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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沉迷对华“极度竞争”只会反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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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从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也毋庸置疑地处于“单极体系”,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和欧亚地缘经济版图的更新,出现了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转化的历史性新进程。

即便拜登政府如期上台、特朗普免于在美国参议院被二次弹劾,但今天美国确实国内问题成堆,暴力冲击国会大厦、得州暴雪让众多深层矛盾暴露出来。然而,就此断言“后美国时代”已经降临,恐怕还为时尚早。

“美国价值”陷入困扰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几经变革,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强大不仅是它的军事力量、经济规模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比重,而是美国的高精尖制造业、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基础与应用研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更是美元霸权——美国发行的货币占据世界货币流通总量三分之二,以及美国在国际制度、规则和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尤为重要的是,二战后的美国,长期拥有世界话语体系和国际治理机制建设中无出其右的影响力。例如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全球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主义”更被公认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起源。

然而,走向没落的哀怨与崛起的繁华,注定同样炫目和惹眼。今天的美国实力开始处于下降期。其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这样的外部因素,而是“美国价值”陷入巨大的内在困扰。这不仅表现为民主和共和两党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党派政治开始绑架国家的治理主张,更表现为美国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分裂。而一个分裂的美国,注定是一个挣扎的美国。

美国究竟是“多元文化国家”,还是“白人至上主义国家”?美国的种族主义偏见究竟是体制性的,还是文化决定的?美国的经济增长要靠继续减税,还是加税?国家对中下收入阶层的责任,应该继续体现在美国人更多“靠自己”的自由竞争文化,还是应该扩大政府社会福利分配的国家责任?美国外交究竟是实现“美国优先”,还是重回盟国协调的“世界领袖”责任?美国需要开放传统能源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国,还是推行“绿色能源”计划和强化美国的环保责任投入?如今,美国的内在争议是如此深刻。再加上基础设施老化、制造业外移而造成的白领工作流失、证券与金融市场虚高、以及美联储疯狂印钞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美国想要保持老大地位的内在压力与困扰是空前的。

“聚焦中国”是政治需求?

美国精英如今非常担心美国的内斗、疫情和经济的衰退或许真的造成“后美国时代”的来临。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1月6日美国爆发特朗普支持者攻占国会山事件后,发推表示这一天将标志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但美国政治和政策整体上会坚定地排斥和拒绝“后美国时代”。这既是美国要维护霸权地位的利益需要,也是美国对自身实力和地位认识充斥着“美国例外论”的产物。美国精英对国际关系政治哲学认识,更是植根于“后美国时代”将会是更加动荡、冲突的理论认知。结果是,美国越是内部分裂和脆弱,美国国家权力机器对中国、俄罗斯等竞争性国家的战略打压将越沉重。

尤为令人担心的是,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越发需要塑造和聚焦“外敌”。只有把中国、俄罗斯等国按照美国价值和利益需要,描绘成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即时威胁”,对立的国内政治势力才能找到妥协与合作的空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才会暂时克制内斗、保持“一致对外”。英国学者加南·加内什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推升“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保持凝聚的“最好机会”,辛辣且清晰地揭示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塑造外敌”都是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需要。

拜登政府上台已经一月有余。拜登本人和其政策团队在内政和外交上大规模、快速地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原有做法,但唯独在对华政策上“去特朗普化”不仅十分有限,甚至还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做法,大打“价值牌”,突出渲染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中国的差别和对立,蛮横地指责中国“滥用国际体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评估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方案,美国五角大楼的“中国工作组”举行了首次会议,重新评估和审定美国的涉华军事和安全战略。拜登政府的全球安全战略态势进一步“聚焦中国”、在高科技和贸易领域持续推进“去中国化”将是大概率的事。

错误应对只会加速衰落

眼下,美国的霸权优势依然明显,但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也在缩小。尤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不仅是科技、产业和市场,更是同盟国的数量和以此为依托而具备的国际战略动员力和行动力。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难以阻挡,但“后美国时代”出现太快事实上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美国是否能走出今天的内斗阴影、重新振作,更需要未来的历史来提供答案。

21世纪的今天,是各国荣辱与共、悲喜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不是简单的中美互动、我兴彼衰就能决定的。寄希望于“后美国时代”来临不仅简单而且盲目。相反,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关于“后美国时代”的讨论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的特殊性。这将是一场需要聚焦中美关系、但又要跳出中美关系的持久战略较量。向世界展示一个崛起中国的善意、柔和,以及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不可分离性,是破解美国想继续塑造“中国威胁”,破解拜登政府拉拢欧洲、亚太盟友在科技、贸易和产业上“围堵”中国的关键。

华盛顿更需认识到,基于国内政治利益塑造“中国敌人”的做法如果毫无节制,必会弄巧成拙。国际关系历史同样不缺乏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过度反应而导致衰落的案例。只要中国走稳走实自己的路,美国一味沉迷于“极度战略竞争”而无法正视和解决内部难题,“后美国时代”反倒会提前降临。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4

旧文章ID:24419

说说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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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94期

2021年3月3日,白宫公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点击这里查看《指南》英文全文,全文24页,要求美国各“部位”在制定国内国外政策时以此作为指导方针。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正式报告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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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文68页。

两个报告相隔不到四年时间,它们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这些不同又传达了什么信息?

首先,拜登政府的危机感显然比特朗普政府更强。特朗普政府的报告在就职近一年时发布,而拜登政府的报告,虽然是临时的,发布时间距就职仅有6个多星期。《指南》开宗明义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全球情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新的危机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在这个全球挑战不断加剧的关头—从疫情泛滥到气候变化,从核扩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与我们最亲近的盟国和友邦同舟共济,捍卫美国的利益,维护普世价值,更新我们国家的优势的源头。”《指南》还说,“我们面临一个民族主义高涨、民主退潮、与中国、俄罗斯和其它威权国家的角逐不断加深,而技术革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我们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也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

第二,拜登从竞选到就职一直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不可能再单枪匹马应对全球危机,没有在国际机构的积极参和与盟国和友邦的协调及共识,美国要维护世界的稳定并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将寸步难行。《指南》说,事实告诉我们,如今最大的威胁—疫情、气候变化、网络与数字威胁、国际经济衰退、核扩散、极端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持续不断的人道主义危机–既不尊重国界,也对高墙不屑一顾,美国既不能隔岸观火,也不能独善其身。《指南》指出,“我们的民主联盟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个共同的战线,产生一个统一的愿景,汇集我们的力量来促进高标准,建立有效的国际规则,并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

第三,美国2020年大选的曲折和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动不仅让美国这个民主灯塔国黯然失色,也使得很多美国人自己也开始怀疑民主制度的优势。《指南》强调民主价值的重要性,指出民主政治目前既有内忧,也又外患。《指南》指出,“自由社会一直从内部受到腐败、不平等、不公平、两极化、民粹主义以及对法治的反自由威胁的挑战,因新冠病毒危机而加速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制造了各国各自为阵的心态,使我们所有人都多了孤立,少了繁荣,少了安全。民主国家还越来越受到外部敌对威权强国的挑战。” 拜登在《指南》前言中说,“我坚信民主是打开自由、繁荣、和平与尊严之门的钥匙,我们现在必须证明,必须以消除一切疑虑的方式证明,民主可以为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人民排忧解难。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模式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承诺的必由之路。”虽然《指南》强调了坚持民主制度和价值的重要性,但否定了以往美国通过战争或颜色革命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的做法。国务卿布林肯在《指南》发布当天第一次发表对外政策演讲。他说,推进民主不能通过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也不能靠武力推翻威权政府。这两个办法我们过去都尝试过了。无论出发点多么好,它们是徒劳的,并且给推进民主带来一个很坏的名声,美国人民对此也已毫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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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指南》强调在当今,内政和外交已经没有任何边界。布林肯对此的说法是,我搞了一辈子外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外交和内政盘根错节。“我们的国内复兴与我们在国外的优势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要反映这一现实。”这其实也就是民主党人近来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中产阶级外交”,即美国的外交和国际贸易必须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中饱华尔街投资机构或跨国公司的私囊。

最后,近四年前的报告指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包括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国家,伊朗和朝鲜这样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指南》则把中国描述为唯一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指南》说,“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它是唯一有潜力把自己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综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长久挑战的竞争国。”

《指南》反复指出,美国当下要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与中国有效竞争并获得胜利。比如,《指南》说:“对美国来说,在长期竞争上胜过中国的最有效方式是投资于我们的人民、经济和民主。”《指南》还宣称:“通过恢复美国的信誉和重新确立前瞻性的全球领导地位,我们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形成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促进我们的利益,弘扬我们的价值观。通过巩固和捍卫我们无可比拟的盟国和友邦网络,并进行明智的国防投资,我们还将威慑中国的进攻,反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为了对付中国,《指南》说,美国还要:“对抗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网络盗窃和胁迫性的经济行为;确保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和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继续根据国际法,捍卫对全球公域的使用权,包括航行自由和飞越权;将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来保护盟友;支持中国周边国家和商业伙伴维持免受胁迫和影响地自由自主的政治选择权;促进地方主导的发展,反击对地方优先事项的操纵。”

《指南》对中国政府认为是自己内政的事务也提出了干涉措施:“支持台湾这个主要的民主政体和关键经济与安全伙伴,与美国的长期承诺一致;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不会牺牲美国的价值观;捍卫包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的民主、人权和尊严。”

布林肯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敢于竞争,善于合作和不怕翻脸。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用实力说话。”《指南》对双边合作有明确的表述是,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中战略竞争不会也不应该妨碍与中国的合作。恢复美国的优势确保美国将靠自信和实力与中国打交道。华盛顿将同北京开展务实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努力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美方将欢迎中方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和防扩散等两国命运相连的问题上的合作。

《指南》的结论是,“眼下世界走到了一个拐点,人们在就我们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基本模式的辩论。我们要在这场辩论中获胜就必须证明民主还能为我们的人民谋幸福。胜利不会水到渠成。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民主、巩固它,更新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善我们的经济基础,恢复我们在国际机构的地位,在国内和海外弘扬和宣讲我们的价值观,在推进外交的同时实现军事能力的现代化,重振让世界和我们的人民更为安全的盟国和友邦网络。没有哪个国家处在比美国更为优越的地位保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抱和守住我们经久不衰的优势,以信心和实力管理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与我们的民主盟国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从容应对任何一个挑战国家,并超越它。人心齐,我们就能再度辉煌。”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6

旧文章ID:24418

李成:以多元文化交流重塑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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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来源:人大重阳

现在正值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在地缘政治方面和在经济版图上全球正在经历巨变。同时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情况,有很多国家也正处在抗疫的过程之中。这些也加深了世界很多地方存在的对彼此文化的误读,对“文化战”的错误认识造成了国内社会的撕裂和不同国家的分歧。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学术和公共讨论以及国际对话。我想就文化议题讲三点。

第一,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远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在恶化。当然,造成这种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绝非偶然的是,华盛顿的一些鹰派政客和舆论领袖持有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文明冲突”的概念。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两年中,这个概念框架与政策走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政策举措包括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全社会的威胁”,歧视中国国籍的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声称北京将大量的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视为获取情报和盗取知识产权的“武器”,并禁止或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3亿人)访问美国。

好在拜登总统在就职后不久就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明确禁止对亚裔美国人进行种族歧视,同时也不应再错误地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是过去几年美中关系的恶化已经演示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一些错误理解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第二,我想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当今的技术和信息革命,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些跨国力量催生了“文化跨国主义”,主要是指通过跨国文化交流形成的共同认知和多重身份。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全世界的学者很少使用“文化全球化”一词,这与经常使用的“经济全球化”一词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全球化指的是地方和国家规范与思想的扩散和融合,而文化则是指隐含在历史环境中的鲜明特征,也就是说文化必然是多样且不一致的。即使同一社会文化的民众也由于经历了不同的过去,包括不同的记忆、风俗和规范,由此也导致了进一步的文化多元性和亚文化的价值取向。

我今年4-5月将要出版的英文新书《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就是反映了以上的主题,参加今天论坛演讲的刁大明教授非常慷慨的同意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年内出版。本书通过对上海的高等教育、先锋派艺术、城市建筑和法律事务所等领域的实证研究,强调了中美文化教育交往产生的强大且具建设性的影响力和成果。这本书讲到了文化多元和包容的特征和重要性。作为中国1949年前受西方影响最多的城市和改革开放时期海外交流的领头羊,上海的开放和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海内外文化最后会趋同,而是更加反映出不同文化是能共存的。

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今天的美国不应将中国的中产阶级视为对经济和文化的威胁,而应将其视为竞争者和互惠互利的合作者。 我希望这本新书能提供一个中美关系僵局中另辟蹊径的渠道。以改革开放时期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及海派文化而著称的上海有助于重塑中美关系的未来。

第三,近年来中国学者和中国公众在不断批评西方的文化优越感、政治虚伪和道德居高临下。对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尤其是后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进行文化对话无疑是合理的。今天我则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文化优越感。文化优越感不只是某个种族、族裔或国家所特有的。当涉及到自己的文化偏见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克服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或自卑感。当今世界,政府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方式往往是衡量其国内政治和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这适用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自然意识到美国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系统性歧视。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惨死后,有如此众多的各个种族的美国人参加并支持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伸张正义的民权运动。不幸的是,这一运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经常被错误解读,一些媒体将该运动的名字被翻译为“黑命贵”,也完全扭曲了这一民权运动的性质。

我们需要有一个能让大家进行坦诚、批判性和建设性对话的平台,其中人文、教育和民间的交流非常重要。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元和寻求正义与进步的共性。这也是在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从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差异中求同存异,并克服我们各自的偏见和短缺。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作为结论:“文明不是国家的,而是世界的。”

(文字整理:许林)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5

旧文章ID:24417

贾庆国委员:让中国人的声音更便捷、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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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庆国  来源:察哈尔学会

关于改进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管理工作的提案

近年来,一些部门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出台政策,加强了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管理,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收回了部分单位举办国际会议的审批权限。如教育部曾于2001年1月选择北大等六所重点高校作为试点,授予一定的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审批权。但是,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重新收回国际会议审批权。

二是强化了对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批要求。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要上报审批,新冠疫情爆发后,线上参会也要审批。

三是扩大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审批范围。一些单位要求专家学者与外国同行见面交流、参加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办的活动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都要申请审批。

四是提高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门槛和成本。有的单位规定见外国人不仅需要审批,而且要求见面必须得两个人以上同行,事后要提交一个见面交谈的详细记录,同一个外国人一年见面不得超过两次等。

上述做法大大增加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难度。由于办理国际会议审批要求多、办理时间长,挫伤了学者举办会议的积极性。由于参加国际会议审批需要准备材料,填写表格,且获批存在不确定性,打击了专家学者参会的积极性,还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因未能及时获批无法参加会议。对外交流审批慢也常常使专家学者无法与外国同行交流、参加涉外活动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对外交流门槛和成本高也致使部分专家学者放弃对外交流。

应该说加强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有助于降低专家学者对外交往可能产生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但是,过度管理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一些现实和潜在的危害。

首先,过度管理严重阻碍了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研究方法和治理经验。习总书记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往是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研究方法和治理经验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些年我国在各个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充实和完善自己。

其次,过度管理会影响专家学者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质量。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及时、全面和客观了解国外情况是我们制定合理对外政策的基础,这在中国的利益走向世界、越来越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和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国家利益的背景下尤其是这样。只有对外保持必要的交流和接触,专家学者才能够及时、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国外情况,给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合理的建议。

最后,过度管理不利于我讲好中国故事。各类国际会议和对外交流是我宣传和解释我国政策和做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对中国崛起放心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在目前美西方政客和媒体对我大肆污蔑和抹黑的时候尤其重要。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

总之,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加以必要的管理是应该的,但过度管理是不可取的,现行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超出了合理范围,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利于国家制定合理的对外政策,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为此,我建议:

1. 下放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审批权,让主管单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学术交流需要自行决定是否举办国际会议。

2. 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实行有区别性的管理。针对少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且接触大量涉密信息的专家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严格执行必要的审批管理。对其他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不再要求审批,实行报备制度,取消其他提高专家学者对外交往门槛和负担的做法。

3.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包括政策上支持学者举办国际会议、为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便利、在特别需要时为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让中国人的声音更便捷、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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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革命”:中美能源贸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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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文作者:

吴焕璋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审校: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权力交接以来,拜登政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改革措施,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系美国能源政策。在能源产业方面,拜登政府以“清洁能源革命”为方针,致力于推动美国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化方向发展。然而拜登能源政策也将面临来自国内能源供需结构、政策本身缺陷以及国内社会政治集团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使得美国完全依靠自身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变得非常困难。在这样情况下,国际合作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困境解决方案。而作为清洁能源发展大国和化石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有可能成为当前拜登能源革命的突破口。本文将分为如下步骤来讨论中美近期未来能源发展合作的潜在可能性:首先,本文将简要介绍和分析拜登政府以“清洁能源革命”为方针的能源政策主张和导向;其次,本文将阐述拜登政府能源政策所面临的来自化石能源产业和国内能源发展现实的阻力;再次,本文将分析中国目前的能源产业发展状况和消费市场状况,以及目前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比较优势;最后,本文总结上述分析,结合两国相关政治经济现实,探讨两国能源发展合作的前景。

(一)  拜登的“清洁能源革命”

自拜登上台以来,其所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上围绕着一个核心进行展开——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考虑到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关键因素在于人类生活生产活动所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而在城市中以化石能源为燃料的机动车是大部分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在拜登领导下的气候变化政策面前首当其冲者无疑包括了美国化石能源产业。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拜登政府承诺,美国将在2035年实现能源产业零碳污染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以推动美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行政命令,系分别以美国公共领地和离岸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简称“油气”)开放项目,以及化石能源补贴为主要整改对象。就前者而言,行政令要求停止租赁公共领地和离岸海域进行油气资源开发项目,并要求内政部部长调整在公共领地和离岸海域开发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相关特许权使用费,并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当下化石能源开发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而后者则要求识别和鉴定相关机构所赞助的化石燃料资源开放项目,并上报给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全国气候顾问,以确保联邦所拨款资金无法直接用于化石能源补贴。拜登政府将致力于把化石能源补贴从2022财政年的预算额中扣除,并计划长期推行这一政策。此外,拜登政府还撤销了美国与加拿大于2019年3月签署的跨加拿大基石油运输管道(TransCanada Keystone XL Pipeline)的经营许可证。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还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拜登承诺将用4千亿美元来投资于未来十年甚至以后的清洁能源发展和创新项目。按今天的美元币值来看,该投资额将是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项目投资额的两倍。同时,他还主导成立了气候高等研究项目机构(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Climate, ARPA-C),以研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产品。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展现了其推动美国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尽管如此,拜登的能源清洁化目标仍将面临艰巨的挑战。笔者将从目前美国国内的能源结构、拜登能源政策的影响等两方面来分析拜登能源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二)  能源政策的国内阻力

1.      油气资源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的挑战之一在于当前美国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自2011年以来,随着水力压裂法开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美国(诸如得克萨斯州西部和北达科他州)页岩气和页岩油产量开始急剧增长,极大增强了美国原油和天然气市场自主性。而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资源的开发以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现象被称为“页岩革命”。美国尽管没有因此而停止从其他国家(诸如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但随着其产量增加,其出口量也逐年上升——2019年,美国石油进口量达到自1996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仅为每日910万桶(占当年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3%左右),而其国内石油产量达到了每日192万桶左右(高达当年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94%);而其同年天然气产量则达到4.66兆立方尺这一历史新高数值,且连续三年保持天然气净出口地位。美国国内油气资源供应的富足保证了美国长时间内各行各业的能源需求。

实际上,美国页岩革命开展推进的根本动因还是要归结于美国巨大的油气能源消费额度。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自主地实现清洁能源革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消费能源以化石能源为主,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据美国能源信息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tration,EIA)数据,2019年美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化石能源占约80%,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37%和32%;而清洁能源消费量总共加起来(不包括占总量8%的核电)仅占总量的11%。而这种以油气能源为主导能源的消费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国内油气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决定的。其中石油往往用于交通和工业部门,二者分别占总消费量的68%和26%;而天然气往往用于电力和工业部门,分别占总消费量的36%和33%。而美国重要产业部门对于油气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以交通部门为例,汽油(石油的一种衍生品)消费总量占美国交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58%,占美国石油消费量的45%。众所周知,美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机动车消费大国——根据Value Penguin的数据,美国将近91.3%的家庭声称至少拥有一辆机动车。根据EIA 2019年数据,美国汽油消费总量中有92%来自于轻型商用车(轿车,SUV和小卡车)所耗汽油量。美国目前这样这种能源消费的现实无疑使得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推进变得十分困难。

再者,美国油气能源产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举足轻重。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US Department of Energy),油气能源产业为美国提供了1230万份工作;截止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油气产业在2012至2025年1.6万亿美元的联邦和州政府税收,为学校、医院、公共基础设施等民生设施的维护提供充足资金保障。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遭受重创——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研究,油气钻井和提炼产业于去年三月丧失了5.1万份工作,且美国目前尚投入使用的油井设施从去年年初的796座下降到去年七月底的251座,创历史新低。而油气产业受到重创也使得部分州政府的预算受到巨大冲击(北达科他、阿拉斯加、新墨西哥等)。之所以美国油气产业受到重创,是因为国内外消费市场需求的下降,油气价格降低导致产业盈利受损。随着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疫情仍在继续,油气产业所受到冲击也将延续。然而基于上述可知,美国油气资源对于维系美国目前经济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在近期不可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执行其清洁能源计划,油气产业生产力的恢复仍然会提升议程。这也意味着美国近期能源结构也将会基本维持现状。

由此可见,从供需两方面来说,美国经济对于油气资源产业的依赖程度仍然是相当高的。尽管在部分州地区已有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努力,且在2019可再生能源(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消费增长创历史新高(11.5 × 1015 英热单位)。此外,据统计有将近7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现在有必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挑战。然而,目前的能源产业和经济现状使之推进十分缓慢。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拜登政府政策本身的有效性以及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挑战也使得清洁能源革命的推进更加困难。

2.      拜登能源政策有效性

目前,拜登能源政策尤其是针对化石能源产业的政策主要体现为取消对于油气能源产业补贴以及收回油气能源公司在联邦政府所拥有和离岸海域的租赁权。而这两项政策存在两大问题:其一,第一项政策本身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其二,第二项能源政策所引发的油气产业利益集团的反抗对政策合法性造成了困难。

拜登能源政策中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其所指称的“能源补贴”概念内涵的模糊性。狭义来讲,补贴可以是对于油气资源公司的税收减免政策。然而,广义而言,“能源补贴”甚至可以包括诸如管理漏洞等任何能为油气资源产业提供方便之门的政策问题。根据美国智库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的调查,近4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会以各种形式为化石能源生产提供将近150亿美元的资金赞助,其中还不包括联邦政府用以维持油气低价水平的145亿美元的额外补贴。这些资金赞助大部分是由美国国会来设定和管理,剩下的金额较少的补贴才完全属于总统权限范围之内——大约仅占所有针对化石能源产业的联邦补贴的20%。尽管这20%的总统实际所控制的补贴数额也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若将这部分补贴分散到各州地区,则其所能造成的政策影响仍然较小。而且,若仔细审视拜登政府的行政令具体陈述,则不难发现其相关条目的关键表述并非具有较强的政令效力——联邦政府将根据相关所适用的法律来决定是否取消能源政策补贴。因此,如果拜登政府要将取消所有联邦政府补贴,那就必然会受到国会立法权力的约束。

然而,目前美国参议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势力之比为50 :50.无疑限制了拜登清洁能源政策得到立法保障的可能性。此外,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一职将由西弗吉尼亚州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担任;换言之,与拜登能源政策相契合的法案是否能够在参议院通过,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意见。而乔本人一直以来努力争取保护其所在州的煤炭生产权益。再者,在今年1月28日,《保护能源财富法案》(Protecting our Wealth of Energy Resources Act, POWER Act)被引入国会,以期阻止美国总统、内务部部长、能源部部长等联邦政府官员停止公共领地油气开采租赁权的行政令。因此,就目前参议院势力格局分布而言,拜登能源政策要想得到长效的立法保障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清洁能源计划仅仅在拜登任期之内有效,那么该计划很有可能在下一任总统任期中被推翻;而这种政策断层势必会降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长期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其次,拜登政府收回联邦土地和海域租赁许可证这一举措,其有效性也尚存争议。首先,在联邦政府土地和海域所进行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活动并不多。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统计,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活动中仅分别有22%和12%在联邦所持土地和海域进行。这种通过联邦陆海领地租赁权的限制固然会对诸如新墨西哥州等对此依赖较大的地区油气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则影响有限,尤其是如德州等靠私有领地进行油气生产的地区。而且,在拜登上台之前,美国许多大型油气资源公司已有先见之明,早先囤积了大量的油气钻井许可证和租赁证件,以规避拜登政府这一行政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观之,拜登政府通过收回联邦政府租赁许可证一举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尽如人意。

3.      利益集团的反对

即使拜登政策本身并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对于拜登能源政策仍保持反对的态度。今年年初,美国西部能源联盟(Western Energy Alliance)针对拜登政府禁止油气公司在联邦土地和海域租赁提出了法律诉讼。诉讼者认为,联邦土地和水域所蕴藏的油气资源系全美国人民所拥有;而拜登的行政令僭越了宪法所规定的总统职权,并违反了矿产租赁法、全国环保政策法、联邦土地政策管理法等诸多法案。此外,该诉讼还援引了怀俄明大学博士蒂姆·康斯丁(Tim Considine)的研究结果,指出如果该行政令最终得以贯彻落实,那么在拜登第一任期结束之际,美国将会面临335亿美元的GDP损失,而各州税收则将会减少83亿美元。尽管该诉讼案于今年一月末提交至美国怀俄明州地区法院受理而尚仍无明确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诉讼案的出现说明拜登政府这一行政令遭到了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在推行至怀俄明等依靠联邦政府租地开采油气的州地区势必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单靠其行政令来推动清洁能源革命,其势必会遭到国内的能源消费结构的限制以及利益集团的阻遏;在目前形势之下,国际合作对于拜登的清洁能源革命的推进来说可能是一个更为经济而可行的方案。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大国,中国无疑是美国不容忽视的能源贸易和发展合作伙伴。

(三)  中国能源发展状况

1.  煤炭主要的能源结构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问题,仍然以煤炭为主要初始能源,而相对清洁的石油和天然气则尚未成为主要消费能源。根据EIA的统计数据,中国在2019年的能源消费总额中,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8%,而煤炭占比则高达58%。

中国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第一,在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初期,中国除了燃煤电厂之外,还没有能力建设其他适当的基础设施;这样一种以煤电站为主导的发电方式时至今日在中国许多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第二,中国的城乡和东西部的分化,使其资本匮乏地区(农村和西部)无力投资建设高科技电厂,从而迫使居民不得不烧煤或使用当地低效煤电厂来保障能源需求。近年来,城市化率也才突破50%这一大关,而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完全依赖煤炭的不发达地区。第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处煤炭储备地,而且这些地区的煤炭非常容易开采。相较于煤炭而言,中国国内最近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除大庆油田外)则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开采。因此,中国仍然只能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诚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其他能源进行了一些投资,但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量超过了所有非煤资源的供应总和,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但其主要能源(尤其是电力资源)来自煤炭。从2004年到2017年,中国的发电量大约翻了三倍,达到6310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已经下降到66%,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对煤炭依赖居高不下, 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

2.  新技术的推进

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投资,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世界领导者,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中国水力发电产业。中国已经成功建造了许多水电大坝,其发电量能够满足全球20%的电力需求,这无疑有助于降低其对煤炭的依赖。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河流大坝建成,大坝地区洪水、水质变差等诸多问题也显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水电产业市场正在接近饱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向太阳能和风能过渡。

目前,中国是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主导生产国。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截止至2018年,中国生产了全球6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而最近中国新疆金风科技公司超越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重大突破在其建造廉价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能力。当太阳能和风能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时,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基础设施的开发、生产和安装所需的巨大初始资本支出。但自从2008年前后中国向这两个领域大量投资以来,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价格都被削减了,其中太阳能发电板价格下降了80%。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其大量的国内资本和生产能力,彻底改变了可再生能源市场。这不仅对其中国自身,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切实可行的。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国内能源供需矛盾,但是由于目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自然条件限制等问题,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过渡到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主的结构则可行性较低。而相对清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应用推广无疑为中国实行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过渡条件。鉴于目前中国油气产能受到诸多限制,通过进口油气资源改善能源状况则成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中国巨大的油气资源市场需求也为美国的油气资源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巨大商机;而美国对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呼声日益高涨也为中国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四)  中美能源合作前景

回顾过去数十年,中美能源合作也十分广泛而深刻。自中美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就在能源方面进行了项目合作,并达成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例如,1979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以发展中国自己的石油开采和炼油能力。过去40年的中美能源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与能源相关的技术转让、能源合作的制度化以及与能源相关的减排方面。两国之间合作桥梁的关键在于是促使两国在能源合作潜在利益上达成共识。因此,若能勾勒出中美未来贸易互补合作的图景,特别是涉及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或许有助于让中美两国回归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传统。下文将着重分析中美能源合作对于中美双方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

1.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

毫无疑问,中美能源双边合作将在环保领域产生巨大的效益。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将按照2019年12月签署的现有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尽管是一种化石燃料,但其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水平远低于黑煤,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更为清洁的能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渴望解决由煤炭密集型发电厂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这些发电厂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LNG进口量的增加可能会成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催化剂,使中国逐步降低中国对煤炭的严重依赖,帮助中国向更环保的能源转型。这也与目前中国关于经济发展规划,特别注重可持续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政策方针高度契合。

2.  美国贸易逆差

迄今为止,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协议上的错综复杂的僵局仍然未得以充分解决。困扰美国多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美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与中国的贸易有关。自198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7月,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已超过1630亿美元。同时,中国也一直深陷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尤其体现在高新技术转让方面。尽管如此,贸易主要冲突焦点将不太可能延伸到能源贸易领域。这也为建立实质性的、积极的能源贸易合作创造条件。美对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可以建立在美国页岩气的过剩和中国对液化天然气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而这将大大缓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3.      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虽然美国拥有众多的环保创新人才以及众多先进的环保科技,但在处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上仍然面临着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美国仅次于中国。因为美国大部分的主要能源都是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其总量占其经济中能源利用的近80%,其能源结构对气候的影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能源的过量生产可能会阻碍美国能源结构向更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阶段过渡,因为这些能源仍将作为主要经济生产活动和日常消费中电气化的主要选择。

中美能源合作的另一个可能领域在于可再生能源和相关技术的开发。中国具有在建造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和设备成本上的相对优势,这将成为美国替换其廉价的化石燃料的有利选择。此外,中国很容易获得生产设备的关键原生材料,这意味着向可再生能源的有力过渡必须来自于对国内研发的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与中国合作。虽然美国可能会寻求发展其自己的可再生能源企业,而由于来自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越来越大,调整能源结构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与中国开展紧密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无疑将是对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在推行其清洁能源革命的过程中势必会面临国内较为诸多挑战,其一是美国自身的能源结构现实,其二是拜登政策因受制于美国政治制度以及当前既有政策制约的局限性,其三是拜登政策受到社会政治集团对其合法性的挑战。而在目前国内的巨大压力之下,国际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合作,则可能为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推行提供较好互补作用,一方面美国无需大力削减其油气资源产业生产且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美国的新能源产业也将会受到中国的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整体上的气候行动计划的宗旨也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因此,中美能源贸易合作能较大程度满足双方的需求,解决国内棘手问题,能够带来巨大的潜在双赢的空间。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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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政治之过:拜登将面对更加分裂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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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文作者:

吕维悦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审校: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社会的性别、种族等不平等问题在#MeToo、弗洛伊德事件、反堕胎法案的争议中不断显现和加强。由社会不平等而自然产生的身份认同政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支持美国国家认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声音将目前美国社会的动荡归咎于身份认同政治的不断升级,认为美国社会正在丧失其包容性并向排他性与分裂的方向发展。另一些赞同身份认同政治的评论认为,这一政治现象是美国历史上不断涌现的平权运动的基础:现代的身份认同政治具有保证每个群体的利益都被表达、保证美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身份认同政治的不断升级是否是美国社会及西方选举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身份认同政治将会影响美国社会走向何方?本文希望阐明“身份认同政治” 及“社会不平等”等相关概念,通过对比特朗普与拜登的身份认同政治运用分析身份认同政治会如何影响美国社会。

基本概念解读及分析框架

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身份认同政治”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最为基础的定义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特定的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可以象征个体特点的因素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受到压迫和威胁从而拥有群体的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感促使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分享政治观点、组织集体社会运动、挑战现有体制等方式来表达怨恨和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身份认同”(Identity)应用到美国本土政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身份认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有着长期的发展,主要有三种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

1. 早期一部分学者认为,身份认同的定义非常宽泛:任何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个体必然拥有身份特征(例如,生理性别区分男性/女性两种最基础的身份)。这些浅显的身份特征被广泛地运用于理解和预测既定群体的政治决策。

2.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运用忽略了现代“身份认同感”产生影响的过程 ,实际上弱化了身份认同政治所能造成的深远影响。因此,这部分学者综合考虑了“社会不平等”的计量方法后认为:判断身份认同感对于个人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需要考虑个人受到的经济剥削及其所属群体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差异。这个方法虽然关注到了社会不平等在身份认同政治的作用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忽略了随着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平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3. 第三类方法是 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个人对于“尊严” 的追求入手,全面解释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及其新发展的成因。传统经济学者只用物质资源的需求及分配差异解释身份认同政治的产生与影响,他认为这样的理论基础无法适用于现今的社会发展。例如,多数美国女性数十年来坚持“同工同酬”的政治诉求,虽然其开端是反对经济制度的不平等, 但实质上已经转变为对获得女性尊严与平等社会地位(status)的诉求。因此,一个群体产生身份认同并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根本是这个群体同时处于某个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上。

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及第三种定义相结合更能解读当代美国本土政治中“身份认同”的应用与影响。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争为例,许多民主党人以性别身份为唯一标准,认为女性群体会成为协助希拉里入主白宫的生力军,因为女性天然地“应当”支持希拉里以及她的女性友好的政治主张。然而,希拉里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获得多数白人女性的支持:如果将美国女性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确有较多女性支持希拉里(54%)。然而,加入人种区分后发现,52%的白人女性投票支持特朗普。当时的许多时评称,民主党和希拉里遭到了美国女性的“背叛”,认为美国白人女性受家庭和经济负担影响从而“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别。民主党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在“女性”这一基础而广泛的身份之上,通常叠加了多重其他的身份,例如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党派偏见(partisanship)等。民主党人的错误在另一个关于美国白人女性投票行为的量化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解释。这一研究发现,相比于美国女性整体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为平均的支持率分布,白人女性至少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不成比例地偏向支持共和党领导人。

透过美国白人女性的投票行为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利用身份认同政治分析某一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时只关注某一维度的身份及此身份所受到的压迫和威胁,将会得到失之偏颇的结论。身份认同政治的相关研究,起点在于理解社会中每个人身负的多重社会身份及这些身份面临的压迫和威胁,其复杂性在于厘清多重身份之间相互作用并找出最终决定研究主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美国身份认同政治的讨论应当基于充分理解两个决定身份认同感的概念:“社会不平等”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笔者将在本节中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并阐述本文后续的分析框架。

多维的社会不平等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个学科一致认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ity)的特点。这一特点最为直观的解释是通过社会不平等的计量方法的变迁。

早期的相关研究把收入水平差异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唯一标准。这种方法与美国社会当时主要围绕阶级差异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息息相关。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学者研究美国(以及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及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普遍认为美国社会陷入了一种“固化分裂的体系”(fixed cleavage structure)。尽管这种分裂暗含着政治利益冲突,美国社会却在阶级分化与西方选举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相对的稳定。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由阶级差异而产生的政治难题(class-based issues)更容易在党派博弈中通过妥协得出解决方法,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稳定。例如,当工会要求提高时薪到20美金但雇佣者只愿意支付10美金时,政党政治可以通过妥协分别满足对立的两个阶级的部分需求,即,确定时薪为15美金,不同阶级的利益都得以表达,并最终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现今,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学者们量化分析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时,通常使用收入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家庭收入、住房条件、营养摄入、日常消费行为等),但只作为次优的办法被采用,因为社会不平等的其他深层次维度很难被量化处理(社区环境污染的心理学影响、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效率,文化生活等)。这个方法与上述身份认同政治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有同样的逻辑基础。如今的计量方法主要捕捉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多维的社会不平等”的核心定义与成因。运用著名福利经济学家Amartya Sen的解释来进行总结:现代的社会不平等可以理解为“不同人或者群体在其可完成的(社会)功能(functionings)上的差异”。最浅显和基础的社会功能包括增加收入从而提升生活质量、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认知水平、可使用的医疗资源等。更深层的社会功能也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力,例如通过参与政治行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些社会功能既能独立地影响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政治活动,又与其他社会功能相互作用。

复合型不平等(Complex Inequality)

身份认同政治是从个人或特定身份群体的视角分析上述社会不平等的多个维度的联系和综合影响。当研究主体变成个人或群体,学者们试图探究的是一个人或一个拥有特定身份的群体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及各维度的不平等综合影响下产生的政治活动。一个人(或特定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复合”的:因为人在社会中通常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也因为这些不同身份会相互作用决定个人主观感受到的不平等及最终的政治参与结果。再以美国白人女性作为研究主体举例,民主党人认为女性身份认同会驱使研究主体厌恶特朗普的性别歧视倾向转而支持希拉里,然而选举结果展现出研究主体正在遭受的(或主观感受到的)不平等是复合且相互作用的。作为美国白人,研究主体在移民问题上偏向支持共和党立场:一是因为认为外来人口会威胁本土美国白人的就业机会、平均薪资水平;二是感受到文化入侵的威胁,一些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外来人口正在摧毁美国的国家文化和国家认同感;三是认为外来人口将导致美国福利系统压力过载从而间接增加美国白人(作为相对高收入人群)的税务压力。当“女性”的身份与“美国白人”身份复合时,反而增加了研究主体对上述问题的担忧:作为女性,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已经受到不平等待遇并处于无竞争力的自我定位(positioning)上,特朗普的强硬移民举措成了平衡甚至超越其性别歧视言论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经济、政治生活中处于劣势(或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人群,通常拥有多重身份并遭受复合型不平等的影响。在身份认同政治的定义框架下,特定群体的“复合型不平等”作为自变量,代表了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身份在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定位,决定了身份认同政治如何影响个人的政治决策。

结合Sen对多维的社会不平等的定义,笔者认为当一个人面临的复合型不平等时,一个身份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异也许会导致另一身份失去原本享有的社会功能、或加剧另一身份受到的压迫。对比两个概念,从研究主体看:社会不平等的多维度分析的是一个社会的聚合结果、相对而言是可量化的,复合型不平等试图探究的是个体的不同社会身份所受到的不平等的相互作用。上述两个概念和相关事实的研究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解读至关重要:既反映了身份认同政治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根源,又展示了这一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对于整体社会的深远影响。

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讨论及其他相关研究,笔者总结出了当代身份认同政治作用于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途径,分别是排他性、对政治体制的威胁、冲突极端化。

排他性  区别于前文提到的围绕阶级差异形成的可妥协的政治冲突,身份认同政治从其定义而言就决定了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排他性。由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内含特定群体对于超越物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诉求,这类诉求通常具有非黑即白的“排他性”。例如LGBTQ+身份群体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相互排斥:有研究证明,宗教信仰显著增加了一个人的恐同倾向;当两个身份被同一个人拥有时,将会增加个体自杀的风险。由此可见,无论是群体外部还是特定身份群体内部,身份认同政治的排他性都有明显表现形式。

威胁政治体制 第一,由于科技发展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与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沟通成本降低、基本生活条件提高,使得曾经被忽略社会不平等的维度及被边缘化的群体获得突出的表达和关注。许多新的诉求无法通过现有体制实现,例如通过已存在的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与政党的政治联结。因此,线上群体活动和社会运动作为现代的政治参与方式被美国各身份群体广泛使用。这些活动从根本上是针对政体惰性、试图改变社会议题在政府治理中的优先度或推翻现有体制的。第二,在美国当前固化的两党主政体制下,新党派无法获得多数支持与决策权。基于已经出现的身份认同政治对于西方民主投票结果的影响力,两大主要党为了吸引潜在选票及抓牢现有支持者,都会增加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强调:调整自身的政策定位以吸引选票、利用政治话语强调身份认同政治从而巩固选民忠诚度。基于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复合型不平等,政客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所吸引和放大的社会问题很难找到符合大多数群体成员的具体政策。政客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将进一步缩小前文提到的现有体制内可妥协和调和的政治冲突的范围。因此,现有政治体制的效率和支持率也会在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中被不断削弱。

冲突极端化 身份认同政治的排他性暗含对群体外成员的潜在威胁,目前美国的许多政治活动形式正在显像化这种潜在威胁,以及社会成员对于威胁的恐惧。首先,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线上群体活动的组织更为容易、影响力也更为深远。身份群体对于非成员的天然排他性使得身份群体的活跃成为群体外的社会成员的潜在威胁。例如#MeToo运动初期对一些男性迅速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比后期该运动遭到的强烈抵制。一个旨在为美国女性创造公平和安全的工作环境的运动,最终导致女性更难获得升职机会,因为已经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及其他组织高层“认为与女性合作的风险更大了”。由此可见,排他性被现代化的身份群体表达放大后,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第二,互联网、交通方式的发展也降低了传播、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成本。大规模的集体行为会对该行为外的社会成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从而增加身份群体外成员极度排斥该群体的可能性。第三,在由两大党长期主导政治的美国,天然地生产出两种冲突的“身份”:胜者、败者,这两个身份涉及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由于两党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内化不同的身份群体的诉求进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得胜者、败者间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对比分析:特朗普团队与拜登团队的身份认同政治运用及其影响力

一、利益群体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相互作用。

案例一:研究发现,不仅限于NRA的会员身份,曾经与NRA 的相关活动产生关联的人,都有极大可能认同自己作为“枪支持有者”这一社会身份,并将此身份认同反映到个人的政治倾向中。由此可见,NRA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有意识地把“枪支持有者”推向了身份认同群体的范围。NRA作为共和党的主要支持来源,利益框架在选举和游说中不断扩充,“枪支持有者”这一身份有了更多内涵:个人主义自由、社会安全、甚至民主基础。特朗普参与NRA集会时通常将枪支管理法案描述为对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的威胁;NRA也常在游说信件中将持有枪支和民众“反抗政府可能获得的过大权力”的能力划上等号,宣传收紧枪支管理法案将会撼动美国的民主基础。这类身份认同政治的运用使得NRA群体对于支持收紧枪支管理的群体有极大的排他性(因为任何反对拥有枪支的政治宣传都是在威胁这一群体的自由和安全),且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因为感受到威胁而更加极端。一定程度上,身份认同政治可以解释NRA目前享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也因此,学者普遍认为NRA及其有效使用身份认同政治的策略显著改变了美国枪支管理法案的进程。

如果说特朗普和NRA对身份认同政治的上述利用方式仍在持有枪支这一核心利益的合理框架内,那么其过度使用就体现在边境安全及有关移民的政治诉求中。NRA希望进一步确认特朗普政府对于枪支持有权的态度,所以将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与国土安全联系起来,由此,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与修建边境墙也被纳入了这一身份群体的诉求框架。这也使得NRA群体成员在大选中对民主党的反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2020年7月20日,NRA就通过其官方渠道为特朗普的胜利连任背书。然而,作为2020年大选中的“失败者”,可以预见NRA的核心利益将受到该身份群体之外的人群更强烈的反抗。超过五百万的NRA成员与不计其数的认同该身份的个体,将成为未来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拥有武装力量的潜在分裂势力。

案例二:拜登团队对 LGBTQ+身份群体的国际政治主张也体现出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运用。2020拜登团队在竞选初期发布的关于LGBTQ+身份群体的七条政治诉求中,除了解决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针对这一群体的暴力与歧视,还提到拜登政府推动世界LGBTQ+身份群体权利保护与发展的决定。这一主张在LGBTQ+身份群体中获得了极大的赞扬。2019年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九百万LGBTQ+身份人士注册参与2020大选投票,其中,50%坚定地支持民主党,15%选择支持共和党,22%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任何党派。拜登团队对于LGBTQ+身份群体的诉求的全方位支持,无疑争取了潜在支持,也巩固了已有支持者的忠诚度。

联系前文提到的福山关于尊严与身份认同政治的见解,推动LGBTQ+的国际权利保护虽然不直接解决任何美国LGBTQ+人群日常面临的歧视,却极大地彰显了拜登政府对于这一群体有关社会地位平等的诉求的重视。甚至在拜登签署《防止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别取向的歧视的行政命令》之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于今年1月19日表示将任命LGBTQ+人权大使并允许世界各地大使馆使用彩虹旗(pride flag)。相比于总统行政令后续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难以量化的新政效果,这类象征性的举措无疑是更能全面发掘身份认同政治的效用的。拜登的LGBTQ+计划更为全面地定义了这一身份群体的目前的政治诉求大纲,这使得LGBTQ+身份认同群体展现出向利益群体转变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可以预见类似 Human Rights Campaign(注1)的组织将不断壮大,并有可能通过更为资源集中的政治运作影响党派政治与政府决策。

美国 LGBTQ+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也将为美国社会和政府带来更多问题:这一群体的诉求与宗教群体相互排斥,强烈的排他性将成为美国社会分裂的因素;由于复合型不平等,这一群体的成员除了在性别取向和性别认同上共享身份认同感,在其他社会身份上展现出极大的需求差异。如前文提到,这种差异使得通过具体政策解决大多数群体成员的需求变得近乎不可能。如果群体需求长期无法满足,群体转向更为极端的政治参与方式(例如社会活动),也将威胁美国现有政治体制、加剧社会分裂。

二、美国政治体制的“正统”与“合理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观察2020年大选中后期围绕特朗普的言论及拜登团队的成员的社会讨论,笔者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政府组织的方式正因为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而遭受严峻的挑战。

案例一:特朗普在任期内频繁使用推特,大选初期采取措施质疑和阻挠邮寄投票,大选接近尾声时也反复质疑选票统计结果。竞选期间,他发布了至少11条推特质疑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涉及宾夕法尼、内华达、乔治亚、威斯康星等州,随后均被证明是非法和不实的。笔者认为:特朗普的上述举动的影响在于将他和他的支持者描述为被威胁的群体,这满足身份认同政治的基本产生条件。结合特朗普的个人特点,这样的行为将会威胁美国的政治体制。具体有以下三个原因:

1. 特朗普长期以来发布的推特所包含的政策倾向,大部分被证明与美国政府实际采取的行动不符,尤其是针对美国在多边的国际治理中的参与。这种不相符长期以来削弱了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言论的可靠性,形成社会对于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质疑。

2. 大选期间特朗普不断输出选举舞弊的猜疑,这类言论借助现代沟通技术不断传播和升级,进一步造成了暴力冲击国会事件的发生。特朗普对大选合法性的指控无疑也引发了其支持者对于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质疑。可以预见,拜登政府将会面临更多针对体制和统治权的正统的质疑。

3. 冲击国会事件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及一系列言论渠道被几大科技公司联合封禁。尽管大部分人认为这是防止再次暴力冲突的必要措施,但原本已经因为“被威胁感”持有身份认同的“特朗普支持者”群体可能进一步确认威胁的存在。身份认同感的增强会导致这一群体对其他群体和对体制的排他性上升,长期无法与其他群体在政治利益上调和,再次发生极端冲突的可能性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案例二:拜登当选后,许多时事评论员都提示拜登的身份认同政治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方面,拜登在选择竞选团队和任命内阁成员的过程极其明显的身份政治运用可能会在目前已经分裂的美国社会中“误伤”被任命者。有批评声认为贺锦丽成为美国副总统是民主党操纵身份认同政治的结果,拜登的选择完全是由于她满足诸多身份条件:黑人血统、亚裔美国人、女性。批评者认为民主党操纵身份认同政治来获得选票,实质上是对全体美国公民的“歧视”和愚弄。另一个例子是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被任命时已公开同性恋取向的美国内阁成员。同时,1982年出生的他也成为了青年一代在美国权力体系中的代表。布蒂吉格的LGBTQ+身份和青年身份面临着和贺锦丽同样的批评声。拜登奉行的身份认同政治策略使政府核心成员遭到质疑,由此可见,过于明显的身份认同策略已经动摇了民众对于拜登团队的执政能力的信心。

这些反对声是否会对拜登政府的施政表现造成负面影响尚不得而知,但身份认同政治对实现平权所带来的反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即,群体间的排他性及对体制的威胁。另一方面,有评论认为拜登在任命选择上似乎过度强调身份认同政治及被任命者的个人特质,使得新政府没有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展现明确的政策举措的导向。对于当前面对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和种族主义等问题威胁的美国,急需要明确的政策举措和团结的领袖力量。综合而言,拜登也许期待副总统及内阁成员的身份认同多样性为更多民众带来被代表的政治效能感,即,更多人认为自身的参与行为能够影响政治体制和政府决策。然而,目前的批评声指出另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西方选举制度赋予选民的政治效能感受到威胁,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最终威胁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合理性。

结论

笔者认为,拜登政府将面对一个分裂且不断加剧冲突的美国社会。通过梳理理论基础,本文展现了在科技、经济条件、非物质的诉求不断提升的今天,身份认同政治在两党主导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下,容易造成社会成员间的排他性上升、现有体制可调和与解决的政治冲突的范围缩小,身份群体的表达方式更加针对现有政治体制、身份群体与群体外成员的冲突更加极端化。因此,身份群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通过对比分析特朗普与拜登(以及希拉里的例子)对身份认同感的运用不难看出,运用身份认同政治无疑是有利于政治家更快获得更多选票的。面对当前更加对抗的身份群体,运用身份认同政治的利好又会引得更多政客利用这一政治现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由此,身份认同政治的升级及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将是现代化发展、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不平等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

延伸思考

身份认同政治是否能够铺就美国社会向平等进步的大路?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取决于身份认同政治是否会在选举过程与选举结果之外产生其他政治影响,例如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笔者目前对于有关文献的整合,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刻的解析。大部分关于身份认同政治的研究止于选举、选民行为分析、及民众对于政府的认知与信任感调查。

结合本文内容,笔者认为,美国两大主要党为了锁定选票而展现出的对于某些身份群体的理解,并不能与联邦政府在后续施政过程中的决策导向直接划上等号。拜登目前已经签署的部分总统行政令也一定程度展现出身份认同政治影响政策决策的倾向,后续这些行政令的具体实施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将成为未来研究身份认同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的有效信息来源。同时,特朗普支持者的反对声也将对这些行政令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2021年2月由QAnon组织主导在美国社会中流传特朗普作为新任总统的种种合法性,并宣称将于3月4日通过一切手段支持“正统的总统”就任。虽然无法通过阴谋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极端冲突,但也展现了特朗普支持者反对目前的政府及体制的可能性。

注1:Human Rights Campaign 是1980年成立于美国的,专注于实现本土LGBTQ+身份群体保护与平权运动的组织。2018年开始,该组织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及更稳定的财务来源,开始活跃于争取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2020年大选前后,该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了涉及超过900万人口的竞选宣传活动。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4

旧文章ID:24414

拜登行政令:“笔杆司令”能否“签”出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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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文作者:

郭雷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审校: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1月20日以来,拜登作为总统上任已有一月之久。在这一个月中,被特朗普戏称为“瞌睡乔(Sleepy Joe)”的拜登可谓是在签署总统行政令上表现得十分“清醒”且活跃。在上任的第一天,拜登创纪录的一举签下了17项行政命令。截止目前,拜登签署采纳的行政举措数量已经达到了52项。

拜登用一支笔杆挑起了其政府颁布新政和改革的大数职责,但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反对的声音。《纽约时报》在1月27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放慢总统行政举措的采纳吧,乔(Ease Up on the Executive Actions, Joe)“。文章指出拜登应该更多的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去推进其政府的新政。而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批评拜登大量使用行政命令的行为无异于“独裁者”的行径。拜登是否像部分媒体、民众及共和党人所指责的那样过度依赖总统行政令,甚至有滥用行政令的嫌疑?拜登为何选择在上台初期就以大量签发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新政及改革?相比起同样被诟病过度使用行政命令的特朗普,拜登的行政命令又有何不同,而他又是否能“签”出美国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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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自:ABC4.com)

行政命令:美国总统的令箭

“行政命令“一词总是在现今各种谈论美国政治的媒体文章及学术和社会场合中出现,那么它实际到底指代的是什么?

其实,“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是一种相对特定的用于规制行政活动的总统指令,但当今大众语意上的“行政命令”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拢共包含了:“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总统备忘录(Presidential Memorandum)“以及”总统声明(Proclamation)“这三种总统有权签署的行政举措。

三种举措被大众统称为“行政命令”的举措在被总统签署后都将带有法律的效力,用于拓展或限制政府部门的权限以及颁布或废除相关政策。不过,和行政命令相比,总统声明多数时候针对的是政府外的事务,并且常带有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意义。像是拜登在一月底签署的《新型新冠病毒总统声明(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 on Novel Coronavirus)》就不带有任何的政策执行方面的意义,更多的是拜登就新型新冠病毒这一公共政策事件发表的声明及意见。

而总统备忘录则是在签署后不需要像行政命令一样附带预算影响声明(Budgetary Impact Statement)就可以发挥其效力。预算影响声明是美国行政机构用于告知国会和财政部门某项行政命令将如何影响政府预算分配的文件。所以换句话来说,如果总统想要颁布的行政举措或政策变革不会直接带来任何预算上的影响,总统就会多数使用总统备忘录的形式来颁布此种命令。拜登在1月28日签署的《关于保护国内外妇女健康的备忘录(Memorandum on Protecting Women’s Health at Home and Abroad)》,就只是宽泛地要求了美国政府需要在工作过程中保证妇女的健康利益。但这个命令具体该由什么部门来执行、怎样执行、以及执行时会产生什么样的预算影响,都是具体的执行部门而不是拜登的白宫需要考虑的问题。

行政命令在签署上不需要经过除总统外其他人的授权。并且在国会立法推翻行政令、具体行政令的效力到期、另一任总统推翻此前总统颁布的行政令或者最高法院判处具体行政令违宪这四种情况发生之前,签署行政令的效力就会一直存在。也正因为如此,行政命令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总统推行政策的一支最直接,最快速的令箭。

历史上,林肯正是通过行政命令最终宣布了黑奴的解放。而小罗斯福创立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推进美国现代化基建、杜鲁门在军队中消除种族隔离,以及林顿约翰逊消除雇佣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等举措,都是通过行政令而实现的。不过因为行政命的颁布与总统对于政治时局的把握及他们的政治立场直接相关,行政命令所带来的也不尽是正面的影响。像是小罗斯福在1942年签署的《9066号行政命令》就将12万左右的日裔美国人从他们的集居地移到了有军事监管的“拘留营(Interment Camp)中,为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发展留下了一段被排斥的历史记忆。

由于行政命令仅靠总统的一个签名就能发挥巨大效力,其作为一种总统权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颇受美国社会的忌惮。行政命令的执行形式与权力范畴使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了美国的“三权分立”系统,并使总统在其签署的行政令还未被推翻之前能在相关议题上实现全面掌舵,甚至能过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举措暂时取代国会的立法职责。这也是为何美国社会长久以来会如此忌惮与行政令有关的权力滥用,担心这一权力的使用对美国政体及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乃至部分群众甚至因此将行政令本身和权力滥用划上等号。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特朗普、以及现任总统拜登会因大量签署行政命令而被人诟病。

事实上,美国宪法中并没有任何明确语言表明允许总统使用行政命令。于是,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承担了判决总统是否有权颁布各项具体行政命令的把门关。而最高法院仅是规定只要具体行政命令不违反美国宪法,总统签署该项行政命令的行为就不会在法理上被判定为越权。最高法院判定某项行政命令违宪的情况并不常见,所以对于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是权力滥用的指控很多时候只能沦为美国社会中对于总统权限及政治体系的反思,以及政坛中抨击不同观点和制衡总统权力的话术。总统还是会很多地依赖行政命令来进行执政。

“快准狠”的拜登行政令

自小罗斯福在其第一个任期的100天内通过15个大型法案和73条法律,创下自他以来的总统在上任初期的立法数量纪录以来,总统上任百日内能拿出何种政绩就成了衡量总统执政效率的一大标准。拜登在就任后后亟需面对的例如种族急剧分化、警民矛盾升级、新能源产业推进等需要一定的美国政治及社会变革才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拜登选择使用行政命令这种手段快速推进变革。在上任后的一个月中就已经通过行政命令决定了其政府气候政策及种族和性别平权政策的框架。而只有在百日内在重要议题上拿出政绩,拜登才能实现对选民的承诺。这也将关乎拜登是否能稳固自己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以确保未来选举中民主党还能继续占据优势,从而保持其党派的全面或大幅度掌权,为拜登后期的执政减小阻力。

拜登目前签署的行政令的另一大特性就是“准”。他的行政命令精准对标特朗普此前颁布的各类行政命令和法令,以此消除特朗普政府的残留影响并做出政治宣言,试图更公开地表明自身与特朗普的不同,让选民相信他将为美国社会带来与特朗普执政四年不同的新风貌。

拜登曾公开表示,他签署的行政命令的作用大多在于:“挽回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所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启动任何新的法律“。也正如他所言,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内签署的17项行政命令中,近一半命令都旨在撤销特朗普此前颁布的行政命令。

事实上,通过颁布行政命令来撤销前任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的例子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在两任总统分别来自不同政党的局面下则会变得更为显性。像是共和党出生的里根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内就推翻了29项民主党总统卡特所颁布的行政命令。克林顿在成为总统的第一年中推翻了老布什的21项行政命令,而这个数据又被在他之后当选的小布什以在第一年中推翻他颁布的25项行政命令而超过。特朗普也在第一年内推翻了15条奥巴马此前颁布的行政命令。正是因此,颁布行政命令的举措其实可以被视作为一种历任总统通过笔杆而进行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执政手腕上的跨时空互搏。

拜登颁布的《关于允许所有符合标准的美国人从军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Enabling All Qualified Americans to Serve Their Country in Uniform)》正是直接对标了特朗普此前颁布的禁止变性群体从军的法令。在内容上拜登直接废弃了特朗普对于变性群体从军的限制。并且,拜登也借由此份行政令表明了他与特朗普不同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支持态度。同时,相比起颁布变性群体从军禁令以维持保守派选民对自己的支持的特朗普,拜登对标特朗普禁令的行政命令同样是其稳定性少数群体这一民主党铁票仓的举措。

这样精准对标特朗普政策的拜登行政命令还存在于环境、移民、种族事务等领域中。它们除了是对于特朗普政策的直接推翻,还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际总统执政手腕的一场隔空较量。同样以两人在变性群体是否能从军的这个议题上采取的不同举措为例,特朗普之前的举措更多得是从其个人立场出发,在颁布之初并未获得其内阁的一致支持。特朗普本想在2018年2月就让禁令生效,但时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长吉姆·马斯蒂(Jim Mattis)却下令要求国防部进一步研究这项其实已经经过特朗普政府广泛评估的政策。而这种来自于马斯蒂的变相不支持,一直使禁令拖延到了2019年4月才正式生效。

反观拜登颁布的允许变性群体从军的行政命令则是在签署后就立马得到了其国防部长奥斯丁(Austin)与其余内阁成员的一致叫好,是一份获得其政府普遍支持的命令。并且拜登的该项行政命令在社会上也获得了广泛支持,不同于特朗普此前的禁令被四项来自社会组织的指控所反对。二人举措所得到的从政府到社会层面的不同反响,似乎也说明了拜登作为华盛顿“过来人”,相比起特朗普那样的“局外人”在使用行政命令这种政治工具之时或许更为得心应手。对比特朗普直接宣之于纸与口上的右翼政治,拜登更多的是在结合当前美国社会大部分群众在平权问题上的空前热情以及对特朗普政府还未消散的不满来推进相对激进的左派社会和政策改革。所以拜登的执政手腕相较于特朗普可谓是更为审时度势且成熟。

最后,拜登颁布的部分行政令中所推进的改革力度强,也造就了其行政令狠厉阻击当前社会问题的这一大特点。并且其部分行政令在执行开销上也无异于让美国政府“狠”砸钱。拜登颁布的一项有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中,要求美国政府帮助被特朗普的“零容忍”移民政策所分开的移民父母及其子女。该行政命令在执行层面上需要美国政府重新整理600多位移民儿童的资料,并从本来就有许多错漏的信息中寻找他们父母的踪迹。这样的命令所带来的工程量和花费无疑是不小的。而拜登在上台第一天就签署的经济刺激行政命令则是直接就要求了美国政府拨款近两万亿美金用于为美国居民在疫情中提供经济支持。此条行政命令同样要求了农业部考虑在美国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这一食物救济计划中提供15%到20%的救济增长。所以这也无疑是要让美国政府在疫情补助上花费一大笔预算。

立法阻塞中的“弯道超车”

其实,以上提到的拜登借由行政命令推进的改革与新政本该可以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推进。拜登当前之所以选择使用行政命令作为推进其政府新政的主要手段,一大原因在于国会面临的立法阻塞。

皮尤民调中心的研究表明,随着党派极化的加剧,自2011年以来,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存在的立场重合基本消失殆尽。而党派偏见(Partisanship)作为美国政坛的一大“老大难”问题,不仅帮助加剧了党派极化,还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固化了两党人士在立法事务中会优先思考党派利益,支持其党派固有的政治立场的行为模式。于是,导致了国会两党议员越来越难以在存在党派争议的议题达成一致,通过相应的法案。

这也就是为何在这种国会作为立法机构都将政治置于立法工作之上的状况下,本该主导行政体系的总统开始选择使用签署行政命令这一方法加速政策的制定及推进。而根据澳大利亚新闻评论网站—对话(The Conversation)所提供的数据:二十一世纪的历任总统每年通过行政命令来制定或推进的政策数量分别为:小布什36项、奥巴马35项、以及特朗普55项。

但是,既然民主党在如今已同时拿下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立法阻塞为何还在持续,以至于拜登竟需要在民主党全面掌权的局面下继续使用行政命令来代替部分国会的职责?这是因为,立法阻塞的本质其实和两党无法投票通过法案这一结果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阻碍议案通过的一系列政治手段更为相关。而共和党将继续使用政治手段阻塞民主党在国会的立法渠道。

民主党目前掌握着参议院半数的席位,加上平票时副总统哈里斯作为参议院议长有权在平票时投出的决定性一票,民主党才勉强在参议院维持着比共和党多一票的席位优势。但是,在议案能够顺利进入投票程序之前,需要五分之三以上,也就是超过60位的参议员同意结束对于该项议案的辩论程序,并将其送入表决流程。而只有在表决流程中的议案才可以接受投票。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议员只要不投票结束辩论程序,就可以让拜登的议案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从而一直无法被推进到投票表决的环节中。共和党也就可以以此实现对于拜登政策的立法阻塞。这种实现立法阻塞的特定政治操作被称作为”冗长辩论(filibuster)“。而面对冗长辩论,拜登的议案将无法进入表决程序,那民主党靠着哈里斯在参议院掌握的那一席决议上的投票优势甚至都将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的它存在意义,无法在拜登政府在国会通过法案一事上起到任何帮助。

而且,现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正是使用冗长辩论以及其他政治手段造就立法阻塞的一位老手。麦康奈尔作为少数党领袖阻止的奥巴马法案在数量上创下了历史记录,联合共和党议员在四年间通过冗长辩论一共阻止了80多项奥巴马政府支持的法案从国会通过。到2014年,麦康奈尔成为多数党领袖后,他更是直接通过安排议院议程等方式掌握着参议院中各种法案的“生杀大权”。也正因如此,麦康奈尔在民主党人口中素有着诸如“法案死神(Grim Reaper)“这样的称号。而在得知这一称号后,麦康奈尔本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就当我是死神吧,没有法案会从我这里通过“。

不难想象,重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地位的麦康奈尔势必会拿着冗长辩论这把镰刀继续收割民主党的法案。而拜登政府下的国会不仅会被这位“死神”的阴影继续笼罩,还要面对两年后共和党可能在中期选举后重新获得国会多数党席位将带来的更大立法阻塞;可谓是面临着已有堵截还遇追兵的局面。虽然席位优势微弱,但目前的国会还是由民主党掌控,因此国会应该不会出手用立法否定拜登推出的行政令。所以,拜登选择在此时使用行政命令来绕过立法阻塞、推行新政和改革也不乏是一个快速创造政绩、维持民主党支持率的必然的执政举措。

置于美国“断骨上的创可贴”

从平权到环境保护,拜登的行政令似乎涵盖美国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并企图将它们逐一攻破。可是仅凭拜登的行政令就可以实现对于美国存在的社会体制问题的改革吗?这个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拜登的行政令之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社会分化等问题来说无异于是一张贴在断骨上的创可贴,无法起到真正作用。

而拜登的行政令不足以真正引发社会及政策改革的一大原因在于:他部分行政令所追求的结果难以量化,并且在推行中需要极大的来自于国会及各界政府部门的支持。像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推进种族平等的《第13985号行政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项行政命令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在国会制定具体的法律和在“反对种族歧视“上的量化标准、以及政府各级部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在党派高度极化,政府行政效率低的美国,这种需要国会两党到政府各部门高度配合的法令几乎是根本无法被推进。

同样面临以上问题的还有拜登就移民问题颁布的行政命令。拜登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放宽被特朗普收紧的美国绿卡申请标准,以及恢复“暂缓遣返童年来美者计划(DACA)”。但是,在这两项目标的背后将会是上百项对于美国移民局政策及行政流程的改动。而在移民局还面临着大量被特朗普政府搁置的移民申请案件的现状下,该部门将无法真正顺利的支持拜登想要推进的移民改制。

同时,社会及政策改革的基础是长时间内对于一项改革议题的持续推进。但是行政令相比起国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容易被推翻的特性,所以往往行政令的效力所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虽然在被推翻前行政命令多数带有如同法律一般的效力,但是国会、法院以及每任总统都具有推翻行政命令的权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2022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再度掌握国会,又或者如果拜登在2024的选举中落败,拜登任何不被掌握立法分支的多数党或是执政者支持的行政命令都可以轻易被化作为一张废纸。而那些行政命令上推进的改革也将因此被中断。

结语

拜登试图使用行政命令快速推进新政、对特朗普的政策实现精确改革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深度的解决方案。他确实通过行政命令这一执政手段绕过了立法阻塞,但恐怕也是无法借由行政令真正解决美国现有的社会问题。像拜登这样大量使用行政命令执政的做法也反映出了现代总统对于行政命令的依赖。仿佛在二十世纪中期到现在就没有一任美国总统真正反思过行政命令是否是协助他们执政的最优解。

但其实,特朗普曾经为签署行政命令的举措所不齿,并称呼这种举措实质上是总统通过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对其应该面对的复杂立法程序所进行的“逃避(the easy way out)”。但到后期,特朗普也逐渐迷上了通过行政命令这种方式“逃避”他“应该面对“的立法程序。这种转变的产生并非偶然,甚至在近20年间的每一任总统身上都有所体现。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大原因,是日益加剧的党派极化实在是将通过国会立法的这一途径已差不多完全堵死,以至于总统开始慢慢习惯并依赖于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而这种惯性所带来副作用则是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以及立法机构被进一步忽视。长此以往,美国的“三权分立”系统将可能因为立法的完全不作为,以及行政领袖在实质上通过行政举措来代替民选议员的立法职责而被腐蚀殆尽。

同时,真正的社会及政策变革需要具有长久效力的法案而不仅仅只是在短期内保证有效的行政举措来支持。所以为了维护其“三权分立”的体系,保障社会和政策改革得以被推进,美国当前最迫切的,是需要考虑如何改善党派极化问题,重振立法系统,改变国会作为“法案坟墓”的现状。以此才能保证其根基中由执政、立法、司法所组成的稳定三角不向任何一边坍塌。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2

旧文章ID:24413

王缉思:中美重启沟通需要综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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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我很荣幸能够出席此次重要会议。从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中,我学到了很多。

I feel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important event. I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the previous speakers.

讲到中美两国之间“重塑政治互信”,我想到了一份我与美国同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2012年合作撰写的报告,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我们提出通过加强两国间的沟通和互相理解来减少战略互疑。如今,九年过去了,遗憾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加深。

Speaking of “rebuilding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recall the report I co-authored with my American colleague Kenneth Lieberthal in 2012 on “Addressing China-US Strategic Distrust.” We called for enhanced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reduce the distrust. Nin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is writing. Regrettably, China-US strategic distrust has deepened rather than diminished.

就像在人际关系中那样,在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其实很难去建立完全的信任。去年,我们见证了美国两党不断加剧的冲突及其对彼此深深的不信任。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尚且无法信任彼此,那么对于政治制度、商业惯例和文化价值都不同的中美两国来说,要实现互信谈何容易?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up genuine trust. We witnessed the intensified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last year that reflected deep distrust between them. If they in the same nation fail to trust each other, how can China and the Untied Stat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es, political systems, commerci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values, get to trust each other?

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中国和美国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接触。所以,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双方都并不缺乏沟通、对话和互访。可以说,我们比以往更了解彼此,而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可能比中国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了解都更广、更深。但是,我怀疑这样的了解是否真的能够转换为我们对于美国对华意图的信任。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ngaged each other in every dimension of social life. There was no lack of communication, talks, and visits until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know each other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China’s knowledge of America is probably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its knowledge of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yet I doubt that this knowledg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our trust of US intentions about China.

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重建互信。

To me, the real issue is not how to rebuild mutual trust. The most daunting challenge, I think, is how to prevent the political distrust from falling into more decoupling in soci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terms, and from being engaged in head-on confrontation.

我想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一些思路。我们当然应抓住现有机会重启沟通,但是这必须要辅以对彼此思维方式的理解。美国学者中有一位角色楷模,那就是两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傅高义教授。在他众多的著述和孜孜不倦的发言当中,傅老曾警告美国和东亚国家不要在不了解对方文化特质的情况下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在去年12月14日傅高义写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中,他附了一份文件草稿,标题是“中美之间需弥合的三个基本分歧”。他在文中阐述了两国各自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文化价值、选拔或是选举政治领导人等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

I would like to offer some thoughts in that direction. Of course, we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right now to resume communication. But it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comprehending each other’s mindset. One role model for U.S. scholars is Professor Ezra Vogel, who sadly passed away two months ago. In his numerous writings and untiring speeches, Ezra cautioned against making policies and taking a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side’s cultural traits. In his last email to me dated December 14. 2020. Ezra attached a draft document entitled “Thre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That Need to Be Bridged”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He elaborated the two countries’ deep-rooted traditions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maintaining cultural values, and selecting or electing political leaders.

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发现两国之间有一个差异最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喜欢讲“求同存异”。我们常说,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我们用诸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类的原则来界定共同基础。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倾向于聚焦棘手的议题,例如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如此看来,中国人是想在解决具体问题前先确立原则,而美国人急于先解决问题再着手提升两国关系。

In my own experiences, I find on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st illuminating. We in China like the idea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We state that th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far exceed our differences. We define common ground by a set of principles like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mericans, in contrast, tend to focus on hard issues like tensions over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t looks that the Chinese want to set up principles before trying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but the Americans are eager to cope with problems before they are ready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会抱怨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设置障碍,而美国人则批评中国不认真对待美国的实际关切。

It is, therefore, easy for the Chinese to complai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ts up obstacles to improving relations, while the Americans criticize China for not taking their practical concerns seriously.

我希望,双方都能够采取行动,处理未来道路上这种类型的分歧,避免由于缺乏理解而造成的对抗。

I hope we will take actions to address such differences on the road ahead and avoid confrontation resulting from lack of understanding.

谢谢!

Thank you.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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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怎样才能真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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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首日就签署行政令,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在慕安会上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事项之一。然而,宣告“回来”是一回事,真的“回来”又是一回事。曾担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高级顾问的杰森·博道夫(Jason Bordoff)撰文指出,拜登政府若要兑现气候承诺,不仅要制定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还需要推动两党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需制定有雄心又可信的2030年减排目标

虽然很多世界领导人欢迎拜登重返《巴黎协定》,但他们对于拜登政府必须取得的成果抱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四年中阻挠气候治理之后。4月份拜登政府将迎来挑战,届时美国将宣布203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国家自主贡献(NDC)。拜登政府的NDC既要有雄心,又必须可信。

在2015年的谈判中,奥巴马提出,到202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减少26%至28%。然而,美国至今并未实现这一目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求拜登政府宣布一个新的NDC,包括2030年的减排目标等内容。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个有雄心的目标,2030年的排放量需要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近50%。

到2030年减排45%至50%的目标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拜登宣布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如果按这一路径直线发展,恰好在2030年实现减半;第二, 2018年联合国报告显示,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后果,到2030年有必要减少约一半的排放量。此后,许多国家都提高了自己的减排目标。

实现减排目标需要现实的政策框架

在设定2030年减排目标时,拜登政府必须将雄心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拜登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仅提出宏大的数字是不够的,减排目标还必须具有可信度,即有一个现实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目标,而这需要民主党与共和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目前,美国有三种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

首先,现行法律赋予行政当局采取许多重大行动的权力,如监管车辆和发电厂,利用政府采购促进清洁能源,将气候变化置于外交政策、国际金融和贸易的中心。在上任的第一周,拜登发布了两项行政令,以全政府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

其次,拜登承诺将继续推动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该计划包含一项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在清洁能源优先项目上大举投资,如建设“零碳”电网。近期得克萨斯州电网在严寒中崩溃,这可能进一步推动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再次,美国许多州正在继续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在美国联邦体系中,州政府和市政府对电力系统、建筑、城市基础设施、运输和公共交通等排放源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也是地方政策能够为实现美国的排放目标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原因。

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两党合作

但问题是,尽管国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行政权力和各州行动可以取得一些成就,但仍不足以实现到2030年减排50%的目标。要达到这样的规模,国会需要通过更全面的气候立法。

尽管民主党如今掌控着参众两院,但如果没有共和党的支持,将难以通过有意义的气候立法。拜登需要与国会中的中间派(此前他们未支持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严格限制)达成交易,否则,他将发现自己的气候政策工具箱可能无法应对挑战。一些活动人士认为,民主党人可以在没有共和党人的情况下,通过“预算协调”(budget reconciliation)程序,来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电力脱碳标准,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方法是否能通过国会的审议,或获得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

推动拜登作出选择的是今天美国气候政策中的基本张力:一方面,为了实现宏大的碳减排目标,确保政策的延续性,需要全面的新立法,而这离不开国会共和党人的合作;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源于日积月累的排放,要避免严重的气候影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共和党人“觉醒”并寻求渐进的解决方案。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可能“回来”了,但要兑现这一承诺,白宫和国会必须各尽其责,不仅需要行政部门和各州采取行动,还需要国会两党开展合作。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拜登政府既要有雄心又要可信,首先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约50%,然后通过跨党派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

文章来摘译自《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On Climate, Declaring‘America Is Back’ Doesn’t Make It So,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曾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高级顾问的杰森·博道夫(Jason Bordoff)。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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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大多数美国人对拜登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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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新调查显示,拜登上任伊始,大多数美国人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充满信心。根据调查结果,尽管美国民众在外交政策观点上存在尖锐的党派分歧,但总体上大多数人支持国际合作,并认同世界各地尊重美国的重要性和期待美国继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以下是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美国人普遍相信拜登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拜登上任伊始,大多数美国人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抱有信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21年2月1日至7日对2596名成年人的调查结果,60%的受访者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信心,这比奥巴马上任之初要少(74%),但比特朗普上任时的情况(46%)要好。69%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当选总统会使各国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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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总统执政期间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看法之人数占比(注:绿色【很大/有一些信心】、蓝色【不是很大/没有信心】;从左至右的区间分别为“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执政期间)

对总统选举及其后果看法上的尖锐党派分歧,也反映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上,特别是对拜登处理世界事务的态度上。88%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对拜登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表示信任,而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人中只有27%表示信任。

赢得别国尊重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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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国尊重美国很重要的人数占比(程度注释:深绿色【非常】、浅绿色【稍微】、浅蓝色【不太】、深蓝色【一点也不】)

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世界受到尊重是很重要的(87%的人认为这非常重要或有些重要),拜登的领导将使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地看待美国(69%)。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认为,美国受到尊重至少是有重要性的。50%的成年人认为世界各国尊重美国非常重要,而在3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9%。

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可能认为美国受到尊重(91% vs.82%)很重要。54%的民主党人认为其他国家尊重美国非常重要,略少的共和党人持同样观点(46%)。

大力支持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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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人数占比,(注:绿色【共同领导】、黄色【唯一领导者】、蓝色【不扮演领导角色】)

美国人仍然普遍支持美国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领导角色。当被问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时,7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发挥共同的领导作用。相比之下,只有11%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是唯一的世界领导者,10%的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扮演任何领导角色。在那些认为美国应该发挥共同领导作用的人中,48%的人认为美国应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活跃,而29%的人则希望美国成为最活跃的国家。

虽然两个主要政党的多数派都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发挥共同的领导作用,但他们存在着一些分歧。民主党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比共和党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更可能主张美国应该分担全球领导责任(分别为86%和69%)。

虽然相对较少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任何领导角色,但年轻人比年长的成年人更有可能表达这种观点。18至29岁的美国人比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不应该扮演任何全球领导角色。

许多美国人想为盟国的利益负责,但在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上存在分歧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公众广泛支持与盟友密切合作。64%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妥协。

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认同美国应该考虑到盟国的利益并做出妥协:80%的民主党人持这种观点,而共和党人只有47%持相同观点。相比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则更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使盟友不同意(20% vs.51% )。

虽然所有年龄段的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到盟国的利益,但18至29岁的美国人和那些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尤其可能会持此观点。

美国人也对世界舞台上的参与程度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对海外问题的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而49%的人持相反观点。长期以来,美国在参与世界事务方面一直存在分歧。民主党人和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

美国人对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美国问题分歧较大

美国人在看待国际合作解决国家面临问题的可能性上存在分歧。54%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解决。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国际合作问题上分歧严重。71%的民主党人认为与其他国家合作可以解决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而66%的共和党人则认为与其他国家合作能解决的问题很少。

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入国际组织持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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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美国从加入北约、联合国、世卫组织中获利的人数占比,(程度注释:深蓝色【一点也不】、浅蓝色【不是很多】、浅绿色【相当】、深绿色【非常】)

近三分之二或更多的美国人表示,作为北约、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从中受益匪浅。超过八成的民主党人认为每个组织的成员资格都有好处。但在共和党方面,认为加入上述三个组织有利的分别占55%、46%和38%。

经济和安全问题是公众看待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美国公众的首要外交政策重点放在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上,包括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减少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传播以及保护国家免受恐怖袭击。另有55%的人表示,改善与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和当务之急。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加强联合国、援助难民、减少海外军事承诺或促进海外民主才是工作重点。不过自2018年以来,美国人越来越关注疾病的传播,限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而不太关心加强联合国。

在大多数被问及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中,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比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将大多数外交政策目标列为最优先事项。共和党人更有可能优先考虑就业、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持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民主党人更关注于减少传染病的传播,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在拜登对具体政策的处理上,美国人对他改善与盟国关系的能力(67%的人有很多或一些信心)比对他有效应对中国的能力(53%的人有信心)更有信心。大约十分之六的人认可拜登处理恐怖主义威胁、决定使用军事力量、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国际贸易方面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本文摘译自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文章原标题为Majority of Americans Confident in Biden’s Handling of Foreign Policy as Term Begins

译者:陈李逸帆(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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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外交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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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田雪琪  来源:IPP评论

编者按

拜登政府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是总统外交与安全团队的核心人员之一。2019年,沙利文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篇文章,详细评述了美国外交界的重大理论反思以及他对美国外交的设想。两年后,我们重译此文对于理解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设计依然有重要价值。

2016年11月以来,美国外交界终于开始自我反省。他们出版了多部著作,涉及国际秩序中自由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探讨了美国大战略何去何从的诸多问题。主流观点不尽相同。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外交的转变,真的是因为国际社会正发生剧变吗?

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认真地反思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失利备受诟病。一番争论后,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分别出版了新书,《善意的地狱:美国精英外交和美国地位的衰落》(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和《伟大的幻觉:自由梦想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从标题可知,他们反对民主宣传、人道主义干预、国家建设和北约扩张,并主张进行约束和离岸制衡。

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但也犯下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分清哪些是明显错误(如伊拉克战争),哪些是由不完美的选择造成的不如意结果。在外交界这样混乱的领域,有些选择的确是常态。如讽刺漫画那样,他们的书只是描述了冷战后美国政策的普遍特征——夸大干预措施并淡化制度建设。最令人失望的是,两位作者都没有涉足美国外交的未来。

这两本书也提供了一些新角度。沃尔特对外交界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书中多个章节都描绘了一幅幅黑暗画面,例如被各种病态束缚的神职人员,最终使国家误入歧途。同时,米尔斯海默转向政治理论,以探索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自由主义不能改变或废除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当三者同时出现时,自由主义甚至漏洞百出。尽管米尔斯海默一再强调,他谈论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政界上的,但他对“社会工程学”的一再攻击表明,他可能两者都针对。分析这三种主义,米尔斯海默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自由霸权战略注定会失败,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再信任“贪婪的污点”

长期以来,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一直关注着外交政策的讨论。2007年,他们激烈争论美以关系,并出版了相关书籍。两人提出的反传统观念,极大影响了公共话语,迫使前瞻性外交政策的支持者重新强化论点、反思不足,并直视想要掩饰的棘手问题。

在新书中,米尔斯海默强有力地指出,许多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未能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身份认同力量抗衡。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表明,米尔斯海默十分明智,而美国外交界接连失误。就这一点和许多其他观点,相比这两位学者或整个学术界,美国的政策参与者没有充分收集观点,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没有做出周全的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学者在做出设想时,又缺乏真诚的态度和诚恳的服务意识,即使他们发现自己的决定有很多错误。

这就是沃尔特提出的新维度如此令人困扰的原因。沃尔特将自己蔑视的对象——“外交政策共同体”——定义为“定期参与国际事务的个人和组织”。这的确是个很广泛的定义。但随后沃尔特又为许多对象下定义。他满页写着“贪婪的污点”(the Blob)的名单,多由智囊团、倡议组织、基金会和特定个人构成。奥巴马政府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最早提出该术语。沃尔特赞同这一用法,并多次援引。尽管书名中出现了“善意”一词,但沃尔特本人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假定“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沃尔特开始关注外交家决策的主要动力:

当美国政府将重心置于国外,外交政策专家将拥有更多工作机会。国家总收入中,用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支出比重越大,其潜在影响也就越大。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外交政策,能让整个外交界减少工作量,但可能会降低其地位。一些著名的慈善机构也可能因此减少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霸权和不间断的全球行动主义构成了整个外交政策界的全面就业战略。

曾有人指出:“沃尔特当然会在这个小组中给我一个位置。因此,我不能完全客观地评价他的指控。”但是,依据经验和常识,这是完全错误的。沃尔特并不了解五角大楼、国务院或情报室,没有同外交官、公务员以及政治工作者一道工作过。这些政治家都真诚地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如果沃尔特能这样尝试,我相信这会改变他对这些官员的看法。

事实上,政府内部在行动方面存在偏见。但是沃尔特会了解到政策参与者在面对自己的决定时,会遇到多少困难,以及他们是如何认真地辩论过,是更激进、更保守,还是独树一帜。与沃尔特的设想相反,华盛顿听证会确实探讨了非正统思想,包括有关退出中东冲突的提议。

而沃尔特的想法没有被采纳的原因,并不是不曾被决策者们提出,而是事态的因果链与他所设想的相悖。由于自身职业所限,决策者们不提倡激进的策略。他们倾向于运用职业外交技巧,完成雄心勃勃的事情。政策参与者讽刺学术评论家,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反之亦然。

“外交政策专家的观点一成不变”

沃尔特对“贪婪的污点”的不信任使他错过了2016年以来的社区嬗变。他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华盛顿方面的外交策略常被集体思维左右;传统思想愈发坚固,而推翻它变得困难;公众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和民主屹立不倒。但是他也错误地判断,外交政策专家的意图和动机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会学习、变通和成长。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忽略了,美国外交政策重心转变,且不久前已达成共识,今时不同往日。至2018年,反对入侵伊拉克的热情似乎冻结了。外交政策界中大多数人都反对在中东地区发起另一场冲突。更多的争论是,如何在不依赖直接军事力量情况下,有效实施反恐战略。在国内投资方面,2016年以来,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反思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关系。

无法理解的决策者

对于政策制定者,甚至那些虚心接受批评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很难面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声称,从欧洲撤军等激进行动会取得乐观结果。他们十分有把握,就像过去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标榜自己那样。他们的论证激化了在任者的矛盾,把所有的问题、悲剧和意外的结果都归咎于美国的决策者,却闭口不谈已取得的成就和规避的灾难。至少他们认为,失职之罪可以原谅,但明知故犯实在不该。

正因如此,同样造成意外后果,是否行动是区别的标准。例如,欧洲难民危机可能是对利比亚的干预造成的。而放任叙利亚问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种割裂的思考方式引发了巨大的问题:为了回应学者的批评,决策者不得不依赖未发生的事实。如果美国没有扩大北约,那么如今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将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或波兰吗?如果美国在1990年代就放弃同日本的关系,那么如今该如何与中国抗衡?

在辩论中,“如若不然,情况更糟”的论点从来不是很好的招数。但在外交中,有时它是正确的答案。米尔斯海默花了半本书的篇幅,以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提供了简短的参考。20世纪下半叶,1945年,如果美国遵循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提议,撤出美军,让欧洲和亚洲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些地区将大相径庭,甚至可能更黑暗。

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不叫成功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基本战略的前提是,美国撤军可能会使世界危机四伏,但鉴于其地理位置和国家实力,美国既可以规避风险,还能从中获利。除了逻辑上的漏洞,这种观点可能本身就是错误的。纵观20世纪上半叶,沃尔特认为,历史已经表明,离岸平衡是保证区域安全的方法。但是,美国曾两次被迫卷入世界大战,这也是意料之内的事吗?20世纪30年代做法,难以视作成功的典范。

政策制定者与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天差地别,其原因还有许多。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可以先暂时不谈用于撤军的费用,如若出现问题,再利用这笔资金;而政策制定者必须时刻想到这笔钱。在伊核问题上,两位学者可以淡化其中的不稳定因素;而决策者则必须想到最坏的情况,考虑区域军备竞赛和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可能性。

学者们可以主张废除外交自由主义;但于决策者而言,美国的制度及其战略,都要围绕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美国威权政府的压力来自制度本身和美国社会。例如同时,同北约扩张一样,巴拿马资料泄露事件(Panama Papers)激怒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后,沃尔特还写道,乔治·W. 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在外交政策上基本上没有区别。沃尔特的分析如此极端而笼统,有时显得毫无意义。

艰难的选择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一种干扰。精心编排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很难增加更多内容。过去25年,如果美国采取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策略,那么今天将会是怎样的光景?如论战中提到的,未来25年,发起斗争并不会很有成效。两位学者坚持认为,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决策者可以轻易达成共识并解决问题。例如,2016年以来,美国外交界一直受困于由“贪婪的污点”引发的棘手问题。

首先是如何改变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使其符合美国利益,且不会演变为全方面的对抗。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需要以融合中国为前提,因此其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共识已经破裂。“战略竞争”的口号下,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有误,因而缺乏竞争目的。美方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之快,从和善到敌对,实在令人费解。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书缺少这方面的指导。

沃尔特十分自信地写道:“美国的领导力对亚洲是不可或缺的。”(有些人讨厌“不可或缺”和“领导力”这样的词,但这是相当明确的说法。)当今时代,各国安全问题也有特殊之处,如果沃尔特要解决,他需要重新考虑整个框架。米尔斯海默曾是中国问题的鹰派人物。他曾辩论称,在中国问题上,现实主义和制约措施必须相区别。

但在最新的这本著作中,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甚至支持中国的不断崛起。他认为,相比美国单极化发展,中国的日益强大并不会过多威胁到国际社会的稳定。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利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追求国家利益。新时代的国际竞争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也涵盖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两位作者都没有为美国决策者做足准备。如今,地缘政治正在不断扩展,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在外太空、经济和能源等领域。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对此的分析尚还不足。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这一缺陷导致了第二个难题,与第一个难题密不可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系统地输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观点,这对美国战略有什么影响?美国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凯利·马格萨门和她的合著者等观察人士不断强调,中俄双方给自由主义国家施压,以此减轻本国政权的压力。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赖特所说的那样,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目标是,“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使专制主义可以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优先考虑提升民主大国的竞争力。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认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现实主义者的指示行事,而不是国内政治。如米尔斯海默所说,他们指出美国过去的错误,认为美国“过度宣扬民主”,没有真正解决捍卫民主、迎接独裁统治的挑战。摆在美国外交界面前的问题可能有些夸大,即便确实如此,两位作者也没有解释原因。他们没有分析,为向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施压,美国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从直接干预美国选举,到抨击腐败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建立自身影响力。如果这一新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解散北约、撤出欧洲并向志趣相投的盟友打感情牌的做法,也合乎逻辑吗?

米尔斯海默断言,向别国宣扬自由主义,会削弱自身的自由。背离自由主义,美国境内便催生了窃听、政府保密、“暗深势力集团”等组织和行动,且都与反恐战争有关。于是出现第三个难题:由于带宽受限,面对恐怖主义的实际威胁,和美国公众感受到的威胁,决策者应如何处理其界限?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讽刺道,嗜血的外交界将越来越多和平主义者拖入军事冒险中。但是,在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时,怀疑自由派国际主义的政客不断煽动,公众又将恐怖主义视为迫切的、生死存亡的事项,需要付诸武力。长此以往,外交界需要做出应对措施,而非刺激需求。

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也有类似的经历。2011年,他借鉴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战术,撤出所有美军。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席卷摩苏尔,进入美国公众意识视野。总统国家安全团队就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这场辩论很快被公众的情绪所淹没。两名美国记者被斩首之后,公众要求美国当局迅速采取行动,不但要遏制ISIS,还要击败它。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判断比专业人士更快、更准确。然而,时局还在变化:政治层面上恐怖主义问题具有煽动性和敏感性,政策制定者必须将其与挑战国家安全的问题区分开来。而客观衡量这种威胁也有局限性。此后几年,在战略和资源的讨论中,弄清楚如何掌控这种局势至关重要。而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另一个盲区则涉及决策者正在解决的第四个问题: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家间的权力正在分散,美国决策者如何设计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共同的主要威胁?各国应展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

在各国都主张合作时,米尔斯海默却忽略了一点:美国外交界认可的激励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古典共和主义。而共和主义则强调制度、相互依存和法治,而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没有根植于良好机制的健全规则,或者不考虑非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这种合作将如何发生?

人道主义干预的未来

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主张有效的外交,但都没有说明美国大幅度的削减开支如何能增强美国国家实力。在伊核问题上,沃尔特提倡协议解决问题,几乎不认可严厉性制裁和军事威胁。美国在外交上的保证和决心,决定其能在全球部署军队。那沃尔特更重视哪一个呢?是要犯下利比亚那样的错误,还是尝试伊朗那样的成功?

在人道主义干预的未来方面,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没有提供足够的指导。过去25年甚至今后,美国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正确条件是什么?两位学者批评这样的干预,反对类似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行为。但他们都没有站出来,明确反对类似干预。米尔斯海默批评利比亚行动,但并没有反对美国制止大屠杀的行动。相反,他宣称大屠杀的威胁是“错误的借口”。

意外的是,沃尔特支持美国使用权力来反对战争、制止种族灭绝,或唆使其他国家改善其人权状况。事实上,沃尔特支持使用武力制止大规模屠杀的条件有:(1)危险迫在眉睫;(2)对美国的预期损失不大;(3)挽救外国人生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保护美国人生命;(4)干预不会令情况恶化或引发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过去25年间,美国决策者也采取着相同的标准,开展人道主义干预。(伊拉克战争是例外,因为它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发动的战争。)冷战后的各种干预措施也都满足前三个条件。在第四点上,沃尔特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在重大问题的争论中,关于是否采取行动(例如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第四点标准都是需要权衡之处。此外,两位学者都不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具有战略动机。叙利亚冲突加剧不仅危及该地区人民生命,还有可能破坏欧洲和波斯湾地区稳定。

谋求新融合

相关的难题还有很多。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许多假设需要重新讨论。沃尔特认为,对于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学术现实主义者,这是击败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千载难逢的机会。实际的局势却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发表外交评论。这些思考都为左翼和中间派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这一融合并不容易,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的高度关注;对打击腐败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集中关注;对非武力外交、民主盟国承诺的强调。最重要的是,左派和中间派愈发认识到,自由主义带来了诸多成功,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例如在消除全球贫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维护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最终建立欧盟。

虽然问题重重,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在日后争辩中的作用并不能被忽视。他们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十分重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告诫人们转换思维。政策制定者们应阅读他们的书,仔细考虑书中观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也应以真诚和善意的姿态,与决策者们共同探讨未来的难题。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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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大变局下的南海局势:新问题与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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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三期

【摘要】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世界经济、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 对南海局势造成很大冲击。美国特朗普政府将疫情视为中国增强南海存在与力量的“机会窗口”, 以疫情为借口,至今继续在南海保持对华军事施压,加大对南海的军事侦查、军事威慑及挑衅性“航 行自由行动”。受美国的蛊惑和煽动,部分周边国家的南海主张强化在中美间“两边下注”,越南成为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排头兵”,日本和菲律宾等国也在南海动作频频。疫情加剧了国 际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动荡,出现国际舆情“一边倒”地批评和指责中国在南海维稳与维权的局 面。未来,美国将继续大力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东盟国家将重申和强化自身对南海的权益,不排除南海争议重燃“法律战”战火。南海局势的复杂性不能低估,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在 疫情暴发时期所具的煽动力更不能忽视。我们应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南海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加快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等领域深化交流与合作,聚焦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作,推动中国-东盟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打赢这场南海维权斗争的国际舆论战和政治战。

【关键词】大变局 南海局势 中美关系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暴发;2020年3月1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上其总 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特征。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 至北京时间2021年2月6日23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亿49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229万余 例。其中,全美确诊病例超过2751万,死亡病例超过47.3万,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仅2021年1月1日至2月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接近10万。[1]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人类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正在遭遇的巨大灾害,引发了世界经济、民生、社会和政治动 荡,使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形势雪上加霜,世界格局面临新一轮变革。在疫情冲击下, 南海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特点,需要我们在未来南海维权和维稳行动中加以密切关注,做到及 时应对。

特朗普政府将疫情视为中国增强南海存在 与力量的“机会窗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1月23日中国 武汉封城,全国上下打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彼时,美国正“高枕无 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新冠病毒对 美国的威胁绝对不会大于季节性流感,美方在南 海继续保持对华军事施压。1月25日,在中国农 历新年当天,美国海军驱逐舰在西沙群岛水域对 中国实行挑衅性的“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FONOPs)。事实上,从 2020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美国在南海的舰机巡 弋和军事演习就没有停止过。连国际媒体都惊讶 地认为,进入2020年美国海军在南海的行动“更 加咄咄逼人”[2]。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 生紧急状态,美国政界和战略界竟然将新冠肺炎 疫情视为中国在力量上加速接近美国、加速美中 之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力量再平衡的故意之举, 担心中国会利用疫情加紧在南海等地区的“对外军 事和战略扩张行动”[3]。新冠肺炎疫情甚至被解释 为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对外军事冒险主义[4]。

2020年,美国舰机在南海的行动更加猖獗。3月5日,美国“罗斯福”号航母(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战斗群停靠越南岘港(Da Nang),展示美越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但是, 3月中旬之后,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相继传出感 染新冠肺炎的消息。截至2020年4月27日,美 军确诊病例数已达4213例,其中美国海军确诊 1659例,约占美军确诊病例总数的40%[5],成为 美国各军种中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最多的军种[6]。在隶属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四艘航母——“里根”号 (USS Ronald Reagan, CVN-76)、“尼米兹”号 (Nimitz Aircraft Carrier, CVN-68)、“卡尔·文 森”号(USS Carl Vinson, CVN70)和“罗斯福” 号上均发现确诊病例,其中“罗斯福”号疫情最为 严重,感染人数已超过1000人[7]。3月25日,美 国国防部做出了美国军方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决 定:一是宣布暂停美国军方在全球海域进行新的 军事派遣行动;二是将部署在关岛的B-1B战略 轰炸机(B-1 bomber,编号B-1)暂时撤回美 国本土;三是原准备在美国本土港口靠岸的美国 军舰停靠前需要在海上先自我隔离14天。即便如 此,美国军方也没有停止在南海保持舰只行动, 美方担心如果美国海军由于疫情撤离南海,便会 给中国在南海提供强化对周边国家进行实质性维 权行动的“窗口期”,美方甚至认为如果其海军撤 军,不排除我方有借机“抢夺”其他国家在南海占 领的岛礁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驻外美军暂停部署 60天,停止一切行动计划”的命令,在南海完全 变成了一纸空文。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于2020年4月开始进入第 一波高发期,7月~8月进入第二波,11月之后进 入第三波。但是,特朗普政府不顾疫情对美国民 众生命健康的危害,其南海政策反而愈发具有攻 击性。

其一,在4月2日越南渔船撞击中国海警船 造成其沉没的事件上,美国高调从外交层面和政 治层面批评中国,支持越南,利用该事件全力制 造美国是南海争议中“弱者”的“保护者”形象。美 国国务院在4月6日的一份涉及中国的声明中称:“我们呼吁中国继续集中精力支持国际社会抗击全 球流行病的努力,并停止利用其他国家的分心或 弱点,扩大其在南海的非法主权”。[8]4月11日, 美国22名国会议员联合发表声明,狂妄地指责中 国利用疫情在南海扩大“侵略性行径”[9]。时任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于4月23日发表公开讲话,无中生 有地指责中国正“利用这次全球疫情来实现自己在 南海的领土野心”[10]。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高级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在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当看到机会时,中国就 开始利用它们。我们正处在一个中国人肯定看到机会的时刻。”[11]该研究中心专门跟踪南海局势的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主任格雷戈里·波林则公 开宣称,北京方面的一些声明和行动“可能已经酝 酿了数月或数年,但如今获得最终批准,要么北 京方面认为出现了可利用的战略窗口期,要么是 中国政府部门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行动”[12]。

其二,美方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海空军事巡 弋和对华军事威慑,从数量和质量上全面提升美国在南海区域强硬和好战的军事存在态势。这既 是为了凸显美国在西太地区作为“基于实力的地 区安全秩序”维护者的地位,又是要向区域内国 家传递美国不会“任由中国行动”的信号。但实际 结果是,美国对南海大规模的军事介入,对南海 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2020年,美军派 出包含5艘海军舰艇的组合编队,跟踪3月下旬开 始进入南海进行正常航行演练的中国“辽宁号”航 母编队,直至4月13日“辽宁号”航母编队驶过巴士 海峡(Bashi Strait)驶离南海。期间,澳大利亚 的一艘海军驱逐舰加入了美军的组合编队。该编 队还在中国海洋科考船“海洋地质8号”于4月中旬 进入南海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进行正常海洋地 质考察活动时,对“海洋地质8号”及护航的中国海 警船只进行跟踪和监视。其中尤为嚣张的是,当 “海洋地质8号”在接近马来西亚海域的中国南海断 续线海域进行地质勘探作业时,遭到马来西亚两 艘军舰的跟踪。随后,两艘美国战舰与一艘澳大 利亚护卫舰驶往中国科考船出现的水域,加入马 来西亚海军舰艇队列,与中国“海洋地质8号”和随 行的海警船只形成海上对峙局面。[13]美国海军采 取这样的姿态,就是为了在南海凸显美国是“秩序 维护者”的霸权地位,在中国南海权益争议上, 通过直接派出军舰支持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的方 式,持续发出美国所谓不会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 动“置之不理”的政治和军事信号。7月4日美国国 庆当天,美国海军“里根”号和“尼米兹”号双航母 编队在南海进行演习,一架B-52H战略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往返飞行28个小时,在南海 上空与双航母编队进行了协同演习。这是2014 年以来美国海军双航母编队第一次进入南海, 也是2001年以来第二次进入南海。2021年新年 刚过,美国“里根”号航母编队就在1月23日进入 南海海域。从2020年年初开始,南海已经成为美 国海军舰只全球巡弋最为密集和集中的地区。这 是美国在2017年12月宣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宣告 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的军事安全战略之后而必然 采取的后续行动。

其三,美方提前结束美国海军的疫情休整, 从2020年4月末就开始重新加大对南海、尤其是 对中国的军事侦查和军事威慑行动。4月27日, 美国B-1B远程战略轰炸机开始重新部署到关岛 基地。5月3日,两架美军B-1B轰炸机飞临南海 上空。5月14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宣布,以“里根 号”航母为首的美军三支尼米兹级航母(Nimitzclass Aircraft Carrier)编队重新驶回西太平洋地 区,以便迅速改变美军因疫情影响在近一个多月 时间内太平洋西部没有美国航母驻守的“被动状 况”[14]。5月15日,美国最先进的P8A“海神”侦察 机(反潜巡逻机)携带AN/APS-154吊舱雷达 (具备很强的对地侦察能力)飞临南海,甚至贴 近我国海南岛领空对中国进行施压性的空中侦查 和监视行动。美国三艘航母战斗群重新回到西太 地区,不仅仅代表美国要在南海上继续对华进行 军事施压,更重要的是为了给2020年5月20日蔡 英文二度履任台湾领导人就职典礼“撑腰打气”, 并防止所谓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当局采取军事打 击行动而展示美国“挑战中国”的决心[15]。

其四,美军于疫情期间继续在南海执行挑 衅性的“航行自由行动”。继2020年1月25日, 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US Navy Seventh Fleet ) 的“蒙哥马利”号独立级濒海战斗舰 (Independence-class Littoral Combat Ship)擅 自进入我国南沙群岛永暑礁、赤瓜礁附近海域开 展“航行自由行动”之后,美军又在3月10日派遣“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USS McCampbell Destroyer, DDG 85)擅自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 海。即使在美国本土疫情已经大暴发的4月28 日,美军仍派出“巴里”号导弹驱逐舰(USS Barry, DDG 52)闯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了美军 2020年度的第三次“航行自由行动”。2020年美 舰在南海的第一次挑衅性和威胁性的“航行自由行 动”选择的时间点在中国农历新年当天,最后一次 “航行自由行动”的时间点则选择在西方圣诞节当 日。[16]2020年全年,美军在南海地区执行了9次 “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和国家 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和威胁。2020年,美军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性动作同 样频繁。2月25日,美国海军“斯特西姆”号导 弹驱逐舰(USS Stethem)和“查维斯”号补给舰 (Replenishment Oiler)穿越台湾海峡;3月25 日,美国海军的“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 (USS Curtis Wilbur, DDG-54)和美国海岸警卫 队的“巴索夫”号(WMSL-750)再次穿越台湾海 峡;4月10日中午,美军一架RC-135U电子侦察 机(RC-135U Reconnaissance Aircraft)也途经 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在中国大陆沿海进行抵近 侦察。4月23日,美军导弹驱逐舰“巴里”号通过 台湾海峡,造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刚 结束远海训练的“辽宁舰”编队)和美国海军 军舰同时出现在台湾附近的状况。[17]4月25日, 一架美国海军P-3C反潜机航经巴士海峡,由东 北向西南朝南海方向飞行;4月28日,在开展 “航行自由行动”的同时,美军“斯特塞姆”号和 “威廉·P·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DDG 63)通过台湾海峡;5月4日,美 军B-1B战略轰炸机再度出现在台湾外围空域。据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3月出现或可能经过台 湾海峡附近海空域的美国军机达到11批次,4月 以来更是有12次航经台湾南部外围空域。进入 7月后,美国P-8A反潜机和EP-3E侦察机不仅 逼近中国福建省、广东省沿海,甚至还对上海 市、浙江省进行抵近侦察。[18]10月~11月,美军 战舰在不到30天的时间内三次穿越台湾海峡。

整个2020年,美国舰机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周边 地区经过多达2000余次,其规模几乎是2019年 的翻倍。[19] 整个2020年,美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借口, 加大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对华军事威慑。美国 以所谓的中国南海“修正主义行动”为借口,不顾 疫情对亚太地区的灾难性冲击,从外交、政治和 军事上全面升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对华军事挑 衅,生动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罔顾新冠肺炎疫情在 美国恶化态势、狭隘地想要在西太地区强化美国 霸权地位的危机心态。2020年3月,美国五角大 楼宣布针对中国的超音速路基导弹试验成功。[20]7 月13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专门就南海问题发表 政策声明,几乎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 权益主张,全面挑战中国在南海岛礁的主权事 实。[21]美国媒体在报道此次蓬佩奥讲话时,也纷 纷认为“特朗普政府旨在全面否定中国的南海海洋 权益诉求”[22]。2019年9月,美国新型反舰导弹试 验成功,并开始实现量产,于2020年5月后优先 部署在前往南海的美军舰艇上。与此同时,美国 海军陆战队(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针对南 海的演习和多军种协同作战准备,都在紧锣密鼓 地实施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已经特别申请了200 亿美元的海军新型装备采购和作战部署调整与 训练费用,将在2020年~2021年间实施。2020 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提出了“太平洋威慑计 划”,旨在进一步加强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以及与盟国的协同作战演练。这是2014年乌克兰 危机爆发后美国在欧洲针对俄罗斯实施“欧洲威慑 计划”之后,再度对另外一个美国眼中的战略竞争 大国——中国实施的区域军力升级计划。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军方在南 海的活动已经超越了之前的活动,包括定期舰机巡弋、执行对中国岛礁主权进行直接挑衅性的“航 行自由行动”、组织多国联合军演、派遣美国海警船只到南海帮助东南亚国家进行海上执法能力建 设等,进而越来越明显地转向针对中国南海岛礁 采取军事行动准备,甚至是在南海和中国军方直 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全面准备。美军在南海行动的 各种迹象表明,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深度介入 的“实战化”转型正在加速。

部分周边国家的南海主张强化在中美之间 “两边下注”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南海局势带来的另 一个重大影响,是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警惕性提高,与中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增大。受美 国宣传战的影响,东盟国家的许多政要、媒体和 专家学者也认定,中国会利用所谓的“战略窗口期”在南海采取行动。

近年来,越南成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的“排头兵”,对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航行自 由行动”持积极配合态度,也是美国干涉南海问题 的重要“抓手”。2020年又恰逢美越建交25周年, 3月5日,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停靠越南岘港,多 架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飞机登舰访问。事实 上,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时,越南反而更 像是看见了“战略窗口期”,多次派出渔船非法侵 入我国领海。根据我国相关战略态势研究所发布 的报告来看,2020年3月一共发现569艘越南渔 船侵入我国的海南岛内水水域、领海和专属经济 区,进行违规捕捞作业。中国内水及领海是不存 在争议的海域,越南此举不仅严重侵犯了我国的 领海权益以及我国的海洋资源利益,更是对我国 海上主权的无视和践踏,对我国海上安全造成很 大隐患。4月2日凌晨,越南渔船QNG90617TS 号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侵渔活动,中 国海警4301舰(CCG PL.4301)依法对其进行 警告驱离。越渔船拒不驶离,并多次做出危险动 作,撞到我海警4301舰后沉没,越方8名船员全 部被我海警救起。经询问,越渔船船员对非法进 入我管辖海域作业和实施危险驾驶行为供认不 讳。中国海警局通过中越海警联络窗口向越方 通报,并提出严正交涉,现场将越沉没渔船的 全部8名船员移交越方,并将其驱离西沙毗连区 (contiguous zone)。然而,越南政府却对此表 达了激烈的抗议,称这侵犯了越南对西沙群岛的 主权,造成越南渔民的财产损失,并危及越南渔 民的生命安全与合法利益。讽刺的是,越南的声 明也得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大力支持。随后,5月1 日至8月6日,中国宣布南海进入休渔期,越南却 又一次带头在东盟国家中进行抗议,指责这是中 国单方面行动,“侵害”了越南渔民的利益,越南 将“拒不执行”,事实上,越南渔民依然在休渔期 间的南海上持续进行越界捕捞作业。可以预见, 2021年中越围绕海上渔业执法的矛盾还会继续。

在政治外交上最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是 中国宣布在海南省三沙市设立两个辖区。据中国民政部2020年4月18日消息,国务院批准海南省 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和南沙区,西沙区管辖西沙群 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代管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 域,人民政府驻永兴岛;南沙区管辖南沙群岛的 岛礁及其海域,人民政府驻永暑礁。4月19日,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中国设立所谓‘三沙市’及采取的严重侵犯越南主 权的相关行动”提出强烈抗议,重申越南“拥有充 分的历史证据和法律基础证明对西沙和南沙的主 权”,强调中国应当“尊重越南的主权、终止错误 的决定,并在未来不要再重复类似的行为”。越南 《人民军队》(Quân Đội Nhân Dân)报、《时 代》报(Vietnam Times)等国内媒体均将此抗议 作为其头条新闻。

2020年4月13日,中国派出“海洋地质8号”勘 探船与随行护卫的10艘海警船只前往中国南沙群 岛西部的万安滩执行科研考察任务时,越南派出 4艘海警船与我方进行对峙。这类事件已经不是 第一次发生了,2019年“海洋地质8号”在万安滩 海域开展油气勘探时,也遭遇到越南海军舰艇和渔船的追踪阻挠。越南是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 国,中越两国持续发生冲突也影响到了“南海行为 准则”的谈判。

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 中菲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但受菲律宾国内政治 的影响,杜特尔特政府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在南 海主权争议上的立场开始重新走向强硬,中菲两 国在南海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中国2020年4月18 日宣布在海南省三沙市设立市管区并将南沙区行 政中心设在永暑礁之后,菲律宾外交部即于4月 30日发表声明,抗议中国“非法指定”永暑礁为南 沙区行政中心,以及中国海军一艘军舰2020年2 月中旬用火控雷达照射菲律宾海军一艘舰船。菲 律宾前外交部长阿尔伯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更是认为,中国“一直在无情地利用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来推动其在南海的非法 权利主张”[23]。

虽然马来西亚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与其的 南海海洋争议表面态度相对平和,但是,其实际行动却越发强硬。继2019年12月马来西亚向联合 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提出,中国侵犯 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要求就马来西亚专属经济 权益作出划界要求之后,2020年2月末,马来西 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不顾中国的反对, 派出其运营的“西卡佩拉”(West Capella)钻井 船进入中国南海断续线海域进行海上勘探和打井 作业。4月20日,中国“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和随 行的中国海警船只进入“西卡佩拉”钻井船所在海 域。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沙穆丁在接受马来西亚 《星报》采访时表示:“南海中任何军舰和船只 的存在都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从而可能导致误 判,影响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我们的 立场是,所有有关各方应通过和平手段,外交和 互信友好解决争端。”[24]尽管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 构(APMM)负责人祖比尔·马特·索姆否认了中 国和马来西亚船只海上对峙的报道,新加坡《海 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依然刊登文章,将 这一事件视为中国利用“口罩外交”来掩盖在南海 不断升级的冲突[25]。

南海争议:疫情加剧了国际舆论的动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各国 都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防疫与抗疫的过程中,但是,部分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在疫情对各 国的冲击下得到缓和。尤其是南海地区,在中国 率先走出疫情扩散的阴霾且逐渐恢复正常经济生 产和社会生活之后,再度成为国际目光关注的焦 点。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和拉锯为主,加 之域内部分声索国的过激行动,使得疫情暴发之 后的南海风高浪急,局势紧张程度再度升级。西 方媒体和东盟国家长期以来都在追踪报道南海地 区的动向,对中国的军事存在十分敏感,对中国 在南海的动态也保持高度警惕。2020年中国与美 国、越南、马来西亚在南海发生的摩擦和冲突, 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南海地区的争端国纷 纷将矛头对准中国,指责中国利用疫情欲把在南 海断续线和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迄今 未能形成有效规则行动的海域,都进行“强制执 法”行动,并将此变成中国南海维权的“新常态”。类似的国际舆情“一边倒”地批评和指责中国维稳 与维权行动的局面,着实令人遗憾。南海域内外 国家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使得疫情暴发以来, 南海再度面临持续升温的严峻态势。

2020年4月越南渔船QNG90617TS号在西 沙群岛碰撞中国海警4301号的事件,是域内与 域外媒体在南海争议上一味“指责中国”的典型案 例。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此次撞击事件,但大 多以“越南渔船在争议海域被中国海警船撞击沉 没”作为对事故的基本报道内容,国际媒体不仅 没有客观、准确、详细地展现整个事件的过程, 甚至还虚假地聚焦于有关方杜撰的所谓撞击发 生那一刻“中国海警船只拒绝救援落水的越南船员”[26]以及越南政府公开宣称落水越南船员是被 菲律宾渔民救助的,这种报道显然将事故责任片 面地归咎于中方。只有极少数的媒体报道了中方 发言人对此事件的陈述,表示越南渔船在西沙水 域非法捕鱼,在中方多次警告后依然拒绝离开, 并冲撞中国海警船才导致了沉没。[27]大多数域内 与域外媒体只引援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认 为“中国船只侵害了越南在西沙群岛的主权,威 胁到越南渔民的生命安全,损害了他们的财产 与合法利益”,其声明更是使用了越南方面对西 沙群岛的命名(Hoang Sa Archipelago),而不 是通常使用的英文名(Paracel Islands)或中文名 称西沙群岛(Xisha Islands)。[28]东南亚部分国 家,主要是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争端的声索 国,也针对此次事件发声,普遍表现出了担忧。有媒体报道了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对撞击事件 的看法,菲方表示类似的沉船事件可能会削弱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可能,但 是,新闻内容直接形容菲律宾与越南“坚定地站 在一起”[29]。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更是不吝谴 责之词,公开支持越南的抗议,指责中国利用疫 情在南海地区扩大控制范围、制造事端。长期 关注南海问题的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USNI News)甚至以尖利的措辞批评中国在疫情期间 采取“萝卜加大棒”的南海战略[30]。越南媒体发表 了官方抗议,同时大量援引美国国防部、国会及 其个别议员对中国的批评,以显示在撞击事件 上,越南不仅占理,而且有大国的坚定支持, 在舆论上对抗来自中国的声音[31]。西方媒体,比 如,英国路透社(Reuters)、美联社(AP)、 美国彭博新闻(Bloomberg)、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美国《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都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些媒体要么指责 中国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损害了“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要么 “一边倒”地声称这是中国利用疫情“要将更加咄 咄逼人的、强制性的”维权行动变成中国南海行 动的“新常态”。印度媒体也普遍攻击中国“利用 国际社会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分身的时期 在南海扩张”,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考虑抗议这种 “强势行为”,印度最大的报纸《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甚至呼吁新德里政府作为越 南的“战略伙伴”,应当发声抗议中国在南海的行 动。针对越南渔船碰撞中国海警船的事故,国际 媒体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倾向越南,罕见有展现 中方立场的报道,也几乎没有支持中国的声音。

仅2020年4月,引发争议的不只中越撞船事 件,中国“海洋地质8号”船只在南海地区的正常 科考行动、中国“辽宁舰”在南海的正常演练也引 发了中国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媒体报道称 中国“海洋地质8号”科考船被监测到于2020年4月 14日进入越南专属经济区,有至少一艘海警船护 卫,距离越南海岸线仅158公里,而彼时越南正 处于疫情防控的全国性活动封闭阶段。[32]之后又 有媒体报道,中国“海洋地质8号”驶入了马来西亚 的专属经济区,十分接近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租用的“西卡佩拉”号钻井船,距马来西亚海岸线 仅325公里。[33]三艘美国战舰与一艘澳大利亚护 卫舰随后驶往中国科考船出现的水域。虽然马来 西亚政府发言人否认在该区域内发生对峙,表示 “海洋地质8号”只是在进行常规行动,但是西方媒 体都指责中国利用其他声索国被新冠肺炎疫情占 据注意力的时机,在南海推进军事存在,呼吁中 国停止对东南亚邻国的“霸凌行为”。[34]事实是, “海洋地质8号”进入的水域为中国、越南和马来西 亚的争议区域,但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都明确 强调中国船只闯入的是他国的专属经济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军队中扩散,昔日 巡弋在太平洋、印度洋的“罗斯福”号和“里根”号 航母均在检测到规模性士兵感染后停止了航行。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于2020年4月自西太平 洋往南海海域展开常规训练,包括穿越了宫古海峡(Miyako Strait)、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然 而,这一中国常规性海上演练行动却遭到了西方 媒体的猛烈“攻击”。日本媒体在对此报道时称, 此举“引发了邻国的批评,担心中国借其他国家被 疫情占据注意力时,强化对争议水域的控制”[35]。然而讽刺的是,疫情并没有阻止美国第七舰队在 南海地区展开行动,“美利坚”号(USS America LHA-6)两栖攻击舰、“邦克山”号(CG-52)导 弹巡洋舰、“巴里”号驱逐舰等都是疫情期间在南 海地区十分活跃的美国军舰。中国媒体与境外媒 体都高度关注美国军舰与中国“辽宁舰”先后穿越 台湾海峡的情况。4月28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表示,美国“巴里”号驱逐舰在穿越中国西沙群岛 水域时,南部战区指挥部迅速协调集结空中和海 上力量,在识别舰船后进行警告,并将其驱逐。[36]美方也在同日作出回应,证实“巴里”号驱逐舰 在越南临近水域按计划执行“自由航行行动”,但 “并未遇到来自中国军舰和军机的任何不安全、或 不专业行为”[37]。这事实上是美军2020年在南海进 行的、旨在挑战中国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的第三 次“自由航行行动”。即便是面对疫情造成美军在印 太地区海上力量变弱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在南海 如此猖狂,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心态可见一斑。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海事安全专家柯 林·古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的采访时表示:“北京正利用其在南中 国海的东南亚竞争对手全力以赴试图遏制这一流 行病及其经济后果之际,希望他们对中国进一步巩 固其在南海利益的举措来不及做出任何回应。”澳 大利亚除了配合美国“甩锅中国”的策略,呼吁对 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外,还派遣了护 卫舰“帕拉玛塔”号(Parramatta)参与美国在南海 的联合军演等行动。日本的防卫省也将中国在海 南岛三沙市设立新的行政区视为中国“企图单方面 以武力改变该地区现状的尝试”,日本防卫大臣河 野太郎还公开指责,“在当前全球合作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中方的举动(‘辽宁舰’编队 通过宫古海峡)是不光彩的”。河野太郎的这番言 论,随后遭到了中国国防部方言人的严正驳斥。[38]

南海局势未来风险研判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海局势的严 峻现实和复杂程度,预示着未来南海走势可能出现 新的风险点。准确和清晰地梳理未来南海潜在风险 点,早做准备,是下一步处理好南海问题的关键。

首先,美国将继续大力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 动,不单单会增加在南海常规游弋的舰机数量,更有可能会升级在南海地区舰艇的规模和质量, 将全球最先进的舰机和装备投入到南海。2020年 5月,美国B1-B远程战略轰炸机开展的对南海区 域的高密度、常态化空中巡弋,就是上述潜在风 险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美军也将扩大与 东盟国家和其他域外国家的联合军演规模。2019 年8月,美国派出水面舰艇部队参加了与东盟国 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南海的首次联合军演。2020 年10月,美国和东盟国家举行的南海联合军事 演习不仅没有因为疫情推迟,规模反而进一步扩 大。为了拉拢东盟国家和美国共同在南海“遏制 中国”,美国正在游说越南向美军开放金兰湾海 军基地,并试图说服菲律宾增加美军舰机在菲律 宾的部署。如果美国的目的得逞,将意味着1992 年~1993年美国关闭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 两大军事基地的行动重新逆转,标志着美军在冷 战结束30年后彻底“重回南海”,重新在南海常态 化驻扎舰机和使用固定军事基地。[39]2021年新年 伊始,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巡弋, 向中国示威。南海是美国这艘核动力航母在海外 轮转巡航最集中的区域。[40]与此同时,在美国的 煽动和怂恿下,英国、法国和德国也都于2021年 表态要向南海派出军舰。2021年1月,英法德三 国继2020年8月之后,再度向联合国提出外交照 会,强调2016年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下 文简称“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法规则”。种种迹象表明,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争议的态势有可能 进一步扩大。

其次,东盟国家将更多求助于联合国等国 际机构,重申和强化自身对南海的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主张,挑战和否定中国的南海诉求,企图 将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进一步“国际化”,借 助国际机构的影响力来排挤中国的南海维权主张 和行动。2019年12月,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照会,要求确认马来西亚北部 专属经济区界限可以按照其大陆架延伸方案扩展 到200海里以外,以确保即便马来西亚的北部专 属经济区进入中国的南海断续线海域,仍然具有 合法的海洋权益。2020年2月,越南向联合国秘 书长提交信函,对越南东部专属经济区划分作出 了同样的说明和要求,“提请”联合国秘书长“过 问”。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上述行动,都遭到了中国 在相关国际机构中的有力驳斥。但是,东盟国家 并没有停止类似行动。2020年5月末,印度尼西 亚政府专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否认中国在 南海断续线拥有合法的历史性权利。印尼在函件 中还专门提出,雅加达尊重并接受2016年的菲律 宾“南海仲裁案”裁决。2016年的菲律宾南海仲裁 闹剧发生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了有力的斗 争,目前仍然公开坚持“南海仲裁案”裁决的主要 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此次印尼 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公开挑明印尼接受“南海仲 裁案”裁决,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监督执行”制裁 裁决,充分表明部分东盟国家急于想要通过重提 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来“否定”中国在 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历史性权利。这很可能引发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在国际层面以及双边关系层 面再度大谈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南海 仲裁案”“翻案”,是当前部分东盟国家想要在南海 主权和海洋权益声索中置中国于“劣势”的利益 需要。如果我方无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国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和中国在南海主权争 议的外交与舆论斗争,都将持续处于被动局面。随着2020年5月15日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相关 船只撤出争议区域,南海维权行动进入相对稳定 期。由于疫情期间全球石油价格大跌,对南海周 边声索国来说,这会加速降低南海油气开采的市 场价值,海底油气区块的开发很可能放慢。但进 入2021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再度上扬,东南亚 国家在断续线内海域进行海底油气区块勘探和生 产作业的竞价价值将再度升高。面对这个态势, 我方要防范于未然,中国在南海维权的决心绝不 动摇。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在疫情期间,需要对 国际舆情环境保持应有的敏感性。如何提前防止 东盟声索国的越界开采行动,需要中国和东盟达成 新的共识、共同谱写南海合作开发的新篇章。

再次,越南等国有可能重新将中越南海岛礁 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诉诸国际仲裁或司法,南海争议的“法律战”不排除重燃战火的可能性。各种 信息表明,越南正在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上 多方“下注”。既要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与紧密 的经贸关系,又要不断加大对美日印等国的战略 与安全依赖;既要与中国保持沟通与对话,又试 图全力推动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死灰 复燃”,使之成为解决南海争议的“基本规则”。事 实上,早在2019年下半年,越南国际法学会已经 发出了为诉讼准备的文告,越南政府于2020年年 初便开始与自2013年起就代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的美国“福利·霍格律师事务所”联系,有意向聘请 帮助菲律宾“打赢”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美国律 师雷切勒(Paul Reichler)继续受理准备中的越 南“南海仲裁案”。越南的这一想法,得到美国的 大力支持。但是,南海主权争议如果再度被拖入 国际司法仲裁,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主张与维稳行 动将重新面临国际舆论的动荡与法律的挑战。

最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和持 续蔓延,全球化进程进入调整期是大概率事件。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化的低潮, 加强区域化是重要的应对之策。尤其是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区域整合,是克服全球化低迷态势的重要出路。持续的南海主权争议和维 稳的严峻态势,不仅将增加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南 海插手的机会,也将给推进包括东南亚国家和东 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区域化进程带来重大阻力。当 前,东南亚国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进 出口伙伴,彼此的市场和贸易依赖性在不断增强。 南海主权争议如果进入新的“高对抗期”,将给中国 促进区域合作的努力带来难以避免的重大政治阻碍 和外交阻力。南海局势已经成为亚太区域秩序演进 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南海争议的战略认识有必要跨 越单纯的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转变成为中国主动 塑造周边环境安全与区域秩序的中心环节。

结论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战略 竞争进入全面要素对抗时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转型和国际秩序变革,给 未来国际政治走向带来重大影响,也更新了地区 问题论域,在此背景下,南海局势出现了一系列 新问题和新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与区域 战略格局的冲击和挑战是十分明显的,也是非常 特殊的。探其究竟,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疯狂打压 中国、实行情绪化的对华“疫情报复”,造成大国 关系紧张,使得东盟国家在维护区域稳定、合作 与繁荣的战略目标与在南海争议上排挤中国的主 权与海洋权益主张之间,找到了新的政治空间。尽管2020年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作取得进展, 但是,东盟10国强势让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 案”“死灰复燃”的努力竟然开始“沆瀣一气”“齐头 并进”。与此同时,美国等域外大国因疫情激化的 “中国焦虑”持续发酵,错误地将新冠肺炎疫情解 读为中国进一步缩短与美国力量差距的“机会之 窗”,故而进一步利用南海争议、扮演所谓不可撼 动的“老大角色”。这些因素都正在使得南海局势 更加紧张和动荡。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之后,中国一直 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密切合作,共同抗疫,并且热情、积极和慷慨地援助有医疗设施和医疗 用品需求的东南亚国家。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 国家虽有争论,但更有合作。疫情暴发后,中国 和东盟国家共同应对、守望相助、患难与共, 树立了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典范。2020年 2月14日,东盟发表《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东盟主席声明》,对中方抗击疫情的努力表 示支持,强调东盟各国应齐心协力应对疫情。2 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 长会在老挝万象举行,这是疫情突发以来首个专 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边会议。与会外长就中 国-东盟携手应对疫情达成重要共识,为全球合 作抗击疫情树立了标杆。在中国暴发疫情期间, 东盟各界人士通过捐款捐物、祈福活动和录 制祝福视频等方式,为中国人民加油鼓劲。4月 14日,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召开。会议各方在遏 制疫情扩散、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推动东亚 尽快恢复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达成共识。更重要的 是,就如何保持区域内各国经济稳定,尽快重振 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议题达成重要 共识。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与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将建立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这是南海沿岸声索国在经贸和政治关系上想要 拉紧中国,但在安全与地区力量均衡问题上仍 然依赖美国的鲜明事例。

然而,南海局势的复杂性不能低估,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所具有的煽动力更不能忽视。近十年来,南海问题始 终是美西方诋毁和打压中国的“战略抓手”。疫情期间,南海维权与维稳的新问题、新特点、新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与西方舆情斗争的重要“节点”。对中国来说,真正的战略机遇,是进一步延续中国和东盟抗击疫情合作的强劲势头, 以早日取得地区性合作抗疫斗争的胜利,并以此为契机,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南海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加快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等领域深化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应该通 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在东盟国家中传递中国 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坚决反击美国借疫情抹黑 和“污名化”中国的图谋,打赢这场南海维权的国 际舆论战和政治战。

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和斗争是长期化的,争取东盟国家对中国立场和主张的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疫情期间的南海争议事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东盟对话的议题,我方要做好应对准备。目前,南海争议是被美西方排在“疫情追责论”之 后第二位“污名化”中国的问题领域。推动中国南海政策国际话语权的建设,甚至准备好应对中国 南海政策国际话语权的斗争,已经刻不容缓。关键是要真正把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调动起来,鼓励中国社会力量在话语权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南海局势正在进入大国战略博弈、亚太区域国家利用中美对抗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新常态”,未来的南海维稳与维权需要中国和周边国家一起共同建设“新规则”。推动中国-东盟 “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是管控南海争议 的焦点之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0 年COC磋商几乎停滞,2021年COC磋商进程恢复的紧迫性不断上升。但是,因为东盟国家力图 将2016年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加进解决南 海争议的“国际法规则”,COC磋商确实已经进入 需要重新论证和探讨规则体系和执行机制的新阶段。2020年中国—东盟COC谈判推迟,这恰恰 是美西方想要看到的,也是作为2020年东盟轮 值主席国的越南想要达到的,2019年11月中国 -东盟所确立的“三年时间段”内完成COC磋商的 难度已经空前上升。虽然,在疫情冲击下,南海局势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区域国家外交主动性上升的今天,COC磋商的规则体系与执行机制缓一 缓、放一放,并非坏事,但是,中国捍卫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决心绝不动摇。

越南渔民不遵守我方提出的南海休渔期, 以及在西沙群岛水域的越界捕捞行动,既破坏了南海资源生态,更不利于南海海洋共同体建设。 在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新框架的大局下, 南海声索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接受南海治理机制建设,对“蓝色经济”合作进程的懈怠将被历史证明 是难以为继的。与此同时,南海断续线内的维权行动,不能一味依靠海警的拦截和驱离,中越要启动双边对话机制进行直接沟通,找到双方的共 同点。面对美国利用南海争议挑拨中国和东盟关系、加大南海局势“国际化”态势、扩大美国“印太战略”和在南海地区实施单边和多边涉华军事威慑的主动战略动向,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警觉。中国坚决不接受美国、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和东盟国 家试图将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强加给中国的各种图谋,但中国需要择机对断续线内的中国海洋权益诉求进行更加清晰化、具体化的表达。

南海问题的演变越来越事关中美大国竞争的战略走向与中国周边安全进程。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东盟三国,展示了中国外交在踏上这一新征程中的新高度。因地制宜、掌握主动、主动铸造亚太地区安 全与经济秩序的新规则和新架构,是在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推进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建设的新征程。

(本文系国家人文社科重大专项“美日印 澳四国的南海干涉政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 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课题“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VHQ008、 20JZD060)

来源时间:2021/3/5   发布时间: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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