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凤凰网-香港号

中方和美方之间的这一次见面，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成果?知名学者丁学良在接受凤凰网香港號访问时认为，有几点还是可以期待的。

一个就是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防控，拜登政府也迫切希望跟中国政府之间有合作。因为现在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两三天的讨论得很厉害。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里面用不同的疫苗，中方已经表示了，如果说外国公民用的是中国出口的疫苗的话，那么他们进入中国的签证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方便。

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国家是件大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国家，至少是在实物的贸易方面，不是服务的贸易方面，是全球第一大国，很少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跟中国之间没有经济贸易的往来。那么他们的人要进入中国，前提就是得要注射疫苗，而且要注射中国出口的疫苗。问题是中国出口的疫苗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面都是普遍使用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可能在中美之间，马上为这个事情就要发生很大的摩擦。欧盟方面已经在做出相应的准备了，说如果中国政府在给签证的时候是看你用的什么疫苗的话，那么欧洲、欧盟不包括英国，欧盟要用相同的方式对待，就是你中国的公民进入欧洲欧盟范围之内，你必须用欧盟所批准的那些疫苗，而不是中国的疫苗，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全球的经济贸易要恢复的话，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好，下一步怎么办?已经时间拖了那么长了，美国也会有这个情况的。我觉得像这种事情上，是一个迫切需要沟通的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在特朗普的最后两年多，他所谓的FON就是在全球海洋上不受障碍的航行权利，因为在全世界在国际法上面也不只是一个解读。现在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更加频繁地到中国周边的所谓巡逻、航行也好，飞行也好等等，密集程度是越来越高。同时中国在防范方面是密集度也很高，两方面都非常紧张。这个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舰和船，会在很狭窄的水面发生事故的，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在美国国会方面，在过去两一年多中已经在准备非常详细的法律文件。我看了一下法律文件中也最紧迫的事情之一，是希望中美之间尽快能够对双方的军舰和飞机在中国周边，南海也好，东海也好、印度洋也好，要定出一个双方能遵守的行动规则和沟通的一个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了，美国方面最近在一年多来都在要考虑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中和?现在他暂时不敢讲，完全压倒中国海军的增长的幅度。我觉得像在这第二件事情上，我希望双方能够要谈到这一点，因为一旦出现了失控局面，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第三个，我觉得双方之间可以谈的，也是关系到中国千家万户的。中国作为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到美国去，美国是最大的接受国，现在这事情还在僵化，包括还有双方在学术方面的一些合作，这种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有些军事安全方面我们不谈，一般的其他的方面的，你还是要把渠道理清楚，比如留学、访问等等。

那么第四个毫无疑问，美方非常重视的是关于气候变化这个事。因为这一次会看得很清楚，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特朗普时期遭到最多批评的一个国际公共领域的政策。那么拜登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地强调他们要把这个事情给捡回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可能会谈的，随着特朗普退出了TPP和他缩小版的TPP,那么在最近几个月，中国最高的领导层多次表示，中国并没有把门关上，中国也可以考虑加入新的扩大版的贸易协定新的TPP。在这方面也可能在谈判的时候美方会提出来，我认为在这些方面都是把拜登行政当局在他们竞选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重要的许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许这些题目可以试探一下。

来源时间：2021/3/19   发布时间：2021/3/19

旧文章ID：24549

作者：耿直哥  来源：环球时报

下图，便是《纽约时报》这篇恶臭的报道。是的，这篇报道居然将中国政府批准上市的第五款新冠病毒疫苗进行了极为卑鄙的炒作，竟说这款疫苗是用“仓鼠的卵巢细胞”制造的。

但这一“仓鼠卵巢细胞”描述，首先在科学层面就极为不准确。这款新上市的新冠疫苗其实使用的是全世界疫苗研发和生物制药领域常见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研发人员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技术制作了用于疫苗研发的重组蛋白，并不是《纽约时报》所误导的那种直接在用来自“仓鼠卵巢”的“细胞”生产疫苗。

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也都在疫苗和生物制药领域广泛地使用这种“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的技术。

更恶劣的是，《纽约时报》故意将一个科学话题进行如此卑鄙下作的歪曲，尤其是其刻意将“仓鼠卵巢细胞”这个错误的表述突出出来，说什么中国的疫苗是用“仓鼠卵巢细胞”做的，让人不得不怀疑该报是不是迎合美国社会中那种将新冠病毒说成是“中国蝙蝠病毒”的种族主义情绪，在煽动针对中国人乃至华人和亚裔的仇视与攻击。

因此，就连美国的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与学者，都看不下《纽约时报》这篇恶意满满的报道了。

如下图所示，一位名叫Sandra Steingraber的美国生物学家就斥责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尤其是其标题，是“不负责任的软种族主义”。

这位美国学者同时也解释说，遭到该报歪曲和恶意炒作的“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是全世界的实验室用来生产蛋白的一种基因工程技术，而且是被普遍使用的。她还说“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是1957年时由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实验室生产研发的。

她更大声对《纽约时报》喊话说：“请停止这种暗示华人(中国人)在对动物做什么奇怪事情的做法吧!”

一位给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撰稿的自由撰稿人，也对于《纽约时报》这种恶臭的做法表达了不满，称自己虽然很尊重该报，但该报这篇报道“错失”了一个讲清楚“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的重要机会，比如这种基因工程是世界上许多疫苗和疗法的基石。

然而，面对这么多对这篇报道的抨击，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黄瑞黎——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华裔，却仅仅“轻描淡写”地表示称这只是个“失误”，并称“我们已经修正了报道，以正确地反映出疫苗是用仓鼠卵巢细胞表达系统制作的，而不是直接用仓鼠卵巢细胞”。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黄瑞黎近些年在报道涉及中国的话题时也一直非常偏颇，并在新冠疫苗的事情上已经有过多次对中国疫苗的恶意炒作和歪曲。

可截止北京时间今天(3月18日)中午12时我们撰写完此文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大标题仍然是遭到学术界和传媒界人士抨击的那个“中国最新的疫苗是用仓鼠卵巢细胞制作的”恶毒的标题。

直到18日12时25分，我们才发现《纽约时报》将其报道的标题改为了“中国批准上市了第五款新冠疫苗”。

但在影响力和传播力更为广泛的社交网络平台上，《纽约时报》仍然没有更正其发布在该平台上的帖文。其内容仍然是“中国批准了第五款新冠疫苗，这是用仓鼠卵巢细胞做的”。

最后，耿直哥注意到上述那位美国学者抨击这篇报道在煽动种族主义后，有人指出写报道的记者黄瑞黎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华裔，暗示她不可能是在煽动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虽然此人也承认黄瑞黎报道的标题确实很烂。

有人还认为《纽约时报》的编辑更应该为这篇报道负责，因为这个标题很可能就是编辑起的，并要求《纽约时报》道歉并开除相关编辑。但也有人指出，如果是真正负责专业的记者，肯定也是要对这种标题提出异议的。但黄瑞黎并没有这么做。

而不论这个《纽约时报》的华裔记者到底安得什么心。一个极为讽刺的情况是，就在黄瑞黎和《纽约时报》这篇助长和煽动仇视亚裔的种族主义的报道被刊登出来的同时，美国另一个华裔媒体人樊嘉扬正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控诉着美国的“反亚裔”情绪，并哀叹说她如今出门时不得不用口罩去遮挡起自己的那副“亚洲面孔”了。

所以，不论黄瑞黎的动机如何，她给《纽约时报》撰写的这篇文章都在进一步恶化疫情下华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生存处境。不论她是不是带有某种为了取悦西方价值观的“逆向种族主义”心态，她的这篇报道实际上都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华人群体，造成了一种恶毒的“政治内卷”。

这也是许多自我标榜“反对种族主义”的美国和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和他们所撰写的一篇篇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所带来的真正影响，他们并没有让世界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让全世界华人的处境都更艰难了——尽管他们自己得到了更多来自西方白人的认可。

来源时间：2021/3/19   发布时间：2021/3/18

旧文章ID：24545

作者：查道炯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篇题为“谁在帮助最需要疫苗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帖子在微信群中转发，引起了一些讨论。对于标题提出的问题，帖子明白给出了答案：谁宣布的援助目标(金额和剂数)多，谁就在雪中送炭。

帖子引用的是全球疫苗联盟(GAVI)的数据，而相关数据图中没有提到中国。其实，中国已于上月22日已宣布，向COVAX先提供1000万剂国产疫苗, 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一个“先”字，给后续行动留下了空间。

那么，为什么COVAX数据中没有中国呢?那是因为只有在世卫组织向中国的新冠疫苗发出“紧急使用认证”(Emergency Use License)之后，有需求的国家通过COVAX机制，跟中方采购谈判成功，中国的贡献才会在COVAX的统计中出现。而截止3月14日，世卫疫苗专家组还在对中国已经在国内获准带条件使用的新冠疫苗进行技术论证。

中国的疫苗出口，为什么要等世卫认证，而欧美国家的疫苗却可直接进入COVAX呢?这跟全球疫苗产业的发展史有关。欧美国家的疫苗企业一直是世界疫苗研制和生产的龙头。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疫苗预认证计划，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设备、生产场地和药监机制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对提出申请的单种疫苗产品逐个审核。获得预认证的疫苗则可进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边机构的采购候选单，供有需求的国家选用。中国在2011年，经历了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获得了监管预认证资格。2013年起中国陆续已有四种疫苗被纳入产品预认证。

看疫苗援助数据，难免产生某种援助国之间“软实力”竞争的联想。但其实，看国际疫苗援助，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纳入视野：

其一，通过COVAX采购，只是中低收入且无力自行研制或加工疫苗的国家获取新冠疫苗的可选项之一。

由GAVI倡议，世卫提供政策协调支持的COVAX是一个有商业性质的预销售承诺(Advanced Marketing Commitment，AMC)安排。高收入、中高收入(以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准)国家通过签订AMC可获得疫苗订购数量保障，不享受单价优惠。中低收入和贫穷国家可获得优惠价格，差价则由援助国捐款、世界银行专项贷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筹得的款项弥补。

COVAX是一种创新，目的是避免之前大流感疫情出现时的窘况：中低收入国家只有一个选项：等高收入国家满足国内需求后，获得捐助才有疫苗可用。那是因为疫苗生产商事前没有将后者的需求纳入产量规划。这个机制有创意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疫苗就像生产飞机一样，只有在有订单的前提下厂商才启动组装、做发货准备。新冠疫情下，COVAX的出现是一种急人之所急。

一支在发达国家销售的新冠疫苗，在纳入COVAX机制后与中低收入国家谈判销售时，销售企业是否以优惠价格出价，受不同注册国的反托拉斯(anti-trust)法规制约。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售所涉及的差价如何有效填补，就得看进口国的出价能力、承诺的援助金额是否到位，以及援助提供方是否有受援方收入水平以外的附带用款条件。

其二，与疫苗生产、加工国达成双边新冠疫苗交易安排，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另一个选项。

根据官方消息，截止3月2日，中国已经或正在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27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对蒙古、埃及、泰国、新加坡、多米尼加、玻利维亚等国的疫苗援助和出口都已运抵当地。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向津巴布韦、土耳其、秘鲁、摩洛哥、塞内加尔、匈牙利、阿联酋等7国交付了疫苗。

双边疫苗安排，与多边途径相比，可节省交易环节、节约时间。当然，这要求进口国要么具有自主从事疫苗技术审核的能力，要么认可疫苗生产国监管机构的审核结论。

其三，“最需要”国家的标识，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水平和付款能力上。新冠疫苗与常用疫苗的一大不同是：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同期接种需求，而常规情形下政府保障的疫苗接种项目集中针对儿童人群，成人流感接种在多数国家属于推荐性项目。根据世卫2018年的统计数据，其194个成员国中有74个没有成人流感疫苗接种项目，这些国家要实现快速使日常活动范围更大的成人接种，就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相应的投入。在很多低收入、城镇化程度低的国家，成人疫苗接种过程的“最后一公里”相当长。另外，在不少国家，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社会性因素也会影响接种的进度。

采用新技术研制的新冠疫苗，对运输、储藏的时间有更严格的要求。所以，从宣布援助意向到疫苗运抵一个国家，前提性条件是事前做好周密的运输和接种实施安排。也就是说，只有在援助国与受援国在接种措施层面做好了无缝隙对接，才能实现在雪化前将碳送到户的愿景。

最后，获批入市新冠疫苗产能的保障，是中低收入国家获得产品的物质基础。英国的Chatham House智库在3月9日召开了全球疫苗生产机构的峰会。为该峰会准备的市场调研材料称，新冠疫情前全球的疫苗需求在35亿到55亿支之间，产能有保障;而到2021年底，仅新冠疫苗的全球产能就有望生产140亿支，成绩斐然，但产能的保障和进一步扩充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目前，流感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高度集中在九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美国。在它们那里，新冠疫苗满足国内接种需求后，再向外捐出，这也是一种援助。在捐出前，如何在其国内具体需求支数也难以确定的背景下，避免对全球疫苗生产链上的要素流动做出限制，是一个考验专业和政治判断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出现受援国的受援疫苗久等难到甚至不到的现象，是不能排除的。

就像平时一样，聪明的援助是让一笔钱创造两重惠益，但实现这个愿景到目前为止还有困难。如果疫苗援助款可用于推动获批入市的疫苗交由发展中国家有技术资质的企业进行批量加工，则既有助于充分利用全球现有产能扩大产量从而降低单价，也给承担加工任务的企业和社会增加收入。

根据前面提到的Chatham House报告，现有的疫苗加工能力，55%在东亚地区，40%在欧洲和北美，非洲和南美则不到5%。已经获准使用及处于研发阶段的新冠疫苗，包括应对变种用的补充疫苗，集中在欧美地区。也就是说，东亚有“富余”产能可用。一般情形下，授权加工的知识产权转让等环节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新冠疫苗的授权加工便利化的讨论还在进行，一些发达国家不太乐意为了快速提高新冠疫苗的产量而在它们坚持的法规原则和商业利益做出让步。

综合起来看，新冠疫苗的国际援助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如何在疫苗的生产、认证、运输、接种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无缝隙对接 ——即产即运，到运就接种 ——需要各相关国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目前，有意愿和能力提供援助的国家更多地是在跟时间竞赛，而不是彼此之间竞争。未来的援助态势如何变化，还有待观察，因为唯一可确定的是疫情变化(和相应的疫苗需求)的不确定性。非要从“软实力”竞争的角度去看国际疫苗援助的话，仅看援助金额的大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成功完成接种环节的援助，才是谈得上是践行了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公共品的承诺。

查道炯，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双聘教授。

来源时间：2021/3/19   发布时间：2021/3/18

旧文章ID：24544

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通过路透社和韩国《中央日报》连续对外放话：“美国在2月中旬以后陆续通过纽约(朝鲜代表部)等多个渠道与朝鲜联系，但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得到平壤的任何回应”。3月15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再次在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内容。习惯就朝鲜议题高度保密的美国就朝美事务如此罕有地公开放话，等于公告不久将对朝鲜采取实际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副国务卿金成在此之前也向媒体透露：“围绕对朝政策的讨论将在几周内画上句号”。

种种消息来源显示，美国未来数周将团结日、韩盟国，共同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施压的核心内容是勒紧朝鲜政权的经济命脉。据了解，主要措施应该是封锁朝鲜海岸，在经济上给予朝鲜致命性的压迫。最终目的是迫使朝鲜弃核。而如果中国此次采取支持朝鲜的政策，则美国也会制裁中国，并使其团结盟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得到进一步实现。因为下一步的对朝施压是由美国与日、韩盟友共同进行的，并非美国一家。美国上述战术，可谓一箭双雕。

美国事前精心准备

拜登此次行动以朝鲜拒绝讨论朝核问题为由作为切入点，一来把拒绝弃核的责任全部推给朝鲜，二来向朝鲜施压，迫使朝鲜和美国谈判弃核，可称得上是精心准备。

就第一点而言，拜登政府的行为不得不说是考虑细致。

众所周知，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说，朝鲜弃核的主要障碍在于区域内的中国和韩国文在寅政府。

中国是域内大国，也是朝鲜法律上的盟国。虽然中国的立场也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由于中国距离朝鲜地理位置上太近，加之1953年《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制约，使得中国一直反对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作为《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虽然过去中美之间就解决朝核问题曾经有过私下讨论和商讨，但中国迄今很难退让的一条底线是：美韩军队越过临时停战线，这是中国作为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样中国军队同样必须越过边界进入朝鲜，以维护临时停战协定的严肃性和中国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因为相关各方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并无统一立场，中国也很难赞成以推翻朝鲜政权的方式武力统一半岛。如此，目前中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通过谈判迫使朝鲜弃核，而鉴于朝鲜合理或不合理的政治雄心，中国方案的局限性是毋庸置疑的。

韩国文在寅政府的问题是：害怕战火燃起毁掉韩国经济，特别是其强烈的亲北方情节，使得文在寅政府一直反对美国用强力手段解决朝核问题，并多次以不合作和斡旋的方式，实际破坏美国对朝核的解决方案和行动，主张减缓对朝鲜的制裁，要求美国与朝鲜谈判解决朝核问题。而朝鲜当然希望如此，但朝核问题的解决便遥遥无期了。

而现在拜登政府公告世界，已经通过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动与朝鲜就朝核问题进行联络，但被朝鲜拒绝。如此，责任就全在朝鲜方面了。

而且上述做法的厉害之处在于，拜登政府等于是用上述公布于世的事实告诉文在寅：美国为解决朝核努力了，但朝鲜拒绝。因此韩国不能再要求美国放宽对朝鲜制裁、敦促美国重启与朝鲜谈判了。美国将要对朝鲜实施更加严格的制裁，迫使朝鲜回到弃核的谈判桌上来。

此外，美国还在之前对韩国文在寅政府表示了一个善意。在特朗普时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韩国增加驻韩美军费用的问题，拜登政府也做出了让步：韩国的费用虽然仍然增加了，但有一部分是作为工资发放给了驻韩美军中的韩国军人，这等于是美国代文在寅政府为韩国军人发了工资，文在寅政府对此也表示满意。但美国这样做，韩国当然也需要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以回报，这个回报甚至可能要体现在盟国遏制中国的问题上。

对中国，拜登政府的逻辑与对韩国是一样的：美国为解决朝核问题努力了，美国主动和朝鲜联络，讨论解决朝核问题，但被朝鲜拒绝。鉴于朝鲜拥核违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国际法，因此美国必须要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同时，如果朝鲜再次挑衅，美国将对朝鲜采取一切强硬手段。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对朝鲜施加自己的影响，与美国合作，迫使朝鲜弃核。

其次，美国公开朝鲜拒绝就朝核问题展开会晤的行为，也是在给朝鲜施加压力，因为是朝鲜拥核违反安理会决议，同时联合国对朝鲜拥核的制裁决议仍然有效。

果不其然，针对美国指责朝鲜拒绝弃核，朝鲜的金与正发话了。金与正3月16日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话说：美国新政府若想在今后的四年里平平安安地睡个安稳觉，就不要制造麻烦事。

笔者认为，金与正此言更是对韩国说的，其目的是通过恐吓韩国，离间美韩同盟。此外，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状况，也为朝鲜拥核提供了机会。第三，拜登对朝鲜政策还没有出笼，朝鲜需要观察一下，而且因为疫情，朝鲜国内的经济情况并不好。但无论如何，拜登团结盟国封锁朝鲜的办法，金与正无法解决，毕竟有联合国决议在此。

中国处境再次尴尬

如此，中国的处境便再次尴尬起来了。

此次中国如果因为当前中美关系的不稳定而支持朝鲜，和朝鲜站在一起反对美国对朝鲜的压迫和封锁，鉴于中国也同意的联合国安理会涉朝核问题制裁决议仍然有效并发挥着作用，美国将连带中国一并制裁。在当前美国国内两党一致同意遏制中国立场的背景下，拜登这一政策将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政治上将受益。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下一步对朝制裁政策是盟国的共同行为，于是中国若支持朝鲜，等于反对整个美日韩盟国，美国团结盟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将变得更加牢固。

还有，如果中国此次再像以往一样，拉上俄罗斯一起发表联合声明类的公开文件，反对美国制裁的话，这也正是美国所希望的。因为一旦发生此类事情，美国团结盟国共同反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变得毋庸置疑，连带反俄也变得理所当然了。如此，中俄两国将一起被朝鲜拉下水，朝鲜最期盼的中俄朝三国结盟将成为事实，于是拜登对盟国的动员能力将空前顺利，其团结盟国反华的目的便十分自然地得以实现了。

一旦出现上述情况，中国面临的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将和朝核问题联为一体，构成一个整体呈现给世界，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团结盟国和相关国家共同遏制中国。这对与世界经济存在如此密切联系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今年已经进入还债的高峰期，欧美国家正在国内加紧注射疫苗以恢复经济，而中国国内疫苗的接种速度缓慢的背景，中国很难应对国际社会更进一步的封锁。

而且从根本上讲，朝鲜拥核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伤害，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依据上述事实，支持朝鲜是不合时宜的。而如果换一个思路，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出发点，对朝鲜弃核追求一种重结果而不是口头宣示的政策，则中国外交的前景就会豁然开朗，起码当前面临的困局也会有所缓和，尤其是如果局势紧张起来的话。

来源时间：2021/3/19   发布时间：2021/3/18

旧文章ID：24542

作者：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报道，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这是继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国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在“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全面准确贯彻落实。这是历史的深刻启迪，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坚持“爱国者治理”原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美国等个别国家对此横加指责，违背事实、颠倒黑白、双重标准，试图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这些国家本身均对公职人员的爱国立场和相应政治资格作出严格要求。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事实真相。

一、美国

◆美国对所有公职人员都有“爱国者”要求，明确禁止有违效忠义务的人担任公职。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在政府工作人员应承担的基本责任，其一般原则的第一项即忠于美国宪法和法律。

◆美国法律以“负面清单”方式规定，任何人如支持推翻美国宪制和政府，或参与针对美政府的罢工，或参与从事相关活动的组织，则不得在美国政府内任职。在美国政府内工作人员必须依法确认自己不存在上述情况，如作出虚假声明将受到刑事处罚。美国刑法明确规定，犯有暴乱、叛国等罪行的人不得担任公职。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设有独立的道德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和调查议员是否有不忠于联邦等行为。美国历史上，共有18名国会议员因不忠于联邦被取消资格。

◆美国有确保国民效忠的周密宣誓制度。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各州一切行政、司法官员必须宣誓效忠美国宪法。美国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定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员都必须宣誓。不庄重宣誓不但构成拒绝宣誓，还会引发严重后果和责任。

◆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选举立法。仅近两年，美国会议员就提出了40多项关于完善选举制度的法案。就在北京时间全国人大公布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议程的同一天(美东时间3月3日晚11点)，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完善选举制度、提高选举安全的“为了人民法案”。

◆美国完善选举制度主要由联邦主导，且通过具体选举规则确保当选的是“爱国者”。在参选资格方面，明确禁止有违效忠义务的人参选公职，如违规参选将受到刑事处罚。在竞选过程中限制外国对竞选候选人的影响，比如联邦选举竞选法明确禁止外国国民通过任何形式向任何政治选举提供资金支持，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外国代理人与候选人来往时需表明身份等。

◆除正式选举规则外，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选举文化也是参选人必须遵从的“游戏规则”。各方候选人为赢得选民支持，在竞选过程中都极力展示爱国热情。公众对候选人爱国言论的严谨性要求非常苛刻。

二、英国

◆英国对公职人员忠于国家的操守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其更高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及责任。英国制定了《1351年叛逆法》《1848年叛逆重罪法》《1989年官方机密法》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用以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部势力、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确保民众效忠国家，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法律同样适用于公职人员。如果公职人员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还将被处以额外惩罚。如果公务员触犯叛国罪，除一般纪律处罚外，还将自动丧失获得退休金的权益。

◆英国《议员行为准则》中“议员职责”一章第一条就规定“议员有责任忠实地效忠女王陛下及其后嗣和继任者”、“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履行职责”。《公务员管理守则》在“行为和纪律”一章的开篇即规定“公务员是王室的服务人员，王室是公务员的雇主，公务员对王室负有忠诚的义务”。

◆英国规范宣誓制度的法律多，涉及人员范围广。英国《1866年议会宣誓法》《1868年承诺宣誓法》《1978年宣誓法》等多部法律对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作出规定，包括效忠宣誓、受任宣誓和司法宣誓。地方政府官员也有宣誓的要求。例如，《1998年苏格兰法》规定，苏格兰议会议员、政府部长、政府次长亦须按照《1868年承诺宣誓法》进行相应的效忠宣誓和受任宣誓。司法官员则须进行司法宣誓。

◆英国要求宣誓必须庄严和公开地进行。如有关官员拒绝或忽略作出宣誓，那么如该人已经就职，则必须离职，如尚未就职，则须被取消其就任资格。

◆英国通过中央主导地方选举，维护国家选举安全和宪制秩序。英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其治下各个地方的选举制度都是由英国中央政府决定的。目前英国中央政府制定了超过200件涉及选举的法律、命令、规则等，对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议员、市长、警察和犯罪专员等选举作出规定。例如，苏格兰地区是英国自治程度最高的地区，其选举制度就是由英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苏格兰法》(2012年修订)来规定的。

◆英国严格限制外国捐助参选政党。英国选举法律规定，政党凡超过500英镑的捐赠，均须来自“获许可的捐赠方”。外国的个人和机构不属于“获许可的捐赠方”。

三、德国

◆德国《基本法》和德国《联邦公务员法》规定，行使国家主权事务权力的公务员负有公法上的服务及效忠义务。如果公务员从事违反宪法所定义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活动，或参与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存在或安全的行为，是为未履行公务员义务。

◆《联邦公务员法》第64条规定的誓词中，公务员须表明维护德国《基本法》(德国宪法)、所有现行的联邦法律并忠诚履行职责。

◆德国宪法法院在1975年的“公务员的忠诚义务案”中进一步明确，公务员对于国家及宪法应负特别的政治上的忠诚义务。实践中，德国公务员不仅被要求忠诚维护其宣誓效忠的宪法秩序，不从事任何破坏宪法秩序的行为，还被要求履行更高程度的忠诚义务，比如不得参与罢工或破坏政府运作效率的不合作运动，否则将被视为违反服务义务，是对政府的不忠。

◆德国《基本法》第21条规定，德国政党的宗旨或党员行为，意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者，是为违宪，由联邦宪法法院予以裁判。

◆德国通过设立监察体制防止、监督或惩戒其公职人员违反效忠义务等行为。德国通过《基本法》《联邦公务员法》《联邦官员纪律惩戒条例》《廉洁从政规定》《公务员守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全方位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行为。

四、法国

◆法国宪法强调，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

◆法国刑法典第四部分列明各种危害民族、国家与和平的相应罪行和刑罚，包括危害共和国机构或领土完整罪、破坏公共和平罪、叛国和间谍罪等。

◆法国宪法第一章“主权”事项的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可以自由地组织并进行活动。它们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

◆法国设置专门选举监察机构履行监察职能，在中央一级有内政部设置的管理全国选举事务的全国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全国的选举工作和选举基本原则在竞选中的遵守情况。

五、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2003年颁布了《公共服务价值观和道德守则》，规范公务员对加政府的忠诚义务，并限制公务员公开批评加拿大政府，如果公务员违反，可能被解雇。

◆加拿大《1867年宪法》规定，加拿大参议员或众议员都应在就职前在总督或总督授权的人面前宣誓并签署誓词。任意省的立法机关或立法大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在就职前在省督或省督授权的人面前宣誓并签署誓词。

◆加拿大《1867年宪法》规定，参议员如有以下情况将丧失资格：一是宣誓、发表声明效忠外国政权，或通过行为成为外国公民，或有资格享有外国公民权利或特权的人;二是犯有叛国罪或任何不名誉的犯罪。

六、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下列人员不得当选众议员或参议员：一是承认过忠诚于、服从于或依附于外国，或承认自己为外国公民，或享有外国公民权利或特权的人;二是被定为叛国罪或被判一年以上徒刑的罪行，予以科刑或准备科刑的。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每个参议员和众议员在就职前，应在总督或其授权的人面前，按照宪法规定的誓词宣誓。

◆澳大利亚《1999年公共服务法》规定澳公务员在国外时，各项行为必须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声誉。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该公务员可能被解雇、减薪、罚款或者重新分配工作。

◆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澳大利亚公共服务机构和雇员关于社交媒体的指南》，规范公务员在网络上的行为，并限制其在网上批评政府。

(原题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怎么落实“爱国者治理”原则?这是你需要了解的事实》)

来源时间：2021/3/19   发布时间：2021/3/19

旧文章ID：24541

作者：金君达  来源：海外看世界

拜登政府《临时战略指南》于近期公布，或将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前的主要政策指导文件。从《指南》的内容来看，拜登政府在中美竞争方面尚未提出明确策略，其“民主峰会”等竞选承诺进展比较缓慢。具体而言，以下几方面因素限制了统一对华战略的出台：第一是美国国内议题优先度更高;相比起特朗普，拜登政府的一个优点在于承认其内部问题，并将重点放在恢复美国经济。第二是世界各地冲突不断;除中美竞争外，中东对美军袭击、俄国政局变化、欧美极右翼犯罪等议题均分散拜登的外交资源。第三是盟友协调问题;盟友均希望与美国加强合作关系，但希望美国冲在前面承担更多责任。近期“民主十国”倡议的搁浅也证明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

拜登以意识形态外交为竞选纲领，但单纯的意识形态牌对于美国意义有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缺乏新意，港台疆藏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成为国会“反华”提案的重点内容。其二是可能疏远部分盟友，例如美国重新考虑与沙特的合作关系，这可能导致中东局势不稳。其三是硬手段有限，以近期缅甸政变为例，美国政客担心过激制裁会强化中缅关系，因此只采用经济手段且制裁力度较小。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是通过舆论霸权煽动伊斯兰国家的仇华情绪，一些美国智库已经提到了这一策略。但从近期时事来看，拜登为从中东撤军必须以(无差别)轰炸取代地面军事行动，很可能重蹈奥巴马、特朗普的覆辙;在美国轰炸伊斯兰平民、欧美反穆情绪持续存在的背景下，指望伊斯兰世界有限“反华”是非常可笑的想法。

因此美国的实际目标还是安全和科技，这两者都被美国贴上意识形态外皮，但其实还是权力政治问题。拜登的第一个实质性动作是“四国同盟”，目前美国正在拓宽美日印澳合作框架的内容，同时深化安全合作，并在中国沿海进行频繁巡航以声援盟友。目前至少印、澳两国在反华方面相当积极，日本政府经常避免正面表态，但在实际上加强了对抗;盟友的积极姿态说明“四国联盟”正在取得一定成果。对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美国能使用的干预手段有限，因此美国必然致力于制造矛盾，将区域议题引向美国擅长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领域。未来美国将联合印度等盟友，持续在亚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为中国外交制造障碍;尽管如此，拜登的安全牌仍是防御性的，它不是解决美国安全问题的根本方法。

另一个实质动作是技术联盟，例如所谓“技术十二国”倡议。半导体是美国现在比较容易操作的一张牌，美国在ASML、台积电和三星等企业拥有大额股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渗透较深，随时可以叫停涉华贸易。中国则缺乏技术积累，自主研发芯片均需要时日，而且国内半导体行业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转职机会多，对研发人才吸引力不佳。因此美国必然会设法拉拢台湾地区、荷兰以及其他盟友。这一策略对美国治标不治本，随着中国在研发领域持续投入并积累经验，又随着半导体行业发展减速，中国迟早会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民主十国”的下场来看，大规模的反华技术同盟也可以通过分化瓦解的形式来解决。如果拜登只注重自身的4-8年任期，技术牌是非常方便的选择;但从十五年中长期来看，技术壁垒总有失灵的一天。

从长期来看，美国维持霸权的上策还是在于技术革新;下一次技术革命如果出现在美国，将为美国的军事、技术、美元优势打下一针强心剂。因此中美竞争长期走向还是在于创新竞争，这又涉及到科研环境、市场环境、价值导向、社会保障等问题，比拼的是中美两国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动员社会创造力潜能的能力。如果美国政府放弃从冷战以来的、以扼杀对手经济发展权利为手段的恶性竞争，重点投入比拼内功的良性竞争，对于中美关系将有益无害。

来源时间：2021/3/18   发布时间：20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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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太一  来源：国观智库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无论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外交上相关政策的改变尤为明显。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和排他主义的抬头到对外疏远国际机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一系列的现象都显示了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已经脱离了二战之后几十年来由其缔造的国际秩序与规则，不再继续奉行这种秩序规则框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那么拜登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多大程度上会延续特朗普的思路，在哪些方面会转向，又会如何转向呢?

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曾经以美国四位总统的外交理念为基础将美国外交的传统划分为四个学派：威尔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都着重希望塑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稳定的国际系统。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是市场经济，希望通过建构和维持全球金融和安全体系来振兴全球经济，建立自由贸易的秩序。威尔逊主义不同于汉密尔顿主义的点在于它认为核心并非经济而是价值。全球自由秩序依托于一系列美国所奉行和推崇的价值– 比如人权、民主、法制等。美国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在全球促成这些价值的推广。相比于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对外倾向，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更多是向内看。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将有效降低美国的开销以及在外交上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所以也往往被视为“孤立主义”。杰克逊主义的核心是民粹主义，它并非源于美国的思想启蒙或普世价值，而其本质是要去试图构建一个美国人自己的民族国家。它也因此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外交政策由选民的利益和倾向驱动，任何外来的入侵与侮辱都应该予以还击。

特朗普主义在外交上其实就是典型的杰克逊主义，“美国优先”的思路一来源自美国内政的驱动有其反建制的民粹特色，二来让美国可以为了自身利益不受国际规则和制度约束地采取单边行动。那么沿用这样的框架，拜登的外交政策更接近哪种理念，相关理念又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呢?下文会先简单概括一下这四个学派的基本思路，然后通过拜登上台百日内的相关行为阐述为什么拜登政府并不一定是威尔逊主义的回归，也并非一定是威尔逊主义包装下的汉密尔顿主义，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各种束缚下万不得已的特朗普杰克逊主义的延续。

拜登主义是威尔逊主义的回归吗？

拜登在上台前及上台初期的诸多表态都显示了其对价值议题的关注。他在2021年2月4日上任后第一次到访美国国务院所做的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及了“民主”12次，“价值”7次(主要是讲民主价值)，“权利”7次，“自由”6次，“人权”和“人道主义”共4次，“法制”2次。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可以看出拜登对通过外交(“外交”、“外交官”被提及了21次)来实现其全球价值目标的计划，仿佛威尔逊式的“传教士”又已经隆重回归了，尤其是“利益”在演讲中只被提及了4次。

拜登注重这一系列美国所奉行和推崇的价值，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盟友合作来促进相关价值的推广与传播不容置疑。但真正考验政策优先级的是当决策者面临选择时所采取的行动。比如，在应对疫情的时候究竟是经济增长更重要还是民众健康更重要。“经济增长”与“民众健康”这两个目标在被单独衡量时可能都会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但当政策制定者在短期遇到必须二选一的抉择时，如何考量优先级便能更为真实地反应执政思路。而拜登政府在外交上面对两难抉择时已经采取的行动则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其并非是威尔逊主义的回归。

拿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举例，对于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这样的价值拜登政府如果真的追求威尔逊主义是会极为推崇的。拜登上台之后也曾经承诺要让谋杀记者卡舒吉的凶手及责任人“承担后果”。而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在拜登政府的指示下解密了曾被特朗普要求保密的记者卡舒吉被杀害案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en Salman)批准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展的抓捕或杀害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行动。”惩罚沙特王储对拜登政府来说显然对美国的中东利益会带来重大的挑战，尤其是本来拜登政府都已经准备好要让美国离开中东，让美国“重返亚洲”，“再次再平衡”了，如果无法继续维持和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的牢固关系，那美国势必又将持续陷在中东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在利益与价值之间做两难抉择时，拜登政府选择了前者，他不仅与沙特的老国王萨勒曼通了电话，而且还赞扬了沙特在释放政治犯上做出的成绩，并保证美国会继续帮助沙特应对来自亲伊朗武装组织的打击。很显然，拜登政府虽然有回归威尔逊主义的愿景和期待，但其政策优先级并不高，遇到真正涉及美国利益尤其是地缘战略的问题时，利益依旧会更被重视。

拜登主义是汉密尔顿主义的回归吗？

如果说拜登主义不是简单的威尔逊主义的回归，那拜登政府会向另一派国际主义流派“汉密尔顿主义”靠拢、以金融与贸易联结重要国家间关系的方式来塑造美国的外交吗?拜登政府已经做出的选择并不支持这样的判断。

拜登政府已经通过行政令要求多部门联合行动，在100天内提交各自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研究和建议，其主要意图是为了将重要的产业供应链从世界各地迁回美国。这显然是将美国部分国内群体的利益放在了自由市场、多面贸易这样的汉密尔顿主义价值之上，甚至与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背道而驰。

而拿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举例，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的相关诉求其本质上是与市场机制相违背的，因为它更为侧重的是通过国家行为去落实需求、购买美国的相关产品。拜登政府如果真的追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那显然会迅速扭转这样的局面让市场内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自己寻找平衡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选择依旧是维持特朗普时期对中国产品的相应关税。这样的选择显然意味着“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要素或者不重要或者优先级较低。

杰克逊主义的持续影响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拜登政府而言，盟友与地缘政治优先于价值、制度，而市场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本身也并非优先级很高的目标。那么，拜登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以哪一种学派在实施，其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

总体而言，拜登主义是在杰克逊主义束缚下具有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倾向的综合体。由于美国政治当前很大程度上被其内政所绑架，拜登政府的决策同时受到来自民主党左翼民粹与共和党右翼民粹的夹击与牵制，很难顾及以战略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制定。也正因为此，拜登政府不得不沿袭特朗普时期杰克逊主义外交的一些特色。

与中国继续维持贸易壁垒不降低、取消贸易战时期的关税，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杰克逊主义下的经济正当性。虽然贸易壁垒总体对美国经济而言是损失大于收益，但因为其内部资源与利益分配的属性，可以将更多的利益汇聚至受政策保护的相关产业，尤其是中西部摇摆州票仓的制造业。对于刚刚重塑中西部蓝墙的拜登而言，虽然2024年的选举并非当务之急，但也不能马上对当地选民的利益置之不理。

而在高科技领域表明态度与中国进行竞争，并试图联合美国的诸多传统盟友一起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下手其实质是延续了特朗普时期杰克逊主义下的文化正当性。拜登因为受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压力，无法再像特朗普那样将移民、造墙这样的议题引入焦点，但“美国第一”这样的民粹主义方针被改头换面之后以“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这样的标语替代，其实质依然是以迎合美国选民的利益与尊严为主。因为这样思路的指导，拜登政府同样不能允许有任何竞争对手有潜在超越自己的可能，而必须调动所有的资源让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继续稳坐第一。

美国国内无论是民主党左翼的民粹主义者还是共和党右翼的民粹主义者都有共同的继续以维护美国民众利益和尊严为目的的目标(而不是维护美国价值或者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所以将迅速崛起中的中国视为美国在科技与经济层面最大的竞争对手予以遏制变成了时下两党罕见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不仅反映在华盛顿圈内，也反映在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近几年的急剧下滑上。所以，即使特朗普这位杰克逊主义总统已经下台，杰克逊主义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犹在。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按照“在杰克逊主义束缚下具有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倾向的外交”的思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主要围绕“在管控中脱钩”和“形成有针对性的小联盟”来展开。

中美脱钩的态势并没有因为拜登上台而扭转，华盛顿政策圈的不少学者、官员认为彻底的脱钩依旧存在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因为代价太大。对美国来说，与中国脱钩其国内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但他们同时认为在一些具体的措施上，美国如果不脱钩反而会有损失(比如在5G、稀土资源、医疗器械及产品、资本等领域)。所以美国的选择会是部分脱钩(主要会在高科技领域)。

拜登政府的“亚洲沙皇”坎贝尔将中美间的这种“脱钩”称为“管控中的脱钩”(managed decoupling)。坎贝尔指出要帮助中国周边的国家顺利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提供可以取代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其他区域性选择(主要在金融和技术上提供帮助)。所以，可以看出坎贝尔所反映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并不比特朗普时期要友好多少，甚至他可能可以更高效地调动美国官僚体系的资源去实现与中国竞争的措施。

与此同时，本来准备大搞“联盟”以在地区和全球都进一步遏制中国的拜登团队在中欧签订投资协议之后比较失落 – 没想到本来预想中的可以共同遏制中国的盟友如今却成了想要共同争取中国市场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虽然拜登团队的目标依旧是要联合盟友对抗中国，但大规模的象征性的联盟已经被证明不怎么管用了。由此，他们提出要以议题驱动联盟，就事论事，灵活行动。比如，针对军事相关的议题，就依赖四方联盟，光结合澳、印、日就足够。在芯片制造领域，可能会依赖与日、韩、荷、台的合作。在南海议题上可能会继续怂恿德、法、英等国家一起参与“自由航行”行动。而其他临时的、订制的针对具体议题的联盟也可以在D10国家中(也就是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根据需求随机应变。

而对拜登政府来讲，涉及新疆、香港、台湾等价值层面的威尔逊主义议题在没有国内更为优先的议题的干扰下可能依旧会持续关注甚至偶尔下手，但价值驱动的表象之下存在实用主义与利益的考量，也自然有谈判与斡旋的余地。而披着汉密尔顿主义外衣的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的议题之下，拜登政府更在意的是其国内杰克逊主义所驱动的市场准入议题与可能能新创造的美国人的就业机会。除了潜在涉及疫情应对和经济复苏这样的在短期优先级较高的议题所带来的相关诉求（如疫苗及医护材料的供给等），拜登政府的外交总体将无法摆脱特朗普时期杰克逊主义内政诉求的阴影和束缚，无法实质性地推进其带有威尔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特点的相关政策。

来源时间：2021/3/18   发布时间：202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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