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东晓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4月1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在当下的中美关系中，气候变化是两国不可多得的合作领域，作为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中美也有着共同利益，而中美对气候治理的定位尚未明晰，缺乏技术和指标方面的明确目标，也为两国气候合作创造了窗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了国内气候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研判拜登政府的气候能源政策及其走势，分析中美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互动及其影响，并就推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如何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自今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上研院合作，陆续刊出这项研究成果——《共担大国责任 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研究持续深入及其大力宣传，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正在引发的全球系统性危机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指出，气候事件对人类和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各自国家进入“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举行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公开辩论，推动各国政府重视气候变化与气候紧急状态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从人类安全的角度系统评估气候变化严重性，这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重要标志。

无论从当前的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来看，还是就各自的碳排放总量而言，中美两国都是气候变化领域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2014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曾共同宣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推动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起到了引领作用。

我们认为，中美在促进全球经济结构转向更清洁、低碳和环境友好模式上有着共同利益。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携手合作，也能够推进主要碳排放大国之间通过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低碳叙事的潮流。鉴于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了国内气候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研判拜登政府的气候能源政策及其走势，分析中美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互动及其影响，并就推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如何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分析指出，拜登政府重新调整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推动美国的能源结构向低碳和零碳转型，以此重塑美国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并带动绿色复苏和就业增长，美国在2021年3月美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强调实现“1.5摄氏度”温升控制和2050年净零排放等全球目标，并计划筹办4月22日气候峰会。

要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当前面临着全球合作、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新兴关键资源、市场需求等内外制约瓶颈。同样，中国政府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有赖于提速国内绿色经济发展和参与引领国际气候治理。气候变化合作为中美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碳中和建设创造机遇，并有望在新时期成为开拓中美合作共赢前景道路的“破冰船”。令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对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合作的潜力具有高度共识，2021年3月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达成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等成果。

报告同时分析认为，新形势下，中美的气候合作仍然面临不少内外制约和困难。首先，如何在国内议程中确立气变合作的优先位置。应对新冠疫情、恢复经济等国内重大议程同气候变化、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风险等议题交织叠加，中美两国近期都面临着抗疫防疫和恢复经济的重任，如何统筹抗疫、经济和气候变化任务考验着两国政府各自统筹推进的执政和治理能力。其次，如何弥补国际气变合作领域中资源短缺问题。全球气候治理长期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尤其是气候融资赤字，疫情后各国财政困难更使得国际气候融资雪上加霜。再次，如何化解美国遏华政策对中美气变合作的干扰。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根植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地缘政治思维，容易导致美国从“相对收益”甚至是“零和博弈”的视角看待中美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也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集体行动困境。最后，如何对冲美国国内围绕气变问题上的利益集团矛盾、“反智”思潮和单边主义等行为的阻挠。美国国内依旧充斥大量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声音，美国近期在碳边境调节机制(CBM)的举措也和WTO原则冲突，干扰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程。

为此，报告以推动中美在气候变化治理、能源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为目标，为中美合作提出若干建议：一是发挥元首外交、峰会外交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战略定盘星”功能；二是聚焦气候适应能力、低碳技术、碳中和等新领域的知识分享和具体合作，形成健康的竞争合作伙伴;三是加快重启中美在气候和碳减排领域的科技人文交流；四是深化中美地方低碳合作机制，聚焦城市联盟、产业园、市场供需和中产阶级需求，推动地方经济和能源转型;五是共同加强碳市场建设合作，合作发展碳期货、碳普惠等国际气候金融机制;六是拓宽中美投资渠道，通过绿色金融激励低碳技术创新。

报告的作者长期从事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当前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相信，本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对于管理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拓展双方在环境气候领域的互信建设、推进能源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引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现零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本文为报告前言，原标题为“前言：以良性竞争与互利共赢原则推动气候转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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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洪凌  来源：澎湃新闻

纪录片《亚裔美国人》

2020年5月，PBS在继《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之后，又推出一部表现美国移民生活的纪录片：《亚裔美国人》。跟前几部片子相比，这部纪录片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制作团队的全亚裔阵容。这一点初看上去让人颇为惊艳，容易让亚裔产生自豪情绪，特别是它的高水准制作和在片中初露头角的亚裔知识分子群体，联想到近几年的另一部全亚裔阵容娱乐片大制作《疯狂亚洲富豪》，独立片小制作《别告诉她》，还有广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初来乍到》，确实让人感到亚裔今非昔比，新生代的亚裔群体开始在美国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担任该片总导演的是日裔美国人芮妮·田岛-佩纳(Renee Tajima-Peña)，她在1989年与华裔导演崔明慧合作导演了获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谁杀害了陈果仁》。分集导演分别由华裔江松长(S.Leo Chiang)、韩裔李琼晃(Grace Lee)以及印度裔吉塔·甘德巴里(Geeta Gandbhir)担任。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用亚裔视角讲诉亚裔美国人历史的纪录片。不过，后来从芮妮·田岛-佩纳的访谈中得知，在准备《亚裔美国人》的制作过程中，她并没有刻意去打造一个全亚裔团队，这只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似乎表明，对亚裔美国人话题感兴趣、从事亚裔美国史研究的人主要还是亚裔美国人自己。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非常成功和及时的纪录片。5月本来就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自新冠病毒在美国传开以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歧视与骚扰增加了不少。据人权观察报道，到4月底，光是亚裔美国人协会就接到了一千五百多起针对亚裔歧视的报告，其中七成与新冠病毒有明显关联，不少事件达到了仇恨犯罪的标准。遭到骚扰的亚裔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华人，但因为他们长得像中国人，因此也被当成华人受到歧视和骚扰。这也是《亚裔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不管你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来自哪一个国家，你的种族始终写在你的脸上。

《亚裔美国人》从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开始，当时菲律宾少年安特罗(Antero Cabrera)被人类学家带去作为野蛮人部落参展。纪录片以亚太裔美国人一个多世纪的移民之路为主线，讲述了菲律宾裔、华裔、日裔、韩裔、印裔以及东南亚裔在美国奋斗和成长的故事。不管他们的故事是如何不同，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强调自己与其它亚太族裔的区别，观众还是慢慢地随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们认识到：亚太裔美国人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为你的种族写在你的脸上。

1882年获美国国会多数票通过的《排华法案》，将已经在美国合法打工的华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批非法的“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这些华工大多数参加过建设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然而，在1869年5月10日的胜利通车合影中，人们找不到一个华工的面孔。1924年，《排华法案》演变成《排亚法案》，针对华人这一特定群体的种族歧视扩大到所有亚洲移民身上。

1869年5月10日的太平洋铁路通车合影中，找不到一个华工的面孔。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十二万日裔美国人被当成“战时敌人”转移到十个贫瘠荒芜的军事区关押，而同样从敌对国移民美国的德裔和意裔美国人却没有受到如此待遇。跟日本人长相相似的东亚裔美国人也因此受到歧视。特别是华裔和韩裔，不得不在自家商店的门口或外衣上挂上小牌子，声明“我不是日本人”或者“我是美国盟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铁幕落下，华裔、韩裔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美国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原本是敌人的日裔美国人却变成了盟友。适逢麦卡锡主义猖獗，红色恐慌让每一个华裔在美国人眼中都自动变成了间谍嫌疑，上万名华裔和亚裔美国人因此受到传讯，失去工作，甚至遭到监禁。

二战期间的韩裔美国人

六十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中，参战的三万五千多名亚裔美国人又一次被迫面对他们的亚裔身份。片中的日裔美国人Mike Nakayama谈到在一次军事训练中，指挥官叫他站起来，转一个圈，然后对新兵们说：记住，越共(Gooks)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作为随军护士的中意混血儿Lily Adam常常被当成西贡小姐，即使她军装不离身，也还是会有美国大兵问她多少钱一晚。亚裔美国士兵有时会被当成越共误伤，抬进医院后亚裔伤兵也会被当成越共而得不到及时治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浪潮的影响，在美国本土的亚太各族裔美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的文化和族裔背景各异，但因为他们的亚裔面孔，他们受到的歧视是一样的。以加州大学校园为核心的亚裔学潮，促成了亚裔历史和文学课程的设置，改变了教育界和舆论界对亚裔的态度。包括东亚裔、东南亚裔和南亚裔的“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政治标签首次出现，取代了含强烈歧视意味的殖民术语“东方人”(Orientals)。

七十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大量日本廉价进口汽车冲击，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特别是在汽车城底特律，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失业。仇日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将自己的愤怒和绝望发泄到日本汽车和亚裔美国人身上。二十七岁的华裔青年陈果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一对失业的白人父子错当成日本人乱棒打死，而两名凶手初审竟然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美的泛亚裔运动，数十万背景各异的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游行。虽然凶手没有因此坐上一天牢，但陈果仁事件使亚裔美国人从“你们看上去都一样”的跨种族效应中，意识到“下一个陈果仁也许就是我”。

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陈果仁被杀。

“9.11”事件后，阿拉伯裔美国人几乎成为恐怖分子的代名词，跟中东人长相相似的南亚裔美国人也被祸及。在亚利桑那州，一名印裔美国人在便利店被当成中东人遭到杀害。在纽约皇后区定居的大批锡金教徒，本来跟穆斯林毫无关系，但因为他们戴头巾，也在职场和公共场所遭到种种歧视。无辜的穆斯林美国人没有如二战中的日裔美国人一样被送进拘留营，而是被以违反移民法为借口悄悄遣送回国。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从人口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而且有望在2055年超过西裔，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从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上来讲，他们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准。在2016年的5月，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了使用“东方人”这样冒犯性的字眼。亚裔美国人从黄祸变成了模范少数族裔。然而，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他们仍然是外来人，在每一次危机和冲突中都被叫喊着：滚回老家去。一百多年过去了，不管你在这个国家是第几代移民，去还是留的选择仍然摆在你面前。

我认为《亚裔美国人》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故事性。看PBS表现其他族裔移民生活的纪录片，总是有种逛博物馆或上历史课的感觉。而《亚裔美国人》则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有强烈代入感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大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二战期间日裔美国战地记者宇野一麿(Buddy Uno)和越南难民、普利策小说奖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宇野一麿1913年在加州奥克兰出生，是家中十个孩子中的老大。父母双方都来自日本的基督教家庭，父亲还在美国传教士的寄宿学校里长大，在移民美国之前已经会说不少英文。英语是他们家中的日常用语，孩子们没有跟一般日裔二代(Nisei)一样上日语学校。宇野一麿的父亲跟强烈认同母国文化的日裔一世(Issei)不同，他在家中总是强调，他的孩子不需要学日语，也不需要学习日本文化。“我们必须成为美国人。美国是我们归化的国家”，他总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女。宇野的妹妹艾米说，小时候，别的日裔二代总是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可以跟父母用英语交流。虽然他们家完全美化，住的地方还是在跟白人社区隔离的日本区，他的父母也永远不能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宇野一麿一家

宇野一麿在高中时代开始给校报写专栏，他的理想就是能在美国主流报纸做一名记者。然而，正如好莱坞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终身只能演亚裔配角或反角一样，宇野一麿也无法冲破美国的竹子天花板，圆他的记者梦。于是，他决定去远东碰运气，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报道当时正在发生的中日战争。他先是在上海的两家英文报刊《大美晚报》和《自由亚洲》做编辑，然后去东京的美军战俘营为日军做广播宣传，最后被派往菲律宾战场。这期间，因为为日军服务，他失去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关进日裔集中营，甚至他在一战中为美国浴血奋战并因此成为美国公民的叔叔也不能幸免。可以想象，这个事件对宇野一麿，对宇野一家，对全体日裔美国人的伤害之深。宇野一麿在日军战败后被美军俘虏，隔着铁丝网跟当时已是麦支队特种兵的二弟戏剧性相遇。他的另外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美军，跟母国作战。

华裔演员黄柳霜

二战期间，数以万计的日裔美国人跟宇野一麿一样，离开美国回去为日本作战。他们流利的美式英语和对美国种族隔离的深刻痛恨，使他们成为日军的宣传利器，为日本宣称把亚洲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谬论提供了道德依据。日裔二代们把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发泄到美军战俘身上，手段非常残暴，甚于那些没有在西半球居住过的日本本土士兵。休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在他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种族战争》一书中，谈到了很多被关押的美军战俘受日裔美国士兵虐待和折磨的痛苦经历，称他们是“东方野兽”和“虐待狂”。这本书里起码有两处提到宇野一麿，说这位毕业于南加州康普敦高中的Nisei特别痛恨白人，觉得自己在美国被白人看成是黄皮肤的娼妓，所以他决定让美国见鬼去吧。宇野还想出一个坏招，让美军战俘每天向自己的家乡广播，不服从就会遭到痛殴。然而，也正是这同一位宇野，在菲律宾的丛林里被游击队抓到时，脸上竟流出如释重负的微笑。他在日军战俘营和一位美军军官交上朋友。这位军官谈到宇野是如何如饥似渴地跟他用英语交谈，说他从没有见过任何比宇野更分裂更痛苦的灵魂。从战俘营释放后，宇野回到日本跟妻儿团聚，不久就死于在菲律宾染上的各种丛林疾病，死时只有四十一岁。他的大儿子后来子承父志，在日本做了记者;最小的弟弟爱迪生·宇野后来成为美国知名的民权活动家，在日裔美国人民权与寻求补偿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宇野一麿的故事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假如是在和平时期，他不过就是一只回国寻找更多机会的海龟。他的悲剧也许在于生不逢时，也许不仅仅是。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作为唯一一名用英语报道远东战场的日裔美国记者，宇野后来彻底拥抱大日本的东方殖民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的狂热宣传机器。他不遗余力地吹捧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谴责中国士兵的“残暴”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一世日本移民和二代日裔后浪鼓吹亲日言论。越裔作家阮清越在纪录片中指出，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面临着很多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做哑裔，忍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也可以选择做权力的帮凶，享受做帮凶带来的种种好处;或者，他们拒绝上述两种选择，选择改变现有的不公平体制，把它变成一个更平等的制度。在宇野的时代，第三种选择基本不存在，于是他选择了做权力的帮凶。

阮清越的书我去年才开始接触，当时看的是他的获奖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读这本书我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跟当年看非裔美国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名作《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相似。这两本书改变了我对非裔作家和亚裔作家的偏见：它们不仅仅是关于某种特定生活的少数族裔文学，而是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的美国正典文学。

阮清越和他的小说

阮清越的父母是来自北越的难民，来美国后在加州的圣何塞开了一家杂货店。阮清越四岁的时候随全家逃离越南。他不记得逃难途中的经历，但这段经历显然牢牢占据于他的潜意识的某个层次。他从小喜欢文学，喜欢看关于越战的书和电影，特别是从越南人视角讲述的故事。但这样的书在英语世界里凤毛麟角，能够看到的要么是从美国视角讲述的越战故事，比如《野战排》《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等，要么是越南裔作家写的难民故事。美国人虽然是战败者，但他们依然是故事的主角，是中心。而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死亡和受到创伤的越南人，他们只是群众演员，是道具，是模糊不清的背景。他们的声音严重缺席。

这种缺席让阮清越感到非常不安和不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同情者》中塑造了一位中法混血儿的双面间谍，表面上是南越将军的副官，暗地里却同时给CIA和北越政府收集情报。越战失败后他随将军逃往美国，继续向北越汇报将军和其他越南难民在美国的生活。最后为了完成将军的反革命起义计划和救朋友潜回越南，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被迫写交待自供，这本三百多页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供书。他没有名字，是一名着迷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间谍，却又无法对任何一种主义全身心拥抱。他有两套不同的思维体系，可以轻易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但这种“天分”又彻底占有了他，让他在自我中迷失。他常常同情他的敌人，在越南的时候他想念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美国的时候又同情被剥夺了声音的越南同胞。

这种情节设计给予阮清越极大的自由去探索双面人的中间人视角。上海作家钱佳楠在去年对阮清越的采访中提到非裔美国作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里说到的话。杜波依斯说美国让黑人无法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外界的启迪看到自己”。他永远都感到自己是“双重的”，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黑皮肤的身体里困着两种相互交战的理想”。阮清越在回答中承认，这些话对亚洲移民和亚裔美国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跟黑人一样，必须同时从自己的眼睛和他人的眼睛里看自己。亚裔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双重凝视下成长起来的一种政治身份。阮清越说他在越裔社区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越南人，八十年代末，他去柏克莱大学念书时，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日裔学者高木罗纳(Ronald Takaki)的“亚裔美国研究介绍”，那时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异岸来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阮清越在上大学以前就对欧美文学相当熟悉了，但从这堂课上，还有后来上的很多关于亚裔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课上，他学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知识。也是在这些课上，他学到了仅仅成为作家或教授是不够的。亚裔美国人还必须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成为社会活动分子，成为公知。柏克莱的人常说，“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是社会运动可以”。阮清越现在有着作家，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分子和公知等多重身份，他撰写社会评论，四处演讲，接受脱口秀和各种电视节目的采访。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美国更多的普罗大众听到。

阮清越上美国脱口秀节目

《亚裔美国人》也是希望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亚裔美国历史的一种群体尝试。当然，这部电影也留下一些遗憾。比如，电影讲述了很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但在故事的切换时却缺乏有效的铺垫和评论，有时就是从一个故事突兀地跳到另一个故事。另外，作为亚裔群体，我们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对其他族裔——特别是非裔和穆斯林——的歧视比白人毫不逊色。也许是囿于篇幅或不想分散主题，《亚裔美国人》基本上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反思。种族冲突不仅存在于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也存在于各少数族裔之间。这一点在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黑人和韩国人的种族冲突是暴乱的导火索之一，然而纪录片强调的是洛杉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失责，逃避了对韩国城的保护。白人在这部纪录片的形象自然不是太佳，没有个体，只有一个笼统模糊的白人概念。比方说，当亚裔搬进白人的小区受到歧视时，美国的观众很可能会猜歧视者是哪一族裔的白人，是意大利裔白人，还是爱尔兰白人，是犹太人，还是东欧人。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种族歧视。犹太人，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波兰移民在美国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不过欧美移民最终还是融入了美国社会，不再被当成外来人，而亚裔直到今天还是被嚷着“滚回去”。究其原因，还是生理和外表上的不同。

亚裔美国人所做的应该是在对方开口让你滚回去之前向他们高喊，我跟你一样，也是美国人!美国不仅是白人的美国，也是印第安裔、非裔、西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美国!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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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3月 总第二十一期

导语：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拟于下周访华，在上海会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寻求与中国合作。如果成行，这将是拜登政府高官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阿拉斯加对话之后中美政府间第二次高层直接互动。

作者：王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01 克里访华的意图与议题研判

尽管美方目前尚未就克里访华的主要意图、细节安排做详细披露，但据已公开信息可初步对其意图做如下研判。

第一，克里的首要使命应该是说服、促成中国领导人同意参加拜登计划与4月22至23日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视频峰会(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不同于前任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将气候环境问题置于政治议程优先行列。而此次全球气候变化视频峰会，拜登更是邀请40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截至目前，中方仅表示已收到邀请并正在认真研究，而未明确表态。中美不仅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举行全球气候峰会，如无中国领导人参加，则无全球性意义。因此，作为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敏感时机对中国进行访问以促成中方领导人参会，责无旁贷。

第二，进一步了解、确认中方对当前全球气候环境问题的看法。

第三，进一步了解、探查中方对与美在全球气候环境领域开展合作或者竞争的看法，尤其是中方的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和谈判底线等。

克里系奥巴马系“老人”，曾在奥巴马时代出任国会参议院外交常设委员会主席、国务卿等要职。他与中国高层多有交往，对包括气候环境政策在内的中方对外、对美政策有较深理解。中美于2015、2016年先后通过并签署《巴黎协定》，标志着两大经济体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合作迈入新高度。故中方环境政策本无疑义。

然而，过去四年中，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立场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遭国际社会诟病;其主导的对华打压更导致中美交恶。当下又值拜登“百日执政”敏感时期，美国国会甫抛措辞强硬的2021两党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法案。上述因素都给未来中美(气候环境)合作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故此，无论22日中美领导人是否共同参加峰会，克里作为总统气候问题特使都有必要在会前对中国决策层的相关认知和态度做一次“抵近侦察”。

第四，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国内有关对华“全面竞争”、“新冷战”之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克里作为现任高官公开高调访华(或谈论“访华议题”)，可释放对华缓和信号。此举能否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改善虽有待观察，但能够向国际社会释放局势稳定的信号，形塑对美有利的全球资本市场宏观预期。

在具体议题层面，按照过去美国对华谈判的惯常路径，当美方抛出给定主题并得到中方正面回应后，美方大概率将推进该主题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即从一般性原则、共识理念朝着可执行、可量化、可核查、可追责的实操层面推进。以中美气候环境合作议题为例，如果克里此次得以成行，并和中方着实展开相关谈判，那么在双方共同确认推动绿色合作的主观意愿后(这是大概率事件)，美方会及时且按照一定顺序抛出早已精心准备的若干子议题。考诸克里及拜登团队过去9个月来的公开表述，美方可能抛出的子议题或将包括但不限于：

1、“一带一路”与中国“输出碳排放”子议题。此前，拜登、布林肯、克里等人多次公开指责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就是为了或者客观上输出碳排放，将高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对当地人民健康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个别西方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也持相同论调。鉴于该问题系“红脸”的负面议题，克里很可能在寒暄、原则确认等环节之后，首先在议题环节抛出，以形塑谈判氛围，抢夺道德制高点，将中方置于道德上亏欠、策略上被动、不得不自我辩解的防御姿态，从而掌控后半场的谈判主动权。

2、中美绿色金融合作子议题。金融创新、融投资系美方传统强项，亦是美方认为能够开展中美合作，且美方能够从该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分支领域。故该议题系“白脸”议题。美方在确认已获得谈判主动权后，可能抛出该议题，以谋求取得外交上的实质性成果，带回本国。更具体地分析，在绿色合作议题中，又存在碳交易合作、碳期货市场合作、绿色债券的发行承销合作、碳中和项目的投融资合作、碳金融产品创新合作等。美方可能择机从中选择若干子项拿出来与中方谈判。因为公开信息看，当前美方在上述领域多半在资本实力和规则制定层面享有程度不等的优势。如果双方在上述具体项目的谈判较为顺利，则不排除美方继续抛出更具建设性意义的碳排放规则分议题，等中方接招。具体地，规则类分议题可能包括全球碳交易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管理机制等。如果双方在上述具体项目的谈判并不顺利，陷入纠结、僵持状态，则美方亦有可能抛出规则议题，但谈判基调不再是建设性、求同性，而是以指责、批判为主线，即强调中国的国际行为破坏了既有的碳减排规则与国际环境秩序。

3、中美在第三方国家或市场的碳减排合作子议题。该子议题是否抛出，可能取决于前两个议题的谈判结果与进度;但最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威胁度的感知。

在中美“第三方合作”的话语框架中，“一带一路”从逻辑上讲是无法绕过的。所以，如果中美在“一带一路”议题上能够保持克制(主要是美方在指责时能保持起码的外交素养)，同时在议题二有关具体绿色金融项目和规则的谈判中，即便未能达成新协议，但保持合作的态势，那么有可能会顺着“规则讨论”的话语逻辑，自然过渡到中美在第三方国家或市场(它们中可能很多都是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合作与竞争;而谈论合作与竞争，就自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用于规范合作、管控竞争的规则事务。

02 大国竞斗背景下的中美气候环境合作：效用与限度

第一，中美果能开展气候环境合作，对两国人民、国际社会、全球生态环境，显然都是重大利好。

第二，中美即便成功开展气候环境合作，对改善中美关系、缓解美国对华敌意，作用也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首先，“低政治”层面(如气候、环境、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的合作无法逆转“高政治”(政治、安全)层面的对抗。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属高政治范畴，无法通过低政治层面的气候环境这类非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从根本上转圜。其次，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既源于中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客观层面)，又来源于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可能对美国权势与意识形态、主导国际秩序所可能产生“威胁”的研判(主观层面)。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实力接近的趋势，无法因双边气候环境合作而改变。中美实力接近趋势及美国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认定所共同导致的美国对华防范与打压，也无法因双边气候环境合作而改变。

再次，美方最近公开支持日本福岛污水入海决定，称似乎符合全球公认核安全标准。美国这一典型“双标式”决定释放出强烈而明确的信号：拜登政府的决策取舍排序是，低政治议题(如环境保护)严格服从高政治的战略需求(如同盟维系)。由此又可产生推论一：未来拜登政府或将更加纵容战略有价值的盟友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恣意妄为，以此换取追随者的战略忠诚。推论二：克里访华即便成行，美对华气候环境合作仍将被置于其对华战略打压的大框架之内。

第三，当下中国国内媒体、坊间舆论所热议的“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1971年4月10日~2021年4月10日)议题，客观上将在中国国内舆论层面缓和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营造中美友谊的氛围。如果未来中国政府拟对美转圜，则此举或可降低国内民间强硬舆论对政府的压力，降低相关部委被网民“骂”的可能，从而提升中国外交辗转腾挪的空间，故对我有利。反之，如果未来中国政府拟对美强硬，则中国国内舆论层面的缓和或将降低中方对美外交谈判时可用的“观众成本”牌。这是否对我有利，尚在两可之间。

但是，最关键的是，无论有关“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的国内宣传如何形塑国内舆情，都不影响中美间的国际战略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大众对“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历史作用的理解长期被浪漫主义的叙事体系所误导，错把原因和结果相倒置。事实是，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前的苏联强、美中弱的国际结构，以及苏联同时对美、中构成迫近的安全威胁是根本原因;中美力排万难、各自历经两代国家领导人和三任总统终于实现“十年建交”(从1969尼克松上台、开始谋求对苏打“中国牌”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是最终结果。而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小球带动打球”不过是表象，充其量只是中间变量而已。

在1970年代，一方面，美国因深陷越南泥潭而在美苏博弈中落于下风，急需找到新的抓手和帮手，而尼克松政府上台伊始便瞄准了对苏打“中国牌”，更将此加以落实。这是美方推动对华转圜的原始动力。另一方面，1969年3月2日的珍宝岛交火将阵营内部最强两国的深刻矛盾公布在全世界面前，包括美国——“中苏交战给美国出了个好做文章的题目。”面对来自北方百万钢铁洪流的现实且迫近的威胁，中方也需要别开生面，扭转不利局势。这是中方推动对美转圜的原始动力。有了上述“国际结构”所产生的体系压力以及中美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感知，才会有双方之间(包括通过巴基斯坦等第三方)的反复揣测、试探、确认、再试探、再确认，也才会有后来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双方共同开启“乒乓外交”，也才会有更后来的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从此，中美建交的漫长序幕被徐徐拉开。

明确上述基本历史事实和逻辑脉络，人们就不难明白，当下试图以“中美环境外交”为“新时代乒乓外交”，以期改善甚至扭转中美四年来(甚至还可上溯到奥巴马执政中后期)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的想法，在政策层面可能是缺乏可行性的。

第四，既然"以环境合作扭转战略对抗"是中美气候环境协作的“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中美之间能够做、且应该做的当是“切割”、“脱钩”。不是要中美脱钩，而是把气候环境问题的合作，暂时与其他中美地缘政治矛盾相脱钩。“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就气候环境来讨论气候环境，尽可能地排除其他议题的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当前状态下推动中美互利合作(同时也是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可行办法。笔者注意到，此前克里曾在采访中表示：中美应该把其他的分歧放一边，不要成为这些分歧的囚徒，而要在气候问题上合作：“他认为这是可能的。” 该表态虽有外交辞令的成分，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态度。待中美通过切实有效的气候环境合作进一步取得实效、积累互信，并让这些实效惠及两国民众与有政策影响力的团体，即培育出绑定中美气候环境议题的利益攸关方后，则可望在进一步推动两国气候环境深化合作的同时，将这种正面效应外溢到其他产业和领域，在更广泛意义上推动中美互利合作与互信重建。

万事开头难，当只争朝夕。

欲速则不达，需稳扎稳打。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6

旧文章ID：24785

作者：黄丽玲  来源：美国之音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4月15日)上午接见前美国参议员多德(Chris Dodd)、两位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长白丹利(Dan Biers)等一行四人的访问团，并于晚间在官邸设宴款待访问团成员。

蔡英文于会中致词表示，这是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任以来，第一次派团访问台湾，展现台美双方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她表示，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新的“对台交往准则”，以及上个月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都展现了台美关系的实质进展。

她也感谢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指出，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及军机，在周边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

美台共抗中国冒进

蔡英文说：“台湾作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分子，非常愿意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的行为。”

另外，蔡总统说，她也期待美台尽速重启TIFA(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对话，在发展绿能、因应假讯息和认知战上长期合作。

美国前参议员多德则致词回应，他表示，今年适逢“台湾关系法”签署42周年，访问团此行主要是衔拜登总统之命，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深化美台诸多的共同利益和双边合作。

多德表示，拜登政府会坚定地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和自我防卫。他说：“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在过去一年内尤其得到彰显。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现在是美台关系最稳固的时候。美台经贸关系密切，也同样坚守民主价值，并且有着至关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

美中寻求气候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周四也在上海，展开其与中国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特使解振华等官员之会谈。

临行前，克里周二(4月13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时说：“拜登政府试图透过谈判与中国达成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协议，但不会在经济问题或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妥协。”

对于拜登总统派遣首发访问团两团分赴两岸，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这是美国对中国在内的华人地区所形塑之“新常态”或“三合一：合作、竞争、对抗”的发展策略，也是一次“非常平衡”、“高段、精准且精彩的外交安排”。

透过同时派团出访上海和台北，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试图对中国在内的华人世界强化，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关系。”

美中开展新常态关系

高敬文说，拜登总统透过克里特使来寻求中国在气候变迁上的合作，这是两大强权继三月中旬在阿拉斯加会谈上“各自出尽王牌”后的再一次“摸牌(draw)”、再接触的举措，因为两国在气候变迁等诸多议题上，都有合作的意愿、也必须合作。

高敬文说：“我相信，克里特使将带着拜登总统的口信，提醒中国，在哪些状况和前提下，美国会继续跟中国接触。也就是说，美国并未完全放弃其接触政策，只是，未来与中国的接触会更具选择性。美中两大国不可能停止往来，也必须尽可能合作，不仅在气候变迁议题上，包括伊朗、北韩和共同对抗新冠疫情的合作上。不过，在其他许多议题上，两国也得尊重各自的歧见，未来可能出现有所对抗、甚至竞争的局面。”

高敬文表示，美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等民主和人权议题，已展现了不妥协的态势。因此，他同意部分民间人士的揣测，克里特使此次将会向中国明确传达美方“不准对台动武、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等要求。

据自由时报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近日爆料指出，克里将向中方传达拜登政府的三大要求，其中包括：一、不准对台动武，二、必须恢复香港原有的选举制度并遵守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三、必须在新冠疫情的起源等真相方面说实话。

中国追求“平起平坐”

不过，拜登政府追求的“新常态”关系可能有异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追求之“平起平坐”的大国关系。

高敬文说，习近平在对台上的新常态，就是持续文攻武吓，希望有朝一日收服、统一台湾。他说，中国对台打的是两手策略，一方面派出解放军练兵、并对台湾军队打消耗战;另一方面，则是拉拢台湾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以及年轻人，以强化统一战线。

虽然北京明白其武吓的举措不仅适得其反，反而激化大部分台湾人的抗中情绪，也引发美国结盟其他民主阵营国家共同抗中的副作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成形，或者说服法国、英国和德国派遣军舰协防南海等。但高敬文说，面对台湾离统一或一国两制的目标越来越远，北京“也别无他法”。

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则以“三合一”来形容。

美中关系“三合一”

黄介正向美国之音表示：“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基本上是‘三合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时候合作、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必要的时候敌对。”

他认为，美中虽然在阿拉斯加会谈中针锋相对，但闭门后，必然获得结论。那就是，双方在有共识的议题上，就共同利益，要展开具有实质性的对话，所以，克里本周的上海访问行程就是展现两国在合作面向上的关系。

不过，黄介正说，在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巧妙安排下，拜登总统同时派了他的密友克里和多德出访两岸，两人中，虽然多德不具官方身份，但两人同为拜登昔日在参议院的同僚，深得拜登的信任，也几乎同时抵达上海和台北。他说，这是一次“高段、精准且精彩的外交安排”。

黄副教授认为，美国透过多德的访台，目的在“鼓励台湾的民主、肯定台湾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同时也在两岸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为求两岸和平稳定，帮台湾推一把、给台湾增添自信与力量”。他说，这是设计得非常优美的外交操作。

中国军事挑衅不断

多德一行人访台引发中国国台办及中国外交部对美严正抗议，甚至在访问团抵台前，中国周一(4月12日)派遣25架共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ADIZ)。据台湾军方表示，这不仅是4月3日起连10天扰台，也是自台湾国防部开始公布中共军机动态以来架数最多一次。

对此，黄副教授认为，这是预料中的事。他说：“中国大陆也知道，他们不管怎么跳脚，不可能改变美国跟台湾持续交往的现实，但是，他们态度要拿出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4月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解放军的有关军事演训行动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不是光嘴上说。”

虽然美国访问团于周三分抵上海和台北的当天，中共未派出军机扰台，但解放军挑衅动作仍不断。中国海事局周四(4月15日)发布军演讯息表示，解放军将至4月15-20日间、一连六天，每天上午8时至傍晚6时，于台湾海峡附近的南澎列岛进行实弹演习。

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前表示，台湾国军持续关注中共军演，掌握情资。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5

旧文章ID：24784

作者：孙承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这次峰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探讨如何达成一项旨在印太地区扩大基建合作的协议，以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 拜登总统此前在上月底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也曾建议民主国家应该制定一个基础设施计划。

中国的“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构成严重挑战，但长期以来美国在对针对中国这一旨在争夺国际霸权的顶级战略构想未能拿出一套强有力的替代方案，从此前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IDFC)”到“蓝点计划(Blue Dot Network)”等都不足以抗衡“一带一路”。中国称，即使在去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都仍大幅增长，分别为21.4%和18.3%，目前已经总共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一带一路”文件。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本星期二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说，“北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以扩大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海外存在。”

外交关系协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到目前为止未能有效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崛起，在中国日益强势的同时，美国却鲜有作为，陷入战略被动。

然而在另一方面，最近有迹象显示，拜登政府拟在构建民主联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框架之下，携手盟国打造一个基于民主国家优势的抗衡 “一带一路”的全球基础建设战略，而该战略也将不同于中国的以巨额投资加大兴土木的套路。

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上星期刚刚参加了一个相关议题的视频会议。辛格尔顿说，出席这次会议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透露，很多公司正在积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供应链移出中国。 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说：“国际供应链的重组为整个亚太地区新的经贸机会敞开了大门，进而可能成为一个在产业链驱动下自然形成的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有力回应。”

他说，在这一大趋势下，一些国际行业组织已经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日本国际安全保障产业协会”。该协会的总裁詹姆斯·安吉鲁斯(James Angelus)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军事建设导致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四方对话’，即现在所称‘四方安全对话’，这是一项新的构想，并激励了供应链替代方案和各产业间的合作。”

美国将基于自身优势

中国不惜重金的“一带一路”据信已经耗资高达数万亿美元。中国官方一直在耗资总规模这一问题上闪烁其词，但中国商务部网站转引的国际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去年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20年一季度，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总金额达4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最近刚刚通过了1.9万亿的经济刺激法案和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在美国自身的国内基础设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再慷慨到海外投资备受质疑。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项目专家史密斯(Jeff Smith)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仍然有此能力，但“大部分的美国海外投资将来自美国的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部门。”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塞克斯(David Sacks)说，美国不会跟中国一块钱对一块钱地比投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不认为盟国要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数万亿美元来跟中国竞争，美国寻求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拟议中的应对战略的具体内容，但日经亚洲(Nikkei Asia)上星期报道说，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峰会期间，双方将就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区加强高质量基建合作达成共识，重点包括5G网络、智慧城市和清洁能源等，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之一塞克斯说，美国和盟国的优势在于庞大的资本市场、5G通讯网络、光纤电缆等领域。

此外，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的基础建设能力现已大幅落后，土木工程早已不是美国的强项。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表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仅在世界排名第13位。

曾经协助麦肯锡咨询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该公司的前顾问莫乃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在土木工程方面已经不是像50年前和100年前那样了，当时美国如日中天，有很多很好的公司。现在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已经很领先，性价比很高，比方说，用十亿美元可以做的事情是100.美国公司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批评人士常以纽约扩建一段地铁为例抨击美国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诟病。 根据不同的开工定义，这段两英里长的曼哈顿“第二大道”地铁修了从10年到100年不等，耗资高达45亿美元，但第一天开通就出了故障。

但是，曾经任职于美国在台协会的塞克斯说，美国并不需要跟每一个“一带一路”项目都针锋相对，对美国来说，也不是每一个“一带一路”项目都具有同等的战略价值。

他说 ：“在世界各地修公路、铁路，我们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重要性也不是那么大。”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史密斯说，美国也不会在中国已经建起公路和铁路的地方跟中国竞争。他说，亚太地区今后几十年在基础建设领域还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他说：“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替代选择。”

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傅立门(Eyck Freymann)说，关键是要参与之中，开始竞争。这位《一带一路:中国力量遇到世界》一书的作者最近在《财富》杂志撰文说，美国过去仅停留在批评“一带一路”的策略并不成功，从2017年至2019年，仍有数十个拉美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 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应对“一带一路”并不是没有优势。他说：“美国和日本可以提供中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在批准项目之前，他们通过透明的程序对项目的经济效益、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

“一带一路”或已升级

从一些国家的抵制、到中国自身的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的这一顶级战略野心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屡遭各种挫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将受援国拖入债务陷阱的同时，中国自己也可能会难以自拔。

《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估计有十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所欠中国的债务至少占到了这些国家GDP的20%之多。世界银行《2021国际债务统计报告》说，中国在2019年底的外部债务存量已经高达两万多亿美元。

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辛格尔顿说：“债务攀升和对海外投资可持续性的担忧使中国领导人正在重新考虑‘一带一路’

为了避免“大撒币”所带来的潜在的巨大风险，中国近年来开始从传统的土木工程承建向其他概念过渡，其中包括连接中国与北极和南极的“极地丝绸之路”，由海底光缆、数据中心和5G电信系统组成的“数字丝绸之路”，推广中国新冠疫苗的“健康丝绸之路”，出口中国可再生技术的“绿色丝绸之路”，以及旨在取代美国GPS卫星导航系统的“空间信息走廊”。

在多路并进的同时，中国还布下了一张或更具野心的、企图将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囊入其中的大网。

早在“一带一路”出台后不久，中国就在2015年酝酿了一个专门针对发达民主国家的“第三方合作”规划，并在最近的十四五规划中纳入了这一升级版的“一带一路”的内容。 在这一新的路径模式之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虽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但产业已日渐空心化的缺陷，结合中国的产能优势，和另一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接，实现中国所称的1+1+1>3的效果。

官方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中说，“第三方合作”可以“消减少数国外人士对‘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资金来源、投资回报的疑虑，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国际会计公司“安永国际”的一篇研究报告在谈到“一带一路”正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时指出“尤其在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以来，吸引了多个发达国家和知名跨国企业的参与”。

自2015年与法国签下第一份联合声明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与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一些具体项目包括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大桥、埃塞俄比亚的吉布3水电站、厄瓜多尔医院项目、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等。

中国甚至还在上个月的阿拉斯加美中高层对话中向美国推销第三方市场合作， 称两国应“携手深化南北合作，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但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指出，不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多么貌似成功，最终都可能无法将这些基础建设项目转化成政治野心的成果。英国防务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的中国问题专家帕恩图西(Raffaello Pantucci)说，中国是取得了不少进展，签订了很多备忘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多少自己的目的。 他以意大利为例对美国之音说， 2019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国家，令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倍感不满，但意大利仍然是西方坚定的民主国家。

他说：“所以虽说意大利好像背离了盟国，但是我认为从这一案例上你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来意大利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什么好处。”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6

旧文章ID：24783

作者：宿景祥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宿景祥（Su Jingxiang），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退休研究员。

美国白宫3月初发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引》，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地缘战略议程的最新目标，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进一步公开化和明朗化。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完全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即所谓“新世界秩序”。1992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计划指引》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声称，“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使命将是确保在西欧、亚洲或前苏联地区不出现任何超级大国竞争对手”。文件要求美国领导人“必须维持某种机制”，阻遏竞争对手挑战美国霸权，并确认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被定义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摧毁美国的能力的国家”。

1997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表了著名的《大棋盘》一书，概述了美国的地缘战略。他强调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有两个在欧亚大陆，“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几乎会自动使非洲从属”，“当务之急是没有能够统治欧亚大陆并因此同样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出现”。

2000年，美国国防部发表政策报告《联合愿景2020》，提出“全谱优势”概念，强调全球信息网格的发展为美国的决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解决了从核战争、地区战争到小规模突发事件等不同范围冲突中的“全谱优势”问题，美国军队应确保有能力击败任何对手，控制任何局势。根据美国战略家们的论述，“全谱优势”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美国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实现从银河系到人类心灵等一切领域的控制，从外层空间到内层空间，从公海、陆地、天空到网络空间无所不包。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提出过如此野心勃勃的宏阔计划。

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美国将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对于“任何潜在的有抱负者”，美国将用其军事力量进行“劝阻”。这份文件认为，中国是可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霸权的潜在力量。美国国防部随即发布报告称，基于美国权力机构各派系的明确共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应进行调整，以确保美国的“全谱优势”。

2002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表政策研究报告《印美军事关系：期望与看法》，认为印度军队可以“用于亚洲的低端行动”，美国需要“在2020年时有一个能够协助美军应对中国威胁的朋友”。2006年11月，中国与40多个非洲国家举行领导人峰会，商讨经济合作议程。美国对此做出了回应，认为美国对非洲失去了控制，使中国能够从非洲获得石油、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为此，美国决定重新重视非洲，增加在非洲的军事费用。2007年6月，美国政府批准设立美军“非洲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统一负责美国与50多个非洲国家的军事关系及作战行动。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美国遵循的是古代帝国的地缘战略，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主要有三大要务：一是防止“附庸国”之间勾结，使之无法摆脱安全依赖;二是使“旁系驯服”并对之提供保护;三是防止“蛮族”联合在一起。在美国的战略术语里，“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用于“非常规战争”、“颜色革命”、“政权颠覆”的武器，诸如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各“民主国家”，是美国的“附庸”和“旁系”，而中国和俄罗斯等不“驯服”的国家，则是“蛮族”。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并称为“修正主义强权”，指责中俄两国“希望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

美国的战略是使其他国家永久性地处于从属和落后地位，而中国和俄罗斯等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期望建立一个多极化、平等公正、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这无疑与美国权力机构所谋求的东西相对立。

来源时间：2021/4/15   发布时间：2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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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拜登政府自执政以来，倡导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许多人期待其摒弃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进而缓和中美关系。然而，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依旧不明朗。4月6日，全球化智库(CCG)举行CCG名家对话——CCG对话“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CCG主任王辉耀与艾利森教授展开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参与研讨。对话围绕历史视角下的大国竞争、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路径、安克雷奇会谈后的中美关系、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等话题展开。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像一对连体双胞胎

21世纪初，美国是各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在2021年，中国成为几乎每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国。二三十年前，美国曾是世界制造工厂，而现在，世界制造工厂是中国。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崛起对守成国美国产生了影响。我把这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变得更强、更富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方的崛起会改变权力的结构，引发权力的跷跷板两端的力量不平衡。过去500年间，有16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仅有4种避免了战争。

在冷战期间，苏联强大的核武器库足以发动第二次打击，这让我们非常担心，而现在，我们生活在相互摧毁的时代。如果我们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当双胞胎有一方冲动行事时，它能毁灭双胞胎中的另一方，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这是核武器的例子，也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尽管美国现在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但一旦进入热战，美国会被摧毁。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竞争对手，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自然、科技上，我们不得不合作共存。如何使这两种观点共存?我们要寻求避免冲突和战争的方法。中美两国能够在气候变化、全球抗疫等领域找到合作的空间。即使存在第三方触发因素，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其他冲突因子，二者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协调和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避免互相毁灭。

虽然当前中美竞争与上世纪的冷战截然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冷战中汲取经验。例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战时期，我们双方也热衷于深度沟通。里根总统经常因与苏联领导人沟通而遭受指责，但他认为沟通与对话非常关键，因为核战争从来无法取胜，没有赢家。里根总统对与苏联协商非常热衷，以至于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美方放弃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苏联为此去做美方希望苏方做的事。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稳定双方关系，而且可以避免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的潜在危机。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中，沟通也基本发挥了作用。在中美竞争中，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从历史汲取经验，需要在深度沟通、危机管理流程，甚至危机防范等不同层面上以史为鉴。

“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尽己所能去寻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从冷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幸运的是，习近平主席对此有着透彻的见解。他提出我们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囿于旧的模式。拜登总统在这方面也有着很深入的理解。他担心两国会陷于无休止的竞争，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美可以在多领域开展合作

在二战后的70多年里我们还没有发生一场世界级的重大的战争，相互毁灭是愚蠢的和疯狂的。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共同寻找方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拜登总统最近宣布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在基建方面经验十分丰富，而且中国已经发起了有103个成员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我们需要建议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中国可以与美国在亚投行的基础上合作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找到中美之间的全球利益共同点，把蛋糕做大，使得中美之间利益大于分歧。在本世纪接下来的70多年里，我们有太多共同的合作空间。

其次，在贸易领域，中美应促进合作。我们现在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它的前身。CPTPP在很多方面有着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的标准，包括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利保护等。CPTPP就好像是21世纪的一个小WTO，而这个机制是美国奥巴马-拜登政府最先创立的。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国有兴趣加入CPTPP，有兴趣提升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标准。这是一个中美可以共同对话的领域。我们还可以把CPTPP当作WTO改革的试验场，同时化解双边矛盾，推动多边关系发展。

此外，如果把欧盟当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过去75年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欧盟和美国之间好像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欧盟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第三方，从中调和中美关系。欧洲在价值观上和美国靠近，在经贸上和中国靠近，中美欧或许可以建立一个三方会谈机制，而欧盟可以成为中美之间很好的中间人，帮助中美避免冲突和矛盾。

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是双方关系破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建立一个国际气候变化组织，以便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对话。中美作为二十国集团(G20)气候工作组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必须联合起来在这方面树立良好的榜样，共同努力，并一起抗击新冠疫情。拜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曾对我说，美国欢迎中国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所以，中美两国必须合作，中美有全球大国的道德责任，应该一起想办法解决各类棘手问题。

来源时间：2021/4/15   发布时间：2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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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廉正保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廉正保曾担任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休斯敦总领馆副总领事、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和驻纳米比亚大使，曾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

1971年春，长期以来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中美双方都以不同方式表示两国领导人有意举行会晤的意向，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提供了机会，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大手笔，不仅打开了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而且一举改变了全球的战略地图。当时，我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亲历了“乒乓外交”全过程。

1971年1月25日，总理周恩来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前排左四)一行。

乒乓球运动在中国非常普及，有人称它为中国的“国球”。毛主席也喜欢打乒乓球，非常重视和关心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并于1962年会见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

从“文革”以来，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已连续几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中露面。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赛。中日两国乒乓球协会进行了会谈，中方表示同意应邀派团参赛。双方准备签订一个会谈纪要，中方代表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

当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中方人员的做法。周总理说，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出难题。

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中国乒乓球队一向受到周总理的关怀。过去几次出国比赛归来，他常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和教练员，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有时还和大家一起打球。

1971年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新华社 图)

1971年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14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汇报。

当时，体委内部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赞成“不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周总理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阐明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表示，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并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

随后，他给毛泽东主席写报告。15日，毛主席在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1年4月1日，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项目冠军。(《世纪》杂志公众号 图)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四项冠军，使世界为之震动。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

庄则栋与科恩在名古屋互赠礼物

4月4日那天，自称是“嬉皮士”的19岁美国球员格伦·科恩稀里糊涂地误搭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看到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科恩，车上没有一个人和他搭讪，便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还向科恩赠送了杭州丝绸。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顿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此事立即成为轰动性的大新闻，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

在日本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请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呈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

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批注“拟同意”后，呈报主席。

6日，主席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访似成定局，因为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然而，转瞬间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事情的起因，源于中美两国乒乓球手的一次偶遇。

1962年毛主席会见乒乓球国手(右三为庄则栋)

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得知这个消息，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6日晚上，主席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突然，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大意是：“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赶快办，来不及了!”护士长立即给王海容打电话。

197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一次与总理等人谈中德建交问题时，提到了这次临时改变决定一事。主席说：“那个文件(指不邀请美国队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到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队员们游览长城

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震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个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握手。(《美国乒乓史》 图)

是的，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总理同时接见的还有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

对这次接见，周总理交代外交部礼宾司和国家体委国际司作了精心组织和安排。显然，总理重点放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但为了不分主次，平等相待，要求礼宾司巧妙安排在同一个大厅接见，把各国代表团分坐各边，围成一个圆圈，按国别字母先后分别接见。周总理同每一个代表团合影留念，同他们谈一刻钟左右。我当时被安排为周总理接见美国代表团和哥伦比亚代表团作谈话记录。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总理来到美国代表团面前，代表团全体成员起立鼓掌欢迎。

谈话开始后，周总理问斯廷霍文：“团长先生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斯廷霍文说：“是的。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1971年4月14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5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

周总理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廷霍文说：“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周总理说：“是啊，罗德里克先生就来过中国。我和他比较熟悉。我和你们国家的一些新闻记者比较熟悉，他们都要求来中国。当然，一次不能都来，就分批来嘛。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

斯廷霍文说：“我想，如果能够受到像我们这样的热情欢迎和款待，碰到这样好的中国朋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美国人要来中国访问。”

1971年4月13日，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新华社 图)

谈到昨天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谊比赛，周总理说：“你们的球打得不错。”

斯廷霍文说：“我们的选手是尽力而为。同时，我们从你们选手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们选手花了很长时间教我们年轻选手技术。他们对我们非常照顾，而且很有礼貌。”

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杰克·霍华德说：“我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以便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报答你们的好客精神并在美国进行友谊比赛。”

周总理说：“你的希望是好的。这个问题要决定于你们的团长。他是有权威的，所以还是保留给团长来回答。”斯廷霍文表示同意。

1972年4月13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美国底特律，开始对美国进行“乒乓外交使者”的访问，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果然，1972年4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不久，由庄则栋率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这是中美关系解冻后访问美国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引人关注。

2009年1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招待会上，作者与庄则栋合影。

庄则栋一生坎坷，是位传奇式的人物。由于他在“乒乓外交”中的不俗表现，2009年1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他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招待会。我见到这位当年叱咤乒坛风云、现今脸上布满沧桑的世界冠军，“乒乓外交”的共同亲历驱使我邀他合影留念。

1971年4月，周总理与美国队队员科恩握手。

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周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看法。

周总理说：“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

周总理列举来访的英国，日本等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说：“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美国队参观清华大学

科恩表示同意周总理的看法，说：“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考的结果，它比表面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总理说：“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周总理对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个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周总理与随同来访的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谈话时说：“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门了。”

罗德里克说：“我首先感谢你邀请美国记者访华。美国记者访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中断，终于实现了。同时，我赞成你刚才的看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如果我们两国间有更好的谅解，这新的一页将更加美好。我希望通过记者的通道，这种关系会得到改善。”

周总理的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为是“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美国队员格伦·科恩当时几乎成了明星。科恩回美国不久，他母亲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对周总理同他儿子富有哲理的谈话表示感谢。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回国后，团长斯廷霍文即应尼克松总统之邀造访白宫。尼克松请他讲述了代表团访华的情形和观感。告别前，斯廷霍文特意将中国乒乓球队员送给他的中国制造的乒乓球转赠给总统。几天后，斯廷霍文收到了尼克松发来的电报，内称：“我很高兴拥有使人回想起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纪念物”。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后，中美双方通过秘密渠道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在基辛格访华的两天时间内，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17个小时会谈。基辛格访华《公告》一经公布，世界震动。“小球推动全球”，国际格局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1971年10月，联合国表决通过，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几年内，日本，联邦德国等近70个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个崭新格局。这充分显示了由毛主席富有远见的果断决策、周总理精心组织实施的“乒乓外交”的威力，令人赞叹!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和重温这段历史，更让人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导的独立自主，审时度势，机动灵活的中国外交风格的开拓性和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博大胸怀，展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大国外交风采，夺取外交战线的新胜利!

来源时间：2021/4/15   发布时间：20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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