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20年11月拜登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面对前总统特朗普遗留的问题与新冠病毒对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影响，拜登总统在上任内两周内签署了大量的行政命令与救济法案。拜登将带领美国去往何处?伊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于2021年4月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看待乔·拜登激进主义的四种方式》(Four Ways of Looking at the Radicalism of Joe Biden)。克莱因创建过名为Wonkblog的集体博客，曾任《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编辑与专栏作家，著有《我们为何极化》(Why We’re Polarized)。作者基于美国两党斗争的现状、新型治理问题的出现与拜登个人的政策风格，阐述其政策立场变化的发展与原因，并指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其政策倾向于加强监管与介入的“大政府模式”。

从来没有这么一天，乔·拜登(Joe Biden)醒来却发现自己错了30年。

在参议院、奥巴马时的白宫以及民主党的后特朗普清算(post-Trump reckoning)中我采访过拜登。他很少甚至从未呼吁变革或提出单独行动的野心。

但是你永远不会从他的总统任期中了解这一点。而对此的标准解释是新冠病毒的肆虐。国家深处危机之中，拜登崛起以面对这一时刻。但我并不买账。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救援计划”的出台。但是《美国就业计划》和即将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远远超出了病毒的影响范围。总的来说，这是对前新冠肺炎时期状况的全面指责，是人类与地球的灾难。在许多情况下，拜登参与了这种状况的形成，而且似乎从未渴望过有所改变。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与白宫工作人员、国会民主党人、政策专家以及拜登政府的批评人士进行交谈，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总统(President Biden)为何与乔·拜登(Joe Biden)之间有着如此尖锐的分歧。我有一些解释，但这绝不是全部原因。

与共和党谈判关系的瓦解。关于民主党新抱负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左派的意识形态趋势。但真正的出发点是右翼的制度性崩溃。拜登之前的民主党总统们在制定政策时着眼于吸引共和党的选票，或者至少会安抚来自共和党的批评者。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刺激计划的三分之一由减税措施构成，为何在罗姆尼医改的框架之上建立了《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为何比尔·克林顿作为总统的第一笔预算包括大幅削减支出。拜登在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时期同样支持这种做法。他一直认为两党能够达成协议，并且通常自信有能力达成。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缓慢而彻底地将民主党的这些希望化为乌有。长期以来，对具有意识形态折衷意味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反对声音在这里举足轻重，但那时也确实如此。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与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预算协议，但无力使其议员同意，之后他拒绝允许众议院就2013年移民法案进行尽可能多的投票。此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施加阻碍，随后麦康奈尔迅速采取行动取代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同样损害了参议院民主党人对麦康奈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诚实角色的信念。他们完全放弃了他。

结果表现为奥巴马、拜登以及为拜登提供建议的主要政治战略家以及几乎整个民主党国会核心小组，都只是不再相信共和党人会投票支持民主党的主要议案。他们听到麦康奈尔说：“美国人知道一场辩论正在进行的唯一途径就是这些措施不是两党合作的。(the only way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know that a great debate was going on was if the measures were not bipartisan.)”因此，民主党人不再制定妥协立场的法案以赢得共和党的选票。

因此，政策设计有了一定变动。民主党人之间为找到足够受欢迎的政策进行内部谈判，以赢得共和党选民而非共和党政客的支持。拜登的发言表现得好像他相信国会中两党合作仍是有可能的，但他的政府已将能否合作的证明责任交给了共和党人，并附以政府条件。这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更能激发民主党的立法野心。

新生代的危机塑造了新一代的政府工作人员。民主党内的代沟使我深感震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维持国家的运转。他们计算数据、起草法案、作出重要指示。职员与政治家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政治家的成长起始于经济滞涨期，历经里根主义盛行与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成长于经济危机、突增的个人债务、种族问题反思与气候危机中。当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看看伯尼·桑德斯就知道了。不过总的来说，年轻一代对政府角色定位、市场价值与风险的价值衡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将以上推断应用于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这位43岁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迪斯曾经是奥巴马政府中经济事务的青年才俊，如今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他亦赞同新生代职员有着十分不同的价值观这一观点。他向我指出，“为了理解近十年来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何在，以及对于权力及权力更迭的开放态度，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迪斯认为，“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呼吁推动“工会组织权保护法案(the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成为国会立法，这一举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加强工会力量的兴趣。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主席理查·特朗卡称之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步”;也激发了人们对产业政策的兴趣，这一领域由政府直接对各类工业进行补贴，以指导经济发展。这与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到奥巴马任职期间所主导的经济思想截然不同。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在经济学领域，下一代人对我们这一辈的反叛之处在于其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这恰如我们这代人与前辈的区别在于对激励措施的重视。这是好事。” 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拜登对经济学家信任程度较低，其他人也一样。奥巴马一直因政治家不了解经济学而感到沮丧。拜登则始终为经济学家不了解政治而感到沮丧。

拜登政府内外的多位经济学家告诉我，如今的政府中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的影响力远不及过去。有人对这一变化感到沮丧，也有人认为这是对角色的重新平衡。但是，奥巴马政府成立之初由萨默斯、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1]和彼得·奥斯泽格(

Peter Orszag)[2]所产生的势力轴心不复存在，克林顿政府中罗伯特·鲁宾和萨默斯所形成的轴心亦不存在。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等人在内部讨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经济学家只是提议者而非主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奥巴马或克林顿相比，拜登具有较低的学术思想，比奥巴马或克林顿更加质疑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但远不止于此。

本届政府的背景是上一代的经济建议失灵。十五年来的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不断出现的债务恐慌(从未体现在利率方面)使得经济学专业知识脱颖而出。但是核心在于气候问题。“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市场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需要适度的公众支持来纠正这种中等程度的市场失灵，”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主席菲利西亚·王(Felicia Wong)说道，“但他们从未预想到过气候危机。这并不是市场盈利的失败，而是市场激励的破坏。”

主管白宫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是一名气候问题专家。气候灾难的规模及其所要求的应对速度，需要政府发挥另一种作用。他指出，“为了切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参考我国的运输系统、动力能源系统这种大型系统，我们将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造。”

经济学家们自有其解决气候变化的思路。但拜登及其团队将气候问题视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他们认为，若以征收碳排放税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将与现实的政治背道而驰，可能会导致危险。对此问题，迪斯讲道：“我要强调，这不仅是在传递信息和发表叙述性要求。必须让美国人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投资建设更具弹性的电网系统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和身边人创造就业机会。”

除了气候问题，拜登政府所承受的政治风险也比前任政府要沉重得多。这是从奥巴马时代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奥巴马团队阻止了另一场经济危机，重新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将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2000万人以上。他们在政策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2010年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导致奥巴马的立法议程走向终结;2014年他们又失去了参议院;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拿下了白宫，接着民主党又失去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那些拜登政府中曾任职于奥巴马政府的人，认为他们过度关注经济风险，以致忽视了政治风险。如果失去政治权力，就无法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拜登团队的忧心之处在于，如果他们失败，那么像特朗普一样的强人可能会夺回政权。这就可以解释，尽管诱人但针对性很差的14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不能使他们动摇。正如拜登的一位经济顾问所说，“如果不向人们展示我们正帮助他们解决可怕问题(dickens out of them)，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很快会重返特朗普时代。”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拜登是名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他认为自己应当感知美国的需求何在，靠直觉了解国民将接受和拒绝哪些东西，然后在这些边界内行使职能。在美国，这通常被视为脏活儿(dirty business)。我们喜欢信念的美感，我们相信领袖应该听从其顾问的忠告，我们使用“政客”一词为名。

但是，拜登对政客职责的传统理解，使他可以灵活地与国家一同改变。当情绪趋向保守时，或“大政府”的想法使公众恐惧而私人企业的美德引人注目时，拜登则反映了这些政治观点，呼吁出台平衡预算修正案，并提出“福利母亲驾驶豪车“(welfare mothers driving luxury cars)[3]的警告。随后国家改变了，他也改变了。

年轻一代重振了美国左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两次竞选活动证明了其政治实力。共和党人放弃了财政保守主义的幌子。特朗普提出的右翼民粹主义未能贯彻到底，这种保守主义具有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将仇外心理、不满情绪与受欢迎的经济政策相结合。里根总统有句名言：“英语里最恐怖的9个词就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你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然而，停滞不变的工资、气候变暖、卡特里娜飓风和新冠肺炎证明，英语中还有比这九个词更可怕的词语。

虽然拜登作为温和派参加民主党初选，但他的动议比其以前所持的立场都要偏左翼。但是随后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非但在大选中转向中间立场，他反而更加左化。赢得大选后也是一样。他摆脱了政策设计中的工作要求与复杂目标;他强调相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支出，放任社会及经济问题恶化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的政府理念基于政府介入不足的恐惧，而非担心政府介入过多。正如笔名詹姆斯·梅德洛克(James Medlock)的评论员在推特上写道：“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The era of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 is over.’”)

注释：

[1]Timothy Franz Geithner，美国经济学家、第75任美国财政部长。

[2]Peter Orszag，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OMB)前主任。

[3]“welfare mothers driving luxury cars”，指因母职而享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实际上过着富裕的生活。

文章来源：

Ezra Klein, Four Ways of Looking at the Radicalism of Joe Bide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08/opinion/biden-jobs-infrastructure-economy.html

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14   发布时间：2021/5/14

旧文章ID：25001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乔·拜登总统在最近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警告说，中国对于试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是绝对认真的。但拜登也宣称，“独裁者”不会赢得未来，而美国会。如果处理不当的话，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也许很危险，而如果美国处理得当，与中国的竞争就可能是健康的。

拜登对华政策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也取决于美国怎样作出改变。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对人力资本和研发进行投资。这两方面拜登都提出了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如气候变化，以及让美国死亡人数超过1945年以来国家征战死亡人数总和的疫情。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

所以，拜登面临艰巨的议程，与中国的竞争被当成了“卫星时刻”。尽管他在演讲中提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大萧条”，并避开了误导性的冷战语言，但还是与上世纪50年代有一比。当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卫星发射带来的震动，刺激了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投资。如今美国还能让往事重现吗?

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也有显著劣势，而美国却有重要的长期力量优势。首先是地理上，美国被大洋和友好的邻国环绕，而中国与印度、日本和越南有领土纠纷。美国现在是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途经印度洋的石油进口，在那里美国仍保留着强大的海军力量。

而且，由于在全球机构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国际霸权，美国还有着强大的金融力量。虽然中国希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但受信任的储备货币有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深厚的资本市场、诚实的政府和法治，这是中国缺少的。美国还有人口优势，它的劳动力在增加，而中国已经开始下降。

美国还占据着关键技术的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主导着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与此同时，中国正为研发投入巨资，目前在某些领域相当有竞争力，其目标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考虑到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极其重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意义尤其重大。

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单纯基于模仿。虽然特朗普政府惩罚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强制转让”，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美国要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更需要依靠国内的改进，而不是对外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继续低于本世纪初的约30%。此外，其他大国的崛起会增加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推进全球公益的难度。尽管如此，未来几十年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在整体实力资源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向该地区横向转移，但亚洲有自己的内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实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制衡，同时美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维持它的联盟，中国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希望渺茫，更不要说主导世界了。

但同中国竞争仅是拜登所面临问题的一半。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所指出的，“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结果也是如此。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全都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为此，丹兹格认为，“各国共同议定的汇报系统、共同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及条约必须成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例如，在南海，美国海军对维护海洋法和捍卫“自由航行”就至关重要。但在气候变化和疫情等新的跨国问题上，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别国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地位很重要，但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并不在乎国界，也不会对军事力量有所反应。

在生态相互依存的领域，权力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因此，美国不能只考虑对别国使用权力，还必须考虑与别国分享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给予他国权力有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碳排放，美国也能获益。所以，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与之合作。

有人担心中国会将气候变化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绑在一起，但他们忽视了如果喜马拉雅冰川融化或上海被淹，中国会有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边关系因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而紧张，中国国家领导人仍然参加了拜登日前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美中关系是一种“合作竞争”，其中的“竞争”要求我们对这一矛盾修辞的两个方面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Logic of US-China Competition”(2021)

来源时间：2021/5/14   发布时间：2021/5/13

旧文章ID：24998

作者：IVAN KRASTEV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民主岌岌可危，而拜登总统表示，他想进行反击。他计划召开一次民主国家峰会，动员民主政府组成广泛联盟，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的崛起。这似乎很明智。它也呼应着美国的进步时刻，因为许多美国人决心修复他们的民主制度，使其更加公平和包容。

但这里存在一个障碍：要想成功建立一个反对专制的民主联盟，美国需要放弃在界定谁是“民主”方面的垄断。否则最终将形成一个过于有限、无法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联盟，或者是一个让华盛顿显得无可辩解的伪善联盟。

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瑞典研究机构V Dem认为，“2020年全球公民平均享有的民主水平已降至1990年左右的水平。”根据V Dem的判断，选举产生的专制政体——一种民主沦为不受约束的多数人权力的政治制度——是当今最常见的政权类型。印度、土耳其和匈牙利就是典型。这些新独裁者与他们冷战时期的亲戚(通常是军事政权)非常不同。他们跨越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边界，几乎就像走私者跨越国家边界一样频繁。

如今许多新的非民主国家实际上都是以前的民主国家。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公民投票给威权民粹主义者，就是希望民主能够为他们服务。在印度和匈牙利这样的选举制专制国家，或波兰这样的选举制民主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会坚持认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都被V Dem及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这样的组织视为民主倒退国。截至今年1月，信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人的比例远远高于信任本国领导人的美国人或欧洲人。(公平地说，过去一个月里，随着新冠病毒病在印度各地肆虐，莫迪的支持率受到了严重打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该国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治理失败。)

新的威权主义并没有将自己塑造成民主的替代品，而是声称自己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一种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国务院频繁使用的“倒退”(backsliding)概念，让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以民主为一端，以专制为另一端的简单的冷战观念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倒退”是传教士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新近皈依的基督徒如何“倒退”到皈依之前的习惯。这个词令人迷惑，而不是起到澄清的作用，因为对传教士来说，倒退者比异教徒更糟糕。

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新的威权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有民主的资格(他们赢得了自由的选举，即使那不总是公平的)，还因为——正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近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我怀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年的封锁和相关限制。由于社会受到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人们对什么是民主治理的看法已被打乱。过去一年，在许多地方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民主和专制政权不如过去那样可以明显区分。人们无法再从一个国家的政权类型中了解它对大流行的反应有多好(或者有多差)。无论是像韩国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都成功处理了这个问题。政体类型也不能预测政府会对公民自由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或政府将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用政治哲学家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话说，“在封锁之下，民主揭示了它们与其他政治政权的共同之处：在民主国家，政治最终也是关于权力和秩序的。”

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边界的模糊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拜登政府以自由之家或V Dem的评级为指导，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其联盟中就应该没有位置。然而，如果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指导，印度对于西方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就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华盛顿面临一个选择。它应当要么假惺惺地假装印度和土耳其等国是民主国家，以便遏制中国，要么在言辞上把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努力与恢复全球民主的努力脱钩。我建议拜登政府采取第二条道路。在我们这个充斥着社交媒体的世界里，虚伪是最大的罪恶。民主活动人士的合法性来自于面对权力说出真相，而民主政府的国际合法性则来自于说出权力的真相。

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是一名特约观点作者、自由战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席、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常任研究员，近期著有《Is It Tomorrow Yet?: Paradoxes of the Pandemic》一书。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5/13   发布时间：2021/5/13

旧文章ID：24995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咱们现在这个形势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美国今天‘身体’最不好，我们身体最好。”

“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各种条件都越来越成熟了。”

5月12日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做客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观察者网主办的“观学院”活动，为观察者网的编辑们进行了一次主题为“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世界前途”的内部分享讲座，讲述着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以及我们现在正面临的任务。

活动一开始，张文木教授就谈及了观察者网的缘分，并将此戏称为“量子缠绕”。他说道：“你看凡是任何一个东西，它同构才能结成板块……所以我今天找咱这儿，观察者网找我都是量子缠绕量子。我现在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观察者网，很多同志我没见过，但是我们同构，量子缠绕量子。”

张文木教授幽默的语言迅速活跃了活动现场的气氛。暖场过后，张文木教授进入主题，给观察者网的编辑们分析起了我国目前的周边安全形势。

张文木教授直言，“咱们现在这个(周边)形势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的不是上世纪60年代后的腹背受敌，被美苏两国打压的严峻形势，但很像50年代的形势，中俄关系密切，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不过，从今天的大国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占上风。

“50年代美国是最厉害的，它都没赢。它今年身体和50年代不能比，50年代还是个小伙子，现在上个飞机都摔跟头，这怎么打架?”张文木幽默地说道，“今天的形势是翻过来的，美国今天身体最不好，我们身体最好。我们50年代刚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就把美国给揍了。”

谈及美国的衰落，张文木教授拿起自己的皮筋道具分析道，美国在全球进行利益扩张，把国家国力拉伸到难以收缩的地步。战线拉的过长，收不回来就会要命;还有就是美国不断扩大的势力半径，让它的敌人越来越多，遍布全球。

“真正的战略应该是，敌人越打越少，朋友越打越多。”张文木说道。

接着张文木从中国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周边形势。

他认为，目前中国北方的局势和上世纪50年代，非常像，中俄伙伴关系密切稳定。不同的是50年代苏联是老大哥，而如今我们占据主动。

谈到中国西部边境面临的局势，张文木表示，尽管周边几个国家恐怖主义冒头，美国在阿富汗搞小动作，但是随着中国与伊朗签署“25年全面合作计划”，中伊关系改善，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稳定的“铁三角”关系，可以保证我国西部周边的稳定。

张文木指着地图说道：“中国西部周边地区有两把锁锁住了，一条是通往俄罗斯这条，一条连接伊朗这条。两条路锁死，也就是说通往中国的两条路全堵住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三家‘铁三角’将美国围在中间，让它在阿富汗站不住脚，只能撤走，也就无法影响新疆的稳定。”

说完我国西部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张文木教授又谈到了我国南部边境与印度的摩擦。

对着印度次大陆的立体地图，张文木说道：“大家看地形也能看出来，印度是这样一个地形，它的榴弹炮、坦克怎么上去?”

对于网上“中印对决”的种种言论，张文木认为，中国与印度之间主要是政治仗，地形因素、补给线等问题决定了中印之间很难爆发战争。他还举了唐朝将领王玄策“一人灭一国”，把印度打得一塌糊涂的典故，表示与印度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并无实际利益。

之后，张文木教授又谈到了我国东部的形势。他表示，我国东部地区面临的形势非常好，受朝鲜核试验的威慑，日本南下冒进有心无力，而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国目前与我国的关系正在改善。

张文木表示，中国东部从大连一直到深圳的黄金线，与我国东部目前的边界安全线是重合的，现在应该往前推，推到台湾花莲县。

“花莲就是咱们家的。”张文木教授说道，“东部、北部、西部、西南部、东南部、西北部、东北部，哪个地方不好?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现在这个大好机会，解决台湾问题。”

现场有编辑提问道：“张老师可以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说一说吗?”

张文木回答道：“实际上现在来说，我们各种条件都越来越成熟了，但谁都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他表示，建国后我们每次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都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耽误。50年代初，是因为美国介入台海和中国不得不进行的抗美援朝，50年代末则因中苏关系恶化，80年代末因中美关系的波折，使得台湾问题搁置至今。

分析完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后，张文木教授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任务。他表示，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两个帝国的衰落，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帝国主义，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他说道：“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出一个谦虚谨慎、互利共享的新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走得远。”

活动现场，张文木教授还向观察者网赠送了他亲笔签名的著作《张文木战略文集》，观察者网总编辑金仲伟先生也代表全体编辑回赠张文木教授礼物，称其为观察者网的“吾师吾友”。

来源时间：2021/5/13   发布时间：2021/5/13

旧文章ID：24994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拜登上台百日，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较特朗普时期有了不少变化，但整体关系的水平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上。基于此，不少专家认为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景黯淡，双方在经贸、科技、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仍将激烈交锋，无法摆脱特朗普时期关系螺旋下跌的基本模式。此类看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在最近美方仍然在人权、盟友和科技竞争等领域向中国频频施压的背景下，这种论调更显得十分有说服力。即便如此，中美关系在拜登任期内仍然有缓和的余地，甚至在中后期实现 “高走”。这是由中美关系的宏观发展和微观互动两个方面所决定的。

“低开”是意料之内

中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的开局呈现低迷状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反华和对抗性政策自然是难脱其咎，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近几年来逐渐形成的对华两党共识。拜登上台既被动地承袭了这一美国对华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又主动利用两党对华共识来推动他的国内外议程。

可以说，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持续下行的强大惯性，使上任初期的拜登在中美关系上的回旋空间并不大。2020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将中国作为攻击对象，都宣称自己上台后能够遏制中国的“修正主义”行径，拜登更是屡次直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软弱且无效的。既然批评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党派政治中的政治正确，拜登自然不会甫一上任就改变对华政策导向，以免造成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和共和党更为激烈的攻击。对于美国普通民众而言，对中国的好感也降至冰点。据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个数字创下了四十年来的新低。拜登需要稳住民众支持率，以便为民主党明年的中期选举创造有利条件，这意味他不得不展现对华强硬的姿态以巩固选民基础。

美国普通人的对华好感度

图源：皮尤研究中心

再者，拜登其实也希望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以重新获得盟友的信任。这是在主观上寻求拉开与中国的距离，以便重拾美国在其传统盟友体系，乃至西方民主世界当中的领导地位。国务卿布林肯就在近期出访日本和韩国的时候，提到关于来自中国的“胁迫和侵略”活动(coercion and aggression)，实际上是树立共同敌人，构建共享的对华威胁认知。在国内层面，面临党派分裂日渐加剧的现实，对华强硬几乎是两党唯一能达成共识的议题。拜登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罕见的凝聚两党力量的机会，甚至以中国议题为筹码，寻求共和党在其他议题上的支持。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其实也不急于与美国迅速谋求和解，整体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就像杨洁篪主任在阿拉斯加会议上面对美国代表时掷地有声的发言：“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这表明中国基本已经是“平视”美国，不可能再主动寻求让步。

“高走”是情理之中

虽然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仍将会处于历史低位，但是仍然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将会在今后一两年内实现“高走”，至少是有所改善。

首先，在宏观层面，中美双方没有加剧对抗的意愿。拜登虽然屡次强调他的对华政策底色是将是“极端对抗”(extreme competition)，但他也同样表示中美之间无需以冲突收场。拜登与特朗普在外交上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他是一位稳健的外交决策者，因此不会像特朗普一样采取反复无常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也有望回归理性。此外，美国目前面临的各类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不允许拜登继续加剧与中国的对抗。疫情管控、经济恢复和推行国内重磅政策都将长期是拜登政府的核心事项，在外交方面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会相对减少。拜登上台的“蜜月期”也会在近期结束，边境非法移民、阻挠议事和中期选举等问题都是拜登和民主党马上要面临的棘手问题。最后，在国际层面，美国的盟友几乎都不认可特朗普政府所秉持的更为极端的对抗策略。拜登如果继续保持甚至是抬高与中国对抗的“调门”，恐怕也很难获得盟国的支持。

其次，在微观层面，中美有一定的合作前景。经历了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剧烈波动，很多人似乎忘记了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广泛而又深远的。一般意义上的相互依赖论点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目前的中美关系。去年疫情并未抹杀中美经济关系中仍然存在的积极因素，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进口不降反升，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再创新高，这些现象都证明中美经贸关系仍具活力，并没有严重受到双边紧张氛围的影响。今年中美经贸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远没有过去的情况下，美国急需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抗击疫情、并推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而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都有广泛且深入的利益交集。除了经贸关系外，中美还在气候、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问题上存在合作的空间，双方在这些领域合作前景同样值得期待。

图源：Wolfstr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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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美关系的恢复也需要时间。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双边关系的反弹并非一日之功，中美需要时间来反思双方关系中合作和竞争的部分。美国目前推出一些对华法案和行政令都是以“全面细致的评估”为主要目的，没有提出一个整体性对华战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目前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还在逐渐形成当中，还未下沉到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另外一些似乎能成为对华外交纲领的战略，如“中产阶级的外交”等，也都存在着定义模糊不清、操作难度大等问题。再结合拜登之前总体还是认同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利益重合，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美国之后的对华政策将会建立在“有条件的接触”这一原则之上。

中美关系曾经在某几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内也经历过“低开高走”，可以说“低开”其实是一种常态。比如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都曾在新总统上任时触底，但是随着任期的深入，双方关系逐渐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虽然 “低开”和“高走”的原因与契机都有所不同，不过中美最终都开创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共存共赢的合作模式。当然，这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必然能够回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期待中美关系将会日趋平稳，在竞争中管控风险，在分歧中寻求合作。

本文作者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21/5/13   发布时间：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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