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  来源：中美聚焦

笔者曾经问基辛格博士，毛泽东主席多次在书房里接待他，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回答是：“好像没有啊，满是线装书，中国的古典。”

中国人不信神，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怎么值得信任呢?于是美国人常常喜欢用独裁、不透明、不自由、不信神、不民主、不人权、不稳定、不人道、不人性等等来形容“共产党中国”。看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关键。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误判，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美方只有理解、尊重这一点才不会在台湾问题、新疆问题、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问题上曲解中国。

这就要克服三个重要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将中国视为可被演变的“异类”，要让中国皈依成为西方的一员，正如成功将日本收编为西方国家，忽视了中国自古自成一体，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不可能完全变成西方模式。但是中国已经大量学习了西方文明，传统中国发展为现代中国，并向“全球中国”迈进，正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显示的。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西方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终于内化为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正如历史上佛教终于融入中土文化，成为佛学、禅宗一样。

第三个误解是认为中国革命捡了被西方所淘汰的异端学说——马列主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已经中国化，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苏联模式，即落后的俄罗斯农奴制、斯拉夫文化与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相混合的怪胎，而是与五千年辉煌的中华文明相结合。

消除这三个误解，要从一百年、五百年、五千年三个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词从“共产党/共产主义”转变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运动、制度转变到文明，实现了中国化。令人忧虑的是，美国人越来越从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看中国，而非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人们也没有从学理上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大一统、世俗文明有什么内在关联，它如何从原来的革命党、执政党转型到治理党?

五百年：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盛极一时，也造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现在还变成了最大的数字化国家。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转型，中国共产党有关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基因是什么?

五千年：中国共产党契合了中国的世俗文化，适应并维护了大一统局面，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土壤结出的果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文明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体现了人类文明东西互鉴，开创了人类新文明。中美战略对话可围绕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开展，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化等新领域探讨背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逻辑，共同实现人类公平正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年之际，美国人理解重塑共产党观，并籍此重塑中国观是十分有必要的。其要旨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三个关键词。

共产党已经中国化。中国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将传统的“均贫富”、“天下大同”理想转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可从《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找到文化基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不是革命斗争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念，不再强调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命运与共，同时与各种文化初心共鸣，比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美国人理解的选举，而是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也就是不断被历史检验。具体到官员任命是选举加选拔，正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贤能政治》一书所揭示的。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假装成为了民族国家”。中国传统世俗文明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化，世俗文明不是不信仰宗教，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儒道释并存，是宗教还不如说是文化)，尊重信神自由，也尊重不信神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最大程度地开放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什么是共产?不是国民党污蔑的共产共妻，也不是美国人想象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中国的所有制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么简单。关于民营经济有“56789”的说法，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共产”的概念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富裕、天下为公。今天，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总书记得民心的地方。

什么是党?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革命捡了被西方所淘汰的异端学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林肯总统讲民有民治民享，为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发展为“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吃苦在前)，也是公仆(享受在后)。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倡导人本主义。

美国担心中国赶超美国，这很自然。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回到汉唐，也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好、更包容和更优惠的公共产品。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称霸，而是反对霸权，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为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秉承传统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将反霸作为外交传统。邓小平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事实证明，把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于中国，归结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当初特朗普总统对华发起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产业回流、资金回流、就业机会回流问题，反而让中国更强大。今天换种方式打压中国也解决不了美国领导权问题。反过来，中国可能是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伙伴，而不是造成美国问题的原因。

重建政治互信，首先要解决认识论问题。要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史的高度理解中国共产党。中美可就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全球化核心价值观展开政治对话，累积互信，避免误判。

来源时间：2021/4/17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98

作者：STEVEN LEE MYERS, 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今，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对于气候变化，两国都公开承诺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全球变暖。难处在于要如何合作。

在日渐强势的中共领导层对美方要求越来越不屑一顾之时，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周四在上海与中国气候特使会晤，敦促中国减少碳排放。

在北京看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仍有许多失地有待收复，这一2015年达成的协定旨在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对北京官员来说，拜登现在承诺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要务，不过是在追赶中国的脚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就保证要加快中国减少碳排放的进程。

在克里访华前，总以狂热民族主义口吻传递官方思想的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在周三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美方既缺少道义基础，也没有实际力量就气候问题对中国发号施令。”

克里访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下周召开的有数十位世界领导人参与的拜登虚拟气候峰会争取支持。习近平尚未接受邀请，但他周五将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参加一个类似的会议。

这是中国不再把美国视为其国际优先事项中心的刻意提醒。

还有其他可能破坏这两国最基本合作的挑战，首先就是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这始于特朗普总统任内，而且没有任何改善迹象。

技术竞争的加剧后果可能波及气候政策，为减排提供解决方案有赖于能源、电池、汽车和碳储存的创新。美国议员已在要求美国禁止中国产品被用于拜登提出的基础设施项目。

曾担任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顾问的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 China)中国区总裁邹骥最近在一份中国外交政策期刊中写道，“中美之间如果严重缺乏基本的战略和政治互信，势必会制约在气候变化专门领域合作的深化。”

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最严重的美国，与当今世界上排放最严重的中国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为此投入更多努力。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的28%;美国排在第二，占全球总量的14%。

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和其他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准备在气候等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合作，尽管仍要在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包括香港、新疆、台湾以及南海等。

尚不清楚习近平政府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区别对待美国。官员们表示，关系的恶化破坏了两国之间所有问题的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本周发布的一份研究称，“中美的气候合作仍然面临不少内外制约和困难。”

该报告还表示“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警告称，紧张形势“也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集体行动困境”。

即便更大的紧张形势阻碍了紧密合作，本周这样的会谈至少可以帮助两国了解彼此的计划。

曾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手下担任气候问题和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凯莉·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表示，“鉴于目前的政治紧张局势，我不认为合作是可能的，但协作仍必不可少。两国政府都应了解彼此的排放路径、政策和规划。”

同样帮助奥巴马政府起草过气候战略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是拜登政府的利益所在。

“那它就会成为稳定的基础，”他在与媒体的电话群访中谈到气候问题时说。“眼下，它必须作为正常外交讨论的空间被保存下来。”

中国官员和官媒提到了克里的到访，但没有大肆宣传，只说他将与解振华会面，后者曾在促成《巴黎协定》的会谈中担任首席中国代表。今年，71岁的解振华从半退休状态中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气候变化特使。

他与克里都得到了任命他们的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克里曾担任过国务卿，也曾是拜登的参议院同僚。这使得他们在国内必须面对的政治官僚机构中拥有极大话语权。

解振华拥有丰厚的经验和人脉，这可能有助于他驾驭涉及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的中国官僚环境。

赫尔辛基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的首席分析师柳力(Lauri Myllyvirta)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气候政策，他说，解振华“想必拥有足够的资历和人脉，可以在不同部委和机构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因此他的头衔是让此议题更具分量的一种办法，他的职位带有高层指定的光环”。

这位中国气候官员去年还负责了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他表示，该研究有助于实现习近平要在2060年达成中国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领导人正在起草一份“行动方案”，以实现习近平设定的2030年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的目标。该方案可能让中国有机会加速实现更早达峰(可能在这个十年的中期)，这是中国和外国专家一直敦促实现的目标。即使习近平最终接受了更快的时间表，总体上他还是不愿被外界视为对华盛顿作出让步。

面对美国，解振华可能会推进中国自己对国际气候谈判的要求。虽然中国的排放量远超其他国家，但它一直试图在排放量少得多的贫困发展中国家保持领导作用。

在上个月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视频对话中，解振华称发达国家需尽快兑现其资金承诺，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变暖，获取减排技术。

根据中国发布的官方会议摘要，解振华在上个月与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的视频会议上赞扬了美国重返气候变化谈判。他似乎还温和地暗示，拜登政府不要想当然地认定美国天生就该坐在谈判桌的上座。

“我们欢迎美国重返《巴黎协定》，”解振华说，“期待美国迎头赶上并发挥领导力。”

Somini Sengupta对本文有报道贡献。Claire F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储百亮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4/17   发布时间：2021/4/16

旧文章ID：24797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将中国列在了四个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国家之首，其他三个国家依次为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评估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不仅这份报告渲染中国在军事、科技、影响力运作、网络情报等各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夸大中国威胁已在美国无处不在，它成了美国精英群体的一种思维和说话方式。

通过战略竞争和对抗把中国压下去，这种政治动员在美国的深入程度远远大于中国社会与美国做不妥协斗争、并最终战胜美国的动员。美国要做的是全政府、全社会乃至全盟友的对华打压，它要构建的是一个铁幕。而中国对美斗争的主基调是捍卫本国利益的反制，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努力维护中美的基本合作面。

美国已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锁定，它的这一战略思维经历了跨党权力更迭的考验，恐怕要至少延续几十年。中国缓和美国对华态度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调整可以做。这么多年中国没有对外开战过，没有颠覆过谁，就是辛辛苦苦地自我发展，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互惠贸易，所挣外汇的很大一部分还都买了美国国债，借给华盛顿用了。

中国决不会改自己的政治制度，它运行得很好，带来了这个国家的蓬勃发展，维护这个制度的稳定和高效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利益之一。我们也不可能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做任何退让，我们提出的管控纠纷思维实际上得到了各方的接受，并且收到了好效果。我们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发展停下来，它关系着全体中国人继续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权利。

美国视中国为头号威胁，最大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实力快速增长，而且潜力巨大，美国有了实力早晚将被中国超越的危机感。二是它觉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如此成就构成了对美国的制度竞争，这是它的长期威胁。而在这两方面，中国都没有能力也无必要安慰它。

由于美国的体制非常鼓励激进政策的发酵，对华强硬的主张很可能不断螺旋式地占据上风，推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我们不能对美国对华态度的疯狂会因内在原因稳定下来抱有幻想。那样的相对稳定有可能短期出现，但不会长时间维持。美国内部的合力就是要压垮中国。

中国做不到根本性缓解美国的对华羡慕嫉妒恨，而且美国的敌视会转化成各种行动，不断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所在。化解来自美国的威胁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必须完成好近期和中长期的几项任务。

第一，中国需要紧急巩固防止美国对华实施极端战略威逼的威慑能力，尤其是我们的军力建设必须契合国家安全快速增长的需求。比如我们若准备以军事方式统一台湾，就需要大幅提升对外威慑力，包括核威慑力。由于中国不会攻击美国目标，但美国存在军事干预中国事务的野心，中国加强军力就成了建立平衡与安全的唯一办法。

第二，中国需要加快发展速度，包括让我们突破美国技术上卡脖子的能力尽早明朗化。美国和主要盟友目前仍抱有窒息中国发展的幻想，我们能够继续快速发展的趋势越明显，越能对美国的嚣张气焰和其主要盟友的信心造成打击，更会让其他态度摇摆的国家逐渐远离美国的反华路线。

第三，要尽量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哪怕是激烈竞争的框架。我们不能指望对美斗争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通过稳定格局，用我方不断积累的实力增量最终实现突围。这个过程注定是难熬的，我们需要坚韧，不能追求痛快。美国要比短跑，我们就跟它比长跑;它比长跑，我们就跟它比马拉松。跑得越久，它越熬不过我们。

来源时间：2021/4/17   发布时间：2021/4/15

旧文章ID：24796

作者：郑海琦 任炳卿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4月14日，拜登宣布了阿富汗撤军的最新计划，希望在今年9月11日之前撤出所有驻阿美军，这一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既反映了其对阿富汗问题的一贯立场，也体现了美国对地区动态的最新回应，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次新调整，这一调整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拜登调整撤军计划的动因

此次拜登的撤军计划当属意料之中，明确撤军时间是兑现竞选承诺的体现。早在竞选期间，拜登就在民主党竞选草案中表示，如果当选，他将终结“无休止的战争”，把美国士兵从阿富汗带回家。此外，拜登政府当前的核心议程是国内经济和卫生问题以及与中国的竞争，继续在阿富汗问题上投入得不偿失。在此逻辑驱动下，拜登的撤军是必然之举。

然而，拜登此次的调整也是对现实变化的及时反应。第一，近期阿富汗局势持续恶化，美国的评估相对悲观。尽管此前特朗普政府和部分美国官员对阿富汗局势相对乐观，认为塔利班并未对美军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部队的行动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举步维艰，进展十分缓慢。去年9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多哈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但由于存在较大分歧，双方并未达成任何有效协议，甚至在11月之后一度中断谈判，仅有的成果就是双方在阿富汗内部和谈步骤上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塔利班的军事行动频率上升，违反了美塔协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指出，阿富汗国内和平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仍然很低，阿富汗政府在战场上继续面临挫折，塔利班有信心可以取得军事胜利。如果外部联盟减少支持，阿富汗政府将难以限制塔利班。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机构也认为，塔利班并未显著改变行为，自美塔协议签署以来，塔利班在每个季度发起的平均袭击次数都比2019年同期更高。拜登上台后对美塔协议进行全面审查，确定协议遵守情况，显然拜登政府的结论并不满意。随着规定的最后撤军期限临近，美国很难做到根据协议一走了之。并且拜登宣称“负责任地撤军”，因此推迟撤军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第二，拜登此举是为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热身，保证塔利班融入和平进程。此前，塔利班表示将不会参加4月16日举行的伊斯坦布尔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至于何时参加将视具体情况而谈。为了使塔利班以及相关各方顺利配合美国的和平计划，此次声明也是具体安排过程中的必然之举。从和平计划到此次拜登讲话声明，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于撤军及组建联合过渡政府的决心非常坚定。美国要确保塔利班参加会谈，而且成为联合过渡政府的一部分，如此美国才能在政治框架内操作阿富汗问题的后续工作。

2001年12月，为了解决塔利班垮台后阿富汗的混乱局面，促使相关各方和平相处，联合国在德国波恩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此会议看似完成所有步骤，而且最终成立了临时政府。但是在波恩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美国认为如果当地的普什图人参加会谈，将会有助于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偏狭考虑，才导致作为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之地的南部地区成为了日后扰乱阿富汗进步和稳定的发源地。因此，从阿富汗问题和平进程方面来看，美国更加明确推进撤军计划的举动是要给塔利班一颗“定心丸”。

通过延迟4个月，拜登政府有意向塔利班释放两点信息，首先，美塔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履行了协议内容，而塔利班承诺的停火并未实现。美国逐步推进撤军，意在确保在此期间塔利班可以履行承诺，避免阿富汗国内局势突变。其次，延迟4个月也是给塔利班充分的考虑时间，塔利班如果需要美国遵守协议，那么最晚4个月内必然要参加国内和谈。

拜登的阿富汗战略有何不同

从目前形势看，拜登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与特朗普相差不大，战略呈现较大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双方的基调都是迅速结束战争并将美军带回家。然而，拜登的战略设计与特朗普仍存在一定区别。

第一，拜登将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具体情况为基础的灵活战略。在2017年的阿富汗新战略中，特朗普表示明确设立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的做法颇为不智，今后美国将不再公开谈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计划和驻阿美军人数，美国的战略将基于阿富汗的安全态势而非主观拟定的时间表。然而此次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一策略，公开设置撤军时间表。拜登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撤军时间表，那么美军在5月1日之后停留会存在很大风险。如果美国将撤军与地区条件挂钩，那么必须明确离开的条件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但美国对此没有答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设置明确时间表的做法表明拜登政府不再重点着眼于巩固战争成果或维持阿富汗政府的稳固，而是仅仅基于自身成本收益考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投入。同时，这一做法也反映出拜登政府认为即便美国继续保持有限存在，阿富汗安全形势短期内仍难改观。

第二，拜登更多依靠国际伙伴分担阿富汗问题的压力。此前，美国往往通过单一的武力方式推动阿富汗国内和解，但拜登政府希望与该地区大国合作，共同处理阿富汗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强调外交手段的重要性。在促进美国的全球利益时，美国在外交上发挥领导作用，军事力量是最后的手段，外交、发展和经济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工具。因此，拜登更加重视通过多边路径、借助多边平台减轻自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负担。拜登提议举行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同时希望该地区其他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投入更多支持，甚至包括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共同努力取得突破。拜登政府还要求联合国召集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在内的外长会议，制定阿富汗和平的统一方针。这一举动充分反映了拜登政府在地区安全和治理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意愿，即便政策中心关注大国竞争，拜登也不排斥在特殊议题上借助中俄之力。

第三，美国开始主动为阿富汗内部和平进程设置路线图。媒体曾曝光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给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信件和美国制定的和平协议两份文件，反映了美国对阿富汗政治的未来走向设计。文件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过渡和平政府，和平政府将由双方根据平等原则任命官员组成，直到通过新宪法并举行全国大选，同时美国要求双方停火90天。此举表明，面对阿富汗国内和谈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美国对双方的缓慢和低效感到不满，力图使谈判双方接受美国的安排，避免谈判中的诸多分歧，减少和谈的时间和成本，尽早完成协议签署。

(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访问学者;任炳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21/4/17   发布时间：2021/4/16

旧文章ID：24795

作者：《共担大国责任 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项目组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4月1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在当下的中美关系中，气候变化是两国不可多得的合作领域，作为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中美也有着共同利益，而中美对气候治理的定位尚未明晰，缺乏技术和指标方面的明确目标，也为两国气候合作创造了窗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了国内气候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研判拜登政府的气候能源政策及其走势，分析中美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互动及其影响，并就推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如何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上研院合作，陆续刊出这项研究成果——《共担大国责任 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今日刊出的是报告的第三、四、五章。

三、制约和困难

第一，全球气候危机、疫情危机、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风险等各种危机交织，国际合作外部挑战巨大。

首先，《巴黎协定》实际上并没有对相关缔约国和参与方违背协定精神时可以采用的有力的惩戒手段。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大多边领导模式因为其巨大的妥协性和国与国之间利益鸿沟难以弥合，使得该种领导模式每每想采取强有力行动时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掣肘，部分国家和组织转而寻找更为高效的治理领导模式，这也间接促使特朗普坚定了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心。

其次，新冠疫情显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各种非传统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提升全球能源-粮食-水安全与社会经济的韧性和恢复力被各国视为重要议题。但是从国际层面出发，能源、粮食和水会受到两个外部逻辑的制约，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以及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制逻辑，能源、粮食和水之间的相互传导和延展特性，使得传统的发展和安全单一政策目标导向型治理模式无法有效适应三者互动带来的挑战。

再次，国际环境治理合作外部挑战巨大。一方面，欧美当前出现的国家主义回潮可能是全球化和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英国脱欧、特朗普频繁“退群”反映了其国内经济困难与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相互呼应，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度客观上已经被延缓。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世界性问题加剧、南北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发展合作动力不足的外部环境正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客观问题。欧盟和美国拜登政府分别从本国工业和贸易利益出发，今年相继计划单方面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D)，[1]这将干扰全球贸易和气候治理规则。

最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责任分担和跨国污染随国际产业转移，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和服务转移到了技术落后、资源廉价、环境标准缺失的发展中国家。加上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所造成的产品定价机制的扭曲，放大的资源环境的社会成本根本无法计量在产品最终价格当中。

第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气候融资赤字，加上疫情后各国财政困难，气候资金难以为继。水、粮食、能源等作为公共产品，互相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协同性，需要配套实施自然资源管理、粮食的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政策、能源和粮食贸易体制改革、资源储备和全球信息共享等制度建设。澜湄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了中国愿意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提供公共产品，表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阶段，这将从多方面、实质性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新冠疫情增加了全球环境治理的难度。受限于经济增长衰退，全球环境治理合作受阻，同时治理的难度也不断提升。较低的油价遏制了对新能源及其产品的需求，削弱了各国在环境气候领域的政府资金支持力度，冲击了低碳交通和绿色能源行业，从而导致全球应对环境气候行动放缓。世界经济下滑、国内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国际油价波动等因素共同作用对全球治理产生消极影响，这进一步增强了各国履行《巴黎协定》的难度。

第三，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带有“修昔底德陷阱”色彩的地缘政治思维让全球气候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首先，奥巴马上任后推进了美国“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的落实，包括以“湄公河上游大坝”渲染所谓“水恐慌”的方式减弱中国在水议题上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旨在遏制和平衡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地位，加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并重塑区域政治和经济格局。[2]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3]并采取一系列战略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挥其影响力。

其次，美国低碳产业界对华防范心理增加，其中碳关税可能成为中国和美西方的新冲突点。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朱棣文提案开始，美西方就提出钢铁、铝等从中国进口产品损害了其产业利益，形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希望通过征收“碳关税”来限制来自中国等大宗高耗能、高排放商品的进口，设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缩小贸易逆差。

“碳关税”也是当前美国两党在气候变化上的政策共识，包括关于“一带一路”地区碳泄漏、碳监管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1年度政策报告中表示将酌情考虑碳边境关税情况。欧盟议会已经通过“碳边界调整机制”的决议，致力于通过碳边境调节税来强化其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规范性力量。欧盟和美国在碳边境调节税方面的共识和合作不断强化，这对全球贸易体制改革有重要影响，也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气候多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4]

最后，在全球治理格局下，统一化公约条约机制治理模式以及过多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将导致国际争端增多、主权国家履约意愿下降，使治理体系“碎片化”，各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缓解了国际制度碎片化带来的诸多弊端，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限制了现有的环境治理磋商进程，各国面临国际收支恶化和财政赤字扩大的困境，导致其趋于选择更为保守的气候外交政策，进而增加了环境集体行动的困难。

第四，美国国内依旧充斥大量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声音，影响国际合作进程，因此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方面变得非常消极。特朗普政府一直对全球变暖持坚定的怀疑态度，并以《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取代了《气候行动计划》，签署“能源独立”行政命令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2019年6月联邦环保局发布新法规《平价清洁能源计划》，让各州通过提高煤炭和电力公司的生产效率来实现自己的减排计划。这些措施虽然在减排上取得一定成效，但气候变化怀疑论的声音并未明显减少。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马里斯特民调中心(Marist Poll)调查显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分别仅有22%和1%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关注对象，数据亦表明两党在气候政策方面缺乏政治共识，且日趋分化。而皮尤中心调查则显示，仅有42%的选民认为气候对他们的投票“非常重要”。[5]

四、迈向中美气候合作新高地

展望未来，新冠疫情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和绿色复苏更受关注。为有效应对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出现的“竞争性合作”形势，应在元首外交、峰会外交、碳中和合作、地方合作、碳市场建设等具体的领域引领中美总体气候合作。

第一，发挥元首外交、峰会外交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战略导向作用。中美气候合作对于应对气候领导力赤字挑战、降低治理成本至关重要，也为中美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宏观助力。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两国领袖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和生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此背景下，可以加强中美元首外交、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等多边场合的协调，推动后《巴黎协定》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为加强中美环境与绿色合作，中国可考虑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2021年10月将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中美可借此次峰会契机共同发布新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公布工业体系重构和技术部署路线图，明确气候治理中间目标、治理路径、气候风险应对方案和碳汇评估方法等，更新中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建筑与社区节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并不断加强后疫情时代双边合作，共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两国应重视在气候适应能力、低碳技术、碳中和等新领域的具体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低碳领域的竞争性合作伙伴。一是密切关注美国低碳产业对华知识产权、政府扶持、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疑虑，建立中美低碳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为中美低碳产业发展共同培育良好的知识产权等制度环境。二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地建设中美低碳和绿色能源技术联合实验园区，重启特朗普政府时期搁置的由中美清洁能源联合协作组织(JUCCCE)、中美清洁能源论坛(U.S.-China Clean Energy Forum)发起以及《中美应对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合作联合声明》(U.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达成的技术合作项目。三是加强与国际商会等国际仲裁组织合作，引进美国能源环保技术仲裁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四是为缓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的疑虑，中美可在稀土、锂矿石等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基础材料领域，建立关键矿产可持续发展联合工作组。

第三，双方应认识到，中美在高端科技领域竞争与合作同在，共生和双赢并存。技术合作是走出气候挑战深渊的出路，科学界共识是两国科技交流的基础，中美两国可以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强科技人文交流与合作，建立两国间最牢固的纽带。

首先，当前全球低碳、碳中和技术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成本较高，能源结构系统性转型阻力较大。负排放技术(即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作为国家气候治理布局的关键支撑，而中美在高端技术上仍存在差距。中美两国科学家在气候问题上存在共识，并且在高端精细化设备制造、学术成果等方面渴望分享交流。

其次，中美可共同建立气候与能源转型高级别对话，召开新一轮中美环境合作联委会会议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联合工作组会议，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实验室合作，并予以专项课题支持，为建立低碳科技治理体系、开发颠覆性排放技术创造更多空间。

最后，中美可重启“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更新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以及地方人文七大合作领域的行动计划。美国应恢复富布莱特计划(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参考奥巴马时期中美核安全卓越示范中心(China-U.S. Nuclear Security Center of Excellence)的合作范例，落实两国青年学者和科技人员的联合培训和交流项目。

第四，深化中美地方低碳合作机制。首先，在拜登政府和部分美国地方气候行动趋热过程中，重启中美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和中美省/州长会议，支持地方层次的绿色和低碳领域合作。

二是结合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都关注的能效、清洁电力和水治理等议题，推进中美地方在清洁低碳城市建设、空气污染治理等互补互利领域合作，创立创设北京-纽约低碳智慧城市实验、上海-加州电动汽车共同标准合作基地、陕西与怀俄明州清洁煤等合作园区建设。

三是中国可借鉴特斯拉模式，把握中美在能源市场供需两端的关系，聚焦碳汇、碳捕捉(CCS)等负排放技术的应用，支持国内外碳密集、碳敏感行业实现“弃碳”，以正和的双边碳循环经济打破双方战略竞争的态势。

四是拜登气候变化计划强调关注传统能源生产州的中产阶级和就业需求，中美可参考日本-澳大利亚氢伙伴建设经验，在美主要煤炭生产州等合作投资建设制氢厂和氢能储备库等，通过中美氢能合作推动经济公正转型。

第五，在2021年全国碳市场落户上海的基础上，中美共同加强碳市场建设合作，合作发展碳期货、碳普惠等国际气候金融机制。一是美国地方减排交易体系和上海等地长期保持合作。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推出的企业“自愿加入、强制减排”的减排与交易模式，美国东北部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罗德岛州和佛蒙特州等组成的交易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碳市场可以加强和美国芝加哥、东北部碳市场的合作交流，并实现中美在各自碳市场挂牌对方的碳项目和碳期货，推进碳市场成为中美金融合作的新枢纽。

二是中美合作交流碳定价、地方碳税政策，与美国环保协会(EDF)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的相关研究，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的碳价引导机制和绿色能源证书补贴机制等市场手段，以市场力量为主导，逐渐代替政府财政补贴。以市场化改革来缓解美方对华低碳产业“政企结合”的疑虑。

第六，拓宽中美投资渠道，通过绿色金融激励低碳技术创新。2020年7月，中国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人民币。绿色投融资的引导价值将更加重要。中国可抓住美国重建新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增加对美的民用基础设施投资。在疫情后的美国经济恢复中，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气候基金在内的多种绿色金融手段将成为拜登政府推动清洁能源吸收外部投资的重要来源，而中国对绿色金融的重视恰可填补这一资金缺口。美国共有四个州成立了正式的州立绿色银行，其他还有十个州正在积极探索和发展绿色银行。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新能源投资的中坚力量，应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多种金融资产属性的绿色金融，助推企业在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与低碳技术领域自主创新。中国可以在绿色金融加强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但同时需审慎评估投资风险。此外，中国可以加强借鉴美国新能源发展经验，完善新能源技术创新政策工具，调整能源市场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发展，诱导新能源低碳技术创新。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重视，围绕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的协调、合作、竞争也愈发重要。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环境灾害的挑战。对美国而言，环境外交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气候外交涵盖全球、地区和双边合作，其重点在于邻国和南方国家，同时也重视操纵国际环境法和制度建设。如何在环境外交中实现国家和国际利益的同时，又树立国际形象和提高国家软国力等问题成为美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关注的焦点。

气候变化的威胁不受边界限制，中美肩负大国重任、志在零碳，但对气候治理的定位尚未明晰，缺乏技术和指标方面的明确目标，这也为两国气候合作创造了窗口。中国政府重视与有关国家在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积极举办气候变化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并与欧美国家在碳市场、低碳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关系转圜始于“乒乓外交”，同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可以成为中美气候外交的主旋律。

(本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课题负责人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成员：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   院院长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

柴麒敏，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朱云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蒋力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曹嘉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Reuters. EU sees carbon border levy as ‘matter of survival’ for industry.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limate-change-eu-carbon-idUSKBN29N1R1

MARCH 2. 20213:12 AMUPDATED 20 DAYS AGO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carbon border tax as part of trade agenda: USTR，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biden-idUSKCN2AT3EX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the-united-states-and-the-united-kingdom-are-working-together-in-the-fight-against-climate-change/

[2] 李志斐：“国际水资源开发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44-50页。

[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5.

[4]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march/biden-administration-releases-2021-presidents-trade-agenda-and-2020-annual-report.

[5] NPR/Marist poll,.http://maristpoll.marist.edu/wp-content/uploads/2020/09/NPR_PBS-NewsHour_Marist-Poll_USA-NOS-and-Tables_202009171415.pdf#page=3.

Joan Michelson. Climate Is Driving Voting More Than You Might Think, Especially For Women. Oct 29. 2020..https://www.forbes.com/sites/joanmichelson2/2020/10/29/climate-driving-voting-more-than-you-might-think-especially-for-women/?sh=7cc3aff357bd.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Important is Climate Change to Voters in the 2020 Election.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6/how-important-is-climate-change-to-voters-in-the-2020-election/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6

旧文章ID：24794

作者：  来源：直新闻

直新闻：美国媒体爆料，拜登有望提名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消息如属实，以伯恩斯近30年的外交经验，以及过往对华态度看，这一任命有怎样的考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付随鑫：关于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现在已经有很多传闻了，尼古拉斯·伯恩斯这个提名可能是比较靠谱的，拜登提名伯恩斯应该有两个考量。

一个考量是伯恩斯丰富的外交经验，拜登和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都非常强调外交经验，拜登在最新的外交政策演讲里面也提到“美国的外交回来了”，他的意思就是美国现在主要靠外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主要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所以拜登非常希望提名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交人员来出任驻华大使，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任命了许多他的政治赞助人作为驻外大使。

伯恩斯在美国国务院有30多年的外交经验，他最初是负责中东事务和欧洲事务，他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还有驻希腊大使，后来又在小布什政府里面担任过驻北约大使和国务院三把手及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所以说他的外交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第二个考量应该是伯恩斯很容易在参议院得到通过，因为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非常小，只有副总统哈里斯这一票的优势，所以拜登应该会提名一个容易得到两党认同的人出任驻华大使，而伯恩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里面都担任过重要职务，所以很容易得到两党的认同，这是第二个考量。

此外，伯恩斯的对华政策也容易得到两党的认同，伯恩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指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者，后来他也认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说法，所以从这两点可以看出，伯恩斯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竞争者。

直新闻：拜登上任以来，美军在南海动作不断。另据美媒报道，拜登任命美国防部中国问题特别工作小组新成员，三位成员均对华态度均较为强硬。从过去一个月看，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会有怎样的基调？

付随鑫：拜登上台只有一个半月，但他对华政策已经有很多新的措施，最新成立的国防部中国问题特别工作小组是他的最新举措，从这些措施里面可以看出，拜登跟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有所区别，但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总体上看，拜登对华政策应该是折中了奥巴马对华政策和特朗普对华政策，但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对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首先，拜登的对华政策承认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也就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第二，拜登政府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拜登应该不会削减关税;第三，拜登政府应该会加强对中国的科技打压;第四，拜登政府也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抹黑和打压。

而在外交政策上，首先拜登政府会很强调盟友的作用，他会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调跟盟友的联系，然后一起来围堵和打压中国;其次，拜登政府会非常强调价值观外交，这跟特朗普政府有很大区别。特朗普政府主要是单纯地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打压，而拜登政府会更强调价值观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然后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事务上对中国进行更强的打压;第三，拜登政府可能会在一些次要的事务上放松对中国的打压，例如对华人员签证，还有一些次要的跟美国国家安全没有重大关系的中国企业，他也会放松打压。

据彭博社2月17日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前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和前常务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已被列入美国驻华大使的主要候选人名单。

这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找一名具有深厚政治人脉或外交经验丰富的人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此前，美媒曾爆料称，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或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不过，早在2020年12月，布蒂吉格便被拜登提名为交通部长，国会参议院已在2021年2月初通过了这一任命。

拜登政府正在寻找美国驻华大使的候选人

据CNN报道，前常务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主要候选人之一。

现年65岁的伯恩斯曾在联邦政府任职27年，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教授。他掌握四国语言，分别是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以及英语。

早在1973年，伯恩斯就曾前往卢森堡留学，1980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主修国际经济学、美国外交政策等。

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曾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任职期间，担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2001年至2005年，伯恩斯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常驻代表;1997年至2001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与此同时，伯恩斯还曾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寻找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而伯恩斯符合拜登政府的标准，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据彭博社报道，前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也被列入了美国驻华大使的名单中。自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获得胜利以来，就曾多次传出伊曼纽尔将在拜登政府担任职务的消息。

伊曼纽尔现年61岁，一直是民主党的知名政治人物，还在民主党竞选筹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刚刚开启政治生涯之时，伊曼纽尔就被任命为前总统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的财务委员会主任。1993年，伊曼纽尔加入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政治事务助理、总统政策和战略高级顾问等职务。2008年总统大选后，伊曼纽尔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拜登政府还有可能提名伊曼纽尔担任美国驻日大使。

彭博社指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戴维·香博(中文名沈大伟)及美国前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也被认为是潜在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后者已在和白宫的协商中将自己排除于候选人名单之外。

拜登提名美国驻华大使还需很长时间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驻他国大使将由总统提名，之后须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当提名交送至参议院时，需要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然后再由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在投票通过后，大使才算被正式任命。

据CNN报道，眼下，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具有一定挑战性。因为拜登政府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贸易、军事行动及海外影响力等。区域专家和外交人士强调，不管是谁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都会给拜登的对华政策带来一定影响。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邦妮·格拉泽表示，“对于美国驻华大使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与总统保持良好关系，且具有与总统及其周围关键人物直接沟通的能力。”

根据以往记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于2017年5月22日提名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泰里·布兰斯塔德，而他正式就任的时间为7月12日。知情人士指出，目前，距离拜登正式提名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可能还有很长时间。

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上周也表示，“目前，拜登总统还未收到一份让他就大使职位作出决定的备忘录。”普萨基强调，她不确定拜登是否会在3月前提名任何大使。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2/18

旧文章ID：24793

作者：  来源：搜狐–国防时报排头兵

上台伊始，拜登宣称会采取与特朗普政府完全不一样的对华政策。但从拜登上台后这段时间来看，美国仿佛人格分裂一般，一边要与中国合作，一边拉拢盟友打压中国。

在这样摇摆的情况下，谁能胜任美国驻华大使，人选变得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希望能由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人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因为应对中国，拜登政府会面临包括经济、军事及海外影响力等诸多重大挑战。而作为双边关系桥梁的美国驻华大使，不管是谁被最终任命，都会给拜登的对华政策带来影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民族国家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中国是美国军事优势的最大威胁。

所以拜登团队斟酌斟酌再斟酌，美国驻华大使人选依旧悬而未决。

驻华大使的“任命标准”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总结了美国政府对于驻华大使的“任命标准”。

因为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美方十分看重驻华大使的人选，通常情况下会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出任，而此人的职业生涯往往已进入中期或末期。另外，这种任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向中方表达“敬意”的含义。

从历任驻华大使的资料来看，确实如此。

是尼古拉斯·伯恩斯？

2月17日，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有望提名。

尼古拉斯·伯恩斯

现年65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在联邦政府任职27年：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担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2001年至2005年，伯恩斯是北约的美国常驻代表;1997年至2001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从1995年到1997年，伯恩斯担任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伯恩斯还曾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

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让伯恩斯看上去很符合美国一贯以来任命驻华大使的职位。但对于中国，按伯恩斯以往的态度来看，类似翻版的拜登团队。

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伯恩斯代表当时的美国政府到场祝贺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馆舍的开工。2006年，中国国庆前夕，伯恩斯再次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祝贺，并盛赞中国强大的国力，还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董事会”。

伯恩斯还表示“我们应该与中国建立一种友好以及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一种与中国的生意关系，一种与中国对话的方式。”

但同时，伯恩斯仍是具有典型西方意识形态地遏制中国——2005年，亲自带队向试图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欧盟发出警告;发布美国严重关切中国“军力扩张”、“中国威胁论”的演讲。

伯恩斯意识到了中国的强大，依然是美国式的对华强硬。

是拉姆·伊曼纽尔？

拉姆·伊曼纽尔

现年61岁的芝加哥前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从2003年到2009年期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巴拉克·奥巴马上任后，伊曼纽尔成为白宫幕僚长。

伊曼纽尔还是拜登政府交通部长的早期竞争者，但这个职位最终由让拜登不由得“想起儿子”的皮特·布蒂吉格担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拜登正考虑提名伊曼纽尔担任驻华大使或驻日大使。

犹太裔的伊曼纽尔，如同非裔印度裔的哈里斯一样，拉拢了反对种族主义者，而其犹太裔的吸金能力，成功帮助民主党筹集巨额竞选经费。

伊曼纽尔本人据报道是非常的个性鲜明，反之也可认为是独断专行，他的下属称他是“高效得近乎残忍的包工头”。《纽约客》杂志上对伊曼纽尔的描述则是：“伊曼纽尔似乎在利用他那火山爆发般的脾气恐吓对手……”

观察他的个人工作风格来讲，伊曼纽尔看起来远远不像一个出色的协调员。如果他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暴躁而激进的风格并不利于中美的合作交流。

但伊曼纽尔可能一提名就会遭到民主党内部的反对。虽然是资深民主党员，但他的观点被认为更接近共和党阵营。他反对奥巴马的医改，反对一项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法案，宣布辞去白宫幕僚长职务前，更被媒体曝出与同僚发生冲突。

而包括全美有色人种协会(NAACP)在内的一些民权组织也表示，伊曼纽尔对芝加哥警察杀害17岁的拉奎恩·麦克唐纳事件的处理，应该会使他失去加入拜登政府的资格。

对华基调将决定人选

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美国也不是从前的美国，“跌落神坛”的美国急于回到从前的霸主地位，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对拜登来说非常重要。

拜登的团队集合了大批在特朗普时期忍辱四年的专业精英，他们蓄势待发的精力更多的是指向了中国。

美媒爆料的驻华大使候选人

美国驻华大使人选悬而未决，最终，中美关系基调将会决定谁才是大使人选。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2/20

旧文章ID：24792

作者：  来源：上观新闻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执政已经满月，仍有多项人事任命尚未敲定，其中就包括备受关注的驻华大使人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谁将出任这一重要职位的猜测不断升温。据报道，目前有两人被视为热门人选，但最终任命可能还需数周才能敲定。有分析指出，无论由谁出任，驻华大使都将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决策仍将在华盛顿做出。

两大热门

实际上，自拜登去年底当选以来，谁将出任驻华大使就曾引发关注，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和迪士尼董事会主席鲍勃 · 艾格等人均在猜测之列。

最近，华盛顿流传的一份名单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 · 伯恩斯、芝加哥前市长拉姆 · 伊曼纽尔、前密苏里州参议员克莱尔 · 麦卡斯基尔，以及美国驻越南大使丹尼尔 · 克里滕布林克。其中，伯恩斯和伊曼纽尔被视为热门人选。

据悉，现年 65 岁的伯恩斯出生于纽约，在马萨诸塞州长大，会说法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在关注中东和俄罗斯议题的同时，这位资深外交官被视为一名安稳的帮手。自 2008 年从美国驻外事务处退休以来，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并为科恩集团担任顾问。

" 伯恩斯似乎是最合乎逻辑和最有可能的人选，他带来了外交地位和对两国关系复杂性的理解，但也带来了这一角色的局限性。" 欧亚集团亚洲事务主管迈克尔 · 希尔森(Michael Hirson)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伯恩斯是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主要竞争者。据称拜登政府希望任命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人选，而伯恩斯符合这一标准。

相比之下，现年 61 岁的伊曼纽尔可能会更具对抗性，据称他还被视为驻日本大使人选。这个芝加哥人最初从事的是公益工作，后来转向竞选组织和筹款工作。

伊曼纽尔还曾加入克林顿政府，并在奥巴马手下担任幕僚长，其强硬、精明的政坛斗士形象深入人心。不过，由于伊曼纽尔工作期间的一些作为，其潜在的提名可能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质疑和批评。

" 鉴于伊曼纽尔以粗鲁著称，如果他被选为驻华大使，我会有点惊讶，但(华盛顿的)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 前外交官拉塞尔 · 梅尼哈特(Russell Menyhart)说。

梅尼哈特还注意到，在目前流传的名单中，几乎没有一位候选人具有深厚的中国背景。" 这表明，要找到一个有这样背景的人，同时在华盛顿又有足够的地位，是多么困难。"

目前，拜登的支持者还呼吁总统任命一名女性或有色人种出任驻华大使，以实现其关于政府更具多样性和代表性的承诺。如果获得提名并得到确认，前密苏里州参议员麦卡斯基尔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性驻华大使。不过，美媒指出拜登面临一大现实挑战——大量捐赠者和政策专家都是白人男性。

必备素质

分析人士指出，与特朗普政府经常把人事任命变成舆论奇观不同，拜登政府更有纪律，避免走漏风声。但在中美关系演变的大背景下，外界对于新任驻华大使人选仍有预期。

" 此人将清楚地看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以及与中国领导层接触的现实预期，" 曾被派往广州的前外交官弗雷德 · 罗卡福特(Fred Rocafort)说。

另据《南华早报》报道，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高级大使职位经常被 " 馈赠 " 给主要政治捐赠者或国内知名政治家。因此，除了外交专业知识外，与总统关系密切也是候选人的一项关键素质。

" 我认为，对于大使来说，最重要的是与总统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直接与总统及其身边的关键人物沟通。"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对此人来说，能接触到中国领导人也很重要。

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传统外交的回归，拜登将在任命大使的过程中同时纳入政治和职业因素，不同于前任严重依赖政治因素的做法。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打破传统，选择一名顶级职业人士或军事领导人出任驻华大使。如果成真，这将标志着拜登政府与前任政策的尖锐决裂，还将突显 " 中国挑战 " 的严重性。

" 这种选择将表明，两国关系是基于实际利益的政策，而不是政治表象，" 曾在奥巴马政府情报顾问委员会任职的凯文 · 尼尔(Kevin Nealer)说。

桥梁角色

尽管外界猜测纷纷，但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此前政府过渡不畅，拜登团队正加紧推进人事任命，驻华大使等职位人选可能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敲定。

此外，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一度趋向紧张。随着拜登政府上台，重新评估对华姿态，驻华大使面临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分析人士说，随着中美关系因香港、新疆和南海等议题而趋向紧张，新任驻华大使可能会执行华盛顿对北京做出的强硬政策回应。但是，决定权不会在大使手中。

" 有关中国的关键决定将在华盛顿做出，对于一位卓有成效的大使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可能是通过实地观察为讨论提供信息。" 希尔森说。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2/24

旧文章ID：24791

作者：文/杰西·金丁（Jessie Kindig）；译/龚思量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在亚特兰大亚裔的枪击案爆发后，美国一些城市组织了反对排外情绪和亚裔仇视的游行，呼吁人们正视亚裔的诉求、倾听亚裔的声音。然而，自从二战以来，亚裔女性一直被西方侵略者视作发泄冲动的出口，包括性冲动、种族主义冲动以及破坏冲动。在美国军队看来，被奴役亚裔女性是“被动的和自愿的”，但亚裔女性自己往往是被骗或被强迫成为慰安妇，而美军的口述历史则掩盖了她们所受到的非人对待。这些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对于本次事件的枪手以及仇视亚裔和亚裔女性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在度过“糟糕的一天”后做出的极端反应，反而恰恰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对亚裔女性的错误印象。本文作者杰西·金丁(Jessie Kindig)正在写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目前是韩国Fulbright研究员。她是Verso Books的编辑，Lux杂志的特约编辑，拥有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是《Verso女权主义丛书》的编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2021年3月16日，在亚特兰大郊区杀害了8人后，行凶者告诉警方，他“想要消除”他瞄准的按摩院和水疗中心内的“诱惑”。虽然尚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说过要“杀死所有的亚洲人”(韩国《朝鲜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但他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在他杀死的8人中，有6名是亚裔女性，其中4名是韩国人。

哈佛大学教授J·马克·拉姆塞耶(J.Mark Ramseyer)基于不存在的资料来源声称：1932年至1945年间，朝鲜妇女被征召加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慰安妇”是完全自愿的，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被争论”，实在令人震惊。尽管幸存者的证词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仔细记录了日本殖民地的妇女遭到性奴役的制度，但拉姆塞耶仍然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拉姆塞耶的说法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回应，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淡化这个问题。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亚洲女性的故事和生活至关重要”这一基本概念，他们已因此而感到筋疲力尽。

2021年4月4日，美国纽约市举行大规模反歧视亚裔抗议活动，现场约上万人参加。此次活动主题为“停止仇恨犯罪、反对种族歧视、捍卫亚裔权益”，示威者手持“停止仇恨”“团结就是力量”等标题，对近期纽约市及全美愈加频繁的针对亚裔暴力事件进行抗议。

现在，我从美国读到的评论中也看到了这种疲惫，在亚特兰大谋杀案和全国性的反亚裔暴力浪潮之后，美国亚裔妇女带着伴随一生的冰冷和故意的愤怒，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全国亚太裔美国妇女论坛执行董事宋妍·蔡莫洛(Sung Yeon Choimorrow)向《纽约时报》讲述了2000年她到达美国上大学时男人对她说的话：

“是用怪异的口音说‘我好饥渴，我爱你很久了’，还有‘哦，你是韩国人吗?我爱韩国。’”她说，她开始时会怀疑美国男人是不是疯了。他们会讲述自己是如何在韩国服兵役的，以及他们是如何拥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很棒的韩国女友的。那么我会成为他们的女朋友吗?”

亚特兰大的枪手来自于美帝几十年来在亚洲建立的文化塑造。美国男人在他们的幻想中，将亚洲女性与性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将亚洲女性理解成被美国伴侣支配的“臣服者”，将性的阴影转化为暴力，其根源首先来源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争、占领和持续的军事驻扎。这些问题在东亚地区尤为严重。在那里，亚洲妇女的声音一直被忽视，而关于她们的故事却被放大，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依靠“性的隐喻”来描述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这种措辞上的转变或许能让演说者感到兴奋，但也将帝国在亚洲的存在描绘成仁慈、令人愉悦和自然的形象。例如，1868年，美国海军准将罗伯特·W·舒费尔特(Robert W. Shufeldt)将太平洋描述为 "美国的海洋新娘"，将帝国主义描述为性的圆满：

作为美国人，我们要确保“新郎来了”……正是在这片海洋上，东方和西方走到了一起，我们不再寻找帝国，人类的力量达到了顶峰。

1882年，舒菲尔德将成为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开放”朝鲜贸易条约的总设计师，他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友好交往”。

二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使美国得以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广泛的军事储备，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在那里扎根。二战结束时，美军占领了日本(1945-52年)和朝鲜半岛南部(1945-48年)。美国领导了朝鲜战争的一方(1950-53年)，并在日本、冲绳岛以及韩国保持了大量的军事驻扎，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时刻准备着与朝鲜“今晚开战”。

二战后，美国有机会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并确保盟国政府的稳定(无论它们多么不民主)，这决定了1945年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基调。这是相当基本的现实政治，但至少在文化上，它是以亲密、性或家庭的方式被想象出来的。正如历史学家涩泽直子(Naoko Shibusawa)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被理解为一个“艺妓盟友”，是被动的、战败的、自愿的。在韩国，美军的韩国军事顾问团(Kore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的任务是训练韩国新军，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培养一种“哥哥和弟弟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美国建立更强大的男性伙伴关系。

美国士兵已经浸淫在一种东方主义的幻想中，其中充斥着性顺从的“艺妓”、诱惑而危险的“龙女”和端庄的“莲花”，他们穿过被美国占领的日本，来到被占领、之后爆发战争的朝鲜半岛，他们热衷于日本的艺妓馆和在韩国的军营中蓬勃发展的性工作。在日本和韩国的服役期间，士兵们学会了期待亚洲女性的“性拥抱”，这成为了他们部署的一部分。毕竟，这就是他们被告知的“休息与放松”的意义所在。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男性中，最受欢迎的漫画之一是海军军官比尔·休谟(Bill Hume)的《临时保姆(babyan)》，其中有一系列的芝士蛋糕女郎，详细描述了“临时保姆”的魅力，指导士兵们“如何在占领时(享受)被‘占领’”。据估计，美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日本花费了1.85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亚洲女性的“性采购”。

二战期间和战后的美军文化鼓励“健康”地表达异性恋男性的性欲望，而针对这种欲望的供给一直是令指挥官们头疼的问题。然而，士兵们需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或者正如美国驻日准将布莱恩·米尔本，在1950年的一封关于控制街头卖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由于士兵的年龄较小，“他们的性觉醒比较新、比较强烈，而且有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顺从的女孩给了他们机会，士兵们确实很难应付这种情况。”换句话说，需要管制的是妇女，因为性只是士兵的工作罢了。

事实上，要让士兵们对东亚的性幻想成为现实，需要大量的计划、机构协作、行政工作、战时经济剥夺、性病检查、国家监督、城市区域规划，以及现在被称为性交易的东西。这不仅是美国军方的项目，也是日本和韩国政府的项目，它们愿意利用女性的身体来巩固政治联盟，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

在日本，美国军政府禁止日本平民和美国士兵之间的“亲昵行为”，在厕所、火车和饮水器等地方实行隔离制度，这让人想起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Jim Crow)制度。然而，一种被允许的亲昵行为是异性间的性行为。由于担心盟军士兵的强奸过于泛滥，日本内务省借鉴管理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的经验，在日本战败后的日子里，于全国各地建立了“慰安妇”系统。这些被称为休闲和娱乐协会(RAA)的妓院很快得到了美国占领政府和日本警察的认可。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呼吁日本妇女的爱国主义来招募她们：政府说，美国人需要“欢迎”。

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这项工作与爱国主义无关，而是在绝望的经济环境中的一份工作。正如大木(Otoki)，一个来自东京有乐町(Yūrakucho)的性工作者领袖，在1947年的一次广播中所解释的那样：

做妓女当然不好。但是由于战乱，没有了亲人和工作，我们该怎么生活呢?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做这个的。

RAA雇用了大约70000名妇女，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性工作者。与之前的 "慰安妇 "一样，她们每天要为15至60名男子服务。对于一些RAA的员工来说，她们的任务似乎比政府所承诺的更加艰巨、劳累、充满剥削：一名19岁的前打字员在开始工作后不久就自杀了。日本的一位警察局长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在教唆什么;据说，当他看到这些妇女在开业当天受到的待遇时，他流下了眼泪。

尽管该系统在美国军人中非常受欢迎，并扩展到东京以外的20个城市，但它在一年后就被美国军事当局关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侵犯了妇女的人权——但事实上，档案显示，这是因为担心军人的性传播感染率不断攀升。因此，在私人经营的妓院、酒吧和夜总会工作的女性受到了美国军队和日本警察部队更严格的监管，被强制进行了盆腔和疾病检查。

在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妇女被称为 "驼鹿"，这成为了美国大兵的俚语，是日本委婉语musume(娘，即未婚女孩)的衍生词。同样，对韩国妇女的想象和性管制的方式，也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占领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在韩国，日本的“慰安妇”制度被重新配置，以适应新的占领国——美国。正如郑熙·萨拉·索恩(Chunghee Sarah Soh)和李娜英(Na Young Lee)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曾为日本帝国采购慰安妇的韩国妓院老板、警察和下级官员们，现在在为美国大兵寻找慰安妇。

1945年，在美国占领军抵达后几个月，第一个韩国营区(在美韩军事设施外搭建的、无处不在的棚户区内，为士兵提供廉价饮料、女人和西方商品)就出现在富平。它在战争期间扩大了规模，容纳了2000名女工。和被占领的日本一样，驻韩美军的主要问题是有多少部队感染了性病;到1948年，近20%的驻韩美军因此住院，据报道，这一比例是远东司令部中最高的。

1959年，横须贺，背景中是美国大兵和俱乐部。摄影 东松照明

为了给军人提供“健康的娱乐机会”，美军于1947年在美国产品的购物中心旁建立了“休闲娱乐”设施，将营区(gijichon)列为美国在韩国的军事演习场所。由于战争给韩国人造成了广泛的混乱和贫困，这些军事设施提供了诸如男仆、看门人、管家、厨师、秘书、同居女友、性工作者和黑市商人等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供了如牙膏、香烟和酒等“奢侈品”。

对很多韩国女性来说，在酒吧和女招待俱乐部工作，或者找个美国男朋友是支撑家庭和社区的一种方式，尽管她们经常被视为“西方公主”或“西方妓女”。不过，对少数人来说，尤其是在1950-1953年的战争期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第一批营区妇女中的一些人，被家人绑架或卖去成为妓女。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华威大学(Warwick College)的讲师写道，“为了满足美军的需要，贩卖女孩的交易十分繁荣”，韩国警察则“提供了难民女孩”。

这种不平等的性景观，与战争的暴力和强加的占领义务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强奸的流行。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卖淫区和营区，而且还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当然，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强奸犯。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士兵的健康、需求和欲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当地妇女的需求不管不顾)，一些士兵将“政治和性方面的主导”这一结合推向暴力的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对日本占领的继续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开始，日本被大兵们视为一个色情的游乐场，在那里，性和约会很容易转变为性暴力，“休整假期(R&R)”成为美军快乐词典中的一部分。休整假期(R&R)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大兵俚语中，也可能意味着 “强奸与恢复”或“强奸与毁灭”。据报道，日本妇女曾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家里被军人绑架和强奸。在日本和韩国，轮奸成为了军人的常见做法。例如，在横滨，一名11岁的日本男孩目睹了5名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26岁的妇女，然后拍下了她的阴道照片。

1950年10月，美国驻日军政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证明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 “完全的同志友谊”——而只有那些认为“休息与放松”与“强奸与赔偿”是一回事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日本的女性和男性却对占领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抱怨、抗议，并建立组织反对自己受到的待遇：美军档案中满是他们要求赔偿的信件和请愿书。但在这种环境下，举报强奸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污名化：至少有一个举报强奸的日本女性被当成了妓女对待，并被关进了戒备森严的性病医院。

在这种氛围下，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及其盟国韩国和联合国部队强奸朝鲜妇女的行为泛滥成灾。这有时被用作战争武器使用：在战争期间，右翼青年团体、与美国结盟的韩国军队和警察经常对涉嫌共产主义的女性进行“性惩罚”。一名目击者描述了在1950年夺回汉城后，300名有政治嫌疑的朝鲜妇女被美国士兵关押在一个仓库里，随意使用。

这也成为了战时常见的做法，因为在混乱的第一年里，年轻的、基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大兵打起了游击战，所有朝鲜平民都是“嫌疑人”，士兵们在朝鲜半岛内上下移动。据称，美军引诱年轻的朝鲜难民女孩越过洛东河强奸她们。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记者的报道都描述了一些家庭要么把女儿藏起来，要么用和女儿“共度时间”来与士兵交换香烟或口香糖。查尔斯·布西中校记得，他曾无意间听到他的部队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强奸一个女人”。一位美军牧师向马修·里奇威将军报告了一起7名美军士兵在平壤强奸朝鲜妇女后被抓的案件，并抱怨说这些士兵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得到了释放。在战地记者的记述中，有很多关于战线后“强奸不断”的典故;在美军的内部档案中，不断有指挥官下令停止强奸。

由于亚裔女性的声音和生活常被忽视，通过美军文件核算全部的强奸和性侵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韩国，军队将举报强奸案的部分表格作为一般调查的一部分，以确定刑事调查人员的工作量。只有韩国妇女或其家人提出的正式投诉，才可以被载入军事档案，在激烈的战争期间，存在语言障碍和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美国的沉默，与朝鲜男女的记忆不符，对他们来说，强奸或对强奸的恐惧是战争中最持久的记忆之一。

1951年5月，联合国承认的反法西斯妇女组织“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国际事实调查委员会访问了朝鲜半岛，并仔细记录了美国、联合国和韩国军队对朝鲜妇女有计划地实施性酷刑的证据和证词，其中包括了割乳(这对于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各方都很常见)、绑架和强迫卖淫、强奸以及极其残忍的强奸后谋杀。历史学家苏西·金(Suzy Kim)的研究表明，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由独立于朝鲜或共产党部队的、长期致力于和平活动的人士所编写的，其调查结果与我们从档案中收集到的资料完全一致。

许多美军指挥官不断谴责美军士兵对朝鲜平民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了强奸，但(至少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将这些罪行理解为本应友好的关系的一个例外。1951年3月，陆军将军马修·里奇韦给所有下属司令部发了一封信，认为“少数成员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其中包括了“猥亵”，“为邪恶的宣传工厂提供了磨料，以贬低我们在朝鲜的任务”。即使里奇韦真正关心的是妇女，而不是军队的形象，但很明显，在一个不平等的、性别化的、军事化的环境中，暴力是无法控制的。

战后，美国军队留在了韩国，受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的欢迎。李承晚一心一意地维持美国的军事驻扎，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如果对美军指挥官来说，营区是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对李承晚来说，营区事关国家安全问题，是维护美韩友好关系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必要因素。他的政府在战争结束时，正式将营区组织为休整假期(R&R)系统。随着美国人选择留守，营区迎来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在韩国连续的军事独裁统治下。正如政治学家凯瑟琳·文(Katharine Moon)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军事驻扎占了韩国经济的25%，而韩国政府很乐意为一些美国公民提供廉价的性服务，以便在经济上支持韩国。

然而，韩国政府对营区妇女劳动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在营区工作的女性，在回到韩国社会后会受到欢迎，也不意味着她们能获得高薪，或者可以免受勒索和暴力。20世纪70年代，美韩联合开展了一项“清理”营区的工作，重点治理性传播疾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在其中工作的女性的定罪。除其他侮辱行为外，性工作者被要求佩戴一个大标签，上面列有她们的疾病状况、最近的医疗检查和最后一次月经周期，方便顾客在购买性服务之前咨询。

像之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是自愿在营区工作。正如朴英子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营区工作的情景：

他们说我们是自己走进义济村的，但我们被职业介绍所骗了，还欠了皮条客的债。我那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都得接待至少五名美国大兵，一天也不能休息。当我逃跑时，他们抓住了我，打了我，让我欠下更多的债。

即使是那些没有像朴英子这样被欠债的人，也要不断地进行谈判，因为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两个国家里，而这两个国家却把他们的身体作为政治抵押品。1956年，Jeon在非军事区附近的东渡川的营区找到了工作，并一直待到了60年代：

我对自己的生活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我们国家与美国结盟的最大牺牲品。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

这些妇女有的嫁给了美国士兵，以战地新娘的身份来到美国，1950年至1989年期间，移民人数达到了近10万。在3月16日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女性之一Yong Ae Yue，在1979年与一名美国士兵结婚后，就以这种方式从韩国来到美国。

历史学家Ji-Yeon Yuh基于口述历史，对韩国军中新娘进行了研究：虽然其中一些是爱情的结合，但另一些则明显地是在不平等权力下形成的产物。家庭暴力、虐待形式的控制和遗弃很常见，这些女性很少能说流利的英语、没有驾照，也享受不到经济独立所带来的流动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生金实东(Sil Dong Kim)在刘易斯堡(Ft. Lewis)附近的城镇采访了一些韩国军人新娘，发现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

即使他几乎每隔一天就打我一次，我也不能离开他。他为家庭带来了金钱。没有他，我想我无法生存。如果我脑子好，英语好，我就不会受这种折磨了。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我不会说英语、我不会开车、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什么办法?我甚至不能再回到街上去。我只能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我学会一些英语，直到孩子们长大前，我只能呆在这个狗娘养的身边。

当然，妇女们制定了生存策略和支持网络，并且建立了组织来保护自己和彼此。例如，1972年在刘易斯堡附近，成立了韩国妇女协会(Korean Women’s Association)来提供英语课程和社会服务。该组织至今仍在活跃。

在韩国，Durebang(又名我姐姐的家)于1986年由妇女活动家在惠宗布建立。它为希望脱离俱乐部工作的营区妇女提供社区支持、住所、服务和在该组织的面包店工作的机会;现在，韩国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由妇女经营的中心。1992年10月，一名美国军人对尹琴一(Yun Geum-i)实施了可怕的谋杀和性虐待，这促使当地社区着手解决营区生活的不平等问题。自2014年以来，韩国的前性工作者——包括朴英嘉(Park young-ja)——成功地对韩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教唆性地推行“营区”制度，强迫女性接受强制性的盆腔检查和疾病检查。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严厉的反卖淫法出台后，如今韩国性工作者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主张合法化、争取权利和认可，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anteo全国工会(Hanteo National Union)，它代表了大约1.5万名不同性别的性工作者。

1971年，伊夫林·吉村(Evelyn Yoshimura)在《根》(Root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论战文章，名为《美国大兵与亚洲女性》(GIs and Asian Women)。《根》是一本经过编辑的文集，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和美国越战的推动下，成为了新亚裔美国人运动(new Asian American movement)的奠基文本。吉村写道：

只要美国军队还在亚洲，只要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亚裔发动侵略战争，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会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作为亚裔美国妇女，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的亚裔同行。那种让苏丝黄、蝴蝶夫人得以留存的心态;那种把人类变成种族主义者、杀害士兵的心态，让亚裔美国人无法像人类一样去生活和感受。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军方已经将其资源用于进一步加强对士兵的管理之上，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不鼓励曾经为在东亚服役的大兵所提供的那种“福利”。如今，“妓院”已成为所有美军人员的禁区，但它仍然存在于美军基地的大门外，如今在韩国，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是菲律宾和俄罗斯的移民妇女。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几十年来的性化战争和占领的遗留问题不可能完全被置于“禁区”之内。这在美国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像亚特兰大枪手这样的男性可以将亚裔美国女性视为他们任何冲动(性的、种族主义的或破坏性的)的出口。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几十年来，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一直在说它、写它、喊它、组织起来反对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生活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详细记录了它;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用我们的税款建造起来的。我们在这里缺乏的不是信息或经验证据。我们缺少的是对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故事的关注。这一切并不像切罗基县警长最初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男人在度过“非常糟糕的一天”后所做的事情。相反，这恰恰是男人被教导要做的事。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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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共担大国责任 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项目组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4月1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4月14日至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在当下的中美关系中，气候变化是两国不可多得的合作领域，作为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中美也有着共同利益，而中美对气候治理的定位尚未明晰，缺乏技术和指标方面的明确目标，也为两国气候合作创造了窗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了国内气候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研判拜登政府的气候能源政策及其走势，分析中美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互动及其影响，并就推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如何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上研院合作，陆续刊出这项研究成果——《共担大国责任 引领全球零碳：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今日刊出的是报告的第一和第二章。

一、中美气候合作推进全球低碳转型

中美气候合作源于全球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科学进步、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产物，也是未来技术变革的主要方向，其间还伴随着包括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更是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中美两国首脑强调清洁能源创新正是全球低碳时代的命题，也是各国资金、产业转型、教育科技等重点方向。

从经济规模、影响力和碳排放水平来看，没有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上的认同和参加，在气候变化领域制定任何规则的想法都将是不切实际的，也只有中美合作才能有效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代表的大国联合表态为多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铺路，大国气候变化共治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多边共识。

2014年11月12日中美第一次就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发表声明，打破了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僵局，并推动“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的表述加入利马大会的决议。2015年9月中美联合声明起到了推进巴黎气候大会迈向成功的作用，《巴黎协定》文本诞生离不开中美共识和共同努力。进入2016年，全球到了共同推动签署《巴黎协定》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从大国引领开始，共同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积极推行“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和全球“美国能源主导权”战略的实施，并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大幅削减气候政策、科研相关的预算，还停止向绿色气候基金(GCF)注资，并解散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机构间工作组等既有机构，旨在加速“能源独立”进程与扩大对世界能源市场的掌控力，维护美国利益并提高美国就业。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产业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巴黎协定》进程受挫，全球气候公共产品赤字上升，进而影响各国发展低碳产业的积极性。特朗普时期中美高层气候变化合作虽然受阻，但是中美在地方、企业、科学界和非政府组织层面的合作仍然在发展。此外，中欧等大国合作逐步开展，并实现了《巴黎协定》相关谈判的发展。

中美在促进全球经济结构转向更清洁、低碳和有效的模式上有着共同利益，双方不断承担起各自气候变化责任，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促进全球低碳转型。从应对气候变化而带来的能源创新挑战来看，清洁能源在中美两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会逐步提高，且增速会超过其它能源。根据国际能源署、BP 2020年统计数据，2019年，中美两国分别占全球能源消费25%和16%，GDP产出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7%和24%，而中美包括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核能在内的新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20.05艾焦耳和13.69艾焦耳，占年燃料消耗总额的15.4%和16.3%。

中美合作可以有效提高两国低碳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低碳产品也大大降低了美国市场的可再生能源产品价格。从内部来看，中国能源结构很不平衡，煤炭在发电领域仍然占近70%，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煤炭领域减排已达30%，煤炭发电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60%减少到目前的32%左右。[1]中美联合声明中所强调的技术合作分享有利于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共同推动中美对外合作中的环境和低碳标准建设。

中美合作也体现了主要大国共同分享低碳话语权的趋势。欧盟长期以来掌控着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领导权，在《京都议定书》国际碳交易中，项目认定(Project approval)、减排流程(Measures to limit and/or reduce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核算方法(Methodologies for estimating anthropogenic emissions)等标准都由买家制定，欧盟单方面抢占大部分碳贸易、碳金融的规则制定权。2016年中美气候联合声明强调“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应对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市场措施”，这就是对欧盟力推的单边征收航空碳税的回应。中美和其他经济体一起在国际民航组织平台下，共同减少航空业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巴黎协定》落实过程中，中国、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在全球盘点、碳监测、报告和核查(MRV)、碳交易和碳金融业务中分享话语权。

二、推进碳中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新议程

(一)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重大影响力。清洁能源的发展能够促进技术的进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同时适度控制美国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有助于提高美国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因而进入到21世纪之后美国的能源政策开始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向，开始制定综合性的能源战略，该战略同时也能够满足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需要。

在奥巴马时期，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高地，并为构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夯实了基础。奥巴马时期的多次中美首脑会议以及相关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彰显了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正携手共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务实发展。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能源产业以能源独立为导向，保持着能源和技术多元化发展优势，能源安全与独立地位不断增强。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领导人会面均未谈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与奥巴马时期形成强烈反差。中美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将显著下降。

拜登上任一个多月内颁布了六个气候变化总统令，大幅度推进气候变化工作，期望在第一任期内从行政命令角度确定美国碳中和路线图，通过实施向清洁能源过渡的两万亿减排计划，驱使美国以能源领导为导向，并以低碳转型带动地方发展和就业福祉。具体而言，一是在制度上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修改及颁布新的《清洁空气法》规章制度，并通过国会立法审查推翻特朗普政府相关规章制度，为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清洁能源领导者创造国内制度条件;二是拜登气候计划全方位覆盖美国经济社会，包括基建、工业自动化、清洁汽车、低碳转型、铁路系统、碳污染、建筑能效、清洁能源研发、气候变化适应农业、环境正义、水的关联安全、绿色数字化和碳普惠等方面;三是拜登政府专注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清洁工业流程和清洁材料等引领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重建美国高级气候机构(ARPA-C)来推动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包括电池储存、负排放技术、下一代建筑材料、可再生氢和先进核能等)等应用。[2]

(二)中国气候政策的主基调

气候变化给中国所带来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和民生福祉上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其影响程度将随时间推移与日俱增，需要在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框架下加以统筹考虑。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时强调，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采取了许多措施，今后我们还会这样做”。

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共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强调近年来“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引领者”。[3] 习主席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中强调，“《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 。[4]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动和引导建立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5]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6] 在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国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7]

(三)中美气变合作互补、互利、共赢

当前拜登气候计划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和美国绿色经济复兴为核心，面临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新兴关键资源、市场需求等瓶颈有赖于中方合作参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有赖于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提速和参与引领国际气候治理，在清洁交通、氢能、储能技术等领域需要美方开放技术合作限制。因此，推进《巴黎协定》和达成碳中和目标将是中美关系的“破冰船”，而中美高级领导人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是中美重拾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第一，中美可以共建气候变化合作型领导框架。回顾奥巴马时期中美气候合作历史，两国元首多次围绕气候变化合作发表联合声明，为双方气候合作、全球气候治理奠定良好生态。2021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Anchorage)高层战略对话达成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等成果。[8]中美气候合作被广泛认为是推动《巴黎协定》达成、落实的关键因素。

新形势下，一是以全球气候变化安全风险加剧和治理赤字为出发点，强调中美两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领导力赤字问题，重建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时期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领导概念(G2);二是中美是气候变化领域的竞争型合作者，需要推进企业之间的善意竞争、共同促进全球能源低碳产业发展，实现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间的全球低碳引领力;三是基于拜登政府签署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命令，中美可以合作推进《巴黎协定》履约制度建设，共同关注全球气候信息盘点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更新，形成中美引领下的《巴黎协定》“硬约束”建设。

第二，全球适应性治理成为中美合作领导的新领域。气候变化挑战下，系统性治理和适应性治理成为人类应对灾害的必要选择。中美在塑造全球适应性治理中具有共同的责任。中美可以围绕全球海岸带保护、气候移民治理、气候弹性城市、能源-粮食-水的安全纽带、气候灾害预警平台、气候损失损害责任等进行全球适应性治理合作。中方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联动治理中，可以将中美合作创新“基于自然的国际治理机制”纳入其中。

第三，以气候公正转型(Justice Transition)衔接中美经济、气候和社会领域合作。碳中和背景下，各国能源、化工等产业不断转型发展，引发相关企业关闭和民众失业。中美两国煤炭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了具有共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对气候治理支持缺乏共识也与公正转型机制的不完善有关。中美可以在《巴黎协定》、G20等框架下，共同合作创设全球公正转型解决方案，推进气候变化下的社会治理行稳致远，通过中美社会组织、智库、企业、公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参与全球气候政策制定，发挥民间力量在气候外交中的作用。

(本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课题负责人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成员：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   院院长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

柴麒敏，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朱云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蒋力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曹嘉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2020.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0.

British Petroleum (BP), Energy Outlook (2020 Edition), https://www.bp.com/zh_cn/china/home/news/reports/news-09-14.html.

[2]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0/paris-climate-agreement/.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Restoring Science to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otecting-public-health-and-environment-and-restoring-science-to-tackle-climate-crisis/;

Executive Order on 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Signing Executive Actions o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reating Jobs, and Restoring Scientific Integrit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7/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signing-executive-actions-on-tackling-climate-change-creating-jobs-and-restoring-scientific-integrity/;

Executive Order on Rebuilding and Enhancing Programs to Resettle Refugees and Planning fo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igrat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04/executive-order-on-rebuilding-and-enhancing-programs-to-resettle-refugees-and-planning-for-the-impact-of-climate-change-on-migration/;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Launches American Innovation Effort to Create Jobs and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11/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launches-american-innovation-effort-to-create-jobs-and-tackle-the-climate-crisis/.

[3] 人民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4] 人民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101/c1024-31986598.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6] 人民网：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923/c64094-31871240.html

[7] 人民网：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212/c1024-31964407.html

[8] Xinhua Net. Xi speaks with Biden on phone. February 11.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20/c_1127233467.htm

Xinhua Net. China, U.S. to establish joint working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Chinese delegation. March 20.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20/c_139823644.htm

责任编辑：朱郑勇

校对：施鋆

来源时间：2021/4/16   发布时间：2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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