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斌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

内容摘要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几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和思想线索。

来源时间：2021/3/7   发布时间：2021/3/7

旧文章ID：24431

作者：【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出版于1963年的《美国的反智主义》，是一部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及其批判者的经典著作。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定义了“反智主义”，虽然写作灵感来自1950年代的美国政治和智识生活，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美国一系列的社会现实说明，反智主义的强度是周期性的，反智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在美国社会存在着。最近，这本经典之作再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1

虽然本书的内容大多涉及更为久远的美国历史，它实为响应1950年代的政治和智识环境而作。此10年间，“反智主义”一词从之前的鲜有耳闻，变成了国人自我谴责及形容校内滥行的常用词汇。虽说昔日美国的知识分子常会因为全国上下不尊重思想而倍感沮丧和愤懑，但大批知识分子团体之外的人与他们休戚相关，或是这种自我批判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几乎闻所未闻。

麦卡锡主义是批判性思想对于这个国家破坏力无穷的这种恐慌背后的重要推手。诚然，麦卡锡的频繁打击对象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他有更大的猎物——只不过知识分子也在他的射程范围，一旦被击中，似乎会让他的追随者们产生一种特殊的雀跃感。他大举出击知识分子和高等学府，地位不如他显赫的判官们在举国上下争相仿效。之后，麦卡锡的密集挞伐激发出无边的恶意和无趣的愚昧，在这样的氛围之下，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大阵营的候选人戏剧化地演绎了才识与平庸的鲜明对照。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一位思维和风格颇不寻常的政客，他对知识分子的亲厚在近代史上无人能及。另一边是思想传统、相较之下不善辞令的艾森豪威尔，他和不讨喜的尼克松捆绑在一起;为竞选活动定下基调的与其说是将军本人，不如说是这位与他并肩作战的队友以及党派里那些麦卡锡主义的拥趸。

不论是知识分子自己，还是其批判者，都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美国已遭到唾弃。作为舆论代表的《时代》周刊发表文章，弱弱地投了不赞同票，指称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堪忧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病态地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在选举结束后撰文表示强烈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处境是这一代人前所未见的”。在民主党执政的20年间，他们始终居于主流，得到理解和尊崇;而眼下商界重回权力中心，“粗俗化是商业至上的必然后果”。现在，读书人被视作“书呆子”、怪人而受到藐视，即将上位的政党既不会利用，也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会成为包括所得税和珍珠港事件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施莱辛格写道：“反智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已被流放。”

新政府上台之后，一切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推行新政者被汽车销售商取而代之，这是压垮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杜鲁门时代，他们就已被法制系统的政客盖过了风头。这个国家，现在只剩下查尔斯·E.威尔逊对纯学术研究的调侃，艾森豪威尔只爱读西方小说的八卦，后者将知识分子与啰嗦浮夸者画上等号。然而，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人的情绪出现了转折：面对这位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者的愤怒油尽灯枯，至于那位威斯康辛州议员自己则孤立无援、备受谴责，没了气焰。终于，苏联人在1957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大幅缩短了美国民众审时度势和自我觉醒的周期。“斯普特尼克号”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也激发了对反智主义思潮为教育系统及泛化的美国生活带来的后果的广泛关注。一夕之间，全民以智识为轻成了一种耻辱，乃至威胁到了生存。这个国家数年来认为教师群体的忠诚度是主要的隐忧，现在开始挂心他们的微薄薪酬。科学家们常年疾呼过度考量安全因素会磨灭研究的热情，突然间有人开始聆听了。先前只有一小部分教育批评家声讨美国教育体制的懈怠，如今，各大电视媒体、报刊、商业人士、科学家、政客、将官和大学校长群起而攻，举国上下齐刷刷一片自责之声。当然，戒备之心并不会即刻消弭，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势力也无法被彻底驱散。即使是处在风口浪尖的教育领域，公众的热情也似乎只在制造更多卫星，而非开发更多的智能。更有甚者，教育方面的一些新名词几乎是在提议有天赋的儿童应被视为冷战资源。但无论如何，大环境确实有了显著改善。1952年之时，大约只有知识分子自己囿于反智主义魔咒，到了1958年，但凡有些思考能力的民众大都确信，它已威胁到了国家的成败。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地看待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若说在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治下，大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幻灭的阴影，那么，如今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为华盛顿又开始向哈佛大学教授和前罗德学者们示好。如果此前曾怀疑智识是施政成功的绊脚石，现在必然已经拨云见日——新总统对思想兴致勃勃，在国事上处处仪式化地彰显以知识分子为尊，乐于与饱学之士为伴、听取他们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早在执政之初，他就一丝不苟地招揽能人贤士。再者，之前对招募这样的人才会彻底颠覆国家行事准则的盲信，注定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云开雾散。眼下，知识分子谈论反智主义的时候，再不用顾影自怜或带上夸张的政治色彩了。

2

1950年代的政治发酵和教育大辩论，让“反智”一词进入了美国人自我评估的核心术语;它就这样悄然潜入我们的用语中，没有太多的定义，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偶尔接触到它的人，常会以为反智主义是某个生活领域的新兴势力，是当下局势的产物，将要发展为压倒一切的力量。(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之淡薄令人嗟叹，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毁灭的阴影之下，哪怕是社会变革的小小漩涡，也被知识分子当成了滔天巨浪。)然而，美国史的学生丝毫不会对1950年代时常冒头的反智思想感到陌生，反而会很熟悉。反智主义在这个国度的首次亮相，并非是在1950年代，事实上，它的历史背景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久远。对这些背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认同感并未逐渐走下坡路，也不是陡然向下，而是周期性地波动;研究也显示，当代知识分子遭唾弃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反而是重要性的提升。关于这一主题，我们缺乏系统性认知和基于史实的思考。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持久的论战被大书特书，然而呈现出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而美国如何对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则鲜少被诉诸笔端。

反智主义从未被明确界定的一大原因是，在发生争议时，套用模糊的概念更为便捷。当然，定义它也绝非易事。作为一种思想，它不是单个的，而是多项相互关联的主张;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是单纯的取向，而是爱恨交加的——纯粹地厌恶智识和知识分子并不多见;作为一个历史课题(假如够格的话)，它不是一条恒定的主线，而是强度忽高忽低，驱动力的来源多种多样。在本书中，我不会做出严格或狭义的界定。下定义需从一系列复杂特性中单列出一项，从历史角度讲，这是武断之举，即使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也无甚意义。我所感兴趣的是复杂性本身——不同态度和思想的复杂的历史关联和多个交汇点。我所指称的反智主义，融合了多种态度和思想，是对思维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抵触和质疑、经常性地贬损其价值的倾向。这个笼统的概括近乎于定义，我认为会有帮助。

一旦采用了上述方法，反智主义显然不会成为像人物生平、体制的发展或社会运动那样的正规历史课题。我研究美国思维发轫的环境与氛围，就必须通过一些主观的方法将它们再次营造出来。

在举例说明我所称的反智主义之前，需要先阐述哪些非我所指。除少数情况外，我不讨论美国知识分子团体相互间的宿怨和内讧。美国的知识分子与别处的无异，常会陷于不安、自疑甚至自弃，动不动就指摘自己身处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既有趣味，又有启发性;有些知识分子不顾形象或不假思索地批评别的知识分子，这些皆非我的关注点。H.L.门肯对美国教授一职的口诛笔伐无人能及;在小说里刻画其它作家的恶毒，也无人能胜过玛丽·麦卡锡。但我们不会因此就把门肯和威廉·F.巴克利一起想象成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把麦卡锡女士和已故的同姓参议员关联起来。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并且他们对此也不遗余力。我们希望但不指望他们能多一些仁慈、风度和精准。知识分子本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他们有时只是在做口舌之争而已。

最后，为避免令人绝望的混淆，我们需要认清，反智主义并不等同于我谓之为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信条。譬如尼采、索雷尔、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威廉·詹姆斯等思想家，以及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海明威等作家，他们的思想都可称为反理性主义;然而，这些人在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不具有我所描述的反智特性。反智主义者的运动，确实常常借助于反理性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就留给他们不计其数的文字);但只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讨论才会偶尔涉及学术派的反理性主义。在本书里，我主要关心的是普遍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和普通中底层民众的反响，极少涉及公开的理论。我的兴趣在于那些在国事上有影响力的严重贬抑智识与人文生活的态度。对此，近代史上的一些实例能让单薄的概念变得骨肉丰满。

3

让我们先来列举一些对美国知识分子强烈不满者的表述。

例A：1952年的大选中，国人急需一些词汇来表达对读书人的蔑视，这在当时已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自觉的主题。原本不含贬义的“书呆子”一词，很快带上了比传统的“学究”一词更强烈的负面色彩。大选结束后不久，宣扬右翼政见的流行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提出，这个词也许某天会这样编入字典：

“书呆子”：虚头巴脑、假装有学问的人，常指教授或教授的学生。本质上是肤浅的，应对任何问题都过于情绪化和女性化。恃才傲物，鄙视能者的经验之谈。思维混乱，陷于多愁善感和强烈的福音思想。信奉中欧社会主义而非希腊—法国—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主义。因循老旧的尼采哲学道德观，常招来牢狱之灾或大失颜面。一本正经、对任何问题都要反复推敲，以致自己晕头转向，总是裹足不前。其内心早已失血过多。

“最近的大选揭示了很多东西，”布罗姆菲尔德说，“不容忽视的是，‘书呆子’和全体人民的思想与感受天差地别。”

小说家、编剧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

例B：对知识分子的藐视，在将近两年后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官方首肯。在1954年洛杉矶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上，他转述了一位工会领导人的观点：当全部的真相公之于众，人们总是会支持正确的诉求。总统补充道：

这位劳工领袖的想法令人欣慰，尤其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爱说风凉话的所谓知识分子，谁与他们意见相左，谁就是错的。

另外，我还听过一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觉得很有趣：他们是把什么都当回事、说的比自己懂的还要多的人。

例C：1950年代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专业能力在政治生涯中的地位这样的老生常谈。高潮部分发生在1957年，一位连锁店总裁麦克斯维尔·H.格鲁克被任命为驻锡兰大使，代表着业余人士对垒专业人士的全面胜利。据格鲁克先生自己估计，他向1956年的共和党大选贡献了2万到3万美元，但和之前不少因此获得任命者一样，他并不以拥有政治或外交经验著称。当参议员富布赖特问及他的任职资格时，格鲁克有些招架不住：

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解决锡兰的什么问题?”

格鲁克：“那里的问题之一，是人民。我相信，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起，除非我们——不是，除非我，遇到之前没遇过的情况——良好的邦交，和对美国的善意……”

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驻印度的大使吗?”

格鲁克：“我认识前任大使约翰·舍曼·库珀。”

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知道。不过我读不出他的名字。”

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他的名字我还不熟，说不出来。”

出于对格鲁克先生任职资格的质疑，他的提名被指是缘于对共和党大选的献金。1957年7月3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答复是，靠捐款换取任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位获任命者的能力，他的观察是：

至于他的无知——现在是他获得任命的关键。我所尊敬的一些人推举了一批候选人，他就是从中选出来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商业生涯的调查报告都很不错。当然我们知道，他从未去过锡兰，对那儿不太了解，但我们相信，若他就是我们想要的人，他完全可以从头学起。

值得一提的是，格鲁克先生在锡兰的服务，一年后以他的辞职告终。

例D：令美国科学家们忿然的是，国家对纯科学的轻视不仅阻遏了研究工作，连国防部的研发进展也障碍重重。1954年在有关武装部队的参议院委员会的会议上，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审阅并引述了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早前的证言，即应由其它代理机构——而非国防部——来资助单纯的研究。部长曾表态：“就军事项目而言，我对为何炸土豆会变成棕色不太感兴趣。”赛明顿步步紧逼，称经费短缺的研究项目并非关乎土豆，而是关乎轰炸机、核推进器、电子器械、导弹、雷达等。部长的回答是：

所有这些领域的重要研发工作，都在正轨上……

另一方面，要这些凡事都得思虑周全的人只抓重要细节、列出项目内容和预期结果，实在难如登天……他们只想拿一笔钱，不受监管，随意处置……

首先，你得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才算纯粹的科研。那更复杂。

例E：1950年代，官方反智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传统商人，他们质疑一切在自己控制之外的领域的专家，包括科学实验室、高等学府和外交人士。极右翼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更白热化、影响更广，对高学养阶级以及一切受尊敬的、有建树的、纯正和有内涵的事物都表露出彻头彻尾的反感。右翼在1950年代的征伐中，激烈的言辞层出不穷：“国务院的哈佛教授们……都是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他们“身负π、β、κ的要诀和学术盛名”，却不具有“对等的诚实和常识”;“当今美国的体面人士社会血统高贵、文化上获得认同，是公认的绅士和学者，手持各种大学文凭……是为阿尔杰·希斯服务的‘最佳人选’”;“他们是穿着条纹裤、操着造作的英国口音、自我膨胀的外交官”;他们“在洒了香水的客厅里谨小慎微地”打击共产主义;他们是“侮辱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腹地的人民”的东部人;他们的“祖先可以上溯至18世纪或更早”，其忠诚度迄今依然是个问号;他们熟知“希斯艾奇逊集团常用的格罗顿语言”。《自由人》的社论作者捕捉到了这场言语上的扎克雷起义之精髓：

真正令人惊愕的现象，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暴徒面对约瑟夫·麦卡锡之时的不理性……假若麦卡锡先生真像那些“受尊敬”的媒体所描绘的，是个无赖，难道……他就理应承受纽约和华盛顿各大人才济济的编辑部近一年来的毁灭式打击吗?……必然是麦卡锡的个人形象出了问题。他似乎自带一种负极生物磁场，让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的校友们近不了身。我想我们知道原因：这个年轻人，压根对社会身份视而不见。

麦卡锡本人则认为，美国的主要问题就出在那些社会身份最坚不可摧的地方。他在他著名的惠灵演讲中提到，麻烦就在于：

叛国者，都是国家最善待的人。卖国者并非那些不幸之人或少数族裔，而是享受着世上最富有的国度所提供的一切福利——最好的住房、最好的大学教育、最好的政府工作——之人。国务院尤为如此，那里的青年才俊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是最卑劣的。

例F：大学——尤其是赫赫有名的那些——是右翼批评家针砭的对象。《自由人》的一名作者认为，共产主义正向所有的大学扩散，仅针对常青藤院校不免太过敷衍：

我们的大学是未来野蛮人的培育基地，学习是这些人的伪装，无知和愤世嫉俗是他们的武器，随时准备刺向并摧毁人类文明的遗存。把墙推倒的不会是农民，他们只需听从有学问的弟兄们的号令……这些人，将把个人自由从人类思想里彻底抹去……

如果你送孩子去今天的大学，培养的将是明日的刽子手。理想主义的重生，只能发轫于散落各处的非大学思维的修道院。

例H：以下言论来自密歇根州议员乔治·唐德罗，尽管有辨识力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反文化而非反智，但它们不容忽视。此人长期怀着警戒之心征讨学校里的共产主义，并反对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以及其它文艺运动：

艺术的各种“主义”，是俄国革命的武器，这些艺术移植到了美国，今天，已渗透和侵占了许多艺术中心，威胁要压倒、超越和倾覆我们的传统艺术遗存。在我们挚爱的国家，所谓的近现代艺术，包含的全是堕落、腐朽和毁灭的“主义”……

这些“主义”都是外来血统，实不该在美国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全都是毁灭我们的手段和武器。

例K：以下摘自一位家长的自述，本是回应一位教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抱怨，通篇都值得一读。这位家长生动表达了对非学术型儿童和新教育的认同。此处描绘的学校教师的刻板形象，在历史上可谓根深蒂固：

但幼儿园老师理解孩子，以他们为中心。在学校的日子充满了嬉戏、音乐、色彩和友爱的快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美好的生活继续着……然后数学来了!挫败有如高举的魔杖，令人日夜不得安宁。父母开始上心理辅导课，阅读何谓自卑情结。好不容易熬过了四年级，进入五年级。必须要采取行动了。有些题目连爸爸都解答不了。我决心和老师谈谈。

学校的门垫上没有“欢迎”俩字，也无人和我这个陌生人打招呼或去通报一声。迎接我的只有昏暗的走廊和间歇的关门声，门里传来不熟悉的声响。我向一个行色匆匆的孩子问了路，接着敲响了禁地的大门。我满脸堆笑，向出现在面前的老师自报家门。“哦，对。”她说，像是对我的企图早有准备，她伸手去拿班级目录，拉抽屉的动作如此敏捷，仿佛电影里麻利地拔枪的黑帮分子。

学生的名字按字母顺序精确齐整地列在带横线的纸上。老师苍白的手指在纸的边缘滑过，落在我女儿的名字那里。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些小方块，画着我看不懂的记号。她的手指在纸上划过。我孩子的记号，和其它孩子的不一样。她抬起头看着我，带着胜利的神情，像是无需再多作解释。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方块，一个鲜活的孩童所有的言行就被禁锢在里面。我感兴趣的是完整的人生、完整的个性;而老师只关心算术能力。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过，我一无所获，满心郁闷地离开了那里。

上述所有示例，尽管来源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整体上彰显了反智主义先入为主的预判。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虚浮、倨傲、羸弱而势利的，很可能也是不道德的、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在某些高要求的实战工作上，普通人依靠基本常识已获得成功，证明常识足以替代甚至大幅超越学校的正规知识和专业教育。可以想见，大学院校等机构由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早已腐坏入骨。不论如何，心灵的约束、传统的宗教原则和伦理是比教育更可靠的人生指引，后者不过是为了培养对思维和艺术走向做出反应的头脑。即使是初级教育，过分强调摄取单纯的知识而非积极开发体能和情感生活，亦属冷酷无心的行为，它将导致社会的腐坏。

《美国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 张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来源时间：2021/3/7   发布时间：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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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海斌  来源：澎湃新闻

中美历史上有何“特殊关系”？

110年前，庚子年腊月二十三(1902年2月1日)，正是传统过“小年”的日子，刚刚经历了“拳变”深痛、结束“西狩”从长安返回北京紫禁城的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在养心殿召见各国驻京公使夫人。

作为公使夫人中居京资历最久、也是唯一有过三年前，即1898年(戊戌)12月，觐见经验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担任此次的觐见领班，她被慈禧太后亲切地称呼为“康太太”。慈禧像三年前一样握起了老熟人的双手，一时悲从中来，抽泣而语：“我后悔呀，后悔近来发生的这些麻烦。中国会保护外国人，我们希望以后也做朋友呀。”说话间还取下自己精美的戒指和手镯，为萨拉套到了手上。

“老佛爷”努力经营“夫人外交”的戏剧性一幕，也是王元崇新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末章中着力刻画的“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篇章”。

当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从康格公使报告中了解到，“太后向夫人们表示出深厚的感情……整个过程体现出非比寻常的诚意与敬意，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外交流中是少见的，而如果中国人是真心的话，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

以后视角度而言，19、20世纪之交，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步摆脱列强追随者的心态，首倡“门户开放”作为自身标签，奠立了新世纪对华政策的基础;而清朝也主动进行国际形象的重塑与外交话语的调适，对内开启新政改革序幕，却仍旧未能挽救迅速衰亡的命运。

简单类比无疑是有风险的，但还是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年联合侵华的八个国家，除了已经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为加拿大所替代，仍是今日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跑者，不过换了一个称呼，名曰“八国集团”;而贵为今日世界第一强国、同时也是与中国关系最为纠葛的美国，却是当时唯二的令清人有亲近感，甚至被认为所有国家中最不具有侵略性的一个(另一个是日本!)。

上世纪之初，美国在对华外交上保持相对柔软的身段，与各色穷形尽相、穷奢极欲的老牌或新兴帝国主义相比，确乎显得清新，无怪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会说，“美国在1900年的政策，向来披着一件利他主义的外衣，它的动机虽然不是明显的急公好义，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是存有善心的”(《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556页)。战后，美国在和谈、赔款诸议题上对华所作的友好表示，被人津津乐道，诸如“中国所以不曾亡掉，美国的政策至少有相当维系之功”此类论调也一度流行。

后有史家致力于检讨中美之间所谓“特殊关系”掩藏下的种种“误解与神话”，揭示美国对华主流观点“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参阅韩德[ Michael H.Hunt]《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孔华润[Warren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等著作)。新近的研究更彻底驱除了中美关系史早期著作中洋溢的那种良好感觉，19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干涉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在新左派史家笔下得到最严厉的重新评价。

1830年代广州中外贸易繁荣图景一瞥，当时美国商船来华贸易十分频繁。

对于中美关系历史的理解，在大洋彼岸既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更何况处在漫长的“过渡时代”的中国?伴随中美关系走过的无数个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种“特殊关系”也经历了毁誉之间的多次反复，正像“咪唎坚”、“花旗国”、“大合众国”、“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灯塔国”、“世界警察”这些指称发生的位移变化，“中国人的美国观”也有类似坐过山车般的激荡体验，并不让人感到特别诧异。由于被不断地、不厌其烦地言说、书写、引用和争论，历史名词在被耳熟能详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存在失真风险，我们不如暂时抛开思想困扰，尽力尝试回到现场做近距离观察。

《中美相遇》全书凡六篇十八章，分别从传统世界秩序、中西商业关系(茶叶、鸦片、欧洲中国风)、近代外交体制(治外法权、觐见礼节、望厦条约)、在美中国人(出使大臣、留美幼童、华人移民)、交涉事件(1882年朝美条约、1900年义和团事变)诸角度切入，按照时间先后，讲述了“中美两个大国相遇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间的交往故事”。王元崇出身于国内历史学科班，又有在美留学和工作十余载的经历，他所撷取的中美早期交往的若干片段，不是建构完备的中美关系史体系，而在为反思当下提供“一些历史角度的参考”、“一种大的历史背景”(前言，3页)。

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

如书名所提示，本书叙述中美关系史的区间定位在1784—1911年。

众所周知，中国学界一般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至1911年单立一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区别，在研究分野上被纳入“中国近代史”范畴，甚而这一分期判断已含“超[非?]学术”意味，“其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变化过程”，且关涉“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近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对近代专史的研究和编纂”诸多问题(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与之相异，西方著作则偏向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1800年这一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如费正清主编之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即标明“1800—1911年”，并特别说明“(本书)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下卷前言)。

王元崇检讨以上两种分期遵循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模式，其内含逻辑“并无二致”，均“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本书则力图贯彻一种“重建近世中国”取向，所谓“中国近世史”，“开始于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比鸦片战争的发生提早大约两个半世纪”(23页)。

身着清代官服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汤若望历经明清鼎革，效力钦天监，对明末历法改革和清初新历法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世史或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不是王元崇的孤明先发，而是延续了前辈学人如郑鹤声先生及日本、欧美一些学者的思考。按笔者理解，此断限的着眼点，实由内、外两条线索、两种尺度聚焦而来：

一方面绝脱不开“外来”冲击与影响，如郑鹤声早已指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经往开来’之趋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1944年)

另一方面，也是本书最加措意者，“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的最重要尺度”(前言，24—25页)。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要将1793年“马戛尔尼事件”发生的次年作为全书叙事的起点，又何以要对“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浓墨重笔、再三致意。

王元崇在书中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指出当代中国人在理解“已成既往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中国历史”方面，“其实并不比别的国家的人来得容易”(前言，25页)。这是他作为“跨语际”实践者的经验之谈。“要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19世纪中外秩序的剧烈冲突，我们首先应对清代历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22页)，基于这种反思意识，他能够打破断限束缚，发挥研究优长，从当代学者立场出发，细腻地处理近世史的延续、断裂及多元化诸问题，也提示了我们研究上可能推进或突破的方向。

比如1859年进京换约的美国公使华约翰(John Elliott Ward)所遭遇的“觐见礼节”问题，便是一个缠绕在18世纪到19世纪泰西各国赴华使节头上的持续性难题。要回应“跪，还是不跪”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大哉问，非由一地一人所能提供简捷答案，而必须追溯“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梳理“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头史”。(详第十章)这一套“中国秩序”至少自明朝以降已经运行了数百年，乾隆时期的中国完全浸淫在此体系之中，并通过种种手段维系其运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礼仪冲突”实际仍发生在同一延长线上。

又如1882年《朝美条约》，系由中国居间代理，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两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通商条约，被视作晚清中朝关系的分水岭，东亚世界的一大变局。这样一个典型“近代外交”案件的背景板，是绝不容忽视的、中朝之间保持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王元崇本人的学术专攻即清朝关系史、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已出版专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重塑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特别擅长以清朝和朝鲜王朝的交际为个案，来观察“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的互动机制，以及“这套跨国体制的常规运行秩序”(详第一章)，也善于将“美国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进入半岛”这一外交变量置于长时段中进行分析，从而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中美朝鲜半岛恩怨录”(详第十七章)。

清代时期朝鲜的赴京朝贡使团一瞥

经由类似上述的一系列工作，王元崇质疑“一种流行的说法和印象”，即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37页)。不过，此处应加但书，著者“重建近世中国”的努力，并无“骸骨迷恋”的情态，也非“花式中国吹”的变相，“不是说我们不要作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40页)，内中表达的立场相当开放。

“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傅斯年尝以史料学眼光论“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短长”，而特别强调外来者的长处，在于能思想解放、抓大放小——“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史料论略》)这种观察，大致也可移用于西人撰述之中国研究著作。

王元崇在美国受过完备的历史学训练，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美国史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前沿都非常熟悉，这也帮助到他在处理“中美关系”课题时别出手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于国内读者大有“知皆扩而充之”之益。以我粗浅的阅读，关于“望远镜”视角，至少有两点可说。

一则“站得高、望得全”。“中美相遇”，仿佛两位旅人的邂逅，交际之间自不乏电光火石的感应，而交际前后则各有属于自己的跋涉路程。王元崇回溯中美关系史之滥觞，非仅掬中国史的杯水，也清理美国史的干流脉络，进而疏通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潮流走向。

本书提出“十九世纪中美两国内部的中兴”的有趣话题，对应清朝的“同治中兴”，美国也正处在民族国家长成的“进行时”之中，对应“中国秩序及其嬗变”，美国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拓展的“西进运动”，建立在文明差序逻辑之上，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西进”，也是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推动其扩张文明和制度模式到别的地方。

1873年美国画家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Crofutt)根据1872年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John Gast)所绘的油画《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而做的同名彩色石印版画

当美国与中国“相遇”，进而加入争夺利益的国际游戏，以多元的手法推行扩张政策，又携带者大英帝国的“商业、文明与基督教”三大武器，同时浸染着浓厚的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的色彩(详第二章)。第二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作为英、法、俄的合伙人，一直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实际上与这场战争的源起“有着比其他三国都更密切的关系”(详第九章)。

二则“照人又照己”。今人反思“冲击—回应”模式，多从“本土”、“内部”方向施力，而不太关照柯文(Paul A. Cohen)的另一提示：“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中译本，4页)。王元崇治史，颇能贯彻知己知彼之旨，不仅对“美国人在东亚”的大情小事如数家珍，对反向渗透、并且改造北美大陆的“中国元素”，也一一搜集、历历如绘。

如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在中西沟通上发挥过双向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欧洲所向披靡的“中国风”以其为始作俑者，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这股风很快刮到了北美，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18世纪中期的漆器流行，即够窥见中国风的影响力(详第三章)。

复如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中销毁的340箱总计92000磅茶叶中，多数为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从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甚而在殖民地居民宣传中，茶叶所蕴含的“东方专制主义”也威胁到“北美的独立灵魂”，这种恐慌经由猎巫运动(witch-hunt)做了社会心理上的铺垫，“倾茶”终于演变为“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对抗的手段” (详第四章)。

美国画家内森尼尔·卡瑞尔(Nathaniel Currier)发表于1846年的作品，题名“波士顿港口倾茶”(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描绘了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情景。

再如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淘金的几个美国家族，几乎都是在十三行商人巨头伍秉鉴扶持下起家，且毫无例外地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巨额烟土利润伴随这些家族流回国内，投入到慈善、教育、交通以及医疗等方面，包括美国东部一系列名校如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的基础建设。暴发户之一德拉诺(Delano)回国后，开办了包括煤矿等在内的很多实业项目，成为美国巨富，他的外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2年通过大选登上美国第32任总统宝座，这笔钱的源头正是当年德拉诺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详第六章)。

“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455页)本书论证“鸦片烟钱的洗白”与“近代美国的建设”、“一个伟大总统的诞生”之间的逻辑线索，令人印象深刻。而我尤感兴味者，还在于著者最终反求诸己，指出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均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457页)。对照中国烟鬼们在吞云吐雾之中，“抽出了十几个美国豪门，抽出了一个近代化的美国”的悖谬历史，可以反问的是：鸦片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被美国商业家族奉为“教父”的中国首富伍秉鉴，又在“投资并回馈自己的国家”上做了什么?

“面对面讲故事”的尝试

本书脱胎于王元崇在美国大学开设的“中美关系史”授课讲义，先期以“中美浮梦录”为题，连载于“澎湃”之上，究其定位，在“为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提供一些理解中美关系史的历史资料和角度”(前言，4页)，原不必以专门的学术标准求之。

不过，略如前述，书内包含的“个人研究心得”随处可见，最值得激赏一点，著者打开“美国故纸堆”，对若干关键性史料文本如1844年泰勒总统致道光皇帝信及复书(170—183页)、1868年中国钦差蒲安臣“勿扰她”(Let her alone)演讲词(237—245页)、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中国国情报告”(463—491页)所作的深度挖掘与解读，英文本与汉文原本或今译本一一对照，加上绵密、详确的按语，不仅帮助读者尽可能多地提取历史信息，而且也指示了“翻译的政治”、“层累而放大的”清代历史观等方法论问题。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答复美国总统泰勒的信，操作者是负责条约谈判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实际上是颁给美方的一份“诏书”。这份文档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我大概能想象在“中美关系史”的课堂上，王元崇以这些文本作为阅读材料，与年轻的美国学生逐字逐句研读的情形，也理解了书中各篇雏形初出于“面对面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前言，5页)。吾乡章实斋尝言“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文， 其变无穷”。史学以“叙事”为基，而历史学家却最不会(不屑?)“讲故事”。对此现状，王元崇亦有充分自觉，意识到“当代中国学界的专业历史学者在大众读本的写作方面，用力仍嫌不足，这导致了历史学家的很多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两个群体距离越拉越远”，而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做一些与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沟通的努力”(前言，5页)。

从效果来看，似乎相当不错。讲义文字清通流畅，对读者非常友好，难得的是，著者也很会讲故事，如叙述1821年广州“郭梁氏之死”(详第七章)、1924年密西西比州“林家女孩”诉讼案(详第十六章)，其意旨一则说明鸦片战争前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空位情形，一则揭示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赴美移民的真实境遇，故事本身也一波三折，足够精彩。

著者还从时下流行的文化史、艺术史研究中汲取灵感，触处设譬，生面别开，如歌剧《图兰朵》的中国公主设定与“欧洲中国风”的暗合(79页)、好莱坞电影《荒野猎人》真人原型前往印第安领地所寻求毛皮的主要市场即在遥远的中国(104页)、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创作的宣传油画《革命女儿》(Daughters of Revolution)中出现的青花瓷茶杯正说明了美国“旧对华贸易” (Old China Trade)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参与美国政治(128—130页)、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在1872年所绘油画《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为“昭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添砖加瓦，已成为描述美国“西进运动”的经典图像(55—56页)，都是现成的好例。

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1932年创作的油画《革命女儿》(Daughters of Revolution)，中间的女士手持青花瓷茶杯尤其明显，是美国“旧对华贸易”(Old China Trade)的一种历史记忆。

王国维《人间词话》，区别“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这也是今人著述的两种姿态。一般而言，学术作品当尽量避免主观，以“无我”为尚。本书行文中，“我”却经常主动出场，酌今准古的场合也不在少数。全书配图有相当部分是著者自己行走各国各地拍摄的照片，便提示了一种“在场”。他所生活的美国特拉华州是世界化工巨头杜邦总部所在地，杜邦家族创办温特瑟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收藏的大量中国瓷器和家具，展示出“美国上层家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风的喜好”、“杜邦本人对中国和整个东方文物的痴迷”(84—86页)，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是今日美国民众据以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而书中描述的很多中国农村场景“甚至是我小时候在山东半岛亲眼所见的社会生活”(98—99页)，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91岁高龄第一时间答复电子邮件，告以她的曾舅父对于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李恩富的赞美之词，从而印证“留美幼童们优秀的成绩，给美国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271—272页)，当年“石泉惨案”发生地的怀俄明州甜水县历史博物馆，函授老照片采用权，并热情回复当地华人移民后裔现状(345—346页)，这些生动的细节，在学术厚度之上，也为本书增加了感染力。

美国怀俄明州甜水县博物馆保存的清末华人农历新年游龙照片

著者终究是当代之人。书中用不小的篇幅来回顾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计划及其失败(详第十三章)，直以“千古壮举”和“百年遗恨”称之，难掩痛惜之情，他也坦承，这种执着“多少和笔者自身刻骨铭心的中美教育经历和现在中美教育交流中出现的一些波折有很大的关系”。由晚清而民国、而当下，他从“长远的中西合流”趋势，论证“中国海外留学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始终有一个“中心道理”——“中国对外交流之门应该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之中不可自拔，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更多有世界眼光的人才，中国不会在对外交流中丧失自我，只会变得更好”(287页)。此番由衷之言，出于当代留学生政策产物的著者之口，想必别具深心焉。

作者戴海斌，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1/3/7   发布时间：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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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冉  来源：澎湃新闻

《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原题为“解体”(unwinding)，这个概念也反复出现在正文中。如何去理解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句描述用在这里似乎格外契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乔治·帕克看来，美国人在六十年代之后经历的“解体”，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本理所当然的制度、道德与规则纷纷瓦解，安定的生活被飞速变革的社会经济撕成碎片，人们失去了对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的掌控。

这本书虽然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但帕克并没有野心将其写成《光荣与梦想》般的恢弘断代史。他的写作方式更多受到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伟大美国三部曲”的影响：将主要人物的人生依照时序打散，其中穿插精炼的名人小传，以及由新闻报道、广告、歌词和演讲等拼贴而成的时代记号。贯穿本书主线、获得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甚至是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一个烟草农民的后代，在保守的美国南方农村为他梦想中的绿色经济摸索出路;一个锈带工厂的黑人女工，为了自己和孩子的人生艰难度日，最终成长为一名社会活动领导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罗里达当地报纸记者，在房地产市场泡沫最严重的坦帕试图追查次贷危机的根源;一个因憧憬拜登而踏入政坛的华盛顿说客，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孤注一掷，得罪了整个华尔街之后解甲归田;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抗议者们，从兴奋展望社会运动的未来到最终一无所获地被纽约警方驱散。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人群往往被模糊为一个个典型的样本，而我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这些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帕克的笔下，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经济震荡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保持着坚韧的意志和行动力;但他们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对美国问题的症结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在相似的困境中走上了分叉的小径。

帕克尝试将庞杂的社会现实与时代变革映射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选择上。在全球化浪潮与资本主义巨头的无情碾压之下，曾经安定繁荣的工厂小镇一夜之间衰颓;当华尔街与华盛顿沆瀣一气，保障银行业健康运转的法案退出历史，美国无可避免地滑向金融危机的深渊。当小人物的故事穿插起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也作为时代的注脚出现：奥普拉·温弗瑞如何白手起家打造属于自己的娱乐帝国，萨姆·沃尔顿的沃尔玛如何摧毁了美国中小城镇的公共生活，纽特·金里奇如何在华盛顿塑造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新生态，科林·鲍威尔如何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个飞速掠过的名人身影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美国人的挣扎、失落与梦想，也看到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看似稳固繁荣的美国民主秩序，正如何一点一滴地分崩离析。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当时奥巴马总统刚开启第二个任期，虽然美国政治裂痕的加深已无法掩盖，但尚无人能预料到特朗普的崛起。2016年大选之后，特朗普的当选震惊了美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许多聚焦美国南方农村和锈带小镇的著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起了关注。这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乡下人的悲歌》，其作者万斯出身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地区贫穷白人家庭，后来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成为硅谷大亨彼得·蒂尔的合伙人，如今却被视为锈带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此外，许多更专业严谨的社会学者和媒体人也采纳了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视角，用同情的笔触描述底层白人的挣扎和失望，以此解释他们看似悖论的右转。例如，著名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出版了《故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痛》，通过采访路易斯安那的底层白人，试图理解他们为何对少数族裔、移民和精英左派满腔愤怒。另一位老牌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被抛下的人：美国农村的衰落与愤怒》，描述了农村居民在飞速变革的时代中如何感到自己被联邦政府遗忘、抛弃和牺牲。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学术新星凯瑟琳·克莱默(Kathy Cramer)的《憎恨的政治》，则进一步试图用城乡身份的二元对立来解释重要摇摆州威斯康星的政治极化。如果说美国农村与小镇曾经被主流舆论所漠视，那么近年来它们几乎从未逃出聚光灯的范围;许多读者甚至已经厌倦了“底层白人实在惨”的论调，因为它其实逃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和上层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闭着眼睛投票的现实。

本书虽然同样有很大篇幅描述北卡罗来纳烟草农场和俄亥俄州钢铁小镇的主人公，但其视角与这些作品是不同的。某种程度上，帕克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主角之一迪恩·普莱斯十分符合人们想象中特朗普支持者的模样——生活在南部乡村，教育水平不高，家族曾经营烟草农场，父亲是一名牧师;然而，曾是里根支持者的迪恩，却成长为一个醉心于替代能源、厌恶大型石油公司、投票给奥巴马的选民。另一位主角塔米·托马斯是杨斯敦钢铁厂失业潮的受害者，但她是一名底层黑人，得到左翼社会组织的帮助，自己也成长为一名社区领袖。面对底层，帕克在关注境遇与系统性失败的同时，也更关注笔下主人公的能动性。尽管整体基调是灰暗的，但每个主人公在自己故事的尾声似乎都看到了一线光明：迪恩在破产后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塔米在奥巴马连任后对社区运动产生了新的信心。

帕克选择的保守主义者面孔，则包括标榜自由意志主义的硅谷大亨、声称捍卫自由的中产阶级茶党活动家和出身富裕的右翼网站创始人。也许因为帕克当时尚不必面对“特朗普为何能上台”的困惑，无需寻求一个标新立异的答案，他的选择其实更符合主流共和党选民的图谱。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底层白人身上短暂移开，将会发现这些中上层右翼仍是特朗普当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彼得·蒂尔是整个硅谷最著名的特朗普盟友，茶党成员后来大部分成为热情的特朗普支持者，假新闻横飞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更直接为特朗普的当选助了一臂之力。

可以说，帕克是有预见性的。以一种悲观乃至迷惘的笔触，他一早指出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如何失效、经济体系如何加剧不平等、社会精英如何攫取资源和权力、公共生活如何极化失序。系统并不崩溃于某一特定时刻：加利福尼亚大幅降低并限制地产税的那一刻，杨斯敦的钢铁工厂关门大吉的那一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退出历史的那一刻，坦帕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终于破灭的那一刻……它们只是在这个庞然巨物上敲出一道道裂纹，直至大厦倾颓，蝼蚁无处可逃，而那早已僵死的巨兽仍然屹立在一地废墟之中。帕克特别批评了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步步退让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妥协：本应承担重大责任的银行家们全身而退，而身处中间与底层的普通民众承担了重大打击，许多人从此一蹶不振，也更因此心生怨恨。尽管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政府机构彻底丧失权威和公信力，但失败的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埋下。过去一年里，美国政府与社会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方式进一步与书中描述形成互文：无论政治立场，富人、名人和当权者总有办法第一时间获得测试，他们可以舒适地呆在家中，无需面对经济衰退与病毒肆虐带来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和底层民众却不得不面对必须出门上班的健康风险、高涨的失业率、昂贵的医疗系统以及总统本人散布的仇恨言论和虚假消息。事实上，在今年的《大西洋》专栏中，帕克已将美国称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

当然，这不是一本完美的作品。它提出了太多问题，却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注入了丰富的情感，因此似乎少了几分客观。对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的笔触偏向消极;对于美国社会运动与公共生活近年来的发展，它的语调也过于悲观。社区经济自给自足的内循环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替代能源是否真的能成为打击石油巨头的银色子弹?社区组织究竟能否促成自下而上的变革?本书并没有给出判断。尽管书中一些重要角色是少数族裔，但对于美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种族问题，本书的描写也较为浮光掠影。在杨斯敦，阶级身份是否超越了种族身份，形成了新的团结?我们不得而知。书中对于“解体”带来的困惑与惶恐，很大程度上仍是从白人中产阶级立场出发;毕竟，没有哪个少数族裔会怀念六十年代之前的美国。对于草根社会运动，帕克的视角似乎是同情和悲悯的，也难免带有一种(已经在尽量控制的)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审视。但事实上，华尔街并非占领运动的起始，也并非占领运动的终结;占领华尔街的影响并未终止于布隆伯格下令清场的那个夜晚，它的精神遗产仍在塑造着今时今日的美国社会运动。对于这些复杂的脉络，帕克也许是为了统一全书基调而主动做了减法，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令一部分读者产生不必要的幻灭感。

因此，这并不是一本旨在解答困惑的社会科学著作，而更像是一部白描画卷;作者在其中较为克制地埋下了他的观点，但读者自然可以有各自的解读。作为译者，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一瞥美国社会过去半个世纪的变迁，进而激发大家进一步阅读相关领域其他作品的兴趣;这也许能够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第一步。

而此时此刻，我更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当拜登在多年浮沉之后终于赢得总统大选，康诺顿心中是否还对他怀有期待?当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中大受打击，迪恩依靠校车和餐厅的生物柴油生意模式能否看到明天?特朗普在任期间与下台之后，塔米带领的社区运动能否带来她梦想中“真正的改变”?——而他们所有人，在疫情中是否平安?

来源时间：2021/3/6   发布时间：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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