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

2020年对南海而言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致力于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务实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下称“准则”)磋商之际，某些域外国家并不乐见南海和平安宁，仍在南海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所幸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始终保持定力，坚持通过对话处理分歧、通过合作增进互信、通过规则制定确保南海长治久安，也正因此，南海海上安全形势才得以总体保持稳定可控。

2020年南海风险点多发但总体可控

回顾2020年，个别域外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不断翻新的花样在南海挑衅搅局，冷战思维和传统安全威胁的阴霾挥之不去。

第一，美国在南海以中国为假想敌、以战场测试甚至战争准备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美军在中国西沙群岛及南沙部分岛礁邻近海空域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达9次之多，向南海派遣超过5000架次军机和近百艘(次)军舰，在南海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开展军演几乎平均每月一次。美还罕见地组织了针对性极强的双航母编队演习。

第二，美欲将新的同盟体系引向南海，大力推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四国机制”向南海延伸。去年6月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生后，美明显加大对印度的拉拢力度。日、澳、印等部分域外国家以参与美主导的军事行动为主要方式，将其海上力量向南海和南海周边地区常态化部署或集结，由美催生和主导的“南海军事化”已见雏形。美还多次就南海具体争议发表声明，企图通过“拉偏架”来离间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关系，以“主持公道”的假象来诱拉一些南海当事国上美国的战车。

第三，美与某些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与互动令南海安全形势更具不确定性。从去年初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访问越南岘港，到蓬佩奥和奥布莱恩等时任美方官员密集访问南海周边国家，特朗普政府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等手段，特别是借武器援助、情报共享、基地使用、协同演训等军事诱饵，极力拉拢和培养助美搅局南海的新伙伴、新打手。这无疑会助长个别南海当事国仰仗美国支持在海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气焰。

同样是在2020年，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正能量也在快速成长。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抗疫，保持双边经贸合作正常开展，合作共赢的地区主基调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6846亿美元,东盟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国家克服疫情影响，创新对话方式，依托领导人峰会、外长和防长视频会议以及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联合工作组特别视频会等各层次对话机制，有效管控海上分歧和潜在危机，维护了南海安全局势总体向好的态势。有关各方还就制定“准则”保持密切沟通，加快构建以“稳定、对话、合作”为导向的南海新安全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南海当事国双边海上务实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中菲有条不紊地推进落实《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的双轨并行思路稳步商谈南海共同开发。中越依托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机制，就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等不断深化共识。尽管美国在海上冒险性、挑衅性上升，但中方依然展现极大耐心，同美方就管控海上危机保持沟通。中美两国防长先后两次通话，就加强管控两军在南海可能引发的危机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正是在诸多正面因素叠加作用下，南海安全形势总体趋稳向好的积极面才得以不断扩大。

未来南海形势依然面临挑战

展望未来南海安全形势，有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一面。2021年，“准则”磋商将进入新阶段，中国与菲、越、马等国巩固或建立海上双边问题磋商机制，共同推进分歧管控和海上务实合作有望取得新的成果。尤其是中菲南海油气共同开发谈判不断深入，未来有可能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利用南海岛礁建设成果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产品。这些积极因素将为稳定南海安全局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前不久的中美元首通话，更给外界对两国下一步在南海进行良性互动带来一些期待。

也要看到，美国新政府近期在一些场合也释放出对中国示强的信息。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对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影响南海安全局势的阴霾无疑会卷土重来。

首先，美国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很可能继续以维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绝对军事优势、抵消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和岛礁建设成果为目标，以更多样化的手段在南海与中国展开军事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博弈。维持常态化、高频率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和各式舰机的密集军事侦察或威慑活动，仍可能是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主要选项。

其次，拜登政府似有意将重塑美国际领导力、加强盟友关系、依托盟友和伙伴国联合施压，作为在南海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主要策略，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及越南可能成为其重点拉拢和倚重的对象。

再者，在美国怂恿下，域内南海问题当事国的单边行动也可能使趋稳向好的南海局势出现“回头浪”。

维护南海持久和平的不二法门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其解决非在一朝一夕。当前，影响南海安全形势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如何遏制南海海上安全趋于恶化态势，是地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亚洲国家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和本地区国家合作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地区国家排除外部势力干扰、守望相助，携手努力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安全秩序，才是实现南海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单边行动和外部消极因素介入，只会削弱当事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推进海上合作的意愿，侵蚀南海和平稳定的根基。

美国是南海问题最大的外部因素。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说，“对情况的错误定义会引发一种新行为，致使最初的错误概念变成真实”，美方一些人有关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很可能就是引发中美冲突的原因。中美关系未来何去何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和抉择。同样，未来南海安全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选择。(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3/3

旧文章ID：24395

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首先，感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邀请，能够在这次蓝厅论坛和各位新老朋友对话。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我们都认同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两国关系如何发展，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世界都会有重大影响。在这儿我想探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有规则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称为“竞合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坦率地说，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两国间的竞争或博弈不断向深入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近20年来，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在不断缩小，这导致了两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原有的互信已经消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中国视为前所未遇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这场竞争包含着对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并且被置于全球框架之下。

大国间的竞争是严酷的，但是未必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避免将竞争对手升级为“敌手”，逐步建立起竞合关系还是可能的，这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同于两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空前广泛而密切，同时又在诸多领域存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联系与矛盾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是当前中美关系困境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领域和问题切割竞争与合作不失为一种解决的办法。

第二，在中美正在展开的竞争或者博弈中，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属于同一层次，未必是一种全面的战略竞争。美国要极力维护的是他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决心维护的是自身的发展权。如果能够客观的认清这一差别，两国就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带来的趋势是世界的整合，而不是割裂。

就近期而言，中美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双方要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能越过底线。

第二，加强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这对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对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采取积极的姿态，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

第四，要对未来可以展开合作和需要合作的领域进行研究。同时，要解决目前双方结构性矛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我想中美两国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需要打破常规的勇气。

谢谢各位!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3/1

旧文章ID：24394

作者：张云  来源：中美聚焦

2月4日可以说是拜登新政府对外政策正式登场的重要一天。拜登总统亲自到访国务院做了执政后的首次外交问题演讲，同日白宫还发布了两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这些可以看成是美国新政府重塑美国对外政策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其核心信号是美国对外政策将从高度聚焦军事安全朝“外交为民”转向。

首先，这一转向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福祉服务的新思维。拜登在国务院的讲话中特别提到，美国在国际上采取每个行动的时候都必须将美国工薪家庭放在脑子里，外交政策要服务于中产阶级最为紧迫的要求，即聚焦经济复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白宫吹风会上也说拜登政府要更加有效地追求一种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并将此定义为工作的“主导性原则”。沙利文还进一步说，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工作都将用这个基本标准来衡量。如此明确地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与推进国内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的生活福祉相联系，在战后的美国历史上可能还是首次。新冠疫情已经造成45万美国人丧生，1/7的美国家庭面临基本食品不足，将民众福祉定为对外政策首要目的可以说是“接地气”的转向。

第二，这一转向也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国家安全利益定义的扩展和深化。沙利文在吹风会上列举了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五个优先事项，其中第一条就是要通过对内投资增强美国的基础和复兴，并说这不仅仅是经济政策，这也是国家安全。这说明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正在从以往的过度聚焦外部威胁，特别是国际军事安全威胁，拓展到国内经济建设不足引发的内部威胁。冷战后，在“历史终结论”等认识基础上，美国对外政策上的自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要按美国设想改造世界的“救世主”心态，并付诸实践，雄心勃勃地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冲突地区进行国家建设。然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短期军事胜利与长期国家建设失败的鲜明对照，不仅让美国痛失大量财力和人力，也引发了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反思。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奥巴马总统就曾经提出，国家建设要从美国国内开始。然而，金融危机似乎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动力促使美国对外关系出现质的转型，而在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人安全观的首要关切基本上都在国内，即疫情、就业机会丧失、政治极化可能带来的国内暴力等。

第三，这一转向也体现了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新内容。拜登总统在国务院演讲中强调美国外交的价值观传统，承诺将继续在国际上推广民主自由。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对美国自身做法反思的新内容。拜登宣布美国将结束对也门冲突中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支持。沙利文在吹风会上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时候说，支持进攻性军事行动会让也门内战永久化，从而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这说明拜登政府意识到，意识形态价值观至上和以政权更迭、军事干预为手段的对外政策，有时候会事与愿违。拜登政府还宣布在也门问题上，美国不仅要停止军事支持，而且还任命了特使进行外交斡旋，寻求通过多边外交来实现也门冲突的政治解决。

诚然，拜登和沙利文的演讲中对中国的表态仍措辞严厉，人们不能奢望中美激烈竞争的情况会有根本变化。但基于上述分析，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新政府在外交理念上正朝“外交为民”转向。这种转向在国内体现在美国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务;在国际上则体现在美国外交要更多地通过外交斡旋等非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意图。这些让我们得以对中美两国建立起一种合作性竞争关系保持谨慎乐观。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外交为民”新理念与中美关系未来》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3/2

旧文章ID：24391

作者：李录  来源：中宏国研经济研究院

今天，分享李录这篇好文，一起学着以更高、更远的全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去理解芒格先生说的中国投资机会“水大”、“鱼多”。

这篇文章来自李录先生2019年1月在国际投资人会议上的演讲，虽然是去年的演讲，但如今读来依然有益。李录在演讲中强调知识的诚实：“我们的分析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及情感带来的偏见。我们要描述的是‘真实’，而不是‘理想’或‘希望’。”

2019年和2020年发生的中国社会现实，已对李录的“真实”做出正向回应。

展望未来，李录文章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有着相似特征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通常都是20多年，“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走出类似的轨迹”。

以下为李录先生原文：

今天我想谈谈我们通常不谈论的话题。

我们是自下而上的投资者，主要关注公司、估值、生意和行业。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去年，很多人对中国宏观环境忧心忡忡，悲观情绪蔓延。我猜这也是在座有些人千里迢迢来到这儿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就破例谈谈宏观环境。说到底，当我们投资一个国家的一家企业时，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也是在投资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对这个国家有大致的了解。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投资人，我们关注的是对未来大概率正确的预测。我们的分析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及情感带来的偏见。

我们要描述的是“真实”，而不是“理想”或“希望”。

下面是我今天演讲的提纲，分为五个部分：

一、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

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三、当前投资人尤其是海外投资人对中国的悲观情绪;

四、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今天中国与西方的位置;

五、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首先我们会讨论中国和西方有何差异，各自有何独特之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和独特之处。大多数西方人都是以西方眼光看中国，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以中国眼光看其他国家。这种差异性导致了许多迷茫和误解。如果你不了解中西方的历史差异和这些差异性的根源所在，你就无法真正深入理解并对它们的发展进行预测。

第二部分，我们会简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解释近四十年中国经历的经济奇迹，即超长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

第三部分，我们会讨论今天投资人普遍关注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当下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特征，意味着什么。

第四部分，我们会讨论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最后，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估测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议程，涵盖了相当多领域。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快速地过一遍，这种求快的方式与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式可谓背道而驰。我的目的是给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帮助大家开始理解这些问题。

今天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过去40年思考的产物。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沉迷于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讨论，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参考资料。

01 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

首先我们来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和独特之处。自古代社会直到近代，中国和西方，或者简单地说东西方，都被喜马拉雅山脉和广袤的蒙古草原分隔成两块，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因此东西方文明各自独立地进行发展。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让东西方分别在不同时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他们也在对待事物的方式和建立的体系中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当然，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人类，都有人性共通之处。但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走向，这是由于人性在不同的外界因素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方面所导致的。我会讲述一些导致了这些差异的基本事件，其中地理环境是最重要的原因。

先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一道人类几乎无法逾越的屏障，北面是辽阔、冰冷的蒙古大草原，东面和南面临海。非常有意思的是两条同样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大河，长江和黄河，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流入海。在人类发现美洲大陆以前，长江和黄河之间形成的这块冲积平原是地球上最肥沃、最广阔、最适合农耕的土地之一，可谓天赐之地。因此，农业很早就在这里萌芽。这两个大河道再加上一些支流，为平原上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提供了经济、便利的方式。所以只要某一个地方能聚集起足够大的力量，征服这一整片土地便不是难事。

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光合作用，它把太阳能转化成农作物和可畜养动物，而动植物都依赖土地。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大小决定了农业产出和所能负担的人口数量。在整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中，土地的稀缺性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某个社会一旦拥有更多的土地，就会产生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地大小所能承载的极限，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战争、瘟疫、饥荒纷至沓来，人口急剧减少，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农业文明的经济是短缺经济，也即农业经济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增长规模，在到达土地产出极限时，人类的总人口只能减少。减少的人口通常以民族、种族和国家划线。占据了最大片土地的族群通常能生存下来，而代价是其他族群的衰亡。农业文明中的战争通常是为了争夺更多土地。

图1 中国地势图

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上，这样的争战数不胜数。最终的胜者是那些发明出一种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方式的社会，也就是政治组织形式比较完善的社会。人类非常有趣，既有高度的个体性，又有高度的社会性。在这点上，人类在所有物种中可谓独一无二。而中国人最先探索出一种大规模动员社会的方法。

大约2400年前，地处中国西边的一个小国——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掀起了社会组织方式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创新革命。在此之前，因为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所以自然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来向外延伸人和人的关系。秦国首次打破了这种血缘关系，规定财产可以传代，但政治权力不可以传代。政治权力的分配仅以一代之内的功绩和能力为依据。在此之前的中国，以及一直到现代以前的西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主体。如果上一代封爵，子孙数代都可以封爵。政治权力是以血缘关系来分配和传承的，社会高度固化，很少有上下自由浮动的机会。

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创了任人唯贤的制度，根据功绩、学识和能力进行人才选择和政治权力分配。而且这种选择和分配只限于一代人之内。秦国这个小国，因其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不论出身、可以靠自身努力获得政治权力的上升通道，因而动员起所有人的力量，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华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此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各朝各代都是以相似的方式组织社会，也因此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一直非常强大，其政治体系高度精密、完善。中国人在历史上首先发明了以贤能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吸引着最卓越、最聪明能干的人进入政府工作。西方在历史上则从未有过这样的传统。

中国是最早发明政治贤能制

我们再来看西方，主要是欧洲，因为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更为重要。

欧洲的地理环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布满了许多流向纷乱的小河流。欧洲整个区域并不大，却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再加上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欧洲仍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几乎还处在荒蛮时代。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始森林被慢慢砍伐，农业才开始蓬勃发展。但因地理条件所限，欧洲的土地无法支撑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以至于罗马帝国之后所有重新统一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要管理好所有这些小国，只需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便足够了。所有政治权力都是可遗传的。因此，在现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权力从未像中国那样向着平等主义、任人唯贤的方向发展。

图2 欧洲地势图

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项决定性的优势，这一优势在近代五百年的历史中被证明是非常关键的。为了理解这一优势，我们先看一下欧洲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距离(图3)。图3中的左右两张图片不是完全比例一致的，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欧洲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距离差异之大。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3000英里，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6000英里。再考虑到洋流的因素，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远大于6000英里。因此，当欧洲的商人开始航海时，他们到达和发现美洲大陆的概率要远高于中国的商人。在现代科技文明出现以前，想从中国航海到达美洲简直是天方夜谭。郑和下的只能是“西洋”，而不是“东洋”。而从欧洲航海到达美洲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一偶然之中蕴含了地理位置优势之必然。

这次地理大发现的意义非比寻常。首先，欧洲人借此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北美洲的土地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由于北美农业的自然禀赋(主要是指农业所需要的原生动植物物种)过于贫乏，而且在地理上与欧亚大陆自冰川纪后就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农业还未得到发展，所以这一区域人口稀少、文明极其落后。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后，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本地的原住民，其中绝大部分原住民死于欧洲人带去的病菌。忽然之间，欧洲继承了一块巨大的、肥沃的土地，几乎可以支持无限多的人口，由此得以在跨大西洋领域内形成了持续数百年的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当然，如果人口一直增长下去，土地最终也将无法支持，还是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但在此之前，另一重大事件发生了。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剧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此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发了文明范式的转变，真正将人类文明带入了全新的阶段。这个时代的定义是持续的、复利式的、无限的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图3 欧洲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距离

来源：EncyclopaediaBritannica, Inc. 2012.

如前所述，农业文明是由光合作用原理决定的，光合作用对能量转换的极限受制于土地的大小。土地的大小有自然的上限，因此农业文明的经济是短缺经济。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明能够释放出持续的、复利式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转变为富足经济。这种区别是划时代的。

这种新制度是经济贤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结果。在欧洲，人们忽然发现，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你在经济层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这种体系有助于释放个人和小集体(公司)的潜力，它吸引着人性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体性力量的释放。这是过去几百年间的现代史上才发生的现象，欧洲(西方)分裂的小诸侯国及美洲大陆上特别是北美的小殖民国，正是形成这种新文明的政治、地理土壤，而在西方个体和小集体的强大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看中国、中国看西方时，都常常不得其法。他们总是从自己的偏见和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例如，西方是因为个体和小集体(公司)的力量而成功的，他们对政府的干预就不免总有深入骨髓的怀疑。所以我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要给大家做好铺垫，讲述一下中西方之间这些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异。

02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 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1840年，中国和现代的西方以鸦片战争的形式相遇了，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当他们还沉浸在农业文明时期的辉煌中时，已经完全错过了工业革命和科技文明。西方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先行了几百年。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在半殖民地状态下跌跌撞撞、举步维艰。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在开始阶段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至少部分原因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与中国人组织集体、释放集体潜力的本能恰好吻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当一个国家选择自己的命运和发展道路时，会受到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的影响。后来计划经济的结果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1978年，邓小平上台，那时他并不知道带领中国走向繁荣的正确路线是什么。但邓小平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观察。据其翻译李慎之在回忆录中所述，邓小平曾告诉李慎之，据他观察，二战后凡是与美国好的国家都富了，凡是与苏联好的国家都变得非常贫穷。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第一次访美时告诉李慎之的。此次访美后，在吉米·卡特(JimmyCarter)总统当政时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邓小平冲破中国传统历史偏见的藩篱，转而学习美国的道路，开始倡导市场经济，开放国门，如饥似渴地向美国及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及市场经济道路。

自此，我们见证了中国近40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这40年的复合增长率平均约为9.4%。按实际价值计算，中国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了超长时期内经济持续超高速的增长，这绝对是一个奇迹，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这40年超级增长的原因。首先是一些常规的解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人真切地观察到美国的成功，也即西方成功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的时候，美国相对来说还非常自信、胸怀宽广，愿意帮助中国。美国愿意帮助中国，首先是因为两者同为反对苏联的盟友，其次美国还带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想引领中国走入现代化，这也是美国一贯以来的历史。另外，当时的世界大环境比较和平，美国的消费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助力，世界处于大规模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加入了WTO等等。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这些顺风车。另外因为中国曾经太落后，要奋起直追，所以通过借鉴他国成功经验，谨慎规划未来的道路，总体来说规划得更好。中国人还有努力工作、重视教育、富有创业精神等文化传统。之前几十年的经历促使他们更加珍惜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机会去努力工作。

在人口方面，通过全球化、加入WTO，中国数亿年轻劳动力得以迅速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创造出巨大的产出。而恰好这些产出还能被全世界吸收。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它们还不是全部。

图4 中国1978年到2018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来源：世界银行

下面我来谈谈非常规的解释。首先，现代文明的本质并非政治制度，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中国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方向上跌跌撞撞地走了150多年，直到1978年他们才真正达到了这种结合。那时，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统一市场，还有着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一旦真正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的精髓，中国就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开始蓬勃发展。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起飞也是遵循相同的道路。国际上最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成功恰恰是一个反例。政治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独特政治经济体系，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三合一市场机制”。我们在第一部分说过，中国人最早探索出通过政治贤能制来释放集体力量和潜力的方法。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又通过组织市场经济的独特方式将这一历史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所谓“三合一市场机制”，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中央政府制定战略，提供资源支持，调节经济周期——这一点和美国联邦政府相似。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像是企业行为，这些“公司式地方政府”为真正的商业公司提供总部式服务。

如果公司去某地投资设厂，当地政府可以为它们提供土地，修路造桥，组织劳动力，改变税收制度，甚至可以购买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地方政府竭尽所能帮助公司在当地落脚并取得成功。公司只需要牢牢抓住市场机遇。作为交换，公司大量雇佣本土劳工，贡献GDP，并向地方政府支付税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支付租金，因为相当于租用了一个现成的公司总部。与此同时，不同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为商业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中央政府一起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从图4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起伏非常小。这种独特的模式在超长的时间内产生了超高的增长率，且周期性变化非常小。当然周期性变化很小也离不开温和的国际环境和开放的自由交易系统。

然而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当地方政府像企业一样提供商业服务时，它们会要求租金，有些官员甚至会以权谋私，要求企业直接把租金支付给个人。因此，这种模式在创造了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严重的贪腐、寻租、环境污染恶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可持续的贫富分化，和高度依赖债务的经济，因为债务是中央政府用来缓和经济周期起伏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是三合一市场机制的缺点。

在此期间，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工业国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没有达到9%的增速来适应这么多的产出。此外，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那些原本发达的工业大国正在失去其工业上的优势基础。而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又集中地过度分配给了科技与金融领域中的精英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于是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开始聚集力量。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40年后，它的独特发展模式也遇到了困难。

03 当前投资人尤其是海外投资人 对中国的悲观情绪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可能是最全面、最持久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整整六年多，至今还在进行。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同时推行两个并行的政策目标。一个目标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加强对整个国家社会的掌控;另一个目标是同时为中国继续创造中高速(相对于超高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大多数人都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第一个目标，因为它带来的变化很大，影响到了所有官僚机构，影响到了所有知识分子、商人，也影响到了每个公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感到难以适应。它导致了某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使部分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金融市场大幅下跌。这就是2018年中国接二连三产生“黑天鹅事件”的背景。

中美贸易战在这个时期爆发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际上，新一轮“中国即将崩塌”的理论又开始流行。这句话最早出自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所写的《中国即将崩塌》(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句预言此后多次兴盛，每过几年都会被外国知名报刊杂志、企业家和政客一再重提。在中国国内，持这一观点的也不乏其人。最近我们又迎来了新一波的悲观情绪，出现对中国即将崩塌的新一轮预测。持这一观点的人怀疑全面从严治党政策的最终目标，甚至怀疑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决心，这是否预示着中国超高速增长的终结?

但是反过来想，加强党的领导也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国家，和稳定、持续、共同、单一的大市场。反腐运动还有效地遏制了贪腐和寻租行为，将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连根拔除，从而使一些原本很难推行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我们还看到中国对技术、教育、环境都在持续地加大投资，中国经济也在从出口和投资导向向最终消费导向转型。这几年，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很多变化，在某些方面，舆论空间收窄，但在另一些方面，这些政策也卓有成效，比如扶贫、环保等，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这就是这几年中国国内环境发生的变化。

国际上，我们再谈谈贸易战，很多人问到这场贸易战是否预示着中国增长周期的终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图5显示的是中国商品及服务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它的计算公式是用商品及服务的出口值减去商品及服务的进口值，再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中国的净出口曾经非常高，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9%。也曾经低到-4%。但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净出口平均值在2%左右。

再看下图6.你就会明白近些年来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力的变化了。图6显示的是2003年以来最终消费、投资和商品及服务净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十几年前，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很大，2008年和2009年开始下降(当时中国是支撑全球其他经济体的主要进口国)。过去五年，最终消费的贡献在持续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相对降低，而净出口显著降低，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显著降低。中国供给侧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实际的成效。

笼罩在林林种种的担忧、恐惧、抱怨和预言中，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8.6%。中美贸易冲突固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和诸多负面影响，但是已不足以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图5 中国1960—2017年商品及服务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1960—2017年数据)

图6 中国2003—2018年最终消费、投资和商品及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图表来源：CEICData.

04 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今天中国与西方的位置

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工业化早期，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这个拐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观察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50年代提出。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也即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劳工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因为农村里有很多剩余人口，找工作的人很多，企业自然就会剥削工人。

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迎合满足雇员的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等。在这个时期，因为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这个阶段中，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今天的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当黄金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工资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对企业来说，在海外其他新兴经济中生产会变得更有吸引力。此时企业开始慢慢将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自己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这种情况在本国大规模发生，本国投资就会减少，本国的劳工，尤其是那些低技能劳工的工资水平会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这一阶段，经济仍然在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已经不再均衡。劳工需要靠自己生存。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比如科学技术、金融、国际市场类的工作回报会很高，资本的海外回报也会很高。但是社会的总体工资水平会停滞不前，国内投资机会大大减少。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Koo)先生称这一阶段为后刘易斯拐点的被追赶阶段。

今天主要的西方国家大概都在70年代慢慢进入了上述的第三个阶段(被追赶阶段)。而作为曾经在追赶中的新兴国家，例如日本也在9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对中国来说，虽然不同观察者提出的具体时间不同，但大体上中国应该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如下面几张图所示，中国近些年的工资水平、消费水平、投资水平都开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功用。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都有助于新兴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状态。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以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处在市场前沿的私人部门企业家更能把握市场瞬息万变的商机。此时依靠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投资就开始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互相冲突、互相竞争资源。这一时期，货币政策更能有效地调动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到了被追赶阶段，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私营部门因海外投资收益更高，而不愿意投资国内。此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又变得更为重要，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

但是因为政府的惯性比较强，所以常常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政策的执行仍然停留在上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中。比如说，在今天的西方，宏观政策还是主要依靠在黄金时代比较有效的货币政策，但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政策有效性很低，以至于到今天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货币超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还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仍然极其缓慢。同样地，当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后，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很强势，政府对货币政策的使用仍然相对较弱。过去几年，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种财政政策和国企的挤压，在某些领域空间有缩窄的趋势。这些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错位的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都有发生。

图7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已调整价格因素)

图8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已调整价格因素)

图9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已调整价格因素)

图1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已调整价格因素)

然而不容否认，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会呈现相互追赶的、螺旋上升的状态，处在一个互相促进的正向循环中，投资机会仍然非常丰富、优异。如果政府能在这一阶段中运用更多的宏观货币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会大有益处。

05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该如何估测未来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想从五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

首先，如前所述，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与政治组织方式关系不大。而技术密度却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考虑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研发费用时，你就会发现中国潜力很大。中国去年毕业了750万大学生，其中470万是STEM专业。对比之下，美国大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在大约50万左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2年后，中国预计总共会有近2亿大学生，已经接近整个美国的工作人口。中国即将享受到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78年初，当时来自中国农村的数亿年轻人搬迁到大城市，不管工作难易，薪水高低，他们都愿意全力去打拼。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起飞正是得利于劳动力红利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工作机会。

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享受工程师红利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富足社会。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雇佣了约15万名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至少拥有工程学学士学位，其中大多数还有硕士以上学位。华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报酬大概只相当于西雅图或旧金山硅谷同等职位的一小部分，但华为的工程师都以刻苦敬业闻名于行业。他们的聪明程度、所受的专业训练绝不亚于那些西雅图或旧金山硅谷的工程师。中国即将释放出的竞争潜力就在于此。

我们进一步讨论工程师红利的问题。图11中显示的是一些国家、地区人均GDP和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201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与巴西、墨西哥和泰国相当。但中国的研发支出所占GDP的比例要远高于这些国家，达到2.13%。相比之下，巴西为1.27%，泰国为0.78%，而墨西哥只有0.49%。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甚至比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都高。西班牙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倍，葡萄牙的人均GDP是中国的2倍。也就是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高出了那些人均GDP是其2倍、3倍的国家，而且远远高出那些和中国拥有同等水平人均GDP的国家。

图11 不同国家(地区)人均GDP和人均研发支出对比

来源：世界银行。人均GDP为2017年名义美元数据。研发支出占比数据除巴西、墨西哥、泰国为2016年数据以外，其他国家为2017年数据

2.

那么如何释放中国人均GDP的潜能呢?城市化率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所有那些人均GDP较高且研发支出较高的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左右，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55%。而且这个数字还有些夸大了，因为其中包括了1.8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只有那些有户口的人才有权享受一系列社会福利，包括教育、退休和医疗福利。有了这些保障后，减少了后顾之忧，人们才会更愿意去消费。因此，这1.8亿农民工并不是城市生活的完全参与者。更不用提那些完全生活在城市之外的45%农村人口了。

然而，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内将以每年1%的速度开展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大约有3亿人成为新的消费者。这正是参与城市化进程的全部意义所在——成为消费者。一旦你真正加入城市生活，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你就会像身边的所有公民一样开始消费，开始赚钱，开始进入到经济循环中去。结果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3.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资金来支持城市化、支持建设、支持制造业升级？恰巧中国还有另一个特征可以为此助力。如图12所示，这是中国从1952年到2017年的国民储蓄率。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储蓄率也一直居高不下。非常有趣的是近年来消费水平大幅上涨的同时，储蓄率也在升高。去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储蓄率仍高达45%。高储蓄率就是支持进一步消费和投资的资源。

高储蓄率还能解决让许多人担忧的一件事——高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自2008年以来一直不断升高，当时中国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开始持续大量投资，主要通过发行货币，依靠债务融资。传统上，中国社会融资主要来自银行债务，比例有时可高达80-90%。股票市场及股权融资占整体融资比例很低。但无论是债务还是股票，它们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它们不是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来的，而是直接来自于本国储户。几乎所有中国债务的债主都是中国人自己，并以本币发行。所以尽管债务占比较高，但是因此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至少目前并不高。

下一步中国政府想做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融资结构，大大增加股权的权重，减少债务所占比例。新推出的 “科创板”会采用与美国相同的模式，即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注册制资本发行，而非以前的审批制。这意味着任何想要上市的公司，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为自由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以自由竞争方式获取资本。当然政府会在事后对其进行监控。这一模式和美国是相同的。从注册制改革开始，中国会慢慢调整社会融资结构，将银行债务从80-90%的高比例逐步调低。一个复杂成熟的经济体是不应该有这么高的银行债务比例的。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将成为解锁高债务比问题和提高融资效率的关键。

图12 中国1952—2017年国民储蓄率

来源：CEICDATA

但中国可以不依赖于外国资本。资本可以直接取自本国的储蓄。在中国家庭变得富裕时，储蓄率还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图12明确地显示出中国人还不满足，他们想要投资更多，他们不想坐吃山空。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能够将这种欲求转化成有效的投资，通过对教育、技术的持续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个人财富增长、消费升级、投资增加的持续正向循环，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4.

理解中国经济未来的另一个维度是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大问题、危机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今天中国政府的两个目标，即全面从严治党治国与保持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之间既统一又有一定矛盾，有时处理得不好甚至可能演化成危机。但是在应对危机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可以在两大目标中调整轻重缓急。比如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上已经调整了与美国谈判的策略，也改变了之前对私营企业家的一些处理方式和对私营企业的借贷政策，尤其是在证券市场暴跌中对私营企业金融股权的处理等等。当然，已经造成的损失难以逆转，伤口愈合也需要一定时间。

另外，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的结果可能是政治愈发稳定而非相反，这一点可能会让同情西方模型的国内、国外观察家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是现实确实如此，过去和当代也都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想方设法进行适应性调整。无论人们对今天的局面有多少不满，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离开中国。他们既带不走财富，更带不走事业。随着政策改善，时间推移，一切又回归常态。商人会继续经营生意。这些财富不会从中国流走，生产性资产不会丢失。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中国政府，都会学着去调整。如果中国政府都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我想整个中国社会必然也是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当矛盾爆发时，我们会看到两个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不断地切换。只要政府不改变经济改革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稳定单一的大市场中持续发展下去。

5.

那么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还能走多远呢?当然没有人能够对此作出确切的回答。所以，要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最好参考一下以类似政治、文化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发展经验。

东亚同样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地区，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尽管无论是政府管控程度还是人口数量上都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发展历程仍对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在1962年首次达到1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2010年不变价美元)。随后的24年里，其GDP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6.1%，一直持续到3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图13)。然后增长率开始放缓。

韩国在1993年突破了10.000美元大关。随后24年，GDP平均复合增长率为4.7%，直至达到25.000美元以上(图14)。

新加坡的复合增长率高达8.2%，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人均10.000美元一直增长到30.000美元(图15)。

中国香港也是类似，有28年10%的增长率(图16)。

当然，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很小的经济体，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

韩国和日本的数据更具预测性。他们在政治上的组织方式和中国类似，也和中国一样重视教育、技术、产业升级并且强调国内消费，日本尤其如此。韩国的经济仍然非常依赖外国。但他们都多多少少转移了一些重心到消费上。

图13 日本1961—1985年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2010不变价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

这些东亚儒教国家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估测中国的增长潜力很有帮助。大家都相信贤能制(Meritocracy)的文化，都有很高的储蓄率，重视教育、科技，在到达10.000美元人均GDP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企图心，而且他们大多数在社会组织方式上也和中国有类似之处，在经济上政府都扮演着比西方国家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走出类似的轨迹。

但我们是自下而上的投资者。我们的投资一般不受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所投资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所在国家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粗略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一定要非常精确，也不需要时时正确。我们只需要对所投注的国家未来20年或30年的情况有个大致的推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方面，来帮助你更加公允、客观地了解大局。所以下次你们看到美国的知名报刊谈论到中国时，别忘了他们的固有偏见。这些偏见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成功经验。他们倾向于由此去评判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东西。当你看到中国对某个问题做出回应时，通常也是源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偏见。你要有拨云见日的能力。

图14 韩国1992—2017年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2010不变价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

图15 新加坡1976—1997年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2010不变价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

图16 中国香港1979—2007年经济增长率及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

最后总结一下，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中国在历史上发明了政治上的贤能制，使得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于欧洲。同样，也是地理因素帮助欧洲最先发现了新大陆，并促使西方发明了经济上的贤能制，从而把人类带入了新的现代文明。

经过了100多年的挫折，中国终于在过去40年里发现了现代文明的精髓，也即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在40年中创造出超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而这其中中国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治理优势也不可或缺。在今天的环境下，执政党和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并未发生变化，就是要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为中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尽管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加大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依赖出口的国家，而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进口大国。中国和美国出于对各自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有可能会在贸易和经济的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妥协。

今天的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了经济发展成熟的黄金期，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和投资水平，都进入了互相追赶式的螺旋增长，为创造中产阶级消费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的文化和国策使它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高度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在科研上持续的高投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尤其是工程师群体的迅速扩大，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居民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等等。我们也看到和中国具有同样儒教传统的其他一些东亚国家，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最终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最后，作为基本面投资人，我们为什么现在投资中国呢?因为在那里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优秀龙头企业，它们比西方的同类公司更便宜，而且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逻辑。

来源：雪球说投资，作者：李录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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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ngshou  来源：以以的爸爸

本人对理科教育一直很感兴趣，多次就此话题发帖。很多朋友对教育以及中美体系比较 甚感兴趣观点众多。现在我想简述一下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执教的一些第一手见闻和感受。一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二是给自己总结一下，为自己回国工作后和人侃教育整理一下材料。

几点说明：

1. 我在21世纪初在北京某大学A学习，之后来美留学读博士（涉及学校 B C），再往后在美国执教（大学D）。我对国内本科硕士，国外本科博士等阶段的基础科学教育(包括学习和教学)都有一定体会，在我的系列中也会对中美的大学做一些对比。

2. 我的专业方向属于纯数学(以及相当程度的理论物理)。我对实验类学科或工科了解很少，故无法涉及这些方向。但我教过不少数学课(大学里学生最杂的课)，这使得我能大范围接触全校各个专业学生并由此感知他们的数学水平。

3. 我求学的学校各自代表了中美的最高水平，我执教的也是老牌藤校。一方面我感觉到了一流大学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些令我大跌眼镜的现象。我感到这两方面的很多东西我似乎没有在中文媒体网站上见到较多的提及(虽然谈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很多很多)。

在B和C的经历：本科

我是大学B的学生(研究生)，但我的导师在大学C导致我常到C校去，故我对两校均有了解。

本科新生数学基础弱于中国同地位大学

B有美国数一数二的理科生源并有很多顶尖国际生源支援，但我感觉他们的平均数理水平仍不及我在中国的母校A的(规模更大的)入校生源的水平(当然A的生源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胜利。当然B的新生水准也是不错的，少有我认为明显配不上B的。

题海/考试海/教辅/补课 体系

尽管B有很好的生源，他却毫不懈怠，反倒响鼓偏用重锤敲。B高度重视数学基础课并有自己一套方案：

除了通用的教材，还有两三套自编的教学讲义和“教辅材料”;教学讲义和“教辅材料”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时有更新;大量布置作业习题并对习题精心组织分类;除去正课外，要求学生必须上一周两次的小班习题课(由助教上)，而由于有超强的研究生生源这些助教(在读博士研究生)大都具备独立主讲全课程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A里甚至很多博士后都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具有极高的师生比例以及博士生本科生比例 B可以为每一门大课组织庞大的教授/助教/批改作业者体系;教授和助教均提供很多课外答疑时间;相关院系，学生宿舍，学生内部均会组织“学习班”“解题班”等，有的学生甚至自己出钱雇家教教自己。

此外 小班习题课上 常有各种小测验(计入最后成绩);全体的大考试 则每学期(12周)有3到4次(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A通常16周内只大考两次)。

开始我还没太在意，后来我突然意识到B的这套体系不是很像中国高中盛行的 题海/考试海/教辅/补课体系么？

那么这套体系运行情况如何呢?至少从出口看，效果很好：学生考试成绩不错，我教高年级课时也感觉学生的低年级课的基础打得好。学生的负担很重吗?那是很显然的。有时我都觉得没有必要搞这么多任务。但可能是学生已成年以及本身上进心强等方面的因素我没有听说过什么被压出严重心理问题的事(也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B的这套本科基础课教学体系是B在北美诸校中脱颖而出的一大法宝，这一点我在到了大学D后有极深体会。

B是让很多中国大学流口水 很多知识分子常挂嘴边的榜样，可是有多少人知道B的基础课教学体系是这样严酷(和类似中国高中)呢?我曾试图和来B“考察高等教育”的中国高校人员 介绍B的经验， 可他不感兴趣。能调动起兴趣的是各种雕像Logo和特色建筑带来的“人文气息”和 学生活动招贴，草地休闲等体现的“自由学术氛围”。。。。。。

在B和C的经历：研究生

现在我讲讲B和C大学的 研究生教育情况。我只了解数学这样的基础理论科学，工科和实验科学的情况可能不大一样，敬请注意。

研究生学术水平远超中国同地位大学

这当然是来美之前我就预计到的，但来了之后我才知道究竟强到何种程度。

雄厚的学术背景

不少研究生在刚入学时或入学后一年内就已经掌握了不少较深的理论。两年以后，我见过的国内来作访问的一些985学校教授已经无法和我们讨论问题了因为有太多我们懂而他们不懂的东西。

精神原子弹

一个突出的感受 就是关于人的精神面貌。这里是我见过的人的精神力爆发性最强的地方。有一批为学术痴狂的学生 时不时处于唯恐自己学得太少太慢的精神状态。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来到这里之前，我觉得自己长期处于一种与周边格格不入的学术化偏执状态，来了之后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了。我甚至很担心我的某些同学会过劳死。

惊人的效率

强大的背景和只争朝夕的精神造就了惊人的学习效率。和中国的A大学做个对比。比如在A大学 五六个好学生进行任务分解 折腾十二三个星期的讨论班(每周讨论一次) 可以理解清楚某一复杂前沿学术文章。在那时候我感觉良好得很，因为若把这文章交得我手里我一个人便能在相同时间内轻松搞定。而到了在C大学里 一个研究生中的猛将靠单干两三个星期就能拿下。当然我没多久也成了这样的人。但如果不是B和C的环境我恐怕还在沾沾自喜自己鹤立鸡群一个顶五六个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效率还有提高至少五倍的潜力。

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B C的不少教授自身便是学界领袖，决定着学术的发展方向。这深深影响了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心态，仿佛自己就处于世界中心未来也要争做主人翁一般。这固然有自大和可笑的一方面，但也意味着很多学生面对再难啃的学习上硬骨头都有“志在必得”“攻必克”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在中国国内的大学是非常缺乏的：我见过太多国内的聪明孩子不敢去学最难的学术文献。

也有一些平庸者

当然我要承认再好的学校都有一批水平一般的学生。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在退出学界走向社会后反而可能成为比我们这些学究社会影响力更大的人。

人的差距是最大的

我一向不认为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的差距 主要在于体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钱比人家少太多。这个问题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也面临需要持续大投入和一定时间积累的问题。

那么在钱的问题不那么突出以后，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我以为是人的差距。确切地说是中国未能在本土完成基础科学一流人才的原始积累。我希望我的见闻能使读者理解为什么即使中国现在全盘复制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国的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生教育也是无法和B C这样的学校竞争的— 研究生们的 学术基础天赋 野心 勇气 甚至勤奋程度都远远拼不过。

那么是不是 中国的基础科学没希望赶上美国了呢?中短期内(比如15年内)我觉得是这样的。但长期看则不然。

在D的经历和思考：基础差、耽误多

毕业后我在大学D任教。D是老牌名校，是美国综合性大学第二梯队的一个典型代表(B C属第一梯队)。我在D大学教过从大一到大四的来自各个院系专业的学生，有的课还是人数颇多的大课。和以前一样我只能通过数学能力来了解学生。

本科生入学水平远弱于BC

有些人在我看来需要重修高中乃至初中的一些数学课。个别人连小学数学(如分数的四则运算)都不熟!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偏激看法。比如学校出的关于新生数学能力的诊断性考试题竟然要考察自然数的四则运算， 分数的四则运算，一元一次方程等(当然后面会考到高中的复数 极限导数等)。而多数新生在这样简单的考题上竟只能拿到一半分。更可怕的是，他们中很多竟然敢于免修第一门微积分课(直接上第二门)。。。

教学困境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让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已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一些刚从象牙塔毕业的青年教师(我是其中一员)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我试图保住一条底线：最起码我要解释教科书上写了的东西让他们在学完后能看懂教科书。但即便这样低的目标我也根本达不到而以惨败结束。比如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我教的微积分学生可能几乎没有人明白积分的定义。。。直到第二年 我才从更有经验的人那儿了解到：不要试图准确描述基本概念，也不要花较多时间解释主要思路动机或多问为什么(因为这对学生来说实在太难了。。。而且会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那么是不是说 在所谓“素质/启发性/创造性/实质性”教学完全走不通后 只有“填鸭”教育一条路让学生会算一些题就行了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大学B那样强的(类似于中国高中的)管控体系 我们连“填鸭”的能力也没有。

最终的结果是 通常已经有所放水的期末考试 常常是多数人无法及格。而且低年级的劣质情况积累影响中高年级，甚至导致系里不得不把一些 有多年历史的 中高年级的课程内容砍掉1/3以上(但之后仍是大多数人考不及格。。。)

我刚到学校时曾与系里一位老教授攀谈，当谈及基础教育失败导致学生数学能力极差且有越来越差之势时这位曾上过战场的老头竟然控制不住 在我面前哭起来。我在教了好几门课后开始明白他的痛苦了。

学生有自由但反受耽误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的事是：D没有让我觉得学术上拔尖的本科学生。到了高年级 确有一些功课学得很好也有心向学的人。我给过他们一些进一步发展的意见指导，但无一例外的发现他们学过的东西非常非常少 对学科的理解则基本还停留在新生和科普水准。在了解了他们在本科三四年中的学习经历后 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有几个问题：

1 在中低年级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因此花了不少时间去体验其他的专业以及很多“通识课”。大学自由灵活的体制也鼓励他们这么做。

2 以为自己所有的专业课都学得很好就行了。

这样做有啥问题呢?问题在于他们被真正拔尖的孩子（其他学校的和外国的）甩开得太多太多了：三四年前大家的起点差不多，而现在别人“轻舟已过万重山”高出他们好几个境界去了。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最拔尖的学生具有很强的 目的性 (我一定要当科学家)，自我指导性(给他足够的书，他自己就能钻研出来) 和 自我激发性(学得越好就越不满足甚至越焦虑)。

D大学的好学生没有这么强 但是如果他们从大一开始 就坚持贯彻明确的专业培养计划他们和最顶尖学生的差距不至于这么大(起码学的专业课会多得多)。而现在我只能指出他们的学术基础太薄弱(很多基础专业课没学)并开出长长的课单书单。但我知道他们没时间了：毕业期申请期快到了，一些孩子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看似没有什么问题的学术之路实际上导致自己已经输在起跑线附近（如果以成为一流学者为目标的话）。

坚持贯彻明确的专业培养计划 这其实是中国大学的办法。中国大学给学生转专业和定专业的自由远不及美国学校。这当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 学生不得不学不喜欢的专业的问题但也保证了次好的学生在愿意走此专业道路时 不至于落后先进太多。这些次好的学生(假设在中国最顶尖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强于大学D的上述好学生(虽然D的科研和教授实力目前肯定强于中国最顶尖学校)。

我知道中国一些大学 近年来喜欢搞所谓“宽基础”的综合性强的 “XX班”并赋予这些班的学生广泛的专业选择权。但我也了解到很多这样的尝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后果（比如事实上削弱了学生的竞争力），在有些学校甚至导致了公开的矛盾冲突。D大学和中国的实践提醒我们 “宽基础”“通识”培养体制存在的弱点：最顶尖学生不会因此更厉害但次顶尖学生可能会严重落后（并在某个时候遭遇信心重挫）。

在D的经历和思考：死亡行军

大学D的新生基础太差，导致教学质量很差。这其实对学生的伤害最大。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

数学科学死亡行军（math-science death march）

这是纽约时报一篇长篇文章中强调的一个词。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为什么 有很多爱好科学有志于学习理工科的孩子 到了大学学习两三年后纷纷转专业?—-因为理工科实在是太难了（so darn hard），特别是孩子们无法战胜低年级的数学科学死亡行军(math-science death march)。

But, it turns out,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having most of the fun,building their erector sets and dropping eggs into water to test the first lawof motion. The excitement quickly fades as students brush up against thereality of what David E. Goldberg, an emeritus engineering professor, calls “the math-science death march.” Freshmen incollege wade through a blizzard of calculus, physics and chemistry in lecturehalls with hundreds of other students. And then many wash out.

这篇文章本身没什么大不了，最有价值的其实是后面的1000多条读者评论。其中有大量认真撰写的长评论，我强烈推荐英文好的人看一看(顺便说一下，英文主流媒体常有读者评论比正文有意思的情况)。除了一些有些离题的抨击外国人或华尔街抢饭碗外，评论中出现了两派：一派有很多学生，指责大学要负极大责任：如教授高高在上，所学内容过于晦涩，教学方式过于呆板等等;另一派有很多大学教师和老工程师(很多人上来先亮身分：我做XX/我教XX 已经多少年了。。。)，这一派认为主要是学生水平太次，不如自己这一代人。我虽然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但我属第二派(屁股决定脑袋?)。大学教学固然可以挑出毛病，但在学生的极薄弱理科基础(尤其是数学)面前都属于小问题了。

我对这件事(数学科学死亡行军) 有直接的体会， 亲见一些有梦想 上进心强 人其实也算聪明的学生由于搞不定我讲的课(也许还有其他课) 而基本上丧失掉了追求梦想(探索科学或者做工程师)的可能。我观察过一些常来问问题的学生发现糟糕的中小学教育 导致他们脑子里的知识点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可能比没学过还糟糕）而这种状态又进一步导致他们有条理的梳理组织思路的能力极为欠缺。即使我问一些他们中学学过的东西他们往往都会很快暴露出这些问题来。

把问题带到下一个阶段

也许有读者会说 我这个学究要求太高 很多学生准备做应用技术或商业金融不需要把基础课那么好。但我强调的其实是 即使是只要求不求甚解照虎花猫地使用 不少学生也有不小困难。如果要打一个比方我觉得可能类似于要一个只认识1000个汉字的人读报纸。以我们输出的学生水平看，很多人要想在实际工作中 (比方说)考虑优化问题分析处理信号 或者分析稍复杂的统计数据 势必感到吃力而且缺乏变通能力(这点从他们做应用题就能看出)。

一些对中学教育很愤怒的大学教授 用“garbage in, garbage out”来描述这种情况：高中送给我们基础太差的学生导致应用专业毕业的也是基础很差的学生而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工业界。我可以告诉河里一些在工业界工作的河友一个秘密：除非你的工程师来自第一梯队大学(最有名的那六七所)否则你得假设他的成绩可能水分很大特别是数学基础课(因为数学系通常在学校里较弱势不敢得罪人)。比如如果他的成绩为B 这其实可能意味着他实际成绩不及格。。。。

研究生教育不算拔尖

再简要说一下研究生教育。D大学的教授虽不向B C那样强势但也基本都是功力深厚的悍将。可是D的研究生精神面貌 就远远不如 BC的研究生，反而更像中国最顶尖学校的研究生：没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没有精神原子弹，（最令我窝火的毛病）不敢学习自己方向上最难的学术工作。。。

我感到中国国内的最顶尖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上 和D大学这样的学校比 虽然仍然落后但已经可以望其项背了。比如如果未来几年能够保持现在的吸收海龟的势头，那么在我熟悉的学科(数学)上十年后达到美国10-15名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 是完全有机会的。

第二梯队基础科学教育形势不容乐观

如果连 D大学这样的学校生源都大成问题，我就不得不怀疑：除了个位数的最好学校外，美国其他的学校的美国理工科生源质量都有大问题。我没有专门调查其他学校情况，但我零星接触的情况同我的怀疑是吻合的。

我回想了一下我在国内的高中情况：中国的第一梯队学校和其后的学校理工科生源质量远没有这么恐怖的巨大落差。

不要再猜测学校

顺便说一下，因为我说了很多D大的毛病，所以希望河友不要猜测D大是哪所学校(其实如果仔细看帖又对北美大学熟悉的话范围很容易缩小到两三所)以免在网上流传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ABC也不要猜了(虽然可能比猜D还容易)。

我的一些思考：美国顶尖大学的优势

注意：1 我在这篇里只讲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教育。2 我说的很多是对理论科学的观察，实验科学因为依赖于大量实验设备分析起来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我认为我讲的大体上恐怕还是成立的。如其他领域的河友有不同意见 欢迎提出。

美国最顶尖大学在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和教育上拥有巨大优势

简单的讲 美国拥有的第一流教授和学者 占世界的份额实在是太大了。按我的粗糙印象这类似于美军在世界军事格局上的地位。其他的表现 比如吸引全世界最好学生从而拥有最好研究生院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虽然我提过美国大学本科生源的严重问题，但最顶尖大学的还不错而且作为象牙塔里的东西基础科学的研究拼的是教授和研究生生源(不限于最顶尖学校)。)

不错 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它维持这一地位的能力会下降。但是这并非一个突变的过程(假定不爆发世界大战或者苏联式经济社会崩溃)。除了美国的经济地位在中短期内大概不会暴跌式下滑外，具体到学界有三个特殊因素是很值得注意的：1 除了中国美国在经济上没有威胁大的赶超型的竞争者(欧洲日本经济更惨)，而目前中国仍未在本土攒出哪怕一个理科世界一流的大学;2 一个第一流学者成熟后往往有30年“一流水准保质期”，这是很难被政治经济条件改变的(当然做实验的人会面临经费问题)。这意味着即使现在美国繁殖一流学者能力受到了严重打击仅凭已有人才也能维持一些时日，更何况这件事还没发生;3 最顶尖的学校本身处在经济社会金字塔顶端 抗经济打击能力很强。

如果你认为中国有在15年内基础科学赶上美国的机会不妨打开美国最强的10所大学查看相关领域的50岁以下非华人学者的名单。15年后这些人极有可能仍在美国。然后你再想想中国如何能在15年内制造出一个超出这些人的群体来。我的看法是：即使所有华人立马回国中国一流学生也不再赴美留学 也未必做得到。原因很简单：时间不够来不及繁殖那么多国际一流学者。

美国获得第一流地位的“经验”对中国借鉴意义不大

那么美国是如何做到这么强的呢?我的看法是

1 美国的人口对任何其他发达工业国都具有压倒优势。从科学圈的角度看 这人口不仅指美国的三亿人也包括加澳两国和部分英国的。

2 二战导致了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科学人才转移。转移目的地是美国。其实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就是第一工业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科学中心仍在欧洲 特别是受一战重创的德国法国。然而仅用短短10多年希特勒就重画了世界科学版图。我愿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国际数学家大会是4年一次的全世界所有分支数学均参与的大会，具有很广的代表性(其他学科没有这么全面的大规模的全行业大集会)。193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20个全会报告只有两个是用英语作的(读者可以由此想想当时美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后希特勒上台，二战来临，在1936之后就14年没开会。到再下一次(1950)时， 22个全会报告有20个是用英语作的，英语也从此有了国际学界的绝对统治地位。

3 苏联解体导致了人类近现代史上第二大规模的科学人才转移。苏联人才转移对生化可能影响小一些，但对数理科学来说可是极为壮观：这是从20出头的天才大学生到80多岁的泰山北斗的全体系的迁移。转移的人少数被欧盟吃了，大部分被美国吞了。

4 在美国的基础科学 于二战后取得西方阵营的独大地位 以及冷战后取得全世界的独大地位后有能力输出第一流后备人才的国家（如中印等）的一流学生蜂拥而至更使美国如虎添翼。

其他的因素(比如很多人津津乐道的 “体制”“创新精神”“自由”等)即使是有利因素其影响力也和上述因素不在一个量级上。

对中国而言：因素1天然具备，在经济赶上来自然就会发挥作用;因素23 可遇而不可求(多半是不可遇);因素4属于已经成第一科学强国后的锦上添花，对如何做到第一没什么用。

美国大学的基础科学体制宏观上是一个容易学的顺其自然的体制

虽然美国获得第一流地位的“经验”对中国借鉴意义不大，但仍可考察一下其维持第一流地位的“经验”。比如说大家都爱谈的“体制问题”。

在我看来 美国的基础科学体制 在最宏观的层面上 其实很简单：用大把的钱 养大把的“学霸”（对大学者的昵称），学痴，顶尖学生；然后让这些人 自己折腾自己治理 就行了。中国有了大把的钱后也可以学当然学了以后还有等足够的时间才能见效。

现在人们抱怨的种种中国学界问题 基本都可以用这套体制来化解。缺乏创新精神?“学霸”和顶尖学生就是创新的标杆;学术抄袭腐败?“学霸”，学痴等很少会这样对此容忍度也很低;心思不在学术上?在中产之后还心思不在学术上的人会被边缘化;学术上近亲繁殖，派系山头斗争?嘿嘿，“学霸”/大学者基本都是有态度的人因为学术上总要面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为了贯彻自己的学术判断，“学霸”分派系抢话语权是常态。那美国学界为啥没乱套呢?学霸太多自然地就形成制衡了，派系之间的“多不管”地区也很多为标新立异的人提供了空间。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真正最难学的是苏联体制，而苏联体制的效率明显高于美国体制(至少在数理科学上是这样的)。

是不是说 中国从美国除了最简单的烧钱“顺其自然”外 就没什么可学的了呢?不然。美国体制的一些具体举措仍有可借鉴之处。

美国体制的一些具体举措有可借鉴之处（举例）

我举例讲一个我觉得值得借鉴的东西：tenure track 体系（终身教职轨道体系）。研究性大学选择自己认为比较有前途的做了一段时间博士后的青年学者 将其置于此终身教职轨道上考察数年。期间较好地保障其研究条件。数年后若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则委任为终身教授若觉得没有那么优秀则让其走人(即所谓的“不升即走”)。这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制度，对最强者很有利(快速上升有效地避免论资排辈)，对次强者有一定风险但也可以强烈激发其动力。

对中国来说 这种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内学术环境里 一直偏弱的学者的斗志，而且也是中国在有钱后同美国抢夺一流人才的需要(毕竟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科学人才是在美国)。10年前我就听说过有引进此种制度的传言但可能因为客观条件所限(钱少?)没有施行。最近几年，几所国内最好大学开始在基础科学院系逐步开始使用这套 高门槛高风险高回报的制度。据我所知 这在海外一流青年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很多人都动心了，不少已决定回国或正在筹划回国。。。对这种“高门槛高风险高回报”而且显然对非海龟不利的制度当然有不少不同意见(科学网前不久曾集中讨论过这话题)但看来上层下了决心要和美国正面直接竞争。

我的一些思考：美国理科基础教育的薄弱

美国理科基础教育质量差而且积重难返

我前面的几篇已描述了 我认为美国理科基础教育质量差的理由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么有没有办法改变呢?在D大学让我大跌眼镜后我决定做一下调查。当然很快我发现早有受不了了的大学教授作了调查并常年奔走呼号。(Berkely的伍鸿熙就是这样的一个热心人，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和例 教育爱好者可以去看看)

总的说来 我认为明显改善的希望很小。

1 中小学教师素质太弱 本身也是糟糕理科基础教育的受害者

比如伍鸿熙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很多中小学数学老师，竟然罕有人能解释 类似于 “除以一个分数等于乘以它的倒数” 这类简单事实的原因!(可惜我一时找不到有多高比例教师做不到这些事的原始数据，不过绝对是骇人听闻的高)。最后作调查的大学教授们发现中小学数学老师在上中小学时 他们的数学老师就未能给他们解释 这些简单事实的原因。等他们长大了，逐渐见怪不怪，也能顺利做计算，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往往是大学里学得较吃力的学生 被微积分线性代数折磨得够呛，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学也不会教这些东西呀。

这时我就深刻感觉到了中国这套师范学校体系的重要性。

2 教材和教学标准体系有严重质量问题

看了愤怒的大学教授和一些家长的控诉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很多流行的数学教科书内容有严重漏洞，歧义或错误。感兴趣的河友可以去看上面链接中伍鸿熙找出来的各种奇葩例子。我只半剧透一个。一些美国学生不懂分数的乘法：为啥 2/3 * 1/5=2/15? 就是不懂!甚至还专门造了一个词(fractionphobia–分数恐惧症)来描述这种不懂的恐惧。(中国人想不通)这事儿怎麽就能这么难呢?美国的教科书害的。。。

教科书的问题其实是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思想的产物。那么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思想出了啥问题？大致说来美国有两派。第一派由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学专家组成主张初等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探索式”教学多从实际从动手出发 用计算器等代替传统计算教学等;第二派由大学教师和一些家长组成主张传统教学法 强调记忆和练习 强调严格的书本知识学习。两派争执不下 矛盾公开化在90年代曾酿成著名的“数学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二派在掌握教育主导权上失败了。前述的问题是在第一派的思想下产生的。

3 教育改革阻力极大

那么美国能不能回归一些传统或者直接向中国之类的体系学习呢?不少人就是这么主张的(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不说学中国而说学新加坡之类)。但是这类改革会受到强大的教师工会阻挠。家长总是分散的，大学教授人数少而且 外国人多 不接地气。他们是无力和人数众多高度组织的中小学教师争权的。更不用说 把握相当一部分话语权的教育学专家们往往是第一派。。。。。。

4 经济困难

宏观经济困难导致美国政府捉襟见肘。各利益集团都要争夺缩水的经费蛋糕。在金融军工医疗等巨人面前公立教育是弱势。。。

5 种族因素

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理科成绩弱 在好大学的理工科里所占比例极低。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6 教育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不统一

在联邦制下 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我询问过我的学生，感觉不同地区的学生学的课的难度 知识点甚至顺序都会有很多不一样， 情形十分混乱。更麻烦的是美国人迁移性大。我听说有很多孩子在搬家后会出现学习的课程无法衔接的麻烦。我甚至知道有的人在中学里没学过物理(连牛顿三定律都没学过)。。。

7 反智主义的干扰

有至少两类反智主义。一类基于保守宗教思想。这类思想对知识分子没大的影响力 但有一定群众基础，有民粹式的政治影响力。其对某些地区出身的人 有洗脑作用。比如曾有学生告诉我他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和家庭教育因素长期以来对学习物理和数学有难以克服的感情排斥性。。。

另一类则以 相对主义 多元化 极端环保主义 女性主义等面貌出现 或者表现为一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但理科学得不好的人 质疑学习理科的必要性。这些人虽不如第一种多但往往更难缠。我可以举一例管中窥豹。纽约时报曾刊登一文，鼓吹“数学作为必修课 会阻挠我们发现和发展年轻天才”(Making mathematics mandatory preventsus from discovering and developing young talent.)并建议 大多数人不用学中学的代数了。注意，这是中学的代数：是教你用xyz代表变量 教你了解多项式教你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代数课!他的提议固然受到了多数读者的抨击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一些人支持他。。。

中国的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第一类在轮子被镇压后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迹象;第二类呢?嘿嘿我觉得中国公知的脑残度是不输于美国的。好在他们的几乎全部注意力一直放在TG身上。。。

美国的理科基础教育质量差 是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了的一大问题 各种抱怨充斥媒体 但始终不见什么好办法。我在做了一些调查后 也感到问题积重难返 解决希望渺茫。

我的一些思考：依赖外国人才输入的科研模式

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外国人才输入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那么依赖程度有多高呢?最好的办法是看各学科的行业学会的年度报告。我查看了美国数学会的多年报告发现美国的数学博士中 出生在美国的所占比例常年维持在四成多。另外在其所统计的美国顶级大学数学系高引用率学者中外国人占六成。所以在数学界可以说至少半壁江山靠外国人。其他的学科也许会略有不同 但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外国人才输入应该是个准确的判断。

美国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而且前所未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其他顶级科学强国(老欧洲三强英法德以及后来的苏联) 在巅峰期其科学事业都是基本上完全由本族人支撑起来的。

基础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外国人才输入 是一把双刃剑。

先说其好处：1 它使美国科学在世界上所占份额大大超出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美国GDP约为世界的两成多 但顶级学者显然不只这一比例)。2 它使美国的潜在竞争者追赶美国的难度大增。

但它也有明显的风险：当国家相对衰落到一定程度后 可能会导致科学水平大幅度下滑难以坚守住一个高位。

我仔细解释一下。

以数理科学为例。外国人才的最大两个来源是 前苏联人(或者稍广一点–前华约人)和中国。苏联(和华约)靠着具有惊人培养人才效率的苏联体制在冷战结束前夕积累了群星璀璨后浪推前浪的 全年龄段顶尖人才梯队。苏联崩溃后人才梯队几乎全体系地离开苏联多数去了美国。此后苏联地区的优质科学研究和教育体系基本崩溃。现如今不仅在一流学术竞争方面基本出局(Perelman等极个别人例外，而且Perelman是脱离学术体系的异类)前苏联地区甚至连向美国输出一流后备人才(顶尖大学博士生)的能力都已非常薄弱(我留意过好几年B的研究生来源，我想不起一例B大学从前苏联地区的大学招研究生的例子而同期B从中国招了一大批学生)。简单的说解体后的苏联不仅金蛋被抢光 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被杀死了。

苏联解体20年了。未来15年内美国从苏联获得的人才战利品将过期而且无法补充。

中国的情况则是最有意思的。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理科的最顶尖学生就持续不断的流向美国。这一方面强化了美国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导致中国长期失血始终难以完成本土一流人才的原始积累。可以说中国近二三十年的状态对美国维持其地位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中国基础和本科教育足够强可以大规模长期为美国输入后备人才但研究生教育和基础研究足够弱以至于无法大规模吸引顶尖人才回流。

然而中国的很多事业都有这样的特点：格外漫长， 挫折失误连连，长期看不到希望(或者说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人多)， 眼看着别人有很多“捷径”但学不到手，最后走了一条异常艰苦一个台阶都绕不开的路，然后逐渐收获果实并能望见难以限量之光明前途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最难的阶段已过去。。。

我感觉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大概也是这个路子：顶尖理科人才的长期外流纯粹从国家角度看，在三十年尺度上是吃大亏的事，但从五六十年尺度看却可能是最终盈大利的。中国通过美国的体系在海外顺利完成了一流人才原始积累和建设全年龄段人才梯队。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急速提高，美国的令本国人民和精英都始料不及的地位下滑以及中国青年有了美国可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皇帝轮流做之贼心”，最近几年来已经有未来10年内还会有成批第一流中国青年人才回流。在我看来 中国基础科学在本土完成一流人才原始积累 就如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一样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各种人们抱怨的国内不利因素只会影响早几年还是晚几年实现的问题。当然从在本土完成一流人才原始积累到基础科学赶上美国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学术后代繁殖需要时间)。

一个中国顶尖学生 20多岁到美国学习 30多岁回国工作这是一种新模式。六年前(08美国金融危机前)这样的模式凤毛麟角， 但最近几年呈现滚雪球之势。我周边(包括我)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呼应。这和更早时期的顶尖人才的 20多岁到美国学习 之后在美定居的模式 大不同。后者对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回国讲学组织会议，保持华人在世界学术中心一席之地等)但对美国的直接贡献更大。而前者则显然对中国贡献远大于对美国的而且做贡献的能力是在美国获得。如果说美国在一流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领域从中国抽了30年血的话，现在中国要开始反过来从美国抽血了。美国无法通过刻意压缩从中国招研究生阻止中国抽血：如果它这样做 则不仅会导致生源质量下降而且会导致顶尖学生不得不在中国深造从而帮助中国更快的进行一流人才的繁殖。更可怕的是中国学生在21世纪以来在美国后备科学人才中占的比例似乎越来越高 近年来更是迅速扩散到本科阶段(我亲身体验似有爆发趋势不知是否和美国高中生的理科水平进一步下滑有关)。这意味着中国的潜在抽血能力还在增强。。。

美国能不能找到弥补“苏联空洞”和“中国抽血”的办法呢? 由于本土理科教育质量积重难返靠本国人是极为困难的。这件事和美国高度依赖外国人才输入的现状是相互促进的。这事情有点类似于美国要将已经丢掉的制造业从海外拉回来一样不靠谱。更麻烦的是，在制造业方面 美国总还可以将希望寄托于新的高科技，而在基础科学方面 按照定义 已经没有更“高端”的东西了。

依靠其他外国也不太可行。印度或有在未来向美国输入更多科学人才的能力但我很难想象他能弥补“苏联空洞”加“中国抽血”。欧洲有人才 但只要法德荷比瑞等几个老欧洲核心经济不崩溃美国捞不到多少。非洲 大中东拉美 东南亚等 人口众多 但理科基础教育体系太弱 输出后备人才到美国一流学校搞基础科学的能力几近于零。

从更长远角度看 如果美国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哪怕仅仅相对于中国)美国的白人人才也存在外流中国的可能。我以前觉得不大可能，但我近年来已经看到了一些国内最有钱学校用高薪招到美国中档藤校正教授水平的白人。顶尖学者由于职业特点国际主义倾向较重而且美国和西方已有一代人以上学者是在高度推崇全球化的大学环境中成长的。。。

日本在经济出现“失去的20年后”基本保住了本土的一流科学人才(当然这也说明了日本的封闭性)。在中美经济力量对比易位后的20年内美国的科学界只怕“欲为日本而不得”。

教育问题显现效应有较长滞后期 美国精英可能准备不足

我以前提过 一个第一流学者成熟后往往有30年“一流水准保质期”。另一方面一个中国学生可能现在刚到美国来读书离他回国可能还有10年离他在国内开始有效的繁殖学术后代可能还有15年;这意味着虽然他最终属于“从美国抽血”的人但这事有10几年滞后期。

从主流媒体看 美国的精英阶层 对教育问题显现效应有较长滞后期这件事似乎没有足够警觉性。至少没有警觉到认为 就算现在集中资源死保基础科学地位都有可能动手晚了点。不错有很多指出美国基础教育差的声音，但对于基础科研和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舆论似乎还是普遍很乐观 认为这是中国差距甚大美国不必太忧虑的领域。对于美国高度依赖外国人才很多人单纯觉得这是美国的优势：外国人来说明我们厉害嘛。更有甚者各种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肤浅言论还大有市场似乎喊几句中共体制压制自由就能推出中国创新赶不上美国。。。

美国例外论

根植于上述许多问题深处的精英思想根源 是“美国例外论”。我认为

1 美国冷战后的经济地位与其人口比例高度不匹配

2 美国冷战后的基础科学地位与其经济比例不匹配(与其人口比例更是超高度不匹配)。美国例外论者大概也同意这两点。

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从长的历史尺度看 美国的上述地位的获得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是不可长时间持续的(即使美国没有犯大的错误)，更不用说美国还犯了一些大错误;而例外论者认为美国是“例外的”从而即使相对地位有所削弱，也必然是居第一位的领导者，不会被中国取代。很多诚实的例外论者也承认既成或几乎既成事实(比如从中国出口超美到中国制造业超美到中国经济超美)，但是他们往往在下一个里程碑处继续持“例外论”。

结语

上述历史观的差异是很重要的。对很多美国精英来说 美国的基础科学和高等教育具有中国在值得预测的未来没有机会哪怕接近的地位 从而不仅成为他们自信的源泉而且可能为其他领域(如制造业)提供美国“王者回归”的机会。对我来说在基础科学和理科高等教育方面 “中国速胜论”和“中国无法超美论”都站不住脚 。但中国在跨越我一生主要学术期的未来30-40年的“持久战”颇有胜算。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回国：不仅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因为我是希望参与到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形成进程中去的“国际人”。另一方面我衷心希望美国人能平稳过渡到世界第二并和欧洲等力量一起实现基础科学不过度集中于一国（中国）。这种长期存在的平衡和竞争力量对中国和人类的基础科学的长远发展都会是有利的，有长久历史经验积累的中国人当能体会

转载：西西河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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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艾森看天下

在发生抗议者死难事件之后，2月21日，联合国和美英欧盟都公开发言谴责和警告事态升级，而与缅军历史渊源最深的日本已经首批撤侨，连同在缅甸投资最多的新加坡，也谴责缅军并提出和解的要求。

与此同时，自诩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一直没有表明自己对缅甸的立场，相比诸国的表态，新德里的反应相当温和。在2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美日印澳四国部长级会议上，印度重申了呼吁缅甸要“坚持法治和民主过渡”。

在2月1日缅甸政变后，2月5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每周一次的媒体吹风会上说: “印度和缅甸是邻国。我们有着密切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关系得到了贸易、经济、安全和防务相关交流的支持。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该国的局势。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我们也在参与这个问题。”

在这两次公开发言中，莫迪政府都避免对缅军大规模镇压亲民主分子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呼吁军方高层释放文职领导人。

那么，印度对缅甸邻国局势发展的慎重表态，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一个答案可能是，莫迪政府不想激怒缅甸军政府，因为现任军政府高级将领敏昂莱过去一直与印度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2019年7月，敏昂莱访问印度，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

印度国防部当时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向缅甸国防部提供联合演习和培训，通过联合监视和能力建设、医疗合作、污染应对和发展新的基础设施来加强海上安全”。

2020年，印度甚至为缅甸海军改装的一艘苏制的基洛级潜艇，在印度服役31年后转手，成为缅甸海军历史上的第一艘潜艇。此外，除了在印度各个军事机构训练来自缅甸的军官外，印度与缅甸还定期举行演习、联合海上巡逻以及定期对话，印度突击队甚至授权越界进入缅甸，联合打击叛乱武装。此外印度向缅甸提供武器装备，包括海上巡逻机和海军炮艇，以及105毫米炮、迫击炮、手榴弹发射器和步枪，包括国防PSU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为缅甸护卫舰制造的雷达。

另一个对印度有利的因素是缅军之首敏昂莱的反华立场。尽管中缅关系友好，但缅甸军方一直很忌惮中国对缅甸内部不同势力的影响力。

2020年6月，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采访，称缅甸的“恐怖主义”得到了“强大的支持”。根据缅甸媒体的读解是，中国采取安抚当地社区措施，确保若开邦皎漂深水港和经济特区项目不受若开军干扰，但若开军却一直在干扰印度主导的加拉丹联运项目，不断骚扰绑架参与道路和桥梁建设的工人，并造成破坏。

同样在若开邦投资，中印两国的遭遇大不同

印度在缅甸培植长期的战略利益

当缅甸面临1988年的民主起义运动(即“8-8-88”运动)时，印度驻仰光大使馆积极协助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并为新德里和印度-缅甸边境的学生和难民提供庇护。

当时，新德里强烈表示支持缅甸恢复民主，并要求军政府承认1990年的议会选举结果，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492个竞选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位。然而，新德里在1993年改变了政策，并与缅甸军政府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因为印度害怕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现在，印度对缅甸军事政变反应冷淡的根源在于前者的长期战略利益。不用说，缅甸是莫迪政府东望政策的关键，印度政府自1992年提出东望政策，就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旨在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印度与缅甸日益增长的国防关系，旨在使缅甸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成为新德里的战略伙伴。为此，印度已启动一系列互联互通项目，包括升级建设印缅泰跨国高速公路、与缅甸合作建设卡拉丹陆水联运项目等。这个耗资4.84亿美元项目连接印度加尔各答港与缅甸实兑港，通往钦邦的百力瓦，然后是通往位于印度东北部内陆的人口最少的邦之一Mizoram(米佐拉姆)，旨在通过缅甸将东南亚连接起来。

去年10月，印度和缅甸两国同意在2021年初让具有战略意义的实兑港口投入运营。即使该港口投入运营，印度面临的挑战是，该公路的一部分要穿过罗辛亚叛乱分子猖獗的地区。

2019年11月，参与加拉丹公路项目的5名印度国民、1名缅甸议员、2名当地运输人员和2名快艇操作员被若开军绑架。印度军方为此发起了“日出行动”(OperationSunrise)，摧毁了若开军在印度米佐拉姆邦南部的基地。缅甸军方怀疑若开军企图在若开邦建立一个解放区，摆脱缅甸控制。

俄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专家西蒙尼亚说，毋庸置疑，缅甸希望同中国与印度发展政治与经济关系，昂山素季上台后，也尽量奉行中印两国的平衡政策。然而，由于若开邦临近印度边境，罗辛亚叛乱分子也危及印度的局势安全，正如印度媒体人Jayanta Kalita分析，展望未来，印度肯定需要缅甸军队的支持，以顺利完成卡拉丹项目，尤其是要把罗辛亚武装分子挡在门外。印度可能会为缅甸军方打击罗辛亚激进分子的行动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此外，印度还依靠缅甸军方来驱赶在缅甸实皆省和钦邦活动的印度东北部叛乱分子。去年4月和5月，多达22名印度叛乱分子在缅甸边境被捕后，被缅甸移交给印度。如果印度继续与缅甸军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未来可能会对反政府武装进行更多的镇压。

除了国防关系，印度还利用其“疫苗外交”来帮助缅甸克服冠状病毒疾病危机。作为莫迪政府“邻里优先”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2月5日表示：“我们通过提供药品、试验包和疫苗，向缅甸提供援助，并与冠状病毒疾病组织作斗争。我们仍然致力于继续为缅甸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该流行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章：https://www.irrawaddy.com/opinion/guest-column/indias-muted-response-to-myanmar-military-coup-seen-as-a-strategic-move.html

来源时间：2021/3/3   发布时间：2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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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菊生  来源：作者博客

2月25日（周四），美国参议院5名共和党参议员一起提出一项终止中国公民获得十年多次往返签证的法案。这些议员大都是一些著名的铁杆反华人士，比如卢比奥、克鲁兹、科顿等。美国舆论认为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本人认为，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是100%。中美关系不会因为川普的走人而柳暗花明，两国关系只能是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

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2015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那一年，美国的对华智库普遍获得结论，判定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敌手。在此之前，美国的智库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亲中友中的声音不断发出。沈大伟（中文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沈之前一直是亲中友好人士，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就是2000年在国会作证，力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5年，沈大伟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反华文章，标志着美国的智库达成共识、统一转身，集体加入反华队伍。记住：不是2018年，而是2015年！

为什么2015年会成为美国智库的“反华元年”？这是由前一年的两大历史事件促成的。

其一就是在2014年的年初，俄罗斯发动了攫取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的侵略行为。这一行为颠覆了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也把美俄英三国对乌克兰销毁转移核武器所达成的《布达佩斯议定书》撕了个粉碎，美英两国彻底面目无光，国际信誉一落千丈。为此，欧美相继对俄罗斯实施强力制裁，俄罗斯卢布暴跌，美元储备大幅减少，财政岌岌可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力挺俄罗斯，给予了巨额援助，使得俄罗斯度过了危机。这一行为等于中国政府对外正式宣告，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对抗中，自己站在俄罗斯一边。这是自老邓以来，中国政府战略方向的又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调整。

其二，中国政府抓住俄罗斯跟西方的激烈对抗无暇他顾的时间窗口，趁势以极快的速度，短短数月时间，南海岛礁的填土造岛基本完成。等到美国醒过神来，已是木已成舟。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沿袭了1962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时的策略，在美苏两霸无力他顾之时，迅速地发动中印边境战争，击败印度，取得了其后的战略主动。南海对美中两国来说都是不可失于对方之手的战略区位。美国靠南海维持自己的太平洋霸权，中国靠南海才能建成一支真正的大洋海军（其他海域都没有这个可能），从而冲出美帝的包围圈。

这两件大事一做，基本已经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就像当年珍宝岛一声枪响，中苏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一样，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只能静待下一个转折点了，一代人的岁月静好就此结束！

所以，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会因为川普政府或者拜登政府就能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两国决策层根据自身战略利益做出的战略决策，很长时间内（至少几十年）都不能指望关系趋向好转，看清楚这一点，很多的个人层面的决策才有依据。

回过头来看中美相互给予的十年签证，就一清二楚了。2014年下半年给予的这个政策，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做出，它并没有对2014年当时的态势变化做出及时反应。美国这个国家，国内政治纷争从来就是绵延不绝，没有一天没有政治纷争，所以它的国内政治决策调整非常迟缓，一旦做出决定，没有很大的外力，不会及时做出反应。反过来也一样，一旦某个决策或议案落地，要想转过身来也是旷日持久，当年中美建交过程就是这样的。

一叶知秋。不要再对中美关系的看得见的未来抱有任何幻想，川普政府做的事，拜登政府一样会做。比较而言，拜登政府对中国方面来说，更难对付。川普政府喜欢单打独斗，靠一股蛮力，其实效用有限。尤其川普那种看上去咄咄逼人、极具侵略性的那一套做法，中国方面根本不怕。倒是拜登政府喜欢拉帮结派，抢占道义高地，处处跟中国就事论事、就事论理，会使得中国方面更加挠头，甚至不知所措。

川普在他下台之前，做了一件“违规”的事。他把本来应该三十年后解密的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底牌公布出来了。这张底牌告诉我们，美军的太平洋第一岛链不会放弃，作为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台湾，美国美军也根本不可能弃守。这样一个宣告，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大陆方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等于是跟美军决战太平洋。这样重大的事件恐怕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出现，过几十年再说是很正常的。

（吴菊生2021年2月27日于上海）

来源时间：2021/3/2   发布时间：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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