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大伟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等的文章称，随着中国快速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政策挑战增加。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力，拜登政府应该加强与该地区的经济接触。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面临风险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亚洲国家正密切关注着美国能否稳定其民主制度，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参与全球舞台并保持竞争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通过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培育并维持地区安全秩序。

近4.2万家美国公司向东盟十国出口产品，这为美国提供了约6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美国在东盟的经济地位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随着中国更快地从疫情中复苏，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并推进其战略目标，美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一步增加。

2020年，东盟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达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涵盖了全球30%的人口，并加速了围绕中日两国的亚洲内部一体化。除此之外，更具雄心的《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已经囊括三个东盟成员国。目前亚洲已经有两项美国没有参与的大规模贸易协议。

相反，华盛顿一直在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且伤及美国的许多伙伴。关税的确减少了进口，但也因为招致他国报复而减少了美国的出口。过去四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已从每月500亿美元增加到了每月650亿美元。此外，所谓的“美国优先”努力，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应该采取新举措来改善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前景，并支持其中产阶级经济。

重新加入CPTPP

为了修正这一问题，美国显然应该远离受管理的贸易，重新加入CPTPP，并推动更多亚洲经济体加入该协议。CPTPP中的标准解决了美国对中国的许多贸易“担忧”，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参与也将为未来与北京谈判创造筹码。

尽管由于美国人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协议持怀疑态度，加入CPTPP在政治上会遭遇困难，但可以在确定能重新谈判的领域(包括劳工和环境问题)的同时，逐步探索该议题。华盛顿还可以推动志同道合的国家达成开放数据协议，刺激参与者之间的创新。创新对维持美国的高生产率、高薪资工作仍然至关重要。

支持印太地区的基建努力

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下，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基建努力。它与日本、澳大利亚一道，建立了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以促进基于高治理标准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它还与日本一同发起了“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UMMP)，美国初步承诺投入2950万美元。然而，这些倡议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具体项目。拜登政府应该切实利用这些平台，加速投资和贷款，特别是在湄公河地区。

美国不应错过这个与中国竞争、为美国投资者创造利益，并在与地区伙伴的合作中展示高标准的机会。例如，华盛顿可以任命一名基础设施特使，来领导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设立的新区域中心，重点关注战略经济接触和改善美国的开发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等事宜。

虽然，安全问题对亚洲国家来说仍然很重要，但许多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因为当下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个痛点。通过进一步帮助东盟满足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美国也可以在国内受益。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可以与加强新能源研发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绿色议程联系起来，既造福该地区，又为美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本文编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文章The US Must Urgently Rethink Its Economic Policies in Asia。

来源时间：2021/2/27   发布时间：2021/2/25

旧文章ID：24367

作者：王浩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4期

2021年1月20日，在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当天，科特·坎贝尔被提名为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将具体负责美对印太地区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不少美国媒体给坎贝尔起了“亚洲沙皇”的外号，这一新设岗位则被视为拜登政府在战略上进一步提升亚洲乃至整个印太地区重要性的信号。

官学一体的资深亚太事务专家

坎贝尔现年63岁，是美国外交领域的资深精英。他早年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后，在政、商、学界都取得令人艳羡的成就：他曾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在美国国防部负责对中国和朝鲜政策的相关事宜，后创办咨询公司“亚洲集团”(StartAsia)，并且成为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共同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他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围绕美国外交及美亚太政策等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真正让坎贝尔走进大众视野的，是他于2009年起出任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成为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幕后设计者和主要推手之一。特朗普执政时期，坎贝尔重返智库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先后在《外交事务》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关于美对华及对印太政策的文章，如《思虑中国》《没有灾难的竞争》等，产生较大学术和政策影响。

不难发现，坎贝尔的职业生涯——无论是作为外交官、企业家还是学者——都与亚太事务紧密相关，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研究功底。也正是由于长期关注和参与亚太事务，对亚太问题研究与实践游刃有余，坎贝尔得以在民主党重新执政后更进一步，成为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

坎贝尔的亚太秩序观

在外交政策理念上，坎贝尔除重视规则和价值观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外，还十分强调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点颇具现实主义色彩，与大多数传统民主党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坎贝尔对基辛格在冷战期间运用均势理念重构亚太地区秩序的作法倍加推崇，认为均势是地区秩序合理构建、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坎贝尔提出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均势面临的“最大挑战”，进而为美推出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逻辑基础。

在后来的实践中，美国开始在加大自身资源投入的同时充分运用多边主义、盟友体系和国际规则的力量，重点从安全、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衡。比如在安全方面，美国一方面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尤其是海上力量的投放，另一方面不断巩固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区盟友的合作，并着力拉拢越南发挥伙伴作用。经济上，美国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构想，在奥巴马执政末期发展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构建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地区合作新框架。外交上，美国开始广泛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并致力于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使之成为制约和打压中国的工具。在此过程中，美方通过挑动、炒作南海问题，给中国和部分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制造裂隙。

在坎贝尔的亚太秩序观中，制衡中国崛起是出于维护美国意中的地区均势之需要，中美合作则是地区稳定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坎贝尔看来，尽管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的空间也变得更为广阔，比如在朝核和防扩散等问题上，需要双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和互动。在奥巴马时期举行的多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坎贝尔不仅发挥了推动作用，而且对这一机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的有效运转对推动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总的来看，坎贝尔在中美关系及其对亚太地区秩序影响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是多维度和较为理性的。

谋求重建印太地区“均势”

特朗普执政以后，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亚太”概念被范围更广的“印太”概念取代。实际上，“印太”并非一个新出现的概念，它最早由德国人叫起来。2012年，坎贝尔在助卿任上曾谈到，如何在实践中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结起来，将是美国战略思维面临的新挑战。2021年初，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美国如何稳固亚洲秩序》一文，明确将印度视为“维护印太地区均势”的主要力量之一。坎贝尔从印太均势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应如何进行应对这两方面出发，阐述了印太政策新构想，其核心就是“重建平衡”，也即回到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路径和取向上去，努力在印太地区恢复对美最为有利的均势格局。

在坎贝尔看来，印太地区均势在特朗普执政四年间被显著破坏，其核心原因(也是拜登执政后美印太政策面临的挑战)在于新老两个问题。就老问题而言，主要是中国的持续崛起对印太均势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一点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坎贝尔声称，中国正在进一步寻求重塑地区秩序，在南海、东海、中印关系以及台湾、经贸等问题上变得“更加强势和进取”，使得这一地区的原有秩序和规则“面临风险”。就新问题而言，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对美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多边机制都造成明显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印太地区均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倾斜的态势，增加了恢复平衡的难度。

坎贝尔提出，美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以重建印太均势。他列举了四方面的政策主张。第一，美应在军事上对中国形成更有力的威慑。为此，应改变过去成本高昂的“优势主导战略”，转而考虑更具针对性的低成本、非对称战略，包括部署传统巡航及弹道导弹、无人舰载攻击机和高速打击武器等。第二，美应恢复和加强与盟友伙伴的协调，帮助它们发展能有效威慑中国的非对称军事能力，同美国联手形成更有效的“轴辐”式同盟体系。第三，美应努力恢复印太地区原有的游戏规则，这就意味着华盛顿需要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倾向，“重新接触”印太地区多边机制，尤其要在产业链和贸易规则方面掌握主动。第四，美应打造更广泛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国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转就十分重要，印度也应在地区均势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坎贝尔印太政策构想的核心在于追求重建在他看来走向失衡的印太地区均势，在安全、经济、外交层面回归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借助盟友、伙伴和机制、规则的力量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防止中国对印太地区经济、安全秩序构成“威胁”。可以说，坎贝尔的印太政策构想是加强版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较十年前更为明确，对美重建地区均势紧迫性的强调也更为突出。当然，也会部分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成果，特别是在离岸制衡军事部署和美日印澳四角协作方面。这些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可以为我们判断拜登政府印太政策走向提供一些线索。对坎贝尔来说，无论他的重建印太平衡构想多么专业、系统，都改变不了中国崛起已不可遏制的事实，如若走上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极端，终将成为失败的战略设计。

来源时间：2021/2/27   发布时间：2021/2/27

旧文章ID：24364

作者：王文 张梦晨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2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办的“重塑中美人文交流”研讨会成功举行，并发布研究报告《半脱钩，半紧钩：中美人文交流受阻的利弊评估与重塑之道》。此报告是由《前线》杂志2021年第2期刊发的人大重阳两位学者王文、张梦晨的论文《理性看待中美人文交流受阻》整编而成。以下为报告完整版：

要点摘要

● 特朗普执政四年，对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破坏极大，也扭转了中国人对美国固有的正面认识。随着拜登执政，中美人文交流将有望得到部分恢复。

● 中美人文交流已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中美人文交流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夹杂消极影响，国内大学高尖端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需要更精准地防范。中美人文交流“半脱钩”可能带来新红利。

● 未来中国应借特朗普“破坏”之力转化为“重塑”之力，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在有害于国家利益的领域“半脱钩”、在有利于民族发展的领域“半紧钩”的局面，助力新时代中美关系大局的重塑。

● 建议借势壮大中国社科领域的自主性，强化对美国人文社科的“两面性”剖析与传播，真正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 建议重新划分中外学科优弱，提供留学学科指导目录，尽可能地在中国优势学科中留住优秀的年轻人才，在本土攻读更高学位，实现中国“教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建议进一步下放外事审批权，简化对外交流的流程、审查，鼓励各个高校、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方式加大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人文交流。

● 建议以包容之态鼓励学者加大对外交流，对在海外发表重大影响力文章、参加重大海外论坛的学者应适当给予重大激励。

研究报告及论文截图

特朗普执政四年，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在贸易、科技、香港、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打压中国，极大了破坏了中美关系，也扭转了中国人对美国固有的正面认识。随着拜登执政，中美人文交流将有望得到部分恢复。笔者认为，中美人文交流已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未来中国应借特朗普“破坏”之力转化为“重塑”之力，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在有害于国家利益的领域“半锐钩”、在有利于民族发展的领域“半紧钩”，最终重塑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大局，推动民族复兴大业。

中美人文交流遭破坏，有弊有利

一、特朗普政府收紧签证政策，导致中国留美学生骤减，但也反向重塑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的观念，再造了中国青年的信心。

中国已连续十余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生源国，赴美留学生人数约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形成约150亿美元规模的留美教育产业。赴美留学生的减少，首先造成冲击的美国教育收入，也有损美国所谓开放、多元的教育和科研环境，对中国而言，则势必会形成人才回流潮。

根据《启德教育2020年新常态下的留学现状报告》数据自行绘制

根据《启德教育2020年新常态下的留学现状报告》数据，在“选择院校时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内知名度”与“毕业生就业率”分居第4、5位。留学意向国英国已连续两年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意向国。

数据显示，受疫情与经济影响，当前美国高校普遍财务紧张，不得不持续降标准录取，多数美国大学的留学生在中国国内的就业竞争力弱于985和211高校。这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宁愿选择残酷的高考、考研留在国内继续深造，这势必会提高了国内大学的生源质量，带动了国内大学学科建设，增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自信。

二、特朗普政府签证政策限制中国学者入境，造成中美学术交流受阻，但同时也重创了“崇美”“媚美”的国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2019年以来，大量学者赴美的十年签证被取消，不少中国媒体被贴上了“外交使团”标签，这势必造成一段时间内的两国人文领域交流的阻碍。但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媒体间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受到重创。许多过去经常发表“崇美”“媚美”言论的学者、媒体人明显沉默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舆论市场变得势微。

三、美国打压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折射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力的下降，也促使科技人员回流并增强中国的科技自主。

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显示，美国之所以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虽近60%的研究者在美国工作，但中国的大学为这些美国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研究人员群体。美国打压科技人员，势必会促使人才回流中国。

根据《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The Global AI TalentT racker)报告绘制而成

四、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规定，将大大缩减旅美人数，也将提升中国国内的爱国热潮。

中国共有9000多万名党员，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49.6%，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限制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旅美，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势必造成不利影响，却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才内循环”。

五、华为等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剥夺相关企业和机构在美商业交易机会，移民美国人数下滑惨烈。

在考虑到了2020年特朗普开始执行的各类更极端的限制移民手段后，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预测，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合法移民的数量将从2016财年的118万人下降到2021财年的60万人。从具体国家来看，中国、菲律宾、墨西哥、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来自中国的美国公民直系亲属减少了24.1%，来自韩国、菲律宾、印度、墨西哥的分别减少了17.3%、24.1%、14.8%和11.7%。美国移民的大幅减少对美国的科技、经济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人文交流的确受阻，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另一方面，类似所谓“半脱钩”状态也未必对中国不利。

第一，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在美国科学、技术、工程、教学(STEM)领域的贡献将大大减少，而中国则欢迎并鼓励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回国;

第二，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强我弱，中美人文交流的“半脱钩”将有利于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教育思想与意识形态安全与自主性;

第三，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新分工与产业链调整中，中美人文交流的“半脱钩”可能会有助于中国人才与教育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

重新认识“中美人文交流”

长期以来，通过中美人文交流，大量年轻高智力人才流往美国，美国能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得中国年轻智力资源，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当前，中国在美留学生超过40万人，且连续多年保持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地位，中美教育合作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规模，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符合双方共同需求，符合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

然而，近年来，美方口头上承诺“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却不断为中美教育交流制造障碍。对于我们要重新认识中美人文交流对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意义与作用。

一、中美人文交流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美国也有重大帮助。

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开展，源于双方均能在其中获得收益。美国不断改变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不是在做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而是隐藏着巨大的收益。

其一，美国可直接获取巨额的留学受益。2019年,美国外国留学生人数达约110万人,年均学费、生活费及相关开销上的费用近410亿美元,约占美国年均GDP增量的10%，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

其二，美国可获取留美学生的创业红利。许多留美学子留在美国创业,成为美国新兴产业的创始人，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里当然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一代的优秀代表;

其三，中美教育交流也促进科技发展。许多中国留美人士攻克重大科技项目、开公司转化科技成果、推进决策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中美的经济效益。

二、中美人文交流也夹杂消极影响，需要更精准地防范。

40年来中美教育交流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应被否认。首先是国内大学高尖端人才流失严重。据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报告称，中国有大量高学历人才留美，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人才库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最强大脑”们。在中国读本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目前仅有34%的人在中国，而接近56%的人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五年以上。全球人才流动格局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国“聚才”的变化，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显现，海外高端人才回国意愿强烈。

此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海外人才“回流”机遇，提高中国向心力、吸引力，促进海外人才“回流”，妥善安排好“回流”人才群体，鼎力扶持其发挥专业才能，为我国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根据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一项研究绘制而成

三、中美人文交流“半脱钩”可能带来新红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外回国求职人数激增。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活跃求职的归国海外留学生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58.19%。从中国走向海外的高端人才中近七成(69.6%)未来优先考虑回国就业。其中，居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高端人才回国意愿分别达67%、72%、69%和73%。

海外人才“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变化。西方高等教育产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巨大冲击，生源和捐赠大量减少，财务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采取冻结招聘、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式自救。即使如此，截至2020年7月，美国仍有33所大学迫于经济压力宣布永久关闭，而且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国际学术职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萎缩促使大量海外人才考虑归国就业。

此外，一些限制性因素影响了华裔科研人才，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华裔顶尖人才的就业选择。由于中国的创新活力，海外人才“回流”后将获得高水平的发展平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认为，世界创新核心区域正在东移，中国是过去几年中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进步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还拥有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

建立中美人文交流“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疫情重塑全球经济，同样也重塑中美人文交流格局。本课题组认为，应该借力打力，顺着特朗普对华打压之势，重新梳理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优缺短长，以中国为本位，真正将中美人文交流转化为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外部积极力量。

第一，建议借势壮大中国社科领域的自主性，强化对美国人文社科的“两面性”剖析与传播，真正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体系(特别是欧美体系)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来自西方，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来自西方，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缺乏足够的源于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化”进程应渐趋终止。这需要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工具化，变成认识新时代中国的利器，对一些学科进行重构或重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严重困境如凤凰涅槃一般转变为重大机遇。

第二，建议重新划分中外学科优弱，提供留学学科指导目录，尽可能地在中国优势学科中留住优秀的年轻人才，在本土攻读更高学位，实现中国“教育双循环”。

对一些受“西方化”最深刻、最彻底的学科，通过媒体评论、评估体系、增减学科等方式，引导优秀年轻毕业生的留学选择。对一些高精尖的学科，通过加大人才引进的方式，为减少“卡脖子”的困境提供人才吸引支撑。对于一些中国顶尖高校，应该通过政策指引、校内引导、基金配套等方式，遏制住顶尖人才外流的趋势。

第三，建议进一步下放外事审批权，简化对外交流的流程、审查，鼓励各个高校、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方式加大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交流。

疫情期，各个高校、智库通过在线方式踊跃地进行中外对话，值得鼓励。取消在线交流会议的外事审批权，相信学者与相关研究人员的对外表达，是解决新时代中国“挨骂”问题的重要路径。

第四、以包容之态鼓励学者加大对外交流，对在海外发表重大影响力文章、参加重大海外论坛的学者应适当给予重大激励。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约100万“大军”，但基本上都不热衷于对外发表文章。从制度评价上看，在《纽约时报》发表10篇讲述中国故事的文章，不如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建议从职称评定、工分计算甚至重大荣誉的评定上，都应该给予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学者更多的倾向，以更好地通过制度杠杆，提升中国对外话语权。

综上所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疫情影响下的中美脱钩趋势，无论是在科技人才方面还是留学生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压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甚至关闭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富布莱特官方交流项目，这在美苏冷战时都是未出现过的场景。美国一直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媒介优势，通过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等手段，加强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全球文化霸权。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文化霸权的影响。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对于推进其获得全球霸权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相对稳定，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加深，但由于中美双方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诉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文化斗争在两国关系发展中长期存在。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美国实施文化霸权的重要目标。中国过去比较落后，在科学技术方面无法与美国相比，很多科研人员为了更好的发展去了美国，国内顶尖学府的学生都留在美国工作，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这次美国的盘查使很多科研人员回国，大学生重新考虑是否去美国留学，这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得很好，肯定可以留住更多人才。借此之机，应抓住人才回流的机遇，重塑中美人文交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略)

来源时间：2021/2/27   发布时间：2021/2/27

旧文章ID：24363

作者：后沙  来源：后沙

拜登就职已有一个多月时间，新官上任三把火，规划防控疫情、重返国际组织、重开美国边境、缓和盟友关系……似乎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美国回来了！

不过，再天真的人也不要以为美国改邪归正，立地成佛了，拜登只是结束了特朗普的“王八拳”打法，让美国的动作更有章法而已。

美国本质并不会有任何改变，民主党政府对战争的渴望，对杀戮的欲望更加强烈，不过，也更加虚伪。

2月25日，美联社报道，拜登总统下达任内首道军事命令，下令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发动突袭。

两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军于25日夜晚向叙利亚东部几处建筑和移动目标发动空袭。

袭击发生在代尔祖尔省的Al-Bukamal镇，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拉赫曼说：“袭击摧毁了三辆装载军火的卡车……多人伤亡。初步迹象显示至少17名战士丧生，都是人民动员军成员。”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解释了原因：对亲伊朗民兵之实施打击，是为了回应他们前不久对驻伊拉克美军的攻击，并相信这将促进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整体局势降温。

科比还表示：突袭摧毁了卡塔布真主党和赛义德烈士营位于边境检查站的一些建筑和设施，这一行动发出了明确信号：拜登总统将保护美军和盟军。

美国的理由听起来非常矛盾，美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点燃战火，打死十几人，居然是为了“促进局势降温”?

CNN、BBC现在都不提人权和主权了，对于它们来说，美军杀人就像老虎吃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大声欢呼算是克制了。

美国网友则挖出了拜登去年1月、2月的推文，说的都是反对随意发动战争，提醒特朗普军事行动只能作为最后手段。

而拜登自己上来还没到两个月就下令突袭，难道外交手段已经用尽了?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抱怨自己对突袭行动竟然并不知情，遭到特朗普儿子的嘲笑。换句话说，美国突袭叙利亚，是一次既隐密又仓促的决定。

美国动武逻辑也颇为牵强，美国驻伊拉克军队和大使馆(绿区)遭到袭击是在2月22日，反美武装共发射了三枚火箭弹，几乎没有造成伤亡。

如果美国要报复，那地点应当选择在伊拉克。或者，如果美国认为是伊朗在策划袭击，那为什么不敢直接空袭伊朗目标?拿叙利亚出什么气?

拜登同意将叙利亚境内建筑作为轰炸目标，主要原因是：

一、叙利亚毫无还手能力，美国根本不必担心遭到报复，这是风险最小的军事行动；

二、被轰炸的武装人员是活跃在叙伊边境的亲伊朗武装组织，这既能对伊朗施压，又能避免伊朗直接卷入冲突；

三、2月17日，拜登首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需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美国“支持以色列，压制伊朗（什叶派阵线）”的总路线没有变化。

实际上从2019年到2020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发动了无数次空袭，包括无人机轰炸，单单在2020年9月，就进行了7次空袭，在代尔祖尔省、霍尔姆斯省、阿勒颇郊外总共炸死了70多人，包括武装人员和平民。

国际舆论一般对以色列对叙利亚发起的袭击保持低调，但对美国行动格外注意，因为，这将意味着大国可能在中东发生新的碰撞。

俄罗斯外交部昨天谴责了美国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夜间偷袭叙利亚领土，是不可接受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更令俄罗斯愤怒的是，据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在发动袭击前的几分钟向俄罗斯发出了警告。

莫斯科能说美国没有遵照协议通知俄方吗?通知了啊，但那时已经是空袭倒计时了，俄罗斯还有什么时间进行反应?拜登政府的恶心就在于此。

2月17日，拜登与内塔尼亚胡谈了什么?外界并不知情，但欧媒认为重点之一就是如何对付伊朗支持的中东什叶派武装。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保持对伊朗紧张关系，它才有可能与阿拉伯国家缓和关系，形成彻底孤立伊朗的局面。

拜登已经发出信号想要重返《伊朗核协议》，但这与以色列的孤立伊朗目标产生了矛盾。

22日美国在伊拉克的“绿区”遭到袭击，给了拜登一个不错的借口，25日美国就决定发动军事报复行动，三天时间的确有些仓促，也难怪哈里斯不知情。

拜登这样既给了犹太人一个交待，又能为《伊朗核协议》重新谈判之前夕向伊朗施压。

但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一个，那就是ISIS残余势力，因为反恐行动需要各国相互配合，一旦大国在中东重新出现代理人冲突时，反恐的重要性将被列在了最后一位，这给了ISIS翻身的机会。它们又可以重新恢复横向联系，并得到武器输送的通道，以及建立宣传工具和平台。

如果ISIS复活，叙利亚和伊拉克又将陷入新的灾难，回想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ISIS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像黑云一样笼罩在叙伊两国人民头上，到处生灵涂炭，2016年之后，ISIS才被击溃。

ISIS的兴衰，很古怪地与民主党在美国起落时间契合，现在“美国回来了”，是否意味ISIS的“奶妈”回来了?

目前ISIS已渗透到阿富汗北部地区，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表示愿意联手打击ISIS，但这两股力量能不能先互相停火却还是个问题，而这又离不开驻阿富汗美军的态度，美军不走，阿富汗内战就不会停止，否则，美军以什么理由呆在阿富汗?ISIS在阿富汗生存下来，一有机会就重回中东。

2月13日俄方透露，美国、英国等情报机构官员在叙利亚阿坦夫地区(由美国支持的武装力量控制)举行会晤，会场上居然出现了ISIS的头目。

那些被关押在库尔德人地区的ISIS囚犯，也可能在美国压力下被释放，由美国教官重新培训，然后唤醒叙利亚南部、西南部、伊拉克的“沉睡者”。

因此，美国民主党的计划要远比特朗普的“王八拳”有板有眼，通过这次空袭可以隐约看到美国正试图重新拿起一把利刃杀回中东，叙利亚重建计划将不得不陷入停滞。这里的小孩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水果吃，但这对美国来说重要吗?

叙利亚战争根源是什么?一个超级大国要垄断全球资源，叙利亚是计划的一环，它必须接受超级大国设立的秩序，只有顺从才能有“和平”，否则，只有战争。

如果以推翻阿萨德统治为借口的战争，是因为他不“民主”而引起，那么如何解释沙特能够独善其身?“民主”是看人下菜的?

拜登和他的西方盟友们一边慷慨陈词，大讲“捍卫人权”;一边制造随意杀戮、残害生命。何等无耻?

美国在2018年派到叙利亚难民营的圣母，曾说过：拜托全球民众多多捐款帮助叙利亚难民。呼吁各国领导人协商中止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不要再牺牲尊严和人权。

战争是美国挑起的，灾难是美国制造的，但扮演圣母白莲花的又是美国人。

她演讲稿谁写的?我们不知道，但散发出来伪善和恶心味道，显然是来自民主党文宣创作班子。

现在看，美国真的回来了，至少在中东地区回来了，一手屠刀，一手鲜花。

特朗普曾将美国的全球战线拉得很长，副作用之一，就是盟友被疏远;拜登则会将力量集于一点，“领导”盟友配合美国。

中国、欧洲在中东问题的态度较为微妙，都是主张对话解决，而俄罗斯是跟美国硬顶。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避免给叙利亚局势增加新的复杂因素。

中东是一块很大很大的蛋糕，蛋糕谁多谁少?可以商量，但美国要是害得大家做不成大蛋糕，那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政府都不会有好日子，这不是美国重回《伊朗核协议》就可以解决的。

叙利亚变得豺狼遍地，四分五裂，证明有的国家的邪恶，并不是常人所有想像的。

世界显然需要一支新的力量，来建立新的平衡，而不能再任凭美国弱肉强食。

来源时间：2021/2/27   发布时间：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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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至敏 王建伟  来源：澎湃新闻

2月的最后三天，美国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将聚集佛州奥兰多，召开年度保守派行动大会。特朗普已表示他会参加并发表演讲。不出意外，这将是特朗普卸任后，尤其是2月6日第二次弹劾案落下帷幕后，首次高调亮相。

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打算重出江湖，甚至在2024年卷土重来，再次挑战总统宝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共和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

共和党的分化

应该说1月6日国会山暴乱后，共和党内外以对特朗普的态度为主轴，已大致分裂成四派势力：一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尽管特朗普“创纪录”地在任内两次被弹劾，而且多数民众认为他对国会山暴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在共和党内的人气依然居高不下。

甚至在国会山暴乱平定后，仍有139名共和党众议员和8名参议员拒绝确认几个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人投票结果，他们分别占共和党众议员人数的67%和参议员的16%。

不仅如此，在第二次弹劾案审理过程中 “反水”的共和党议员(10名众议员和7名参议员)，大多随即受到其所在州共和党组织的正式投票谴责。最近几次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发挥突出作用。

可以说，在特朗普四年多的经营后，共和党从主体来说已成为货真价实的“特朗普党”。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遭弹劾不到一个月后就有东山再起的底气。

对于特朗普，共和党基层的“粉丝”报以近乎盲目的个人崇拜，但党内一些高层抱住这个“神主牌”则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算计，他们断定共和党要想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少不了要特朗普来收拾人心。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国会山暴乱当日曾与特朗普发生争执，但弹劾案刚过，他就专程跑到佛州海湖庄园向特朗普输诚，希望他能够帮助共和党筹措竞选资金。同样地，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国会山暴乱当日信誓旦旦说与特朗普情分已尽，为此还曾在机场遭到“特粉”的攻击，然而，不过几天，他的口风就变了，宣称特朗普开始的“美国优先”的革命运动不仅活力依旧，而且在特朗普领导下，还会继续壮大，即所谓“特朗普+”(Trump plus)。

总之，共和党内从基层到关键国会议员支持特朗普的稳定多数目前还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

共和党内的反对特朗普的势力，从2015年他宣布竞选总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他们主要由共和党精英层的建制派组成，包括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党务竞选官员，以及智库专家等。“反特派”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由于地位显赫，影响力不容小觑。

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背离共和党内政外交传统、不按常理出牌的异类“商人-政客”，“反特派”感到愤懑和不屑。在2016年及2020年大选中，他们建立了各种政治组合，通过公开信、刊登电视广告等形式反对特朗普当选和阻止他连任，为此甚至不惜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此番共和党败选，“反特派”更是要彻底清算“特朗普主义”，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共和党别无前途。

共和党内的这种情绪在去年大选后也开始向基层蔓延，尤其是国会山暴乱后，退党人数大幅增加 。例如在科罗拉多州，仅暴乱后一周，就有4600名共和党党员选择改变党派属性，这个数字虽然不到该州共和党登记人数的1%，但其宣示意义却不可低估。

日前，120多名前共和党官员召开网络会议，讨论成立第三党的可行性。40%的与会者主张立即建立新党以反对特朗普，43%则主张留在共和党内成为反对特朗普的一个派系。更有甚者，如伊利诺斯州议员凯辛格，已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资金挑战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虽然一般认为，在美国的单一选区制度下(即必须在每个选区赢得绝对多数方能当选该选区议员)，第三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共和党一旦分裂，即便分出去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它想要在一些关键摇摆选区取胜也会难上加难。 至于共和党内“反特派”的潜在作用，比如是否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时和民主党候选人形成事实上的选举同盟，目前尚难预测。

第三势力

国会山暴乱后，共和党内政治版图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出现了一股既要摒弃特朗普又想守住共和党基本盘的势力。日前《华尔街日报》一篇社论大概道出了他们的想法： 特朗普只是未被定罪，而非裁定无罪，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共和党只会在自欺欺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反对弹劾一个已经下台的总统，但在弹劾投票后的发言中却严厉指责特朗普在道义上和事实上煽动了1月6日国会山暴乱。此番讲话清楚地与特朗普划清了界限，因而也有人将此比作 “麦康纳尔计划”的第一炮——2020年大选时，共和党内的“反特派”曾发起“林肯计划”，通过筹集资金、发放广告的做法，分化对特朗普的支持。

这派势力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曾被特朗普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的黑莉。黑莉多次表示特朗普虽有错，但错不至罪;但弹劾案结束后，她画风一变，转而批评特朗普误导支持者，认为共和党不应该继续惟特朗普马首是瞻。

总的说来，第三势力从传统的党派立场出发，认为共和党的出路在于走出特朗普个人政治的怪圈，但不应抛弃特朗普的基层支持者，应该通过攻击民主党拜登政府的政策来增强党内凝聚力，尽快步入后特朗普时代。分析认为，持这种立场的共和党高层不在少数， 只是目前多数还不愿意公开与特朗普决裂;如果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可能会有多达17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反水”，足以给特朗普定罪。

对第三势力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缺乏一位既能扳倒特朗普又不折损党派基本盘的领军人物。目前，不少人寄望于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伊丽莎白·切尼。切尼在众议院讨论特朗普弹劾案时，曾激烈抨击特朗普，为此她遭到所属的俄明州共和党组织的谴责，更有一些共和党议员试图剥夺她众议院党团领袖的位子。不过，在就罢免一事进行的秘密投票中，多达72%的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持切尼继续担任众议院党团会议主席，可见党内反特朗普的暗潮汹涌。切尼本人事后表示对公开反对特朗普的言行不后悔，也不改变立场。

目前尚难判断第三势力会如何发展，甚至是否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但它的出现是一个风向标，不可忽视。这从特朗普的反应中即可窥见一斑。

针对麦康奈尔的“去特朗普”路线，特朗普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除了羞辱麦氏本人并列举其“罪状”外，他还扬言要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支持挑战麦康奈尔的共和党人，以便找到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新领导人。

特朗普放言，他不会和主张“去特朗普化”的第三势力打交道。黑莉曾表示想与特朗普见面并解释之前所做的一些表态，但遭到断然拒绝。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一面批评老朋友麦康奈尔公开批评特朗普不当，一面计划和特朗普见面试图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但无论特朗普还是麦康奈尔对此都兴趣不大。

毫无疑问，第三势力已经受到美国政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不能肯定的只是，这一势力的崛起究竟是会导致共和党的分裂还是重新整合。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要坐稳共和党“教父”的位子，只怕也不容易。

彭斯怎么想？

除了以上三大派系外，还有一些共和党重量级人士的动向也颇为令人玩味。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前副总统彭斯了。

作为特朗普的搭档，彭斯可谓忠心耿耿，不过由于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指示”在1月6日的国会认证中“不认”各州选举结果，遭到后者的多次抨击。在当天的国会山暴乱中，不少支持特朗普的暴徒高呼“吊死彭斯”，一度威胁到彭斯的人身安全。国会山事件后，特朗普夫妇拒绝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而彭斯夫妇则留了下来，与新政府礼貌互动。

目前，彭斯已拒绝年度保守派大会的发言邀请，似乎有意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必须看到目前在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中，彭斯的支持率只排在特朗普之后，他的未来政治作用不可低估。与彭斯类似的，在共和党高层还有不少人，他们大多对党内的分化保持缄默，即使是对已经公开化的“特朗普vs麦康奈尔”之争也三缄其口。对于他们而言，如何赢得选举始终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上述共和党内几种势力的互动消长，势必会影响明年中期选举乃至2024年总统选举，进而作用于特朗普的政治前途。目前，共和党领导层在如何对待特朗普的问题上面临两难：一方面，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从长远看，如果放任共和党“特朗普化”，那么传统意义上那个共和党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为短期的政治利益考虑，他们又不愿意与特朗普公开决裂，以免失去草根“特粉”的选票。

当然，共和党能否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翻盘，夺回国会控制权，特朗普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拜登政府的施政表现。从历史规律来看，执政党一般都会在中期选举中丢失国会议席，拜登恐怕也难以摆脱这一魔咒。

届时，如果拜登推行“新政”失败，引起民怨，那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滑铁卢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很可能会充当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的“超级助选员”，再次成为共和党的“救世主”，从而为其2024年重返白宫铺平道路。

而如果拜登表现良好，在年底前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正常运作，同时通过高强度刺激措施让经济复苏，并尽可能争取两党合作，在一些共同点较多的领域，如基建投资方面，得到共和党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民主党的内斗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那么民主党仍然有在中期选举中平盘的机会。如是，特朗普想要东山再起的如意算盘就会大打折扣，加之接连不断的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困扰，这位另类的前总统在共和党内被边缘化，乃至逐渐淡出政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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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至敏，系美国瓦尔波莱索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建伟，系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1/2/26   发布时间：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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