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英夫 来源：文史高科
【无弦琴主按】《党的文献》杂志1994年第1-5期，曾连载刊发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周总理军事秘书、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雷英夫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长篇回忆，透露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决策、指挥战争的大量历史细节。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重读这篇文章，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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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在周总理办公室、军委机关和总参谋部工作，任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军事顾问;军委作战局(又叫作战部作战局)副局长，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军委兵工委员会秘书长，军委军事定货负责人和总参作战室主任，作战部作战处长、副部长等职。毛主席、周总理、彭德怀元帅和军委、总参首长们指挥战争的伟大气魄，英明决策和高超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一个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及时屯兵于鸭绿江畔
1950年春，我从福建前线调回北京，任周总理的军事秘书。主要任务是协助周总理(当时总理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搞军队的复员整编工作。因为六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拟将540万军队，分两期复员到300万人左右。第一期1950年复员140万人，第二期1951年看情况再复员整编100万到120万人，力争把全军的定额压缩到280万到300万人。
正当我们忙着搞复员工作，6月25日凌晨，忽然听到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我和总理办公室值班的同志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战争来得这样快。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军参加朝鲜战争，并霸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封锁了台湾海峡。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受美国的蛊惑和挟持，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并且授权美国成立联合国军事司令部，由联合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参战的16国军队。显然，美帝国主义不只是要侵略朝鲜，而是要在东方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复员工作怎么办?要不要改变原来的计划?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以防万一?这是一个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6月29日晚，当把印好的有关复员工作的文件呈请周总理最后审阅时，我大着胆子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总理予以指示。总理说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但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从总理的指示中，我领会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进行大规模复员工作的决心是很坚决的，不愿因朝鲜战争而受干扰。中央复员委员会6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复员工作。
由于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很快解放了汉城、仁川、水原、大田等地，直向洛东江三角洲攻击前进，这时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当朝鲜人民军宣布要在八月份完全解放朝鲜国土后，很多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以为朝鲜战争马上就要胜利结束了，但也有些人感到迷惑，觉得不可思议。正在这时，总理在审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稿时，郑重其事地询问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我，“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八月份能结束得了吗?”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很好，没想到朝鲜人民军打得这样顺利，如果人民军能在美军主力到达之前就把伪军和已登陆的美军消灭或赶下海去，那就太好了。但我们认为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的结束，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指挥16个国家的军队，仅仅经过一两个回合的交锋就认输，甘愿放弃南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这是难以设想的。因此，朝鲜战局的发展如何，还得看一看才敢说。总理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但又转过身来问我：“总参谋部有什么看法?”我说：“总参谋部的看法和外交部一样，但还稍微谨慎一点。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了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朝鲜战争结束，因为美国还可以用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实行登陆。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不打得敌人实在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休的。”总理又点了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1年、2年、3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
据我的记忆，这是总理和中央军委首长第一次对朝鲜战争将是一个持久战的估计，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正确看待这场战争的战略观点。因为当时战争的双方，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都估计不足，都是速胜论者，都犯了轻敌的错误。朝鲜同志认为8月份即可结束战争;美国杜鲁门、麦克阿瑟则认为只要美军和联合国军一到，朝鲜战争就赢定了。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也是速胜论者。唯独我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是实事求是的持久战论者。这个战略观点，已为后来的战争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7月7日，也就是美国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海空军和英法等海空军都已陆续参战，杜鲁门下令美国实施征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50多个国家，要用各种方法支持美国侵朝战争的时候，周总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四野司令员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四野副政委谭政、海军司令萧劲光、总政副主任萧华、铁道兵司令滕代远、总情报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作战部长李涛、军训部长萧克、人民武装部长张经武、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傅秋涛、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等负责同志，列席的有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和我。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以加强东北边防，准备万一时出国作战的决定。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到达东北鸭绿江附近集结的时间等初步方案，责成大家进一步考虑，以便下次会议研究决定。
经过几天酝酿，7月10日总理又召开了和上次同样范围的正式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认为这是防患于未然的重大英明举措。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
(1)东北边防军由军委战略预备队，即第四野战军的38军、39军、40军和42军共4个军12个师，及配属的炮1师、炮2师、炮8师共3个炮兵师9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坦克团、1个骑兵团共约26万人组成。
(2)这些部队限于8月5日以前从广东、广西、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等地调到东北的沈阳、凤城、安东、辽阳、通化、辑安、海城、本溪、铁岭、开原等地集结训练。新成立的3个空军团，也分别置于敦化、沈阳、安东训练。
(3)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指挥机构则以15兵团为基础组成，对外仍称13兵团(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原13兵团司令黄永胜的领导班子不如15兵团司令邓华的领导班子强)。所属炮兵、工兵、装甲兵、高射炮兵统归四野特种兵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段苏权任司令员。
(4)后勤保证
步兵弹药：携行5个基数，炮弹20个基数。
运输队：汽车1000辆，大车4000辆。
粮草汽油：按31万人、3万匹牲口、1000辆汽车、4000辆大车、3个月的粮草、汽油消耗量。
野战医院：按收容4万伤病员的床位计算，担架5000副。
兵员补充：先从中南复员军人中抽10万老兵作为补充兵员，如再需要可从东北地方军中抽调补充。
(5)政治动员，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
以上决定草案经周总理修改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后，7月13日正式下达给各有关单位。8、9月份军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又连续召开会议，严令各项准备工作务必于8月底最迟9月底以前完成。并于8月下旬调9兵团、19兵团分别赴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9月上旬又将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10月初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彭总和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立即赶赴东北，亲自督促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总参谋部又从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中抽调了一批精干人员组成参谋组跟随彭总行动。10月22日，又将66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军委成立东北边防军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计划，除粟裕、萧劲光、萧华因情况变化，而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为副司令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外，其它各项都是按原定计划进行的。
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一决定是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
因为东北是我国大陆和朝鲜相连的一个重要作战方向，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而当时因为辽沈战役及四野大军南下，只留了一个42军在北满生产，没有正规部队防守，是个空子。在敌人猖狂的进攻面前，如果不成立东北边防军，不仅朝鲜有沦亡的危险，我国大陆的和平建设也是无法维持的。因此，成立东北边防军我们就有了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可立于不败之地。
成立东北边防军，力量小了也不行。如果一开始我们不是下决心抽调4个军、26万人，以后又连续补充力量，加强策应，而是只调一两个军去的话，则歼灭不了美军第一线10余万人的现代化军队，搞不好还有被打回来的危险。
成立东北边防军，兵力够了，部署调整迟了也不行。如果不是7月即开始调动，而是等到敌人越过了三八线我们才从各地调兵，那也来不及了。东北边防军从7月决定成立，到10月调到鸭绿江边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工作，整整用了近4个月时间，而美军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到10月24日和我军遭遇，只用了17天时间，行动比我们快得多。
我东北边防军如果不是预先部署在鸭绿江畔，不是10月19日4个军26万人一起过江，而是10月25日以后才过江，或者按原定计划先过去2个军，那也就迟了，有在朝鲜境内站不住脚的危险。当然，我军过江太早也不好，有被敌人过早发现的危险。唯独10月中旬过江恰到好处。
因此，成不成立东北边防军?要多少兵力?何时调动?何时做好作战的一切准备?什么时候渡江?渡江多少人?……这一系列问题，一环扣一环，处理得那么巧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彭总等伟大战略家的绝妙杰作，是永载史册的用兵典范。
还应该指出的是，当我们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果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听信了这些幼稚的军事家、政治家的话，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坚持有备无患的方针，那是非吃大亏不可的。毛主席、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有时宁可把情况估计得严重一些，切不可掉以轻心，拿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二、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美军可能要在仁川登陆
1950年8月，朝鲜战局处于急剧变化的状态。一方面朝鲜人民军主力正向洛东江三角洲发动强大攻势，力争在美军主力到达和展开之前的8月份，将李承晚伪军和已在朝鲜登陆的美军全部消灭或赶下海去，把红旗插上济州岛的汉拿山;一方面美伪军的主力第八集团军沃克将军所统率的13个半师，集中在洛东江三角洲，在强大海空军的掩护下，破坏了洛东江上所有桥梁，抢修坚固的环形工事，坚守以釜山为核心的狭小地区——又称“扩大了的釜山滩头阵地地区”，平均每8平方公里就有1个师防守，毫无撤退的迹象。与此同时，美军集结在日本的两个师又组成了第10军团，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任军团长，显然这是一个新的机动兵团。在美国还有3个师正在加紧训练，准备增调朝鲜，美英等国的海空军也在向亚洲集结。麦克阿瑟又下令日本编组10万人的军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连续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陆军参谋长约瑟夫•柯林斯陆军上将，美国总统也派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及马修•李奇微陆军上将、拉里•诺斯塔德空军上将，多次到东京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商谈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的计划。
这时，许多外国通讯社和评论家连续发出消息和文章，对朝鲜战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为了对战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在作战室和有关部门的同志采取了对抗作业和大辩论的方法，反复研究朝鲜战局的有关情况。我们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认为这是美国想扭转朝鲜战局的一着很厉害的棋。综合起来，主要根据有六条：
(一)美伪军13个师集结在洛东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滩头阵地上，凭借强固的工事，密集的兵力，火力和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坚决死守，既不撤退，也不反击，显系诱兵之计。
(二)集结在日本的2个美军师即陆1师美7师，既不增援洛东江，又不在日本沿海布置防守，而是突击训练，并组成了第十军，说明这是采取新的战略行动开辟新战场的征候。
(三)美英在地中海、太平洋的大批舰船，最近正在向日本——朝鲜海峡集结，这也是一个登陆和扩大战争的迹象。
(四)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南北长800～900公里，东西宽只有100～300公里，三面环海，可登陆之处甚多，如仁川、元山、南浦、群山、兴南等地都是，在这些地方之中，以仁川登陆对敌最为有利，它可以割裂进攻洛东江的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又可配合由洛东江向北反攻之敌，形成夹击和包围人民军的战略态势。
(五)美军第8集团军和麦克阿瑟等高级指挥员，在二次大战中多在太平洋作战，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加上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组织登陆作战不仅可以发挥敌人的优势，而且进退胜败都有恃而无恐。
(六)朝鲜人民军主力打到洛东江是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这就是部队连续作战疲劳不堪，兵力分散，补给线猛然延长400～500公里，后方空虚，又在洛东江三角洲碰上了啃不动的硬骨头。从各方面情况看来，人民军的八月攻势实际上已逐渐由主动转为被动地位。敌人则相反，兵力集中，工事坚固，补给方便，可守可攻，战略上已逐步转为主动地位。
除了这六个情况外，还必须充分估计到一个根本问题，即：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头，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和工业基础，又有原子弹，现既发动了战争，又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用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指挥着16个国家的军队同朝鲜人民军作战，决不会甘心战争初期的失败，为了巩固其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必然要尽量发挥其优势，和人民军进行更严重的较量，不到它的力量实在支持不下去，它是不会轻易撒手的。
8月23日夜晚，我从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后，把大家研究的结果向总理作了汇报，没想到总理异乎寻常地注意小参谋们的意见，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重视。他马上拿起电话向毛主席做了简要的汇报，毛主席也非常重视这一情况，要总理立刻带我到他那里去，当面详细谈一谈。于是我带着朝鲜战场情况标图和有关资料，随总理乘车到了菊香书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第一次晋见毛主席，也是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汇报重大的军事情况。
总理把我这几年到华东前线下放锻炼的情况向主席作了介绍，并简要地说了我们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然后就让我详细汇报。我打开地图先讲了朝鲜战场上双方的作战态势，接着讲了有关的情报资料和我们对这些情报资料研究的初步结论，即前面说的六条根据。我说现在看来，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仁川登陆成功，便会切断人民军的战略补给线，洛东江和仁川的敌人就会在战略上形成南北夹击和包围人民军主力的态势。这样，朝鲜战场的局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觉得朝鲜战局表面上很好，实际上很险。毛主席边听边点头，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并说朝鲜想速战速决，一鼓而下，把李承晚伪军和美军赶下海，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但目前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因为美国还未准备好。毛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还连续提了许多问题，如问麦克阿瑟的性格和指挥作战的特点如何?我说许多人说他是个“好战分子”、“倔老头”。主席说：“啊，他越好战、越倔，对我们越有利。”又问了朝鲜可供登陆的几个地点的水文地形条件如何?我作了简要的报告。接着，主席又问我们是如何研究这些情况的?我回答后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畅开思想，对抗作业，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主席着重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
我们汇报的情况和作出的美军有极大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万一，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马上采取三个措施：
(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并强调说明：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了，我们就主动了。
(二)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主动后撤，仁川应摆点部队，做点工事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
(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
根据在主席处商定的计划，8月26日总理召集了第二次保卫国防的会议，参加者基本上是第一次国防会议的范围，此外增加了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张令彬，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通信部长王诤，炮兵副司令苏进等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的仍是张清华和我。地点还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
总理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们加紧战备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问题就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友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李承晚伪军和美军赶下海，很快解放全朝鲜是不可能了。现在敌人主力集结在洛东江三角洲进行死守，人民军要分割歼灭这些敌人已不大可能。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敌人在仁川等地登陆，在洛东江前线的人民军主力势必要向后撤，势必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逐渐地消灭敌人。现在看来，最后各个歼灭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否则，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大家必须明白我们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美军依靠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化武器装备，又有现代化作战经验，特别是登陆作战的经验，是一支不可轻视的侵略军。我们的军队是胜利之师，但武器装备差，我们的武器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这次检查，发现我们军队的战斗准备很差，许多部队成了生产队，武器损坏生锈，迫击炮筒中做起了麻雀窝，很多装备器材拿去搞生产了，现在要去作战，什么都得修理补充，为此，战备工作要抓紧督促检查。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作战的一切准备，出战必胜。当然，对外要严格保密，不要过早地惊动敌人，使敌人警觉。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说，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其不能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在此情况下，我们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都要先有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等等。随后，到会同志对形势和边防军的各项战备工作落实问题，各军兵种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具体的汇报和研究，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样就把战争准备工作和平时建设工作、当前任务和长远规划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9月15日凌晨6时，美军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他在麦金利山号舰上)的亲自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了。美军一在仁川登陆成功，麦克阿瑟即一方面命令美军第10军团向汉城和水原进攻，另一方面命令在洛东江三角洲的沃克第8集团军向北发起猛烈的攻势，他说：此举将“为一举彻底歼灭北朝鲜军队而锻成钳子”。美军的攻势及在战略上的变化，几乎和我们原来的判断一模一样。
三、一个仁至义尽的警告——“不能置之不理”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10军团即向汉城和水原进攻，其目的是切断朝鲜人民军通向南方的交通线，夺取南方最大的金浦机场和占领水原空军基地。与此同时，困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的第8集团军，也向北发动猛烈的反攻，形成合围人民军之势。至9月26日，第10军团的第7师和第8集团军的骑兵第1师在水原会合，形势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美帝国主义，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九•二七”训令，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作战。训令还规定了一旦中苏介入时应采取的各项措施。9月30日，美国防部长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发了一份所谓“纯属私人意见”的电报说：“我们要让你感到，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你都不会受到妨碍。”
9月30日，李承晚伪3师即越过了三八线，美军第8集团军和在元山登陆的第10军团也在准备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朝鲜战争即将进入扩大化的危境。
为了阻止战争扩大化的危险，周恩来总理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周总理的讲话，是警告美国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再扩大战争，不要欺人太甚，否则中国人民只有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声明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最仁至义尽的措施。为了引起对方重视，周总理在10月3日凌晨1时，又特地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总理。”总理这样做，是要印度总理尼赫鲁将中国的态度转告美国方面。
10月2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在驳斥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通过的统一朝鲜的非法决议时，也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及其帮凶国家侵略朝鲜这种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但美国政府对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置若罔闻，认为我们的警告无非是对美国和联合国的恐吓，是政治讹诈和外交勒索。10月14日，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的情况通报说：“最近中共领袖声称的，如果联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把我国政府的庄严忠告当作耳边风呢?可以说是判断错误，也可以说是这样那样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他们当时瞧不起我们。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困难重重，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和美军作战，即使出了兵，也不是美军的对手，用麦克阿瑟的话说这是“自杀死路”，用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来说这是“自取灭亡”。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迫出兵，打了两个大胜仗，把美伪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威力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得出了一个教训：“中国人讲话是算数的”。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周总理经常告诉大家说：“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反对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
四、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决策——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1日，麦克阿瑟狂妄地通过广播，要朝鲜无条件投降。3日，李伪军主力越过三八线;7日，美军一部也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进攻。并对鸭绿江和中国的城镇、农村狂轰滥炸。此时，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英国、澳大利亚等八国的提案，通过了强行“统一”朝鲜的非法决议，声称为了“统一”朝鲜，联合国军要留驻朝鲜的任何地方，朝鲜人民军必须放下武器，否则“联合国军统帅就无他途可循，只有继续这个战争”。一句话，朝鲜人民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就扩大战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10月1日、3日一再邀请中国出兵支援，以挽救危局和抗击共同的敌人。
为了制止敌人扩大战争的阴谋，为了援助朝鲜和保卫祖国的安全，1950年10月上旬，我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作出了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
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党对战争的情况作了非常客观的科学分析，采取了防止万一的战略措施——成立了东北边防军，作好了必要时出兵参战的准备，但到了1950年10月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的一再请求下，我们到底出兵不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出兵之后可能遇到什么艰险的情况?等等，都是不能不反复斟酌才能下定决心的。当时我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人民国家，各方面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从民心来说，人心思和，只要有一分和的希望，我们是不愿意参战的。从经济上来说，我国急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
从军事上说，我军被迫出兵作战是正义的行动。但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与拥有高度现代化军队和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到底行不行?何况当时我国大陆上还有一百多万土匪尚未肃清，台湾、西藏还未解放，根基还不稳固。
从国际方面来说，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阵营，强烈反对美国侵略。帝国主义阵营中也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完全同意美国的战争政策。因此，如能用政治外交斗争的方法，推迟和缩小战争，这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些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在社会上、党内都有，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中也有。例如林彪就提出反对出兵，并不愿担任我志愿军统帅。当时，他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总理在会上坚持党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本来1950年8、9月间，毛主席、党中央曾考虑让林彪去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因为志愿军主力四野原是林彪的老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在元帅中他年纪最轻，当时只有44岁，是以能打仗，花样多而著称的名将，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说他打仗的特点是又狠又刁。在众人的心目中，他去当志愿军的统帅是最合适的。但他却一再以有病为借口，坚决不去打仗，并要求到苏联去治病。党中央、毛主席只好改派彭德怀去当统帅。彭总与林彪大不相同，他欣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在10月初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讨论抗美援朝的中南海会议和10月6日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他都明确表示赞成党中央、毛主席的出兵方针。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和美国打仗，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当然，彭总赞成出兵的表态，也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才决定的。
从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发表扩大战争的演说，并霸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就清楚地预见到中美之间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你越怕，它越凶;只有既反对，又不怕，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9月30日，周总理公开表示对美帝扩大战争的阴谋“不能置之不理”。10月1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请求我国出兵援助。10月2日，毛主席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即明确提出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又一次请中国出兵援助。10月4日、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说明：“大家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无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10月6日，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出兵及有关的几个大的军事措施。10月8日，毛主席经过精心修改，正式批发了由李涛同志根据军委决定起草的要出兵参战及委任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毛主席为了驳斥反对出兵者的意见，尖锐地说：他们的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这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但为了更冷静更深入考虑出兵的利弊关系，出兵后战局的可能发展变化，军事、政治、外交上须要采取的重大措施等等，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总是反复征求各方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反复斟酌推敲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关系，然后统一思想，以便更有效地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为此，党中央、毛主席除了发报通知苏联斯大林外，10月8日又特派周总理到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有关出兵和援助的问题，希望得到他们的空中掩护及武器弹药等方面的援助。10月13日，毛主席在发给周总理(当时在苏联和斯大林商谈出兵问题)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进一步说明“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有利，对我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事实证明，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确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决策。彭总1957年5月15日在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这是下决心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五、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1950年10月8日，李涛同志根据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决定，奉命草拟了一个以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的命令。这个命令稿宣布了四件大事：(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作出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支援朝鲜同志作战的决定;(二)志愿军下辖部队的番号;(三)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志愿军以东北为总后方基地。
毛主席对这个命令原稿进行了画龙点睛的精心修改并增添两段最重要的指示，使之成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最重要的修改有两点：(一)正式宣布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原稿为“支援军”)，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策略。(二)明确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目的是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毛主席在命令原稿上增添的两段重要的指示是：(一)我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二)“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遵照毛主席的这一重要命令加上后来不断提出的要加强我军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要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我志愿军全体官兵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表现了无比的英勇顽强精神和极大的智慧，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奇迹，涌现出了三十多万功臣。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相互配合，建立了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六、一鸣惊人的辉煌胜利——一、二次战役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安东、长旬河口、辑安跨过了鸭绿江，奔向抗美援朝战场。
为了缩小目标，原来毛主席和彭总曾经考虑志愿军4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两个军6个师，加上两个炮兵师。10月10日，彭总建议我志愿军4个军12个师、3个炮兵师、26万人一起渡江。因敌人当时在朝鲜共有14个师，42万人，第一线兵力即有13万人，如果我军渡江两个军6个师、2个炮兵师，也只有13万人左右，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毛主席同意这一建议。后来战争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心的改变是完全正确的。
彭总过江后，按照原订计划，21日晨到达东仓、北镇附近的大洞，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共商联合作战事宜。
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当天，毛主席、周总理从情报材料中发现敌人还未料到我军已过江，麦克阿瑟仍在严令美伪军不顾一切向鸭绿江边挺进。于是马上改变了先修工事，进行防卫，然后再发动攻势的计划，立即电告彭总说，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进攻问题。与此同时，彭总根据前方的情况，特别是金日成首相所介绍的情况，也不约而同地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10月24日，敌人仍未发现我军过江，麦克阿瑟再次下达了要“联合国军”迅速前进到中朝边境线，占领朝鲜全境的命令。
10月25日，敌人飞机开始发现我军渡江，美伪军全线推进，先头部队已进至鸭绿江边的楚山。25日7时，我40军118师、119师分别与伪1师、伪6师的先头部队遭遇，并在两水洞地区歼敌伪6师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当夜又攻占了温井，正式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至此我方即下定决心，利用战略上出敌不意和我军士气高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向敌发起猛烈的进攻，力求在运动中歼敌一部，打退敌人的进攻，站稳脚跟。经过10天激战，西线之敌被迫全线撤退。至11月5日敌第8集团主力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地区，我志愿军旗开得胜，共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了楚山、熙川、云山等城市，粉碎了“联合国军”感恩节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我军在朝鲜站住了脚跟。
第一次战役，敌人虽被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美梦被粉碎，但由于双方是初次交战，我军歼灭敌人的数量还不够多，加上战役后我们采取了故意示弱、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战边退，一退30公里，麦克阿瑟以为我志愿军是个微不足道的边防巡逻部队，充其量不过五六万人，巡逻地区距离鸭绿江不会超过5至20公里，部队武器装备落后，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认为我军边打边退是“怯战败走”的证明。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我军入朝参战有三种可能：
第一，为了边境的安全，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
第二，从战略上钳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
第三，彻底驱逐“联合国军”出朝鲜半岛”。
这三种可能中，他们以为第一种可能最大。因此，美伪军从11月7日又发起试探性进攻，一越过清川江，就又忘乎所以。麦克阿瑟在11月24日，由东京飞到朝鲜，发表了一道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的号令。
针对敌人的企图和布势。以及麦克阿瑟等对我军估计不足，认为我军不敢和美军较量的错误判断，我军集中了9个军30余万人的兵力，拟采取先诱敌深入，将敌之主力诱至云山、熙川、博川、龟城一线预定战场后，即发动突然猛烈的反击，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一线及其以南地区。
第二次战役，从11月7日开始诱敌，到11月25日大举反击，12月6日解放平壤，12月24日东线敌10军被迫从海上撤退。此役，我共歼灭敌人36000多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基本上完成了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这次战役对敌来说仍然是一次出乎预料的突然袭击，对我军来说则是一次有计划诱敌深入的歼灭战。麦克阿瑟完全被彭总牵着鼻子走，美伪军几乎陷入了全军覆灭的境地。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提出来。
第一件是，二次战役开始，美国总统杜鲁门11月30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四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的进攻。12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总司令下达了紧急备战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美国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当毛主席、周总理接到这些情报后，不仅没有惊慌反而笑了起来，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拣洋捞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是些一触即跳的人，杜鲁门的声明和麦克阿瑟的建议都是吓唬人的，是战争和原子讹诈政策，其结果必然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果然不出预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恰恰吓倒了自己的同伙。在杜鲁门声明发表后，英国首相艾德礼慌慌忙忙跑到美国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也议论纷纷，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3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件是，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高明，甚至愚蠢之极。如麦克阿瑟除前面提到的那些错误之外，还有一个错误判断。即直到1964年他逝世前才写成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
七、三八线和战略追击
二次战役后，美国一方面集中其全部主力，利用三八线的既设阵地进行防御，企图固守待援再行北犯，他们说这是一条“万无一失的防线”。另一方面，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在三八线停战，然后举行和朝鲜战争有关国家的会议进行政治协商。这一方案的前提是，中国方面宣布不越过三八线。接着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了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目的是想用所谓停火阻止中朝人民军队前进，使美军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卷土重来，再大举北犯。这时，彭总根据朝鲜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我军经过连续作战十分疲劳，部队减员很大，后方补给线延长，运输车辆损伤很多的情况，认为部队急需休整补充，不宜马上再战，因此，建议暂不越过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党中央、毛主席对各方情况进行了周密研究，并和朝鲜金日成、苏联斯大林等有关方面商量之后，一致认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此，决定中朝军队马上发动新年攻势(即第三次战役)，目的是要进一步教训敌人，粉碎敌人利用三八线停战休整然后卷土重来的阴谋。据我所知，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所考虑的几个主要情况是：
1.三八线是二次大战中苏美两国空海军对日作战的战时分界线和后来受降时的临时分界线，并不是政治上的国家领土分界线。退一步说，即使是国际协议线，既然美伪军不听中国政府的一再劝告，越过了三八线，因而也就永远抹去了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我军理所当然也就不必再受三八线的约束。我军反攻是美伪军的进攻引起的，破坏三八线的责任在美不在我。这时我们如果接受了不越过三八线的先决条件，那就等于我们承认了敌人可以任意越过三八线打我们，我们不能越过三八线打敌人，让敌人把三八线当成自己的护身符。显然，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2.我军第一、二次战役虽然获得了伟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作战目标，但敌人还有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陆军的武器装备也远比我军强，还在调兵遣将，紧急动员。新的部队三、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很快即可增调到朝鲜前线。美军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在大嚷大叫要扩大战争，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因此，敌人在三八线上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只是暂时的喘息，待它一喘过气来，一得到增援补充，就会马上发动新的进攻。因此，我军若不乘胜再惩罚一下敌人，而拘泥于三八线，那就会受敌人的骗，犯东郭先生的错误。
3.我军连续打了两个战役后，虽然存在比较疲劳，没有补充，天气寒冷，后方运输线延长等不利因素，但士气高，同仇敌忾。敌人失败之后，困难也很大，士气低落，兵力分散，建制混乱，增援部队尚未到达。我军继续发动进攻，惩罚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既有理也有利。
4.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把戏是美国马歇尔的老阴谋诡计，中国早已领教过。1946年我们粉碎了马歇尔三人小组调处中国内战的阴谋，现在我们更不会再上他们的当了!这一点，周总理在声明中精辟地戳穿了，总理说：“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中国人民在一九四六年既受过教训，又得到胜利，难道还会再上这个圈套吗?不会的，马歇尔将军的故伎在联合国不能重演了”。
5.这时联合国正在开会，我国政府已派代表伍修权去控诉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轰炸我国东北的罪行。为了配合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也急需军事上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根据毛主席、军委的指示，彭总马上坚决地布置了第三次战役。于是，1950年12月31日晚17时，我军以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兵力向三八线以南敌人横宽200余公里的防线，发起了猛烈的“新年攻势”即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4日，我军解放了拥有100余万人口的朝鲜第一大城市汉城，接着，我军又跨过汉江，全线推进至仁川、水原、乌山里、利川、骊州、原州、江陵一线，逼近了三七线。这次连续7昼夜的战役，我军前进81-110公里，歼敌19000余人，狠狠地教训了美国侵略者。
经过三次战役的较量，敌我双方都摸到了对方一些规律，都想用新的战法制服对方，取得战场上的优势或胜利。
敌人总结了他们失败的教训，研究了我军作战的特点，认为我军的士气是“无与伦比的”，勇猛灵活的战术是“无法抗拒的”，指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最害怕的是我军的近战夜战，迂回包围穿插作战。但我军由于没有空军、海军的掩护，没有机械化、摩托化的装备，火力弱，突击力和机动性差，后方运输线长，又缺乏现代化运输工具，后勤补给极其困难。因此，我军的进攻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突出表现在：
“月圆攻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我军的攻势战役一般的都是在夜间进行，特别是在有月亮的夜晚。第一次战役是10月2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第三次战役是12月31日开始的，这三次发起战役的时间都是在阴历月中、故美国给我们的攻势起了个名字叫“月圆攻势”。
“礼拜攻势”——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制海权，缺乏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又不能在白天进行运输补给和机动。因此，一个战役所用的弹药、粮食、作战装备、物资，几乎完全靠战士背带，还得帮炮兵运炮弹，口粮顶多携带5天至7天的。这样，我军战士的负荷量就很重，作战持续能力很有限，激烈的战斗只能维持一个礼拜左右，于是敌人就说我们是“礼拜攻势”。
针对我军的弱点，麦克阿瑟和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就企图利用美军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施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军陷入战略被动的地位。这时，有的人(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也为我军的一、二、三次战役的胜利冲昏头脑，被敌人撤退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力主我军马上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认为，只要我军一追，敌人即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就彻底胜利了。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彭总说，“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并且在斯大林面前告了彭总的状。彭总久经战阵，高瞻远瞩，根本不上敌人诱我追击的当，也不为个别人的天真想法所动摇，断然拒绝这些人冒险追击的意见。理由是我军经过连续作战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很大(约占部队的一半)，后方补给线一下子延长几百公里，武器弹药、粮食、物资、补给非常困难，加上朝鲜是狭长的半岛，我军当时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敌人如在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威胁太大。基于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和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追击时反对冒险主义的一贯教导，鉴于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的严重教训，彭总坚决反对追击，并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原原本本的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彭总的意见，并且把彭总的来电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马上复电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接着又把拉佐瓦耶夫调离朝鲜。1952年7月，彭总在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过这么一段真挚感人的话，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作为中朝联军的统帅，怎么能拿着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
八、拉锯战和“零敲牛皮糖”
1951年1月底，敌人看到诱我南进的阴谋不成，即改换另一套战术，采取全线进攻的办法，“齐头并进”，“主力靠拢”，稳扎稳打，乘我后撤时，进行全线追击，与我们纠缠，使我们不能休整补充。他们称之为“磁铁战术”，美军又叫这种作战为“屠杀战”、“火海战”，即利用他们的炮火、坦克优势和空中优势，在作战中大量杀伤我军的有生力量。于是，1951年1月27日当我军在三七线附近休整时，美军就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全线向我发起进攻。
针对敌军的阴谋和特点，我军也改变了打法，即以积极的野战防御战来对付敌人的进攻，在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大量消耗敌人，待消耗到一定程度和敌人兵力又分散时，即用强大的攻势，进行反击，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于是，第四次战役，我军就先在汉江南岸展开了顽强的防御战，然后在横城砥平里等地对敌展开反击，这种持续的防御战、反击战，一直交互进行了3个月，歼敌78000余人，沉重的打击了敌人，并为我战略预备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
1951年3、4月，我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已陆续到达朝鲜。4月22日到6月10日，我军即以3个兵团、12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15个军的兵力，在东西两段对敌发动了强大的第五次战役，经过50天的激战，歼敌82000余人，收复了开城、议政府、加平、春川、扬口、麟蹄、阿里等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占领元山——安州蜂腰部的狂妄计划。但我军在五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斗减员为85000余人，比敌人伤亡人数多，最严重的是180师被敌分割包围后，由于指挥失当，几乎全军覆没。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司令部，又拟制了一个第六次战役计划，基本打法和第五次战役差不多。毛主席、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种拉锯战口张得太大，步子迈得太远，难以收到预期的战果，于是，5月27日，毛主席在接见陈赓、解方时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设想。6月13日接见邓华时，进一步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的形势。据我所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这个决心是经过连续将近一个月反复考虑，才作出的正确战略措施。当时主要考虑的是：
1.美军灭亡朝鲜，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已基本上被粉碎，并受到沉重打击，我军只要扼守住三八线附近的有利地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即已达到。为通过谈判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来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奠定了基础。
2.战争双方的力量互有长短，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敌人虽然在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又有强大的后勤支援，但不可能消灭中朝人民军队或把我军赶出朝鲜。我军虽然战斗力很强，数量上也占优势，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特别是后勤运输线太长，要迅速把敌人消灭掉或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军入朝作战后，积五个战役的经验，每次战役把口张得太大不行，与其这样打拉锯战、消耗战，不如改用持久的阵地作战，依托工事打小歼灭战，对我有利。这样一方面可以以逸待劳，依托工事，一个营、一个连地消灭敌人，积少成多;另一方面可以争取时间，不断地改善我军的装备、训练、后勤运输、阵地工事、空中和防空力量，使我军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把朝鲜战场作为一个最实际的练兵场和大学校，以战养战，以战教战。等到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敌我力量对比起了较大变化之后再打大的歼灭战。同时，根据各方情报证明，美军按照马歇尔的计划，在三八线及其以南修筑三道防线(即耳明线、怀俄明线、堪萨斯线)，各道防线均构筑了坚固工事，设有大量的地雷、铁丝网，扩建了金浦、水源、大丘原有机场，新建了18个前沿机场，增辟了14处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我军攻坚的条件还不具备，不如让敌来攻，在防御中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3.国际上希望朝鲜停战的呼声很高，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壮大世界和平的力量，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中朝方面同意苏联等国家的和平建议。美国方面由于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空前孤立，战场上连遭失败，经济上又有困难，也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的建议，于是，1951年7月双方就在战火声中，开始了停战谈判，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1951年6月到9月，我军逐步地由运动战转入了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在西起汉江口、中经金城、东至高城长达250余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依托各处的山头阵地，英勇的击退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从而形成了朝鲜战场上两年多的对峙局面。
当我军开始转入阵地防御作战后，敌人误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还想利用其空军优势和炮火、坦克等武器技术装备的优势，加上新从国内增调来的几个新编师，向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是，敌人的攻势均被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所粉碎。1951年6月上旬至8月上旬，我军在华川、金化、铁原、涟川、高浪埔里、抱川、长喘等地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8月中旬至9月上旬，朝鲜人民军在东线杆城以北地区粉碎了敌人所谓“有限度的夏季攻势”;9月下旬又粉碎了敌人对“伤心岭”的重点进攻;10月，我军在马良山、天德山和夜明山等地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
在阵地防御作战初期的艰苦日子里，我军的主要问题是守得住守不住?战士们为了对付敌人的空军轰炸和炮火的轰击，保存有生力量，1951年4月在伊川前线发明了一种“猫耳洞”，即在山头阵地我方一侧挖个防敌机轰炸和炮火袭击的洞子，敌轰炸炮击时，战士们就躲进去，敌人步兵一开始冲锋，战士们就从洞里出来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把敌人消灭或打下去。这种办法很有效，是一个新生事物，彭总和志愿军司令部发现后，就把这种创造加以改进推广到全军，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坑道工事。在技术条件和物资供应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们用极其艰苦的劳动和创造精神，在全线阵地上构筑了1200公里长的坑道工事。坑道工事加上山头上的野战工事就形成了一个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从而使绵亘东西250多公里的防御阵地，真正成了炸不烂攻不破的钢铁防线。
九、边打边谈
抗美援朝战争不是我们要打的，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是在美帝国主义无理霸占我国台湾4个月之后，是在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劝告和警告，悍然再次越过三八线疯狂向中国边境进攻并公然轰炸中国东北城市安东、长甸等地之后，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出兵的目的，是为了反抗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在于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我们立即响应，赞成停战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帝国主义由于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败再败，在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下，才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于是1951年7月10日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在战场上则不断发动什么“夏季攻势”、“秋季攻势”、“有限攻势”、“绞杀战”、“细菌战”、“上甘岭战役”等等，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得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公开说：“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是联合国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显然，敌人是想用打和谈的反革命两手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样，朝鲜战场上就出现了边打边谈的局面。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的战争计划的失败，宣布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在军事上、外交上的伟大胜利。难怪美国侵略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帅，没有胜利地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朝鲜边打边谈的斗争中，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元帅的英明领导，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又一次得到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
(1)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打交道没有力量是不行的。因为他们奉行的是侵略政策和实力地位政策。因此，国家如果没有实力，没有在战场上战胜敌人的力量和决心，没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得敌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它是不会和你平等地坐下来谈判的，谈判了也不能成交，成交了也不算数。
毛主席在分析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在1953年7月和下来时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军处于不利态势，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以落入朝鲜人民手中……。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侵略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2)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推行其侵略和实力地位政策时，经常采用的是谈、打两手，两者互为利用。因此一切革命的人民和国家都必须学会以谈和打的革命两手来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谈是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争取广大的同情，为打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胜利创造有利条件。打是为了用战争来粉碎敌人的侵略战争计划，阻止敌人的侵略行动，消灭和削弱敌人的实力，为平等谈判与合理解决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两者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达到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此，军事——外交、外交——军事两者要互相支援，互相促进，相辅相承，缺一不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理，就是不论谈也好，打也好，我们都处于有理的地位，都能得到广大的同情。我们有时和敌人谈，而且非常认真地谈，一达成协议就坚决贯彻执行，达不成协议也耐心等待，是由于真理在手，不怕讲理，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谈判可以暴露敌人，教育群众，争取广大的同情。有时不和敌人谈，甚至要打，也是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教训敌人，争取广大的同情。所谓有利，就是不管打或谈都能获得胜利，都能把我方的地位提高一步。所谓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有进有退，从实际出发，使打和谈互相配合，得到合理的妥协。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说：“这场战争必须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打赢”，“我们必须打赢，除了胜利，别无他路可走”。可惜，“扁担没扎，两头打垮”，美国在军事、外交两条战线都被打败了，结果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世界面前丢脸。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十、边打边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边打边建的方针。这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气魄、异乎寻常的方针。
所谓边打边建，就是一面打仗，取得战争的胜利，一面要用抗美援朝战争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同时，翻过来又用国内各方面建设的新成就，更有力地支援前方的作战，使我国各方面都兴旺发达，互相促进，螺旋上升。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边打边建的方针，军委在军事上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例如：
(一)边打仗边复员整编的方针1950年，我军在战争的情况下，仍坚持复员了40多万人(原来决定复员140万人，后因朝鲜战场作战需要，抽调了几十万老兵补充志愿军)。全军人数从540万，缩减为400多万。从而减轻了国家的军费负担，加强了经济建设，又使部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消了肿。1951年，因前方补充和加强国内备战的需要，使全军的人数又有所增加。
1950年11月中旬，周总理在居仁堂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就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训练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布置，到会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会议上，对我军如何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及如何进行训练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经过讨论，总理在总结时明确指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宝贵经验，进行整编，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1951年1月，鉴于我军在朝鲜战场上装备、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而我国军事工业的极端落后，我军库存武器、弹药、车辆等的惊人空虚，以及向外订货的种种困难，为了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提高我国军工生产的能力，周总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花厅召开了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总理任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任副主任。兵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确定兵工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总理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没有军事工业是软骨动物，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军工生产和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两条腿走路。
1951年夏，党中央决定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商定苏联援助我40个步兵师的编制装备问题。后来，斯大林主动提出再增加援助2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使我共改装了57个步兵师(60个师中援朝2个师，训练教学1个师)。这一援助为我陆军步兵师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51年10月，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国际国内情况变化，主要是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战局比较稳定，为了贯彻党中央精简整编的方针，周总理在中南海西楼同朱德、林彪、聂荣臻、陈毅、罗荣桓、叶剑英、李富春、张鼎丞等负责人共同研究审定了我军3年(从1951年到1954年)整编计划。主要内容是我军人数从430万，经过三年缩减至305万人。缩减的主要对象是机关、步兵，加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和院校建设。接着，在居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整编计划，基本上解决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规划。
1952年5、6月，根据我国要实行计划经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周总理和彭总的指导下，在原定3年整编计划的基础上，聂代总长、粟副总长召集军委各单位负责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五年国防建设纲要》(又叫《五年军事计划纲要》)。这一纲要对当时的国际情况，敌人向我国进攻的可能性和我国的设防方针、主要要求都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的主要要求是：1.采取重点建设的方针，以加强陆军和空军为主。海军则完成近海防御作战和海岸设防的任务;2.保证在主要战场上能够顺利的进行歼敌作战;3.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以生产为主，解决平时100个步兵师的装备和200个步兵师的储备为原则。同时建议国家的和平工业建设注意到一旦战争爆发，稍加改装即可生产弹药及武器以供战争的需要。7月18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这一《纲要》，并责成刚从朝鲜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负责实施。1952年8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与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协商后，确定了苏方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技术援助的156个项目，和苏方援助我国五年国防建设纲要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武器弹药装备项目。这一援助不仅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军工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的攻势作战，特别是金城战役的大规模攻坚战役，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上述情况说明我军由单一步兵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方针是明确的，步骤是稳妥的，进程是顺利的。
(二)轮番作战的方针
中央军委、毛主席鉴于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化，为坚持长期作战，于1951年2月7日提出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2月9日和3月1日军委对这一方针又作了进一步指示。确定国内部队凡是能够抽调出来的都要送到朝鲜战场，把朝鲜战场作为最好最实际的练兵场。截止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之日，到朝鲜进行轮番作战的部队有25个军零1个师(另有两个军担任修机场任务)，即我军步兵的三分之二都得到了实战锻炼。
(三)新建部队必须到朝鲜参加作战的制度
新建立的部队，如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等新的技术军兵种，及改装的步兵师经过短期的基础训练，必须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作战和检验，这比在国内和平条件下训练效果好得多。
(四)国内军队干部与志愿军干部互相交流制度
国内部队、机关、院校的干部，必须有计划地抽调到志愿军中去对口学习或轮换。志愿军中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则抽调到国内有关军区、部队、机关、院校任职。那时，军委有个设想，军队干部，特别是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在五年之内都要到志愿军和院校中去锻炼和轮训一遍。为此，许世友、李达、杨勇、杨得志、张震等军队主要负责人都带头到朝鲜进行了学习锻炼。
(五)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国政府从苏联聘请了一些军事顾问和专家，这些人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化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也很热情地帮助我们，特别是他们在战术和技术方面，有很多经验。因此，军委、毛主席、周总理一再号召大家要认真地向顾问、专家学习，切实搞好和顾问、专家的关系，一定要把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正因为如此，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减少了许多摸索的过程，少走了不少弯路，我军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当然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时，军委也一再强调要切合我国我军的实际，防止生搬硬套犯教条主义。
上述这些计划的拟制和执行，是毛主席、周总理、彭总、聂总和各总部、军兵种花了大量心血，并吸收了各方面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和学习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才完成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艰苦的任务，一环扣一环，哪一环照顾不到或出了毛病，都不行。
正因为中央军委采取了这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作战能力取得了喜人的成绩。(1)数量上，我陆军改装了57个步兵师(每师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1个坦克团);战略炮兵，到1951年10月增加到13个师47个团，952门火炮，预定到1954年底发展到25个师，18万人;战略装甲部队，到1951年10月增加到4个师零9个团，坦克战车1160辆，预计到1954年底发展到86个团，计有坦克装甲车3300辆;空军1951年7月增加到32个团，预计到1954年底发展为120个团，38万人;海军到1951年增加到各类小型舰艇308艘，预计到1954年发展到4艘驱逐舰，136艘鱼雷快艇、8艘潜水艇，14个海岸炮兵连，海航飞机223架，共30万人。(2)从质量来说，建军训练是完全成功的。我们那些出身“放牛娃”、“警卫员”、文化程度也不高的飞行员，如李汗、张积慧、王海、刘玉堤等，竟然把美国飞行约3000小时的空军少校中队长，号称“成绩最高”的喷气式飞机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等，打得落花流水，神化般赢得了空战的胜利。志愿军的陆军各部队也出色地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现代化军队，既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给我国的现代化国防建设奠定了强固的基础，获得了一边打仗一边建设的双丰收。
十一、后勤工作的战略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和我们过去打的战争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前方作战对后方供给的依赖性大大增加，后勤工作的地位大大提高。彭总多次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60～70%应归功于后勤”。这是经验之谈，也是对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发展。当然这个60～70%应该是指整个国家后方对前线的支援，而不仅仅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军队后勤。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人力物力的补充，基本上要靠国内、靠后方，前线就地补给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
这种情况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产生的：
(1)敌情变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作战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这些军队：第一是外国人，由于民族、语言、习惯、信仰等不同，抓到的俘虏，不能补充我军，这和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可以大量补充俘虏是大不一样的。第二，敌军是一个高度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头，拥有大量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车辆等，火力猛、机动快，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因此，迂回包围歼灭它大的建制部队比较困难，作战中弹药武器消耗大，缴获的武器弹药虽然也很多，但敌人可以马上用狂轰滥炸把它毁灭掉，我能用的很少。
(2)战场变了。我军抗美援朝战场是朝鲜，它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敌人空军海军又占绝对优势，我不能不三面设防，兵少不行，兵多了补给又困难，由于朝鲜国小人少，加上敌人抢掠破坏严重，人力物力都很困难，就地取材虽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离部队的实际需要差得很远，加上语言不同，侦察、作战和办事都很困难。
(3)我军的武器装备也变了。以前我军是小米加步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已从单一的步兵加少数炮兵逐步形成了有步兵、炮兵、坦克、工兵、铁道兵、空军、防空军、海军、公安兵、后勤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组成的联合军兵种，武器弹药物资装备的型号种类和数量比过去复杂得多，消耗也大得多。
(4)我军后方的情况也变了。首先我们有了全国政权，有了5亿多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经济基础，虽然这个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特别是军事工业更差，急需恢复、改组和新建，但毕竟有了这个比过去雄厚得多的人力物力来源。可以向前方提供部队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
(5)国际条件也变了。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有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中苏之间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枪、炮、弹药、飞机、坦克、汽车、汽油等等军械军需物资可以向苏联订购，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帮助我们学会使用和修理，这和我们过去被封锁孤立无援时期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前三个条件说明了前方的大量消耗，必须依靠后方的补充。后两条说明后方也有可能满足前方的一定需要量。若无后边两条，前方需要也是空的。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给前线共补充兵员和民工200多万，物资9600多种，近300万吨。那时前方组织战役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后勤保障的可能性如何?必须先计算有多少子弹、炮弹，有多少粮食，有多少运输能力，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决定战役的规模，甚至决定打不打。刘伯承元帅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指出：“由于现代化战争中军队众多，技术兵器复杂，需要兵器物资的大量消耗，因此，后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
光有人员武器弹药物资还不行，还得看能否及时送上去，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后勤运输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问题。
部队和兵员的前送和调动要运输;
武器弹药物资前送要运输;
伤病员后送要运输;
粮食、蔬菜、被服、器材等前送要运输;
修工事、公路、机场、仓库、所需的工具、器材、木料要运输;
汽油、修理武器的技术设备要运输;
如此等等。几乎什么都离不开运输，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输问题，还因受到以下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变得更加困难。
(1)敌人恃其空中优势、海军优势和炮火优势，对我狂轰滥炸，妄图切断我军的供应线。它们实行所谓“绞杀战”、“隔离战略”，昼夜不停地袭击我铁路、公路，投掷大量的破坏弹、杀伤弹、定时炸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照明弹、散布三角钉、蝴蝶雷等，实行什么“重点轰炸”、“重点封锁”、“截来路”、“堵去路”、“炸桥梁”、“轰车站”、“烧仓库”、“捕捉火车汽车”、“全面破坏”等等手段，使我不能正常前运后送，消耗损失很大。
(2)朝鲜是个狭长半岛，和我国只有几条公路和二、三条铁路相通。这些路本来就不够用，又必须边掩护、边抢修、抢运，才能把最急需的东西送上去，朝鲜又是山区，修路工程很大，这就大大增加了后勤人员的数量，而后勤人员的增加又加重了后勤物资的需要量和运输量。
(3)我国缺少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铁路运输当时机车很少，油槽车更少，能装坦克、大型机械的平板车基本上没有，桥梁器材和抢修机械也很困难，公路运输汽车少，抢修机械更少，远远不能满足前方的需要，国内生产很有限，从苏联进口也困难，只好用土办法，动员民工用手推车推，担架抬，人背、马驮、马车拉，这虽然也应了一下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代价也很大，大大增加了物资的消耗量，如用一辆手推车送粮食到三八线，送到了，车上运输的粮食除去推车人来回吃的和其他损失消耗，补到部队的也就很少了。兽力运输，仅草料就成了大问题。
(4)我空军、海军、防空力量太弱，这就使敌人几乎任意地对我狂轰滥炸。由于工业基础薄弱，修理力量很差，又使大量运输工具的再生能力很低。
为了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彭总、聂总和志愿军的同志们以及全国人民，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周总理(当时又是军委副主席)也是领导全国后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日夜操劳，呕心呖血，运筹帷幄，想各种办法来满足前方作战的需要。1951年1月22～23日他在百忙中还特地率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事运输司令吕正操等负责同志，到沈阳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东北军区兼志愿军后勤部长李聚奎等负责同志，召开了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志愿军师以上后勤部长、分部主任和东北军区负责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
周总理在会上亲自作了有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报告，指出了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明确提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我们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科学论断。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军对抗美援朝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和如何去争取胜利的自觉性。周总理除在会议上听取了许多负责同志的汇报外，还深入下去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对志愿军后勤工作中各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根据需要与可能，一一加以切实合理地解决。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党委经过具体协商于1951年5月19日正式下达了加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命令。这个命令对后勤工作的任务、职责、建制、领导方法等问题，都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后勤工作不仅是负责后方勤务，而且还要负责后方的作战指挥。把在后方地域执勤的高炮部队、运输部队、铁道兵、工兵、公安、通信等部队均划为后勤的建制部队，各级后勤部长均由各级领导中的一位首长(副司令、副军长、副师长)担任。
为了加强后方运输线的安全和抢修抢运能力，中央军委又从国内抽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工兵、公安等部队入朝作战，并调整了前方部队的部署和任务。……经过这些改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有了重大提高，后勤供应得到了根本改善。
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经验时说：“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的充分的物资保障是不可能进行的，后方有充分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后勤工作将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最高阶段，如果不从现在着手，建设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与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一点感想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经验都是中朝人民和军队用鲜血换来的，对指导今后的建设和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仍有重大的作用，我们应该认真的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千万不可忘记。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为什么事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性，知道它的昨天，就可以知道它的今天，知道它的今天就可以知道它的明天。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过去的经验当成教条到处生搬硬套，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切战争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也不能绝对化。因为很多情况都变了或正在变化着。例如现在军事上的武器技术装备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就有很大变化，进行战争的模式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叙利亚的战争，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英国、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两伊战争以及以大量使用高科技武器为特点的海湾战争，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我们对这些新事物，都应加以认真的调查研究，用新的观点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思想去建设我们的军队，加强我们的国防，千万不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研究任何战争“都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总之，我们要继往开来，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使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兴旺发达，阔步前进。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1994年第1-5期；按语为无弦琴主所加。
来源时间：2021/4/14 发布时间：202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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