这些国家会转而对中国模式开始感兴趣。缅甸就是典型。1960年代，缅甸是最被西方看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到今天为止，缅甸还没摆脱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宿命。还有一类如泰国、菲律宾，在形式上都是采用西式民主，但这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量的发展中国家政党，根据自己的文化和国情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而取得了成功，像日本的自民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都实现了长期执政。

国际机构研究显示，二战后新成立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20来个经济体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大部分都是中东和北欧资源丰富的国家，余下的就是亚洲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198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都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遇到很大挑战。经验地看，只要有反对党的地方，迟早都会出现政治转型问题。

东欧政党模式

第三类政党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模式，这些国家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东欧解体后走西方道路的政党，这其中的俄罗斯、匈牙利等国，一度采用了西方制度，后来发现西方制度不灵，又重新回到集权模式，所以西方现在不把俄罗斯和匈牙利看成民主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也都有选举。

另一类是比较小的经济体，像波兰。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还不错，但他们自身内部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依赖西方，这种模式也不是很牢靠。目前欧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未来欧盟会不会在地缘政治上分裂为多个板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

探讨了世界政党政治之后，大家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之林中已经是一枝独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互相促进，否则很难解释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

简单地说，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第一，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第二，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第三，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这三个持续非常重要，缺一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看，少而又少。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很明显。1980年代之前中国还是那么贫穷的国家，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981年我刚刚进入北大时，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我们1980年代的口号还是要改变“贫穷社会主义”，而今天我们的中产阶层也达到四亿人。这些都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过去40年，世界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但中国基本上避免了这些危机。

社会稳定的可持续也很显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泰国那种或者是像今天美国那样的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导致社会稳定吗?实际上并不是。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托克维尔难题”——社会稳定可能是发展的产物，不发展一定会贫穷，但如果发展过程中把握不好，社会也会出现不稳定。托克维尔是对的。托克维尔理解的法国革命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时代，欧洲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欧洲虽然经济大发展，但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如果是警察国家，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够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稳定?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是“警察国家”，是靠控制才实现稳定的。中国是西方所说的“警察社会”吗?是西方所说的那种集权社会吗?如果中国是集权社会、警察国家，那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呢?西方理论认为发展是自由的产物，集权社会的经济一定发展不起来。经济发展一定要给老百姓至少是经济上的自由，没有自由就发展不起来。那么，中国发展起来了，到底是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的结果?

经济和社会这两个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经济和社会能达到均衡发展。我们的发展是包容式的。包容式发展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实现共同富裕。为了改变以前普遍贫穷的状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人和地区富裕起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增加，贫困地区在不断减少。

我自己有一个观点，一个社会是不是发展不一定要看这个社会培养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要看减少了多少穷人。中国在过去40年里让8亿多人脱贫，十八大以后就有1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奇迹。过去40年世界扶贫事业的成绩，大部分是中国贡献的，印度也贡献了一点，但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反而变得更贫困。

我们要从比较视角看到中国的进步，没有比较我们就很难判断自己。哪怕是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变化也是惊人的。美国今天的铁锈地带1980年代以前是多么辉煌?美国在过去40年里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为什么铁锈地带衰败得那么快?

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任何社会都做不来的。我和美国朋友交流，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对口帮扶政策，中央政府怎么能有权力用广东省的财富去帮助贵州、新疆、西藏?很难想象印度的一个邦去帮助另外一个邦，美国的一个州帮助另外一个州。中国有很多制度优势。中国实现社会可持续的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有了“获得感”以后社会就稳定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

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而其他国家很难做到?最重要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我的观点与此不同，中国当然没有西方所定义的政治改革，但是中国有非西方的政治改革。西方定义的政治改革很简单——民主化、政治开放和政党轮替。如果这样衡量，中国当然没有政治改革。但我认为，中国实现了非西方的政治改革才有了今天中国的成就。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些?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化。马克思当时的论断主要是对西欧社会，把社会分成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我觉得这一论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把国家看成资本代理人，因为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议员大都是商人。

但现在看，马克思的论断有点简单了。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还要加一个变量，那就是社会。马克思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后来变成了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力量强大起来之后改变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形态。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力量之间实现均衡，就会出现问题。现在中产阶层不到总人口的50%是西方问题的社会根源。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解体了，这个国家肯定很难整合起来。为什么缅甸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就因为军队是唯一能统筹缅甸整个国家力量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包括政党能统筹国家力量。不仅缅甸，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只有军队才是唯一具有国家性质的组织。在一些具有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发挥不了整合社会的作用，经常出现社会乱局。从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西方社会的主体，但随着中产的萎缩，现在西方社会也出现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还要引导这种变化，否则只能被动反应。因此，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做呢?这里有很多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共产党革命和农民革命最简单的区别是，农民革命追求改朝换代和掌握政权。共产党革命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掌握政权而成立，而是有特殊使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到今天为止，共产党走过100年的道路，每一个阶段的使命都非常明确。毛泽东时代就是追求革命，要建设一个和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晚清学日本君主立宪已经太晚了，孙中山想学西方的议会制度也失败了。共产党革命是最彻底的。毛泽东时代追求革命，邓小平时代追求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新使命将是追求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阶段都有新使命，通过实现使命而执政。西方政党不一样，西方政党的使命是获取选票。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老百姓许诺的规划。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规划，像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即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蓝图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哪会想得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甚至更长的以后做什么。西方说社会民意很重要，民意影响选票。但中国共产党对民意的强调可能比西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政党。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外部多元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一党执政远非西方所说的“专制”。共产党本身是开放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精英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我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为“内部多元制度”。英美国家同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中国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参与这个过程的利益是多元的，所有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在党内得到反映。毛泽东以前说党内有不同的山头，但我们没有“山头主义”，不同的山头通过这一过程统一起来，我们就叫“民主集中制”。

内部多元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仅只是考试制度，而是借此社会各阶层都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中国的皇权是皇家的，但相权一直是开放的，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成为宰相。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经验地看，如果制度设计得好，开放的一党制要比多党制更有效。多党制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国家的分裂。开放的一党制就可以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参与的政党。西方说中国没有政治参与，这是一个巨大误解。西方总是把选举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但总统制国家一般是四年一次选举，内阁制一般是五年一次选举。新加坡的选举是五年一次，选举活动期只有十多天，也就是说五年时间里只有十多天可以进行政治参与。美国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崛起?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无法反映到政治进程中。

中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是政治参与制度。尤其是社交媒体产生后，中国的政治参与途径越来越广。中国重大的法律出台，如《物权法》和《民法典》都是经过多年的讨论和老百姓的政策参与之后才出台的。美国国会立法，只有政治精英(议员)参与，精英同意就成为法律。中国每一次法律和中央文件颁布，都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中央通常都会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都是政治参与的方式。此外，现在的新型智库也是一种参与方式。

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和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美国老百姓大选投票给拜登或者特朗普，主要是看两人的一揽子政策，但实际上老百姓没有判断能力。即便是教授或者博士也很难判断哪一个候选人的政策是比较有效的。现在西方政治人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老百姓，这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现在的公投越来越多，公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投票过程中政客蛊惑人心，煽动老百姓。其实人的投票意向非常复杂，往往不会按照民主理念设想那样理性投票。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会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不会照搬照抄、盲目模仿。中国共产党刚开始学苏联，后来觉得不对就马上不学了。中国学过美国和日本，学过匈牙利和东欧国家，也学过新加坡。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照抄照搬别人，只是通过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好。台湾人学习就是把自己的民主变成了美国式的民主。结果是显然的。19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今天新加坡人均GDP大约6万美元，台湾还是2.6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有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是学习西方的产物。这与过去的中国农民革命不一样。从前的农民革命简单重复历史，但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其每一步发展都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够处理好中国性和西方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毛泽东如果照抄照搬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绝对不会成功。今天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可以变成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凡是机械学西方的国家基本都没有成功，反倒是那些能根据自己国情来学西方的国家会成功。

其次，中国共产党处理好了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提出的“四个自信”中，最后一个自信——文化自信最重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继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努力实现传统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自我革命型政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从反传统政党转变为促进中国传统现代化的政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三层混合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从西方的角度看，我们的制度根本没有变化，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把基本国家制度全部建立起来了，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先生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自己通过历史和现实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层市场”的混合经济体。中国至少从汉朝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近代人很聪明，他们当时把国有资本称为官办，把中间层称为官督商办，把底层称为商办。

中国历史几千年一直是这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除了四次国家主义的短暂尝试(汉朝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的朱元璋改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改革)。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中阶层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一旦国家处于完全主导地位，或者完全是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中国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都能有效应对，这和混合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

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不能干预经济，但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管理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像大河大江的治理、救灾、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国家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不仅把经济管理当做政府责任，也把经济发展当做政府的责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儒家文化圈，为什么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就是和政府的经济职责分不开。如果用三层经济来衡量，深圳、广东，浙江都是三层资本比较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国有资本比例太高，如东北，经济发展就相对不太好。理解中国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三层资本的均衡分布和发展。

我把中国体制称为“制内市场”，市场必须遵守制度规则。美国是“场内国家”，政府也要服从市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的制度，因为资本过于主导，这条路走不通。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否定凯恩斯主义是不妥的。从1945年到198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下，西方的中产阶层达到了人口比例的70%。凯恩斯主义是有功劳的，因为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今天的中国也是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西方干预经济实际上只有两个工具——税收和货币。当国家债务过大时税收政策就不起作用;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也不会起作用。所以美国完全靠量化宽松来稳定经济，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推后。中国除了财政和金融货币两个方法以外，还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从汉朝开始，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有国有企业。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这种经济制度肯定是比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制度会更有效。当然，中国国有企业需要改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三权分工合作

大部分人学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后很难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西方的政治制度叫三权分立，那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三权分工合作。中国的三权是决策、执行和监察。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是从汉朝开始建立，一直持续到晚清被推翻。孙中山先生想学西方，但他也懂中国文化，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弄出两个权力来，一个是考试权，一个是监察权，所以他设计了一个“五权宪法”制度——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再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

孙中山先生没有时间实践“五权宪法”，但从台湾的实践看，“五权宪法”不可能实现。西方的三权和中国的三权逻辑不一样，西方的三权分立，需要靠宪政和法令来整合。中国的三权是根据时间段先决策，再执行，最后去监察。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制度理性化和官僚理性化。

中国的三权分工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说这个制度完全落后，存在了那么久，有它本身的合理性。十九大中国正式设立了监察权。十九大以前和十九大以后的监察权不一样，以前中国有监察部，但这个部是国务院下属部委;现在的监察权和国务院是平衡的。现在的三权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都是共产党党权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把党权分为三部分，这个分工合作非常有效。

为什么要建立监察权?这是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传统中国制度，皇权是不能开放的，只有相权是开放的。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都可以民主化。党权本身就是可以民主化的，是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

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从民主理论的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民主的顶点。西方民主早期连政党都没有，工业化后工人阶级开始参与政治生活，出现大众政党。早期的西方民主，只有有产的、男性、给国家交过很多税的人才能投票，妇女没有投票权，少数民族没有投票权。“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是从1970年开始的，始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瑞典的妇女到了1971年才有投票权。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从1970年代开始，但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这条路就出现了严峻的困难，因为它与经济发生了矛盾。

李光耀先生说，西方民主已经变成了福利拍卖会，谁提供的福利高，谁就可以当选。很简单，一人拿一份福利的制度如果要维持下去，就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在国家掌握经济主权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多贡献几份，资本家多贡献几份，政府再进行二次分配。一旦全球化，国家失去大部分经济主权，商人可以流动，财富可以流动。因此，如果法国政府征收高税，资本就会跑到其他地区去，这个体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全世界政府要联合起来，共同对资本实行管治。但这过于理想主义。马克思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实际上联合不起来。全世界政府也不可能联合起来，但全世界的资本很容易联合起来。所以人们对西方制度很悲观。2007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直到今天，美国的经济结构还在恶化，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出现，恶化的速度在加快。中国的体制完全不一样。三层资本结构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当然，中国经济结构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改善。

同样，中国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也有改进空间。从历史的角度看，监察权很重要，它是自我革命、防止腐败、清廉政府的有效机制，但监察权的边界要设计好。汉朝刚刚引入监察权时，任何事情都纳入监察范围，结果形成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的“如果监察系统为了监察而监察，就变成内部反对党”。汉朝后来总结经验教训，规定只有六项(六个领域)才能监察，其他的就不能监察了，这个制度才变得有效。此外，在中国的决策权如何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做到平衡、执行权如何更加有效等领域，依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结论

我们评估中国的基本制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做比较，通过比较，才会有更大的信心。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有人问我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开放的，从来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西方动辄就想宣布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就宣布过历史的终结，因为当时欧洲民族国家产生了，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了，以后不需要其他的国家形式了。1990年代初，福山觉得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种政体，草草宣布历史终结。当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时候，问题马上就来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历史永远是开放的。

当西方宣布历史终结之后，我们开启了新的历史。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下一个历史使命是如何追求共同富裕。今天西方世界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一部分人太富裕了，大部分人富裕不起来，社会不公平，没有基本社会公平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本文主要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华南理工大学“华园讲坛”做的第48讲授课内容。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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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如果中美不得不竞争，那这个竞争最好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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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贾庆国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2021年5月7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办、中美教育基金会支持举办的第三届“中美印三边战略安全与合作展望”系列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本届会议以“亚洲地缘经济新格局”为主题，通过线上视频形式举行。会议由美国驻斯里兰卡前大使特雷西塔·沙弗(Teresita Schaffer)女士主持，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贾庆国作开幕致辞。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于洪君，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美国前贸易代表、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与印度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印度央行前副行长拉克什·莫汉(Rakesh Mohan)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二十余位前政要及知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就“全球秩序的改变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下三国发展前景”和“后疫情时代亚洲新兴地缘经济学”等话题深入交流，并对未来三边的战略安全与合作进行分析和展望。

贾庆国在本次会议中发表了开幕致辞，就“战略竞争”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表示希望未来的国际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是能够共同推动双方的发展，而非以破坏、践踏另一方作为成功基础的竞争。

非常荣幸我们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能够与中美教育基金和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共同举办本次会议。我看到很多与会专家都是我的老朋友，很开心!感谢大家接受邀请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今天，用“战略竞争”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做法似乎已经很流行了。我其实并不喜欢用竞争来概括中美关系，因为竞争只涵盖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中还有“合作”方面，也有斗争方面，所以用竞争来描述中美关系是不全面的。单就竞争方面而言，我希望中美竞争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是因为良性竞争有助于推动两国和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恶性竞争只能导致互相伤害并损害国际社会的利益。

“良性竞争”应该具备四个特点：首先，竞争参与者不将对方认定为邪恶的主体。其次，竞争的目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从而不让对方超越自己或争取超越对方，而不是不让对方做成事。第三，竞争双方都很在意竞争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是秉持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想法。最后，“良性竞争”不会导致两败俱伤，结果应该是要么双赢，要么一输一赢，取决于竞争双方的做事的方式和能力。“恶性竞争”则相反。在“恶性竞争”中，参与者认为对方是邪恶的，目的是削弱对方，不讲究竞争手段的正当性，最终结果通常是双输。未来中国、印度以及美国之间的竞争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需要我们研究，我认为三国应该做最大努力来避免恶性竞争，来拥抱良性竞争，相信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寻找到一种方法，来实现双赢和共赢。

当谈及到国家间经济关系时，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用“自力更生”这样一个概念，对于中美印三国来说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我们这个技术进步、物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确保安全的唯一方式。这种观点使得一些人主张经济上“脱钩”，或者是“半脱钩”的方式处理对外经贸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短视和逆历史潮流的看法，如果变成政策将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伤害。一些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繁荣、战争减少、国家间交往更加密切，甚至连国家间财富的分配也更加均衡，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获益匪浅。现在，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防范某些安全风险而放弃所有这些好处吗?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们过去选择参与全球化时也面临很大的安全风险，比如说参与全球化会对外部世界产生的强依赖问题。但是，我们克服了恐惧并选择拥抱了全球化，因为我们意识到，全球化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它带来的风险。

现在，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和升级，安全风险问题再次出现，使得很多人再次主张选择经济“脱钩”。问题是，经济上脱钩会给我们带来期待的安全吗?我个人认为不会。恰恰相反，“脱钩”不仅会剥夺我们从全球化所获得的好处，而且还会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解决安全问题的最好方式应该是确保相互依赖。对于中美印三国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应尽最大努力专注于经济供应链中我们具有优势的领域和环节并把它们做到最好或做到极致，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无法替代。这样，其他国家就无法讹诈我们，同时我们还能够继续享有全球化或相互依赖带来的好处。

这些只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还很不成熟，希望抛砖引玉。最后，非常高兴再次见到老朋友，也非常高兴认识诸位新朋友。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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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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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戈登·H·汉森（Gordon H. Hanson）来源：法意读书

戈登·H·汉森(Gordon H. Hanso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彼得·韦特海姆(Peter Wertheim)城市政策教授，也是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汉森的学术专长是国际贸易、国际移民和经济地理学。本文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21年的5/6月刊。这篇文章论述了美国贸易政策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为拜登政府的举措建言献策。

数十年来，对于全球化的期待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商品、服务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状态跨越国界进行流动;无论全球化的其他特征和组成部分如何，当代的全球化主要是关于贸易和外国投资的。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主要贸易协定形成的，这些协定作为双赢的主张得以出售：企业、投资者、工人和消费者都将受益于降低的壁垒和统一的标准。持这一观点的美国倡导者们声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等协议将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并巩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经济体的地位。据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的说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更多的出口，更多的出口则意味着更多美国的就业机会。”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种乐观主义却呈现出错位的态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协议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自由贸易也保持为美国整体经济的净收益。但总体增长远远没有预期的那么显著，随着工厂迁往国外，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逐渐枯竭，许多美国工人因此蒙受损失。那些设法保住工作的人们看到他们的工资停止不涨。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建立一个安全网来接住受损者。

不出所料，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是十分复杂的。尽管大多数选民认为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但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由贸易能创造就业机会，或者降低物价。相应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和民选官员争相与自由贸易政策和过去的主要协议保持距离。就拜登政府而言，他们做出了一个听起来高尚但实质内容含糊不清的承诺，即奉行“以工人为中心(worker-centric)”的贸易政策。具体细节仍不清楚，但这种做法可能包括更激进的所谓“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即要求政府机构在采购时优先考虑美国产品;增加贸易伙伴尊重工人集体谈判权利的压力;以及与中国的鹰派关系(译者注：鹰派指的是以强硬态度或手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个人或组织)。尽管言辞激烈，但这些提议还是让美国政府在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范围内调整了各地的利润率。

这种做法解决自由贸易带来的问题可行性不大，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很有吸引力，但自由贸易领域不会有任何进展。相反，拜登政府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国内计划，保护工人免受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一个负责任的政策将夺取自由贸易的收益而弥补国内的损失。近几年来，美国却并未这样做。

说大话

对全球化的质疑如今在美国政坛弥漫，这种质疑源于20世纪90年代贸易自由化承诺的失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扰乱了美国中小城市的经济生活，而这些城市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的支柱。对这些变化的不满，也促使了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如果拜登总统希望落实美国的贸易政策或将其现代化，他就必须解决这一遗留问题。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布什在1990年发起的两党合作，于1994年由他的继任者比尔·克林顿完成。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将这一协议视为经济奇迹。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及其助手承诺，这项协议将把墨西哥变成下一个韩国。克林顿不仅对贸易带来的传统经济收益充满了宏大的想象，而且展望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如何促进“更平等、更好地保护环境和更大的世界和平可能性”。

这些都是大胆却不负责任的说法。最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了标准经济模型的预期：它带来了适度的净效益，主要是让美国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制造零部件，增强了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创造奇迹。尽管这项协议加速了墨西哥北部的工业化进程，但墨西哥南部仍然贫穷，整体生产力增长乏力，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达到新高，与克林顿和萨利纳斯的承诺背道而驰。

在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实际收入的总收益是正的，但据一些人估计，只有不到0.1%的收益。墨西哥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于协议签署时美国俄亥俄州的规模，根本不足以让协议产生实质性影响。1992年，美国商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以独立民粹主义者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他曾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当工作岗位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时，美国人会听到“巨大的吸吮声(giant sucking sound)”。虽然巨大的转变并未发生，但许多美国工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人，确实失业了。一些人最终在新的卡车和喷气发动机工厂找到了工作，但大多数则不然。对他们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好处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慰。

然而，北美“更自由的贸易”像是真正行动之前的热身：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这一进程始于邓小平领导下的1970年代末，邓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扼制，让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并以有限的形式对外开放。北京对外转向的影响是巨大的。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1990年至201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8%上升到18.5%。

然而，除了转型的速度和规模之外，另一个因素放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破坏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之交，中国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几乎完全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鞋类和其他消费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并且靠近东亚的供应商，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可能比其他国家低，愿意让私营公司对工人提出严格要求。尽管此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元化，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最初激增对美国制造业来说却是致命的。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4%下降到8.6%，根据我本人与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和大卫·多恩(David Dorn)的研究，60万到100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

中国冲击

中国出口激增令美国工人痛苦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工业城镇生活和工作。当这些城镇的制造业岗位因进口竞争加剧而消失时，受害的不仅仅是工厂工人，其他人也一样。以马丁斯维尔(Martinsville)为例，它是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小镇，是贯穿北卡罗来纳州、北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制造业带的一部分。1990年，马丁斯维尔周边三个县41%的适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人只受雇于两个行业：家具和针织外套。这使得马丁斯维尔成为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一种由工人和专门从事一系列范围极小的行业的公司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地方，这些行业彼此紧密相连。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对19世纪兰开夏棉纺织业的分析中指出了这一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行业的公司往往彼此靠近。

然而，产业化也使区域市场暴露在不利的经济冲击中，这正是中国崛起所代表的。1990年至2012年间，家具业是美国受中国进口渗透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对马丁斯维尔来说，影响是毁灭性的。2000年至2007年间，中国的主要产业家具和固定装置的就业人数从37.8万人下降到28.3万人。马丁斯维尔的许多工厂关闭，到2018年，该地区只有12%的成年人仍在该行业工作。这种制造业集中失业的模式在美国各地重演。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生产力和出口快速增长时期中国贸易冲击最直接的后果之一。

从理论上讲，像马丁斯维尔这样的社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适应其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家具和纺织公司本可以投资于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保持市场份额。地方政府本可以吸引新的公司来利用新的劳动力。或者工人们可以干脆放弃马丁斯维尔，搬到别处寻找报酬高的工作。

然而在现实中，社区很少能以上述方式适应。出于一些经济学家们不完全理解的原因，当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失业时，即使当地的市场条件十分差劲，也很少有人选择搬到别处。因此，制造业失业通常导致前工厂的工人收入降低以及其所在社区的就业率降低。马丁斯维尔也不例外。有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3%降到了2015年的53%，这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晴雨表，说明了经济情况。同样的故事在美国各地数百个地方上演。

为什么中国的冲击如此具有破坏性?毕竟，失业在美国也属常事。在比较典型的年份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被淘汰，但又有稍多一些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因此美国的就业机会总体是扩大了的。这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方式。然而，由于工厂关闭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并不正常。在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中，制造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当那些好工作消失的时候，慷慨的高薪也会消失。而这造成的结果基本上是局部性衰退：失业工人在餐馆、娱乐、家庭装修、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上的支出减少，将经济推入进一步失业和削减开支的恶性循环。

尽管新失业者可以而且确实经常申请失业救济，但这些救济金只占以前收入的一小部分，在短短六个月后就会到期。美国国会于1962年制定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he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TAA)涵盖了对因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工人长达两年的基本再培训。但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对美国制造业的损害最大，上述项目的规模仍然很小，对工人的帮助也很小。奥特、多恩和我估计，以“每从中国进口增加1000美元/每位工人”的量而言，TAA只为每个工人提供23美分的福利。对于希望继续工作、体格健全的美国人来说，政府的福利简直是可忽略不计的。

尽管如此，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长期下降并不仅仅是国际贸易带来的后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行业的失业可能更多地与技术变革有关，而不是与全球化有关。其他因素，包括产业集群的解体和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下降，也抑制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收入。然而，外国竞争造成的工资和就业损失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们高度本地化，而且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做好准备。全球化并没有把促进“水涨船高”(lift all boats)的局面，而是把美国的马丁斯维尔推向了非工业化和衰败的境地。这些结构性的转变，让许多美国人感到他们被远远抛下，成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害者。

好的一面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全球化无疑还是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有力证据表明，包括与中国在内的更自由的国际贸易，使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提高了约0.2%，数额虽然不大，不算是变革性的，但却大大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净收益。对于全球化的反弹(基于制造业社区的痛苦经验)，使这些收益面临风险。拜登政府试图使其贸易政策更加以工人为中心，也因此将很好地记住这一事实。

中国的崛起，虽然对许多工人来说是破坏性的，但还是有益于美国经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意味着不同的制造阶段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使得苹果和高通等美国跨国公司能够将其知识产权完全商业化。例如，iPhone的专利和产品设计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苹果公司库珀蒂诺(Cupertino)总部开发的，但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巨头富士康能够在深圳组装大量手机。这些创新，对美国工人和股东，以及中国摆脱贫困的数百万人来说，都具有经济价值。通过购买商品价格的下降，美国消费者们也从中国的崛起中受益。

考虑到这些优势，拜登应该与美国的贸易伙伴重新接触，并将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作为优先事项。TPP是12个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影响广泛的贸易协定。这样做，将加深美国与那些将为下一代技术生产零部件和商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举措还将加强美国与那些希望看到北京履行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承诺的国家的关系，为拜登提供他希望中国改善其行为所需的盟友。

更广泛地来说，拜登政府应该关注失业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失业产生的原因。中国的贸易冲击伤害了许多美国工人及其社区。但自动化、大萧条(The Great Recession)和COVID-19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是如此。而且，由于失业的伤疤效应(scarring effects, 形容失业本身对未来劳工市场可能性的负面长期影响)是相同的，无论是进口产品、机器人还是病毒都是罪魁祸首，因此，对损失的反应不应取决于罪魁祸首的身份为何。就其本身而言，让美国的贸易政策更加以工人为中心，是行不通的。所有经济政策都需要更加以工人为中心，以适应集中裁员和工厂关闭的破坏性影响。

政府应该这样推定：为了应对大规模和局部的就业下降，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搬迁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已经有一些年纪的工人们。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失业率的局部飙升会自行解决——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失业率并非如此，且需要立即补救。然而，按照目前的开展形式，美国失业保险计划通常只有在国民经济严重衰退时才会延长福利。对马丁斯维尔等社区而言，这种方法在抵御更大的外国竞争上几乎于事无补。一个更好的系统，应该在设定福利的持续时间和福利慷慨程度时考虑到地区性冲击的严重性。

大量的证据表明，这种帮助可以减少骤然失业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不会对流离失所得工人找到新工作产生阻碍。但是，政策制定者确实需要注意，如果他们扩大类似的计划，这一风险就仍然存在。这种举措将是向工人提供援助和激励，使他们能够迅速返回工作中去。还有一个问题是，TAA鼓励人们远离劳动力、接受职业培训(培训必须以TAA所认可的形式开展)。而且，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样的培训甚至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能更希望得到钱来帮助自己付账单，或者为他们搬到一个就业前景更好的地方提供资金。建立TAA的立法使这种援助成为可能，但在实践中很少这么提供。一个改进后的制度，将使工人能够更灵活地使用额外失业保险。对一些人来说，TAA的援助覆盖到为再培训或职业许可证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对其他人来说，支付搬迁的费用或投资新业务可能是更好的投资。国会应该给予工人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让他们承担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计划的负担。

最后，在考虑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时，必须承认，由于进口竞争(或自动化)，大多数已经失去的美国就业机会不会再回来。中国的贸易冲击几乎在十年前就结束了。如今，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下滑，中国政府正在将资源从私营部门转移到生产率增长不显著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批准的企业。当中国试图转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时，孟加拉、越南和南亚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正将自己定位于在中国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抢占市场份额。因此，试图在马丁斯维尔等地促进制造业复兴无济于事;家具和服装公司可能不再在中国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力，但他们会在其他地方找到。鼓励人们对重新安置工作岗位持乐观态度只会导致更多的失望，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反弹。

相反，拜登政府应该努力帮助马丁斯维尔等社区繁荣发展。这样做，既需要独创性，也需要实验性。联邦官员应该给予地方和州以及与州平行的区域更大的自由，以推行适合服务地区的政策。传统的方法未必是最有效的。以税收优惠为例，官员们经常利用税收优惠来诱使企业迁往他们所在的州或市。经济学家蒂莫西·巴蒂克(Timothy Bartik)发现，尽管这些措施扩大了目标行业的产出，但似乎对提高当地生活水平作用不大。对于所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这样的激励措施带来的成本几乎是其他选择(相对于创造工作岗位而言)的10倍，比如重新开发被称为棕色地带(brownfields)的废弃工业区。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呢?有证据表明，旨在帮助年轻和弱势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labor-market programs)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成功的方法可以为人们的求职提供帮助，帮助年轻人建立找到和保持工作所需的软技能，并为当地前景良好的行业(如医疗保健或信息技术)提供专门的技术培训。税收优惠的其他替代办法包括：通过免除学生债务或承诺移民签证，吸引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到贫困社区，提供服务帮助当地公司开拓新市场，改善中小型企业获得资本的机会——这些企业中有许多为少数族裔成员所拥有，与现有资金来源的几乎无联络。

对落后的地区予以帮助，应该成为拜登政府的核心目标。但是，试图撤销三十年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途径。拜登和他的团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帮助受全球化伤害的工人这件事上，贸易政策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损害已经造成，自由贸易不会有任何进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安抚工会这些十分狭隘的努力，对于帮助已经受到伤害的工人或帮助其他人避免类似的命运几乎是毫无帮助的。更好的办法是，通过慷慨的、直接的援助，帮助失业者重新站起来，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安全网，来保护美国工人的下一代。

翻译文章

Gordon H. Hanson，Can Trade Work for Workers? The Right Way to Redress Harms and Redistribute Gain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20/can-trade-work-workers

译者介绍

董岭晓，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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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中美须有决心寻找合作共同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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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作者：杨浚鑫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两国存在许多合作机会，但双方需要决心开展合作并接受彼此原本的面貌，同时寻找可合作的共同点。李显龙总理认为，两国要同时兼顾国际姿态和国内政治舆论，对内说明他们将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维护国家利益。

李总理近日接受美国商会副会长薄迈伦(Myron Brilliant)的视讯访问，预录访谈昨晚在美国商会线上举行的全球经济复苏论坛上播放。

他强调，中美关系如果恶化，全球局势将很紧张，小则造成担忧，大则引发冲突，亚太地区也必将受影响。这对于大小国家都不利，对中美两国也一样。

“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和科技能力极为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科技、武器、核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武装部队，分别是世界上最新进和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但美国军力再强，也不可能在开战时无视伤亡，以为可吸收很多的伤害。因此，如果两国起冲突，必定两败俱伤。”

李总理在今年3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曾说，中美现在比五年前更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但这样的可能性目前还不高，若两国谨慎行事，军事冲突仍可避免。

回答薄迈伦中美关系可如何走上更稳定的道路时，李总理重申两国存在许多合作机会。“气候变化是其中之一，中美正就此对话，美国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也访问了中国。”

李总理：中美合作不能止步于气候变化

他认为，中美合作不能止步于气候变化，下来还能扩展至核不扩散、公共卫生和全球大流行等议题。两国也可合作确保全球贸易体系稳定，让各国可进行进出口与贸易活动，推动企业发展和实现繁荣。

但要实现中美两国进一步的合作，两国须同时兼顾国际姿态和国内政治舆论。

李总理说：“两国都存在国内政治舆论，就算是中国人也如此。但(两国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本能情绪，声明‘我们将维护国家利益，但我们会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实现这点。不管我们是否完全信任对方，不管对方是不是我们的挚友，他们都必须是我们在这地球上的合作伙伴。’”

对于中国而言，能否做到这点事关重大。李总理认为，中国人来到不仅仅觉得已崛起和富起来的节点，他们希望变得强盛也希望获得这样的肯定。

“但你强起来后，不代表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强者。你必须知道如何长远地让其他人接受你的强大，正如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做到的那样。”

李总理进一步解释，美国虽拥有最强大的舰队、战机和陆军，但仍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人们与美国合作，不仅是因畏惧它，而是因为认为美国为他们留有空间，而美国大体上在造福世界。“中国人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需要时间。”

至于美国，它则要接受中国是切实存在的，不会凭空消失，因此须与中国合作。李总理说：“你可以尝试影响中国，但你不能改造它。它不会变得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别说是像美国。”

李总理认为，要接受这点，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难关，因此需要伟大的政治领袖来促成两国的合作并促使美国人配合这样的政策。他强调，这正是美国需要的。

“若不这样做，两国会起冲突，而双方都不会蜷缩起来等死。”

他重申，如今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不同。“中国没有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指专门营造假象的建设和举措)，它是真实的，不论是它的活力、创新能力、动力、繁荣，或取得成功的决心。美国也不是一个衰败凋零的社会。因此，透过某些方法，两国必须走到一起，而这是两国政治领袖的责任。”

美国和中国都是经济和科技能力极为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科技、武器、核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武装部队，分别是世界上最新进和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但美国军力再强，也不可能在开战时无视伤亡，以为可吸收很多的伤害。因此，如果两国起冲突，必定两败俱伤。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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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太弱了，我感到惭愧

王缉思

20/05/2021

作者：王缉思来源：浙里看美国

2021年5月15日，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形势研讨会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50人出席了此次论坛。权威美国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通过视频方式对美国研究中心成立表示祝贺，全文如下。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晓霖老师和王冲老师给我发来了信息，邀请我去参加浙江外国语学院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我非常感谢，心里也非常想去参加，可惜在五月十五号那天我在别的地方出差，不能赶过去了，感到遗憾，借此机会呢，向这个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也有几句话想说，是应马晓霖老师王冲老师的邀请，讲几句心里所想的事情。

那么，我非常认真地读了几遍这个中心的简介，感觉到非常兴奋，感觉你们找的研究方向、内容，和这个战略的思维都是很好的，我看到这个“中心研究者主要研究三大方向，第一：中美经贸、投资、产业、科技交流”，这毫无问题，“第二，中美人文交流”“第三，美国联邦及各州基本情况及中美地方交流”，这也很好，我有几点感触呢，一点是在讲到中美人文交流的时候呢，人文交流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中美高层的战略对话，前几年，特别是刘延东副总理领导之下有这个人文交流的这个重大项目，我们是按照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去从事中美人文交流呢还是说还有一些别的人文领域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同时推进一下?我说的只是一个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

对于美国华人华侨的研究，其实我们，研究的很不够,美国有五百多万华人华侨，其中二百多万人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那这些人现在美国的境遇怎么样?他们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对政治的认同怎么样?他们忠实于哪个国家等等。这些都是问题，而未来可能变成中美关系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另外，我想浙江跟其他那些中国的省份一样，一定跟美国有很多的旅游的一些项目，然后那些旅游将来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有旅游的问题，有移民的问题，有这个华人华侨包括亚裔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似乎也可以放在人文交流这个领域去做。

我的第二点看法呢是这个中心简介里头讲到的我们要为服务于中美关系的大局，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毫无问题的，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大学，那么服务大局很重要，但是学术研究跟教学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教育工作，有一个大的战略目标，没错，但是要把学术做得很深就需要对学术有一种献身精神，有的研究不一定能马上为政策服务，甚至于也许永远不可能为政策服务，比如说研究美国的若干的内部社会问题啊文化问题啊，你要硬说，它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有多大好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不太容易想清楚的。

这有点像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我们经常说“科技科技”，其实我们讲的科技主要是技术，那么科学呢就是要从基础研究做起，我觉得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应该从基础研究做起，想到它的重大意义很好，但是没有那么重大的政策意义也应该做，而且，作为一辈子的重要的使命去完成，这是我对学术的一个追求或者一种看法。

第三个呢，我感觉到有些惭愧，或者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的一点呢是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太弱了，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远远比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要深入、要广泛等等等等。我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说，这个是不准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我在大概七八年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他们的一些学术活动，讨论中国外交，他们说起来，有一个青年学生学者就问我说：“王老师，你能不能说一说，我们现在对中国外交，哪里是弱项?我们对中国外交那些方面研究的还不够呢?”我心里听得很难受，第一，我确实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他们对中国外交都研究过什么东西，比如非洲啊拉美啊或者一带一路啊等等，这个我说不清楚，第二啊是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说一个中国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去问美国人：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对美国外交的研究还有哪些不够多呢?哪些空白呢?我觉得这话说不出来，原因是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太弱了。

我们现在有三四十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当然滞留不归，暂时回不来，但是有多少人，这个文科的本来就不多，社会科学也不多，理工科占多数，那就在文科研究社会科学里头，总有一些人应该在研究美国吧?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去美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多数反过来还在研究中国，因为美国教授和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吧，你们研究美国也没什么意思，或者也不是你们的长处。而美国派研究生来中国也是研究中国，那么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怎么可能深入呢?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美国，而且不是在研究美国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要研究美国深入的国内的问题，这点我希望浙江外国语学院能够启风气之先，把这个工作做好，这就是我一个最大的希望，如果我们在浙江这样一个大学里头，把这个工作给它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中国研究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好，工作顺利。再次感谢邀请，也感谢马晓霖老师和王冲老师，谢谢!

来源时间：2021/5/20 发布时间：20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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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批评者丢共和党要职，为何他能人走茶不凉？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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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2021

作者：来源：中美聚焦

共和党仍然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党吗?今年1月，在美国国会大厦遇袭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可能略有悬念。

但上周众议院共和党罢免了一贯反对特朗普的原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利兹·切尼(Liz Cheney)之后，似乎出现了明确答案。

共和党会议主席一职属于共和党领导层，是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三号人物(仅次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和共和党党鞭)，其负责组织共和党内部的会议，并且向其他党内成员传递信息。

美联社分析，对共和党来说，剥夺54岁切尼的领导职位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过去几个月共和党内部发生的事情，很多人觉得是一场令人疲惫的党派杂耍，但事实上，它可能成为美国的转折点。”美国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大卫·莱昂哈特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

罢免切尼背后的特朗普阴影

根据福克斯报道，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美国保守联盟的主席马特·施拉普(Matt Schlapp)宣称，切尼因“分散人们对共和党2022年中期大选的注意而被罢免。”施拉普还称，切尼过度地宣传她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赶出共和党的观点，而疏忽了她的本职工作。

今年5月6日，切尼于《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批评文章，称特朗普是 “危险的”，并敦促共和党人摒弃他的“反民主的个人崇拜”。这篇文章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众议院二号人物斯卡利斯终于公开主张强行解除切尼的主席职位，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的支持下，共和党议员们仅用了不到20分钟，就以口头投票的方式罢免了切尼。

她是国会级别最高的共和党女性，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女儿。媒体分析，她的下台是挑战特朗普可能威胁职业生涯的最新证据。作为1月份投票弹劾特朗普的10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被赶下台的切尼表示，这个结果在自己意料之中，并承诺将竭尽全力阻止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

批评人士说，切尼的过错不在于她对特朗普的看法，而在于她坚持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破坏了他们希望党派领导人在明年选举之前展现的团结。事实上，在切尼被革职的几天后，特朗普就宣布将于今年6月5日重返关键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大会并发表讲话。北卡罗来纳也将是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即选举新一轮参众议员，两院席位重新洗牌)共和党必争的兵家要地。而替代切尼的伊莱斯·斯特凡尼克，正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在2020年大选时附和了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

“我只想对我的共和党同事说：如果没有特朗普，共和党就无法成功。”这是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投前几天对福克斯新闻说的。美联社也称，许多共和党人同意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观点。但也有一小部分共和党人公开反对罢免切尼。据悉，包括前宾夕法尼亚州长汤姆·里奇(Tom Ridge)在内的一百余名共和党人威胁称，如果共和党继续与“特朗普的谎言”保持一致，他们将试图组建新的共和党倾向的政党。

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共和党内的分歧显示出，离任后的特朗普如今在党内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特朗普输了，为什么共和党还站他这边?

《纽约时报》称，尽管美国经历了由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但共和党几乎在2020年赢得了白宫：如果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州的支持率只高出一个百分点，在密歇根州只高出三个百分点，乔·拜登就不会当选总统。“考虑到共和党去年的良好表现，共和党人没有重新考虑该党的未来是有道理的，”FiveThirtyEight的政治记者佩里·培根写道。“改变是困难的，因为这会冒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活动人士，而且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做出改变。”

除了特朗普在选民中的支持度，他出色的筹款能力也同样是共和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总统大选失败后，特朗普在两周内又筹集了超过两亿美元的政治活动资金，用以继续他“让美国继续伟大”的事业。对共和党而言，在特朗普不愿意在党内扶植其“接班人”的情况下，如果试图淡化其影响力，不仅要冒着失去大规模右翼选民的风险，更要冒着失去大量竞选筹款的风险。

据Politico分析，筹款一事正是特朗普用以对抗建制派、增强党内控制权的重要方式。3月5日，特朗普的团队曾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发出函件，要求其立即停止任何非授权地使用特朗普的姓名、肖像来服务于其筹款活动。特朗普本人也发声表示，捐款直接捐到DonadJTrump.com的账户上即可。根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分析，特朗普此举是想绕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在未来的竞选中“惩罚”那些对其不忠的共和党人。

在这种情境下，面对中期选举这一宝贵的翻盘时机，共和党选择站队党内最大的选民阵营——亲特朗普派，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

来源：综合The New York Times、AP News、Fox News等媒体报道整理

来源时间：2021/5/19 发布时间：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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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另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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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2021

作者：王帆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王帆(Wang Fan)，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近年来自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呈现一边倒势头，美国国会作为两党争论最为激烈的地方还一致通过了对华竞争法案。民调显示，主张对华强硬的人数比例也在不断升高。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判定，美国对华强硬战略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加大力度。

但实际上，美国还有另一种声音值得注意。约瑟夫·奈强调美国不必疑神疑鬼，要避免夸大对华恐惧，导致过度反应。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Swaine)近日在《外交政策》上发文表示，没有太多实际证据支持中国是严重威胁的观点，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中国没有能力在不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摧毁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也被夸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输出其治理体系兴趣不大，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确实在强迫或积极劝说各国效仿他们的经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很难上升到对美国价值观构成生存威胁的程度，拒绝“中国给美国带来生存威胁”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将使应对挑战变得更加容易。

美国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考验，美国需要认真对待这一挑战，但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夸大对手实力，因为这样会导致错误的认识，从而造成糟糕的政策选择。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学者萨姆·萨克斯提出“小院高墙”理论，认为美国只需要选择锁定若干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科技点(小院)，进行积极保护(高墙)，即可实现最符合美国利益也能适当照顾中国利益的新中美关系。

与中国的竞争会付出巨大成本代价，美国需要从成本与风险这两个角度来看待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共存。《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的文章《如何制定持久的对华战略》，认为新的对华政策应以“风险管理”为基调，不再寻求为了合作而弱化竞争，同时在此基础上要把握三个方向，一是明确对华关系中哪些属于/不属于竞争范畴，二是重新调整对中美关系的成果预期，三是重建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这些看法体现了几种意涵。首先，美国存在着严重夸大中国威胁的情况，因此一些美国精英主张更准确有效地评估对华战略，以避免由于夸大中国威胁而使美国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代价。对华强硬需要程度上的把握。

其次，与中国竞争会付出巨大成本代价，对华强硬需要策略上的改变。虽然中国正形成更大挑战，但美国也面临更多的国内困难。因此美国应采取更多收缩聚焦政策，把矛头直指中国，而不是四面树敌。所以美国会从阿富汗撤军，会与伊朗缓和关系，同时还会拉盟友一起对付中国。

其三，美国对华战略将具有长期性，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将立足于从长计议，通过分阶段的长期竞争来削弱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毕其功于一役。

这些看法虽非主流，但体现了美国对华战略更为精密的设计，有可能在对华战略评估中产生影响，因而值得高度关注。从另一方面它也说明，美国在对华强硬过程中是有成本下限的，换句话说，拜登政府要强调对华战略的持久性和长周期，要强调既有激烈竞争又要共存，所以一方面有对抗性竞争，但同时也会考虑成本与风险。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以温和合作为主基调的政策，而是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说，美国不太会使用“蛮力”来对付中国，而是会实施更有分寸、更有选择性的经济脱钩计划。在技术方面，美国已经悄悄采取了一项两党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工业政策，以强化美国在半导体、5G和其他新兴技术方面的竞争力。

来源时间：2021/5/19 发布时间：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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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决定未来政治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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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2021

作者：社评来源：中评社

4月2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截止到2021年4月底，美国人口超过3.3亿人，比2010年增加7.4%。人口普查的结果，决定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分配。按照美国宪法，美国各个州的人口，决定在美国众议院的席位，同时也决定美国总统选举选举人团选票的分配。正因为如此，美国十年一次的人口复查，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美国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国家。美国民主党和美国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争夺激烈。那些摇摆州，成为美国民主党和美国共和党竞选关注的焦点。美国民主党政府上任后，华盛顿特区希望成为美国新的州，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参议员席位。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民主党政府无暇顾及华盛顿特区的要求，而美国共和党则会全力以赴，阻止华盛顿特区变成一个独立的州。

从人口普查结果来看，美国仍是人口增长国家。但是，正如许多分析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口地区不平衡现象越来越严重。未来美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持续观察。

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因素，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当然，如果人口众多，可是，人口素质相对较差，那么，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讨论人口质量和素质问题，显然毫无意义。

中国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明确表示，老龄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持续观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复杂，要想完全掌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类平均寿命将会越来越长。从这个角度来说，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可是，平均寿命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能力的退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农业机械设备，可以解放生产力，让老年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用付出体力劳动或者较少付出体力劳动，即可从事复杂的工作。

如果担心人口膨胀，阻碍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或者担心老龄化，给一个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那么，就是典型的杞人忧天。

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老龄化可能会导致体力劳动人口减少，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和辅助设备广泛应用，老年人可以从事过去只有年轻人从事的体力劳动。不论是环境卫生保护，还是田间作业，老年人都可以借助于计算机，从事各种复杂的劳动。不能因为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就认为人类不断退化。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的寿命会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科技创新，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和作业环境，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大量移民，改变了美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如今美国南部社区，拉丁裔美国人越来越多。那些来自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不仅改变了社区文化，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可是非常遗憾，美国忽视了移民产生的问题，结果导致社会矛盾急剧，种族仇杀不断。

美国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不同种族的移民，给美国带来多元文化。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促进美国科学技术发展。而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美国生产力变革。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原因就在于此。

美国依靠自己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体系，吸引世界各国优秀青年。外国移民的到来，给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移民，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年轻学者，为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可是，近几年来，美国似乎开始实施保守主义，闭关锁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青年关闭大门，那么，美国高等院校将会失去优秀的学生，美国科研机构将没有合格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如果美国继续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那么，美国企业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经济的空心化现象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中国认为美国是一个科技创新国家，至少目前仍然是这样。中国愿意和美国开展合作，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全面交流，在相互促进基础之上，实现中美经济共同发展。可是，美国担心中国后来居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建立联合抵制中国的战略同盟，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在军事上遏制中国，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文化上排斥中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反映出美国的霸权心态。

中国希望美国保持开放的姿态，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因为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的有益无害。可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和美国共和党议员，似乎把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中国身上，丝毫没有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企图将中国置之死地。这种极为特殊的心态，使得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年轻国家，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移民国家。如果中美携起手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寻求共识，那么，世界将拥有无限可能。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似乎热衷于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破坏国际秩序，违反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美国的所作所为，让人们更加充分意识到，如果美国不改变自己的立场，着力解决本国的问题，那么，世界将变得动荡不安。

美国国内分裂严重，可是，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党派的议员却能轻而易举达成共识。这说明美国为了掩盖国内的问题，极有可能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制造事端，甚至发动战争，给中国制造麻烦。

中国对于美国体制变革不感兴趣。可是，对于美国对华战略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希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可是，美国需要敌人，需要战略对手，美国国会通过的所有法案，无不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中国除了奋起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最宝贵的人口资源。中国珍惜自己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持人口持续增长。

中国正采取措施完善教育体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把人口优势变成资源优势。中国正竭尽全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建立高水平职业技术学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中国愿意在公平原则基础上，和美国开展竞争。但是，如果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搞不正当竞争或者恶性竞争，那么，中国将奉陪到底。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中国希望和平相处，而美国充满焦虑感。美国希望中国四分五裂，就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把中国变成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国家。这种公然蔑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注定会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中国不担心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对中国发动全面军事战争，但是，如果美国肆意挑衅，那么，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局势将会变得动荡不安。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极为不利。

中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与美国各个社区各个族群的联系，让美国民众充分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华盛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损害美国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会和广大美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缔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来源时间：2021/5/19 发布时间：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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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若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意味着什么？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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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2021

作者：王一苇来源：知识分子

导读

美国东部时间5月5日，美国政府表示为了结束疫情，将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书面协商，支持取消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一声明)根本就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苏州艾博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英博说，“告诉你专利，但不告诉你工艺，你还是做不出来。”

中国知识产权法与科技立法研究员肖尤丹称，这个决定基于“外交立场”，没有行政或法律效力，而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压力。

美国这一声明的效力几何?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具体含义是什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目前的全球疫苗短缺问题?就此，《知识分子》采访了多位疫苗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美国东部时间5月5日，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宣布，支持取消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政府虽然 “强力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但为了结束疫情，支持取消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称，“我们将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书面协商，以实现这一目标。” [1]

目前，许多国家面临疫苗短缺的难题。随着印度、菲律宾等地疫情告急，如何使新冠疫苗技术更可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重点。

从去年开始，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就提出，要求开放新冠疫苗专利 [2]，联合国人权专家也谴责制药公司的垄断 [3]，呼吁豁免知识产权规则，认为这是击退新冠的关键。[4]

美国政府内部也在持续讨论这一问题。戴琪的这一表态，是美国政府首次表示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上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以支持全球合作抗疫。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赞扬了这一表态，称之为 “里程碑的时刻”[5] 。欧盟也表态支持 “愿意探索” 该计划 [6]。

然而这一声明遭到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反对 [7]。美国国内亦有反对声音，认为取消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无助于扩大疫苗生产，反而会打击未来新药创新的动力[8]。

一些美国政治家担心取消专利授权将利好中国。共和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Byron Donalds)随即提出一项 “预防外国试图侵害医疗创新法案”，以 “防止拜登政府愚蠢地将知识产权白送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9]

对依靠疫苗技术盈利的药企，这也不是好消息。随声明发布，持有mRNA新冠疫苗技术的辉瑞、Moderna等疫苗生产企业首当其冲，股价应声下跌。[10]

这一声明的效力几何?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具体含义是什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目前的全球疫苗短缺问题?《知识分子》采访了多位疫苗研发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多位专家认为，依靠取消专利保护，并不能在短期内有效解决疫苗短缺的问题。

取消疫苗专利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医药企业为其疫苗技术申请专利，实质是保护技术创新。专利本身在保密期后即向社会公开，公众能看到其技术描述。关于保密期，在有些国家，专利文件仅在专利授权后公布，在有些国家，专利申请通常在申请日起18个月公布，或者在要求优先权的情况下，自优先权日起18个月公布。

既然专利本身的内容是公开的，到了一定时间谁都能看到，取消疫苗专利保护有什么意义?

知识产权专家、专利律师赵佑斌解释说，专利的持有方对使用专利的一方有收费或禁止其使用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机构使用了某项专利技术，持有该专利的药企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该机构缴纳费用，或禁止该机构使用专利。

因此，赵佑斌认为，取消疫苗专利的保护，其实质是取消疫苗专利企业的禁止权或收费权。原本需要付费授权的专利技术，取消保护后则可以免费使用。

美国表态意在 “倒逼” 药企行动

中国知识产权法与科技立法研究员肖尤丹称，这个决定基于 “外交立场”，没有行政或法律效力，而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压力。

“对外，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支持 WTO体系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在一段时间里暂时停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部分内容，” 他说，“在国内，拜登政府是在告诉美国的药厂，如果不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联邦政府也可能采取手段。”

美国的这一表态，比WTO即将在6月举行的讨论专利权免除的正式会议早了一个月，这并非偶然。

赵佑斌介绍，专利权属于私权，是企业或私人的财产，美国政府无法直接宣布取消。他解释说，目前美国政府提出的 “支持取消”，是指其支持在WTO框架下修改相关国际协议。

目前，各国都有自己独立的专利申请系统，在本国申请的专利在该国范围内生效。而国与国之间的专利体系通过两个主要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1] 和《专利合作条约(PCT)》[12] 联通。

除此之外，WTO体系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要求成员国以不低于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保护其他成员国的知识产权，其中专利权部分参照《巴黎公约》执行。签署TRIPS协定是进入WTO的强制要求，即164个成员国都参与了此协定。[13]

“按照TRIPS的规则，(疫苗企业)可以禁止他国生产相关疫苗或者收许可费，现在所谓的放弃专利，是不要这个规则，或者在这之上加一个特别条款，允许各国放弃保护新冠疫苗的专利。” 赵佑斌说。

TRIPS协定在国际范围内保护了知识产权，但亦有批评称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或使发达国家获高额利润。

2001年，为了使更多国家更好获得艾滋病治疗药物，WTO成员国曾通过一份《多哈宣言》，在承认TRIPS协定的基础上做出 “灵活处理”，允许各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强制颁发专利许可。[14]

新冠疫情下，TRIPS协定也遭到挑战。

2020年10月，印度和南非在WTO的一次TRIPS理事会中提议，为应对新冠疫情，应限时豁免一些TRIPS协定中的义务条款，允许部分专利权的免费使用 [15]。据第一财经报道，WTO成员国当时对该提案意见不一：支持提案的主要是最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则大多表示反对，认为削弱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会不利于全球抗疫;中国等一些成员国则表示欢迎提案，但需要进一步澄清可能产生的经济问题 [16]。

此提案在10月后经历多次审议，但各国未达成一致。而下一次正式TRIPS理事会的时间定在6月8-9日。美国政府的此次表态，实际上是转而支持印度和南非的提案。

除了国际压力，美国政府和药企也面临国内要求放开药品专利的压力。肖尤丹介绍，从2020年2月份开始到现在，有关新冠疫苗知识产权是否放开的争议在美国就没有停过。

“拜登的声明就是告诉药厂，国际舆论和国内道德压力我都扛不住了。” 肖尤丹说。“这实际上是倒逼药厂，希望私营机构能够自己去谈判，不管是开放还是降低门槛，迫使药厂在生产环节和疫苗定价上让步。你们如果不自己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联邦政府也可能采取手段，比如支持强制许可。”

肖尤丹说，在制度安排上，美国国内有一些法律支持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征用专利，给予专利所有者以补偿。美国尚未动用这些政策手段。

取消疫苗专利保护，能否解决全球疫苗短缺问题?

赵佑斌认为，取消疫苗专利保护对改善疫苗短缺的影响非常有限。

首先，何为 “疫苗专利” 定义不清。以专利相对最多的mRNA疫苗为例，“到底哪些专利属于mRNA的疫苗，现在没有定义。”

mRNA疫苗经历复杂研发过程，其涉及技术包括扩增，包裹颗粒等相关专利。据《自然》杂志统计，目前至少有113件专利与该技术相关，其中70%来自工业界。[17]

另外，由于美国政府也支持了部分疫苗的研发，一些专利如疫苗设计中用于稳定刺突蛋白的氨基酸替换专利属于美国政府，但这个比例并不高。[18]

其次，即使WTO在美国支持下从现在开始讨论取消疫苗专利保护的问题，形成决议需要时间。而形成决议后，各国还需各自出台规定，在本国法律内适用该决议，而这些过程将耗时良久。

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5日的一次电视访问中也表示担心这一过程的耗时，“所谓的 ‘取消专利’ 的问题复杂在于，当你准备好传递这些技术到其他国家能用上时，可能已经到2022年底或者2023年初了，很多人可能已经死去了。” 他说。[19]

而WTO的缓慢行动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据WTO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Keith Rockwell)，5月晚些时候，一个知识产权小组将再次审议由印度和南非提出的提案。正式的TRIPS理事会仍定于6月举行。[20]

更重要的是，即使取消专利保护，企业从研发到生产的具体操作仍然是技术秘密，缺乏实际疫苗生产经验的公司很难复制。

“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可能有几家大企业比如葛兰素史克、默沙东等，能够马上进入这个领域，迅速增加供应，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多少真的有实力可以快速生产mRNA疫苗(的企业)，技术、资金、设备、人员都不一定有条件。” 赵佑斌说。

曾经和美国Moderna公司合作开发mRNA疫苗的科研人员王年爽表示，就mRNA疫苗而言，技术复杂，专利多，公司保护知识产权一般会有两种方式：patent(专利)和trade secret(商业机密)。“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核心的技术一般都不会写到专利里边的。也就是说，完全参考专利也未必做出来。”

肖尤丹也认为，“疫苗生产中，即便告诉了你专利，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产能，很多东西并不在专利保护范围内，都是 know-how(专有技术或诀窍)，包括工序、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原材料的供应。”

事实上，Moderna公司总裁史蒂芬·霍格(Stephen Hoge)早在2020年10月就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将不会追究针对其疫苗专利的侵权责任 [21]。Moderna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班赛尔(Stéphane Bancel)也表示，取消专利授权不会影响公司业务 [9]。

“(这一声明)根本就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苏州艾博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英博说，“告诉你专利，但不告诉你工艺，你还是做不出来。”

苏州艾博生物也正在研发mRNA疫苗，与美国两大新冠疫苗提供商辉瑞和Moderna研发的mRNA疫苗技术路线相似。

“专利在之前就不是问题。” 英博说。他认为，疫苗生产的工艺和疫苗专利代表的技术同样重要，然而生产工艺中，无论是作为核心的mRNA序列的构建，还是作为递送介质的纳米颗粒等制剂的生产，如果没有技术分享就无从掌握。“就像做菜，我知道所有的原料也不一定能做出一道菜来，我把所有东西一块都扔锅里，这菜肯定是味道不对。”

基于同样的理由，哈佛大学法律教授丽萨·韦莱(Lisa Ouellette)称，即使取消专利授权，也并不能缓解疫苗供应链紧张的问题，因此短时间内对提高全球疫苗供应不会有明显效果。而长期内，政策制定者需要鼓励尽可能快的技术分享，才能保证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22]

赵佑斌认为，解决疫苗短缺问题需要更科学、更可操作的措施。“比较可行的措施就是技术合作。” 他说，辉瑞、Moderna等公司需要派出技术人员，用成套技术跟发展中国家的药企进行技术合作。他们出技术，其他国家出设备、提供材料，共同生产成立生产疫苗的企业或项目。

一场医药行业的专利制度革命?

肖尤丹分析认为，此次关于取消专利保护的讨论，还有更深层的政策内涵。

“我感觉很多人是借这次疫苗的事儿，想在整个生物医药行业里来一次革命。不是说专利制度好坏的问题，是想推翻重来。” 他说。

大众健康和医药企业对药品的专利保护之间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是这次讨论背后的伏线。

肖尤丹说，对医药产品和生产方法发明授予专利，始于TRIPS协议。而药品专利制度的建立，使得制药公司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倾向于在药品专利许可实施上设置诸多障碍，导致药价高昂。

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一些药品价格昂贵也造成了病人的困难。2017年，51名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利用《拜杜法》(注：美国一项重要的专利法案)里的介入权(March-in right)，降低处方药价格。[23] 介入权意味着，联邦机构有权在应对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需要时，要求权利方以许可方式授权有能力实施者使用其成果。[24]

今年1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则提出《拜杜法》规章修改，希望引入一个新的机制，让药品价格更便宜、生产机制更灵活。[25]

肖尤丹说，药企创新的先动优势明显，医药行业是否不需要专利保护，将是美国政策制定者长期探讨的问题。而目前，拜登当局的表态只是行政立场，立法和司法机关介入后，必将左右互搏。当中美关系的紧张也被纳入考虑因素，讨论会更加复杂。

参考资料：

[1]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may/statement-ambassador-katherine-tai-covid-19-trips-waiver#:~:text=%E2%80%9CThis%20is%20a%20global%20health,protections%20for%20COVID%2D19%20vaccines.

[2]https://www.yicai.com/news/100804394.html

[3]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1222

[4]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20/11/16/377028#

[5]https://www.who.int/news/item/05-05-2021-who-director-general-commends-united-states-decision-to-support-temporary-waiver-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for-covid-19-vaccines

[6]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willing-discuss-covid-19-vaccine-patent-waiver-eus-von-der-leyen-2021-05-06/

[7]https://www.dw.com/en/germany-rejects-us-push-to-waive-covid-vaccine-patents/a-57453453

[8]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s-vaccine-patent-theft-11620255362

[9]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house-gop-bill-prohibit-biden-administratio-waiving-ip-protections-covid-vaccines

[10]https://news.yahoo.com/pfizer-moderna-shares-plummet-biden-204800783.html

[11]https://www.wipo.int/treaties/zh/ip/paris/index.html

[12]https://www.wipo.int/pct/en/

[13]https://wto.org/trips

[14]https://www.who.int/medicines/areas/policy/tripshealth.pdf?ua=1

[15]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IP/C/W669.pdf&Open=True

[16]https://www.yicai.com/news/100804394.html

[17]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20-00119-8

[18]https://www.citizen.org/article/the-nih-vaccine/

[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3S_gpYHhg

[20]https://www.wate.com/news/national-world/us-backs-waiving-intellectual-property-rules-on-vaccines/

[21]https://www.wsj.com/articles/moderna-vows-to-not-enforce-covid-19-vaccine-patents-during-pandemic-11602154805

[22]https://law.stanford.edu/2021/05/04/stanfords-lisa-ouellette-on-waiving-covid-19-vaccine-patents/

[23]https://doggett.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congressional-democrats-trump-we-re-calling-your-hand-lower-prescription

[24]http://zhishifenzi.com/innovation/policy/6285.html

[25]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1/01/nist-requests-comments-proposed-changes-bayh-dole-regulations

来源时间：2021/5/19 发布时间：2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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