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雷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作者：郭雷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4月19日，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upreme Court)。至此，拜登对最高法院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改革最高法院，一方面是拜登在竞选时所许下的承诺。另一方面，面对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及2024年大选中的步步紧逼，拜登深知民主党很可能在这两次选举中失去对于国会乃至是白宫的控制。届时，共和党将可能通过偏保守派的最高法院推翻其政府颁布的各类进步主义法案。因此，最高法院改革的成败事实上也关乎拜登法案在日后是否得以保留。

不过，拜登的改革计划可谓是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中。成立”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虽说是拜登改革计划的第一步，却并不包含任何拜登在改革方法上的任何实际性表态。拜登会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改革?这一问题只有在委员会于六个月后，完成对于各类最高法院改革方案进行全方位评估，由白宫协同委员会一道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之时才能被解答。而两党人士对于这样的改革举措也多有诟病。共和党直指拜登在借改革之名行使操控最高法院之实，企图将最高法院变为服务民主党的傀儡机构。部分进步派民主党议员则指责拜登建立改革委员会的举措毫无意义，表示拜登应该直接拿出具体方案并快速推进改革。两党夹击之外，国会中存在的立法阻塞也让拜登在推进委员会后期提出的改革议案上面临空前困难。因此，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恐怕注定会成为又一无用尝试。

“旧事重提”的拜登

最高法院改革并不是什么新议题，并且从一开始就和党派的政治目的深度捆绑。美国联邦政府向来以“三权分立“作为其立身之本，而最高法院作为其中的司法分支本不享有决定政治走向的权利。但是，因为最高法院拥有对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党派时常会通过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的形式，在最高法院判处其富有争议性的议题合宪的情况下，推进相应议题发展。反之亦然，党派可以通过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来打压敌对党的政策。因此，最高法院不可避免地为党派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途径。而由于宪法对于大法官的数量并没有做任何规定，历届总统和国会都大多会通过增减大法官数量这一最直接的方式实现对最高法院的改革。例如在南北战争时期，被共和党掌握的国会就曾在林肯、约翰逊和格兰特任期中连续三次改变了大法官数量，以保证废奴法案的推进。

拜登之所以会在上任后“旧事重提”，将最高法院改革提上议程，也是出于党派政治的考量。其目的之一，就是平衡最高法院中自由派及保守派大法官的权力。在2016年5月，奥巴马本想任命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为大法官，以接替届时刚去世的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的席位空缺。当时，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以奥巴马任期只剩不足四月，新一任大法官应该由新一任总统来任命为由，拒绝通过奥巴马对于加兰德的任命。于是斯卡利亚的席位在2016年大选结束前就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这也就让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后得以迅速任命亲共和党的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苏奇(Neil Gorsuch)进入最高法院。讽刺的是，民主党倾向的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BG)在离2020大选已不到两月之际去世。而麦康奈尔在当晚就致电特朗普，要求他任命保守派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为RBG的继任者。至此，麦康奈尔通过“双标”操作，以及他在2018年无视对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性侵指控，硬是在国会中通过了对于卡瓦诺的大法官任命这一行为，成功帮助特朗普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造就了现在最高法院中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对阵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失衡”局面。而这种“失衡”也为民主党的后期执政带来了更大风险。

在最高法院已经成为了一大政治工具的如今，立场更倾向于共和党的最高法院也将可能为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政策的推进带来威胁。因此拜登需要通过改革，稀释保守派大法官的权力。拜登在上任初期就开始大肆推进与种族及性别平等相关的各类进步法案。他甚至直接用一纸行政令撤销了特朗普签下的变性群体从军禁令，重新允许变性群体加入军营。但是，这一切的进步政策在未来其实都可能被偏保守主义的最高法院推翻。事实上，特朗普在任时就已经联合卡瓦诺大法官试图通过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此让民主党大力推进的女性堕胎权益不再受宪法保护。即使在特朗普败选后，他的支持者依然在各大巡回法庭中持续着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努力，并试图将这场辩论再次带到最高法院中。而大法官巴雷特的“恐同”立场也曾让民主党陷入恐慌，担心保守派法官会“合谋”推翻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

目前，民主党尚且掌控着国会和白宫，却都还是因为偏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可能造成的影响而备感压力。那么，一旦共和党在日后在国会和白宫中重新掌权，这种压力将随之扩大。届时，三权分立的三个分支在不同程度上都将被共和党掌控，民主党的法案也将因此陷入一种“任共和党宰割”的境地中。而这种情况将极有可能发生。因为共和党将主导极大数量选区的重新划分事务，因此其可以轻易通过不公划分(gerrymandering)将大多数选区变得更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胜选，并因此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回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同时，虽然过半数的民众对拜登上任百日内的表现持支持态度，但是其百日支持率其实只比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尼克松和特朗普两位总统高。加上拜登在边境事务上的失利为共和党创造了一个可用于攻击他政绩的破口。这一切就使得拜登和民主党不得不提前考虑到他们在2024年败选这一可能性所带来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拜登选择通过改革削弱保守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中左右判决的能力无异于是为民主党进步法案设下一道保障。

遭遇两党夹击的改革之路

不过，拜登其实试图在明面上掩盖其改革中的党派政治意图。他表示自己希望做到的是全面且公正的最高法院改革，也正是因此，他决定通过成立改革委员会，在结合多方意见后再制定具体的改革方针。可是，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人士却对拜登的这种举措并不买账。

一方面，共和党无论如何都会找借口抨击拜登在最高法院改革上做出的举措，以此保护特朗普时代的遗产。特朗普任命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可谓是他就任四年来留下的最不可撼动的“功绩”。三位大法官的平均年龄为52岁。而鉴于大法官职位为终身制，若无意外情况发生，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最起码能在未来的30到40年中继续占据最高法院的审判席。再加上法院中另外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平均年龄仅在70左右，这就意味着保守派起码在往后的10年间都还将主导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这就为共和党未来的政策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仅在2020一年中，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就已经帮助共和党推进了诸项拓展宗教自由的议程。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赞同了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教会学校的举措，并且允许企业雇主以宗教和道德为由拒绝执行《平价医疗法》中的避孕规定，不为员工在计生上提供任何资助。此外，最高法院也通过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各项争议性法案向共和党表明了“忠心”。在2018年，最高法院驳回了一州法院对特朗普颁布的“穆斯林禁令”的挑战。而在2019年，最高法院又支持了特朗普使用紧急权力，挪用数十亿美元的军费修建美墨边境墙的举措。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最高法院俨然已经成为了共和党议案及政府的拥护者。共和党自然不会允许拜登政府对其中的保守力量进行削弱。

另一方面，拜登的改革计划也让部分进步派民主党人士感到不满。拜登建立“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只是政府因不想表态所做出的拖延，并且还充满了虚伪的道德感。例如纽约州众议员蒙代尔·琼斯(Mondaire Jones)就表示特朗普得以任命三位大法官，皆是由于麦康奈尔为达到任命更多亲共和党的大法官这一政治目的，操纵了大法官的任命流程。共和党对于最高法院的政治干预已经是昭然若揭，拜登应该站出来指责共和党的不当行径并立即采取行动，将这种干预为民主党带来的不良结果降到最低。而拜登构建委员会，不亲自提出改革方案的做法其实近乎于是在改革问题上没有作出表态。看似是在追求最公正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将会拖慢改革的进度。同时，亲民主党的美国进步主义政治周刊《国家》(The Nation)杂志也发表评论，指出拜登政府虽然试图用建立委员会这一做法“客观”地去看待最高法院所面临的问题，追求使用“正确“的方式完成改革，但这实际上是伪正义。共和党此前对于大法官席位的搜刮已经为民主党带来损伤。并且，共和党在夺取大法官席位时也完全没有考虑道德和原则。因此，拜登现在企图用一种“客观”和“正确”的态度去处理共和党“无原则”、“无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后续结果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损害民主党选民的利益。

此外，在具体改革方法的讨论及推进上，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部分进步派民主党人表示 “法院填塞(Court Packing)”是目前唯一能解决最高法院党派倾向增加，以及自由派及保守派法官权力失衡问题的最佳方式。而且，他们正极力绕过拜登，试图用这一方法达成改革。“法院填塞”实际上起源于小罗斯福此前提出的一项立法倡议，旨在通过增加最高法院中大法官的席位，将更多支持自己大法官“塞”入最高法院中，以获得对其《新政》(New Deal)有利的裁决。鉴于民主党全面掌权的优势在不久之后将可能被打破，进步派们认为他们需要抓紧机会通过“法院填塞”，快速地将更多的自由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中，否则，民主党将长期面临来自偏保守派的最高法院的威胁。

四位进步主义民主党议员在拜登“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成立的几天后迅速提出了一份推进“法院填塞“的议案，提议将大法官从9席改为13席。不过，这份法案并没有成功进入众议院，因为佩洛西最终表示她不希望民主党在拜登组建的改革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前“操之过急”地提出其他改革方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份法案没有带来任何成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表示民主党并不会完全放弃对于“法院填塞”举措的考虑。而随着这份议案的出现，对于“法院填塞“及其余具体改革举措的呼声将有所增加，民主党内部及选民对拜登最高法院改革方案不明确、进度缓慢的不满将会进一步显现。这也预示着日后“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将可能面临许多来自民主党党内的挑战。

又一无用尝试

虽然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员会”在六个月后才能提交最终的成果，但是就现状来看，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计划恐怕注定是一场无用的尝试。

首先，委员会最终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具有执行效力，其成果仅会作为拜登政府在最高法院改革一事上的参考意见，并不一定会被采纳。而这也让改革委员会在实质上并不能带来有效的改革。

其次，即使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最终被采纳，拜登也要在国会中通过改革法案，才能最终完成对最高法院的改革。但是，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虽然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确实占有多数席位，其优势却是微乎其微。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比是218:212。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民主党想要在众议院通过任何法案，都要保证其党派选票叛逃不超过两张。同时，参议院将结束辩论的投票门槛设置在了60票。而这意味着民主党如果想让法案在参议院中进入投票程序，就需要在拿齐所有民主党众议员的选票的情况下，再争取十张共和党议员的选票。但是，民主党进步派议员对于拜登使用委员会进行改革的非议并未消失，党内在该使用何种举措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也尚未达成统一，拜登的最终改革议案很可能甚至无法获得民主党议员的全票支持。而在如今两党严重极化的情况下，共和党议员更是没有理由支持拜登的改革法案。因此，可以断言，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注定面临失败。

结语

就目前来看，麦康奈尔此前通过政治手段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的行径已经为拜登和民主党的议程推进带来了潜在威胁。所以，最高法院改革是拜登抵抗前四年共和党执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必须要踏出的一步。但是，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压力，以及改革委员会本身的局限性，拜登在改革上做出的尝试恐怕注定无法成功。

事实上，美国社会在近年来一直对最高法院改革这一议题保持高度关注。许多政策倡议组织也在“法院填塞”之外提出过将大法官的任期从终身改为18年、使用由两党人士组成委员会代替总统任命大法官的改革方案，试图让最高法院变为更公正更不具党派立场的机构。但是在司法被党派利益严重裹挟的今天，最高法院在美国已然成为了除白宫和国会外的“第三政治分支”。三权分立系统，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间的界限在党派政治的侵袭下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想要通过改革达成让最高法院“重回公正”的目标实际上还道阻且长。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13   发布时间：2021/5/12

旧文章ID：24990

作者：陈定定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当地时间5月9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一宣布主要是为了应对一次突发意外：承担美国东部广大地区燃油管道运输的科洛尼尔公司，由于系统受到勒索软件攻击，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关闭以减少损失。这直接导致燃油管道关闭下线，严重阻碍美国东部地区的燃油运输与供应。一次网络攻击为何能够对美国国内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目前执政的拜登政府又是否能够出台适合的方案应对呢?

重要系统，却不堪一击

本次涉事的科洛尼尔管道公司(Colonial Pipeline)管理着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通往美国东北部的巨大输油管线网络，总长度达8851公里，每天承担着将得克萨斯州精炼出的汽油、柴油、航空燃油，以及家用取暖油等各类能源产品向美国东海岸市场运输的任务。同时，也负责将相关燃油产品提供给东海岸各地区的美军基地。统计显示，科洛尼尔公司旗下的管线负责美国东海岸各州45%的燃油供应，每天最大的运输能力可达250万桶，足见其对于美国国内燃油市场的重要性。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能源运输系统，其安全可靠性却并不高，在过去数年里意外频生。2016年，该公司管理的位于阿拉巴马州的输油管道爆炸，4400桶成品油泄露到附近的水塘，造成严重的燃油污染;同年在该州另一处地下管道敷设点，又发现了因管道疲劳而引发的超过7000桶成品油泄露。

科洛尼尔公司因这两起泄露事件，向阿拉巴马州赔偿了高达330万美元的罚金与善后处理费用，但这并没有使该公司的管线安全有所提升。就在去年夏天，管线再次出现大规模泄露意外，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两段管线破裂。直至今年1月，该公司才承认这次破裂造成的燃油泄露累计总量高达120万桶。美国运输部在对该起事故的调查中认为，相关管线存在的问题仍可能对公众安全、财产及环境构成重大风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管线自身的安全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时，该公司系统又遭到了网络攻击。实际上，本次遭勒索软件攻击的系统并不涉及对管线运输进行控制的部分，但科洛尼尔公司为了尽可能控制损失，保护管线安全，选择直接将整个系统一同关闭下线，以集中处理勒索软件造成的问题。

网络安全分析专家认为，这次勒索软件攻击的手段其实十分简单，黑客组织利用从其它渠道购买的、能够登入公司内网系统的账号信息，直接将勒索软件植入到了系统内部，从而成功盗取公司内部的大量数据，造成了巨大损失。专家分析认为，新冠疫情爆发可能是本次网络攻击意外的推动因素。由于疫情爆发，克洛尼尔公司的员工和其它行业一样，被迫进行居家远程办公，而负责管线控制的工程师也不例外，需要通过远程桌面等软件工具监控管线动态，这就给了黑客组织利用相关漏洞入侵系统的机会。

尽管科洛尼尔公司承担了如此重要的燃油运输职责，却在其管线维护上存在许多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则更是没有相应准备，于是在突发的网络攻击面前不知所措，出手关闭整个系统，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恶劣影响，使得联邦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干预，协助处理因管线引发的美国国内能源市场供给问题。

漏洞丛生，设施安全堪忧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美国各类设施第一次面临网络安全风险了。一方面，美国各类企业近年来时常受到勒索软件等形式的网络攻击，黑客组织通常以这种方式向企业敲诈大笔赎金。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受到的网络攻击早已从单纯以企业为目标，转向攻击那些更加缺乏网络安全维护的公共系统与设施，比如地方政府、公立学校、医院等。在2019-2020学年内，全美共有44个公立学区出现了学校系统遭到勒索软件攻击的情况，且由于不少学校并没有配备网络安全相关的维护人员或经费，校方只能因系统无法运作而选择暂时关闭。

而今年，美国境内另一起网络攻击基建设施的事件进一步引发了舆论担忧。佛罗里达州一座约有1.5万人口居住的小镇，侥幸逃过一次因自来水引发的大规模中毒事件。2月5日，一名黑客通过网络手段入侵了小镇的供水系统，试图大幅调高自来水中的氢氧化钠(俗称火碱，为一种强碱)含量水平。幸运的是，当时负责监控供水系统的职工及时发现问题，对水处理系统进行了阻断操作，中毒事件得以避免。事件令美国舆论非常担忧国内各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维护，而该事件中黑客身份为何，网络攻击从何处发起，至今未知，进一步凸显了当前的困境。

据有关数据统计，美国在2020年仅由于勒索软件攻击而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3亿美元，若计入其它形式的网络攻击，经济损失只会更加严重。尽管联邦调查局及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都曾多次发出警告，注意防范网络攻击，但有关执法与防范收效甚微。特别是基础设施遭到网络攻击的问题，难以取证，更难以追究司法责任。至于受到攻击勒索的企业，尽管联邦政府并不建议向黑客组织支付赎金，但实际上不少企业为了息事宁人、短期内恢复运作，仍然可能选择屈服。因此，各处丛生的网络安全漏洞，与无法彻底查清的状况，都使得美国的基础设施安全持续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如何应对?拜登的新难题

拜登政府上台后，一度宣称要加强美国在网络科技领域的优势，要增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重视程度。然而，在拜登于4月初公布的大规模基建计划中，并没有出现有关提升网络安全的专项预算或相关说明，有关举措引发业内及两党的质疑。为了呼应两党在维护网络安全上的共识，4月中下旬，拜登宣布在预算中将提升对于CISA的拨款支持，同时启动专项百日行动计划，优先关注美国的电网安全问题。

然而，目前美国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早已超出供电领域，拜登的新计划显然无法顾及出现问题的燃油领域。另一方面，该行动计划落地仍然需要较长时间，不足以解决燃眉之急。

拜登早前提出的计划中，包括向科研机构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其对于相关技术标准，特别是新一代工业控制系统标准的制定。然而，有关方案落地仍需漫长的程序，除了两党激烈博弈的财政拨款问题外，制定标准本身耗时耗力，也无法快速解决当前能源市场安全的紧迫问题。此外，有关方案对于管理重要基础设施的私人企业，如本次事件的科洛尼尔公司，能否起到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当前如何强化实际的防范工作恐怕更为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取态，是政治姿态优先的选择。当前，涉及所谓外来网络攻击的问题，在美国有极大概率会被舆论转化为“俄罗斯问题”，即将这一切问题的“幕后黑手”指向俄罗斯，本次事件也不例外。管线中断的消息爆出后不久，美国媒体很快就注意到了疑似本次攻击的幕后主谋“黑暗面”组织(DarkSide)，且根据其过往活动记录推断，其可能来自于俄罗斯或周边的前苏联国家。

加之4月份拜登政府才刚以网络攻击为由，对俄罗斯多个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驱逐俄方外交官，美国目前将俄罗斯视作威胁的论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次事件后续的政治氛围。尽管拜登在记者会上称没有证据指出俄罗斯与此相关，但他也表示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讨此事。因此，本次燃油管道事件的政治姿态会大于实际的处理，拜登将不得不对美国国内的对外政策诉求，以及国内施政需求，同时进行回应。

一次简单的网络攻击，却让美国如此慌张，其背后是美国已经老化的基础设施，以及缺乏必要维护所面临的困境。拜登政府尽管声称重视网络安全，但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显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网络安全问题，或许会成为长期困扰美国政府的新问题，而本次燃油管道事件正是对华府的一记警钟。

本文作者

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信荣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严偲偲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詹婉容 刁瑜文

原文来源：读特专稿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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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江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 i 导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的友好交往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中美关系的学者，也是最早呼吁中美两国进行接触的美国学者之一。2021年2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时曾表示，傅高义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呼吁采取理性对华政策，并参与起草《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傅高义教授为推动中美两国人文交流、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纪念傅高义教授，切实推动中美学者的交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举办了“傅高义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美双方数十位专家学者，学者们在发言中追忆与傅高义教授相处的往事，总结了傅高义教授为促进双边平等友好交流做出的努力，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

姜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大家早上好。今天在座的嘉宾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Jiang Jiang and I joined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 month ago, but I do recognize Bob Ross, whom I met about 20 years ago, and also Steve, because I was present at the retirement ceremony of Professor Vogel. It’s nice to see you all.

我很荣幸今天能与大家一起纪念我们的朋友傅高义教授。在我之前访问哈佛以及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时，我们曾多次见面，与他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傅高义教授的一生令人敬仰。在他所表现出的众多优秀品质中，有三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Today I’m honored to join all of you in commemorating Professor Vogel.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him many times during my previous visits to Harvard and also during some of his visits to China, and I benefit greatly from his wisdom and his insight. I think people will remember him for the man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at he made and also the fine qualities that he demonstrated. But for me, three things about Professor Vogel impressed me the most.

一是他对多样性的尊重。傅高义教授始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给予极大的尊重，也从不因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以一种专业、学术的态度进行调研，为深入研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与美国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帮助美国人民准确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The first one is his embrace of diversity. Throughout his life, Professor Vogel had always respecte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He never criticized the object of his study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rather, he followed a professional and scholarly approach.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make in-depth studies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such as China and Japan.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help the American people get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二是他治学严谨的精神。傅高义教授早年曾赴日本和中国学习日语和汉语，以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做准备。他对这些语言的精通程度使他能够直接与当地人深入交流，从而获得关于当地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傅高义教授的著作和文章都基于对研究对象情况的深入研究以及极其认真的事实考据。换句话说，他非常尊重事实，而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一经发表，都立即成为了畅销书。

The second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his meticulous scholarship. Earlier in his life, he went to Japan and came to China to study the languages to prepare himself for his future academic career, and his proficiency in these languages enabled him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local people, thus getting first hand knowledge about these cultures. His books and his articles were based on in-depth studies of the situation and careful fact checking. In other words, he respected facts, and I think that explains why all his works became instant best sellers.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傅高义教授长期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他是最早呼吁中美两国进行接触的美国学者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过程。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中美两国是共存于一个很小的世界中的两个大国。我们彼此联系紧密，很难分开。中美两国虽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历史上有所不同，但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比如经济增长、医疗卫生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The third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his long time commitment to the growth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US scholars to call for engag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that to a large extent, his views influence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big countries in a small world. We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each other, and we can’t walk away from each other. The two countries, though different in political system, culture and value, are faced with a lot of common challeng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ealth car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而傅高义教授像任何真正关心中美关系的负责任的学者一样对此表达了关切，并呼吁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处理中美关系。他与其他学者共同警告称：将中国视为敌人会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尽管存在分歧，两国仍应努力进行对话和交流。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中美两国利益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中美关系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而中美合作可为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利益。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difficul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fessor Vogel, like many responsible scholars who truly cared about China-US relationship, stood out to voice concerns and called for the right approach to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 scholars, he warned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at treating China as an enemy would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engage in dialogue and exchanges. I fully agree with him: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link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not a zero-sum game and one side’s success does not have to mean the failure of the other.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I hope that in this new year we will see improv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hope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restart dialogue, rebuild trust, and bring the relationship back on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This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展望新的一年，我希望中美能够重启对话、重建互信，共同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为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I want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will do whatever we can to help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I look forward to your insight and views as to how we can learn from Professor Vogel’s legacy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und grow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1

旧文章ID：24988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上月末，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会上，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Justin O’Jack)详谈了国际教育在推进中美合作中的作用，以下为他的发言实录。

我想首先回顾一次改变历史的偶然相遇——当然，现在这已经成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佳话，但还是值得细细回忆一番：1971年4月4日下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一个名叫格伦·科恩的美国乒乓球青年运动员，在一次训练之后错过了自己团队的班车，机缘巧合地坐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官方交流渠道，也没有经贸往来。据说，科恩踏上中国队班车的最初十分钟，气氛非常紧张，大家没有说话，都很安静。但没过多久，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三届世界冠军)庄则栋站了起来，向科恩作了自我介绍。科恩当时只不过是一个19岁的学生，还在圣莫妮卡学院就读。

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绣有黄山的织锦，并通过翻译对他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送你这个礼物来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

第二天，自诩为“加州嬉皮士”的科恩为了回礼，搜遍了大街小巷，最后找到了一件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礼物：一件印有红白蓝旗以及和平符号的T恤衫，上面还写着甲壳虫乐队几个月前刚发布的热门歌曲名字“Let it be”。

来自两个相互隔绝的国家的两个运动员，意外地成了朋友，还交换了礼物，很快成了世界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两天之后，4月6日，美国代表团意外地收到了来自中方的邀请，请他们免费访问中国。四天后，4月10日，15个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九名乒乓球运动员、四名官员和两名配偶)途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球员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大学生或高中生，其中四人才十几岁，最年轻的只有15岁。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了美国派出的“特使”，肩负起了历史使命。4月14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参观了颐和园，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表演赛。就在同一天，尼克松总统宣布结束长达20年的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十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会面，两人的握手被誉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改变了世界。2月28日，尼克松总统结束为期约一周的访华之行，在上海签署了历史性的《上海公报》，这是中美之间第一个联合公报，也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不用赘述。

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在日本一辆班车上的一次非常偶然的相遇，促成了两个年龄相差十多岁的运动员间本不太可能的友谊，随后的连锁反应，最终使得两个本来相互隔绝的国家重新建立了联系。

我之所以要重述这个故事，是想强调民间外交的重要性。不论是通过乒乓球、文化交流还是教育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引领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展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其他领域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尤其要记住这一点。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为大批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打开了大门。1979年秋到1980年春这一学年，有1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四十多年后，有超过372,500名中国学生上一学年在美国学习。这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学生在美国国际生源中的占比高达35%。也就是说，每三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学习的国际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在我所代表的弗吉尼亚大学，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是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地。过去十年一直都是如此。上一个学年，有1,203名中国留学生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学生占了49%。在同一学年中，我们还接待了216名中国访问学者，占所有访问学者的42%。

弗吉尼亚大学现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签署了19项合作协议，高于我们和其他任何国家达成的协议数。其中8项协议是和上海的机构签署的，包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上海报业集团。2019年，弗吉尼亚大学成为了第一个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全面合作的美国大学。

我们作为一所大学，从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中获益不少。我们有幸接待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和杰出的访问学者，不论是他们在课堂上分享的真知灼见，还是他们对尖端科研的贡献，都给弗大带来荣耀。我们还有庞大的校友群和家长群，他们是弗大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也是最活跃、最投入的)支持力量。

去年，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校友和家长购买了2万个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的外科口罩，运到了我们学校。几个月后，他们还通过一家中国慈善机构又运送了五万个口罩给我们。

中国学生对美国其他大学也做出了相似的贡献。他们给课堂讨论带来了不同的视角，为美国的实验室注入了创新活力。在美国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对美国经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在上一学年，中国学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价值据估计高达134亿美元，为美国创造和支持了超过14万个就业岗位。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留学生在学费、住宿、餐饮、零售、交通、通讯和医保等方面的花销，每八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就支持了三个美国人的就业。

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过去165年历来如此。他们在工程、医学、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成就卓越。

这里举一个和教育相关的例子。颜惠庆是第一个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本科学位的国际学生，他1900年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在圣约翰书院任教。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美国人创办的大学，颜惠庆的父亲也参与了该校的创办工作。1906年，颜惠庆开始编撰一本内容全面的《英华大辞典》，后来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了中国第一本此类词典。1907年，颜惠庆在华盛顿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二等参赞，负责留美中国学生事务。后来，他回到北京，于1912年被任命为清华学堂代理监督。从1921年开始，颜惠庆五次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1924年，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这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旨在“推广中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基金会的部分经费被用于让清华学生赴美留学。几十年后，借鉴该基金会的做法，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应运而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弗吉尼亚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黄佐廷，他同样来自上海，1894年来到弗大。后来他成为位于华盛顿的游美学务处监督，直到1919年离世。在此期间，他负责所有官派留美学生事务。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来自北京的留学生吴宓，他于1917-1918年在弗大学习文学，后来转学去哈佛，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从古到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去年，疫情带来了很多挑战。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受阻也影响了我们过去五十年来的友谊和相互理解。现在，一些顽固偏见和排外主义势力的抬头，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造成严重的冲突。这些紧张态势众所周知，也不太容易解决。我在此就不细讲了。

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显示：89%的美国成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是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8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大学应该要接收留学生，但55%的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其中20%表示强烈反对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持这样负面看法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但如果我们细看这些数字，就会发现：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有66%的人，还有52%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受到过去冷战思维的影响，对中国没有那种固有的偏见。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处于大学年龄段的美国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已经在校园里接触过中国学生，还和他们成了朋友。过去一年，有11,600名美国人在中国学习，他们有机会直接观察中国，就像50年前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一样。

人文交流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不幸的是，近几年，这样的交流经常首当其冲，成为受中美关系摩擦影响的领域。

今天，像弗吉尼亚大学一样的高校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我们走出疫情所带来的种族主义和恐惧，共同推进我们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平等公正地解决我们的争议。解决最复杂的冲突，需要我们有共情的能力，要理解对方的看法、利益和动机。这样的共情能力，只有通过开放的心态和全面的沟通才能实现，而这正是学术交流和跨国交流的一个特点。

支持我们的中国学生学者和教职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尤其是在充满偏见和仇恨言论的当下，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我们的亚太裔同事们站在一起，才能扭转现在的负面趋势。这样的冲突如果不解决的话，会使得我们所有人在应对全球问题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合作上。通过教育交流、联合科研，我们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一起应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一起防止下一场全球疫情的爆发。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弗大校友颜惠庆的话。1919年，他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使团工作时，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和中国》。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的重要性，以及这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他写道：有几百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他们在努力认真地吸收美国高校所能传授的最优质的教育，这就在无形中让中美之间形成了一条强劲的交流纽带和一个强大的合作联盟。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2

旧文章ID：24985

作者：丹·斯坦伯克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国际知名多极世界战略学者、全球性咨询机构DifferenceGroup创办人，曾在印度中国与美国研究所(美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中心(新加坡)任职。

一年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下跌了6.8%。西方普遍将此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终结”。

但在2020年2月的时候，我就预计中国的新增病例会出现逆转，而且经济会在第二季度开始反弹。尽管西方普遍不接受这一与众不同的预测，但事实证明两种预测都是对的。

事实上中国的反弹更强劲。继2020年第四季度增长6.5%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创纪录地同比增长了18.3%。虽然是由于一年经济因疫情暴跌，而出现了基数效应，但这一表现仍折射出经济复元具有强大的动能。

事实上，中国经济在4月份持续繁荣，强劲的出口和不断上升的商业信心支撑了经济的复苏。

全面扩张的势头

这一战略性反弹源自供给侧的扩张。由于改善了国内需求以及出口增加，反弹范围不断扩大，所有主要指标都已超过疫情前水平。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连续13个月增长。随着消费转好，就连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近一年来也在增长。

随着社交距离限制的放松，已经扩张8个月的零售很可能走强。由于世界许多地区的疫情不断反复，对国际旅行的限制将促进中国的国内支出。

在疫情引发历史性的经济暴跌之后，国际汽车业正在复苏，美国汽车零售额第一季度增长了26%。不过，中国的汽车生产已经连续12个月同比增长40%以上。

中国去年的宏观经济表现靠的是财政和货币支持，债务激增已经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不安。随着经济的复苏，政府当局已经敦促银行避免贷款不成比例地增长。然而，对货币紧缩的担忧似乎有些夸张了。

为了与经济复苏目标相适配，中国央行正寻求为信贷增长降温，以防范债务和金融风险。为了不伤及经济复苏，央行的行动相当谨慎。3月份以来，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正区间。

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与全球市场的金融融合将支撑它的国内发展势头。

政府债券吸引全球投资组合，FDI创新

特别是，中国政府债券(CGB)在全球固定收益投资组合中越来越受欢迎。短短两年之内，外国持有的CGB几乎翻了一番，达到近3100亿美元。

尽管美国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竭力遏制中国，但美国投资者仍在利用CGB高且稳定的收益寻求投资稳定和多样化。这是一个数字游戏：中国10年期债券收益超过3.2%，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7%。

别搞错，这只是前奏。未来20个月，将有超过360只中国在岸债券纳入全球投资者跟踪的主要投资指数。据报道，这些债券全部纳入后，将吸引约1500亿美元外资流入中国的13万亿美元债券市场，这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

此外，随着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在“十四五”规划的推动下，公共投资也将加速增长。随着新增长模式的形成，投资将逐渐从拉动中国旧增长模式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转向研究与开发。随着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硅谷迅速扩张，这种新增长模式正在加速发展。

由于中国开始向高附加值转型，中国大陆注重成本的一部分供应链正在迁往东南亚。这很可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下的区域一体化。RCEP是一个由市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双赢机制，虽然，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零和做法正企图分裂亚洲。

重蹈《斯穆特·霍利法案》覆辙

正如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杰里米·夏皮罗所观察的那样，目前拜登政府有一个“包罗一切的教条”。白宫祭出旧日的崇高目标，想必又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国际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美国是否更顾及全球相互依存，而不是武断的地缘政治。其影响将波及全世界。

只要拜登-布林肯的贸易立场看上去像是特朗普-蓬佩奥关税战的复制品，美国的复苏和全球的积极前景就很难持续下去，两者都会被贸易战毁掉。上世纪30年代，为提高就业和国际竞争力，美国实施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践中，该法引发了一系列贸易反向报复，最终导致大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今天贸易战的相对规模并无大不同，但风险要高得多，而且是全球性的。

坚守特朗普-蓬佩奥的政治遗产，也许会导致新的经济动荡和地缘政治紧张，有可能令拜登政府自己的国内计划脱轨。这些计划有赖于巨额借债、数万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持续的货币宽松，或者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在瓶颈和短促震荡的一年里出现的超级核心通胀”。

是全球经济复苏还是地缘政治滞胀

2010年代早期，奥巴马政府在地缘政治上启动了重返亚洲战略，并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印太联盟，前者将中国排除在外，后者则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正是以这些政策错误为立足点，它将中国定义为“军事对手”，并发动了误入歧途的关税战。

拜登政府似乎有意重复过去的错误，并且努力地将特朗普的反华活动“多边化”。这种保护主义本能——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最近警告的——所伴随的是“美国自暴自弃的退缩”。

其最终目标似乎是想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这样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未来几年内就不会超过美国。

图表 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的地缘政治反应

然而现实是，随着经济稳步恢复正常和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中国经济的扩张势头将持续到年底。强劲的反弹将使中国经济超出2021年增长“6%以上”的目标。即使节制，增长率也很可能超过6.5%，在2021年达到8.5%至9.5%，到2022年才可能放慢至6%。

经合组织去年12月预测，2021年中国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1/3以上。然而，正如2018年特朗普的贸易战破坏了刚刚起步的全球复苏，任何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做法都不仅惩罚中国，也会惩罚美国的复苏和全球经济前景。

原文标题《中国经济、全球复苏和美国的贸易战》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2

旧文章ID：24984

作者：陈子楠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陈子楠(Chen Zinan)，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3月20日菲律宾媒体报道称，约220艘中国渔船自3月7日起在南沙牛轭礁周边海域聚集，该岛礁位于菲方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相关报道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尽管中方第一时间澄清事实，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该礁及其附近海域向来是中国渔船的重要作业区和避风点，中国渔船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表态称，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定义”双边关系，希望给事件降温，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菲律宾国内部分官员的煽动下，相关事态仍持续发酵，久不能平。

牛轭礁本无事，是别有用心者自扰之。美国等域外国家目前围绕牛轭礁事态的所言所为，折射出的正是拜登政府在干预南海具体矛盾中的一些新路数。

第一，串联欧洲和亚洲盟友，构建对华统一阵线。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在南海问题上尤为重视借重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传统盟友“砝码”，对华实现“再平衡”。美国总统拜登曾撰文提出，应对中国挑战最有效的方式，是联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立一个统一阵线。因此，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等政府核心官员三次对菲方确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一方面意欲煽动菲国内反华势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机修补美菲同盟关系裂痕，深化美菲防务合作。同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驻菲律宾大使在相同时间段，通过推特的相同渠道，表达了对稳定地区局势和维护国际秩序的相似关切。这种看似的“不约而同”，实则是盟国协同之举，其底层逻辑就是拜登政府要改变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单打独斗”，对盟友“挑三拣四”的错误方略，在南海形成域内外盟友和伙伴相互支撑、共同对华的新战略态势。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坎贝尔提出的，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接“欧洲和区域手段”与“中国挑战”。

第二，将南海仲裁案裁决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美国政府认为中国近年在南海地区“更加强势和进取”，威胁区域秩序和规则，并给中国扣上“修正主义大国”帽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称，中国正在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削弱美国影响力，并培育新的国际准则。拜登政府不仅要恢复印太地区原有游戏规则，坚持“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且要持续施压中国“再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区域规则和标准，联合盟友和伙伴极力说服中方相信“竞争但和平的地区环境”符合各方利益。此次事件中，美方官员老调重弹，颠来倒去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菲双方都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要求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实际上，2016年南海仲裁案之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就开始不断向仲裁裁决靠拢，直至2020年7月蓬佩奥抛出南海政策声明，将美方正式立场全面对标仲裁裁决。从4月24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就当前南海形势发表的声明来看，拜登政府正逐步推动在仲裁裁决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之间“划等号”，发动盟友和伙伴共同施压中国接受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约束力”。

第三，渲染中国实施“灰色地带”战术。此次事件中，美国带头偷换概念，指鹿为马，坚持称中国渔船为所谓的“海上民兵”，将中国渔船在牛轭礁的正常作业和避风行为称为“大量聚集”，毫无根据地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负责人卡尔·舒斯特认为，中国在牛轭礁的行动意在试探美方反应。菲律宾最高法院前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等国内反华势力也随声附和，妄称“这是中国占领牛轭礁并建立海军基地的前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和“阴谋论”又甚嚣尘上。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美方对中国正当海上维权行为心存忌惮和束手无策。《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提出，美国有必要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冲突做好准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商业渔船实施的“灰色地带”战术，美国派遣航母等军舰靠近牛轭礁可能导致反应过度，但不采取行动又显得立场软弱。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1

旧文章ID：24982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6/data-power-new-rules-digital-age

数据就是力量：美国需要为数字经济时代制定新国际规则

作者：马修·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

大卫·麦考密克 (David H. McCormick)

译者：王常阳

法意导言

随着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成熟，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贸易的交易模式，而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潜力。数据是创新的基础，将在未来决定国家生产力提升的速度，远期来看能否获得和使用数据将决定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旧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不能规制近年来数据在跨境传输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如何给贸易行为中产生的数据定价?数据跨境贸易中产生的数据应归属于哪国?数据的利用是否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针对这一问题，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院长、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马修·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和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大卫·麦考密克 (David H. McCormick)发表合作文章，认为美国已经在数据治理立法上有所落后，现在应当直面中国带来的挑战，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特点重新组织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新框架。

数据现在是全球贸易的中心。过去数十年中，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决定着全球化的步伐。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量增长停滞，取而代之的是跨境数据流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带宽计算，跨境数据流量从2008年到2020年增长了大约112倍。

今天，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关于数据的永动机：它消耗数据，处理数据，并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依托于数据的数字交易技术大大方便了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并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取代了传统贸易方式。曾经主要以DVD形式出售的电影现在主要在数字平台上流行，新闻、书籍和研究论文都在网上被购买和阅读。即使是实体商品现在也包含许多数字元件——例如，汽车的制造不再仅仅是围绕内燃机建造架构和底盘，它们还装备有复杂的电子设备和软件，可以捕获大量的数据。此外，数字化也正在为实物贸易赋能，例如在集装箱贸易中设置集装箱追踪设备，这些措施同样可以生成数据并提高贸易效率。现在，新冠疫情加快了商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更多的商业活动推向云端。

数字贸易和跨境数据的增速并无放缓迹象。2018年，3.3亿人通过网购的方式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每一笔交易都涉及数据的跨境传输。在巨额跨境电商交易单数的支持下，电子商务贸易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而且，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60%的人有条件使用网络，想象一下，随着越来越多人口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接入宽带，何种规模的数据将被生产出来。另外，5G无线技术将以闪电般的速度传输更多的数据，而物联网更将极大地增加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效率。

数据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不仅影响了贸易，也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即使与全球经济的其他要素相比，数据与权力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作为对创新日益必要的投入、国际贸易中迅速扩张的要素、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数据对所有占有它的主体来说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数据也很容易被滥用，寻求垄断、限制竞争的国家和公司都在试图控制数据，那些想要破坏自由和隐私权利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尽管跨境数据数量激增，而且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关键的力量来源，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目前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框架是在75年前设计的，那时的世界贸易格局和今天迥乎不同。诚然，旧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促进了贸易繁荣和交易安全，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作为更广泛的经济秩序的一部分促进了民主、商业和个人权利等价值的发展。但这一体系已经不足以适应当今全球贸易的现实情况。关于数据的价值和所有权的制度空白比比皆是，且在如何管理数据方面世界主要大国持有相异的观点。

如果美国不为数字时代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其他国家就会。例如，中国已经认识到塑造数字权力规则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正在推广自己的技术规则模式。美国应该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美国应该在有意愿共同制定国际贸易经济新秩序的合作伙伴联盟中建立一个新的规则框架，该框架应当能够释放数据的潜力以驱动创新、激发经济活力和保护国家安全。

数据：创新的驱动剂

经济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人均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和整体经济实力的最佳指标。一个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越高，家庭平均收入就越高，国民的物质生活福利也就越好。而且，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高，这个国家的整体税基就越大，这将让政府能够有更多资金用于维护国防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如何提高生产力?它可以投资用于生产的资本——建筑物、机器、软件等等。又或者它也可以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创新观点使工人能够更有效地制造现有产品或让工人能够制造全新产品。事实上，创新长期以来一直推动着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创新占美国人均GDP增长的一半以上。

数据一直是发现创新观点的必要投入。本杰明·富兰克林需要雷击数据来提高人类对电的理解;格雷戈·孟德尔需要豌豆植株的数据来发现遗传规律。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计算能力、云存储和机器学习方面的重大进步，数据对于创新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了。例如，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特别依赖于大量高质量的数据，它们需要依靠大量数据来自主学习和提升效率。人工智能和其他数据驱动创新产品将越来越多地塑造人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方式，从无人驾驶汽车到运动性能应用再到社交网络，它们将从方方面面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

数据使用的激增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有力：数据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非竞争性”。几乎所有的经济产品和服务都是“竞争性”的，这意味着一个人或公司的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将排除其他人对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例如，一桶石油就是竞争性产品。但是数据是非竞争性的：它可以被任意数量的公司或人同时使用和重复使用，且不会因使用发生减损。“数据是新的石油”这一普遍观念忽略了两种商品之间的重要经济学差异，数据可以反复为创新赋能而不会被耗尽——它们更像是用之不竭的阳光，而不是产量有限的石油。

由于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创新和国家经济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个人、公司和国家能够获得的数据的质和量。数据可以被重复使用，所以它越自由地在社会中流动，就越有可能激发新的创意。回顾世界对抗新冠肺炎的实践，2020年1月10日，也就是首个病例出现一个多月后，中国科学家在网上公布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有了这些基本数据，美国莫德纳(Moderna)公司的科学家们只用了两天就为公司的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确定了行动方案。莫德纳公司早已研究出了基于信使RNA的新冠疫苗的大概想法，它想从这个创意中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所需要的只是更多新数据。

数据获取能力一直在为生命科学的其他领域带来变革。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构成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DNA碱基对的数据进行了测序和公布。一项研究估计，从1988年到2010年，该项目带来的经济影响总额为7960亿美元，其中包括创造超过三十万个新工作岗位所提供的2440亿美元个人收入。

数据日益成为取得商业成功的驱动器，通过收集、分析和使用数据获得竞争优势的公司在全球占据了顶级市场地位。十年前，所有“十大最有价值的公司”榜单都由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消费品公司和银行构成。如今，从事数据传输的科技公司占据了榜单的主导地位。必和必拓集团(BHP Group)、雪佛龙公司(Chevron)、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已经让位于Alphabet、亚马逊和Facebook(必和必拓、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都是著名的跨国化石能源企业，而Alphabet、亚马逊和Facebook则都是互联网企业，其中Alphabet是谷歌重组后的“伞形公司”的名字)。当前这批领先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将数十亿个人和组织的数据转化为了提供给客户的经济价值。

同时，数据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数据能够推动生产力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实力提升，支撑美国的军事优势。这也是美中争夺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的一个主要领域——中美两国在5G技术上的竞争就证明了这一点。新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用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的话说，数据赋能的人工智能将是“几代人以来最强大的造福人类的工具”，但它也将被“用于追求权力”。能够利用数据更快地进行创新的国家将获得巨大的优势。因此，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地缘政治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数据获取的规则。

旧国际经贸秩序不能适应数据提出的挑战

目前的国际组织没有能力应对数据的快速扩散，且它们也不准备解决日益突出的数据获取制度断层问题。现存的国际贸易体制框架——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建立之时，国际贸易主要是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跨越国界交易，而数据流当时只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中。WTO规则框架的运行取于两个关键的分类：一是贸易标的属于商品还是服务，二是商品或贸易原产于哪国。与服务相比，商品贸易受到更多不同的贸易规则约束，产品的原产地则决定了将适用怎样的关税或贸易限制政策。

出于多种原因，数据挑战了WTO框架下的基本分类。一是大量的数据——比如一个人在网购衣服时的在线挑选浏览记录——是生产和消费其他商品或服务的产物，而且它们并未被定价。另一个原因是，数据在哪里产生和保存通常很难确定。(一架国际航班航行时产生的工程性能数据来源于哪个国家?跨国公司云存储的客户数据应定位于哪个国家?)此外，对数据的价值评估，目前也没有获得广泛共识的分类方法。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世贸组织成员可诉诸法律，要求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个案做出一次性的裁判，但这样的个案裁决并不能解决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与数据属性之间的根本性不协调。

缺乏国际公认的数据管理规则框架使得有关全球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无法解决。主权政府是否应当有权限制该国公民的数据在本国境内的位置和使用?当云存储及其数据在互联网上散布开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又是什么?政府是否应该像对许多商品和服务征收进口关税一样，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征税?鉴于数据本身并无定价，征税数额又该怎么确定(至少在收集数据的公司之内)?主权政府可以对进入本国的数据施加怎样的控制?它们是否可以要求将数据存储在本国或要求数据占有人允许政府访问数据?

缺乏国际公认的数据管理规则框架也威胁到了人们的隐私权。谁将确保政府或其他行为者不会滥用人们的数据，侵犯他们的经济、政治权利和人权?政府如何在允许数据跨境流动的同时保护公民隐私?今天，美国和欧盟对这些问题意见不一而导致摩擦，损害了双方在贸易、投资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如果没有通用和可验证的数据匿名方法来保护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的创新潜力将会丧失——甚或基本人权将被侵犯。

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尚无对这些问题的集体一致答案，各国和各贸易集团都正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规则，这就给当今世界留下了一系列不一致、模糊且零碎的法规。最近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若干关于数据和电子商务的条款。《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国并非其缔约国)禁止在特定国家存储数据并禁止对电子数据的跨境流动征税，CPTPP承认数字服务部门与日俱增的重要地位，并禁止缔约方要求获得公司软件的源代码。《美加墨协议》》(USMAC)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两项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都是允许数据无限制地自由流通，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实践测验，并且都是区域性的协定(不是全球性的)，有其局限性。

欧盟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中强化了有关隐私保护的数据规则。GDPR试图授权个人信息权利人(通过知情同意的方式)决定企业可以如何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数据。但许多人担心，GDPR要求企业采取昂贵的合规措施且提高了欧洲市场的法律责任风险，这将对在欧盟成员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建立贸易壁垒。此外，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则也是持续不断的法律争端和诉讼的主题。

美国更关心的是中国独特的数字生态系统，大量的数据为中国的创新提供了动力。北京现在寻求扩大自己的数据治理模式。中国对此有明确的计划，希望通过其本国技术产业在管理数据的数字平台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直接的就是5G电信网络)。为此，中国公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中国标准2035》，以设定新兴技术的全球标准。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和更广泛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努力推广其数据治理模式。此外，中国还通过在海外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促进数字贸易来增强其数据获取能力。

而美国呢?在联邦一级，美国尚未确定任何法律框架。除了《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它也没有参与任何关于跨境数据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就制定技术标准或保护数据流通中的个人隐私形成一个连贯的计划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为鼓励其他国家拒绝中国公司华为的5G技术而采取的针对性临时措施可能会在近期奏效，但它们并不是利用数据力量的有效长期计划。

数据流动治理的多边法律框架构想

中国对数字时代有自己的愿景，但美国没有。在华盛顿的大部分讨论过于狭隘，只是关于数据流通中的隐私权、反垄断和法律责任问题。的确，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牢记数据的巨大经济潜力——而不仅仅是保护美国生产的数据。由于数据是非竞争性的，那些无法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

想想自动驾驶汽车吧，这一想法现在已经不再新鲜，在许多国家，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原则上可以一起研究具有安全性和多功能性的自动驾驶汽车。但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成功的关键投入是数据——由装备传感器的车辆产生的大量数据，因此任何不允许公司访问个人驾驶数据的国家都将难以发展这一行业。或者想想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场域，这将需要大量的X射线、CAT扫描和其他诊断数据，以创造能够拯救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创新产品。在大国家，会有许多人在许多道路上驾驶许多车辆，也会有许多医生安排许多CAT扫描，因此大国家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如果像新加坡和瑞典这样的小国无法访问境外的数据，则它们可能会在数据竞争中失败。

对一些人来说，大国的数据优势似乎不值得担心。毕竟，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小国可以实现高生产率和高生活水平。小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新观点可以相对容易地在世界各地传播，而且创新也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的情况未必将会在未来续演——因为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数据量可能会带来可持续的生产率优势。今天，将创新观点转化为经济上的生产性用途需要大量的数据。正如人工智能专家李开复所说，“拥有大量数据的普通科学家将击败拥有少量数据的顶尖科学家。”

为了避免失去这些优势，为了填补目前由中国填补的真空，美国应该帮助国际社会制定一个新的多边数据治理框架。美国要与所有有意愿且立场相近的国家合作，寻求一种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的巨大经济潜力，又能不牺牲隐私权和个人自由的数据结构。这一框架应采取条约的形式，其中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首先是一套有约束力的原则，它们将在数据最密集的部门(如能源、交通和医疗保健等方面)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第一条原则涉及到如何评估数据价值并确定其生成位置，正如传统的国际贸易制度要求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定价并确定其来源一样。为此，这一框架也必须建立一个分类法，根据价值和来源对数据进行分类。第二条原则将规定政府和公司在使用数据时必须遵循的隐私标准。对这一条原则而言，数据匿名化显得尤为重要，而加密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的进步将使数据匿名化的目标更容易实现。最后一个原则是促进尽可能多的数据能够跨国界开放流动，这是实现其他两个目标的前提条件。例如，与自由贸易的长期价值观相一致，各方应同意不对数据征税并认真执行这一规则。各国应该通过强有力的支持项目来抵消开放数据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如失业或工资下降)，以帮助受影响的工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

这些标准将给它们所适用的每个产业部门都带去好处。例如，设想几十个国家在自动驾驶汽车、肿瘤治疗和清洁技术电池方面达成了数据共享的合作，相较于在今天的巴尔干化的世界(“巴尔干化”是一个带有贬义的地理政治学术语，用于描述地域四分五裂的很小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之间还互相敌对或者彼此之间没有合作。由于这样的特性，在学术领域就直观地把某种“分裂为若干对立的微小部分”的状态，称为 “巴尔干化”。参见郭秋萍，任红娟：《信息空间巴尔干化现象探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2期，第37页)，研究人员将能够发现更多受数据驱动的创新产品，且这样的情况将发生在更多的国家，而不仅仅发生于那些在这些行业有大量实践数据的国家。

该框架的第二部分将是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会对目标产业部门的资本货物、中间投入以及最终货物和服务进行管理，且这些规定都将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数据驱动创新可能产生的收益为目的。由此，比较优势和全球竞争等传统贸易影响力量将有助于为世界各地的缔约国带来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新的化疗化合物和新的可再生能源。

这类协约已经有一个强有力的先例。1996年,占世界贸易额近95%的数十个国家签订了《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该协定是世贸组织下的多边贸易协定。该协议最终取消了数百种与信息技术有关的资本货物、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品的所有关税——从机床到主板，再到个人电脑。该协议被证明是随后发生的IT革命浪潮的重要推动力，它通过竞争性的刺激手段促使企业生产率上升，促使消费者购买该类产品的价格下降。

建立国际数据治理新秩序势在必行

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和美国对它们的态度都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精心策划建立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框架将给华盛顿带来许多机会：美国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改革和振兴僵化的国际机构，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这一框架可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定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美国的愿景下，美国需要培养一个由与美国想法一致的国家组成的有力多边机构以稳定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但建立这一机构不能忽视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该框架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绝不以牺牲美国公民的利益为代价;此外，该框架还将坚信美国是一股正义的力量。

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友在建立国际数据治理框架方面将面临挑战。目前的情况是，各国的数据标准不相协调且模糊不清，最初进入数据治理领域的国家和部门需要在各国数据法规拼接而成的法规丛林中艰难工作。毫无疑问，一些国家会选择闭关自守，拒绝分享数据。与此同时，美国人也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分歧，许多美国人对参与全球治理持怀疑态度。然而，在一个国内经济条件艰难、国外大国竞争激烈的时代，这个框架将促进创新，提升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的领导人必须向美国人民传达这一框架能带来的利益。

如果创建一个国际数据框架被证明太过困难，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也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解决数据问题和安全问题。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了“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以加强海外数据合作伙伴关系，增强国内创新能力，并保护数据隐私。同样，一年前，20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大阪轨道"愿景，即“基于互信的数据流通自由”，这是一项旨在建立一个连贯一致的国际数据框架的倡议。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也正在为类似的国际规则制定工作奠定知识基础。美国还可以在四方机制——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创新和安全的共同目标。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美国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推动制定一个有凝聚力的规则框架。

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the D-Day invasion)仅几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接待了来自43个与美国意见一致的国家的代表。代表们举行会议，商定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规则。这次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旨在帮助各国在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在另一场危机之后，美国再次有机会建立支持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国际规则，问题在于它现在是否会接受挑战。

翻译文章：

Matthew J. Slaughter and Davi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Washington Needs to Craft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6/data-power-new-rules-digital-age

译者介绍：

王常阳，天津大学法学院大三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2021/5/12

旧文章ID：24980

作者：约翰·博纳（John Boehner）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约翰·博纳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近五年(2011.1-2015.10)，在1991-2015年间代表俄亥俄州第八国会选区。本篇文章节选整理自他于今年四月出版的《在众议院：一部华盛顿回忆录》(One The House: A Washington Memoir)。

作为奥巴马时期权力最大的共和党人，他事无巨细地亲历了自己所在的中右翼政党一步步走向极化的过程，并在自己退出政坛后对许多往事进行了回顾：他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称，二十余年前对克林顿的弹劾是纯政治投机，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反对;他严厉谴责特朗普煽动了国会叛乱，“曾属于林肯与里根的政党正在小憩片刻”演变为了“整个国家的噩梦”，却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仍因为更赞成他的政策而在2020年为特朗普投下一票——尽管他清楚与他相交多年的拜登是一个好人。他卸去包袱而又带着些许矛盾与保留的反思，有助于我们理解奥巴马岁月时共和党内部的混乱往事，且其如何帮助了特朗普的崛起，乃至又如何将在后特朗普时代余音绕梁般地影响着共和党的未来。

《在众议院：一部华盛顿回忆录》封面

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全国各地的选民给予了奥巴马总统他自己所称的“一记重击”。哦老天，确实如此。你可以作为一个十足的蠢货而仍被选上，仅仅只因为你的名字旁边写了共和党——那年，顺便一提，我们的确在这类人中选上了不少。

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让我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同时将我与史上最多的共和党新人放在了一起：87个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从我开始为这群从没来过国会的人主持会议时，我感到我欠他们一些关于治理的辅导课。我不得不解释如何可以真正地做成一些事。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许多这些说教都左耳进右耳出了，特别是那些中间还没有脑子的。渐进主义?妥协?那些不是他们的菜。他们中的许多人想炸掉华盛顿。这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被选上的原因。

其中的一些人，你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放在心里，因为他们只是想着怎么利用愤怒来筹款，或者怎么才能上那晚汉尼提(Sean Hannity)的节目。罗纳德·里根曾经说，如果我得到了80%或90%我想要的，那就是胜利。这些家伙每次都想要100%。老实说，我不觉得这会满足他们，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想要立法上的胜利。他们渴望能挑起冲突的话题、阴谋论和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

对他们来说，我试图能有所成的说辞意味着我是个卖国贼、民主党的骗子和叛徒。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就牢牢地盯着我。他们认为我和白宫里的那个人一样是“敌人”。我，一个通过揭露腐败并推动保守主义思想而登上领导层顶峰的人，现在是一个“自由派的合作者”。所以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我也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群新人对巴拉克·奥巴马的憎恨程度。

到2011年之际，右翼的宣传疯子已经成功地把奥巴马变成了保守派一个毒药式的烙印。我最初选入国会时，我们没有任何保守派的宣传组织，也许除了一两本像《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那样的杂志。唯一会用互联网的人是帕罗奥图(Palo Alto,硅谷的中心城市——译者注)的一些极客。当时没有德拉吉报告(Drudge Report)，没有布莱巴特(Breitbart,极右翼新闻网站——译者注)。没有在YouTube上散播危险的胡扯的怪人，就像他们每天对奥巴马做的那样。

“他是个秘密的穆斯林!”

“他痛恨美国!”

“他是个共产主义分子!”

当然，还有关于他出生证明的真正疯事。人们真的已经被洗脑到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某个计划背叛美国的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指因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控制或影响而不忠于自己国家的人——译者注)。

马克·莱文(Mark Levin)是第一个在电台上大肆宣扬这种疯狂的胡言乱语的人。这给他带来了收视率，所以最终他把汉尼提和拉什(Rush Limbaugh)也拉下了水。我的老朋友、福克斯新闻的负责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对此也并不免疫。他被卷进了阴谋论和妄想症中，成为了一个几乎无法被辨认的人物。

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为老布什工作起，我认识艾尔很久了。他在俄亥俄州上大学，由于我们之间有这种联系，他在一些活动中找到了我并介绍了自己。几年后，在1996年的8月，当我正在圣地亚哥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时，我和艾尔斯与一位名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资深广播主管共进晚餐。在那次晚餐上，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筹备的新电视网的所有情况。那时，我对这个将让我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的事物毫无头绪。当然地，那年10月，福克斯新闻开播。

我和罗杰保持着联系，从本世纪初开始，每当我在纽约参加筹款活动都会停留片刻去拜访下他。我们会聊聊天，谈谈政治。我们俩对彼此都非常了解。

另一方面，默多克则更难了解。有时他会邀请我去福克斯的包厢里观看超级碗的比赛，有时他会来办公室。无论他在哪儿，你都能看出他是负责的那个人。他是个商人，纯粹而简单。他在意收视率和底线。他也想确保自己在任何政治或政策发展情况中都能先人一步。他总是在问谁在崛起，谁在失意，哪些法案能通过，哪些不能。如果说有任何开始逐步接管他的电视网的荒诞阴谋论使他感兴趣，那他对我守口如瓶。但如果这些有助于收视率，他显然不会对此有任何意见。

在2008年选举过后的某段时间，我的朋友罗杰·艾尔斯发生了一些改变。我曾在奥巴马任期内在纽约和他会面，恳求他约束一下在直播中放上去的疯言乱语。这比我试图完成任何保守派的工作都更为困难。我并不期待这场会面能改变任何事，但我仍然认为这些是胡说八道，并且我希望罗杰清楚这一点。

当我对他如此说辞时，他并没有多少可说的。但他确实一直在谈论关于发生在美国驻班加西大使馆的恐怖袭击，他认为这是可以追溯到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然后他概述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以及任何他想到的人)精心筹划的，以毁灭他为目的的阴谋。

“他们在监视我”，他信誓旦旦地向我确认指的是奥巴马的白宫。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安全屋”建筑，这样他就不会被监视了。他的豪宅由以战时标准配置的安保人员保护。有许多关于阴谋论的论调，看起来像是他一整个周末都在阅读古怪的小说。

并且很明显，他全盘相信这些疯狂的想法。我茫然地离开了我们俩之间的会面。我只是并不相信整个联邦政府是如此地害怕罗杰·艾尔斯，以至于他们不惜违反数十条法律以扳倒他。我曾认为我能让他控制住那些疯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和疯子俱乐部的主席讲话。我们俩中有一个疯了。也许那个人是我。

我对艾尔斯与默多克之间的关系毫无头绪，也不知道艾尔斯在和他的老板开会的时候，是否会突然转换到这些妄想症话题上。但默多克肯定认为艾尔斯对业务有益，因为他多年来一直让艾尔斯留在岗位上。

像福克斯新闻这样的地方创造着错误的激励机制。肖恩·汉尼提是其中最糟糕的人之一。我认识他多年，我们俩曾经有不错的关系。但后来他决定，每晚在他的节目里他都要狠狠地羞辱我。2015年1月的某一天，我终于打给他问：“搞什么鬼?”我想知道他为何一直在抨击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而我们实际上是在对抗奥巴马的。

“嗯，你们没有一个计划。”他抱怨道。

“听着，”我告诉他，“计划很简单：我们只是在捍卫作为共和党人所坚信的事。”

我猜这种答复对他来说并不够。谈话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某一时刻，我说他是个疯子。总之，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未转好过。

除了福克斯原产的“人才”之外，他们对嘉宾的挑选也让有些曾是边缘角色的人转变为强大的媒体明星。从他们的实验室出来的第一批原型之一，是一个叫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的女人。

巴赫曼，从她自2007年代表明尼苏达州第六国会选区起，就为她自己赚取了疯子的名声。她在2010年年底那段选举之后的繁忙时段来见我，想在众议院中权力最大的委员会——筹款委员会里获得一个席位。有许多成员在她前面排队等待这样的位置。顺便说一句，耐心地等待着轮到自己的那些人，并不是万众瞩目的疯子。

她绝无可能进入国会中最具声望的委员会——筹款委员会——而且插了其他所有人的队。起码在我担任议长时不会。早些年，以她的地位，一名国会成员甚至不会敢提出类似的要求。萨姆·雷本(Sam Rayburn，1955-1961年间的众议院议长——译者注)会把她笑出城的。

所以我告诉她不——当然，以外交辞令的方式。在她一直喋喋不休时，我顿悟了，这不是对众议院议长的请求。这是一项命令。

她对我的答复很冷静而实在。她说：“好吧，那我就去和肖恩·汉尼提以及福克斯的所有人谈谈，”她说，“还有拉什·林博，马克·莱文，以及电台圈子的其他人，告诉他们约翰·博纳就是这样对待那些令共和党夺回众议院的人的。”

她说，我并不是拥有实权的人。我只是认为我是。她现在大权在握了。

当然，她是对的。

她是保守派媒体的宠儿，而那时，保守派媒体早已满腹狐疑地盯着我。她抓住了我的要害。即便我想帮助她，尽管我绝对不会，这也并不是一个我自己能做出的决定。这种权力属于一个鲜为人知但非常重要的团体，称为指导委员会。

我知道，指导委员会不可能批准巴赫曼进入筹款委员会。票数根本不够。即便我提出这个请求，他们也不会让我在不穿上拘束衣(straitjacket,用于束缚精神病患者——译者注)的情况下离开会议。但是，巴赫曼不会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解释众议院指导委员会程序的细微差别。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每天晚上把我的头拧下来。坦率地说，那是个我不想要也不需要的头痛问题。

我向巴赫曼建议，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为一个替代的方案，幸运的是，她喜欢这个方案。对于任何想为竞选总统积累外交政策能力的人而言，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位置，而她早已在考虑了——上帝保佑我们。准备担任情报委员会主席的人也不太高兴，他是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一位曾在联邦调查局任职过的退伍陆军老兵。所以我从罗杰斯那儿吃了些苦头，而巴赫曼则在委员会中获得了她的席位。

有趣的是，米歇尔·巴赫曼被证明是一个非常专注、勤奋的成员——尽管她在2011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短暂地参加了总统竞选。她出现在委员会里，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并最终以她的奉献精神赢得了所有同僚的好感。迈克·罗杰斯对此印象深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正如博纳主义的一句老话所说：“让合适的人上车，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座位。”

2011年1月，当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逐渐稳定下来，而我也开始适应议长职位时，NBC新闻的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问及我关于出生证明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夏威夷州已经说过，奥巴马总统是在那里出生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陈述。但你也许会认为我把罗纳德·里根称作了共产主义分子。我为此受到了各种指责——邮件、信件、电话。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我知道我们会听到一些疯子的声音，但我很惊讶真的有这么多疯子。

阴魂不散着的这些胡扯，使得我很难作为新任的众议院议长与奥巴马达成任何交易。当然，不得不说，奥巴马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帮助。他可能会表现出一副说教和傲慢的样子。他仍然没有把与共和党人深入交流当作优先事项。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你如何与那些认为你是美国的秘密肯尼亚穆斯林叛徒的人找到共同语言?

在疯狂镇的新规则下，我可能是议长，但我并不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到2013年，众议院的这一混乱党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这要归功于媚俗的右翼媒体和由愤怒驱动的现金筹款，而他们有了新的，甚至不是众议院成员的一个疯子头目在领导。没有什么比一个自认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聪明的鲁莽混蛋更危险了。女士们，先生们，见见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他以一个绝对愚蠢的想法把共和党的疯狂党团招致麾下。而没任何人征询过我。

翻译文章：John Boehner, Panic Rooms, Birth Certificates and the Birth of GOP Paranoia, Politico, April 2nd 2021.

网络链接：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04/02/john-boehner-book-memoir-excerpt-478506

译者介绍：丁啸川，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2017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11   发布时间：20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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