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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联盟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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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车维德  来源: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车维德(Victor D. Cha):乔治城大学政府和外交学院教授,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兼韩国事务主席。

【编译】赵怡雯(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系)

【校对】胡可怡

【审核】廖泽玉

【来源】Cha, V. D. (0).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4), 4.

期刊简介

创刊于200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杂志》(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学术季刊,以现代方法论为基础研究国际关系,也发表历史研究和政策导向的论文,主编是孙学峰。该期刊大部分文章或与中国有关,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联盟脱钩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车维德(Victor D. Cha)

内容摘要

中美公开竞争关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朝鲜和对韩国的政策。美国制定与中国的竞争政策,其产生的军事经济需求使美国与其盟友韩国之间的政策变得复杂。因为这加剧了韩国在对华问题上的三个核心困境,韩国的选择在本质上更加零和,即必须在盟友和邻国之间进行二元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中美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朝鲜半岛两国的战略,作者发现中美关系(自变量)对韩国和朝鲜的战略思维(因变量)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中美关系变化给韩国带来可能认为是机会的部分,但被朝鲜视为威胁;相反中美关系变化为朝鲜创造的机会则对韩国构成威胁。

文章导读

01 简介

中美间战略竞争关系逐步公开化,这一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亚洲国家目前的运作模式。各国需要在中美之间从基础设施到海上安全、5G等各领域做出二元选择。本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当霸权国家和新兴大国在零和框架下运作时,地区大国应如何应对?二是中美战略竞争会如何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的选择?是寻求“中立”还是采取某种形式的对冲?是选择与美国联结,还是与其脱钩而选择中国?美国盟友的双重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政策将对美国在亚洲的整体地位产生影响。

本文以韩国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夹在中美两国之间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对冲、脱钩或关联行为可能发生的条件。韩国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但同时,这一安全关系因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而变得复杂。韩国拥有二战后与美国相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也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从地缘上看,韩国既认同美国是在亚洲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又认同中国在欧亚大陆上主导性陆上强国的地位。因此在衡量美国和中国对盟国决策的相对影响力方面,韩国是一重要例证。同时可以探究二元选择将会如何影响亚洲国家。如果韩国在与美国形成同盟的情况下仍向中国倾斜,那么这意味着其他与美国关系不那么紧密的伙伴也会做出同样选择。

本文通过对十个二元选择案例的分析得出以下发现:一是当中美同时施压时,韩国大多数情况下(70%)选择偏向中国。二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对韩国和朝鲜的战略思维有相反的影响。三是中美日益激烈的竞争使朝核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因为这抑制了美朝的合作,并拉近了中朝关系。

文章简要回顾了中美关系变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给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频谱,进而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四个假设。就此解释了中美关系不能通过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的合作来改善的原因。作者利用从档案和访谈中获取的原始资料,选取了十个韩国面临的二元选择案例,并对事件结果是联结、脱钩或对冲进行编码。最后讨论了盟友做出选择的潜在原因。

02 中美关系的竞争转向

二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和平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一直遵循相对一致的模式,即专注发展经济现代化。两种模式的结合导致了中美从合作到竞争的一系列政策结果。

合作

合作的一端是寻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正和解决方案。自尼克松对华开放以来,西方近五十年的政策旨在激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尽管往届美国政府往往会指责上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过度宽松,但最终都归于与前任相似的务实接触政策。

最初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激励手段(最惠国待遇)。而后的小布什政府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虽然意识到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但美国试图用非零和的方式构建中国崛起的概念,即中国的崛起会促进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和秩序。强调坦诚、合作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下存在的合作潜力。在此框架下,美国在197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高层双边经济对话,并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奥巴马政府成立之初,美国就以“两国集团”(Group of Two)的概念明确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合作的框架。在气候变化至防核扩散等问题上使中国在美国的全球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不同总统任期内的对华战略各有其独特之处,但总的来说都属于中美关系的合作模式。在“接触和对冲”、“战略伙伴关系”的混合框架下,虽然这些战略都承认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这些竞争均被嵌入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美国一接受中国不可避免地崛起为强国;二在公共产品领域采取正和的解决方案;三预测中国将遵守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四寻求加深高层的制度联系,如战略与经济对话,与领导人建立关系,试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遵循一贯的模式,即经济增长优先需要一个相对良性的外部环境。中国推行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且避免卷入外部事务的战略,认为与美国建立一种非对抗性的关系,对于建立基于以美国需求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和平崛起”要求中国向西方及其邻国保证,中国不会寻求地区霸权,中国将“隐藏实力,等待时机”。

竞争

竞争的一端则是将中国崛起视为零和博弈的政策,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视为实质上的威胁。对美国来说,朝这个政策方向迈进源于一种认识,即认为与中国合作的议程的核心要素已被证明不起作用。首先,中国崛起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与危害等同。其次,中国的崛起并没有转变为公共产品,以美国的定义,中国没有为维护国际体系做出更多贡献。其三,自由主义定义下中国转型的理论并未被证明是正确的。最后,中国的崛起也使另一个自由主义下的推断站不住脚,即认为中国政府将意识到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会比推翻或修改这一秩序的成本更低。

合作模式的失败,虽然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行为变化导致的,但也代表了美国开始怀疑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想向美国看齐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美国公开承认与中国由“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转变为一种“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一种观点强调遏制中国,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保持并增强美国的自身实力以遏制中国主导国际体系。这两方均采用零和思维,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长期性的。

在中美关系上,各种观点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挑战国是否能够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权力竞争和不安全感的螺旋式上升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国战争。

03 韩国的对冲

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大国——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促使邻国的政策变化。虽然朝鲜半岛的分裂是美苏竞争的产物,但真正对朝鲜半岛形势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中美之间竞争程度的变化。

中美关系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体现在对韩国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反设事实(counterfactuals)和被期望但未实现的事上。例如1949年12月艾奇逊和乔治凯南决定将韩国排除在美国的亚洲防御圈外,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认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对朝鲜半岛进行力量投射能力的评估,这成为导致朝鲜战争的一个因素。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恢复正常,这引起了朝鲜和韩国被抛弃的恐惧。这促使金正日和朴正熙派遣人员秘密谈判,促成1972年7月4日第一次朝韩会议和南北联合公报。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对华制裁导致中美关系走向低迷,促使韩国发出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可信信号。韩国利用体育外交支持北京亚运会,并最终在1992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美关系的重大转变都导致了韩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产生结构性力量推动影响韩国安全的政策的改变。

与韩国类似的美国盟友偏向于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是更乐于审时度势,双管齐下。另外,韩国认为两国关系的价值不仅局限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平衡。七十多年来,韩国一直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同时也将美国视为主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并与其共享民主价值观,也因此在公共产品领域获得了部分全球领导力。

在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之前,韩国对中国采取的是单向度的冷战政策。然而1980年代开始,中国日益成为韩国最重要的经济主体。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这一趋势变得尤为明显。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市场方面,还体现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环境问题的合作、拥有共同的儒家文化,以及其与韩国千年的历史文化纽带等方面。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如韩国这样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总是更愿意采取对冲策略。

作者并非不同意韩国偏好对冲这一观点,但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承认中美关系的性质在不断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给韩国的选择带来的零和限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错误地从过去推断未来。学者们认为韩国将继续采取对冲是出于一直以来的历史偏好。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套期保值并不总是可行。

第二个问题是,用来论证对冲的证据是轶事,并引用了一些具体案例,如韩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和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样的案例仅能够证实对冲的论点,但是研究的开展需要更广泛的案例,以了解在诸如联结和脱钩等其他背景下的对冲。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实证案例来考察韩国实行对冲决策的频率,也没有解释这样的选择是如何且为何做出的。

04 三个困境

美国在亚洲所有的军事盟国中,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复杂。这反映在三个与实力或地理、经济和贸易、朝鲜半岛统一相关的战略困境中。

韩国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权力困境。中国是韩国的邻居,两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促使韩国对中国崛起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产生担忧。同时,地理上的临近放大了韩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困境。而这一地理现实将导致不安全感的螺旋式上升,并可能会迫使韩国在中美竞争下转向一种平衡动态。

然而,韩国面临的另外两个困境——经济困境和统一困境削弱了这种平衡动态。经济困境导致韩国的经济未来与中国息息相关,而其战略未来与美国息息相关。2014年6月亚太地区研究专家的调查显示,86%的韩国专家将中国视为韩国未来10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两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吸引力,这使韩国的平衡冲动变得复杂。

另一使选择变得复杂的困境是统一困境。韩国认为有必要在朝鲜半岛统一的最终目标上获得中国的战略理解。在韩国存在这样的共识,即中国在有效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安全挑战和半岛统一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困境的症结在于,尽管中国和韩国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中国不可能放弃朝鲜,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与朝鲜政权的可持续性直接相关。中国担心如果半岛由韩国统治,那么中国会失去朝鲜这一缓冲区,直面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

这种与中国保持平衡与合作的冲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默认的偏好,即不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因此韩国的理想战略是在邻国和盟友间“对冲”,使韩国成为两个大国间的“桥梁”。这意味着既不向美国解盟(dealignment),也不转向与中国进行利益结盟(alignment);意味着与美国紧密结盟的同时,开放地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

韩国的战略选择主张

总的来看,韩国面临的实力、经济和统一这三个战略困境和中美关系的基调相互交织。基于此判断,作者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中美为合作关系,韩国则出现安全盈余(security-surplus)。此时韩国倾向于对冲和搭桥,而非在两大国间做选择。

假设2:中美为竞争关系,韩国则出现安全赤字(security-deficit)。对冲空间更小,迫使韩国在两大国间做出选择。

从中美两个大国的角度,两个假设中的动态也有意义。如果中美为合作关系,那么韩国的战略价值不会成为两国迫切关注的焦点。因此给韩国更多的对冲空间,而不是必须在中美之间进行二元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激烈的时期,韩国的战略价值受到重视,对韩国的影响也更大。

05 朝鲜的平衡

朝鲜的默认战略偏好是寻求与中国的紧密结盟。朝鲜将中国视为唯一一个真正关心其政权存续的地区大国。

尽管朝鲜对中国的安全需求显而易见,但这种依赖的本质和动态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复杂。朝鲜并不完全信任中国,仍担心中国会放弃它。朝鲜明白其政权的崩溃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战略不确定性,而中国将尽最大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朝鲜有时会利用中国对朝鲜脆弱性的担忧,在与这个强大的邻国讨价还价时采取一种”要么救我,要么自杀“的策略,使其充当筹码。这体现在朝鲜自主发展核武器等事件上。

中美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朝鲜的政策选择,就此,作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中美为合作关系,则朝鲜会出现安全赤字,持被中国抛弃的恐惧。

假设4:中美为竞争关系,则朝鲜会出现安全盈余,朝鲜有加强与中国关系的机会。

朝鲜将以两种方式应对中美竞争:(i)附和:通过批评美国和日本的言论和行动与中国进行政策协调,并显示对中国的忠诚(allegiance)(ii)利用:不时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以强化中国对其的关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脑会议外交充分展现了后一种战略意图。

06 案例研究

本文的案例研究集中对假设2进行探讨,即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时代,韩国如何应对二元选择。韩国倾向于何方对亚洲的均势具有战略意义。若韩国向中国倾斜,那么美国在亚洲的整体地位将被削弱。同时,其盟友与此类似的战略倾斜也被美国视为其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影响重大的不利因素。

表1列举了韩国被迫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十个事件,以提供一套系统全面的案例对对冲或联结的行为进行分析。在此,案例的选取遵循三个标准:(1)中美持相反立场;(2)中美均明确向韩国传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3)韩国在两者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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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看出,70%的案例表明韩国与美国的立场脱钩,更倾向于与中国达成共识。这一发现与以下假设相悖:在中国施压的情况下,美韩立场仍保持一致。

07 可能性解释

本文探讨了美国的盟友在中美竞争下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作者基于一个更全面的实证基础对其进行解释。这些发现会使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如果诸如韩国的前线盟友在70%的最近的案例中倾向于中国,这意味着其他亚洲国家也可能会采取相同的应对方式。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影响韩国进行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般而言,当二元选择在安全问题时,韩国会选择其盟友,而当经济问题上面临二元选择时,韩国会选择其主要的经济庇护者。事实确实如此吗?案例与这一结论并不一致。无论是防空识别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还是萨德问题,韩国均采取了对冲战略而非坚定地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

关于影响韩国选择有哪些因素,作者提出了四种解释:一是在2013年前美国并未将二元选择强加给韩国;二是与韩国国内政治有关,韩国国内进步派对过度依赖盟友持担忧态度,并倾向于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政策;保守派往往采取亲美的立场。因此在七个脱钩的案例中四个发生在保守派执政时期,三个发生在进步派执政时期;三是美国往往会在关乎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与韩国结盟,且韩国在选择与中国结合后,会在其他事件上补偿美国;四是与中国的胁迫策略有关,中国通过经济制裁针对与自身意愿相悖的国家,而美国不会在盟友脱钩时进行制裁。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08 结论:战略的外部效应

当霸权国家陷入双边零和竞争时,较小的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是忠于盟友还是与盟友脱钩?本文以中美关系的变化为自变量,对其如何影响韩国的选择提出四种假设。本文的贡献是丰富了在探讨“中美关系竞争转向对地区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中的实证研究。

如果美国将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点放在竞争上,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同盟支持。如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国频繁脱钩,这一趋势无疑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整体地位。

译者评述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开承认中美转向公开竞争关系。而中美是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 对半岛发展方向与命运起到重要作用。韩国作为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既想要依靠美国降低不安全感,同时不愿放弃与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的合作。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走向给美韩这一不对称同盟增添更多不稳定性。

本文对韩国的案例研究弥补了“大环境下盟友如何进行战略选择”的实证分析部分,但同时作者也指出有其他影响选择的因素。可以窥见的是面对二元选择时盟国并非一定选择抛弃部分利益而与盟友紧密捆绑。中美战略竞争给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而非问题的解决。

来源时间:2021/3/17   发布时间:20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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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中美“2+2”对话,回归接触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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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伟  来源:环球网

中美两国负责对外关系的最高级官员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将于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这场对话既不同于美日之间外长加防长的“2+2”对话,也不同于中美之间曾经多次举行的经济与安全战略对话。可以说,这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重新定位双边关系的首创平台。

正是因为其重要性,中美媒体和智库都在对这场中美外交高层战略对话发表相关的预测和评论,众说纷纭。笔者也对这场即将举行的对话做了一些梳理:

首先,这次中美“2+2”对话很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后期,由于应对新冠疫情表现糟糕,却将责任“甩锅”给中国,无端抹黑并疯狂攻击中国,走上失去理性的“无底线强硬”对华路线,几乎彻底放弃与中国官方对话。尽管2020年6月,杨洁篪与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会晤,但由于蓬佩奥铁了心要“脱钩”,导致这场对话毫无成果。

自2021年1月拜登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明显增多。2月2日,杨洁篪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视频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新一届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轨道上来,并发出四个方面可以相向而行的积极信号。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即将到来的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的第三次互动。笔者的观察是,之前特朗普政府放弃的对华“接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恢复。

其次,这个“接触政策”据认为是加了前提的,就是要“对美国有利”,这就是所谓“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和接触。虽然和特朗普蛮不讲理的“美国第一”有所区别,但本质上还是一种霸凌逻辑。在这个前提之下,布林肯等美国高官几次表态,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局面,责任不完全在美方,甚至要求中方先“纠错”。这就是给改善中美关系设下了“路障”。

世人皆知,特朗普、蓬佩奥执政的后半段已经走到了全面反华的极限,“经济脱钩”“政治反共”“军事围堵”“抛弃一中”等等无底线的强硬政策,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悬崖边缘。中方采取极大的克制,全力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新冷战”的不归路。无论从哪方面说,美方都是造成中美关系跌到谷底的主要责任方。

坦率地说,我们理解拜登政府改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特朗普遗产”的破坏性影响深广,积重难返;美国国内疫情和经济状况亟待扭转,任务艰难;国会反华势力依然“顶牛”,国内政治气氛消极怪戾。在此环境下,拜登政府要在短期内纠正上届政府的强硬反华政策,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民主党内某些派别向中国“兴师问罪”的理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会是饮鸩止渴的做法,对民主党摆脱困境毫无助益。

中美双方目前要做“止损止跌”的事情。民主党惯以“人权、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旗帜,部分政客还会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甚至用“保卫台湾民主”作为外衣来支持“台独”。中方强调国家核心利益的红线,这是绝无任何退让余地的。如果这时候美方还在推卸甚至转嫁责任,对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必然于事无补。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排除旧的障碍,防止产生新的障碍。

第三,这次中美“2+2”对话应着眼于扩大合作面。布林肯国务卿最近说,中美关系有竞争,有对抗,也有合作,有什么就做什么。这显然比蓬佩奥只要对抗、拒绝合作的一叶障目要清醒得多。问题是合作什么,怎样合作?中方认为,中美在气候治理、新冠疫情防控和危机管控(包括军控)等三大领域存在着合作空间及合作的必要性,美方对此也有正面的回应,例如气候治理领域双方专家组的对话已经相当深入,疫情防控专家也在探讨合作的路径。现在要把专家层面的共识上升为两国外交的协作机制,这就是“2+2”对话可能出现的亮点。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合作点并不是只有这三个领域。我们可以设想,中美共同在第三方推动新冠疫情防控,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联合国体系内共同创制气候治理的规则等等,双边合作还可以扩大为多边以至全球合作。只要中美两国在这三个领域先合作起来,在其他领域排除干扰因素、避免摩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就可以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下一阶段发展积累积极因素,逐步建立新的互信。

中美两国体量大、责任大,挑战也大,机遇更大。两国外交高层“2+2”对话很可能是一个新起点,或者说是一个转折点。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往往是光明的。

来源时间:2021/3/17   发布时间:20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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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CPAC演讲:2024年回归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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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津瑞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

美东时间2月28日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美国保守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2021.以下简称CPAC2021)上发表了卸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特朗普通过在演讲开头发出“你们想我了吗?”的提问向外界高调地宣布了其对政坛的回归。同时,在演讲中对另立政党传言的否认、对拜登政府的抨击和对共和党候选人能够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的期望也引起了外界对特朗普将在2024年参选总统的猜测。特朗普的演讲不仅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支持。这位备受争议的前总统会以此为契机成功在2024年卷土重来吗?特朗普通过演讲表达了与共和党继续合作的立场,体现出他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他能否作为总统候选人卷土重来取决于共和党整体的态度和能否突破主要社交媒体的“封杀”和纽约检方的税务调查所造成的障碍。

CPAC2021: 特朗普的主场

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是由美国保守派政治游说团体美国保守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组织举办的大型会议。该会议从1974年开始,在每年年初举办一次。1974年,水门事件导致时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尼克松面临国会弹劾,而国会也在中期选举后被民主党控制,这对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在时任加利福尼亚州长(后来的美国第40任总统)的共和党人里根(Ronald Reagan)的支持下,400名支持“小政府、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和个人权利”理念的保守主义者参加了第一次会议。

CPAC的规模在随后的40多年里不断扩大,近年来,每年都会有数千名保守主义者参会。CPAC已经成为了共和党保守派政客宣传自己理念的舞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都曾在CPAC发表过演讲。特朗普则在2011年第一次在CPAC上发表演说。从2015年开始,每年特朗普的名字都会出现在CPAC的演讲者名单上。

今年的CPAC是特朗普的主场。主办方不仅将会场从马里兰州搬到特朗普居住的佛罗里达州,还将特朗普的名字放在演讲者名单的首位,并将其演讲时间安排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些安排明确地向参会者表示特朗普是本次大会的主角。同时,受邀的其他演讲者大多都是特朗普忠诚的共和党支持者,比如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往年CPAC的常客前副总统和美国保守势力领袖彭斯(Mike Pence),由于和特朗普的政治分歧,今年拒绝参会,而其他共和党建制派,和明确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则没有收到参会邀请。因此,特朗普登场后,大会现场如同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台下听众的欢呼声、掌声、迎合声不断。特朗普也像在竞选集会中一样鼓吹“美国第一”、抨击对手(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各项政策)、中国和国际组织,以及宣扬自己的政绩。在大会主办方举行的有关未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现场民意调查中,特朗普以55%的支持率位列第一,远远超过支持率排名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支持率21%),这也是特朗普第二次在民意调查中获得第一。

从特朗普在CPAC2021所取得的热烈反响来看,特朗普对美国政治保守派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保守派选民正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因此,由于共和党与保守主义的紧密联系,这种影响力也势必会作用于共和党。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即使在之前因冲击国会事件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也在大会召开期间,对特朗普的政治回归表示了有条件的支持。麦康奈尔称,如果特朗普能够赢得党内初选,便会给予特朗普全面的支持。但是,由于CPAC的民意调查的对象仅限参会者, 以及以彭斯为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的缺席,CPAC2021所产生的现场民意调查结果是相对片面的,并不能代表共和党的整体立场。并且,相比在2019年CPAC民意调查中特朗普获得的超过80%的支持率,特朗普在今年CPAC所取得的55%支持率并不算高。由此可见,今年保守派内部对特朗普的态度相比于往年有所改变,分歧也有所增加。因此,特朗普并不能以在CPAC2021所取得的成果为契机在2024年卷土重来。从特朗普演讲的内容可以看出,共和党的整体态度更加重要。

特朗普仍需要共和党

“不会离开共和党”是特朗普通过演讲传达的首个重要信息。特朗普在演讲的开头便否认了他会离开共和党并另组政党的传言,理由是这会导致选票分散。特朗普对传言的回应体现出其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挑战美国长久以来的两党制并非卷土重来的最佳选择。进入20世纪后,美国政坛由民主党和共和党所构建的两党制从未受到过实质性的冲击。唯一的例外是1911年,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因在当年的共和党党内初选失败,决定脱离共和党,组建进步党参加次年的总统大选。虽然老罗斯福在1912年大选中取得了27%的普选票,但也导致了共和党选票的分散,共和党候选人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获得了23%的普选票,使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以42%的得票率成功当选。老罗斯福在1916年重返共和党,此后再没有第三党能够在总统选举中对两党制有实质性的冲击。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基于历史的教训,继续拥抱共和党是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最佳选择。

同时,特朗普也相信共和党仍然需要他的支持,并通过演讲释放继续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在演讲中强调是因为他的支持,共和党才能在去年的国会选举中保留大部分参议院席位、增加众议院席位。在2月13日美国参议院举行的第二次特朗普弹劾案投票中,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43名投票反对定罪,其中包括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这次投票使得特朗普进一步确信共和党还离不开他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对特朗普来说,依靠共和党这颗“大树”,并对其加以“修剪”,使其向理想的方向“生长”才是卷土重来的最佳途径,这也体现在他的演讲中。特朗普在演讲中将在弹劾案中投下支持票而因此备受党内压力的共和党众议员切尼称为“战争贩子,一个爱看我们的军队打仗的女人”,并号召支持者通过选举将反对他的共和党议员从国会“赶出去”。由此可见,特朗普清楚在弹劾风波过后,打击共和党内的反对者以加强对共和党的控制对于在2024年重新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有必要的。

但是,特朗普仍需要向共和党领导者证明他的政治影响力是可以转化为足够多的选票,而不是其支持者对国会的第二次冲击。冲击国会事件使共和党建制派使用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特朗普,并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特朗普在演讲中多次呼吁听众在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中为共和党投票,同时避免提及冲击国会事件。

回归的障碍

除了向共和党证明自己的政治支持的重要性,特朗普想要成功回归,还必须扫除两大障碍。其中,一大障碍是美国主要互联网社交平台,尤其是推特在国会动乱后对特朗普的“封杀”。推特在国会动乱前一直是特朗普与其支持者互动的平台。推特对其账号的“永久禁言”导致特朗普无法像国会动乱前那样用他最熟练的方式向他的支持者传达信息和扩大政治影响力。虽然特朗普试图以“前总统办公室”的名义发声,但从目前来看,这个“办公室”还没有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因此,能否达到特朗普在被“封杀”前的号召力仍值得怀疑。另外,虽然本次CPAC给予了特朗普充分的发声空间和关注度,但由于疫情,美国多州(例如CPAC往年的举办地马里兰州)发布了集会限制令,因此,特朗普在今年能否经常参加CPAC这种规模和影响力的会议是不确定的。

另一大障碍则是纽约检方针对特朗普旗下产业的税务问题调查。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税务问题就使他受到了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的抨击,但特朗普当时坚称他只是采取措施合法避税。在特朗普卸任后,纽约检方便开始调查针对特朗普旗下的酒店和赌场可能存在的税务、保险和银行欺诈进行调查。该调查由曼哈顿区检察官文斯(Attorney Cy Vince)负责。今年2月初,文斯领导的调查团队与特朗普不合的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Michel Cohen)进行了面谈,并向多名特朗普集团的债权人发出了传票,以获得更多信息。同时,文斯团队也收集到了特朗普服务的会计公司玛泽事务所(Mazars)在2019年向纽约地区法院提交的特朗普从2011开始的缴税记录。文斯团队的这些行动显示出了调查的逐渐深入。纽约检方的调查遭到了特朗普团队的反对,并以总统豁免权为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议。2月23日,在特朗普宣布参加CPAC的同一天,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停止调查的要求。特朗普之后在一份声明对最高法院表示不满,并将最高法院的决定称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发生的事”。如果调查结果证明特朗普旗下产业存在商业欺诈,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指控。同时,不排除民主党人会继续就税务问题向特朗普团队发难。因此,税务调查必然会增加特朗普政治回归的不确定性。

结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能否在2024年重新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仍不明朗。特朗普的CPAC演讲虽然体现出了他依旧很高的保守派支持率与政治影响力,但是连任失败和国会动乱以及税务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依旧影响着特朗普和共和党。当然,从演讲可以看出特朗普对自己的处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因为特朗普仅仅向外界暗示而非宣布将在2024年参选总统,这说明特朗普给自己留了充足的选择空间来决定是自己亲自上场还是向忠于自己的共和党人提供支持。同时,特朗普对拜登政府的抨击和对右翼保守民粹主义的迎合,也说明了他在积极守住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因此,特朗普的CPAC演讲可以说是其所代表的保守主义2024年回归的前奏,但特朗普具体是以什么角色回归仍是不确定的。

作者:刘津瑞,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3/17   发布时间:2021/3/16

旧文章ID:24523

线上英文讲座:读懂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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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线上英文讲座:美国东部时间3月18日(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

北京时间3月18(周四)晚上11点到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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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Yawei Liu, Senior Advisor on China, Carter Center

Guanming Fang Ray, Deputy General Counsel, Priority Technology Holdings

Dr. Edward Yihuai Wang,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Moderated by:

Sebastian van der Vegt, Untold Communications

Four decades after China emerged from Maoist isolation, the country remains an enigma to many policy makers, academics, and businesspeople.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modern day China, please join us for an hour long,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ree leading China experts who have spent all or part of their upbringing in China.

Aided and empowered by the digital revolution, China seems to have emerged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stronger than ever. As Mark Schneider, the global boss of the world’s biggest food company, Nestle, famously remarked, “If you want to see the future, look at China.” Yet, rosy as its outlook is, it also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to its continued growth, including an aging population, relia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and limited success of its multinatio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in us as we seek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leg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modern-day China. We’ll explore topics such as China’s COVID diplomacy,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cal politics, its continuing rivalr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more!

Key takeaways

1.  Gain insights into the paradoxes of modern day, contemporary China: its politics, legal system, and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2.  Learn more about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empowering China’s growt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ountry.

3.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China faces as it marches towards becoming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struggles of Chinese companies as they venture abroad.

来源时间:2021/3/17   发布时间:2021/3/17

旧文章ID:24515

改革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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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卡普兰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于2021年2月14日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写了文章《从根本上重建国务院》(Rebuil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the Ground Up)一文。作者认为,在重建美国国务院的过程中,应重视外交人员的职能。优秀的外交官应具备优秀记者的品质,能够收集世界各国的各类信息,并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帮助领导人理智决策。

对于像美国这种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如何拥有全局意识一直以来都是一大挑战。同时,他们需要获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各种深入的、细致的信息。这需要“向上向外”扩展的眼界,同时也不能忘记“向下向内”看。

对“向下向内”信息的理解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存在一种了解偏远地区的错觉。很多人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埃塞俄比亚饱受战争蹂躏的提格雷省,或高加索地区的争议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些都是仅凭他们读到的来自这些地区的碎片化的推特。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高层决策者必须了解所有地方的基本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无所不知。正如我痛心地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高层所做的灾难性决策本是可以被避免的,只要他们能够了解到像底层一线自由记者通过偏远地区亲身经历所了解的一切。

显然,决策者无法从亲身经历中了解整个世界。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经历了解,比如驻在世界各地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因为国务院不仅进行外交活动,它还有重要的报道职能,近似于纸媒时代拥有驻外记者团队的有影响力报纸。把外交工作做好是一种艺术,类似于成为优秀高产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传统意义上,好的外交工作意味着在远离首都大使馆的偏远地区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在美国国务院的黄金时代,即采取用电子邮件将外交官绑定在办公桌旁的工作方式之前,各级外交官们都不是在桌旁办公的,他们与记者的工作方式无异。

重建国务院并不仅仅是修补特朗普任期里将一切政治化所带来的破坏。它不仅意味着减少政治任命的外交官,用专业出身的外交官取而代之,并进一步提高国务院预算。也意味着重视外交部门的报道职能,从而加强该领域知识的发展。冷战时期的阿拉伯学者和中国通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不足,但是他们代表了外交工作人员最好的状态:兼具语言和文化知识。就是这一点使其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人才。

想要制定好的政策需要充分了解手头所有的偏远地方的资料,包括知晓所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区分叙利亚复兴党领导人和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人、冷战时期安哥拉代理叛乱分子和莫桑比克附近的叛乱分子、土耳其目前执政并实施意识形态演变的伊斯兰主义者与前一代伊斯兰主义者。亨利•基辛格曾告诉我,如果没有阿拉伯学者的建议和细致的资料,尽管他是决策者,他也不能在中东执行好外交协议。

我十分关注冷战,因为在那个时代,国务院内部现实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政治分歧相比于今天不那么激烈。在那时,现实主义和人权并不对立,考虑人道主义与国家利益不谋而合。因为冷战是一场关于美国和苏联哪种政治价值体系更好的战争。这种调和对立立场的能力是不应丢失的。

今日,美国的祸根在于人们往往把世界看作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温和与激进,友国和敌国。然而,外交工作正是为了打破这些刻板的划分: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对手也可以共同取得进步,因为部分独裁政权十分开明,而有些民主国家也有僵化的一面。通过实地报道的外交工作将是美国政府最出色的沟通者。它创造了未被前人发现的机会。

在为一名国务院人道主义者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我对外交部门工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时优秀的外交官与优秀的报社记者没有太大区别:愿意走出大使馆,主动探索首都外的世界;愿意独立思考,以免受群体思维的影响;愿意花几个小时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而不问引导性的问题;愿意居安思危,即了解当地可能出现的最糟糕一面,以便警告决策者,避免不利结果。最重要的是,不要吹毛求疵,因为决策往往是一个充满艰难抉择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才能成为成功的外交官,从来都是如此。如果我们降低对外交官本身能力的要求,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外交工作的质量都会下降。

现在,美国的世界地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提高。政府可以发挥作用,国务院可以与时俱进。但是应该从根本上开始这种转变,应该从人的因素开始。

译文源自:Robert D. Kaplan, Rebuil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the Ground Up,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4. 2021.

网络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building-state-department-ground-178118

译者介绍:杨河宁,中南大学法学院2017级本科生。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4

旧文章ID:24522

李显龙: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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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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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本月2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谈节目“Talking Business Asia”的专访,就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新加坡采购中国科兴疫苗和中美关系等课题发表看法。

针对日益政治化的冠病疫苗问题,李显龙在节目中表示,疫苗不分国籍,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凭生产国就断言中国疫苗必定好或不好。他说,新加坡正在对科兴疫苗进行评估,如果它在安全和效用方面都通过检验,新加坡就会批准采用,不论任何国家的疫苗,新加坡都会考虑使用。

访谈中,李显龙也指出,和五年前相比,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了。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还不高,但他提醒,中美的对外关系都以各自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内在逻辑可能迫使它们采取强硬态度,使两国陷入僵局及引发冲突,这些都是会轻易发生的事。

谈到中美关系与第三国的选边问题时,李显龙重申,新加坡希望不会有须要选边站的一天。他说:“我们不可能选择任何一方,因为我们与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及其他领域都有非常紧密和广泛的合作,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不认为只有新加坡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这是许多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

他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希望并鼓励这两个大国在认定对方是一个必须消灭或压制的竞争对手之前,做出审慎周密的思考。

该专访今天早上已在BBC播出,以下是访谈摘要。

李显龙总理于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谈节目“TALKING BUSINESS ASIA”的专访摘录译文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提供)

BBC:疫苗已演变成政治课题。它的来源和生产商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而新加坡政府多方网罗,从不同国家获得疫苗。你在考虑使用中国生产的疫苗方面有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总理:我们正在对科兴(Sinovac)疫苗进行评估。如果它在安全和效用方面都通过检验,我们就会批准采用。不论任何国家的疫苗,我们都会考虑使用,因为疫苗没有国籍之分。最重要的是,它好不好?有没有效?如果有效,我们就会采用。

BBC:但一个国家选择采用中国生产的疫苗还是其他疫苗,确实说明了它的立场。

总理:中国有科兴、中国国药集团(Sinopharm)等疫苗。他们有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生物医药和疫苗研究人员。我相信他们有能力生产好的疫苗。我不认为人们有任何依据,说中国生产的疫苗不好,或者说中国生产的疫苗就一定好, 因为我是中国人,它与我的DNA 相符合。疫苗不分国籍。

关于中美关系?

BBC: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明显恶化。未来你会选择哪一方?

总理:我希望不会有须要选边站的一天。我们不可能选择任何一方,因为我们与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及其他领域都有非常紧密和广泛的合作,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不认为只有新加坡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这是许多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并鼓励这两个大国在认定对方是一个必须消灭或压制的竞争对手之前,做出审慎周密的思考。

BBC:但保持中立实际吗?拜登主政后,已要求对供应链进行审核,声称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这听起来像是美国已做出了决定。难道你不想在别无选择之前,先做决定吗?

总理:这样的紧张局势是不可避免的。欧洲国家同样感到压力。就在拜登当选总统之前,欧盟与中国达成了投资协议。因此,我不认为我们是唯一面对两难局面的国家。

BBC:你希望拜登总统在与中国和亚洲打交道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总理:我不需要给他任何建议,但首先我们指望一位能在国内获得良好支持的美国总统;其次,要对全球局势及美国扮演的角色有相当的认识,相信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以及做好准备发挥美国自身的作用,维护这个让美国获益良多的体系。

BBC:你认为,中美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

总理: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话,它可能发生得比你想象的要早。但如果中美双方谨慎行事,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冷战期间多次险些发生冲突,但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40年,我们幸运地避过了一场核灾难。

BBC:基于你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你认为现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

总理:现在比五年前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认为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目前还不高。不过,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因而提高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我认为是相当可能的。因为两国政府都以国内利益为首要考量。它们国内的情况如何?它们要如何维持这种情况?中美的对外关系都以各自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它们要如何应对人民的需要?因此,外部逻辑推动双方合作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内在逻辑可能迫使它们采取强硬态度,使两国陷入僵局及引发冲突。这些都是会轻易发生的事。

BBC:你如何看待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本区域的共存关系?

总理:它们必须共存。它们会在本区域面对竞争、紧张局势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但它们是两个都很强大的国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另一方剔除,也不可能自己倒下。中国与苏联不同,当时苏联的经济根本支撑不下去,很多都是虚幻的。最终,里根(Ronald Reagan)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并极力推动这项军事战略。这足以拖垮苏联,但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带领国家走向不同的方向。

总理:但中国经济并没有这个问题。它具有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潜力。中国人民积极进取,不断进步。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不断前进,他们不会就此放弃。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倒下。虽然美国目前面对很严重的政治分裂和问题,但它充满活力,对全球人民极具吸引力。它曾经从种种困难中复原。因此,我认为除非这两大势力决定共存,否则它们将经历一段艰难时期,我们也不可幸免。

BBC:你认为美国须要接受自己不再是世界第一大国吗?

总理: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但第二大国紧追其后,而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事实。

BBC: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总理:我们无法评断促使中国做出决策的国内压力。但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采取的立场,为它赢得了一些朋友,但也难免与主要势力及许多其他国家形成了紧张关系。如果你留意一些调查报告,例如定期追踪世界各国对中国看法的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发布的调查,不难发现各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及该方向对它们是否有利,存在极大的焦虑与不安。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BBC:那么你认为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或更好的方式?

总理:我不愿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言献策。我相信他们都有各自的盘算。尽管如此,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能成为一个世界各国所乐见其成的国家,而且世界各国能把中国的繁荣、发展与强盛视为共存共荣的机遇。这之前其实已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40多年间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不仅为亚洲国家,也为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许多机遇。即使是现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渴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互惠共荣。我认为,这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优势,如果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失去这个优势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总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以前,美国商人和跨国企业极力主张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因为他们看到了机遇及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在那里投资和展开贸易。沃尔玛(Walmart)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商品,使美国人获益。这不仅为沃尔玛,也为美国家庭主妇和全国各地的民众带来好处。但我认为,美国商界的态度在过去五至七年内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公开支持中国。

实际上,我们看到许多倒退现象。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了机会,而是他们看到中国已向前发展,并希望它能提供一个更开放的环境,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我想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它必须重新平衡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其他国家在早期对它的应诺,如今也须要重新调整,而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

BBC:的确,这使得新加坡等处于其中的国家难以游刃。当你尝试与这些经济和政治大国打交道时,有哪些主要考量?

总理:首先,什么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其次,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理性的评估,做出判断,然后把人民团结起来,说服他们政府这么做是正确的?总的来说,我们想要与中美两国结为朋友,但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道路。国与国之间,时不时总会发生争执。我们偶尔会与中国发生争议,偶尔也会与美国出现分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之间必然会发生这种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对手,但这确实说明我们之间存在一些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可以在其他领域继续合作。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4

旧文章ID:24521

达巍:寻求两种国际秩序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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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87期

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要理解今天有关国际秩序的争议和讨论,可以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国际秩序观入手。

现代民族国家间秩序是从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开始的。从那时起,人类建立起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逐渐确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一系列国际规范。这种国际秩序主张主要处理民族国家间关系,因此可称为“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1945年,联合国成立并通过《联合国宪章》,标志着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成熟定型。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为人类摆脱丛林法则、确保安全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在近代历史上饱受欺凌的国家,格外珍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典型体现。

关于国际秩序的另外一种思路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这套观念滥觞于18至19世纪的英美。“一战”结束前夕的1918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时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其中包含了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如反对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取消经济壁垒、集体裁减军备、成立集体安全组织等。这种关于国际秩序的思路具有“开放”“以规则为基础”“协商同意”三大核心特征,试图约束民族国家行为,降低民族国家各自筑起的门槛,降低人类社会因民族国家分立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推动了以联合国人权公约、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国际制度的形成,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过去40年,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因此也是国际秩序当中自由主义成分的获益者。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提出,“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2021年1月,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时,又指出要“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都是国际秩序当中自由主义成分的重要表现。

西方国家常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称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与中方存在明显差异。从西方视角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中、俄等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势必颠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支撑的超级全球化在西方国家内部产生了“反噬”效果,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西方国家一方面不断指责中、俄等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自己不断退回民族国家堡垒,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主张本国利益至上。

中国政府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和现行国际法体系既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也接纳了大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思想。中国反对的,不是国际秩序中所有的自由主义成分,而是反对将自由主义完全凌驾于现实主义之上,使国际制度成为支持霸权、削弱各国保护主权能力的工具。

在国际政治领域,现实主义对国家主权的保护与自由主义对国家主权的超越应当取得一个恰当平衡。在国际经济领域,重新平衡超国家层面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也是有必要的。因此,世界需要的不是把现行秩序推倒,然后再建一套新秩序,而是在两种国际秩序观之间找到当前各国都可以接受的新的平衡点。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5

旧文章ID:24520

缅甸事件的警示:中国如何保护海外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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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光满  来源:李光满冰点时评

3月14日,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发生多家中资工厂遭不法分子打砸事件,共造成32家中资工厂受损,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高达2.4亿人民币。

当天13时50分许,纵火者骑摩托车带着铁棍、斧头和汽油冲进工厂,不顾工厂安保人员阻拦,在进行打砸后,将汽油浇在工厂门口和仓库并强行点燃,多座厂房的生产车间、库房、宿舍和车辆被烧毁,多名工厂值班人员被打伤,涉及企业多数为中资企业或中缅合资企业,其中以服装加工厂、服装辅料厂和配套设备厂为主。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14日晚宣布,为有效维护安定与法治,决定在仰光莱达雅和瑞必达两个镇区实施军事管制,由仰光地区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

这次打砸事件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一是反对军方接管政权的部分缅甸民众对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表态不满,其二是疫情导致当地企业开不了工,造成工人生活困难,其三,缅甸国外反华势力组织策划的专门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从这次事件专门针对中资企业可以看出,打砸事件的发生绝不那么简单。此前两天,推特上就有账号发帖,向缅甸军政府警告:如果有一名平民被杀,就会有一家中国工厂化为灰烬。该账号的官方认证是“缅甸人权网络创始人兼执行主任”,而“缅甸人权网络”成立于2015年,总部设在伦敦。

此前,在缅甸影响较大的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抵制中国的言论。有人称,“如果你仍然担心缅甸目前发生的事情是缅甸内政,炸毁经过缅甸的天然气管道,那也是缅甸内政。让我们看看你再瞎BB。”“我们缅甸人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如果在联合国会议上再次使用否决权,缅甸人民也会对中国这样做!”“如果你们关心你们的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不要用否决权掩护缅甸军政府,我们缅甸人民非常团结。”“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非法军政府,缅甸的中国企业必须很快被打垮,包括管道项目。”“如果中国继续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的强硬行动,缅甸的反华活动将越来越多,这将对天然气管道、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在缅甸的项目造成严重后果。”显然是有人或势力在制造和引导舆论,嫁祸中国,企图将缅甸国内的抗议活动引向对中国的不满和攻击。

另一个名为“缅甸奶茶联盟”的推特账号,在其脸书主页上自我介绍称,其为美国、英国和欧盟等的领导人提供了关于缅甸人权、宗教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可靠分析。所谓的“奶茶联盟”是一个由“台独”分子、乱港分子以及部分泰国人组成的“联盟”,哪里有动荡,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今年2月初以来,缅甸国内一直存在煽动当地民众反华的声音,这些来自境外的、别有用心的煽动者中,混杂着不少“港独”、“台独”分子。

在“奶茶联盟”之外,缅甸本身存在大量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如“人权观察”、“为缅甸公益”和“缅甸人权网络”等。

事件发生后,外媒继续利用这一事件进行炒作,称缅甸军方对示威者采取强硬镇压手段,造成至少39人死亡,为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这种舆论把死亡事件的矛头直接引向中国,以图引发当地民众对中国的仇恨,这是亲亲西方媒体惯用的伎俩。

缅甸打砸中资企业这一事件到底说明了什么?有什么需要中国深刻反思的问题?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现进行以下七个方面的思考:

一、中资企业到缅甸设厂投资,推动了缅甸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大量缅甸人就业,仅这次被打砸的两个地区就带动了40多万缅甸人就业,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发生政治动乱之后受冲击最大的却是中资企业呢?很难说是当地民众对中资企业有什么仇恨,更大的可能是舆论将暴力事件引向中资企业,将矛头引向中国,将焦点引向了中国。

二、世界上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事件中,都有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的身影,而几乎所有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都是为西方国家政治服务的,是从事颜色革命的专业组织和主力军,去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就与大量非政府组织有关,这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有美国政府资金支持,是美国从事颜色革命和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

三、脸书、推特、谷歌、美国之音等美国社会交平台和新闻媒体已经不是普通的社交工具,而是掌握强大话语权的政治舆论工具,从他们关闭特朗普的账号就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保持政治中立的平台,而是有政治偏向的舆论平台,在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和去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这些网络平台就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这些平台又在缅甸的乱局中将矛头、焦点引向中国,是使中资企业成为暴徒实施打砸烧暴力行为的主导者和帮凶,这些社交平台都是代表美国某些资本势力和美国国家利益的。

四、现在港独分子虽然在香港受到了严厉打击,但这些受某些大国操纵和豢养的敌对势力和极端分子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利用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对中国发动攻击,这次缅甸打砸中资企业事件就是他们利用缅甸国内的政治危机而将矛头指向中国,制造当地民众仇恨中国的舆论,也不排除他们直接出钱组织暴徒进行针对中资企业的暴力行动。

五、现在中国发展很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也很快,可以说全球各个洲、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企业更是加快了走向世界各国、走向全求市场的步伐,然而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开始加大,中国提出要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其中的发展利益就有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经营的利益,如何保护这些分布在全球的中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安全正在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六、从利比亚撤侨到苏丹和南苏丹冲突,我们中国都遭遇了重大的经济风险,遭受了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重大经济损失,这次在缅甸打砸烧事件中,据初步统计中资企业已经有2.4亿元的财产损失。美、法等国发动利比亚战争,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和损失,苏丹分裂,就是某些国家针对中国策划的一场战争,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的石油投资,现在由于中国在缅甸有中缅油气管道,还准备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和中缅铁路,就一定会触碰某些国家的利益,就必然会面临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外政治、资本势力和缅甸国内反华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保护中国在缅甸等国外发展利益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难题。

七、出于国家战略需要,中国在非洲、拉美国家、巴基斯 坦、伊朗有大量投资,而这些地区都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安全风险,除了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等少数国家之外,其它国家都没有稳固的国家层面与中国友好的政治基础,如何在国家资本、企业走出去快于我国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下保护好中国在海外的发展利益同样是一个重大课题。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随着中国快速走向世界,增强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辐射力已经迫在眉睫,比如说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如何保护这条走廊的安全,中国必然要有所行动,比如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大,如何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控制力,中国应及早谋划和行动。比如随着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和它的盟友又不断在南海进行挑衅,如何确保南海周边国家及东盟的政治稳定、安全,中国应该有所考虑,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要仁德善良,也要让人知道你强大的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道理,美国有美国的核心利益,我们不去动他,中国有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不允许他来动我们,一旦触碰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就必须敢于反击,否则就成了他打你的右脸,你不敢还手,又把左脸伸过去给他打,既损失了利益,又丧失了尊严。

在海外构建中国核心利益安全网,首先从家门口做起,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中缅油气管道、中老柬铁路,然后是未来中国主要投资方向非洲,从军事基地布局到维和部队布点,从政治友好到军事演习,从以中资大企业为主的海外安保公司到中小中资公司的自保都要有战略、有组织、有机构、有措施,形成国家层面的大战略。

缅甸打砸中资企业事件发生后,有媒体问,中国会不会撤侨,这其实是一个将中国引入误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不会考虑撤侨,中国在缅甸有重大战略利益,不仅不能撤侨,而且要利用这一事件,因势利导,更深地介入缅甸问题的解决,参与缅甸军方接管政权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让以后的缅甸政府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一个亲中政权。

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发展利益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中国的发展利益已经延伸到了全球许多地区和国家,这是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必然会出现的新形势。我们一定要主动作为,主动介入,主动引导事态的发展,不能再让美、日、印等国家在中国周边实现其破坏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损害中国海外核心利益的政治目的。

缅甸事件告诉我们,中国已经退无可退,要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发展利益,要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舆论影响力必须随之延伸,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我们必须为中国崛起付出的成本。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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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美国难以在东亚撑起抗中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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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近日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线上会议是该对话机制自2004年建立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在特朗普时期,Quad有意被华盛顿打造成"亚洲小北约",拜登上台40天亦启动四国对话并提升对话级别,表明他承袭的依然是特朗普的抗中思路,只不过延续了他一贯注重盟友的立场。

今次Quad,中国还是那个不在场的主角。虽然四国领导人讨论了中国威胁,但从会后声明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来看,正如部分舆论认为的,四国在如何抗中上,远未结成"统一战线"。

与去年10月的Quad相比,本次Quad的一个亮点是四国达成了在印度生产疫苗以抗衡中国的疫苗外交计划。美日将为印度疫苗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和优惠贷款,澳大利亚则在资金和疫苗配送方面提供援助。四国计划在2022年底前向亚洲提供10亿剂疫苗。

鉴于印度在制药方面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其他三国的分工合作无疑有助于弥补各自在同中国竞争中的不足,增强对中国的压力。不过,对中国的疫苗外交能够构成多大挑战,要看实际进展。由于印度的疫情很严峻,且美国对关键材料出口的限制,有可能会阻碍新德里的这一努力。另外,时间因素也不可忽视。虽然普遍预计全球疫情恐怕要持续到明年,但今年下半年是疫情向好的关键期,由于中国目前开足马力生产疫苗,并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疫苗,在疫苗外交中占得先机,即使印度如期2022年底前向亚洲提供10亿剂疫苗,也是晚了一步。因为对多数国家来说,中国的援助称得上雪中送炭。

Quad疫苗计划反映了拜登政府不只是简单地宣示联合盟友,而是在产业和价值链上迈出了实质性步骤,要将具有比较优势的盟友和伙伴组成制造体系,挑战中国。在疫苗上,中国尚有先机,可以应对挑战,但如果是在其他一些中国竞争力不太强的产业和领域,例如半导体,面对华盛顿的这手,中国就将弱势尽现。据悉美国已经要求日韩台和荷兰在半导体行业组建联盟压制中国。

当然,究竟有多少国家愿冒得罪北京的风险在价值链上响应华盛顿的号召有待观察,毕竟,这种做法除了政治考量外,还有经济考量在内,政治可以站队,但经济则未必,因为这涉及企业,企业是否愿意损失中国的市场和利润,同本国政府一条心,恐怕难说,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因担忧中国的惩罚而丢失市场,能否全心全意跟着华盛顿,也要打问号。我们看到,此种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的考量,在本次Quad上也显示了出来。

日印澳虽感受中国的"胁迫",但它们和中国的贸易联系都非常密切,中国是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不用说,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现正受中国经济惩罚,印度去年由于和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境对峙,经济上抵制中国,但这并没有让中国跌出印度最大贸易名册之外。即便是美国自身,虽有对中国的高关税,去年贸易逆差依然创新高。

除经济外,对日印来说,还有地缘政治顾忌。日本处于中俄朝韩的包围中,俄日有领土争端,朝韩和日本有历史和国民感情问题,韩日还存在经济和技术的竞争等,地缘政治的不利处境,让日本不敢把"宝"完全押在华盛顿一边,尽管在四国中,也许东京的抗中意愿一点都不输于华盛顿。

印中不时出现的边界事件固然使得新德里倒向华盛顿,但它也清楚,华盛顿的支持只是增加了和北京边界对峙的底气而已,倘若要和北京长期对抗,鉴于两国实力的不对等,新德里未必讨得到便宜。因为边界的长期对抗消耗的是国家实力。这还不说印度周边有宿敌巴基斯坦,同时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等国也不像过去那样亲近印度。而印度国内也存在分离势力。因此,新德里不会因为华盛顿而继续恶化同北京的关系。

对拜登而言,这都是必须考虑的现实。故华盛顿虽有心做活Quad机制,但也知道其他三方心里的小算盘,要它们完全听从自己的旨意办不到。缅甸事件日印没有跟随美国制裁缅军政府就是一个例子。两国皆在缅甸有利益,担忧实施制裁会失去对缅甸的影响力。如果华盛顿在缅甸问题上都做不到要盟友跟从自己,何况对付中国。这里的要害还在于,若在东亚孤立中国,仅仅依靠日印澳是远不够的。拜登的目的也是通过四方对话平台的示范效应,把东亚其他有影响的国家或集团拉进来,形成一个对华包围圈,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拜登更难做到。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亚除了日印澳外,韩国和东盟的力量不可忽略。只要这两者不参与进来,纵使四国结成抗中"统一战线",在东亚依然难以完全阻遏中国。但韩国不会加入抗中大合唱,美韩虽是盟友,可韩国在经济上同样高度依赖中国,同时韩朝统一也需中国相助,再加上同日本的不和,韩国没有参加Quad变成五方对话已经表明了态度。

比韩国更重要的是东盟。东盟十国单个经济体量都不大,但加起来已经超过印度。虽然东盟的越南和菲律宾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然而这两国都不可能反中。菲律宾在杜特尔特的领导下,几年来和美国的关系磕磕碰碰,反同中国比较接近;越南虽然一向和中国三心二意,但越共的生存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美国的意愿去反中。至于其他成员国,就更不可能跟随美国抗中。东盟实行的是集体决策原则,只要一国不同意,就不能形成集体决议,对外用一个声音说法。而中国和东盟的某些成员国,多年来关系都非常好,以往的历史表明,东盟要团结一致对抗中国很难。

过去,在涉及中美选边的问题上,东盟虽没表态,但给外界的感觉是如果不得不选边,将会站在美国一边。不过这种情况现在有改变,新加坡已经明确表态,哪边都不会选。新加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东盟成员国的态度。若再考虑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要东盟抗中,几乎不可能。

故而,就可预见的情形而言,拜登政府要在东亚撑起抗中联盟,将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就可万事大吉。因为即使抗中联盟组建不起,只要Quad能够做实,也会对中国构成沉重的地缘政治压力,在此意义上,Quad是华盛顿压制北京的一个工具。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5

旧文章ID:24518

理解这场中美高层对话,要把握三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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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这几天,一则消息引发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消息一出,“首次”,成为报道的关键词。

路透社评论说:

这将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之间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英国《金融时报》将这次对话形容为:

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

第二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再次用到了“首次”一词:

这是中美元首除夕通话后首次高层接触,也是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首次面对面会晤。

首次,意味着开始,也意味着可能性。

就在一个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中提到一个细节,“你说过,美国最大的特点是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既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更要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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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次高层战略对话的表述,第一句,就值得注意——应美方邀请。

怎么理解?谭主先拨通了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的电话,这个单位是外交部直属研究机构。

苏格给谭主打了个比方:

中美关系,就像一架飞机一直在下滑,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现在双方都觉得,有必要相向而行,采取切实措施,让飞机不再继续下坠。中美关系又到新的十字路口,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再启合作。

“相向而行”的英文是“meet each other half way”,双方在中间找一个点,在那汇合。

安克雷奇是美国到亚洲航班的“中转站”,跨太平洋飞行时,很多客机都要来此加油。

而此次会面中,它充当了“中途点”,让双方处于微妙的“外交平衡”之中。

除却地点,与会人员的身份,也传达出不少信号。

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与会谈的,还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这种“国务卿+安全助理”的阵容,在美国外交史上,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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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右图为安全助理沙利文

对于这样的人员安排,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提供了一个关键词,地缘政治。

顺着这个提示,谭主梳理了宣布对话前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发现了美国的“小心思”。

3月3日,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有综合实力持续挑战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以及“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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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特别是中国,已经迅速变得更加坚决。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

3月12日,正式会面前6天,在美国的要求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首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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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左上)、日本首相菅义伟(右上)、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左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右下)于3月12日进行线上四方安全对话。

在峰会结束后,沙利文称,四国领导人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而他,也将参加与中国的对话。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作出评论,希望相关国家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美国的“圈子”,越圈越小,目标越来越聚焦,先是从全球范围到亚太地区,还要从亚太地区到日本、韩国:

正式会谈前3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先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本、韩国两国,随后,奥斯汀会继续访问印度,而布林肯,则会前往安克雷奇。

“这样的安排,就是在强调盟友协调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分享了他的观点。

其实就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话当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1.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

这一法案,也是美国政府“百日新政”通过的第一项法案。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后的前一百天是其政治生涯的重要周期,在这期间制定的法案,都很关键。

现在,“百日新政”刚刚有了进展,美国的目光,就投向了中国。

“我们希望双方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对话,中方也将表明我们的立场。”

面对美国的“心思”,这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

中国的立场,一贯而又明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不久前跟谭主一起参与了一场中美主题相关的座谈会。按照他的话说,这次对话,反映了双方尤其是美国,还是要回归理性,坐下来谈。

中国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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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和挑战。

美方一些人,试图把中国渲染成敌人,阻碍与中国的联系,遏制中国发展。

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突然无理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当时,美国还在大选。就在同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参与中美智库媒体论坛时,提出了中美关系拨乱反正、重回正轨的建议。

关键词是三份清单:

合作清单

对话清单

管控清单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7天,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加了任职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他用了一个“最”来形容中美关系——今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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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说:“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秘密。”

具体的论述中,他用了两个关键词:有竞争,也有合作。还特别提到了气候领域的合作。

同一天,拜登在白宫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标题就是:应对国内外气候变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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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

又过了5天,布林肯接受了就职以来的首次电视采访。这次采访中,布林肯又一次大篇幅提到了中国。

这次采访,除了老调重弹所谓中国疫情“缺乏透明”之外,布林肯竟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且给中美关系做了三个定位:

对抗

竞争

合作

“竞争”与“合作”之外,多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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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出现在了一场视频讲话中,参与者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

这个委员会,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见证者,历史上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中,中国乒乓球队首次访美就是委员会负责接待的。

当着这些美国政商学界名流的面,杨洁篪特别提到了今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接着又提供了一组数据,尽管有极端反华派的杂音和干扰,但2020年:

中美新增友好城市4对,两国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别达50对和231对。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是,经过几年贸易战,2020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不降反升,中国又成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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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高达5601亿美元。

说完这些,杨洁篪直言:

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美利益高度关联融合,一些人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狭隘偏见竭力破坏中美关系,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站到了两国人民的对立面,注定是要失败的。

仅仅又过了3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首个对外政策演讲。

演讲中,关于中国的表述,有两句关键的话。

前半句,是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

后半句,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愿意与北京合作”。

“对抗”不见了。

该竞争竞争,该合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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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拜登称美国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2月10日,上任20天,拜登专门下令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中国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的职能很清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分析:

他们要通过三个月的评估拿出一套新的对华方略,重新评估美军面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方针,服务于美国对华总体战略。

工作组成立后,拜登首访五角大楼时指出了工作组的目的:“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并确保美国人民赢得未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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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希望在与中国接触之前与盟友和伙伴 "步调一致"。拜登直言,工作组就是我们将迎接中国挑战并确保美国人民赢得未来竞争的方式。

有竞争,但合作的趋势也阻挡不住。

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美国政府的官方刊物《联邦公报》发布的公告,拜登政府将把大约99种来自中国医疗产品的关税豁免延长至今年9月30日,以帮助应对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上届政府遗留的“对抗”资产出现了新变化。合作,在一些领域成为了必选项。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通话时所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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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美要往何处去?

刚刚结束的两会,外交部长王毅谈到中美关系,多次提到了同一组关键词: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

中美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面前,包括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等,我们愿本着开放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作。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解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

而美国政府,依然在制造障碍。

本周,一项禁令开始生效——明确禁止向华为5G设备制造出口半导体、天线和电池等零部件。

听到这个消息,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可能会忧心忡忡,美国正处在芯焦当中。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诺弗尔告诉谭主:

半导体行业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半导体行业深度嵌套、复杂的供应链遍布全球,一枚芯片在生产过程中要环游地球2到3次。

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中任何一环的堵塞,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危机。

而中国正是半导体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除了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中国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生产份额也已经与美国相当。

美国焦虑的,正是这个。

对于美国的科技封锁行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用了一个词概括:规锁。

美国想用规则锁定中国,包括阻断人文交流,不让中国来掌控一些关键的技术和产品。这样,就可以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这种选择,看起来似乎更有利于美国,但可能伤害的依然是美国自身。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直陈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恶果:

如果在半导体行业对华脱钩,会令美国半导体公司损失高达1240亿美元的收入,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分别削减120亿和130亿美元,并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失去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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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将让一些外国公司的半导体业务"去美国化",这一做法可能进一步刺激中国寻求自给自足。失去中国客户将导致美国产业损失540亿至1240亿美元的产出,危及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120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和13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这样的“规锁”并不局限于科技领域。不久前,谭主和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聊了聊。他分享了自己的建议,中美需要重启对话机制。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双方有超过100个定期交流机制,但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相关机制已被缩减到不到10个。

定期交流机制,有望重启。在气候问题方面,重启已在酝酿。

多位长期观察外交前沿动态人士告诉谭主,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中美合作的关键领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双方将共同主持20国集团一个关注气候相关的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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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初步接触

显然,双方并不排斥接触。

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告诉谭主,美国计划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天举办全球气候变化高峰论坛。

“这个论坛的共识,一定是需要跟中国共同探讨的。”

气候,关乎未来;抗疫,关乎现在。

一个月前,美国正式重返巴黎气候协定的那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会上,他特别提到,如果世界要战胜新冠大流行,就必须合作。

然而在这之前,一些美国政客却多次抨击向6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的中国。

对于美国的多面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作了总结:

面对盟友,美国要借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扩大凝聚力;

面向国内,美国要强调中美的对抗性、竞争性,获得支持;

面对中国,美国一方面不公开主张脱钩,另一方面,却要拉拢盟友,对付中国。

不同于美国的反复横跳,中国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即便,是在遭到无端指责抹黑的情况下。

即将开始的对话,意味着新的一步已经迈出。

一次对话,不可能轻易地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

但无论未来怎样,中国想说的,还是那14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3

旧文章ID:24517

明灯熄灭:70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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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洪起  来源:知沧海

摘要: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本文转自《凤凰周刊》

在中国人眼里,上世纪6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在阿呆了22年的新华社记者王洪起,是中国常驻该国时间最长的新闻记者,经历了霍查、阿利雅和剧变后至今的各个阶段。在即将付梓的《“山鹰之国”亲历》一书中,他揭示了中阿两国之间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本文就选自其中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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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政府1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1961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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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空军装备的战斗机基本都为中国援助,包括歼-5、歼-6、歼-7等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指责中国和“敌人”

1971年秋天,三条消息扰乱了地拉那的平静。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

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公开批判

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邓小平叫停援阿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

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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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报上的阿尔巴尼亚士兵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5

旧文章ID:24516

双边关系再起步:中美2021年互动纪实(第五期)

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97期

双边关系再起步:中美2021年互动纪实(第五期)

(3月1日-3月15日)

   3月12日,美日印澳举行了四方对话机制首次领导人峰会,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任后首次外访选择亚洲,并以日本作为起点,之后会分别前往韩国以及印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将应对中国挑战别列为美国外交的优先事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在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上,两者都明确提出了:1. 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丶外交丶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挑战国际体系的国家。2.  恢复美国的优势要确保美国靠自信和实力与中国打交道。3. 华盛顿将同北京开展务实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

   虽然中美之间举办了自拜登政府上任后的首个两国交流合作机制性活动“第五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但盖洛普和皮尤的调查报告结果均显示,两国人民之间的好感仍在持续下滑。盖洛普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新低(20%)。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九成 (89%) 美国人视中国为 “竞争对手” 或 “敌人”。

   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以上,国防开支增长6.8%。王毅回答了有关中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的提问,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七国集团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政府修改香港选举法表示严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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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盖洛普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新低。20%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好感,这比2020年的结果下降了13%。盖洛普这项调查是2021年2月3-18日进行的,通过电话随机询问了1021名成人。问卷的问题相对简单:即直接询问受访者对18个国家的看法,是 “很有好感” 、 “总体上有好感” 、 “总体上没有好感” 还是 “很没有好感” 。问卷中并未进一步询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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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共同举办以“合作共赢、再谱新篇”为主题的第五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视频会。本届论坛是美国新政府就任后中美之间恢复的首个两国交流合作机制性活动。北京、河北、山西、江苏、湖北、广东、云南七省(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美国亚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夏威夷、艾奥瓦、密歇根、田纳西七州议会领袖出席并先后发言。

3月3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他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事项:击退新冠疫情、重建经济、更新民主制度、改革移民政策、加强盟友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保持高科技领导地位、应对中国挑战。他强调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经济丶外交丶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挑战稳定与开放国际体系的国家。华盛顿将与中国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但他指出,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以实力地位来跟中国接触。”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称立陶宛“几乎没有”从“17+1”合作机制当中获益,陶宛外交部表示将不会参与中国主导的“17+1”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与此同时,该国宣布今年会在台湾设立一个贸易代表处。中国外交部回应,敦促立陶宛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国安会表示,这份战略指南是拜登总统在与世界接触时的愿景,为美国政府各部门提供国安战略指导。这份报告特别指出“威权国家”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中战略竞争不会也不应该妨碍与中国的合作。恢复美国的优势确保美国将靠自信和实力与中国打交道。华盛顿将同北京开展务实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努力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美方将欢迎中方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和防扩散等两国命运相连的问题上的合作。(查看本站简报:说说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3月4日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发布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九成 (89%) 美国人视中国为 “竞争对手” 或 “敌人” ,而非 “合作伙伴” 。同时,多数美国人支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从优先处理中国人权问题,到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及限制中国留学生等。九成美国人在此次民调中表示中国不尊重民众人身自由。 “ 48%的受访者认为遏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高优先事务。2018年,该数据仅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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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一致通过了一项由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Sen. John Kennedy) 提出的 《对各国资助美国大学校园机构的关切法案》(The CONFUCIUS Act,"孔子法案") ,加强对大学校园内孔子学院的控制。该法案将削减任何在校园内设有孔子学院的学院或大学的联邦拨款,除非有关院校能确保对其校内设有的孔子学院拥有全部管理权,包括对其给出的资助款项和人事任免的管理。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公布新一期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及澳门被排除在外。基金会创办人傅尔纳在《华尔街日报》称,今年指数将不再为香港和澳门评级,原因是香港近年的发展“明确显示政策受北京操控,过去两年政治自由及自治受损,令香港与其他中国主要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无大分别”,未来港澳的经济自由度或会包括在中国之内。美国 “传统基金会” 每年均发表各地经济自由度指数,根据贸易自由、财产权利、司法效率和政府诚信等范畴为各经济体评分。香港曾经连续25年蝉联第一,去年微跌至第二名。

3月5日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进行了通话交谈。双方同意把因飞机补贴争端而实施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暂停四个月,并致力于就飞机补贴争端达成全面持久的解决方案。白宫的声明提到,双方领导人还同意就美欧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调,包括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地区。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以上。中国财政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布的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支出为13553.43亿元人民币,约209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6.8%。该预算的增幅比去年高0.2个百分点。 在涉及台湾的部分中,李克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强调“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针对港澳事务,重点将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遏制外部势力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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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答有关中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的提问。 王毅称中美关系首先要"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 原则,并指双方应透过沟通有效管控分歧,防止战略误判,避免冲突对抗。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  。 敦促美国 "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 "彻底改变上届政府 ’越界’、 ‘玩火’的危险做法" 。

3月8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以违反公平、隐私和公正性规定为由,对中国国有广播公司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处以22.5万英镑的罚款。就在几周前,该机构吊销了CGTN在英国的广播牌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敦促英国通信管理局及英方某些人立即停止政治操弄,纠正错误。中方保留进一步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的权利。

3月9日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就其在社交媒体发表不当署名文章提出严正交涉。3月2日,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Caroline Wilson)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官方微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的文章。吴若兰在文章中说: “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中国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津当天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共同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扩大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3月11日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决定明确,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有关的人大决定表示感谢,她强调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管理香港的人是爱国的,并且在政治道德上是正确的。她指责美国与西方国家干预香港和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且说对公布这项新的决定后西方国家将会出现新的批评“已经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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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拜登表示,这项总额达1.9万亿美元的“历史性立法”为美国经济重建提供支柱性力量,将给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奋斗的机会”。2月27日,该计划的最初版本在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经修改的经济救助计划。10日,众议院通过了该计划的最终版本。

3月12日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举行了四方对话机制(Quad)下的首次领导人会晤。峰会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拜登会后通过推特表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致力于共同努力,应对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峰会结束后的简报会上说,四国领导人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但是,中国不是此次会议的焦点。针对四国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这些国家不要“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下属的公共和国土安全局发布声明,点名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五家中国公司的通信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外,美国商务部本周修订了对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相关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声明指出,这些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集团(G7)成员国外交部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政府修改香港选举法表示严重关切。声明指,北京修改香港选举法的决定“强烈显示中国大陆当局执意要消灭香港的异议声音与观点”。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致呼吁中方尊重香港的自由与自治,并停止镇压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

3月13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展开上任以来首次亚洲访问行程。奥斯汀造访了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接着将前往日本、韩国与印度访问。奥斯汀在谈到亚洲访问行程时对记者表示:“这一切都是关于同盟与伙伴关系。” “我们的竞争优势受到侵蚀。但我们仍然维持着优势。我们将继续增加这份优势。”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拥有能力以及行动计划……能对中国或任何想与美国较量者做出可信的威慑。”

3月14日

——布林肯和奥斯汀共同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美国的同盟关系在世界上是"力量倍增器"》的客座评论。其中写道,中国非常有意愿"利用胁迫策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与盟国合作至关重要"。两人还在文中表示,美国将和盟国一起,"就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在香港系统性地侵蚀民主、削弱台湾民主制度以及在南中国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主张,追究中国的责任"。

3月15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 "二加二"会谈。双方都表示美日同盟是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共同应对中国威胁、实现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愿景是将美日两国带到一起的重要因素。会谈后发布的两国联合声明提到:“美日两国继续反对旨在改变现状、破坏日本对群岛管辖权的单边行为”。美国方面还表示,对日本做出的共同防卫承诺也适用于该争议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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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3/16   发布时间:20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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