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喆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5期

2021年1月26日，珍妮特·耶伦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她是该部231年历史上的首位女财长，同时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过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财政部长、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的人。

从人妻到“鸽派”货币政策主脑

2014年1月31日，百年美联储历史性地迎来首位女掌门，耶伦接替伯南克成为该行第15位主席。在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其在美国金融圈内已受到广泛认可，但国际社会对她了解并不多，她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有名气。阿克洛夫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研究”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他创造的“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意指“次品”)研究模型显示，当产品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拥有更多信息时，低质产品会将高质商品从市场上驱逐出去，从而使得市场上的平均产品质量持续下降。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的名著《动物精神》一书阐述了人类心理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并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影响的，合著者便是阿克洛夫。该书在解释“复利”概念时，就以“本书作者之一的妻子”为例，讲述她是如何通过积攒和理财获得不错收益的，这位“妻子”便是耶伦。如今，人们提到阿克洛夫的时候，通常都要加一句——“他是耶伦的丈夫”。

耶伦与美联储素来有缘。耶伦首次加入美联储是在1977年，担任经济专家。1994年，48岁的耶伦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她在与政策相关的职业道路上越走越矫健。不过，在那段岁月里，耶伦的专业性和身上的“鸽派”标签经常在白宫政客面前碰钉子，常有高层官员“忘记”邀请她参加重要决策会议。耶伦成为美联储主席也几经波折，其最大对手是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后者出众的才气和独断专行、不因循守旧的作风令时任总统奥巴马既爱又恨。最终，奥巴马选择了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但她在国会参议院提名表决中仅获得了56张赞成票(另有26票反对)，是该院相关提名表决史上最不顺利的一次，不少共和党议员批评其回购美国国债的计划会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并催生通胀。

面临艰难抉择的美国财政部

世易时移，耶伦来到了财政部。耶伦在美国货币政策机构任职多年，长期以来毫不掩饰对美国财政政策的不满。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表示，美国经济受到了财政政策的“拖累”。在耶伦领导下，美联储一直在竭力帮助白宫抵消税收和支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打击。

早在格林斯潘(1987至2006年任美联储主席，任期跨越六届美国总统)时代，耶伦就以“坚贞不屈”支持货币宽松政策而著称。1996年6月，资历尚浅的耶伦直接找到格林斯潘，明确反对他把降低通胀率、实现物价稳定当作美联储首要政策目标，强调保持一定的通胀率“对经济更好”。随后，耶伦发表论文阐述适度通胀可以压低衰退的频率和力度，她的这一理论奠定了如今美联储把核心通胀率设在2%的基础。2010年2月，耶伦在被提名出任联储副主席之前，曾对媒体直言不讳地说：“只要能提高就业率，即使把利率降到负，我也会投赞成票。”

耶伦坚定支持伯南克(2006至2014年任美联储主席)把利率降至创纪录低位并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的政策，这一政策帮助美国摆脱了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耶伦掌管美联储后，该行只进行过一次加息，被市场认为过于“鸽派”。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又在美国酝酿，股市发生巨大震荡，在3月连续四次发生熔断，美联储和财政部再次“重拳出击”，通过连续降息刺激股市回稳。耶伦多次发表讲话，对疫情期间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表示认同，呼吁财政政策配合。拜登提名耶伦出任财长之后，她在参议院审批听证会上应询表示：“不论是当选总统还是我本人，在提出新的救助方案时，都不是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债务负担。但在当前时点，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之际，我们能做的最明智之事就是采取大动作。”

在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耶伦都在发出警告：华尔街正在将危险数量的债务堆砌在较高风险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她一次又一次地亮明此观点，在2018年卸任美联储主席后还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和访谈中加以重申。然而正统的平衡预算观念已被美国新政府放弃，当耶伦坐到财长位置上时，就会继续推行财政发力的刺激政策。这时，当过克林顿政府财长却没能在奥巴马时期成为美联储主席的萨默斯利用《华盛顿邮报》发声了：“如果宏观经济刺激的规模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而不是正常的衰退水平，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通胀压力。”对此，耶伦在2021年2月7日接受CNN采访时称，尽管通胀是需要考虑的风险，但拜登政府的担忧并不大，即便这种“危险”成为现实，美国也有对付风险的“工具”。

但事实还是令人担忧。最近，美国10年期损益平衡通胀率一度升至2.21%，比2018年创下的2.2078%高点还要高，达到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从美国国债市场的反应明显可以看出，对通胀的预期正在升温。而且，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为应对疫情实施的财政“大放水”让美国的失业人口从救济和股市中“赚了很多钱”。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以美国为主导，全球股市市值逆势上扬，上演了一出“创造价值能力降低、财富却大幅增长”的荒诞戏。

据估算，2021财年前三个月，美国财政赤字将继续增加，叠加2020财年的巨额赤字包袱(3.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规模约2.8万亿美元的杠杆贷款和垃圾债券市场火爆发展，大量公司正利用宽松的融资和监管环境在本已沉重的负债表上增添更多债务，美国的财政状况会进一步恶化。为了长期锁定低利率和财政融资，美财政部只能加大国债推广。该部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发行超长期债券，但由于华尔街的抗拒一直没有推出。在参院为耶伦的财长任命举办的听证会上，有议员问她对发行包括50年期国债在内的更长期债券持何态度，耶伦回答：“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来为债务融资是有好处的，我非常乐于关注，并研究这种期限的债券对于市场的影响。”

“演化了50年的危机”

1月26日就任财长当天，耶伦致信财政部8万多名公务员说：“大家都担心经历K型复苏，其实早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生活在K型经济之中了——富有的人越来越富，弱势人群则越来越被忽视。”在这封信里，她还说，美国面临一场“已经演化了50年的经济危机”。所谓“K型经济”，指的是财富分化和社会割裂加剧，一部分人“上楼梯”，另一部分人“下楼梯”，如同一个大写的“K”字。

耶伦出生于纽约一个工薪阶层家庭，求学期间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托宾，后长期研究失业问题，重视在美创造就业岗位，倾向于维持低利率以缓解就业问题，在财长任上也会把发挥财政政策作用解决就业问题当作目标。然而，当今世界劳动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下滑让人手足无措，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的现象会不断加剧，一个新的“柠檬市场”正在美国形成，并非耶伦的理论和愿景所能解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旧文章ID：24407

作者：鲁本·布里吉蒂(Reuben E. Brigety II)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西沃恩南方大学校长，前美国驻非盟大使鲁本·布里吉蒂(Reuben E. Brigety II)于2021年2月16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分裂的大国：如何克服部落主义》(The Fractured Power: How to Overcome Tribalism)一文，就美国当下的部落政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2020年大选暴露了美国的深层社会分裂，政治部落主义也愈演愈烈。不过，布里吉蒂指出，美国对国外的冲突与社会分裂有着成熟的评估机制，如果能从国外汲取经验教训，美国就可以自己走出部落政治。有力的领导人、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以及合理的制度改革对此尤为重要。

在评估国外爆发冲突的风险时，美国依靠多种工具来认识他国的社会和政治分裂，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引发动乱和暴行。这些技术体现了政府和学界几十年以来对导致民间动乱和国家失灵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其背后的理念是，通过更好地认识这些原因，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冲突爆发前进行预防，就算预防失败，也可以在冲突爆发后尽快使国家恢复常态。

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冲突评估机制(Conflict Assessment Framework)就是这种工具，它以阐明国家在内乱不同阶段的潜在动态为目的。分析家们利用冲突评估机制来了解特定国家的地方不满和对立、该国政治制度的弹性，以及可能引发暴力的事件。几十位人员花费多个月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外交官和开发专家们在华盛顿的安全设施里仔细审阅机密电报，并在可能爆发冲突的国家进行公众调查。他们采访当地身当其境的利益相关者，并咨询在世界各国首都的专家。它们竭尽全力、精细入微地了解分裂的社会，一方面为了预测潜在的冲突，一方面也为了提出干预措施来制止它们。

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国人都将这些机制运用在其他国家身上，而不关注本国的不稳定和冲突。然而，当这些机制被应用于2021年的美国时，美国政府自己的工具却描绘出了美国政治的可怕图景。引发争议的2020年美国大选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精确展现了那种会在国外敲响警钟的部落政治。当严格忠于种族、宗教、宗族或地区等基本身份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时，部落政治就出现了。比起一场理念的角逐，这次竞选更像一次部落间的战争，选民们将对政治的关切抛在一旁，根据身份认同而奔向不同的党派。

与这些分裂相联系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像预期一样正常运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6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人际信任和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正使得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难以解决。冲突评估机制等工具也指出，结合长期以来的背景来理解暴力出现的可能性十分重要。而这一背景十分让人担忧。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包括51起谋杀案在内，美国在2019年发生的基于种族和宗教的仇恨犯罪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枪械销量在2020年再创新高，非裔美国人担心自己成为种族暴力的目标，购买了破纪录数目的枪支。2020年5月发生的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清算之夏”使得美国的种族间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

更加坚定的种族身份和意识形态认同依附于政治党派。政治领导人加剧了宗派分裂。公共机构因未能给出政策解决方案而失去了越来越多公民的信任。国会大厦在两百多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了暴徒的冲击。全副武装的社会中，败选的政府首脑声称选举是非法的，但仍然有近一半的选民继续追随他。如果美国外交官和援助专家们在其他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们会要求进行外交干预。但正如其他地方的经验使得我们有理由为美国的部落主义感到担忧，这些经验也为克服部落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如果美国公民、民间团体和领导人能够从外国得到正确的经验教训，他们就能弥合美国的部落分裂，并重振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部落主义

人们常常轻率地对比原始村落与文明城市、西方和“其他地区”，以此来理解部落主义及其引起的冲突。然而，当代美国政治拒绝这种简化了的二分法。冲突评估机制等工具说明，部落主义及其引发冲突的潜质是一种将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普遍力量，与地点或政治制度无关。

一个社会的部落性越强，部落中的成员就被管控得越严格，一个人也就更加难以同外人合作。这种力量并未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消失，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之间。现代以色列的犹太人、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和美国南部的浸礼会教徒可以和古代西非的阿散蒂人、南美的印加人和波斯帝国的人们表现出一样的部落式的忠诚。核心的标准是，拥有不同背景的公民能否运用理性进行论证，来超越基本身份，一起为了公共利益而努力。

尽管在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刻，也存在国家治理未能达到这一理想的情况(特别是内战期间)，但当下时代的失败在这些时刻中也能位居前列，特别是按照美国政府评估国外爆发冲突的风险的标准来看。现在，部落就是美国的两大政党。两党被人口学统计上不同的子群体所拥护，这些子群体组成了他们最忠实和最可预见的支持者群体。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些群体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激起自身核心支持者的历史性不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两项研究，在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支持者之中，都大约有十分之八的人表示，他们在“美国核心价值”上不认可对方的观点;还是在两大阵营中，都大约有十分之九的人表示，他们担忧对方的胜利会对美国造成“持久的伤害”。

在人口学统计上，两党也渐行渐远。尽管宗教和种族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人所属党派的最为显著的预测因子，但现在人们的政治观点已经以相当危险的方式为它们所困。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试图改善他在少数族裔中的表现，但绝大多数非裔、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还是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而绝大多数白人，特别是福音派新教徒，则投给了共和党。事实上，在过去50年的每次总统大选中，大多数白人都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几乎没有其他特征能够动摇这两个分界线：比较之下，教育、收入、地区和性别在预测给定选民的政党偏好时都是苍白无力的。

政客的行为反映了其支持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这不出所料。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统计表明，自1992年至2013年，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在委员会投票上的意识形态分歧增长了50%以上。在这种环境之下，跨党派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完全的两极化使得全面的移民改革方案不可能通过，尽管这一问题显然亟待解决。同样，医疗保健这种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基本问题也仍然被卷入党派政治，即使是特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病在美国肆虐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不是一直以来的政治。这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治僵局和文化战争更糟糕——克林顿政府和有政治识见的温和共和党人总有一天能克服这些问题。相反，现在的事态意味着对既往实践和公民理想的双重背离。美国一度具有弹性的制度现在已经基本不能控制部落的影响力。在联邦层面，严峻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不是因为缺乏可行的建议，而是因为政客们下定决心要以部落团结的名义击败对手：例如，特朗普因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而受到弹劾，但投票几乎都按照党派划线，而罔顾案件事实。美国之所以有着全球最多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至少部分是因为州和联邦层面的党派分歧，而不是因为缺乏如何击败病毒的信息。用冲突评估机制的语言来说，这种“能力的长期缺乏”会造成严重的不满，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可能引发冲突。

国外也注意到了这些动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为部落主义削弱了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软实力而感到遗憾。它的敌人和对手则将这种部落主义视作可以利用的机会。例如，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期间，俄罗斯就利用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和政治裂痕。俄罗斯黑客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针对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虚假信息，并面向白人发布具有煽动性的种族主义言论。(正如一位联邦调查局高级探员在2020年初的一次选举安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简单来说，在这方面，俄罗斯想看到我们自己开始分裂。”)决心从内部破坏美国治理的外国敌人可以轻易复制这些技术。激起部落仇恨、加深党派分裂的努力曾经成功过，他们可以再次成功。

美国，你医治自己吧

既然对美国目前部落政治的诊断部分依赖于最初用于评估外国的工具，例如冲突评估机制，那么其解决方案也能在类似的地方找到。通过从那些摆脱部落冲突的社会中汲取经验，美国或许能够走出分裂的时刻。

一个重要的经验是领导层具有重要性。大体上，除非相对立的领导人都承诺弥合部落分裂，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相反，强力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人有助于将国家引向更加团结的未来。就算阿非利堪人和其他南非白人对南非的黑人和有色人口施以世代压迫和暴行，众所周知，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仍然和戴克拉克总统(President F. W. de Klerk)合作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尽管后者所在的党派对种族隔离制度负有责任。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和统一党人大卫·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消除了怨愤和强烈的分歧，达成了《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为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诚然，领导人需要等待条件成熟，来让他们的支持者与宿敌化敌为友，但放弃暴力和进行跨部落合作的意愿也极其重要。这就是永久冲突和长期和平之间的差别。

美国不是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不是北爱问题时期的北爱尔兰。但尽管美国政党并未参与公开的武装冲突，美国仍然迫切需要准备好为了国家利益而打破部落边界的领导人。值得称颂的是，在整个2020年，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除了一位)和许多前民选官员都公开呼吁结束国家的部落政治。大选之后，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民众跨越固有的界限：“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挑战需要当选总统拜登和副当选总统哈里斯，以及我们所有人竭尽所能。为了我们的家庭和邻居，为了我们的国家和它的未来，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他呼吁美国人“尽自己的一份力——走出我们的舒适区，相互聆听、保持冷静、寻找共识并向前进发。”在任的政治领导人则不太乐意发表这种声明。尽管活跃履职的人的政治考量有别于远离公共生活的人，但为了更伟大的利益而承担个人风险正是勇敢的定义。美国人应该要求他们当选的领导人表露出那种为消除党派分裂所必要的勇气。

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所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在任领导人受到政治的制约，才需要致力于和平的民间团体来为妥协创造机会。例如，罗马的天主教教友组织圣埃吉迪奥团体(Community of Sant’Egidio)就在结束莫桑比克内战的谈判中起到了作用。和平活动家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领导下的利比里亚妇女集体和平行动(Women of Liberia Mass Action for Peace movement)组织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超越宗教之别，一起要求通过谈判协议解决冲突，从而为在2003年终结利比里亚内战做出了类似的贡献。由于她所做的工作，古博韦分享了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美国，各式各样的团体都能够迎接挑战，构筑沟通的桥梁。很多团体已经这么做了。田纳西州律师、前白宫研究员萨马尔·阿里(Samar Ali)发起的“百万对话”(Millions of Conversations)民间运动试图鼓励跨越党派和社会分歧的对话。2020年11月，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去极化峰会”，旨在积极应对2020年大选后可能的暴力。同样，圣公会也将种族和解作为其全国事务中的首要事项。除了这些工作背后的道德律令，在美国，种族和政治身份认同之间已被证实的相关性也表明，治愈国家的种族创伤会对治理造成重要影响。全面了解美国种族间历史，并关注影响有色人种团体的顽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可能有助于推动美国政治文化超越依附于种族的政治身份认同这个最为根深蒂固的部落分裂。

尽管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参与这项工作，但作为总统，拜登必须起到带头作用。他应当针对部落主义和美国政治召开一场全国峰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探讨其对于美国治理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这次集会应当由来自对立政党的两位美国前总统共同主持，同时有来自两党的学术界人士、商界人士、民间领袖以及其他前任政界人士出席。他们可以一起提出从地方到全国层面的切实可行的提议，以对抗部落主义的祸患、加强美国的治理。

不过，在公民参与之外，制度也很重要。法律制度和宪法既可以鼓励合作，又可以遏制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因为部落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中，经协商达成的和平协议要么要求大幅度修订宪法框架(例如种族隔离后的南非)，要么就以有约束力的权力分享协议告终(例如2000年内战后的布隆迪)。美国人以本国宪法的稳定性而感到自豪，开国元勋们设计这部宪法来压制派系斗争。但如今，美国宪法提供的框架已经不再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了。

在各种旨在使美国制度现代化的宪法改革提议中，对于应对政治部落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是终结有政治倾向的不公正选区划分。两党都采用这种做法来创造支持者占多数的选区，罔顾自然、合理的地理边界。这种做法鼓励立法者迎合本党的选民，而不再寻求跨党派的妥协，以免在本党意识形态上更为激进的挑战者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一制度强化了部落主义。终结不公正政治选区划分的努力已经持续多年，但政客们需要加速这一进程。一种选择是，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禁止这种做法。另一种选择是，国家领导人修改美国宪法，在全国范围内停止这种做法。尽管这两种方法都会面临强大的政治阻力，但没有别的结构性改革能够更好地削弱部落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紧要关头

在波斯尼亚、布基纳法索、塞浦路斯和其他深受部落主义威胁的国家，需要外部干预来解决持续进行的冲突。在一些情况下，外部干预表现为非洲联盟或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调停。在其他情况下，则会有联合国或北约组织等第三方的维和部队的参与。不出所料的是，在弥合分歧这一方面，美国不太能够容忍来自外部的帮助。美国不会理会欧盟对愈演愈烈的部落主义表示担忧的照会，也不会邀请维和人员来将黑人社区从激进的执法中拯救出来。

因此，美国人需要自己消除本国的部落分裂。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承担应对危机重任的公民们自己也陷在遍及全社会的部落主义之中。“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就像是圣经中的告诫那样，美国需要先解决国内的部落主义问题。美国的民主状况和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公民能否应对这一挑战。习惯于处理国外事件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最好还是来参加国内论坛，以弥合国内的裂痕。通常讨厌参与政治事务的公民应当想办法与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进行规律性的、有意义的互动。目标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学会在分歧之下进行治理。

虽然美国还没有面临内战的风险，但它无法解决许多紧迫的国内问题，也无法激励其他国家这么做。美国国内的部落分裂容易受到国内有心的政客和国外恶意的对手的操纵。增强美国跨越分界线进行治理的能力并不仅仅事关道德，也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事项。支持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美国具备全球领导力的理由在于，美国的榜样和美国体现的理想应当是值得效仿并尊重的。一个崇尚其自由并坚持例外论的国家应当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治理标准。

翻译文章：

Reuben E. Brigety II, The Fractured Power: How to Overcome Tribalism,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6.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ractured-power

译者介绍：

王允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旧文章ID：24406

作者：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俾斯麦云：“政治家的任务是聆听上帝走过的历史步伐，并在他走过时抓住他的尾巴。”乔治·沃克·布什对此表示同意。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布什认为“历史是正义的潮起潮落， 但历史也有一个明显的方向，即被自由缔造。”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声称：历史的核心表现在于权力争夺的连续性。当今历史也不例外。布什团队认为历史朝着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上行进，而特朗普团队则认为历史在暗无天日地永恒徘徊。两位总统不同的信念导致他们关心不同的问题，对世界有不同的期许，并奉行不同的外交政策。那么拜登政府要选择哪一个出发点来制定其外交政策呢?

历史理论为政府作出具体政策提供了许多参考。有很多可能存在的历史理论，但它们往往会像布什和特朗普的理论一样，跌入两个阵营：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用何种例子解释何为乐观主义者或是悲观主义。政治理论家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但无人能够获胜。

作为个人，总统们在这些问题上有很鲜明的看法。然而当处于一个群体中，这种看法似乎消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其内部的剑拔弩张而臭名昭著。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断时续和来回翻转使得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不容易去解释它。然而，这种多变性恰恰是其一种特征，而不算作为缺陷。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始终如一地接受任何一种外交政策，使得美国成功地避免了最糟糕的境地。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步履蹒跚缓慢前进，几个世纪以来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国家变成了当今全球霸主。美国的天资与其说是具有战略眼光，不如说其具有止损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永远会继续喋喋不休下去，得不到最终解决，因为每个观点都对国际政治有所见地。新政府不应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应将这两个真理都拿在手上，各取所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了解了美国外交政策便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政府的行为。拜登总统的目标应该是加快这一进程，让它在这一届政府内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贝叶斯主义(Bayesian Doctrine，一种认知证明理论)，即政府不应拘于其以往的做法，而应不断更新它们。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分别提出了悲观和乐观的愿景。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出现前，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像处在假想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君主凌驾于他们之上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他们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并被困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注定要永远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洛克的观点则不那么悲观，他对自然状态的看法更为宽容。他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迫使国家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如果国家愿意，它们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战争，通过联合来获得安全和保护。霍布斯的世界和洛克的世界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决定哪一个更符合现实显然很重要。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任何一段国际平静只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各国对此种平静放松警惕，那它们就是傻瓜。但是，如果持久的和平合作是可能的，它们不试图实现这一点也是傻瓜。300多年来，这种争论尚无停歇。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追随霍布斯，成为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则被洛克吸引，并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两种观点在历史长河中讨论的数据已堆积如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们的讨论井然有序，并改进了讨论的概念。这些学者展示了人们如何用多种方式来运作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使用不同的变量和过程来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用复杂的方法检验了这些理论，并希望最终他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之后，研究内卷化的现象出现了，到了21世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的地位受到普遍地质疑。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重新回到了严肃的讨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一些宏大的问题。一些期刊还发表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文章。

现如今的情况如何?自由派处于守势地位。自由派认为，全球化将以其自身为基础，并越来越多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但恰恰相反，各国正强化相互依赖。自由派认为民主世界的核心依旧在前进。这些自由派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中国的成功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些自由派人士眼中的挫折可能是暂时的，世界可能会回到它看起来正在步入的轨道之中，但也许又不是。

与此同时，持相反观点的现实主义者感到自己得到了认可。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像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境。特朗普政府最显著的外交政策成就，即阿以和平协议(Arab-Israeli peace deals)就源自经典的现实主义政治。实际上，自由霸权看起来也很像霸权。

现实主义很强调强调国家的相对权力。一国的领导人、公众、非国家行为体、理念、制度和其他一切都是如此。与此同时，战争不能依旧被天然地认为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一场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和经济破坏比任何核战争或世界大战都要多，气候变化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范式。

这些问题仍在持续。想想衰落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这个表面看似关于中美权力差异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尽管现实主义者对反复爆发的冲突有着不祥的预测，但最终为权力争夺而开战的事情已经有几代人没有发生过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何种力量推动了这种所谓的长期和平，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和平还会持续多久。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国和平被打破之前，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声称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是无比天真的，未免有些过分。

人类在认知上对理性存有一定的偏差认识。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会让人情绪化、易变化和随波逐流。我们根据个人意义的网格行事，而这些意义不一定与他人的意义重叠。国际关系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这些因素为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事后的想法。他们从内部和外部看政治行为者，关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偶发事件。在这个世界里，身份政治是一切的核心。那些沉迷于商业模式的私营公司沉迷于一些私人客户，他们基于定制现实的商业模式，煽动情绪波动，煽动群体冲突。

国会大厦的闹剧

普通的谎言很常见，而弥天大谎类似于兜售一个好比漫威宇宙的替代品。弥天大谎是那些所谓先知和煽动家们的地盘，他们号称自己可以和神对话，或者为别人扮演神的角色。正如学者妮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指出，弥天大谎覆盖了一切，重新定义了现实。谎言越大，离现实越远，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精神势能就越多。当崩溃来临时，能量会在突然爆发中释放出来。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闹剧就是一种宣泄式的爆炸。

当天的暴力示威就像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影响令人深感不安。看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术如何将阴谋论纳入其分析的核心，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最令人不安的是，这起事件揭示出关于特朗普的一些事情，即2020年11月份，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特朗普的连任，他们认为那样才是公允的结果。若特朗普连任，1月6日的国会可能是另一种场景。

特朗普的连任并没有发生。但它很可能会产生各种后果，从外交政策和贸易，到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进程。民主派没有占上风，反而搞砸了。人们一般不会从某种更大的历史模式(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冲击下的思想实验中走出来。人们反而会被一些彻底的偶发事件所震撼。

外交政策作为方向指引

一些人呼吁放弃为外交政策寻找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大战略已死”，德雷兹纳(Drezner)和另外两位政治学家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Krebs)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如是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具有互动性而又复杂的世界。其中最复杂的是，两点之间的直接路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无序、杂乱和流动的领域。德雷兹纳、克雷布斯和施韦勒认为，简单化的路线图对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无论是确信无疑的乐观主义者还是确信无疑的悲观主义者，似乎注定都会做出粗糙而不完整的调查。

毕竟，外交政策不是测绘制图。外交政策类似定向越野，在危险、未知的领域疯狂赛跑。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会盲目行事，错误不断，在痛苦中缓慢地吸取经验教训。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这样作为，即随身携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地图，尽可能地整合两者。不过，这一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跨越了往届政府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是仅发生在一届政府内部。

政治心理学专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通过一系列实践寻找出一种框架，这种框架需要先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提供一些早期的、可预测的迹象，并从迹象中看出哪些设想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从而让决策者进行更早且更明智的选择。这与从整体上评估长期的可能性情景有所不同，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分析者能够将未来的潜在情况分解为一系列清晰、可预测、并可在短期内观察到的路标。

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并不会面临悲观主义、乐观主义或仅仅是摇摆不定的悲剧性选择。拜登可以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美式意识形态( true American ideology)。关键在于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为许多可供选择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能的情景，规划设计和追踪多个指标，以确定未来更有可能演变成哪些场景，并诚实地参照那些跟踪数据。这种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世界。但这将使美国清楚地认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更有效地运作。

文章来源：

Gideon Rose, Foreign Policy for Pragmatists How Biden Can Learn From History in Real Time,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 2021. Volume 100. Number 2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oreign-policy-pragmatists

译者介绍：

戴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生，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3

旧文章ID：24405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总统拜登3日发布“临时国安战略指导”纲要，阐述其国安战略的初步构想，应对中国成为主要内容之一。这个纲要称中国为“唯一可能有能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对手”，并强调除了加强美国自身核心竞争力，还将联合盟友和伙伴加以应对。

这个24页的指导纲要开篇在勾画全球安全图景时表示，美国必须对付全世界力量分配正在变化，产生新威胁的现实。“特别是中国，已经迅速变得更加自信。中国是唯一可能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对手”。

纲要指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要求：保护和培育美国力量的根本来源，包括美国的人民、经济、国防和国内民主;促进有利的权力分配，以威慑和防止对手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阻止其进入全球公共领域，或由对手控制关键地区;领导和维持稳定和开放的，以强大的民主联盟、伙伴关系、多边机构和规则为后盾的国际体系。

谈到盟友和伙伴关系，这个纲要要求重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现代化。纲要写道：“我们的民主联盟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个共同的战线，产生一个统一的愿景，汇集我们的力量来促进高标准，建立有效的国际规则，并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

谈到国防和军事，这个纲要表示，美国在国防和负责任地使用军力方面将进行聪明和有约束的选择，同时提升外交作为第一诉求。

纲要写道：“在我们重新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将应对核武器构成的生存威胁。我们将阻止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并重建我们作为军备控制领导者的信誉。我们将与俄罗斯和中国就一系列涉及战略稳定的新兴军事技术发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纲要称，美国将保持战备状态，确保美军仍是世界上训练最好、装备最好的部队。纲要要求：“面对日益自信的中国和不稳的俄罗斯的战略挑战，我们将评估适当的结构、功能和部队规模，与国会合作，把资源重点从不必要的传统平台和武器系统，转向投资决定未来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的尖端技术和能力。”

拜登称，这个纲要拟定的议程将加强美国持久的优势，允许美国在与中国或其它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纲要写道：“对美国来说，在长期竞争上胜过中国的最有效方式是投资于我们的人民、经济和民主。”

纲要宣称：“通过恢复美国的信誉和重新确立前瞻性的全球领导地位，我们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形成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促进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价值观。通过巩固和捍卫我们无可比拟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并进行明智的国防投资，我们还将威慑中国的进攻，反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纲要提出，重振美国核心力量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对付中国，纲要提出：“对抗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网络盗窃和胁迫性的经济行为;确保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和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继续根据国际法，捍卫对全球公域的使用权，包括航行自由和飞越权;将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来保护盟友;支持中国周边国家和商业伙伴维持免受胁迫和影响地自由自主的政治选择权;促进地方主导的发展，反击对地方优先事项的操纵。支持台湾这个主要的民主政体和关键经济与安全伙伴，与美国的长期承诺一致;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不会牺牲美国的价值观;捍卫民主、人权和人的尊严，包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

这个指导纲要表示，拜登政府认识到，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战略竞争不会也不应该妨碍与中国的合作。恢复美国的优势确保美国将以自信和力量的姿态与中国打交道。华府将同北京开展务实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努力减少误解误判的风险。美方将欢迎中方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和防扩散等两国命运相连的问题上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将召集盟友和伙伴入列，集中谈判筹码，展示集体力量和决心。

拜登政府将在今后几个月内正式提出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提出的国安战略，将中国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在特朗普执政的后两年对华采取极限施压和脱钩的手法。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安纲要同样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其将对华采取什么样的手法，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中。

来源时间：2021/3/4   发布时间：2021/3/4

旧文章ID：24403

作者：余智  来源：中美印象

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华人社会特别是在自由派与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巨大争议与撕裂。其中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大量自由派人士狂热挺川（川普，特朗普），极力反对甚至攻击不支持特朗普、或者只表示支持美国民主体制及其选举结果的自由派公知大咖，特别是“一贺三张”-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张鸣，其中前三者是法学家与宪政专家，张鸣教授则是历史学家。这些极端挺川派人士不仅嘲讽这些专家“集体翻车”、“形右实左”，甚至将嘲弄对象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尽管他们很多人自身也是知识分子）。

张千帆

然而，事实证明：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一贺三张”（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张鸣）这几位专家的表现堪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包括对特朗普民粹特性的精准预判、对大选“舞弊”争端的冷静分析、对美国制度根基的清醒认识、对美国左右之争的中性认知、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牢固坚守，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清醒认知。其中，张千帆教授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不畏极端挺川派的攻击与嘲弄，坚守自己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取向，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为中国自由派群体挽回了一丝颜面，使其避免了集体沦为世界与历史笑柄的尴尬风险，也为极端挺川派的反思提供了良好参照系，对推动中国的思想进步与民主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标杆意义。

一、对特朗普民粹特性的精准预判

此次美国大选争端集中暴露了特朗普操弄民粹主义、破坏美国民主宪政的巨大风险。笔者在《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义并有独裁倾向？》两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分析。在后一篇文章中，笔者从两个方面区分了民主与民粹，并认为特朗普符合民粹特征：他宣称代表“人民”整体与“正义”力量、“妖魔化”政治对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体，而且不尊重甚至试图破坏民主体制与规则在解决民意争端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特朗普的民粹特性，笔者与很多人一样，是通过此次美国大选争端才看出来的。

然而，贺卫方教授与张鸣教授两人，则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就对此做出了精准预判，并在此次美国大选亲身见证了它的应验。贺卫方教授当时曾批评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表现，并明确指出他的演说充斥着“民粹动员”。这一评论在此次大选中还被极端挺川派翻出来作为“罪证”。无独有偶，张鸣教授针对特朗普在那次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的当选代表“华盛顿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一针见血地反问：“以前的美国政府就不是人民选的吗？”认为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是民粹主义者的惯用手法。两人所见略同。

事实的确如此。笔者在《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义并有独裁倾向？》一文中曾指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典型特征，就是无视民主社会中“人民”在观念与利益诉求方面的客观差异，即“人民”自身的分裂性，将自己视为一个抽象“人民”群体的整体利益代表，妖魔化政治对手，断言其不代表“人民”。而特朗普符合这一特征（以下两段直接引自该文）：

特朗普的政治鼓动与宣传中，一直采取了这种方法。他实际上主要代表美国中西部“铁锈带”地区的中低收入选民（即“红脖子”白人）的利益。这些群体受经济全球化额负面冲击较大，其利益当然应该得到重视。但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宣称“人民”被国家遗忘了-实际上是将他所代表的上述部分利益群体，扩展为“人民”整体，界定为“正义”力量。

特朗普当时还宣称国家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被华尔街“资本大鳄”与所谓的“华盛顿沼泽”（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精英）所“窃取” -实际上就是将这些群体“妖魔化”，将他们排除在“人民”之外。界定为“非正义”力量。在2017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中，他则宣称自己的当选代表“华盛顿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种典型的民粹主义宣传，被贺卫方教授、张鸣教授准确识别，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先见之明。而这次美国大选争端，特朗普的上述民粹宣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试图破坏民主体制与规则在解决大选纷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对美国民主宪政造成了直接危害，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预判。

二、对大选“舞弊”争端的冷静分析

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争端产生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大选“舞弊”质疑，“一贺三张”都选择不相信关于大选“舞弊”的有关传言。极端挺川派攻击他们无视关于“舞弊”的海量“证据”与“爆料”。但实际上，他们的选择既有坚实的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更有正确的方法论作为基础。

首先，他们选择相信美国主流媒体而非自媒体的事实报道，这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笔者在《美国主流媒体是否背离了客观独立与言论自由原则？》一文中，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客观性是由是依靠媒体的自由竞争体制来保障的，比非主流自媒体与自媒体更加可靠，它们也没有背离价值观独立原则（与价值观倾向性不矛盾，且不同媒体的倾向性不同）与言论自由原则，澄清了这些方面的种种认识误区。贺卫方教授在《答王浛旭问》中明确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并非在价值倾向上都全部反对特朗普，媒体的党派倾向通常体现在言论而非事实报道上。这一认知符合客观事实，也为其选择相信主流媒体的事实报道、不相信各种自媒体的网络谣言做了注脚。

其次，他们选择相信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对此问题的判断，这也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贺卫方教授曾谈到：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并非都相信大选“舞弊”，美国主流社会是不相信“舞弊”的；西方国家在大选结束后，在明知美国已经有“舞弊”传言的情况下，仍然向拜登表达祝贺，应该也是基于其情报系统对大选是否存在舞弊的评估后做出的决定。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相信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

再次，他们反对“阴谋论”思维方式，选择相信美国司法体系的公正性，这也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他们普遍认为在美国两党势均力敌、互相监督以及新闻媒体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大规模“舞弊”难以发生、发生后也很容易发现，并明确选择相信美国司法体系对选举“舞弊”案件的独立裁决结果。张雪忠教授在很多微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些观点。这些既符合美国政治现实，也符合正常逻辑。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后发表了《决定美国大选的120场诉讼》，系统总结了围绕大选争端的相关诉讼情况，为大选“舞弊”说扫清了疑云。

张鸣

对于围绕美国大选是否存在“舞弊”的纷争，也可参考笔者在《2020美国大选是否存在大规模舞弊？》一文中的系统分析与总结。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相信美国大选舞弊的几个理由（美国自媒体中关于选举舞弊的大量“爆料”、双方竞选过程中的人气差异、选举结果揭晓过程中的“拜登曲线”）都不充分，其它相关逻辑（“阴谋论”）与事实（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看法）也不支持大选舞弊之说。

三、对美国制度根基的清醒认识

前几年，部分中国自由派学者在特朗普执政后，宣扬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甚至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三位法学专家坚定否认了这种错误认知。

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前发表的《什么是美国的宗教立场？》与《美国宪法上的宗教关系》两篇文章中，从宗教改革的历史、美国宪法的规定上，论证了美国制度根基是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这一制度基础对保证世俗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如果美国背离这一制度根基，就会背离宗教改革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回归以一元化宗教为国教、甚至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状态，导致无穷的信仰纷争、仇恨甚至分裂与战争。

贺卫方教授在大选后发布的反思文章《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将由台湾《思想》杂志发表）一文中，支持了张千帆教授的有关论述，并将政教分离的源头追溯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欧洲社会传统。他也指出了美国宪政体制的渊源不仅仅包括基督教，还包括前基督教时代的希腊政治哲学、罗马法以及英国法律传统等，且美国继承的英国法律中仍然以世俗成分为主导。他也指出了现代美国社会中族裔与宗教信仰的多元特征以及民主宪政体制在非基督教主导地区（日本与台湾等）的成功范例，进一步证明了民主宪政并非以基督教为根基。

张雪忠教授在诸多微信评论中，也表达了与张千帆与贺卫方两位教授类似的观点。他还特别批评了部分基督教教徒在大选中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认为自己对世俗政治问题的认知也高人一等、甚至高于相关专家（包括“一贺三张”）的傲慢心态，并认为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一种懒惰心态（因信教而认为自己不需要再在其它方面加强学习）。

坦率而言，关于美国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还是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根本不是问题。美国主流社会与了解美国基本情况的中国学界都很清楚这一点。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部分中国学者试图将其背后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一时获胜永久化与神圣化，才导致了有关美国制度根基问题的争论。“一贺二张”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坚守了宪政学者的理性认知。

关于这一问题，读者还可参阅笔者的《如何看待美国制度与基督教、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文。在该文中，笔者支持了张千帆、贺卫方教授关于美国制度根基在于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以及美国民主体制适用于非基督教主导地区的观点，还指出：美国制度根基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并不否定基督教的传播推广；即使认为美国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此次美国大选也不是关于美国制度存亡的纷争；基督徒应保持态度与认知谦虚。

四、对美国左右之争的中性认知

前几年，部分中国自由派学者在特朗普执政后，宣扬右派的保守主义思潮是“正确”思潮，认为美国的未来之路是弘扬右派保守主义思想，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为此，他们将与之对应的左派即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思想定位为“错误”甚至“邪恶”思想，将持有相关理念的左派污名化为“白左”甚至“圣母婊”，进而将美国“左右之争”定位为“正邪之争”。这不仅是在美国的“左右之争”中站队、表态，而且严重扭曲了民主社会左右之争的正常属性。而“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都反对这种极端观念，坚持以中性态度看待美国左右之争。

张千帆教授在《“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如何保守？》一文中，对此作了精彩分析：首先，他从保守主义的多维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性（国家）、时代性（时期）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与歧义性，在每个维度、国家、时代，其内涵都不相同；其次，他论述了保守主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保守过度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并会激发激进变革，造成巨大破坏；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右派与左派，作为西方国家相对的两种思潮，都有其各自合理性与不足之处。张千帆教授对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的分析与评判是全面、温和而理性的。

张千帆教授在论述保守主义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正确地指出美国历史上是一直发展进步的，无论是经济方面从完全放任到宏观调控，社会方面从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到提供基本社会保障，还是政治方面从歧视少数族裔、少数群体到逐步赋予他们平等权利。在《种族平等 -美国宪政的原罪、救赎与短板》一文中，他则系统论述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原罪、进步历程以及仍然存在的短板，使读者深刻理解了进步主义（而非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

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从美国两党政治的角度阐述了左右之争的正常而非“正邪”属性。他从党派的起源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形成历史出发，揭示了两党在诸如税收倾向、政府角色、平权运动、堕胎权利、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属于正常政策之争。他因此严厉批评了极端挺川派将两党之争视为“正邪之争”、污蔑民主党、神化共和党、甚至将特朗普视为“天选之子”的错误认知。他形象地形容，“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两翼”，共和党民主党“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此外，张千帆教授与贺卫方教授在他们的文章中，都客观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党与左派的主流政策主张是温和偏左，并非极端挺川派所声称的“极左”，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完全不同，更不可能走向列宁式的社会主义。贺卫方教授还进一步则指出，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两党实力基本平衡，没有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况，因而两党之间可以形成有效制约。

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的左右之争，读者还可参阅笔者的《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一文。该文通过对美国左右之争四个问题（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平等与民权运动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的详细辨析，进一步深入论述了美国左右之争并非“正邪之争”的核心观点。而在《如何认识“利益集团”、“深层政府”与“华盛顿沼泽”？》一文中，笔者则驳斥了极端挺川派在美国左右之争中，对美国民主党乃至共和党主流政治势力的种种错误认知以及攻击污蔑。

五、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牢固坚守

部分极端挺川派由于将美国左右之争视为“正邪之争”，对不利于自己的支持对象的选举结果拒不接受，在穷尽了体制内所有的司法途径而不能达到其目标之后，转而呼吁民众的街头运动甚至“暴力革命”（最终酿成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或者呼吁特朗普动用军事与情治力量改变选举结果。这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主宪政所允许的范畴。

但“一贺三张”这些专家始终将美国左右之争视为正常争论，支持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解决左右纷争包括选举纷争。张千帆教授在《“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如何保守？》一文中，明确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即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宪政原则，解决左右分歧，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美国两党在分歧之外，在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司法独立等基本价值观方面有这深刻而广泛的共识。这些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解决两党分歧的共同基础。

贺卫方

在大选纷争产生后，“一贺三张”更是支持依靠宪政与法治原则解决纷争。张雪忠教授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发言，非常到位。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后的反思文章《美国契约的破裂与重建》一文中，指出了此次美国大选过程中特朗普及其极端支持者对美国契约即民主宪政的巨大破坏，并提出从三个方面重建美国契约、维护民主宪政：一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二是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三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一反思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

笔者在《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一文中，则分析了此次美国大选纷争中，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共和党与挺川派主流、司法体系与军队）坚持依靠民主法治原则解决纷争、维护美国宪政体制的努力，并分析了特朗普本人与极端挺川派对民主宪政的破坏与威胁。

六、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清醒认知

部分华人自由派人士在此次大选中狂热挺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过去几年的对华强硬政策使他们相信：特朗普能够以强硬手段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逆转中国最近一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向；而民主党与拜登只能打打“口炮”而已，甚至会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勾兑”，从而“绥靖”中国近年来的内政外交转向。他们基于对特朗普的强烈感情偏好，不仅坚信网络自媒体关于大选存在严重“舞弊”、特朗普最终会翻盘等诸多传言，也不分好坏地狂热支持特朗普的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并对拜登百般诋毁。

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了部分华人自由派的上述认知，并针锋相对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极限施压并未导致中国自由派期待的政治结果，而相反的政治现实却在中国不断上演，尽管这是中国内在逻辑的一种展示而非美国施压的结果；第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的，实际上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方面，美国的大棒外交是“怀柔羁縻”政策失效之后的必然选择；第三，拜登政府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政策，并更注重与西方盟国的协调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手段的效果。

贺卫方教授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自身转型的困难所在：当一国内部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制衡威权的体制性与社会化力量的时候，外来压力所带来的经常是一种反向的效果，尤其是对象国体量很大的情况下，指望外部压力就能引发国内变革更是一厢情愿，推动中国变革主要看中国人自己。

贺卫方教授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上述认知，与笔者在以下三篇相关文章中表达的相关观点高度吻合。

笔者在《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吗？》一文中指出：“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两党都曾执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能视为失败；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同时，笔者在《如何看待所谓的中美“勾兑”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美国民主党与中国“勾兑”的指控带有强烈“阴谋论”色彩；其中双方公开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沟通，两党都有，属于国际上的外交惯例与维护本国利益，无可厚非；而关于美国部分政治人物或其亲属与中方进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传言，在有确凿的司法起诉与判决之前，不应采信；中美双方的相互“渗透”不必否定，但有关非法指控还是应尊重司法系统裁决。”

而在《如何全面评判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一文中，笔者进一步指出：“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好，过于简单化了；应该全面评判这一战略的产生背景、多重影响、历史延续性及其与中国发展进步的关系。”具体而言（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该文）：

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向，在经贸方面具有主动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动性。这与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理念有关。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他的过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响：既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也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强化、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这一战略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总体影响是正是负，很难准确评估。而它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则主要是由普通民众而非既得利益阶层承担的。

第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总体上看会被拜登政府延续，但部分策略可能会有所改变：两国政治对抗会延续、经贸对抗会缓和，实质对抗会延续、口头对抗会缓和，双边对抗会延续、多边对抗会增强。

第四，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的自身努力，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部压力与帮助，特别是某个国家、政党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贺卫方教授前述观点，与笔者在上述三篇文章特别是第三篇文章中详细论述的相关观点高度吻合，澄清了极端挺川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偏激认知。

七、“‘一贺三张’形右实左”的说法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

部分极端挺川派人士批评“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人士“形右实左”。这种指责毫无依据，本质上是混淆了美、中两国的左右概念，即“白左”与“红左”的概念。

张千帆教授本人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一文中，分析了西方左右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中西方左右概念的差异；指出西左不一定是极左、有很多可取之处，“白左”的“政治正确”不能一概否定；认为评价左右的坐标系应该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应该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指出部分华人极端挺川派之所以逢“左”必反，在于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将西方的左当成中国的左了。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则指出，中国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张鸣教授也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笔者则在《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一文中第七部分的延伸讨论中，指出了极端挺川派混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将“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人士视为“形右实左”的错误所在（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该文）：

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左派”（“红左”）是指偏向传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右派”（“红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倾向。而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几乎没有中国“左派”即“红左”的空间，只有中国的“右派”即“红右”。

美国的“左派”（“白左”）与“右派”（“白右”）都是赞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视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场选择的缺陷与不足，照顾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更注重保护个人在行为方式上的自由选择，而“右派”更加强调尊重市场与自然选择的结果、主张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预，并更多强调传统价值观对个人自由行为的约束作用。

张雪忠

中国的“右派”（“红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极端挺川派批评为“形右实左”的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实际上是中国的“温和红右”：他们要么支持美国民主党（“白左”），要么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

“形右实左”批评的错误在于：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红左”，则这种批评完全张冠李戴，因为这些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属于“温和红右”，与“红左”截然不同；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白左”，则这种批评可能以偏概全，因为“温和红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如果这一批评的对象仅限于支持“白左”的“温和红右”，“形右实左”的说法也属于标准不一，将中国“红右”与美国“白左”直接对立。

八、“一贺三张”理性坚守的重要意义

张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一文中，总结了中国自由派中的部分极端挺川派认知错误的产生原因：一是思维极简，对极权体制下的长期洗脑极度反感，找不到合适的理性辩论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其简化，养成了与“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界线划分非常鲜明但过于简单；二是过度自信，由于长期生活在极权体制下，养成了极权的习性，对自己的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将自己理解为一贯正确的代表，而将意见不同者视为“邪恶”，缺乏宽容心态；三是极端思维，矫枉过正，从反一个极端（极左）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右）。上述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理性思辨的缺乏”。而“一贺三张”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坚守了理性思辨。

笔者在《华人社会为何对美国大选存在诸多认知误区？》一文中，分析了华人极端挺川派对美国大选产生诸多认知误区的七个原因：第一，感情好恶过于浓烈，影响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第二，知识结构搭配错乱，基础不牢而追求空中楼阁；第三，价值观不正，民主法治与进步理念欠缺；第四，判断力不足，常识与逻辑思辨能力欠缺；第五，方法论错误，不信主流媒体而信小道消息；第六，理性温和不足，狂热极端过剩；第七，自负心态过浓，敬畏反思缺乏。

其中，第七个方面指的是：批评乃至嘲讽“一贺三张”的极端挺川派们其实极其自负。“正如张鸣教授所言，他们以前之所以相信这些公知大咖，只是由于后者的言论刚好与自己内心想法吻合。但当这些专家集体（！）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时，他们不是敬畏专家集体，不是反思自己的认知，却反过来认为专家集体出错，自己才是对的，甚至为自己“不迷信专家”而洋洋自得。他们始终相信的是自己的执念，对自身认知极度自负。至于部分人将嘲讽对象扩大到知识分子群体，则更是对知识缺乏敬畏的“反智”表现。”

“一贺三张”之所以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能够坚持正确的认知，原因就在于在各个方面与他们的批评者即极端挺川派们相反：他们对美国大选态度超然，因而能够以冷静态度做出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知识结构扎实全面，理论基础牢固深厚；价值观端正，民主法治意识浓厚，并深具进步理念；判断力敏锐，既具有对美国社会的常识认知，又具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方法论正确，相信主流媒体而非小道消息；始终理性温和，避免极端思维；谦虚谨慎，对美国与西方主流社会认知保持敬畏之心。

总而言之，“一贺三张”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的坚守，体现了中国温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风范，为几乎集体沉沦的中国自由派挽回了声誉，他们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其中，张千帆教授的数篇雄文，其视野之广博，见解之深刻，价值观之端正与中道，态度之理性与温和，论述之严谨与周密，堪称典范。“一贺三张”不应该是极端挺川派的批评与嘲讽目标，而应该是后者切实学习的对象！

笔者在《如何看待中美民众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分裂？》一文中指出：“此次围绕美国大选产生的激烈纷争，实际上主要不是产生在中国的左右两派之间，而是产生在中国的右派即自由派内部。很多自由派担心，这种激烈纷争是否会导致中国自由派从此成为一盘散沙？是否会削弱中国自由派对于左派的集体力量？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过虑。第一，中国自由派区别于左派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倡导尊重个人思想自由，尊重思想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不强求一致。……思想自由才符合人的本性，思想独立与多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才是生命力的源泉。……第二，中国自由派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分裂，不影响他们在追求共同目标上的团结一致。”

但是，中国自由派内部对于在美国大选争端中的认知误区，需要进行认真反思。如何任由这些错误认知泛滥，那将既不利于自由派的内部团结，也不利于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进步过程中彰显道义力量；即使有朝一日中国步入了民主法治社会，那样的错误认知与非理性思维也会对社会的民主法治造成严重危害，如同此次美国大选一样。这次中国自由派的内部分裂，将这些问题提前暴露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自由派的及时反省。

“一贺三张”的理性坚守，则为这种反省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这也是“一贺三张”理性坚守的重要标杆意义。如果中国自由派能向“一贺三张”等温和、理性知识分子学习,认真反思其在美国大选中产生的各种认知问题，改进对于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就能适度弥合此次美国大选造成的极度分裂，缩小内部分歧，更好地推动中国的思想进步与民主转型。

来源时间：2021/3/4   发布时间：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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